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劳动者的安全和所有权

工会运动代表著一种个体工人企图摆脱不安全状态的努力。反过来说，工会运动又缩小了竞争模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应用范围。工会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否定。在这里，我们可以情不自禁地再一次断言，一个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他的工作，必须与他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必须对他的工作产生忠诚感。每一次关于工厂纪律、生产效率、不公平现象、权利和义务、责任和期望的争论都体现了工人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即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纯粹地界定为与个人无关的、金钱至上的和不断流变的。正如在过去一千个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工会也开始关心企业了，一种承认“这是我的工作”的感情只不过是一次动人的重述罢了：人和他的工作是彼此互为所属的。

罢工、联合抵制、群众性纠察运动和市民暴乱的剧变性特征现在已经随著工会与管理层的长期合作和工会创造出了一种对企业的认同感而逐渐消失。即使工会所采取的措施还是限制性的，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如下设想，即企业已经成为工会和工人共同关心的事物。我们可以列举出各种明确劳资双方责任和建立劳动者与管理者合作机制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仅仅是社会大趋势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它们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往往是过分炫耀的和精心策划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即工会坚持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就好像它已经成为了一名企业的永久性股东，这一点甚至在双方关于收入分配的争吵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争吵的事情似乎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从这个观点看，罢工行为就是一种有益的和有道德意义的现象。如果工人们想要为产值分配的问题争吵，那么他们最终必须得关心企业的生产活动。劳资双方关于企业提高工资和工资增长率能力的争论——这是劳动者的合理要求——也可以表明，工人联合化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承担维护企业利益的责任。学者们的努力则进一步地证明了这种相同的内在强制性，学者们企图凭借意图说明企业实际上有能力支付工人所需工资的辛勤研究来说服那些要求伸张正义的普通民众，这是一种缓解内心愧疚的方法，也是一种建构道德权利的方法。我们即使不能断言也可以这么认为，从企业当中获得更高收入的这项道德权利既“属于”劳动者也“属于”所有者。

当然，上述论断仅仅是表述“这是我的工作”的另一种说法，它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对自身生计来源所产生的一种自发的认同感。宣称工资可以在物价尚未上涨的情况下提高的观点也表达出了相同的意思，即使这种观点只为政治宣传的目的服务。因为这种观点认识到了工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而也认识到了工资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认识到了生产本身和与生产有关的效率之间的利害关系。最近，有证据显示出企业与工会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工会对来源于企业产值的年度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要求中看到这种依赖关系。显然，年度工资只能取自于一个稳定的和赢利的企业，并且只有在工人们积极承担责任以维持企业稳定和赢利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工人们必须和管理层一起挑起企业的各种重担，包括减少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加产量。即使他们双方没有做出规定的问题出现了，他们也要共同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一个很快就会明朗起来的事实是，年度工资只有在劳资双方达成有关成本、价格、生产力和年度工资协议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即便是在最有利可图的企业中也是如此。否则，工会的努力就会以失败或破产而告终。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工会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如果说企业将成为社会保障的永久性来源，那么另外一种态度亦即最初创造工会组织的那种内在动力也将会出现。尽管工会组织从未准备充分，但是它们一直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努力满足它们获得收入的需要。大约五十年以前，美国有三十家左右的工会组织已经建立起它们自己的福利基金。1947年，有八家工会组织从来源于会员缴款的基金中支出了33773023美元用于提高会员的福利待遇。这个数额还不包括根据集体协议的规定由雇主缴款建立起来的福利和保障基金。1947年，仅国际印刷业工人联盟一家工会组织的社会保障开支就达到了11483958美元。1949年，大概有3500000名工人成为了由雇主筹资和由工会管理的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受惠者。这个现象在1949年秋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后才出现了钢铁业工人的罢工，进而才引发了社会保障计划的流行。那些最为重要的、依靠雇主筹资的社会保障活动都是由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实施和执行的。1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最初的社保计划可以追溯到1942年，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在1948年的报告中指出它的社会保障基金储备了50000000美元，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则在1949年向244168名烟煤矿工和他们的家庭支付了106840139美元的社保经费。

上述数据揭示了社会保障运动的重要性，可以说社会保障运动要么是由工会努力促成的，要么则是由雇主努力促成的。当然，上述数据还没有包括许多其他形式的由企业单方向工人们提供的社会保障经费。例如从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期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把54000000美元投放在员工的养老金计划上面。2此外，还有许多养老金和福利计划是由工会和管理层双方共同捐助设立的。例如，在全美30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当中，有28家石油公司都设立了正式的养老金计划，而这其中又有23家石油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是由雇主和工人们双方共同捐助设立的。3

总统领导下的钢铁业事实调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保障运动的发展。这份报告清晰地阐明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半官方性的理论，即企业应该对自身所有雇员的全部福祉负责。尽管这个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它只是给大多数工人们留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但是倘若这个理想真的存在，那么工人们只需要数年多的时间就可以逐步实现这个理想。然而，如今总统府的事实调查委员会已经正式批准和认可了这个理想，并且使这个理想成为了工会的短期奋斗目标。

虽然企业内部的社会保障原则只是在少数企业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企业内部的社会保障原则仍然建立在工人—企业共同捐助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有一些显著的案例表明在那里雇主是唯一的出资者。那些标新立异的案例只是劳资双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达成的秘密协议，不过事实调查委员会却曾经提议建立一个由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衷心祝福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建成，即使它并不是政府积极支持的项目。但1949年秋季钢铁业发生工人罢工以后，劳资双方达成和解略微修改了事实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这项计划，现在这项经过修正的计划已经被汽车业、橡胶业、电话业和其它一些行业采用了。如果这项计划能够普遍实行，那么它必将加速劳动关系本质的时代化转型，也必将推动我们这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变革。

在理论上，劳动力始终是流动著的，劳资双方签订的合同也是随意可以终止的。许多年来，工会运动已经以各种方式修正了这种理论上的流动性，但是劳动力的流动在原则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因为过去没有一个人会站在负责任的立场上质疑自由的理念。实际上，由总统府钢铁业事实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这项计划相当于废除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则，尽管这并不是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本意。甚至连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大概都想不到这一点，即一旦人们普遍认同这项计划，那么他们所提倡的这项计划必然会带来遏制劳动力流动的结果。

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是合理的，因为工人并没有对他所在的企业进行投资。没有对企业投资，工人当然不用对企业承担责任了。如果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等待著他，那么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他当前从事的工作，从而去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工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他之所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是因为他和雇主签订的是一份按日计算或按小时计算的劳动合同，这份劳动合同随时可以终止。至少从理论上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如果现在提出的这项计划有可能得到广泛地应用，那么它将会彻底改变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到那时，企业将会承担起下列各项责任，包括向工人的家庭提供医疗保险，向工人提供生育保险，向工人发放伤病、养老和退休抚恤金，允许工人带薪休假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服务。到那时，工人的当期工资将只是他全部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而且工资这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将随著工龄的延长和企业福利的提高变得越来越小。

这项计划所带来的真正意义是，工人正在改变劳动合同的性质，使过去那种可以随意终止的劳动合同变成一种只能到死终止的劳动合同。当然，工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辞职。但是，一旦他辞去工作他将前往何处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所获得的其它任何工作都将比原先的工作要差。工会的资历规定将阻止他进入任何其它工厂或者谋取任何其它工作，这是因为根据资历规定他目前处于有利的地位。累积的福利计划也同样会阻止工人离开现有的工作，这些福利计划包括保险、休假、退休金和养老金。如果他从一个行业跑到另一个行业，那么他将会失去他先前积累起来的所有优先权和特权。即便他只是在同一个行业中变换工厂，甚至是在同一个企业中变换工厂（例如从一家福特工厂跑到另一家福特工厂），工会的资历规定仍然是适用的，他将会失去十分重要的物质利益，而这些物质利益恰恰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真正障碍。可见，这项计划旨在不知不觉地用终生劳动合同替代临时劳动合同。确实如此，这里没有什么新思想。公众和官方对这项计划的认可才是一件新鲜的和意义深远的事情。因为这项计划的精髓早在约翰 L.里维斯第一次提出从每吨煤炭中提取五美分费用的要求中就体现出来了，即使这个要求是他在阐明他的新理论时所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与其说这场变革意味著劳动力流动的停止，不如说它带来了许多好处。它把工人的终身利益与企业的财产结合起来，因而使得工人开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现今，钢铁业工人的前途已经正式地、不可挽回地与整个钢铁行业的繁荣结为一体，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纺织业工人、汽车业工人和其它行业工人的身上。此外，习俗和规则也加大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的难度。如果工人的社会保障——工人为防伤病、休假、退休、养老和死亡而准备的毕生积蓄——能够通过企业内部不断积累起来的权利来实现，那么工人就会真正关心企业的利益，并且视之为自身的主要责任。这一点可谓是当代劳动关系变革的革命性真谛。

现在，工人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关注他们自己的生计来源和他们妻儿未来的福祉来源，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做不到生意兴隆，那么企业也就无法满足工人们今天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不用说满足工人们未来的要求了。这项计划的实施和执行将会彻底改变工会的角色。工会将不再作为一个战争的机器，工会将与企业合作共同致力于减少成本和增加产量，因为只有通过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工人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才能得到实现。

幻想战争的观点会引起一连串的新问题。只要工人迄今享有的社会保障都是通过施舍和赠予、战争威胁和征服、施加压力的方式所获得的，那么社会保障就无法为劳资合作、工人参与乃至工人的心理参与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它只能是一种带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获得物。成百万钢铁业工人的幸福和安全不能建立在战争的威胁之上，但是只要工会和企业仍然把彼此双方看成是两个分立和对抗的实体，战争就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幻想战争的观点是与工人对未来安全的希望格格不入的，它也不可能实现工人的希望。工人们和他们的工会应该在企业内部并与企业共同寻求他们的社会保障，正如他们所一直坚持的那样，例如钢铁业工人把他们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工作和整个钢铁业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工人们将不得不抛弃以下这种错误观念，即工会作为一个与企业分庭抗礼的权力，对企业的利益不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却在成本上涨时向企业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

上述这些顾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筹集资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有一种观点坚持主张社会保障应该只由企业自身来支付，但这种观点在总统府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在工会的领导人看来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企业的管理层旨在彻底解除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力，如果企业的管理层真心希望企业和工会成为两个分立和对抗的实体，那么它就应该竭诚欢迎社会保障应该只由企业自身来负担的这项建议。倘若采用这项建议，社会保障只能是企业遭受胁迫时提供的一种赠品，当条件允许和好转时企业完全可以收回社会保障。而且，企业可以把支付社会保障的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可以通过企业的内部改进节省出这笔费用，还可以从联邦税收的缩减中取得这笔费用。这样一种社会保障体系当然不能代表企业与工会关系或者企业与工人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从工人的角度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包含工人对企业的任何责任；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促使企业关心工人的福利。

从工人的立场出发，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理想、不可取的。如果工人们把他们未来的安全交到企业的手中，那么他们目标的实现与否就将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工人们提出再多的要求都没有用。工人们不能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使企业陷入破产之中。因此，劳资双方联合出资将会有利于双方共同享有和共同管理他们所投入的资金，也会有利于双方切合实际地共同研究企业未来的需要，更会有利于双方合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劳资双方联合投资的意义。安全和工资不是一对同义词，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许还是一对反义词。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日常工资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实际收入只能根据人的寿命来衡量，因为它涉及到整个家庭乃至一整代人的幸福和安全。另一方面，工资也许是按小时算的，也许是按天数算的，也许是按周数算的，它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从工人的角度看，谋求安全保障始终是并且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利益。而从雇主的角度看，最简单的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可以随意终止的合同工资制。可见，谋求安全保障著眼于人的一生，而合同工资制只注重暂时的责任。如果工会不想让当前的社会保障运动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先前的工资纠纷，那么它的领导人必须把这场社会保障运动变成一种工具，推动工会在企业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工会运动促进了身份资格的普及，已经写进集体协议的每一条规则都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工人来说，他只能在一个工业组织中获得身份资格，在这个工业组织中工人们的终生利益是与他们承担的责任相对称的。这就意味著工会必须在企业内部逐渐取得企业的所有权，而工会迈出的这一步是保障工人终生安全的必然结果。

社会保障基金的积蓄最终将需要劳资双方的联合投资，至少企业中的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劳资双方共同出资的。这一历史进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尽管它的成长壮大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它已经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自由市场统治经济的局面。过去，自由市场对经济的统治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把西方人的一大部分精力都纳入了自由市场的轨道，即便自由市场从未完全接纳现代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只要这一历史进程采取一场全新的社会运动，它也会获得与自由市场相同的影响力，能够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总之，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旧分工格局现在正在崩溃，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实现终身一体化的趋势正在明朗，即使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几代人来完成，即使这一历史进程从来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人囊括其中。

这一历史变革隐藏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当中，但它的出现也是制度逻辑的使然。在收取会费的名义下，工会已经重新设立了一项较为古老的成员人头税。根据集体协议的相关规定，工会征收成员人头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战争时期只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照样可以征收人头税。因此，工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个财源滚滚的大型基金仓库，它们和保险公司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半公共性的储蓄机构。美国工会每年的总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十亿美元，这其中有一半的资金都被工会留下来用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而中央和地方各级工会组织的资产最少存有三十亿美元。4许多工会每年光靠收取会费就获得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1947年，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500000美元的工会会费。1946年，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300000美元的会费；美国纺织业工人工会收取了3600000美元的会费；美国钢铁业工人工会则收取了3900000美元的会费。在1941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期间，美国油漆工、装潢工和裱糊匠兄弟会获得了8374453美元的收入。美国食品加工业工人工会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工会，它每年的收入竟也突破了800000美元。

当工会与管理层的关系稳定下来时，工会的罢工开支和罢工津贴就只占据工会收入的一小部分了。举个例子，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用于罢工的费用是56376美元，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用于罢工的费用是45131美元，但是它们两者的会费收入都超过了3000000美元。

靠征收会费建立起来的基金只是工会应得社会保障收入的一小部分。我们已经发现，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的储备保险基金达到了50000000美元，而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每年从矿井中获得的收入竟超过了132000000美元。我们还可以估计，雇主们今天仅仅为建立工人退休金体系就要支付十亿美元的巨款。5

某些社会保障基金应该被用于企业的再投资，毕竟企业是社保基金的来源地，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据推测，在企业无法严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最终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是不能够被企业收回的，因此是否把社保基金投资给企业完全取决于工会的立场。就工会本身而言，除非它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就无法长久地参与企业管理并关心企业事务。比如，美国汽车业工人工会已经成为六十到八十家公司的股东了，这些公司都与它签订过集体协议。目前，工会正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向美国政府公债，投向房地产业，投向它们自己的保险公司，投向其他各类企业。因为这些都是最有利可图的地方。

作为半公共性储蓄机构的工会今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当收入平等化和暴富现象减少的趋势使巨额私人存款变得不再有利可图时，这个新的资金来源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可见，工联主义发展所蕴含的一大变革就是在工人谋生的企业中重新建构一种属于工人的私有权益。至少对于工人来说，过去那个流离颠沛、毫无人性和不负责任的时代已经行将末日了。如果一个工人要想获得财产利益，那么他也必须承担这种财产关系本身所内含的道德责任：对他拥有的财产负责，对他从事的工作负责，对他为其余社会成员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负责。

工人们积累起来的存款将会自然而然地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息，而法律、道德和公共政策都不会反对工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实现私有权益的扩大。有些人曾经怀疑这些新的储蓄机构——他们认为工会是新的储蓄机构——未来将会吞噬整个现代工业，我想请他们放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工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占有整个现代工业。但是，谋取更大的所有权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必定是工会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要想实现这些进步，工会必须重构现有的教育体系以便使工人对自身所在的企业产生一种理性的和创造性的认同感。许多企业和工会在最初的实践中就已经设想过新式的工业教育体系，现在建构一种新式的工业教育体系理应成为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没在大机器工业中的他们自身的位置，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没在整个经济计划中的企业的位置。

照目前的发展形势我们可以相信，工会将通过购买公司股份的方式逐渐发挥现代公司的作用，届时企业的所有权将不再是流动的和与个人无关的了。所有权的转型将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它也必将消除一切困难，它将恢复和重建一种身份社会，亦即中世纪的那种“等级”制度，在那里每个人的流动和自由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过，工会现在已经在某些地方做到了这一点。所有权的转型还将会引发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并且将挑战一个民主政府与这些新的、力量强大的、半公共性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这些难题现在已经出现了：公司对抗国家、垄断集团对抗国家、全国性的工会对抗国家。公司、垄断集团与全国性工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有必要成为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主要内容，也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工会、私营公司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继续成为一件令人忧心忡忡的事情。此外，管理层还将会受到效率问题、技术改进问题、自由决策问题、腐败问题、罢工问题、压迫和干涉问题的困扰。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上述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或者说它们将会带来比上个一百五十年工业社会已经经历过的困难更加严重的困难。据工会推测，工人私有权益的增长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工人所分享到董事职位将只占少数比例，即使他们的运气很好，这些新的所有者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习得必要的洞察力和克制力，以便使他们自己适应于现代管理的复杂性和勒索性。工人和工会分享所有权将会是一次试验，一次并不令人讨厌的试验，因为管理层也会对一个所有权和责任统一而非对立的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会分享所有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明显趋势，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显著成果。当前的经济体系是由流动的、与个人无关的所有权和流动的、与个人无关的劳动力所组成的，因而它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有很多案例表明，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是流动的和与个人无关的了。如果目前显示的成果不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还有何种方式可以取代这个无法延续的经济体系呢？很显然，答案是国家所有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没收、充公、革命亦或其他的方式。国家所有权和国家调控尽管说法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解决方式，而政治解决方式的性质是不稳定的和暂时的。经济活动应该受到自发的和客观的市场规则的制约，谁不关心企业谁就会失去企业或破产；谁不关心工作谁就会失去工作。甚至工会也不能给企业强加一些严重危害企业生存能力的限制性措施，否则工会就是在玩火自焚。自发的经济制裁既不是完美的也会出现滞后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已经被证明，它们对维持一个不断成长和日渐复杂的工业体系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尽管管理层与工会双方还有许多失误，但是双方都履行了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没有互相诋毁对方，即把破产和失业归结为对方的犯罪意图，需要用法律去制裁。

当国家开始经营企业的时候，每一个失误、每一个疏忽、工作时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批评、每一次要求变革的行为、甚至未能来上班以及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都会被看作是反抗国家的行为。经济制裁不再直接运作，因为政治威信要求任何失败都必须被掩盖、被避免或者被转化为一种故意疏忽或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客观的市场规则转变为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强制性制裁。罢工行为变成了一种暴乱行为，意外事件变成了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当一家企业国有化以后，这家企业的罢工就被视为是对抗政府的行为，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视为政治嫌疑犯。历史上合法的和习惯性的行为也会被充满敌意的政治术语重新定义。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罢工行为，还适用于所有的劳资冲突行为。旷工者、迟到者、效率低的工人和制造麻烦的人，只要他们卷入了一场工厂事故或工厂灾难，他们就会变成嫌疑犯并遭受政治制裁。而国家能够依靠的唯一制裁力量则是警察权力。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政府是一位处理工业社会中无数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仲裁者，每一个国家包括英国最终都必将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英国曾经发生过工会领导人制裁不服从政府法规或工会规章的工人的悲剧事件，这样的悲剧事件暗示了政府管制的前途。政府准备调集士兵镇压罢工的工人，以及政府中的工会领导人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也预示了假以时日以自由为名义的警察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这些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原先依靠非政治制裁运作的劳动关系现在正被一些政治术语重新界定，最终产生的后果是劳动关系只能依靠政治制裁来运作。

在企业管理权从私人转向政府的过程中，上述这些担心都很重要，但是还有其他事情比这些担心更为重要。一直以来政治学界都有一个常识：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也不会自由地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人连犯错误的自由都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正确选择的自由。如果这个常识在政治学中是真理，那么它在经济生活中更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确如此，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做出的错误判断是不计其数的，但这些错误肯定比精准的预测要稍微少些，因为工业体系已经为人民大众保存和提供了一份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如果一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必须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破产。然而，甚至最成功的企业也会经历投资失策、管理不善，也会遭遇飞来横祸，也会滋生偏激的乐观主义。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做出的正确选择往往比错误选择要多。但是，除非它有犯错误的自由，否则它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体系是建立在错误和失败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无数的错误和失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犯错误的自由。即使是冒著经济失败的风险，评估各种有生力量的自由也是任何一个复杂的企业或工业体系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理由。从我们现有的经验看，这种犯错误的自由显然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工业体系由国家控制的社会当中。

政治考量和它们的惩罚性意义非常重视决策的正确性；因此，针对错误决策的政治处罚实际上意味著任何人都不得自由地做出任何决策。只有那些高层人士才能享有自由决策的权利，因为至少他们能通过依靠公共财政或者控诉政治阴谋的方式暂时地掩盖他们的错误预测和失败。在这里发生的一个变化是，一个灵活的、多边的、时常出现矛盾的、包含许多思想和观点的剧本转变为一个出于潜在政治意义的考量以致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决策权利的剧本。在前一个剧本中，许多决策是由参加这个决策过程的多数人做出的，各种错误是可以相互检验的，因为大部分决策只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小部分。在后一个剧本中，决策者必须承担责任，除非做出最终决策的人看上去是对政治产生免疫的，一个错误的严重性也无法被其它决策检验出来，因为在那里不存在其它的决策，而决策的后果要么是被尽可能地隐藏起来要么是被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善意，从而把失败的责任推卸给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敌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都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大众创造日益增长的财富，甚至无法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继续生存下去。

然而，工业体系还需要创造力的自由流动，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工业社会已经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那么它还将发展下去，因为那里存在著一个奇特的道德和心理环境，这个道德和心理环境能激发和形成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方法，并且能为这些思想和方法提供一个试验田。当然，那里也存在著无数试验失败、未充分利用、误用或滥用、甚至蓄意压制新发明的事例。但是，历史上的工业社会和当今的工业社会都在吸收消化络绎不绝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工业社会就不可能显示出它所吹嘘的那种复杂性和高效率。

同样真实的是，新发明的不断涌现也是当今工业体系得以存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新发明的涌现只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如果新的发明不能够流入工业体系，那么工业体系就会逐渐退化，它的复杂纹路也会逐渐松弛。其它社会是否能够复制出这些有利于创造力自由流动的条件，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到目前为止其它社会还尚未复制出这些条件。而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是，一个由政府操控的中央集权制经济是一个被同质化了的工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复制出这些有利于创造力自由流动的条件的。

迄今为止，俄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了，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工业技术、设计方案和业务流程。毕竟，器物上的学习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当俄国有效利用从福特公司到通用电气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工程师、技术员、模型和合作机构的时候。俄国复制了我们的工业体系以后，它会尝试为新发明的涌现提供一种道德环境，进而把它的工业体系推向一个不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只有建立在创造力流动的基础之上，工业体系才能持续增加生产资料的供应量，并且向消费者提供络绎不绝的商品，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西方世界的工业社会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它并不处在试验阶段。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被试验了一百五十多年，它已经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比其它任何地方的人们所享有的物质财富都要大得多。当前处于试验阶段的是一个将要取代工业社会的新社会，而这个社会是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完善的道德为基础的。但是，保障目前的经济体实现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条件却正在遭到剥夺，这些条件包括决策和犯错误的自由、有利于新发明自由流动的环境、未受政治考量阻碍的人民大众的独创精神和责任心。将来的历史最终会为这场争论做出定论，但是俄国的实践、英国的实践和其它地区的实践现在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它们仍将证明一个观点，即为了实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日臻改善、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流动和个人尊严的提高，它们能够做得像它们将要取代的经济体一样出色。

此外，还有一个顾虑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俄国的经济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俄国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家，那么它也将走上一条英国和美国已经走过的老路，绝大多数的人民将会陷入一个工业活动的复杂漩涡。这个漩涡会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必须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还会要求数百万人民都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以便为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这就意味著尚未获得政治许可就做出的短期决策和理所当然做出的短期决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定是错误的决策。

没有决策的自由，现代工业社会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如果决策的自由继续存在，那么国家调控和警察制裁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因此，俄国模式现在已经种下了使它自身走向毁灭的种子。俄国模式虽然唤起了人民大众对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向往，但是它却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它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巨型工业社会，而它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一个巨型工业社会，原因在于它剥夺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方案中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随著工业社会的发展决策的自由又出现了，那么这种自由必将摧毁现存的警察国家。

警察国家只能存在于一个相对简单的农业社会。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必将敲响警察国家的丧钟。苏俄现在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不可能放弃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理想，但它却无法实现这个理想，除非它做出自杀的举动。

关于国家所有权性质和内涵的讨论——即国家所有权是否能够替代工会发展为工会公司的时代趋势——可以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建议并不能圆满地取代我们当前的工业体系，也并不能圆满地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的是，只是因为政治解决的方式带有不稳定性，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控制力就将被迫建立警察机关，但警察机关在本质上是专断的，并且受制于某些政治方面的考虑。

所有针对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官僚的指控都将及时转化为针对任何一种国家调控体系的指控。工业社会太复杂、多面、灵敏、微妙、不稳定、善变和富于创造性，以至于它不能被政治宣言和政治考量所操纵。而国家的调控体系却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只能通过镇压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到头来，要么是工会内在的有机团结摧毁了威权主义的国家，要么则是国家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并最终使它们瓦解。

工会是威权主义国家的一种真正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物。工会是属于我们的现代“社会”，是工业制度养育出的唯一真正的社会。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工会关心整体的人，并且使人的自由和安全成为可能，而人的自由和安全在本质上是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的。可以指望，企业和工会最终将合并在共同享有的所有权当中，它们双方将不再分立和对抗。只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身份才能再一次支配人的生活，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所有人都承认的权利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