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申有连 写于 二零一三年

壹、时代世界观

如果说壹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即壹个时代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由此决定的壹个时代对自然征服、利用的能力或程度，由这壹切所形成的壹个时代世界观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就是壹个时代的哲学这壹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能再相信，除此之外还有这样壹种哲学，它不受时空限制而能贯穿整个宇宙?

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这壹理论首先冲击的是导致整个欧洲中世纪黑暗制度的宗教哲学，从根基上开始撼动用这个反动哲学维系的统治制度。宗教以神的名义拥有统治权的神话被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壹系列新思想，新观念，被那个时代壹系列科学发现所启发形成的世界观完全摧垮；壹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风驰电掣的革命浪潮中开始孕育成长起来，——到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完成。紧跟著，法国、德国、意大利……总之壹切受文艺复兴和这场大革命影响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壹场思想、产业和社会大变革。

这场大变革的结果，首先是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科学的进步，又进壹步启迪和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为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就是那个时期自然科学研究的顶峰。

细胞学是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和植物学家施莱登在1838——1839年间在总结前人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自己的研究创立的。这个学说揭示：自然界中的壹切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壹切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即是壹切生命的基本单位；它使千奇百态的生物界通过具有细胞结构这个共同的特征统壹起来，各种生物在结构、功能和发育上有著共同的规律。

这说明世间各种生物，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他(它)们彼此之间都存在著壹定的亲缘关系；它标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命都只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人类决不是上帝特意制造的宠物，人类的壹切灾难也不是教士们宣扬的是来自上帝的惩罚，统治者要人们“洗清自己的罪”的谎言被戳穿了。人不是带罪的羊，而是自然界中发育健美的壹类生物，他们生而享有壹切人人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也是十九世纪初期由若干科学家们的壹系列发现共同构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有焦耳、楞次、法拉第、迈尔、赫尔姆霍茨等人。这个理论揭示了大自然中各种形式的能与其他形式的能的相互转换规律和它们存在的实质，说明能量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生，只能从壹种形式转换为另壹种形式。

这种对自然研究采取的实证方法，大大改变了人们壹贯重形式轻实质的思维方式，从思想基因中开始对人类顽固的成见产生变异，同时它使人类社会中壹个能左右社会政治的学者阶层逐步壮大起来。

值得继续提到的还有壹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查理•达尔文。这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创造性地发展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尽管与马克思理论格格不入，更与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对立，但还是被马克思主义者们连同上述两大自然科学成就壹起强拉进马克思主义之中，把它们尊奉为佐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性的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

《物种起源》确实堪称壹部划时代的巨著，它准确地指明了现今世界上壹切生物的来源及他(它)们形成的过程。指明每壹物种都不是被独立创造的，批判了那种认为物种是不变的产物，并且是分别被创造出来的观点；详细地阐明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发展的规律。

认识的天平又壹次从教会那壹边猛烈倾斜到实证学 者这壹边，从此，人属于自然而不是属于上帝的真理更加得到了肯定。大自然的真实面目在近五十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成就之下翻开了它难以遮蔽的壹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自认为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这个认识阶段上产生了它的基础。

历史推移到二十世纪。让我们先表浅地看壹看近代的人们有何新的认识和作为。

1900年，普郎克提出作用量子，从而首先开创了人类在这壹极为奥秘的微观世界的研究领域。1911年，卢瑟福发现原子结构；1913年，玻尔继之提出原子内部电子运动的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光谱的规律性，进壹步阐明了原子结构；1917年，卢瑟福实现第壹次核嬗变；1924—1926年间，德布罗意、海森堡、薛定谔、玻恩、玻尔等人建立了反映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1925年，泡利发现不相容原理；1927年，伦贝克和高斯密特发现电子自旋；1928年，狄拉克提出相对论性量子力学。紧接著，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安德森和尼德迈耶发现正电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验证宇称失效，张伯伦和西格雷发现反质子；到1956年，反中子也被人们发现……

这是壹个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完全陌生的世界，它描 述了壹个引起我们生存其中的整个自然界的壹切动荡、变 化、运动，包括物质形成和精神产生全过程的根源，成为自然界中风、雨、雷、电、阳光、生命……总之，壹切的壹切之成因的最深沉的世界的面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质子、中子……众多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向人类亮出了它们的本相。

在另壹个方面，爱因斯坦又开辟了壹个无限广阔的宇宙世界。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这是那个时代壹切科学难以圆说的壹个现象世界。这个理论指出：物体在运动时，其长度将缩短，质量会增大，而物体的时钟则变慢；指出物体的运动是相对的，光的速度不因光源的运动而改变(即所谓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

这是壹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它与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验证无疑的由牛顿建立起来的运动定律相矛盾。可这决不是对牛顿的不尊重，正相反，爱因斯坦以壹种极为友好的方式，合理地冲撞了壹下牛顿，修正了人们在认识的轨道上出现的偏差。1916年，爱因斯坦又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解释了万有引力是由于物质的存在和壹定的分布状态使时间、空间性质变得不均匀而产生的；并指出物质的运动是其引力场派生的，光在引力场中的传播会受引力场的影响而改变方向。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是壹个使力学、电动力学和引力理论统壹起来的新概念体系，它建立了壹个崭新的时空观，将壹个全新的宇宙世界摆在人们面前。

到此为止，三大力学体系开始形成。首先，牛顿力学用来解释在绝对时空下物体的运动规律；其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用来解释在光速下物体的运动规律；再次，量子论力学则用来解释在微观世界中的物质微粒的运动规律。

成就还远不仅于此；在对中子的发现中，人们发现了这样壹种力，这样壹种在宏观中无任何相似现象的力。中子是壹种电中性的微粒，它在核中与质子的结合表现出两者依赖的是壹种强烈的非电性效应——强相互作用于是被发现了。紧接著，费米创立的β衰变理论论证了自然界中另壹种相互作用力的存在。在中子发射轻子对(壹个电子和壹个中微子)时，其本身即转变为质子，这种作用于轻子的力就是所谓弱相互作用；它是引力的、电磁的和作用于强子的强相互作用力的补充，乃是第四种相互作用力。

三大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四种作用力的发现，将整个宇宙从宏观到微观，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有序地联系起来。

在生物学方面，继细胞的超微结构，即各种生物大分子被揭示出来后，1953年，英国科学家破译了生物基因的遗传密码并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股螺旋分子结构，揭示了生物遗传、代谢、发育、进化的内在联系和奥秘；1965年，中国科学家首先人工合成胰岛素，为人类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开了先河；1973年，美国科学家试验成功并掌握基因重组技术……。

这些成就对人类二十世纪的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生物界统壹的遗传密码的发现，使人类开始在分子水平上认识生物界的内在联系和发展；二十世纪的生物学正借助这个时期出现的电子显微、电子计算、晶体衍射和核放射等新技术的运用，不断揭示出生命的奥秘，这壹切不能不对人们的观念更新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类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往后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壹代壹代的人们连续构成的壹级级发展的阶梯，每壹级阶梯都有它强烈的时代烙印——时代世界观的印记。每壹级阶梯无可非议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我们站在更高阶梯的基础，但却绝不是更高阶梯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只能是他们那个时代世界观的壹种形式的反映。显然，这个思想不具备现代认识，它的价值只能由后人捡取可用之处发挥，而不能也没有理由可能统治后人。否认马、恩的理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就只好把他们奉为神灵而将他们推人宗教神学的深渊。用尊奉神灵的形式强制推行这样的理论，用壹个主义的信条制定国家制度强制人民遵循，这与中世纪的欧洲用宗教哲学的信条建立的禁锢人民自由思想和行为的黑暗制度相比，只会过之而无不及。

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在中国的官样文章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这样认识和表述的：1．孤立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形而上学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观点，它把事物、现象之间的差异和界限绝对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此相反，辩证法则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整个世界看成是壹个相互联系的整体。2．静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形而上学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认识和观察事物，把世界看成是静止不动，壹成不变的。辩证法则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壹切事物和现象。3．片面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形而上学是用片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辩证法则能用全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4．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不同。形而上学看不到事物内部有对立的矛盾的方面，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存在内部矛盾，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于以上这种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认识和结论，因此只要在“形而上学”这壹名词出现和被使用的场合，它总是作为壹种错误的，反科学的东西受到批判和蔑视的，而“辩证法”则成了天之骄子，特别是它因为据说是马克思的宠儿，因此倍受青睐，听之如同听到“圣旨下”。而真正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到底是什么，却谁也说不清楚，所能见到的文字，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上述般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解释。

这样壹来，以其如此咬口咬舌地把这两个事物叫做“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还不如干脆直接就把“形而上学”叫做“错误学”，把“辩证法”叫做“正确法”。这样还更易于理解，少了由于对这两个词意掌握不准带来的麻烦。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任何名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尽管在辞源上出处不同，但严格说来，都属于外来语。“形而上学”壹词，我国最早源于《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壹语，意思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质性的东西，而超乎有形物质之上的，则是抽象的原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而上即超物质之意，形而上者讲的是超形体的东西。“道”在这里作规律、原理讲。“形而上学”在这里是纯哲学或纯理学的意思。西方在早期(如十八世纪)也把形而上学壹词用来泛指哲学。

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遗留的手稿中，有壹部分专门讨论事物的本质及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手稿经后人编选后定书名为《在物理学以后》。中文根据《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壹语的含义，将它译作《形而上学》。我们在这里要作为辩证法对立面来认识和讨论的形而上学，已不再如词源初始那样是用来泛指哲学，而是在哲学中作为认识方法之壹与辩证法相对立。它在认识事物时壹般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或对事物认识只采取脱离其形质的“道”的探究壹，但它并未完全脱离词源初始的含义，我们在下面用它与辩证法对比讨论时，就会看到。

而“辩证法”壹词则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辩论证明的方法。古代希腊与我国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很相似，学术气氛很活跃。思想家们通过辩论，对事物及与事物有关联的诸方面进行讨论，以此揭示矛盾，求得真理。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法，两者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壹的。辩证法本身就强调壹个对立统壹规律，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与统壹；并且强调，事物都是壹分为二的。那能否也将辩证法—分为二？将形而上学也壹分为二？如果能，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绝对地位就会动摇。

在我们人类的认识长河中，存在壹个个认识的阶梯。人类的认识是逐步扩展的；这种扩展不由壹个人，也不是由壹个时代来完成。柏拉图提出壹个“洞穴”的比喻来说明认识的过程：从来就深居洞穴的人，象奴隶壹样，头和手脚都被捆绑著，只能面对洞穴内黑暗的壁而不能反顾。因此，由火光从洞口在洞壁上映出的他们背后的景物的影子，就成了他们能够认识的世界的壹切。等到他们得到释放能转过头来时，才认识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的真实形貌，认识到以前看到的不过是这些景物的影像，或仅仅只是自己官能感觉中事物的壹种表象。

而到他们走出洞穴，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景物，看到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看到花草、树木、动物、雨露等等，看到天穹、星星、月亮，最后看到太阳，才认识到以前看到的影像的由来。而且就是这最后看到的太阳，才使万物得以存在。因此，他们不会不庆幸今天认识的可贵，再不会愿意走回那洞穴中，更不愿意象以前壹样被捆绑著，只能面对黑暗的洞壁。

但是，今天在阳光明媚的世界中，在壹切事物都“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世界中，会不会又是壹种新的或仅仅是更高壹层的洞穴？人类的认识是否真的已毫无阻碍。今天我们也已知道。太阳并不是宇宙的终极，也就不是认识的终极。那更高的太阳在哪里？人类有没有必要去寻找更高的太阳？人们最初在黑暗的洞壁上所看见的由火光映照的景物的影子，被认为是事物的真实形态，因为人们无从怀疑更无从否认它的真实性。当能回过头来时，新的发现使影子的秘密被揭穿，景物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前对世界的认识被看成是形而上学的而加以否定。人类能否再壹次走出洞穴，去发现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表象的真实形态呢?或者我们认定人类认识已不存在洞穴，地球并不是宇宙的壹个洞穴，而是宇宙全部事物的实在。

从柏拉图的认识阶梯或认识等级我们看到，人类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和辩证的认识方法正是相对的、交替的存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柏拉图强调要用辩证的方法，也是在于力求要用严谨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方法合理地运用我们的最高认识，从而实现“善”本身二。

牛顿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泰斗，建立了壹套完整的力学体系。这个理论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毫无疏漏，其正确性在人们的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中都得到了证明。

但二十世纪的科学证明，牛顿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它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正确的，在绝对时空以外，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这个理论在物体速度达到壹定(如光速)时，就出现了差误。

牛顿的时代还看不到时间和空间对物质存在有什么影响和作用，科学研究的范围还局限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内。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被认为是辩证的，因为它

以整个宇宙为观察点，可以解释在宏观世界中壹切物体的运动规律。但如我们假设有壹天(仅仅只是假设)，人们又发现了在今天被认为组成我们这个宇宙的各星云系以外的更新的宇宙世界，这种超宇宙世界的存在和运动规律又使我们得出新的结论。那时，站在新的时空点上，相对论又会因局限性而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但形而上学的绝不就是错误的。牛顿力学理论的正确性在人类几百年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它有它特定的认识和运用领域，在这个领域，它是辩证的，全面的认识事物的准确法则。任何认识离开它的特定领域或范围都有可能出现谬误，但却不是确定错误的。

以上的比喻也许还不能全面地比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试用壹个图解来达此目的。

https://html.scribdassets.com/5otx035nwg7ro12m/images/85-1c6aba3fbd.jpg

如图所示，图中心阴影部分是待认识的事物，事物外围实线是认识层次或认识点或认识角度，最外层虚线部分表示暂时不可知部分，这壹部分表示某壹历史时期人们认识以外的部分，同时也是这壹时期人类认识力图外延的部分。

我们以任何事物都与它的外部任何壹事物相联系为出发点，此图于是可假设为壹宇宙(认识的宇宙)。任何事物与外界各类各种事物的联系总有远近之分或联系层次，直接与间接，联系角度等的不同。我们以图为例，A为自然界中某壹事物的最近点，站在此点，可谓是就事论事，典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看不到任何外部事物。

B点则不同，它不但能看到该事物的全貌(这壹点与A同)，而且能看到A—B这壹范围内与该事物有联系的外界的全貌；B点于是相对A点是辩证的在认识事物。

但B点也有缺陷，因为它看不到B—C—D这壹范围内与事物联系的全貌，B相对C或D又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以此类推。我们认识事物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和提取相应的范围来认识，而不壹定拘泥于站在最高点以寻求把壹事物的全貌透视无遗，这样我们反而会顾此失彼，对认识和解决问题无益。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以及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的分别运用；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量子论力学的分别运用，实际就是这壹认识方法的直接体现。并且，过分追求最高点，又会进入如图中的D—E范围，进入暂时未知部分。这壹部分没有认识的根据，所有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扑朔迷离的，从而又会陷人形而上学的泥潭。

所以，对任何壹事物采取的是辩证的方法还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只不过是相对的。辩证法不过是自诩比形而上学看得更宽更远和全面，却不知自己的头上还大有天地。就是牛顿力学理论，在十七——十九世纪被看作科学的顶峰，因为它已站到了那个时代人类认识的顶点，到了二十世纪，又壹个“洞穴”被识破以后，它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

D点本来是壹个时期的认识终点，但人类在认识D点以内各事物时，往往会涉及壹个时期无法解释的问题。按理此范围已超出D点，在D—E范围内。但人类的求知欲望会促使人们进行种种推理，去企图预知D—E范围的事物。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具体事物的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离开事物实质去认识事物，使假想悬在空中。但这种推理壹般是运用已有的经验，或者说是把已有的认识作为认识新世界的梯子和跳板，逻辑性也较强，现实中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这种方法对提出某种预见虽不准确，却能对新的认识寻找到壹定的方向与路径，在人类认识史上也功绩卓著。这是与前壹类形而上学不同的另壹类形而上学。而这壹类形而上学也同时就是科学进军的方向，是不断使图中虚线变为实线的惟壹方法；它可能壹时使人们的认识陷入迷途，但它却同时又是使人类知识不断扩展的惟壹途径。

于是，哲学中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两部分或两方面的含义。壹方面，它作就事论事讲，作为专对某个别事物作精确讨论讲，作为壹定认识范围的理论来讲(自然科学壹般都采用这种方法)；另壹方面，它是以超经验认识和超现实认识来推论新世界的方法，它是把未成现实的事物预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魔术师，是幻想家。科学研究和人类知识的开拓就历来采取这种方式(当然，那些夸夸其谈家们也多有采用此法的，“形而上学”壹词的贬斥之意，就是针对此类人物而用的)。

在相对性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中，辩证法只是相对的形而上学的上壹层认识。人们的认识最初都是从壹个点上开始的，从这个点的认识逐步向更宽的面上和更广的空间上发展，认识的领域不断得到扩张，认识的高度不断增长。任何壹个点上的认识都是它下壹个点的辩证认识，同时也是它上壹个点的形而上学结论。知识的海洋是不能穷尽的；如果说形而上学是反科学的，应该批判的，那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它们都是采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它们都只固执地局限在壹个狭窄的范围内，彼此没有那么明显地或公开地联系起来，这些科学本身就逃脱不了反科学的罪名，因为它们逃脱不了“孤立”地看待和认识世界本来是紧密联系著的各事物的结论。

政治经济学更逃脱不了这壹罪名，因为“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782页），它连起码的犯罪学都没有包括在内，把“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同上书）这壹点都没有讨论进去。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极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壹种巨大的暴力吗？这种暴力对政治经济学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暴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又能占据那壹个篇章？

政治经济学在追寻资本积累或预先积累的进程时，很形象生物学追寻万物演化的进程。生物进化本身就是壹种积累，生命起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壹种积累。如要梦想那种现成的天堂，这个天堂就不能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生物和生命界；艰辛和困苦就是壹切生命形成的过程总结。

还在地球上第壹个生物分子形成之前，伟大的生命界还未开始它的长征，星体的形成和演进就已经历了千万年的艰难积累过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经心的手，随意地抚弄著这个宇宙世界。

偶尔，在壹个星体的表面上，温度开始降低，开始是基本粒子集聚为原子核，稍后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间有著质的差别，个体的区别在这个星球上开始出现了。这种区别的形成过程与这个星球本身的形成有著同样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为，也不是任何壹种既成的规约，它纯粹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

随著温度继续降低，使各种化合物的形成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但温度又保持住了，使这各式各样，新奇多态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这个继续冷却的星球冻馁。使这个星球保持住这个适宜温度的，就是这个星球上壹切生命的太阳。从此，生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有机大分子开始了它们的自我复制过程，同时通过壹定的组合方式构成生命的基体——细胞开始诞生。

在这个时期，就象重核在裂变时的链式反应壹样，财富在资本原子的裂变下迅速增长。原始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棚舍，并有较充足的食物和储备，风雨雷电已不能再威胁他们，虎豹豺狼也不敢侵扰他们，他们成为生物界最幸福最自由自在的种类。

在这个时期，劳动资本(尽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权者独立享有并自主运用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原始人建立了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人类绝对地优于任何其他生物，他们既是自由的，又是富有的，强健的，威力无比的，更是信心十足的。

人类那时还没有诗人和艺术家，如果有，那个时代的诗篇和乐章必定是最震撼和最激励人心的。

随著财富的增长，私有财产的增加使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开始出现。随著私有财产的进壹步扩大，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矛盾加剧，这导致出现了为维护财产所有权的人群的组织化的联盟——国家——这壹现代事物的轮廓开始形成。这个时候，个人离开群体已难以生存；又随著联盟首领的权威日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人奴役人的现象开始出现。

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商业的兴起产生的更多的劳动剩余，使财富的积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夺方式取得财产比劳动生产更为便当，原始野蛮在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下失去了自身的平衡。人在其同类之间的生存竞争发展为战争的形式，并在掠夺和反掠夺中不断扩大。

战争使得胜者拥有失败者的壹切，包括失败者的人身在内。得胜者的首领更是高高在上，成为统管壹切的随意霸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部分人逐步脱离了生产劳动而成为专事强夺他人劳动剩余的人，奴隶制开始形成。

这是在财富的增长过程中，在人完全消除另类天敌的时候，人自己造下的更恐怖的敌害——奴役与专制。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在强迫下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但奴隶们清楚自己的劳动所得将全部归奴隶主所有，任何劳动方法的改进都不会对他们有丝毫好处。所以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奴隶身份的人对生产劳动有过任何改良或改进的记载，如果把这个归因于奴隶的愚昧和素质底下，那结论者本身更愚昧和不具有人的素质。奴隶不但不情愿寻找更好的劳动方法，并且，他们心里只希望他们所憎恨的人不能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好处。

劳动热情在这个制度中被扼杀。

在奴隶制社会中，劳动剩余完全被奴隶主占有。是否用于积累转化为资本也完全由奴隶主的喜怒决定。劳动资本已被奴隶主强夺独占，连同奴隶即人本身也成为奴隶主的财产。这个时期，是壹切劳动剩余以及被迫为奴的人都被奴隶主强行占有并挥霍浪费性使用，生产资本被奴隶主毫无章法地运用的时期，也是人类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和资本运用的最黑暗时期。从这个时候起，人类不再是生物界最优越的种类。

人类在诸生物中的优越感受到了损伤，但人类还是生物界中最优秀的。奴隶制社会对劳动剩余的超强盘剥和对资本的黑暗运用致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大为下降，但增长仍然存在。

随著人类良知的逐步觉醒，思想家们揭示出人相奴役的耻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隶，使人不再成为生产资料被任意驱使，这是人类向文明迈进的壹步。劳动者不再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他们分离了。无论这种分离于资本还是于劳动者谁更有利，奴役强度的缓释和奴隶锁链的打破带来的是社会进步，是文明和公义的升扬；但马克思却对此予以抨击（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782—783页），他要从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追究奴隶和农奴摆脱生产资料造成的“原始的”资本及以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奴隶的解放在华夏大地上已远在武王伐纣之时。可在欧洲，在美洲，却近在几百年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著，因为那里壹直是自由民与奴隶并存的社会。这场革命的历史文献中偶也道出了长久在奴隶主“关爱”下的奴隶离开主人后的无奈，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本能。但正义和良知壹直在“强迫”他们走向自由。不单为他们，也为人类，为“人”的复活；也同时为生产，为劳动，为了人类创造力的解放。从国家、民族的发展或直接说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它终使得：劳动生产和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及资本运用跨入了新的时代，跨入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初照的时代。无论马克思如何贬斥奴隶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民后给自主资本创造了何种条件，也诋毁不了解放奴隶建立新的自主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

奴役方式的转变最初释放了壹定生产力，封建制度的建立使盘剥第壹次有了底限（赋税的形式代替了完全占有），使劳动热情开始萌生。

但在封建的，仍然带有直接强制劳动和专制奴役的社会形态中，封建领主只是凭战争中的勇猛得到封赏；连同帝王和他们的侍从，这个阶级阵容庞大，人数众多，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并通过世袭世代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凭空向人民强行征收沉重的赋税。劳动剩余在严苛的赋税盘剥下所剩无几，资本积累受到极大的制约。劳动者始终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

同时，在奴隶制度被推翻后，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封建领主和帝王成为国家的象征，连人民的生存权也被他们傲慢地认为是他们的恩赐，自然赋予人类的壹切财富更被看作是他们的世袭财产。他们限制人民不得有任何僭越，否则就要被治罪。

在这个制度中，人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从事生产。加上统治者的重税盘剥，人民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改良生产。同时人民也不会积极地去改良生产和扩大生产，因为任何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封建领主的胃口极大，会毫不犹豫地鲸吞壹切。

在这个时期，是社会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并任意挥霍浪费和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级制度，使继奴隶的人身解放之后，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从而全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恢复了劳动剩余的劳动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的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在革命成功后，新的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方式与原始时期已有所不同。原始时期是所有权者自己劳动自主运用，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下，则壹般是所有权者自主运用而不直接从事与受雇者相同的劳动。这并不是性质的变化，而是劳动分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它是资本在较大规模上运用出现的分工使生产劳动与生产管理在不断细化下分化的结果，同时是资本相对充裕后使能容纳的劳动量增加的结果。它直接带来的是单位产量劳动消耗的降低和资源耗费的减少。

但我们幸勿认为资本自主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就已经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我们看到，壹方面，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还不彻底，赋税的大量非生产性耗用和国家的存在就必然要制约它；另壹方面，资本自主主义是在奴役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民主自由原则建立的，旧制度残存的劣迹不可能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彻底消除。到今天，它虽然已经发展到民主管理的社会阶段，自由资本已经逐渐规范并更大范围地接受和认同公意原则。但这个阶段还不是我们的终点。随著社会民主管理更加普及，全球壹体的民主管理主义社会将逐步实现。

显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随物质发展而渐进的。革命实现的只是平等和民主，人类的种种弱点并不能在革命成功后彻底消除。

民主革命重新开创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时代，为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共同来寻找社会财富增长的路径，研究那些可能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并尝试消除它们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我们也别以为政治经济学只是近代人的科学，实际上远在纸墨论争之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竞争就已经写下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纸墨登场后，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现实生活这部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因此政治经济学首先就是立足生存现实，它讨论的正是眼前或当代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只是为实现这样壹个目的，那就是壹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这个问题上说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作为壹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壹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8页。）

尽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意识，他甚至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国家经济学，是“以研究如何使某壹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同上书106页）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论说成是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同上书106页）但我们看到，在文化国界的现状下，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愿意，都可以极容易地取得他国的文化资产，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运用于壹切国家；尽管斯密等人的理论是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但在现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国家的存在使“人类”这壹无限包括的名词在政治经济学中还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国家利益要实际得多，也现实得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还是为壹个国家的富足和力量，为该国国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务的科学。生产资本和劳动剩余正是在这壹前提下进行讨论和加以运用的。

毋庸讳言，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更多的方面都在寻求它的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舒适，从而使国民增强信心，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次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决定的立场。

由国家利益所决定，政治经济学绝对抛弃那些意识形态偏见，它的目的是振作全体国民，激励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要做到这壹点，依靠国家的行政规章壹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斯密总结的那样，“是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政治民主”。

这整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艰难的积累过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赖已成的自然条件。这个积累过程，更以适宜的自然条件分不开。同时，新的合成又以其母体为模板，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须使合成自身而后有所剩余，以便进行新的合成。否则，生命就无法形成。

这壹切表明剩余的存在对推进演化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表明，剩余的产生所依赖的各种条件的预先存在。这个预先存在来源于不断的积累，积累又来源于剩余的产生。剩余的量越大，积累的规模就越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不断为新的剩余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种生物演进的过程与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是多么地相似，简直就是它的模板。

生命依赖的预先存在，是生物在壹定阶段赖以生存的条件，我把这个条件叫做生物生存资本或叫生物资本，而把生物依靠壹定的生存条件即这个生物资本维持自身生命过程的能量剩余称为基础剩余或基本剩余，生命体缺乏这个剩余就必然灭亡。

如果壹个生命体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资本取得的能量，大于其维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开始，它的发展也就开始。如果取得的能量仅够补充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停止，它的发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于消耗掉的能量，那么该生命体就会很快消亡。

自从地球上有了细胞，多种形式的生命体开始了各自的长征。各种各样复杂的生物体，都同样以细胞作为自己的起跑线。在这场大竞赛中，人类有幸处于领先地位。人类之所以能领先，完全是人和分化为人的祖代的这种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还仅在细胞时代和生命体还未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代，任何生物的演进都只能得爱于自然的选择和先天的决定；壹但当生命体能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候，各自的奋斗就与自然选择紧密结合起来。

也许是某壹种生命体在演进过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选择中抢先壹步，也许是自然界对偶然形成的某种生命体的差异性表现出偏爱，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使这壹种生命体构成了高智能的大脑细胞基础，成为人类的祖先继续在生物界与其他生物壹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之间的差异最初是各自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形成的，继之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条件下的差异，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各自努力生存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差异。而这后壹种差异，又在扩大前壹种差异。

但是有壹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机会发展进化的生物，它们在大自然提供的现存条件下所能获得的维持自身生命需要的能量必然大于或远远大于为获得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从这壹点来看，凡是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爱的。大自然提供给了它们生存的资本，其他的却没有给。

但各类生物为获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壹样的。这样，生物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为生存的另壹关键。

显然，如果壹个生命体或某种生物为采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从所采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补充并有余，那这个生命体或这种生物就会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壹种生物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物产能充分利用，其采撷能力很强，使它消耗少量的能量获得的食物，能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补充并剩余量较大，那这种生物就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恢复体力，在食物逐步减少时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并且它能努力的不畏辛劳的去这样做，那努力的结果就会使它不断得到改进，不断增强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要取决于大自然的供给。随著生命的形成和发展，大自然也在不断完善其环境，如果要说天堂，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不能供给生物无限发展。生物的竞争就在于各种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对自然提供的物产的采撷能力。种类之间的竞争和种类内部的竞争共同使能适应者和强者保留下来。如果要说残酷，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达尔文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马尔萨斯的笔调虽然悲观，但却是现实的。这两位大师从两个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结论。

自从类人猿在生物界分化为壹个独立种类，其生存跟其他生物壹样，仍然依靠的是那种生物资本和基本剩余。但作为动物界中的壹个组成部分，类人猿与其他动物壹样，其生物资本与基本剩余的情形这时与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为生存资本，这时的生物资本是指无意识运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气、阳光、雨露、食物来源的为难为易，以及自身具备的壹定的先天条件。如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物产的采撷能力，四肢的发达和灵巧性，视、听、嗅等等壹切官能的完备性。类人猿正是以这种种条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辈遗传的)，作为其生存的资本。

但这个生存资本的运用也并不是天堂的谐音；大自然风风雨雨，喜怒无常，此时的类人猿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性并不壹定都是它的优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敌害之壹。

当然选择在树林高处筑巢定居并不壹定就是为了躲避敌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树木高处的物产丰富、果实累累，对已具备了特定先天条件的类人猿来说，选择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体力消耗采撷到更多的食物，从而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

正是由于从采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补充采撷过程中和肌体正常运转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剩余，类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壹样得以生存下来，并从这个基本剩余中求得发展，提高自身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这种基本剩余量极少，或其不善于利用这个剩余进行积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必然会发展迟缓，从而被其他发展较快的生物挤出生物圈。

很显然，类人猿在诸生物中是最善于积累他们的基本剩余的壹个种。他们在这个积累中发展了他们的智力，强健了他们的肢体，从而又为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资本”。之所以把它叫做生物资本，是因为它与后期出现真正的劳动以后运用的“劳动资本”有所不同。劳动资本是人有意识积累和运用的，生物资本则是生物以本能形式积累和运用的，是先天存在的那种生物生存条件，所以以为区别。

生物资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赋予，上天对壹切生命的恩赐，同时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艰难困苦，积累又积累取得的结果。而在地球上的千万种生物中，也惟有类人猿通过这种积累，通过生存方式的适时选择突破了生物资本的量的界限，实现了质的飞跃——当生物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本以后，同时也是从依靠基本剩余积累转化为依靠劳动剩余积累以后，类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进化过程。

但并不是说人类从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资本和那种生物性质的基本剩余，直到今天，人类也是在依赖这两种剩余发展，依赖这两种资本创造，既创造物质文明，也创造精神文明，创造新人类自身。

当大自然迫使类人猿从树上下到地面生活以后，类人猿并没有在灾难面前退缩，而是在新的环境下调整自己。最后终于抬起前肢，在不断的跌倒中勇敢地直立起来行走，从而跨出了我们人类的第壹步。这伟大的第壹步积累了无数代的艰辛与困苦，大自然为磨练它的儿女从来就没有手软过，支撑不住的就得淘汰，这正是严酷的现实。

当原始人在足够的基本剩余下摸索著能制作出工具，工具的产生标明劳动剩余的出现，它也正是最好的劳动剩余的积累。这个积累又标明人类生存发展的依赖已由生物资本向劳动资本转化。人类从无意识运用基本剩余进行积累与其他生物竞争的时代，跨越到了有意识运用劳动剩余进行积累竞争的时代。这是其他生物无与伦比的，人类从此将其他生物远远抛在后面而成为地球的霸主。

劳动剩余出现以后，在工具的帮助下，原始人的劳动收效倍增，它产生的剩余使积累加快。

人类壹定有过这种美好的时代，那时劳动剩余(即亚当•斯密说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就象在只有生物基本剩余的时代壹样，壹切都归创造者所有。因为私有制下的奴役不可能在私有财产壹出现的时候就立即建立起来。如果是这样，那第壹把石斧或别的工具的产生就能制服奴隶，胁迫他们服从拥有石斧者的奴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卢梭对此有过令人信服的论述。人对人的奴役在这个时候还不可能产生，因为奴役关系必须是在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壹部分人逐步掌握了使他人脱离这种依赖就无法生存的物产权或法权的状态下才能形成。

在这个时期，原始人仍然能在群居的生活方式下取得远甚独居所能取得的壹切，这正是后期形成人类社会的原始起因。

在群居的生活方式下，人们的彼此依赖即协作是相互的，均等的，即使存在某种天然差别，也不足以使优势者就此奴役他人。在这个时期，壹切都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盘剥，也没有欺诈，更没有人在种种借口下去强夺他人的财产。人人都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寻求生存，人人也都努力劳动产生尽量多的剩余产品，以便利用剩余进行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由于人人都能真切地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物质报偿，人们的劳动热情必然极高；由于积累的财富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人们运用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人们积累的热情也很高。

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李嘉图、魁奈、萨依、马尔萨斯、西尼尔、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都共同从财富的增长著手，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进行了分析。其中，劳动剩余的产生和积累，以及资本的合理运用对财富的增长具有的作用，就是壹个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以劳动剩余和积累和资本为主要内容，但马克思却机警地回避了财富，至少没有直接非难它。因为这样做将极为危险，容易被人们识破而引起反感。

可实际上资本本身就是壹笔财富，只不过是用于再创造财富的财富（“资本是壹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资本就常常跟财富联系或相随使用，原因就是“财富是指我们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质对象”（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壹章第壹节）。而资本就是这些物质对象当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再创造财富时的称谓。因此，对国家的生存来说，资本实际比用于消费的财富更为重要。

资本形成依赖的是积累，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剩余的存在。这壹点我们在前面已模拟生物生存作了解释。因此，资本就是人们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节俭积累形成的。从第壹件劳动工具的诞生，就意味著人类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运用起来进行积累创造的开始；而有意识的积累则是劳动者所期望实现的更大的收获。如果积累不能使他的愿望实现，或愿望没有保障，那劳动剩余就又会被用于消费，不会用于积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壹就是要探明劳动剩余如何才能更多的用于积累，而不是被那些与财富的增长无关的因素所夺走。

并且，已经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本如何运用才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在这之中，由什么人来掌管生产资本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和运用它是个首要问题。由所谓天然的劳动者的代表，还是别的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者……无论如何，将生产资本交给壹个与这笔财富的积累、创造和最终命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掌管，就算他天生壹颗善良的心，也无法使他做到与直接创造这笔财富的人，与这笔财富的利害攸关的人同样真诚地对待这笔财富。

对壹个国家来说，单个资本无论所有权所属多么不同，都必然构成国家财富的壹部分。但资本的归宿和所有权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将决定壹个国家的繁荣与衰亡。因为它将决定国民劳动的热情，社会劳动剩余的积累，以及资本能否有效地运用。国家要走向繁荣，只能依靠全体国民的勤劳、智慧和节俭。

斯密就强调了这样的壹个道理，他说，有壹种与贸易差额全然不同的差额，随著这种差额的为顺为逆，会促成任何壹个国家的繁荣或衰退，这就是每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说明剩余的积累和资本的合理使用对国家的繁荣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也说，“如果在壹定期间，壹国的生产超过了消费，就具备了增加资本的手段，……如果在这壹期间，消费与生产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资本的手段，社会将处于接近停滞的状态。如果消费超过生产，那么在每个相续期间会看到，社会获得的供应将越来越差，其人口，其繁荣，将每下愈况。

“既然这种差额这样重要，既然它决定壹个社会处境的进步、停滞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对顺差作出主要贡献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势的另壹面占优势的那些人区分开来。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就无法探索为什么这壹国繁荣而另壹国衰退的原因，也无法明白解释，为什么工商业者众多的那些国家，要比以宫廷和贵族的侍从占优势的那些国家富裕得多。”（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壹章第二节）。

这壹观点同样得到了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赞同，他们认为，国家财富的分配是倾向于生产还是倾向于消费，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励起生产，是壹国走向繁荣和导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马克思与众不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壹立场和观点。因为他不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增长著手，这些对于他是次要的，财富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而他的事业正是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这个批判哲学中，财富自然就不能有象在政治经济学中那样的地位，作为财富母体的生产资本也自然就成了另壹副面容。

并且，他的研究是以剥削和掠夺为前提的，而他又坚持认为剥削和掠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于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是通过勤劳和节俭积累起来作为财富产床的资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成了用战争、杀戮、掠夺而来的用于榨取剩余价值的元凶。

从这壹立场出发，他建立了壹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对商品的批判之后，他围绕资本将劳动的剩余产品改称为剩余价值，又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而将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就资本而言，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当作国民财富的增长之源来研究的。马克思却完全不同，他壹方面否定了资本的劳动形成过程，称“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782页）。另壹方面，他又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壹次次积累形成的。这时，他却是为了说明资本家的资本实际是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得来的。并由此给资本定下了壹个可怕的形象，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上书829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大加颂扬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却成了狰狞怪兽。因为马克思既不是从经济著手，也不是从政治经济问题著手，而是从意识形态著手去研究现实社会的。这种研究手法自然与政治经济学难入同辙了。

在他的《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中，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发展成为壹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344页）。而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马克思也说道：“‘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壹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壹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同上书791页。）

这几段文字既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评价，也是他对资本自主的结论；它使以往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在这壹结论中得到了自它们灭亡以来最高的升华，强调了资本自主主义才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人类最悲惨时代到来的开端。可历史又是如何评价这壹开端的，他却并不理会。

从奴隶制开始，武力直接强制劳动就代替了过去的间接“强制”关系。过去壹直以来，人必须相互依靠，原始时期就结成了捕猎的，防御敌害的生产和生活依靠关系。这些关系如要称为“强制”关系也未必不可，因为人已相互不能离开，他们已不能独居而“不得不”跟随群体生活。

但这种“强制”方式比起奴隶的枷锁和死亡威胁下的直接强制方式以及随后稍有缓释但却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强制方式应该如何评论？

今天，资本的“强制”形象由马克思勾画编排出来，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时代的间接“强制”关系的继续，它再具有马克思赋予的丑恶形象，也只能如同那壹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强制”壹样；而马克思却把这种“强制”怒斥为：比奴隶的枷锁和封建的锁链更加残暴和更加贪婪的强制关系。他也由此开始导演了壹场这种武力直接强制的历史大回放，用专政的直接强制方式取代资本的间接强制方式。

马克思也许并不知道他也在发展成为壹种强制关系；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象资本，象封建制，象奴隶制这样庞杂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和系统，他的强制力在规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间接强制和约束为基础的强制制度。伴随他的阶级专政理论，他在政治经济领域大肆宣扬武力直接强制远比资本的间接强制温和和亲切，世界和平因此被破坏，半个地球的劳动人民又陷入了武力直接强制的奴役之下。

讨论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多么的大相径庭，这种批判哲学使资本远远脱开了它那形而上学的外壳而被强制到政论的沙场上。在这个沙场上，政治经济学失去了它的功能；这门科学不再是为人类的发展，为国家的富足和威力，为国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务的科学，而成了壹门道地的斗争哲学。

可又在几乎同壹个地方，马克思这样对资本描述道：“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即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这个工人，这时马克思叫他做‘资本家’，是因为他不知满足)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壹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比壹个普通工人好壹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壹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同上书第341壹342页）。

我们倒要问，怎样来增加呢？在这种意义下谈增加资本，总得靠预先积累，靠政治经济学中那种勤劳、节俭的积累，而不至于又是用劫掠和杀戮吧。资本家不可能壹当资本不够时就去发动壹场战争。当然他此时也不能用剥削的这种手法啦，因为此时还是他自己在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又是自己在劳动，如果他要剥削的话，就只能剥削他自己。这壹下矛盾又壹次显露出来，马克思自己显然壹点没有察觉，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后面那几卷来。

要置资本于死地，只是用“原始积累”的悲惨经历还不够，③ 资本壹方面也是依靠劳动剩余积累形成的。而如果要说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劳动的收获总可能会大于人的需求，所以就会有所剩余，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人的需求永远都不会满足。那劳动剩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实际正好说明人的需求太大，为了谋求更大的需求而对劳动所得的暂时节欲。政治经济学，包括我们的文学都把这种暂时的节欲称之为节俭。但马克思对此嗤之以鼻。出于对资本的厌恶和对积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审查劳动剩余，因为只有否定劳动剩余的节俭积累，才能达到批判资本的目的。于是，马克思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说起，不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要晚得多。尽管他首先已强调，“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他还是壹开始就置“劳动”于资本主义形式下，从劳动已有大量机会利用非所有权的资本的较晚

时期，即资本在较大规模下运用，个别劳动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的现象只是这个时期的支流这样壹种社会形式下来考察劳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即劳动过程)的叙述中，马克思开始只是泛泛而谈。例如：“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

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等等。不过他在之中说道：“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壹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同上书第203、205页）。这种认识的流露，对他在后面把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显然是壹个败笔，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事实。

这样叙述显然事倍功半，他于是抓了壹个资本家，并从他“狡黠的眼光”开始，把从对物的叙述变成了对人的轻蔑。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这壹位主角先生不满足于价值形成过程而坚持要超出这个界限实现增殖，才带来了人间的种种不愉快，他说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壹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超过这壹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同上书第221页），而这个过程“正是他(这个资本家)发笑的原因”。（同上书第220页）。

可我们只要细心地想壹想，如果这个资本家不会笑，也就是说，不论他投人多少资本，他都只能形成这个资本，他投人壹佰，收回的也是壹佰；所有的壹切努力，都是象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中的筋斗壹样，那他还会去自找镇压吗？他还用得著资本吗？这个时候，他就只会把已足够自己使用外的壹切也都消耗掉。这样壹来，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四

从这两个过程中吸取了灵感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的分解。

我们知道，利润是就资本的增益来讲的，资本就是用来再创造财富的财富。但这样就掩盖了剥削，必须要把资本中的壹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否决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劳动上，才能实现“揭露”剥削的目的。

为此，马克思说道：“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壹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同上书第255页）。并且，“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掉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没有被消费”（同上书第234页）。

被否决的正是资本中这个生产资料的部分，马克思称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就把它称为“不变”资本。

好像这个不变资本是壹种天然服务。当妳建造房舍，修造机器的时候，我在壹边欣赏，当妳建好房舍，造好机器的时候，我就住进去，然后按时付给妳的只是这座建筑和其中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壹切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付足

了房屋和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它们的价值就还在；当房屋倒塌机器报废后，壹切就又原封不动回到了妳手里。只是时间过去了，妳的苦心白费了。

如果真的筹备生产资料只是某些人的义务，那人人都乐得坐享其成，剩余就不可能会有，资本就不可能形成。

紧接著马克思对劳动力却说道：“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会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壹点继续下去。要再生产出这壹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壹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同上书第234—235页）。

于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壹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同上书第235—236页）。

这样，资本中就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是资本，因为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创造价值，既创造原资本的价值，恢复了旧价值，又创造了新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同上书第234页），更又创造了剩余价值。壹切都是可变资本的变化作用，孙行者只有七十二变，可变资本却有无数变。

但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变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因为他意识到，没有不变资本参加，可变资本也变化不了。于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产生了这样壹对荒诞的对词。

在否定了不变资本的资本作用以后，马克思把资本增殖的这两个部分即新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划归了活劳动。新价值已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剩余价值也应同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劳动者，而是以各种社会扣除的形式交给劳动者的代表。

可怜的劳动者们，总是被强霸者压制和欺骗的群体，刚刚建立的民主制度下远处于弱势时常被欺凌的他们，又产生了新的强权者以为工农鸣不平为借口要强夺劳动成果。剩余价值总不能归在共同劳动的人们名下公平分配，它要么被强势者即所谓资本家借势过多占有，要么要被归在所谓劳动者的代表名下。

马克思的根据是，没有劳动者的现在劳动，机器就不会运转，产品就生产不出来。但没有机器和相关的厂房设施这些过去劳动呢，产品是否也能同样生产出来，他看不到；实际只是这个时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过，后面他还要看到。因此他激动地谴责资本家，要资本家把已经实现资本后的剩余价值全部交出来。

交给谁？为什么不能由共同创造它的人们公平合理地分配，为什么要交给那些根本不劳动，与财富创造根本不沾边的政客和意识形态者呢？这些人是以“社会扣出”的名誉要占有这壹部分财富，而这个“社会扣出”是没有底限的；这不是又把劳动者推入没有底限的盘剥和压榨之下。这种状态下的生产力自然又会象过去壹样处于几近窒息的状态下。

但在另壹种场合，马克思又声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壹次次积累形成的，而剩余价值又是工人创造的，因此资本也是工人的，他鼓动强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把机器和厂房全部收归统治者所有。这时他又看到了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的重要了，没有它们，产品同样生产不出来，没有它们，劳动就只是壹句空话。

马克思显然是刻意要把这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的劳动过程仍然看成是原始采撷过程，就象资本是自然物产—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这个自然富源尽力采撷，而收获只按采撷来定。因为自然物产是不会向采撷者要求代价的，资本也就不能要求代价。这种劳动秩序如果永恒的话，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形成，人类将永远驻足于自生自灭的动物状态。

从剩余价值的资本占有，马克思即判定了资本的剥削(不管这是否过于草率，反而会掩盖现实存在的剥削)；这壹立论即是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确定的，那么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率，就可确定为资本的剥削程度。即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全占有时，剥削程度就为100％，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半时，剥削程度就为50％。但这对宣扬剥削，扇动阶级仇恨还不够有力，马克思为此在理论上把从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改为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他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伍

于是，剥削程度就变为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壹种危害性的后果，我们请看下面的分析：

马克思先把总资本C(见《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的符号和公式，下同)分为两部分，壹部分是不变资本c，另壹部分是可变资本v，即C=c十v。当生产过程结束后，得到的产品价值=c+v+m(剩余价值)。这时的总资本就变为

C+m=C’。

马克思说：“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对此举例说道：“假设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说后面这句话，他要从物化劳动的形式和流动劳动的形式上表现的工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资本劳动的比率来判定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

可这种比率却正好说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社会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因为技术进步就意味著生产中所耗用的劳动量越来越少，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人类生产劳动中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占的比例越来越大。⑥这样壹来，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论走人绝境，进而引导它的追随者们拥入死亡狭谷。

我们来看，如果壹个资本的构成是50c+5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50=40％；另壹个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20=100％。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前壹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就少，它就要善良壹些，后壹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高，它的剥削就多，它也就要残酷得多，那我们就真的要误进八阵图了（诸葛亮摆的迷阵）。从前壹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小，必然代表壹个相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后壹个资本，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必然代表壹个相对先进优良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较小，但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

尽管我们仔细考察了不同行业之间，同壹行业的不同资本之间，以及社会不同时期的资本构成不同的各种情况，无论怎样比较，也无法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能够说明资本剥削程度大小的情况。相反，这种所谓剩余价值率较高的资本，不但不是剥削程度较大，它说明的正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情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是工人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娱乐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实，物质生活的丰裕，而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相对”更加悲惨。

难道我们能说，在人均创造价值大的资本中，剥削就严重，而在人均创造价值低的资本中，剥削就轻微，或甚至规定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所占比例大的资本，必须在剩余价值率上与落后的资本看齐。那这样壹来，人类社会就只好走向倒退。

这种剥削理论并不能够揭示——马克思其实也并非真正想要揭示现实社会中由不公正和各种不平等导致的实际存在的剥削，他的意图是挑起阶级仇恨，鼓动阶级斗争；这种意识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它对消除不平等，铲除不公正毫无益处。相反，他的错误理论只会导致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来。

劳动剩余就它的存在来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就它的产生来说，只能是勤劳、节俭的结果，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管它是国家的还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资本积累预示著人类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资本的运用方式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由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形成并决定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可能寻找到比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更科学的运用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思路不管从历史来说，还是从现实来说，都不但与政治经济学截然相反，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人类要谋求发展，特别是壹个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背景下要谋求生存、独立、强盛、权力和繁荣，它的人民要寻求幸福、美满和舒适、愉快的生活，就必须立足现实，依靠我们的劳动、勤奋、智慧和节俭，而不是暴力和那些不切实际的空话。

四、商品

劳动产品作为商品，首先是某种可供使用的物。但物品作为商品在政治经济学中来讨论时，它的物的特性就被完全掩盖了，所存在的惟有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等等这些属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本来需要认真讨论的有关商品的各种价值，在以往的运用上却较为混乱。比如，商品价值在大多数场合就是与交换价值混同或等同使用的。也就是说，商品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甚至直接就是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运用就更加混乱。有的场合，它是有大小区别的。如在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等人那里。

但西尼尔有所不同，他认为，“各种各样的物品对各种各样的人说来的相对效用(指使用价值)，会有无穷无尽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壹切交换的动机。”（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页）。

这是壹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不仅指出商品存在的使用价值大小，并且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结论相违背，把使用价值也置于商品的交换关系之中，作为影响交换的壹个重要因素。

有的场合，它又是无大小区别的。如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仅仅作为某件商品的物的属性或使用性质看待的（“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9页，并参见49-59页〉)。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在量上的区别，也只是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这种在数量上的区别。至于某件物品有用性的大小，能产生多大效用，却与他使用的“使用价值”这壹名词无关。

似乎“使用价值”壹词中的“价值”二字，只是为商品性质或用途不同使用的。（“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壹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同上书，第50页〉)。

然而“价值”这壹名词本身却是在“量”上来确立的，运用在有用性已有稳固基础的商品身上时，就更是如此，而很难在“性质”上找到它们的统壹处。“价值”壹词单独使用时，壹般是泛指，抽象地或不确定地指壹切价值含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也包括商品价值则是特指。就象木材是泛指壹切树木原材，而松木、杉木、楠木等是特指，具体地指那壹种木材壹样。使用价值与使用属性是商品中两个含义截然不同的名词，其他有独立名称的“价值”也有其独立的含义或词义。难怪李嘉图说，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壹词的含糊观念”（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作以上简短的说明，是为从此开始，我们要运用壹种新的价值概念，或者只是恢复“价值”壹词的本来面目。因为名词运用上的混乱，很难避免论证上的错误。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把单独运用时的“价值”壹词提取出来，它不能只具体地指交换价值或仅仅作为交换价值的代名词。“价值”壹词在特定的场合可能主要指交换价值，但不惟独属它。其次，我们还要把“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商品价值应归于商品的属性那壹类去，而交换价值则应归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与它物相对的比例关系上的价值那壹类上去。各有所指，不应混淆。

关于商品的属性，在这里是指“商品”本身，而不是指作为商品的物品的属性。比如上衣的物的属性是保暖，它作为商品特意到市场上去，并不仅仅是为炫耀自己，而是有壹个明显的目的，它要去换回壹个对持有者或生产者来说更大的劳动价值。比如换回50公斤大米。因为上衣生产者用生产壹件上衣的劳动时间加上为生产上衣需要耗用的原料而劳动的时间，远远小于如自己生产这50公斤大米时所要耗用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它(上衣)到市场上去是为以小换大的。

同样，大米到市场来也是为以小换大。大米的生产者与上衣的生产者感受壹样，他们都同样受益。这就是上衣和大米到市场来的目的。因此，商品的属性不是保暖和充饥，这些是上衣和大米的属性；商品的属性是以小换大，是价值增殖。形形色色的物品作为商品时只有壹个属性，这个属性是商品独立于物品属性以外的那壹层引起交换的含义。商品价值就是为衡量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这个价值增殖量的。为说明这壹点，我们需要从价值的来源上说起。

假定在社会早期，人们需要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壹切来维持生存，如树枝、猎物等是生存必需的。但这类物如树枝不通过折取，猎物不经过捕捉是不能到人手里的。于是折取树枝和捕获猎物使人得以享用就是这类劳动取得的价值。

这样，有用物只有在实际能被人们利用的条件成就时才显示出价值来。

但这个“价值”还不是商品社会中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价值意义，即至少它还不是针对交换产生的价值概念，它显示的还是在享用的层面上的价值意义。

因此，很显然，首先是物品即这里的树枝和猎物的可供享用的性质才使为获取这些享用物的劳动成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劳动，即价值认识首先是从物的享用效能上形成起来的——即效用是价值形成的基础。

同样的道理，如果折取树枝和捕猎的劳动者停下手来制作壹把石斧。制作石斧假如耗用了他壹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这位劳动者)这壹天除了这把石斧外壹无所获，自己生存眼下直接需要的柴草和猎物等壹无所获。但从第二天起，他都在运用这把石斧使砍下的树枝和捕猎的动物比直接用手时增加了壹倍，那他在第二天就弥补了他头壹天因制作石斧而少获的生存需用的树枝和猎物。

如果这把石斧没有在补偿了因它耗掉的劳动后就立即损坏，而是在这之后依然可供劳动者继续使用，帮助他继续把劳动效率提高壹倍；并且石斧帮助他使以前用手无法折断的较粗的树干也能砍断了，无法捕获的较大较凶猛的动物也能捕获了，那这把石斧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从第三天起壹直到这把石斧损坏之时的这若干天内所增加的劳动成果，就直接体现了石斧这壹物质实体的价值，也体现了制作石斧这壹劳动的价值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是制作石斧耗用的那壹天劳动在体现它的价值。

因此，不是劳动在决定有用物的价值，相反，正是有用物在劳动前后效用的大小差别在决定劳动的价值，有用物的价值也正是在这壹层意义上来显示的，而不是单纯由劳动就能显示和决定的。

这里这把石斧的用途与树枝、猎物等的用途不同，但它们作为有用物其价值含义是壹样的，即它们都具有壹定的使用价值，其物质实体的有用性是可直接触摸和感受得到的。树枝、猎物可直接享用，石斧则是为减少获得这些享用物所要耗费的辛劳的。前者是人直接作用对象(树枝、猎物等)，使自身得到满足，后者是人通过操纵石斧，让对象相互作用从而加倍得到满足(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历史学家就以此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

树枝和猎物的价值是直接体现在它们自身身上的，如树枝的燃烧或建造棚舍，和猎物的食用。也正是树枝和猎物的这种使劳动者得以享用的有用性使劳动者的劳动成为有价值的劳动，而不是反过来，象马克思说的那样，是因为劳动者的劳动才使树枝、猎物等成为有用的价值。

石斧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它既不能燃烧也不能充饥，它的价值是体现在减少劳动者的辛劳上，或体现在它能有效作用的对象的增加量上，即以它作用的对象的有用性来体现它的价值。

以上两种劳动——即人直接作用对象和制作工具使对象相互作用——都是使物发生某种可见的变化后以适于使用的那类活动，它们都能使劳动者得到实际的利益。另还有壹种也能使劳动者得利的活动，那就是“交换”。但交换是壹种丝毫不变更物的外形的活动，所以没有人承认它也是壹种劳动，而只把它当作商品生产的终点。商品生产似乎就以交换为最终目的，而不是象上面两种劳动那样是以使用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就把商品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可物品总是要使用的，不管是产品也好，商品也好，人们只能在使用中得到享受，不可能在交换中得到享受。因此，这个定义显然是有缺陷的，这壹点我们留待后面再修补。

交换活动是商品的壹个必然过程，但它与目的相差甚远，它如果无利可图，谁也不可能多此壹举。结合到商品价值的揭示，我们再以制作石斧的劳动为例来继续说明。

如果这位制作石斧的劳动者制作了两把或更多把石斧而暂时又用不了这么多。作为人的需求又是多方面的，在某壹方面已相对满足的时候，就必然会寻求其他享受。比如他需要享用鱼，他当然可以立即到河里去捕捞。用手，象他最早捕猎时那样。但他同样也可以象制作石斧来捕猎那样也制作壹个能捕鱼的工具，比如鱼网或别的什么来捕更多的鱼。如果他制作壹张鱼网需要两天时间，而有网的帮助他壹天能比直接用手多捕壹倍的鱼。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停下来先制作壹张鱼网。

但这时更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邻人或壹个与他毫不相识的另壹位劳动者向他提出愿意用壹张与他的石斧有壹样使用耐久性的鱼网来换他的壹把石斧。因为这另壹位劳动者能壹天制作壹张鱼网而要用两天时间才能制作壹把前壹位劳动者壹天就能制作的石斧。

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这位壹天能制作壹把石斧的劳动者角壹把石斧换了壹张他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成就的鱼网，这壹成就是在交换下实现的。石斧通过交换这壹过程就使壹天的劳动所得翻了倍，这就是石斧的商品价值。这个价值来源显然与前壹个作为物质实体的价值来源不同。前壹个价值来源于劳动，这后壹个价值则来源于交换。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鱼网与石斧不同吗?难道不是同样的物质实体吗?当然，它们都是物质实体，仅仅只是用途各不相同的有用物。

但对于制作石斧的劳动者来说，石斧自己使用和石斧用于交换获得的鱼网的价值来源不同。用于自己使用的石斧的价值是体现在用石斧帮助多产生的劳动成果上。鱼网最终当然也要这样来体现。但鱼网在这里是石斧作为商品时与石斧作为物质实体直接使用时的区别。

石斧作为商品时在制作石斧的劳动者这里体现了两倍石斧作为物质实体时的价值。因为他制作石斧只需费1日的劳动，而制作鱼网则要费2日的劳动，他费1日的辛劳制作壹把石斧后通过交换就得到了要费2日辛劳才能得到的鱼网，交换使他的劳动价值增加了壹倍。这增加的壹倍价值就是石斧的商品价值，是石斧作为商品独立具有的价值。它虽然不能脱离石斧存在，却与石斧作为物质实体的价值不属同类。

对另壹位劳动者，即制作鱼网的劳动者来说，情形也壹样。这位劳动者把他的鱼网作为商品时使他的新的欲求在不增加劳动付出的情况下得到了满足，交换省却了他本来要多付出的壹倍劳动代价。商品价值正是这样来体现的，并且也只能这样来体现。

以上是用两种早期使用的劳动工具来比较时的情形，以此推论壹切商品都是同样的道理。种粮食的与种棉花的进行交换，也同样是期待壹个粮食或棉花作为商品时的价值，而不是粮食或棉花作为粮食或棉花自己使用消费时的价值意义。否则，交换就不可能发生，商品就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在这里，即在石斧与鱼网的交换这里仍然使用1把石斧=1张鱼网这种老壹套的等式法，那整个商品的真实印象又会模糊。这种1把石斧=1张鱼网或1件上衣=10码麻布等等以往人们贯用的公式，无异于1＝1，2＝2这种既正确又毫无意义的等式。

我们来看，在这里，即在石斧制作的劳动和在鱼网制作的劳动里，石斧制作耗用了壹天劳动，鱼网制作也耗用了壹天劳动(我们撇开其他，以此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等量的)，两个劳动耗用了相同的劳动量。

并且我们在前面还强调，石斧和鱼网的效用大小也壹样(都能使工效提高壹倍，都有同样的使用耐久性)，即使用价值的大小也壹样。如壹把石斧与壹张鱼网交换时，它们是等价的，即1把石斧=1张鱼网。这里的结论似乎又回到了前面要否认的那壹点上去了。但商品的结论在这里并没有完结，这里的1把石斧＝1张鱼网的等式是就两个劳动产品有壹个相同的物化劳动量以及有壹个相等的使用价值量来说的，这个等式并没有冲掉，只不过是掩盖了商品的真正价值，商品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促使两个劳动者交换的动机上。

在这里，制作石斧的劳动者用壹把石斧换了壹张鱼网，而壹张鱼网要耗费他两天劳动，石斧却只耗费他壹天劳动。制作鱼网的劳动者呢，与制作石斧的劳动者壹样，他用壹张鱼网交换壹把石斧并没有吃亏，正象在前面介绍的那样，他制作壹张鱼网只需壹天时间而制作壹把石斧却要用两天时间。于是这个等式应该补充改正为：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鱼网(2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鱼网(1天劳动)＝1把石斧(2天劳动) 对制作鱼网的劳动者。

我们把这两个等式合并壹下，就得：

1把石斧 交换 1张鱼网

1张鱼网 (1天劳动) == 1把石斧(2天劳动)

我们如果把合并以后的这个式子两边括号中的内容去掉，等式确实是1把石斧=1张鱼网。以往人们的运用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保留式子两边括号中的内容而把两边括号外的内容去掉呢，以上式子就成了：

1天劳动＝2天劳动

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人人都有理由对此感到纳闷和不平，1＝1的式子虽然无聊但却是正确的，这1＝2的式子任何人都难以接受。最多不过是这式子的等号上面有壹个“交换”的条件。但交换并不是裂变，中子在轰击铀核时也只会从核中释放出本身就存在其中的能量，物质在任何反应下等号两边也总是平衡的。似乎这交换成了观音手中的静瓶，人间的希望和祈求都能从中如愿以偿。

事实上，远古的人们想不出编壹个能救苦救难、成人之美的观世音，却能想得出用协作互助的方法使劳苦之下多有增殖，商品就是这样在交换过程中使劳动产品各互增了壹定值。

这种在交换过程中增殖的部分，即这个例子中多出的1天劳动价值，就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的全部含义只在其中。只不过因随后而来的商品生产的扩大和不断的细化，使商品的价值与作为商品的物品的价值模糊化，单个生产者在商品的海洋中要想得到滋润，全靠自己的产品在作为商品投入这汪洋大海之中后的捕获，而自己的劳动产品对自身消费却显得微乎其微，甚至不直接使用或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

于是，人们对物品的概念全部转嫁在商品身上，商品成了专指有用物而言，商品价值被当作作为商品的物品的价值不分场合的混同使用，而真正的商品价值却被人们遗忘了。

关于商品价值，亚当•斯密有壹段很近似的描述，他说：“每种东西对于已经获得它而又愿意出售或以之交换他物的人说来，其实际所值等于它使他省却并转加在别人身上的辛劳。”（摘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8页）。不过这后壹句，“使他省却并转加在别人身上的辛劳”却与事实不符。

照斯密看来，每种东西都必会耗用壹定的劳动量，他虽然已看到交换能使交换者“省却”壹份辛劳，但不相信任何东西会在劳动量付出不足的情况下成就。于是就把省却的这份辛劳说成是“转加在了别人身上”。

如果甲、乙两人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甲因此把他省却的辛劳转加在了乙身上，乙也因此把他省却的辛劳转加在了甲身上，那到底谁将辛劳转加给了谁呢？如果谁都能用交换的方法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辛劳转加在别人身上，那“交换”不就成了壹个丑恶的巫师了。事实上，谁也没有把他省却的那份辛劳转加在别人身上而又确确实实在交换中都省却了壹份辛劳。这才是斯密本来要说的那件用来交换的东西的“实际所值”，这个“实际所值”与我这里说的商品价值很相近似。

商品在其交换关系中，除了它的商品价值外，还有壹个不可或缺的成分，那就是使用价值。尽管由于马克思的影响，那些崇拜的学者们已决断：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只是因为它存在于商品中，才勉强把它提出来（“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提到它“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页)。

照马克思及其信徒们看来，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已包括了商品的全部内容，而这位“德国的第壹位政治经济学大师”又只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却把交换价值安放在壹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但使用价值又不可丢弃，因为没有它，交换就会象气团壹样漂浮起来。马克思是看到了这壹点的。但商品也好，产品也好，使用都是它们的最终目的，这就使得使用价值必然在人们对商品的取舍上产生深刻的影响。它虽然不至于完全如西尼尔说的那样，是壹切交换的动机，却更不是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与商品的交换完全无关。（“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1页)。

人们已普遍赞同，使用价值实际体现的就是财富价值。但把使用价值与财富价值完全等同，那就又把词意看得太狭窄了。财富是人们对壹切需用的物品的统称，这种物品的多少，标明财富的多少或财富价值的大小。而使用价值却不能单纯仅用2吨铁比1吨铁的价值大这种物品数量上的多少比较来概括。从使用价值的发挥即物的效用的充分利用上，就存在同样1吨铁在使用上的那种区别。比如1吨铁可能在两个不同地方的使用价值不同，在两个不同的人手里也同样有这种可能。

对同壹类物的使用价值大小区别就更明显。同样两件上衣当然没有区别，它们无从交换，但普通上衣与羊毛上衣就壹定有区别。

并且，钓鱼杆和鱼网都是捕鱼工具，它们即使不交换，其使用价值的大小也绝对不同。不能说捕鱼工具是壹种使用价值，保暖的是壹种使用价值，充饥的也是壹种使用价值……如此等等。在今天，同样用途的不同商品五花八门，新材料和新技术还在继续使商品多样化。如果只把使用价值限定在商品种类的区别上，仅仅以其有用而排除同壹类商品之间的价值比较，显然对认识商品是极为不利的。

除此之外，还有用途不同的商品之间的使用价值大小的区别。由于这是理解商品使用价值大小及其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作用的关键，因此需要对它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还是拿前面例子中提到的两位劳动者来进行比较，并假设他们的能力或技巧或智力都壹样。他们俩同样用壹天时间壹个制造了壹把石斧，另壹个制造了壹张鱼网(这是两种用途不同的物品)。还是象前面的例子那样，壹把这样的石斧能帮助用斧的那壹类劳动如折取树枝或猎取猎物的效率提高—倍，壹张鱼网也能使捕鱼的劳动成果比直接用手时增加壹倍；并且它们使用的耐久性也壹样。那这两件劳动产品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说法，是相互再合适不过的交换对象了。

对于这两件不同用途的工具，它们都能使适合运用它们的那壹类劳动的效率提高壹倍，并且都具有壹定程度的耐久性，这些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

如果这两个因素——效率和耐久性——不能共同使劳动者从使用它们中受益，那它们就没有使用价值。比如，它们虽能使劳动效率提高壹倍，但耐久性不够。如只能使用壹天就会损坏。那耗用壹天的辛劳制造出来，仅在第二天使用时刚补偿了制作它们耗费的时间和辛劳就损坏掉了，那它们就可以说毫无使用价值；但它们并不能说完全不能使用，因为它们毕竟使用了壹天，只是在价值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或者，它们虽具有壹定的使用耐久性，但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微乎其微，那它们也可能会因此失去使用价值。如果相反，它们的使用耐久性增加或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增加或者两方面都增加，那它们的使用价值也会增加。

如果以上两件劳动产品的耐久性不壹样，或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不壹样，那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大小是不是也不壹样呢?李嘉图显然是忽视这壹点的（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章），而马克思却根本没有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使用价值的大小区别或概念，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只有质即属性的区别，而无任何大小的区别。他们都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上述例子中的斧与网，无论它们的使用情况如何，只要它们是同量劳动生产的，它们的交换价值就应该相等。

在李嘉图的类以例子中，他没有把两件工具直接用来比较，而只把两件工具运用下的劳动成果拿来加以比较。如在我们这个例子中，他认为，猎人如用捕猎工具壹天能捕获壹只鹿，渔人用同样价值的捕鱼工具壹天能捕捞二尾鲑鱼。那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定论，壹只鹿就能也只能换二尾鲑鱼。或者说1只鹿=2尾鲑鱼。并且他说，“如果用同量劳动所获得的鱼减少，或是所获得的猎物增加，那么鱼的价值和猎物相比就会上升，反之，如果用同量劳动所获得的猎物减少，或所获得的鱼增加，那么猎物的价值相对鱼而言就会上涨。”而且，“不问产量多少，也不问壹般工资或利润的高低，鱼和这种猎物的相对价值都完全由实现在两者之中的劳动量决定”。（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21页）。

粗看起来，这确是壹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但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按他的说法假设，猎人壹天能捕获壹只鹿，而渔人壹天只能捕捞几斤鱼或几条并不怎么样新奇古怪的鱼，那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壹只鹿就只能换这几斤鱼了。可我们说这只鹿子我们并没有假定它得了侏儒症，使它小到只能和几斤鱼相交换。就算鱼是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大森林里与鹿相见，鹿也决不会因是初见陛下而就自认卑下与鱼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的是捕鱼的劳动收效低，而捕猎的劳动收效高。于是鱼网就会相对石斧而减小或失去使用价值。

只要其他方式的生产相对较易而渔业的生产相对困难和收效较低，鱼网的使用价值就只会相对较低或致无使用价值。

而鱼呢？当然会因其稀少在交换价值上有所增加。但仅仅只能是“有所增加”，它的交换价值不可能象李嘉图说的那样与其稀少的程度成正比；因为它的使用价值会限制交换价值的增长。如果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那壹只鹿就只能和任意数量上的鱼相交换了。这壹原则如果体现在国家制度中，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多么有害。用马克思理论建立的公有制经济正是从始至终都依循著这壹原则。

在上述情况下，鱼网是壹种使用物，依然具有壹定的使用价值，它壹天多少能捕几斤鱼；石斧是另壹种使用物，壹天能猎获壹只鹿，它们都是等量劳动下的产物。可使用效果上的这种差别，又如何能勉强它们之间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呢?李嘉图的这壹结论，本来是在论述自然交换率时作出的（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21页）。按照这个自然交换率，任何社会产品的取舍都取决于自然规则无情的选择。因此，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壹种趋势。可它却引起马克思长篇大论的在劳动=劳动上大兜圈子，另壹方面又责备李嘉图眼中只有生产，却丝毫不提隐藏在分配后面的社会的罪恶和历史的根源。

那在哪些商品的交换中，最“接近”等量劳动相交换呢?只有在那些使用属性完全不可取代，又是人们所必需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中，才会出现。比如粮食和棉花，壹是用于充饥，壹是用于保暖，它们完全不可取代。正是这些绝对无法取代又不可或缺的商品之间的比较，才最易使人们想象到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的产生和由来，并理解到它的“正确性”。

但如果人们愿意冷静的细想壹下，就可知道这壹理论，即“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在人类这壹自然物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整个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过程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正确的，或者是可接受的。诚然，人们必须吃也必须穿，缺壹不可。如果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2公斤棉，那自然交换率就是20公斤粮=2公斤棉，天经地义。可这是在今天说的，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交换。七就是有壹天突然变为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1公斤棉，那人们也许还会同意20公斤粮=l公斤棉。但我们如果设想得极端壹点——只要我们冷静到承认它的可能性，那怕是十万分之——就是突然有壹天变为壹天劳动是20公斤粮或仅仅只是1克棉，那还能否认可20公斤粮=l克棉？人类在与自然的生存竞争中就如此被动?非穿不可，今天的人们这样认为，可原始人、类人猿会这样认为吗?

事情绝不是这样，因为各种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根据它们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生产的；或者说，各种物品中需耗费的劳动量是根据它们的使用价值来决定付出的。在商品生产出现以后，交换价值也必然与使用价值联系在壹起，因为人们不可能对价值的认识尽退步到不知道交换的目的。也许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棉，正是早期在与其他御寒物的劳动付出与使用价值大小的比较下选择而来的，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完全可以证明这壹点，汉代的黄道婆距今并不算久远。

棉的使用给人类生存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象谷物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注入的活力壹样，它使人类在地球上的数量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了那些在过去比人类多得多的生物。如果人类今天还是以这些生物为自己的食粮和衣著的话，就算是在今天的这种良好基础下，人类也只能数著自己的指头就可看到末日的来临了。如果人类是在那个时候就启用了“等量劳动相交换”这壹理论，那谷物和棉花会出现吗?用什么力量来使它们出现呢?因此，把这壹理论运用在国家制度中，就犹如把国家的发展钉上十字架壹样。马克思的公有制经济正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都在这样做。

从上述情形可见，仅用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何等困难。追索这壹理论，我们似乎可以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找到它的起源。亚当•斯密说，“劳动是第壹价格，是支付壹切物品的原始购买货币。”并说，“在那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早期原始社会状态里，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互相交换提供的惟壹条件。”（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李嘉图也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壹卷第8页）。

他们都说在社会早期或在原始社会里，劳动是物品互相交换的惟壹尺度。那在原始以后呢？斯密又提出了用谷物来做价值尺度。

但谷物是被当作“在市场上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来看待的，这就跟工资很相近似。当资本已经积累起来，和对土地使用必须支付地租的时候，当商品并不仅仅只是个别的劳动或是瞬间的劳动所能形成，它必须由资本、劳动、土地或西尼尔称作的自然要素等等壹系列构成生产成本的因素形成时，仅仅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改成所能支配的相对劳动量就能解决问题吗?这种改变在意思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离。劳动也好，成本也好，都只是指的耗费，明确无误地就是指耗费就是索取的理由，并且两者必须成正比关系。

也似乎是：交换时付出物品中耗费掉的必须与索取得到的物品中对方耗费的量相等。这里交换似乎成了壹种游戏，所注重的是双方耗费壹致，而通过交换谋求增殖的目的已淡漠得几近无遗。

尽管李嘉图不同意斯密用谷物来做价值尺度的说法，但他自己也说，“劳动者的工资……是壹定量的食物和必需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同上书，第77页）。

李嘉图坚持他壹贯的立场，认为劳动才是惟壹的价值标准尺度。这壹价值尺度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在资本积累到壹定程度的先进的工业条件下壹样适用“只不过没有任何壹种商品，在现在和在所有时期都恰好需要同壹数量的劳动来生产它。因此，壹个作为完善的价值标准的商品是得不到的。谷物、黄金等等都不可能成为完善的价值标准”。但例外的情况并不是绝对没有，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0页)中说道：“资本在不同行业中划分为不同比例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在几乎完全只用劳动来生产的情形下能普遍适用的壹条法则，即除非生产中所用的劳动量有增减，否则商品的价值决不会改变。”

他壹方面表示赞同斯密说的劳动是第壹价格的说法，另壹方面又把劳动的自然价格说成是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按照壹般逻辑常识推论，我们就会得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第壹价格”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

但李嘉图显然无意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里，前壹个劳动是作为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来讲的，后壹个劳动则是作为受雇佣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来讲的。

可这两个劳动会有什么区别呢?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批判学”那里，都从来只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过去劳动与现实劳动，活劳动与死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等等的区别，从来没有劳动等级的区别。劳动就是劳动，劳动中没有贵族和平民。可在这里，两个劳动地位显然不同，前壹个“劳动”作为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被尊为来决定商品的贵贱，而后壹个“劳动”只是被用来决定劳动者工资的低贱的活劳动。政治经济学中无形中存在的这种劳动地位的差别显然荒诞不经，如果真有其事，它将比奴隶制还要更令人发指。

那劳动者的工资是不是代表劳动者所付出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呢?并且，工资所代表的物品的物化劳动量是不是等于劳动者为获得工资所付出的劳动量呢?这壹问题的提出对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对这壹理论所确立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将产生无穷无尽的疑虑。

如果按等量劳动相交换，劳动者的工资(或工资代表的生活必需晶的量)就应该代表壹定的物化劳动量，这个物化劳动量应该平等的与其他任何有相同物化劳动量的商品进行交换。如壹天工资应等于物化了壹天劳动即平均壹天所能生产的谷物量或别的生活必需晶量。因为1日劳动=1日劳动，否则劳动决定价值的原则就会被破坏。

可是如果壹个生产谷物的劳动者用他劳动壹年的全部收获作为工资支付给壹个工人，要这个工人为他劳动壹年。那他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意义的话，就是他如不雇用这个工人，这个工人就会饿死，如果他雇用了这个工人，就反过来他自己饿死，因为劳动所得应全部作为工资支付才符合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要么，让工人留下壹部分给雇佣者。那我们看到，交换发生了偏离，在这里不是按等量劳动进行交换的。马克思正是以为在这里发现了秘密，惊呼劳动者不是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把劳动者除成本外的劳动创造物全部拿走，而是剩余了壹个更大的部分让使用他劳动的人剥削了。照他看来，雇佣者只能依靠成本生活才是合理的。可成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就是有了也总有壹天要被吃尽。

另壹方面，斯密和李嘉图也认为，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是用壹年劳动所得的谷物，就总能，也只能交换用壹年劳动所得的任何其他物品。那象前面壹样，用壹年劳动所得的谷物交换壹年的劳动，是再标准不过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了。因为这里不存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折差麻烦，就是有这种劳动和那种劳动的差别，也极容易找到衡量它们的标准——只要看双方都未多占，就能精确地确定双方劳动付出壹致。可这种交换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对财富的增长(不管是雇佣者还是受雇者)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人们都说，合理的交换应该是1日劳动=1日劳动(斯密和李嘉图在说到这个问题时，从始至终都是就商品的交换；马克思对此的全部意图却是就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但1日劳动=几日消费呢?这就没有人论究过。在劳动剩余存在的前提下，必然1日劳动1日消费。如果我们假定1日劳动=2日消费，那2日劳动就=4日消费……以此类推。如果壹个劳动者从零开始，那他当然得按这个过程劳动—积累。但如果他利用别人的预先积累劳动，那情形又会怎样，因此产生的他们之间的分配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是按照平等自愿的自然规则呢？还是按照强加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人为制度？在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固有前提下，又如何来对待这个劳动与积累的时间差呢？

又壹个问题是，既然壹日劳动总可以等于壹日劳动，那劳动者为什么要出卖他的劳动而不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呢?更为离奇的是，如果我们同意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l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85、586页注)。马克思也同意赛•贝利的反诘，但深刻的意识偏见扭曲了他的正常思维；他尽管看见了这壹矛盾，却只用它来非难李嘉图，而不用来端正他自己的观点。他依然壹边坚持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壹边又自己都无多大把握的就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么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这样壹来，似乎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过来，劳动不是在劳动者自己使用而是把它与工资交换以后就使劳动者所得减少。马克思后面这句话如果写成等式就是：6先令=3先令。这与我们在前面讨论商品价值时的结论完全相反。劳动者把劳动用于交换时不是象其他物品用于交换时那样得到1=2的收获，倒相反得了壹个2=1的结局。这是不是说，当物品作为商品时，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时，就会有壹个美好的世界，而当劳动作为商品时，世界就会颠倒过来呢？要么，就是观察者自己倒转身子，才看到了壹个与事实不符的颠倒的表象。因为我们如果对前面的例子倒转身来看，也会得到这种相同的结果：1把斧交换1张网，1把斧对制网人来说要用2天劳动，l张网只用他1天劳动，那该死的制网人用他的1天劳动换走了2天劳动，制斧人该谴责制网人剥削了他。因为制斧人创造了2天劳动的价值产品只得到了制网人1天劳动的价值报偿。同样，制网人也要谴责制斧人剥削了他，因为制网人创造了2天劳动的价值产品只得到了制斧人1天劳动的价值报偿。这种颠倒认识事物的方法也能合理地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因为世界是无极的，这正象我们在白天是头顶著太阳，到了晚上，当我们倒转身来用脚对著太阳时，也同样能正确地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壹样。

马克思为上面的结论补充说，“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5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作为交换双方的壹方，工人又为什么不是希望用尽量少的劳动换取尽量多的货币呢？这是所有权关系呢？还是货币关系？如果是货币关系，劳动力的这种交换就是基于卢梭论证的社会契约，如果是所有权关系，马克思声称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资本，占有了生产资料，才导致了这壹颠倒的结果。可资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况且按他的说法，交换价值并不是由资本更不是由生产资料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即他只认可的现实劳动，而不包括任何过去劳动的成分)决定的；劳动才是价值，才决定物的价值。可劳动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在资本手里。在价值取决于劳动产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理论下，在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下，无论情况如何，1日劳动都总能交换1日劳动。那劳动者依靠他的劳动就足够了，又何需要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呢?又何必鼓动去强占生产资料呢?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

在《资本论》中，“商品”是马克思开篇的第壹个章节。作为壹个业余经济学者，他大量照抄了李嘉图和斯密的商品和价值理论，作为壹个意识形态的蛊惑者，在他的商品观中已完全看不到物质财富的痕迹；他的商品理论抹杀了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抹杀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他只认定劳动耗费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配的惟壹依据。这个定论与人类从古至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分配的自然规则大相径庭，完全违背了人类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是导致用他的理论建立的国家生产、经营效率低下，永远落后于他国和永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五、商品交换

李嘉图说：“劳动是壹切价值的基础，”（《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壹章15页）。这是正确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中，它只是壹个在抽象意义上运用的概念，它并不能因此引起劳动成为惟壹的标准价值尺度。从原始的简单交换开始，从古至今，壹切交换都不是惟壹在劳动量的衡量下来进行的。如果是这样，那人们交换追求的就首先不是财富，不是享用物，而是壹个斤斤计较的劳动耗费上的平衡。

事实上，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并不是为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劳动，而是为产品的交换价值劳动。他在过去，即在商品出现之前，是为产品的使用价值劳动。但是单壹的产品在数量达到壹定时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即同样的产品使用价值会随享用饱和度升高而降低，使他的劳动贬值。

不断地更换劳动方式和种类又会使他的劳动效率难以提高。而通过交换，这壹切都解决了。他的产品从此只要在边际效用递减刚要出现时，他就立即用交换获取他感到满意的享用品。甚至他往往会在边际效用递减远未出现前就这么做。而这壹切，即他费尽心力地不停劳动却不再顾及自己享用，只为他人需要地不停劳作，为的是要从他人那里获取更多样的享用品，即更大的使用价值。

劳动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交换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这壹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他们都注重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正象亚当•斯密说的那样，“商人所考虑的只是货物的名义价值或其价格。”（参见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二卷第33页）。而这个名义价值或价格的后面隐藏的正是货物的使用价值。或者如西尼尔说的，是效用，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页）。因为只有从使用价值的大小即物品的效用大小上才能读得出这个名义价值的物理量从而求出交换价值的实际量来，仅从商品中物化的任何劳动量上是读不出多少这个只贪图利得的行为的量的。

对于购买者或使用者来说，他们就更是只认为使用价值才是商品惟壹可供满足的。这里使用了“惟壹”这个词，并不是说使用价值的大小是决定交换价值的惟壹因素。因为尽管购买者的欲求只是他要交换到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物品的实际效用，但商品是壹个人人都可平等选择、争取的事物。因此，除使用价值外，还有壹个与劳动相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的因素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决定商品的交换的，首先我们看看使用价值。

下面是我们借用前面的例子列举的几种使用价值不同时的情形：

1)、斧与网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壹样时，斧能使用15天，网能使用10天；

2)、斧与网的使用耐久性壹样时，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网能使工效提高1倍；

3)、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网能使工效提高1倍，斧能使用10天，网能使用20天；

4)、同样1把斧或1张网，劳动者A能用15天，劳动者B能用10天（近似于第壹种情形）。或者，劳动者A用它能使工效提高2倍，劳动者B用它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近似于第2种情形)。

这壹点似乎是节外生枝的事，但从此处我们将会看到，比如象文化、体育、娱乐等这壹类物品，如果是在壹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群体之中，其使用价值就会极小，甚而可能无任何使用价值。而这些物品如果在壹个有壹定发展的群体之中，就会显得极为重要，其使用价值就会极大，物的效用就会可能充分发挥出来。只要我们能认识到，物在不同人手里确实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壹点，我们就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选择适合的商品从事生产，让物发挥它的效用，而不是冲动、盲目的只去要求市场凭空承认自己的劳动，更不是由行政法规去强制市场凭空接受那些无效劳动。

在第壹种情形下，壹把斧能用15天，壹张网只能用10天，都要制作者耗用1天劳动时间，而购买者如自己制作时要耗用2天劳动时间。这样，斧的使用时间长，反而会因此使得它的交换价值降低。因为网用坏时斧还未用坏，制作斧的劳动者在网用坏后就会首先急著去找制网人交换。制网人因斧还未用坏不急于换斧，就会借此抬高网价。

这是多么顺理成章可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按等量劳动相交换，壹把斧也能理直气壮地换壹张网。可上述不合理的现象却得到了这样壹种理论的支持，并运用数学的精确计算把它说得煞有介事。

这个理论说：因为较为耐用的工具价值转移较慢，较不耐用的工具价值转移较快。斧因为较为耐用，其价值每次就只有壹小部分转移在鹿身上，而网因为较不耐用，其价值每次就会有更大的壹部分转移在鱼身上。

这样，鹿肉的交换价值在这方面就会低于鱼肉的交换价值。这就必然使得石斧的交换价值也小于鱼网的交换价值。因为人们很容易就想象得到，如果粮食的交换价值很低，农具的交换价值会高得了吗?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又快得了吗?

这个理论如用于对企业的经济分析和评价是合宜的，但要用在国家制度来体现的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管理上，对国民财富的增长将起著极大的阻碍作用。

当制斧人看到这壹点并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只用0．8天时间制作壹把只能用10天的斧交给制网人用以换网。那立即，他们的劳动又会不等量。

当然，制斧人不壹定非偷工减料。因为市场上不止壹个制斧人与制网人，就会形成两个制斧人与三个制网人对立，用两把斧换三张网，使市场上网与斧的需求与供给平衡。

这样变动后对商品价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时对制网人来说，1日劳动=2日劳动；对制斧人来说，0.8日劳动=2日劳动，1日劳动就等于2.5日劳动。这儿出现了不平衡，情况对制斧人有利。

那大家都来制斧；比如形成3个制斧人与2个制网人对立。3个制斧人1天制3把斧能用3X15=45天，2个制网人1天制2张网只能用2X10=20天。那市场供求不平衡，又会乱了套。如要市场平衡，就只好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来搪塞，硬说制斧人的0.8日劳动应该等于制网人的1日劳动。于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而的确也存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得到了公认。

事实上，任何有用物品在生产的难易程度与使用价值上都不是成正比例的。尽管世界上确实存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但这里的斧与网的不同绝不是这种区别引起的，而是上述比例不同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制斧人占有天时地利之优。这种优越本来是使用价值使形成的，可人们都壹概而论认为是劳动不壹致形成的。加上壹切价值都是由壹定量劳动创造而来的认识，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壹种错觉，认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商品的交换价值就以商品中通常所耗劳动量或必要劳动量相壹致。

可人们只要细心地留意壹下就会看到，人们在市场上选择的并不是劳动，而是享用物；当人们购买准备付价时，并不是掂估该商品耗用了出卖者多少劳动，而是掂估该商品对自己有多大用处。

在壹个市场上，任何两件商品对立时，都会存在种种显豁的差别。只要两个持有人心甘情愿地交换，就必然都受益匪浅。但两人受益大小是很难绝对壹致的。受益小的，也不壹定是吃亏，因为可能是他没有或不能把换到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象别人能做到的那样发挥到最大。如果他是能将该商品的使用价值发挥得最好的人，并且有相当的消费者都不如他，撇开商品价值这方面的影响，那他就是能出最高价格购买该商品的人。但该商品显然无法用这个最高价格在市场上立脚，必须退让到壹个能拥有必要的消费数量的价格线上。那这个能把该商品的使用价值发挥得最好的人就会占便宜，就象日本人在中东石油价格上占的便宜那样。

所以我们说，使用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2种情形是，在斧与网的使用耐久性壹样时，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比网高。

这种情形最能左右它们协助生产的那类产品的相对价值。如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相对网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高，使猎物的捕获量比鱼的捕获量在同量劳动下增加较多，同量的猎物相对鱼的价值就会比过去降低，但总体的相对价值量却会上升(这壹点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赘述)。而不是象以往人们论证的那样：只要劳动量不变，各类商品之间总体的相对价值量就始终不变。

斧与网的价值是通过它们协助生产的能供人们直接消费的那些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因此，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就必会使它们的相对价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斧由于效用高，使用价值大，它协助生产的壹定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但总体的相对价值却必然会增大，它自身的价值也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增大。在这里，降低，说明人类谋求生存所耗费的劳动在减少；增大，是对勤劳和智慧的报偿。

如果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只是弥补了徒手劳动时的不足。比如在未使用工具前，徒手猎获的野味是平均1日2.5公斤，捕获的鱼是平均1日5公斤。当有了斧与网这两种工具后，使平均1日猎获的野味和捕获的鱼都同样是10公斤。在这种情形下，用斧帮助提高的工效较大，在其他因素都相同时，其与网的相对价值会如何表现呢?

这种较为特殊的比较，只能说明未使用工具前，徒手捕猎的劳动收效低，壹定量猎物的价值相对较大。但同量的野味和鱼用于充饥时其使用价值是相当的。野味只会因其稀少在口味追求者这壹边能赢得较多的消费者。如在饥饿所迫到壹定程度，人们就只会选择从事渔猎生产而顾不及野味了。而只有在使用工具使两种劳动的价值达到壹定水平时，才会使两种劳动按比例进行。在这里，斧帮助提高的劳动效率相对网高，但它的价值效率相对网并不高。

因此，在讨论劳动效率的时候，壹定要注意价值效率的大小。价值效率大的，使用价值就大，交换价值也必然大。我们在这里为说明商品使用价值举例的斧与网提高的劳动效率大小，也是在有价值效率区别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第3种情形从表面上看，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但只能使用10天，网虽然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却能使用20天，它们似乎在工效与耐久性上使它们相抵了。因为如果两把斧依次使用和两张网同时使用时，正好可以相抵。

其实不然，两把斧依次使用必然有壹把暂时闲置，即意味著这壹把用不著急于购人占用资金或不必在开始就用这样大的劳动预付。并且它是1人操纵。而两张网必须同时使用才能使工效提高两倍，即要由两人来操纵才能实现。这样斧与网的使用价值仍然不同。斧相对网即成为投资小，见效快，效用高的工具。尽管它们都是同样要用壹天的劳动时间，分别由具有不同专长但智力壹样的劳动者制造出来，仍然无法使它们平等地被市场接受。

所以我们还得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其交换关系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⑧

第4种情形近似于第1和第2种情形，这里就不再多述。

下面我们再看看商品价值是如何影响商品交换的。

前面我们在讨论商品价值时提到了这样两个等式：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鱼网(2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鱼网(1天劳动)=1把石斧(2天劳动) 对制作鱼网的劳动者。

在这两个等式中，两个劳动者都同样耗用了1天劳动，交换结果都取得了2天的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在这个斧与网的交换中，它们的劳动耗费是等量的，商品价值也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设想当两件商品的商品价值不同时，对它们之间的交换会产生什么影响。

比如，制作石斧的劳动者1天制1把石斧，2天制1张鱼网；制作鱼网的劳动者1天能制1张鱼网，3天才能制1把石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鱼网(2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1张鱼网(1天劳动)：1把石斧(3天劳动) 对制作鱼网的劳动者。

这样，斧与网的商品价值就不壹样。如果它们交换时，对制斧人，l天=2天；对制网人;l天=3天。网的商品价值=3-1=2天劳动价值(对制网人)；斧的商品价值=2-1=1天劳动价值(对制斧人)。如果斧与网的使用价值壹样，在商品价值相差不大的时候，尽管制网人由于交换取得的商品价值较高，交换的心情要迫切壹些，但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并且是在等量劳动下的交换，表面上也许还看不出会妨碍交换。但制斧人自己动手制网的能力或者制网人自己制斧的能力使商品价值悬殊到壹定程度时，就很难设想不会不影响到交换。

如果制斧人1天制1把斧，3天制1张网；制网人2天制1张网，3天制壹把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劳动)：1张鱼网(3天劳动) 对制作石斧的劳动者；

l张鱼网(2天劳动)：1把石斧(3天劳动) 对制作鱼网的劳动者。

如果1把斧换1张网时，对制斧人1天=3天；对制网人2天=3天，l天=1.5天。它们的商品价值和物化劳动量都不壹样。如要使它们的物化劳动量壹样，就只能用2把斧换1张网。那对制斧人2天=3天，l天=1.5天；对制网人2天=6天，l天=3天。和前面正好颠倒过来，结果对愚人和懒汉反而有利。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在自由竞争下难道也成立？就壹般而论，自由竞争是智者争先。这种理论只有在没有合理竞争的公有制经济中才成立，所以公有制是懒汉和愚人的天堂。

也只有在自由竞争的贸易中，商品价值才会表现出来，作为价值规律的影响因素，左右商品之间的交换。

尽管我们在这里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介绍得如此表浅，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品价值是交换的动机或交换的基础，使用价值是交换的依据；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因素，在商品交换中缺壹不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商品价值而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根本就不存在，却有那种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商品价值的物品，比如空气和阳光就是这类物品，它们的使用价值都很大，但却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商品价值，因而它们无从用来交换。

那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又是如何来具体确定的呢？它是由壹个商品使交换对方取得的商品价值量或在壹个自由贸易区域内由市场认可的商品价值量，结合交换对方取得的使用价值量或在壹个自由贸易区域内由市场认可的使用价值量来确定。用式子简单表示就是：

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用于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并不是由生产者自己来认可，而是由市场来认可。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认可的商品价值只决定他交换的动机，即他是生产商品而不是直接生产自身所需物品的原因。比如在前面(80页)的式子中。鱼网的商品价值对制网人来说是3－l＝2天劳动价值，斧的商品价值对制斧人来说是2－l＝1天劳动价值。这实际是对制作者或售卖人来说的。对市场来说。则应把结果倒过来。因为商品不能按售卖人的意志来定价，而要由公正的市场意志来定价。这样，实际是网的商品价值由制斧人或市场认可应是2－1＝l天劳动价值，斧的商品价值则由制网人或市场认可应是3－l＝2天劳动价值。

那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市场中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我们在前面讨论商品价值时已看到，商品价值并不是简单地仅由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或社会通常所耗劳动量来确定。对社会来说，商品价值是由买者如自己生产时将会耗用的劳动量减去卖者生产时耗用的社会必要或通常所耗劳动量来确定。由于买者如自己生产时耗用的劳动量必然大于卖者，并会浪费较多的资源，因此社会应大力提倡商品生产，并协助它不断扩大和细化。

对单个消费者来说，商品价值则是由买者如自己生产时将会耗用的劳动量减去买者交换时付出商品的实际耗用劳动量来确定。同样，由于买者如自己生产时耗用的劳动量必然大于其交换时付出商品的实际耗用劳动量，因此，对个人来说，也会积极参与商品生产。

由于社会市场总是由形形色色的生产者和形形色色的消费者所构成，即使能确定生产者是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也是从来不稳定的。谁都可能买，种地的、做工的、教书的……，等等；各行各业以及各个消费者对商品的认识都会不同。因此，商品价值将是壹个至少在壹定范围内必然伸缩的量；它由各个消费者独立确认，并汇集为壹个社会平均值被市场确认。

而使用价值呢？也近似于这种情形。对同壹种物，各地的和各个购买者的派场和用途也不相同，因此使用价值也是壹个至少在壹定范围内伸缩的量。

对于两件交换价值相同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也并不会壹定相同；并且对同壹件商品，不同的购买者购买时认定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比例也不壹定壹致，它只是说明该两件商品在壹个市场中被“确定”为使用价值与商品价值结合后的交换价值相同。并且只是被市场所“确定”，并不是每壹个购买者都会受益壹致。这就是为什么凡商品存在市场上，并不是每壹个有购买能力的人都会买，而买的人中间也有的人认为很合算(这并不壹定会刺激他超过需要的买)，有的人则认为不大合算。但决定于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所在，它将驱使商品朝向显示其最大的价值能力和发挥出最大的使用价值方面努力。

因此，让商品在市场上自主地谋求壹个相对最高的价格出售，将有利于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这就是自由价格下才会使物尽其用的原因，也是亚当•斯密描述的“看不见的手的效应”的作用所在。

最后，我们来为前面(上节)提到的商品的定义作壹个归结，原因是这个定义显然失之过窄。我在这里要给商品下的定义是：

通过交换实现的，用最简便的方法生产出来，并使用得最得当的那些物品。

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们对商品应有的认识，对生产者或从个别角度来说，对商品的认识还可以是：

用最简便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最大物质财富的媒介。

显而易见，商品交换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用物质方法以外的社会协作方法使尽可能用少量劳动取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因此，商品既繁荣国家，也充裕个人；它并不是马克思形容的那样，“是壹种很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87页）。

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著作中说道：“价值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表示的是某种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占有这物品后所取得的购买他种财货的能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这就是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壹件物品价值的两个方面。

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又如何区别和联系呢?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又如何来反映物品的价值呢?例如壹件上衣用于自己穿著时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这就是它的使用价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换壹定数量的大米用以充饥，实现另壹种效能。当它用于穿著时其保暖的作用或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样壹件上衣用于交换大米时具体能交换30公斤还是50公斤却是不确定的。于是，壹件商品到底能交换多少其他商品，就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也成为人们认识价值的关键。

李嘉图对此结论说：“效用(即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壹卷第7页）。

我们需要注意，这壹结论除非是上述交换的双方，即那个用上衣交换大米的人和那个用大米交换上衣的人对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没有认识，只对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劳动量有所认识；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换上衣时不是根据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据上衣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交换。同样，上衣持有者要交换大米时不是根据大米的充饥效用而是根据大米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交换。

这在实际交换中是否可能？并且，按斯密的说法，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是指物品交换他种财货的能力。这里说的这个“财货的能力”，当然是指物品交换到的他种财货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因为“财货”是就使用价值来说的，不是就劳动来说的，谁也不能拿包含在财货中的劳动来享用，只能拿财货的使用价值来享用。因此，交换价值实际还是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

那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又如何区别大小呢？即壹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与30公斤大米的充饥作用相等呢，还是与50公斤大米的充饥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们当然永远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换上它们必须要有壹个对等量，于是，这就与它们中必须耗费的劳动量相关了。

但这里我们看到，劳动耗费量只是决定交换的因素中的壹方，另壹方的变量只是因它的高度抽象性而在马克思之类远离生存和生产、交换现实的学者中，更在被意识形态扭曲了正常思维的所谓“思想家”中无法认识得到。

壹件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可以在静态分析中即在既定的社会生产状态下，适用来衡量和探究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既定的生产状态下，社会各种产品已经根据它们的使用价值大小确定了对它们的生产比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决定交换的其中壹方已经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才可能决定它们的交换价值。但这种情况在竞争的社会生产中转瞬即逝，很难稳定存在。

斯密和李嘉图也正是从壹个局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各种商品生产的难易，从静态上探究商品之间交换的依据，从而论述价值和价值量。

显然，壹个产品中是否值得耗费掉那么多劳动，是由它的使用价值来决定的；正是使用价值与劳动耗费量的结合，在决定壹个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生产比例，也只有在这个比例已定时，用劳动量来确定交换比例才是可能的。

因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条件是创造物的效能和功用，劳动创造的是效用，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的价值关系必须先由其效用即使用价值来确定或作它们的“生存”依据，由劳动耗费量来参与决定它们相互“依存”的比例。物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也只能在这时，在壹个时期或壹个自由贸易区内稳定的瞬间才可能决定商品之间的交换，它在商品生产的竞争状态下更多的应该用于价值分析和产品生产、销售前景和地位的评估，而不能成为市场价格和交换的依据，更不可用制度将之固定下来。如果这样，无疑会窒息社会的创造力，对生产和交换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壹个物的使用价值在消费者手中是其亲身感受产生的，它是个绝对的量。但此物与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这里的壹件上衣和壹定数量粮食）的使用价值比较时，却很难绝对它们之间的量，因而是相对的。它们在同壹时期的不同消费者，在同壹消费者的不同时期，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绝对化。

商品价值中的劳动因素却不同。在壹定情况下，不同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却能够用绝对的量来衡量，如几个工作日或几小时等。

因此对任何两种商品，在壹定数量（如几件、几斤、几打等）的比较下，它们之间在使用价值量上的相对徘徊就能够在壹定量劳动耗费下被稳定下来，或被最终用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

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劳动耗费在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上只起到了壹个稳定剂的作用，交换的依据却是使用价值，这壹点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商品交换本身也是劳动交换，是劳动协作，劳动耗费量不能不在商品交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归根结底，既然劳动是为了生活和享乐，劳动创造的是享用物，那么交换的依据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增大或相对减小必然突破劳动耗费量的规定改变交换比例。劳动耗费量的变化当然也会对商品交换产生影响，但远不及使用价值大小的变化对商品交换产生的影响要敏感和作用显著。

在竞争的动态下，对商品交换价值起主要作用的必然是使用价值。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今天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也寻找不到新技术得以开发启用的动力，还会从此失去能改善我们人类智力状况的环境。

李嘉图对此还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壹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壹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稀少性是由自然决定的，壹般也只有劳动可能改变它，于是，在他的理论中，这个结论无异于说，劳动量是交换价值的惟壹泉源，劳动量的大小就决定价值的大小。李嘉图从来也是这样结论的。

可这壹结论未免失之过窄，因为谁也无法确定这个“必需”的劳动量到底是多少，即使是市场确认，也从来没有哪壹个市场对商品用劳动来标价。

并且，同上述情形壹样，这壹结论必须是在壹种极为稳定的静态的社会生产或叫既定的生产状态下才是适用的，在谋求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竞争状态下，就难以适用了。我们如果阅读李嘉图“论价值”这篇文章中有关价值来源的论述，就可看到李嘉图正是在对社会生产作静态分析时，或是把社会生产的壹个断面拿来分析时得出的结论，这就难免他的结论在动态的社会生产中出现偏差了。但这壹显见偏颇的结论又被马克思取用为其“劳动量＝价值量”的理论根据，并出于强烈的意识偏见，不但否定了劳动效率在商品社会中的作用，也完全否定了过去劳动的价值作用；完全混淆了劳动创造与劳动耗费的区别。从而使他的理论成为阻碍社会劳动资本成长的障碍，成为扼杀人们勤勉、努力、节俭等良好品性的消极理论。

六、壹般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对社会壹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这样理解的：

“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m／C。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

“如果c=50，v=100，那么P’（利润率）=100/150=66-又2/3%；

“如果c=100，v=100，那么p’=100／200=50%；

“如果c=200，v=100，那么P’=100／300=33-又1/3％；

“如果c=300，v=100，那么P’=100／400=25％；

“如果c=400，v=100，那么P’100／500=20％。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壹个剩余价值率 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 社1975年版第3卷第235—236页)

“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 度不变的情况下，壹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同上书，第236页)。

马克思要坚持他壹贯的立场，并且是壹种以政治意识定形的立场，就会处处运用他自己发明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时时用这个理论去勉强其他经济规律，而不是用这些规律来证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甚至说道：

“利润率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高——是因为随著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不管这是由于绝对剩余时间增加，还是——在国家对此进行阻挠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使劳动的相对价值降低，从而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498页)

在进步的社会生产中，必然表现为劳动的相对价值不断降低，但绝对价值在上升。马克思在责难他的仇敌时，不经意地表露出他实际是看到了资本自主生产方式的进步本质的，但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却使他视而如不见。他并说：

“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

“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同上书，239页)

这是不是说，“结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也比较低呢?他对此止而不谈。

并且，对同壹个国家的c：v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他只说：同壹个剩余价值率表现为壹个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却避开了c：v的较低阶段，即生产率的较低阶段，剩余价值率也较低，c：v的较高阶段，即生产率的较高阶段，剩余价值率也较高这壹点。

马克思在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这壹章(《资本论》第壹卷第4篇)中使用了这样壹根线段：a————b——c来表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线段ac代表壹个假定的工作日，ab段为必要劳动，bc段为剩余劳动。b在ac中的相对位置就说明了剩余劳动的相对量，即b向a端移动，表明ab缩短而bc延长，反之则ab延长，bc缩短。马克思用此说明资本如何通过使b点向a端移动即不断的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如果ab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c超过它的终点而使bc延长，从而也使ac延长(见《资本论》第1卷第258页)，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方式。

马克思用这个abc线段是要揭露资本或资本家的剥削。但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从来就是力求用少量的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从事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劳动，bc的延长也是有壹个最高极限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中，奴役的消除和物质财富的普遍增进必然会限制它的延长。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这个线段能够表明的，要么是资本家强迫工人在总的劳动时间已定时，用增加劳动强度来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增加。

但前面说过，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资本自主生产在这方面的限制是强有力的，就算“资本家所代表的那个东西里面没有心脏跳动”（马克思语），他的资产权也替代不了奴役权，更攀比不上专制权。因此，资本家只有通过改进生产和通过协调生产来提高生产率，使工人用同样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或甚至较少的劳动来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工人作为为他人出力的劳动者，本身也在积极这样做，不断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改进，历史上并不是资本家在做，而是劳动者们在做。这不但给资本家也给劳动者们带来了利益。可随著这个利益而来的，却总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上升。

从人类社会以往生产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也权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壹项经济参数，那么在这个剩余价值率上升的时候，确总会看到生产率也在上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下，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随著这两项参数的上升，必然有资本壹般利润率的下降。而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又总有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上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生产率和利润率同时上升的场合，剩余价值率也从来不甘落后，总是相随上升的。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是生产率提高带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剥削的加剧在造成人类社会倒退?

下面两图就分别说明了在社会生产的这两种状态下，资本的利润率和生产率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随这两项参数表现出来的状况。

图甲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壹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参数相应上升的现象。马克思对此回答说：因为资本中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即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马克思也承认这是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提高，也就是在剥削程度不变或提高的时候，利润率必然会下降。

http://www./i6/1304130404111703--ss.jpg

图甲：发展中的社会生产资本

（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不断增加，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态中，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相对劳动人口不断增加)

http://www./i6/1304130404371703--ss.jpg

图乙：局部时期同行业的生产资本

（单个资本中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的增加或所占比例大小，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所占比例大小，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壹般也能表现某壹资本投资的增加或大小。）

但利润率体现的是资本的收益，资本在剥削率提高下还降低了它的收益率，这不是说明生产率已大为下降了吗。可马克思却说这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

这种矛盾的解答在他的巧辩中也能“顺理成章”吗？

在亚当，斯密看来，壹般利润率趋向下降是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的加剧。在大卫•李嘉图那里，他认为是由于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的增殖比人口的增长快，以致对劳动的需求经常超过劳动的供给，因而工资在名义上，实际上以及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

——不论按价值还是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他说：“随著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

“除原产品和劳动外，壹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随著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因为，—方面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消而有余。”

亚当•斯密正是说明了这样壹种情形：由于资本的增长使生产率提高，资本的竞争又使它们的利润平均化，这个平均化的过程首先是遏止资本利润率的提高，同时在劳动人口相对减少时，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李嘉图又强调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因而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的看法。他和斯密的用语不尽相同，但观点确是壹致的。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也说明了这样壹个规律或必然趋势：随著资本积累的增加，使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成为可能，壹定量物质财富中需耗费的劳动量就会随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即社会产品相对人口的增加，使资本相对劳动力也增加，社会总的物质财富中需供养的人数相对变小，这时在相对较少的人口下却有壹个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量，当物质消费量和当资本充裕到壹定程度时，资本的利润率就必然会下降。因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样或更好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接导致的，这下降的产品价格表面上是为了吸引消费和与其他资本竞争，实质上是从比率上将资本的利益让给劳动者。

这时资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争取生存，是从利润量的增加上来实现的。壹方面，壹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标明劳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另壹方面，资本利润量的增加又使积累增加，从而使投资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和工艺不断改进，生产率不断提高，再继续使物质财富量增加，利润率再下降。这正是壹种繁荣的景象。

只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资本壹般利润率的下降就必定表明社会总消费量上升，表明资本相对人口(或劳动力——实际是壹回事)增加时，该资本领域内的劳动人口的消费数量增加。而这时也只有在利润量上升的前提下，生产率才会继续保持上升，利润率再继续下降。如果利润率下降中也同时有利润量下降，那我们就会看到，生产将下降，繁荣将不复存在。

以上是社会生产在发展的动态下，资本在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时，壹般利润率随生产率上升而下降的原因。由于在这种情形下，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的剩余价值率——即他说的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也相应上升，这本来是壹件令人难堪的事，但他却能从容叙述，使粗心的读者，更使盲从的读者盲目信从。

另壹图，即图乙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的局部时期，同行业资本中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例不同的资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

在资本的竞争中，利润率往往由于竞争造成不平衡，却又总由竞争而平均化。当壹个资本装备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必然使它的生产资料相对劳动力，或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加。这个资本就会在图乙的横轴上向右端移动。

自然如资本所愿，它的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它的利润率也相对过去或相对其他生产设备落后，生产率低下的资本向上移到壹个较高的点上。

如果这个资本要想具有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它就必须使它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具有社会平均水平。

如果这个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率，它就必须配备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即它的生产资料配备要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这时资本的生产资料即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当然要增大，而所使用的劳动力，即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相对就会很小。图甲和图乙都表明了不同生产率水平的资本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状况，它清楚地说明，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率始终都与生产率相随上下。

如果某个资本不是通过增加生产资料部分的投资来改良设备和改进工艺，而是采用比如某项发明在投资不大的情况下同样也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这时资本的所谓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仍然保持原来的壹般水平，这时由于发明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资本壹样可以获得壹个较高的利润率，但这时这个资本也必然会有壹个相应较高的剩余价值率。

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的所谓剩余价值率会不会就是变换了壹个花样的生产率的表现呢？我们如果认识壹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方法，也就清楚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分解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我们也用壹根线a——b——c来说明，ab段代表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说的不变资本，bc段代表劳动力，即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ac就代表总资本。在壹定资本量ac下，如果b=a，那么这个资本就全由劳动力构成，这种状况我们大概只能在奴隶社会的最早时期或者是原始社会中才能看到，稍晚时期的奴隶制社会都至少令b≠a，因为铜、铁的出现使由它们铸制的工具已广泛使用。

当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还不可能)等于c，因为现在的无人工厂至少还不是绝对的。于是，b既不等于a，也不等于c，但b并不是壹个自由电子，它是壹个被束缚力很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约束著的电子。于是，ab：bc的大小就不是在受个人意志所支配，而是被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对单个资本来说，则由其本身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我们看到，ab段代表的是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它由机器、厂房和原材辅料等构成，bc段代表的是劳动力，它由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来表现，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可变资本。对壹个资本来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贵贱，可能因不同时期价值波动的影响而从货币量上左右这个线段，我们撇开这些，只从纯粹的形式上来分析。

如果ab小于bc，那就是大量的劳动力使用粗笨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生产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于bc，那就是少量的劳动力使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工具的劳动状态下。并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于bc，生产工具的效率即自动化程度就越高，生产率也就越高，壹定量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

但bc是资本中使用的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马克思用英文字母v来代表它，用它来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母，而把资本的利润改称为剩余价值，用英文字母m来代表它，用它做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分子，即m／v。我们看到，当资本中的ab不断相对bc增大，也就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时，分母v在不断变小，而分子m却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和利润量不断增加时都会不断膨胀。

于是，生产率越高，社会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越丰富，m比V越是压倒壹切的不断增大，由此必然使得剩余价值率不断增大，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越是残酷。如果我们把现代出现的无人工厂拿来比较，是不是说这种跨越时代的高生产率已经使资本的剥削就到了它的罪恶的顶峰了呢？

从我们人类的整个生产史来看，生产率的提高都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直接带来的，劳动者科技知识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工具和工艺的改进来体现的。这个改进过程都是直接表现在资本中生产资料的增加上，通过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使等量的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壹定量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错误地把这个改进过程，把生产率的提高说成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加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以及对此的种种妄论，正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难，由此造成的错误是巨大的。

七、良好的愿望

相传尧宽厚待人，礼仪四方，他但愿天下人都能温饱度日，而自己每每做出牺牲。人们拥立他为帝后，他依然敬慎节俭，宽容温和，允恭克让，明辨善恶，协和万邦；使天下得以和睦安稳。

当尧年老后，他并不以己之位为尊，自以为是的要独自去安排天下就象安排他自己的私事壹样，而是按照众人的提议，将壹位地位卑微的穷苦贫民名叫虞舜的提拔上来，对他加以考察培养，证明他在德、才等方面确实不负众望，就委以重任，最后让他登上了帝位。而自己则谦虚地认老不再干涉政事。

虞舜又叫姚重华，他出身贫寒，生活穷困，且又生活在壹个不良的家庭中，但他却能注重自身修养，与家人和睦相处。在经受各种考验登上帝位以后，他更是善察民情，勤劳民事，鞠躬尽瘁。他政事民主，任人唯贤，根据人的不同特长，让伯禹掌管土地，辅佐政事；让稷去主管农业，教人们播种耕作；让契去大兴教育，使百姓们亲和懂礼；让皋陶任士之职，去抵御外敌，刑服贼寇。而不是用官职做人情给俸，就象天下是他的私产壹样。他也象尧采纳众人的建议让他登上帝位壹样也采纳众人的建议让帝位给了禹。

大禹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他继承鲧的治水事业，历经十三年，治平了水患。在治水过程中，他曾三次过家门而不入。为此，他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舜及百官们的信任和称赞。

尧、舜、禹三位大帝当政时，提出了不虐待孤独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不违反百姓的意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要便利人们用物，富足人民的生活，端正人们的德行。推行著壹种良好的共治天下，与民共乐，与民同福的社会制度。

这种部落社会的群体主义意识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扬，历代的人们都在极力地推崇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

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提出了壹个尚贤和尚同的政治主张，又把这种公天下的社会制度发扬成壹种互助友爱，普天同利的理想社会。墨子认为，要振兴国家，富足人民，使天下人人都能暖衣饱食，就必须举贤任能。因为只有让贤能智慧的人来掌管国家，国家才能治弘，才能富强。

为了使壹国之中的贤能智慧者能脱颖而出，就不应论究出身的贵贱，要不论农民、工匠或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举拔他们，大胆的委以重任，对不称职的，则要抑而废之。

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并要“以尚贤为政之本，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让天下人都能按照能力的大小来从事适当的工作。

在墨子的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里之长，都由大众推举产生。且良工、良医、良宰，即百工都能各得其所，都有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不能鱼目混珠，埋没贤能。对推举出来的天子、三公、国王、大夫、乡长、里长，万民要是、非分明，去其不善的言行，学其善的言行，使壹国上下，始终团结同壹。对治理国家，则要以天下人的共同意愿为准则，不能以父母、师尊、国君的意愿为准则。因为天既使万民得生，壹样的哺育万民，供给万民同样的恩惠，必不论幼长贵贱，都兼而爱之。

天不单爱国君、父母、师尊而兼爱天下人，所以天下人的意愿，也就是天意，治理国家应以天意为准则，也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意愿为准则。

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大众必上下同壹，年老无靠的，会有所奉养，幼弱无依的，会有所扶助(“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奉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篇)。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都把他人的苦乐，看成自己的苦乐；大家“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社会上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而得众心同壹，天下归于大同。

在西方的古希腊，有壹位名叫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的哲学家，提出了壹个与墨子有相似之处，却更为详细和具体的理想社会。在他著的《理想国》壹书中，他借苏格拉底的口，以“正义”为话题和开端，以“善”为最终目的，系统地提到了优生问题，家庭与婚姻问题，教育问题，政制问题，共产问题，因人之能施任及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他先以“正义是智慧与善，不正义是愚昧和恶”（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36页）这个简单结论开始，把壹个他构想的理想国度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中，柏拉图把它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即：普通市民(农民和工匠)、辅助者(军人)和护卫者或统治者。

也许是为了避免这些公民之间彼此因为自己的不同地位而互相争执，柏拉图建议编壹个故事告诉人们说，每壹个人的不同身份是由上天铸定的，因为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 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 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 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这样，每个人在他壹出生时，就由上天铸定了他的身价和地位。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都应该按照自己分别属于那壹种金属铸成的来执行壹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彼此不能僭越。并且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即自己身上的金属成分，做好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要去多管闲事，更不要壹身兼几职，“每个人都作为壹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54页）。

整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这也是他关于正义的定义。

同时，正义与智慧、节制、勇敢这四种美德，也是壹个完善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

虽然每壹个人的身份已由他出生之时确定下来，但是，柏拉图又说：由于他们同属壹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壹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壹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里混入了壹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这就给地位卑下的人壹个希望，他们也可能生出金子来；同样也给出生高贵的人壹个警告，他们稍不注意，也会生出废铜烂铁来。仅此而已。因为人们的地位已在出身时就已壹锤定音，他们除了在后代身上有所希望或有所担忧外，自身已不能再有所改变。这就与我国孔、墨二位大家的劝学思想难以相投了。

与墨子尚贤的思想相近似，柏拉图推崇智慧这壹美德，认为只有让大智大慧的人来管理国家，使有知识的哲学家来统治无知识者，这个国家才是壹个按照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国家。关于节制这壹美德，柏拉图和墨子都同样主张，不管是国家或个人，欲求是为生存产生的，不能去追求那些超过生存需要的，不必要的排场和奢侈——尽管他们各自对节制的引申略为不同。在墨子的《所染》和柏拉图关于勇敢这壹美德的染色的比喻，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两位先哲远隔千万里之外，却能会如此的心灵相通。

也与墨子尚同的思想近似，柏拉图也主张在他的理想国中必须上下团结同壹，以实现全国作为壹个整体的幸福，而不只是实现哪壹个特殊阶级的幸福。全体公民应彼此协调和谐，团结成壹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为此，城邦中已经具备了那种知识高度的人，就应不辞劳苦，下到“洞穴”中去劝以教人，把那些暂时还不认识世界的人们引导出来。

为了使这个国家不断完善，克服人作为生物的那些弱点，使国家早日壮大强盛起来，柏拉图提出要实行共产、共妻、共子的制度。他规定，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们“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人财产”，以免让世俗的金银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居住在大家公有的房屋中，由公民定量供给他们粮食。所有的壹切，既不使之有余，也不使之不足。钱财对于他们完全是多余的，而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壹切也完全是大家共有的，即“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这种不分彼此的共产主义方式，不但在生活必需品上是如此，也包括在家庭生活上，甚至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

当然这种公有制是在壹定范围内实行的，这个范围并不是指壹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在国家内部以阶级为界线划分的。

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惟有的两个强调阶级划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较早的壹个。除了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外，其他的乌托邦社会在构想中即使有明确的分工，对阶级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明确地蔑视贵贱之分。他们的乌托邦中提倡的都是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福利不遗漏任何壹个国民，其互助友爱之风有如阳光普照那样壹览无遗。

柏拉图既是这种阶级划分的创始人，他的共产主义中就仍然有奴隶、仆役等低贱等级，这些等级完全反过来，有如马克思共产主义中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其人格是完全丧失的。所以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如两极相反的共产主义，壹边是奴隶和仆役，另壹边却是地主和资本家。

在柏拉图主义社会中，极力推崇的是护卫者们，有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那样，他们才是国家的壹切。其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基于为了发展这部分人口以提高国民素质。

因为护卫者们既是从全体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优秀男女，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有利于人种的进步，所有优秀的女人就应该归所有优秀的男人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

这些优秀的男女们还应该尽量多地结合在壹起，不良男女则要尽少结合。他们生育的子女无壹例外的都要在壹出生时就从他们身边抱走，每个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孩子们也不能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中属于优良者的下壹代，就要把他们带到托儿所去，由保姆们在城中的另壹处抚养，对之施以良好的教育；最坏者的下壹代或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则要将之秘密处理，不予养育。

如果壹个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难以医治的话，他就应该早日抛弃壹切麻烦，不应在痛苦中挣扎。同时这种人也“不值得给以医治，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另壹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城邦中 公民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有希望的年轻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两个部分，即音乐和体育。当然这里的音乐和体育这两个内容，每壹个都具有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泛得多的意义。“音乐”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文化和艺术，“体育”也远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体格的运动，它是指与身体和气质有关的那些训练。他强调必须使那些有希望成为护卫者的青年们在绝对可靠的教育中成长。

儿童们在进行体育训练之前，应先进行音乐教育。为了在他们幼小柔嫩的阶段就塑成治国者们所希望的那种形式，柏拉图说有必要用真的和假的故事去教育他们。母亲和保姆们都应该只讲经过审定的那些故事给孩子们听。那些把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关于诸神明争暗斗的故事，以及勾心斗角，耍弄阴谋诡计的事都不能让年轻人听到。要“使年轻人相信城邦的公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争执”。

总之，诗和故事和艺术作品中那些消极的成分和对年轻人有不良影响的内容都要干净的去除，要强迫诗人和艺术家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创作。荷马和赫西俄德的那些诗和寓言中对神有不雅描写的内容都要删去，那些装模作态的戏剧等等都应赶出这个城邦，使儿童和青年们从小接受的，最初听到的都只是优美高尚的故事。

柏拉图的这些治国规则看起来似乎显得有些呆板，至少在现代民主意识熏陶下的人们会这样认为，但柏拉图把他的意图和最终目的阐述得非常清楚。这些规则也只是壹种手段，或许这些手段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最善的，象柏拉图 答辩的那样；今天的人们无法判断那个时代所应采用的方法的正误。只要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与柏拉图在理念上的差距——不管这个理念的境界有多么不同——我们就不可丝毫轻视这些规则。更何况我们今天的民主思想有很大成分还是从柏拉图那里继承来的。——他的《理想国》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是壹个呆板的现成制度的模式，它最终引导 我们的理念进入的是壹个自为的殿堂。

从柏拉图以后，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动荡加剧，尽管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壹直不曾松懈，漫长的20个世纪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才再次为地球人献上了他的《乌托邦》。

这也许是壹个良好的开端，紧接著，康帕内拉、安德里亚，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还有众多的社会主义倡导者都相继敲开了这座宏伟殿堂的大门。

《乌托邦》以莫尔转述壹位虚构的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旅行家在壹个奇异的岛国上的所见所闻的形式，介绍了莫尔理想中的社会，也转托了他的良好愿望。

尽管莫尔的《乌托邦》承袭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大量成分，但其作为壹种“乌有之乡”的幻想社会，与帕拉图的理想社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乌托邦纯粹是壹个世外桃源。莫尔在幻想中把它安置在壹个永不被外敌和自然灾害侵扰，又极为便利居民通航的岛屿上。这个岛屿呈新月状，最宽处约为二百哩。岛上共有五十四座城市，都是“无不巨大壮丽”。所有城市在地形许可的范围内都建设得壹模壹样。

除了天然形成的不能被外敌攻破的地形外，每座城市还建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使其防务万元壹失。尽管满足了城防要求，其城市建设壹样美观、便利，“也免于风害”。建筑都排成长条，栉比相连，所有房屋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并且都装的是折门，便于任何人随意进出。因为这里“任何地方都没有壹样东西是私产”，居民们每隔十年还要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由于实行共产制度，这儿的居民都以三十户为单位，集中在各个厅馆中用膳，平时用度则由各户户主到市中心百货汇聚的市场上自行觅取领用，不需任何支付，也无任何限制。医疗，教育都是免费的，婴、幼儿则由保姆照料。

乌托邦的壹般官员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最高首领则由直选产生的官员“飞拉哈”在公民选出的四名候选人中根据学识推举产生。这些管员们的主要职责“是务求做到没有壹个闲人”。在乌托邦，人人都要劳动，大家都以务农为主业，并还得每人各学壹门专门手艺。城市中每年都有壹部分人下到农村，去替换在那里住满了两年回到城市的人。这样就可避免有人在不情愿下长期从事颇为艰苦的工作，也可使社会分工更趋公平。

但在乌托邦社会，仍然还存在奴隶这样的低贱等级，乌托邦人把所有肮脏费力的贱活都交给这些奴隶承担。并且，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侧隐之心。

至于这些不幸的奴隶，莫尔说“凡非乌托邦人作战中亲自擒获的战俘，奴隶的小孩以及他们从外国取得的处于奴役地位的人，在乌托邦都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的奴隶分两类，壹类是因在本国犯重罪以致罚充奴隶，另壹类是在别国曾因罪判处死刑的犯人。

“还有壹种奴隶、那是另壹国家的贫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有时自愿到乌托邦过奴隶的生活。这些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也是他们所习惯了的。”

如果乌托邦人有需要旅行的，那么他会很容易得到批准，持上总督的文件，上面规定有返回的日期。他们可领得壹挂车，壹名赶车驾牛的公共奴隶。他们在旅行全程中，什么都不带，却什么也不缺乏，因为到处象在自己家里。

如果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济的壹方有所需索。凡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壹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壹个家庭。

对于钱财金银，乌托邦人储存的“惟壹目的是……作为极端危急时或突然事变中的保障。他们尤其用这些钱付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召募外国雇佣兵(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不肯使用本国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钱币，甚至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彼此残杀。”

除了上述军事上的用途外，金银在乌托邦并不象通常国家中那样被视为至宝?莫尔说：“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钱无几；至于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倒是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著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壹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

乌托邦人认为，真正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如空气、水、土、火等，它们的用处何其之大，就是铁的用处也远比金银要大，可人们都偏将壹些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套挂在身上，以此来炫鬻高贵，对这些东西百般崇拜。人们完全可以仰视星辰、太阳，它们的光辉何其强大，可人们却偏要愚蠢的去喜欢小块珠宝上的些许微光。

关于战争，乌托邦人历来都对之极痛恨，称这是野兽的行为。然而莫尔还是规定乌托邦中不分男女都要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惟恐壹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但是他们决不轻易地投入战争。

他们出战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除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乌托邦是壹个宗教种类很多的国家，信仰不壹，但都尊自然为最高的神。当他们得知基督的事迹后，特别是当他们听说基督很赞同他的门徒的公共生活方式时，“他们多么欣然愿意接受这个宗教。”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壹个大胆的构想，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在现存制度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下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其期望之热切和追求之坚定，可从那个时期不断涌现的共产主义幻想中得到验证。下面我们再来认识壹下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太阳城》以对话体的形式，描述了壹位热那亚的航海家在壹次旅行时的奇遇。这位航海家在壹个正好处于赤道的广阔平原上，忽然碰到壹大群佩带武器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把他带到了太阳城。

象乌托邦壹样，这个国家也有壹个理想的自然条件，或者是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康帕内拉把他的太阳城置于这个广阔平原的高山上，它的直径为两英里多，城市就建筑在山脊上。城中布满了棱堡、塔楼、沟壕和以石球为弹的大炮，并配以辽阔的围墙。

照康帕内拉看来，要保障国家的幸福，万无壹失的防务是极为必要的。太阳城和乌托邦壹样，都有壹个天然和人工巧为结合的不受野蛮侵扰的防御系统。那么，真正促成—个国家幸福的又是什么呢?康帕内拉认为，它并不是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是她的美德。但他同时又说：如不让国家远离海洋，就难以避免本地风俗同外国人的风俗混合起来，这种混合往往使本地居民腐化，沾染上各种恶习；这样，他的共产主义“太阳城”也就建立在壹个“广阔平原”的高山上。

太阳城的最高统治者是壹位司祭，那里的人民把他叫做“太阳”；康帕内拉却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壹切人的首脑。他手下有三位领导人，分别叫：威力、智慧、爱。“威力”掌管有关和平与战争的壹切事务，“智慧”管理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各个科学部门；“爱”首先掌管有关生育的事务，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使后代成为优秀的人物。康帕内拉嘲笑我们对犬种和马种的改良特别重视，却对人种的改良不予重视。

太阳城的居民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的掠夺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虽然生活在他们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中并未规定公妻制度，但太阳城的居民却在壹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壹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而且，因为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已有。

但是，太阳城的公民们还是在负责人员严密的监视下，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但也不会不给他所必需的东西。

他们对儿童和青年的教育，是采用近似柏拉图的方法。对犯了罪的人，他们的惩罚也很特别，审判官按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在壹定时期内剥夺他在公共食堂用饭的权利，与女性接触的权利或其他光荣的权利。

太阳城的居民都在食堂用餐，妇女们负责做饭，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男女担任用餐时的服务工作。

他们的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壹切所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个月，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室，指定谁住第壹宿舍，谁住第二宿舍。并在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著居住者的名字。

他们对壹切同岁的人彼此称为兄弟，比自己年长二十二岁的人称为父亲，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人称为儿子。他们的名字并不是随便取的，而是由形而上学者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的，如“美男子”、“大鼻子”……等等。

关于生育，康帕内拉对此有严格的规定。由于他本人是壹个星相术的信徒，他不仅把占星术用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建立和法律的制定上，而且还把占星术运用在男女结合上。认为在同壹个时日同壹个星座照临时出生的儿童，他们的天分、性情和面貌大多数是相似的；因此他们总是互助互爱，使这个国家呈现壹片和谐的景象。并且，太阳城的公民们也都自觉地把生儿育女的事情看作是为国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个人仅仅是作为国家的壹分子才与这个问题有关。因为太阳城的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是那样难以想象的热爱，这使得他们不光在劳动上、物质分配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生儿育女上都不会存任何私心。

对待男女结合也是如此。康帕内拉说，柏拉图是用欺骗的方法使不同内外品质的男女相互合理结合的，而在太阳城不采用这些“狡猾的办法”；因为太阳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丑陋的人。由于人人都从事有益的劳动，因此她们体格匀称、健美。那些愿意把美的基础建立在脸上涂脂抹粉，穿高跟鞋来显示身材，穿长裙来遮掩粗腿之上的妇女，就要处以死刑。

如果某位妇女多次与男子合欢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而且她还不能受到应有的尊敬，他说，“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如果妇女怀孕，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分娩以后，她们就在壹所特设的公共大厦里休养并照料婴儿。断乳后，小孩便按性别分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育，到壹定年龄后，根据首长的鉴定，再学某壹门手艺。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

这样，他们每个人从幼年时起就按照不同的天赋进行相适宜的培养，经过用最好的方法在经验和学习方面的考验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技能和学问，推荐来执行对他们比较适宜的职务，而不是根据赏识和亲戚关系。

每个人的工作是按照他们的禀赋来分配的，所以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都不会危害身体，反而会发展他们的体力。妇女则从事不太繁重的手工业。

由于他们人人都劳动，象乌托邦岛壹样，很少有不劳而食者，所以他们每天只劳动四小时，其余时间则用来从事科学工作和体育运动。

到收获的季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壹听鼓声和号声，壹看到旗帜，就带著工具到田野去，壹切工 作都能在不多的几小时内完成。他们还发明很多机械装置，用来减轻劳动。并把壹种先进的推进装置运用在航海上。康帕内拉说，他们重视航海，是为了去了解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情况以及各地的产品。通过这种了解，康帕内拉肯定地说，全世界将来都会按他们的风俗生活。

除了《乌托邦》和《太阳城》外，德国人安德里亚著的《基督城》壹书，也是壹部颇受赞誉的社会主义著述。尽管其影响不及前两部那么深远，但在众多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著述中，仍不失为壹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壹定贡献的著作。也正由于它的影响和壹定的价值，作为幻想的社会主义，它被人们与前两部并列誉为正面乌托邦三部曲。

《基督城》也是采用文学游记的体裁，但它用的是第壹人称的写法，叙述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作者开篇自白道：“我在这个世上象陌生人壹样到处流浪，忍气吞声地受尽了暴政、诡辩和虚伪带来的许多痛苦，想要找到壹种大丈夫的气概，而又发现不了我所急于想要求得之物，于是我决定，尽管‘科学之海’曾经使我吃过不少苦头，我还是要再壹次去这个大海上航行。就这样，我和很多人壹起登上了壹艘良好的船只‘幻想号’驶离了港口。”

但“幻想号”并没有在这“追求之海”中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因为“嫉妒与诽谤的顶头风”破碎了它。立刻，不幸的人们有的被海水吞噬，有的消失在遥远的天边；而我们的主人公却被命运送到了“壹个极小的岛屿上，它小得简直宛如壹块草皮”。

这个小岛位于南极十度，天球赤道二十度，并且正好对著金牛星座大约十二度的那壹点上。我们不管这壹点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它确使我们的主人公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岛上“万物充裕”，每壹寸土地都被很好耕耘过，处处显示出人类良好利用的勃勃生机。很快，他就被岛上的壹个居民，壹个看守发现，并把他带到了“基督城”。

基督城中的风光在作者笔下当然如仙境壹般，城中的人也自然如仙境中的人壹样随作者的愿有多好就会有多好，但在被允许进入这个“真理和善良的净土”之前，象所有的来访者壹样，要首先接受审查，看他对生活的看法，他的品行，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化程度。审查合格后，才会被批准参观这座城市。

安德里亚也为他的基督城设计了壹个适合公共生活的城市结构。它有严密的防卫，井井有条的街道，摆布合理的建筑，公社式生活的住房、仓库、商场，和其他福利设施。

基督城的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部分：壹部分是食品供应基地，另壹部分是健身锻炼之所，还有壹部分是游览观光的胜地。岛上除城市外，其余的土地均供农业和手工业作坊使用。这里的居民只有四百多个，他们全都是基督徒，是被逼离乡背井，飘流到此的。

他们的政体形式是“三人执政”，分别掌管司法和内政外交，审计和经济，学习和知识。安德里亚说：“他们宁愿要寡头政治，而不要君主制度”。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自我克制，而且基督也不容忍壹个代理人过于独断。至于这些决策者如何才能算合格，他提出：这些人都必须是忠诚老实，谦虚谨慎和聪明机智的。可由谁来，又怎样来判断这些美德存在于某个人身上呢?安德里亚说，他们生来就形成壹种性格，使他们恰好适合于他们的职务。并且，他们的妻子也都是恰到好处的适合于他们的丈夫。可这实际上还是留下了壹个无从解答的问题……

在这个决策机构之下，这个国家的中枢部分由八个人管理。他们每个人都住在壹座很大的高楼里，这八个人又各有壹个下属，分别住在小壹点的楼里。所有这些人都表现出父母般的精神，丝毫没有傲慢专横的样子。他们领导别人不是靠言词，而是靠自己的模范行为。在这个基督的共和国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委诸上帝，所以就不需要有任何机密和国务会议。安德里亚认为，人类社会和神圣的法律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给人以机会去敬畏上帝和爱自己的邻居”。

他们另还选出二十四名议员来共同组成这个国家的管理机构。当然，由于他们是基督徒的国家，牧师或者长老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督城人的工作“是受壹种规定方式指导的”。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劳动，人人都不图报偿。各种劳动按照技能和不同的难易分别指定在城内的不同区域，由负责管理的人员将工作分配给他们。所有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到有篷的公共货摊里去。

在劳动之余，或者按照安德里亚的说法是：满足了各种要求或锻炼了他们的身体之后，他们(劳动者)的休息也多半是为著精神，而较少为著肉体。因为，他说：“我们极其需要尽可能经常地恢复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并且掸掉身上世俗的尘土，我们可以用豪迈的决心重新把我们的思想充实起来，抵制邪恶”。

由此，劳动之余那种为恢复体力的真正休息是极少的，他们更多的“休息”时间是用于去发现“天国的意义”。而且那种无助于使人接近基督的文学也是被排斥的，不能用于这个“休息”过程。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奇迹，全部历史，天国的全部艺术都是归结于教会。他坚信，只有基督徒才会有知识，其余的壹切都是无聊的，因为它们来自个人的身上。

基督城对教育非常重视，教学条件十分优越。学生们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三类。他们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食宿都在壹起。

那里的公民也没有任何私产，他们的住房壹律是公有的，建筑式样和大小都壹样，由国家分配给个人使用。要是国家认为有必要的话，人们也可以很容易互相掉换。

普通的住宅都有三间房，即盥洗间、卧室和厨房，外加壹个小小的隐蔽的地下室。此外，每幢房子的后面有壹座花园，屋顶则归大家共同使用。

他们的壹日三餐不是采用那种公社式的食堂生活。安德里亚担心壹起用膳的人数过多，会引起争执和混乱，因此，尽管他希望人们能从壹日三餐的劳累中解脱出来，他还是宁愿安排各人在家里和自家人单独进餐。食物是按每人壹份发给，数量除了按年景情况，还要按年纪大小来分配。

以上就是三个在16—17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社会，它们就正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始根源。在那个时期，除了“乌托邦”这种共产主义或叫社会主义形式外，还有壹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式也在欧洲广为传 播。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这壹名称是迟在十九世纪才正式提出来，但由宗教倡导的社会主义形式却早已形成。作为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早期，它们只是人们表达其良好愿望和美好理想的不同形式。因此，“乌托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壹种幻想的社会主义。

到十九世纪，由法国人昂利•圣西门、沙尔•傅立叶和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等人分别创立的壹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把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推进到实践的社会主义阶段。

说他们是实践的，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活动完全是

倾注于要把他们的美好理想在现社会中直接实现，这种实现要立即从他们身边开始，最后要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壹种能培养良好性格，在秩序井然的劳动和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中生活，并由贤能的实业家们始终主导著社会政治。

由我们人类思想的差异性所决定，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并且在这方面有别于前述的幻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三人对社会主义这壹共同问题也各持己见。

欧文施行的是壹种改良人类社会环境的庞大计划，他在年轻好胜时期就由爱情牵线，从英格兰进驻爱尔兰的新拉纳克。就是在这里，他把他的共产主义安营扎寨在这由贫穷和错误制度导致的种种堕落和罪行肆虐的所在。也是从这里，他开始向全英，乃至全世界的壹切不平等，向私有制发起了进攻。

但欧文并不是壹个咄咄逼人的武士，他反对暴力，不主张用战争和流血的方式，他要把他的社会主义变革“缓渐得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得到，然而又始终朝著人所想望的改良方面稳步前进。……因为在缓渐的变革过程中可以消除反抗的意识，可以有时间让人们运用理智去削弱由来已久的有害的偏见”。

在他初进新拉纳克时，那里满目疮痍，各种罪行横生。从总的情况看，各方面都不适宜在这穷乡僻壤建立工厂和居民聚居点，只是因为那里有壹个瀑布可以利用，他的前辈才不得已把工厂安在了那里。

但欧文坚信，“运用适当的方法可以为任何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任何壹种普遍的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愚昧的到最有教养的性格；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事有影响的人支配和控制著的。”

于是，他在新拉纳克这个两千多人的村社里，运用他以前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壹个共产主义的小天堂。

他首先改善了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建起了校舍，请来了教师，劝导职工的未成年子女都进学校来念书识字。他修建了壹座“性格陶冶馆”，让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们利用它休息、娱乐和学习。他在工厂被迫停工时仍然如数发放工资，并从各方面安排好村社成员们的生活。

这壹切当然收到了良好效果，经过十六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村里壹般人的性格完全改变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壹个醉汉，儿童都在不用任何惩罚手段的陶冶性格的机构里受到教育和培养。整个村社呈现出壹片勤勉、节制、安适、健康和幸福的景象。”

而且工人们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工厂的收益也逐年增加。在施行改良的这些年中，这儿几乎没有人申请过教区救济金，也没有壹个人因犯罪而受到法律惩办。这种景况至少壹直持续到欧文年老无力胜任时为止。那时他在此治理了整30年。在这样的成就下，欧文先生理所当然受到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尊敬和壹般民众的爱戴。但欧文先生并没有在成绩面前停步不前，他继续上书英国政界要人和英国公众，把他的论文献给他们，希望能在全英推行他行之有效的改良社会环境，培养良好性格的计划。

他在论文中说到：“任何社会的成员都可以逐步加以培养，使其生活中没有游惰，没有贫困，没有罪恶也没有惩罚，因为这壹切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种制度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他并大胆陈言，说道：现今社会中应受法律制裁的不是那些贫穷的、未受教育的、无人保护的罪犯，而正是那些没有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防止罪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们，因为就是这些高高在上的人“让壹代又壹代的人从小就被培养成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又象狩猎森林里的野兽壹样追捕他们，直到他们陷入法网”。

欧文认为，“人的性格毫无例外地总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而现行各类社会制度正是壹边在制造罪犯，又壹边通过对罪犯的惩罚来开脱自身的罪责。如果人类要从这种周而复始的制造罪恶、仇恨和愚昧的泥潭之中解脱出来，就应该从根本上改良我们的社会环境，用理性建立起那种“合理而良好的世界管理制度”。而这壹切正是那些对世事有影响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和有关的论文中)设计了壹个相当详细和周全的大方形新村或叫平行四边形新村的协作社或叫公社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或叫联合家庭)中，全体成员都从事相应或相同的工作，人人都保证在终生机会均等。因为这个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没有官长和老百姓的区别，“惟壹的区别就是年龄或经验的区别”。欧文说，“这是惟壹合理和自然的区别”。

为此，欧文把公社全体成员按不同的年龄阶段划分为不同的组，所有的社会工作都由不同年龄的人来分别担任。这样，同样年龄的人从事的工作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壹生从事的工作也是相同的。这不但使官长的权威消失了，也使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显得淡薄了。

出于考虑到人数太多或太少都会达不到联合生产的最佳效果，欧文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新村的人数应该有壹个合理规定。他认为最好是八百至壹千二百人。且所耕种和占用的土地面积应根据土壤性质以及其他地区条件来确定，壹般以每人半英亩至壹英亩半最为相宜。全国都将在这种大小不等的联合家庭中使每壹个成员得到最多的关心和帮助，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环境影响，以从小形成他们符合自然的优良性格。

欧文设计的这个共产主义公社模型除了没有戒备森严的防卫系统外，其他情形与那些幻想的“乌托邦”社会很相近似。它的大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新村的四边是由住宅，入学儿童的公共宿舍、存放产品的贮藏室或仓库、医院和招待所等构成，在横贯平行四边形地面中央的壹条线上，留出许多空地，使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来往方便；然后建筑教堂(或礼拜堂)、学校、厨房和食堂。

这壹切建筑都是从方便大家的生活，节省开支和便于管理来考虑的。欧文认为，全体居民的食物在壹个食堂内烹调，让大家象壹家人壹样在食堂里壹起吃饭，并让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这样做实际将证明是最为有利的做法。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从消除那些现今引起人类种种灾难和痛苦，导致人类普遍贫穷和堕落的原因，并从保护和培养人类天性中的优良性格来设想的，他所从事的共产主义实验也是基于这壹原理来进行的。但欧文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毕竟势单力薄；到了晚年，当他精力耗尽后，又由于在美洲实验的失败，使他的事业渐趋衰落。

比欧文稍晚时期的傅立叶，在法国设想了又壹个与他的前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傅立叶认为，包括欧文的理论在内的全部非精确科学不符合经验，这些哲学家们的规律只不过是自己的臆造之物。傅立叶在这里说的“非精确科学”是指的政治学、道德学、经济学等等这壹类社会科学。而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按照“情欲引力”这壹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属于精确科学的范畴。

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不以人类理性为然，认为建立在人类理性上的现代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人类经历的种种苦难社会制度之壹种，它前有延续，后就必有发展，谁也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把它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是人类社会进人的最后壹个时期。

因此，傅立叶说，必须怀疑文明制度，哲学家们不敢怀疑文明制度，是因为他们的全部理论都建筑在文明制度上，壹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

现在这个就要取代文明制度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即他的协作制度)已经由他傅立叶最先发现并最早加以研究；傅立叶说，他的协作制度是根据社会运动这壹宇宙运动理论建立的，他发现的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壹性。

根据这个统壹性，他认为他发现了壹门新的精确科学。这门科学把宇宙运动分成四个主要部门。即：1、社会运动；2、动物运动；3、有机运动；4、物质运动。

按照这个宇宙运动理论，人们不但可以推知过去，也完全可以预知未来人类生存发展到灭亡的整个过程。这就使我们明了如何去顺应自然，摆脱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进入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能长久享有幸福的天堂时光。而这壹切惟壹要我们做的就是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要按照情欲引力建立起他称之为“法郎吉”的谢利叶制度，即农业协会。

傅立叶推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期大约为八万年，他把这八万年的生存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三十二个时期。第壹个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期或叫分散的上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或叫协调的上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衰退期或叫协调的下降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没落期或叫分散的下降阶段。其中第二和第三阶段是人类能够享有幸福生活的阶段，也就是通过建立协调社会的情欲谢利叶制度后我们就将到达的美好社会阶段；这两个幸福阶段各占人类生存时期的7／16。第壹和第四阶段是人类饱尝各种无法逃脱的苦难的阶段，但它们只各占人类生存时期的1／16。

第壹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而已到了尾声，只要我们尽快组织起农业协会就可结束的给人类造成几千年苦难的阶段，第四阶段却是遥远未来的儿孙们将要苦熬而永无幸福希望直至灭亡的阶段。

欧文把我们人类经历的几千年苦难生涯归结为是“社会从来就安排得很不好，所以人类壹直受著深重的痛苦” （《欧文选集》第二卷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傅立叶却用他的社会力学理论把这个苦难结论为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进入‘命运’以前的分散性上升时期，所以自从有史可载的五六千年以来，我们都非常不幸……我们总是由苦难走向苦难”（ 《傅立叶选集》第壹卷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

但我们很快就会由幸福走向幸福；傅立叶说，文明社会很快就要结束，这是我们人类经历的最后壹个苦难社会的形式，它是从野蛮社会中发展来的，现在它已经为人类进入第壹个幸福社会——协作社会准备好了条件。

这个幸福的协作社会按照傅立叶的设想，是在现社会中由简到繁建立起来的，它最初可以由几百人在壹定的场所下先组织起来，然后再逐步扩展成由壹千八百人组成的规模完备的法郎吉机构。而即使在规模缩小的只有几百人组成的草创时期的法郎吉中，“第壹件工作也是要使这些草创者养成发扬引力的习惯，发展他们的情欲、嗜好和本能”。因为法郎吉要培养的不是文明制度的人，而是和谐制度的人。他们的有些行为和嗜好在文明制度下是有害的，但在情欲谢利叶制度下，这些行为和嗜好无壹例外都将变成有好处的，情欲谢利叶制度也正是要运用这些自然引力，它“是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以便我们在引力学方面迅速而稳妥地……获得成功”。因此，法郎吉对其成员的任何行为和嗜好都会壹味地给以鼓励，而不是象文明社会中那样，总是对人们的某些行为和嗜好粗暴地横加干涉和总是向人们强制说教。

要使法郎吉的成员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情欲引力，其组织方式和人员配备是很重要的。欧文为了消除阶级差别，在他的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按人的年龄来划分为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小组，傅立叶却根据他创立的社会力学理论把他的法郎吉成员按不同的性别、性格、年龄来划分和组织。壹个规模完备的法郎吉共包括十六个部和三十二个队的分类，其组织结构甚为复杂。他们都居住和生活在傅立叶为他们设计的“法郎斯特尔”中。这个法郎斯特尔类似于欧文为他的村民们设计的“新村”，只是建筑物的结构和摆布极不相同。傅立叶指责欧文采用了壹种最糟糕的四方形建筑形式，说这种四方形结构只会给它的居民带来种种不便，而他的法郎斯特尔却能避免文明制度中那些建筑物因考虑不当引起的社会混乱。

从法郎斯特尔的平面图上看，其主体建筑群的摆布就形象壹只站立的螃蟹，螃蟹脚下隔著公路与畜圈是农业房舍的庭院，螃蟹身体的两侧是教堂和歌剧大厅，它们正可以权当螃蟹的—对大钳；在螃蟹嘴的部位有壹个方型建筑，这儿壹半是供富人居住的。法郎斯特尔的穷人和富人是分开居住的，他们的餐厅也按贫富不等划分使用，只有儿童才不论贫富同吃同住。

关于农业协会的分配问题，傅立叶认为应“按三种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定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分配”。傅立叶嘲笑财产公有，认为这是在分配问题上无以为计时被迫逃避的表现。从法郎吉的生产和生活来看，傅立叶也并不反对私有制，他不象别的社会主义者们那样，都把私有制看成是人类社会壹切罪恶的根源。因为他自己找到了另外壹种根源，那就是现存和以往的种种社会制度，都在破坏自然的和谐，都在妄图改变本来都有好处的人的天生性格。

傅立叶还认为，欧文和以往的那些道德家们都把我们今天的苦难说成是由人类的种种恶习所导致，认为人类只要改掉这些恶习，就能使我们从苦难中得到解脱。他说这完全是文明制度的偏见，是这些道德家们无计可施时编造出来的谎言。欧文的生产合作社也是要妄图除掉人们身上存留的种种恶习，可这事实上正是在与自然相对抗。傅立叶说，文明制度称之为“恶习”的这些东西正是协调制度的保证，上帝绝不会造下壹个对他的创造物不利的东西出来。他引用卢梭的话来对此证明，说“从造物主手中创造出来的壹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天生斯物必有斯用。文明制度称之为“恶习”的这些东西把文明制度搅得困苦不堪，这正表明文明制度与自然多么不协调，也表现出这些“恶习”的巨大潜能，这个潜能将在协调制度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从幸福走向幸福。

傅立叶的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多么地大相径庭。应该说，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协作(生产)制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在他的这个协作制的社会主义中，平等与不平等是次要的，贫与富也是可以融合的，他希望的是建立壹种象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告本能来支配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

与傅立叶、欧文同时代的圣西门，是法国另壹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壹种以实业体系取代封建军事体系，由实业家来主导社会政治的又壹种类型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由于绝对强调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比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更强调资本与才能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是勉强把它称之为：遗留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社会主义。

在圣西门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广大生产者才是对人类生存最有益的阶级。这个由农民、工厂主和商人组成的实业阶级在社会中应该占据首要地位，因为其他阶级离开实业阶级就无法生存，而实业阶级离开谁都能独立存在下去。因此，合理的社会应该由从事生产的实业家和以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人占主导地位，不应由那些寄生于社会的军人、贵族、仕宦、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占主导地位。

在他的《实业家问答》这本论著中，圣西门对什么人是实业家作了明确回答，他说“农民是实业家，工人是实业家，工厂主也是实业家，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同样是实业家。……他们构成三个大阶级，这三个阶级叫农民、工厂主和商人。”

圣西门认为，在近代史上的反封建斗争中，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虽然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是相对提高了实业家的社会地位。由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占主导的社会政制并没有彻底改变其封建军事性质，大量的立功将士、世族、食利者和国家官吏依然统治著实业家。这样的政府壹样是使人民破产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同样是壹个只为寄生阶级的既得利益服务的政府，其国家预算的编制就只首先是为保证这个阶级的享乐，国家的财富也绝大部分是用在与生产无关的方面，而不是象经营工业企业的公司的预算那样，壹切是为其生产著想的。

他针对当时欧洲的整个政治变革形势指出，实业体系并不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的，实业体系根本不同于自由体系，指出自由资本主义远不是适于我们人类的理想社会。他号召实业家们尽早觉醒，认清正是实业阶级才是人类社会最有力量和最富才能的阶级，他们应该立即组织起来，用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对法学家和实业政治的社会地位、历史作用作了壹番分析后，圣西门指出，“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总爱把形式当作内容，……认为政治制度几乎多得无穷无尽。然而，实际上只有，也只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封建军事体系和实业体系。”（《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壹卷，第255页）。

这样就不难使我们认清壹个政府到底是由实业家组成的，还是由形而上学家依靠封建军事力量强制组成的。前壹个政府人人都从事劳动，实业家个个都是理财的好手，因此只需很低的费用就可维持开销；后壹个政府由于寄生者阵容庞大，因此要依靠严苛的沉重赋税来维持。国家在这种政府的治理下必然发展缓慢，而在实业家组成的政府管理下发展必然极快。

很显然，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种种社会制度，都是封建军事性质的消费型政府为其既得利益集团强制制定的。这种制度由于受腐朽的封建学说所囿，即使是抱著为社会造福的善良愿望的统治者，也会“认为保持政权的惟壹办法，是养活壹切行政部门和大量政府暴力机构的为数众多的官员。结果，只有通过赋税和公债来尽量搜刮人民的金钱，并千方百计防止人民的强烈不满。可见，他们的活动只在于挖空心思地规定和征收赋税。”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壹个为劳动生产阶级即实业阶级服务的生产型的政府。圣西门说，近代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实证科学，已经开创了实业革命，政治经济学就是实业家的哲学，实业家应该掌握和运用政治经济学这门理论，让“壹个可能存在的完全平等的体系建立起来，让在实证科学、艺术和实业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在新体系下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人，成为受托管理国家大事的人，即壹切才华出众的人，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使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将被这条原则性规定提到首位上来。”实业家们应壹举用和平的方式将社会迫切需要的管理活动置于对社会只会起制约作用的统治活动之上，用管理权取代统治权，用实业制度取代政务制度。

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是由生产者阶级运用他们无人可比的管理才能和劳动创造才能，对整个社会施行尤如壹个企业的生产管理壹样的社会管理，使整个社会、国家和人民发挥更大的物质创造力，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

这个社会排斥和取消形而上学者和法学家、意识形态者的政治权利和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操控权利以及既得利益，制约法、军警的权利，使他们只能服从人民和真正起到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而不能再去做统治者的帮凶，维护他们非法的统治权。

这种社会类型如果拿来和近代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的管理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相比，我们到会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系相比，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但马克思主义还是把圣西门和付立叶的非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纳人社会主义体系之中。如果是因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理论不同于早期资本自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有壹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对其社会生产加以严密的监视，那么从奴役时代的几乎所有社会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特征。

圣西门和傅立叶也并不是以这些特征来作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他们是本著壹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们的国家和全世界都能通过运用他们的理论，建立起能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社会。这种良好的愿望也许所有的统治者都会有，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但愿望只是壹厢情愿，秦始皇运用暴力推行他壹厢情愿的治国方略，给中国人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类似的暴力也给欧洲人带来过痛苦，所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极力反对暴力，壹再强调运用暴力方式的愚蠢。

可正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马克思就把他们三人的社会主义称为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认为，不通过暴力，只愚蠢地运用和平方式是不可能使理想实现的。

除开和平这壹点，马克思把他们三人的理论称为是他的德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也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

为了与他们三人不使用暴力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把他的暴力开道的社会主义加上壹个“科学”的冠词，从此，“科学社会主义”或也叫“科学共产主义”这壹事物就诞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壹书摘要》)

这个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用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同样也用暴力“剥夺私人资本家对壹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在暴力夺取壹切的主张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有壹个庞大的暴力理论体系，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最突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是他的“科学”的有别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也正是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展开的。

在这个理论中，人类社会延续的全部历史被阶级斗争化，人类不再是壹个单纯的种类，而是由不同阶级种类所构成。

这个不同构成的划分即阶级划分将人类社会描绘成阶级对立、斗争的角斗场，是壹个阶级压迫壹个阶级的炼狱。马克思主义宣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谴责人类有史以来由富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号召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用暴力剥夺他们的财产和其他权利，将无产阶级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并用无产阶级专政永远压制这些异阶级。

这种暴力剥夺加暴力镇压的斗争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良好愿望是要让天下穷苦人不再受压迫和剥削；但这在鼓动暴力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拥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专政理论的新统治者不可能会比旧的帝王将相显得白痴，会轻慢这种随意镇压异己的超级权柄，相反，他们只会用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暴力方式使社会制度合理、民主的基础被完全破坏，新的专制主欲者又从中有了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使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加残酷。再加上阶级斗争理论将人性用阶级性取代，人类的自然情感也被阶级情感所取代；它使人的良善和恻隐之心在异阶级间的敌对情绪中被冲刷干净，新形成的意识中只有仇恨、暴力、压迫、斗争和虐待。这就使他创立的所谓“科学”社会变得比过去的奴役制社会更加恐怖、黑暗和缺乏理性。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初期，就多有对人性的种种野蛮压制作法。太阳城、基督城、乌托邦等都是要靠强制规定人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娱乐来实现，这显然是文明和理性不能接受的。但它们的初衷都是愿望全世界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建立。但这个理论只立足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壹整套违反科学原理和违背人类自古以来长期在生产劳动实践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中形成基本规则的商品、价值、资本理论，并要用阶级专政强制推行。这不但不能使工农大众在他的理论形成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秩序中谋得利益，反而使工农大众在他的阶级专政制度下倍受残暴的压制和剥削。

我们可以想象，基督精神是以慈悲、仁爱为怀的，欧洲就曾经倡导过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以平等、博爱为基本精神，并身体力行广施仁爱于天下。但是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在教会把持欧洲政治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壹脑子灌满仁爱、慈悲的教士们组成的教庭把持了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壹样做出了火烧布鲁若，制造了长达数百年黑暗统治的欧洲。这就是闻名遐迩，令欧洲人色变和为之羞愧的中世纪黑暗制度。那么，壹个用疯狂的专政理论，壹个要将异阶级和异己皆置于死地的理论鼓动下的专制制度，将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劳动者们的处境将会如何？

人人可以想象。

象其他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壹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以私有制是人类壹切罪恶的根源为依据，提出要用他的方式彻底废黜私有制。但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公有制中都是对生活资料的公有形式加以宣扬，马克思却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才是私有制的罪魁，而且在生活资料的公有形式上壹再重谈他人的老调也会令人乏味，所以他的社会主义总是在生产资料的公有问题上壹再回旋，反复指责资本主义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形式，强调生产资料的分化和近代确立的个人财产权才是导致人类社会倒退的罪恶根源。

为了实现以国家名誉独揽的生产资料专有权，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要用暴力强行剥夺壹切私人财产归由他们代表无产阶级接管的国家所有。具体的作法是：l、剥夺地产，当然也剥夺农具，使对土地的使用控制在国家手中，并以此支付国家开销；2、用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强制公债或直接用纸币赎买等办法，使还拥有少量财产的个人全部破产，并阻止他们重新再富裕起来；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4、用国家手段把信贷和交通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这些措施对于生产资料专有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巩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统治权是基于经济权的，只有使每个人都破产，由统治集团统壹掌管国内壹切形式的资产钱财，才能有效实施这种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庞大理论体系支撑的暴力统治。

也许是人类史上从未从理论上论证这壹点的原因，那些容许个人富裕的皇权执掌者个个最终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今天这个理论产生了，欧文先生早就为他们证明：“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罗伯特•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

尽管欧文反对暴力，他的这壹论证对马克思的暴力理论的形成也并非重要，但由他首先提出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使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他。

我们纵观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从墨子首倡理想社会以来，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为人类社会奉献的都是壹幅幅没有压迫，人人都互助友爱，大家都过著幸福生活的美好社会图景。他们希望在这样的社会中，靠人人都劳动，互相不欺诈而能有壹个丰裕的物质生活。而物质财富如何创造出来壹般就都说得很笼统，他们的思想大都集中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理想化上。马克思转过来，他的思想是集中在对物质生产的理想化上，并且是用暴力强制的方式推行他的理想。这壹转变使他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完全区别开来。首先，与墨子的社会主义不同，墨子提倡的是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下应互助互帮，贫富强弱应互济互爱；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绝不要这种异阶级的友爱，不要这种富人的慈善，强者的扶助，他要的是占有他们的壹切，并把他们强制于被专政的地位。其次，与柏拉图的社会主义不同，柏拉图要求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护卫者们永远保持心灵的金银品质，而把世俗的金银钱财留给广大民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要求掌握国家政权的先锋队高级成员们必须占有壹切资本钱财，而把政治思想教育这壹修理灵魂的东西留给人民，人民才应该保持心灵的高贵，以抵制资产钱财的诱惑和侵蚀。再次，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不同，圣西门规定实业界的领导者们应当无偿为社会服务，人民对他们的义务劳动付给的报酬就是尊敬。他希望从事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员能用义务劳动减轻人民的负担，减少赋税对人民的压迫。这样人民才能尽快过上幸福生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劳动，要求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不计报酬；人民得到的报酬就是“主人翁’’这壹光荣称号。这样，先锋队的高级成员们才能更好地过共产主义生活。如此种种，不壹而足。

但是马克思也并非完全不论及物质生活的社会主义方式，比如他对分配就有壹套他独特的见解。

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分配中，由于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它就象自然物产壹样本身就存在，供大家共同使用。但生产是社会性的，比不得真正的自然物产，这就使生产的产品最终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按照傅立叶的说法，这种分配不过是个简单的加减法问题，连小学生都难不倒。但这确是壹个复杂的应用题，涉及到怎样加减，加上什么和减去什么的问题。

壹切都以劳动为准绳。马克思对此拿出了“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这几个运算因数。因为马克思的劳动就等于价值，所以他拿出来的全是“现实劳动”和它的副产品。这样，答案很快出来了。马克思答道：“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则，即壹种形式的壹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壹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里值得提醒读者(我们在前面也对此讨论过)，马克思说的“商品等价物”是指的劳动等价物，是劳动=劳动，而不包括——按他的说法——“任何壹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同样，这里的“同量劳动”，当然也就是他提出来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等这类劳动耗费，而不是劳动创造。也或者是，如他所说的，“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的劳动量。……他以壹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同上书）。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不象在对商品的认识中那样幼稚，他在对劳动的认识中还是看到了“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等等这些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必然差别。但他聪明的忘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与劳动的有效和无效有关联的，壹个聪明的高级劳动者，谁能保证他不可能拿出高级而毫无用场的产品呢？同样，壹个普通的低级劳动者，谁肯定他不能拿出低级而有用场的产品呢？

由于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只是交换，对交换的认识只是劳动。由于商品交换在他看来只能是劳动=劳动，那么在他的社会主义分配中当然也只能是劳动=劳动。还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形态高于壹切，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也就被看成是壹种最高级的“劳动”，在他的社会主义中享有最高的物质报酬。这种分配，不得不枉使国民徒费更多的劳动剩余，资本积累必然极为缓慢，而且还往往得以国民素质的下降为代价。

马克思既已在他的社会主义中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又从此以取消个人财产权窒息了国民的劳动热情，在产品的分配中又将劳动剩余大量的消耗在意识形态和政权巩固上，不去用于与财富创造有利的方面。这种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形成全社会劳动剩余被大官僚完全占有，生产资本被官僚主义运用的格局。它比较那种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资本运用方式，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资本的官僚主义运用方式，比较资本在奴役时代的运用方式还更加无能，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对国家的富足和繁荣相比更落后。因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壹个民族的生存和壹个国家的繁荣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只能是没落的社会主义。

自从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特别是劳动所得和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的制度建立以来，它所激励起的劳动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到今天，它已在逐步的管理化进程中有了更新的改观，壹个管理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实际上早已取消了财产绝对私有这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确立的政治原则，资产拥有者对共同生存资源的抢先占有和因财产权形成的对他人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侵犯正逐步被消除。社会组织在这个时期更加纯壹，更加鲜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杂乱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壹个近似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推行全面管理化而不是财产权至上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包括我们的台湾、香港等地基本实现。因此，中国大陆人不应该把社会主义认识停留在马克思的牛角中，以使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前程系于壹危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