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特定文化的民族，必然具有特定的生產力，因而生產力，在東西文化中才會表象出不同的文明性質。文明的本質意義，不是局部的民族文化，而是全人類的生存。

回顧歷史，自從有了人類以來，歷史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向我們走來。關於歷史，有一種真切的說法，那就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部生存鬥爭的歷史。

人類的鬥爭，始終圍繞着爭奪生存空間，生存資源進行的。在長期的生存鬥爭中，人類社會形成了部落，部落聯盟，國家……在生存鬥爭中，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也在不斷的變化，有的消失了，有的存活下來了。有的“死”而“復活”。這種鬥爭是貫穿人類社會始終的。隨着鬥爭的手段不斷現代化，殺傷力，破壞力的擴大，極有可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走向極端，人類將在鬥爭中同歸於盡，這就是世界末日。人類的生存鬥爭，現階段表現為國內的權利鬥爭和國家間的戰爭。這就是歷史和現實。這也是人類生命的本性使然。這更是歷史發展的恆定規律。這就形成了人類社會利益之爭的東西方文化的兩大陣營對壘，兩大價值觀的生生相剋。這兩大截然不同的陣營文化發展趨向，是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粉身碎骨？還是在求同存異的發展中曲徑通幽？這的確令人類社會在文化發展的進程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也成了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最為“尷尬”和“無奈”的生命“異己同化”的價值觀。它最終趨向於何方？一個毋庸置疑最鏗鏘有力響徹全球的答案將清晰告訴世人：民主和自由！這是人類生命共同追索的真理心燈！也是人類生命自由和尊嚴的普世價值！

然而，痛心思痛的是華夏民族經過千年的沉澱和堅固卻自我榮光構築成人類社會現代文明的“另類”和“異族”。這個千古中國自詡仁義道德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國通過千年的君主強化和奴儒馴服走向衰敗和淪落成為人類歷史文明進步的“他者”，中華帝國的衰落“君主文化”和沉淪“奴儒馴術”正好確定了人類社會普世文明的“民主”與“自由”。進步與自由，是西方世界現代文明發展中的核心概念。中國作為“他者”，正好確定了這兩個核心概念的對立面：停滯與專制。中國是進步秩序的他者──停滯的帝國；中國是自由秩序的他者──專制的帝國。

歷史是一部人類社會哲學的教科書，它教我們讀懂得了生命的艱難歷程，教會我們怎樣去善待生命世界，喚醒了我們重新認識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讀過歷史的人一定醒悟釋然，了解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的原因，也應該深明中國人對奴儒文化的“膜拜”和“忠義”和西方人對真理正義的“追問”和“求索”。從方孝儒和布魯諾身上可以看到東西文化的截然不同，尤其是從方孝儒身上我們清晰深刻地看到了一個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性格和基因，其身上也可以找到一個民族文化、制度和人性歷史輪迴的宿命和答案。歷史明燈，鑒照未來。

人，不能被判為奴，只能自認為奴。以這句康德名言贈送給方孝儒形象再生動和深刻不過了。生命苦短皆前定，遺傳基因是根源。一個人是這樣的，一個民族也是這樣的。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體現出中西文化的二元對立和區別，也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歷史命運。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發展根源，有機和無機物質都如此，生命也如此。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態，泰山之上，鴻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魯諾相隔千萬里，時差兩百年，卻都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分裂肢體；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雖然兩人皆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卻大不相同，中西方人文化價值觀的巨大差異也由此顯現。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儘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45歲）。後來，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為明成祖，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方孝孺等則死保舊皇帝。那時最重要的刑罰是滅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處是“死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學生。朱棣奪位成功後，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詔書。方拒絕，投筆於地，又哭又罵，說再強迫他寫，他就寫“燕賊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對他說：“汝獨不顧九族乎？”方說：“便十族誇我何？”於是他的門生多人也被“收斬”。 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那時，文藝復興的朝陽正在歐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國人庫薩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後有100年後波蘭哥白尼的“日心說”問世，緊接着布魯諾誕生於意大利（1548），發展了哥白尼學說，並提出“宇宙無限論”。 布魯諾的一生既坎坷又豐富，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堅持亞里斯多德教條的新教。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發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於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後來又被引渡到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8年，種種辯護都無效，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地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後被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被夾住，足見他的言論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株連到其他人。同屬黑暗的社會，中西方文化的泯滅人性殘害生命濫殺無辜如此迥異。

從方孝孺到布魯諾殉難的200年中，歐洲在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學科領域，瀰漫着一種強烈的張揚個性、反控制、反禁錮的氣氛，這個大繁榮、大發展是在民間社會興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礎上取得的，而且完成了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了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結束了神權統治，民族國家成型，為17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掃清障礙。

反觀這200多年的中國，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或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在內部殺戮、爭鬥中，在宦官、權臣、昏君專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士大夫或殉舊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重複着大同小異的歷史，憑據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道統。天空還是那片天空，地獄還是那個專制黑暗的地獄，中國還是那個千古不變的君主帝國。

專制王朝的歷史輪迴，中華民族的儒教文化，歷代中國人的人格訴求，通常與人的本性都很遙遠。方孝孺認為君主（自己主子），比自己的生命重要，這是方孝孺的自由，倘若他還能說明白，君主的利益為何要比一般人的生命重要，那我們就不能不佩服方孝孺的人格了，也不得不驚嘆千古中國儒尊文化的仁義道德了。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來說，地球就是圍着太陽轉的，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且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這就是科學，以科學明證追問真理的存在，進而不斷地探求正義。與此有關的人在壓力面前表現不一：哥白尼懾於可以預料的壓力，遲遲不敢公開其發現，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發表；伽利略有堅持也有妥協，在教會的淫威下也說過違心的話；布魯諾則剛正不阿，甚至為此送了命。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還是公開說出並論證了自己的科學發現，他們的歷史貢獻是與先進的科學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個人也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燦爛群星之一，也是推進人類社會歷史文明的擁有強烈責任心的良心人士和真理志士！

正是他們這種崇尚科學堅持真理的精神，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點燃了文藝復興的火種，驅趕着中世紀的黑暗。也正是像布魯諾這樣生命風骨精神勇士一樣的無數人文主義者的歐洲人揮舞着自己的旗幟，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響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是人，我擁有人的一切特性！”這些推動人類社會文明不斷向前的勇敢與偉大的賢士，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勢力對人的奴役，反抗教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們歌頌人的智慧和力量，讚美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反對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發揚人的個性，要求現世幸福和人間歡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浩蕩卷帙，給人類灑下一片燦然，給世界帶來無限光明。

偉大導師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文藝復興運動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所以說，文藝復興拯救了人類世界，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指明人類生命希冀曙光的燦然心燈。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使處在傳統神學束縛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們終於認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具體存在，不是教會（國家）的附屬物；人的意志為人所獨有，它不是國家意志的延伸；沒有任何東西比人更大，即使國家也不比人重要……這既是文藝復興之因，又是文藝復興之果，沒有這個東西，任何別的東西都不可能存在。

方孝孺維護的是什麼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當皇帝？這裡面有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於國於民究竟有什麼區別？何況這甚至不是改朝換代，明朝還是朱家天下。如果方孝孺在生死面前敢於衝破傳統觀念，創造歷史先河率先向朱棣提出廢除君主帝制實行民主制度還政於民，那他必定成為世界歷史上一位千古絕唱的歷史變革人物，而且名垂青史。遺憾的是，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忠義”卻是建立在一個腐朽僵化封建專制的儒教文化上進而鞏固和延伸，對中國和世界文明沒有起到什麼根本實質性的進步作用和歷史意義。一個不明而喻的“道”和“理”卻在歷史與現實的鑒照中清晰釋然，難怪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文化後迅速走在世界的前沿，引領人類走向光明。而中國這個歷經“千年思痛”和“百年夢想”卻從未真正的反思自省依舊以我為中心自娛自樂頑固構築成為世界另類和異族的“他者”。

歷史的確是生命中一盞永不熄滅的心燈，照耀人心，照亮人間。從個人情勢來看，方孝孺固然可同情的，尤其是他的“忠義”，他不是自己找死，是被幾千年洗腦的儒家文化害死的。儒家思想是一種僵化陳腐、窒息人性的固守文化，這種陳腐思想卻深深地烙印那些被專制邪靈文化附體於奴儒精神的人的靈魂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個非常殘忍十足冷血的皇權意識，而且沒有人性。這也是一個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會。君王不管多麼荒唐，作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絕對不能夠進行任何形式的評估，更別說是批判了。這不但抹殺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也扼殺了個體生命自由思想的靈光，可惡十足的是還把全國的臣民變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為一個受氣包而已。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論還在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頑固反動認為這種成分劃分是與生俱來的。儒家思想這種窒息人性的洗腦文化，要數孔子的這個訓條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說，沒有統治者的允許，人民是不能去看、去聽、去說話、去行動的。

進步與自由，不只是西方社會文化發展的核心概念，也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核心概念，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沉醉在一種殭屍文化里手舞足蹈，魂體附地，如果一個國家願意做進步的民主與自由秩序的他者，那麼它的命運註定是停滯的皇權與專制，是一種一切行為準則總是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總是和普世價值水火不容，總是和人民的意願背道而馳，總是與宇宙的真理和大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永遠滯留在歷史的門口，必將走向衰落和消亡。

進步，讓人看到希望，自由，令人生氣勃勃。在民主社會裡，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所指明的條款，人們就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看他們想看得東西、說他們想說的話。如果人們做的某些事情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那麼新的法律條款就必須因應而生。在新的法規出台之前，人們的行動應該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國家裡的法律是對人們行動的具體制約，而不是指明人們如何行動的行為準則。孔子的教條與此恰恰相反，它規定人民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符合專制權貴集權制定的行為規範，它是束縛人民行動和思想自由的枷鎖。而歷史上專制統治正是得益於這個思想。長期以來，全國人民只接受一種教育，只有“一元化”統治思想和管制社會，這種挖空心思千方百計把人民關一個籠子內進行嚴酷的管制和凌辱，箝制思想，扼殺人格，踐踏人權，蹂躪生命，我行我素，為所欲為，簡直就是禽獸世界。這樣的一種違背生命倫理泯滅人性的邪惡制度，必然只有讓人與上保持一致的意識形態，只有按照上面規定說話做事的指示，而絕對不允許人民懷疑和批評。孔子的這個思想，不但徹底扼殺了歷代中國人的創造性，還為統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從方孝孺的“奴儒力量”VS布魯諾的“真理力量”的事例來看，中國文化被儒教漫長訓化成為歷史傳承的巨大力量，大到你無法想象也無法徹底改變那個根深蒂固，幾千年來令中國人不免成為同奴儒一樣附體在皇權專制的身上，並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的主導力量，長期被這種主流文化和主導力量的灌輸和毒化使中國文化不僅僅只是“小腳、太監、姨太太”，還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表象等等的虛偽骨精表演和無恥宣揚，大行其道，毒化千年，深入人心。所以，從方孝孺和布魯諾的歷史對照中，我們不難得出準確定論：方孝孺就是一個中國典型的儒尊奴才，只不過他是一個比較有骨氣的奴才而已，他的這種儒家思想的忠義，本身就是很荒唐和荒謬，可以說是反人性。一個只忠孝於君主，而且是在一種催生奴性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兩千多年來專制制度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不但與虎謀皮，作妖孽舞，甚至助紂為虐，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國，正是產生邪教和發展邪教的溫床。中國歷史上像方孝孺這樣浸透儒毒思想的人數不勝數，正是這種奴儒精神使專制統治得益於類似方孝孺這樣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腦子裡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識，而且精神可佳，忠貞不渝。這種僵化頑固的奴儒精神不重客觀真理，只重虛偽的人倫關係，通篇大論都是空談的道德仁義，以及如何在人際間尋找平衡與和諧的儒家理論，就是這樣“絕妙”的把高尚道德情操和對某一個人的愚忠扯上關係，害死的又何止一個方孝孺……

歷史照亮人前行，歷史一往無前。世界就是歷史，歷史就是世界。人類社會的歷史確實是一部生存鬥爭的歷史。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是一個不斷地演繹着被剝削與剝削的鬥爭歷程，也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鬥爭歷程。要了解這一個漫長曲折的鬥爭歷程，尤其是世界史上民主與專制復辟的艱難鬥爭歷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專制與專制復辟在本質上的一致性。

歷史，是真實的；也是深刻的。尤其是中國歷史的痛定思痛。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權專制和奴儒文化是對人類社會文明的公然褻瀆和赤裸踐踏與對中國人的人性的血腥扼殺和流氓污辱，兩千多年來的皇權鐵則和歷史輪迴給了我們中國人乃至世界一個明晰和深刻的見證。這一見證和恥辱醒悟了無數的中國人。當我們置身於兩千多年來的歷史恥辱之中，我們的心是何等創痛與悲愴。當我們真正弄清弄明了中國皇權專制和奴儒文化鐵則和輪迴的漫長歷史悲劇與人性恥辱，就能更加讓我們明白了“奴儒文化”這一核心的主流文化和主導力量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生動性、深刻性、權威性和無恥性的發言權，甚至在泯滅人性上是戰無不勝和慘無人道的。可以這麼說，中國人的發展史是一個極端殘忍、永無休止和腥風血雨的文化鬥爭史。它的內心卑鄙、自私貪婪和流氓無恥的核心奴儒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特色文明”的發展根基。尤其是“排擠內訌”與“互騙互殘”的豐碩成果，創造了一代又一代專制文明的精華。所以，這種“特色文明”經過千年的偉大創新，終於，在近代中國史的民主與專制復辟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成就了這個豐盛文明的泱泱大國走向世界新東方的一大另類的陣營，繼續變相輪迴，發場光大，在人類信息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昂首闊步走進了“新時代”。

制度是根本，文化是元兇。有什麼樣的臣民，就造就什麼樣的君主；有什麼樣的奴隸，就造就什麼樣的奴隸主；有什麼樣的文化基因，就創造什麼樣的精神人格。一方水土養一幫土匪，已道出中國人的猴精骨髓，這才是中國人的真正原罪和中國文化的真實核心。一個思想愚昧無知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心靈醜陋醜惡的民族是無法強大的，一個沒有徹底自省反思的民族，沒有創造命運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未來的。中國命運面臨的威脅，是中國心靈的滅絕，是中國先祖最先普世原創文化的消亡（而不是儒教文化消亡）；心靈的滅絕意味着萬劫不復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五千歷史之魂的湮滅。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真正拋棄守舊的束縛，進行全面徹底的變革，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恥辱才能領悟到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實現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這種選擇，歸根究底，乃是一種歷史的命運。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就會發現，那曾經主宰過我們祖先的命運，正逼得我們重新審視歷史，必須衝破這道鎖鏈，做出驚天動地的選擇。

黃土、黃河是我們中國人生命之根，然而，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心向藍天，自由飛翔。

由是，人類存在的文明，與人類存在的命運，需要有道德和智慧、勇氣和責任的人追問真理，探求正義，來協助推動，人類只有向着未來不斷進步，才是希望，才能和諧發展，才能真正的命運共同體，不斷造福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