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清污）。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污”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台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准，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污”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干涉人們燙髮、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干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髮、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污”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污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里向鄧小平舉報“清污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污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抬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髮、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運動不了了之。

“清污”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污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准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污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係。”[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准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鎔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鎔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乾”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盪。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衝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衝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係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胆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污費等為藉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鑑(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徵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麼，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徵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採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麼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髒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乾淨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徵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裡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迴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陝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志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咸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里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複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複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糊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症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繫。”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徵收重稅，把最沉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徵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徵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徵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徵或少征增值稅。歐洲製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徵或者少徵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徵稅，按照17%滿額徵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徵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里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徵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徵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里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徵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污，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隻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徵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僕”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併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注，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御史，隋唐為監察御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御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污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複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污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複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徵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污、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准預算的程序，沒有徵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複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殭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製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製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複製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藉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台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衝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台灣而收買有意與台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灶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干休所，徵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鑑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里，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

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裡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抬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斗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鍾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台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裡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餘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餘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餘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餘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裡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裡。”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沉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採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麼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盪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裡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乾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託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託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託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採用委託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係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裡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捨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託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餘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麼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迴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麼可能有餘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盪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徵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餘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麼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麼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裡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纍纍，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台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麼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台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採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穫。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徵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徵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徵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徵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徵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儘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淨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鍊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志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游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淨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淨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淨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淨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鎔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麼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徵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污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衝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衝突。這壹衝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徵地衝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恆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恆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恆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裡，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裡，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複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徵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志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裡，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裡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里，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陝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殭屍項目”、“殭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台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台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台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蹟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餘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台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纍纍，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併，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採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于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淨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里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划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台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託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係。”他建議儘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麼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餘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採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採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製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製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瀰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採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台、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裡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複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麼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麼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麼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環境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土地承包製度。由於人們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只有限期的使用權，於是大家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裡儘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環境。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中國資源極大浪費，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倍多。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為美國的2.9倍、為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國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農藥；六十多年的共產統治給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後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蓋率從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蘭67%，日66%，韓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毀滅天然森林的同時，中國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壹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水土流失與沙漠化：1949年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16萬方公里，如今超過400萬平方公里，國土總面積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國每年流失100億噸沃土，相當1千萬畝耕地30厘米耕作層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層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層規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國沙漠、沙化土地66.7萬方公里，如今超過300萬平方公里。衛星地圖可以證明，中國大地是地球翠綠陸地中的壹大片黃土裸露的區域。占國土面積四成的草原90%出現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萬畝的速度在擴大。也就是說，國土的三成多已經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從1985年起，黃河幾乎年年斷流，流域乾旱日漸嚴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其中含有氮、磷、鉀3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流域廢污水排放量超過40億噸，中下游支流水質常年為劣五類，近2億人受害。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走向斷流與乾涸。“長江源區生態環境地質調查項目”負責人辛元紅說：“1969年時，黃河源還有冰川（固體水庫），但2000年時，整個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黃河源區固體水庫消失的生態災難正在長江源區重演，並已達到憷目驚心的地步。”與黃河壹樣，長江流域廢污水排放量年數百億噸，水系生態正在迅速崩潰。全國七大水系中，五類和劣五類水質超過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資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來，全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湖泊蓄水量減少500多億方，其中淡水量減少了400億方。渤海已成死海，嚴重污染的海水倒灌；

環境污染：全國約10%耕地受重金屬污染，其中鎘、砷污染比例分別占受污染耕地的40%。據《現代和諧論》壹書介紹，國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蓋，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污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衛生組織日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的癌症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症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數據，中國“癌症村”多達459個；

水資源告急：全國水資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資源減少到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壹；全國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沉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資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乾涸，中國河流已消失了近三萬條，近200個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為例，地下水水位嚴重下降和大規模地面沉降，最大沉降達700至800毫米，並且全市淺層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為飲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副院長張作辰指出，我國地面沉降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華北平原區地面沉降量超過200毫米的範圍，達到6.4萬平方公里，占整個華北地區近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三十年後，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消失。乾隆年間，北京地區遍布沼澤、湖泊，如今北京濕地面積僅占3%。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麼超採下去，又能采幾年？越采越深，採到壹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後，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壹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乾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華北，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妳追我趕，造成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他建議把華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級政府靠賣地發工資、還債還不夠的情況下，楊主任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施。過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樣的反人類罪惡。

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最近報道的中國癌症人口的增長很驚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症村其實是人禍造成的。中國每天癌症病人增長8000人，壹年三百萬人。癌症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業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農業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滅蟲劑的使用等等。中國的水污染是人為的，是人禍。中國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超過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這樣的，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有窮的國家，有富的國家，沒有壹個國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環境污染債務無法償還。治理中國水污染，三十萬億還不夠。打個比方說，胡錦濤家鄉的城河治理改造，原來是五類水，大概現在是達到四類水、三類水，花了將近四億人民幣。如果把環境方面欠的債用數據體現出來，中國也許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濕地消亡：1950年全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縮、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來濕地消失了90%，陝西關中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全國紅樹林由25萬公頃減少到15萬公頃。

中華民族在六十年間的生存空間減少至五分之壹，已退無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壹千萬元人民幣的人群中近60%考慮投資移民。人大常委會審議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時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國居民身份證，享有國內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國公民估計有800萬人。上述事實顯示，有能力者都在想辦法離開環境日益惡化的中國。然而，離開中國未必能逃避環境災難。2005年，世界各國經長期努力終於共同簽署了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然而不久，中國宣布新建562座電廠，其造成溫室氣體將是《京都議定書》所減少排放目標量的五倍。中國的計劃實際宣布各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廢。專制中國無視“產能過剩”的環境災難後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夠全世界新增人口總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國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國加歐盟總和還多的二氧化碳量，成為全球氣候異常、海平面上升背後的最大的災難因素。生態災難雖有人類擴張摧殘環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環境災難主要是專製造成的，是共產極權統治的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