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其他民族，中國自古修史。洋洋二十四史加之後的清史將整個華夏用文字形式留給了後人。“以史為鑑”暫且不論正確與否，歷史貴在留住曾經的事實，《史記》被稱為“無韻之離騷”足見其文學造詣，後史雖讀來枯燥卻接近真實。古史的春秋諸子百家的登場，奠定了秦的大統和兩千餘年的封建體制的延續。近代明末利瑪竇來華傳教二十八年，開啟了西方文明的融入直到“走向共和”。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再回眸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規範的近代史，筆者認為還缺客觀和存有值得研究的疑點。從建史思想看，上下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同時，前蘇聯斯大林時代編撰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也深受影響。一九五五年，國內掀起一股對近代史的踴躍討論，作為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個人觀點為近代史定下了基調。筆者在此不證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能否解釋通從秦統一六國到清末隆裕太后讓出統治權之間所有事件，就馬克思歷史唯物觀的“人類五種社會形態”來劃中國史就劃不下去，歐洲有過馬克思論述的奴隸社會而中國上古就找不到。郭沫若先生曾主張將“春秋”歸為奴隸社會，“戰國”開始是封建社會之觀點很明確得不到史料和文物的立證。更進一步講，“五種社會形態”里沒有“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那麼中國目前說論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與其將它放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不如更像“後資本主義社會”，即“國家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用二十一世紀人的眼光來看馬克思唯物史觀這一人類最後古典哲學理論尚有非“與時俱進”之處，怎能對自家的近代史似袖手旁觀而隨意擱置，這是當代史學界缺乏應有的使命感和擔當之具體表現。當然，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部分觀點還是有參考價值的，恩科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提到：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簡單歸納就是人類有了社會存在才能形成社會意識。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從屬關係而是互補關係。尤其是可預見的新冠病毒之後的人類社會，西方的資本積累和民主體制呈現大樓崩塌之勢，面對戰爭，飢餓，和“地球嚴重暖化”問題，急需要一個嶄新的哲學思想來整合，當前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說，僅僅停留在口號似的形式而沒有實質意義。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時間劃分，筆者提出以下異議。按照當前中國教科書的標準，中國近代史是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近代史的結束日期，以前有劃到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也有劃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理由是“五四”開始有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土壤。後兩者的劃分是有道理的，如果以中國執政黨角度看，第一種劃分更站得住腳。筆者的異議在於近代史的開始劃分。一八四零年，中國處於滿清道光時期，道光在位近三十年，一八四零年前是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後有九年。為什麼一個王朝前部分留在古代史，尾巴漏在近代史？後人其實更看重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的開始，關於鴉片戰爭的解讀，後文闡述，一九三九年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延用蘇共列寧的觀點，鴉片戰爭後，中國有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形態。《南京條約》的簽署將香港割讓給了英國。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半殖民半封建”的提法，如果“半殖民”的另一半是“半封建”的話，這兩個詞的概念首先不是一類的。殖民的對面是獨立，封建的對面，按上述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應是奴隸，資本或者是共產。當時香港被割讓，整個中國還屬於道光王朝的統治形態，也就是除了香港，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即《南京條約》後，中國的社會形態應是“半殖民地封建社會”。筆者這裡要追加兩點，從秦始皇到宣統，中國的社會形態是封建社會這一觀點是引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定義的，按照西方普世歷史觀，海外歷史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在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就已經廢除封建制，土地始終沒有私人所有直到當前中國共產黨執政，那麼被中國大陸史學界認為的封建社會，在海外學者來看應該是“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筆者認為，這兩個觀點將在長時期很難統一，除非中國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第二就是香港問題，如果香港被割讓標誌着中國進入半殖民地社會的話，那麼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是什麼性質？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接受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才結束中國半殖民社會形態？一九四五年《波斯坦公告》裡中國從戰敗國日本手裡收回台灣時，為什麼不向站在一起戰勝國位子的英國討回香港？有沒有人開口問過？這裡就不深入探討下去。

     關於鴉片戰爭，整個事件的具體情況這裡不再詳敘。我們始終有個觀念就是，鴉片戰爭的爆發，強暴的英國轟開了我們的國門，讓中國吃上鴉片這樣的毒品而淪喪。要講清楚當時中國人何時開始抽鴉片，首先要追溯到康熙和雍正年代，當時康熙帝發現江南大部分曾經是稻米豐收的地帶變成了缺稻米的地區，查下來是當地利用大片土地在種植收益更好的煙草，不愛吸煙的康熙帝就下旨禁止當地種植煙草和煙草買賣。於是乎從明末荷蘭人出口到台灣的煙草里混入的鴉片慢慢在大陸蔓延，雍正帝允許抽煙合法化的同時，卻於一七二九年頒布了第一個懲治販賣鴉片命令。但雍正帝不是從鴉片有損身體角度頒布禁令，而是認為吸食鴉片的享樂主義風氣泛濫，買賣鴉片需要溝通外洋，會危及社會穩定。從十八世紀末開始，“鴉片文化”已在中國大陸完全盛行，主要標誌是中國人發明了抽鴉片的各類工具和抽法，同時鴉片走私源源不斷，抬高了鴉片的價格，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當時中英貿易中，英國用清朝規定的白銀作為貨幣而虧損厲害情況下，鼓勵商人想盡辦法將印度種植的廉價鴉片向中國進口來平衡貿易赤字，直到道光時代鴉片戰爭前夕。一八三八年三月，道光帝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裡最主要原因是通過禁止鴉片貿易來阻止嚴重的白銀外流，而不是鴉片有害健康。筆者認為，鴉片戰爭的性質還是因為貿易糾紛達到不能靠談判解決而導致戰爭的。其次，鴉片戰爭以後的清王朝因為戰爭失敗而簽署的所有條約，被近代史定性為“不平等條約”的提法，也存在疑點，既然已經坐下來談判和同意簽字，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提法，因為一方是戰敗國，在簽署的條約里獲得公平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舉例，一九四五年的日本在《波斯坦公告》簽字投降，接受當時美軍對其全面軍管和駐軍的事實，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裡從沒提到那是“不平等條約”。以上分析，我們從中性客觀來看鴉片戰爭，是發生在道光年間的重大事件，有沒有必要將其提升到近代史的開端是存疑的。至於近代史怎麼劃分，秦暉教授在他為國學定性時說過，“國學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之前的文史哲的統合學問”，關於西方文明何時進入中國，已故朱維錚教授認為明萬曆十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開始在中國傳教是西方文明影響中國的開始，他本人也主張這個時間點應該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由於朱維錚教授主治的《中國經學史》和他的歷史觀點都不被中國國內史學界重視，所以近代史的劃分，在中國政府和史學界從沒有出現過討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