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要感谢向东网友推荐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作者以一个没落自由派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狭隘眼光出发，最大限度地、比较诚实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导致“新生代”抛弃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为什么必然“仇恨有产者”、必然“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

这个王陶陶是什么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个王陶陶。第一个王陶陶，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王陶陶。这把他和绝大部分逆民、公知区分开来。第二个王陶陶，是作为右翼保守势力的王陶陶。… 他写了很多关于革命的书，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对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维稳反革命。那么，他维的是谁的稳？在知乎问题‘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邓小平，在提问‘为什么中国科研落后’问题中，他回答中国科研体系被官僚控制，基层科研人员很难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领导篡夺。从零零总总的回答中，都表现出他是个欣赏私有制西式国家的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私有化、市场化、西化的中国。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资思想，华为251等反资运动中，王陶陶从没有站过劳动者的边。而知乎的主流言论同情劳动者，这是王陶陶口碑逆转的原因。第三个王陶陶，是作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虽然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内心中是极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内心中是希望中国人像盎格鲁萨克逊人一样，战略上充满侵略性，战术上坚韧而懂得隐忍。而他对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终摧毁了他的理智，导致他变得像公知一样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终在疫情的判断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声望，梭哈到了输的一方。从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网上民族主义者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关学能够成为显学，是因为入关话术体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辩经，以切美国人蛋糕为目标，暂时团结了民族主义者中的左右两派。然而我认为，入关学迟早会在左右问题上分裂。用嵩县的话来说，异端比异教更可恶。”

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这种激化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反映，在网络时代就必然要在所谓“网络舆论”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说：“从2015年以来，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解释这种“巨大的变化”，王陶陶认为有“两种关键性的因素”。“第一种因素 ... 即中西关系自2015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关于这个“第一种因素”，我们暂且不做深究。比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讲的“第二种因素”：“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这个欲言又止、云山雾罩的“代际矛盾”到底是个什么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后、70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复杂化，甚至偏负面。”

原来，在王陶陶看来，“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包括了60后、70后、80后。然后，突然间，不知在什么“时点”，“开放和市场”就不再给“年轻人”带来好处了，从90后开始，“认知”就不同了，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看法就“复杂化”了，甚至“偏负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王陶陶口口声声讲“代际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为太年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王陶陶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反感“市场和开放”呢），还是眼界太狭隘、还是立场太偏颇，整整一代、几千万60后、70后国企工人因为“受惠于”“市场和开放”而下岗和失业乃至沦为赤贫就这样被轻松无视了，另外几千万60后、70后的农民工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为了王陶陶笔下的“中产阶级”享受物质繁荣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数以亿计的断手断脚、终于老无所养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于90后、00后，也不是全部都拒绝赞美市场、赞美开放、赞美私人产权的。网络上大胆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绝对数量来说没有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际矛盾”吗？王陶陶是读过一点马克思的：“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流向，事实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阶级矛盾”这个词，哪怕想一想，恐怕对于作者王陶陶来说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还是不提为好，不提为好。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个王陶陶”中的哪一个。但是，从作者的自我介绍来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据作者的自我介绍，他（她）当年也是在媒体行业里工作的，“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刚开始一个月薪水是税前4800，税后3000多，后来上涨到税前6000，税后4900，最高时达到税前8000，税后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费是2000元，吃饭花费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个月省吃俭用，结余1000-2500左右”。税前月工资8000左右，年薪就是10万元左右，已经超过中国经济的正式部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了。按照这个工资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经可以位列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摸到了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边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环境也带有资本主义正式部门的特点：“我过去工作过的媒体企业还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证双休，上班时间也不会超过8个小时，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个人时间却也丰富。”（问号是笔者加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像付国豪先生一样在一线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转进回到了“老家”，最后谋了个“乡镇公务员”的位子，勉强还算在“体制内”。

所以，从王陶陶个人的事业来说，是有些失败的，但是他（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虽处江湖之远，不忘忧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要“感恩”、要“尊重”，却得到了令他（她）哑口无言的答案：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房东什么都不做，一个月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年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是啊，一种让所有的劳动者都没有房住、没有“钱”（于是就没有医疗、养老、子女教育）、没有男女朋友、没有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没有青春又没有希望、又被逼著996和007的社会制度，难道还值得任何“尊重”吗？不要说“尊重”，应当问，“新生代”还能够忍耐多久？

从这里，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机，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来自于“颓废思想的出现”，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现”，是“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是年轻人认识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怎么办呢？“自由主义”还能挽狂澜于既倒吗？不得不说，王陶陶的观察比绝大多数自由派以及一些还在幻想著“联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锐。他（她）为老自由派们的麻木和迟钝而焦急、而惋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制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 ... 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国家，“自由主义”行不通：“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 ——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这样，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从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中国这样的半外围资本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自由民主、福利国家等阶级妥协的历史空间。于是，“自由主义”或者任何“有产者思潮”就对无产者“毫无吸引力”，因为这样的“主义”或“思潮”满足不了无产者的“基本经济利益”。

王陶陶对于“自由主义者”的尴尬分析地也很透彻：“自由主义者”要夺权就离不开“无产者的不满”，但是“事成之后”又给不了无产者他们“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于是，等待著“自由主义者”的大概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事不成”，还有一种是，“把事情搞砸”—— 等待著真正的“王者”无产阶级来收拾残局。中国的自由主义于是正在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

对于这样的没落，王陶陶当然很不甘心。怎么办呢？王陶陶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祭出幽灵，一个是告诫“体制”。

王陶陶祭出的幽灵叫做北一辉：“我读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意识形态所吸引，缔造了北一辉引领之新生代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北一辉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思潮的引领下，打著‘尊皇讨奸、斩杀国贼’的旗号，先是猛烈攻击日本的财阀，随后则是猛烈攻击日本的官僚，最后发展到挑战整个日本体制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这个幽灵确实能吓到一部分小资，准确地说，一部分小资“左派”（有人管他们叫“学院派”）。这些“学院派”说：看看，中国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辉俘获，成了“国家主义者”，那么将会多么可怕啊！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法西斯式镇压，天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对于这部分同志杞人忧天的错误，我们另找机会批评（过去，红色中国网已经论证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既不会发展为帝国主义也不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里仅仅指出，就算北一辉的幽灵能够吓倒一部分小资“左派”，甚至吓得他们急急忙忙要与自由派“联合”，这著实无补于整个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对于广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大批小资群众来说，他们才不管什么北一辉、南一辉。他们的实际问题是，谁能够解决住房、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和男女朋友？谁能够为他们自己带来希望、为他们的子女带来青春、为所有人带来尊严？
 

但是王陶陶还有一招杀手锏，是隐藏在北一辉这个幽灵后面的：“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 —— 随著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 —— 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 ... 裹扎著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

这一段，句句都是大实话。别看我们“自由主义者”与“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讦，大家都是吃资本饭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在要不要捍卫“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 —— “自由主义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义者”解决不了 —— 毋宁说，已经无法再用“自由主义”掩盖 —— 的矛盾，“官方”一样解决不了。只要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也掩盖不了，“越来越明显”，那么，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来，“新生代”就会攻击“资本和买办”，随后，就会攻击“官僚阶层”。

王陶陶接著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 ... 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

这里，有点图穷匕首见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对“体制”、对“国家”喊话，你们眼瞎了吗，你们脑子进水了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你们一样，都是“市场和开放”的支持者、“私人产权”的捍卫者，我们对你们是构不成真正的威胁的！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反体制”来自“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来自“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和“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一个“乡镇公务员”能够看到的问题，难道“体制”看不到吗？只不过，“体制”也有“体制”的难处，“体制”也是困在系统里。要是镇压能解决问题，早就镇压了；要是收买和让步能够解决问题，也早就收买了。如今这年头，“体制”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给“辅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当“体制”的家，哪里知道“体制”的难。至于什么“星辰大海”、“切美国的蛋糕”，也就是让那些荷尔蒙旺盛却又找不到性伴侣的男青年们权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骗一天是一天。真到骗不了的时候，“体制”倒不害怕北一辉。不过，还有比北一辉更加可怕的幽灵 —— 那颗真正的精神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