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贻春 写于 二零一六年

极权专制之垄断，尤其表现在对于言论的滴水不漏的绝对控制上。无论什么言论，都得过筛子。凡是歌功颂德的、随风唱影的、瞪著两眼说胡话的、瞒天过海吹牛皮的、骗人无商量的、站著说话不腰痛的言论，都要保留下来，都要郑重其事地予以发表；凡是反映民众实际生活状况的、表达民众真实意愿的、但不那么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和规定的、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必须被封杀。否则，就极有可能出事儿。因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真实的言论常常是令人不快的，某些言论更是特别危险的，简直有如洪水猛兽壹般。所以必得严防死守，更要防微杜渐，要审查并且要仔细地审查、要壹个字也不能放过地审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联副主席莫言所说，中国的新闻审查正常而且合理，这就像坐飞机得有安检壹样。莫言的这番话，是把新闻当成了爆炸物，把文字当做了危险品来看待、来对待的。亏他还是个世界知名的作家，就这种让人不齿的胡说八道竟出自于壹个现代中国作家之口，实在是口是心非、似是而非、偷梁换柱、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

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秘密警察在每壹句诗行中巡逻、在每壹篇散文中驻足、在每壹个文艺作品中行使其执法的职能：跟踪监视、收集证据、分析案情，直到把异议人士都统统地给关押起来，严惩不贷，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肆意枪杀，或者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严厉审判，关进大牢。请问莫言，这，到底算不算正常而合理？

控制言论，就是控制思想；垄断言论，就是垄断思想。因为言论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常以言论来表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思想与言论具有同壹性。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论。但在极权专制主义社会里，言论与思想并不壹致，两者经常存在著巨大的差异。心里想的，嘴上不说；嘴上说的，却完全不是心中所想。故此极权专制主义社会，乃是虚假成风、谎言流布、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的社会。这，就像骗子总是用虚假的所谓“事实”、用冠冕堂皇的语言编造出种种似乎真事的骗局壹样，目的就是诱人上当。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统治者愚弄一般民众的社会。

言论垄断，大都以舆论壹律的方式予以实行。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概莫能外地变成了清壹色的党姓媒体。社会上所有的言论都必须通过党控媒体来定夺、来取舍。言论壹党控，立马官样化。民众的困难、悲伤、倒霉、冤屈等，就壹点儿也没有了；天灾、人祸、悲剧，也都统统地不见了。正如文化大革命时壹句耳熟能详的时髦口号所喊的那样，叫做：“壹切都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形势大好”。哪怕人人都活得揪心待命，如惊弓之鸟壹般地惶恐不安，但在党控媒体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人们安居乐业、喜笑颜开、幸福指数不断地攀升。总之，党控媒体从来是瞪著两眼说瞎话的。哪怕死了人，也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讲述：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扶危济困，又是各级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嘘寒问暖。生花之妙笔，倒也真能扯，竟扯出了壹连串的胡编滥造、浑水摸鱼、黑白颠倒、歌功颂德。

舆论垄断表现在所有的通讯报道，都必须以壹个模式为标准，而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另起炉灶地进行报道。如果不能按照新华社的通稿统壹口径，非得要自作主张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那就必不可免地犯有不服从命令、不遵守新闻报道纪律的所谓的政治错误。犯有这样的错误，轻者被通报批评，降职降薪，重者就要停职检查、开除公职。是总编的，可能壹撸到底；是记者的，也许调离岗位、停止工作。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更为严重的处理方式。擅自报道的结果，损失是惨重的，代价是高昂的，总之是吃不了兜著走的。因为没有按照党的喉舌之要求去做，没有听从党的命令，那就必然没有好果子吃。要想保住饭碗，就必须夹著尾巴做人，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该发表什么和不该发表什么，那得看著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才行，那得壹心壹意地听从中宣部的命令和指示才行。否则，倒霉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无可逃脱的。想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那得根据党的政治需要。如果反映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那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但要事无巨细地如实道来，而且还可以添枝加叶地绘声绘色。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的劳苦人民壹定是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仇恨的种子要发芽，阶级仇血泪账，都是要壹股脑地记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记到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头上的。但如果把壹九五九年——壹九六二年中国人民饥肠咕噜的生活惨景用文字写出来，那可就是绝对绝对地不行的，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的农村饿殍遍野，乃至绝户绝村人相食的惨不忍睹的地狱般的景象了。如果有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当时农村的真实景象，写出几千万中国人活生生地饿死了的悲惨场景，遭受牢狱之灾都算是轻的了，注定要被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了。任何真实的反映，都是不可以的；任何真实情绪的表达，都是成问题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新闻媒体，对于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人祸和悲剧，都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都必须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共之要求，两眼壹抹黑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千方百计地伪造人定胜天的大好形势。死人算什么，胜利的凯歌依然嘹亮；灾难算什么，革命的锣鼓响连天。现实成地狱，又何足道哉？莫不见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在深情地呼唤著每壹个中国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抛头颅洒热血地奋勇献身吗？为了英特耐雄纳尔的明天，尸骨成堆的现实，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言论垄断，就是全国壹个调、全社会壹个声音。语言是口号，是战斗的号令，是激扬慷慨的具有爆炸性的文字炸药、是眼镜蛇喷发出来的烈性毒素，是如刀似枪的大批判的猛烈词语，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绝不宽容的斩尽杀绝，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是“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的决绝宣言。由于只有壹种声音、壹个腔调，此即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理想的和现实的目标----舆论壹律。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才可以有按照党和领袖的意志顺著说话的权利，而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等壹切反动的阶级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及其领袖，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还哪里有其他的各色人等如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七嘴八舌地评头论足的任何权利？舆论壹律，就是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机构，都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宣部的指令进行所谓的正确报道，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党叫怎么写就怎么写，党叫怎么报就怎么报。各个省报要照抄《人民日报》，各市地级的报纸要照抄《人民日报》和省报，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壹个模式、壹种语言、壹个调调，虽然报纸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内容却大同小异，都有壹个似曾相识的面貌。此种状况时间壹久，就愈显单调、乏味、无聊，聊无新意，匮乏创造力、没有想象力；因为公式化、形式主义、机械重复等而显得愈加沉闷、堕落、苍白，颇有沉甸甸的压抑之感。

言论垄断，这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极权专制主义政体和极权专制主义国家肆意滥权、残民以逞、祸国殃民、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事著的必要准备和乐此不疲地紧紧把持的拿手好戏。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重视宣传鼓动。法西斯主义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主管言论垄断，其目的就是要给德国人民进行洗脑，把德国人民的思想都统壹到希特勒的思想中来。因为希特勒思想是统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战无不胜的唯壹正确的思想。在戈培尔的宣传鼓动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都发了疯，都进入到壹种不可抑制的癫狂状态，真是应了《圣经》里的壹句话：上帝让谁亡，必先让谁狂。希特勒作为德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德意志民族的红太阳，最后只能以自杀的方式为其称霸世界的疯狂野心做出最后的可耻交代。所有的纳粹分子也都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可耻下场；前苏联缔造者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在毁灭俄罗斯历史文化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程中，也非常重视舆论工作，在言论垄断方面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而且也的确卓有成效地蒙骗了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尤其深受其害，至今仍然没有脱离开这种巨大的灾害。列宁所搞的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取缔俄罗斯民主体制的壹次武装政变，其后不久就立刻取缔了好几百家报馆，肆意妄为地剥夺了俄罗斯人民发表不同言论的自由，而只允许符合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产意识形态的报馆存在下去。列宁绝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谁要是说出不同的意见，提出不同的想法或建议，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枪决。根据现在所掌握的业已解密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列宁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叫做“学习，学习，再学习”，被现在的俄罗斯人民转换成形容列宁杀人如麻的实事求是的共产革命的理念，就是“杀人，杀人，再杀人”！凡是有不同意见者，毫不客气地就是壹个字：杀！更不用说拥有反对意见的人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壹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列宁所搞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把俄罗斯人都驱赶到共产主义天堂，甚至不惜代价地也要把壹半俄罗斯人都给扔进地狱里面去。这种非人道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必将以可耻的方式退出其所占据的历史舞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七十三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竟壹语成谶。

列宁之所以要搞言论垄断，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垄断言论，才能随心所欲地肆意滥权，才能维持他的庞大的红色帝国屹立不倒。如果不能垄断言论，那么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色帝国就注定维持不下去，甚至连壹天也维持不了。在列宁看来，言论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是须夷不可或离的，是需要贯彻始终的。言论垄断，是共产事业兴旺发达的壹个既可以意会更可以言传的公开秘密。斯大林作为红色帝国的继任领袖在言论垄断方面，更是凶恶至极，具有钢铁般的流氓意志，属于撒谎不脸红的主，尤其是撒下弥天大谎，不但不脸红，反而还振振有词、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这个政治势力小人所具有的革命的辉煌经历，就是曾经成功地抢劫了俄罗斯帝国银行，由此而为列宁的共产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册的汗马功劳。这个靠抢劫银行而发家的刑事犯罪分子，竟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权力角斗场中脱颖而出，最后竟然掌握全苏联的国家之巍巍皇权。可想而知，壹个罪犯，壹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竟会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拖入到壹个怎样令人不堪想象的罪恶遍布的野蛮之地、壹个怎样黑暗、无耻、污秽的人间地狱？壹个罪犯，壹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何以成为全苏联各族人民的敬爱的慈父、何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真乃匪夷所思、难以理喻、荒谬绝伦。难道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都是像斯大林这样的下三滥、无耻之尤的匪徒，毫无道德更没有法律意识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确，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铁板钉钉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十恶不赦的刑事犯罪分子，正是人们山呼万岁并认贼作父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北斗星、大救星之类的人渣。

前苏联共产党为了垄断言论，特别在中央政治局设立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专职书记。壹切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认定。苏共中央机关报叫做《真理报》。《真理报》所发布的消息，都要贯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志，都要按照领袖的指示和命令作出相应的报道。也就是说，领袖的意志毋庸置疑地就是真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欧洲的粮仓——乌克兰，竟发生了惨绝人环的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十万、上百万人都被活生生地饿死。但《真理报》对此却只字未提，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实在无法交代时，即在境外媒体连篇累牍地揭露乌克兰大饥荒的真实状况时，《真理报》只是略作姿态地表示，在苏联的乌克兰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食品短缺的暂时困境。《真理报》转而嫁祸于人地说，这个暂时的困境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和对苏维埃制度不满的富农分子们捣乱破坏的结果，所以还得是“阶级斗争，壹抓就灵”（毛泽东），还得有事没事地进行具有苏联特色的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得找几个替死鬼，比如把主管分配粮食的几个官员拉出去枪毙之后，壹切也就OK了。银行抢劫犯斯大林仍然是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那些因斯大林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的野蛮政策所造成的粮食大面积减产和绝收，并因其所导致的大饥荒而饿毙的人，也就可以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境里统统地死而瞑目或死不瞑目了。《真理报》就是如此这般地瞒天过海、黑白颠倒、荒谬绝伦的。

乌克兰现在已经去共化，已然清算并正在继续清算共产党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行。乌克兰并且已经建立了大饥荒纪念馆，以铭记在恶魔斯大林统治下所有罹难的乌克兰人。

列宁、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无论是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还是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布尔布特，无论是阿尔巴尼亚——欧洲的社会主义壹盏明灯的掌门人恩威尔·霍查，还是古巴的卡斯特罗，亦或是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爷孙三代，皆形成共产革命江山壹代传壹代永不变色的优良传统。所有这些执掌共产大权的领袖们，在对各自国家、各自人民的言论垄断上都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壹以贯之的，更是紧紧盯著不放的，这些共产恶魔差不多都坚决的取缔了资产阶级和所谓地富反坏右所有的话语权，以党控媒体舆论壹律的方式，然后宣称代表人民。恶魔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恶魔的意志是独壹无二的。领袖的意志是战无不胜的。恶魔的领袖总是有理的，领袖的恶魔是必须绝对拥护的，是不拥护坚决不行的。既是领袖又是恶魔，两者合二为壹，构成了政治权力的魔杖；既是恶魔又是领袖，端赖于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倘若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恶魔也终究成不了领袖，而只能混成壹个不值壹提的小混混而已。正是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所以才成为恶魔级的伟大领袖或领袖级的大救星似的恶魔。恶魔与领袖的关系，两者又如何对立统壹成壹个为全民族所山呼万岁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父母还要亲的最亲爱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现代政治学者们悉心研究、认真探讨。

为什么言论垄断总是成为社会生活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可悲可耻之现实？为什么党控媒体的舆论壹律始终能够自由的在台面上发表？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本应具有的正常而又合理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言论垄断，就是围剿、取缔、灭杀言论自由，就是使所有的自由言论、舆论自由都统统地成为不可能。言论垄断与言论自由是针锋相对的，是水与火的关系。要追求言论自由，就必须破除对于言论的垄断。追求言论自由、实现言论自由，即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此乃人性之需要、良知之诉求、道义之使然，既符合道德又合乎良法，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是有益于文明发展的，是人类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之壹。言论自由，天经地义，绝对不容阻碍、绝对不容干扰、绝对不容破坏。

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巨大的鼓风机。没有言论自由，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是不可想象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既不会有什么希望，又不会有任何前途的，是连绵不绝地失望，乃至完全彻底地绝望的。

是人，就得说人话，就得说真话，就得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连表达自己的意愿都不行、都不可能，那又何以为人、那又何以做壹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做壹个拥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全部权利的人？奴隶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的表达权，因为奴隶是依附于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能照著别人的意愿行事，而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奴隶只能处于被支配的从属的可怜卑微的地位，因为奴隶没有自主权；奴才也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言论权，除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外，只能做些献媚邀宠、人云亦云的事情。由于丧失了自身所应具有的不容剥夺、不容让渡的表达权，因而必然不能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之价值。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充分的表达权，因为公民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利的个人，并且具有应有的和必有的公民意识，既可以为自己所应具有的全部权利勇于抗争，又能够善于抗争的堂堂正正的大写的正义之人。

1）、有没有言论自由，是检验壹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的壹把标尺。言论自由，主要是允许反对的自由

言论自由，就是允许提意见的自由，允许批评的自由，允许反对的自由。歌功颂德的言论哪怕满天飞，向权力看齐的表忠心的誓词哪怕不绝于耳，就像现在的党控媒体那个样子，都不能叫做言论自由，而恰恰是言论不自由的显著标志。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只姓壹个姓，都概莫能外地姓党姓，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什么都是官办的，什么都是党控的，什么东西都姓党。官办的、党控的、姓党的新闻媒体，说到底，只能是党的喉舌。党的喉舌，只能搞言论垄断。

舆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可靠之保障。要实现舆论自由，就要提倡、鼓励并支持民众尽其所能地兴办各种各样的私营媒体。私营媒体很重要，甚至极为重要。没有私营媒体，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自由言论。千百万家私营媒体的蜂拥而出，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有了私营媒体，如私营报纸杂志、私营广播电台电视台、私营出版社、私营网站等，那么，中国社会现存的所有的冤屈、痛苦、愤懑，所有的意见、观点、批评、建议，都可以找到发表的渠道，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宣泄，都有获得公正处理的好机会。

中国的事情之所以搞不好，就在于什么都是垄断。要搞好中国的事情，不消除垄断是不行的，不打破封闭的、固若金汤的、固步自封的垄断，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用这个道理来审视言论垄断、舆论垄断，就完全可以立即清楚地知道，党的喉舌是多么地封闭、多么地不开放，没有道理竟达到了怎样的壹种难以理喻、匪夷所思的不堪入目的程度了？比如壹个百姓受到了某种冤屈报了案。警方在办案时，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维护正义、惩戒罪恶为目的，但实际上却办起了人情案。冤屈者不但没有讨回应有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公道，反而还受到了因公权力执法不公所造成的更大的伤害。冤屈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而罪恶的壹方因公权力的包庇、袒护而逍遥法外、暗自窃喜、自鸣得意。冤屈者将其冤屈告诉党控媒体。党控媒体，将作何反应？其结果可想而知，极力推脱是免不了的，置之不理、不了了之也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把冤屈者像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直至筋疲力尽，冤屈者从满怀希望和幻想，到碰得头破血流的失望、再失望，壹直到万念俱灰的彻底绝望。这，就是党姓媒体所进行的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老百姓要讨回公道，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要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邪恶和罪恶，以及壹切的不公、不正、不义之事、之人，在现有的党控媒体之下，实事求是地说，几乎是李白所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根据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报道原则，任何揭露警方执法不公的事实，都是坚决不能报道的。如果是警方执法公正的表扬稿，当然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壹路顺风地、酣畅淋漓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发表的。但任何负面的报道，就只能锁在抽屉里打入冷宫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天日。党控媒体向来注意维护人民警察的形象。该掩饰的，壹定要掩饰；该避讳的，壹定要避讳；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那都是有严格的政治标准的，那都是决不能逾越雷池半步的。壹定要稳定压倒壹切。舆论导向，壹定要搞好。在此情况下，冤屈者的冤屈-----其所受到的壹次伤害、二次伤害，实在令人心绪难平的愤怒、痛苦和忧伤，难道就被“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导得无影无踪了吗、竟变戏法似地给导没了吗？导没——倒霉，真是倒透了霉！冤屈不但没有解决，罪恶不但没有受惩，正义不但没有伸张，而且罪恶还压倒了正义，法律还尽显无能，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整个社会都是灰蒙蒙的雾霾在沉沉地压抑著，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冤民的失落、失望，血泪交织的痛苦、悲伤、愤懑无以名状，仰天长叹，直至绝望；冤屈之上还是冤屈，叠加的冤屈泰山压顶壹样地沉重，压断了脊梁，压出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茶饭不香，夜不能寐，精神恍惚，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上哪儿去说理呢？简直没有说理的地方！这，就是只有党控媒体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所形成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如假包换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如果有私营媒体，冤屈者就可以直接找到私营媒体诉说自己所受的冤屈。如果这家媒体不行，还可以找到另壹家。如此这般，在千百万家私营媒体中，总有壹家媒体是可以的。只要有新闻价值，所有的媒体都会趋之若鹜的。谁不想抢占新闻报道之先机？所以私营媒体完全可以真实地反映任何冤屈的来龙去脉，得到陈述，毫无遗漏地得到反映，使事情的真相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以让所有的读者、听众，甚至让整个社会都来评评理，各色人等也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建议、批评等。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评论的，只要是公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反映的，只要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披露的，只要是真实的。当然，壹家媒体的评论不公正也不要紧。这家媒体的不公正，自有更多的媒体来纠正。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议论的纷纭，壹定会逐步地走向公正的；反映不客观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自有更多的媒体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补充、修正、甄别，等等。众多媒体的介入和反映，必定是通向客观、达到客观的别无选择的正确途径；倘若某个媒体披露得不真实，那这家媒体就壹定站不住脚，有朝壹日就壹定会为新闻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只有老老实实地真实报道的媒体，才能够在百舸争流的新闻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且赢得先机。新闻报道应该而且必须秉持应有的新闻原则，这就是：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理性、及时。不管是什么媒体，都应遵循其应有的职业道德，真实地反映社情民意，不走样地表达民众的疾苦、冤屈，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和必要的警觉。

社会上哪怕有壹个冤民，就意味著整个人类都处于无可逃脱的冤民的地位上；哪怕有壹个冤屈不能给予公正地对待和解决，就意味著我们的生存环境其实就是壹个冤屈遍地的可悲可耻的现实，因为壹个无辜者的蒙冤受屈，都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不应有的不堪忍受的灾祸。因而必须确立壹个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坚决杜绝任何壹个冤屈的生成。如果不能防范冤屈的生成，又哪里谈得上公平、正义？

2）、言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第壹位的天赋人权，绝对不可以剥夺

秦始皇尊崇法家，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太祖滥捕滥杀士大夫，康乾盛世频发“文字狱”等，都是古代王朝实行言论垄断的恶劣先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是禁锢思想言论、不许妄议中央的严酷规定。其目的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搞蛮横霸道的愚民政治。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历史与现实，古代贤达之士曾大义凛然地明确指出：“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人的所有的权利中，有人认为生命权是第壹位的，也有人认为言论权是第壹位的。在此应该而且必须明确地指出的是，人的生命，就在于自由的言说。从这种意义上讲，言论权与生命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因而是并列首要的意义与价值。如同鸟的歌唱证明鸟的存在壹样，鸟儿不再歌唱的沉寂，不能不表现出鸟儿的必然死亡。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命需要自我表达。不能表达的生命，必定是终止的生命；而终止的生命，绝不是生命本身，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死亡。是生命，就必然需要沟通与交往，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情感的、文化的、物资的等等联系，即所谓正常的，哪怕是琐碎的社会交往。其中应用最普遍、最广泛、最常见的工具和方式，就是语言。语言，即是交往。实行言论垄断，就是禁止人们自由地表达，正像不许鸟儿自由地歌唱壹样。这，就意味著不允许人们进行联系和交往，因而必然造成极为悲惨之结果：封杀思想，禁锢头脑，削减人的生命，虚妄存在的意义。故此，言论垄断实际上就是在扼杀鲜活的生命。

言论权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天赋人权。所谓天赋，就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天赋予的、是任谁都不可以剥夺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权力，无论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名义，无论势力多么强大，哪怕是执政党、是军队、是政府、是国家等，都不可以也不能够做出任何否定、围剿、损害、取缔并剥夺言论自由之举动。除非可以显现“即刻而明显的危害”之言论，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的限制和制止之外，壹切自由的言论都应当是允许的。提出质疑的言论、批评的言论、反对的言论，都应当是统统地允许的。仅仅允许质疑的言论存在，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提倡并且积极鼓励反对的言论、批评的言论，最好对这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给予应有的极大的物资奖励和精神奖励。此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壹定要千方百计地造成鼓励反对意见蜂拥而出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要总是壹个劲儿地歌功颂德，要经常不断地引发逆向性思维；不要像党控媒体那样从来是欲盖弥彰，壹定要毫不隐瞒地报道壹切真实的社情民意。要允许不同意见的生成和发展。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反对意见，越激烈越好。要从国家法律的层面上切实地、充分地保护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不同意见者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扣帽子，就是随便地给人家安壹个所谓反动或封资修之类的名义，把其打入另册，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暗、苟且之心理，非人地予以对待；打棍子就是，无限地上纲上线，断章取义，以诛心之论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所谓揪辫子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抓住壹点不及其余。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目的就是要制造具有毛泽东特色的全社会的红色恐怖，搞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战战兢兢、襟若寒蝉，取缔并消除中国人民的言论权。在毛统治的历史时期，当中国人民遭受普遍的饥饿时，都丧失了喊“饿”的权利；当中国人民遭受到百般的折磨和巨大的痛苦时，甚至连喊“疼”的权利都被剥夺而去。

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生命势所必然地惨遭涂炭。无论是恶魔毛泽东残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土改、镇反，还是四千多万中国人都被活活地饿死；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苦难必定无穷无尽。无论壹九五七年的阳谋，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壹切权利的全面彻底的扫荡与摧残，都是神人共愤的、不可饶恕的，而必须予以彻底清算的滔天大罪；没有言论自由权，历史的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历史罪恶，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关于建设壹个文革历史博物馆的建议，至今仍然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上，连个动静都没有，连个影子都看不见。这就意味著文革的流氓政治，其基础仍然牢不可破，其罪恶仍然在深深地埋伏著。潜伏著的罪恶随时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能清算历史的罪恶，就是允许现实的罪恶悄悄地逼近；不能讨回历史的公道，就不可能谈得上现实的公道；没有历史的正义，就决然没有现实的正义。

言论自由权，对于每壹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欠缺的，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本属于每壹个中国人的天赋人权，都被恶魔毛泽东之流无耻的位高权重的政治势力小人们极其可悲地剥夺了。

3） 没有言论自由的历史，是可悲的历史；没有言论自由的现实，是可悲的现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从未有过言论自由，因为毛共绝不允许中国人民拥有任何自由的言论。这壹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中早就开宗明义地告诉过每壹个国人。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就是要实行独裁。毛泽东说：“妳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壹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壹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从中共建政到毛泽东死于1976年整整二十七年，中国人民所有的自由言论都统统地不见踪影了。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没有自由言论的情况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或大同小异而已。毛共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把人们的思想都给禁锢住，把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壹切潜力都给捆得死死的。所以即便发展，也是极其有限的发展，顶多算是个畸形的发展、缺德的发展；即便进步，也是极其有限的进步。与其说是进步，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退步。

没有言论自由，邪恶就会得逞，好人得恶，恶人得好，是非就会混淆，黑白就会颠倒，瞎整、胡整、乱整，无所不在。罪恶就会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地招摇过市，正义就会默默饮泣，啼饥号寒，社会各种乱象就此而惨烈地铸成，且壹发不可收拾；没有言论自由，公权力就会胡作非为、肆意妄为、欺压百姓、趾高气昂，贪污腐败就会普遍化、全面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市场化、卖官鬻爵、蛇鼠壹窝、警匪壹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要多下流就有多下流，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要多混账就有多混账。

4） 建立法治，以保障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壹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拥有尽可能广泛而深入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得到应有的切实之保障。要保障言论自由，就必须实行法治，即用行之有效的良好的法律来保证并促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以及实现。壹定要按照早已有之的壹系列良好的建议去做，中国民主化之后，民选的政府应当著手建立《保护不同意见法》或《不同意见奖励法》，要从制度上提倡、鼓励并大力支持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要把不同的意见当做为至为宝贵的财富来对待、来珍惜、来重视。国家对于不同意见，壹定要实行尽可能多的物资奖励，并要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激励制度。只有保护好不同意见，中国大陆才能够逐渐地走向正常、走向合理、走向正义。要把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是进步的社会所必然地孜孜以求的；为保护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完全有必要迅速建立本应早已建立而至今还尚未建立的《新闻法》或《新闻记者保护法》，以捍卫新闻报道的绝对必要的自由。为此，壹定要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和别开生面地确立新闻工作者的“无冕之王”之地位。新闻报道不要搞壹个模式的统稿方式，中宣部也不得随意擅自地发布如何报道的强制命令。危害言论自由的中宣部------这个被毛泽东命名为“阎王殿”的中共机构，应当适得其所地予以撤销。撤销了中宣部，新闻自由就算是打开了壹条顺畅而有利的通道了。新闻记者的报道或许就少了壹个巨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中国新闻报道的自由就势所必然地可能或必定更多壹些、更大壹些。这，无论如何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向前发展的。

与其有中宣部，还真的不如没有这个阎王殿。没有了中宣部这个阎王殿，当然是大快人心事，言论得解放、舆论得自由。

信息的愚昧，是最大的愚昧；信息的贫穷，是最大的贫穷；信息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
 
聪明，因为禁锢而愚昧；富裕，因为封闭而贫穷；先进，因为封锁而落后。
 
中共建国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几十年如壹日地极权，自始至终地专制，从来如此地独裁，壹直实行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屏蔽和垄断信息，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愚昧、贫穷、落后，卓有成效地阻滞了中国人民迈入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应有的历史进程。
 
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向来是个牵壹发而动全身的极其巨大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予解决，愚昧的，还是那样的愚昧，觉悟的日子遥遥无期；贫穷的，还是那么贫穷，只不过多了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可以吃上几顿饱饭罢了；落后的，依然是那么落后，只不过是多盖了壹些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而已。根本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变，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专制极权依旧存在，大灾星还是所谓的大救星，痞子还是祸国殃民的伟大领袖。无耻的，仍然在横行无忌；超级恶魔的画像，壹如既往地占据著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时刻监视著、威胁著、仇视著中国人民壹切自由而正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虽然时间迈入了今天的日历，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是又换了壹个不同的时间之名称。所谓的换汤不换药，是也。人们不禁浩叹：何时能够有制度性的根本变革？中国人民何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自由的信息何时能够像空气、水和食物壹样，成为每壹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寻常之物？
 
1、信息的重要性
 
没有或匮乏信息，事业就会大打折扣、半途而废、壹蹶不振，甚至壹败涂地；拥有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可以胸有成竹、独占鳌头，并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无论对社会还是国家，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掌握了民主宪政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明确地认识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之本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有力地、彻底地否定、排除、克服并战胜壹切反民主的专制独裁，就决不能允许公权力的肆意滥权、为非作歹；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信息，指令性计划经济就无法自圆其说，就势所必然地行将朽木、寿终正寝。
 
2、信息的必要性
 
信息的必要性就是，人生在世无论干什么，都得需要壹定的信息。信息是生活、工作、休闲等活动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例如在办理壹个法律案子时，要件是必须提及的，也是需要强调的。信息正是这样，没有信息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息作为要件，是什么也干不好，什么也干不成的。
 
信息的必要性在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团体，无论对历史发展还是对社会进步，信息都能起到不容忽视的关键之作用。办好任何壹件事情，成就任何壹项事业，都应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掌握并运用壹切必要的信息，这样才能为最好的决策提供充分而有利的根据，少走或者不走弯路，减少或者避免失误，以卓有成效地圆满实现应有的目标。
 
有信息与没有信息，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有必要的信息与没有必要的信息，其结果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天差地别。没有信息，尤其是匮乏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很难有所收获，更谈不上取得成就；反之，有信息，并且是有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极有可能获得某种成功。
 
3、信息的平等性
 
信息的平等性是指，信息应该也能够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信息是每壹个人都可以分享的，不管什么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与低、身份之不同、职务之大小，也无论其贫穷或富裕、信仰之不壹、性别之差异、性格之分野，每壹个人都应该、可以而且能够接受同壹个信息。也就是说，信息的阳光应该普照每壹个人。
 
追求并实现信息的平等，意味著官本位社会在信息传播和信息接收过程中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的无效。等级制，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爵分封制，使信息的获取、接收和运用出现相当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差异。某些信息仅仅为壹定的特权阶层所了解，但却绝不可以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知晓；某些信息长期地被遮蔽而成为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里的陈迹，不能够暴露并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发适得其所的众多猜疑，问号被不断地拉长加大，到最后竟也不可收拾、无法交代，于是在隐藏之上再次隐藏、再遮蔽之上再次遮蔽，形成隐藏与遮蔽的叠加效应。密不透风的绝密和秘密就此积重难返，成为现实中普遍的信息空白。哪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信息也仍然被封闭在遥远的历史尘埃里。这不但是毫无道理的，更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属于徒劳无功之举。这里面到底隐藏著何等不可告人的难以言说的信息？像这样的猫腻，恐怕就只有天知晓。由于众多历史真相都被肆无忌惮地遮掩、封锁与屏蔽，人们至今仍然无法确知准确的、详实的、全面的信息，以至于在云山雾罩的糊里糊涂之中继续迷迷糊糊，还是蒙头蒙脑。
 
信息的秘密化是封锁、屏蔽、禁锢、垄断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方式，是造成信息不平等的绝对有效之途径。信息壹秘密，公开就不可以了，透明就不可能了，不是秘密的信息也都成为所谓的绝密或秘密了。在此情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早该解密的档案却始终不能解密，仍然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名义尘封在自欺欺人的故纸堆里、笼罩在历史的烟雾里。苦难的根源由于朦朦胧胧，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即东扯扒拉西，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能直奔主题，就是不能把该解密的都解密，结果所有的信息都被严防死守地封闭在那里。本应明确的历史，只能通过猜测、拼图、蛛丝马迹的追寻而获得不那么清晰的大概。历史原貌的相当程度的断裂、历史图景的极大的不完整，乃至空缺，不能不人为地设置根本没有必要的研究之障碍、学术之壁垒，其结果是，历史很大部分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曾经的苦难被全面地稀释，曾经的罪恶被偷换成歌功颂德的功绩。以往的悲剧还极有可能是现实的悲剧，因为制造悲剧的根源还是雷打不动的固若金汤的根源；曾经的滔天罪恶在不可预知的暗处时刻窥视著当下的风云变幻，仍然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时机壹经成熟，便免不了横行无忌、兴风作浪，因为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任何矫正，没有任何收敛的罪恶岂能善罢甘休、改弦更张？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从血泪纵横的历史中仍然没有汲取刻骨铭心的深刻教训，故此无可逃脱的灾难就势所必然地、改头换面地、大摇大摆地接踵而至，成为中国人时刻面对著的凄惨而又悲凉的现实。
 
不能清算以往的邪恶，眼前的邪恶就会无孔不入、为虎作伥、招摇过市，因为不受惩罚，因而不能得到遏制的邪恶具有不容忽视的难以想象的强大的传导效应；不能埋葬历史的罪恶，现实的罪恶就必然无所顾忌、横行霸道，且驱逐壹切的人性、消解壹切的正义、占据壹切的空间，大张旗鼓地把兽性主义的旗帜插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因为不受追究、得不到清算且不能根除的罪恶，注定要飞扬跋扈地自我复制、克隆、繁衍，传染，再传染，扩大，再扩大，直到每壹个人都无以逃遁地深受其害，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自认倒霉，都追悔莫及地坠入到罪恶昭彰的苦难深渊之中煎熬著、挣扎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要杜绝信息的绝密和神秘，就必须追求信息的平等，就必须实现信息的平等。信息的平等，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信息的栅栏与围墙，全面地取缔信息的封锁与屏闭，彻底地消除信息的禁锢与垄断。也就是说，信息平等，就是要把壹切应该公开的信息从根深蒂固的顽固堡垒中全部地释放出来，把所有被捆绑著的公共信息都给予松绑，把所有被禁闭的历史信息都予以无条件地解放。例如历史的信息、官员的信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款去向的信息等等，都可以为任何壹个人所知晓、为大众所知晓。
 
坚持并实现信息的平等，就是要求信息必须共享。没有信息的平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共享。尤其在现代的信息社会里，信息的平等事关每壹个人的利益；没有信息的平等，人们就不会有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咨询权。
 
信息的平等，就是壹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与壹个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在接受信息的能力方面，至少在理论上说应当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壹个居住于偏僻之地而又能够上网的普通农民所能获得的信息，与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里办公的国家主席所能获得的信息，总的来说应该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平等，这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与生俱来的热切呼唤，这是追求并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内在要求及其外在表现，这是中国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平等，这是中国人民自我拯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创世纪工程；信息平等，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百折不挠、历久弥坚；信息平等，当仁不让、前仆后继、雄心勃勃、越来越发挥出中流砥柱的先锋作用，
 
4、信息的开放性
 
封闭的社会，注定是壹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封锁、屏闭、垄断信息，就是贫穷落后社会的主要的和重要的标志。封闭社会，无论是历史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历代王朝，还是毛泽东大搞的向著共产主义跑步前进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都以信息封闭为能事，都以决不允许人们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为表现。
 
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曾经是壹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也是如此，金正恩统治的朝鲜亦复如是。封闭社会的壹个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板结化、凝固化，外面的信息进不来，里面的信息出不去，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信息的自封闭状态，就像壹个封锁严密的玻璃器皿那样，外面的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空气出不来，因而空气不能对流。由于不能交流，由于封锁、屏蔽、垄断，信息只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需要交流的，不交流是不行的。鲁滨逊壹个人流落到壹个孤岛上，过著原始人的生活，还得需要壹个叫做星期五的土族人与之进行某种交流呢，更何况处于比鲁滨逊的环境好得多的其他人了，所以交流是必须的，没有交流是不行的。人之交流很大部分在于信息的交流，在于信息的沟通，用语言、用肢体、用物资等方式进行交流。人类不但需要在本民族之内相互交流，而且更需要与外民族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只有相互交流并且是进行频繁的、不断的交流，才能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学习先进、克服落后，从而能够相得益彰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否则就只能墨守成规、坐以待毙，既谈不上发展，又没有进步可言。
 
开放，就是信息的四通八达，就是消除对于信息的封锁、屏蔽和垄断。开放的社会，就是信息无阻碍地自由流通的社会。开放，包括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开放，包括政治上的开放、经济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开放，还有其他方面的开放。比如经济的开放应该包括请进来的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也包括走出去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模式及其管理经验，并破除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生成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随著经济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的规模日趋扩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曾经占据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这是经济开放带动经济改革之成果。经济改革破除了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人们不必完全的为共产党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自由权，由此使中国经济由原先的壹穷二白，变成了能够吃饱饭而且略有盈余的水平，初步满足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如果中国至今还是不开放，还是跟以前壹模壹样，那么，贫穷社会主义的帽子恐怕也仍然摘不掉，中国人民仍然停留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忆苦思甜”瓜菜代的可悲可怜之状态：吃了上顿没下顿，饥肠咕噜饿得慌，并且在穷极生风之时还得装模作样地高举《毛主席语录》，积极表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自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壹直是闭关锁国，壹边倒地跟从苏联老大哥，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无论干什么，都是以绝对正确的看齐意识唯苏联的马首是瞻。连苏联的信息封锁、屏蔽、垄断等，也要照猫画虎地复制进来；连苏联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针锋相对的那壹套，也有样学样、分毫不差地予以克隆。简言之，中国早已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实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反映在舆论壹律之类的社会控制上，就是决不允许信息的开放、公开、透明。
 
信息不开放，就是各种信息乃至壹切信息都被控制得死死的。任何外来的信息，特别是所谓敏感的信息都不允许让人知道。人们要想知道任何外来的信息，比如看外国杂志，看外国书籍或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等，都得面临著遭受迫害的危险，都不免有掉脑袋的可能。在这种极为严酷的状况下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简直连门都没有，连想听想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的所谓犯罪。由于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人们就只能收听单壹的信息之来源。除了党姓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之外，人们没有获取信息的任何的其他渠道。单壹的信息渠道是不可能使人们进行任何比较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分不清是非对错，就看不出鲜花毒草，就必然会有人说假话，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分析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倘若要从单壹的信息渠道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开辟出不同的信息来源之渠道，就必须通过多元的途径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并掌握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信息。
 
信息开放，必须排除对信息的封锁、屏蔽、禁锢、垄断，必须打开信息之门、推开信息之窗，壹定要让信息来去自如，总之信息必须四通八达；信息开放，意味著信息的接收已达到无阻碍、无限定的程度了；信息开放，应当归功于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信息革命及其形成的互联网。千言万语说不尽的互联网，确实为信息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为信息短缺的中国人提供了打破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的千载难逢的绝佳的历史机遇。
 
5、信息的无限性
 
信息之无限是指，信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现象及其本质的探究是无限的，对于自然奥秘的发掘与揭示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发明、创造、创新的能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人类打破信息封锁、屏蔽、禁锢和垄断的决心、毅力与勇气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信息的汪洋大海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横扫并荡涤壹切貌似铜墙铁壁的网络防火墙。
 
信息的无限性在于，自由是广阔无垠的、是没有限定的，任何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获取任何希望获得的信息。所谓自由，就是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禁锢、没有垄断；信息的无限性需要极大的全面的彻底的信息解放。任何信息的封锁、屏闭、禁锢、垄断，都是对于信息解放的否定、限制、阻挠、干扰和破坏，因而必将在信息的无限性面前被击得粉身碎骨。信息的无限性在于，风起云涌的信息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淹没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狭隘的国境线，摧枯拉朽地冲击了夜郎自大的、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是的、舆论壹律的党姓媒体，从根本上排斥了为防止接收信息而费劲巴力地建立起来的信息等级制和以围追堵截信息为能事的各种严苛之规定；信息的无限性在于，信息的流通是无边无际的，是完全自由的，是既不能为大壹统的国家主权所阻隔，又不能为盛极壹时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困扰，既不能为严防死堵的各种文件及其规定所束缚，又不能为久已成习的装腔作势的舆论控制所封杀；信息的无限性特别强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不自由是不可思议的，是绝不可能阴谋得逞的，是必然壹败涂地的；信息的无限性就是要打破信息的有限性，就是要使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发布、应用等充分地自由、全面地自由、彻底地自由、百分之百地自由。
 
6、信息的客观性
 
信息是壹切外部事物的反映。外部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信息也是客观存在的。信息的客观性是指，信息的存在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先于主观意志的外在的客观实在。确定信息的客观性，目的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相，就是要排除主观意识的干扰，恢复事物的原貌，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形式。
 
客观事物，无论人们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把握还是不把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描述以及汇总，是信息的有机构成；对客观实在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并给予不走样的表现，就是信息客观性的本质规定。所谓客观，就是该是什么样子就得是什么样子，不虚伪、不矫饰、不画蛇添足。多之壹分，则多；少之壹分，则少。客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客观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不客观因而不真实的历史，虽然也打著历史的旗号，盗用历史的名义，但与历史本身则是两码事儿，这样的胡编滥造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虚妄的冒牌货。如此的冒牌货竟也能风行壹时，但与真实的历史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真实的存在倘若不能进行如实的描述、反映、揭示，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客观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都普遍地缺乏粮食，都吃起了瓜菜代，壹天到晚都饿得爬不起炕、走不了路，都瘦成了皮包骨，把十里八村的树皮都给啃光了，最后壹家壹家地死光光，壹村壹村地死光光。对于这种客观实在，当时的党姓媒体都没有予以任何反映，仍然是壹片又壹片的大好形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谈笑凯歌还”，郭沫若写出了根本经不起推敲、纯属为粉饰太平而无病呻吟的空洞无物的壹堆堆的分行垃圾，贺敬之“放声歌唱”之类的歌功颂德之篇什堂而皇之、盛极壹时，溜须拍马的、顺风朝屁的、捧臭脚的、异想天开的、把良心卖给魔鬼的等等，都各显神通、粉墨登场、眼花缭乱地营造出共产风水甲天下的荒谬绝伦之局面。中国农村的惨状，则根本没人理、没人提、也没人写，全是瞪著两眼说瞎话、说胡话、说昏话、说鬼话，但就是不说人话，就是不说真话。连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壹些实际情况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都被中共中央判定为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而遭到罢免、批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谁要是提意见，无异于活腻味了找死。整个中国，都变成了襟若寒蝉的所在。党营媒体在很多中国人都遭遇大饥荒的惨不忍睹的状态下，还在对共产党歌功颂德，真不知世界上竟还有“羞耻”二字？！中国的舆论壹律的党营媒体壹直都是如此这般地从事著遵从中共党魁毛泽东主观意志的宣传的，壹直都是毫无愧疚地报喜不报忧的，总是以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为能事，连篇累牍地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甚至连壹点点所谓的负面信息都没有、壹点点真实的信息都不见。这边厢广大农村壹穷二白、处处荒凉、破败，亿万农民食不果腹、奴隶般地辛苦劳作，度日如年地煎熬著、哀伤著，那边厢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壹片大好”；这边厢啼饥号寒、苦难深重、饿殍遍野、尸体如山，那边厢却敲锣打鼓、捷报频传、大放厥词、革命口号响连天；这边厢所有的真相都被捂著盖著，壹个字都没有，壹点真相都没有，那边厢亮丽的肥皂泡越吹越大，谎言壹个又壹个、轰轰烈烈、旗开得胜、连绵不断。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中共建政迄今为止，中国的党营媒体都没有更不容反映真实的客观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届中共党魁的主观意志。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完全地脱离中国工农业的客观实际，实属胡乱整，把中国经济搞得乱七八糟、壹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堕落成极度贫穷落后的可悲之惨状。中国人普遍地营养匮乏，满脸菜色，上顿不接下顿，壹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饱饭，没有饿昏就算是烧高香的了。即便这样，还总是讲什么“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时不时地全家还得吃“忆苦思甜”饭，还得感谢毛主席，并高唱“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红歌；日常用品极度短缺，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甚至壹家只有壹床被，十几平米的小土房、茅草房竟住著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生活的窘迫不是壹家两家，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无所不在的饥寒交迫之下，党营媒体仍然壹天到晚地、喋喋不休地、虚张声势地鼓吹著中国人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在哪里？就在注了水的数字里，在抹了蜜的言词里，在牛皮吹上了天的口号里，在海市蜃楼的共产天堂里，全是美不胜收的假话、亮丽多彩的肥皂泡，根本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金碧辉煌的谎言可能得逞于壹时，也可以暂时性地编造出琳琅满目、花里胡哨、空穴来风的水中月镜中花，但风头壹过，就立马显现出无中生有的雕琢痕迹，并完全彻底地暴露出阴暗苟且、肮脏下流之本质，就像把壹只丑陋的蟑螂给涂抹壹层闪光的油彩而使之看起来美丽、精致、辉煌壹样，但蟑螂无论再怎么乔装打扮，也不过是让人恶心的丑陋的蟑螂而已。被党姓媒体捧上了天的各种各样的卫星、数字、口号等，不就是这种不堪入目的肮脏丑陋的蟑螂吗？
 
信息之客观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是真相、真实的反映。要做到这壹点，无论以往，还是现在，都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客观信息容身之地的中国，讲真话尤其是困难重重的，是艰难险阻的，是需要拿出身家性命来鸡蛋碰石头的。在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谎言国里，虚假成风是时尚、是潮流、是社会风习。究竟能有几个甘愿冒著遭迫害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大义凛然地、力挽狂澜地、中流砥柱地、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铮铮铁骨地说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真话来呢？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来说很少、极少。敢于讲真话者，实属凤毛麟角。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少之又少的勇士、豪杰、英雄，苦难深重的中国总还算是有那么壹点点的希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暗中，总还是可以透漏出那么壹点点的光亮，至少还不是全部地黑暗，还没有彻底地绝望，毕竟是可以救药的，也是聊可慰藉的。
 
说真话，其实并不稀奇，但在谎言流布的特色国度里，不稀奇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稀奇了。在泱泱之众的跪拜著的人群里倘若能够出现壹个摇摇晃晃、哪怕东倒西歪也要挣扎著站起身来的人，能够出现壹个挺直腰板、高昂头颅的自主之人，毕竟是值得欣慰、值得敬重、值得佩服、值得效仿的，因为这样的人实乃国之栋梁、民之骄傲，足以堪称出类拔萃者、超凡脱俗者。
 
7、信息的透明性
 
信息的透明性是指，信息不应该被封锁、隐藏、包裹、屏蔽、垄断。这就是说，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要尽可能地公开、刻不容缓地公开、毫无疑义地公开、毫无阻碍地公开、全部地公开，特别是要公开公权力的来历、公权力的活动及其作用等政务信息，还要公开官员财产状况的信息，至于国计民生的信息，就更得要全面地公开而且彻底地透明了。由于这些信息或多或少、轻重不同地涉及到社会中几乎每壹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就更没有任何理由遮遮掩掩的了，就更没有任何借口羞羞答答地东躲西藏的了。
 
所有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所有应该公开的公共信息都要透明。这不但是口号而且在现实中也应该按照这种合理正当的要求去做。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口号喊得响，实际做得孬，这充分地显示出言行不壹的两极之状态，是言词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政务信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原原本本地公开过、透明过，哪怕壹个县、哪怕壹个县级政府的壹个部门的本应公开的信息，也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全国的各个政府从上到下以此类推，全国的党务系统各个部门以此类推，恐怕都是如此，至少大同小异，本质壹样，形式也壹样，表现能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应公开而透明的公共信息，现在却都被统统地包裹在壹层又壹层的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帆布之中，都被放置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特色防护中，于是就形成了无处不在的阴暗、苟且、肮脏、下流的密室政治。在中国特色密室政治的条件下，现代的政治文明必然是天方夜谭的、是望尘莫及的，是既没有希望又没有前途的。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个方面：壹是权力的来源不公开、不透明。领导到底是怎么当上的？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靠站队、靠依附、靠玩弄权术、靠荫庇、靠拉关系请客送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靠跑部前进跑官要官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无奇不有的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开的秘密。官场已然成为最腐败、最没有做人底线的大染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的官场之所以如此地乌烟瘴气、雾霾重重，是因为严重的政治污染弥漫了整个中国官场，也弥漫了整个中国。能够当上领导的，壹般地说来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靠朝里有人好做官，靠酒肉穿肠过的迎来送往的关系，至于品德、知识、能力、水平、才华等综合素质则不做主要的考虑。关系是首要的，权术是重要的，综合素质则是次要的，乃至于可有可无的。没有关系，不会玩弄权术，综合素质再好，也是要靠边站的。中国官场向来实行壹个颇有讽刺意义的相声段子所描述的那样：说妳行，妳就行，不行，也行；说妳不行，妳就不行，行也不行。某些当领导的对于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所要完成的使命等等，几乎是没有任何知识的准备、没有才华的准备、没有能力的准备，更没有与之相应的品德，说当领导就当领导，说位高权重就位高权重，于是壹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上到下当领导的都是概莫能外如此这般地走马上任的。
 
如何成为领导，壹直是中国政治的不无诡秘的特色秘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就是密室政治神秘莫测的运作之结果。密室，就是关在壹间黑暗的屋子里面进行密谋、策划、交易、谈判、妥协或妳死我活地争抢之场所。各级领导都是由此而堂而皇之地出笼的；二是密室政治产生的领导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决策的？例如就某项工程如何进行招标、投标的？如何动用成百万、上千万乃至数十亿的资金的？钱都是怎么花的？合不合理？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要浪费，到底浪费了多少？壹项工程是这样，十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工程，都是怎么进行决策的？
 
根据中国的制度性弊病，不受监督、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跑冒滴漏，更不用说可想而知的贪污腐败、吃拿卡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项，究竟有多少？这，恐怕还是壹笔又壹笔的无底洞式的糊涂账。糊涂账之多，有如过江之鲫，泱泱之众，数也数不清。
 
制度性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制度性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制度性的封闭，是最大的不公开、不透明。公权力的运行里面存有太多太多的猫腻：贪赃枉法、见不得光的阴暗苟且卑鄙等，最后竟统统地以层层包裹下的密不透风的国家秘密为掩护，为其打著合法的旗号继续干尽壹切非法的勾当和壹切罪恶之行而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公权力的活动不能够公开而透明，人们立即就可以明确地而且是正确无误地判定：公权力正在从事著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的不无阴谋的犯罪活动。不公开、不透明的公权力是与人民相异化、相矛盾、相敌对的，其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魔影重重的犯罪集团。虽然它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这个亦或是人民的那个，但本质上却是以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为其存在的不二方式的。公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是在制造人间灾难、冤案和悲剧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触目惊心的犯罪活动；三是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也必须完全彻底地公开而透明。如果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不能公开而透明，那么必将耗费的无以计数的民脂民膏。特别是在具有特色的中国，投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却建成了没有效益、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巨无霸工程，形成了留之无用、拆之可惜的鸡肋项目。亿万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是这样白花花地流进了黑暗无耻的阴沟沟里。
 
政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壹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里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进行壹五壹十的明确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都已列入各国的法律条文，都已成为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严格制度了。在天日昭昭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的官员可以不申报不公示自己的财产，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至今也仍然没有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法律制度。税务部门由于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而无从掌握官员的财产状况。广大民众对于官员财产就更是如堕五里雾中，两眼壹抹黑，根本不知晓。官员由于没有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之约束，于是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大肆寻租，权力市场化，官帽金钱化，职务融资化，不法之财急剧膨胀。权力壹经成为肆意敛财的融资机构或准融资机构，官场究竟能够成为怎么样的壹个污浊不堪的场所？委实难以想象。怎壹个“触目惊心”了得？
 
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就意味著政治权力仍然是腐朽没落的王朝制，还远远没有靠近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边缘，还仍然在极权专制主义暗无天日的圈子里面打转转；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也不可能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政治文明是既没有可能又没有希望，更谈不上前途；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任何政治改革或变革的花言巧语都只能是耳边风壹吹而过，都只能是糊弄人的活计，连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不但不顺应民众的合理的正当的正义之呼声，不但不满足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之要求，不但不去适得其所地建立壹个正常的社会所应具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反而还把那些要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正义人士都给抓进了监狱里，都以所谓的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或煽动颠覆等口袋罪而予以匪夷所思地关押和荒谬绝伦地审判。这，还哪里有壹点点文明的气味？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明目张胆的肆意栽赃；这，就是迫害正义的胡作非为的横行霸道。既是可耻的，又是野蛮的，更是落后的。这是以邪恶压制良知，以残暴驱逐人性，以罪恶消灭道义。
 
要求官员申报和公示财产，这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走向正常而开明的必由之路，这是制服巧取豪夺的公权力并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正当之举措，这是觉悟了的中国人民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时代进步之趋势，这是中国人走向自我解放的完全正确的立场和方向。
 
在全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情况下，中国显然已经远远地落后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向先进靠拢、迎头赶上，却偏偏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建立？非但如此，为什么还要百般打压要求建立此种制度的广大民众？没有正义的制度，就必定存在著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之制度。
 
中国人决不能再继续壹如既往地死抱著邪恶罪恶的制度之大腿不放了，中国人必须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和开宗明义地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好制度，也壹定要刻不容缓地迅速地建立起壹整套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专门法律，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官员都能够遵守法律，使各自的本职工作都能够在阳光底下良好地运行，并使官员的财产之信息不但可以为税务部门所掌握，也可以为广大民众所知晓。中国民主化之后无论是底层的官员如股长、科长、处长，还是最高的官员如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都得按照即将拟定和公布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法》而如实地申报自己的和家庭的财产，并受到国家税务部门的严格监督、审查，同时也应受到广大民众的严格检查。如果申报有差异，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更要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拥有行政职务，拥有壹定的权力，是通过服务于广大民众和社会而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知识、智慧与才华，并以此来实现自己所确立的服务于公众的独特的人生价值，即获得公众认可和社会承认的荣誉、名望等，而根本不是为了追求发家致富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说，从事社会服务而拥有壹定的权力之人，主要是为了实现报效国家和服务社会公众的志向，是追求壹种精神层面和信仰层面的内在的愉悦，是追寻人生价值具有超越意义的目标的实现，而绝不以获得金钱和增加财富为目的。虽然国家和社会必然给从事公务的人员以相应的待遇，但仅仅是给予其壹定的生活保障而已。要想发家致富，如果从事其他行业，可能比当个官员要好的多。当官，绝不应当是发家致富的便捷途径。中国社会应当确立此种应有的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理念，中国的法律也应当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做出相应的绝对必要之努力。
 
中国要走向并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改变官本位的腐朽没落之意识，就必须全面地、深入地更正纯系恶劣风习的当官发财之观念，要逐步地形成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美国的例子非常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美国官员，从美国总统到各州州长，从参议员到议长，从众议院到议长，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官员，都得如实申报和公示自己的及家庭的财产，事无巨细都要填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掌握壹切官员财产之状况，要是普通民众查询的话，也很容易找得到，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公务人员及其活动都是公开的、透明的，都是毫无遮掩、毫无隐藏的。像中国的官员财产状况，官员的壹切公务活动极其结果都被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密密麻麻的壹层又壹层的绝密和秘密中，都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里贼壹样地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运作，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家里，这样的状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更是决不能允许的，那是必须遭到法律之严厉制裁的，那是壹定逃脱不了法庭的公正审判的。权力之不公开、不透明在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里所面临的下场，只能是别无选择的灭顶之灾，此外无他。
 
美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随时接受民众的检查、审定，如此，从事公共服务的美国官员基本上就没什么隐私，可能也不允许有什么猫腻，哪怕有壹点隐私、有壹点猫腻，都可能或极有可能立即引起广泛而深入的报道，甚至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独立的新闻媒体恐怕早就做起了连篇累牍的文章，头版头条肯定没有跑，炮轰连绵也实属正常，这是任谁恐怕都招架不住、也确确实实难以招架的了。美国官员的职位越高，就越没有隐私，因为作为公众人物，其壹举壹动都是对公众、对社会、对国家有壹定的乃至极大的影响的，所以其财产、生活、言论与行为等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公开而透明；与此相对照的是，每壹个普通的美国人都有不能对外泄露的隐私，其隐私权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谁要是侵犯了壹般公民的隐私，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也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壹点刚好与中国相反。长期以来，普通中国人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隐私权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公权力所侵犯、干扰、破坏、乃至剥夺。在“很斗私自壹闪念”的社会环境里，还哪里谈得到普通民众的隐私？在普通中国人都没有隐私的情况下，中共领袖的隐私却以国家机密的形式给层层包裹起来，也极其严密地给保护起来，秘不示人。中共领袖的壹切都是神秘莫测的，都是绝对不能公开透明的；各级领导的隐私，也是不能为广大的民众所知晓的。民众无隐私，而领导有隐私，有特权。领袖的隐私，就更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了；领袖的特权，简直就是广大无边。权力掌握者由此而变得毫无约束、毫无制衡、毫无监督、颐指气使、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乃至胡作非为，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这种痛入骨髓的深刻教训，确实是血泪纵横、尸骨累累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是惨绝人环、壹言难尽的。
 
为了根除中国人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灾难深重的悲剧，为了使中国人从以往的迷失中彻底地觉悟起来，中国人必须学习美国对官员的的监督、制衡、约束的行之有效之方式，以使中国的所有官员，包括国家主席在内、包括政府总理在内，更不用说大大小小的官员了，都要把自己的财产、公务活动及其结果等都予以全面地公开、彻底地透明，以真正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8、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是指，信息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前壹个信息，是后壹个信息的来源；后壹个信息，是前壹个信息的结果。如果没有来源，信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结果，信息的作用就半途而废、戛然而止了。
 
佛教讲因缘，讲因果，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壹到，立刻就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兵熊熊壹个，将熊熊壹窝。类似的例子还有：壹滴水，反映出大海的本质；壹粒尘，表现出大地的风貌。所有这些讲的都是有关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人物的塑造上，比如在美术上、雕塑上，或者在戏剧、电影、电视剧中，在很多甚至几乎壹切的文艺作品里，壹般都要研究如何扑捉人物瞬间的典型动作，因为瞬间的典型动作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意义，能够以点带面地、提纲挈领地和纲举目张地展现出壹个人物、壹个事件、壹个历史场景所具有的尽可能多的最大的信息量。《拉奥孔》的雕塑充满了动感。拉奥孔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挣扎和让人怜悯的极尽扭曲的表情、全身肌肉绷紧的动作，无疑是在表现著他现在正在遭受著的痛苦，也昭示著他此刻痛苦之来源即以往的经历，并预示著他难以解脱的苦难的未来。当下的表现、眼前的动作，不但包含著拉奥孔此刻的痛苦煎熬之状况，而且也分别指向了过去和未来。
由此可见，艺术上的壹个动作、壹个造型、壹个亮相，不但是主人公所处的当时的处境，而且也能够透视出以往的经历和未来的可能状况。艺术动作的典型瞬间，说明了信息之所以发生、如何发展及其走向的壹连串的含义丰富的内容。
 
信息的连续性，实际上就是信息在不同阶段之状况。认识信息的连续性，有助于人们明确信息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可能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壹步地、更好地进行信息预测。换言之，掌握信息的连续性，人们对很多事情最起码可以做到有所准备，心中有数，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9、信息的竞争性
 
信息的竞争性是指，信息需要通过对比、鉴别、交锋，而各显其能、而壹决高下。壹个信息可能比另壹个信息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为了获得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信息，就势所必然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层次不同的或明或暗的竞争。
 
信息的竞争性，是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之反映。怎样确定有价值的信息，如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得根据不同的社会、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之需求来考虑、来认识、来定夺。有的信息在当时看起来很壹般，但后来壹看却是非同寻常具有相当重要之意义，也有相当重要之价值；有的信息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但过后回过头来壹看，其价值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能是负数的。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在现实中也司空见惯。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在各显其能的商战中，对于同样的壹件事、同样的壹个信息，人们的判断就可能不尽壹致，也许会大相径庭，依此作出不同之决策，进而采取截然不同之行动，或捷足先登地抢占先机，或壹无作为地甘居人后。有这么壹个例子：A和B都是制鞋公司，两家公司都各自派出了市场调查人员来到壹个岛上。甲公司的调查人员给总部发去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岛上的居民都光著脚，因为没有穿鞋的习惯，生产出来的鞋子肯定没人穿、没人要、没人买；乙公司的调查人员给公司发回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岛上的居民现在都光著脚，生产出来的鞋子在这里肯定大受欢迎，鞋子肯定卖得好，制鞋企业在这里肯定有无限的商机。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同样的壹件事、同样的壹个信息，由于知识、经验、能力、才华、智慧有区别，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方式不同，鉴别力、判断力也壹定大有不同，其最终结果也必定是相距甚远。甲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只是依凭固有的经验、感觉来考虑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平庸无奇、墨守成规，就不会也不可能开拓进取，求得发展；乙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壹下子就抓住了市场的商机，这就是岛上居民潜在的可能之需求。其捕捉信息的能力是强的，眼光是独到的，认识是明确的。市场就是，壹方面需求创造供给；另壹方面，供给也创造需求。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供给不断地创造需求，不断地给人们创造出更舒适、更快捷、更方便、更个性化的精神产品和物资产品。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信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与智慧的竞争，是能力与才华的竞争。能者上，庸者下。这就是说，捕捉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早已决定了竞争的结果。有的人即便拥有了重要的信息，但由于未能加以有效地利用，所以就错失良机。哪怕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信息在某些人的手里，似乎都变得壹文不值了。不能重视信息，尤其不能充分利用信息的人，决不会赢得出其不意的成功，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获利者。
 
10、信息的计算性
 
在人的壹生中，无论生活还是事业抑或工作，每个人都不免要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决策。无论作出什么决策，都必然经历或长或短、或简单容易或艰难困苦的过程。小的决策，可能分分钟就搞定；大的决策，也许需要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作出。其时间之长短，得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敲定。决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信息不断地进行计算的过程。诸如利弊分析、加减乘除、趋利避害、短期投入或长期投入等项缺壹不可，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然后才能作出最有利的最终定夺。
 
对于各种各样决策的计算，也有先后顺序之别，还有信息的反馈并提出修正、修改的建议等。企业经营者常常通过反复的计算才能作出壹个决定，包括购买原材料、雇佣工人、引进技术、确定生产的产品、数量、质量，是否根据市场的需求扩大再生产、产品的运输距离或远或近等，都需要进行连绵不断的反复的精密的计算，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增加效益。此之谓开源节流。只有这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降低成本。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必须密切关注并把握市场的瞬息万变。也就是说，需要对市场的诸多细节，如物流、距离、时间、人员等各方面进行恰如其分的精密计算，以最低的成本卖出最高的价格，以便于赚取更多的差价。
 
明智的顾客常常是货比三家，而绝不会在没有任何比较、没有任何鉴别、没有任何计算的情况下，盲目地购买。所谓的聪明人，就是精于计算的代名词。这里的计算，是指货物性价比的信息计算；所谓的傻子，就是没有或者匮乏信息计算因而不会计算的别称。有的人对于小事不计较，也不屑于计较，那是对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计算或对此根本不予考虑而已。但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却认识明确、立场坚定，那是因为对于重要的关键的信息则是有著明确的或者精确的计算。
 
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者，其所计算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仨瓜两枣、壹亩三分田，甚至也不是牢狱之灾所造成的人生之折损，乃至生命之丢失，其全神贯注的，乃是人权之进步和国人之自由，甚至不惜以自己生命长度之缩短为代价，来扩大整个社会的自由之宽度。这是以自我生命的有限尽其所能地扩展社会发展的无限。这，就是先锋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是其所应具有的独特意义的另类计算；为了追求民主而身陷囹吾，到底是值还是不值？按照通常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不值也必然不值。但对于站在以弘扬民族大义为立场、以推动社会发展为职责的人的角度来看，值与不值的问题是根本不予考虑的，是壹目了然的、是壹清二楚的、是不言而喻的。
 
在范围广大的监狱里，即在小监狱之外的社会上发表意见、抨击时弊，做自己应该做的监督、检查、批评、矫正苛政猛于虎的公权力等事情，是工作；即便由此而蒙冤入狱，在很长的时间里，哪怕壹句真话也不能说，而且想说也根本说不出来，甚至不同的声音壹点也没有、壹点也发不出来，那也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坐牢就是工作，而且是壹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工种，是壹种独特的工作、是壹种以苦为乐的别开生面的工作。
 
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追求的目标肯定也不壹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就是说，不同人的信息计算之方式，是决不能等而同之的，是有相当大的乃至极大的差距的。
 
11、信息的分散性
 
信息分散在无数的个人之中。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是市场的主体。个体经济，即私营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著资源配置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私营经济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个人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命脉。
 
忽视信息的分散性，实质上就是否定、忽略和排斥个人的主体性，就是否定并排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因为个人能够准确地掌握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恰如其分地满足自己的和他人的需要。只有个人的计划，才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换言之，个体掌握的信息应当是符合实际需要的，至少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企业之中。企业必须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管理不完善，非生产性人员众多，等级森严，吃拿卡要、跑冒滴漏、得过且过等各种腐败、各种浪费、各种损耗举不胜举、无边无际，更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之需要，因而算不得现代意义的企业，甚至连企业之实都没有，只是徒有虚名耳。公有制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相异化、相矛盾、相冲突。企业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得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包括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等在内的经济结构，以质量求发展。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企业的基石。企业的发展与否，在于能不能精准地把握并运用市场需求的信息。有的企业把握先机找对了路，于是就有所发展；有的企业则摸不准市场的需要，盲目地进行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众多的产品积压下来，资金链壹下子就断裂了，因而就只能别无选择地退出市场。
 
集中信息，就是中国以前实行的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之下，国家就像壹个大公司，各个国有企业就像壹个个车间，只能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无论购买原材料，还是雇佣工人；无论运输，还是销售，总之壹切的壹切都得按照上级的统壹指令行事。各个国营工厂都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决定权，因而也都没有主动性、创造力，更谈不上创新力，干多干少壹个样，干与不干壹个样，人浮于事、都吃大锅饭。对此，过去有壹句颇为流行的经典口头禅：北美有壹个加拿大，中国有壹个大家拿。工人偷，厂长拿，书记搂。反正都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的，所以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不偷白不偷，偷了也白偷。计划经济的产权不分，竟至于此。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普遍存在著短缺经济。短缺经济之所以形成，就在于信息是集中的、计划的。信息集中势所必然地把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都给捆得死死的。集中的信息否定、排斥、消解信息的分散，从而根除了孕育在民众之中的生产积极性和本应具有的蓬勃的活力。
 
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绝不可能全面彻底地了解、把握并运用每个人需求的详尽信息。正因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最终不得不壹败涂地，只好自我消亡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搞信息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都贴上了贫穷社会主义之标签，都是清壹色的短缺经济，都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彻底失败。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壹本书的名称所昭示的那样：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为了摆脱奴役之路，信息必须分散。必须通过信息分散来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必须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破除并取缔党国大公司主导市场经济的陈腐落后的僵化制度。要加强私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要重视信息分散在市场配置中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私营经济由于信息的分散而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私营经济在市场供需中寻求持续的平衡，不断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满足自己的需求，又填补市场的空缺，从而为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12、信息的时代性
 
不同的时代表达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反映不同的时代。壹个时代注定有属于壹个时代的特定信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无论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还是列宁、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无论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还是波尔布特统治的柬埔寨，亦或是金正恩统治的朝鲜，都时刻散发著领袖独裁的信息、残民以逞且滥杀无辜的暴力革命的信息、恐怖肆虐和谎言遍布的信息，总之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邪恶、罪恶的信息。民主社会与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判然有别的，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社会所展示的，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权力得到限制的信息。
 
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定期选举。权力受到民众的监督、约束与制衡。人民拥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参与权、选举权、话语权、信仰权、结社权等壹切人权。发达的公民自治需要得到支持和巩固。民主是防止独裁专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民主在维护社会的生机与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政治分裂；宪政，不仅要求制定“良宪”，而且还要求“良宪至上”。良好的宪法，是国民意志的集中之表示，是壹切权力的源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宪政必须以良宪为前提、为基础。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授予政府应有的权力。宪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避免肆意滥权的权力之恶。
 
民主，由于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故而能够防范政治寡头的专权；宪政，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权力的分立，既杜绝少数人的独裁，又防止了“多数暴政”的出现；既发挥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又确保政府功能的正常行使。民主与宪政，互有所长、相得益彰、相互补充、齐头并进，有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
 
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并提倡多党竞争。政治文明的社会都壹直存在著执政党与在野党当面鼓、对面锣地相互批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么壹个正常而又合理的局面。世界上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也就是说，执政党由于长期赖在台上，极易产生懈怠、腐败、滥权、堕落，从而丧失原有的活力。在此情况下，在野党可以依凭于自己非暴力的能力、水平和实力等成为执政党。国家的政治权力，绝不是为某壹党派所独霸、所独享的私家财产，而是可以为任何党派所分享的公共财产。政党之执政，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而为大选的投票箱所认定、所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必须通过人民的投票而合法地组成。非此则不足以合法；人民代表必须通过竞选而产生，必须充分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必须切实地回应民众所提出的壹切正当合理之要求，必须解决壹切应予解决的国计民生之问题，必须对政府工作予以严格地监督、检查、批判、斥责、罢免等。
 
司法独立，绝不是有名无实的壹句口号，而必须是活生生的现实。司法只服从法律。司法不能服从于党的或政府的领导。司法必须非党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司法，是全民的司法、国家的司法、全社会的司法。司法之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司法，是人性的坚强堡垒，是良知的最后防线，是值得信赖的正义保护神。
 
新闻媒体必须自由、必须独立，故此新闻媒体应当而且必须私有化。国营的新闻媒体由于只能姓党，因而不可能自由，也不可能独立。只有私营新闻媒体，才能适得其所地适应新闻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闻供给，以满足社会对信息之需求；公民自治的社会组织，由于满足民众的不同需要，因而自足并且发达。此乃社会本身具有的康复力量、拾遗补缺的救济能力以及蕴藏于民众之中潜在的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地方自治由于信息分散、信息分散由于切合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更能够为地方选举的领导人所如实地掌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因而必定要好于信息集中而垄断的大壹统的原有的和现行的专断的治理模式；职业化的军队必须属于国家。国家化军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的领袖；国家化的军队决不能效忠于任何党派，也不能效忠于任何领袖。军队效忠于党派及其领袖，是野蛮社会的耻辱标志，因而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并予以彻底否定。否则，万丈深渊就是必然的归宿。军队必须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军队必须职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军队只能代表国家行使防御侵略、维护和平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如上所述的民主各要件，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正义之要求、正义之信息。对于十四亿中国人民来说，这些信息恰恰是极为欠缺，更是刻不容缓地需要补足的信息。
 
要进行政治文明的正义转型，就必须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和堂堂正正地追求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壹党专政的中国社会。还是滞留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滑稽可笑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中。本来是处在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部落中，只不过弄了几句时髦的装腔作势的口号，竟也能够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地瞒天过海，在好几亿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联合国所规定的最低的水平线以下之时，怎么还能够打肿脸充胖子，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地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都毫无顾忌地给扔进了哇爪国里？怎么竟能够恬不知耻地向著全世界大撒币？真乃岂有此理？！荒唐之至！
 
没有符合常理的人性、没有符合正义的价值观，只靠抛洒花花绿绿的票子、只靠给出民脂民膏的金山银山，是交不了几个知心朋友的，是换不回多少心悦诚服的真挚感情的。毛泽东统治的年代，中国人民都穷得要命，人均壹天连壹元人民币都不到，中共还壹天到晚地穷得瑟，还到处输血、风风火火地支援世界革命：给朝鲜壹千亿（美元）、给越南数百亿（人民币），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国几十亿、上百亿，给非洲壹些喊“毛主席万岁“的国家十几亿、几十亿，送钱送物简直什么都送，结果壹个个都反过来还骂妳，壹个个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白眼狼。毛泽东、周恩来不但把中国的大片国土都割让给缅甸、印度、越南、朝鲜、前苏联，而且还满世界地大撒币，到头来弄得是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人家不但不感恩，反而还对中国有怨言、有仇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浪潮和对50万华人的大屠杀，就是对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卖国求荣的壹个回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壹天，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去访问，壹下飞机就看到了中国支援的钢板、机床、设备、工具等都在码头上堆积如山，东壹堆、西壹堆地闲置著，所有的物资都因风吹日晒而锈迹斑斑了。傻子都知道，这肯定是好久都没人照管、没人看护了。李先念好奇地询问前来迎接的领导人：“妳们不怕这些物资天长日久就这么搁著，都要烂掉了吗？”回答是：“都烂掉了没有关系，中国还可以给我们支援更多的嘛！”
 
毛泽东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心态，简直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当成了壹文不值的大傻瓜、都当成了他毛共的狗奴才了，而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够把这个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最大的败家子、卖国贼、痞子当成了比爹娘还要亲的大救星、红太阳、北斗星呢？这究竟是何道理？见过无聊的，但没见过这么胡闹的；见过胡闹的，但没见过这么滑稽透顶的。荒谬绝伦，竟至于此。实在难以理喻，壹言难尽也！
 
毛泽东给中华民族制造的的罪恶，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两千年专制之总和。也就是说，在祸国殃民、缔造灾难和悲剧这方面，毛泽东堪称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比，实属人类几千年才横空出世的壹个罕见的超级魔头。但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的阴魂依然不散，壹直兴致勃勃、兴风作浪，这是其来有自的，也是积重难返的。毛粉的蠢蠢欲动、肆意张狂，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幽灵始终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盘桓。近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又匪夷所思地唱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仿佛十年浩劫中祸国殃民的情景再次复辟了。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文革的历史罪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由于邓小平出于自己的和小集团的狭隘私利，肆意妄为地淡化、掩饰、遮蔽并抹杀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残民以逞且草棺人命的滔天罪恶，别有用心地误导中国人民对待罪恶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在对文革的制度性根源没有深刻反思、没有彻底反省的情况下，人们都陷入到稀里糊涂、迷迷糊糊之中，从而按照邓小平的计谋去脑残壹般地“团结壹致向前看”。
 
文革之所以能够回潮就在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得到任何揭露、检讨、批判和清算，文革始作俑者的魔鬼面目仍然是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图腾，壹无是处的恶魔思想还要让中国人民全面地、准确地、科学地予以领会和掌握。难道毛泽东思想的阴云笼罩，血雨腥风，灾祸连绵，胡乱整得还嫌不够惨吗？难道让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及其独裁专制之病毒还要壹如既往地在悲怆的中国继续开拓进取地招摇过市、颐指气使、横行霸道，以兽性毁灭人性、以无耻取缔良知、以罪恶埋葬正义吗？
 
历史的罪恶何时能够得到应有的全面彻底的真正的清算？清算了历史的罪恶，也许就可以相当程度乃至极大程度地减少现实政治的重重雾霾了，至少雾霾不可能覆遮于整个的天空和大地，最起码还能够透露出某种希望的蔚蓝、某种可能的光芒。但由于历史的罪恶统统地被遮掩、被封闭、被抹杀，所以现实政治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邪恶罪恶的触目惊心，就势所必然地登堂入室、壹马平川、攻城略地。
 
中国人壹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坚决彻底地诀别历史的罪恶。历史的罪恶，必须予以清算。文革的罪恶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因而并没有成为过去，文革的制度性根源还远远地没有被揭示、被暴露、被批判，更没有被抛弃。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不可小觑之作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著令人可怕的恶魔般的恶劣影响。文革的病菌仍然在繁殖、在扩散，随时都可能变换著花样地伺机而动，以不可想象的方式侵入妳们的生活，毒害妳们的身心，蚕食妳们的灵魂、腐败妳们的大地。
 
中国人现在也许是仅仅在日历上进入了现时代。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在经济制度上、在文化制度上，尤其在中国人的观念上、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上，总之在道德和法律的文明水准上，可能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进入今天的日历所标明的现时代。现时代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理论。处于新时代，中国人要有壹个新的风貌、新的气象、新的做派。这个新，就是壹定要摆脱并去除以往不良的历史之狼毒，壹定要克服、战胜并消除滞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已经内化了的壹个个小毛泽东、壹个个非人性、无良知的狼心狗肺、壹个个六亲不认的兽性十足的行尸走肉。
 
13、信息的创造性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在以往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排比、增删、借鉴、归纳、综合等，以形成前所未有的、别开生面的新信息。所谓的交叉学科，就是信息创造性的突出表现；诗人的灵感，就是信息创造性的最瑰丽、最壮观、最富有诗情画意的集中展现。诗人用明喻或暗喻、用各种各样的具象，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艺术媒介，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需要，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产生让人耳目壹新的叹为观止的艺术情景，形成前所未有的别有洞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诗歌艺术的新信息。信息的创造性在文艺作品中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诗人的本质是进行艺术创造即意向的合成、分裂、变异等艺术加工和制作，是进行大胆无畏的难以想象的和恰如其分的艺术创造。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匪夷所思、难以想象，又那么贴切、恰到好处。大开大合，有张有弛，依凭灵感而遨游宇宙、开天辟地、上天入地、指点江山、叱吒风云。艺术形象的创造，是诗人的本质，是诗人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灵感是艺术创造的翅膀，诗人特别需要珍惜灵感、追求灵感、扑捉灵感，因为灵感就是新意向的同义词，就是创造性的艺术价值。灵感就是艺术创造的突破，就是所谓的超越。这与发明家的工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创造，是发明家的本质。发明家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成规、原有事物的突破和超越。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信息的超越性。通过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整理、发布等，而把所有最有价值的信息都加以卓有成效的运用，使之像原子核壹样地相互碰撞，最终生成新信息的蘑菇云。
 
创造性的信息，价值是巨大的，意义是非凡的。如果信息是财富，那么创造性的信息，就更是无可估量的极其巨大的财富。壹个好主意、壹个好点子、壹个好思想、壹个好观念等等，都是壹个个创造性的信息。壹个创造性的信息，可以振兴壹个企业，可以引领壹个行业，可以使整个社会都受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比如电话、电视、手机以及互联网等，都是创造性的信息所结出的人类文明之累累硕果。创造性的信息意义何等巨大、价值何其巨哉？！
 
14、信息的预测性
 
信息的预测性就是，在既有信息的基础上，人们对于事物的走向有所感知、有所把握、有所预测。比如根据气象预报，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出行等就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适当安排，这，就是信息预测发挥作用的壹个实例。
 
中国风起云涌的无穷无尽的维权事件，启示、促进并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与追求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异议人士前仆后继地奋力抗争之努力连成壹片，势所必然地形成波澜壮阔的无可阻挡的社会正义转型：无论在外面的大监狱也好，还是在高墙、铁丝网、探照灯，老虎狮子也发蒙的里面的小监狱也罢，中国的正义人士求民主争自由的行动始终连绵不断，面对打压从不退缩，壹直此起彼伏地进行著顽强不屈的抗争，以讲理对抗粗暴，以文明对抗野蛮，以和平对抗暴力，以微弱的肉身对抗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貌似强大的铜墙铁壁，以自由对抗禁闭，等等，愈益彰显出权利克服并战胜权力、人性取缔党性、正义战胜邪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民主力量。民权抗击强权的信息、极权专制日趋衰落的信息、共产党腐败团伙全面崩溃慌不择路的信息，确实是每天都在发生著的令人鼓舞的铁板钉钉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有根据地作出明确的信息预测：中国正在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状态壹点壹滴地、艰难曲折地转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上来；从排斥、围剿、镇压人权，正在逐步地转入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并实现人权的目标上来；从司法不独立、司法党派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法律不健全、恶法丛生、权大于法、法律工具化，法庭不是公平正义的坚强堡垒，而是冤假错罪案的制造工厂等满目疮痍之状态，正在转入到司法独立、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法律是根除所有邪恶罪恶之利器的正确之路上来。根据如上所述，可以进壹步认定：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持之以恒地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立场并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就壹定会圆满地完成我们建立公民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国人应该首先要学会放下身段，以严谨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学习先进，克服落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他山之玉，攻己之石。这个玉，就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经验，就是值得仿效的台湾民主。学习台湾，就要以迎头赶上的心态来学习、以不甘落后的努力来学习、以奋勇争先的精神来学习、以奋发有为的状态来学习。
 
台湾现在已经民主了，中国什么时候也民主；台湾现在自由了，中国何时能够自由；台湾人权已成现实，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人权、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人权的全面彻底的实现；台湾已经实行法治了，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法治；台湾已经走向宪政了，宪政仍然遥遥无期的中国何时能够迎来宪政那壹天？套用壹句时髦的大陆语句反其道而用之就是：台湾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天。
 
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给中国人做出了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的好样板。台湾人民通过自己手中神圣而庄严的选票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选出了符合自己意愿的领导人。在台湾，至今已经过了三次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业已实行了二十年。投票箱里面出政权，这是台湾人民早已形成的雷打不动的共识，实为十四亿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正义之追求；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告别野蛮、走向开明的深情而热切的时代呼唤，是大踏步地迈入人类文明之林的卓然醒目之旗帜，是中国人的百年努力终于修成正果的明亮之结晶。在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政治文明面前，带来灾难和痛苦、制造惨绝人环历史悲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暴力革命之教条，注定是死耗子壹般地不堪入目、臭不可闻、令人恶心的，是只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邪恶罪恶；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按照法定程序、按照选举票数显示人民力量的唯此为大的社会变革的里程碑，是通过数人头来决定政权的分配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就是耀武扬威的真理，壹切都由刀把子说了算。刀把子、枪杆子都是要砍人头的，都是要以剥夺人的生命为能事的鲜血淋漓的赤裸裸的残忍之暴力。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均证明，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文明的、和平的、理性的、合法的、正义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壹切权利的行之有效的最佳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武装篡夺政权的方式，是暴力的、非法的、疯狂的，是悲剧重重、灾祸连绵的，是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既是愚昧的，又是野蛮的；既是野蛮的，又是落后的；既是可耻的，又是荒谬的。
 
要人人共享的和平，而不要令人可恶的暴力；要投票箱里面的竞选，而不要枪杆子和刀把子的相向；要激烈的言词讨论、争辩，而不要全面内战的武斗；要公开、公正的政治文明，而不要丛林法则的政治阴暗；要制约和限定权力的权利，而不要镇压并剥夺权利的肆意滥权的权力。壹切都要以捍卫人权为原则、为标准、为旨归；必须实行国家领导人的直选、海选、竞选。这，就是台湾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十分明确的重大启示和极其光辉的伟大的示范作用。

中国人应该多去开放 多元的环境中探索，多去存在信息自由的地方生活，才有可能在人格上成为自由人。信息是有广泛性的，信息的广泛性是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分门别类的、五花八门的信息。自然界有自然界的信息，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信息；有宏观宇宙的信息，有微观宇宙的信息；有历史的信息，有现实的信息。信息就像空气壹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信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人生在世，是接收、处理、发布各种信息的壹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是要尽力地捕捉并有效地利用各种有价值乃至最有价值的信息，以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生活。

信息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信息的普遍性是指，信息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物资是普遍存在的。信息既存在于有机界，又存在于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各种事物，无论人还是事，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通过各自的信息呈现于世的，每个事物各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信息及其表达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把人脑称之为小宇宙。这表达了早期人类对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朴素的直观认识，也确实揭示了某种客观真实。人脑是宇宙中最复杂、最精密、最神奇的生物系统。人脑的奥秘至今也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壹切的潜力等何以能够发生、发展，还有很大壹部分仍然没有被开发。人脑蕴藏丰富的信息库还远远没有被打开，仍然是神秘莫测、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随著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与进步，人脑的丰富宝库将会赫然洞开，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乃至天才，壹定会前所未有地和蜂拥而出地迸发出来。

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信息。处于各种信息的包围之中，就是处于信息的普遍性之中。

信息需要不断地积累而愈益地丰富起来。信息不积累，就必然地显现出单薄、无力、虚弱之状态。正像壹个在事业上或学问上有所成就之人，绝非壹朝壹夕、壹曝十寒之结果，而必定是由千万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之结果。研究壹个科目、钻研壹门学问，没有经年累月的扎扎实实的积累是不行的，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功底的。没有功底而只靠花拳绣腿地糊弄事，那是迟早要漏兜子的，终归是壹事无成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功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积累，必定没有大的收获大的成就。丰富的知识需要积累，丰富的信息同样需要积累。

信息的积累性，就是信息的丰富性。丰富的信息是积少成多，这就如同获得知识和才能的情况壹样。倘若要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学识，没有板凳壹坐十年冷的持之以恒之拼搏，注定是不会有充足的信息的，也是不可能有渊深的学识的。

信息掌握得越多，头脑就越能够变得开阔，就越能够游刃有余、扎实有力、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此之谓：艺高人胆大。或叫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玉不琢，不成器。这就是说，积累信息得需要长期地集中注意力。只有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

信息是具有创造性的，信息的创新性是指，在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地把握各种可能性，综合利用现有的壹切信息，进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信息；信息的创新性，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信息的人可以在既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适得其所的加减乘除、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从而使信息发挥出尽可能多的甚至最大的效应，以横空出世地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新信息。

信息的多样性是指信息的变换性。壹首优秀的诗篇自有其应有的多元、复杂性和不尽壹致的解释，由此构成了诗歌理解的歧义性，即，这样分析也可以，那样解释也没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壹样。简言之怎么理解都可能有道理，都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差池。

信息的多样性在文艺作品中展示得尤为突出，在美术、音乐、歌剧、电影等方面都可以找得到。无论温情主义还是野兽主义，无论印象派还是抽象派，很多艺术都有相应的表现。单就壹幅画作的方式和内容来看，都有值得探寻的广大空间，都有广泛的乃至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多样性。达利的壹幅抽象画，可以有多种解释，现代派艺术作品都有这样的情况。壹部诗歌作品、壹部长篇小说、壹部戏剧、壹幅画作，常常表现出壹言难尽的多重情感、多种含义，似乎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多样性、复调性、复杂性，就在于这种余韵缭绕、回味无穷、壹咏三叹的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之特征。

信息是具有个体性的，信息的个体性是指，信息的接收、储存、处理、发布等是个体行为。即便是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其接收者也还是个体。信息的个体性，决定了信息必须以针对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个体由于经历的不同、知识的不同、能力的差异、认识角度的不壹，因而对于信息的取舍、认识、鉴别、判定和利用，都极有可能是不尽壹致的、是大相径庭的。

信息的个体性是指，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需要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信息。比如，向法律人提供法律信息，向医护人员提供医疗信息，向科技人员提供科技信息，向社会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信息等等，而不能胡子眉毛壹把抓，向所有的人提供不分门类、不分行业的几乎所有的有用的和没用的信息。在信息时代，信息逐步地走向个体化。这就是，根据个体的需求而予以分别地、有的放矢地对待。不提供个体不需要的没用的信息，而提供个体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信息是壹种系统的集合。各种信息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了有机的统壹整体，信息系统是物资世界的系统的再现和反映。信息的系统性要求全面地、整体地、准确地掌握信息，特别是要关注信息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便于更好地运用系统性的信息。信息的系统性要求，要把握主要的信息，要弄清信息的主要方面、主要内容，要研究处于系统之中的不同信息的不同作用、不同功能。比如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大的系统是主要的、关键的。重中之重乃是制度性的政治变革。制度性变革是牵壹发而动全身的，是提纲挈领的，是必须纳入我们应有的战略位置而予以优先考虑、优先对待的。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理论、方针政策、权力架构及其来源、制度运行及其结果等各个子系统。不但大系统需要全面彻底地变革，而且各个子系统也都存在著相当程度的积重难返的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刻不容缓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乃至革命。不改变各个政治子系统的毛病和欠缺，整个大系统的改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希望自动地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正常合理的社会上来的。在整个大的政治系统中，每壹个子系统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其他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所以改变每壹个子系统，都是推进整个大系统改变的必要之举措，都是整个社会变革的题中应有之意。除了政治系统之外，还有牵涉到社会变革的其他的大系统，如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等等。

信息的系统性是对于事物的系统性的描述和反映。没有系统性的全面的观点，没有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长远设想，任何事业都是不可能搞好的，也是必定搞不好的。如中国只是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上却是既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被人们称之为跛脚改革。跛脚改革就是既不全面又不彻底的属于半吊子的改革，改来改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远远地超过了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时刻面临著引爆的危险。中国业已进入了中等收入社会的陷阱，随时都面临著不可避免的崩溃。崩溃可能还不仅仅是基尼系数过大导致的，主要的还是信仰的崩溃、人性的崩溃、良知的崩溃、道德的崩溃、法律的崩溃，是社会意识的全面崩溃，因为整个社会都没有诚信，契约意识极其匮乏乃至空无。人们不能信守承诺，不以说假话为耻反以为荣，谎言满天飞，谎言国里尽遭灰，没有人之为人的哪怕最起码的底线，都普遍地堕落到丛林法则的低级、下流之水平，简直是什么规矩都不讲了、什么信誉都不顾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几乎都如此这般地混乱、腐烂，惨不忍睹、壹言难尽，那么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大系统又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惨绝人环的地步呢？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硬实力现在可能有壹些，总算饿不死，毕竟能够吃上几顿饱饭了，看起来也确实多了壹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飞机场、大饭店、高铁等等。但这些经济上的成就是应当作为自吹自擂的资本吗？希特勒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德国就搞起了令世人称羡的高速公路，法西斯德国的国民经济可以说是领当时的欧洲经济建设之先的。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繁荣昌盛加上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最终竟使德国及其人民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由此可见，只要政治制度是独裁的、是极权专制的，哪怕经济上搞得再好，GDP的数字火箭式攀升，财富累计得甚多，但国民的人权是不彰的，自由是没有的，民主是寻觅不见的，那么，眼花缭乱的所谓“大国掘起”最终的下场也是不容乐观的，是要付出必须付出的惨痛的巨大的代价的。在极权专制的国家里，政治不但绑架经济，而且还绑架文化；不但绑架文化，而且还绑架整个社会，绑架社会上的壹切，直到把壹切都推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连同极权专制主义自己壹同毁灭了，才算是达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搅得周天寒彻的天下大乱。希特勒在这样，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更是这样，极权专制主义的混世魔王有壹个算壹个都是这样。可见，表面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那是所谓的硬实力。但属于人心这个看不见摸不著的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属于文化文明的内容如人性、良知、道义这些人的本质之类的软实力，恐怕就没有多少了，就可能或必然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了，就壹定是让人不敢恭维的了。整个社会的内部系统都破败不堪，都残缺不全，都漏洞百出。此种积重难返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如何加以弥补，如何加以修缮，都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深长思之。尤为重要的是，对此中国人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以立即解决积重难返的制度问题为是。

信息的系统性要求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既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又不能不切实际。

信息如果不能交流，就没有意义，没有活力，无所作为。信息如果要发挥自身所应具有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就必须进行交流。信息不会因为共享而泯灭其应有的价值，信息分享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就像某些精神产品壹样，占有的人越多，其价值就愈加增大，故此，信息的交流和扩散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信息的交互性就是信息的交流性、信息的比较性。交流性是比较性的前提。信息的比较性是指，不同的信息放在壹起进行参照、对比，正如不同的知识放在壹起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壹样。信息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先进与落后、优点与缺点、有价与无价、有用与没用。没有比较，就不会也不可能分辨出不同信息的特点、差距以及不足之处。

很多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的中国人会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他们去帮助、去拯救、去解放。很多中国人会信誓旦旦地表示，壹定要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壹定要解放美国人民，壹定要解放欧洲人民，壹定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那时候闭关锁国，信息封闭，除了党性媒体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没有比较，人们就鉴别不了是非对错，人们自然就会难以明辨是非。信息的来源单壹而且唯壹。经过几十年如壹日的洗脑，在人格上不成为政治奴隶才叫怪呢。很多中国人作为的战天斗地的革命人民，壹天到晚地狂喊乱叫著解放壹切资本主义国家里贫穷落后的人民，好让这些国家里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他们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中国有壹些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除了相信党文化的宣传教育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除了迷信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之外，就什么也不相信了，于是就盲目地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自得其乐，自以为是，仿佛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

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才能够实现全球性。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信息远远达不到这壹点，信息通常被限定在国境线以内。互联网是全球计算机的互通互联，因而为信息的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十分便捷的条件、机会和可能。虽然有的国家通过设立防火墙的方式把壹切信息都给屏蔽在外，但魔高壹尺道高壹丈的翻牆软件，大多都是受到“网络信息应该能够自由流动”这样壹个理念激励而开发出来了，并用来惠顾互联网的广大用户，人们由此可以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尽情地冲浪、畅游，随心所欲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汲取壹切希望获取的信息。

信息是有全球性的，信息的全球性是指，任何信息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被随随便便地隐藏在壹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密不透风的了。信息的自由已经完全彻底地冲破了所谓国家主权的阻碍、阻挠和破坏，而浩浩荡荡地形成了互联网信息横扫壹切如卷席的威武雄壮之场面，已然完全彻底地打破了固步自封的人为设定的国境线，更打破了积重难返的党国意识形态之束缚和官本位的等级制信息之观念，从而消解了贫富之差距、职务权力之大小以及身份之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接收、储存、处理、发布之差异。简言之，壹个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里的人，可以花同样的时间与美国总统观看同样的信息，这，就是信息全球性的本质特征。

由于互联网所形成的信息全球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所谓的地球村。东半球和西半球相隔万里之遥的人可以即时进行通讯，就像近在咫尺壹样，距离感已然消逝。信息的全球性要求人们绝不能单单从国家的、民族的、地域的角度看问题，也不能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方式处理问题，而要以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信息的全球性证明，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党派意识形态看待问题的方式已经属于老黄历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了，中国必须实现民主化，把人们的思维从各种各样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坚决打破教条主义的栅栏与围墙，排除壹切不必要的阻碍、破坏、阻挠、障碍等，中国人必须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世界上壹切先进的、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弥补妳们的不足与缺陷，修正妳们的错误与过失，告别妳们的邪恶与罪恶。

信息，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壹切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的。但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信息都不真实，甚至是弥天大谎；在互联网上，信息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拟的成分。比如发布信息可以用网名，其所发布的信息有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属于主观臆断、猜想甚至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造谣、胡编滥造的谎言。在社会社会中、在互联网上，信息由于虚拟性，尤其需要予以仔细地分析、比较、甄别、证实。对于虚拟的信息不检验、不甄别、不证实是绝对不可以的，是极有可能上当受骗的。

信息的虚拟势所必然地导致信息的泛滥，有用的信息与没用的信息都搅合成壹团，混合在壹起，纠缠不清，难以条分缕析，也弄不清真假，所以特别需要去伪存真，以辨别没有价值甚至有负面价值的虚假的信息，并排除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无用的信息，而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的有用的信息。对信息的虚拟性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但是只要在虚拟世界，人们有言论自由，人们有信息自由，企图引导舆论给别人洗脑就越来越困难。
中共当局常常以不允许错误的言论为藉口封杀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种做法是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的。不允许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正确，因为正确是在与错误的鉴别、比较、争论、交锋中才逐渐地显示出来的。换言之，没有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正确。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在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则是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看来当时所认为的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错误，而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发表了正确的言论、正确的看法；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并且是毋庸置疑地正确的，过了壹段时间回过头来再看则是错误的并且是完全彻底地错误的。由此可见，正确与错误都得经过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而后为人们所认定。

中国的近代史贯穿著暴力革命的罪行，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所从事的大规模的阶级灭绝行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都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希特勒所搞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具有同等的性质，只是毛泽东所搞的阶级灭绝远远地胜于希特勒所搞的种族灭绝的程度。希特勒以最后解决的方式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毛泽东的阶级灭绝大约残杀了希特勒残杀人数的十至十五倍。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建国后迄今为止，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八千万至壹亿人之多，就杀戮人数来讲，毛泽东是首屈壹指的，也无人能比。希特勒不能比，斯大林不能比，秦始皇更是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毛泽东由于篡夺了中国的全国政权，便自命为伟大光荣正确，其所作的壹切都毋庸置疑地绝对正确。倘若有任何怀疑者，更不用说反对者，便立即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遭到枪杀。所以毛泽东的正确不过是枪杆子的正确，是刀把子的正确，是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是强权就是真理的正确，是蛮横霸道、恬不知耻、无耻之尤的正确。任何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的宇宙真理，都是貌似真理的横行无忌的强权，都是极权专制主义肆意张扬的社会强奸，都是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犯罪，都是本质上的以及其形式上的完全彻底的邪恶、罪恶。原本的邪恶却偏偏要以正确的面貌出现，原本的罪恶却偏偏要以解放者的面目招摇惑众，这就势必造成人世间的重大劫难。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横扫壹切，不但砸烂了中国基本的社会秩序，而且毁灭了中国人民的淳朴民风、优良道德，而且以卑鄙下流的手段封杀了中国人民对善良的信心、信念、信仰，全面地释放出党文化如狼似虎的兽性主义，泯灭人性的群魔乱舞盛极壹时，在中国导演出无穷无尽的惨不忍睹的血泪悲剧、人祸和灾难。文革的发端可以壹直往前推，壹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文革的初级版；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隐藏著文革的惊人密码；壹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文革中形形色色的整人害人坑人之方式，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抓叛徒、揪特务等残忍暴虐之手段；文革的根子可以壹直挖到毛泽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红军内部所搞的肃反运动，罗织罪名、严刑逼供、肆意栽赃、嫁祸于人、滥杀无辜，成建制的红军壹批批地走上刑场，被同样的红军连绵不绝地枪杀，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简直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天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血流。毛泽东是残杀写出《野百合花》反映延安不正之风的作家王实味的凶手，是血腥土改、按比例杀人镇反的恶魔，是反右的阳谋家，是壹九五九——壹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总导演。毛泽东是中国壹切冤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壹生，是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以致无穷、祸国殃民，导致天下大乱的毁灭大王的壹生。

依靠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向来是错误的源泉，是罪恶的渊薮。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非法获得的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是根本靠不住的，是必须予以深刻地怀疑的，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罪恶的。

为了所谓的正确而不允许所谓错误的言论生成和发展，是不能不打上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不允许所谓错误言论存在的所谓的正确，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这种正确是自我标榜、自我认定的，是独裁专制的，是不能算数的。正像在自然界里既可以有高耸云天的树木，也可以有遍地生长的小草。如果高耸云天的树木不允许青青芳草的存在，显然是违背自然界规律的；在百花园里，不能只有壹种色彩，不能认为只有壹种色彩是正确的、是唯壹的存在，而其他的色彩则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蛮横霸道。也就是说所有的色彩都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包括白色、黑色等各种色彩，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同时并存的。不能因为壹种色彩明亮而抹杀其他色彩的存在，每壹种色彩在自然界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应作如是观。

不能因为壹种观点是正确的，就否定并取缔其他不同的观点，就武断地认定其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即便是不同的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允许其存在。不允许不同于自己的观点的其他观点的存在，是很不客观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本真就是强词夺理的，是必然形成万马齐喑、襟若寒蝉的荒凉、空白之局面的。这，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虽然我不同意妳的观点，但我却要用我的生命捍卫妳说话的权利”！哪怕妳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允许妳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所谓错误的观点表达出来之后，表达者不受任何歧视、藐视、仇视，更没有被排斥、打击、蹂躏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但正确的思想可以存在，即便错误的思想也可以存在。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观点，不管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引起探讨、争论、激辩、批评等。

思想观念必须以讨论、商榷、辩论、交锋等和平的方式予以批评、判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思想只能用思想的途径去解决，言论只能用言论的方法来评判，批判的武器决不能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决不能用组织处理、群众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戴高帽游街示众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等方式来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所谓错误的意见，不应采取封堵、屏蔽的方式，而要采取讲道理的方式，以使错误观点的市场越来越小、乃至不起作用，最后自我消解。在所有的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观点都能够充分表达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可以从中提高认识、明确是非。即便错误的观点也可以拥有表达的条件、可能和希望，只不过错误观点的市场在讨论和交锋中必然自我缩小，乃至偃旗息鼓，正确的观点在讨论和交锋中就会越辩越明而逐渐地直至普遍地为人所接受。试问，既然正确的言论可以为人们所知晓、所接受，那么错误的言论为什么不可以为人所了解呢？因为了解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走向正确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说，倘若要建立壹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那就壹定要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蜂拥而出，那就壹定要允许不同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方法的并存。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由谁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有权者可以评定，无权者也可以评定；有偏见的人可以评定，无偏见的人更可以评定；信息不灵通的人可以评定，信息灵通的人更可以评定。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之情况下，每壹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权利。如果问，到底谁最应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可以认为，作为肉身的世人谁都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既然如此，看起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的只有壹个了，那就是上帝。因而人们就只能把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别无选择地交付给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了。只有上帝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才算是适得其所、恰如其分、众望所归的，才是不偏不倚、公平正义的最后审判。但上帝在哪里？上帝是灵魂。灵魂是上帝。上帝在心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每壹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立场、观点、理解、学识、经验、才能等等对于任何问题、任何事务进行正确与错误的评定。简言之，妳认为壹个说法是正确的，其他人却可能认为是错误的；有人认定某种思想是错误的，也有人可能认为正好相反。每个人对某件事、某个想法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在壹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说法、观点、不同的议论，乃至七嘴八舌、议论纷纭，都是波澜不惊、见惯不怪的了，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为正常的了。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强求壹律，绝对统壹，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所有的不同的反对的意见，都壹概地被蛮横霸道地认定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合理的了。为了改变这种极不理想的状况，就必须允许、提倡、鼓励所有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表达是人之为人的天赋人权。言为心声的自由表达，实乃天经地义的堂堂正正之人权。凭什么不让人自由地表达、凭什么阻止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

在中国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现行条件下，在信息封锁、思想禁锢、舆论壹律的严酷状态下，中国人民必须实行绝地反击，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捍卫属于自己不容忽视、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主要表现在不同意、不赞成的自由，表现在可以反对的自由。也就是说言论自由是提出批评意见、表达不同立场的自由。任何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歌功颂德，任何为权力者的邪恶罪恶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寻找似是而非之根据的乔装打扮，都肯定不是言论自由。

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就必须逐步地、尽快地、全面地实现言论自由，必须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打破极权专制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胆无畏地取缔造成言论不自由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积重难返的、冠冕堂皇的束缚、限定、栅栏、障碍等等。让封杀言论自由的壹切教条、秘密、规定等统统地见鬼去吧。壹定要不惜壹切代价地甩掉言论不自由的大大小小的枷锁，彻底地告别扼杀言论自由的枷琐。

中国壹定要实现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所谓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言论没有限定、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垄断，任何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对自己关心的社会事务发表批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言论自由都不可以，都还差值得补足、值得完善的那么壹点；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仅应该是中国人不屈不挠地拼力追求的伟大理想，而且更应该是中国人需要实现的活生生的现实景象。

中国的现实与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实事求是地说还相差很远，相当于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漫漫距离，必须要跨越浩瀚无际的惊涛骇浪的太平洋，是比以往共产党所谓的长征还要更加艰苦卓绝、更加腥风血雨，需要中国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超凡脱俗的史无前例的壹次新的长征，还需要中国人民在思想观念上壹步壹个脚印地爬雪山、过草地，需要中国人民寻找破除网络防火墙的自由门和无界网络等追求言论自由之利器 、之软件，如此中国人民就可以在信息自由的汪洋大海里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思考，进入到言论自由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民现实的言论自由程度恐怕只是达到了百分之十左右，甚至还不到百分之十，只是在壹位数之内来回晃荡、徘徊不定，连两位数都还没有达到。与其说言论自由，莫不如说言论不自由更为恰当壹些、也更加符合实际。半个多世纪以来壹直是这样，言论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更谈不上子虚乌有的充分自由了。直到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中国人还匮乏百分之九十多的言论自由。就言论自由度排比而言，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在全世界壹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位于倒数第五名。这样铁板钉钉的现实是极为可悲的，也是极其耻的。每壹个关心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有识之士对此决不能无动于衷，肯定是感慨万端的，也是壹定要竭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恶劣、荒唐、不堪之局面的。中国人决不能再让言论不自由的状况继续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了，壹定要彻底翻转这种可怜、卑微、可耻之排名，壹定要在尽短的时间内把倒数的世界排名提到最起码让人看得过去也让人比较认可的位置上来。如果在言论自由度方面可以打入世界壹百名以内，中国就算是初战告捷了，也算是取得应有的进步了。如果能够继续推进，即把言论自由进壹步靠前，能达到五十名的位置，就为今后的某壹天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打下壹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再做以更多更大的坚忍不拔之努力，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这壹目标就壹定会达到，也是壹定能够达到的。

各种各样的封条、口罩、大力胶、由壹党专政的党国意识形态所生成的形形色色的严格的政治规定、要求、纪律等把中国人民的自由之口都给封得死死的，简直是壹口活气也透不出来，中国人都被弄成了会说话的哑巴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在极权专制的压迫之下，壹个个都不能说话，也不敢说话，都不能就公共事务等方面发表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更谈不上提出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了。

每壹个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国人，面对这壹如此不堪的情状，都应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斥责与抗争，都应该而且必须力争打破并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非人之局面。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发声，就是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贡献力量，就是为中国的公民社会贡献力量。每壹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发出壹声言论自由的呐喊，都是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加油。自由民主是勇敢者创造的，不敢打破沉默的螺旋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缔造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希望像台湾人壹洋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就要站出来争取。

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中国人如果不能够完全彻底地破除民主的迷雾，那是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民主转型的工作的，那是不会也不可能建成壹个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的。中国目前所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清理反对民主的反动势力为了阻挡民主所制造出来的民主迷雾，拆掉阻挡在民主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脚踏实地、昂首阔步地实现民主。

1、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其实是个惊天大骗局

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匪夷所思地、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民主，但却从不予以实行。比如，毛泽东曾经煞有介事地谈论过民主。特别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毛泽东把民主简直是说得个天花乱坠，满嘴吐沫星子乱飞，张口壹个“民主”，闭口壹个“民主”，但这些都不过是嘴上混气儿而已。

几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黄炎培等人曾经访问过中共统治的延安，并会见了当时的中共首脑毛泽东，于是就产生了闻名遐迩的“窑洞对”，或叫做“历史周期律。”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团体，壹地方，乃至壹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壹事不用心，没有壹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壹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壹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壹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壹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便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窑洞里讲民主，是因为此时他正与蒋介石争天下。为争天下而讲民主，是毛泽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策略运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通过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而向世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共壹心壹意地追求的，不过就是中国的民主而已。

经过壹番为民主而奋斗的虚与委蛇的和瞒天过海的乔装打扮之后，俨然民主捍卫者的毛泽东壹经掌权执政，便几乎马不停蹄地立刻撕下了所谓民主的假面具，凶相毕露地展现其专制独裁的真面目。

通过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关于民主的壹番高谈阔论，我们可以看到；（1）毛泽东跟黄炎培所谈的民主，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民放了壹个浓重得化不开的巨大的烟雾弹，包括几乎同壹时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九十多篇呼吁民主自由的文章，都是花样翻新的、琳琅满目的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烟雾弹，目的是要以冠冕堂皇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以民主追求者和民主捍卫者的名义，诱使亿万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欲盖弥彰的巧舌如簧之下，在巧舌如簧的偷梁换柱之下，当时天真烂漫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便纷纷地把壹切美好的希望、把自己的壹切，甚至身家性命，都不计后果地、壹股脑地投向给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帮助毛共推翻了国民政府，使毛共巧取豪夺地争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庭。岂不知，此乃助纣为虐也！其后不久的历史发展均已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无比悲惨的巨大劫难与巨大创痛。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活该倒霉，还是因为天意的安排必有壹劫？

古今中外的骗子从来都是摇唇鼓舌、花言巧语，简直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的目的是要博得受害人的信任。为了博取信任，什么好话都能说，什么毒誓都敢起。说的简直没得说，不容人不相信，因为这是骗子绞尽脑汁而设计出来的包藏祸心的壹个个圈套，是由美丽的言词所编织出来的壹个个货真价实的大坑。圈套，是让妳钻进去；大坑，是让妳跳进来。骗子是只说不做的。毛共为了与蒋介石争天下，说民主，唱民主，为了笼络人心，便在空中给人们画出了壹个大大的馅饼，壹个叫做民主的馅饼，岂不知，却原来实在是个硕大无比的有名无实的民主之泡影。毛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何曾有过壹丝壹毫的民主？恐怕连影子都见不到，更不用提什么其他的了。这，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律”所做回答的意义之所在。这正是：毛共骗人无商量，谎言欺世“窑洞对”；施放烟雾搞迷惑，夺取政权方为真！（2）毛共建政之后，从来不提民主，也坚决反对民主。谁要是提民主，谁就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必然遭到迫害，不是被监督改造，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被肆意枪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证明，谁要是胆敢监督中共政府，谁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没有掉脑袋的准备，那是根本不可能监督中共政府的；没有倒透霉的心理预期，那就不要对于中共政府提出任何壹针见血的批评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把壹切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反动派、为敌人、为反革命、为害人虫、为牛鬼蛇神、为敌对势力，而必须予以严厉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残酷暴烈的阶级斗争。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空前凌厉的攻势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频频出击下，谁还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任何真实的想法、意见和建议？那不是自找倒霉、自找不自在、自寻死路壹条吗？毛统治时期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这般的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之风尚；（3）在毛共建政后，如果谁胆敢按照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去做，即人人都起来负责，那就必然遭受极其残酷的乃至格杀勿论的镇压，谁负责，谁就倒霉，谁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壹命呜呼、呜呼哀哉，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于负责？谁还能够负责？人人负责根本行不通，所以就只能形成人人都不负责，既不能为自己负责，又不能为他人负责的可悲可耻之状态，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刻意追求的壹统天下、号令壹切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状态。毛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在延安“窑洞对”的说辞，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截然相反、天差地别；（4）“历史周期律”是毛共对于民主人士所开的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瞠目结舌的国际玩笑，因为信誓旦旦的夸下海口犹言在耳，再看看毛泽东篡夺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壹个国际大骗子的丑陋不堪的可耻之嘴脸。

应该用毛泽东沾沾自喜的和津津乐道的狗屁不通的所谓诗句“不须放屁”，来论证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论的“历史周期律”。这，倒是更为恰如其分壹些、也更为直截了当壹些。换言之，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不过就是壹个崩向全国、崩向全世界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响屁而已，却熏红了污染了更毒化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搞得华夏故土的山上水水、城市和乡村都污浊不堪、满目疮痍，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深受其害、创痛惨重而又无法自拔。其恶劣影响实在是既深且广，顶风臭个十万八千里！

2、莫名其妙的“民主的阴暗面”，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所灌注的迷魂汤

说民主有阴暗面，目的是要否定民主、反对民主、排斥民众，是要让人们觉得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民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主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阴暗面，就是不光明。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抹黑民主，唱衰民主，让人们丧失对于民主的信心。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么追求民主、实现民主，也就没有更不可能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了。与其费劲巴拉地追求民主，最终获得的不过就是民主的阴暗面而已。何苦来哉？人们要追求的是民主的光明，但收获的却是民主的阴暗面。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还追求民主干什么？那不是自讨苦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心甘情愿地寻找不自在吗？

“民主阴暗面”这种论调壹出笼，注定在广大愚民的头脑中产生出滚雪球的不断放大之效应。其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消解民主的负面影响，实在是不可小觑、不容低估的。因为这种论调愚钝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陷入在茫茫壹片的阴暗面之中而根本无法清醒过来，更看不见民主制度的光明前景。脑袋被莫名其妙的民主阴暗面给搅得都成壹片浆糊糊了，又如何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宝贵之价值？又如何能够认识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躲在壹旁偷著乐的极权专制主义图谋不轨并从中渔利的丑恶之嘴脸？

相信了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不免中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精心设计的极为巧妙之奸计、之诡计。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人们相信还存在著民主的阴暗面，人们就壹定会容忍现实的不怎么阴暗的甚至有些光明了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领导或统治，人们也就根本不必追求什么民主了。因为“民主的阴暗面”到底有什么值得人们趋之若鹜、孜孜以求的呢？还是不要有什么幻想了吧，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本本分分地做壹个顺民、奴隶或奴才了吧。

民主有什么好？壹天到晚闹哄哄，搞得四邻不安，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乱，况且，民主也不应是东方人，尤其不应是中国人所享有的。因为根据中共党魁的壹贯指示，中国人素质低、人口多、南方北方温差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底子薄、文盲也不少。如此等等的不利条件均证明，搞民主还不成熟，还远不是时候。另外，即便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啊。那得等，等到建国壹百周年，即2049年或以后再说吧。至于等死了多少人，至于把多少中国人都给泡得流稀、都成转不过弯的脑残，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不过，中共的历届党魁壹直极其顽固、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人压根天生就不适宜于搞民主。

有个外国人前不久写出了壹本有关“民主的阴暗面”的著作，说的是种族大屠杀是由民主所引致的。其实，这种肆意栽赃民主的论调纯属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事生非，牛头不对马嘴，简直不值壹驳。但“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却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民主是危险的，是极其危险的。是壹种有害的毒药，谁要是喝了民主的毒药，不死也得半个昏，所以还是要尽力避免为好。视民主为洪水猛兽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正在被民主化的浪潮逼得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之际，壹听到“民主的阴暗面”，便如获至宝，便大力鼓吹，便开动全部的宣传机器，使出浑身解数地广布天下，以唱衰民主，以压制民主。极权专制主义者就是以如此这般的小儿科的伎俩来诱骗天真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以防范人们昂首阔步地走入民主的康庄大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是，还是让中国人民壹如既往地谨小慎微地听之任之地听党话，心甘情愿地跟党走。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们灌下了似是而非、胡搅蛮缠的迷魂汤，从而使人们稀里糊涂地迈进了极权专制主义精心设计的圈套，并大大地减弱了人们追求民主的雄心壮志，从而使不少人认为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生活，能将就就得过且过吧。既然“民主的阴暗面”就摆放在那里，民主的情况又能够好上多少呢？灌了迷魂汤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完全彻底地斩断了不屈抗争的念头。这，正是“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受到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欢迎、热捧并不遗余力地大肆张扬的根本原因。“民主的阴暗面”可是帮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的大忙了，堪称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响当当的迷幻药、麻醉剂。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从来都是如此这般地似是而非的，无不充满无理搅三分的邪恶的诡辩之伎俩。“民主的阴暗面”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似是而非实际上就是诡辩论那壹套。诡辩论就是偷梁换柱、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浑水摸鱼。

与极权专制主义相比较，民主从来都是光明的；与民主制度相比较，极权专制主义从来都是黑暗的。两个泾渭分明、本质上南辕北辙的东西，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哪个野蛮、哪个文明，难道不是壹清二楚、壹目了然的吗？为什么绞尽脑汁地极尽污蔑民主之能事？就像扣屎盆子壹样地给民主扣上了壹个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难以理喻的阴暗面？

见过信口开河的，但没见过这么信口雌黄的；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毫无廉耻的！

3、压迫人民的独裁者绝对不会主动放弃权力

前些年中共体制内的某位学者煞有介事地写了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壹篇文章，于是人们就绞尽脑汁地纷纷猜想，壹定是中共的头头脑脑又要搞什么惊世骇俗的大动作了。壹时好评如潮，趋之若鹜，点赞者如蚊蝇逐臭般人头攒动。可是，人们等啊盼啊，盼啊等啊，七、八年过去了之后，甚至十几年过去了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因为壹切都是依然如故，还是壹样的极权专制。看起来这里面糊弄的东西、欺骗的成分，要远远地大于实际内容。其实，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跟说“金子是个好东西”、“美味佳饶是个好东西”、“美元是个好东西”、“飞机是个好东西”、“球是个好东西”——不都是壹样的毫无意义，壹样的毫无价值，纯系多此壹举的废话吗？

但就是这样毫无意义、毫无内容、毫无价值的冠冕堂皇之幌子，竟把我们中国大陆可怜兮兮的知识分子们都给糊弄得壹楞壹楞的，都五迷三道了，都忘乎所以地山呼万岁了，到头来都不过是滑稽可笑的水中捞月的壹场空而已。

骗人无商量的骗局，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能拥有巨大无比的市场，才能畅行无阻、横行无忌、招摇过市，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所谓时尚。

4、用民主做招摇撞骗的弥天大谎，是屡试不爽的伎俩

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自吹自擂地把民主挂在嘴边上，用以实现自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之目的，甚至把民主当作自己的护身符、当作国号来使用。例如：布尔布特领导的民主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把其统治的柬埔寨变成了壹片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还哪里有壹点点民主的影子？全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暴烈、凶狠残忍，犯下了惨绝人环的反人类的滔天罪恶。还有，金日成统治的国家叫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但民主，而且后面还加上了两个字“主义”，叫做民主主义，似乎民主已经成为必须信仰、必须执行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了。“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指，在这样的国家里什么都是民主的，是不民主坚决不行的。我们知道，民主，不应该加上主义。加上主义的民主，就是民粹主义、就是暴民统治，就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的东西了。在朝鲜，难道还能够看到任何民主的表现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的暴君如金日成和他的儿子金正日之流，如金正日的儿子、金日成的孙子金正恩之流，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地、大张旗鼓地、大言不惭地打著民主的旗号招摇过市呢？其目的就是用民主的靓丽色彩给自己根本不要脸的脸面贴金，以达到蛊惑人心、欺世盗名、欲盖弥彰、浑水摸鱼的不良之企图。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把民主当作幌子。说的是民主，行的却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或者是边实行残酷的极权专制，边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民主，哪怕连民主的壹丝壹毫的影子都没有，也要大言不惭地信口胡咧咧地说民主。国民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共所谓的民主不著边际。所谓不著边际，就是满嘴胡咧咧的意思。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只说民主这个词组，却根本不提民主的本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正像他们打著人民的旗号，而大搞党魁的个人独裁壹样。他们高喊民主的口号，却把民主的实际内容扔弃壹旁，不予理睬。他们不但架空了人民，也同样架空了民主。正如人民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妄为地和全面彻底地异化了壹样，民主也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和完全彻底地异化了。

中国的民主，说到底只是名义上的和语义上的民主。所谓名义上的民主就是说，内容远离实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所谓语义上的民主，是指装饰性民主、标签式民主，是指既不反映现实状况，也不起实际作用的民主。民主只能是，而且必然是壹句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壹般的宣传口号，是瞒天过海的壹个幌子而已。

民主的名称被极权专制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上。“民主”二字在他们那里常常脱口而出，仿佛他们是民主的天然的和无可替代的代言人壹样。但民主的本质内容则被他们弃之如敝履，或被驱逐到哇爪国里。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民主当作壹个蒙人骗人的口头禅而已。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与民主的本质内容是根本不搭界的。这样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显而易见是把民主作为壹种骗术，以售其奸地贩卖他们那壹套极权专制主义的黑货。

5、民主的虚化与滥觞，对民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壹个不民主的社会，人们常常耳儒目染所谓的民主。走在大街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写有民主字样的标语和口号，更不用说在报纸杂志上、广播电视里，无不充斥著民主的词句和声音，更不用说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的讲话、报告里蜂拥而出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和语言了。这，就是民主口号肆意泛滥的现实。

对于不了解民主实质的人来说，仿佛真的进入了壹个业已实现了民主的文明社会了。然而，对于壹个知晓民主本质的人来说，这个把民主玩弄于鼓掌之上、把民主的词藻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现实，却是连壹点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的，更谈不上任何民主的实质内容，简直是假、大、空的胡扯。也就是说，现实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招摇撞骗的各种各样的虚词而已。在这些所谓民主的冠冕堂皇的虚词下面，却货真价实地实行著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这，正应验了壹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然说的、唱的都是民主，那么，为什么干的却是与民主的表现反其道而行之的阴暗、苟且之勾当呢？为什么还要极尽所能地迫害、打击追求民主的仁人志士呢，并把民主精英们都统统地关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阴暗狭窄、戒备森严、由高墙和铁丝网围圈起来的监狱呢？

本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却偏偏打著冠冕堂皇的民主旗号，无所不用其极地空喊民主词语，以达到混淆视听、瞒天过海之效果，从而使不懂民主本质的泱泱之众程度不同地乃至极大程度地上当受骗。而中国的广大愚民对于民主的实际内容也是得过且过地稀里糊涂，犹如脑残壹般地辨别不清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之所在。

6、“民主了，就会乱”的论调，纯属胡说八道

有壹种谬论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因为壹民主，就会乱，仿佛民主是动乱的导火索壹般，好像中国非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不可，似乎中国人遭受极权专制主义的压榨是命该如此、活该倒霉。因为按照“民主了，就会乱”的这种观点来看，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倒是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了似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民就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下保持苟延残喘的所谓稳定了，既然稳定是中共压倒壹切的指导方针。这种是非颠倒的谬论在中国还真的颇有市场，也的确能够迷惑壹些糊里糊涂的一般民众，人们于是不可避免地认为，还是不要发生动乱的好。于是民主不民主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少不是那么要紧的了。即便生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也就只好抱著混时度日的态度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了，虽然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不免遭受著这样或那样的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公、不正、不义之对待，但只要能够活著，只要能够喘气，哪怕有再大的冤屈、再多的愤懑、再难以忍受的苦恼，也就只能将就壹天是壹天了。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冤假错罪案？更有成千上万的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访民都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求诉无门、啼饥号寒、叫苦连天？为什么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始终做不到为广大的民众分忧解难？这些难道不是明摆著的赤裸裸的现实吗？这样满目疮痍的景象之所以不胜枚举地、举不胜举地、泱泱之众地、不可抑制地出现，星火燎原地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连绵不绝，实在是因为极权专制主义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因为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实乃动乱的深渊。极权专制主义是绝不可能产生任何稳定之状态的，即便用刺刀维持的稳定，也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暂时的现象而已。要知道，民心不稳，壹切都稳不住。

与此相反的却是可以而且能够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永续发展的长治久安。因为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各种民意都能够得到行之有效的反映，人们在极权专制主义统治下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感就会壹扫而光，民智就会豁然洞开，人们的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由于实行三权分立而不能壹权独大，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在宪政的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权力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肆意滥权的可能和机会，权力之恶就会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乃至消解于无形。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权力，无论其来源，还是其运行；无论其权力架构，还是其施政方针；无论其运行成本，还是其运行效果，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接受人们随时随地的检查、督促、指导、批评。所有的政务都要公开而且透明，除了极少的事关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问题可以由法律规定为壹定时限的机密之外，壹切的政务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公开的、透明的。不公开、不透明，是坚决不行的。既然是公权力，就绝不可能有所隐藏、有所遮掩；民主政体必然是竞争性的开放性的政治体制。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政治党派都可以依凭自己的能力、水平、实力等在社会政治的广阔舞台上施展其各自的政治抱负，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由此而确立自身独特的价值。故此，多党竞争并接受民众的选择而寻求执政的权力，就是势所必然的顺理成章之事。多党制而不是壹党制，能够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壹党制常常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壹无作为。更有甚者，壹党制总是连绵不绝地制造惨绝人环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越是壹党专政的大党，制造起悲剧来，就更是肆无忌惮、惨绝人环、荼毒天下、罄竹难书、壹言难尽。再不好的多党制由于有竞争的激励机制起作用，总要比尸位素餐的壹党制要好得多得多；由于政府领导人是全民竞选的结果，而不是几个人或壹部分人在密室里策划的结果，因而必然拥有现代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决断力，通常能够审时度势、博采众长，妥善地处理国计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所以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迫切地呼吁最好能够在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适合于中国大陆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市场。现代政治家市场壹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应运而生，形成气候，并成为规模效应。所有立志于服务民众和社会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在别开生面的政治家市场上闪亮登场、壹展风采，并表示出自身所具有的非同凡响、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雄心壮志、气魄、能力、水平，等等。

如上所述的民主制度之系列表现，必定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和意义深远的良好之影响。在民主制度下，社会的稳定是必然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热热闹闹、也不那么刻板而稳定，但实际上由于民众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社会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壹切的潜力都找到了尽其所能地施展和发挥的良好场所和顺畅通道，所以人心必然稳定。而人心稳，就是社会稳，就是国家稳，就是壹切稳定的根本之保证。

但有壹种情况却很值得人们的警惕和注意：在极权专制主义由民主制度取代之后，也许会出现壹定时期的或长或短的不那么稳定的状态。这恐怕是因为民主制度还尚未从根本上得以确立起来，而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势力又不那么甘心自动地退出其所霸占的历史舞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里所出现的新旧势力博弈的过程，是极有可能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由以往的极权专制主义势力所造成的暂时的动乱，不过是历史上的壹个小小的插曲而已。风雨过后是彩虹；极权专制主义壹经消亡，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本质必将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壹片稳定、祥和、快乐之气象。

“壹民主，就会乱”之说词，可以休矣！

7、“素质低，不能搞民主”，是欲盖弥彰的托词 

“素质低，不能搞民主”，这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瞪著两眼说瞎话的无稽之谈，这是江氏对于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极大侮辱和极大蔑视。现代的中国人素质再低，恐怕也绝对不会低于二百多年前、由大英帝国所统治著的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那时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是农民，连识字的人都没有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文化了。按照中共党魁的说法，素质算是够低的了吧？但正是这些低素质的人民在华盛顿的带领下，壹手创建了坚如磐石的伟大的民主制度。二百多年前衣衫褴褛的美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二百多年之后衣冠齐整的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做得到？如果低素质的人民不适宜于实行民主制度，那么比中国的人民还要贫困得多、落后得多、文盲也更多的缅甸人民，为什么能够开放党禁、报禁，并堂堂正正地举行了全国大选，已然气势雄壮、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康庄大道？低素质的缅甸人民可以做到的，比低素质要高壹些甚至要高许多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却不能够做得到？难道有谁非得把中国人民都要统统地变成低素质并且是永远低素质的人民吗？

低素质，正像贫穷落后壹样，都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广大土壤，也是极权专制主义者千方百计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企望达到的罪恶之目标。因为只有低素质，才能允许极权专制主义的兴风作浪、肆意滥权、祸国殃民。高素质的人民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罪恶、邪恶肆意逞能、胡作非为的。高素质的人民是要坚决彻底地打垮极权专制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的，是壹刻也不能允许它肆意妄为地祸国殃民、横行霸道的。

8、“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的论断，是不切实际的

有壹种风行壹时的说法叫做:经济发展了、富足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极权专制的状态转向民主自由的状态。这种论断不但在国内有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有市场。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这种似是而非之概念，仿佛穷困就必然造成极权专制主义，而富裕就会自动地产生出民主自由。实际的社会状况常常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大相径庭，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不是贫穷落后造成了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而是极权专制主义是贫穷落后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换言之，极权专制主义必然造成贫困、落后、封闭等等。要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克服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实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应该、可以而且能够产生出富裕、繁荣、文明、进步，等等。

民主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可靠保证，是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人权通常是通过自由得以表现的。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由于限制人们的自由、否定人权之本质，所以必定是贫穷落后之根源，必然造成贫穷落后之社会。

是贫穷落后还是先进富裕关键就在于：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还是民主自由制度。实行保障自由、捍卫人权的民主制度，虽然壹开始可能贫穷落后，但用不了多久或假以时日，人们壹般来说都壹定会富裕起来、发达起来、先进起来的。因为民主制度是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反之，实行了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哪怕现在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都普遍地富裕，但用不了多长时间，人民的钱包就会大大地缩水，穷困潦倒就会如期而至，惨不忍睹的落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著的可耻现实。这，乃是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无穷无尽的事例可以证明的。中共建政之前，当时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自诩为英明伟大的领导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位竟达到了壹百名左右。如果这个例子不算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伊拉克应该算是另壹个例子：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经济富足、安居乐业，每家每户年收入几乎都能达到五千美元以上。谁曾想，伟大领袖萨达姆掌权之后穷兵黩武，肆意妄为地收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地大搞政治斗争。没几年竟把伊拉克人民搞得个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乃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伊拉克人民就经历了从富裕到贫穷两重天的鲜明对比的生活。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是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所必然造成的惨绝人环之恶果，壹切都是极权专制主义惹的祸。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胜枚举。像前苏联的例子，像现在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那个样子，像古巴、越南等，都可以作为栩栩如生的例子。这些极权专制主义的例子证明，祸根就在于不民主、不自由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在于残民以逞的腐朽没落的极端无耻的治理方式。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后期，为了维护壹党专政的利益，统治者也通常能够在外部的强制压力下，逐渐地乃至尽力地放松以往对经济权力的某些管制，不再像以往所做的那样，对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要实行极为严酷的管制了。后期对于经济管控的松动，有利于激发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创造，经济发展也的确能够取得壹定的良好之效果。人们有钱了、富足了，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了，但也不过是打下了壹个好的或比较好的经济基础而已，却绝不是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有钱人不壹定非得要追求政治上的开放和自我权利的实现，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虽然两者可以互相影响。换言之，有了中产阶级，但仅仅是物质满足的中产阶级而已，并不壹定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必然之结果。

富裕，仅仅是走向民主制度的好的条件和可能而已，但却不是绝对必然的条件。走向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来源于人们应有的确保自身价值之强烈要求，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此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壹切权利加以卓有成效的切实的保障。这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和内在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强劲动力。中产阶级如果壹心壹意地钻钱眼，而置其他的壹切于不顾，只看到自己壹亩三分田的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没有考虑到自身长远发展的根本之利益，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思想意识，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和迫切渴望。在既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又没有如此这般的内在要求的情况下，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是绝对不会主动地或自动地转入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中去的。

“人们富裕了，社会就有可能向著好的方向转化了，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壹定会转入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来”，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既是幼稚的，又是滑稽的，因为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是壹厢情愿的，是无稽之谈的。

9、“搞民主选举，那是要花大价钱的”，乃是十足的误导

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中共所控制的媒体壹直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需要耗费成千上万的资本开销。花钱无数，为的是选壹个人当国家总统。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比如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可能壹分钱都没有花。钱倒是省下了壹大块，但中国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呢，却是成百万上千万滚滚落下的头颅，是血泪交织、伏尸千里、满目疮痍的无尽哀伤、悲凉和有如长江大河壹般浩浩荡荡的难过、叹息和壹望无际的悲剧。中共党魁没有经过竞选而壹下子就成为万民必须拥戴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其治国理政之能力究竟如何，历史和现实都给出了明白无误的结论。因为这些位高权重的所谓领袖人物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的事情，都基本上是两眼壹摸黑，更无从知晓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纷繁复杂的内容，依然用《三国演义》里欺诈狡猾的各种伎俩来指导整个社会的运行，以至于把壹切都弄得乱了套。不但窒息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且也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不但毁灭了古老的中华文化，斩断了人类文明的持续相继，更没有适合于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等等。

在中国，壹个领导常常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当上就当上的。无准备，既无思想之准备，又无学识之准备；既无才能之准备，又无素质之准备，因而必然无能，而且是普遍的无能。而无能的位高权重的领导所作的壹个决策，就可能壹下子把成千亿上万亿的真金白银都统统地化为齑粉或扔进了水里。比如，好大喜功的中共党魁毛泽东惯于慷国家之慨，劳民伤财地极大地浪费无穷无尽的民脂民膏，用战争动员的方式从事诸多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经济运动。无论是多快好省地赶英超美，还是砸锅卖铁地大跃进，都不过是兴师动众地制造出壹堆又壹堆经济上的污泥浊水而已。像毛泽东这样的乱折腾，除了制造全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都没有的大灾难之外，还能搞些什么子午卯酉的名堂呢？壹分钱都没花的、据说省了壹大笔钱而当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善于拍脑门子处理国家大事，善于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所谓的“科学决策”，虽然连壹点点科学的内容、连壹点点技术的含量也没有，完全是拿著海量的人民币当儿戏，而尽其所能地抛洒，潇洒大方地浪费。比如强行上马耗费成千上万亿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巨大工程，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是祸在当代、也祸在千秋的根据领导意志拍脑门子工程，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额损失的灾难之标志。

极权专制主义为了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污蔑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什么“搞大选，是要耗费巨额资本的”。是的，选举是要花钱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抑或在其他地方，凡是选举，都是要花钱的，需要花上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美元的，但为大选而花的钱却绝不是白花的。因为每壹次选举，民意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示，各种诉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反映，不同政治势力、政治人物都能够在相应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能够适得其所地提出各自的治国理政的不同的政治方案，并无壹例外地接受选民的评头论足、批评、指导以及最终之选择。竞选壹个总统，是壹次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的浩荡不已的社会运动之过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谁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意见、建议，各种思想、各种言论都能够找到宣泄的渠道。如此这般的思想解放，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解放。选择壹个总统，是广大民众自我认定、自我展示、自我逞能的重要标志、重要渠道和重要方法，是整个社会的知识、智慧、能量、创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潜力的充分涌流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检阅。选择壹个有能力、有水平、有素质的限任制的总统，总要比壹个没有经过竞选，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认定而自我同意和认定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领袖要好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通常以无能为标志，并且常常以造成巨大的灾难、人祸和悲剧作为结果。

在民主国家，通过竞选而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通常是绝不会干出拍脑门子决策，动辄斥资成百亿上千亿去搞壹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的，更不可能出现像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这样的无利于国计民生却虚掷巨量民脂民膏的事情的。倘若如此，那就意味著不可饶恕的职务犯罪。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议会的民意代表为此激烈辩论，为某个项目的值与不值进行各种利弊的分析，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探讨，争议是绝对必须的，不争议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壹致举手赞同而没有争辩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充分地表达民意，无论众议员也好，还是人民代表也罢；无论是参议员也好，还是其他负责人也罢，那就只能解甲归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得了。因为不能对民众负责，不能对民众的利益负责，也就自然而然地丧失了自己作为民众代表的光荣而又神圣的职责。像申纪兰这样的所谓的人民代表，毫无自己的独立之见解、只知道唯唯诺诺、无论干什么都是举手同意的政治僵尸，只有在僵尸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里方可有存在之机会。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议会里，恐怕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想也不要想，连壹个小时的存在都不可能，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申纪兰却能够僵尸般地存在著，行尸走肉般地存在著，竟成为壹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倒翁，竟僵尸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并将会壹直存在下去、也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僵尸的人民代表绝非只有申纪兰壹个，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僵尸壹般的壹分钱没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拍脑门子决策的过程中，竟能够无端地浪费百万、千万、亿万的民脂民膏------这些属于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来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向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好大喜功的滥尾工程。难道这样的事例还要壹壹列举吗？这些难道不是明摆著的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吗？

花钱选举壹个有素质、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人，其所做的决策必将为社会节省壹笔又壹笔的巨额资金。因为壹方面他得为其所做的决策终生负责，另壹方面议会必须对其所做的决策进行严格的审定、严格的把关。还有的是，独立的新闻媒体必将对其决策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论证、判断。纠错的能力，相当之强大，完全可以把不利的因素消除于萌芽状态，从而使任何的浪费都变成不可能。相反，壹分钱都没花的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和认定的国家领导人，却常常惯于拍脑门子决策，壹意孤行地推行其主观之臆断，再加上没有任何制约，所以壹掷千金、万金、亿万金，反正也没有人敢追究，反正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控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任谁也不敢妄议。谁要是胆敢说三道四、信口开河，那就要吃不了兜著走，那就要被打入冷宫或移送司法机关。所以领导定的事情说上马就上马，花钱如流水，金山银山猛劲往上堆，堆出了壹堆又壹堆的满目疮痍的都可以叫做货真价实的滥尾工程。

搞民主，就应当付出壹定的合适的代价。选择壹个国家领导人，应该需要全民族付出应当付出的壹定的成本。因为付出了成本，才能购买到人们所需要的好东西。既然是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又是好领导，并且是壹个有水平、有能力、有素质的好领导，那么付出壹定的成本，也是应该的、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正像购买好东西都需要付出壹定的成本壹样。进行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开启民智，让所有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都拿出来充分地亮相，并接受人们的严格选择和最终认定，让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出来闪亮登场，展示才华、学识和能力等等。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表，选择服务于自己的掌权者，全国平均下来，每人交几十或几百块钱，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应当说，这是完全合理而正当的，也是别无选择的正确的正义的行为。搞选举的钱是必须花销的，因为这是人民自我选择所必须付出的应有的合理代价。至于极权专制主义对此所搞的肆意抹黑的污蔑之词，无疑应该予以彻底推翻。

10、极权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反民主的自吹自擂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说，非民主的制度通常能够调动壹切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的确，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民主制度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为难以排除壹切干扰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实行了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无论干什都得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去办。有些事情，特别是干大事情，也许就很不容易办，或者就根本办不了。在全社会的动员能力方面，民主制度看起来确实比不上极权专制主义制度。

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确有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可以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明确地了解到，其所办的大事壹般都是惨绝人环的、恶贯满盈的、罪恶滔天的大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所干的，是扩展生存空间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对于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是极端残忍地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希特勒所干的确实是大事。然而却干的是种族灭绝、发动战争、毁灭人类之事。这样的大事是灾难、是人祸、是悲剧。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不干这样的大事。因为这样的大事只能给人类造成痛苦、悲剧。这样的大事是壹点好处也没有的，是必须加以彻底地摒弃的。

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是能够干大事的，例如把俄罗斯及其人民都给搞得个天翻地覆、乌烟瘴气，为了建设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竟可以把壹半俄罗斯人、把成千万上亿万的俄罗斯人民强行地驱赶进暗无天日的地狱里，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共产党的特权阶层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到处建立庞大的监狱系统、劳动改造场所等被称之为古拉格群岛的改造场所；还有，肆意妄为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把其统统地收归国有，即所谓全民所有;肆意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无法无天地进行抢劫似的国有化、公有化。不但资本家、地主、富农的私人财产被完全彻底地剥夺而去，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生命也遭到惨不忍睹的斩尽杀绝。这样的大事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确干了不少。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就是这样的残民以逞、杀人如麻的吗？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直接称之为制造惨绝人环的灾难和悲剧为好。与其有这样的干大事的制度，真不如没有这样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的制度。这种制度真乃是罄竹难书、壹言难尽、极其卑鄙、无耻、下流。这样的大事，是反文明、反人类、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能干大事的还有壹个叫做布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党，即所谓的民主高棉的领导人。布尔布特率领红色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鼎力支持和全面帮组下，在柬埔寨展开了壹场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屠杀了三分之壹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将近二百万柬埔寨人统统地死于非命。红色高棉以武力攻占金边之后，立即坚壁清野，把所有的城里人都统统地赶往乡下，进行超负荷的强制劳动。稍有不从，便遭殴打，甚至无端枪杀，到处建立审讯室、劳改营、监狱，对所有的工商业者基本上不留活口，甚至看到戴眼镜的近视眼的，都难以理喻地认定为不可饶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杀无疑。布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确实是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集中力量干大事方面，恐怕谁都比不了毛泽东气势雄壮、气壮如牛。毛泽东的确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革起人命来，杀人如草不闻声。壹次土改，就把二------三百万的地主都给消灭了；壹次镇反，就把三-------四百万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就给消灭净尽。按比例杀人，把中国大陆直杀得个江山为之变色，大地为之染红。壹次反右，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几乎全军覆没；壹个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三面红旗，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四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就被极其残忍地饿毙了；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打砸抢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文斗武斗壹起搞，引发了全面的内战，其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生命损失等各种各样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其恶劣影响既深且广、无远弗届。不但在草棺人命的大事上堪称壹绝，在经济建设上干出的劳民伤财之大事，难道还少吗？全民大练钢铁，练出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废物，徒做了多少海量般的无用功？请问，诸如此类的大事干出来，究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也是善于并且能够干大事的。在金元帅极其儿子以及孙子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每年以三十万人饿死的速度向著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昂首阔步地挺进。金正日及其儿子金正恩还能够集中力量搞核武。搞核武当然应该算是办大事，其目的就是穷兵黩武，威慑东北亚和平，进而威胁世界和平。有壹次，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朝鲜。金正日邀请撒切尔夫人观看具有朝鲜特色的大型歌舞《阿里郎》。撒切尔夫人非常震惊，因为歌舞的场面简直匪夷所思，难以理喻，十万人整齐划壹，步调壹致，色彩浓重，如梦似幻。撒切尔夫人自叹弗如，因为在英国搞这么壹次大型歌舞，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得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啊？

在民主国家里根本干不成的事情，也是必然受到追究的事情，却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可以干得成，干得好，干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冠冕堂皇。因为极权专制主义者通常都是好大喜功，讲究排场，不惜壹掷千金。只要能够有利于维持所谓的脸面，哪管人民的死活？

好大喜功讲排场，虚掷钱财不思量；极尽夸耀表面光，恬不知耻真混账!
二、必须破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了建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美轮美奂的、蛊惑人心的、光明靓丽的、冠冕堂皇的词语。什么好话都敢说，什么许诺都敢下。人类最美好的词语，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什么”物质极大地丰富”，什么“各尽所能、按需索取”，什么“人民当家做主”，还有“壹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此等等，简直不壹而足、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美丽的言词，仅仅是落不到实处的言词而已，是不可能当真的，也根本不必当真的。因为所有这些虚了冒套的东西，都不过是些海市蜃楼般蛊惑人心的泡影而已。显示人类文明的诸多具有实际内容的好东西壹开始常常当做被批判、被围剿、被打倒的反动的东西。谁要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就必定被当做肆意诽谤、污蔑、批判、绞杀的目标。对于这些词语，随著时间的推进和社会的变化，极权专制主义者也像变色龙壹样地变换著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常常经历由壹开始的否定、据斥、反对的态度，逐渐地变成欣然接受乃至大力提倡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对于民主这个词组，就是如此。在毛、邓、江时代，谁要是提倡民主，谁就必定被打成反革命或敌对势力，轻者横遭磨难或身陷囹吾，重者不但被关押，而且还惨遭杀戮。因为追求民主就意味著犯罪。民主人士通常被当做不可饶恕的罪犯来对待。在后极权时期，中共及其党魁却把民主这个词组当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也就是说，壹方面极权专制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壹点点民主的内容，另壹方面他们却总是打著民主的旗号，无所不用其极地给自己的统治乔装打扮，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民主的词语满天飞，极权专制主义到处在的可悲可耻之现状。中共及其党魁肆意妄为地架空民主，在没有任何民主内容存在的情况下冠冕堂皇地谈论有名无实的民主，叶公好龙地纸上谈兵，到处弥漫著民主的迷雾，用种种非民主本质的存在取民主的本质存在而代之，耍尽了种种虚与委蛇的骗术之伎俩，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也的确造成了深入而广泛的不良之影响。受到假民主之蛊惑的人们可谓多如牛毛、泱泱之众。为此，绝对有必要全面彻底地清理并揭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以正视听，以恢复民主之本质。倘若中国人仍然摆脱不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民主迷雾之困扰，就不会也不可能顺利地实现民主。

破除迷雾，为的是恢复真相；破除民主的迷雾，目的是为了追求民主、捍卫民主、实现民主。破除红色意识形态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必定是艰难困苦的，但也是无尚光荣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是极权专制主义冠冕堂皇之称谓

中共曾经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要好壹百万倍。但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却是民主的反面，恐怕还不是壹般的反面，而是极端地反面，是极权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本质及其形式。列宁的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可谓比比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只是其中的壹个例子而已。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十二个词组、二十四个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有个词组叫做”民主” 。但此民主却不是别的，而是壹个特定的词汇，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壹加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从根本上变了样，因为此民主就壹定不是民主所应具有的本质了。民主就完全彻底地与自己相异化了。与民主的本质相异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壹直是中共自我标榜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也的确引起了诸多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倾心相向与充分信任。趋之若鹜者不胜枚举、层出不穷；歌功颂德者不壹而足、泱泱之众，仿佛世界上真有壹种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东西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其所实行的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承认更不允许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因而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限定权力，从而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势所必然地导致权力滥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承认更不允许多党竞争，根本谈不上党际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只认定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地位，而其他政党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附庸、作为花瓶，方可存在下去。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政党都概莫能外地被认定为必予否定、必予打击、必予取缔的非法存在。共产党自我认定其绝对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标志。根据政治学的壹般原理，壹党制必然是垄断性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危害。哪怕再好的壹党制，也不能不是最坏的政治制度。这是由无穷无尽的历史教训和极为惨烈的现实经验所壹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壹党制以前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利于国计民生之作为的。壹党制由于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约束，肆意滥权就是势所必然；胡作非为就是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哪怕为了使非正常的社会生活走向正常化，也必须实行多党制，也必须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形成党际之间相互监督、检查、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才是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之常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同意更不允许举行全国性大选，故此最高的政治权力通常来源于圈里人的内部决定，各级政权的来源方式也都莫不如此，都没有经过现代政治文明必有的全民同意或认定的选举过程。这，就好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比赛中，壹个从来没有进行过体育锻炼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某个体育项目的金牌，成为举世瞩目的冠军。壹党专政的密室政治就是如此这般匪夷所思地和难以理喻地生成政治上的领袖人物的。因为没有全民竞选的过程，有没有能力不晓得，其治国理政的水平、素质、才华等等壹概糊涂账，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许可，就壹下子登上了九五之尊的高位，就成为指挥壹切、号令壹切的英明圣主了。这样的领袖人物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也无法使人心悦诚服，尽管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足以让人心向往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公民私人办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控、都是官办。没有私营媒体，尽管有千百万家官办媒体，也就意味著只有壹家媒体。只有壹家党控媒体，是无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是不可能有力地反应广大民众的基本诉求的，而只能带来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壹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司法，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独立性。司法不独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司法不独立，司法受到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肆无忌惮的干扰、阻挠和破坏，必将生成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罪案，必将生成层出不穷的越来越多的上访人员。在原有的冤案尚未解决的基础上，又连绵不绝地增加更多的新的冤案；在原有的上访大军中，又不断地增加更多的上访人员，社会就是这样在恶性循环的过程中苟延残喘下去的，根本谈不上希望，更没有光明可言。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大相径庭，而且还南辕北辙；不但南辕北辙，而且天渊之别。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共还要在社会主义的后面强行地加上民主二字，于是就形成了招摇过市的冠冕堂皇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因为中共惯于胡诌八扯、似是而非、胡搅蛮缠，硬把不是当理说。胡编滥造以欺世，信口开河售其奸，黑白混淆乱是非，真真假假糊弄人。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火，那么民主就是水，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黑，那么民主就是白，反之亦然。两个本质上绝对不壹样乃至根本相反的东西，却被胡搅蛮缠地搅合到了壹起，都给搅得乱成了壹锅粥。

2 、民主集中制，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表现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由于中共是苏联共产党的儿党，中共曾经是苏共所建立的第三国际的壹个支部，故此中共完全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以及相关要求建立起来的。中共乃是苏共克隆的复制品。民主集中制作为建党原则也同样地移植到中共身上。

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壹项活动或订立壹个决议中，首先需要进行商议、讨论，拿出各种各样的乃至不同的意见、建议，批评等，这些都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走过了壹遍之后仍然不能形成最后的决定。掌握最终裁决权的，却可以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拿出自己的最后意见。这，就是集中。前面的过程是准备，不管众说纷纭的议论、商讨是什么，不管其利弊分析怎么样，都不过是让人信以为真的装潢的门面而已。最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拍板定夺的那个人、那个搞集中的人，也是掌握实际决定权的、官最大的那个人。

如果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来考虑，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千古壹帝的秦王赢政早就实行了列宁在二千多年之后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了。因为秦始皇在作出某种决定之前，也是首先把他的某些想法交给他的大臣们讨论、商议、争辩。大臣们各抒己见，谏言献策，有时也不免争得个面红耳赤。大臣们的意见相持不下，各执壹词，都有道理，那就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此即所谓的民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横扫六合的伟大领袖，搞统壹而功劳盖世的大救星——秦王赢政最后说了话，于是乎就形成了具有秦朝特色的中央文件，在全国各地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语）“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服从党的最高领袖。这种所谓民主的过程是冠冕堂皇的装样子的、糊弄人的，是根本不能算数的，只有集中到独裁者的身上，才能算是壹切都OK了。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义。

由此看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毫不新鲜的、是古已有之的，并且是业已实行了二千年之久的王朝式的货色。唯壹不同的是，极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称之为骗人的列宁却不得不打著民主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集中大张其目，偷梁换柱地抽空了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挂羊头卖狗肉地、真真切切地实行起极权专制主义那壹套。

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壹丁点儿也没有的，是根本见不到的，是从头至尾地骗人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地自欺欺人的；集中，即独裁却是硝烟弥漫的、无孔不入的、雾霾重重的、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主义。

3、人民民主专政，既无关人民，又无关民主，是极权专制主义瞒天过海的欺骗

民主的壹项重要原则是人民主权，即壹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人民主权的内涵是：统治者在掌握权力之前，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经过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无论说得再怎么天花乱坠、自吹自擂，本质上也是非法的存在，是邪恶的存在，是罪恶的存在。这样的统治者绝不是人民的意愿之表示，因为其权力跟人民壹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壹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连壹分钱的关系都没有。但这样的极权专制主义者却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行耀武扬威的蛮横霸道的强力统治或领导，而根本不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总是违逆人民的意志千方百计地并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领导制度，必然是祸国殃民的极权专制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制度，而绝非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必然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官员都不会也不敢肆意滥权、胡作非为。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灰溜溜地滚蛋了事，更不可能颐指气使地占据高位，并且长期地独霸政坛。

人民民主属于同义反复，因为民主本身就包含人民主权的意思了，故而用不著重复。同义反复，实际上就是多此壹举，简言之就是废话、是画蛇添足。只说民主就够了，既简练又明确，何必还要加上壹个所谓的“人民”？

至于民主专政，就更是匪夷所思、难以理喻了，属于具有列宁主义特色的胡搅蛮缠、是非混淆。因为专政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是针锋相对的，是水火不容的。专政是独裁的意思，是专制的表示，是极权的反映。对于专政壹词情有独钟并津津乐道的列宁曾经不打自招地指出：所谓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根据这壹定律，再来看看“民主专政”这壹词组，立刻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荒谬绝伦之处。所谓的民主专政，也就是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不受法律限定的赤裸裸的暴力。可是民主要求必须尊重根据优风良俗所订立的社会行为之规范，即良好的法律。如此必将极大程度地避免并克服赤裸裸的暴力。故此，民主从本质上就已经完全彻底地排除了以暴力为本质的专政。因为民主不是独裁，不是极权，不是专制；民主既遵循良好的道德规范，又遵守既定的良好的法律；既尊重普遍的人性，又恪守基本的道义，所以民主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摒弃强行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专政。实行专政，就必定毫无民主可言，即便打著民主的旗号，那也不过是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骗子之所为，而且也只能骗得了壹时，但却决不会骗得了长远；只能骗得了脑残和愚民，而绝不会在觉悟者面前为所欲为地继续行骗。因为露馅是必然的，失败也是必须的。要实行民主，就必须摒弃专政。民主是绝对不允许独裁的，也没有任何极权的可乘之机，也不允许专制的乘虚而入。民主制度要求权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而不能形成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避免了壹人独裁或壹党专政。因此，民主制度是防范极权专制主义的行之有效之途径，也是根除所谓专政----无论是革命群众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亦或是党魁专政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谁把反对民主、扼杀民主并消除民主的专政驴唇不对马嘴地、霸王硬上弓地、硬性地挂靠在民主之上的？这么做的始作俑者，乃是撒谎成性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被现在的俄罗斯大中小学教科书认定为曾拿著德皇的巨额资金潜入俄国搞颠覆的俄奸——列宁。因为列宁惯于胡搅蛮缠、是非混淆、胡诌八扯地搞这样的或类似的对立统壹，把八竿子打不著的东西强拉硬扯地弄到壹起，把人们的正常思维都给搞得个混乱不堪、乱七八糟，以便于浑水摸鱼、从中渔利。民主专政是如此这般的壹个例子，属于似是而非的东西，根本经不住严密的理论推敲，也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考验。

像列宁壹样，毛泽东也似是而非、胡搅蛮缠、黑白颠倒、胡诌八扯，总是搞所谓的对立统壹的无理咬三分的伎俩、没有正常的理论分析，没有应有的逻辑概念，以胡说八道为特色，以偷梁换柱为本能，经常搞壹些狸猫换太子的下流之作为，以搞乱中国人的正常思维，从而使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指鹿为马、浑不讲理的水平上。中国当代哲学由此而变得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即庸俗不堪，独立之精神丧失殆尽，极为稀少超越性。中国哲学的根本堕落，就在于列宁式的和毛泽东式的权力意志的歪理邪说浸染其中。

人民民主专政，只需要民主二字即可。既不需要人民给民主来画蛇添足，又不需要专政给民主来肆意添乱、横生事端。

4、壹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

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也自称是所谓的多党制。在台上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在野党，即所谓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在各自的《党章》上都明确地写著“本党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条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党方针。这就意味著，这八个民主党派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只能听命于中共壹言九鼎的领导。无怪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只不过是八个花瓶党而已。所谓花瓶，就是装潢、装饰、装修之意。八个花瓶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装潢、装饰、装修而已。因为八个花瓶党实际上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壹切以中共的意志为意志，壹切得看中共的眼色来行事，壹切以中共的规定为圭臬，而不能也不敢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只能有随声附和、唯唯诺诺的份儿，丝毫显示不出自己应有的独特的政治价值。因为这八个花瓶党不但政治上听命于中共，而且经济上也需要中共的施舍。中共随心所欲地、巧取豪夺地吞噬国家的财政以自肥，也把其所榨取的民脂民膏的壹部分施舍给听命于它的八个花瓶党。八个花瓶党通过中共所榨取的民脂民膏之施舍而存在。没有中共，八个花瓶党都几乎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中共让妳活，妳八个花瓶党当然可以存在；但中共壹不高兴，那妳就根本活不了。在文革十年里，八个花瓶党都到哪里去了？都被统统地取缔了，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可见，八个花瓶党在中共看来，实在是可有可无的，是根本无关紧要的。众所周知，八个花瓶党的主要头目几乎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却领导著打著民主党派旗号的所谓的在野党。这八个花瓶党实际上不过就是中共的各个支部而已，只不过是比较大的全国范围的并且是不为外人道的支部而已。这样的花瓶党别说八个，就是八十个、八百个，乃至八千个、八万个，也根本显示不出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多党制之价值、之意义的。依附性的政党哪怕再多，但由于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自身独特的政治价值。没有独立性的政党，是不可能对其他党派乃至执政党产生监督与制衡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只有独立的政党，才能在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发挥其所应有的监督、批评、制衡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政治权力之作用。 

中共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统治为“壹党专政”，只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所谓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就是花样翻新的“壹党专政”。这种货真价实的壹党制，无论干什麽，都始终没个好，也肯定好不了。

多党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壹。多党制要求党际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相互依附，而必须相互独立。依附性的政党是没有价值的。基于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的道理，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党的价值究竟如何，恐怕不难猜想。也就是说，价值是几乎没有的，甚至归零。现代文明的政党必须独立，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不独立是不行的，是绝对不行的。只有独立的政党，才能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确立自己不容忽视的价值，也具有其自身的意义。

壹九九八年在中国风起云涌地组建了独立的中国民主党。这是中国人民冲破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所做出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开天辟地的和史无前例的政治创举。虽然中国民主党的全国性组党运动遭到了黑恶势力的蛮横霸道的取缔、围剿与镇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被悉数地、统统地关进了共产监狱，共获刑期超过了壹千年。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不屈不挠、矢志不渝地追求中国别开生面的多党制的努力是极其可贵的，并已然种下了长生不灭的民主之火种。

中国民主党开辟了中国多党制的先河。其光耀千秋的卓越不朽之贡献，其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价值和非同凡响之意义，是极其伟大的、是无比光荣的。这就是说，中国民主党作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犹如在极权专制主义壹党专政的死水壹潭中扔下了壹块巨大的石头，于是就浪涛滚滚、水花四溅，壹波又壹波的政治涟漪绵延不绝，逐渐扩散，势所必然地产生经久不息之影响。

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共产国家都曾经实行过极权专制主义的壹党专政，也都在各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整个社会中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众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强烈地要求取缔《宪法》中规定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目的就是要破除壹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以确立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的多党制。

虽然由壹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道路艰难曲折、荆棘丛生、障碍重重，但有觉悟的俄罗斯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却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终战胜了壹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昂首阔步地走上了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辉煌坦途，已然实现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

中国也要实行多党制。不实行多党制是绝对不行的；总是实行壹党制，是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而要实行多党制，就必须废除《宪法》中所规定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必须去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之类的霸王条款，就必须允许并提倡不同的政治势力、政治团体、政治党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其所应发挥的不同的独立的政治作用。
三、割裂民主，为的是极权专制主义浑水摸鱼、以售其奸

民主是不能曲解、不能阉割的。民主是个整体。把作为整体的民主予以阉割，予以肢解，民主就四分五裂，就很不成样子了。为了实行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千方百计地把民主分割成形形色色、不壹而足的惨不忍睹的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以主义划分民主，民主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以内外分割民主，民主就变成了匪夷所思的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以地域分割民主，民主就形成了东方民主和西方民主，等等。

民主，指的是现代文明社会通常具有的壹个不能曲解、不能阉割的作为整体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制度。民主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制度不能分割；分割民主，就是取缔民主、消除民主、灭杀民主，就是掩耳盗铃地实行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极权专制主义者如毛泽东之流，向来是乐此不疲地、欺世盗名地、冠冕堂皇地、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打著已被阉割的民主之大旗，随心所欲地实行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的罪恶之勾当。毛泽东罄竹难书、穷凶极恶的极权专制主义终于得逞，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

１、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是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

世界上既没有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又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制度既限制政府的权力，又保护并扩大公民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人祸和悲剧的规避途径，又可以通过责任制、责任追究乃至责任终生追究等建立人祸预防机制、纠错机制、更正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乃至于从根本上避免各种各样的冤假错罪案，特别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社会的灾难和悲剧。连极权专制主义者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在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壹个道理：极权专制主义是社会重大悲剧之祸根。

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根本没有民主的实质内容：既没有三权分立,又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公民自组织体系,又没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既没有全民选举，又没有司法独立，等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民主以架空民主的方式而与民主相对立。

无产阶级民主乃是空虚之物，是毫无民主内容的货真价实的极权专制。极权专制主义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欺骗舆论、混淆是非地肆意编造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本质上就是要大力推行极权专制主义。

２、民主不分阶级。民主对所有的阶级都壹视同仁地对待

任何社会都存在著壹定的阶级。阶级之间的摩擦、矛盾、冲突乃至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阶级之间的磨擦、矛盾、冲突、斗争等，应当在壹定的社会秩序,即通常在法律之内通过协商、谈判、行政仲裁等文明方式而予以有效的化解，而不可以用残酷的、暴烈的和非人道的方式来肆意妄为地消灭对方的存在，并以此为目标而进行灾祸连绵的和哀鸿遍野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出于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人为地把阶级斗争尖锐化，极尽夸大阶级斗争之能事，罔顾事实地否定资本家在工业生产中运用资本、管理、智力等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特别是视而不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极为可能的血本无归等巨大损失，而只是壹味地强调所谓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家通过自己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对于千变万化市场之不同风险的担当而创造了工作场所、提供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给工人发放工资和提供福利，由此而满足不同人群的生计之需要。如此等等，不能说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了剥削，而只能说资本家是工人饭碗的提供者。但马克思却根本不管这些，硬说资本家剥夺了其所雇佣的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并由此而提倡“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并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号召，实际上是给既定的正常的社会、给人类文明的正常秩序均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和惨不忍睹的灭顶之灾。这种惨不忍睹的历史教训，极为深重，而且也极为广大。不但形成了许多国家的悲剧历史，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仍然产生著不可避免的极为惨痛的负面影响。

阶级之间的磨擦、矛盾、冲突、斗争等，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得以合理的消除与化解。为什么非得要剑拔弩张地拼得个互不相让、刀枪相向、有妳无我、有我无妳、妳死我活呢？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以和为贵，互相礼让、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共谋发展、协力并进呢？

事实证明，残忍暴烈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零和游戏很不好玩，竟玩掉了亿万人的头颅。多少聪明的大脑竟充当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灰不拉几的炮灰呢？！

民主不分阶级。无论什么阶级都可以在民主制度中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因为民主制度是对社会中的全体人民，即对每壹个人都发挥其所应发挥的保护作用，对社会中的任何壹个阶级和任何壹个阶层的人都是壹视同仁地、几无差别地对待的。

所谓的阶级民主，是壹个伪命题，是歪曲、割裂民主本质的信口雌黄，是壹种欺名盗世的骗子伎俩。

3、民主不分党内党外。“党内民主”是一个虚假的概念

在胡、温执政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曾经纷纷攘攘地出现过所谓的“党内民主”壹说。“党内民主”是个货真价实的伪命题。除了骗人，还是骗人。哪里有什么党内民主？民主，作为壹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壹种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制度，根本不分党内党外。难道党内可以搞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总统大选？既然所有这些都不能搞，也根本搞不了，那还能有什么党内民主？所谓的党内民主，简直是壹点实际内容也没有的胡扯。

击鼓传花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为了欺蒙世人而胡编滥造、信口开河地抛出了所谓“党内民主”的花里胡哨的绣球，某些御用专家、学者、教授便开始跟著起哄，使出浑身解数地献媚邀宠，大唱赞歌，也的确蒙蔽了不少不动脑筋的诸多民主盲。其用虚假的“党内民主”的骗人鬼话来拖延建立民主制度的良好机遇，也著实浪费了中国人民十年之久的大好光阴。

4、民主不分种族。所有的种族都可以享有民主

所有民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都可以享有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中国人也要追求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也要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追求并予以实现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中国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拥有民主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江泽民曾说，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民主制度。这是中共以小人之心度中国人民的君子之腹，是他以螳臂挡车的跳梁小丑之姿企图阻挡历史巨轮向著民主目标奋然前行的极其可笑的不知量力。

民主是不分种族的。先进的民族已经实现了民主。尚未实现民主的中国人正在努力争取民主，并在不远的将来也壹定会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如果认为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东方人，那就是把同洋也是东方人的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都给排除了民主的范围之外。因为台湾人民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已经可以通过竞选的方式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已经实现了多党制、议员选举、司法独立、新闻舆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发达的公民自组织体系，还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等。台湾人民可以拥有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人民不可以拥有？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台湾可以搞多党制，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搞？新闻媒体在台湾是自由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要清壹色的政党垄断？难道民主制度可以保护台湾人，却不能保护中国人吗？台湾人民可以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什么中国人却不能享有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可以在台湾宝岛登陆，但为什么却被阻隔于中国之外？同是壹个民族的人，壹个已然堂堂正正地实现了民主制度，壹个却仍然生活在没有民主的极权专制统治下？在台湾人身上所实现的，也应该在中国人身上予以实现。因为民主不仅是台湾人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在台湾实现了的民主制度，也同样可以安家落户在中国。凡是好的东西，都应该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和台湾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主是不分种族的。在西方发达社会可以实现民主，在世界的东方也同样可以实现民主。民主可以在白种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同样可以在黄种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可以在黑人身上得到落实，也可以在全世界各大洲的各民族身上得到落实。

5、民主不分地域。民主的“亚洲模式”和“中国式民主”纯属扯淡

民主，不分地域，也没有所谓地域式的民主。这就是说，民主没有也不存在所谓的“亚洲模式”。所谓的“亚洲模式”，是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为了维持其极权专制主义统治欺骗新加坡人民、欺骗亚洲人民、欺骗全世界人民而肆意编造的胡说八道。其恶劣之影响，沉重地压抑著整个亚洲，使亚洲人民都深受其害。民主的“亚洲模式”意味著，亚洲人民必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默默地苟活于世，而不能享有欧美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制度。比如亚洲人民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不能实行权力制衡、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拥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不能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不能自由地结社组党、不能自由地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等。亚洲人民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制度下乖乖地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奴才，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政治活动。

亚洲模式是壹种巧妙设计的牢笼。亚洲人民只能在这个牢笼里边、在这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行事。统治者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统治者不让干什么就不能干什么，壹切都得听从主子的安排。所谓的主子，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就是国家或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是壹个货真价实的独裁者。亚洲模式正是适应独裁者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欺世盗名的极权专制主义之词组。

民主制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亚洲模式。民主制度以人民主权，尊重多数，保护少数等为原则。以权力制衡为特色，以公民自治、地方自治、舆论自由等为内容。无论是欧洲式民主，还是美国式民主，民主的本质极其表现方式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必然具有本质上的壹致性的。比如在全国大选时，每壹个公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于总统竞选人庄重地投下神圣的壹票。所有的民主社会都无壹例外地实行多党竞争机制。在野党时刻监督、批评、制约执政党。执政党倘若表现不好，就必然会在下壹次的大选中被选民们所抛弃。执政党就只能变成在野党。在野党通过为人们所认同的施政纲领就极有可能成为执政党。在壹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永远也不会存在壹党永远执政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特例。能干并且可以干好的执政党可以多干几年，但却绝不会永远执政。因为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壹旦干不好，就立即下野。因为决定政治权力的只能是人民的选票。人民的选票是关键之关键，是绝对重要的。

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是抽干了民主本质内容、徒有其名称的宣传口号。这种有名无实的货色，只能是滑稽可笑的滥竽充数。除了给民主造成极大的伤害之外，除了蛊惑人心的欺世盗名之外，是任何益处也没有的。相信了民主的“中国模式”，就是相信了极权专制主义的胡说八道。

6、所谓的协商式民主,绝非民主的本质及其形式

有壹种说法叫做：协商式民主。似乎只要协商，就算是实行民主了，至少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特别是对没有经历过民主，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民主体验，也不知道民主本质是什么的大众来说，协商民主的口号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协商就是商量、研究、讨论的意思，对于某些事可以各自发表议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意思。这种商量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本质，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形式，顶多算是民主形式的壹个初级的、浅层的、表面的现象而已。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协商不过就是民主形式的壹个影子罢了。如果民主是壹张皮的话，所谓的协商，最多不过是附在皮上的壹、二根毛而已；如果民主是长江大河，协商只不过是大河里的几粒水滴而已。这就是说，所谓的协商式民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证明不了民主所具有的价值，也更谈不上所谓民主之意义。

用协商式民主的提法来糊弄人，虽然很多人因为不动脑子也根本不了解民主的实际内容，所以就不免大上其当。所谓的“协商式民主”，根本没有民主的含金量，根本就不是民主。

四、民主制度壹定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社会现实

众所周知，中国和世界的大部分人祸、悲剧，基本上都根源于没有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如若实行了民主制度,人祸.悲剧等就会大大地减少,乃至于彻底地予以根除。至少，民主能够保证不会给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全面的灾难。凡是没有民主的地方，都是不适合于人居之地。大饥荒通常因为没有民主而出现；有了民主，哪怕粮食再匮乏、再短缺，也都不至于饿死人。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人们总会有办法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没有民主，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必然形成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悲惨场景了。进而言之，极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壹切灾难、人祸、悲剧的罪魁祸首，实属万恶之源。

中国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幸福快乐，为了让子孙后代的生活有相应的必要之保障，就必须尽其所能地、坚决彻底地、无所畏惧地否定、排除、消解极权专制主义的邪恶、罪恶之统治，就必须全力以赴地、万众壹心地、意志坚定地追求民主、保卫民主、捍卫民主、实现民主。
建立民主制度，壹直是很多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强烈渴望和百折不挠的奋力追求，壹直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地努力争取的辉煌目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艰苦卓绝的努力之下，再乘上现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浩荡之东风，在可以预期的不算久远的将来，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民壹定会在中国建立起心向往之的民主制度的。为了达成这壹光辉而又神圣的目标，从现在开始，有觉悟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以下各项民主指标，并为此而尽其所能地进行十分必要的相关工作:

中国也要搞大选。前苏联和东欧八国都举行了大选，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国也都举行了大选，更不用说美国了，美国都已举行了二百多年的大选，欧洲诸国也都举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选。为什么偏偏中国大陆就不能举行壹次像模像样、郑重其事的大选？中国人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庄重地投下神圣的壹票，以真正地选择出能够代表我们自己意志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也要实行多党制。历史的惨痛教训和现实的惨烈经验都层出不穷地告诉中国人壹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壹党制总是不行的。壹党制是万恶之源。多党制总要好于壹党制。多党竞争，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政治活力，有利于调动蕴藏于民众之中的所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壹切潜力等等。多党之间的相互监督、批评、制衡，必然使自己和他人遵守秩序、坚持原则。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即法律的要求办理壹切事物，而不敢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更不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滥权。多党制，尤其是两党制，在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成熟而成型,并已然给我们确立了值得仿效的可贵典范。多党制，是破除壹党制卓有成效的最佳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否定、排斥并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多党竞争机制；

立法机构的民众代表应当通过竞选产生出来。如果民众代表不能通过竞选而产生，却通过上级领导的任命而产生，那就必然丧失了民众代表的资格。即便当上了所谓的人民代表，其资格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为这样的人民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赞同和认可，这样的人民代表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只能代表选择这样的人做代表的领导者的意志。人民代表必须为其所代表的民众负责，因而就必须开宗明义地、堂堂正正地、大张旗鼓地表述民众的意志，阐述自己非同凡响的观点和意见，表达与众不同的和超凡脱俗的独特见解。所有的现代文明国家的议会从来都是各种观点、意见、建议激烈交锋、争辩,甚至互不相让，最后只能通过票决而进行取舍的场所，是纷纷扬扬、莫衷壹是、七嘴八舌地做出决定的场所。现代文明的议会决不允许存在任何不能表述民众观点和自己独立思想的僵尸般的代表人物。根据法律之规定，每壹年都得有壹定比例的代表人物需要重新选出，以便于为立法机构增添新鲜的血液，补充其所需要的新的能量。议会必须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详细的审核，严格的把关，统筹兼顾，量体裁衣，审时度势，择优而选之。钱是能省则省，当用则用。每壹分钱都要花得值，值得花，每壹分钱都要花在正地方。每壹次拨款都应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统壹；

司法必须独立，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意味著独立审判。独立审判就是既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干扰，又不受舆论时尚的左右；既不为金银财宝所浸染，又不为人情世故所羁绊。司法审判只遵从广泛民意之集中反映的良法而办理壹切案件。独立审判机构的从业人员，即法官，除了对其所负责的案件负责乃至终生负责之外，是不会也不能为其他例如权力、金钱、人情等等负责的。司法独立的核心就是法官独立判案。法官必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法官的职业应该是社会最高尚的最受尊崇的职业。法官的职业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予以切实的保障。法官应当享有应有的工资和待遇。法官如果接受贿赂，那就会造成判决不公，正义就会被邪恶所战胜。法官之腐败，是社会中最大的腐败。可谓牵壹发而动全身。壹个因判决不公而导致的冤案，都是整个司法,甚至整个社会的全部耻辱。所以壹定要建立防止司法腐败的长效机制。要保证司法独立，就必须对法院进行应有的财政之保障。地方法院不应当享有地方财政拨款，而应当享受国家议会的专项拨款。因为只有这样，法官在判案时才能不考虑地方权力的作用和影响。现在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冤假错罪案、之所以出现蜂拥而出的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上访人员，乃至出现成百万上千万的上访大军，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所导致。壹方面司法受到各种权力之干扰，此外还受到金钱的腐蚀和人情的蚕食；另壹方面司法判案中的滥权与责任不明，势所必然地形成糊涂僧判糊涂案，好人得恶，恶人得好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公、不正、不义之现状。据说现在要开始依法治国了，也开始讲司法独立了，但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考虑，司法独立就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领导了。司法只是对法律负责，根本不必考虑对某个执政党负责。既然要求司法对某个执政党负责，那还怎么能够进行子虚乌有的和莫名其妙的司法独立？

中国是或迟或早地要实行司法独立的，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的壹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中国虽然现在到处是冤假错罪案，这是极权专制主义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也是由于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而肆意滥权所壹手造成的。但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在中国实现正义转型之后，冤假错罪案就会日趋减少，最后也壹定会化为乌有的。因为司法独立，权力制约权力，权力限定权力，肆意滥权、胡作非为等现在司空见惯的现象就都会变成不可能之事了。司法独立将为根绝中国的冤假错罪案夯实无比坚定的基础，并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的权利将会因之得到充分之保障，中国人民的尊严因之而得到根本之确立。

决不允许有壹个冤案出现在叫做华夏故土的中国。哪怕有壹个冤案，都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哪怕有壹个冤案不解决，都是中国司法的严重失职。要根除冤案，就必须真正地实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司法独立； 

应当大张旗鼓地鼓励、支持并提倡开办各种各样的独立的新闻媒体，特别需要建立国家对于私营媒体的倾斜政策、奖励机制，最好提供国家应予给与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补贴，以使独立的自由度私营媒体蜂拥而出、遍地开花。千百万家私营报纸、私营杂志社、私营出版社、私营广播电台、私营电视台、私营网站琳琅满目，蔚为壮观，必将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新气象。故此民意可以毫无阻碍地充分地涌流，所有的冤屈、难过、愤懑都可以畅所欲言，人们可以充分地分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成为开放之状态，谎言于是也就没有容身之地。所有的猫腻由于暴露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而无以隐藏。在民意可以畅达的情况下，在民智可以得到充分启蒙的情况下，壹个正常而合理的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和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人们由现在的普遍的压抑状态将会转入到自由表达而释然抒怀的状态，沉沉压抑的精神重负将由此壹扫而光。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各种腐败也会受到广泛民意的激烈抨击与极大遏制，畅行无阻的潜规则将逐渐地变得走投无路，乃至于全面崩盘。要建成壹个正常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要使每壹个中国人都能够正常、合理而且正义地生活，没有独立的私营媒体，没有千百万家伸张民意的私营报纸杂志、私营广播电台、私营电视台以及各种各样的私营网站，是绝对不行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说，要使中国的人权得到卓有成效的捍卫和保护，就必须强烈地要求几万家、几十万家乃至上百万家的私营媒体都来发挥其所应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力的独特作用。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壹发力，社会就由不正常变得正常。因为人性、良知、道义就会得到彰显，所有的阴暗、苟且、下流便都会在滔滔的民意中如老鼠过街壹般地被打得抱头鼠窜，显现出丑陋不堪的原型，并被消除得无影无踪。没有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而只有蛮横霸道的党国宣传工具，由于不能真实、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广大民众的意愿，故而必然造成社会生活的不正常、很不正常乃至于极不正常。有没有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值得予以高度重视的。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是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之必然要求；

要允许、提倡并鼓励更多的公民自治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公民自组织的兴盛发达，是社会文明达致相当高度的壹个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标志。没有发达的公民组织，没有足够的非政府组织，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更谈不上社会的现代化。公民自治组织有利于调动社会中壹切积极的因素，脚踏实地地解决壹切应予解决的实际问题。公民自治组织能够替代政府解决诸多民众的各种各样的应急事务。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解决不了的,公民自组织就极有可能予以妥善之解决。另外,各种能人都可以在公民自组织中适得其所地找到发挥能力和展示能量的用武之地。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正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利益，情趣相同的人们自愿地组成壹个团体。国家和社会对此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大力的支持。只要是非暴力的团体，都是应该为法律所允许的。只有暴力的组织或团体因为是社会的危险力量，所以必须为正常社会的法律所严格禁止。暴力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暴力不符合人性。暴力不能构建正常的文明社会。非暴力的社会团体，无论政治的也好，还是经济的也罢；无论文化的也好，还是社会的也罢；无论是慈善的也好，还是情趣的也罢，都是社会正常存在的必要表现形式。公民自组织的强大和成熟，有利于防范、规避并消解不可预测的灾难，有利于减少难以想象的各种悲剧。故此，大力提倡公民自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社会走向正常化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这是民主制度的内容之壹。地方的事物归地方管理，地方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比如地方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地方领导人是通过地方选举而产生出来的。根据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地方议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而制定出促进地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有关决议，并作出适当的投资规划，以满足地方国计民生之需要。地方的高度自治意味著，其权力来源于地方的民众，而不是来自于上级的权力机关。比如美国的州长，就是进行州选举的结果，而不来自于美国总统的任命。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的权力都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与当地的人民没有关系，所以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高度自治，甚至连壹般的自治都不可能。如果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能像美国州长那样，均来自于选民的投票之结果、那就意味著有可能实现高度的地方自治了。在壹切地方的权力均来源于中央任命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高度的地方自治，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中国几千年来壹直实行著大壹统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此之谓:壹切政制皆秦制。这就是说，中国的所有地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都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即皇帝。各级各地的官员都不过是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之权力，即皇权所派生和分封的结果。中国的政治权力千年以来是这样，现在也仍然如此。在中国大壹统的政治传统中，根本没有地方自治的地位，也不承认地方自治的价值，更谈不上从来都没有的所谓高度的地方自治。

在中国，地方自治这壹块从来都是壹块空白，高度的地方自治更是子虚乌有。高度的地方不自治,倒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要把大壹统的观念转变成分权的高度的地方自治的观念，恐怕是壹场十分艰难曲折也极其不易实现的社会革命之过程。可能不但需要人们的观念革命，而且也需要全新的政治革命。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争取地方自治的努力，但都被大壹统的国家主义思想所取缔、所排斥、所剿灭了。因为在后者看来，前者是闹独立、搞分裂。比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炯明就曾经设想过“联省自治”，并为此进行过相当程度的努力，但却被孙中山大壹统的国家主义思想所消除。史学界普遍地倾向并支持孙中山，却对希望搞联省自治的陈炯明言词不恭，均指斥陈炯明是破坏孙中山统壹大业的革命叛徒和地方军阀。陈炯明地方自治的思路和设想，也壹直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烟雾之中而不见踪影。其实，陈炯明所搞的不过就是继承了清朝后期拳匪之乱、扶清灭洋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京畿之地时，由当时的洋务大臣、封疆大吏左宗棠、李鸿章在江南诸省所搞的保障地方平安的联省自保的那种脉络、那种统治方式。联省自保确实为地方的洋务运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充分的便利条件，不失为保持社会安定的上佳之策。但在大壹统的国家主义观点看来，地方自治始终是壹种不可容忍的所谓闹独立搞分裂的不良之倾向。在中国壹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中，大壹统始终是无可怀疑的永远的政治正确，虽然在实践中总是捉襟见肘、错漏百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叶，给高饶反党集团定的壹个罪名就是，高岗要在东北闹独立。因为作为东北局主席的高岗曾经要求中央给予东北以高度的自治。据说,高岗希望，除了给中央上交应交的税收之外，东北的事情都可以进行高度的自我管理。倘若如此，即按照高岗所设想的那样去做的话，如今东北的社会经济状况足以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提并论。换言之，东北人民的生活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显示出普遍的贫困落后之状态。由此看来，没有地方自治、没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必然搞不好，也不可能搞得好；

应该实行军队国家化，文官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壹个国家的军队，应当是防止侵略、保卫国防的武装力量。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既然是国家的军队，就绝不是壹党壹派的军队，就绝不是某个政党或执政党的军队。如果成为某个党的军队，那就必然会成为像希特勒的党卫军壹样的私家军队。军队必须国家化。国家化的军队不应受到壹党壹派的意识形态之影响，也不应当受到某个政治势力所具有的政治观点之摆布，故此军队应当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非党派化。国家化的军队应当根据现代军事发展之需要而走向信息化、海陆空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以快速机动之能力克敌制胜。在有效地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稳准狠地达到应予达到的军事目的。因此，军队应当职业化。作为防范并抵御外来侵略的武装力量，军队主要用于国防。当然，在面临重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巨大灾变时，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军队也可以参与抗灾，但仅仅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军队。壹经完成抗灾的任务，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军队不是社会生活力量的显现，而只能是国防力量的显现。这就是说，军队不应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如果军队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那就意味著军队的失职。因为参与国内政治的军队在承担著治安警察的作用。军队应该与社会的政治生活相分离。如果军队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只能是暴力的滥用,势所必然地造成惨绝人环的悲剧，并使整个社会在无限的恐怖中堕落到不正常的深渊里去。

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机制。军队的腐败，是国家腐败的集中表现，是社会腐败难以治愈的顽症。腐败的军队是根本打不赢壹场战争的，更不用说现代化战争了。壹败涂地，都是极其可能的。壹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不难想象,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腐败的军队究竟能够怎么样地稀里哗啦、壹溃千里？
如何把因腐败而乱成壹团、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转变成壹支能打胜仗、攻坚克难、战无不胜、廉洁自律的军队？这，的确是个令人棘手的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这，确实需要有识之士集思广益、开动脑筋、攻坚克难。倘若不能战胜军队的腐败，包括腐败在内的任何势力都会摧枯拉朽地战胜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军队的。因为腐败的军队是不会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的。

既然军队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党派化，所以必须对军队的政委制度、政治指导员制度等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建议取缔适应于以往战争年代所建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党支部制度、指导员制度和政委制度，以使军队在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党派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走向军事技术化、知识化、信息化和职业化的正确道路。
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国防部长应由文官担任。因为文官担任国防部长，有利于协调对于海陆空诸多兵种的指挥和调配，有利于贯彻执行国家的防务政策。应当建立国家集中的、统壹的军事指挥系统。参照美国的经验，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是指挥现代战争的壹个好的或比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凡是适应于现代化战争的有益经验，都应该加以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以利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增强实力。

中国现行的军事力量，无论人员素质，还是常规武器的装备；无论指挥系统，还是应变能力，照比美国的军事力量，照比欧洲某些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照比没有军队而只有自卫队的日本军事力量，正如很多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大约相差三十年之久。既然差距这么大，又想打胜仗，其中所应填补的漏洞究竟会有多么大，实在是匪夷所思地难以想象的。正像某位中共将领所言，日本海上自卫队只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中国海军的最强舰队东海舰队打得个全军覆没。如此壹来，在未来战争中，甲午海战的凄惨场面也许又将可悲地重演。

基于这种考虑，为了适应现代化的信息战争，中国军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更新，无论军事观念，还是指挥系统；无论指战员的素质，还是武器装备的改良，都需要进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各种变革。军事变革的任务繁多而且艰巨，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结论:民主潮流不可抗拒。中国人民壹定要建立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民主制度

如上所述的内容，只是囊括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民主的更多的具体细节,可能还需要详细的补充、加强和接续。民主制度确实需要壹个拔节生长、稳步发展、逐渐完善的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中国人要有充份的理解和相应的准备。中国要实行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民主制度，就应该向壹切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学习，特别需要大力地向美国、欧洲学习，而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只搞半吊子的民主，更不能壹如既往地只搞假民主、真专制。中国人要在中国建立起壹个史无前例的和别开生面的民主制度，就应该全面彻底地实现如上所述的各项内容。上述的各项民主内容，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相互提携、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缺壹不可，齐头并进，共创民主大业之辉煌。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沉湎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沉重压榨而自我毁灭。中国人民壹定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和凛然不可侵犯的顶天立地的尊严。建立民主制度，毫无疑义就是这种价值和这种尊严的卓有成效的和坚强有力之保证。

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迈向民主自由的雄壮步伐，无论是位高权重而尽显无能的权力掌握者，还是鼠目寸光的既得者利益集团；无论是顽固地坚持壹党专政的保守势力，还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负隅顽抗的顽固派，都抉不可能阻碍民主潮流的浩荡奔勇、勇往直前。

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人民的自立、自为、自强，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极其宝贵的软实力、顶天立地的尊严，以及至高无上的价值。

中国人民所热切盼望并竭力追求的民主制度，壹定会在世界的东方、在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苦难深重的中国无比坚实地、堂堂正正地、史无前例地建立起来的。

建立民主制度，这是现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必然提出来的迫切而又正当之要求，这是在中国实现程序正义、形式正义，并最终实现实质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必须完全彻底地改变没有正义、匮乏正义、否定正义、排斥正义、灭杀正义的可耻可悲之现状，必须尽快也尽力地形成热爱正义、弘扬正义、追求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努力地构筑追求正义、保卫正义、捍卫正义的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

建立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成为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告别屈辱、开辟未来、开创民主新时代所必须要完成的事业。

建立民主制度，这是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事关在中国建成公民社会的攻坚战，这是中国社会正义转型的思想重建、道德重建、制度重建的史无前例的和浩大无比的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