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  意識形態存在思想與時代局限

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近代中國有着巨大的影響，作為社會革命的理論，是執政黨在革命歷史階段凝聚社會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由於在社會革命時期的所起的作用，在社會輿論與理論上，也成為建國與和平建設歷史時期執政黨執政合法權力的依據。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已顯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基調與過於理想的設定在社會現實中的局限。為解放思想，為社會思想創造更廣闊的空間，並不是排除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社會思想理論，而僅是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唯一及根本的理論，然而仍然是思想理論之一。在中國社會的實際建設工作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旗幟性與標識性作用遠大於社會實際工作指導的作用，而由於歷史與思想理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社會思想仍有着巨大的制約與影響，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社會思想上已成為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也制約着社會的文化與思想的發展，成為思想自由的框框。而走出舊意識形態思想的框框，必須有新思想理論的承接，否則就會落入思想空白而造成社會思想混亂，走上前蘇聯崩潰之路。

改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思想理論的基礎不僅產生對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質疑，以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對執政黨的挑戰，這種觀點其本質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價值狹隘民主思想的表現。西方民主思想總是將一人一票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作為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排斥不同權力模式的合法性，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勢文化思想霸權。就西方社會權力基礎而言，也並非總是民主決定政權的合法性，也不乏以暴力為手段或基礎的權力，如南北戰爭中失敗的南方，其政權是受到南方社會大眾擁戴的，然而並沒有使南方作為獨立國家的權力，並非質疑暴力或民主的合法性，而是說明民主並非唯一形式，西方也有無數暴力合法的先例，將民主作為權力合法的唯一基礎是站不住腳的，民主選舉不是政府權力的唯一合法依據。一個社會或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民主選舉是來源之一，但絕非唯一，社會文化以及歷史傳承與現實都是決定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將民主與大眾決策基礎作為權力合法的唯一基礎就是民主逃不脫民粹的必然結果，權力合法性最合理的基礎是社會的最大利益。

11.11  堅持意識形態終極目標的利與弊

意識形態思想作為社會追求的終極目標，這就使意識形態思想成為最現實的思想坐標與社會發展的航標。思想方面，理想的標籤使意識形態成為像宗教一樣不容置疑，不容批判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社會實踐最終走向極端。意識形態作為思想理論與社會思想鬥爭工具的需要，也必然產生強迫性社會效果，也就是選邊站的社會效應，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確與民粹，以及階級鬥爭與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等，對思想都有強迫性的社會效應，使社會文化失去思想批判的功能，這些都是意識形態理想標籤化的必然結果。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運動就是最好註腳。理想的標籤化嚴禁思想的批判，思想失去批判，就必然走向極端，意識形態理論成為窒息社會思想的框框。

就社會現實而言，意識形態長期作為凝聚社會力量，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使其自然而然地帶有明顯的或隱喻的，合法或脅迫的社會多數暴力的陰影，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這也使意識形態理論成為形成社會政治力量或脅迫社會的手段。這就使執着於意識形態理論有利也有弊，思想上利就形成社會共同的方向與共識，以共同的方向凝聚社會力量，組成穩定的社會基礎，弊就是社會思想必須以意識形態思想為基礎，限定了社會的思想界限，成為思想的桎梏。

思想解放應避免蘇聯式自我否定造成社會基礎解體。回首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每當社會發展出現瓶頸，都必須進行社會指導思想的討論，拓寬思想，解開枷鎖，拓展新的境地，社會經濟與文化就有新的發展，否則就停滯不前。而意識形態理論就是社會發展不斷要解開的思想束縛，中國要做到真正的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就是要擺脫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束縛，然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是中國現代社會政府與上層建築確立的思想理論基礎，任何對意識形態理論的質疑都觸及社會體制的根本，關係社會的持續穩定與發展，危及社會的根本基礎。蘇聯的崩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表面上看蘇聯裂解是經濟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思想上對意識形態思想基礎的自我否定，造成的思想混亂所致，使社會體制失去合法基礎，修憲否定黨的體制也成為必然，這個承受希特勒納粹鐵騎攻擊未曾動搖的國家，卻在思想自我否定之後分崩離析。而社會改革力量所冀望的自由民主價值並不具有穩固的社會基礎，舊思想的自我否定導致舊體制的瓦解，新思想不可能短時內產生穩固及時的社會效應，這是所謂震盪療法的必然結果，蘇聯解體是必然。

11.12  走出意識形態 思想解放的根本

由於長期的輿論引導與宣教，意識形態思想意識已成為相應社會的文化價值，進而成為不受質疑的社會基本價值，成為社會普遍的思想基礎與框框，對事物的判斷不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以事物的最終實際結果為基礎，而是以意識形態的價值作為判別的基礎，這也是所謂的政治正確的社會思想根源。然而意識形態體現的僅是社會文化思想在特定社會生產環境的價值取向，是特定社會物質生產的產物，這些物質生產的不過是社會追求利益的手段，利益才是社會的本質，而不是社會思想價值，思想價值不過是利益在特定物質生產環境下的表現，以意識形態思想價值作為是非曲直的標準，或社會本質利益的標準無疑是本末倒置，這也是以意識形態思想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危機根源所在。如前所述的自由市場經濟，絕對自由與放任的市場符合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然而造成的經濟極度擴張與蕭條不僅造成社會的浪費，也使社會中下階層群體承受經濟起伏帶來的痛苦，極大傷害部分群體的切身利益，造成社會不安，最終也會傷害社會全體利益。所有社會利益分配都是社會主流或強勢思想價值的體現，而社會革命就是對社會現行強勢思想價值的反擊。體現自由民主價值的民主體制同樣存在思想價值超越社會利益本質，引發社會矛盾與危機，政治正確使民主走向民粹，社會治理走向低效，社會問題延宕無解，都是對社會的傷害。而最終的解決之道就是走出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框，使社會思想得到根本的解放，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答案。走出意識形態思想框框也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關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本質就是打破意識形態思想的禁錮。

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考。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黨與政府所堅持指導思想，也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根本思想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始終堅持兩個最根本的原則，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公有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物質體現，而黨的領導是根本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國社會大一統與最大利益的政治保障。沒有大一統政治集團政黨的領導將是國家與社會的解體，蘇聯就是前車之鑑，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文化價值也成為維護黨的領導的社會文化基礎。黨的領導是不可須臾放棄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是執政黨撬動社會經濟的槓桿與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工具，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經濟管理手段。這兩條對中國而言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根本，其餘的對社會的現實與治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僅是一種宣示性的社會作用，包括意識形態思想與理論。

就社會現實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僅存在旗幟性的象徵意義，而解放思想，自由思想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根本與基礎，即要破除社會思想存在的思想框框，又要避免改革過程出現蘇聯式的思想混亂造成社會危機，就有必要為社會思想劃下根本的底線，作為對社會可能危機的警示與掌控，堅持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具有為社會思想劃底線的現實功能作用，就這一點而言，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無疑具有社會政治保守力量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本身就是革命的理論，帶有強烈的資本主義初始階段的時代背景，具有強烈革命基因的革命理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文化復興需要更加廣闊的思想空間，對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理論基礎也應該受到實踐的檢驗，而實踐的標準就是社會的最大利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社會的經濟建設與理論實踐已超越以社會革命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對經濟建設並不具有現實的理論指導作用，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總是不斷強調解放思想，也即是作為思想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從某些方面已限定了人們的思想，成為思想的框框，不走出思想的框框就不足以開拓新的天地，而中國特色與初級階段就是就是對意識形態教條的隔離與防火牆，排斥理論教條對社會經濟建設的干擾。於其出於社會建設與實踐的需要不斷地進行思想解放，或可將堅持社會主義公有主體基本原則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的理論基礎，為社會思想與實踐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或者說走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框，使自由思想具有更為自由的空間。

由於歷史與社會革命的原因，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理想，成為革命政黨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思想，然而隨着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生產本質帶來的社會危機仍有指導意義，而關於社會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理想設定已超脫社會現實，對社會具體實踐並不具有太多的指導意義，這對於產生於一百多年前的社會革命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理想的標杆，馬克思主義無疑具有社會發展的警示與航標作用，以及為社會形態發展的航標定位，而不是社會具體實踐的指南，這也是為什麼08年金融危機，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帶來熱潮，然而其目的也僅是出於對相應社會問題的定位與哲學的思考，尋求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社會形態或資本生產所有制的改變。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是一定社會環境設定基礎或條件下的哲學思考與社會終極目標，馬克思主義所設定的兩大基礎，社會生產與社會生產相關的社會階級，社會生產是社會的物質基礎，而社會階級是生產與分配的結果，生產與分配的改變將改變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使舊有社會階級的緊張對立緩解，甚至不復存在。現有的社會生產與百年前馬克思時代一樣，仍是資本的生產方式，而生產技術的進步，物質豐富與福利制度的出現，使社會不同群體關係趨於緩和，社會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不再具有特別的社會現實意義。而資本大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是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資本大生產帶來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危機，不論是資本主義還社會主義都是同樣要面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即是凱恩斯與哈耶克爭論的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也即是管理手段的不同，而哈耶克也不是絕對的自由經濟，也不反對一定的社會救濟，這就使兩種經濟政策只有手段輕重緩急的不同，而不存在本質的不同，即無關社會制度。

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是建立在哲學與社會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革命理論，政治經濟學更是帶有明顯的十九世紀時代特徵與革命基因。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與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社會有許多不同，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政治經濟學具有明顯的革命基因，是革命的理論基礎，然而社會革命只屬於人類社會特殊的歷史時期，是特殊的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的一般的社會現象，經濟才是社會根本基礎，社會經濟建設與管理需要普遍與一般的經濟學與社會經濟管理理論。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根本問題是經濟發展與管理，而不是革命，楊棄帶有明顯社會革命基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有利於思想的解放與自由思想。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疑為中國在新時代的社會實踐設立了契合社會現實的思想路線，即為社會發展形態限定方位與底線，又擺脫意識形態教條的桎梏。意識形態可以成為預警的航標，然而不是方向，更不是目的，保持安全距離，而準則就是社會最大利益。意識形態理想於中國社會實踐有如可望而無需趨近的目標，這個理想的距離就是社會最大利益。

除去旗幟性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與體制只有三項最根本基礎，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黨的領導，這是大一統即最大利益的基礎；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契合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的價值，也是實現大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奠基人，是現有體制也即是現代中國的第一塊也是最根本的基石，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尊重歷史與文化傳承的合理性合法性，毛澤東思想就是歷史與文化傳承的象徵。歷史上的極左時期造成的社會傷害，也使社會留下裂痕，然而全面客觀理智對待歷史考驗與顯現一個民族文化思想的成熟與智慧，對歷史的概括承受其目的就是維護社會最大利益。毛澤東作為歷史人物對中國現代社會與歷史具有巨大影響，毛澤東思想既是毛與中國革命與社會變革歷程思想的成果，也是中國社會近代繼承傳統文化與借鑑西方先進思想的結晶，其意識形態部分已被歷史所揚棄，而其思想方法論或思想體系應該成為中國體制的歷史與文化傳承基礎，符合中華文化思想傳統與價值，其政治遺產鑄造現代中國社會的根基，對毛的否定就是對形現行黨的體制也是對現代中國的否定，將從根本上動搖現代中國的根基，最終傷害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強調毛澤東的思想作為社會的思想基礎與旗幟而不是意識形態理論，標誌着中國近兩百年以洋為師，洗心革面的工業化進程告一段落，中國將不再是為救亡圖存，對西方文化思想價值病急亂投醫式的無批判學習引進，而是以自有思想體係為基礎，有批判與思考的學習引進，而批判的標準就以中華民族文化集體主義傳統價值為基礎的社會最大利益，而不是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這將使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真正建立在中華固有文化基礎之上，一個以中華固有文化基因為基礎的文化復興，這個最根本的文化價值就是集體主義。中國社會在全面客觀吸收消化西方現代思想理論，包括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基礎上，應該走出西方文化思想的框框，西方思想如同所有人類社會思想都是中國社會思想的源泉，然而不應是框框或不可逾越的障礙，以中華民族數千年與近代社會變革的文化思想沉澱，中國完全可以走一條符合中國文化與國情的民族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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