德國變天！民眾期望改變　社民黨險勝梅克爾領導的政黨　聖誕節前組建新聯盟政府(ZT)
德國周日大選開票結果顯示，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社民黨）以小幅優勢擊敗梅克爾的基民聯盟，社民黨黨魁63歲的蕭茲（Olaf Scholz）可能擊敗梅克爾接班人60歲的拉謝特（Armin Laschet)。

根據《美聯社》報導，德國選舉委員會27日宣布，在299個選區當中，社會民主黨得票率，比基民聯盟的24.1％高出1.6個百分點。

社民黨黨魁蕭茲可能出任下任總理

此前，德國國會大選中獲勝的政黨都沒有得到超過31％的選票。社民黨自2005年以來未曾執政，該黨秘書長克林拜耳（Lars Klingbeil）已表示，該黨「顯然有權掌政」。

綠黨得票率為14.8％排名第3，自由民主黨（FDP）占11.5％。綠黨與自由民主黨均表態，願與社民黨或基民黨合組聯合政府，等到達成協議後，梅克爾的接班人將正式出爐。

在稅收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德國的主要政黨存在重大分歧。推動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兩個政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很可能成為下一屆聯盟政府的王者。

在競選期間，德國國內問題為首要議題，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退到次要位置，但梅克爾即將退休，被認為是北京焦慮的一個原因。

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在梅克爾任職期間，德國與中國的貿易蓬勃發展，即使她即將下台，仍繼續倡導中德合作和密切的商業關係。

近年來，她頂住黨內壓力，沒有制裁在人權、補貼國企和經濟威脅等問題上劣跡斑斑的北京，儘管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區認為她的做法已經過時，但蕭茲和拉謝特都倡導對中國外交政策維持現狀，不會出現大幅改變。

然而，他們很難維持現狀，因為社民黨和基民聯盟都需要小黨的支持，才能組成聯合政府，這意味着左翼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很可能在下一屆政府中發揮關鍵作用。

在所有主要政黨中，這兩個小黨都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他們都希望看到德國政策從純粹經濟考量轉向更加以人權為主導的方法。他們主張對侵犯新疆侵犯人權和鎮壓香港民主人士的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德國民間、工商業反中情緒高漲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議會、工業界、公職人員、各部會和情報界譴責中國霸道的聲浪席捲而來，下一任總理可能難以抗拒。例如，強大的遊說團體德國工業聯合會已經站出來，要求對中國特定官員進行制裁，這種立場在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儘管綠黨傾向於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但外交政策在競選中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無論哪個政黨組成下一屆德國政府，自由民主黨的黨魁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都表示，中間派政黨將占多數是「好消息」。「歐洲及其他地區民眾原本擔心德國選後不穩定，但現在他們可以看到：德國無論如何都會穩定。」

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蕭茲是即將卸任的副總理兼財長，他將社民黨從長達數年的低迷中拉拔出來，他表示，選舉結果是「賦予勝選者非常明確的任務：確保我們為德國組建一個良好、務實的政府。」

德國人民希望政府變天

「人民希望政府有所改變。」蕭茲表示，他發動一場場沒有失誤的競選活動，民眾認為蕭茲令人放心，他言行舉止四平八穩，「像一個機器人」，與拉謝特一連串失言形成鮮明對比。

梅克爾從2005年以來擔任總理長達16年，選民渴望變天，使得執政的基民聯盟得票率改寫歷史新低，為史上最差表現。

但基民聯盟不放棄，仍表示他們將與較小的政黨接觸，討論合組政府的可能性，而梅克爾將繼續擔任看守角色，直到新任總理宣誓就職。

北威州州長拉謝特在黨內初選，擊敗一個更受歡迎的競爭對手，成為總理候選人，他努力鼓吹基民黨的基本盤出來投票，但他出現一些失誤。

拉謝特因一連串失言而被減分

拉謝特坦承，「顯然，這次基民聯盟流失不少選票，但是在梅克爾執政長達16年後，接班人無法在這次大選得到選舉紅利。」

拉謝特告訴支持者，「我們將盡一切努力組建聯盟政府，因為德國現在需要一個聯盟政府，來實現我們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拉謝特和蕭茲都需要請求兩個政黨合組政府：得票率14.8％排名第3的環保主義者綠黨，以及支持商業的自由民主黨（pFD）得票率11.5％。

傳統上，綠黨比較傾向與社會民主黨結盟，自由民主黨傾向與基民聯盟合作，但這兩個小黨都不排除走另一條路。

在聖誕節前組建新的聯盟政府

另一種選項是，即將卸任的基民聯盟和社會民主黨再次組成「大聯盟」，在梅克爾執政16年期間，大聯盟存在過12年，但經過「大聯盟」多年爭吵後，各黨派對此選項明顯沒有興趣。

「每個人都認為，所謂「大聯盟」對未來不會帶來希望，無論誰是第一和第二，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新開始。」拉謝特說。

爭取當梅克爾接班人的對手蕭茲和拉謝特周日表示，應該在聖誕節前合組新政府，但蕭茲認為給出確切日期是荒謬的，只是他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在聖誕節前做好準備。早一點也有好處。

拉謝特也表示，肯定應該在聖誕節前組建一個聯盟政府。這種情況會推遲梅克爾的退休計劃，讓她負責看守內閣，直到新政府上台為止。
(以上轉自信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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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二）歐洲的歧路》：德國的「黑森林」情結，與其精神結構上的東方化有關(ZT)

文：余杰

黑森林中的《格林童話》其實是限制級的恐怖小說

每個民族或國家都有其圖騰或對應的自然象徵物：中國是河流（黃河與長江），俄國是雪原，印度是大象，美國是白頭鷹。作家卡內提指出，英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難把他們在國家情愫方面的區別表達得比這更簡潔。

在德國人心目中，存在各種同樣強烈的記憶和印象，其中首先是關於森林的記憶。幾個世紀以來，它們在德意志民族的心理、文化和歷史上留下了印記。德意志民族是歐洲各重要民族中較晚接受基督教的，其基督信仰中摻雜相當多異教成分，如泛神論和摩尼教。海涅說過，德國人的祕密宗教是泛神論，這個論斷揭示了關於德國靈魂的重要真相，森林正是泛神論的起源與氾濫之地。英國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則指出，「能或否」、「生存或毀滅」、「全部或全無」、「勝利或毀滅」等摩尼教二元論觀念在德國源遠流長，且構成希特勒的中心思想，而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接受這種思維方式。

在近代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對森林保持着如此鮮活的感受。筆直而平行的樹木，它們的密度和數量，使德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深切而神祕的歡樂。儘管德國的人口密度是英國和法國人口密度的兩倍，但其森林覆蓋率高於法國，是英國的三倍。時至今日，德國人仍在尋找祖先居住過的森林，感到人與樹木是一體的。在德國人的民間記憶中，森林始終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德國人的休閒之地和保護之地，也是邪惡和暴力的發源地。

森林是保護力量的象徵。當路德受薩克森選帝侯之庇護，隱居瓦爾特堡時並翻譯德文聖經時，常常遙望圖靈根綿延起伏、古木參天的山丘。這些森林也是他快樂的源泉。又如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所繪的名作《霧海上的旅人》，那名站在群山之巔的人物就是那個時代德國人的縮影。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詩化哲學」中，「黑森林」是一個關鍵的意象，那是一種神祕的、充滿母性的庇護者。

另一方面，森林中隱藏着野獸和精靈，人們很容易在其中迷失。森林代表一種永恆的威脅。這種對「邪惡力量」的恐懼，是德國人普遍有之的「黑森林情結」，例如《格林童話》的故事大都在森林中發生，它們是如此讓人恐懼，包含了大量的暴力敘事，並不適合兒童閱讀，根本不能稱之為「童話」，稱之為限制級的恐怖小說更恰如其分。耐人尋味的是，納粹的文化理論家對《格林童話》評價甚高，呼籲每個家庭都擁有一本。從第二帝國時起的大多數時間裡，《格林童話》在德國的銷量和受歡迎程度僅次於《聖經》。

浪漫主義小說家路德維希．蒂克首次將擁有中世紀城市、森林、古堡廢墟和礦山的法蘭肯地區，神話為德國浪漫主義的聖地，他寫道：「我覺得，自己似乎要被一個祕密社團，一個神祕的聯盟所接納，或者被帶上一個私立法庭。我記得，在童年時代的夢中，偶爾見過這樣長長的、狹窄而黑暗的走道。」

浪漫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採礦學家的諾瓦利斯，對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更有興趣，他在《夜頌》中寫道：「晶瑩的波浪，非通常的感官所能聽見，湧入山丘幽暗的懷抱，塵世的潮水在山腳冒出；誰品嘗過它們，就不會返回喧嚷的世界。」在他的詩歌中，夜的圖像與山中世界合二為一，夜是時間，而山是起源之地。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比天堂還好美好：「值得羨慕的幸福」是「與大自然古老的岩子岩孫，與其黑暗和神奇的洞穴打交道」所帶來的。這種感受可以用來解釋希特勒為何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待在東普魯士森林深處的「狼穴」之中——那不僅僅是為了安全的緣故，黑暗給希特勒以靈感和勇氣。

腓特烈大帝以來，德國擁有了歐洲第一支近代意義的職業陸軍，德國也成為第一個帶有軍國主義特徵的近代國家。德國的群眾象徵是軍隊，軍隊又宛如森林——德國特色的「黑森林」。軍隊不只是一大群人，軍隊是行進着的森林。森林成為軍隊的預表，說明德國精神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如卡內提所論：

對德國人來說，軍隊和森林無論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儘管他自己不認識這一點。儘管在他人看來，軍隊是枯燥、單調無味的，但是在德國人看來，這種枯燥和單調卻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輝。他在森林中並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這些樹木的保護。他以樹木的剛毅和正直作為自己的準則。

德國的「黑森林」情結，也與德國在精神結構上的東方化有關。德國在精神上比若干地理上更東的東歐國家還要「東方」。冷戰時期，聯邦德國是第一個啟動「東方政策」的西方國家，這絕非偶然。日本《讀賣新聞》常駐德國記者三好范英在《德國風險》一書中指出，德國位處歐洲的中心，並不完全認同西歐的價值觀。在觀念上，德國人更崇尚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德國人認為西歐過於表象和淺薄，不及東方的深邃和神祕。三好范英舉出德國知識分子中最西化的湯瑪斯．曼為例——湯瑪斯．曼在一戰期間寫下《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把「具德國性的」定義為「文化、靈魂、自由與藝術，而非文明、社會、投票權或文學」，以此與西方對照。這些歷史遺產讓德國和東方保持着某種心性上的聯繫。

有趣的是，英國學者斯蒂芬．葛霖從一個類似角度看待全球化時代德國與中國的親密關係：除了經濟上的利益之外，德國和中國都有同樣的受害者心態——作為後發展國家的怨恨心理。中國永遠將自己置身於西方和日本殘酷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如今中國正在奪回亞洲乃至世界中心的地位及自豪感；德國則將受害者的感覺深深掩藏起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它都是罪魁禍首和加害者，但德國內心深處也有一種「凡爾賽和約情結」，這種情結對於重新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德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卻正好與中國情投意合。

馬克思不是德國人嗎？馬克思主義不是德國思想嗎？

德國人承認納粹是他們的發明，卻不認為共產主義誕生於德國。德國人認為，共產主義的幽靈不是歐洲的產物，更不是德國的產物；它是亞洲的產物，是俄國的產物。真的如此嗎？

在戰爭之前幾年，某夜，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渡過易北河前往柏林，他在臥車裡打瞌睡。當火車進入東邊，艾德諾張開一隻眼睛，喃喃自語道：「亞細亞，亞細亞。」

數年之後的一九四六年，身為英國占領區主要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艾德諾，因為曾反抗希特勒而深受西方盟國信任，此後當年聯邦德國總理。他寫了一封信給美國朋友，為未來的德國勾勒新的藍圖：「危險是不可輕忽的。亞細亞已經到了易北河畔。唯有一個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健康的歐洲，以及在英國和法國——德國自由地區所屬於的西歐菁華區——的領導下，才能夠阻止亞細亞的意識形態與力量的進一步擴張。」

艾德諾指的東方和亞洲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對於這位來自靠近德國西部邊界的古羅馬城市科隆的政客而言，東方是野蠻落後的，文明的羅馬人和查理曼帝國都不曾到過那裡。自由和民主，是羅馬人、基督教徒、經過啟蒙的西方之特色；亞細亞則意味着，極權、專制、戰爭、屠殺。因此，納粹帝國是亞細亞式的。艾德諾的任務是把德國或是西德帶往西方，以割除猶如癌症擴散一般的亞細亞的殘跡。

艾德諾代表了德國知識分子中非主流的另一翼——西化派。他們對東方的看法是負面的，並竭力彰顯德國文化的西方特質，長期以來，他們還試圖與比之更「高級」或更「純粹」的法國和英國爭奪西方的代表權及領導權。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艾德諾的這個看法居然與他厭惡的軍國主義者、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一模一樣——在日俄戰爭之後，威廉二世對俄國問題提出與眾不同觀點：「俄國人是亞洲人和斯拉夫人。儘管戰敗了，他們仍然會選擇與日本團結在一起而不是選擇德意志帝國。」更有趣的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其主要目標就是「脫亞入歐」，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被歐洲所接納。

即便艾德諾將俄羅斯畫入地理和文化上的亞細亞範疇、將德國看作是歐洲及西方文明的中流砥柱，卻不能掩蓋馬克思是德國人、馬克思主義誕生於德國的事實。與納粹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不是東方文化孕育出來的怪胎，而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是極端現代主義的頂峰。德國不能迴避其先後充當馬克思和希特勒的「宿主」的事實。

二〇一八年五月五日，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之際，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特里爾市舉辦慶祝活動，為中國贈送的馬克思雕像舉行揭幕儀式。特里爾地方政府、德國聯邦政府甚至整個歐盟都在紀念馬克思、擁抱聲稱遵奉馬克思學說的中共政權。但德國若干權威歷史着作偏偏隻字不提馬克思是出身在德國的德國人（儘管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宣布脫離普魯士國籍）、馬克思主義誕生在德國（儘管馬克思晚年居住在英國，在英國完成其重要論着）的事實。在德國，掩蓋納粹屠殺的歷史真相是「政治不正確」，乃至犯罪；但掩蓋馬克思主義、淡化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的更大浩劫，卻是「政治正確」。

馬克思出生在特里爾一個富裕的猶太律師家庭，在特里爾生活了十七年。其父親為躲避反猶思潮，放棄猶太教而接受路德宗洗禮。馬克思本人在六歲時接受路德宗洗禮。但路德宗信仰並未進入馬克思內心，成年後的馬克思反戈一擊成為「敵基督」的思想家。馬克思一生有兩大敵人：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耐人尋味的是，兩百年來影響力最大的三名反對基督教傳統的知識分子，都產生於日耳曼文化體系之內。

馬克思是近代第一名「恐怖主義思想家」，馬克思主義是浪漫主義的變種之一。馬克思所着的《共產主義宣言》，認為人類所有歷史均為階級鬥爭歷史，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應該聯合起來，用暴力手段從資產階級菁英手上奪取權力，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認為唯物主義是歷史上唯一的動力，明確提出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歷史任務。左派狂歡說：「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自然界的發展法則一般，馬克思也發現了人類歷史的演進定律。」

馬克思最重要的着作是《資本論》。他認為，建基於私財產的經濟制度，本質上並不穩定，工人被資本家壓榨、無法擁有其勞動所得，令他們與機器無異。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會導致它自身的滅亡，並會被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所取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的矛盾，將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治權力而終結，最終建立工人自由人聯合體所管理、形成無階級制度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將其學說命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宣稱其接受所有科學方法，但他破壞了最基本的科學原則，即開放心胸、並願意因為新事證出現而修改其理論。馬克思主義成為羅素所說的「准宗教」，它「對於客觀上可被質疑的事物總是抱持着激進堅定的確信態度」。此種主義乃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對於不同意見的人，馬克思的態度相當明顯：「批評並不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是要駁倒敵人，而是要毀滅他們。」

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先後在俄國、東歐諸國、中國、北韓、越南、柬埔寨、古巴、南美諸國、非洲諸國付諸實踐。歷史記錄清楚地顯示，所有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無不走向獨裁暴政，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驗給人類帶來慘痛的代價。僅人命的損失而言，據《共產主義黑皮書》估計，全世界死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人超過一億。馬克思主義與納粹主義表面上敵對，實際上既競爭又合作：它們擁有共同的敵人——尊重公民權、私有財產制度的自由民主國家；它們由執政黨壟斷政治，並在安全警察的協助下鞏固其無限權力，法律並非用來保護人，而是用來捍衛統治機器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的錯誤乃是觀念秩序的錯誤，它是極端的理性，也是極端的非理性。它企圖徹底改變人性，這是無法達成的烏托邦理想。法西斯主義者最能理解共產主義者，墨索里尼如此評價馬克思在俄國的再傳弟子列寧：「如同其他人貫注精神於大理石或金屬一般，列寧可以說是一個以人類為素材的藝術家。不過，比起花崗石或更具可塑性的鋼材，鍛造人類困難多了，迄今都還沒有出現過大師級的作品。因此，我們不僅得說這位藝術家是失敗了，事實上他的工作遠超過其能力範圍。」墨索里尼對蘇聯的共產主義實踐不乏同情，卻也知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既然德國人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是他們的錯，他們所受的苦難更多來自於納粹而非共產黨（二戰之後，只有東德人遭受了共產黨四十四年暴政之奴役，西德則在美國的庇護下盡享資本主義的榮景），那麼德國並未具備對左派及新左派意識形態的免疫力。德國繼續向世界輸出變種的馬克思主義病毒，即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這些劇毒的意識形態很快左右整個西方世界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大學變成瘋人院、將媒體變成謊話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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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歐羅巴，歐羅巴，何時勐回頭？ 《大光》第二卷《歐洲的歧路》序言(ZT)

作者 余 傑 

宗教改革之後，英語民族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

一九四零年，納粹德國的裝甲兵團橫掃歐陸、閃電戰所向無敵。號稱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陸軍的法國羞辱地投降了，希特勒制定登陸英國的計畫，期望創造繼凱撒征服、諾曼征服和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第四次對不列顛的征服，他在一次演講中狂妄地聲稱：「衰敗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必將壽終正寢。」

然而，短短五年後，希特勒在柏林總理府地下室自殺身亡，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二戰後，迎來了美國的黃金時代，美國繼承英國的使命，帶領西方盟國，對抗蘇聯及遍佈全球的共產極權體制，最終在一九九一年贏得冷戰的勝利。英美模式不再是「例外」，經歷了二十世紀七〇年代開始的、遍及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英美式的民主、自由、憲政成為一種極具吸引力的觀念秩序。

宗教改革以降，英國（後來的美國）與歐洲的現代化模式有了本質的區別。就核心價值和觀念秩序而言，歐陸奉行啟蒙主義，不斷削弱基督教，迷信福利國家，政府介入經濟運行和個人生活，平等先於自由，實行絕對的多元主義，即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則繼承宗教改革傳統和清教徒觀念秩序，信奉個人主義，自由先於平等，堅信多元之上有「一元」的超越價值（上帝的主權），政府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即右翼的保守主義。

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歐洲各國政府都深陷於腐敗和低效率的泥沼中。統治階層都希望在面臨外國威脅時能增強其軍事能力，但增強的方式是錯誤的：私人壟斷公共職位、稅收承包製、內部信貸、軍事企業化。在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強國，強有力的派系成員在政治上、社會上和財政上牟取暴利，在國家提高王室對軍事的控制權時，他們使國家的很多領域進一步「非理性化」。貧富懸殊加劇、民怨沸騰，這就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背景。

英國沒有出現這種情形，英國有一個常設議會嚴密監督政府核心部門的運行——常規性的議會、更自由的新聞媒體、更有影響力的公共輿論，彼此相互增強，都作為監視人，監督中央行政管理機構顯赫圈子裡的人，防止他們以國家整體爲代價而牟取暴利。英國自治的地方政治共同體組成國家代議制，這是一種與歐洲大國不同的國家形成模式留下的永久性制度遺產。 

在廣義的西方文明內部，若以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強弱來判斷現代化路徑及國家模式之優劣，可梳理出此一明顯的位階次序：美國是清教徒觀念秩序最強大的國家，儘管也面臨左派思想的腐蝕，但其清教徒觀念秩序充滿活力，川普執政讓美國再度偉大，更準確地說是讓美國的此一觀念秩序再度高舉。次之是其他英語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它們的觀念秩序和政治經濟狀況像鐘擺一樣已向左擺動，但尚未脫軌，正在緩慢回歸之中。再次之是日本——地理上身處亞洲，精神上卻是歐洲國家。再次之是法、義、比、西、葡等拉丁歐洲（天主教歐洲）。再次之是德、奧等德語國家或日耳曼國家。最後則是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東正教國家——俄羅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三百年來，至今仍未爭取到「歐洲國家」之名分。

判斷現代化路徑及國家模式之優劣，還可從其是否成功抵禦二十世紀的極端主義觀念秩序（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各種宗教極端主義）來判斷：擁有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美國，具有最強的抗體，極端主義從未成為其主流思想；天主教國家的抗體明顯較弱；東正教國家更弱。法國是大革命的發源地，德國和義大利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俄國則是共產革命的發源地。

本書中的歐洲模式，即英美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外的現代化路徑，大致可分為五種：法國、法國之外的拉丁世界、德國及日耳曼民族、俄國及東正教圈、日本。

日本：比歐洲更歐洲

日本學者坂野潤治在《未完成的明治維新》一書中指出，明治維新永遠「未完成」，因為從維新事業剛開始時，就存在四個不同的方向：西鄉隆生主張「強兵」和對外戰爭，大久保利通主張「富國」和「殖產興業」，木戶孝允主張制定憲法，板垣退助則主張開設議會。

日本迫不及待地「脫亞入歐」，不到三十年時間，就在軍事層面實現了這一夢想——甲午戰爭爆發前一年（一八九三年），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第五屆帝國議會發表演講，特別強調日本已然躍升軍事強國：「從軍備的角度來看，我們擁有十五萬常備兵，在將士訓練和器械精銳方面幾乎可以與歐洲強國的軍隊匹敵。海軍也有將近四十艘軍艦，將來只要國家軍費允許，我認為軍艦數量還會繼續增多。」果然，日本很快擊敗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成為新興強權。

然而，日本的現代性綱領，否定其他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主義主張，強調日本的集體主義精神的獨特性，追求純粹的日本精神，漠視逐漸融入新的國際體制中。日本唯一看重的是實際的（即權力或經濟的）利益。這使得日本很快走上軍國主義的歧途。

太平洋戰爭的慘敗，反倒讓日本獲得了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機。戰後，日本的憲法和民主制度是美國強加的。戰後的日本常被焦慮感所困擾，比較直接的根源就在於以民主等原則為基礎的國家憲法，這些原則是從西方演化而來，與位於傳統社會中心的集體主義格格不入。與美國建國綱領中鏗鏘有力的英語相比，日本憲法中連語言都是對英文原版的逐字逐句的機械翻譯。儘管如此，戰後被美國全面規訓和改造的日本，比「老歐洲」更美國化，比英國更親美。日本的政府和執政政治人物，如吉田茂、石原慎太郎、安倍晉三，在政治經濟光譜上比歐洲的政府和執政政治人物都更右翼。日本是非基督教文明、非地理上的歐美、非以白人為國民主體的國家中，在民主與法治上的典範。

日本現行的《戰後憲法》為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制定。圖/維基百科

但是，日本從美國和西方移植來憲法、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卻拒絕西方現代文明的根基——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觀念秩序。日本基督徒的數量不曾突破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遠低於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作為文明根基的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缺失，是日本現代化之路上最大的困境。這也影響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對中國等亞洲鄰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不聞不問，無意於充當亞洲民主化的倡導者和領頭羊。

法國和天主教世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殺人放火

頗具東歐精神的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認為，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群眾象徵，法國人的群眾象徵就是革命。在俄國革命之前，人們一提起「革命」這個詞語就會在前面加上「法國」。「革命」是法國人最大眾化的紀念品，在世界面前標明了法國人的特點——直到俄國人以其革命在法國人的國家意識上打開一個令他們不愉快的缺口。

法國大革命是沉重的失敗，是巨大的創傷。革命者們成功的推翻了舊制度，卻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體，甚至連理論上的新體制也並未確立。柴契爾夫人曾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之際指出： 

英國的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第一次對法國大革命提出了有洞察力的批評，他也是我的意識形態導師。所以，對我這個英國保守黨人來說，一七八九年的事件代表的是一種永久的政治幻想。法國大革命是一次旨在推翻傳統秩序的烏托邦的嘗試——它是一群自負的知識分子以一些抽象的概念為名發動的。它的失敗也並非偶然，而是因為自身的缺點和罪惡：它便最終演變為清洗、大屠殺和戰爭。在許多方面，它都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然而，英國的自由傳統是經歷幾個世紀才發展成形的，最明顯的特點是連續性、尊重法律及平衡桿——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就體現了這些特點。

誠如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森（Ian Davidson）所說，革命者留下了斷頭台、恐怖統治和世界上首個現代化警察國家的精妙制度，他們還發明了「大規模戰爭」的概念，其特徵為動員全民參與，大規模集中經濟資源與官僚資源，不達勝利決不罷休。這種「大規模戰爭」成為拿破崙橫掃歐洲的關鍵因素——比拿破崙個人的軍事天才更重要。但是，大革命帶給法國政治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一直影響至今：永無休止的政治動盪，無休無止的政權更迭，以及縱橫交疊的暴力衝突，這也正應了毛澤東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殺人放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革命者們在就新的法國政府進行辯論的過程中，拒絕考慮英國的模式和英國的經驗。但法國經歷的每一次動盪之中，很多重要人物在遭遇困難和危險時都去英國避難，因為那裡的局勢更加安全和穩定。《人權宣言》和多達十部的憲法都不能保護他們：從垮台的國王查理十世到拿破崙三世，從保守派的歷史學家基佐到左翼歷史學家勃朗——他在英國完成了十二卷的《法國大革命史》。

其他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大都經歷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及暴政，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西班牙的弗朗哥獨裁。一六七九年，英國政治家亨利·卡博爾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講中指出，歐陸的天主教世界及其政治模式與英國存有根本性差異：「羅馬天主教強化了常備軍和專制權力的觀念，早先的西班牙政府、現在的法國政府都是這種教宗制根基的支持者。」

作為天主教世界神經中樞的梵蒂岡教廷，在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慘劇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國歷史學家大衛·I·科澤（David I. Kertzer）查閱了大量梵蒂岡解密檔案後，得出觸目驚心的結論：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權並維護其統治地位，梵蒂岡起了核心作用。教廷及意大利天主教會與法西斯當局親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鎮壓民眾的觸手。法西斯政府將猶太人當做二等公民，教會不僅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還為墨索里尼採取嚴苛措施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

教廷與日本皇室一樣，是對二戰期間的人道主義災難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兩大機構。日本的天皇制度經過美國占領當局的大幅改造，成為類似歐洲王室的「憲法之下的君王」。然而，梵蒂岡的教宗制至今仍保持中世紀封閉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專制結構——今天，教廷又如同當年擁抱法西斯一樣擁抱中共獨裁政權。

德國及日耳曼民族：黑森林中的黨衛軍

德國經過了「半個宗教改革」——從地理範疇上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北部取得了成功，路德宗教會成為統一後的德國的國教；但德國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亞地區，仍然是天主教獨大。在宗教改革的深度上而言，馬丁·路德的神學存有若干致命的缺陷，如強調對國家政權絕對順服、聖俗二分的「兩國國度論」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國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內瓦、尼德蘭和英國來，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這種狀況使得德國的現代化陷入某種持續痙攣般的姿態：忽而突飛勐進，忽而一瀉千里，忽而浪漫，忽而暴戾。當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德國的路德宗教會和天主教會都毫無抵抗之力。

卡內提指出，英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難把他們在國家情愫方面的區別表達得比這更簡潔。德國的群眾象徵是軍隊，軍隊又宛如森林——德國特色的「黑森林」。軍隊不只是一大群人，軍隊是行進着的森林。在近代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對森林保持着如此鮮活的感受。筆直而平行的樹木，它們的密度和數量，使德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深切而神秘的歡樂。時至今日，德國人仍在尋找他們祖先居住過的森林，他們感到同樹木是一體的。森林成為軍隊的預表，說明德國精神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

對德國人來說，軍隊和森林無論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儘管他自己不認識這一點。儘管在他人看來，軍隊是枯燥、單調無味的，但是在德國人看來，這種枯燥和單調卻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輝。他在森林中並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這些樹木的保護。他以樹木的剛毅和正直作為自己的準則。

卡內提認為德國人對森林的憧憬形成集體主義。圖/取自 https://flic.kr/p/H4xVjc

德國地處歐洲的心臟地帶，並非東歐國家，在精神上卻比東歐國家更「東方化」。冷戰時期，德國是第一個啟動「東方政策」的西方國家，這絕非偶然。日本讀賣新聞常駐德國記者三好范英在《德國風險》一書中指出，德國雖然位處歐洲的中心，並不完全認同西歐的價值觀。在觀念上德國人更崇尚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德國人認為西歐過度表象和淺薄，不及東方的深邃和神秘。三好范英舉出德國知識分子中最西化的托馬斯·曼為例——托馬斯·曼在一戰期間寫下的《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裡，把「具德國性的」定義為「文化、靈魂、自由與藝術，而非文明、社會、投票權或文學」，以此與西方對照。這些歷史遺產讓德國和東方保持着某種心性上的聯繫。

德國總統、早年從事人權活動的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曾指出，德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認為自己有另一種特殊的處境——一種例外主義（即「德意志特殊道路」）——因此認為，符合普世價值的看法並不一定符合德國的需求。但是到頭來，這種態度反而讓納粹主義引發了大災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悲劇。然而，德國似乎並未徹底完成轉型正義和精神上的去威權主義化，梅克爾政府的「脫歐入中」政策正在將德國拖入兩次世家大戰之後最大的危機之中。

俄羅斯：融入歐洲長路迢迢

早在蘇聯解體之前一個月，美國法學家伯爾曼（Harold J. Berman）在美國埃默里大學舉辦的「基督教精神與民主」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指出，在無神論與基督教的鬥爭中，無神論失敗了。無神論之所以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從俄羅斯人那裡奪走了屬靈的美和力量，奪走了他們所渴望的超越性元素和個人救恩元素：

共產主義的土崩瓦解，從根本上說是道德上的崩潰、精神上的崩潰。蘇維埃社會主義宣揚大公無私、誠實正直、社會責任感，但卻在行鑽營私利、弄虛作假、貪污腐敗之實。在我看來，它所信奉的基本美德觀，以及由此導致人的自負，缺乏對超然秩序、個人救恩和永生的信仰，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倘若誠實只是一種美德，而非上帝的誡命，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神聖性，一旦其無利可圖，就會為人所拋棄。

伯爾曼深信，要在蘇聯各共和國實現真正的憲政，最大的希望就在於正在發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復興，而且這也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與復興同時並行的，還必須有東正教的改革，東正教不可能也不必要變成另一種新教，但東正教不能迴避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吸收。如果沒有經歷馬丁·路德和約翰·喀爾文意義上的宗教改革，甚至連天主教的格里高利改革的沒有，俄羅斯東正教則只能永遠停滯在「前現代」狀態。

當初，東正教與斯拉夫民族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悲劇性的結果：空洞高韜的「愛鄰舍，也愛仇敵」的教導，並未軟化沙皇體制的暴虐，更無法抵禦風捲殘雲般的共產主義思潮和革命。近代以來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敗壞，東正教會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其組織結構和觀念秩序的缺陷難辭其咎。不僅俄羅斯如此，整個東正教世界也都如此。羅馬尼亞思想家帕塔皮耶維奇指出，東正教傳統無法幫助原蘇聯東歐國家建立一種依據不帶個人色彩的規則運作的公共行事風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俄羅斯、希臘——所有歐洲的基督正教國家都有一個特點：體制不健全。這是因為基督正教具有彈性，它注重的是心靈冥想，而冥想的依據主要不是文本，而是農民的口說傳統。所以我們這裡有一種透過謠言運作的模式，資訊不足，爾虞我詐……」

從彼得大帝改革至今，俄羅斯仍未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一九九七年，俄羅斯被西方七國集團接納，成為其第八個成員。二〇一四年，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半島及在烏克蘭策動代理人戰爭，被七國集團凍結會籍。俄羅斯站在西方的門檻上，回首眺望着東方，雙頭鷹真能首尾兼顧嗎？

非英美的諸多西方現代化路徑，因不具備清教徒觀念秩序而步履維艱。它們不是非西方世界效仿的榜樣。昔日誕生了宗教改革的歐洲，今日不僅背棄宗教改革的遺產，還試圖拋棄整個基督教文明，卻讓自己陷入更重大的危機之中。歐羅巴，歐羅巴，何時回頭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