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在《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之中，曾經分析過，任何政治運動，都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基礎。

　　政治理論分析：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組織，能一毛不拔，零成本獲得絕大多數組織成員的無限忠誠，並能推廣複製，那麼此人或這個組織，就可以零成本組織政治運動，這顯然違背《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總結的結論。

　　一通演講、洗腦或法術，就可以讓成員無條件忠於某個人或某政治組織，讓成員自費參加政治運動，並不斷發展新成員。這種脫離經濟基礎的政治行為，在短期內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長期看，是完全不現實的。

　　說到底，人是要吃飯的。肉體承受的饑寒交迫會迅速撲滅頭腦中脫離物質基礎的狂熱。

　　即使宗教，這樣看似從神哪裡獲得合法性的組織也不能免俗：一個成功的宗教領袖，必須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質資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誠、最神聖的，在現實之中，他必須是世俗，絲毫不能放鬆對物質資源的追求。

　　只有這樣，這個宗教組織才能一方面舉辦宏大的宗教儀式、提供醫療服務、物質救濟，吸引信徒，一反面供養數量龐大的脫產、半脫產的神職人員，讓這些神職人員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義，對數量更龐大的教徒進行精神輔導（或控制）。當然，如果物質資源更加豐富，還可以建立宗教審判所和僧兵，對任何敢對該組織教義提出異議的異端進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宗教組織，也要求成員在加入組織之後，捐獻財產——天上的神不食人間煙火，凡間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決現實社會之中的物質問題。

　　如果一個組織不能維持穩定且足夠的物質基礎，那麼各種政治意志就無法從上向下貫徹，組織本身必然分崩離析。

對個人來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同樣沒有無緣無故的忠誠。

　　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意識是物質世界的反映的話，人的意志是不能脫離物質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質世界的影響。

　　電影《啊，海軍》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經濟邏輯，劇情論證了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真理。

　　電影內容並不複雜。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農、單親的窮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學畢業，是一個潛在的赤色分子。

　　在軍訓中，他表達了自己對軍訓的不滿，被教官訓斥——“讀書，讀個屁！聰明人容易變成赤色分子！”

為了繼續念書，他同時報考了免費的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和學費高昂的日本帝國大學預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學校。

　　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島報道。不久，平田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向分隊長提出退學，被分隊長（教官兼班主任）岡野大尉拒絕並被四年級學生森下毆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

　　此時的平田以上尉軍官的身份積極參戰，對戰爭已經毫無牴觸情緒。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參加過瓜島爭奪戰並負傷回國的平田在傷愈後，去江田島擔任教官。

　　此時的平田已經是少校，對江田島校長招自己回國任教表示異議，要求上戰場。

　　1945年，已經在校任職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戰場，地點是沖繩島。

　　此時，日本正在對美搞神風特攻，大量飛行員作為人肉炸彈，駕駛戰機衝撞美國軍艦。前往沖繩顯然難逃一劫，有去無還。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務，前往沖繩。

　　故事至此結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歲陣亡在沖繩。

　　是什麼原因，讓平田從一個左翼青年，潛在在赤色分子變成了狂熱的日本軍人？是簡單的洗腦和舊日本軍隊內部上級軍官對下級軍官、老兵對新兵瘋狂的虐待嗎？事情顯然並不這麼簡單。

　　《啊，海軍》這部電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轉變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晉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個佃農家的單親孩子，靠母親種地維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債繳納學費完成了學業。

　　平田去給地主女兒補習功課，在地主家蹭飯，減少自家的口糧支出。那時，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其實也拿不出學費。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對自己和自己同階級的勞動者的處境不滿，希望改變社會。

　　他進入江田島海軍學校以後，生活質量馬上發生了質的飛躍。

　　大家可以看到，他聽說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的時候，手裡拿的是什麼？沒錯，是汽水。在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莊稼的時代，這絕對是稀罕物。

　　從他進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那一天起，他的經濟地位和生活質量就不斷上升。

　　他剛進校，聽說自己被第一高等學校錄取，要從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退學的時候，向分隊長提出要借海軍的軍服去報到，因為他甚至沒有一身完整、體面的衣服。

　　幾年以後，他從海軍軍官學校畢業，以中委身份，陪同長官去高級餐館吃飯的時候，已經西裝革履。這幾年之中，他不但生活優渥，還請了自己讀書的欠賬，還置辦了一整套行頭。

　　戰爭爆發前夕，地主家的小姐來東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時，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經逆轉，當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飯的窮孩子，現在他已經是帝國海軍的軍官。他直接婉拒了對方。

　　當時日本的經濟並沒有蓬勃發展，而是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國內矛盾尖銳激化，因此爆發了二二六兵變。

　　參與二二六兵變的軍官煽動士兵的話，讓人聞之動容：“國民苦不堪言，你們家人也一樣吧？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糧食，在滿洲前線的士兵的姐妹要靠賣身才能活命……”

在一個“國民苦不堪言，姑娘還沒有牛馬值錢，政客和財閥們卻越來越富”的時代，在全民階級跌落的時代，他的生活質量卻在不斷穩步提高。

　　平田是聰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勢上漲的待遇與戰爭之間的關係。大蕭條的時代，階級固化的日本，出身貧苦的他，離開海軍，能幹什麼？能過什麼樣的生活？當政治家嗎？當大資本家嗎？當地主嗎？顯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親一樣當佃農，最多在村公所當一名貧寒的小職員。

　　海軍的地位、能獲得的物質資源與他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密切相關，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關。如果沒有對外擴張的政策，也許為了鎮壓國內勞動人民陸軍的地位和待遇還會較高，但是海軍顯然不會有這樣的地位和待遇。海軍、陸軍彼此敵對，互稱對方為馬鹿的原因，說到底，就是在國力貧窮的背景下，爭奪有限的物質資源。

　　對平田來說，反對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對自己的生活。雖然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惡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經大幅改善了。他從一個左翼青年，變成了一名職業軍人。他不再考慮國內政治，而是考慮如何在對英美的戰爭中善戰能勝。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軍人，平田孑然一身，國民的苦難，對他來說，相對間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學同學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陸軍軍官學校，因為牽掛自己深愛著的在東京工作卻沒有音訊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對左翼。不久，本多在東京色情區見到了已經成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後，訓斥阿信，質問她怎麼不去死。他準備替阿信贖身的時候，阿信卻羞愧自盡。

　　阿信死後，本多的政治態度也迅速轉向，成為一名堅定地支持戰爭的日本軍人。最終，本多戰死在瓜島。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質量沒有發生這樣質的飛躍，而是被不斷剋扣軍餉，甚至裁軍、失業，或者，他們都有父母、妻兒、兄弟姐妹要牽掛，他們是否還會發生這樣巨大的思想轉變，六親不認，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農村窮人家出身的聰明孩子。除了軍職和軍餉，他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對外戰爭，就沒有他們已經擁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如果戰爭失敗，他們將一無所有。與其說忠於日本帝國或者日本軍隊，不如說忠於他們自己。他們寧願去死，也不願意接受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跌落。兩個人都選擇戰死，為戰友報仇是一方面，已經預期到戰爭即將失敗，一旦失敗，自己將一無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無疑問，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戰後必然大裁軍。作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戰爭中倖存，也大概率會失業。與其在貧困中屈辱地活著，不如在戰場上戰死。當然，兩個人都沒有預期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不久，中國解放戰爭爆發，國民黨反動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舊軍官，也沒有預期到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所以，兩個人都選擇了以死相拼，孤注一擲。

　　可以預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沒有戰死在瓜島和沖繩，在戰爭中倖存，晚年大概率也會是美化日本戰爭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國神社祭拜自己戰友，投票支持右翼政黨，為美化侵略戰爭，為軍國主義招魂。

　　由於大蕭條和太平洋戰爭，許多日本家庭陷入極度貧困。讀軍校不需要錢，所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是很多窮人家孩子的選擇。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報考軍校，並不是對戰爭感興趣，打算做一個優秀的軍官，而是想找一個免費讀書的地方。這些人出身貧寒，聰明好學，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當年如此，平田擔任分隊長時，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親說，只有在江田島才能學習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徵召上戰場。

　　但是，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有充分地信心把這些不想當軍官的窮人家的孩子轉變為立場堅定的軍官。

　　平田在江田島讀書時的分隊長岡野大尉和四年級學長森下下士曾經談論平田。森下認為平田內心仍然不願意當一名海軍軍官，在使用各種方式牴觸。岡野大尉則認為平田過一段就會成為出色的海軍軍官。事實證明，岡野大尉看事情更準確。岡野大尉當年，大約也和平田一樣，不情願進入海軍學校，最終卻順利的轉變了思想。所以，岡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當年。最終，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島完成了思想的轉變。

　　拋開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場轉變的是非以及江田島的軍國主義色彩不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轉的過程。

　　一個人轉變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訓話、反省和懺悔，而是外部現實世界的物質基礎。讓一個人思想轉變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語言的刺激、反覆的懺悔和傳銷式的洗腦，而是改變他所處的物質環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經濟和社會地位。

　　江田島和海軍有充足的預算，讓新生和未來的軍官過上他們從未體驗過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讓左翼分子進來，右翼軍官出去。

　　江田島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預算，就是轉變這些年輕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島的預算充足，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提高，他們自然會考慮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徑選擇，並轉變思想，讓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選擇。否則，沒有預算，或者預算大幅下降，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注入棒，那就會赤色分子成群結隊，非出兵變不可了。

　　從統計上看，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個人，沒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階級。絕大多數的人的意識，都支持對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轉變，他們的思想也會發生轉變。個別人可以因為理想等原因忠於對自己現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不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絕大多數人則絕無可能。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他們忠於自己的理想，不如說他們忠於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於二戰前夕的日本軍隊，就要給予他們在經濟全面蕭條期，逆勢上漲的經濟利益。同理，要絕大多數人忠於自己，必須真正給予絕大多數人足夠的物質好處，真正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共建國成功的要素，毛左共產黨的精神領袖毛澤東總結為“二杆子”，即槍桿子和筆桿子。對於鄧右共產黨來說，它維持自身的政治統治也離不開“二杆子”。槍桿子是資產階級的暴力機器，但只靠暴力機器，是無法維持長久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的筆桿子，就是為維持其自身統治服務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製造出來的“關於自身的幻想”。意識形態有兩個核心特點:第一，它代表的是剝削階級的利益；第二它用虛假的普遍利益（即全面利益）來掩蓋特殊的階級利益。恩格斯指出：“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利益……”

　　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就用這種虛假的普遍意識來將無產階級動員起來為其反封建的目標服務。那時候的資產階級還具有進步性，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是代表普遍的“人類”利益的。但是當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之後，感受到無產階級威脅的資產階級逐漸喪失了把握社會現實的真誠性，作為其意識形態的虛假意識遂轉變為一種虛偽意識。

　　在現代社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無孔不入，製造出了大量的“精資”。所謂“精資”，就是現實中處於無產階級階級地位的人，卻自覺站在資本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為剝削自己的資本家說話。無產階級要想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第一步就是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實現從自發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

　　那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佐伊概括為三點：

　　第一，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最本質特徵，其本質就是把結構性的社會的階級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在這種意識形態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掃除了封建社會中基於身份、血緣的等級制和不平等，人人都享有機會均等的權利。如果你是一個成功的資產者，那一定是依靠你自己的個人奮鬥；而如果你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失敗者，那也一定是自己個人的問題。結構性的階級不平等就在個人奮鬥的雞湯中被合法化了。資產階級是虛偽的，他們馴化擁有批判精神的基層人民的時候使用內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信奉的實際上是外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接觸任何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他們不認為個人努力可以改變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生的支配，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在普通的學校接受教育。

　第二，發展主義。所謂發展主義，通俗來說就是把階級問題轉化為蛋糕不夠大的問題:與其分好蛋糕，不如做大蛋糕。只要蛋糕做得足夠大，那麼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發展的福利。這種發展主義也可以概括為“涓滴效應”，比如所謂的里根經濟學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比如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然後先富會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民族主義。簡單說來，就是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民族主義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且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越是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的時候，民族主義的惡臭就越會散發出來。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在全球資本主義面臨普遍性大危機的背景下，資產階級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的後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資本主義一直沒有走出衰退的困境。在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抬頭，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就是典型代表。

從總體來看，意識形態反映了剝削階級的特殊利益，但是它為了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必須在形式上以“普遍”的面貌出現，表達一些貌似“公共”甚至底層的要求。正如齊澤克所說：“意識形態普遍性的恰當形式證明了（至少）兩種特殊內容的鬥爭：表達了被統治大多數所秘密渴望的‘公共’內容，表達了統治階層利益的特殊內容。”他舉例說，納粹的反猶主義也反映大眾的一些普遍性要求，它的產生難道“不是基於對真實的共同體生活的烏托邦式渴望，不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非理性的完全拋棄嗎？”

　　現在回過來看，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資本”的面貌出現的。比如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父北一輝所寫的革命綱領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主要表達了兩個思想：第一是要對權門富人毫不留情的打擊，嚴懲資本，追求均貧富；第二是要極力迎合日本年輕人，揚言通過對老賊的討伐和戰爭，為年輕人尋找出路。1929年的大蕭條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使得日本社會貧富分化更加嚴重，年輕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邊緣，使得北一輝主義在日本社會迅速壯大，逐漸成為年輕人中的主導思想。

因此，這幾年在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普遍“反資”情緒，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到底會走向何方，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迷霧，取決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一黨專政不會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

工人階級應該審慎的思考建立兼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與防止官僚特權以及官僚專政還有極權計劃經濟的制度設計，避免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規律把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成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