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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谈共同富裕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19日19:48:1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为例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时普工拿著最低的底薪努力挣加班费,一个月几千块钱,而公司每年的利润超百亿,怎么分配,老板说了算;

第二次分配时,政府觉得富士康老总等人收入相比普工来说有点高,便多收老板们一点税,怎么分配,政府说了算;

两次分配下来,贫富之间还有一道鸿沟,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钱人自愿捐献。

社会经济运行复杂,但基础是生产,离开了劳动生产,再高明的资本家也得喝西北风。现在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基本单位以公司为主,我们就以世界级的大厂富士康为例,来看看其通过三次分配能否实现共同富裕。

据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信佛,当年“富士康十三连跳”之后他还请了和尚来做法事,我们就假设他有善心参与第三次分配,愿意把工人的血汗钱捐出来一部分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再假设,富士康老板的捐款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采取“精准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钱捐给富士康的员工。

都是捐款,没必要马云的钱非得捐给富士康工人,郭台铭的钱却要捐给阿里的码农。如果能够捐款,捐给谁并不重要,只要最后能保证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说,资金由慈善机构分配,钱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

资本家愿意捐款,这笔捐款也能用到本企业的员工身上,我们就会神奇地发现,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给工人涨工资不就行了。一步就能办妥的事,为什么要多费几道手续呢?

如果企业家有善心,愿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时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资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损害工人的身体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楼自杀呢?

把肉从人身上剜下来,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后再大发善心给他补回去,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吗,这还能叫作“慈善”吗?要是割肉的时候剔得干干净净,做慈善的时候只是给他补上一层皮,又怎么能填平贫富差距的鸿沟呢?

据说企业家参与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减税的优惠,那也可以给那些愿意在初次分配时搞慈善的企业减税,表扬“共同富裕模范企业”,何苦要绕来绕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愿,但还要给予减税的优惠,如果企业家权衡利弊之后,觉得减税优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钱,还有多少人会捐款呢?如果减税优惠超过了捐款额,那不是“劫贫济富”吗,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先富起来的企业家转移资产跑路的不在少数,“三次分配”的新闻一出,不少企业家的走狗们就已经吵开了,说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来投资就是看准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要分享人口红利,现在却要他们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有多少人会愿意呢?即便他们愿意吐,又能吐出来多少呢?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带著血和肮脏的东西,难道说,现在资本要改变嗜利的本性而要给自己洗个澡做慈善了吗?他们常说“大锅饭养懒汉”,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后,企业家难道不担心打工人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吗?

二次分配时,不少企业家想法设法偷税漏税,例如各大影视公司的花式操作,什么阴阳合同啦,什么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啦等等。连法律这把利剑他们都不放在眼里,靠“自愿”又何异于缘木求鱼呢?

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或许有所不同,我们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进共同富裕而不是沦为“鸡肋”。如果富士康的老总和普工实现了共同富裕,那《资本论》必然得改写,我们的发展将会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最近共同富裕成为了网上热词,三次分配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一些分析人士更关注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问题,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这里我们必须说,以道德为导向的三次分配确实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辅助手段,但三次分配并不等于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体,在市场和资本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社会,我们要想通过道德约束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回归社会主义制度主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主体中去寻找能够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过道德约束和税收引导让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体自觉地将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捐赠给社会,形成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这显然是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解决超高收入群体收入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但这显然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否则资本主义早就解决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而不致于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问题。因此我们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显然是寻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的,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制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问题,弄清楚中央是怎么说的

  这次会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里提出了几个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四条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要义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

  会议还强调了共同富裕的几个关键点: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四是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五是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这次会议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三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四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五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六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八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根本问题

  一是解决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过大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将资本或者大资本放在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中国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而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却几乎跟美国相当,就因为中国的资本家或大资本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获取了超高收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产生超高收入群体的温床,中国的绝大多数大资本家群体都是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收入。还有一些超高收入群体是通过市场或平台垄断获得的收入,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牺牲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而获得的。

  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铲除不是通过劳动、科技创新、实体经济,而是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平台垄断获得超高收入的群体,彻底封杀那些靠资本运作、搞上市公司获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是实体经济、必须是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企业,那些虚拟经济、平台经济、金融买办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区域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国民整体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内市场没有进行划分、没有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保护,无论是资本还是人才都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出现坍塌,虽然后期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区,但由于产业落后、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东部沿海地区落后很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当大,现在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在产业布局、重大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应该考虑还中西部地区的欠账,重点投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产业等全国布局方面应该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和投资。将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区也有利于国防战略安全,可以考虑第二次国家工业体系的三线建设,无论从国家战略安全还是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考虑,新的三线建设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须的。

  三是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不能发展、有没有发展后劲主要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在全国非常不均衡,这也是造成中国一些省区始终难以追赶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城市的中小学条件跟农村地区相比要优越得多,这些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和教学设施条件。而从大学来看,除少数985、211在中西部地区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城市。我认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应该统一,然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密度大、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农村应该给予专门的教师补贴。从教育拨款来说,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应按人均不低于东部地区或高于东部地区拨款,以吸引更多优质教师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应该将更多优质大学迁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拨款在中西部地区开办新型大学,由国家和地方共办,以国家拨款为主。有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特别是有了高质量的大学,中西部经济才能带动起来,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有赶上东部地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础。

  四是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的医疗资源远比城市、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医疗资源落后,三甲医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认为,要实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医疗资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须重点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三甲医院,使每个县至少有一家条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然后大力推进基层镇村的医疗体系建设,使农村生病人员小病可以在村镇治疗、大病可在县医院治疗的体系。要扩大大病医保覆盖范围,将更多农村人口纳入大病医保范围,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五是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关心的是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成为增加收入的主体人群,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因此抑制资本在收分配中的过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后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该就是普通劳动者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认为造血比输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让中低收入群体能够有工作做,能够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让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产业在国家布局、调整中得到体现,使中西部地区能够以教育和产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我认为,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富人发善心搞捐赠是无法真正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得依靠我们体制优势,通过产业布局、教育布局、资源配置、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导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富人的捐赠,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对于超高收入群体,我们要通过政策监管,禁止或限制其通过资本运作而不是实体经济获得超高收入,加大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外国资本通过市场垄断、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从中国获得超高收入和利润的监管。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2015年中国的股灾,那次股灾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惨遭屠戮。如果中国要大力培养拥有一定收入的中产阶级,就必须为这些中产阶级的财富寻找投资出路,在中国,只有股市和房产。自2015年股灾之后,中产阶级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产,如果房产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产阶级的资产向何处安放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通过整顿,维护中国股市投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共同富裕,靠所谓的三次分配即资本家的捐赠是靠不住的,也是无法实现的,还得靠国家政策调整,靠国家区域发展、产业布局、教育支持、医疗配套等手段去实现,还得靠对资本市场乱象的打击、对大资本通过平台垄断、资本运作获得超高利润的监管和限制。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资本家是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共同富裕还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数人利益为本,以劳动和科技创新为本,以农村、城市底层、中西部地区为本,以社会主义体制为本,以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作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体,在发展中稳步推进,高质量推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

  【摘 要】构建我国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应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首先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让劳动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物质条件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的其他特点和规定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我国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这是否是贫富两极分化?什么是两极分化?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贫富分化?需要明确回答。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要分清浅层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败、垄断、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现看作是两极分化的根源,还要看富人群体的产生是否同时导致了低收入的困难群体的产生。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收入的分配。贫富分化的根源存在于所有制关系中。

  一、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我国在改革与发展中,高度强调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其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台,如就业扶持、扶贫政策、全民医保、社会保障、安居工程、兴农富农、国家助学,等等。另外,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惠民生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都是体现了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决心。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怎样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正面看,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从反面看,新中国建立已60多年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积累了这么多的民生问题,甚至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悖的两极分化?为什么直到近些年来才认识和认真著手解决这类问题?还有个问题: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研究。

  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产生、存在与解决,又涉及和回到一个老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前的“左”的理论与实践,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

  还可以补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目的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的总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从具体的实际层面来回答。马恩列和邓小平从两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从直观的具体层面来看,从广大老百姓最关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来看,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在旧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压迫与穷困的处境,过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真理。”邓小平批驳了“四人帮”宣传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和两极分化,但没有共同富裕,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为生产力极端落后。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著剥削、奴役和两极分化,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与广大劳动者无缘,只有少数富人——剥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领会列宁的话:第一,“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劳动者”,不是部分劳动者,更不是少数剥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搞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会实现”;第四,搞社会主义必须“了解这个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难所在”,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离开社会主义的“这个真理”,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弄懂和实现“这个真理”,又是搞社会主义的“全部困难所在”。

  如果离开“这个真理”,即离开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转而去讲社会主义的其他方面,即使强调得再多,也会失去本质意义。比如,只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虽然也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但只能是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在“左”风盛行时期,不但将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还把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也批之为“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生产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讲为革命而生产,工人为革命而做工,农民为革命而种田。也不能言富,宣传“穷则变,富则修(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需要理论界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以明确是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作为其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能够也应当比旧社会制度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如果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忽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如果发展生产力不是落脚于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视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会重资本,轻劳动。如果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工农群众沦为弱势群体,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会日益增多。

  必须明确,只强调和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但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私有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宏观层面的社会主义总体框架的存在与完善为条件。共同富裕要有制度安排作为其必要基础,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意味著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应有的制度安排即所有制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贡献有差别,收入分配也应有差别,但差别不会很大,公有制排除了凭借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获取高额收入的关系,特别是排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会条件。

  因此,快速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都是由让全体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引申出来的。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其出发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判断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是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强调的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未来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3】(P336)他们都强调两条:一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明确了。从本质规定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讲是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紧抓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设和搞好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判断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这两手抓得如何。我国1957年以前,两手都在抓,生产力发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风盛行时期,两手都变软,转向抓阶级斗争一手硬,结果是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中,抓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结果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

  什么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几点:首先,共同富裕是个动态概念。没有也不应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全面小康水平实现了,就可以说初步走进了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至2020年,我国人均GDP可达一万美元左右,等于现在的两倍。但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极大积累,共同富裕水平会不断提高。

  其次,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却只有5000多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根据美国《全球金融杂志》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排名,卡达尔人均90149美元,卢森堡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国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国大陆处于世界后列。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各国,人均GDP的增速也处于世界前列,共同富裕应当也能够作为目标逐步实现。就是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但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努力的目标,缓解和消除已出现的两极分化,通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国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其他高收入国家,都存在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盖了1%和99%财富占有上的对立。我国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到三万美元(等于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仅仅讲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还不够,需要有制度安排做保证。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既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保证。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漩涡中挣扎不出就是明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快速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就需要遵从科学发展的主题,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进行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从宏观层次的总体框架上回答了当前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针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而重在落实。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事实有两个,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二是腐败蔓延(腐败的蔓延也与两极分化、中外富商腐蚀某些官员和国企高官有关)。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标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还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下面的问题。

  二、怎样认识和看待我国目前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披露: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倍。这只是8年前的统计数据,而现在这个差距更是扩大了。

  从基尼系数看,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以后不断扩大: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2004年为0.469,2006年为0.49。目前,估计已达0.5或0.5以上。

  财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国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百万人以上,个人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达5400名,仅次于美国,德国为4135名,日本为3400名,俄罗斯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国富豪榜显示,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46人,胡润富豪报告的创始人霍格韦在2012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数其实可以翻倍,达260人。有大批富豪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富豪数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类统计数字未必准确,且互有差异,但依然可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参考。

  不断增多的富豪是怎样产生的?从富豪排行榜来看,大富豪都是私营企业主,因而主要是靠发展私有制经济起家的。此外,中国还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和金融证券业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区报》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报道,指名道姓地讲,海派清口相声演员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万。据周自己讲:“我两年票房一亿五千万,我一个人顶得上几个中型企业!”他除演出赚钱外,还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动,自曝活动出场费分三档:“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万元;外地剪彩一次88万元;商业演出一次100万-150万元。”所以,一年收入总数不止8000万。

  电视剧的片酬几年来暴涨,某些明星的片酬过去一集只两三万元,现今涨到20万-30万元,有的喊出一集50万元甚至70万元的高价。大陆的片酬高过台湾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两三个月时间,可赚到600万-900万元甚至更多。许多歌星,一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机会赚钱。《深圳特区报》2009年10月23日按实名制报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级别墅的情况,所住豪宅都在亿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买一个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万元;到2009年该豪宅涨到8500万元,净赚7500万元。从现在的价格看,可净赚亿元。

  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富人,在国内外大量购买高级奢侈品,高盛公司将中国列为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又报道“中国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怎样分析和看待这种贫富差距呢?这是否肯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呢?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直到本世纪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体一般只讲我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提两极分化。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与怎样认识“两极分化”有关。有的学者否认出现了两极分化,是根据我国不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事实做出的判断。的确,我们应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看待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我国虽出现不断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阶层,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贫者愈贫的穷人阶层。应该肯定,随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阶段迈进。应当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还存在2.5亿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困人口,现在已绝大部分脱贫。虽然还存在一部分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城乡困难群体,但国家已将他们作为扶贫对象进行救助,且扶贫标准也逐渐提高。应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应指出我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从存量财富的占有来看,一方面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难群体。从增量收入来看,大款大腕们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考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能只从绝对意义上著眼,还应从相对意义上著眼。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关系时说:“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而言的性质。”【4】(P729)以这种分析方法来判断,应当肯定我国的贫富分化是相对性质的而不是绝对性质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国存在的具体事例形象地说明这种分化的相对性。《参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报道:一名中国年轻女子用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运回来的时候,派30辆奔驰车去机场迎接。让狗住在恒温的空调房间,每天吃鸡肉和牛骨汤,喝矿泉水,1月花费约3000元。而一个普通清洁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报道说,“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洁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费水平。与这位富姐的财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哪里?

  社会主义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对平均主义。改革,就要改变传统体制下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就要根据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对贡献大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给予较高的报酬是公平合理的。简单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科学。针对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各自劳动贡献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应反对。需要缓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是贫富分化的出现。水稻专家袁隆平,为水稻高产做出重大贡献,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会有意见。体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亿元,也不会引来不满,钱学森的收入与他的贡献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讲财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应也不会包括上述这种情况。事实上人们的不满与批评指向并不在这里,而是指向贡献与收入脱节,或是低贡献、无贡献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压低职工收入进行剥削致富,或是靠投机钻营致富,或是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这类富人阶层。

  造成我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应分清浅层次的、枝节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败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体分析。腐败,是指为人民所痛恨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如果把腐败只理解为贪污受贿,那就难以说明它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贪官的行为暴露前,他一般作隐蔽状,其所贪财富不会计入基尼系数。而当贪官败露后,其所贪财富一律交公。再者,贪官毕竟是少数,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将贪官纳入暴富阶层,他们至多是增加点富人数量,影响点基尼系数,而不会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不是造成弱势困难群体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过有一点应注意到:贪官接受开发商的贿赂后,会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让开发商获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数量。

  分析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占有财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阶层;二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所占财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体,二者的统一才形成贫富分化。贪官与前者有联系,但与后者无因果关系。

  如果讲腐败,应看到腐败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国企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腐败事实。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与企业主管和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行为有关。这既造就了一批损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体。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张平亲身见闻的材料作为事例。由张平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曾在国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张平2008年被选为山西省副省长。张平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原以为天下只有农民苦。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岗失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他曾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X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集体自杀40多人,他们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张平还具体讲述了企业蛀虫们侵吞国有财产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惊人事例(见《报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据宗寒的《两只眼看中国资产层》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年均流失500亿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亿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个千万、亿万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营企业中,有25.7%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根据2005年的调查,私营企业中的35.2%原是国有企业。2007年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的7万亿元的资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国企和集体经济转移来的。这种转移,除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而来。而原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则成为由私人资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还有大量国企工人下岗,成为生活困难群体。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大量资产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岗,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途径。但需要将其与私有制经济的大量发展和公私经济主体地位逆向发展联系起来统一考察,才能说明问题。

  认为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也难成立。首先,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居少数。《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的由三位记者撰写的《竞争让国企更优秀》一文明确指出:“提及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到‘垄断’。事实上从目前的行业分布看,90%以上国企处于高度竞争的行业。”即使是垄断企业,利润额高,但上缴税收额一般高于利润额,也高于私企外企税收与利润之比。国企利润的主要部分用于积累,扩大生产,仍归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营外资企业,利润全归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国企高管的收入偏高,为世人所诟病,需要调整,但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数量、产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的报道,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私营企业达903.49万户,外商投资企业44.59万户,个体工商户3601.13万户。而国有企业则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虽已减少很多,还有238000个。2007年下降到112000个,减少了一半多,现在更少了。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只剩9105家。中央国企2003年有196户,2011年减少为117户。年收入几十万、百万元或以上的国企高管数字未见到统计,但亿万富翁统计中未见国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几千个或上万个国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构不成全国贫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内部,无论属于竞争性或垄断性行业,都不会造成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有人指责国企职工的工资偏高,但国企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私企和外企职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正是社会主义企业优越于资本主义企业所在。正好说明认为垄断是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的观点不能成立。还应看到一点:私营外资企业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后,其增殖的部分除缴税后全部归业主私有,而国有企业贷款还本付息后的税后利润,用于积累仍归公有,而且还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润。由此看,国企普通职工收入高一点、相当于私企职工的近两倍也并非不合理。当然,有的企业连抄表人员也年薪高达10万元,是会引起非议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获得暴利,影星、歌星、体育明星、金融证券行业从业人员、国企高管、画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获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扩大了高收入群体,会增大基尼系数,将其算入贫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艺界、金融证券界和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与低收入困难群体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过高收入应予以调节。但这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难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似乎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差距就会缩小。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承认分配不公平。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讲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指出:“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间既有可能变为大富翁,又有可能变成穷光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人们,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除自发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外,还会促进两极分化。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事实来看,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德国学者舒尔茨的《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来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个最富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文章又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报告中也说:“美国的贫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的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10%以上。”

  寻找造成全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须是既造成了一批财富日益增大、人数日益增多的富人群体,同时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问题。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谈论“平等权利”、“公平分配”的错误。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里所讲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指生产资料条件分配在谁手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著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著社会主义分配方式。马克思尖锐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学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所谓“真实的关系”,就是分配关系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离开这种真实关系,不考虑所有制关系去围绕著分配兜圈子,空谈“公平分配”,是在开倒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就会产生分化,我国有些私营企业就是从小商品生产起家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私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会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资方与劳方的贫富分化。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是天然矛盾的。资本处于强势,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处于劣势,工资被尽量压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有的还严重侵犯工人权益,迅速发展,扩大资本积累,而工资一般低于劳动力价值。加之地方官员重引进,重维护外商利益;重内外资本,轻劳动;忽视维护工人权益,劳资利益分化就更加明显。亿万富豪群由此产生,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也由此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贫富分化的趋势已较明显,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2000年已超过0.45。但多年以来,还宣传处理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视公平。事实上,收入差距严重扩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缩小差距的,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这是重抓发展生产力而轻抓共同富裕的表现。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在私企和外企就业的比重已达80%以上。据《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9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据《京华时报》2012年3月27日文章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与就业总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体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口也已很少。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城镇职工,成为受中外私人资本支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劳动处境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从2009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私营单位工资调查的主要数据。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大,但平均工资较低,约为17071元。”这个平均数中包括收入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纯工人的年收入比这个平均数会更低。有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几近私企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国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5053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仅18199元,只相当于国企的52%。

  再看看外资企业的情况。美国苹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电子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在美国,苹果公司的员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于10万美元,但它在中国搞“血汗工厂”。2010年1月至5月,苹果公司在华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因不堪诸多压力发生连续12起跳楼事件,震惊社会。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在华三家富士康工厂,经国外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进行广泛抽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它“违反中国法律以及行规,要求员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有时还要求员工连续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时也是常事。该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说: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国工厂存在“重大用工问题”,“有相当多的工人对自身健康和安全没有把握”。经过对3.5万名以上的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了多处违反劳动法的现象”。美国多家环保组织和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的产品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存在严重的健康与安全危险,以及劳动时间过长、拖欠工资等问题。工资低,60%以上的员工工资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员工拿不到加班工资。富士康拥有120万中国员工,靠剥削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高利润。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3月31日的报道说,“在拥有数十万富士康员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从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现在的1500元”,“以美元计算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增长更快。在2005年,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最低工资为80美元,而现在已经达到240美元左右”。这个增加了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国国企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调查和富士康员工抗议的压力下,在“西方消费者对工人工作条件的种种担忧”下,富士康宣布要减少加班时间和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决定加薪25%,达到月薪约400美元(合人民币2600元)。大幅加薪后依然低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总之,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国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生为重、共同富裕,强调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扭转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也遇到种种杂音的干扰。有人反对公平分配,说什么公平不能用秤称,没有衡量标准;有人仍主张效率优先,认为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会趋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种种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和被扭曲的结果;有人主张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继续宣扬“国退民进”,并谎称这是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其实,中央是一直不赞同这一提法的。这些主张和观点都是不正确和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要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只有公有制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国有经济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运行体制与机制。但是,如果把已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也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化,让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则决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状况,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前面讲过,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是随著蛋糕的做大而趋于缩小,而是扩大了。另据统计,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国人的税后收入自1979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而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同期收入只增长了1/3,美国企业主管的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现在的300倍。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又出现的债务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破产。西方民众和学者在纷纷议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行不通”、“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应为资本主义看病”、“欧洲资本主义面临最大考验”、“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等等。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标题可以看出: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已日暮穷途,私人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危机,需要变革。而有人却主张将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实施,主张我国放弃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如果这种主张在我国实现,还会有什么以人为本、民生为上、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

  将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的结果,并不意味著否定或轻视私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著主张“国进民退”压减私有制经济,也不意味著主张限制富人人数的增加和财产的扩大。只是主张应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关于”三次分配”的一点看法

当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色中国已经被”先富论”,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摸石头过河”,以及在各个企业, 科技界,教育界,卫生界等大搞自负盈亏,大批国营企业被贱卖促使私营企业大发展以及有的变成垄断企业—富可敌国,少数人掌控全国大部分财富,不少企业被外资控制,造成了贫富悬殊。国外强敌窥视,国内各种矛盾突出。极右分子企图配合外人搞”颜色革命”, 出现了各种带路党。 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不少劳动者选择”躺平”。。。。。。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场本身由于污泥浊水的冲击而腐化堕落,腐败官员盘根错节,道德滑坡,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 各类犯罪频频发生,当前根据现实拍的电视剧”扫黑风暴”掀起”热”点,只不过反映的是中国黑社会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现在面临重重困难,他们企图利用”三次分配”来欺骗劳动人民。 这是国内一个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关于所谓的“三次分配”,一开始我没怎么关注,还以为又是哪一个经济大家的发明创造,搜索了一下发现是厉以宁这个老匹夫提出来的,那就没必要去细看他的理论了,也不值得花时间去闻他的那一大坨“理论”。不过可以猜测他应该会根据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论述他所谓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怀疑“三次分配”这个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是谁在中央的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厉大师的好学生李中堂正当其位,舍他其谁?当然,将这么一个明显有违宪法的“理论”当成宝贝疙瘩纳入会议结论的人也相当奇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条里面明确指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则,这个所谓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点了呢?阿姨您应该还记得《武训传》吧?武训这个依靠“三次分配”办学的“民间教育家”,当时感动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对这样的大善人,毛主席当年硬是亲自撰文批《武训传》,一丁点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贩卖同情、塑造个人慈善形象的机会主席不晓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恶人”,在大家都感动得稀里哗啦抹眼泪的时候去当头棒喝,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第三次分配”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违背的,当时主席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他还真是目光如炬、见微知著,我等后辈不得不服。这里就不扯远了,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




   现在特色中央想通过“三次分配”来平衡社会的贫富差距,我的评价可以用三个词语来归纳:避重就轻、莫名其妙、痴心妄想。为啥这么说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轻,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关键环节是一次分配,就是劳资在新增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决定性因素。以前数学网友曾经将“剥削”这个概念归纳为“老板,你的工资给少了”,社会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剥削累积”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异。最近中央采取一连串的手段遏制资本,起因有两条,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形势严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国上市嚣张的出卖国家安全。为了促进人口增长,目前中央不计后果的打击一切有碍年轻人生娃娃的资本集团,年轻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不生娃这件事情,其实在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普遍,这其实是无产阶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消极怠工——既然你们狠狠的“996”,那么我们就拒绝生娃供你们继续剥削。所以,当剥削超过某个阈值之后,生育率就直线下降,这似乎有一定的规律。现在中央不敢直接干预“一次分配”,一边纵容资本的深度剥削,一边又想缓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这当然是避重就轻。




2、莫名其妙,一个宪法里明晃晃写的“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国家,居然想要祈求资本家大发善心来体现社会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痴心妄想,我们记住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就行了。资本这玩意儿眼睛里只有利润,那里会讲道德,如果他们讲了,那么一定是有利可图。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最终会成为资本的奴隶,贪婪会不知不觉的附著资本家的身上。这一次腾讯反应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亿来搞共同富裕的项目,只能说腾讯公关团队精明,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对他们的核心产业(游戏)下手,一个王者荣耀一年就会把他们的500亿赚回来。阿姨您没有看到关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文章被撤下来了吗?这就是资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带后富”,如果社会公平能够得到体现,也就无所谓先富后富了。




  当然,局势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我也能够理解特色提出的这些政策,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会制度(公有or私有)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说好听一点,就是对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调节。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这几天耳朵被磨出茧子的一个词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过制度规范和道德动员的方式让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钱接济穷人?本质上难道不就是“劫富济贫”?

  无非是“劫富济贫”这个词太刺耳了。

  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富人而言,“涸泽而渔”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长此以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无力消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可避免;更进一步,穷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调节贫富差距是资产阶级被迫而为的“治理理性”。

  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何时需要对富人点头哈腰、用道德感化规劝富人“行善”了?

  须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来自血腥的“原始积累”,或是“化公为私”。双汇“废太子”控诉其父化公为私、肥美损中、偷税漏税、和秘书姘居的长文,看得吃瓜群众一楞一楞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体发文《不要为双汇“废太子”的“大义灭亲”叫好》,玩起了“亲亲相隐”的那套封建伦理。:  

  老公知说,“(监管部门)因为儿子的举报而去执法,可能为投资人和国家能挽回一些损失,但与对基本人伦的伤害相比,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大清亡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冒出这种又臭又长的裹尸布,还好意思吹嘘自己代表“普世价值”?

  钻著各种制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捞钱、榨取穷人血汗的时候,就宣称自己是“民营企业”;这会儿盖子被从里面掀开了,丑恶暴露无遗,就改口说自己是“私人企业”、“家丑不可外扬”、“外人无权过问”……给资本充当乏走狗的大小公知们,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吗?

  不仅仅双汇是从漯河肉联厂“化公为私”来的,几千国企职工几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后富了一个万家;号称“北双汇、南雨润”的另一冷鲜肉巨头“雨润”,同样是先改制一家国营肉联厂,再蛇吞象般地先后廉价兼并十几家不同城市的国营肉联厂,才有了后来的规模;今天数得上号的巨头,至少半数以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特别是某些房地产巨头分明就是靠著将老国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起家的。

  至于现在已经发家的资本企业,本来通过“雇佣劳动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已属不义。然而,企业家们还不知足,连作为维系劳资关系最低准则的《劳动法》都从来不打算遵守,或是肆无忌惮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时限制还不支付加班工资,或是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对员工实行惨无人道的压榨……富人的每一分钱,无不浸染著劳动者的血泪!  

 说“劫富济贫”都算是客气的了,穷人只不过是想要拿回他们该得的那一部分财富而已,何时变成“富人的施舍”?

  不过,富人们终究是不打算“归还”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个人所得税为例,2016年据官媒经济之声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坤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引述有关统计称,近年来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

  富豪们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避税,例如“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

  在类似“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注册公司的好处非常多,除了逃避个人所得税,企业家们还可以让在内地的关联企业把盈利做成亏损,把利润做到离岸公司掌上,这样连企业所得税也能逃避。

  刘强东和“奶茶”结婚的时候宣布,未来十年他在京东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网民以为他是防著“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著税务。阿里创始人马云曾在央视一档节目中透露,从1999年开始创建阿里至今自己就没有拿过1分钱工资;曾陷入天价年薪丑闻的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在2009年也决定将开始领取“零元年薪”。

  这样的做法是中国富豪从美国“取经”的结果。已故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里、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钱伯斯、惠普的梅格……这些巨头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乐部”。

  某财经老干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业高管拿一元工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

  参照2018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的构成是: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举个例子,某企业高管原本年薪1200万(月薪100万),那么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应该是1200×35%=420万。

  如果他将年薪调整到12万(每月1万),剩下的1188万变成股息和红利,他所缴纳的税就变成了12×5%+1188×20%=238.2万。一下子少缴四成多、近200万的税。

  如果他是企业股东或者老板,还可以选择不分股息和红利,将钱存在企业,进一步变成股份或企业资产,这样可以少缴更多的税,还不影响自己的身家。这一大笔钱将来怎么变现?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会就是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具体运作方式见笔者之前的文章《让比尔·盖茨在中国涌现,将是一场灾难!》)

  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指望富人发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该收的税收了。既然明知富人们逃税的套路,难道还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这些一个都不能少,且要精准瞄向那些顶级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为了地方财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税,例如,农民辛辛苦苦进城打工在老家盖了新房、在县城月供了一套房,你还要以住房面积超标为由对著这样的群体收“房产税”,那就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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