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是强抢恶要造成的。土改刚结束的1953年，党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农民的所有财产都归了党。

　　1949年之前，中国有著完整的全国性私营的粮食供销系统，党执政后实行“统购统销”，利用国家财力大量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然后命令全国23个大中城市同时抛售，壹夜之间打垮了全部私营粮商，多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自杀身亡。这个由所谓中共的经济专家陈云主持的“统购统销”的阴谋，被毛得意地肯定为“不亚于壹场淮海战役”。

　　1953年10月，党颁布了过度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针对中小型乃至个体的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些私人财产收归国有。

　　1953年6月起，又开始了“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基本结束。执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税收政策还是比较公平的，对私营经济并没有歧视。但薄壹波的新税率方案被毛泽东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税赋，实为右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来。被毛泽东认可的税收政策具体实施后，对私营经济严重歧视，使私营业主们主动乞求政府进行公私合营。

　　1956年2月8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在公私合营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指出，“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按季付给私股股东的利息。”原规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后统壹定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来，定息取消。由此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皆自动转为国营企业。壹场文革，无端地剥夺了中国几万民族资本家应得的家产和股东利息。

　　据当时的副总理薄壹波向全国人大报告：1956年底，“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达29598个，240万人。经过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的个体的经济规模，已经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国各类经济的总额中，国营及公私合营已占98.4%，私营仅占1.6%，也就是毛说的“完全国有化”。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来临，因为全部社会资源已经控制在党手中。经过文革的“狠斗私字壹闪念”，个人的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个人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

　　在毛时代，国家就等于党，党就等于毛个人。对全民财产的绝对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个人对执政党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执政党及其领袖随心所欲地处置和挥霍。这种挥霍还不止是特权阶层的个人生活的腐败，更可怕是为了满足官员的个人野心和狂想，执政者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和死活，用全民的财产进行荒谬的社会实验。

　　财产私有制是文明进程必要的保证。没有人类对物资的占有规则，社会就是无序的。在壹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社会财富无法良性积累，无法做乘法，只会在以暴制暴的循环中做些加加减减罢了；在壹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也不会建立起壹套以契约为基础的宪政秩序，只会生成权钱交易的黑幕与专制的铁闸。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达到制度约束。私有制是有底线的，而公有制是没有底线的。公有的结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资源 ，然后又来掠夺人民。公有制蔑视壹切个人的权利，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进壹步破坏了文明，直至造成战争。

　　共产党的公有制才是最极端最彻底最残酷的私有制，它是极少数管理公有财产的个人或政治小团体对失去私有财产的全体公民的私有制。历史和现实证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归全民所有，也没法管理，它只会归少数小团体所有，而全体公民倒是真的变成壹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然就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维护政治小团体权威之外，壹无是处。当壹个人不具备财产权的时候，他必然失去责任心，同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随时可以被剥夺，也随时可以剥夺他人。最后结果是，权力至上！走向了独裁与专制。少数几个坚守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在经济是壹败涂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耻的封建世袭王朝。这些都是实证。

　　列宁说：“壹切对社会主义思索过的人，始终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壹个条件，这就是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壹个人的意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壹个人的意志”，这才是公有制的结果和内在实质。对领导人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维护他们的绝对权力。社会主义制度这块招牌的唯壹优越性是给他们坚持特权专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立刻就骂妳想“篡党夺权”。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实行对社会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们没有经济的自由，社会资源完全为权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择业。人们壹旦偏离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饭碗的可能。在中国，国企的工人与“吃皇粮”的人们，绝大多数还在指望政府赏壹碗饭吃或者往自己碗里多夹壹块肉，讨好上级都来不及，还谈什么选举、监督、罢免、创制、复决等民主形式呢？农民、下岗工人上访诉冤、上街游行是“颠覆国家政权”，记者揭露腐败现象、知识分子和网民批评政府，抨击时弊，却是“危害国家安全”，…这种“人民的国家”，岂不是天下的笑话吗？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毫无自由。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

　　中国电信是国有资产，但中国电信涨价的时候征求过妳的意见么？中国石化是国有资产，妳从中国石化的巨额利润里分到过壹分钱么？CCTV是国有资产，妳能在妳需要的时候到CCTV的演播厅里由衷地说句心里话么？满大街跑的高级轿车，全国各地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是国有资产，妳能像属于自己的资产壹样走进去坐上两分钟么？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这些资产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没有民主投票的社会中，国有资产就是当权者可以随意宰割，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资产。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巴不得国有资产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才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贪污天堂。

　　胡主政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城市改造。另外还有四五百万的巨额资金用于各种工农业大项目。只因为胡无意中的壹句话——“我小时候，常常在东城河游泳，现在那里还好吧？”泰州方面马上立项并投入八亿多元巨额资金对因污染严重而早就不能游泳的东城河进行改造。听说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泰州向江苏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用于姜堰旧城改造。随后江苏省政府拨款5亿，地方筹3亿（后来又追加2亿多）对原来只有巴掌大壹点的姜堰城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个多亿重建了个天价火车站（包括火车站广场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资三千多万还没有投入使用但与现在的豪华火车站风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车站炸掉了事。

　　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即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33%。当时整个欧洲才占世界经济的23%；美国只占0.8%。1900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只占6.2%。又过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国经济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国在1800年时虽仅占0.8%，现在则上升到占全球经济的30%以上，综合指数占全球的43%。保守地说，现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时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国经济好像数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9强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壹个纽约州；或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国占世界的GDP比重来看，中国150年来经济根本没有进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执政的几十年。这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台湾原是个贫穷的、缺乏资源的地方，但他们把经济搞起来了。当台湾人民人均收入为1.5万美元的时候，中国大陆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亿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共产主义，真的如壹般人所说的，代表贫穷与落后？同样是中国人，他们的经济为什么成长那么快？而中国大陆拥有那么丰富的资源，为什么下滑速度那么快？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25亿元，亏损总额升至1150.7亿元，盈亏相抵后的净亏损高达625.6亿元，相当每赚100元的同时赔出去219元（据200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不知何故，中国统计年鉴后来只公布利润总额，不再公布亏损总额。2002年国企占用了中国工业企业60%的资产，却只贡献了40%的工业总产值，反观私企只用了不到总量40%的资产，就创造出将近60%的工业总产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国企多占用了超过4万亿元的资产。

　　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壹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冯杰透露，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人民币，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据2002年报道：中国总计40亿份已签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种程度的欺骗；私营经济中的逃税额占应交税的50%，而逃税带来的损失每年1000亿人民币；假冒伪劣产品占全国所有产品的40%，每年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大型国营企业中有2/3虚报帐目；基建项目平均有15%-20%的资金损失在行贿、诈骗和质量低劣上。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在参加福建企业家活动时透露；中国每年因为不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由于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质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见《新闻自由导报》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2003年11月26日发表报告，中国的四大银行和商业银行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中国银行业不良坏帐比例在44－45%，不良贷款，即坏帐的总数高达3万5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包括1999年已从银行剥离的14000亿坏账）。 香港大公报报导，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在公开场合指出，2004年中国国债累计约2兆元人民币，虽然相对于2003年11兆元的GDP来说，还不到20%，但是1千7百亿美元的外债，换算成人民币约1兆余元，加起来中国就有3兆4千亿元的债务。此外，中国还有3千亿元的财政赤字、3千亿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亿元的出口退税没有退，这些总共加起来约占当时的GDP的37%。大陆专家提醒，中国包括国债、财政赤字和银行不良贷款等在内的债务累计达六兆余元人民币，超过当时的GDP的50%，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中共掌控全部资产，不断增加税收。中国大陆的税收，每年的增长幅度从2001年的27%增长到2004年的31%，表明统治集团向百姓敛钱的速度加快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税，比实际增加的收入还多。 受美国盐湖城申奥活动中暴露的丑闻的警戒，中共改变了对国际奥委会成员的行贿办法，具体做法是： 第壹，当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于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时，中共给考察团的每个成员配备了壹个懂外语的美女，给这些委员陪吃、陪玩、陪睡觉。 第二，经江泽民批准，中国奥申委以绝密的方式送给萨马兰奇壹个由陕西出土的真实文物：兵马俑。1993年，中国以同样方式送萨马兰奇这老狗壹个真实的兵马佣。 第三，由于用金钱行贿国际奥委会成员已经很危险，中共改为用壹种更为不留痕迹的方式对国际奥委会成员进行贿赂：把北京在未来7年中要进行的大型建设项目发包给壹些国际集团，而那些将要投中国票的奥委会成员与这些国际集团有著极为密切的关系。事后，再由这些国际集团暗中把钱送给那些投中国票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这样，双方都安全保险。 中共赃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贪、最残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门人员编制是虚设的，这种情况已连续存在五至七年。虚报人员的工资、津贴，每年达壹亿八千二百万至二亿壹千二百万元被侵吞。国土部到厦门检查，证实厦门城市地区土地已经全部“出卖”完，是全国首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土地告卖罄，有7百多亿土地资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开发资金四千二百亿元，其中高达三千亿元下落不明。 据媒体披露，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壹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项对中央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级干部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的三项指标调查结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15%，坏的和最坏的高达30%；而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8%，坏的和最坏的占到了60%。壹中纪委干部讲：“中国的腐败太严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产党个个都抓出去枪毙算了”。 目前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兼并，政府和壹些公司联合起来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把它征购、征用，然后倒手买卖。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再高价售出，牟取的暴利相当惊人。 杨世洪历任武汉市江岸区区长、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等职。检察机关查明：1994年至1999年间，杨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币，杨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杨收受他人贿赂2,125,000元人民币、101,000美元、10,000元港币、价值 511,080元人民币的两套住房。他壹方面疯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让其情妇出面将武汉市1千多亩土地以每亩7.3 万元买进，转手以每亩50多万卖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厅厅长刘佑林等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定，从1993年先后强行征地15000亩左右，致使1万多农户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让费也超过50亿元人民币。自贡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让费，打发走这块土地上的3万多农村人口。不同意拆迁的农户，先是遭断水、断电、断路的逼迫，后由司法部门出面抢财物、炸房屋、将房屋推平等等。失地农民叶兴华被乡长陈文贤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几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简易动迁房环境恶劣而掉进深沟活活摔死；被抓捕打伤的农民比比皆是。刘佑林的弟弟、自贡市郊农民刘伟林成了呼风唤雨的、拥有上亿元的财产的老板。刘佑林的“忠诚”下属、红旗乡的乡长陈文贤拥有的土地、别墅、私人公司、各种汽车等有形资产已达数千万元，其无形资产还有5千万元。当地农民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陈文贤的生活：“住的豪华别墅，行的奔驰代步，穿的高档衣裤，玩的壹正五副(指六个女人)，吃的山珍龙肉。” 温州的地价为50—60万每亩，按正式规则，农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点“活动费”，比如总价的3%。但是现在呢？政府得大头，壹亩地50万，政府至少拿去30万，农民能得10万就不错了，中间还有层层卡要。谁是真主人，谁是假主人，实看特明白。 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损失不低于2万亿。中国政府土地征用的财政收入有几十个亿，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场价格自愿地从农民那里购买的话，农民会比城里人富，香港和台湾的乡下人就是这样。所以三农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妳土地私有了，农民就自然富了。 农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土地，中国有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土地农业增收127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韩国是22400美元，台湾是13150美元，因为韩国与台湾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稳定，这说明稳定的土地政策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贪污腐化潜逃国外。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壹份期刊的报道和2000年北京大学的壹份研究报告，从1978年到1994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达2400亿美元；从1997年到1999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将近1000亿美元。二者相加，达3400亿美元。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被各级官僚和太子党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用这笔钱在海外办了实体，购置了豪华别墅、汽车、游艇及房地产。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300个第壹汽车制造厂；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30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 朱熔基说：国有资产资金外流状况用12个字来概括，“势头迅猛，触目惊心，举世无双”。他承认，2000年资金外流5500亿人民币、2001年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价62%。扣除这笔外流资金之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只有1%。大陆人在美国壹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审计署2004年报告：从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间，国有企业每年因贪污而外流的资金达3500亿，共外流1.98万亿至2.1万亿元。据报导，2003年1月以来，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级主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资金7亿多元的ST南华董事长何竟棠、留下40多亿元贷款窟窿的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以及在9.88亿元巨额担保面前“人间蒸发”的ST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国大陆严禁赌博，民众壹有机会赴境外就大肆豪赌，据估计，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资金近六千亿元人民币。中国贪官万人次赴朝鲜赌博，每年为朝鲜带来10亿收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大陆赌客2001年在澳门壹地输掉的赌资高达20亿人民币。 沉阳市的常务副市长经常去澳门赌场，有壹次竟输了几千万元；而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伙同部下动用公款几个亿吃喝玩乐，在澳门赌场贵宾厅先后输掉1亿多元。 改革以来，“中国每天有壹亿美金流入美国，也就是说每个月有30个亿的美金，壹年有300多个亿的美金流入美国。”这里说的还仅仅只是流入美国，壹个国家的数额。那么，流入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有没有人敢算。 据统计，在西方国家定居的，干部家属占85%，高级干部家属占8.2%。在香港、澳门定居的干部家属，分别有15万人、1.2万人。高干家属在外国定居简况：副总理壹级高干家属，有81人； 正省部壹级高干家属，有1795人； 副省部壹级高干家属，有34700余人。6.2万多名高干家属，在国外的资产超过2千亿美元，相等于中国大陆20多年来外汇储备数。另外，近50万在外国的党政军干部家属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资产、资金生活；有六成在当地设有公司和在国内设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国中资公司经商；有壹成在当地的其它方面发展。江泽民在各省培养出的党的好干部外逃壹览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国际机场，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清芳神情自若地将出国护照递到了机场检查人员的手中。几小时后，蒋清芳携百万巨款顺利到达美国。第二天，中国国家烟草局和河南省烟草局分别收到了蒋清芳以传真形式发回的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出境，经新加坡，转至美国。她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至少5处高级房产，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19名官员被查处，杨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处。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竣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到越南；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后，携带著巨额现金偷渡到泰国。 2002年短短壹年间，河南省有两位厅局级高官携巨款相继出逃。这两位厅级官员，壹个是携情妇跑到新西兰的程三昌，出逃前官衔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另壹个是出走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清芳。 索娶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则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１亿元之多，然后携带壹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2004年官场集体挥霍国库的五条渠道是：1）干部公费出境出国开支，年达5千亿；2）公费专车412万辆，年耗资6千亿；3）公费招待吃喝2千亿元；4）非法奖金、福利年达三3亿元；5）侵吞各类税收年达4千5百亿元。这五大腐败加起来，每年达二万亿元。 经专家统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间，平均每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5-14.9%。中国坐稳了世界头号腐败大国的金交椅。每年资本外逃的数字，比同年引进的外资还要多。2000年，外逃资本480亿美元，而同期引进的外资为407亿美元，中国于是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国际接轨”的超高地价和房价；中国股市上疯狂圈钱的上市公司；连学校和医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两条恶狼！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人民辛辛苦苦积攥下来的血汗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贪官和少数人的腰包，权力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  银行行长贷给妳壹百万，妳要回头给他五十万，给他存到美国Citibank（花旗银行），或存到瑞士。当了几年银行行长，这么百分之几十地分成，最后拿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就移民海外。在美国投资移民，50万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国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连5000万资产的壹家国企，被公司老总以 400万的低价拿走；上海壹家国企老总施展“腾挪大法”，侵占国有资产数千万。 每个人都利用权力尽快的把国家财产转为个人资产。中国正处于壹个把国家财产瓜分化的过程，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是“盗窃经济”，人人盗窃国家财产。因此导致中国的坏贷款特别多。全世界没有这么高的。 2003年1月7号我国第壹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正式开通，粤海铁跨琼州海峡，全长345公里。粤海铁路最初的设计运力达1100万吨，然而从2003年3月开通货运业务以来，它平均每月的运输量还不到2万吨，每天四个航运中，至少有两个在空驶。整个粤海铁路总投资额超过48亿元，除近20亿的国债投资外，还有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22.25亿元，仅银行贷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万元，每天6万元的收入连还利息都不够。

　　经官方查明，从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成立7个实体，充当中间商，套取铁路建设资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资金6亿3千4百88万元毛利，实际流失建设资金达3亿3千2百45万元，这些钱大部分被作为奖金福利分给了个人。2003年12月26日，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领导班子成员唐建伟、朴英元、杜惠荣、李逊、张培金等人因私分国有资产和受贿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总经理唐建伟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市政府召开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签约大会，将数十万职工二十多年来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壹纸划给了个别人。壹夜间，深圳又出了壹批亿万富豪，这批新的富豪是原国企的管理者。他们发财的方式很简单：将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本退出”的旗号下变成自己的私人资产。这种不公平的幌子给壹些企图利用国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乎在全国各地演绎了壹场场激动人心的国有资产卖给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国有运输企业欣运集团，其总经理陈欣仅以7000万元，就购买了这家拥有9个县市分公司，总资产达10多亿元的优质企业。改制后随即宣布全体员工壹律转岗，重新要求上岗，每人必须缴纳4—20万元不等的上岗费，仅此壹项，就从几千名员工身上捞回了几个亿，摇身壹变成了新的亿万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浪费占65%。“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损失的财富，据估计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当时的价格。可以用它建80个第壹汽车制造厂，可以建800所大学，几乎相当于目前中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八万公里铁路，比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多二万公里，……。 豆腐渣工程劳民伤财。毛泽东说：“甘肃桃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17万民工，先后逃跑劳动力2万人，从1958年壹直干到1961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仅仅在离工地不远的壹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工程整个报废，壹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资金1.7亿元，民工的血汗未计入。 河南商城县修水库，壹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壹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桥、石漫滩等52座水库1975年发生垮坝，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 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全地区有大小26座水库相继崩堤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400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10多万群众死亡，30多万头大牲畜漂没，300多万间房屋倒塌，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还更祸害人。直接经济损失34.97亿元，相当于建驻马店专区以来十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库造成了后来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时洪水开始破安康城进水，20时就淹没了全城，未淹毙者奔向二楼、三楼，爬上四楼顶的人还是淹死。如此快地涨水高达19.4米，显然是由于下游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当地人民或谓淹死千人，或谓万人，惨绝人伦。安康以上汉水流域面积仅38700平方公里，已建有四个大坝，理应拦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游丹江口大坝与石梯峡谷之阻，使卵石沉积河槽而抬高洪水成灾汉。 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 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8 月），计划用黄河故道蓄水 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8年人们不加论证，不计后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被驯服了，但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于是人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 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62年，在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门。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壹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壹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山东省临沂地区在大跃进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库、33座中型水库、近壹千座小型水库。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馀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壹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不吃苦受穷。 为证明“黄河清，圣人出”而兴建三门峡水库，当局把反建坝的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打为成“右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斥彭德怀和黄万里壹样脑后长著反骨。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淤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河床抬高，渭河航运窒息，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壹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壹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壹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悬河”，危及西安的安全。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后花了20多年将该电站的设施壹再改造（如增设大坝的排沙底孔等）。经多年改造，这个当初设计为装机百余万千瓦的大型电站被缩小成只能发20余万千瓦的中型电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灾。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灾最重，渭河河堤多处冲溃，几十万居民被迫撤离，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经济损失惨重，生态破坏巨大。以渭南市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要7、8个小时，后来需要20多个小时，到了2003年洪峰通过渭南全境则用了50多个小时。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却高出1.7米。照这趋势，不用多久，关中平原这个天府将不复存在。 70年代在长江修建葛洲坝水电站是个典型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这个耗资几十亿元的工程上马时居然没有规划设计文件，也没有比较方案和计算经济效益。开工不久就出现了质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筑。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长达十几年之久，工程投资的决算超过原来预算的4倍多；电站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而保证出力仅为76.8万千瓦；水电站因受到长江航运的限制不能担任电网调峰的任务，长江汛期的水能也难以利用；船闸闸门常因冲沙而发生事故，长江因此经常停航。这个得不偿失的工程，其单位千瓦投资比长江不少支流上的水电站贵几倍。 三峡工程还没开始，3个亿就花掉了。原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7亿元从国外进口壹堆废铜烂铁，贪了几个亿，已外逃。负责三峡工程移民金文昭[军人出身]，贪了12个亿。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壹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在控诉书中指出，按照当时李鹏签署的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他们每亩被征用的耕地应得补偿不少于56,000元，而且补偿期限应该是15年。然而实际上，当地政府付给他们的补偿费，每亩地仅仅为1,408元，补偿期也仅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规定的移民安置费，每个移民应得30,000多元，实际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们生活补助费被克扣了近4/5，房屋补偿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国《星期电讯报》说，四川万县、湖北宜昌的农民，被迫迁移却又壹无所有，红头文件里答应的安置条件竟然有壹大半成为泡影。 原计划移民120万，实际牵涉面却达1,000万；原计划用于移民的安置费是150亿元人民币，后来追加到700亿元，还在叫嚷短缺。三峡移民80%在万州，中央曾规划在那里建氯碱化工厂，近20亿的资金投入后打了水漂，未见出产品，建了壹大堆职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万州事件就是官员们不把百姓当人引发的。去年温家宝总理在万州区为民工熊德明讨工资，壹些官员如果能体会到总理亲民的苦心，何至于有“万州暴动”！ 三峡工程移民，官方大谈移民“顾全大局”。比如地处坝区宜昌县乐天溪镇瓦窑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迁，全村房产损失300多万元，三峡工程只赔偿了70万元。 后来三峡工程26个机组年发电量是847亿千瓦时，也仅是2002年全国发电量16400亿千瓦时的5%左右。2002年全国的水电发电量是2710亿千瓦时，也是三峡工程26个机组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的三倍多。即使以后9年没有其它新的水电工程竣工，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只是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4弱。三峡电厂的人说，如果漂浮层厚壹米的话，三峡每天发电损失是60万元。 2004年4月三峡坝区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坝淹死18人，其中12人为幼儿。9月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万人受灾，181人死亡，50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4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 1986年，为缓解冀东地区缺水困境，河北省决定在青龙满族自治县境内滦河支流青龙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库，从此，青龙县8个乡、36个村、104个自然村的4万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的血泪之途。在壹个典型个案中，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订的《桃林口水库移民安置办法》计算，移民张友仁应得林果补偿金55万3千元，但依据安置地秦皇岛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记林果补偿金超过1500元的户，按每户1500元进行补偿”。这壹切下去，张友仁应得款项的99.7%就抹了。据上万人签名的唐山移民上书中透露，各级移民办公室从不公布帐务，移民费被唐山市长等层层克扣。仅唐山市移民办正副主任李增荣张兆荣二人，便贪污挪用移民款达1181万元（见《唐山劳动报》）！桃林口水库移民上告8年了，不仅公道没讨回来，还屡遭毒打监禁。据“万人折”举证：“上访者李铁被警察抓到玉田县火葬场，蒙住眼睛，嘴被插入电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还被反绑，浇上汽油（实际上是水），推进火化炉，恐吓道：‘还上访不上访？不然使妳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8日报道，建国50年来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万，其中有1000多万壹直处于贫困之中。这个残酷的事实使政府以“水电扶贫”的托辞破产。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在1940年代大峡谷水坝中受到影响的印地安人科尔维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赔偿5400万美元外，每年还付给1500万美元的电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苏里河流域基金价值2亿美金专门用于帮助印地安部落争取补偿过去在美国联邦政府建设大坝中蒙受损失的法律援助活动。 98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洪峰袭击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视察该市，问及防洪准备时，该市壹名副市长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证：九江堤坝，固若金汤。几天后，九江堤坝决堤，3656名市民葬身鱼腹，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结果，就在堤坝的关键处，人们发现，工程被偷工减料，应放钢筋处，竟放了竹筋。原来，在贪官眼里，防洪大事，不过是儿戏。 98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要是依照水利专家的建议从荆江分洪，就不会造成壹万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达500多亿元的财产损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东县焦家湾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2003年3月，主体工程刚完工的广东信宜市石岗嘴大桥突然坍塌，连装修都来不及；…… 1999年1月，耗资人民币4亿2,600万元兴建、被誉为亚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宁波大桥，在合拢前因发生桥板断裂而不得不将将大桥主体拆掉重建。 湖北黄石长江公路大桥竣工仅7年就“重病缠身”，有关部门在投入7000多万元进行为期18个月的“大修”仍未矫正后，只好决定投资29.4亿元再建壹座大桥（《扬子晚报》2006年4月9日）。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开工之时，地质资料不全，施工设计图未及时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还没有到位就急著上马；施工期间，随意更改设计的现象时有发生；竣工验收报告上明明写著“主桥边跨现浇段结构主拉应力安全储备偏小，局部出现裂缝”，有关部门仍将其评为优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厅对钱塘江江堤工程进行检查时，发现壹段造价500万元、按百年壹遇标准设计、为防御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单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县降低上级补助标准，克扣1804户灾区群众的建房资金360万元。阜南县3个乡镇的17名干部弄虚作假，骗取并私分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20万元，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投资壹点零五亿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由于相关工艺对垃圾分类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国内不具备这个条件，引进设备试运行四个月即被弃用。 有网民称，大连市到今天还在使用日本当年占领东北时期修建的自来水管道。在长春，日本人当年主持修建的建筑物至今仍很结实，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虽然晚盖了半个世纪，质量还远远不如早年的。  为什么同样是城市别人可以管理得那么好，以至于纽约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还可以用，地下管道还可以布线缆。德国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时代修的，现在还好好的。 中国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几年年就坏了。珠海的机场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没两年，路基严重沉降，以至车开在路上，每几百米就要刹车减速，然后“咣”地在桥面上弹起。壹条“高速”简直就是搓板路。 投资760多万元的江苏省徐州市济众桥改建工程，原定于2004年6月28日举行剪彩仪式，却在27日坍塌，连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资数十亿人民币、号称亚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车站、北京西站，是这类“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后频频发生的漏雨渗水、电梯故障、通风不畅、地面凹凸、井盖翻倒、以及因乘车道狭小阴暗而造成乘客挤伤踩伤，不壹而足。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该站招标、设计和施工阶段中层层贿赂、处处回扣，高达数亿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阳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层大楼突然垮塌，还砸死了20位消防人员。 曾当阜阳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王怀忠从阜阳调进省里之前，就与数名妇女不清不楚，为王怀忠生过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个”。这在阜阳是尽人皆知。王怀忠贪赃枉法问题，带出了壹大批权力系统的关键人物。王“咬”出来的官员已多达160多名，据了解，远不止这个数字。当中纪委负责王怀忠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向阜阳市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宣布，凡与王怀忠问题有牵连的干部，必须主动交代问题，否则壹旦查出将从重处罚时，整个阜阳市恰似“乌云笼罩”，大大小小官员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们彼此见面的第壹句话就是：中纪委找妳谈话没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万元买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泽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收受他人人民币总额为517.1万元，被立即执行死刑。

　　1989年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中国科学院算了壹笔账，干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过10%的世界能源，却仅产出3.4%的GDP，而同期美国消耗20%的世界能源产出了35%的GDP。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中国平均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国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 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生产每吨钢所耗能源之比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组数据表明，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30多万亿美元，可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世界60亿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却耗费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中国年进口石油6500万吨，占中国总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快，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壹个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么样了，经济落后，民生雕敝，贪官横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山西还是模范省份；清代的山西，经济强；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现在的山西是贫困省”。 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及至春秋战国，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壹统天下，继续折腾，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汉时，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农贵粟（发展单壹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于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和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军队的供给问题，只好大规模毁林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毁灭。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再所难保；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面临著威胁；隋时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1949年后在北京城建规划中，建筑学家粱思成试图保护住北京的古都风貌，毛泽东否决了，说：“不，我要站在天安门上满眼望去全是烟囱，冒著滚滚的浓烟！”于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当时的中宣部官员，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祚庥还建议要拆除故宫，理由是“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1949年后，“大跃进”全民炼钢，又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遍地开花；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开发区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60%已经下降到了30%。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面临无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剧。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占1/3，并且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由于牧畜过载，牧草产量持续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壹。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沙化面积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每分钟就有4.5亩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亿亩，荒漠沙漠就占了10亿多亩。中国丧失了土地3.9万平方公里。2004年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胁。 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沙尘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纪25次/年。沙尘暴不断袭击北京、南京、重庆、甚至台湾；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壹。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中国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主要有：西辽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横断山脉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区。 每年因水土流失，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黄河经常断流，泥沙淤积，成为悬河；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长江的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长江已经成为第二条黄河。 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近些年来，青海省已经有两千个湖泊同河流完全干涸。长江源区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积达600平方公里的赤布张湖，现已萎缩解体成4个串珠状湖泊；面积达23.5平方公里的苟鲁错湖，已完全干涸成壹个干盐湖。黄河源头，曾被誉为高原“千湖之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玛多县4千多个湖泊中90%已干涸，如今锐减到3百多个。 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严重污染、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壹大半；罗布泊水域面积曾经为20000平方公里，1972年彻底干涸了。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个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排位中居121位。资料显示，中国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污染河流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还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够正常排水的区域只有50%，污水处理率只有40%，有60%的污水随便流淌。北京就因为壹场“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泽国”，全市多个地区严重积水、交通瘫痪，人们甚至可以当街游泳。 中国大陆约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中国由于地下水不合理开采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数据显示，全大陆已经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49个，面积达15.8万平方公里。已有46个城市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过两公尺。勘测表明，目前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1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还诱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  中国目前有六千万人的饮水有困难，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亿九千万人喝的水，含超过设定标准的有害物质。中国东部、东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万农民，他们的饮水中氟含量超过标准。氟是壹种有毒化学元素。与水污染有关的肝癌和胃癌，已成为农村地区的主要杀手。 2001年的壹场特大洪水，有380亿 加仑严重受污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发生前的若干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症的几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淮河沿岸农村男孩的身体素 质从来都达不到参军的要求。淮河水污染造成了众多的肿瘤村。三面环水的黄孟营村长期处在污染的包围之中，井水与河水壹样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壮年常年拉肚子，育龄夫妇中多数人患有不育症，人口呈负增长，新生儿畸形，早夭现象屡见不鲜；在近十年的应征青年入伍体检中竟无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别死于各种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其中有两户（8人）成“绝户”。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东中部的壹个普通村庄。80年代后期以来村里每年有十数人死于癌症。2000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9人因癌症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症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症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症死亡。记者和研究人员发现，肖家店村的癌症与遗传无关，致癌原因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肖家店村位于大汶河的下游，距离大汶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不远。大汶河污水的主要源头来自上游的壹些县市。肥城市环保部门对大汶河水的检测报告显示，近年来大汶河流域的许多河段水质常年都是污染最严重的劣五类，并且其中的亚硝酸盐都严重超标，而这种物质是壹种强烈的致癌物。严重的污染，不仅影响到肖家店村，该村附近的马家洼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都是越来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国经营报》说，因缺水中国每年工农业损失3500亿元。据世行九十年代的统计，中国每年洪涝灾害的平均损失是100亿美元，而旱灾的损失是350亿美元。 大气污染严重。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北方重于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势头甚于大城市。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3/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国，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烧为主，造成大量污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国，粉尘、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北京、沉阳、西安、上海、广州5城市名列世界污染最重的城市之列。当乘坐飞机来到沉阳、太原、西安、兰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工业粉尘和化学烟雾之中。 当沙尘暴壹次次漫卷大半个中国，酸性粉尘和沙尘已漂到了日本列岛、韩国、台澎列岛上空；当飞机飞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上空，几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应湛蓝的海水几乎全部变成壹片灰黄。国产黄花鱼和国产带鱼，早就由于污染而发生畸变了。科学家们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由于工业污染，中国 1/3的国土上空飘荡著酸雨。《中国日报》报道，中国环保的力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使中国酸雨污染问题失控。全国有250个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亿人民币的直接损失，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16个是中国的。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国就占9个。在那里儿童壹天吸入的废气等于吸食两包香烟据世行估计，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每年夺走30万中国人的性命。 中国废渣年产生量已超过5亿吨，处理能力赶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为6000万吨/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仅北京三环、四环路之间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过7000亩。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了废旧物资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废、旧服装大量倾销中国。后来又是成套的工业淘汰设备在中国成了抢手货，几千亿的美元交了“学费”。现在，其它国家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中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支出数以千亿元，单是淮河就扔下几百亿元。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壹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政府惩治环境污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个漏洞是政府对造成污染企业的罚款，远远低于企业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治理。另外壹个漏洞是，由于环境监查是阶段性的，很多企业在监查期内表现非常好，但是风头壹过，就又固态复萌。只要媒体不曝光，中央政府没有发现，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

　　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批判

　　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是错的。科学技术只有极少数的壹部分能够转变为生产力，即能够改善资源的利用或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经济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发明有成千上万。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忽然忘记了全部科学技术，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换，壹切新技术就会重新被发现。相反，如果禁止交换，现有的全部科学技术就会立刻变为壹堆死东西，根本不可能造福于人民，更谈不上再去发明什么新技术。

　　有人以为单凭科学技术，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可不断地改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科学技术可以克服稀缺性。什么是稀缺的，只有通过交换，形成了价格，才能精确地度量。在价格无扭曲的情况下，钱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标，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壹种新发明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赚钱。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在壹个价格系统的引导下才能丰富社会的物资供应。以为依靠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必定能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学技术必须在壹个具有正确价格系统的市场经济内发生和运行。

　　马克思认定人是第壹生产力；科技，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作为劳动对象，都是生产资料。没有人，没有掌握使用科学技术产品的能力，没有钱购买科技产品，科技及其产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就无从发挥。相反的是，没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压力，人的生产干劲就会冲天，想象力就能驰骋于宇宙、微至电子，科学发现力、技术发明力、产品创造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因此，科技及其产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产力。

　　自由世界的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先进的人权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邓猫发现“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最具诈骗性：它能让真正的第壹生产力——人民个个争当好猫，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让专政权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毕竟有鼠尾吃总比吃素强。这猫论的辩证法是：邓是猫，专政集团是群鼠；专政集团是群猫，人民是群鼠；两个基本点是猫，壹个中心是肥硕之鼠；壹个中心是猫，科技是鼠。专政是目的，科技是骗具。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祸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反平均主义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显的局限：

　　1）忽略了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有遵循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等公正的原则，才能达到壹种经济上较高的“效率”的目标和状态，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起点应是平等的，机会实现过程应是平等的，同时应当承认并尊重社会成员在发展潜力方面的“自然”差异。机会平等的准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是把个人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壹起。这有利于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显然，只有坚持公正的机会平等和按贡献分配的规则，才能从根本上摒弃平均主义的弊端、激发社会的活力，从而获得真正的效率。

　　2）将这壹提法泛化并覆盖非经济领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属于壹种短期化行为。这壹提法在某个特殊时期对经济领域起过壹定积极作用，对于非经济领域而言，其负面作用则是巨大的。在这种提法的影响下，“创收”或乱收费在许多非经济领域极为流行。

　　3）这壹提法忽略了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显然是把经济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中的任何壹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它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持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单方面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对于GDP增长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转型国家的“共发症”，谓之“GDP崇拜”。

　　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壹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DP并不等于经济上的好处。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例如，用于军火生产的GDP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引起污染的生产也带来GDP，但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祸害也许远远大于产品带来的福利。GDP也没有包括闲暇。

　　李昌平说：“贵州毕节地区的壹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约值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妳的第壹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是垃圾GDP。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4）这壹提法忽略了作为全社会代表者——政府对于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我国作为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且整体经济水平还很低，可分配资源有限，过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个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近些年来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5）这壹提法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以经济为中心，倡导效率优先，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人们以经济效益为惟壹目标，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这必然导致唯利是图，全社会流行拜金主义，人会被贬低成工具。穷人的生命最易被当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价的名义有组织地剥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对生命尊严的集体冷漠，会摧毁壹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壹个漠视者的头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放到了壹个绝对化的位置，它没有看到发展应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表现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得到保证、基本需求应得以满足、生活水准应不断的提高。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壹方，那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为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是真发展，而是“无发展的增长”。因此，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便会使发展走形，无法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误了中国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形成。有人说：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公平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应优先考虑效率，其次考虑公平。“公平”能兼顾就兼顾，兼顾不到也就算了，结果是“野蛮拆迁”竟成了壹个全国性的问题。河北的壹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妳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妳们两个嘴巴，没打妳们壹枪，妳们就认便宜吧！”效率高虽然是壹件值得夸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从“高效率”中分享益处，反而因此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变成“流浪者”，那么这种“高效率”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壹些国家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但有壹点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个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在这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专制的东西多，如等级、特权、腐败等等。正是这些不公平的因素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之。

　　2）这壹提法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因而无助于社会不公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社会不公的现象。笼统地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给人们以错误观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这恐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最严重的缺陷。

　　在这壹分配原则中，“效率”是作为与“公平”对应的概念提出的，当简单地把分配结果的均等视为“公平”时，也容易使人们简单地把“效率”的实现等同于“拉开收入差距”。

　　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扩大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岗职工实际累计近5000万人。中央党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业率达 18.1%；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报告显示中国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达总劳动力的23%，将近1.7亿人。随著大量人员下岗，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很多人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壹切，带来壹切。他们信奉“经济就是命运”，把发展看成是高于壹切的本原。他们把当前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归结为经济不发达。“物质丰富了，馅饼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这看似有道理，纯粹是想当然。它不符合历史，历史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我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这表明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

　　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先生年过半百，下岗数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无钱治病。他于是不顾街坊的劝阻跑到大街上乞讨叫卖。“谁给我5000元，我就当人众砍下自己壹节手指头，连皮带骨头吞下。”如此残忍的方式显然出于无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贫困标准，中国的穷人是3000多万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国标准的1.78%。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万元人民币)，人均4224美元(约合35059元人民币，月均2922元)；2003年调整后的贫困人口标准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只是美国标准的1/55。2004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刘坚说：“去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全世界通用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约500元人民币）即为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约250元人民币）为最贫困人口。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有7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远不是2900万人。中国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壹大批弱势群体？因为中国是壹个“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国家，是壹个不知人权的国家。

　　中共每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按中国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让3000万贫困人口脱贫128年！贫困县的壹般公务员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贫困线的十几倍。广东省壹个县的公务员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个县则达6000元左右。这两个县的乡镇干部月收入还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达10万元左右。广东佛山乡镇干部年收入不低于15万元、高达30万元。公务员的收入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玩乐旅游出国及其它福利。国企领导实行年薪制，每年几十至几百万元。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壹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现基尼系数已达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世界银行1984年在壹研究报告中提醒我国改革中壹定要注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1997年则提出“严厉警告”，到了2003年则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25年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速率，为世界之最。随著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壹步增长，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壹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四川汉源县修水电站征用的土地是每亩2万元，可农民基本上没得到任何补偿。县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后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钱，才能买回壹套与搬迁前相同的住房。对不愿搬迁的群众，当局动用公安、武警进行逮捕、驱散。由于官商勾结，不法官员将肥沃良田说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赔偿标准对老百姓进行安置，而补助款则落入了官员手中，民众联名集资上访也没结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汉源县五、六万名农民，冲破警戒线，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壹名30来岁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砖头打死，数人受伤。随后，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抬著尸体冲击县政府大楼，当局急调万名武警驰援。有20名农民被打死，40多人受伤。

　　2004年10月初，三岔湾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村民发表“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称：10月4日凌晨3点，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围该市榆阳区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在抓捕与反抓捕的过程中，警察开枪，受伤的农民50多人，其中重伤27人。此次行动的指挥者为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市公安局长杨勇。

　　河南郑州七月亦发生同样的暴力征地事件，当地政府出动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围该市师家河村，用催泪弹、霰弹枪、电棒等围捕抵制征地的农民领袖，三十多人中弹受伤。

　　连封建皇帝都不敢干的恶行，中国官僚们都敢干。圈地，圈钱，穷人失地又失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冲突已达到公众忍耐的底线。中国新的阶级对立已经产生，我们所居住的大地，越来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万州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部。胡自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事件由此引发众怒，数万人围堵政府，当局最后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进行镇压，聚集的民众则用砖头木块还击，并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双方激烈冲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万元壹亩的土地，到农民手里只剩2万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云南昆明官渡园地区关上镇和甸营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游行，当局出动警察、黑社会镇压农民，黑社会流氓用钉了钉子的棍棒，当场打伤3位农民。农民毫不畏惧，高呼口号“打倒共产党、打倒贪官”奋力反抗，夺下流氓手中的棍棒。当局又出动军队驱散农民。

　　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来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严酷的剥削压迫、社会财富向极少数群体集中，造成了两极分化。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同时也是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心理不平衡，自然导致社会矛盾深化，引起社会动荡。暴力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会的不平等如果趋于最小，社会就不会发生政治动乱，更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之类的事情。社会财富占有的构成呈橄榄球形状看来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国家是这样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十个阶层的划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中国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状，极少数富有阶层高高站立在顶尖，而绝大多数贫民处于最底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对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

　　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极少数人，那属于正场☆态；如果造成大多数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解决的唯壹办法就是让多数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数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会财富、政治权利等的平衡。做到这壹点，事情也就解决了。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引导下，让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来已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有多少地方GDP长壹寸，各种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长壹丈。正如邓小平所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在过去壹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不公平。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壹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妳死我活的斗争。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壹种高强度的经济取向，而不是强化壹种规则意识，因此，它所助长的是壹种畸形的社会。公平摆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无形中就放在第壹位，这必然会导致壹切向钱看，目光短浅，行为短期化。

　　如果司机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载快跑，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超载车难刹、船易沉，中国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于交通事故。中国政府统计的公路交通死亡数字低于实际情况；中国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数字还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会拼命的降低成本，会导致劳动条件恶化、事故频繁发生：“中国五金城”永康市上万台冲压设备没有安装防护装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机器轧断，成为“断手之城”；而且会导致工资增长缓慢、劳动者陷入相对贫困化；会导致商品质次价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还会导致企业污染治理不力、生存环境恶化、癌症村痴呆村不断地出现。

　　最近几年，见诸报端的各类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其中以煤矿爆炸事故最为频繁。不论是官企老板，还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驱赶矿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价值”，导致灾难连连，人命贱贱。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次日繁峙县政府作出的调查结论是：事发当时有40人在井下作业，2死4伤，另外34人安全转移。壹个月后经矿工和记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矿难死亡人数为46人，数十具遇难矿工的尸体被矿方抛弃于二三十里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尸灭迹。繁峙矿难也因矿主的残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惊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产量约50亿吨，全球事故死亡总数约8000人。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高达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矿工死去。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中国煤矿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总量的84%。2003年中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全员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百万吨死亡率则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庆市去年产煤2430万吨，死亡466人，死亡人数占了全国的6.7%。重庆市因煤矿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死亡人数的4.7倍，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国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矿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员已发现了147位矿工遗体，还有壹失踪者没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负责人恶意瞒报，当班下井的63名矿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矿工获救，仍有29名矿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辽宁省抚顺市矿业集团西露天矿发生毒气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湾矿难，16名矿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鲁山县矿难，33名矿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矿难，19名矿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矿难，68名矿工死亡；12月1日，贵州盘县矿难，16名矿工死亡。

　　陕西铜川陈家山“11．28”矿难的遇难者人数达166人。据了解，矿工们多生产，奖金就发得多，年底能领到上千元，而矿领导可能拿到25万到40万元不等的奖金。11月22日，陈家山矿井发现有著火现象，但矿领导不停止生产，而是壹面采取灌浆方法灭火，壹面换了个工作面继续生产。11月23日，火越烧越大，从外面就能闻到浓烟，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产，矿上威胁说谁不下井就扣谁的全年奖金和当月工资，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产。可以这样说，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产值麻木不仁的矿领导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这里就发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隐瞒没有上报，煤矿零星死人已经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2001年4月6日，陈家山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导致38名矿工死亡。当时，陈家山煤矿代理矿长宋战宏被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壹年处分；陈家山煤矿党委书记南民生被给予撤销党委书记处分。过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个煤矿当矿长去了。矿工们说，正是处理过轻，才造成领导不负责任，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

　　这次遇难矿工的赔偿标准初步定为4.464万元人民币。此标准略低于河北沙河五家铁矿矿难68名死亡矿工的赔偿金4.8万元。矿工们用166条生命书写对专制制度的控诉，用166条生命谱写中国工人的悲歌。矿工的悲惨景象并没有促使当局从制度入手改革，当局还在自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继续用谎言欺骗人民。当局把“生存权”放在第壹位，矿工的“生存权”在哪里？权力和资本浸透工人们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处伸冤。

　　英国1960年代发生了壹次矿难，有5人在事故中遇难，英国法庭根据法律判处该矿主必须在壹次付给死难矿工赔偿金之后，为了让矿主永远记住这壹血的教训，裁定矿主每壹年矿难这壹天必须拿出壹定数量的慰问金去慰问每壹位遇难矿工家属，三十年不变。

　　20世纪80年代，韩国圣水桥垮塌，汉城市乃至政府副总理壹级的高官立即遭逮捕，这壹事件曾震动世界。他国为什么要如此重判？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个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矿长都把矿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还会出现明知有瓦斯危险还叫矿工下井的事吗？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几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时，首先问人受伤了没有，这是壹种对人生命尊严的关怀。

　　五代十国末年，南汉亡国之君刘宫室以玳瑁珠翠装饰。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们入深海采珠，办法是用石头系足沉下去，用绳索系腰拖回来，“溺死者众”。后来宋太祖遣潘美率师灭南汉，南汉宫室焚毁，潘美找到劫馀的珠宝，携回京师献上御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状”。宋太祖壹听，马上下令解散采珠队伍，“禁民不得以采珠为业”。这不是新中国式重要指示，只是旧中国君主壹颗不忍人之心（《续资治通鉴》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会好大喜功、忽视公平，好高务远，搞什么“大跃进”、“洋跃进”、“圣人出”工程，盖了楼又炸楼，劳民伤财，草棺人命，会出现大量的豆腐渣工程，会出现大量的政绩工程，饿死几千万人，执法不公，祸国殃民。

　　2004年4月23日东莞兴昂鞋厂数千名工人因为抗议资方的欠薪而发生罢工骚乱，壹些人破坏财产，累计造成工厂直接损失153534元。10月22日，东莞法院对为首的5名工人分别处于两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纪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岁的女孩，五位工人为资方的15万元损失，需要付出累计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是引发骚乱的原因，如果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愤怒付出代价的话，难道资方就不应该为它拖欠累计上百万的工资欠薪而受到惩罚吗？购买该台商产品的美国耐克、瑞跑等鞋业公司获悉后，致信给中国官方，要求对这些工人从轻发落。2004年底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无条件释放，另外七人被减刑至九个月，缓期壹年执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阳市残疾人罗贤汉冲进珠晖区政府，来到副区长邹传云的办公室，将汽油泼洒在邹和自己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二人先后从二楼跳下，都烧成重伤，抢救无效先后死亡。37岁的罗贤汉因腿部残疾，壹直未婚，平时靠开三轮车载客为生。衡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罗每月领不到130元，而且仅领了1年。罗先后被扣过4辆摩托车。他到珠晖区政府要求归还，但邹说：要车，自己到废品站找去。此外罗还欠著他人的饭钱和房租。罗贤汉面对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终于爆发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绝望能量。

　　如果社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么人人都拼命发财，金钱崇拜、人欲横流、假货泛滥，坑蒙拐骗、贪盗抢杀就会越来越多；把“升官、发财”等效率目标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违背了生命神圣的原则，违背了平等博爱的人权原则，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

　　2004年张秋兵因向老板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便纵火烧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同年7月21日，四川乐山市发生壹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财产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因缺乏爱心欺负农民]被炸身亡。

　　在壹个物化的社会，人不是社会的主宰，金钱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会里，道德底线可以被突破，法律规则可以被踩在脚下。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害死12名婴儿，229名婴儿畸形。当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必须以怀疑的心态面对摆在我们面前食品的时候，壹些关于发展的讨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壹个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社会，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凡“至亲第壹”、“经济第壹”，搞兼顾公平、正义第二的国家必然是野蛮国家。

　　所以，当我们的壹些决策者还在啧啧称赞发展速度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执政者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个别政府官员非常喜欢用“牺牲壹代人来发展经济”的口号，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并非没有人的观念，但是，他们把当代人当作客体，当作发展中可以牺牲的对象，而把未来人作为执政的目标。这是壹种虚伪的政绩观。他们只是打著牺牲当代人的福利发展经济的幌子，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将这样的政府官员彻底赶下台，让那些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上台。

　　3．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称为机制公平；起点公平指的是起始状态同壹。过程公平指的是竞争规则的公平。

　　1）机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关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对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从壹般意义上讲，公平体现为壹种竞争规则的公正。公正的规则只会促进竞争的有效性。比如按到来的先后排队买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经验证明排队既可省去拥挤、插队的纠分、财务的丢失，而且卖票的进程也加快了。体育竞赛的规则合理，运动员就会心情舒畅，竞争也会有效率。可见，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于各人的实际能力和禀赋不同，机制公平并不导致结果均等。相反，结果太平均说明机制不公平。

　　如果规则不合理、没有体现公平的精神或没有规则，竞争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台、战乱。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效率与非公平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又被拖欠，这种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许多低收入者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权，是做人的起码底线！公平是壹个社会发展的底线，是终极价值和理想类型，是不能视之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顾”而论之的。

　　罗尔斯认为在功利与正义之间，正义具有优先性。正义首先是自由的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为人类活动的第壹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可能作出妥协的。他说，效率驱动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公平驱动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壹个家庭中，只有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处在满意状态时，这个家庭才是和谐幸福的；同样，在壹个社会中，只有当所有的成员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平等的自由时，这个社会才是正义的。稳定、发展、效率都不能摆在社会的首位，摆在首位只能是人权、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总统说，“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

　　每壹种的公平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都将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不能简单地认为哪种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所谓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追求公平是壹个永恒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应确立“以公平为目标，以效率为手段”的新原则。

　　城里人和乡下人完全是两种制度环境

　　为了赶英超美的战略，中共不惜以牺牲全国人民、特别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利益，强行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武器。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就必须首先要稳定城市，而稳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剥削没有任何福利的农村来养活享有各种福利优惠的城里人。

　　在公有制下，掌权者能够人为地提高工业品价格，使之与农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把那个“差额”，作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据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工业品与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整个60年代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的GNP之和。

　　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亿人民币，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1/5的城市贵族每年从4/5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

　　据中国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说，只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

　　农民收入低、成为苛捐杂税的对象。1980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负担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长速度为39%。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4%，负担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25个百分点。按人均纯收入分层次看，高收入组农民人均负担率3.3%,而低收入群体的负担率为9.9%，后者比前者高出6.6个百分点。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每年税额为37元，农民人均税额则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农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著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壹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个农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壹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

　　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壹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地的人租种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著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里人依法享受各类福利保障，诸如医疗、粮票、油票等；而农村人处处遭遇歧视，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在四川安县农村当过三年知青蔡咏梅说：“她所在的生产队200多人，大饥荒饿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绝。……记得壹次我和生产队队长及几个男社员有事上四十里外的县城，我带了粮票，而农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换饭。知青是城里来的，回家探亲可用大米去公社调换粮票，但农民没有这种权利。安县的农民出远门都是带著大米，用壹块布包了，然后到可以换饭的小饭铺，用饭铺的秤小心秤个6两换壹碗没盐没菜的白饭。这种大米换饭的方式只在乡镇小县城通行，在成都就从未听说过这回事”。

　　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搞保障，城里人国家掏钱搞保障。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搞公共建设，城里人国家掏钱搞公共建设。

　　中国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办教育，城里人国家掏钱办教育。中国教育部调查后说：壹个农民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壹个城镇人的1/29。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报告说，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农村分配不到政府的卫生投资。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壹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据2004年11月6日《新京报》报道）。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农民壹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费用。因此，疾病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权力和市场配置资源，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

　　城里人和乡下人完全是两种国民待遇

　　农村户口要转为非农户口就得走后门行贿。李昌平说：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壹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仅为3年的重庆綦江彩虹桥突然整体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数十人受伤的惊人惨祸。对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的赔偿中，政府施行了壹种公然羞辱农民的赔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获得死亡补偿金近30万元，而农村户口只能获得13万元左右。山东省2003年市民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这就是说，壹个农村居民侵害了壹个城镇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个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反之，壹个城镇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个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

　　《楚天都市报》11月18日报道：2004年5月，女清洁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则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应为城里人。经法院查实，胡某户籍仍在农村，因此判胡某家属获赔9万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规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22元／年，农村居民则为2567元／年，城乡之间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数千元。仅死亡赔偿金壹项，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赔偿年限，城乡不同，赔偿额会相差上十万。壹个司机闯伤人后面对大笔医疗费用的赔偿时说：“把人闯死了赔得还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赔偿标准为：每人40万美元，无差别待遇！

　　前两年几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袭击杀害。以色列壹调查，是非法劳工。以色列说非法劳工也是人，负责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负责父母到临终的开销，并给予抚恤金，总共加起来近500万元人民币。而阿拉法特却连壹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3．中国政府壹直给最劳苦的流动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疯子待遇”

　　迁徒自由由来已久，它包括选择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变更住所的自由三个方面。唐朝大诗人李白描述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壹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多么快意呀！杜甫也有诗句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迁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轮船和飞机，李白、杜甫的迁徒快感也不会产生，那会天天都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法规中也有迁徒自由的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届人大第壹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公民的这壹基本权利剥夺了，1982年宪法也没有恢复。悄悄地剥夺公民的迁徒权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据发展导报《高价证件没完没了困扰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农民，得付出累计上千元证件费用，才能取得出卖劳力的资格。其中，必须在家乡办理的身份证、边防证、未婚证、计生证，省与省之间收费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张花了壹个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证要花80多元，壹张边防证120元，未婚证60元，计生证45元。就是说，打工者还未出省就被公安、计生等部门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边防证、未婚证、计生证分别收费250元、130元和80元，仅三项已经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证，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后，高价证件继续得办。壹张暂住证300元，如果进厂打工，又是几十元壹个工作证外加几百元押金。输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费两头相加，是1千多元，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种种高价证件中，除身份证外都是短期证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两个月。

　　没有暂住证，农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工厂工作是非法的、在街头叫卖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资，或者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也哭天不应叫地无门，因为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谁想挑战暂住证制度，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让妳住！

　　壹位民工说：“1998年冬妻女来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临时租了壹间房子，住进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员查房，我拿身份证、结婚证给他们看，都不行；没有暂住证每人罚款80元，我解释遭到了大声训斥及谩骂，并要带我们走，吓得四岁的女儿大哭。我怕吓坏小孩就给了他们240元钱。三年后要女儿再来广东，她不肯，说广东有坏蛋。”

　　湖北安陆的姚芳，年仅20岁。她怀著对幸福生活的憧景，来到广东，在南海盐步制衣厂打工。因为在凌晨２时许被查房查证，而被吓死[见《南方都市报》]。

　　深圳张女士称，在去年春节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时，丈夫因为要照顾有孕在身的她，开门动作慢了壹点，结果被治安员当场打倒在地，而张女士也因惊吓当场流产。

　　南海盐步的壹群“外来工”称，有次深夜查房时，只因他们动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铐把里面的５位“外来工”铐走关押，打了壹顿后，每人罚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义囚禁起来，迫使他们向国库交数百、上千元的赎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贷才能到收容站“赎人”。据被收容过的人向记者介绍说，向警察、护工（收容站工作人员）下跪求饶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生27岁的孙志刚上街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后，被活活打死了。当年在中国的日本统治区没有带良民证的中国人被抓时，日本人还不致打人杀人，找来良民证就放人。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过多少“孙志刚”。《南方周末》载，安徽潜山县梅城镇冯彩云的儿子徐英东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后下落不明，70多岁的老母亲多次上北京寻找儿子，希望交钱领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伤心使老人变得迟缓了”。

　　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合法处在壹国领土内的每壹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亚1998年废除了对中国移民隔离和歧视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称呼，而中国的城市仍然把中国公民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

　　中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暂住登记。壹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要办“暂住证”，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只能暂住？！

　　在湖南株洲、衡阳壹带，常有广东警方用火车、汽车将壹批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奴隶抛弃后扬长而去。据活著的奴隶们诉说：广东警察经常半夜出动来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罚款的，就将女的卖到发廊，男的卖给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隶，壹旦奴隶们生病或快累死时，便叫警察把他们抬上车到广西、湖南壹带抛弃。广东壹省2000年就强制收容58万人次，其中符合“规定”的，即所谓“流浪乞讨、卖淫嫖娼”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讨”难道就可以构成被抓被关、罚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孙志刚式命运的理由吗？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长顺以700元，从该所人员手里买走了8个少女，逼迫她们在京卖淫。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壹位女孩跳车自尽！因她没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价将她卖给广东的收容站！女孩宁愿选择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恐怖。

　　凤凰卫视报道：《湖南壹收容所骇人内幕 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仅有10名员工的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满足政府每年12万元的拨款，为了广开财源，该站站长肖某决定施行《最低收费标准》。标准中将偷、扒、吸毒、卖淫、随车叫卖及壹般流浪乞讨人员分为A、B、C三类，分别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费，10日以上则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几年中，在站里负责财务的郭先礼统计的资金有近320万元。”

　　在广州被骗被抢沦落街头的江苏少妇不仅没有得到警察的关怀，还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贴身的几千块钱又被掠夺壹空，还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们的轮奸。

　　《中国青年报》报道：1999年26岁的湖南籍农村少妇苏萍，与珠海壹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来到广州，刚出火车站却被人抢走了行李。接著，“两位巡警走了过来，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壹辆后厢封闭的警车。”她被送进有收容外来人口功能的精神病医院，与数十名男人同处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壹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帮他，还威胁要杀我。我怕极了，壹个劲儿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那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把我挟持上三楼壹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在此后的两天两夜里，这位少妇被不计其数的暴徒轮奸，直到丈夫从外地赶来领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 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壹辆中巴起火，车上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被活活烧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来工在广州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壹个接壹个地掉下来。这5名外来工除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广东东莞由于查暂住证引发百人械斗。

　　领袖喜欢在“国庆”的庆典上挥手，数十万记的民工便被警察驱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来京打工者悲哀地说：“每当全国人民喜庆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我们在辛苦地建设北京城，北京城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有点大事儿外地人就倒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大运会，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门从来不“爱”壹个农民的孩子。作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从壹开始就注定要被剥夺，民间教育壹直受到压制和歧视。妳孩子没户口上不了学，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户籍制度的欺压下煎熬。农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自愿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务的好心人，却被政府看作捣乱分子和坏人。在北师大组织“农民之子”社团的大学生徐伟，因为挚爱农民兄弟并质疑官方的农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样，谁还敢为农民说壹句公道话呢？

　　城市居民失业了，还有壹份救济金；农民碰上天灾人祸领什么？壹个公民在贫困潦倒时寻求社会救助的自由也要剥夺吗？壹个农民可能曾经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纳几十万元的税款，破了产被迫流浪街头，是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驱逐！

　　在美国，穷人有露宿街头的权力！在旧中国，安徽凤阳人“奴家没有儿郎卖，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据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2条规定，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或者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就会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铁口拉著低沉凄凉的二胡小调，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被扔进收容遣送站！妳将听不到《二泉映月》的优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种明显违背《宪法》的城市特权制度，只针对本国农民而不是市民。这样壹种世所罕见歧视性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的权力寻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蜕变为城市执法部门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捞取集体和个人私利、滥施淫威的“合法管道”。众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收容遣送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动和统壹的大市场相背离，与转移大量的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相背离，与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相背离，与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相背离，与中华民族建设政治文明相背离。

　　北京的招聘广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镇正式户口”。这是歧视性招聘。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我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壹权利。”用工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城市户口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也是违法违宪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

　　马克思当年挖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因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农民进城想凭自己的智慧、体力、勤劳和血汗养活自己都不能，连要求资本家“剥削”的权力也没有。允许进城农民干的，往往是为城市居民所不齿的低贱工种，都与脏险累毒沾边。难道农民就是天生的贱民？

　　在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百般刁难。劳动法等法律已承认的公民择业自由和营业自由的前提之壹是异地择业和营业的自由。现行户籍制度在侵害公民迁徒自由的同时，也在侵害公民的择业自由和营业自由。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视，远远高于在美国非法打工的中国难民，象难民的孩子在美国享有免费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国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笔借读费。美国大众讨厌中国的偷渡客，但对于那些可怜的人，美国政府还是拨出大量的经费，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和法律服务，保证他们的健康、权利，给他们吃喝，送他们回家，做这些事没有收过他们壹分钱；而这些人回国后，不知廉耻中国政府却收了这些穷人许多钱。毫无疑问，最歧视中国人民的就是中国政府。

　　对农民的隔离是中国的耻辱。中国的隔离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丑陋展示给世界：城市自称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却以农民的隔离为代价；国家自称要实行法治，却以歧视农民为前提，这简直是南辕北辙！中国的隔离制度，使中国的城市形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在壹个连起码的居住和迁徒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民族的大融合？这个表面上统壹的国家，却有著分裂的人民。农民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成了没有首陀罗之名的首陀罗。农民不再是壹种职业，农民成了世袭最底层的等级。

　　无论农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都是“外地人”，无论遇到多么地不公正，我们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无奈的呻吟，可我们壹样纳税，无法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壹个在城里出生的农民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却只能在那里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这就是现行的选举制度！这样，壹万个农民也顶不了壹个城里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韶关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拖欠民工工钱兑现会上，国道323线乳源县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经过10年的艰苦追薪，终于在国务院总理、广东省省长层层批示后从该市中院领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钱29.3万元。区区几十万的欠薪历时十年追讨，惊动了各级政府乃至国务院总理，那1500多亿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还清？壹公司经理狡辩说，拖欠工资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为职工的长远利益著想。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顺理成章，当然也就为富不仁了。

　　比奴隶还不如的中国农民

　　当代最典型的蓄奴现象是在苏丹和毛里塔尼亚。那儿奴隶的价格随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动步枪可以换六七个奴隶少年。1989年，尼罗河上丁卡部落的壹个妇女或儿童，在市场上标价90美元，到1990年，由于抢人事件大增，奴隶供过于求，价格跌到15美元，奴隶贩子就把有些儿童运到利比亚去卖。当代奴隶大约有2700万到4000万。

　　南非的人均收入处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但在财富分配方面，占总人口7成多的黑人拥有了不到南非财富的2成。《人口登记法》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支柱和象征，种族主义者曾以素质为由长期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利。种族隔离的“家园理论”说：“所有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他们进入其它地区或城区仅仅是暂时性质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班图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没有政治权利。”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城乡隔离的支柱；中国权贵以农民素质低劣为由拒绝农民的选举权。1983年中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壹个人大代表的人口数是城里人的8倍，也就是1个农民=0.125个城里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使1个农民=0.25个城里人[1783年1个美国黑人=0.6个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认的政治文明的底线。中国农民名义上在全国人大里代表总名额里占8%，实际比例不超过1%。

　　2003届政协委员共2238名，农业界委员68名，占政协委员总数的3%。在这6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晓：《为何“九亿农民，壹个委员》）。

　　县里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壹个城里人的代表权。就是壹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几个纯农民也是干部提名的。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个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壹个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1963年8月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说：“美国黑人共壹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壹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这段文章里的“美国黑人”改成“中国农民”，是多么的贴切！惟壹不贴切的是，中国农民的平均工资，不到城里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国黑人惨得多！户籍隔离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国存在著壹个奴隶主集团，它使农民成为贱民、成为奴隶；它让壹个“文明古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野蛮之国；它在羞辱著人类的良知！在经济权利上面，中国农民极其类似于百年前美国林肯时代的黑奴。他们的终生，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劳役，没有报酬。

　　中国从比非洲人过得更穷、更悲惨的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来接济“非洲兄弟”。生为农民，妳这辈子就沉浸在“锄禾日当午”这样原始生存模式中了。农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们的，无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种专制。共产党当年用“消灭差别人人平等”的口号，煽动农民造反。今天，中国农民在中国私有财产里所占的份额仅占4%，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是1:3（即25:75）；财富拥有比例是96：4；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为1.388% 。相比城市人，农民真是壹贫如洗。

　　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发掘出了壹项世界之最：以城乡为界划线的中国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处在“世界最高”！中国官方承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多数别的国家，这个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说：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倒霉蛋！整个壹个历史就是“兴，农民苦！亡，农民更苦”！

　　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万元，而2003年中国农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头，相差了近25倍。

　　连猪狗都不如。农民挑土石方，实质上是被迫在为国家做无偿的的苦力劳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剥削制度叫做“义务工”制（也叫“农田水利任务”）。在任何壹个文明的国家，修堤、筑路、建工程，是依靠全体国民之力、由国库拨款来完成。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役）使为奴隶或奴役”。然而，中国的农民，却在50几年中，在这样无偿、繁重的劳役里，耗费著生命，看不到终结的日子！

　　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壹点壹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壹点是自己的！农民为国家劳役付出，到年底后的结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头，非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欠国家壹屁股的债！通常，要把自家私下喂了壹年的肥猪白白交给国家抵偿债务，依旧还不清。哪有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干了壹年之后，还欠奴隶主债的事！中国农民连奴隶都不如！

　　中国虽是个农民国家，但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每壹个人心中。譬如：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壹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它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壹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

　　农村的现实是：“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监利县侯王村侯孟轩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带著本村8 个妇女住壹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闻网》报导，成都郭家桥壹建筑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饭。半小时后，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症状。内江民工尹世详壹边输液壹边说，“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民工当成人，我们吃的东西比猪都不如啊！”

　　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发布消息：中国人优质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营养元素不平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所长杨晓光博士作出的结论说：中国人普遍存在“潜在饥饿”，特别是农民的身体素质太成问题了，在各个指标上已经全面落后日本；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也下结论说：中国儿童的总体（即农村儿童）生长发育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水平，至少还需15-20年时间……像几千年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不公的局面壹样，“成年养猪者（或养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里主要的肉食生产者和提供者；生产的肉食，绝大多数进了城市人的胃肠。千百年来前辈农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质资源，已不复存在了。

　　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种壹亩小麦要亏损8美元的水平，使农民陷入困境。鄂东稀水县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沉清海写给县长的壹封信——“种田不如当囚徒”。信中说：“我壹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壹年之内能出多少钱？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壹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敞开供应，不担心什么”。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见《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页）。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壹文中说：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102元，还有自己的菜地、鸡舍羊圈，产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还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被服由国家统壹配发。每人每月零用钱7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资，及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和津贴。即使不算工资，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就有1308元。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标准中，食品消费标准为60%，即382元，也就是说，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贫困线意味著每个贫困人口实际上还达不到犯人的标准。

　　壹名蹲过监狱的法律学者算过壹笔帐：壹个监狱囚犯的关押费用，远远高于国家用在壹名清华或北大学生身上的费用，而且监狱里所关的大都是无罪和轻罪重判的弱势公民！！中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还比不本国监狱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个神州大地，其实就是壹个供极少数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次等监狱！！

　　对很多被困在农村的穷人来说，当乞丐正成为壹种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业”，壹个乞丐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壹个农民的10倍。中国每天消费不足壹美元的“贫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数字18.8%、2.44亿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达 到六个亿。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 农村的社会危机势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问题日夜突出，造成了壹党专制的全局性危机。

　　《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农民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27.2人，而城里人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9.4人，农民的自杀率是城里人的自杀率的3倍。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数就占了世界妇女自杀总人数的56%。……中国农民，在壹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群沦为弱势境地，是举世罕见的。农民弱势的存在，是中国的耻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现。

　　中国权贵呀，妳在隔离了自己3/4的人民的时候，妳实际就在隔离中泯灭了中国3/4的有效劳动、泯灭了中国3/4的智慧、泯灭了中国3/4的综合国力、泯灭了中国迈向富强的可能——所以，我们13亿人创造的经济能力，只相当于三千万人口国家的经济能力！中国人也是人啊，怎能因为人口众多而贬值？

　　对农民的恐怖统治

　　壹首民谣说透了今天中国现状：“民脂民膏胡紧掏？三个代表无帮国。人民尚未温加饱，反腐方知无官正。夜夜笙歌里藏春，苦干实干是裸干。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黄局。”

　　在中国的农村，县乡两级政府扮演著什么样的角色？每当农民结束了收获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春耕夏种，秋收冬闲，农民最怕的就是村干部和县乡两级政府。索要农业税，收取集资款，顺便带上各种各样的名堂。农民在无钱上交的时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诉，而是无数的殴打和敲诈。在县乡两级公安系统暴力工具的协助下，农民在恐怖中等待恶魔的壹次次的降临！县乡两级政府实际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钱财的“搜钱器”！在干部的眼里，昔日的乡亲不过是他们搜罗钱财，送礼求荣，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于是，这些出自农村本土本地的人却成了最大的恶魔！实际上，就是土匪和恶霸的化身！县乡两级政府的官员操纵农村选举，对真正的民主选举的村官实行打压！扶持村霸和类似黑帮的人物统治农村！因为这些人的野蛮正是他们索要钱财的“利器”！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只是个符号，他们甚至不知道共产党的宗旨到底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上面让我要钱，我便要钱；让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则、正义——全是路边的野花，无人问津！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签名时，壹名52岁的男子扇了他壹记耳光。顿时，施罗德的脸颊变红。在场的4名警卫立即将该男子带往警局，不久，“袭击者”被释放了。这位向总理 “动手”的失业教师没有被刑事拘留，更没有以“妨碍公务罪”、“侮辱领导罪”、“故意伤害罪”而下狱，这显示了壹个法治社会应有的理性。而中国的公民呢？

　　山东有壹位名叫邢树贞的农民，因为壹桩莫须有的纵火案，22岁的时候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等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终身残疾。

　　1991年河南省嵩县石坡村王次钮的儿子姚国强在当地金矿打工，矿主白华山怀疑姚偷窃黄金，伙同4名警察动用酷刑将姚活活打死。事件发生后，尸体停放20多天，县政府、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均不立案处理，政法委书记居然喝斥告状的家属“滚出去”。王次钮求告无门，竟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后来凶犯虽被判刑，由于他们用钱活动，不久又放了出来。王次钮不服，从此成常年上访。13年来，她无数次去北京、郑州、洛阳告状，倾尽了家产，死了丈夫，屡遭迫害。现在她是洛阳地区重点监视防范对象。

　　洛阳市新安县西乡后沟村，村霸李洪贵打死6人，诱奸、强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妇女98人，打残12人。在那个村子，凡有点姿色的，都被他奸污过。李强奸了郭秀秀后说：“我什么时候来，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说：“我要告妳！”李洪贵大笑说：“法律是网，是网就有洞，是洞就能钻。我钻就没事，妳钻就脱皮！” 李洪贵的儿子在县里当官，乡里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亲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过，从乡里告到省里，都没用。

　　河南邓县裴家村村长裴安军，去农民李三家强收摊派费不成，把他十五岁的闺女带到村办公室强奸！李三到镇派出所告状，派出所所长将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头，让他给村长磕头赔罪。这位裴村长连续十多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云南信息报报道，2002年9月4日，王树红到丘北县城打油买菜，被禁毒大队副教导员刘自春拽进了丘北县公安局。他被污蔑为“嫖娼杀人犯”，被打断了胸椎和腰椎，在被关押295天后，真凶终于落网，但他已成了壹个几乎完全丧失腰功能的伤残人，落七级伤残，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了。

　　《中国农民调查》用“八个想象不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农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书中记载了：

　　安徽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村干部及乡领导为此记恨，动用执法人员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有案在身却没服刑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著儿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砍成四死壹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千多村民仓皇逃到邻省。

　　有个程庄镇，为了要多点经费，强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绝，就被集体抓进“思想政治学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车费”，每人每天还要交上20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交了钱，还得体罚，绕圈晒太阳之外，父子兄弟之间还要相互往对方的脸上打巴掌，不响不算，壹次规定三十下。壹时间，亲人相残，巴掌扇脸之声响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县中岗镇沉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沉可理持枪征收提留款，当场枪杀1人、枪伤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沉寨村采访，并作专题报导，全国反应强烈，中央警告电视台：下不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在当地派出所两名警察跟随下，将本村的王勇砍死。由于张金彪非法截留上百万元的征地补偿款，遭到许多村民的抵制。老实憨厚的王勇成了张金彪父子发泄私愤和实施报复的牺牲品。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反腐败的下场，壹是要坐牢、二是被伤、三是丧命。该镇殷家林村周长清代表农民上访而数人坐牢；西村张廷夫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魏家庄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组织查账小组，查出近四百万元的问题。他依法使非法选举不能进行。该村书记商学吉指示其亲信到支化成家公开要挟。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

　　湖北农民为苛捐杂税上访省政府没人理，无钱买火车票回家，走投无路，以毛笔在武昌大街上写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杀。《荆州日报》报导此事，记者、编辑被开除，主编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村民张加贵当选村主任，因为坚持清理村里1997—1999年的财务账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归案。

　　新华网2004年6月30日报道：“河南省宜阳县农民王幸福，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75名群众被打伤]、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当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电话被监控处境危险。

　　2004年7月30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赵庄镇赵庙村赵红新因未能及时交纳不合理的税费，村主任赵汝林四刀将其活活捅死。

　　陕西某地干部催粮，农民无钱交纳，服毒求解脱。被救活过来后，那个干部不仅没有壹点自责，而且责备喝药农民说：“妳说没有钱，怎么有钱买农药自杀？”

　　湖北潜江渔洋镇镇委书记袁作振带队，把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墙拆掉，把农民家里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和上访积极户，就要这样被整治（王莹：新兰村农民负担何时能减轻？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2日4版）。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的折磨是骑著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晋中市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枪杀死14人，使3人重伤。凶杀案起因于他代表该村121名村民举报该村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村书记曾幕后使人对胡文海行凶，企图杀人灭口。政府部门对他们的举报壹直置之不理，使胡异常失望。他最后选择了极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后陈述中说到：“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言……。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挣著工资的人民公务员开著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勾结欺压老百姓……。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机构臃肿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家机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与国家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实行了“党政双重衙门”；官民比例举世罕见。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1947年英国治理印度时，印度人口4亿，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万，而印度种姓阶级和宗教语言复杂万端啊！1999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

　　中国县、乡、村三级吃财政的人员高达6000多万人。监利县棋盘乡加上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共有2000多人吃财政饭。1999年，监利县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只580万元，而全乡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著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著近壹半！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通知》，清查的结果没对外公布，外界猜测当时乡村两级债务已经达到2000多亿。最近北京的农业问题专家开列了这样壹组数字：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壹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如果考虑到县级财政和乡镇财政的比例，那么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超过8000亿。有基层干部推算，全国近3000个县（市），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但有专家学者认为远不止这个数。

　　2000年对四川省的100个乡镇政府的抽样调查表明，有82个有明显的债务，46%乡镇政府债务高于100万元，有壹些高达120万元。个别乡镇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预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县级政府债务总额达739.2亿元，平均每个县负债4.11亿元。其中乡镇债务279.73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52万元。

　　民革中央对德阳的调研显示，至2001年底，德阳全市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为33亿元，负债规模庞大，其中乡级债务总额近30亿，相当于乡镇财政收入的近5倍，乡镇平均负债近2千万元，村平均负债23万元。以中国5万个乡镇粗略统计，中国乡镇债务就超过万亿。除了这些直接负债外，德阳市的乡村两级都有为数不小的间接或隐性债务，其中乡（镇）政府为单位和个人担保债务5.6亿多元，逾期的就达4.9亿之多，逾期债务约占担保总额的83%；村级组织为所属企业、其它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债务6千多万元，大部分逾期未还。

　　湖北省连“经济十强县（市）”的县、乡、村三级都普遍债务累累，其中“首强”仙桃市光市级财政负债就达1.4亿元，而另壹“十强”天门市则已超过4亿元。湖北省天门市现有村级债务总额为3.34亿元，村平近50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湖北襄阳的调查表明，襄阳县乡村债务惊人。1998年底乡村债务为8.34亿元，2000年清查是12.5亿元，其中镇级负债3.3亿元，村级负债9.2亿元。2001年6月普查为14.1亿元，其中镇级负债4.1亿元，村组负债10亿元。

　　湖北壹些欠债的基层，镇长、乡长都纷纷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镇，除了镇长、副镇长还上班，其余人都已经“罢工”。 在安徽某镇，连镇长办公室的电话都因为欠费停机了。安徽省平芋镇政府因为还不起酒楼的钱，政府办公大楼被法院判给了债权人。

　　李昌平说：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为例，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壹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谁愿意从壹个派出所所长变成壹个流氓，现在是不得不变成壹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

　　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腐败分子们壹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报告李昌平的“严重错误”，另壹方面则变本加厉地侵害监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壹事实，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国总理的耻辱，也说明中共政权内部已经难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钟”了。

　　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著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壹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离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

　　乡政府的干部，70年代住乡下，而到了98年，95%的乡镇干部家在县城里。每年乡干部出门要有公车和司机、汽油保险全国就要花去5千亿。买手机，出国的花费全压在农民头上，经济状态当然就越来越困难，农民劳动不能养家，只好外出打工，让老父母应付地方官。最极端的，湖北的壹个镇政府出现全乡的农民逃亡，这个镇的农民在海南拣破烂，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乡的税钱还需要交。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收人头税。理由很简单，妳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靠谁养活？拿钱来，甭管妳逃哪去。

　　监利县侯王村侯大爷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步行十多里让棋盘乡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壹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谁越穷谁越多交税费，谁越富谁越少交税费。河南扶沟县小陈庄村，这个村里面的村支书、村主任、会计等主要领导的特权之壹是不用付电费。这些村“三大干”的电费都由农民为他们分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老规矩”（电到村头五毛二 农民用时壹块三，见《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辞职后的3 个月里，棋盘乡竟有4 个农民死于收缴税费的过程中。壹姓尧的农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乡村干部要该农民连本带利交19000元，该农民答应连本带利交14000元，乡村干部仍然将其带到乡里和同样交不起“负担”的11个村民关进壹个“小黑屋”，由于天寒地冻……数天后，尧冻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类似事件，该县在2000年连续发生了三起。

　　监利县广电局长苏兆新有壹次在饭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务员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顾壹旁有女领导在座。又壹次应邀赴筵，进门他发现在座的每人都带著壹个“侨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苏返身就走，不到20分钟，他带来两个年轻女人。据介绍：苏玩弄的女人有十几个，其中有壹位女干警，为了弟弟的干部身份问题，想办法成了苏的人。苏很快使问题顺利解决。苏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扰器”。电视机须配备“解扰器”，才能收看。此举的目的，是解决“有线电视收费难”的问题。每台数百元的“解扰器”，对监利的平民来讲，不是壹个小数目。县人大常委会壹位原副主任说：他曾亲眼看到下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电视，就开著电视机蹲在边上听里面的声音，“看得人直想掉泪啊。”

　　湖北武汉后湖乡有个黑泥糊村，壹年花掉农民血汗钱39.4万元，其中光招待往来单位钓鱼、进餐的费用就高达31.6万元（黑泥糊村选举缘何起风波？见《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务时，从2000多个行政村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32亿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镇许多农民反映，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他们年年向国家缴纳交售粮食、油料，但从来没有得到壹分钱，都被村干部“三提五统”了（农村出了壹个权势阶层，见《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号）。

　　河南省上蔡县河杨集镇党委书记1998年11月24日凌晨4 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等单位的300 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 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 万元。镇政府想千方设百计摊派、收费、罚款，农民被明目张胆地敲诈、盘剥和掠夺。全镇几千个家庭被抄家，几百万元的财产被侵吞，另外，还有数万元不给收据的罚款。

　　根据规定，家里死人，必须去火葬场火化，去火葬场的专车由乡村的地方官员或他们的亲属提供，车费200 元。火化费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这样，死壹个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当地农民壹年的纯收入不过几百元。壹个人死后被埋到了桃园，干部们除扒出尸体焚烧加倍罚款其家人外，把桃园也烧了！有壹个男子长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钱，家里人看他死了，怕乡里知道了再花费巨额火葬费用，就连夜将尸体偷偷埋掉。但乡里还是知道了[举报人有100 元的奖励]，命令扒出尸体，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现了：那个尸体竟是坐在棺材里死掉的，浑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亲人误认为死亡给活埋了，死者的妻子当场哭昏过去。不是出于对高额火葬费用的恐惧，他的家人不会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农民走投无路，只好卖血。

　　1992年9月河南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政府为号召广大农民献血，积极组建血站，并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员为鼓励开办血站，还出面为血站剪彩助威。为了能卖上血，多数人员彻夜排队，甚至开后门，排队卖血成了当时河南的独特风景。当时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认她的检测结果。王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处检测，得到进壹步的证实。中央政府备感震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的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辞退了王。艾滋病乘机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绝症，地方官员不施医药，还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华势力服务”为词，禁止为病人义务诊治的壹位老医生赴美领取全球卫生理事会奖金。

　　全国上下400个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个。有些血站就是壹台小拖拉机上放壹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

　　当地医疗部门的严重失职的行为，造成艾滋病泛滥。对待这些卖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换针头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绝或减少艾滋病的传染。他们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个针头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当地的医疗部门管理能好壹些，当地的政府部门能及早采取措施，这些无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绝艾滋病。目前，地下卖血活还在河南地下涌动著。

　　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壹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精明和善于算计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头鸟”著称的武汉人不会想到，自1992年以来，河南的血头就是将这些大量的污染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这些营养药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万名各界人士在网上联署，致函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状告前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间，蓄意隐瞒地方卖血染上爱滋病情况，导致爱滋病迅速扩散，河南省爱滋病患者已高达80多万人，加上未检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过100万，这壹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总和。大批爱滋病患者在缺医少药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处理爱滋病，国际援助完全不是问题。有钱、有人、有经验、有医生，却被河南政府拒绝了。政府说河南人是有骨气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看看法国的污血案，由于政府对血液管理不当，造成输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数达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国公众和法国舆论抗争下，法国当局不得不多次开庭审理此案，最终将法国前总理送上被告席。法国前卫生部长判刑四年，相关当事人以及壹批官员均获不同刑处。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舆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志星不堪村民的歧视，先后杀害8人，重伤1人。事发当日，凶手李志星在公安干警及群众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杀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儿心中充满了仇恨,他们发誓要报复医务人员,炸毁血站。

　　南街从来没有民主选举，财务也从不公开，决策是壹人说了算。1999年王宏斌决定投资2000万元上马永动机发电。左右都反对，他却壹意孤行。结果，折腾了4年，2000万元交了学费。他的独断专行做法引起群众不满。南街大修厂厂长耿宏，因厂区卫生检查不合格被撤职，并且命令他从所住楼房搬出。这种蛮横做法引致风波。有人说：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里装著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所以，他被人私下称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职工编入民兵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上岗前要经过壹段民兵训练。这就是克隆“大跃进”时搞的“全民皆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把南街变成壹座军营。对职工工作，曾实行每月评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标，10个必须评出1个最差职工，从工资上体现惩罚。还在职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项是“查坏人坏事”，挑动职工无中生有，制造矛盾，便于控制。对所谓犯错误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黄坎肩，到板车队劳动改造，对职工施用专政手段。很长壹段时间，职工没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为什么剥夺职工休息权？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说放了假让群众干啥？”在这种环境中，职工就只有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权利了。

　　壹公斤假种子会赚上50至100元钱。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假种子案件拖了2年没有得到解决，100余户受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维护。绥化市周边的农村，假种子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绥化市兰西县农村、望奎县农村和青冈县农村，种子销售点鳞次栉比，记者随意进入壹家种子销售点，得到的介绍都是“我的种子是北京×××公司生产的……”，记者随后按照种子销售点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称壹查，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的公司。绥化市望奎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康士义告诉记者，望奎县种子管理站在3个月时间里，发现假种子案件18起。 自从兰西县假种子案件壹拖2年之后，很多假种子制造者、销售者都存在著“总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现在，所以抓住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绥化市各农村，制假种、售假种的人都有恃无恐，给种子管理站的打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壹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