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特色的共產專制

共匪對中國人的掠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先說毛時代，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麼，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麼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製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甦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污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即使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機制，可是極權計劃經濟本質上還是凌駕於市場機制之上的。

談完毛時代再談談改革開放時期，我認為改革開放不是共匪現實合法性的來源，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並非是共匪的功勞，更不是一黨專政的功勞。

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飢荒，並非是因為共匪給了中國人多少物質財富。

更不是因為一黨專政的優越性所帶來的，中國人之所以能吃上飯了，那是因為傳統的共產專制，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路線走到了盡頭，讓中國的經濟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共匪為了保住政權被迫放棄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一些經濟自由 恢復私有制 恢復僱傭勞動制度 把當年推翻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主張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法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取代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按勞分配，在農業方面結束了傳統的農奴制，恢復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農民雖然還是為土地所有者創造地租的佃農，但是比起計劃經濟時代的純粹的農奴地位多少有了一點經濟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務農的時候要生產哪些農產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拿去市場上進行買賣了。

中國人在得到了這一點僅有的經濟自由之後，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溫飽，但是因為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無法充份的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共匪掠奪的狀態。

他們可以得到溫飽不應該感謝共匪，更不必感謝一黨專政，相反的如果沒有共匪，沒有一黨專政，他們根本不必經歷毛澤東時代那種幾乎完全失去經濟自由權的災難，或許早就得到溫飽了。

之前共匪為了發展傳統的共產專制，不給他們經濟自由權，讓他們沒有辦法自由的選擇工作，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做生意賺錢，只能在共匪的國營工廠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產隊裡邊做農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產指標生產，只能在共匪根據他的權力意志建立的分配製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給他們的微薄收入，造成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共匪為了避免因為經濟全面崩潰而失去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中國人自由的選擇工作 允許中國人做生意賺錢，允許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為共匪工作，可以為自己工作，可以為自己討生活，讓中國人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然後中國人憑藉著血汗經濟得到了溫飽。

所以中國人就應該感謝共匪了嗎？如果沒有共匪幾十年瞎折騰，如果中國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經濟自由權的社會裡邊，會有大躍進嗎？會有大飢荒嗎？會有餓死幾千萬人嗎？會拖延那麽久才得到基本的溫飽嗎？一個惡霸因為不善待自己的奴隸，把自己的奴隸打成重傷，後來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因為傷勢過重而死去 ，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再也沒有辦法再被他驅使，所以把他的奴隸送去醫院接受治療，讓他的奴隸活了下來，恢復了基本的勞動能力，因此那個奴隸要感謝那個惡霸嗎？中國人要感謝共匪嗎？ 除了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中國人以外，應該沒有人會感謝共匪吧！

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用新的掠奪制度取代了舊的掠奪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質是沒有變的，共匪只是一個政治流氓，當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失勢的時候就用共產主義去推翻資本主義，當他發現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掠奪，他就馬上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從毛澤東建政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不過就是一個耍流氓的過程，共匪之所以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無非是因為以前那種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社會難以維持，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夠充份的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共匪要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比如整個國家生產什麽，如何生產，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親自去統籌。

儘管在那種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共匪可以通過建立特供制度來掠奪一般民眾，但是由於那種制度太過於僵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讓共匪不得不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部署與治理，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統治方式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負擔更小更便於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沒有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 ，沒有一種自然形成的供需關係幫助共匪分析社會上到底需要什麽，不需要什麽，所以共匪的經濟計劃常常因為嚴重偏離經濟發展的起碼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於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失去了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又沒有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給出能夠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產專制的社會裡邊，人們漸漸發現作為有權階級的共匪不會跟作為沒權階級的他們均貧富，所謂的平均主義不過是一般民眾普遍的一樣貧窮，吃一樣的大鍋飯，而掌握權力的共匪卻享受各種特供待遇，住別墅，坐豪華轎車，吃各種一般民眾根本吃不到的東西。

後來共匪實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事實上工資等級的劃分只是共匪根據人們權力地位大小來確定的，出身成份比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級工人，出身成份比較壞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級工人，甚至更低。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無法找到個人投入與集體生產成果之間，既客觀又可量化的因果聯繫，所以所謂的工分制度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權力分配。

由於計劃經濟只能帶來平均主義和權力分配，所以對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極大的破壞，人們基本上沒有生產積極性，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共匪也越來越不能從那種制度裡邊獲取他所需要的經濟利益。

而且那種制度需要供養一整套龐大的行政體系來指揮經濟生產，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與其說是他為了順應民意不如說他是在大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種決定，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共匪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種新的掠奪制度而已。

因為資本主義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離開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卻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放棄壟斷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場運作的基礎上，在不放棄壟斷土地 國營企業 金融 行政審批權力的基礎上，允許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存在，這樣只能帶來最壞的資本主義也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制度。

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一般民眾來講絕對是災難，但是對於共匪來講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奪一般民眾的制度。

恢復了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共匪就不必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了，供需關係會自然的主導社會的生產，還能幫共匪分析出哪個領域最賺錢，然後共匪就可以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介入那個領域進行掠奪，不必再向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辛苦了，當共匪看到人們購房需求高漲的時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奪買房者，農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只是生產公糧的工具，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多了一層商品屬性，農村的土地成為共匪用來賺取地租的尋租工具，在中國農民不可以擁有私有土地的情況下，共匪作為擁有國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對國有土地的佔有去向農民收取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 優撫費 村提留鄉統籌賺取地租掠奪農業收益，並利用土地流轉，通過各種侵害農民權益的投機行為謀取暴利，當共匪看到某一個工業領域發展的好，就馬上讓他的黨營事業進入到那個領域進行壟斷經營謀取暴利，當共匪發現股民投資很積極的時候，就馬上利用對金融系統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錢，當地方政府沒有錢揮霍積累了巨大的債務的時候，共匪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濫發貨幣，緩解地方債務，當共匪發現市場上借貸充足的時候，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利用沒有利率市場化的優勢對借貸者進行掠奪，當共匪發現某一個行業很熱門要投資的人非常多，就馬上加強行政審批利用行政審批的權力去敲詐去勒索準備要投資的人，當中國人手頭上有一點錢的時候，共匪就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謂稅收政策來洗劫中國人的財富。中國人長期過著高稅收低福利的生活，稅收是中共撈錢的工具。共匪壟斷了電力 石油 水資源，中國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必須忍受高電價 高加油費 高水費。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利用教育產業化 醫療市場化 房屋商品化瘋狂的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血汗，這從根本上證明了改革開放只是共匪換了一種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方式。

至於思想控制方面，鄧右共匪與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區別，本質上都是在鉗制思想，都是在輸出愚民宣傳。毛左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傳統專制計劃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鄧右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權力市場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實行民主制度反對權力尋租的民運人士。在愚民宣傳方面，毛時代主要是宣揚毛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產主義理想，毛時代的人雖然反智傾向很嚴重，平庸的邪惡很嚴重，可是畢竟沒有鄧右時代那種深受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薰陶的人那麽厚黑。鄧右時代因為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因為毛時代的經濟崩潰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鄧右乾脆直接讓中國社會在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的環境中徹底道德淪喪，讓大多數人只信權錢色，這樣就沒有人關心公共事務了。鄧右長期讓中國人在溫飽中掙扎，在險峻厚黑的人際環境中生活，除了沒有時間與空間思考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謊言化與奴性化。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共匪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復滅，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並沒有變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壞了，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讓共匪掠奪中國人的方式變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黨專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制度就必然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為了保護他的專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會反對自由民主，壓迫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訴求，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共匪必然會與自由民主為敵，拒絕自由民主自然會成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須要堅守的原則，中國人千萬不要指望共匪會主動的給你們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鄧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應該是反對一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人的壓迫，無論是來自於官僚計劃經濟的壓迫還是來自於權力市場經濟的壓迫。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運人士，他們經常從中共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偽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運攻擊共匪沒有充份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右翼民運對共匪的攻擊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傾向很難促進中國人對共匪的離心離德，右翼民運很多都是強調效率 淘汰 競爭的，中國境內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難以忍受共匪過度追求效率犧牲公正，過度講究淘汰的逆淘汰機制，以及黨國資本在經濟領域帶來的惡性競爭。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運，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務。共匪長期用花瓶民運邊緣化真民運，在民運內部攪渾水，讓花瓶民運壟斷海外異議人士對中國的解釋權，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共匪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於共匪體制內的權力尋租者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制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匪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共匪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匪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匪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匪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共匪一邊鼓吹跟鄧右共匪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匪統治的效果。

在我看來毛左共匪跟鄧右共匪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別是鄧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運是共匪特務。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台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制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制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党進民退，制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

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制定的，共匪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共匪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共匪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共匪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共匪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共匪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共匪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共匪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共匪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共匪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污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台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都不會支持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之後無論是實行左派的民主公有制，還是實行右派的休克療法與自由市場經濟，共匪都會成為利益受損者，民主公有制會充份的剝奪共匪的經濟優勢，休克療法雖然可以讓黨營企業被紅頂商人收購，共匪可以暫時成為民主化之後的經濟寡頭，可是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消滅左派政黨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競爭，失去一黨專政的共匪終歸是不安全的，無法輕鬆撈錢，無法輕鬆鎮壓別人的反抗，共匪體制內開明派與保守派的意識形態鬥爭是黨國資本主義與極權計劃經濟之間的鬥爭。

共匪統治之下的私營企業的負擔是很重的，除了需要繳稅之外，還要對共匪官員分紅，這是維持生存必要的人際成本。我反對在自由世界逃稅，我支持在中國逃稅，因為自由世界的高稅收可以換來高福利，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會得到私有財產保障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繳稅之後可以獲得權益，繳稅是必要的義務，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沒有必要履行繳稅的義務。

改革開放不值得被肯定，改革開放造就了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有機會移民應該趕快移民。

共產專制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毛左共匪與鄧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財產，毛左共匪不止是實質上侵犯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也消滅了私有財產，比如實行配給制就是在形式上對私有財產的消滅。鄧右共匪雖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可是實質上並不保護私有財產。在中國賺了錢之後，很快就會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各種部門的敲詐勒索，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他們就會對妳羅織罪名，把妳連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應酬他們，在飯局中把自己的身體搞壞，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鄧右共匪本質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為中國人民創造討飯空間，當中國人民賺到錢的時候再掠奪他們。

在民主國家壹個人如果賺了很多錢，最多是面臨左翼政黨建立的高稅收制度，交完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體的社會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後私有財產是安全的。如果為富不仁會受到言論自由環境中出現的批判的圍剿，被邊緣化。在中國賺到錢，結果就是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單位的掠奪，這種掠奪不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間的資本家的財富轉移到官僚資產階級那邊。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沒有為富不仁，也會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體對妳進行的人格謀殺，因為妳沒有言論自由，妳沒有公共輿論空間可以為自己申辯。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國家即使與執政黨關係不好也不至於被迫害的很慘，很多民主國家的商人都是在野黨的支持者。

反共對於中國的富人實際上也是必要的，中國人的消極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沒有制度保障，積極自由根本沒有行使的空間，只要是找回獨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應該不會願意接受這種壓迫。

在共匪國再厚黑再低調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間人際活動中避免壹些人際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奪，因為中國人賺錢需要通過共匪，共匪知道他們的虛實，共匪搞市場機制就是為了先讓中國人賺錢，再掠奪他們。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惡又有獨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調也不能讓妳矇混過關。所以再低調，共匪該掠奪妳還是會掠奪，所以很多人選擇移民。

鄧右共匪上台之後所主導的政治迫害，已經與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樣了，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分階級敵人，鄧右共匪上台之後的政治迫害，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對於鄧右共匪準備吹捧的人，鄧右共匪同樣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粉飾美化的方式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是有壓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財富揮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質與積累財富的歷史進程不符合共匪官員的個人好惡，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調的人，你還是隨時可能會被共匪官員掠奪。

共產專制對人權的侵犯

共匪沒有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存在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舉的所謂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惡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眾之間個別的民事糾紛，這種民事糾紛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國根本就是見怪不怪了。

在中國更多的人權災難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更多的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一般民眾的人權的侵害。

首先中國的法律體系就不是約束共匪的而是約束一般民眾的，比如規定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權，比如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比如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所謂的擾亂公共秩序罪。

這些罪名缺乏具體的司法解釋，所以在實踐中成為共匪用來鎮壓一般民眾的工具。

罵政府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組建政黨參與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陰謀顛覆國家政權，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叫擾亂公共秩序。

雖然中國的廢紙憲法中國的選舉法規定中國應該是實行委任直選的民主國家，應該採取選舉人團制度選舉國家元首，人民有權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人大代表，然後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組建政府，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可是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必須堅持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

所以中國的選舉法基本上處在一種被凍結狀態，人民實際上不可以自由選舉的，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出來參選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不存在真正的經過民意授權的立法機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並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為中國人與共匪在政治層面上在法律層面上的不平等，讓中國人的人權根本得不到來自於制度層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國每年才會發生幾十萬起的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事件。

當然了，參與抗爭的只是比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變得人人自危。

中國根本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發生一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的衝突的時候，司法基本上會淪為迫害一般民眾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國家就算偶爾會出現暴力執法，因為有一人一票因為有三權分立還有輿論監督，人們還可以上街抗議，基本上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的迫害會從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國家發生的貪污腐敗案件大多都是個別人的瑕疵，而發生在中國的貪污腐敗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規模的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對一般民眾的掠奪行為。

共匪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共匪在土地 金融 國企 行政審批等領域大肆的掠奪一般民眾。

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的中國人只能選擇忍受，實在無法忍受也頂多就是去上訪維權，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一般民眾根本沒有充份參與公民運動的機會。

中國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隸，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資格批評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

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對弱勢群體缺乏保障更是胡說八道，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還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國的所謂社會保障體系根本就沒有辦法與西方民主國家比。

看看中國那些留守兒童，看看那些中學就沒有上完就出來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窮人，看看那些因為買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樣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邊的勞苦大眾，實在不覺得共匪有什麽資格去批評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就業與失業的問題，西方民主國家的失業者大多是根本不願意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有比較完善的失業救濟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會照顧他們。

可是在中國，為什麽沒有那麽多所謂的草莓族，那是因為很多人必須出來工作。

共匪不會藏富於民，中國人也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根本不能決定政府稅收的使用。

中國的失業者如果不出來工作，除非家裡邊有積蓄，除非他們的父母還會繼續養他們，政府是不會保障他們可以繼續維持基本生活的。

中國的勞資分配比例是嚴重失衡的，工資性收入在勞資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遠遠低於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所謂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種族歧視大多是來自於觀念上的歧視，真正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國大多是政府對一般民眾的歧視，大多是公民權利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歧視，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眾是政治奴隸。

至於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是金錢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說八道，西方民主國家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隨便賄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會因為選舉而失去執政權。

所謂的金錢政治不過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偶爾會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可是這個對經濟發展有利，哪一個要發展經濟的國家不會這樣做。

可是共匪與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壓迫工人，或者聯合起來通過壟斷市場的方式掠奪一般民眾，不算金錢政治嗎？至於所謂的家族政治無非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曾經出現過父親那一代做過總統，然後兒子那一代也做過總統的現象，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選舉上台的 又不是來自於專制權力的任命所帶來的。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共匪內定出來的，根本沒有經過民意授權，所以根本沒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麽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共匪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的批判根本沒有正當性，中國根本還是權力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專制權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與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本身，更沒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財富的再分配。

實際上中國社會比美國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計劃經濟時代在分配的時候根本不用絲毫在意市場的供需關係。

復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因為沒有政治配套，沒有自由民主，權力尋租者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奪一般民眾了，國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審批 教育 醫療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奪一般民眾的工具。

國企壟斷市場，土地掠奪城市買房者還有農民，金融成為圈錢工具，行政審批勒索小業主，教育榨乾國民儲蓄，醫療讓工薪階層破產。

共匪統治的中國根本不允許華人爭取人權，根本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公民運動存在，弗洛伊德事件在中國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沒有權勢 沒有金錢 缺乏人緣 偷盜 拘捕的邊緣人被警察虐待的事件在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件，參與虐待的警察根本不會受到處份，也不可能允許老百姓上街控訴警察濫用暴力，更不會形成同情被虐待者的社會氛圍，甚至歧視被虐待者與為虐待者發聲的人。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公民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可以獲得私有財產保障 社會福利 言論自由 選舉權，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繳稅之後還是政治奴隸，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根本沒有國家。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根本原因還是希望轉移視線，通過放大西方民主國家的陰暗面，通過無限上綱的方式來塑造一種好像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

無非是打算告訴中國人，西方民主國家也不是人間天堂，在中國，讓你們有口飯吃就不錯啦，中國人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福利可以給你們啊，無非就是讓中國人接受沒有人權的生活。

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絕對不是因為他多麽有正義感，完全是為了對中國內部被他統治的人進行統戰。

因為遭受政治迫害所以罹患抑鬱症很容易發展成重度的精神分裂症，長期無法擺脫抑鬱的心境結果就是衍生出罹患創傷症候群與被害妄想症，創傷症候群會引發抑鬱心境，被害妄想症容易引發思維破裂，中國民主化之後關於因為遭受共匪政權的政治迫害所以獲得精神創傷的精神損失費賠償應該成為轉型正義的一部份，共匪政權是很多中國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心理社會因素。

延伸閱讀 法學教授談中共政權的專制惡法

口袋罪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壹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於難以界定有罪與否的罪名。司法機關在使用這些罪名的時候，有時會對法條所述情形進行拓展來貼合實際情況，於是便有了“壹個大‘口袋’，什麼都能裝”的“口袋罪”。兜底性條款、對罪名定義不清、對情況描述不明是口袋罪生成的重要來源。

常見的口袋罪

反革命罪

1951年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反革命罪是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壹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萬餘人。根據《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結果，文革期間“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的罪名細分，反革命罪開始指代壹類罪名。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主要有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兩種。

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形式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開和秘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是指以各種方式改變人民民主專政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的行為；該罪屬行為犯，但其構成，又不要求有顛復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只要進行了組織、策劃、實施顛復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不管其是否得逞，顛復國家政權罪依然可以成立。

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2條第2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國家政權的定義壹樣不明確；煽動則可以以傳單、T恤衫、社交媒體、意圖聯署、著說評論等各種形式。

流氓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60條規定有流氓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

流氓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尋釁滋事罪。尋釁滋事罪的行為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3條規定如下：

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
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其問題在於：尋釁滋事行為規定過多，諸如追逐、攔截、辱罵、毆打、起鬨鬧事只要被認定為情節惡劣或嚴重，都可以被認為是壹種尋釁滋事；由於可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的行為較多，導致許多難以歸罪的危害行為被歸於尋釁滋事罪。

投機倒把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7、118、119條規定有投機倒把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合同詐騙罪、非法經營罪、強迫交易罪、倒賣文物罪、“倒賣車票、船票罪”、非法轉讓罪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等。

投機倒把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罪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存在兜底條款“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規定不明，從高利貸、套路貸到哄抬緊急性物資的價格都可以被該條款“擊中”。

玩忽職守罪

玩忽職守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7條被規定。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其改為第397條，即“瀆職罪”的第壹條，並規定“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初步解決了玩忽職守罪口袋罪化的問題。但目前該罪仍有成為口袋罪的趨勢。其問題在於：將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等同於濫用職權罪中之職權，並進而將其範圍理解為“不僅包括法定的職務權限，而且包括根據慣例、基於國情等形成的職務權限”，且沒有認定限制。

流氓罪、投機倒把罪、玩忽職守罪曾被合稱為“三大口袋罪”；1997年刑法修正案中，將流氓罪拆分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六種罪名，撤銷了投機倒把罪，然而尋釁滋事罪成為了新的口袋罪，其與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稱為“新三大口袋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106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這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四種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兜底條款，包含什麼全依釋法和判例，從醉酒駕車到傳播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認定是“其他危險方法”。然而該種危險方法，必須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四種方法有近似危害性，例如醉駕與傳播新冠病毒可以被認為是“其他危險方法”，但是醉酒駕駛自行車、人力三輪車或者故意在小區里放壹千隻兔子以求兔子咬人顯然就不屬於“其他危險方法”。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是由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增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85條第3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構成該罪名的兩個要件是專門性和非法性，即某種工具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而且這個法律條文的存在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而VPN等工具既不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例如公司員工使用VPN等工具訪問公司內部網絡），又不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僅與某些行政規章相違背），而卻常常被作為該罪的工具而定罪；許多無法認定為其他犯罪的行為，只要與計算機有關，常常被論以計算機犯罪，以至理論界將其戲稱為“計算機流氓罪”。

只要中國沒有司法獨立，只要中共還可以運用有罪推定原則與口袋罪隨便迫害別人，在中國即使擁有很多物質財富，也是不安全的。

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徵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僱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儘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係，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係，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僱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中共已經進退失據了，如果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再是必修課，讓右派經濟學成為必修課，中共會失去歷史合法性，如果繼續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成為必修課，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階級就會要求共同富裕，中共會因為無法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失去現實合法性，中共要化解統治危機必須塑造爭取共同富裕的形象，必須讓工人階級認為中共最終會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於是才有了一系列的針對特定商業資產階級的批判。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係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無法改變人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普遍規律，從觀察半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還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論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正確性，論證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本質是個人自由意志的總和，人本質上是個人自由意志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可以證明人不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右派社會學的錯誤，從而論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個別的階級流動的背後本質上還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從上層進入基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無法遺傳父母優質的基因，比如因為從幼兒到成年經歷了父母從半無產階級上升為資產階級的奮鬥過程所以沒有得到好的培養，比如成長過程中因為遇到惡人的傷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基層流動到上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獲得良好的天賦，比如父母不惜從半無產階級降級為無產階級也要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比如成長的過程中遇到因為貴人所以獲得良好的啟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可以論證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的支配作用，論證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的本質。一個階級要翻身得解放必須對社會進行革命，而不是讓組成階級成員的個人相信資本主義的階級流動理論然後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中消耗生命。

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了，只要經濟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中共的分類法裡邊就已經不屬於貧困人口了，中共所謂的扶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脫離特色黨制定的貧困線，也就是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事實上即使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的人，很多還是處在貧困的狀態，被中共樹立為扶貧宣傳的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無法代表廣大實質上還處在貧困狀態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屬於農村裡邊的少數。可以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是有機會脫貧的，沒有機會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然後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屬的人是不容易脫貧的，大部份人只是因為中共修改了貧困線的標準名義上脫貧外加在中共的壓迫之下口頭上宣佈脫貧，根本沒有實質上擺脫貧困的狀態。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共是違反人性的，在沒有合適的經濟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誘因，沒有生活所迫，沒有合適的社會角色，或者因為被社會環境禍害所以仇恨社會環境的情況下人是不願意勞動的，人通常只會希望自己看著順眼的人發財，希望自己看著不順眼的人社會性死亡，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黨國資本主義造成的，不結束黨國資本主義就不會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根據中共定義的貧困標準，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才屬於貧困人口，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年收入有兩千四百元，雖然名義上已經脫貧，但是實際上還是貧困人口，而且貧困人口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貧困人口，在中國，即使月收入有兩千三百元，在城市還是貧困人口，根本無法擁有體面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五千元，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國納稅人數只有六千四百萬人，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只有六千四百萬人的收入達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結論。商業資產階級鼓吹的市場自發秩序與官僚資產階級維護的黨國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與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擺脫貧困。

我可以理解躺平的人，或許對於無法離開中國的人來講躺平是最好的選擇。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藍領工人與粉領工人以及白領工人的總收入不如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的收入的零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長的藍領工人收入最低，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中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份的理由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