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在《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之中，曾经分析过，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组织，能一毛不拔，零成本获得绝大多数组织成员的无限忠诚，并能推广复制，那么此人或这个组织，就可以零成本组织政治运动，这显然违背《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总结的结论。

　　一通演讲、洗脑或法术，就可以让成员无条件忠于某个人或某政治组织，让成员自费参加政治运动，并不断发展新成员。这种脱离经济基础的政治行为，在短期内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长期看，是完全不现实的。

　　说到底，人是要吃饭的。肉体承受的饥寒交迫会迅速扑灭头脑中脱离物质基础的狂热。

　　即使宗教，这样看似从神哪里获得合法性的组织也不能免俗：一个成功的宗教领袖，必须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质资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诚、最神圣的，在现实之中，他必须是世俗，丝毫不能放松对物质资源的追求。

　　只有这样，这个宗教组织才能一方面举办宏大的宗教仪式、提供医疗服务、物质救济，吸引信徒，一反面供养数量庞大的脱产、半脱产的神职人员，让这些神职人员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义，对数量更庞大的教徒进行精神辅导（或控制）。当然，如果物质资源更加丰富，还可以建立宗教审判所和僧兵，对任何敢对该组织教义提出异议的异端进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宗教组织，也要求成员在加入组织之后，捐献财产——天上的神不食人间烟火，凡间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之中的物质问题。

　　如果一个组织不能维持稳定且足够的物质基础，那么各种政治意志就无法从上向下贯彻，组织本身必然分崩离析。

对个人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的话，人的意志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质世界的影响。

　　电影《啊，海军》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逻辑，剧情论证了屁股决定脑袋与人性就是阶级性的普遍真理。

　　电影内容并不复杂。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农、单亲的穷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学毕业，是一个潜在的赤色分子。

　　在军训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军训的不满，被教官训斥——“读书，读个屁！聪明人容易变成赤色分子！”

为了继续念书，他同时报考了免费的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和学费高昂的日本帝国大学预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岛报道。不久，平田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向分队长提出退学，被分队长（教官兼班主任）冈野大尉拒绝并被四年级学生森下殴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

　　此时的平田以上尉军官的身份积极参战，对战争已经毫无抵触情绪。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参加过瓜岛争夺战并负伤回国的平田在伤愈后，去江田岛担任教官。

　　此时的平田已经是少校，对江田岛校长招自己回国任教表示异议，要求上战场。

　　1945年，已经在校任职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战场，地点是冲绳岛。

　　此时，日本正在对美搞神风特攻，大量飞行员作为人肉炸弹，驾驶战机冲撞美国军舰。前往冲绳显然难逃一劫，有去无还。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务，前往冲绳。

　　故事至此结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岁阵亡在冲绳。

　　是什么原因，让平田从一个左翼青年，潜在在赤色分子变成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是简单的洗脑和旧日本军队内部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老兵对新兵疯狂的虐待吗？事情显然并不这么简单。

　　《啊，海军》这部电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转变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晋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个佃农家的单亲孩子，靠母亲种地维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债缴纳学费完成了学业。

　　平田去给地主女儿补习功课，在地主家蹭饭，减少自家的口粮支出。那时，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其实也拿不出学费。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自己和自己同阶级的劳动者的处境不满，希望改变社会。

　　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以后，生活质量马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大家可以看到，他听说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什么？没错，是汽水。在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庄稼的时代，这绝对是稀罕物。

　　从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那一天起，他的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就不断上升。

　　他刚进校，听说自己被第一高等学校录取，要从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退学的时候，向分队长提出要借海军的军服去报到，因为他甚至没有一身完整、体面的衣服。

　　几年以后，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以中委身份，陪同长官去高级餐馆吃饭的时候，已经西装革履。这几年之中，他不但生活优渥，还请了自己读书的欠账，还置办了一整套行头。

　　战争爆发前夕，地主家的小姐来东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时，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经逆转，当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饭的穷孩子，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海军的军官。他直接婉拒了对方。

　　当时日本的经济并没有蓬勃发展，而是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国内矛盾尖锐激化，因此爆发了二二六兵变。

　　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煽动士兵的话，让人闻之动容：“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在满洲前线的士兵的姐妹要靠卖身才能活命……”

在一个“国民苦不堪言，姑娘还没有牛马值钱，政客和财阀们却越来越富”的时代，在全民阶级跌落的时代，他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稳步提高。

　　平田是聪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势上涨的待遇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大萧条的时代，阶级固化的日本，出身贫苦的他，离开海军，能干什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当政治家吗？当大资本家吗？当地主吗？显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亲一样当佃农，最多在村公所当一名贫寒的小职员。

　　海军的地位、能获得的物质资源与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对外扩张的政策，也许为了镇压国内劳动人民陆军的地位和待遇还会较高，但是海军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地位和待遇。海军、陆军彼此敌对，互称对方为马鹿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在国力贫穷的背景下，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

　　对平田来说，反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对自己的生活。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恶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大幅改善了。他从一个左翼青年，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再考虑国内政治，而是考虑如何在对英美的战争中善战能胜。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军人，平田孑然一身，国民的苦难，对他来说，相对间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学同学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因为牵挂自己深爱著的在东京工作却没有音讯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对左翼。不久，本多在东京色情区见到了已经成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后，训斥阿信，质问她怎么不去死。他准备替阿信赎身的时候，阿信却羞愧自尽。

　　阿信死后，本多的政治态度也迅速转向，成为一名坚定地支持战争的日本军人。最终，本多战死在瓜岛。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质量没有发生这样质的飞跃，而是被不断克扣军饷，甚至裁军、失业，或者，他们都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要牵挂，他们是否还会发生这样巨大的思想转变，六亲不认，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农村穷人家出身的聪明孩子。除了军职和军饷，他们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对外战争，就没有他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战争失败，他们将一无所有。与其说忠于日本帝国或者日本军队，不如说忠于他们自己。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接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跌落。两个人都选择战死，为战友报仇是一方面，已经预期到战争即将失败，一旦失败，自己将一无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无疑问，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必然大裁军。作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战争中幸存，也大概率会失业。与其在贫困中屈辱地活著，不如在战场上战死。当然，两个人都没有预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中国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旧军官，也没有预期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所以，两个人都选择了以死相拼，孤注一掷。

　　可以预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没有战死在瓜岛和冲绳，在战争中幸存，晚年大概率也会是美化日本战争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国神社祭拜自己战友，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为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

　　由于大萧条和太平洋战争，许多日本家庭陷入极度贫困。读军校不需要钱，所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是很多穷人家孩子的选择。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报考军校，并不是对战争感兴趣，打算做一个优秀的军官，而是想找一个免费读书的地方。这些人出身贫寒，聪明好学，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当年如此，平田担任分队长时，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亲说，只有在江田岛才能学习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征召上战场。

　　但是，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有充分地信心把这些不想当军官的穷人家的孩子转变为立场坚定的军官。

　　平田在江田岛读书时的分队长冈野大尉和四年级学长森下下士曾经谈论平田。森下认为平田内心仍然不愿意当一名海军军官，在使用各种方式抵触。冈野大尉则认为平田过一段就会成为出色的海军军官。事实证明，冈野大尉看事情更准确。冈野大尉当年，大约也和平田一样，不情愿进入海军学校，最终却顺利的转变了思想。所以，冈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当年。最终，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岛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抛开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场转变的是非以及江田岛的军国主义色彩不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转的过程。

　　一个人转变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训话、反省和忏悔，而是外部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让一个人思想转变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语言的刺激、反复的忏悔和传销式的洗脑，而是改变他所处的物质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

　　江田岛和海军有充足的预算，让新生和未来的军官过上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让左翼分子进来，右翼军官出去。

　　江田岛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预算，就是转变这些年轻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岛的预算充足，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他们自然会考虑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径选择，并转变思想，让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选择。否则，没有预算，或者预算大幅下降，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注入棒，那就会赤色分子成群结队，非出兵变不可了。

　　从统计上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个人，没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阶级。绝大多数的人的意识，都支持对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转变，他们的思想也会发生转变。个别人可以因为理想等原因忠于对自己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绝大多数人则绝无可能。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不如说他们忠于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于二战前夕的日本军队，就要给予他们在经济全面萧条期，逆势上涨的经济利益。同理，要绝大多数人忠于自己，必须真正给予绝大多数人足够的物质好处，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共建国成功的要素，毛左共产党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总结为“二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于邓右共产党来说，它维持自身的政治统治也离不开“二杆子”。枪杆子是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但只靠暴力机器，是无法维持长久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笔杆子，就是为维持其自身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著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关于自身的幻想”。意识形态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它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第二它用虚假的普遍利益（即全面利益）来掩盖特殊的阶级利益。恩格斯指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就用这种虚假的普遍意识来将无产阶级动员起来为其反封建的目标服务。那时候的资产阶级还具有进步性，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代表普遍的“人类”利益的。但是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感受到无产阶级威胁的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把握社会现实的真诚性，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遂转变为一种虚伪意识。

　　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无孔不入，制造出了大量的“精资”。所谓“精资”，就是现实中处于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人，却自觉站在资本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剥削自己的资本家说话。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第一步就是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现从自发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

　　那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佐伊概括为三点：

　　第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本质特征，其本质就是把结构性的社会的阶级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在这种意识形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扫除了封建社会中基于身份、血缘的等级制和不平等，人人都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资产者，那一定是依靠你自己的个人奋斗；而如果你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失败者，那也一定是自己个人的问题。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就在个人奋斗的鸡汤中被合法化了。资产阶级是虚伪的，他们驯化拥有批判精神的基层人民的时候使用内归因的世界观，他们自己信奉的实际上是外归因的世界观，他们自己的子女绝对不可以接触任何恶劣的历史社会条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努力可以改变恶劣的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生的支配，他们自己的子女绝对不可以在普通的学校接受教育。

　第二，发展主义。所谓发展主义，通俗来说就是把阶级问题转化为蛋糕不够大的问题:与其分好蛋糕，不如做大蛋糕。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那么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福利。这种发展主义也可以概括为“涓滴效应”，比如所谓的里根经济学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比如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然后先富会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民族主义。简单说来，就是把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民族主义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越是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恶臭就越会散发出来。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就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普遍性大危机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把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的后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走出衰退的困境。在这种状况下，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就是典型代表。

从总体来看，意识形态反映了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为了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必须在形式上以“普遍”的面貌出现，表达一些貌似“公共”甚至底层的要求。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普遍性的恰当形式证明了（至少）两种特殊内容的斗争：表达了被统治大多数所秘密渴望的‘公共’内容，表达了统治阶层利益的特殊内容。”他举例说，纳粹的反犹主义也反映大众的一些普遍性要求，它的产生难道“不是基于对真实的共同体生活的乌托邦式渴望，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非理性的完全抛弃吗？”

　　现在回过来看，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资本”的面貌出现的。比如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父北一辉所写的革命纲领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主要表达了两个思想：第一是要对权门富人毫不留情的打击，严惩资本，追求均贫富；第二是要极力迎合日本年轻人，扬言通过对老贼的讨伐和战争，为年轻人寻找出路。1929年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得日本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年轻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边缘，使得北一辉主义在日本社会迅速壮大，逐渐成为年轻人中的主导思想。

因此，这几年在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普遍“反资”情绪，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到底会走向何方，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一党专政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

工人阶级应该审慎的思考建立兼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与防止官僚特权以及官僚专政还有极权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避免屁股决定脑袋与人性就是阶级性的普遍规律把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成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