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勞動者的安全和所有權

工會運動代表著一種個體工人企圖擺脫不安全狀態的努力。反過來說，工會運動又縮小了競爭模式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應用範圍。工會組織的每一項活動都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及其實踐的否定。在這裡，我們可以情不自禁地再一次斷言，一個人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他的工作，必須與他的工作緊密聯繫起來，必須對他的工作產生忠誠感。每一次關於工廠紀律、生產效率、不公平現象、權利和義務、責任和期望的爭論都體現了工人對自身工作的認同感，即工人與他的工作之間的關係不能被純粹地界定為與個人無關的、金錢至上的和不斷流變的。正如在過去一千個案例中所顯示的那樣，工會也開始關心企業了，一種承認“這是我的工作”的感情只不過是一次動人的重述罷了：人和他的工作是彼此互為所屬的。

罷工、聯合抵制、群眾性糾察運動和市民暴亂的劇變性特徵現在已經隨著工會與管理層的長期合作和工會創造出了一種對企業的認同感而逐漸消失。即使工會所採取的措施還是限制性的，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如下設想，即企業已經成為工會和工人共同關心的事物。我們可以列舉出各種明確勞資雙方責任和建立勞動者與管理者合作機制的努力，然而這些努力僅僅是社會大趨勢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它們的重要性相對較小，因為它們往往是過分炫耀的和精心策劃的。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們發現的事實，即工會堅持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就好像它已經成為了一名企業的永久性股東，這一點甚至在雙方關於收入分配的爭吵中都能夠看得出來。勞動者和所有者之間爭吵的事情似乎都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事情。從這個觀點看，罷工行為就是一種有益的和有道德意義的現象。如果工人們想要為產值分配的問題爭吵，那麼他們最終必須得關心企業的生產活動。勞資雙方關於企業提高工資和工資增長率能力的爭論——這是勞動者的合理要求——也可以表明，工人聯合化的過程內在地包含了承擔維護企業利益的責任。學者們的努力則進一步地證明了這種相同的內在強制性，學者們企圖憑藉意圖說明企業實際上有能力支付工人所需工資的辛勤研究來說服那些要求伸張正義的普通民眾，這是一種緩解內心愧疚的方法，也是一種建構道德權利的方法。我們即使不能斷言也可以這麼認為，從企業當中獲得更高收入的這項道德權利既“屬於”勞動者也“屬於”所有者。

當然，上述論斷僅僅是表述“這是我的工作”的另一種說法，它只是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一個人對自身生計來源所產生的一種自發的認同感。宣稱工資可以在物價尚未上漲的情況下提高的觀點也表達出了相同的意思，即使這種觀點只為政治宣傳的目的服務。因為這種觀點認識到了工資和價格之間的關係，進而也認識到了工資和生產成本之間的關係，最終還認識到了生產本身和與生產有關的效率之間的利害關係。最近，有證據顯示出企業與工會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的關係，我們可以在工會對來源於企業產值的年度工資和社會福利的要求中看到這種依賴關係。顯然，年度工資只能取自於一個穩定的和贏利的企業，並且只有在工人們積極承擔責任以維持企業穩定和贏利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工人們必須和管理層一起挑起企業的各種重擔，包括減少成本、提高質量和增加產量。即使他們雙方沒有做出規定的問題出現了，他們也要共同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一個很快就會明朗起來的事實是，年度工資只有在勞資雙方達成有關成本、價格、生產力和年度工資協議的前提下才能夠獲得，即便是在最有利可圖的企業中也是如此。否則，工會的努力就會以失敗或破產而告終。

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工會對社會保障的要求。如果說企業將成為社會保障的永久性來源，那麼另外一種態度亦即最初創造工會組織的那種內在動力也將會出現。儘管工會組織從未準備充分，但是它們一直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努力滿足它們獲得收入的需要。大約五十年以前，美國有三十家左右的工會組織已經建立起它們自己的福利基金。1947年，有八家工會組織從來源於會員繳款的基金中支出了33773023美元用於提高會員的福利待遇。這個數額還不包括根據集體協議的規定由雇主繳款建立起來的福利和保障基金。1947年，僅國際印刷業工人聯盟一家工會組織的社會保障開支就達到了11483958美元。1949年，大概有3500000名工人成為了由雇主籌資和由工會管理的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受惠者。這個現象在1949年秋季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之後才出現了鋼鐵業工人的罷工，進而才引發了社會保障計劃的流行。那些最為重要的、依靠雇主籌資的社會保障活動都是由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和美國煤礦業工人工會實施和執行的。1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最初的社保計劃可以追溯到1942年，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在1948年的報告中指出它的社會保障基金儲備了50000000美元，而美國煤礦業工人工會則在1949年向244168名煙煤礦工和他們的家庭支付了106840139美元的社保經費。

上述數據揭示了社會保障運動的重要性，可以說社會保障運動要麼是由工會努力促成的，要麼則是由雇主努力促成的。當然，上述數據還沒有包括許多其他形式的由企業單方向工人們提供的社會保障經費。例如從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期間，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把54000000美元投放在員工的養老金計劃上面。2此外，還有許多養老金和福利計劃是由工會和管理層雙方共同捐助設立的。例如，在全美30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當中，有28家石油公司都設立了正式的養老金計劃，而這其中又有23家石油公司的養老金計劃都是由雇主和工人們雙方共同捐助設立的。3

總統領導下的鋼鐵業事實調查委員會所做的報告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保障運動的發展。這份報告清晰地闡明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半官方性的理論，即企業應該對自身所有雇員的全部福祉負責。儘管這個理論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它只是給大多數工人們留下了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但是倘若這個理想真的存在，那麼工人們只需要數年多的時間就可以逐步實現這個理想。然而，如今總統府的事實調查委員會已經正式批准和認可了這個理想，並且使這個理想成為了工會的短期奮鬥目標。

雖然企業內部的社會保障原則只是在少數企業中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企業內部的社會保障原則仍然建立在工人—企業共同捐助的基礎之上，即便是有一些顯著的案例表明在那裡雇主是唯一的出資者。那些標新立異的案例只是勞資雙方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達成的秘密協議，不過事實調查委員會卻曾經提議建立一個由企業支付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且衷心祝福這個社會保障體系能夠建成，即使它並不是政府積極支持的項目。但1949年秋季鋼鐵業發生工人罷工以後，勞資雙方達成和解略微修改了事實調查委員會提出的這項計劃，現在這項經過修正的計劃已經被汽車業、橡膠業、電話業和其它一些行業採用了。如果這項計劃能夠普遍實行，那麼它必將加速勞動關係本質的時代化轉型，也必將推動我們這個經濟體系的巨大變革。

在理論上，勞動力始終是流動著的，勞資雙方簽訂的合同也是隨意可以終止的。許多年來，工會運動已經以各種方式修正了這種理論上的流動性，但是勞動力的流動在原則上仍然沒有受到挑戰，因為過去沒有一個人會站在負責任的立場上質疑自由的理念。實際上，由總統府鋼鐵業事實調查委員會提出的這項計劃相當於廢除了勞動力流動的原則，儘管這並不是事實調查委員會的本意。甚至連事實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大概都想不到這一點，即一旦人們普遍認同這項計劃，那麼他們所提倡的這項計劃必然會帶來遏制勞動力流動的結果。

勞動力的流動始終是合理的，因為工人並沒有對他所在的企業進行投資。沒有對企業投資，工人當然不用對企業承擔責任了。如果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等待著他，那麼他可以在任何時候離開他當前從事的工作，從而去獲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工人是自由的，因為他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而他之所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是因為他和雇主簽訂的是一份按日計算或按小時計算的勞動合同，這份勞動合同隨時可以終止。至少從理論上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後不會失去任何東西。如果現在提出的這項計劃有可能得到廣泛地應用，那麼它將會徹底改變工人與他的工作之間的關係。到那時，企業將會承擔起下列各項責任，包括向工人的家庭提供醫療保險，向工人提供生育保險，向工人發放傷病、養老和退休撫恤金，允許工人帶薪休假以及不計其數的其它服務。到那時，工人的當期工資將只是他全部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而且工資這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將隨著工齡的延長和企業福利的提高變得越來越小。

這項計劃所帶來的真正意義是，工人正在改變勞動合同的性質，使過去那種可以隨意終止的勞動合同變成一種只能到死終止的勞動合同。當然，工人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提出辭職。但是，一旦他辭去工作他將前往何處呢？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所獲得的其它任何工作都將比原先的工作要差。工會的資歷規定將阻止他進入任何其它工廠或者謀取任何其它工作，這是因為根據資歷規定他目前處於有利的地位。累積的福利計劃也同樣會阻止工人離開現有的工作，這些福利計劃包括保險、休假、退休金和養老金。如果他從一個行業跑到另一個行業，那麼他將會失去他先前積累起來的所有優先權和特權。即便他只是在同一個行業中變換工廠，甚至是在同一個企業中變換工廠（例如從一家福特工廠跑到另一家福特工廠），工會的資歷規定仍然是適用的，他將會失去十分重要的物質利益，而這些物質利益恰恰是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真正障礙。可見，這項計劃旨在不知不覺地用終生勞動合同替代臨時勞動合同。確實如此，這裡沒有什麼新思想。公眾和官方對這項計劃的認可才是一件新鮮的和意義深遠的事情。因為這項計劃的精髓早在約翰 L.里維斯第一次提出從每噸煤炭中提取五美分費用的要求中就體現出來了，即使這個要求是他在闡明他的新理論時所想到的最後一件事情。

與其說這場變革意味著勞動力流動的停止，不如說它帶來了許多好處。它把工人的終身利益與企業的財產結合起來，因而使得工人開始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現今，鋼鐵業工人的前途已經正式地、不可挽回地與整個鋼鐵行業的繁榮結為一體，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紡織業工人、汽車業工人和其它行業工人的身上。此外，習俗和規則也加大了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的難度。如果工人的社會保障——工人為防傷病、休假、退休、養老和死亡而準備的畢生積蓄——能夠通過企業內部不斷積累起來的權利來實現，那麼工人就會真正關心企業的利益，並且視之為自身的主要責任。這一點可謂是當代勞動關係變革的革命性真諦。

現在，工人們必須從內心深處關注他們自己的生計來源和他們妻兒未來的福祉來源，這是因為如果企業做不到生意興隆，那麼企業也就無法滿足工人們今天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不用說滿足工人們未來的要求了。這項計劃的實施和執行將會徹底改變工會的角色。工會將不再作為一個戰爭的機器，工會將與企業合作共同致力於減少成本和增加產量，因為只有通過降低成本和增加產量，工人不斷增長的安全需求才能得到實現。

幻想戰爭的觀點會引起一連串的新問題。只要工人迄今享有的社會保障都是通過施捨和贈予、戰爭威脅和征服、施加壓力的方式所獲得的，那麼社會保障就無法為勞資合作、工人參與乃至工人的心理參與創造前提條件。因此，它只能是一種帶有不穩定性和暫時性的獲得物。成百萬鋼鐵業工人的幸福和安全不能建立在戰爭的威脅之上，但是只要工會和企業仍然把彼此雙方看成是兩個分立和對抗的實體，戰爭就是無法避免的。這種幻想戰爭的觀點是與工人對未來安全的希望格格不入的，它也不可能實現工人的希望。工人們和他們的工會應該在企業內部並與企業共同尋求他們的社會保障，正如他們所一直堅持的那樣，例如鋼鐵業工人把他們的命運而不僅僅是他們的工作和整個鋼鐵業的前途結合在一起。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工人們將不得不拋棄以下這種錯誤觀念，即工會作為一個與企業分庭抗禮的權力，對企業的利益不承擔任何責任，反而卻在成本上漲時向企業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

上述這些顧慮反映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們應該通過何種方式來籌集資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有一種觀點堅持主張社會保障應該只由企業自身來支付，但這種觀點在總統府的事實調查委員會看來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而在工會的領導人看來則是一個更加嚴重的錯誤。如果企業的管理層旨在徹底解除工會參與管理的權力，如果企業的管理層真心希望企業和工會成為兩個分立和對抗的實體，那麼它就應該竭誠歡迎社會保障應該只由企業自身來負擔的這項建議。倘若採用這項建議，社會保障只能是企業遭受脅迫時提供的一種贈品，當條件允許和好轉時企業完全可以收回社會保障。而且，企業可以把支付社會保障的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也可以通過企業的內部改進節省出這筆費用，還可以從聯邦稅收的縮減中取得這筆費用。這樣一種社會保障體系當然不能代表企業與工會關係或者企業與工人關係的結構性變遷，從工人的角度看，這種社會保障體系並沒有包含工人對企業的任何責任；從企業的角度看，這種社會保障體系也沒有促使企業關心工人的福利。

從工人的立場出發，這樣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不理想、不可取的。如果工人們把他們未來的安全交到企業的手中，那麼他們目標的實現與否就將取決於企業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滿足他們的要求。否則，工人們提出再多的要求都沒有用。工人們不能為了追求他們自己的安全而使企業陷入破產之中。因此，勞資雙方聯合出資將會有利於雙方共同享有和共同管理他們所投入的資金，也會有利於雙方切合實際地共同研究企業未來的需要，更會有利於雙方合作水平的不斷提高。

還有一個理由可以說明勞資雙方聯合投資的意義。安全和工資不是一對同義詞，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也許還是一對反義詞。這就引出了一個關於日常工資和實際收入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實際收入只能根據人的壽命來衡量，因為它涉及到整個家庭乃至一整代人的幸福和安全。另一方面，工資也許是按小時算的，也許是按天數算的，也許是按周數算的，它對社會保障的影響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從工人的角度看，謀求安全保障始終是並且仍然是他們的主要利益。而從雇主的角度看，最簡單的勞動關係就是一種可以隨意終止的合同工資制。可見，謀求安全保障著眼於人的一生，而合同工資制只注重暫時的責任。如果工會不想讓當前的社會保障運動演化為一種新的形式繼續先前的工資糾紛，那麼它的領導人必須把這場社會保障運動變成一種工具，推動工會在企業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工會運動促進了身份資格的普及，已經寫進集體協議的每一條規則都體現了這一點。對於個體工人來說，他只能在一個工業組織中獲得身份資格，在這個工業組織中工人們的終生利益是與他們承擔的責任相對稱的。這就意味著工會必須在企業內部逐漸取得企業的所有權，而工會邁出的這一步是保障工人終生安全的必然結果。

社會保障基金的積蓄最終將需要勞資雙方的聯合投資，至少企業中的部分社會保障基金是由勞資雙方共同出資的。這一歷史進程現在已經開始了，儘管它的成長壯大將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它已經取代了一個世紀以來自由市場統治經濟的局面。過去，自由市場對經濟的統治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於把西方人的一大部分精力都納入了自由市場的軌道，即便自由市場從未完全接納現代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只要這一歷史進程採取一場全新的社會運動，它也會獲得與自由市場相同的影響力，能夠對人民大眾產生影響。總之，工人與企業之間的舊分工格局現在正在崩潰，工人與他的工作之間實現終身一體化的趨勢正在明朗，即使這一歷史進程需要幾代人來完成，即使這一歷史進程從來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人囊括其中。

這一歷史變革隱藏在當前的經濟發展當中，但它的出現也是制度邏輯的使然。在收取會費的名義下，工會已經重新設立了一項較為古老的成員人頭稅。根據集體協議的相關規定，工會徵收成員人頭稅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戰爭時期只要經過政府的批准工會照樣可以徵收人頭稅。因此，工會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個財源滾滾的大型基金倉庫，它們和保險公司一樣已經成為一種半公共性的儲蓄機構。美國工會每年的總收入預計可以達到十億美元，這其中有一半的資金都被工會留下來用於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障。而中央和地方各級工會組織的資產最少存有三十億美元。4許多工會每年光靠收取會費就獲得了一百萬美元以上的收入。

1947年，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收取了3500000美元的工會會費。1946年，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收取了3300000美元的會費；美國紡織業工人工會收取了3600000美元的會費；美國鋼鐵業工人工會則收取了3900000美元的會費。在1941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期間，美國油漆工、裝潢工和裱糊匠兄弟會獲得了8374453美元的收入。美國食品加工業工人工會是一家相對較小的工會，它每年的收入竟也突破了800000美元。

當工會與管理層的關係穩定下來時，工會的罷工開支和罷工津貼就只占據工會收入的一小部分了。舉個例子，國際婦女服裝業工人工會用於罷工的費用是56376美元，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用於罷工的費用是45131美元，但是它們兩者的會費收入都超過了3000000美元。

靠徵收會費建立起來的基金只是工會應得社會保障收入的一小部分。我們已經發現，美國成衣業工人工會的儲備保險基金達到了50000000美元，而美國煤礦業工人工會每年從礦井中獲得的收入竟超過了132000000美元。我們還可以估計，雇主們今天僅僅為建立工人退休金體系就要支付十億美元的巨款。5

某些社會保障基金應該被用於企業的再投資，畢竟企業是社保基金的來源地，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據推測，在企業無法嚴重影響經濟的情況下，最終積累起來的巨額資金是不能夠被企業收回的，因此是否把社保基金投資給企業完全取決於工會的立場。就工會本身而言，除非它與企業的合作建立在所有權的基礎之上，否則它就無法長久地參與企業管理並關心企業事務。比如，美國汽車業工人工會已經成為六十到八十家公司的股東了，這些公司都與它簽訂過集體協議。目前，工會正在把大量的資金投向美國政府公債，投向房地產業，投向它們自己的保險公司，投向其他各類企業。因為這些都是最有利可圖的地方。

作為半公共性儲蓄機構的工會今後還會有一個新的資金來源，當收入平等化和暴富現象減少的趨勢使巨額私人存款變得不再有利可圖時，這個新的資金來源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可見，工聯主義發展所蘊含的一大變革就是在工人謀生的企業中重新建構一種屬於工人的私有權益。至少對於工人來說，過去那個流離顛沛、毫無人性和不負責任的時代已經行將末日了。如果一個工人要想獲得財產利益，那麼他也必須承擔這種財產關係本身所內含的道德責任：對他擁有的財產負責，對他從事的工作負責，對他為其餘社會成員生產的產品的質量負責。

工人們積累起來的存款將會自然而然地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利息，而法律、道德和公共政策都不會反對工人們通過他們自己的組織來實現私有權益的擴大。有些人曾經懷疑這些新的儲蓄機構——他們認為工會是新的儲蓄機構——未來將會吞噬整個現代工業，我想請他們放心這種可能性並不大，因為工會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占有整個現代工業。但是，謀取更大的所有權和承擔更多的責任必定是工會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要想實現這些進步，工會必須重構現有的教育體系以便使工人對自身所在的企業產生一種理性的和創造性的認同感。許多企業和工會在最初的實踐中就已經設想過新式的工業教育體系，現在建構一種新式的工業教育體系理應成為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只有這樣人們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沒在大機器工業中的他們自身的位置，才能看清和了解淹沒在整個經濟計劃中的企業的位置。

照目前的發展形勢我們可以相信，工會將通過購買公司股份的方式逐漸發揮現代公司的作用，屆時企業的所有權將不再是流動的和與個人無關的了。所有權的轉型將會帶來許多問題，但是它也必將消除一切困難，它將恢復和重建一種身份社會，亦即中世紀的那種“等級”制度，在那裡每個人的流動和自由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過，工會現在已經在某些地方做到了這一點。所有權的轉型還將會引發一些有關公民權利的深層次問題，並且將挑戰一個民主政府與這些新的、力量強大的、半公共性的公司之間的關係。

這些難題現在已經出現了：公司對抗國家、壟斷集團對抗國家、全國性的工會對抗國家。公司、壟斷集團與全國性工會之間的關係和它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都有必要成為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主要內容，也都有必要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內容。工會、私營公司和管理層之間的相互關係將繼續成為一件令人憂心忡忡的事情。此外，管理層還將會受到效率問題、技術改進問題、自由決策問題、腐敗問題、罷工問題、壓迫和干涉問題的困擾。然而，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上述這些困難是不可克服的，或者說它們將會帶來比上個一百五十年工業社會已經經歷過的困難更加嚴重的困難。據工會推測，工人私有權益的增長將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工人所分享到董事職位將只占少數比例，即使他們的運氣很好，這些新的所有者也需要足夠長的時間來習得必要的洞察力和克制力，以便使他們自己適應於現代管理的複雜性和勒索性。工人和工會分享所有權將會是一次試驗，一次並不令人討厭的試驗，因為管理層也會對一個所有權和責任統一而非對立的公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工會分享所有權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明顯趨勢，也是我們時代發展的顯著成果。當前的經濟體系是由流動的、與個人無關的所有權和流動的、與個人無關的勞動力所組成的，因而它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有很多案例表明，勞動力現在已經不再是流動的和與個人無關的了。如果目前顯示的成果不是即將要發生的事情，那麼還有何種方式可以取代這個無法延續的經濟體系呢？很顯然，答案是國家所有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沒收、充公、革命亦或其他的方式。國家所有權和國家調控儘管說法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本質是相同的，它們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政治解決方式，而政治解決方式的性質是不穩定的和暫時的。經濟活動應該受到自發的和客觀的市場規則的制約，誰不關心企業誰就會失去企業或破產；誰不關心工作誰就會失去工作。甚至工會也不能給企業強加一些嚴重危害企業生存能力的限制性措施，否則工會就是在玩火自焚。自發的經濟制裁既不是完美的也會出現滯後性，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已經被證明，它們對維持一個不斷成長和日漸複雜的工業體系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儘管管理層與工會雙方還有許多失誤，但是雙方都履行了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沒有互相詆毀對方，即把破產和失業歸結為對方的犯罪意圖，需要用法律去制裁。

當國家開始經營企業的時候，每一個失誤、每一個疏忽、工作時的每一次偷懶、每一次罷工、每一次批評、每一次要求變革的行為、甚至未能來上班以及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都會被看作是反抗國家的行為。經濟制裁不再直接運作，因為政治威信要求任何失敗都必須被掩蓋、被避免或者被轉化為一種故意疏忽或精心策劃的陰謀的結果。客觀的市場規則轉變為了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的強制性制裁。罷工行為變成了一種暴亂行為，意外事件變成了一種蓄謀已久的行為。當一家企業國有化以後，這家企業的罷工就被視為是對抗政府的行為，所有參加罷工的人都被視為政治嫌疑犯。歷史上合法的和習慣性的行為也會被充滿敵意的政治術語重新定義。這一點不僅適用於罷工行為，還適用於所有的勞資衝突行為。曠工者、遲到者、效率低的工人和製造麻煩的人，只要他們捲入了一場工廠事故或工廠災難，他們就會變成嫌疑犯並遭受政治制裁。而國家能夠依靠的唯一制裁力量則是警察權力。

可以預見的是，只要政府是一位處理工業社會中無數突發事件和意外事件的仲裁者，每一個國家包括英國最終都必將變成一個警察國家。英國曾經發生過工會領導人制裁不服從政府法規或工會規章的工人的悲劇事件，這樣的悲劇事件暗示了政府管制的前途。政府準備調集士兵鎮壓罷工的工人，以及政府中的工會領導人要求更加嚴格地控制勞動力的流動，也預示了假以時日以自由為名義的警察國家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如果這些現象持續下去的話。原先依靠非政治制裁運作的勞動關係現在正被一些政治術語重新界定，最終產生的後果是勞動關係只能依靠政治制裁來運作。

在企業管理權從私人轉向政府的過程中，上述這些擔心都很重要，但是還有其他事情比這些擔心更為重要。一直以來政治學界都有一個常識：一個人沒有做過一個錯誤的選擇，他也不會自由地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一個人連犯錯誤的自由都沒有，他也不可能有正確選擇的自由。如果這個常識在政治學中是真理，那麼它在經濟生活中更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確如此，人們在商業活動中做出的錯誤判斷是不計其數的，但這些錯誤肯定比精準的預測要稍微少些，因為工業體系已經為人民大眾保存和提供了一份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如果一家企業要想生存下去，那麼它必須做出一些正確的判斷，否則它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破產。然而，甚至最成功的企業也會經歷投資失策、管理不善，也會遭遇飛來橫禍，也會滋生偏激的樂觀主義。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它做出的正確選擇往往比錯誤選擇要多。但是，除非它有犯錯誤的自由，否則它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判斷。

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業體系是建立在錯誤和失敗的基礎之上的，它的形成過程充滿了無數的錯誤和失敗，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犯錯誤的自由。即使是冒著經濟失敗的風險，評估各種有生力量的自由也是任何一個複雜的企業或工業體系能夠存活下來的唯一理由。從我們現有的經驗看，這種犯錯誤的自由顯然不可能存在於一個工業體系由國家控制的社會當中。

政治考量和它們的懲罰性意義非常重視決策的正確性；因此，針對錯誤決策的政治處罰實際上意味著任何人都不得自由地做出任何決策。只有那些高層人士才能享有自由決策的權利，因為至少他們能通過依靠公共財政或者控訴政治陰謀的方式暫時地掩蓋他們的錯誤預測和失敗。在這裡發生的一個變化是，一個靈活的、多邊的、時常出現矛盾的、包含許多思想和觀點的劇本轉變為一個出於潛在政治意義的考量以致任何人都沒有自由決策權利的劇本。在前一個劇本中，許多決策是由參加這個決策過程的多數人做出的，各種錯誤是可以相互檢驗的，因為大部分決策只會影響到整個企業的一小部分。在後一個劇本中，決策者必須承擔責任，除非做出最終決策的人看上去是對政治產生免疫的，一個錯誤的嚴重性也無法被其它決策檢驗出來，因為在那裡不存在其它的決策，而決策的後果要麼是被儘可能地隱藏起來要麼是被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善意，從而把失敗的責任推卸給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敵人”。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都不可能源源不斷地為人民大眾創造日益增長的財富，甚至無法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繼續生存下去。

然而，工業體系還需要創造力的自由流動，這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果說工業社會已經發展了一百五十多年，那麼它還將發展下去，因為那裡存在著一個奇特的道德和心理環境，這個道德和心理環境能激發和形成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思想和方法，並且能為這些思想和方法提供一個試驗田。當然，那裡也存在著無數試驗失敗、未充分利用、誤用或濫用、甚至蓄意壓制新發明的事例。但是，歷史上的工業社會和當今的工業社會都在吸收消化絡繹不絕的新技術和新方法。如果沒有這些新技術和新方法，工業社會就不可能顯示出它所吹噓的那種複雜性和高效率。

同樣真實的是，新發明的不斷湧現也是當今工業體系得以存活下來的根本原因，即便新發明的湧現只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如果新的發明不能夠流入工業體系，那麼工業體系就會逐漸退化，它的複雜紋路也會逐漸鬆弛。其它社會是否能夠複製出這些有利於創造力自由流動的條件，這一點還需要進一步證明，但到目前為止其它社會還尚未複製出這些條件。而令我們非常擔憂的事情是，一個由政府操控的中央集權制經濟是一個被同質化了的工業體系，是絕對不可能複製出這些有利於創造力自由流動的條件的。

迄今為止，俄國的工業化已經開始了，俄國在很大程度上複製了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工業技術、設計方案和業務流程。畢竟，器物上的學習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情，特別是當俄國有效利用從福特公司到通用電氣公司的各種各樣的工程師、技術員、模型和合作機構的時候。俄國複製了我們的工業體系以後，它會嘗試為新發明的湧現提供一種道德環境，進而把它的工業體系推向一個不斷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嗎？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只有建立在創造力流動的基礎之上，工業體系才能持續增加生產資料的供應量，並且向消費者提供絡繹不絕的商品，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儘管西方世界的工業社會還有很多缺陷，但是它並不處在試驗階段。到現在為止它已經被試驗了一百五十多年，它已經向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物質財富，這些物質財富比其它任何地方的人們所享有的物質財富都要大得多。當前處於試驗階段的是一個將要取代工業社會的新社會，而這個社會是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完善的道德為基礎的。但是，保障目前的經濟體實現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的條件卻正在遭到剝奪，這些條件包括決策和犯錯誤的自由、有利於新發明自由流動的環境、未受政治考量阻礙的人民大眾的獨創精神和責任心。將來的歷史最終會為這場爭論做出定論，但是俄國的實踐、英國的實踐和其它地區的實踐現在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了。它們仍將證明一個觀點，即為了實現物質生活水平的日臻改善、個人的自由、創造力的流動和個人尊嚴的提高，它們能夠做得像它們將要取代的經濟體一樣出色。

此外，還有一個顧慮需要我們仔細思考。俄國的經濟結構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如果俄國真的想要成為一個工業國家，那麼它也將走上一條英國和美國已經走過的老路，絕大多數的人民將會陷入一個工業活動的複雜漩渦。這個漩渦會要求廣大人民群眾都必須獲得更高的教育水平，還會要求數百萬人民都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的權利，以便為不斷發展的工業社會做出各種各樣的決策。這就意味著尚未獲得政治許可就做出的短期決策和理所當然做出的短期決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定是錯誤的決策。

沒有決策的自由，現代工業社會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如果決策的自由繼續存在，那麼國家調控和警察制裁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了。因此，俄國模式現在已經種下了使它自身走向毀滅的種子。俄國模式雖然喚起了人民大眾對更高物質生活水平的嚮往，但是它卻無法實現這個理想，因為它不可能發展為一個巨型工業社會，而它之所以不能發展成一個巨型工業社會，原因在於它剝奪了人們從各種各樣的方案中做出自由選擇的權利。如果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決策的自由又出現了，那麼這種自由必將摧毀現存的警察國家。

警察國家只能存在於一個相對簡單的農業社會。不斷發展的工業社會必將敲響警察國家的喪鐘。蘇俄現在已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它不可能放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理想，但它卻無法實現這個理想，除非它做出自殺的舉動。

關於國家所有權性質和內涵的討論——即國家所有權是否能夠替代工會發展為工會公司的時代趨勢——可以清楚地表明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提出的建議並不能圓滿地取代我們當前的工業體系，也並不能圓滿地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困難。顯而易見的是，只是因為政治解決的方式帶有不穩定性，政府為了保持它的控制力就將被迫建立警察機關，但警察機關在本質上是專斷的，並且受制於某些政治方面的考慮。

所有針對納粹分子和共產主義官僚的指控都將及時轉化為針對任何一種國家調控體系的指控。工業社會太複雜、多面、靈敏、微妙、不穩定、善變和富於創造性，以至於它不能被政治宣言和政治考量所操縱。而國家的調控體系卻是不穩定的，因為它只能通過鎮壓的方式來進行運作。到頭來，要麼是工會內在的有機團結摧毀了威權主義的國家，要麼則是國家抑制了企業的發展並最終使它們瓦解。

工會是威權主義國家的一種真正的可供選擇的替代物。工會是屬於我們的現代“社會”，是工業制度養育出的唯一真正的社會。作為一個真正的社會，工會關心整體的人，並且使人的自由和安全成為可能，而人的自由和安全在本質上是與人的尊嚴密切相關的。可以指望，企業和工會最終將合併在共同享有的所有權當中，它們雙方將不再分立和對抗。只有這樣，一種共同的身份才能再一次支配人的生活，並且使每一個人都具有所有人都承認的權利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