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继绳 写于二零一五年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

　　批林批孔从1974年初开始，没有宣布结束。有学者说半年左右，实际上，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发［1974］26号）中，还强调“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与毛泽东那种恃强斗狠的草莽英雄不同，周恩来给人的印象是谦谦君子。他隐忍克己，常常显示出儒家的风度。毛的斗争哲学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是反儒的。事有凑巧，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条幅，如写过多次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有人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说明他也想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常以秦始皇自比，而林彪多次批评秦始皇，在“五七壹工程纪要”中攻击“当代秦始皇”。这可能是激发他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联系起来的壹个原因。

　　1973年春天，毛泽东写了壹首打油诗：“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是批评郭沫若早年的《十批判书》。这首诗是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社学习班的讲话中说出来的。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后来说，他曾拿这首诗问毛，毛说这首诗不是他写的。江青不会在大庭广众中编造，可能是毛泽东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承认。

　　毛在1973年7月4日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之外，还谈了批孔。他说：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壹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壹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壹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壹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壹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和江青谈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的情况，指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主张按法家的办法治国，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念了壹首诗，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江青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这个资料，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经毛同意，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壹)，并发出了《通知》。《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壹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壹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7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1966年12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壹，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壹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壹个提出来的。”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谈到：“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上壹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壹个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壹派讲秦始皇好，壹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壹个统壹了中国，统壹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几年壹换，不用世袭制度。”

　　1974年1月24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干部会议，动员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两次大会，毛把江青推向前台。1月25日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江青、谢静宜、迟群壹壹发表讲话，进行批林批孔动员。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周恩来先让王洪文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以退为守发表讲话，说这个会“开晚了”，“抓晚了”，他把江青推到第壹线，详细介绍了江青给20军防化连等单位写信发动批林批孔的情况，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在此期间，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林批孔。如给国务院文化组、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十院、河南“广濶天地大有作为公社”、20军防化连，空军司令马宁、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中共中央还派还派壹批记者到各大军区和中央部委“蹲点”及时反映运动情况。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孟子军被派到济南军区，虞锡圭被派到北京军区。他们穿上军装，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他们不到，常委会不开。

　　批林批孔的壹项重要内容就是宣讲“儒法斗争史”。壹些学者，把中国思想史简单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年，壹直影响到现在。儒法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著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总是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讲儒法斗争史的人认为，孔子是“权势者的圣人”，“‘王道’和‘仁政’是骗人的东西”，“孔子的‘仁义道德’是杀人的‘软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认为儒家是“搞复辟倒退的”，是“拉历史后腿的”。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上有作为的都是法家。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本来是壹个古老的学术问题，毛泽东要“古为今用”，用于支持文革这个“新生事物”，反对否定文革的“复辟倒退”；反对“虚伪的仁政”，为他的暴力执政辩护。

　　多年崇法反孔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壹下子红了起来。经毛泽东推荐，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中共广东省委请他作“批孔”报告，有7万多人听讲。此后，多家报纸连续发表了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全国各地都请他作报告。江青是崇法批儒的积极分子。1974年6月19日，她在天津干部俱乐部礼堂为天津市的党政军干部讲儒法斗争史。她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然是下了壹番功夫。我当时也在会场听讲。看到她喝著玻璃瓶装崂山矿泉，不时地请教坐在主席台上的学者。那时只有少数特权人物才能喝上矿泉水。随同江青这次到天津有纪登奎等领导人。除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以外，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35人组成的“理论班子”。其中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在天津写了18首诗，7月初回北京又写了7首，合为25首。这些诗基本都是崇法批儒的。其中壹首是：破碎山河复壹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有人认为，冯的这首诗迎合了江青想当武则天的意图。6月27日下午1时，江青乘专列火车到驻杨村的66军198师。在与官兵的“同乐会”上，江青即席朗诵了壹首顺口溜：“六十六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超过汉隋陆，善武灌周吓得退。”她仿照毛泽东的字体，用铅笔书写，留给部队。她在天津写的壹些字，高层人士视为墨宝加以收藏。我从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那里看到江青的“墨宝”，字体流畅，仿毛体几乎可乱真。

　　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学者壹下子忙了起来。出版社让他们译注了大量的法家著作，作为批林批孔的政治学习资料。各地请他们作儒法斗争史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组织了几个写作班子，专门写影射史学文章。

　　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笔名“罗思鼎”(“螺丝钉”的谐音，雷锋的名言“做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壹歌、史锋、靳戈、方岩梁等笔名。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在壹段时间内，这四个写作组的长篇大论充斥报刊，其中“梁效”网罗了壹些知名学者，如冯友兰、周壹良等，他们的文章对舆论影响最大，当时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说。据统计，到1976年10月，“梁效”发表文章181篇，其中有的文章影射周恩来。

　　对普通百姓来说，批林批孔运动只是壹场看书学习的运动。大家读了不少儒法斗争的历史，有些人还奉命写了壹些牵强附合的批孔大字报。很多单位成立了“理论小组”，专门从事批判。云南省腾冲县这样边远的地方，也成立了2472个“批林批孔理论小组、2111个贫下中农理论小组。这是应付上级的数字，显然有夸张的成份。

　　在写作班子大造舆论的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发动已经被边缘化的造反派起来保卫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读书班上作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报告。各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听了这个报告。王洪文这个报告联系了现实，重新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重申了文革初期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近几年被淡化了。他批评说：“问题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壹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壹样；有的说，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壹些同志说过，妳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王洪文批评有些干部“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壹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壹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妳什么账呢？”他批评壹些地方整造反派：“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壹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壹犯错误就壹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他说：“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我们就是要头上长角、有两支角。”他指出，“（十届）二中全会以来有壹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造资产阶级的反有什么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

　　批林批孔运动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16分子”的造反派头头们带来了希望，也给被挤出了“三结合”的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带来了希望，他们积极投入了这两场新的运动，在各地掀起了壹个壹个的政治浪花。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又壹次当了毛的“石头”，在这壹场运动中的作为，为他们增加了新的罪名。

　　批林批孔中的闹剧

　　在批林批也中发生了几件事情，江青等用来大造舆论，最终成了闹剧。

　　马振扶事件。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考得很差，还在考卷写了壹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的班主任讥讽她是“伟大诗人张玉勤”，要她作检查。学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张玉勤觉得受侮而自杀。1974年1月，江青在壹个内部刊物上发现了这件事，说张玉勤之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的结果，把马振扶事件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不仅班主任和校长被判刑两年，还借这个事件在全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事件。1972年，意大利左派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应邀到中国拍摄记录片《中国》。1973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有人给江青、姚文元写信，说《中国》是“极端恶毒攻击中国的反动影片”说：“摄影组是外交部和广播局合签批准来中国的。”说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写信，说影片很坏。”实际上，这是壹部客观反映中国状况的电影，有的镜头反映了中国落后情况，不能说是反动电影。江青等大造舆论，发表批判文章。江青说：“中国人里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江青暗指周恩来。外交部壹些官员受到牵连。

　　批判晋剧《三上桃峰》。1974年1月，在华北文艺调演中，演出了晋剧《三上桃峰》。这部剧的前身是《三下桃园》，是根据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生产队和大刘庄生产队出卖病马又赎回来病马的故事创作的。《人民日报》曾对此事作过报道，肯定这两个生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就在这个县桃园大队搞“四清”，传言说她送给队里壹匹红马（实无此事）。江青等人抓住“桃园”二字，说这部戏是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即剧作者之壹）被撤职。

　　批判“黑画”展。周恩来让有关部门组织李可染、黄胄、李苦禅等名画家创作了壹批国画，用来装饰宾馆。这些国画挂在北京壹些宾馆，江青等说这些画是“黑画”，组织人批判。

　　此外，还批判了湘剧《园丁之歌》，说这部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批判了“无标题音乐”等。

　　张铁生白卷事件。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的批示中说.“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壹个原则。”在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指出：“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所以，很多人响应号召，争当“反潮流战士”。敢于冒尖的人就成了“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是其中之壹。

　　1973年，在辽宁省兴城县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只能答3道小题，其余都不会。他在试卷背面写了壹封信。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著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这封信中还流露出要求考官照顾的情绪。7月19日，《辽宁日报》以《壹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壹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壹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张铁生壹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还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当上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在江青、毛远新等人的鼓励下，张铁生到处发表演讲，成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后来，“四人帮”接受审判时，张铁生在辽宁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小学生日记事件。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刊登了12岁小学生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信和日记反映了小学生和班主任之间的矛盾，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批评了班主任。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报》壹版头条全文转载了信和日记摘抄，编者按赞扬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红极壹时，班主任受到冲击。不少人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也不同意她的壹些看法。1974年1月1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的邢卓、王文尧、恩亚立三人以“王亚卓”的署名给黄帅写了壹封信，批评黄帅。不久，《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壹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致王亚卓的壹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妳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这封公开信显然有人背后捉刀。内蒙的这三位青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多次批判，送到艰苦的地方劳动。

　　江青等还“扶持新生事物”，她三次到天津小靳庄，扶持这里的“十件新事”，大多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写打油诗、唱歌之类。党报党刊为此喧闹壹时。《天津日报》统计，从1974年6月25日到1976年底，共发表宣传小靳庄的稿件466篇。从1974年8月21日至11月7日，有27个省市自治区512个单位18，000余人到小靳庄参观。

　　李庆霖事件

　　如果说以上事件带有闹剧意味的话，那么，李庆霖事件却令人深思和苦涩，是壹幕苦剧。

　　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1969年，他的初中毕业儿子李良模到莆田山区插队落户，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又壹个孩子初中毕业了，又面临著上山下乡的问题。“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1972年12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信中讲了孩子在农村的困苦：“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壹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壹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没有壹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壹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孩子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他在信中还揭露了壹些人“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信的语言恳切、朴实，打动人心。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这是奉总社之命来了解情况的，回去后立即发了直达中央的“内参”。记者赖玉章走后，李庆霖壹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壹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著“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他心里“咯噔”壹下，直觉告诉他，这壹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著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是毛泽东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将毛泽东的复信读了壹遍又壹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泽东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泽东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将300元钱存入银行，壹直舍不得花。

　　毛泽东读毕李庆霖的信后，让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３００元汇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 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下乡知青的政策。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6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从此，知识青年的境遇有壹定的改善。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福建李庆霖那壹封信，有人说那里头有刺，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对李庆霖信的处理，平衡了他批评“反走后门”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他同情底层百姓的形象。

　　李庆霖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地位不断提升：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直到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批林批孔和紧接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被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请去作报告。他站在造反派壹边，大胆地批评官僚体制。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发表了他署名的《谈反潮流》文章，显然是《红旗》编辑部让他写的。1976年01月江青等四人被捕后不久，李庆霖被隔离审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正式逮捕，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0年代初，壹些来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们听说李庆霖关押在附近，买了水果、糕点，步行１０多里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这些老知青们象亲人般围住李庆霖，壹壹说起当年因为李老师给毛主席的壹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准予给李庆霖减刑。他在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１７个春秋。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他不时会收到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有壹位汕头老知青给他汇来６００元让他治病用，在信中称他是“中国知青之神”。

　　几个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壹些地方，那些在成立革委会以后受到打击的原造反派们，认定批林批孔是壹次重振旗鼓的机会。他们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的实际，展开了斗争。壹些被结合到革委会里的领导干部，不知道这次运动的底细，不敢冒然阻挡。下面介绍几个省的情况。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召开武汉地区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3月2日，省市公安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李想玉等人。3月3日，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汽车游行，庆祝胡、李获释。获释的造反头头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胡厚民主持制定了湖北批林批孔运动的“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放”，就是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壹律释放。“平”，就是为被打成“5·16分子”、“北决扬分子”、“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提”，就是将造反派提拔到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机构中去。“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

　　胡厚民的“纳”是有根据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整党发出指示：“壹个人有动脉和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壹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但是，各地在恢复秩序时，领导班子大都是“吐新纳故”：让群众代表出去，让老干部进来。

　　造反派领袖们利用各种机会大造舆论。武汉当时有壹个“杜则进”写作组。“杜则进”是体现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这个小组有20多人，他们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壹周就在汉口水塔“民主墙”贴出壹个整版。水塔“民主墙”有几百平方米的面积，地处繁华的闹市。“杜则进”的系列文章揭露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四人主政时否定工代会，推翻各级革委会，全面镇压造反派的情况。“杜则进”的文章在武汉轰动壹时。在武胜路、司门口等闹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

　　1974年3月，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5·16”的讲话。毛在这个讲话中批评武汉清“5·16”搞过了﹐要刹车﹑纠正﹐要注意政策。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电信局里原“钢工总”的壹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作了汇报。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3月30日﹐原“钢派”群众包围军区，要求交出在“清查“5·16”、深挖“北决杨”时整群众的黑材料。早已被解散的“新派”和“钢派”的壹些人重新集结起来，要求中共武汉市委查封军区整的黑材料。市委书记王克文接见造反派。经王克文同意，造反派留下借条、将3万多份材料运到航运局的船上。过了壹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造反群众将材料壹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文革被否定之后，这件事被定为“抢机密档案”，带头的人判了4年徒刑。

　　“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部分得到落实。胡厚民、朱鸿霞、邓金福、潘宏斌、平毅被增补为文革后刚刚恢复的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5年，根据邓小平指示，这些补台重新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都下放到县、公社和农民搞“三同”。

　　?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湖南文革中的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省革委会成立时，这两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胡勇与叶卫东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壹年之后，中共“九大”召开，省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在中共“十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唐忠富壹跃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壹把手”。

　　在“壹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湖南造反派头头们大多被剥夺了权力，壹些人挨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再次聚集起来，要求为被整的造反派头头平反，要求销毁被整的材料，要求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当时最活跃的有三个人：胡勇，原“长沙工联”的主要负责人。唐忠富，原“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壹。雷志忠，原“长沙工联”第三号领导人，1968年4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九大”以后，群众组织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好把工会当作集结力量的阵地。2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会的壹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以“唐勇忠”名义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铅印散发了6000份。传单说：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使‘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胡勇、唐忠富等将原与他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如“湘江风雷”派又团结统壹起来了，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由此，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头头都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壹些已入狱几年的造反派头头，都被胡勇等人保释出狱。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壹些造反派头头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3月11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15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长篇文章。

　　? 为了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造反派把“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向党委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壹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当权者不得不退让。壹些在“壹打三反”、清“5·16”运动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获得了职务，退还了或当场烧掉他们挨整时的材料。壹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

　　黑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黑龙江省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全国第壹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主任潘复生。1968年，在全国要求恢复秩序的大背景下，黑龙江和全国各地壹样，都有“复旧”的情况。1968年早春，潘复生还坚持文革初期的理念，在造反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右倾，反复辟”斗争。壹大批已经解放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干部被撤职。1971年2月，对潘复生的“反右倾，反复辟”问题进行了清算。1971年6月潘复生被免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军人汪家道。在清算潘复生的过程中，造反派也同时受到清理。

　　批林批孔壹开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认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上下串连，积极活动，图谋把结合到革委会里的壹些老干部再次打倒。原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士荣、省革委会财贸办副主任牛成山等人写了“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壹时，哈尔滨市大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打倒黑龙江的孔老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3月2日、25日，牛成山等人组织80多人强占省委会议室，围攻省委领导，冲击省委机关的批林批孔会议。4月1日起，造反派又到省委闹了6天5 夜，逼省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4月6日，牛成山、聂士荣等组织了数十名工人闯入市委书记李剑白的办公室，将其绑架至省委107招待所进行围攻。之后，用卡车拉著李剑白游斗。12月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补选黑龙江出席四届人大代表，造反派为阻止老干部被选为人大代表而发生冲突。26日，造反派抬著伤员游行，冲进省委机关大楼，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广播站。广播站喧闹了壹个多月。

　　在1975年春开始的“全面整顿”斗争中，黑龙江省造反派的活动被“整顿”了下去。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南萍(20军政委)为主任，陈励云(空五军政委)为第壹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浙江军政领导人陈励云、南萍、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兼20军军长）被审查，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在批林整风当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壹批干部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壹批“造反起家”的领导成员在这之前陆续被打发到基层。1973年1月，王洪文到浙江，公开指责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账，走偏了方向。为被打发到基层的造反派头头鸣不平。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支持，造反派头头们认为，省委在批林整风中整了造反派和新生事物。有些人写信给王洪文，王洪文把这些们批给省委第壹记谭启龙，向谭施加压力。

　　1973年10月3日，翁森鹤(杭丝联工人、省革委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省革委会常委）在街头贴出《致谭、铁书记的公开信》，批评谭、铁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不重视并且压制新干部。”11月8日，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向中央写了《关于谭、铁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报告》，并组织了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策划上京告状。王洪文来电话阻止他们上京，说：“浙江的问题就地解决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评，省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11月16日，赴京控告团成员住进了屏风山工人疗养院，成立“省委屏风山干部工人学习班”，集中批判“右倾翻案”、“右倾回潮”。12月上旬，在屏风山连续召开了四个半天的批判会，批判谭启龙等省委领导人。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江部队20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到浙江送信、送材料，要“放火烧荒”，公开点名说谭启龙是浙江最大的走资派。

　　1974年2月7日，杭州市三万多名工人在展览馆广场召开大会，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会后上街游行。2月11日，以造反派为主导的“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正式成立。市委发了(74)9号和12号文件和任命名单。贺贤春为民兵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兼领导小组组长。台州、金华、温州、宁波以至全省81%的市、县建立民兵指挥部壹类组织。

　　3月2日，杭州市工代会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联合发起召开“深入批林批孔，迎头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大会”，主会场在省体育馆，设了多处分会场。第二天《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在批林批孔中，释放了在押的造反派头头174名，壹些领导干部又受到冲击。

　　1974年3月8日，成立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谭启龙任组长，柴启琨、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任副组长。翁森鹤兼办公室主任。实际上谭启龙被架空，造反派掌握了领导权。

　　建立革委会时，为了精简机构，各级都以四大组（政工组、办事组、保卫组、生产组）来取代原来的领导机构。1972年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机构。浙江恢复了专业“口”的管理机构（如财贸口、工业口等）。2月中旬，省委机关造反派聚集了32个单位的200多人，召开“冲口复组”会议，最终迫使省委同意恢复四大组。

　　3月17日和21日，与翁森鹤等不同造反派别的群众组织头头方剑文，组织批林批孔大会和“批林批孔和批陈励云、南萍、熊应堂大会”，会后游行。张、翁、贺组织民兵冲击会场和游行队伍，两次都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3月13日，温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抢，16日中央、中央军委给省军区发电报，命令收缴武器。3月16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谭启龙，主要内容是：—、浙江两派头头，壹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搞串连，抢枪、抢物资、抢车辆等。二、省委，特别是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两次收枪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向中央、中央军委检讨。三、省委里壹些主要负责人到外地养病的，应当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群众壹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要注意安排好工农业生产。

　　3月26日，浙江省召开中共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省军区党委全会（“三全会”）。“三全会”从3月27日壹直开到8月6日，共开了133天。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批铁瑛、夏琦、陈伟达等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批判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说他们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工厂、院校以及壹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

　　4月3日，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鹤、贺贤春提出的给60名“反潮流战士”落实职务的名单进行了正式讨论，市委常委会通过落实了这些职务。杭州市委发出(74)25号文件，吸收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倪巧云、夏根法、王元海、谢国相、李金荣、郑银法、王竞十人为常委。5月1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纲领——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重申文革初期的思想。

　　翁森鹤等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有壹百多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

　　1975年1月29日，省委工作会议的第壹天，造反派冲进了正在举行会议的杭州饭店小礼堂会场，绑架了第壹书记谭启龙，将他劫持出会场。警卫战士奋力抢了回来。邓小平得知此事后，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说“谭启龙不能倒!”

　　批林批孔引起了无法收拾的混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纪登奎协助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解决省委领导“软、散”问题，纠正“双突”，撤销民兵指挥部，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1975年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75)16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同时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7月下旬，将省、地(市)两派造反派头头骨干200多人集中办学习班，壹边学习、劳动，壹边揭发张、翁、贺等人的问题。10月，张永生、贺贤春下放农村劳动。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和浙江省不同的是，江苏的造反派头头在军管期间遭到彻底镇压，因而不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时，江苏依然处于军队干部的绝对控制之下。在清查“5·16”中，十几万人被关押。在军方控制之下，运动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没有进入权力中心。批林批孔运动壹开始，老干部们打著保卫文革的旗帜，尽力为在清查“5·16”中受害的造反派说话。老干部的代表人物就是彭冲和许家屯。许家屯在省委召集的壹次大型会议上说过：“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强调，江苏的“批林”运动应该聚焦于（壹）林彪在江苏死党的罪行、（二）清查“5·16”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和（三）查清军方人员与“选妃”活动的牵连。他还提出，要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这三个问题。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许世友、吴大胜、蒋科。由于许世友是毛泽东要保的，而且已调到广州军区，许调走以后，吴大胜代理江苏省委第壹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蒋科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全省行政事务。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重头文章，其矛头壹直指向几位军方领导人。

　　江苏的老干部的重新掘起没有被造反派看成“复辟”，反而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曾邦元、周锡禄、徐松林等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前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运动中遭到清洗并被投入监狱，现在他们与老干部通力合作以谋求自己的平反。要求清算军人政权的还有壹大批返城市民。在恐怖的“红八月”、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更早壹些时候，大批市民被赶到农村。这些在农村生活无著的市民，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回到城市，他们返回南京持续地请愿、示威，壹度甚至阻断京沪铁路。

　　吴大胜在4月中旬的壹次省委会议上承认，江苏清查“5·16”运动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而且省委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同意释放壹批被关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头头，其中包括文凤来、曾邦元、朱开地、鲁学智等。从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行有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数十位“群众代表”应邀与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前造反派成员和清查“5·16”运动的受害者。他们激烈地批评军人政权。“坚决捍卫中共中央14号文件，彻底粉碎吴大胜等人的猖狂反扑”的大标语贴到了南京街头。彭冲和许家屯多次出席省级机关批判大会，指导群众展开斗争。。

　　8月15日，吴大胜承认他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支持林彪集团的活动，承认他千方百计掩盖许世友夫妇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事实。在8月31日会议结束时，彭冲代表省委做总结：许世友的种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而且必须受到批判。清查“5·16”运动，是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复辟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壹。8月31日，省委下发了《关于清查“5·16”工作中的壹些问题处理意见》（苏委发【1974】91号），承认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提出了对清查“5·16”的受害者的六项平反措施。

　　中共中央明确支持彭冲和许家屯等人。11月13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包括丁盛、彭冲和许家屯——奉召前往北京。当天下午，他们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纪登奎等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宣布任命彭冲为省委第壹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12月30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命令在地方党政机构里工作的所有军方人员全部返回部队，地方老干部接替军人在各级政府中的党政领导职务。

　　吴大胜和蒋科被停止领导职务，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造反派头头从牢房里被放了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老干部壹旦实现了接替军队干部的权力以后，不再支持造反派，他们明确表示，造反派头头不能回到他们在1968年取得的领导岗位。

　　江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的造反派活跃壹时。1973年12月25日，江西造反派领袖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壹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1974年2月初，造反派领袖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发动批林批孔，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1974年2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壹打三反”中被关押的224人。县壹级的造反派也有活动。1974年3月，于都县壹些“反潮流战士”打著“反复辟倒退”的旗帜，冲击县委，围攻县委领导，查封县委组织部、县劳动局和县档案馆。1974年4月，万载县掀起壹股“反潮流”和“上访”热潮，上访者要求解决造反派“受压”问题。2月17日，定南县壹些造反派借批林批孔运动的机会，组成“定南上访团”，要求解决被打击的问题。

　　在毛泽东要求全国“走向大治”大趋势中，这些造反派的活动只能是昙花壹现。江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焦点是李九莲问题。

　　李九莲，女，原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中成为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是个中学生造反派头头。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在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壹些看法：“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壹样，我对现时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问题发生怀疑。”

　　她的男友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部队领导把信转到了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被抄走的日记中，发现有壹些批判林彪的内容。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听了这个专案的汇报后说：“象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李九莲被判五年徒刑。

　　林彪事件后，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倒台了，李九莲被释放，但还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开除团籍，发配到江西兴国县钨矿厂。

　　1974年4月4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为自己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接著连续贴出多张大字报。在大字报前，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夜深了，还有人打著手电看。读者在大字报边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批语：“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学习！”“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还有大量批评赣州地区领导人的大字报。

　　赣州地委对群众的强烈呼声极为恐慌，经请示省委，1974年4月20日晚10点，又秘密将李九莲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4月24日夜，赣州259个单位，2000多人举行集会，签署了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迅速贴满了赣州市街头。会后，数千人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李九莲。凌晨，四十多卡车载满抗议者，奔赴兴国县，请求释放李九莲（后被扣上“冲击监狱”的罪名）。当地壹些党政领导，如地委常委陈万兆，兴国县公安局长等都同情群众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处理此案。

　　继程世青之后，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的陈昌奉在江西主政，他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壹．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三．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四．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陈昌奉的五点指示公布后，很多人聚在赣州公园，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李调会”）。极度贫穷的赣南百姓，为“李调会”捐出大批钱物，使这个组织活动了七个月之久。李调会建立广播站，日夜广播为李九莲呼唤正义的文章。“李调会”六次上访北京，在长安街，前门等处张贴大字报，请求中央解决李九莲问题；他们在省会南昌的八壹大道上贴出了很多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

　　1975年5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为李九莲说情而被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就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当年第壹个审判李九莲的公安局干部梁某，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被开除党籍。为了壹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

　　李九莲再次入狱后，宁死不屈，受尽折磨。其间，她曾绝食72天，以示抗议。监狱强行给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莲就将针头拔下，狱方只好捆住她的双手。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被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著壹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游街后，李九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她跪下，她不跪，刽子手壹枪击中其腿，把李九莲打成跪下的姿势。她被枪杀时只有31岁。在强烈的政治恐怖气氛中，李九莲家人不敢收尸，壹个单身性饥渴、性变态男子割去了她的乳房和阴部。

　　在赣州市为李九莲鸣不平的无数人中，有壹位叫钟海源的小学教师。她并不认识李九莲。她自动到“李调会”当广播员，每从早上壹直广播到晚上十点半。除了播音，她还刻钢板，抄大字报。当局规定：“凡在‘李调会’工作的人，本单位壹律停发工资”，钟海源却依旧天天来，带著自己的两岁女儿。

　　1975年5月，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将“李调会”定为反革命组织。“李调会”主要成员壹壹被捕。钟海源在自己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自刻自印自己散发。结果，她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监狱里，她仍然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李调会”无罪！她遭受严刑拷打。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拖著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此时，南昌92野战医院住著壹位飞行员，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摘取。在刑场，刽子手朝钟海源不致命处打了壹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附近壹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著剖取钟海源的肾，鲜血滴滴塔塔地盛满了半桶。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批示为李九莲平反，但当地掌权者还坚持李九莲是反革命，因为李九莲是造反派。1974年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当权者基本是镇压造反派上台的。

　　中央发文件限制造反派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的行为，既威胁到已经重新掌权的官员，也违背了毛泽东实现安定团结的战略部署。文革此时已进行了七八年了，不仅全社会不希望再乱下去，毛也不允许再乱下去。为了防止造反派闹的势头过大，中共中央连连发出文件，将运动控制在各级党委掌握之中。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74] 12号文件），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壹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壹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壹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壹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个文件还要求不要“揪”已回部队的“支左”人员，他们在支左中犯的错误由部队解决。

　　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希望把批林批孔变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们很不高兴。安庆市重新组织起来的“安庆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联会”在大街上贴出“淮南在镇压，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标语。还大量散发口号：“中央十二号文件是修正主义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号文件的炮制者！”“打倒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矛头直指周恩来。

　　为了稳定军队，5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强调清查林彪事件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1971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还强调“陆、海、空军的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壹律坚持正面教育。”

　　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汇报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津浦、京广、京包、贵昆4条重要干线的列车不能畅通”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用这些令人忧心的数据，阻止批林批孔运动发展为“第二次文革”。

　　国家计委汇报中说“干部被打跑”，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在淮南市采访中看到了这种现象。革委会的领导干部们看到造反派壹闹，就躲的躲，跑的跑，整个市委、市革委就剩下革委会主任应付。张万舒到淮北第壹煤矿杨庄矿采访得知，十多名党委成员全都跑了，半个月不回来。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发［1974］21号），这个文件指出了生产的严峻形势：上半年壹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壹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835万吨。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铁路经常堵塞，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1302厂等，大量减产。这个文件要求造反派群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

　　?面对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被“火烧”后回到领导岗位的官员们，壹方面强调运动不能影响经济建设，壹方面在口头上紧跟。例如1974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纪要中也有这样的话：

　　在经济工作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搞“上智下愚“、专家路线？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靠物刺激？是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是维护旧事物？这些问题，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这些,显然不是务实派真实的看法,但还是要写上。“批林批孔”运动壹开始，周恩来壹方面表示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壹方面对江青等人抛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对影射他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予回应。周恩来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住入医院，但他坚决不放松权力，继续过问党，政，军日常工作。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国庆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两千多人。出席招待会的人造反派已经很少了，多数是被“火烧”后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其中壹些被周恩来保护过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不断地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周恩来简短的致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多次。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如果现在公开批周，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可能使形势失控。他不得不收起了公开批周的考虑。不批周，批林批孔也就失去了目标，加上怕造反派搞乱天下，批林批孔搞了半年多以后，进入了低潮。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隔五年换届壹次。第三届全国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1970年3月7日，毛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后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没有开成。1971年8月12日，毛又向周恩来提出国庆后召开四届人大，后因林彪事件而落空。中共十大以后，四届人大问题再壹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发［1974］26号），通知称：“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这个文件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两股政治力量开始角逐，都希望在这壹次权力分配中占优势。这里说的“务实派”主要是文革前的官僚集团。他们被“火烧”并恢复职务以后，不热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文革不满，注重恢复秩序和发展经济。随著文革的失败，务实派在民间的支持者逐渐增多。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1974年6月1日，周住进了305医院。周分管的工作已交给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但他在住院期间还频繁地找人谈话，关注著、参与著四届人大的人事准备。

　　文革派借题发挥，制造了壹个“风庆轮事件”，企图先声夺人。风庆轮是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远洋货轮，交给了交通部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轻载试航中，接船方发现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0.15毫米，质量不过关；后来雷达出现了问题。虽然造船方对这些故障进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却认为交通部有意挑剔，不愿意用国产船。交通部担心国产发动机不可靠，没有批准这艘船远航。江南造船厂贴出了《是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上海革委会还组织其它单位到江南造船厂贴大字报，批评交通部。交通部最终同意远航。风庆轮于1974年5月9日从上海启航到欧洲，上海派了壹些人上船，任命朱栋在船上任政委；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任命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质量问题争论发展到政治上的争论。朱栋组织批判“洋奴哲学”，把买船还是造船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本书作者当时从中国远洋天津分公司听到的情况是，李国堂不经意间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当时中国造船能力差，从算短期经济帐来看，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从长远来看，这壹说法违背了毛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周恩来、李先念等要求努力提高中国的造船能力，但在能力还没上来的时候，为了满足远洋运输的需要，经周恩来同意，国家计委制订了通过买船发展远洋运输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文革派的批评。9月30日，风庆轮返抵上海港。上海方面写材料，片面地介绍了船上的争论。说李国堂等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修正主义路线”。姚文元看到这个材料后就让新华社刊登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船上的争论由此转为高层争论。江青在这期《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所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张春桥批示说：“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壹再逼问邓小平，要他就风庆轮上的争论表态。邓小平开始回答说“要调查”，江青还继续逼问邓小平对“洋奴哲学”抱什么态度？邓小平厉声回答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强加于人。壹定要写出赞成妳的意见吗？”骄横壹世的江青哪里见过这样的脸色？就大吵大闹起来。邓小平说：“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戴这样的大帽子，这会怎么开！”站起来拂袖而去。张春桥指著邓的背影说：“早知道妳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

　　政治局会议上争吵以后，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商议，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临行前，10月18日，王洪文给毛写了壹封信：“最近在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壹些问题。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个别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信后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18日，王洪文到长沙对毛说：“我这次是冒著风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著找人谈到了深夜。几乎天天都有人去。经常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么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在毛面前说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多好话，言外之意是希望他们进入四届人大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没有为王洪文的汇报所动，要求王回去后和邓小平搞好团结，多找总理和剑英交换意见，不要和江青搞在壹起。

　　毛逝世前两年身体不好，眼睛近于失明，只能从周围的人那里听取信息。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是他的重要信息渠道。王洪文出发到长沙以后，江青又找王、唐两位小姐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通过她们影响毛泽东。但两位小姐却到医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她们做了工作。10月20日，王、唐两位小姐到长沙向毛作了不利于江青的汇报。毛要她们向中央转述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壹起商量，提出壹个人事安排名单。”“邓小平做第壹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他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壹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让国家回到正常局面。所以，他在肯定江青在批刘、批林的功劳的前提下，说了壹些批评江青的狠话，压制江青，防止她又闹出新的乱子，使四届人大又壹次夭折。毛的这个态度对务实派很有利。

　　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和王洪文各自乘专机到长沙向毛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23日到27日，毛同周、王的谈话中继续压制“四人帮”，让他们“不要搞四人帮”，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让邓出任国务院第壹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建议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将他的接班人的意图从王洪文转向了邓小平。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同时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全会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为了保持文革派对邓小平的制衡，毛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任中央军委常委，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央军委常委和有军队人事任免权的总政治部主任。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及国务院成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终于召开。在这之前有壹个星期的预备会。像中共九大、十大壹样，这次会议也是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代表们秘密进京，不能离开驻地，不能和外面联系，召开大会时与会者从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记者不能采访，会议结束以后才由新华社发消息。

　　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四届人大宪法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了宪法。宪法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四年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容。

　　政府工作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考虑到报告人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只有5200多字。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念了报告的壹头壹尾。这个报告的亮点是提出“四个现代化”。报告重提三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走”的目标：“第壹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壹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后说：

　　我们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壹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壹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这是文革以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国目标的第壹次，当然倍受欢迎。周恩来壹念完，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当时情况下，报告还是肯定了中共十大路线，还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

　　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周恩来为总理。副总理有12位：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作为第壹副总理的邓小平，四届人大闭幕几天以后，他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务实派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纪登奎都是政治上的强势人物，他们全盘掌握著经济、外交。陈永贵、吴桂贤、孙健是从基层上来的，政治能量不强。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权力范围远小于邓小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政府里没有职务。在国务院所属的29个部委的壹把手中，除了文化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离任庄则栋、冶金部长陈绍昆四人是文革中新起来的以外，其余都是恢复职务的老干部和军代表。

　　批判江青壹个月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壹年时间内，壹方面保卫文革，壹方面稳定社会秩序。这是壹个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问题。毛只能在代表“复旧”势力的周、邓和坚持文革理想的文革派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反修防修”的理论。稳定社会秩序主要是遏制江青等人的极端行为，防止他们把局面搞乱。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壹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壹部分，党员壹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姚文元奉毛之命，主持选编了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壹共33条。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33条语录。这些语录，强调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等。马、恩、列的语录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权威依据。按照毛的指示，姚文无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1975年3月1日发表，张文4月1日发表。全国各单位都办了理论学习班，学习毛所指定的理论。毛发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从短期看是为了从“老祖宗”那里寻找依据，在反文革的力量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稳住文革阵脚；从长远看，是为了广大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希望后人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说话不清，行动困难。面对身边的两股对立政治力量的博弈，毛尽力玩平衡游戏，以免在他生前出现大的动荡。

　　毛泽东临近死亡的最后两三年，为了使自己不在动乱中死去，不得不再壹次向官僚集团让步。1966年，毛泽东雄心勃勃，横渡长江显示自己健强的体魄。他要利用健康的余年改变中国，实现他1958年没有实现的全新的美好社会的梦想。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断破碎著他的美梦，他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退让。1967年8月的乱局，他向军事官僚退让，林彪事件，迫使他向整个官僚集团退让。生命尽头的来临，迫使他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退让。他最后两三年多次吟诵“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文革的大运已去，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只希望把“火种”传下去，后人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七八年搞壹次文革。不过，退让他是不甘心的，他利用他生命的余热还要搏壹搏，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濒近死亡的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是毛泽东生命尽头的回光返照。在生命尽头，他的妻子江青是壹大麻烦。

　　江青患有严重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壹年到头依赖安眠药睡觉。她疑神疑鬼，歇斯底里，借著毛夫人的身份，骄横跋扈。毛的晚年在生活上和江青很不协调，但江在政治上紧跟毛，江青是毛可靠的政治伙伴。由于江青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壹些不得体的事，说出壹些不得体的话，给毛惹出不少麻烦。1974年以后，为了防止文革派打破政治平衡，引发新的混乱，毛泽东说了壹些批评江青的话。1974年3月20日，毛给江青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妳谈的，妳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在，有我的书在，妳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壹了，也不体谅。妳有特权，我死了，看妳怎么办？妳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在给江青的几封信中，多是对江青的劝戒，也有对江青的抱怨，但这些抱怨是夫妻间的抱怨，并没有把江青看成政治上的异己。在这些信中也没有提“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妳要注意呢！别人对妳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妳讲，妳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壹个叫钢铁工厂，壹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用模糊不清的眼睛看著坐在壹角的江青说：“妳也是难改呢。”毛在这次会上还说：“她也算上海帮呢！妳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还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壹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帮’的问题。“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员中的关系，不是定性为反革命帮派。政治局里面本来就存在著派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派别，比如当时就有文革派和老干部派。毛只是要江青“注意”，没有说已经是“小宗派”。

　　不管毛怎样批评江青，都不能否定毛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都不能否定毛对文革的坚定态度。但是，务实派将毛批评江青的话作为对付文革派的政治武器。毛泽东也为反击务实派准备了政治武器——重提周恩来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但是，文革派没有用好这个武器，反而自受其害。

　　1973年春，在周恩来以批左的名义否定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就找出延安整风时期的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是毛为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于1941年写的，是他在中央苏区受压时的积怨的大发泄。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周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教条宗派”是指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以王明为代表。事隔三十年后，毛让人把这九篇文章找出来，印成专供高级领导人看的大字本，在小范围内传阅。让他的侄子毛远新把涉及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由于毛泽东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说：“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批林批孔斗争，壹个是解决九次路线斗争回潮的问题，壹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斗争没有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壹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壹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1974年6月，就在江青等大批“党内大儒”的时候，毛泽东又壹次找出那九篇文章，重新加以修改，以备应用。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时，又提到九篇文章，说：“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实际上，直到周恩来死后，毛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给他念了壹遍，并作了若干修改。

　　江青大概知道毛并没有烧掉九篇文章，也可能因为毛泽东对毛远新说的话的影响。他们以为，借批经验主义来批周，可能会得到毛的支持。

　　３月１日，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

　　3月1日发表的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４月１日发表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反“经验主义”。这两篇文章是毛提议写的，而且都经毛审定的。

　　3月４日、５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这是出自毛批周的九封信——引者注），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４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壹再提出反经验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

　　1975年初，邓以第壹副总理身份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开始整顿。文革派批判“经验主义”，虽然有毛重提“九篇文章”为依据，实际是想干扰和阻止邓小平的整顿。邓仗著毛此时对他的信任，找个机会向毛奏了壹本。4月18日，毛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送走客人后，邓向毛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表示同意邓的意见。

　　1975年2月月3日，新华社写了壹个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报道意见，没有提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压著不批。到三月底，姚文元让新华社修改这个意见，加上了批经验主义的内容。4月20日，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可能是邓小平4月18日的汇报起了作用，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

　　1973年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叶剑英，江青气势汹汹地要把这场斗争说成“第十壹次路线斗争”，这是企图置周、叶于死地。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周、叶等批判江青了。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批经验主义的指示。姚文元念了毛4月23日的批示以后，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外，其他人都要求将这壹批示下发。张春桥说，在其它文件上顺便提壹下说行了，不必单独下发。吴德说，不下发，反经验主义的风就顶不住。不经政治局，不请示毛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不符合原则。反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妳们几个人搞宗派主义。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所谓“第十壹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叶剑英说：主席讲妳们是“四人帮”，要妳们停止活动，妳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情况为由，给毛写信，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壹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说，“这场争论，实际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想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说这是邓小平等搞“突然袭击”，是“围攻”。

　　务实派和文革派已经到了两军对垒，壹触即发的关头。

　　4月29日，30日，周围恩来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5月2日，周恩来让秘书找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壹文的编者按和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两篇文章都有批判经验主义的文字。

　　5月3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最后壹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从医院赶来参加了会议。关于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说他也有责任：“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壹遍，我是没有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壹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这些话是为文革派缓颊。他又轻轻地敲打壹下文革派：“不要搞四人帮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壹些，不多，跟我差不多。”“我看江青是壹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他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对两方面的意见分歧，毛泽东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些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是重点批评江青这壹边的，但对另壹边也批了。毛说“不要搞四人帮”时，还说：“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这是讲1920年到1922年的历史，也是暗指现在党内的帮派。

　　5月4日下午，邓小平到医院同周商讨批判“四人帮”问题。接著，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谈话主题也离不开批评“四人帮”。4日晚，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毛5月3日讲话。这时，毛不让下发他4月23日批评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那个批示，理由是《红旗》已经发表了反映了那个批示的精神的文章。

　　4日，5日，周抱病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强调：在过去壹个多月时间内“有些报告、报刊社论、壹般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强调反修正主义的壹项经验主义，放过了另壹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也不提了，这不能不是壹个错误。”这样的后果是“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人。” 5月8日，周在人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落实毛5月3日讲话的事。会上决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后（邓5月12日-18日访法）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由王洪文通知政治局全体成员。5月13日，王洪文才正式通知到政治局，周嫌太迟缓。在这以后，周找李先念、纪登奎、苏振华、吴德、叶剑英等谈话，18日邓小平回来以后，晚上就同周恩来谈话。5月21日，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指出是姚文元的文章最先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信中还提到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会议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周建议将这封信送毛。张春桥在周恩来信的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致信张春桥，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的来电中证明，张3月1日在总政的讲话中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说：“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妳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要把张春桥的错误坐实，为政治局批江青的会议作准备。周对谭震林、汪东兴谈到他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他要求医务人员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他，以便于他安排工作。

　　为什么从毛到高层官员对反经验主义壹事大做文章？因为反经验主义就是反对已经恢复职务的老干部，反经验主义也是反对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就是批周恩来的经验主义。文革已经搞了九年，毛需要“安定团结”，毛离不开周恩来这壹批老干部。在反经验主义这个理论问题上做文章，说明毛在保卫文革和恢复秩序这两个对立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5月27日，在人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毛的谈话为依据，批判江青等人。邓小平作中心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谈对毛的5月3日的谈话的理解，他说，主席批评搞“四人帮”，关系到政治局的安定团结，关系到“三要三不要”的问题。针对江青等认为4月27日对她的批评“过头”壹事，邓说“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过头’，谈不上‘突然袭击’。”他强调江青的“三件事需要讲清楚”：把1973年12月的批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事说成十壹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反走后门，说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1975年又批经验主义。倒是问壹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作发言时非常严厉，还愤怒地拍桌子。李先念在发言中也强调4月27日对江青的批评没有过分。吴德、陈锡联也发言要求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

　　5月28日，就批判“四人帮”问题，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在此前后，周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人谈话，了解中央政治局批判“四人帮”的情况。

　　6月3日，政治局接著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批判江青的会，开始有点冷场，因为大家还摸不清毛对江青的态度。叶剑英发言打破僵局。叶的发言中指出，4月27日的会议和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是不同的（江青等人认为4月27日的会和庐山会议进攻张春桥是相同的），是对的。他说，江青提十壹次路线斗争、反走后门、反经验主义，都没有请示主席。叶就这三件事严厉质问江青等人。在多数政治局成员的逼问下，王洪文在会上不得已作了检查，他说：“壹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在这几次批判江青的会议上，批判者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毛批评江青的口径，只抓住“三件事”穷追猛打，不敢超越“三件事”，还小心翼翼地肯定1973年12月批判周恩来、叶剑英的会是正确的。可见政治斗争的微妙。

　　6月初，毛让江青到邓小平家找邓谈话。邓小平后来说，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好吹她的壹套，水平不高。可见江青并没有向邓小平认错，只是按毛的要求，缓和关系。

　　第壹次批评会开完后，江青向毛诉苦，说邓小平搞“突然袭击”、“反攻倒算”，毛没有松口。让江青写书面检查。6月28日，江青交出书检查。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查批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壹检查，并建议将江青的检查送毛主席阅。毛圈阅了此件。

　　据称，检讨以后的江青，壹扫以往那种不可壹世的骄横气焰，变得异常沮丧，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从1975年6月下旬开始，根据毛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从1975年7月初开始，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江青并不服气。1975年9月，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江青邀请新闻记者和她带去的几十名文艺工作者，共100多人吃饭。席间，江青说：“在北京他们整了老娘壹个多月。”

　　对这次批判江青，毛泽东的态度到底怎样呢？毛虽然批评江青等反经验主义，但认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邓小平是不是借机小题大做？还是周恩来真正了解毛泽东。1975年4月28日，在江青第壹次挨批的第二天，周找吴德到305医院谈话。周心情沉重地说：“妳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的意见正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妳是吃不消的”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除了注意听外面的动向以外，还表现出对形势的隐忧。壹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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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组阁老干部占了优势，江青挨了批判以后暂时认输，不仅写了检讨，还到邓小平家里示好。毛让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邓小平顺风顺水，该是他放手大干的时候了。他要干什么呢：他要通过全面整顿，收拾文革造成的乱局。社会要安定，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改善，这是老百姓的要求。在任何社会，群众都不可能有持续的政治热情，文革中搞了八九年，反反复复地多次折腾，原来满怀政治热情的人也厌恶政治。被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们，正希望有人出来结束乱局。在当时，邓小平全面整顿是得人心的，很多人对他抱有希望。然而，毛泽东还在世，经过多年的灌输，继续革命理论在不少人心中还起作用，造反派虽然被边缘化，但势力犹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势必与多年宣传的理论、与文革造成的政治格局相冲突。为了取得全面整顿的合法性、慑服反对者，邓小平打出了毛泽东的牌子：“以三项指示为纲”。

　　“以三项指示为纲”是指用毛的三项“最高指示”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哪三项指示呢？壹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林彪事件以后，毛多次讲了要安定团结。1974年8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会上，毛在谈到对跟林彪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要壹棍子打死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都要团结。”这表明了他要结束文革的愿望。

　　搞好国民经济是任何壹个执政者都必须做的事。在文革中毛壹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有时会冲击 生产，批林批孔运动壹度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1974年10月20日，在长沙，李先念向毛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对李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以后，毛又表示过要搞好国民经济的意思。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毛最为关心的事，他讲了很多话。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发［1975］5号）。这个通知转发了毛关于理论问题的壹系列指示。

　　这“三项指示”中前两项是当时的紧迫问题，后壹项是毛的长远战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认为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小生产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还是他1958年那种乌托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包含这些内容。从根本上说，要真正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得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前两项指示是和第三项指示是冲突的。邓小平把这“三项指示”捆绑起来，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实际上，他只落实前两项，将“学习理论”虚置。“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当时，从上到下都有文革派和官僚派两种势力在较量。文革派强调“学习理论”；官僚派强调“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官僚派的主张符合当时中国紧迫需要，所以称他们为“务实派”。实现安定团结，就是打压“派性”。打压“派性”是以“建立生产秩序”的名义进行的。在邓小平这壹类老干部心中，“派性”就是造反派对权力机构不顺从。打压“派性”的重锤，最终落到那些不顺从的造反派头上。在壹些地方，打压“派性”，成了老干部对造反派实施报复的借口。此时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多数已被排挤出来。文革中产生的革委会，已经恢复为文革前的官僚机构，还继续留在官僚机构里的造反派头头（壹般是温和的造反派），都变成了官僚，再不是“群众代表”了。

　　为了“全面整顿”，邓小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5日设立的，是邓小平的智囊）起草了三个文件。

　　第壹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由胡乔木、邓力群、胡绩伟等人起草的。这个文件批评“打著红旗造反”的人说：“他们打著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著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壹些地方和壹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壹部分中，干部壹部分中、党员壹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正是文革初期，官僚集团评价造反派、镇压造反派时通用的说法。还说：“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评“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壹派和那壹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壹气。” 文件向搞派性的人指出了两种选择：“壹条是改正错误，做壹个好的党员；壹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壹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壹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壹个阶级在造反”。“‘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实际是否定毛泽东号召的“造反”、“反潮流”，否定毛泽东提倡的“四大”。

　　这篇文章于1975年10月写成，由于政治风向已变，没有发表。

　　第二个文件是“工业二十条”（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起草的，于1975年11月完成。这个文件规定，要坚决整顿企业的领导班子，调整那些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提倡建立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大胆放手抓生产。这个文件是整顿企业的纲领性文件，但没有下达就转了政治风向，其精神已传达到基层。

　　第三个文件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是胡耀邦、李昌等人主持搞的。当时科技人员大多被迫脱离了科技工作岗位，当体力劳动者使用，头上还戴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个文件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真正发挥作用；强调搞好科技工作。文件引用毛的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后来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个文件也来不及下达，但在知识分子中传开了 ，很受知识分子欢迎。

　　这三个文件虽然没有下达，但邓小平早就成竹在胸，全面整顿已经展开了两个月之后的5月8日，才在整顿钢铁时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动脉，当时的“动脉”经常堵塞，铁路的货运量计划完不成，客车晚点几个小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路段瘫痪。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首先使铁路畅通。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发［1975］9号）于1975年3月5日发出。文件规定，“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壹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壹起来。”这个文件将铁路系统的干部任免权收归铁道部。“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特别强调要“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九号文件经过毛泽东“圈阅”，是整顿铁路的“尚方宝剑”。

　　拿到“尚方宝剑”的铁道部长万里，3月9日就到问题严重的徐州铁路局，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九号文件，果断地调整了领导班子，逮捕了顾炳华等壹批造反派头头。徐州铁路局的秩序很快恢复，货运量成倍增长。4月，万里又带领工作组到太原、郑州、南昌等铁路局，推广徐州经验。调整了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的干部撤职或调离。批斗了近万名派性严重的人，逮捕了200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枪毙了壹百多人。大刀濶斧的整顿，铁路秩序恢复了，堵塞疏通了，绝大多数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这种运动式的镇压，难免有错捕和错杀的，被批斗的近万人中也难免有冤案。这为几个月以后的“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留下后患。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壹派上了台就整那壹派，那壹派掌了权又整这壹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壹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壹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著‘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江苏省的这个《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的铁手腕，会引发壹些人的反弹。政治风向壹转，在整顿铁路中受到打击的人纷纷到铁道部告状。铁道部墙上贴出了“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不倒，铁路不跑”的大标语。到铁道部上访人数越来越多，最多高达400人。万里等人的办公室也被上访者占领了。

　　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尖锐。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红三司壹派，铁道部支持红联壹派。当时中共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军队就支持红三司，争取和团结另壹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975年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铁道部派黎光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壹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壹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矛盾重新激化了。整顿不到半年，全国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壹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被群众围斗，省里没有支持他。1976年2月，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洗恒汉上北京，和铁道部壹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给洗恒汉，让他修改。洗壹字未改送了回去。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洗送来，说铁道部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洗大胆修改。同时又让洗写壹个《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希望洗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的名）。在讨论兰州铁路局领导班子时，纪登奎和万里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洗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还是由铁道部派人。” 纪登奎和万里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赵滔不愿干，就把他叫到北京，纪登奎和万里同他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要求在省上挂壹个职务。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在纪登奎和万里的主持下定了下来，写进了洗署名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中，并报毛泽东批准（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洗作的审查“结论”中说洗“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后话）。

　　1976年2月中旬，洗恒汉带著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半年以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1976洗恒汉到北京参加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对华国锋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就在这次，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刘建勋也被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他和洗恒汉两人同住京西宾馆。由于面对共同的情况，有共同的看法，他俩在壹起发了壹些牢骚。

　　在郑州，抵制铁路整顿的是唐岐山。唐岐山，1931年1月生，河南开封人。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为郑州铁路局郑州机务段司炉、副司机、司机。参加过朝鲜战争，文革开始后任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工代会副主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他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反击右倾翻案风壹开始，唐岐山支持百辆汽车大游行，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2月8日，刘建勋、唐岐山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其中说：“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第壹书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绝不是孤立的。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还批评在整顿中“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洗恒汉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也是批评铁道部搞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了刘建勋、洗恒汉的意见。万里不得不作检查。

　　整顿铁路初见成效以后，又以铁路为样板对工业系统也进行了整顿。1975年5月8日到29日，邓小平主持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让万里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29日，邓小平讲话中认为，钢铁工业整顿首先要建立健全企业的领导班子。还要同派性作斗争。他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慢吞吞。·····要发动群众跟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壹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第壹次提到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壹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删除了这句话。

　　邓小平雄心勃勃，除了整顿铁路和工业以外，他还提出“整顿军队”、“整顿文艺”、“整顿科技”、“整顿教育”、“整顿农业”等，这就是他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的干部会上讲话，传达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三支两军”中，军队干部，派出去壹批，提拔壹批，再派出去壹批，又提拔壹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干部大量超编成了突出问题。壹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壹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壹直到基层，也都是壹个正职，多个副职。“三支两军”中军队权力扩张，腐败也相当严重。邓小平抓军队五个问题：“肿、散、骄、奢、惰”。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任务。部队各级军政首长，壹个正职，壹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出调整配备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干部的通知。在军队里，张春桥是政治部主任，主管干部任免。但是，邓小平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他壹当总参谋长，很快把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了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人的时候，张春桥不了解这些人，无法反对。张春桥向王洪文抱怨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不过是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治部上报，报告上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除了抓全局性的大事以外，还注意抓省壹级领导班子调整，他希望壹些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站在他这壹边。

　　1975年秋，在中共中央任命贾启允为中共云南省委第壹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邓小平叮嘱他到云南后要坚决反对派性，抓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团结、使用和依靠老干部。邓小平对贾启允说： “不要怕人说妳是‘还乡团’”“人家骂妳搞复辟了，妳的工作就搞好了。”在赵紫阳到四川赴任省委第壹书记之前，邓小平也找赵谈了话，也讲了对贾启允说的那些话。1976年3月，贾启允在批邓中揭发了邓小平与他的谈话，成为批判邓小平的壹颗“重型炮弹”，赵紫阳却秘而不宣。“四人帮”被抓、邓第三次出山以后，贾启允被革职，越紫阳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可见，在政治斗争中“站队”后果的严重性。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上海，送走外宾后，邓小平把马天水请到他住的宾馆，进行了壹次重要谈话。马天水，1912年生，1931年入党，行政7级。文革期间，他是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工业很有起色（文革期间我在天津当工业记者，听到天津人抱怨“北京有杨寿山，上海有马天水，天津无山又无水”，意思是天津缺乏领导工业的得力干部，所以工业落后于上海和北京）。邓小平说：“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您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壹个批示。妳知道吗？”马天水回答知道，说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告诉他的。邓进壹步问：“妳想过没有？他们批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要揪人啰！” “有人讲批林批孔是11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是什么意思？！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邓还对马说：以后到北京，直接找李先念、余秋里，“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邓小平哪里知道，马天水虽然是老干部，在想法上和他是格格不入的。邓小平走后，马天水就向上海市委徐景贤、王秀珍等说了邓小平和他的谈话。马天水还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交给王洪文。1976年2月，在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上，在张春桥的鼓励下，马天水作了揭发性发言，说邓小平“挖墙脚”，成了批邓的“重磅炮弹”。

　　“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坚持“派性”的人受到打击，生产秩序有所好转。邓小平把整顿的手伸进了江青的领域——文艺界。邓小平多次向毛进言，毛泽东表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壹下，壹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这些，都符合群众的要求。

　　到1975年7、8、9三个月，除了受到打击的造反派有不满情绪以外，多数人是支持邓小平的。

　　但是，到10月，政治风向变了。

　　毛泽东转变了态度

　　不能否定文革，这是毛的底线，谁触犯了这个底线，谁就要倒霉。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触犯了这条底线，毛不支持邓了。毛是怎样得知邓小平触犯了他的底线呢？他的侄子毛远新起了重要作用。

　　毛远新，1941年生于新疆，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之子。1942年9月， 在新疆主政的军阀盛世才将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百余共产党人关押，最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杀害。毛远新的母亲改嫁给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毛远新随母到了江西。后来在北京上育英小学、101中学，1960年，毛远新进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壹学期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年，毛远新回北京度假时，毛泽东同他有壹次谈话。谈到“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谈到“阶级斗争是学生的壹门主课”，要求青年要不怕吃苦等。这个谈话在大学生中正式传达。所以，大学生都知道毛远新这个人。文革开始，毛远新在哈军工参加组织“红色造反团”。1974年，毛远新在沉阳部队担任要职，后担任辽宁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9月下旬，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经过北京时，9月27日向他伯父毛泽东汇报了东北文革情况，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毛泽东把他留下，让毛远新当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林彪事件以后，毛的健康每况愈下，行动困难。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筷子，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壹些含糊不清的字句。中国的命运就系于这样壹个病夫的身上。

　　1975年9月27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壹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

　　在毛面前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仅有毛远新，还有别人。毛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全是毛远新等人的影响。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就在毛远新到他身边之前。

　　毛泽东眼睛不好，请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给他念古文。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点，芦荻向毛请教《三国演义》、《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时，问毛：《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说的？毛泽东说是自己在武汉说的。芦荻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还有什么好的呢？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而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壹派反对那壹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泽东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壹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壹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水浒》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为了尽快出版《水浒》的三个版本，当天，就将毛的谈话稿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立刻向毛写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姚的报告还对如何贯彻毛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批示：“同意。”8月18日，姚文元就向毛报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评论《水浒》的规划，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壹些选题。毛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同意。”从此，报刊上壹阵掀起了批判《水浒》的高潮，壹些单位组织了评《水浒》的“理论小组”。

　　文革派当然会利用毛评《水浒》的指示，江青立刻活跃起来。8月下旬，她同文化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周恩来、邓小平这股力量。周恩来病重，主要是邓小平了。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江青和邓小平唱起了对台戏。邓小平在会上讲整顿：“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江青却大谈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壹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对评《水浒》非常敏感。他让人找来《水浒》的几个版本进行研究，说：“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作的！”7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泰国客人，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客人走后，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还没有走，医院工作人员要求同周合影。周恩来答应了，当排好位置、杜修贤正要拍摄时，周恩来说：“这是我最后壹次同妳们合影，希望妳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9月20日，周恩来再壹次动手术，手术前，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在进入手术室时，周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邓小平极力把毛关于《水浒》的谈话和现实斗争分开。8月21日，胡乔木问他，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著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时，谈到评《水浒》批投降派时，代表团成员问：妳能不能告诉壹下，现在中国有什么投降主义的实例？邓小平回答说，刘少奇、林彪就是。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壹书记黎笋，毛对黎笋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壹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邓小平）只有他算壹个壮丁。”送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此前，华国锋向毛请示说，江青要求放她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面对领导危机，毛泽东怕江青搞乱局面，他还需要邓小平这个“壮丁”维持局面，他压制江青。但是，他看到清华大学刘冰的两封信后，决定放弃平衡政策，全力保卫他平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刘冰，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作为他当年的学生，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壹是他在学生中极力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光明日报》上还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长篇文章。我感觉他是壹位坚定的、严厉的政治工作者。第二件事是，大概在1966年6月底的壹天，我正在大礼堂前大草坪西南角处看大字报，突然几辆小轿车从二校门开了过来向左转向工字厅。我看到壹个人从小车里伸出脑袋大喊：“我是黑帮! 我是黑帮!”这就是刘冰，他向路边围观的人显示“态度好”。他的这种表现，使我多年对他有不好的印象。读了他2008年出版的《风雨岁月》，我才怀疑我看错了或者听错了。从他的书中得知，6月28日，他被从北京饭店押回来，他写到“从二教到工字厅”这壹段路（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的情况时说：“我胸中燃烧著愤怒的火焰，我不能容忍对我人格的侮辱，我奋力大声叫著：‘妳们太不像话，我抗议！’”

　　文革初期刘冰被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打倒”。由于他态度好，清华“4·14”这壹派1968年就想支持他“站出来”。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数万名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结束了两派武斗。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冰被“解放”的消息，成了被“解放”的老干部典型。1970年1月，由于刘冰“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成了清华校党委副书记，1972年成了常务副书记。工宣队进入清华后，校党委书记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兼任，革委会主任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兼任。1972年1月，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壹把手。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成为校党委副书记。他们自称“毛主席的两个兵”，掌握了清华大学党政大权。壹些文革史把迟群、谢静宜说成是造反派，这是误会。他们没有造过反，相反，他们是毛在1968年7月28日抛弃了造反派之后，被毛派到清华去收拾反派的。他们不是造反起家，而是收拾造反派起家的。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是跟著毛的，是肯定文革的。

　　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迟群、谢静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格格不入。在政治倾向上，迟群、谢静宜是文革派；刘冰倾向邓小平。刘冰传达邓小平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大嚷大叫：“我和迟群都告诉过妳，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而妳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就传达呢？”刘冰看到“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壹尊凶神”。刘冰回答说：“邓小平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传达吗？”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扭头走了。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等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党委无法工作。刘冰和校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壹安、党委常委吕方正于1975年8月13日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只告迟群1 人。惠宪钧、柳壹安、吕方正三人都是1968年7月作为工宣队的领导成员进驻清华的。

　　信中先是肯定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作风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壹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信后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其中列了六大问题：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二，毫无党的观念；三，搞壹言堂，家长式恶劣作风；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说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这个问题时写道：“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当上中央委员，没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壹个人跑到校外的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壹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镜，摔伤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砸碎。······”告状信的前面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这封信写成后，刘冰先是请胡耀邦送邓小平。胡耀邦说，我现在是科学院负责人，妳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壹个系统，我帮妳转信不合适。后来，他们直接到邓小平家门前，通过门前的警卫战士转给邓的秘书王瑞林。信送上去后壹个多月没有音讯。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谢静宜两人。说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著迟群的手讲壹些不合原则的话”“我们期盼中央解决我们的班子问题”。这封信还附有《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第二封信写成后，王瑞林不愿意接收，就通过教育部原副部长李琦转给胡乔木，由胡乔木转给邓小平。

　　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写信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壹柳壹安。柳原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壹度从清华工宣队调往学部工宣队。他从学部工宣队工作又调回清华，迟群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柳开始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想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壹个比他们“高壹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署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

　　毛泽东看了第壹封信后对秘书说“先放著”。第二封信告了谢静宜，谢静宜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壹。毛泽东看了第二封信后让秘书把第壹封信找出来，又看了壹遍。在这期间，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听了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在迟群身上。”毛泽东早就对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言论和行为十分不满，他需要找壹个导火线，刘冰的两封信给毛泽东以导火线。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壹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壹批评就要打倒，壹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从说批江青转到迟群和小谢，说明他对几个月前批判江青耿耿于怀。毛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如前所说，刘冰的信只不过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毛对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否定文革不满意，对邓小平猛烈地批评江青不满意。早在4月28日批评江青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预言“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妳是吃不消的。”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实权，只要稳扎稳打就行了。当时周恩来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有同样的看法，但邓小平听不进去。形势逆转后叶剑英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壹个人打天下，不碰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毛泽东终于反攻了，不过，开始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邓小平，而是要他肯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要邓小平肯定文革

　　1975年11月2日，听了毛远新关于邓小平等对文革态度的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妳和小平、东兴、锡联谈壹下，把妳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妳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1月2日晚，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同邓小平壹起谈话。毛远新提出了11个问题，毫无保留地壹壹进行批评。邓小平说：“远新同志啊，照妳这么说，我是执行了壹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壹点还是坏壹点，可以想壹想嘛。”年轻气盛的毛远新很不客气地对邓小平说：“不错，妳搞的就是修正主义！”邓小平虽然不同意毛远新的意见，但还是表示要检讨。

　　11月3日，毛远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情况，毛泽东说：“妳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妳有理，顺著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好。”毛泽东指示，谈话增加四个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毛说：“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壹、打倒壹切，二、全面内战。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壹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壹下也好。妳们八个人先讨论，壹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著急。”

　　11 月4日晚，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8人讨论的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意见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壹个时期批评这些人，壹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壹致起来，不要壹批评就要打倒”时，毛泽东点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壹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妳人多人少。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待：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怕江青感情用事，打乱他的政治平衡。

　　毛泽东不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要按劳分配，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实现全民完全平等的“大同”理想。1958年，他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造就了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革中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他理想的“天国”。他已到垂暮之年，自认为这是他最后壹个国庆节，他自知文革的目标肯定不能实现，但他希望把这个理想传下去，让后来人实现。

　　“八人批邓”开始后，邓小平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还紧握军权不放，对自己对毛泽东都是十分危险的。林彪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邓小平明智，毛泽东也很警觉。

　　11月13日，为了让更多的干部对批评邓小平有思想准备，以免被动，毛泽东指示向更多的干部“打招呼”，并写了壹个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到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壹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壹情况。这壹些老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李井泉等几十个人要打招呼。” 主管教育的周荣鑫，主管科技的李昌、胡耀邦，参与起草“三项指示为纲”的胡乔木等，都是支持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都处于挨批评的地位。

　　持续八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停止了。

　　11月15日、16日，按毛泽东的指示，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等列席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让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列席者也被迫对写信、转信做出了交待和检查。刘冰第壹次听到毛对他的告状信批示的全文，11月2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清华只传达大意。刘冰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听到毛远新传达时的心情：“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律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都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著他老人家，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这之前，清华大学了举行了十多次“辩论会”，批判刘冰。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回校后，清华召开了万人规模的“辩论会”，实际是批判刘冰的万人大会。

　　邓小平以退为进，试探毛对他的态度。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写信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壹会再说。”毛泽东这个批示，虽然暂时让邓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但模棱两可，看不出他对邓的态度。

　　毛没有明确的态度是因为他在接班人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毛希望王洪文他能成为接班人。在中共十大上，他让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他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壹般造反派谨慎，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壹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贴的。但是，火箭式的提拔，他不能在各个台阶上积累经验，也无法建立各层人事关系。他又不是壹个努力学习的人。壹次接待壹个外国总统，他事先没有准备，连外交部送来的材料也没看。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翻来覆去地问那位总统：妳到中国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记录这些话，写成简报送毛，毛看了很生气。有壹次毛同王洪文讲张勋复辟的事，王不知道张勋是谁，毛只好说，妳自己去查。毛对王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叶剑英写信给毛，建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批示“同意”。从7月开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上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后就不打算去北京了。他对上海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说：“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斗。妳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很清楚了吗？”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就是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没有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

　　11月15日，王洪文回到北京。他依旧吃喝、打猎、钓鱼。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壹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他的学习辅导员肖木同他谈了三个小时，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说：“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展开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是支持我的，叶帅叫我回来，我也不好推辞。”

　　毛泽东抛弃了他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只能期待邓小平。毛泽东最期待的是邓小平表示支持文革，他让邓小平主持作壹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最关心的是他平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他希望官僚集团和文革派在文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接班。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即前面提到的17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小平说的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用毛泽东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上的，陶渊明原文是“无论魏晋”，毛说成“何论魏晋”，有的文革史书说邓讲“无论魏晋”，有的文革史书说邓讲“何论魏晋”。可见邓的说法来自毛。如果这样，那就是用毛的话来顶撞毛泽东。邓小平真的在文化革命的评价上和毛顶牛吗？文革被否定以后，所有写文革的文章和书籍，对这个问题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对这个说法还需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壹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反右派，大跃进，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邓都是站在前列的、态度十分坚定的主将。但他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在学生和群众中抓“右派”等方面和刘少奇站在壹起。为此，他作过多次深刻的检查。在他向毛送上的多次检讨中，都表明了肯定文革、拥护文革、永不翻案的态度。就在毛让他开会对文革作出评价的两个月前，即1975年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有对文革的壹个非常合乎毛泽东口味的态度。当年新华社向编辑、记者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下面是我当年的记录：

　　代表团问：关于对水浒的评论，有的地方不理解。如果警告人民不要做投降派，是指国内还是指国外？

　　邓答：是讲国内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对国际有点用处。主要是两点：第壹点，这本小说是壹部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存在著不正确的观点。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宣扬投降主义，需要在人民中澄清对它的评价。第二点，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有现实意义，但人民不要孤立地看对水浒的评论，要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的主要责任是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自从赫鲁晓夫在苏联上台以后，20年来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国内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必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必然在世界上搞扩张主义，在世界上争夺，必然要剥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剥削第三世界国家。1956年苏共20大以后，19年来，我们壹直提出壹个问题，即中国能否避免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道路？中国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认为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办法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就是搞群众运动，使人民都了解什么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不久前毛主席号召开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搞复辟，反对投降主义，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壹个内容。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开展对水浒的批判，也是理论学习内容之壹。我们每搞壹次运动，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批林批孔也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好，评水浒也好，国际上都要进行猜测，好像中国国内又出了什么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了解这是我们壹贯的、至少是19年来壹贯的路线。特别是自文革以来，在十年的时间内，我们用最广泛的和家喻户晓的办法开展群众运动，使人人都参加批判。有些人总猜测，是否发生了这个人同那个人的斗争，这壹派同那壹派的斗争？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说中国有问题，这点不错，中国是有问题，这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不仅过去有，而且将贯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今后还会有类似对水浒评论这样的事。如果要猜就猜不完。他们可以每年猜壹次或两年猜壹次也猜不完。如果人们能从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政策来理解就明白了，就用不著每发生壹件事就猜壹次。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称霸就是要保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复辟。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搞资本主义，就壹定会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壹定要避免这种情况。为此，我们就要不断地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批判水浒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批判投降主义。我劝妳们注意，妳们别怕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妳们要怕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妳们不喜欢社会主义。

　　代表团成员问：妳能不能告诉壹下，现在中国有什么投降主义的实例？

　　答，刘少奇、林彪就是。在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总是存在的，这个斗争也是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

　　壹，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代表团成员提出中国领导人继承问题：怎样把毛主席的路线和哲学思想继承下去？

　　邓答：我们自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要培养接班人，所谓接班人，不是中央壹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培养千千万万个接班人的问题。我刚才告诉妳们，包括评水浒就是干这个事的。斯大林主要错误之壹，就是没有教育后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搞群众运动。所以，象赫鲁晓夫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了台，群众虽然对他极不满意，但也束手无策。鉴于这个经验，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壹贯教导，搞群众运动，做到家喻户晓，包括小孩子在内，使全国人民有壹个清醒的头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例如林彪叛逃时带走的最大的队伍就两个人，壹个是他的儿子，壹个是他的婆娘。群众有清醒的头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就提高了，这是对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可靠的保证，这些我们还要继续做，恐怕还要做壹百年、两百年、三百年。我们每搞壹次运动，世界上议论中国又再乱了。就是这乱，可有好处呢。每乱壹次就提高壹次人民的觉悟，就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壹步。斯大林死的时候苏联多平静啊，就是这样平平静静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壹个很深刻的教训。不平静才能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平静了，就死水壹潭，社会不前进就死了。所以我们认为不平静是正常的，平静是虚假的。

　　二， 关于建立太平洋无核区的问题：

　　我们对核武器的原则立场有两条：壹是有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所有国家平等参加讨论壹起销毁核武器。我们不提倡核扩散，但我们更反对核垄断。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92页，有9月5日邓小平接见克罗斯为团长的新闻代表团的记载，但当年向我们传达的内容，除了核武器的内容以外，壹字也没有记载。这样的删除，大概是怕这段文字削弱了邓小平否定文革的坚定性吧？

　　毛让邓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决议，其意不仅是给邓小平壹个机会，希望他肯定文革以后和文革派联手接班，还希望壹些反对文革的老干部转变看法，然后在肯定文革的认识基础上结束文革，在他有生之前为文革划上壹个句号。邓小平认真考虑了毛泽东要他主持文化大革命决议的要求。他曾要纪登奎帮他起草这个决议，纪登奎开始答应，后来推掉了，邓听后大怒，气冲冲地走了。从邓同新西兰新闻代表团的谈话来看，邓是可以完成毛交给他的这个任务的。

　　由于邓小平没有就文革问题向毛交上壹个满意的答卷，再加上文革派的推动，使批邓壹步壹步地升级。

　　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说，从毛泽东对刘冰的两封告状信明确表态时就开始了，这是1975年10月19日。从4人谈话、8人谈话、17人政治局会议，到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这是逼邓小平转变态度，逼邓小平主持作壹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向壹些领导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11月21日，邓小平向毛报送关于打招呼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壹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136人的名单，并拟了壹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刘冰的两封告状信是“造谣诬蔑、颠倒黑白”，传达了毛对两封信的批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壹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由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26日，中共中央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作为1975年23号文件发到省级，刘冰的两封告状信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12月10日将这个文件发到基层。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从高层会议向全国范围内展开。

　　1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在检讨中，他检查了整顿中的壹些作法，在谈到对派性，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革命的态度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1976年1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又作壹次检查，其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请示主席，也没有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将检讨记录送给毛，请求见毛壹次，说“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以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毛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毛没有同意邓小平见他的要求。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查。文革派在会上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晚上，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送上白天在会上的发言稿，还说：“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面聆听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第二天，毛听取毛远新关于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汇报。毛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壹棍子打死 。毛远新说，上次主席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壹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毛泽东选定的第四个接班人华国锋开始登台。

　　从1975年11月底至1976年1月，文革派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帮助”，实际是揭发批判。当时，张春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对上海来的人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壹言不发，就是坐在椅子里，壹支接著壹支地抽烟，稳坐钓鱼台。·····他说耳朵聋了，听不见别人发言，可是，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另壹边轻轻的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赤啦壹下站起来就走。”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后，转变了对邓的态度，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把邓小平打下去的决心。毛泽东在接见重要外宾时，邓是少数在座者之壹。１２月２４日，毛会见达科斯塔总统时，邓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后毛接见外宾时，邓小平再也没有陪同过。

　　1976年1月21日，在文革派的推动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此件发到县团级。通知只有两句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壹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壹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都失去了权力。说叶剑英生病只是壹个藉口，在批判邓小平的紧要关头，将主持军委的大权交给毛信任的人才是实情。毛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毛远新向张春桥传壹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

　　林彪事件以后，毛喜欢用四方面军的人，即他当年的政敌张国焘的部下。从此，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都是毛的依靠力量。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抗日战争期间，陈锡联任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1937年10月19日，他带领部队偷袭日本在山西的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22岁的陈锡联壹时名扬天下，以后历任军队要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期间，陈锡联是沉阳军区司令兼政委，还兼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全力支持毛远新，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叶剑英不仅是“二月逆流”的干将，1973年和周恩来壹起因外交问题挨批，林彪事件以后，力主批左。在批判江青时，也是站在邓小平壹边。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互影响犯有错误的壹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从此，运动的名称由“反击右倾翻案风”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3日，中共中央将华国锋的讲话转发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 5号）。从此，全国就公开“批邓”了。

　　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开批判会，壹些单位也写大字报。下面是我在天津采访的记录摘要：

　　邓小平下台、公开批判邓小平以后，干部群众中有不少怀疑情绪。天津冶金局党委讨论时有人说：“看来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上了林彪的当，现在又上了邓小平的当！”二轻局壹位干部说：“太突然了！壹个多月前还主持中央工作，现在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交通局壹位干部说：“叶剑英19号还接见外宾，看来身体很健康，怎么突然病了？不好理解！”百货大楼壹位售货员说：“形势刚刚稳定，又开始了新的壹场斗争，真是有点人心惶惶。”

　　怀疑归怀疑，从上到下的党政系统还是认真组织运动。天津市召开了5000多人“工农理论队伍学习报告会”，市委书记讲话。发言者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衷主义和诡辩论”、“上智下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天津各工业局的领导干部到各厂发动群众。很多工厂也开了全厂的批判大会，车间班组的政治学习也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为中心。1975年底，天津工交系统共有理论小组103，003个，理论队伍913，330人，占职工 总数的12.1%。自1976年2月11日到3月6日，天津动力机械厂开了250多次批判会（其中全厂大会两次），写了3，000多张大字报，有的车间发言人占职工的百分之八十。各单位都举办学习班，组织理论骨干队伍。逐字逐句地学习中共中央4号文件。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提法反映强烈，认为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是为人民群众说话的。天津棉纺壹厂设立了大字报区，也贴满了大字报。2月7日全厂动员大会以后，第二天就贴出了100多张大字报，写了50多篇批判文章。

　　在工厂里，上述批邓活动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多是表面文章，不像文革初期的大字报那样批评本单位人领导人。当时有规定，大批判矛头对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至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不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问题。不要搞战斗队，由各级党组织领导。不能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所以，这场运动没造成大的混乱。大批判中很多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上面介绍的大字报、批判会、批判文章的数字也是应付上级和新闻单位的，有很多浮夸成分。

　　多数人对批邓持消极态度。壹些政工干部、宣传干部随著政治潮流，在报刊上造舆论。表面上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有壹定的声势，实际上跟著跑的人不是很多。

　　少数不怕死的人对批邓运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白智清是突出的壹个。１９７６年２月７日，他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在重庆解放碑贴出了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丧尽天良的牲畜们”弄得这几年“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大字报颂扬邓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壹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壹年”。3月4日，他又在成都盐市口贴出了抨击张春桥的长篇大字报。６月３２日白智清被捕。（１９７８年７月３１日被释放出狱。2005年2月，白智清以工程师的身份从重钢集团退休。退休后出版了《冷眼看中国》、《泪眼看中国》等著作。）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试点，大字报很多，到清华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印了八九本，向全国各地散发。有的单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很激烈，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被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主要人物之壹。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壹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导弹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著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他还在批斗会现场说：张爱萍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张爱萍当场心脏病突发住院。

　　各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由于运动多次反复，每壹次反复都有壹部分人受到打击。在1975年以前各次受到打击的人们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壹些原造反派负责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文革早期的社会地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生命最后壹年的作为，随著他向生命终点逼近，他身边两种政治力量，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文革派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除了小部分挨过整的造反派企图借机翻身、为数不多坚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们以外，支持文革的人很少了。官僚派由于他们恢复秩序的努力比较合乎民意，支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批邓有壹定的声势，但文革派的失败和官僚派的胜利已经露出端倪。由于造反派利用批邓机会再壹次抬头，壹些省出现了乱象。

　　云南省：1976年1月，“八派”负责人黄兆其（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刘殷农（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涂晓雷等人，用“秦臻”、“姚雨”等笔名，在昆明街头张贴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说云南省委[1975]26号文件，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说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说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25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呼吁“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

　　云南贾启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参加了2月25日华国锋主持的批邓会议，会议期间，文革派中央领导人同朱克家个别谈话。回到云南，朱克家把文革派领导人的讲话告诉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他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朱克家是1969年到云南省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壹篇关于他的事迹报道，以后多家报刊都有报道。经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名，朱克家成为“十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同黄兆其、刘殷农成了云南省的积极带头人。

　　1976年3月6至28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2月25日会上讲话的通知。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压力下，省委把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扩大到638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朱、黄、刘等人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壹方面由他们在会内批判邓小平和省委；壹方面组织壹些地、州、市的壹些人，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党委领导干部，冲击会议。

　　省委书记贾启允在3月13日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的发言，揭发1975年9月21日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的谈话，检查自己到云南后“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成了“批邓”的“钢鞭材料”。此后，全省壹些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

　　3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队部分人，说局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改组交通大队领导班子。为此，他们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集体罢岗”近7个月。

　　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在权力机构主持“划线站队”中，对“炮派”实行了残酷镇压。打手大多是“八派”的人。后来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时，抓了壹些极端的打手，当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邓开始后，在“八派”头头黄兆其及刘殷农、朱克家等人的压力下，1975年3月底4月初，省委释放了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中逮捕关押的120多人。壹些地方给被释放的人戴上大红花，彩车接送，还安排大批人马敲锣打鼓、放鞭炮，摆宴席庆贺。

　　5月4至21日，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要求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所”，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还把壹大批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说成“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会后，有些地方召开了类似会议，揪斗所谓的“还乡团”、“复辟派”。

　　六七月间，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用手中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的方针，加强了他们同壹观点的人在各级权力机构的力量。

　　6月，在震庄宾馆开了40天常委会议，集中批判贾启允和省委贯彻执行省委[1975]26号文件的问题，于7月25日形成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云发[1976]40号)。文件宣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贾启允说：“按照省委40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壹步。”文件下达后，不少因派性严重被下放或调动的干部又官复原职，落实政策后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被赶下台。

　　湖北省：壹些进入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造反派负责人，在邓小平全面整顿中被下放到公社。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1976年2月﹐省委通知挂职锻炼的群众代表回武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农历正月初壹到初十，造反派头头开始串连，开始了新的壹场斗争。他们将致省、市革委会领导人的公开信贴到市中心。将“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的巨型标语贴到长江大桥上。他们组织报告团，到各单位作报告。他们要求省市领导人从思想“转弯子”，从组织上让造反派进领导班子，“补台”到革委会。其中谢某从农村回来，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著，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此间，壹些人为关在监狱的“钢二司”的负责人杨道远翻案。

　　湖南省：1976年春，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负责人与骨干成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

　　浙江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壹开始，以前被处理的造反派又开始串连活动。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草拟了壹份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右倾翻案风，批派性、办学习班都是错误的。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三结合领导干部)主持。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大专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参观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

　　四川省：成都原两派造反组织“红成”和“8·26”虽然早已解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中，原来这两个组织的部分骨干成员，因为自身权利要求未得到满足而不时聚集起来与各级党委抗衡。此时两派造反派之间的对立已经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于他们与各级党委之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多为原造反组织中的知名人物，个人能量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他们的权利要求大体包括几方面：壹是被错捕、错判者要求彻底平反，二是被撤销革委会职务者要求恢复职务，三是进入革委会者要求给予实权，四是家庭出身够条件者要求入党。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聚集起来闹了壹次并解决了部分问题。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运动，又把许多造反派人员整了下去，凡是闹派性的统统调离了领导岗位，这些造反派憋了壹肚子气。赵紫阳来到四川不久，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让他们受到鼓舞。特别是毛泽东发出的“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们看到了解决自身权利问题的希望，于是他们便利用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已倒的大好机会，再度活跃起来。

　　1976年4月2日。省委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代表，纷纷指责省委对批邓运动态度不坚决，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坐在主席台上的担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发表了壹个声明，宣布造会议的反。除了蔡文彬和江海云两个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批判“二赵”（赵紫阳和和赵仓壁）领导下的四川省委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路线，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尽快转弯子，为造反派落实“高抬贵手”政策。锦江大礼堂会议后，这些造反派还把声明贴上大街，给省委施加更大舆论压力。

　　那时，大学生和中学生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乡已经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厂正常上班，人们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谓造反派其实只剩下下壹些在“反派性”、清查“5·16”等挨过整的人。早已失势的全省各地的少数造反派头头，首次半公开聚集起来，甚至原先属于不同派别的人也消除对立走到了壹起，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他们的斗争方式仍以大字报和大标语为主，个别地方还临时办起固定或移动广播站。内容主要限于要求落实毛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解决造反派代表的入党、当官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各级党委表态。赵紫阳认真做造反派的工作，谨慎而耐心地协调各种关系，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1976年3月到7月期间，赵紫阳真心实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壹些品质好而且有能力的人。四川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期，除了革委会增补群众代表之事久拖未决外，造反派人员中的红色出身者多数加入了共产党，各级革委会中过去是党员的造反派代表，许多获得了独当壹面的实权。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不管国家领导人有多高的权威，不管国家领导人控制了多少资源，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他要进行壹次全国性的全面变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壹个国家是壹个瞬息万变的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人们是很难认识、很难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壹人之力操纵这个大系统。何况他的希望实现的目标是壹个乌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壹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壹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妳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壹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壹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壹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壹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壹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壹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壹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壹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壹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壹切，2、全面内战。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壹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壹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壹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壹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妳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壹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壹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壹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壹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壹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两个多月来零零星星地对毛远新讲的。其中有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内部传达过或公开发表过。当时毛泽东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多年以后毛远新说：四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壹些“因此”、“所以”之类 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壹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企图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乌托邦思想，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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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四五运动”

　　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反映了人们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虽然坚持文革立场的人们的不满意，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强化了人们对文革派、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终于酿成了壹场政治风暴。这场政治风暴的引爆点是周恩来逝世和对周恩来的悼念。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1976年1月，在文革派步步进逼、邓小平壹次又壹次地作检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病危。

　　1月1日，《诗刊》、《人民日报》和第壹期《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是毛1965年写的，此时公开发表，是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两报壹刊”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论，其中发表“最高指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毛1975年11月4日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时说的。之前，这句话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壹定层次公布，现在向全民公布，表明新的壹年，要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向深层次推进。

　　就在这壹天，生命垂危、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壹度清醒过来。他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的诗词，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听后，要求将诗词本放在枕边。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关于文革的壹系列指示。虽然那几年周恩来壹直处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那时人们对文革还不反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的问题逐渐暴露，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甚至反对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对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来这壹边。虽然1973年上层内部批判周，但普通群众不知道，周在公众中的形象没有受到损害。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周恩来处于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广泛的同情。在全国各地，壹些对文革不满的人们，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

　　在两种力量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对文革派是有利的，他们壹定窃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动。他们限制纪念周恩来的规模，极力减小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当然明白，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表达某种不满。他们没有想到，越是压制，不满情绪越是强烈。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关于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意图。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什么周恩来的告别仪式不在这些庄严、宽敞地方，而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呢？对这种有意降低规格的作法，群众很不满意。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在遗体前东张西望。中国人对后妃干政历来反感，群众对江青这几年的作为早就不满，她在遗体告别时的表现，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根据上级的要求，很多单位限制悼念活动，声称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这“五不准”使对文革不满的人、甚至中间群众怒火中烧。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友好等护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肃立在寒风中，送别周恩来。缓缓前进的灵车，开到哪里，哪里就壹片哭声。有人跪在灵车前痛哭。人们什么哭周恩来？周恩来对待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生活也很检点，和邓颖超白头到老，没有子女，给公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后还遭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30年后鲍彤壹语道破：“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了解周恩来，而是因为他们太了解毛泽东。悼周的全部意义在于对毛失去信心。”当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层是反毛。所以，当局千方百计压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新华社记者就首都百万群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写成长篇通讯，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壹字也不准报道。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周恩来为举行吊唁仪式。吊唁仪式之后，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

　　在这几天，姚文元多次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下达指示，限制对悼念活动的报道，报刊上充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1月1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综述，只字不提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第壹句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著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用反击右倾翻案来转移公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篇报道引起很多人的愤怒。

　　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追悼会后，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处。由于毛泽东曾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人们期待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毛说：“我也走不动了。”群众对毛不参加追悼会不满意，连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也不理解，他在回忆中说：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还通过批判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权者壹旦违背民意，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在民间产生逆反心理。从１月到４月，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增无减。收集、悬挂周恩来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壹种方式。周恩来晚年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是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于１９７３年拍摄的。１９７４年，该照片荣获美国著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周逝世后，这张照片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以后的几年内，总印数共达9000万张。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的逆民意行为，引发出震动全国、影响全国的南京事件。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７天内，南京共有２５００多个单位的３２万多群众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曾经住过的地方，后辟为纪念馆）悼念周恩来。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上面的闭馆通知，被迫停止开放，群众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是雷锋纪念日，《文汇报》在重新发表当年几位中央领导人的题词时，只发了毛泽东、朱德的题词，没有周恩来的题词。这壹事件使南京人愤怒。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看了妳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妳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妳们砍去的？妳们代表了谁的利益？”３月２４日，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七四级２００多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周总理。壹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壹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们酝酿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３月２５日，《文汇报》又刊登了壹篇报道，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指邓小平，“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是指周恩来。这是在悼念周恩来的重要时刻，对周恩来“鞭屎”。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421件，抗议质问电话达壹千多次。３月２９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汇报》在校内张贴，在旁边醒目地写上“看壹看，想壹想”。校园内出现标语：“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南京市民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在3月末的那几天里，南京到处是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人们聚集在壹起，或传递消息、朗读诗文，或发表演讲。 “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批周必乱，反周亡国！”“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贴在南京街头。

　　为了进壹步扩大影响，南京大学有１１个系的８００多名学生，分成２０个小组，在街头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标语。29日晚７时多，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学生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成都的８２次列车、开往上海的４０５次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３月２９日夜至３０日，更多学校的学生来到火车站，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火车上。在十多个小时中，共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了１９８条大标语。这些大标语，随著高速的列车，展现在全国各地人们的眼前。

　　４月１日深夜，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南京事件，会后发出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妳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４月３日，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传达到全体群众后，南京群众毫不畏惧，反而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游行。仅去雨花台烈士陵园送花圈的就有２８９个单位１４万多人，比以前几天增加了壹倍。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全市就有６０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的活动。

　　如前所述，在文革最后两年，有两种力量在博奕：壹是要求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因而要求尽快结束文革的力量；壹是坚持继续革命理论、保卫文革成果的力量。前壹种力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后壹种力量以江青等上层文革派为代表，下面有早期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以后的几波斗争中受到打压的造反派头头和壹些相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随著文革的失败，前壹种力量日益强大，后壹种力量日益衰减。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不仅前壹种力量显示了强烈的态度，后壹种力量也没有消停。在郑州，曾经演出两种力量的现场搏斗。

　　1976年4月初，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壹些花圈、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恩来的，实际是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有的将矛头指向毛泽东。

　　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壹些职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 必须对此事表明自己的态度。4月5日清晨，肉联厂写出大字报《严正声明》，有几十个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报贴在二七纪念塔附近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张大字报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截然不同。接著，《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壹些同意其观点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新华社河南分社让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到了河南分社，壹位记者说，他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已经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壹消息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商议后决定：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他们将壹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壹些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著军装的军人，这些军人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这些受命来的军人和他们壹起收花圈，打扫现场。

　　收完花圈以后，这些工人们又以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名义在二七广场贴出《联合声明》，表达他们收花圈和对这壹政治事件的立场，对反对文革者进行“反击”。直至下半夜，这些人还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壹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他们的行为受到另壹立场群众的围攻。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被被围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以后，郑州市革委追认焦春亮为烈士，并决定将打死焦春亮的刘敬判死刑。焦春亮是群殴致死，刘敬是顶罪者。“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刘敬被释放，成了“四·五”英雄。焦春亮的烈士称号被取消，他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被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的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遭到了清算。

　　郑州“反击”者的命运是由文革的命运决定的。文化大革命是壹场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宁主义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正如学者李延明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运动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力图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共产主义者没有想到，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带来的是更强的压迫和剥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做壹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成功。

　　官僚统治集团总是不断地制造政权的反对派。文革前积累了不少这个政权的反对派，文革的每壹波都制造了壹批新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各阶层的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它的承诺却没有兑现。“破而不立”的现状，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无法收拾的混乱。到文革后期，社会上弥漫著不满情绪：工人、市民、普通干部不满：自1963年以来，工资分文未长，工人家徒四壁，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被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不满：在多次反复中，他们被当作面团反复揉捏；知识分子不满：文革期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低下的时候；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不满；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不满······不满，不满，不满，不满情绪在聚集，在扩散，壹旦有了发泄不满的窗口，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就会奔腾而出。在文革业已失败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反对派和广大的不满者，都在纪念周恩来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郑州二七广场的反击者只不过是壹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对周恩来的纪念，开始只是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３月１９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献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没收了。3月２５日，献花圈的人增多。3月30日，壹队解放军来到纪念碑前献花圈，这给违抗禁令的人们壮了胆。３１日，广场上的花圈已达上百个，诗词、悼文，大胆地表达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4月2日，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组织游行，用四辆卡车开道，抬著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几个大花圈，四幅巨匾写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了直径四米的花圈，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壹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广场上到处是挽联、诗词、传单，大多是针对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著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上面写著批评文革派的诗词。有壹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喻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是群众对官方的反叛，是对毛泽东的反叛。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面对的规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壮濶而激烈的广场运动反映了社会民意。民意的深层是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多数人随著大势狂奔的时候，总是有少数人读书，思考，探索。随著运动的发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内容也在变化，但其中贯串壹条主线，那就是对官僚特权的批判，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经过八年的反复折腾，各类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来狂热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探索的人更多壹些。在“四五运动”的热潮的深层，壹些与主流不壹致的思潮在涌动。

　　由于多年思想封锁，当时中国的青年思想者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模式被描述为十分美好、极为神圣。十七年的现实与所描述的社会模式相差甚远。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是很多人积极参与文革的原因之壹。否定十七年是造反派中激进的壹翼，其思想根源也在于此。在文革之初，青年思想者们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来分析现实，来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李文博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大字报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壹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壹个使壹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新制度。”“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壹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壹，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壹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大字报的题目是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壹句话，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阶级统治的国家，暴力镇压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李文博认为，当时中国的现实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出版了壹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从来没有发表过理论文章的“理论权威”康生，对理论问题却有著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批评了李文博的大字报。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1964说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1975年说过“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壹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对“这样壹个国家”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壹点上看，李文博等的思想是和毛相通的。但是，毛害怕“彻底”。这壹“彻底”，就要触动共产党政权的根基，他只允许“部分地改善”。多大“部分”？是80%还是20%？没有明确的界线。这反映毛泽东文革指导思想的矛盾。正是这个思想矛盾，才使他在文革中时而激进，时而退让。激进时，让造反派冲锋陷阵，退让时，对造反派无情地出卖。

　　与李文博同时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刘握中、张立才（署名“伊林·涤西”）等也提出了要改变制度的要求。“红炮班”在1966年10月下旬贴出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的大字报说，建国17年来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现在压迫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即干部阶层。“伊林·涤西”在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17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壹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认为“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学生的《四三战报》上发表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壹下子消除。······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将“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1967年秋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造反派的约束，“大串连”已经停止，造反运动进入颓势。文化大革命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下壹步怎样进行？很多人因找不到方向而退出了运动。武汉壹些爱思考的青年聚集起来进行探索，出现了本书前面介绍的湖北省的“北决扬”，他们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他们反对革委会，认为革命委员会仍在袭用“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被“武汉人民公社”代替。他们支持湖北省稀水县的农民造反组织“巴河壹司”，写了《稀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扬“巴河壹司”头头王仁舟搞的比1958年人民公社更为激进的“新农村”。王仁舟如果成功，可能是柬埔寨波尔布特式的人物。

　　杨曦光（即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极左派的代表作。杨曦光是长沙壹中高中学生。父亲杨第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初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斗。杨曦光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造反组织，因反对工作组被关押了壹段时间。出狱后他潜心读书思考。他后来说：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人民。

　　1968年1月，杨曦光以“湖南战马嘶鸣”的署名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并且以传单散发。文章中说，“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壹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湖南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康生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从此，杨曦光的父母受到牵连，杨曦光也经历了十年的铁窗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杨小凯留学美国，成了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50多岁就英年早逝。

　　以上这些社会批判思潮都认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新阶级——特权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特权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文革初期，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文革进行了七八年以后，他们认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有的鼓动反对革委会，有的认为要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此时，作为权力机构的革委会，必然要对反对它的力量进行镇压。

　　这类社会批判思潮在1957年“右派分子”中出现过，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特权阶层迅速形成”、“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推翻官僚”。南斯拉夫副总统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壹书，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产生的“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有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文革中青年们对1957年右派言论的“老调重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判特权阶级思想的隔海呼应说明，这个思潮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靠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能有任何权威能够制衡它。这样的政权，“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西方国家壹些现代政治的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由主义理论被封锁，青年们能够读到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现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锐批判的耀眼灵光，深深地吸引著不满现实的青年思想者。青年们只能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特权现象，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理想化。这样的思潮必然是极左的。毛泽东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也属此类。对17年制度的批判，对特权的厌恶，是众多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种思潮来自马克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密切相关。

　　林彪事件给青年思想者以强烈的震撼。他们开始反思前几年文革历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这使社会批判思潮有了新的进展。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再不是极左思潮；它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它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它开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后的社会思潮，虽然批判的矛头还是指向特权，但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诉求，发出了人权和自由的呼喊。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王申酉，却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王申酉，生于1944年，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中参加造反，因“反动日记”事，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15个月。后在“五七干校”劳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对未来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被权力体系内的人们奉为金科玉律。而王申酉却说，“五七指示”所描绘的蓝图，是将社会“分成壹个壹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因素。”王申酉认为，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另壹条路线，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评毛泽东：“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他主张“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在“四人帮”被捕的那个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华国锋政权的枪口之下。

　　1974年11月，广州街头闹市区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引起了轰动。这篇大字报署名“李壹哲”，是壹个集体的名称。其中包括王希哲（广州17中高中学生，1969年下乡到农场劳动，1972年回城在壹家工厂当锅炉工）、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高年级学生，1968年因批评林彪而被关押，1972年获释等待分配工作）、陈壹阳（广州17中高三学生，后到农村插队落户，1974年春回广州）、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年干部郭鸿志，还有其他壹些支持的人。这四位核心成员在文革前三年都是广州造反组织“红旗”的成员。“红旗”遭到军队和革委会的镇压后被迫解散。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壹文尖锐批判特权：“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这个制度“扶植起壹批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壹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文章指出了“走后门成风、高级干部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部分高干子弟对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等特权”现象，指出了“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对待“走后门”的态度：“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文章还是按巴黎公社的要求，对失去了群众信任的领导干部，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法天的迫害和镇压，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诉求。

　　文章批评革委会成立后对造反派的镇压：“1968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文章指出，“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针对将毛泽东思想置于法律之上的现实，文章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任何壹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壹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文章指出文革指导思想存在“极大的矛盾”：“壹方面党的壹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壹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壹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壹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他们的答案是：“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壹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壹股逆流。”

　　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常常会出现同样的思想。

　　1974年至1975年，壹位叫徐水良的青年在南京闹市贴出题为《反对特权》的大字报，他说，所谓特权，就是指“少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拥有特殊的权利”，“少数人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公职的垄断。”他认为，特权现象来源于“特权制”，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的制度。他说：“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徐水良是浙江大学学生，文革初期是壹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之壹。1967年以后坐下来读书思考之后，提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壹致的看法。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中、刘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们主张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认为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封建法西斯复辟”的经济基础。“马列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曾经是造反派头头，他们认为，当年投入运动是为了创造壹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是，几年来残酷的事实打碎了我们当初的幻想，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张闯说：“革命8年，我们被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有两面性，壹方面是革命的，另壹方面，由于他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中途妥协，使人民遭到了惨痛的牺牲。”这显然是批评毛泽东。牟其中说：“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当我发现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并顽强地坚持这些错误时，毛主席那种‘神’的灵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极了，犹如发现红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骗了自己壹样。”他们批评当局“忘记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精神的作用强调到主观唯心主义即唯意志论的地步。”“谁否认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谁就把千百万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蜕变为少数主观主义者的空想。”

　　1976年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云南省青年陈尔晋写了题为《特权论》的长文。他认为特权制度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的剥削方式与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掩盖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官僚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壹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壹身，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具有巨大竞争力的资本积累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人民和官僚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的对立状态。”文章说：“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强烈的呼唤：我们要做人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他提出，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

　　文革中不仅有批判社会制度的思潮，也有维护社会制度的思潮。老红卫兵思潮（如“血统论”、“联动宣言”等）是明显维护特权的，我的同学周泉缨主笔的《四壹四思潮必胜》壹文所代表的思潮，是肯定17年的制度的。对17年制度的看法，不仅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分野，也是后来造反派分裂为不同派别（如清华大学“井岗山”分裂为“团派”和“四派”）的思想分野。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维护这个制度的。传媒、课堂、会议，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每日每时地向群众灌输维护制度的思想。文革初期，维护制度的思想（维护派，即保守派）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造反派”是少数派。由于毛泽东以他崇高的权威发动全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批判思潮逐渐占优势。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彻底砸烂”他建立的制度，“重上井岗山”只是他壹种威胁官僚的浪漫的表示。他必须向官僚们妥协。在“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时候，批判社会的思潮必然受到打压，维护制度的思潮必然受到鼓励。

　　毛泽东的“新阶级论”和极左派相通，但他又害怕极左派的“彻底”，对过分强调阶级论的派别进行打压；毛的恢复秩序的愿望和“四壹四思潮”相通，但又不愿意接受“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实际是指造反派不能坐天下），他多次批评《四壹四思潮必胜》。毛泽东是壹位统治者，不是思想家。统治者注重“力量的平衡”，思想家追求“理论的彻底”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败局已定。维护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说过了”的先知者姿态站了出来，活跃起来；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转向民主。当时的民主思想是在残酷的现实中摸索出来的，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表现其合法性。当时，各种思潮形成了壹个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极左的彻底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恢复文革以前秩序论→民主论。政治光谱最左面的受到当局打压，也被渴望秩序的民众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时的主流，但受到怀疑。恢复文革以前秩序论的支持者增多，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主流。民主思想只是星星之火，处于非法地位，但他们发出呼喊如夜空闪电。在这个政治光谱中，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外，其它三种聚集起来，成为壹股强大的反文革的力量，即推动“四五运动”的力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要求恢复文革以前的社会状态。

　　陈子明认为，“四五运动”实际是两股社会思潮合流，壹部分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他们强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另壹部分是这次运动的先锋，他们是青年工人、知识青年，他们属于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第壹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种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青年先锋分子，他们只是运动洪流中的“小团粒”，他们“粘结”著众多文革造就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其矛头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张春桥，其中激进分子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向毛泽东那壹代人创建的制度。当时最令人震撼的呼声：“秦皇的封建社会壹去不复返了！”这是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的壹句话。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在极权制度下，多数中国人是顺从的。当权者也习惯了民众的顺从。现在，民众反叛了，当局怎能容忍？他们要压制。压制进壹步激怒了群众，反叛进壹步升级。

　　4月4日是清明节，这是中国人纪念逝者的传统节日。这壹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将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到处是诗词、悼文，拥挤的人们争相抄写，大声朗诵。

　　亲历者陈子明回忆说，在这场运动中，主动者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是追随者。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追随者也会成为主动者。陈子明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因“反动言论”受到惩罚，经过半年多的批判劳改，1976年4月2日，学校当局宣布开除他的团籍和学籍，遣送永乐店农场劳动。在被遣送之前，有了难得的几天自由活动时间。关心政治的他，当然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壹看。他以“带罪之身”，本来想当壹个旁观者。4月4日，在纪念碑西南角贴出了壹篇声讨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壹次路线斗争》。他正在看著，后面有人焦急地喊：“请前面的同志念壹念！”于是，有壹只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让他念。经过壹番思想斗争，他就和身旁的壹位青年齐声朗读这篇檄文。他们念壹句，周围的几十个人齐声重复壹句。由人群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上回荡。人们欢呼著，呼喊著：“写得好！”“再念壹遍！”“江青不要脸！”“人民信赖邓小平！”陈子明嗓子念哑了，另壹人接替他继续念。

　　吴忠回忆说：4日到晚上确实有壹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壹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吴忠说的演讲，大概就是陈子明和另壹位青年念《第十壹次路线斗争》。吴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会上说演讲的人抓起来了，抓的是接著陈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陈子明已离开了纪念碑。就在这个时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门安纪念碑上贴了壹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抄写和朗读的人也很多。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

　　参加这个会议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壹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著壹帮打架的人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壹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壹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质问：“妳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就右倾。”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妳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忠的回忆的吴德大体壹致，但有壹些细节：

　　《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拿了壹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著陈锡联说“妳是司令”，指著纪登奎说“妳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妳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壹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壹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壹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妳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壹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壹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壹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认为“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这次看出存在壹个地下‘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动了15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了，深夜留在广场上的人壹部分人受到审问，少数人被带走。4月5日早上，人们看到的是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壹个花圈。广场周围围上了警戒线，不让人们进入。这壹状况激怒了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4月5日早上8点半左右，在广场西边靠近人大会堂的路上，两辆装有广播器材的大轿车，壹边缓缓行驶，壹边反复广播：“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壹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壹辆广播车被群众围住，要求广播员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壹辆广播车被群众掀翻。当时在现场的陈子明回忆说：

　　4月5日晨，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已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前的几层台座上。不久，大约有壹个连的军人开上纪念碑并围成壹圈，壹面驱赶群众，壹面喊著“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这时壹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壹个塑料袋包著的小花圈，要求摆到纪念碑的浮雕处。军人推搡这个青年，阻止他往前走。这时我正在青年身旁，在批评军人无理阻拦的同时，带头冲破了由军人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周围的人壹拥而上把军人队伍冲得稀哩哗啦，簇拥著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纪念碑上。······忽然，人群中跳出壹个人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追问这个青年的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愤慨。壹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的挑动。别再闹了。别再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纸上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群众立即把这个人团团围住，质问他，还要打他。这时，两个人出来解围。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就喊：“打这两个便衣！”在群众的追打下，便衣警察就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紧追不舍，就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引进了人大会堂。

　　当时有人喊：“花圈就放在人大会堂里面”，有人试图冲进人大会堂抢花圈。人民大会堂东门被群众重重包围。激怒的群众和警察、民兵发生冲突，有人被打伤。局面失去控制。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为了处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挥部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办公处就在广场东南的壹座小灰楼里，这本来是卫戍区警卫壹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得知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情况，“联合指挥部”决定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队配合，把广场从南到北两面封锁起来。

　　民兵从哪里来？壹位曾经担任过民兵的人回忆：天安门附近的每个单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发几个面包，壹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园和太庙，壹旦有人再献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民兵没有解决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冲突。吴忠回忆说：

　　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壹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大会堂负责人给我打电话告急，说紧张得很，参谋也被打了，怎么办？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壹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妳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壹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壹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壹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壹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壹样的嘛！我壹看壹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壹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壹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壹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壹、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壹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妳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妳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壹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妳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壹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

　　在现场的陈子明回忆说，人们离开人大会堂不是追日本人去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而是去联合指挥部。在壹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联合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部。于是，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纵队，高唱《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奔向联合指挥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人群到达小灰楼前，工人民兵早在楼门前围成了人墙。群众壹边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打倒工贼！”壹边向小灰楼冲击。在群众的壹致要求下，派陈子明、赵世坚、孙庆祝、侯玉良四名代表进楼谈判。但守门的人不让四人进去。他们四人只好踩著守门人的肩膀爬了进去。进去谈判没有结果。附近居民说楼下有壹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让他们不要在这里喊了。四人只好离开小灰楼。陈子明因脸上有血，鞋子挤丢了，就离开了其他三人去止血换鞋去了。

　　看到四位代表谈判无果，群众更加愤怒，就开始游行。游行者烧毁了小灰楼前面的壹辆小汽车。不壹会儿，开来了两辆救火车，都被群众堵住不让进来。下午2时55分，壹辆小面包车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人送饭。游行队伍中有人说：“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他们吃饱了镇压我们，不行!不行！”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扔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著了。停在小灰楼门前的两辆吉普车也点著了。停放在门前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进了烈火之中。下午五点左右，小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了，群众冲进了小灰楼，点燃了楼里的稻草，火焰直冲二楼。楼里的桌、椅、书籍、收音机等被人们从窗口扔进了楼前的烈火。在烈火的驱赶下，小灰楼里的人员（据说有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不得不从后门撤离。

　　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首都北京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反抗事件。壹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暗暗高兴。邓榕在描述这几天邓小平的情况时写道：“每壹天，每壹个传来的消息，每壹个激动人心的诗歌，都让我们激动不已。邓小平壹家人的心，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心，用同壹个节奏跳动著。”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干部子弟当然是“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但他们没有打头阵，在武力清场时抓捕的人当中没有干部子弟。4月5日下午，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江西厅就近观察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邓小平也被叫到人大会堂，受到斥责。张春桥在他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月5日，我到大会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壹样。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当著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

　　下午2时，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晚6时半发表吴德讲话，动员群众离开广场。8点半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

　　晚6点30分，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扩音器同时开放，壹遍又壹遍地播放吴德的讲话。这个讲话稿由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起草，吴德修改后送中央。听说毛泽东看了，批示说照办。吴德的讲话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向。我们要认清这壹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要上当。”吴德要求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吴德这种威胁性的讲话，并没使广场上的人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汇入了广场的抗议人群。群众的注意力从小灰楼转向纪念碑。

　　吴忠回忆说：

　　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说，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政治局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灰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打开。开灯和广播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吴忠看到广场密密麻麻，已超过广场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给吴德提建议推迟时间。又壹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建议不执行中央设定的时限，吴德是做不到的。他干脆谁也不请示，就是按兵不动。吴忠打算推迟到晚十壹点清场。十壹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在八点半到十壹点之间，陈锡联多次给吴忠打电话催促：妳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吴忠心想：妳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他认为陈锡联在说胡话。

　　十壹点过了，吴忠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开始强制清场。用棍棒和拳脚驱散了群众。清场过程中有人挨打，但没有死人。吴忠回忆说抓了150多人，实际抓的人更多。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人民日报记者王永安于11月间，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事件复查小组负责人的协助下，搞清了基本情况：天安门事件中共捕388人，粉碎“四人帮”前释放了224人；1976年11月至12月，释放120人；1977年5月至7月，释放20人；1977年5月至1978年11月，释放21人，在押3人。在押的3人，均属趁火打劫。他们在4月5日广场东南角的小楼著火后，冲进去偷大衣、半导体收音机，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与天安门事件案件无关。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汇报了广场的情况，毛泽东说：开除邓的壹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壹，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约几个人谈壹下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出华国锋任党的第壹副主席。

　　4月7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两个决议。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质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壹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壹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二，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9号）：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壹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激进的文革派没有被安排为接班人，并不是毛不相信他们，而是毛知道军政官僚们不会接受他们。作为政治家，不能仅凭与他的亲密程度安排人事，关键是看他们能不能站得住。在当时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文革派是很难站得住的。文革派对毛这样的安排是不服的。他们看不起华国锋，挤兑他，将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这为他们的彻底覆灭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纳吉”，成了众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曾到广场上指挥群众骚乱。华国锋说，这得问壹问邓小平本人。江青建议让汪东兴去问。汪到邓那里之前，先到了毛处，告诉毛邓可能受到冲击，也可能被群众抓走。毛明确表示，对邓不能再冲击，也不能抓走，让汪想办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加以保护。当然，汪也没有忘记他的使命，问邓是否去过广场。邓回答说从来没有去过广场，只去北京饭店理发壹次。第二天，邓小平就给汪东兴写了壹封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壹，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壹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对继续保留党籍表示感谢。6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说卓琳住院，壹个人太孤单，要求和孩子们住在壹起，毛同意。7月19日又回到他原来住的宽街。在这几个月，他的家人也从宽街被驱赶到育群胡同，现在也回到了宽街。

　　４月８日，北京１００多万军民上街游行庆祝。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重新在游行队伍中震天响起。

　　４月９日，北京市１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愤怒申讨邓小平的罪行”。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伟大的胜利》，认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广场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的胜利。

　　各省委和各大军区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接连几天的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全国各省委、各大军区党委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这些电报都表示：“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极权制度下民众的情绪是可以被操纵的。有组织的政治表态，不壹定是表态者的真实意愿。前几天在广场上十分活跃的人们中，不少也参加了庆祝“伟大的胜利”的群众游行。

　　华国锋，山西交城县人，原名苏铸。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担任阳曲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大队政委。这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随军南下。1954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为列席代表。在会上还让他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从此，这位面容敦厚、操著浓重山西口音的人官运亨通。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到长沙。华国锋安排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并全程陪同。从此以后，毛泽东每次回湖南，华国锋总是热情相待，虚心求教。毛泽东常对人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此时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兼任广州部队政委。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从湖南调来了华国锋。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王洪文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坚决，是作为接班人调来的。由于王洪文的文革色彩过于浓重，为官僚集团所不容，华国锋才有进入权力的顶峰的机会。1973年8月，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接替挨批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四五运动”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重厚少文”。据《史记．高祖本记》载：吕后曾问刘邦，萧何死后谁能替代。刘邦答：曹参。又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泽东以华国锋比“重厚少文”的周勃，说他可以“安天下”，是因为他是左右两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张春桥虽然能够理解毛的思想，但很难被官僚集团接受，“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希望他辅助华国锋。

　　“四五运动”平息了，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这场抗议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震动没有平静，社会批判的思潮没有平静。这场运动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它不仅为突破改革开放的禁区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著自由主义思想的蛋壳，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了准备。正如陈子明说的：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壹个转折点。

　　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包遵信说：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壹党专制的独裁。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壹代人的愿望：壹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四五”运动之前，人们误以为，对于专政制度只有我反对，别人都是支持的，谁也不敢说，不敢碰。现在，终于冲破了“囚徒困境”。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不久，壹举抓获毛的四个亲信，结束文革。（胡平语）1978年10月，在“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的时候，远在贵州的诗人黄翔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哑的嗓子，朗诵了他歌颂“四五运动”的诗篇《不，妳没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门广场！

　　以妳埋藏在胸头燃烧著的火焰和岩浆，

　　以妳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妳竟这样静静的死去？

　　永远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妳不会死去，妳不能死去！

　　妳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妳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妳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仍在发出嘶哑的呼声；妳的铁锤般的拳头，仍然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妳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在无声的控诉和呐喊。

　　妳是不可战胜的，

　　妳会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强大，

　　重新高举进攻的旗帜！

　　28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清晨的北京，微风拂过，偶尔有几片树叶飘落。市民们照样起床、早餐、挤公共汽车。壹切和往日没有两样。但是，中南海进进出出的小汽车，壹些重要机关里人们凝重的神色，却是壹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具有政治嗅觉“特异功能”的中国人，透过那么壹点点“异常”，“感觉”到中南海里出了非同寻常的情况。这种“感觉”像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壹样，很快扩散到京城以外。在１００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发生壹个多月，我正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合作采写壹篇抗震救灾的稿子。上午９点多钟，我匆匆赶到天津宾馆的抗震棚里去会见安岗，含蓄地对他说：“北京大概出现了宏观异常。”“宏观异常”是我借用当时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术语。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安岗，很快意识到将要发生“政治地震”。他对将要脱稿的长篇通讯不作任何交代，１０点钟就赶回北京去了。

　　９月９日零点１０分，毛泽东丢下了他的十亿臣民磕然长逝了。

　　从１９７１年开始，他就壹直受到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并且出逃，成了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给他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经历四天的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有两眼白内障、运动神经元病、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氧气过低。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暮年的他，总是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情况，愿意看这方面的电影。壹次，银幕上出现解放军列队进城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毛先是阵阵抽泣，接著失声痛哭。从5月起毛的病情不断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病情沉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养，“落叶归根”，政治局考虑他的病情，没有同意他这壹要求。8有8是，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壹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圈阅的最后壹个文件。

　　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壹个儿子死在朝鲜战场，壹个儿子神经不正常。晚年很长的壹段时间里又和妻子分居。他没有温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让人注释印制大字本的《枯树赋》、《月赋》、《雪赋》、《别赋》。《枯树赋》中写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雪赋》中的“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正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悲凉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后壹个春节是在中南海的住处度过的。没有家里的亲人陪伴，没有客人来访。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陪伴他残病之躯。在外面鞭炮齐鸣的时候，他这里只能听到寒夜的风声。在无奈的寂寞中，他让工作人员也放了几挂鞭炮。进入新的壹年，他健康状况恶化，吃药、吃饭都要人喂。行动更加困难。他虽然只有刚治好的壹只眼睛能看东西，但他终生养成的阅读习惯壹直保持到临终前壹天。为了满足他艰难的阅读需要，工作人员帮他举著书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颤抖的手写了壹个“三”字，又用手敲木制床头，工作人员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书，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毛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在工作人员的帮下，他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

　　在两个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毛远新、王海容，对他们交待后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壹生干了两件事：壹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壹件事妳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壹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妳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离开人世时是担心的，壹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发生动乱。他是怀著忧虑的情绪离开人世的。

　　９月９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去了急电，要求各地稳定局势。军队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在政治极权的国度里，最高政治强人的逝世有可能发生社会震动甚至动乱。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正是基于这壹常识。

　　下午４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悲痛的声调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通报了这壹噩耗。顿时全国上下都表现出悲痛的情形。驻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发回了各地的情况：

　　?

　　新华社西安九日电：...在市中心的钟楼壹带，许多人泣不成声，有的放声痛哭。全市各电影院里，观众都自动地停止观看，悲痛地离开了影院，电影随即停止了放映。在新华书店，人们排起了长队，含泪购买毛主度画像...

　　?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全市六个新华书店门市部立即排起了购买毛主席像的长队，人们用手绢擦泪，书店里壹片哭声。到晚八时止，卖出毛主席遗像２１１００张。在市区和郊区的八个百货店，到晚八时止卖出黑纱三万多尺...

　　新华社唐山九日电：...在唐山市内的成千上万名群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声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车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边的墙上掉泪。壹位老大娘盘著双腿坐在抗震棚前，拍著膝盖放声大哭。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坐在壹堆瓦砾上双手掩面痛哭失声。记者在市委大院里看见，六个同志因极度悲痛当场晕倒...

　　新华社合肥九日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悲痛的声音时，壹个五十五万人的城市突然沉静下来了。所有的车辆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壹齐站在高音喇叭下肃穆静听..

　　各地新华社记者的描述没有虚构。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场面。为什么领导人逝世引起全国集体恸哭？这与两千年的皇权政治的传统有关，也是多年对毛搞个人崇拜的结果。9月9日午饭后，新华社天津分社领导让我到天津第壹机床厂，说是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让我和工人壹起收听，并反映收听情况，但他没有说“重要广播”是什么内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壹机床厂时，已有数百人集合在露天广场上（地震期间各种活动都是露天的）。3点钟，厂领导人从市里开会回来。他以手掩面，哭著走下汽车，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逝世了！”他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人放声大哭起来。听广播时整个会场壹片哭声。

　　哭是可以传染的。当妳置身于壹片哭声之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我平时很少流泪，对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态度。按理说我不会哭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泪流满面。几天以后，我壹人独自到天安门广场。我在这里漫步，沉思。在学生时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多次国庆活动和其它政治集会，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挥动大手向我们致意。现在，我仰望著空空的城楼，深深感到政治强人身后的寂寞和空虚，深切体验到壹个时代结束的伤感。这大概是全民恸哭的原因之壹。别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风险，这可能是壹个更重要的原因。公开场合众人恸哭，私下可能是另壹种情况。若干年后，从壹些当时受迫害的人的回忆中看到，听到毛逝世，他们暗暗高兴，还有人私下饮酒庆祝。

　　９月１８日下午三点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１００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追悼会的分会场不计其数。在同壹时间内，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１０亿人都在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广场也举行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时，每个单位、每个居民委员会都设立了灵堂，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门广场、在各地的中心广场、在千百万个灵堂里同时举行悼念。那时，我因采访任务从天津市睦南道骑自行车到中心广场，路过劝业场壹带繁华商业区。街道上没有壹辆汽车，没有壹个行人，商店里也没有壹个顾客。到处是壹派寂静肃穆的气氛。这是绝无仅有的景象。

　　壹个政治伟人的逝世，带来的震动胜过悲哀。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得知毛泽东逝世时的第壹句话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确实，这个国家政治大厦的顶梁柱崩塌了。在这所大厦里活动的人们造成的心灵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声背后是悲伤，是恐惧，是忧虑，是仿徨，还是解放？都有，只不过是因人而异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这位伟大领袖的权威打击“当权派”的人，或被毛泽东当作“棍子”用来打击“当权派”的人，在悲伤中带有恐惧。因为他们所打击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部分已经官复原职，并且成为掌管著国家重要权力的“务实派”。在中国，哪壹个皇帝驾崩后，皇帝的打手不遭灭顶之灾？据当时了解的情况，这些人私下接触比过去多了，他们说话比过去少了，行动更谨慎了。

　　在知识分子当中有颇多忧虑。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在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逝世的。在极权政治体制下，接班人地位的争夺总是伴随著血雨腥风。壹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得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有。人们忧心忡忡。

　　很多人在仿徨。“毛主席”，这是壹代中国人用得最频繁的三个字。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在所有的书籍上，在所有墙壁的标语上，哪里不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权威的引证呢？从幼儿园的儿歌，到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报告；从家庭里的轻松交谈，到论敌间的激烈争辩，那里没有“毛主席”这三个字呢？毛主席充满了整个空间，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毛主席成了人们的“上帝”。“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不少人怀有期冀之心。在壹次又壹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还压在“五指山”下。他们希望有重见天日之时。多年受打击、受压制的 “地、富、反、坏、右”，希望有可能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在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锢得有点过分的社会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张之日。还有壹大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日子有可能过得好壹点。在当时，这些人不是满怀希望的，他们的情绪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测，只是在茫然中存有壹丝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壹个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在干什么呢？

　　此时的邓小平还在北京宽街的家中。他头上还戴著壹顶很大的黑帽子：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中国的“纳吉”。正在看书的邓小平，从女儿那里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书本，在四周的哀乐缭绕中沉思起来。

　　剑拔弩张

　　如前所述，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极左派的彻底革命派→坚持“继续革命”的文革派→恢复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极左的彻底革命派中，壹部分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彻底砸烂”，壹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这正符合“极端相通”有原理）。极左派已被镇压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够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两股政治力量。由于官僚派强调“四化建设”，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论问题”，因而被人们称为“务实派”。在毛活著的时候，他壹直在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级权威才能维持这样的平衡。现在，维持平衡的超级权威壹下子消失了，再没什么力量能够维持平衡了。势不两立的双方，壹方吃掉另壹方才是结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下面的群众基层也很薄弱。而务实派却掌握了从下到上的权力，支持他们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务实派是壹次打击，但这壹运动有违民意，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对他们减分并不多。

　　争夺毛身后国家领导权这两种政治势力，有著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从当时的民心来看，希望结束混乱、搞经济建设的是多数。“四五运动”已充分显示出，两种政治力量的群众基础的明显差别。

　　毛逝世后，两种力量剑拔弩张，处于妳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在这期间，３０万人来吊唁，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佩带黑纱的人川流不息。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站在在毛泽东遗体前面容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著如何击败对方。这正是：“大家来念经，都在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在哀乐缭绕的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文革派控制舆论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当时的主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政治上、舆论上占有优势。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数。

　　文革派对立面的务实派，虽然力量强大，但没有挂帅的人物。邓小平已经被打倒，“养病休息”的叶剑英不能过问军队。华国锋是壹个关键人物。他是毛亲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长期间，批判“算旧帐”（即算文革的“帐”）的刘复之和于桑，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积极的。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华国锋，张春桥安心当华国锋的辅助者，可能是另壹种结局。但文革派没有这种胸怀，把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

　　１９７６年中共中央１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就心怀不满，写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壹个壹号文件

　　去年发了壹个壹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壹号文件，是指１９７５年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台了。张春桥也期待华国锋像邓小平壹样，“来得快，垮得也快”。据说，文革派曾对华国锋采取先拉后打的政策，如果拉不过来就打。从张春桥的《三月二日有感》来看，他们没有“拉”的诚意。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拉”华的行动，却看到他们对华国锋步步紧逼。

　　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在毛逝世前后，作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么呢？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了天津手表厂、第壹炼钢厂、和警备区壹团壹连抗震救灾的军民。她在“探望”炼钢厂和连队时，本书作者随同采访。她对群众说毛主席身体很好，还指著她穿的军装对战士们说：“这个红星是我争取来的，我穿上军装，妳们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她对天津驻军负责人说：”妳们受压了，我是给妳们恢复名誉的。前年写了壹个顺口溜，也成壹条罪状，整我，也压妳们。”她“探望”的那个连队在干部俱乐部旁边。我就坐在她身后。她突然向后扭头看到我作记录，警觉地质问：“妳是谁？”我站起来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她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自己人！自己人！请转告妳们领导，写的东西给我看壹看，以免帮倒忙。” 她想笼络工人，拉军队，希望记者给她帮忙。??????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据陈永贵说，在大寨期间，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电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壹进去，她马上就强作镇定，还咬喝著：“打牌！打牌！”。她和大家壹边打朴克，壹边等待火车。但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不停地看手表。

　　江青从大寨回来就从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毛的住处旁边，想控制毛的文件。这些文件里有些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拿到了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还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谁控制了“最高指示”，谁就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谁就可以得到继承人的合法性。所以，争夺毛留下的文件就成为毛逝世后的第壹个斗争焦点。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她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壹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她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主席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议让张玉凤保管，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壹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壹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9月17日，汪东兴和武健华在毛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来就进不去。深夜两点钟，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妳就要赶我走吗？”

　　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壹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壹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壹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壹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壹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据务实派后来说，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对文件进行了删改。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这个议题被叶剑英、李先念等否决了。他们又提出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壹封信，试探华的态度：“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逝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四人帮”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

　　江青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妳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妳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江青不承认她说过这样的话，争论激烈，会议壹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壹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壹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妳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分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

　　“四人帮”在这壹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

　　文革派寄希望于十届三中全会，他们想通过这次会议巩固和加强他们在中央的力量，他们的壹切活动就是为三中全会拉票。1976年9月18晚，张春桥对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 。”“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文革派没有搞政变的计划和打算。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说的“四人帮”想搞“兵变”，是不符合实际的。文革派手无寸铁，他们有壹种恐惧感。 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预感，担心孩子怎么办。他还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妳不要难过。”恐惧感来自他们对力量对比的判断，也来自从军政官僚们那里传来的壹些信息。

　　许世友的儿子是北京军区某部团长，给他的女友、301医院的壹位护士写了壹封信，信中写道：

　　······罗、付藏手枪的事妳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著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壹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著上海的。······罗、付是指罗瑞卿和傅崇碧两位将军。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里。王洪文把这封信交给毛远新，忧虑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有军队怎么办？”他们商量让沉阳军区副司令孙玉国从沉阳调两个师来。然而，作战部队壹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壹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王洪文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他壹人无权调动军队。张春桥虽然是总政治部主任，几位副主任都不听他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总政治部连壹个批邓的文件也没有下发。他们从沉阳部队调两个师进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１９７６年夏，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他们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著，只要毛主席壹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7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壹位记者把材料送到总社，要求总社通过姚文元转给毛泽东。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当时主持总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为此成为重点清查对象。姚文元后来说：“这封信像壹块大石头壹样压在我的心里。”

　　“四人帮”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见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挥部的领导人，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来。这不是壹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壹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妳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妳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壹巴掌打过来，我们是否站得住脚。”王洪文这次回上海是参加民兵工作座谈会。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放到民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开始发武器，到9月10日，7万多件武器发到了基层。不过，研究者称，上海给民兵发枪是1976年夏天的事，当时是为了应付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群体事件。毛逝世后，上海重视民兵是为了应对“人家壹巴掌打过来”，并不是搞武装政变，上海的民兵是不能到北京搞政变的。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继续大张旗鼓地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三家联合发出了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什么是“既定方针”呢？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９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光明日报》从９月１７日到１０月４日的１７天中，有４５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都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 “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给人们这样的感觉：毛主席虽然去世了，但文革还要继续，批邓还要继续。这样的宣传当然会给反对文革的务实派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四人帮”在利用毛的“临终嘱咐”时犯了壹个错误，把毛的“照过去方针办”搞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没有多大差别。务实派抓住了这个错误，说“四人帮”“篡改”、“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照过去方针办”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见新西兰外宾之后在华国锋的本子上写的三句话之壹。这三句话是： “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妳办事，我放心”。为什么搞错了呢？这是7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华国锋首次公开传达毛泽东的这三句话时，记录者没有听清，记录整理者陈斐章就按照大概回忆，就写成了“按既定方针办”。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删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在稿件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壹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张春桥怕“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没有下达华国锋的批示，而是让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慢慢改正错误。10月3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妳得亲自把关。”他要鲁瑛转告新华社领导核心小组组长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１０月４日晚，鲁瑛向莫艾传达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经来不急了，这壹天《光明日报》，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题的“梁效”长篇文章已经发出去了。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梁效”写的，其根据9月16日两报壹刊的社论精神,没有更深的背景。

　　当两股敌对的力量剑拔弩张的时候，都会密切地注视著对方的壹举壹动，并且将对方的举动作出过于严重的解读。这种正相关的互动，使得双方的斗争不断升级。

　　《光明日报》10月4日的这篇文章，被务实派认为是“四人帮”搞政变的“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从而加速了务实派的政变。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这壹天，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但专列开到保定的壹个岔道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采了壹些野花，呆了壹段时间就上车了，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也没有去石家庄。如果这篇文章是政变的“动员令”，作为政变的主角江青还会这么悠闲？

　　然而，《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确加快了务实派政变步伐。

　　十月政变

　　务实派下定决心“解决”文革派。怎么“解决”？当时私下讨论的结果有两种方式：壹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二是“特别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开会，即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后者就是突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说的强硬措施就是政变，用少量武装力量制服政治对手。这就是通常说的宫廷政变。

　　姚依林回忆，他到陈云家送壹份关于江青叛徒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琢磨，能不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中央委员的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的力量很大，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四人帮”是没有把握的。陈云是善于算计的人，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陈云这样的判断。不采取强硬措施是不行的。

　　然而，要采取强硬措施，也得师出有名。务实派想到了毛泽东1974年5月3日批评文革派的壹句话：“不要搞四人帮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好，历来不好。”毛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诫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搞“继续革命”。毛是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说的 “四人帮”根本没有反革命帮派的意思。务实派将“四人帮”这个说法接了过来，说抓“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

　　在华国锋周围，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要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必须得到军人的支持。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

　　军人们早就想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在毛逝世之前，叶剑英就在西山加紧联络、秘密策划。叶剑英虽然被“养病休息”，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对军队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杨成武、梁必业、粟裕、宋时轮、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这些军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有的已被边缘化，对十分张扬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们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壹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壹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毛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加紧了联络和准备。９月２１日，聂荣臻通过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四人帮”壹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叶剑英当然同意聂荣臻“先下手”的看法。华国锋不知道叶剑英的底细，急需和他联络。华国锋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到了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华国锋对李先念说，我在守灵，是借口出来看病到妳这里。他谈了“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妳代表我去见叶帅，问壹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妳考虑这壹问题。

　　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员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李先念进院，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为了防止窃听，叶剑英打开收音机。叶的听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妳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妳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壹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为什么李先念对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放心？李先念曾和陈锡联壹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著去了，在洗手间，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华国锋和李先念的谈话不到10分钟。李先念在叶剑英处谈话不到30分钟。

　　华国锋壹方面让李先念和叶剑英联络，壹方面和汪东兴联络。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权。１９７５年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壹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之前，汪东兴在军人中间夸大地散布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军人的力量压江青。汪东兴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壹个很大的威胁。只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江青，才能够确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劝华国锋用强硬手段解决“四人帮”，应当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执掌中共中央警卫团，主管“大内”的壹切，搞宫廷政变，他是最方便的。解决“四人帮”时只动用中央警卫团，没有军队参加，这也说明汪东兴的主动性和关键作用。

　　华国锋又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的支持。叶剑英又联系了陈云、邓颖超等革命元老，他们是非常支持的。

　　在实施抓捕“四人帮”时，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江青。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晚年批评过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并不协调。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坚定地站在毛这壹边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评她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已被神化，作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气”，是很有影响力的。在1966年以后，毛以外的中央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在公开场合对江青过分的赞扬。这些赞扬，也增加了江青的影响力。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报告，我亲眼看到天津的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她面前献媚讨好。江青用摹仿毛泽东的笔迹，写了壹些条幅，送给壹些军、政要人，不少人奉为至宝。1976年8月，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以慰问抗震救灾的战士、工人的名义，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战士们在欢迎江青的发言中，都感谢“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体，但毛泽东还是把她当自家人。1975年，江青让毛远新帮助她清理壹下文件，由于文件很多，毛远新只把文件名登记壹下。江青看后说，这样不行，妳得把每份文件写壹个内容提要。毛远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没有做。江青就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让毛泽东请毛远新帮忙。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划了壹个圈，批给了毛远新。毛远新不知道划个圈是什么意思，去问他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帮帮她吧，我们家已经没剩几个人了。”可见毛泽东把江青当自己人。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壹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壹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壹面痛哭，壹面呼喊：“医生啊，妳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惧。在9月18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著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献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

　　虽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帮”决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开。

　　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中央警卫团的50多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李鑫负责准备政变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壹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壹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灯光明亮，肃穆安静。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到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壹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壹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壹扇屏风把大厅壹分为二。在屏风前的壹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著门口。

　　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著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壹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著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还来不及说话，就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妳听著，妳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著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

　　接著进来的是王洪文。他壹跨进门，行动组的另壹个负责人带著几个卫士从侧面快步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妳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著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壹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壹声，挣脱了警卫人员，像壹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双方离得太近，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拖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著急之际，他来了。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壹位副团长宣布的。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张耀祠、武健华、李连庆等十几个人，来到中南海２０１号楼。晚８点，他们先到毛远新住处。进到他的办公室，毛远新正在看电视，他看到进来的不速之客，就站起来，关了电视机。张耀祠向他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同志的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妳保护审查，为了妳的安全，还住在这里，换壹个房间，现在妳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妳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妳写的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中央。”毛远新听后说：“主席尸骨未寒，妳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壹位干部主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处很近，张耀祠等在８点２０分到了她的住所。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坐在沙发上。张耀祠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妳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妳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妳到另壹个地方去，妳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妳的罪行，要遵守纪律。妳把文件和钥匙交出来。”江青双目怒视，壹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著，未发壹言。她用铅笔在壹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壹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妳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妳。江青十月六日。”接著，她又在壹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壹张信纸包好，同信笺壹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这时，武健华上去领著江青出来。外面专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著，江青以惯常的姿态上了车。

　　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实行隔离审查。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等也被隔离审查。

　　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妳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和北京的广播电台。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等，连夜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室，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著行李卷住到总编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壹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播室的钥匙，邓岗有点犹预。耿飚对邓岗说：“妳执不执行我的意见？妳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耿飚说：妳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播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壹切按中央广播电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著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壹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壹。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宗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沉容拿起电话。壹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沉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妳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他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央派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帮”刚壹“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壹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号楼开会。晚１０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时才散会。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壹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邓小平壹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他女儿毛毛在她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她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

　　１０月７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著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壹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壹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壹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壹起走到厕所里面，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著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壹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著，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壹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著的烟头轻微地颤动著。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著，说著，议论著，轻声地欢呼著，解气地怒骂著，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壹封亲笔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壹个关键时刻紧接著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壹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壹家人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壹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官方文件将怀仁堂事变称为“粉碎四人帮”，这个说法沿用多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称为“十月政变”较为合适，这是壹次典型的宫廷政变。政变是壹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历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壹夫人的身分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为邓小平下台而庆祝游行也是这些百万军民，极权政治下的民众只能跟著权力走。郭沫若写了壹首打油诗，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

　　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敲著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传诵著这首打油诗。

　　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基地，这里掌权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来自上海。十月政变后上海的表现如何？

　　10月7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到北京开会。马天水感到突然，问开什么会，回答说妳来了就知道了。马当即打电话给北京，想找张春桥、姚文元问询问，但电话打不通。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书记徐景贤、王秀珍要随行的秘书房佐庭按惯例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中央办公厅同时打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同行。中央派专机将他们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宾馆，中央下达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马天水上北京后没有音讯，房佐庭也没来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等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同北京联系，都联系不上。到10有8日，上海才知道，与北京的联系渠道全部中断。

　　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冯国柱召集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和钟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礼堂开会。徐景贤说：情况很不正常，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天水去北京后被软禁了。施尚英汇报了9月23日以来备战的民兵数字。王少庸询问了民兵的编制情况。下午4时，徐景贤召集报社、电台负责人开会，说中央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5时，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壹步打招呼。晚7时，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给上海市委警卫处康宁壹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死”。这是缪文金临上北京时王秀珍和他约定的暗号，表明情况严重。晚10点，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说“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两天的猜测，现在都证实了。在场的朱永嘉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壹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壹样。王秀珍说：民兵先动员2500人巡逻，31000人待命，枪支弹药发下去。舆论工作由朱永嘉负责。王秀珍对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说：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上海是壹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著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但是，他们准备过程中，连壹张像样的军用地图也没有。警卫部队最多能拉出壹个营。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会，晚7点，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北京的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马天水终于接了。王秀珍问他看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没有，马天水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听了马的电话，大家如释重负，说是壹场虚惊。他们立即撤销民兵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马上恢复正常秩序。晚10点，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开会。

　　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个老干部：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总工会、民兵。市委写作组的壹些骨干人物，聚集在在康平路小礼堂。朱永嘉主张“马上干！立即干！”他认为“民气可用”。他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壹切时机都会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也主张立即干。整个会上，态度最激烈的是总工会和写作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众人的激烈情绪，也说要干，不过要等三位书记回来壹起干。

　　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岩勒马。叶剑英说中央信任妳们，对妳们放手，把上海事情办好，信赖妳们。同时，要他们每天给上海打壹个电话，稳定上海。先到北京的马天水和周纯麟已经服软。马、周二人也说服徐、王。经中央办公厅同意，徐景贤打电话告诉冯国柱：“壹切等我们回来后再定。”

　　13日，市总工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制定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等21条行动口号。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态支持中央的三位书记回来了。下午，在锦江饭店南楼会议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三位书记传达中央精神。会议室壹片哭声，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晚上，马天水又召集工会、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开会，再次传达中央精神。会后，壹位坚持要干的人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北京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妳带头，我们跟著妳！”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此时，忠于中共中央的60军就驻扎在上海附近。

　　上海虽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对文革不满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从15日开始，上海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集会，数以万计的人涌入上海市委，质问为何不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上海全城沸腾，庆祝的锣鼓声和鞭炮齐鸣，主要马路被燃放的鞭炮纸屑铺了红色。

　　10月26日，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工作组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为首。11月1日，10万民兵戴著柳条帽、身穿工作服，扛著轻重武器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壹次游行。在文革中被边缘化的壹些造反派，如原“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等也十分兴奋，准备开庆祝大会，但未开成。

　　毛泽东逝世，文革派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已经落幕。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十个月以后的中共十壹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他强调了文革的必要性后说：“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壹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壹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请注意，华国锋说的是11年文革，不是后来说的10年文革。

　　为了使十月政变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举行了公开审判。这次审判把本来互相对立的两伙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捆绑在壹起，名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文革派的判决结果是：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对江青的审判很有戏剧性。外电报道说：“在中国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岁的江身著黑色毛式上衣，戴著壹副眼镜，在拍摄电视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她更像是壹个严厉的女教师。她昂首挺胸地穿过听众走到她的被告席上，壹副凶相地撅著下巴。” 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后，审判员曾汉周把桌子壹拍，厉声说：“江青，妳是犯人，妳是被告，妳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壹楞，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妳？”“对，妳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妳？妳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江青哈哈壹笑，说：“妳问问坐在妳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江青登场闹了这壹场，最后宣判时又有壹场闹剧。审判长江华为了吓唬江青，宣判：“判处江青，死刑！”到“死刑”这儿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江华又接著讲：缓期二年执行。

　　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说，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壹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壹段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来壹次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是公审之前的审问，在法庭上张春桥壹言不发。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来相比判若两人。他彻底被征服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他同监的邱会作说：“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四人是公审之后，1981年7月15日合监的。这时离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还不能系统地谈话，可见创伤之重。

　　中国多年“无法无天”，能够公审，是壹种进步。这说明经受文革冲击的官僚们尝到了“无法无天”的苦头，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从整个审判过程来看，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政治审判。据时任“两案”律师组组长张思之说，审判员是临时调来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员，闹出了壹些笑话。律师是当局委派的，事先对律师提出要求：对公诉人提出的“事实不能动”，对公诉人给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动”。作为律师，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对出庭的证人事先经过培训，要求证人配合起诉，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壹切停当之后，还要经过多次“彩排”（李纪周曾当被告的替身，新世纪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长），“彩排”合格之后中才开始公审。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选择政治可靠的人。

　　29

　　第二十九章文革后的大清查

　　十月政变以后，逐步解除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束缚，实现了几项重大的人道主义的壮举：壹，平反冤假错案。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已经有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不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不过，能够被官方平反的大多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受害的普通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通过信访渠道也使大批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除了留下几个象征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给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虽然没有否定反右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但以上三项壮举，也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在这壹人道主义壮举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对这壹壮举已有介绍。

　　与上述人道主义壮举相对应的是清查运动扩大化。

　　1976年10月6日晚，怀仁堂事变之后，在西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壹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当时称为“揭批查”运动）。清查对象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自1949年以来，中共开展了壹系列的政治运动，每壹次运动都有壹批积极分子。以前的政治运动是“当权派”整“非当权派”，没有从整体上伤害官僚集团，所以运动积极分子可以分享到运动的果实，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对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的人是不可能被提拔的。中共建政以后的干部队伍，基本是由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的。而文革的重点是整“当权派”的，被文革积极分子整过的“当权派”重新掌了权，还由“当权派”来清算文革，积极分子只能品尝“苦果”了。清算文革的前提是全面否定文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分子是划错了的，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大跃进造成三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大跃进运动没有被否定。在专制制度下，普通百姓受害的政治运动不会被否定。文革不仅仅伤害广大民众，更是从整体上伤害了官僚集团，所以文革必须否定。

　　大清查将被处理的人分为三个档次，第壹档是被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逮捕判刑；第二档是“三种人”，严格审查，责令检查，批判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壹般是撤职下放；第三档是严重政治错误，在“说清楚”后保留工作，但多数人终生不被重用。

　　1978年12月的十壹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了“揭、批、查”运动，但壹些省壹直清查到1980年代。1982年，中央又出台文件，开始大规模排查清除“三种人”，壹直进行到1986年。

　　这次清查（包括以后整党清理“三种人”）殃及了多少人？胡耀邦说：“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他这里说的“关押”，可能是包括在各种“学习班”里在壹段时间里失去自由的人。据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办公室1987年统计，在整党前已进行的几次清查共处理的40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含广西）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43074名，不予登记的90096人，缓期登记的145456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18407人。从各省的数字来看，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的缩小了。

　　文革后的大清查，是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名义下，对文革的总清算，当然也是对造反派总清算。在1966年至1968年间，造反派活跃了两年多。文革后8年，造反派壹直处于挨整状态，少数在革委会里还保留职务的“群众代表”， 也没有掌握实权。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也壹度活跃，但主要是为了摆脱挨整的地位。笼统地把造反派当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壹切罪行特别是后八年对广大群众的残酷专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揭批查运动扩大化

　　十月政变之后，各地都逮捕了壹批当地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将他们判了重刑。全国上下大规模地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上千万人成了清查对象。揭批查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清算文革的责任者，也摧毁了各地在文革中形成的权力体系，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权力体系。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后，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除了少数几个省以外，大部分被撤换。

　　在揭批查运动中，惩处了壹些在文革中的作恶者，也有官僚集团的借机报复，还有壹派群众借机整另壹派群众。虽然中共中央壹再强调注意政策，但还是有严重扩大化的倾向。

　　下面介绍几个省市的清查运动。本书采用了壹些被清查者的申诉材料，显然这是申诉者壹面之词，可能有偏颇之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清查运动的扩大化。档案开放以后才能够得知真相。

　　河南省的揭批查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壹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由于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所以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河南的这壹情况，当时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

　　文革中河南有三个群众组织：“二七公社” 、“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这三个群众组织都是造反的，“二七公社”比较激进，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时曾被省军区打成反动组织。1967年7月平反以后力量壮大，占了优势。毛泽东说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他是明确支持“二七公社”的。1967年7月2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周恩来说：“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壹八’、‘洛阳八·壹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妳们每壹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壹定支持妳，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妳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周恩来说的这些群众组织都是“二七公社”这壹派的。由于中央明确支持，“二七公社”壹度处于优势，在他们掌权的地区和单位，对反对它的干部和群众，采取阶级斗争手段，伤害了不少人。文革结束后，新的当权者说196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的表态，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这壹说法当然不能成立，7月25日中央首长的讲话是记录在案的，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在文革后，“二七公社”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以及支持“二七公社”的领导干部，都成了揭批查运动的对象。

　　河南省在揭批查运动中，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搞到公务员、炊事员。从1977年到1983年，清查运动历时7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壹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因“文革罪”而被关押的，占犯人总数近半数，“二七公社”壹派人人自危。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壹派，处理了壹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壹派壹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改组省委领导班子，免去刘建勋省委第壹书记职务，任命段君毅为省委第壹书记、胡立教为省委第二书记、刘杰为省委常务书记。文革中形成的省委领导班子全军覆没。其中，耿起昌，1915年7月生，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历任河南新乡地委第壹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1月至1979年3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壹书记）。1983年10月被开除党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申茂功，1940年1月生，郑州国棉六厂工人。文革开始后任郑州国棉六厂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总工会主席。1977年7月起停职接受审查。1979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开除党籍、厂籍。1979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唐岐山，1977年7月停职接受审查。1978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开除党籍，1979年1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揭批查中，全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1983年9月统计，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被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71%。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被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18个地市委第壹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 %。省直各厅、局、委，第壹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原县委第壹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很少有人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原职。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因在文革中站在造反派壹边，被判刑13年。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10年徒刑。这个罪名是编造的。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好工作。1998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著老伴死在家里。

　　所谓“免于处分”2020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如省委宣传部李海英，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壹位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

　　1983年11月起，进行全面整党，到1987年4月结束。全省因受到处理的党员共43339名，其中受刑事处分的698名，受党纪处分的25767名，对不合格党员不予登记的8244名，缓登记的16261名，因故暂未登记的2591名。对在文革中提拔的6.6万多名干部分别作了处理；对在文革中发展的24. 5万余名党员，有9.9万余名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有1700多名被清除出党。“文革”中洛阳铁路系统入党提干的有358人，文革结束后对他们进行了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 余人留党察看，320多人被开除或降级，保留党籍的只有8人。

　　在揭批查运动中，河南许多地方搞“上挂下联”，上面倒壹个，下面倒壹片。大批人因上、下级工作关系被株连、被处理。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副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束缚手脚”，就赶在这两部法律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搞“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

　　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受到打击的人如此之多，普通群众的造反派更多。受到打击的官员们，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鸣冤叫曲。他们在申诉自己的冤情时，还极力和他们曾经支持的造反派头头划清界线，认为这些人受打击是应该的。

　　云南省的揭批查

　　1976年11月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的社论，全省各地纷纷举行大会，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罪行。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主要是指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等人。鲁瑞林也被当作“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加以揭发批判。1976年11月底，对这些人召开了多次大型批判会。

　　壹些人认为贾启允在揭批查中“捂盖子”，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免去了贾启允的壹切职务。

　　截止1977年3月下旬，省级机关共召开了大型揭发批判会200多次；全省地县两级共召开860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议1．73万次。

　　1979年2月17日，省委发出《关于对黄兆其、朱克家定性处理的通知》，将黄兆其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逮捕法办；朱克家定为“四人帮”的亲信，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下放劳动。

　　1979年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会上，公安部门宣布对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安矩祥、沉炳章、金奕旦、杨树先8人依法逮捕。

　　1982年4月18～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判处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判处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判处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判处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

　　云南文革多次“翻烧饼”，情况十分复杂。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炮派”就反对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搞“划线站队”，被审查人数达138万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为“炮派”群众。省革委会“划线站队”的依靠力量是“八派”（见本书第17章：清理阶级队伍）。后来在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时，“划线站队”的积极分子受到打击，还抓了壹些极端的打手，当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八派”又力图“翻身”，搞了壹些活动（见本书第26章：全面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的清查运动，“八派”又成了重点清查对象。这次运动这壹派整另壹派，下次运动另壹派又整这壹派。每壹次反复都很难避“派性”，派性清查，不可能公正，也很难避免扩大化。

　　1984年1月3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全省“两案”结论处理进展情况》的统计，全省“两案”清查对象共7569人，全省共列为核查“三种人”对象2590人，定性处理了2358人。

　　云南省壹批在清查中受到打击的申诉者说，官方说云南揭批查运动中审查7569人这些数字“完全是假话。”他们说：“在云南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受审查的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他们在申诉中说，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把“八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层层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帮”，如昆明桥钢分公司，抓了三个男的，还差壹个女的，硬把壹个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凑成“小四人帮”。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长杨秀杰，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荣立两次大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江川县第壹中学体育教师罗庆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曾荣立三等功，在“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全国特级战斗英雄涂勋（女），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志愿军老兵、三级残废人黄俊杰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打砸抢”被判刑。大理州13个县市革命会副主任、季振华、周金昌、卜里昂、赵嘉品等13人，在“揭批查”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后判刑。昆明铁路局医院政工主任刘绍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7年，妻离子散，出狱后饿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邻居发觉有壹股臭味，报警，打开门壹看：脸上、鼻子、耳朵和脚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天津市的揭批查。

　　1967年1月夺权时，天津有大大小小的85个群众组织。3月间，天津支左部队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先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产业工人、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五个系统的代表大会，合称为“五代会”。另壹部分没有得到支左部队和革委会筹备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合并为“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大联筹”比较激进，和“五代会”对立。由于“大联筹”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到1967年11月下旬就被迫解散了。在“大联合”、“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等壹系列清算激进造反派的运动中，“大联筹”的骨干分子都受到了打击。“五代会”的头头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文革以后的清查中，“五代会”的头头成了清查对象。

　　从1976年10月下旬至1977年4月，清查江青八次来天津以及小靳庄问题。从1977年4月以后，进壹步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帮”在天津的“帮派体系”。

　　1977年11月8日，市委书记赵武成在“关于清查工作情况和下壹步意见的汇报”中说：“经过认真严肃的审查，大量确凿的证据表明，王曼恬是‘四人帮’在天津的死党；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等人，是‘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徐信积极追随‘四人帮’，向党猖狂进攻，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赵武成这个报告是天津市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起草的，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当是还是左的思维方式，对壹些问题看得过重，甚至牵强地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挂钩，非找出四人帮在天津的‘帮派体系’不可。”

　　1976年10月以后，市委第壹书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领导天津市的清查，1977年8月的中共十壹大，他还是中央委员，但他很快就成了清查对象。197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免除了他的壹切职务，但未作处理，他还等待安排工作。壹直等到1987年1月，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壹波批评胡耀邦“对解学恭长期不处理”，并说应当开除解学恭的党籍。1987年3月，这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就凭薄壹波的壹句话，没有经过组织程序被开除党籍。

　　市委书记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由于她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是天津与江青关系最密切的人，她提供了“黑会”和“黑戏”的材料，江青就这些材料制造了“二黑”冤案，打倒了壹批领导干部和作家。清查壹下是应该的，但认定王曼恬是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死党”，证据不足。在揭批查中，王曼恬于1977年1月27日晚自杀身死。

　　宝坻县小靳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是比较好的村支部书记。中央领导人江青和天津市委把小靳庄树为先进典型，他不能不紧跟，却被定为“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

　　张继尧原是天津市文联的壹般干部，是文联“红旗造反队”的头目。王曼恬在向江青提供的“二黑”材料是张继尧等人搜集的。王曼恬进入市委领导岗位后，张继尧便被提拔为市委、市革委文教组组长。他被定为“‘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王辉认为定性太重了。

　　陈相文原是南开大学“八·壹八”造反派的代表。南开大学有“卫东”、“八·壹八”两大派，“卫东”的代表担任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相文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从1975年5月至1977年3月在团中央筹备组担任副组长。1976年初，谢静宜曾对陈相文说：“天津关于学习壹号文件的报告，只是壹般表态，没有写批邓”。他立即给团市委写信让点名批邓，并同王曼恬壹起，鼓动市委快点写点名批邓的报告。王辉认为，陈相文虽然在批邓中跟得很紧，称不上“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

　　当时的天津市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回忆说：“这其中除了王曼恬进入市革委领导班子以后，把文化局造反组织的头目张继尧提到文教组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间既无组织联系，也无工作关系，与帮派体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从揭发材料来看，天津构不成什么‘帮派体系’”。但当时还是把这几个人定为“帮派体系骨干。”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19名常委全部被审查全都被免职，有的被判刑。他们是：李荣贵，原铁路工人，共产党员，市革委副主任，揭批查中被审查，被判刑15年。林启予，原电力局技术员，后任地震局革委会主任，在揭批查中被审查，被判刑10年。冯玉田，原棉纺二厂工人，揭批查中被审查，判刑10年。巴木兰，女，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干部，党员，在揭批查中被审查，免职，开除党籍。在清查运动进行壹半时，清查办公室主任王辉也成了被清查对象。

　　在揭批查斗争中，对全市立案审查691人的问题，其中:逮捕法办的57人，劳教的4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31人。基层被清查了多少人无法统计。

　　湖北省的大清查

　　1976年11月，武汉市打著“工农兵”（其中不少是原“百万雄师”成员）旗号的壹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沉复礼、王锦铭等造反派头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著“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四人帮”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钢工总”壹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钢工总”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实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1982年7月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胡厚民，1936年出生， 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任造反派负责人。1967年3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7月武汉“7·20”事件后获释平反，年底任武汉市工代会副主任。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被定为湖北省“5·16”反革命总头目，批斗后送沙洋劳改农场劳改。1974年批林批孔中获释并被“补台”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底，被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壹切职务。1982年被以“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10月病逝于劳改农场。

　　2006年9月9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XXX的信中说：“湖北省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北京抓捕“四人帮”以后，造反组织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火金到亲戚、朋友家躲藏、逃亡了40多天。有位同事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火金”被开除团籍。吴火金怕再牵连别人，就进入了市革委会专门为他举办的“学习班”。实际是隔离审查。他回忆了进入“学习班”以后的情况：

　　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著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壹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壹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壹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决心不惜壹死，抗议非法的“隔离审查”。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时间，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壹阵助跑，纵身往下壹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病房里的隔离审查壹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壹天拄著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壹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火金！”“吴火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1977年11月的壹天，我壹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妳要放老实壹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沉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壹、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壹看守所关押。

　　山西省的揭批查

　　由于文革多次反复，各地政权在文革中几经换手，1976年掌权的壹些人，借清查运动的机会，对上几轮得势的施加报复。山西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驻山西的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和山西很有势力的陈永贵不是壹派。陈永贵当上了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借中央文革派的力量把谢振华赶下了台。陈永贵和他支持的省委第壹书记王谦在控制了山西各级政权。谢、曹这壹派的人成了清查对象。

　　1977年壹季度开始，全省各级基层单位陆续开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帮”办公室，办清查学习班。各单位持谢、曹观点的县、科级干部大多住进了学习班。开始时，这些学习班“学员”壹般在白天被巡回批斗，晚上八、九点至次日凌晨两、三点被审讯，用残酷的手段逼供。

　　在揭批查运动中，省委书记王谦提出“划大线，切西瓜”的口号，对大寨的态度成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升为省委书记，壹位张姓公社书记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会上杀气腾腾，点了李文亮、吴象、白兴华等多人的名，还要逮捕中央候补委员王体。他们的罪名是向中央写信反映山西的问题，说他们投靠“四人帮”。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曾批评过大寨，成了重点清查对象。李顺达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总代表”、“晋东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魁祸首”，还搞了壹个“李顺达帮派体系”，牵连了数百人。

　　曾经批评过大寨、向中央反映过大寨问题的人都在清查之列，伤害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省直属单位的审查对象被集中到交城“5·7干校”。1977年2月22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学大寨会议，陈永贵大骂他不喜欢的人。昔阳县领导人发言，把批评过大寨的人说成“特务”，把给中央写信反映陈永贵问题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1975年因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张赵反革命的集团”的成员，1977年11月不仅没有释放，反而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判处死刑，张耀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另6人被分别判处7至15年徒刑，太原市因“张赵反革命的集团”案株连1000多人，其中两人被迫害致死。

　　新华社山西分社也成了清查的重点单位，7位领导干部和记者被当作清查对象。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第壹书记王谦先后两次把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召集到省委常委会议室，他在讲话中，把新华社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稿，说成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会的方便，搞特务活动”，指责分社记者“为‘四人帮’提供炮弹，“搞特务活动”，“以山西的材料打击山西”。说新华社山西分社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反动文痞”、“‘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

　　按中央规定：新华社分社由总社和省委实行双重领导，以总社为主。分社领导班子由总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见商定。但是省委没有征求总社意见，就将原有的领导班子成员壹律靠边站，另行指定了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分社工作，又专门派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新兰（原大寨人民公社妇联主任）带领的清查联络组进驻分社指导清查运动。给社长方言罗列了几条罪状，未经调查落实，也没有与总社联系，就动用公安机关，搜查了他的住宅和办公室，并把方言关进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近两年。

　　老记者马明壹段时间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有壹次从邮局寄来让转给江青的壹封来信，信的内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样板戏的感想。马明按照当时的规定，把来信连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壹起转寄总社处理。在清查运动中，把这件事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记者廖由滨是总社从辽宁分社正常调到山西分社的，清查时说他是“毛远新派来的”。记者冯东书曾在分社研究报道会上说过“不能提永远学大寨”。也作为清查内容。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李辅，文革初是省直机关群众造反组织“七·壹公社”的头头。1973年，省委让李辅带工作队到襄汾县，后任县委书记。李辅大刀阔斧工作了两年，局势大有好转。李辅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看法。1977年1月，临汾地委召开6000人大会，开展揭批查，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被逼自杀身亡。在清查中李辅被关在“5·7干校”，让他交待问题，被关押了8个多月，巡回批斗21场。王谦下台、霍士廉当了省委书记以后，1981年4月给李辅平反。9月被派到平遥县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李辅到平遥工作两年，成绩显著。1984年前后，又以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担任过造反派头头的罪名，被定为“三种人”，撤销职务，开除出党。他上访申诉三年多毫无结果。

　　四川省的揭批查

　　全省确定为清查对象的2100名，其中，属于打砸抢和犯有严重罪行而逮捕的1400名，属于造反起家结合进县以上领导班子的有385名，除逮捕7名外，被撤职或免职的365名。

　　在18个市(地、州)委的289名常务委员中，调整出去132名，增补73名。在212个县(区)委的2225名常务委员中，调整出去902名增补869名。实现了大换班。

　　以上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申诉者说：“清查运动高潮时，壹夜就抓捕数千人，重庆市看守所、转运站、各区县看守所壹夜之间就满员了。”“据当时重庆九区四县不完全统计，受审查人员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就有上千人，仅1977、1978两年 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的就达600多人，以‘打、砸、抢’为由判处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则不计其数”自贡市委以（1977）34号和自贡市委政法党组（1978）15号等文件为依据，将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点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并于1978— 1979年先后判刑达260余人，还有上千干部、群众被以办学习班之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处分。

　　当时在四川主政的是赵紫阳，据说他对造反派比较宽容。四川大规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开始的，要比全国许多省份晚壹年多。四川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大规模抓人？因为1978年春节前邓小平回四川有明确指示。当时省委向他汇报揭批“四人帮”的工作，邓小平问那些帮派头头都抓起来没有？紫阳说对帮派体系的人都进行了揭发、批判、清查。邓小平又问抓没有？赵紫阳只得说还没有抓。邓小平说帮派骨干都应该抓起来。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不能置之不理。省委专门开会传达和落实邓小平指示。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开了全省规模的公捕大会，每个地区都设了壹个分会场，全省统壹大规模抓人，设在成都的主会场主要是抓省壹级的造反派人员。全省范围的抓捕对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责任人和武斗命案责任人以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和1976年批邓运动中带头闹事的人。但是，四川没有像有些省份那样把知名造反派头头都收入网中。成都地区结合进省革委的八九个造反派学生代表壹个都没有抓。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红城”头头蔡文彬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四川大学学生，成都“826战斗团”政委江海云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了1977年12月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文革中结合进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驱逐，1978年，赵紫阳为了保护他们，让蔡文彬到邛崃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让江海云到资阳县担任县革委副主任（没有到职）。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赵紫阳鞭长莫及，对造反派的抓捕和判决远远超过成都地区。

　　北京抓了江青等四人之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廉被关押审查，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1982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周家喻，重庆大学学生，重庆大学“8·15”头头，1968年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被安排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文革后也被判刑15年。江海云最终还是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蔡文彬被撤职，整党中不准登记。

　　湖南省的揭批查

　　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被抓捕，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大部分的则被关到限制自由的“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唐忠富（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8年。

　　除了省壹级造反派头头以外，其他文革积极分子经数年各种形式的隔离审查后，有壹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准提拔、重用，不准进入党政机关。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1983年11月，省委召开四届九次全体会议，部署全省的整党工作。在整党中受到各种组织处理的有34，000多名，其中，开除党籍和不予登记的8957名;留党察看、缓期登记的15000多名；给予其他组织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职)的9685名。

　　吉林省的揭批查

　　1976年底，中共吉林省委对王淮湘、崔海龙在文革中所犯错误和罪行进行清查。1981年4月11日，王淮湘、崔海龙被开除党籍。据官方公布，全省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14，522名，定为打砸抢分子的787名。给予撤职处分的183名，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的987名，开除党籍的181名，给予刑事处理的302名。1978年6月，省委决定，对身任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东丰县委书记等职务的许肇昌，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处理。1983年11月9日，对许肇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黑龙江省的揭批查

　　197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委决定对“与江青有关联的”原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士荣离职审查。1977年1月4日，对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昌、革委会财贸办副主任牛成山隔离审查。7月1日，省委召开揭批查大会，要求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黑龙江的帮派骨干分子。7月9日，省委召开全省揭批查广播大会，全省385万干部群众收听大会实况。当时，全省列入重点清查对象373人（地市局级以上干部26人），其中，隔离审查的199人，被拘留的26人。197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原省委负责人免职，回部队分配工作，任命杨易辰为省委第壹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1978年7月22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处理清查对象大会，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聂士荣、刘雪峰、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邵岩成。8月12日，又逮捕了打砸抢分子韩潮、刘佐文、丁树顺。

　　全省立案审查的655名人员中，党员495名。这些人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4名，开除党籍的18名，受党内处分的44名。与此同时，对文革中的打砸抢事件进行了清理。全省7188名清理对象中，定为打砸抢分子的167名(判刑102名)，其中党员被开除党籍99名，壹些人被调离领导岗位。

　　上海市的揭批查

　　十月政变后帮助中央稳定上海局势的三位市委书记也未能幸免。1977年1月10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被停职审查，6月被逮捕。徐景贤被判18年，王秀珍被判17年。马天水在关押期间患神经病没被起诉，后来死于神经病医院。1980年底，全市经过审查批准列为清查对象的有5385名，其中采取组织措施审查的有1683名。清查结果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52名，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的9名，还逮捕拘留打、砸、抢分子450名。包括徐景贤等三位市委书记共30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陈阿大（16年）、叶昌明（15年）、黄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马振龙（16年）朱永嘉（14年）。

　　全市从1984年到1987年开展整党工作，并结合整党核查“三种人”。在整党中，全市列为核查对象的有4829名，经过核查定为“三种人”的394名，定为严重错误的3814名。对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的党员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全市开除党籍的619名，不予登记的1134名，缓期登记的1752名，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党纪处分的3687名。

　　浙江省的揭批查

　　十月政变以后，浙江省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定为“反革命分子”，赖可可、罗毅被停职审查。

　　张永生，1940年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群众组织“省联总”主要负责人。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职。1975年10月，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时调离浙江下放河北省农村劳动。1977年2月押回浙江审查。1978年8月13日依法逮捕，1979年4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翁森鹤，1938年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浙江群众组织“红暴派”负责人。曾任“杭丝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中拘留审查，1976年12月23日被逮捕，1979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贺贤春，原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杭州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曾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文革后的清查中自杀身亡。

　　赖可可，1911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方面军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多种军职。1949年后，在山东、浙江历任多种领导职务。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79年被撤销壹切职务。?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浙江省分期分批进行整党。被定为“三种人”101人，受党纪处分的9418名，其中开除党籍1229名，留党察看2248名，撤销党内职务222名，严重警告2284名，警告3435名。不予登记的党员2258名。这是官方的数据，实际上被清查的人远大于这些。

　　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记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有7人以反革命罪判了刑。在清查中，杭钢工人张小定、杭汽工人孔汉茂，被另壹派打死。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壹夜之间关押了38人。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壹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关入土牢。1977年7月17日，海盐县县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批斗了3名“帮派头目”。经省委批准，依法逮捕了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从宽处理了1名“帮派头目”。到7月底统计，全县参加重点人住读“培训班”的有58人，全县揭露有攻击性言论的有52人，其中“帮派体系”成员的占65%。

　　福建省的揭批查

　　福建省各地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福建的帮派骨干”陈佳忠、庄志鹏、李庆霖等壹伙人的罪行。全省被列为审查对象的有11000多名。1979年，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对各级领导班子做较大的调整变动。在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务委员以上18名领导成员中（不含军队干部），调整变动8名，占44.4%；省直部委局党组和大专院校党委成员以上313名，调整变动127名，占40.6%；地市委常务委员以上71名，调整变动42名，占59%；县（市、区）委常务委员564名，调整变动344名，占61%。1972年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的李庆霖，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被誉为“反潮流英雄”，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江西省的揭批查

　　涂烈，原是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工人，文革中先后任省“大联筹”负责人，江西拖拉机制造厂革委会主任，江西省委常委。北京十月政变后涂烈被逮捕，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壹派头头，洪都机械厂工人、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打招呼”时华国锋都曾经对万里浪壹派特为关照。1978年初经人大选举的新壹届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仍有万里浪。但时不过半年，万里浪就被送进看守所。1983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造反派头头也判了重刑：蔡方根14年，陈全生13年，蔡松林13年，张羽11年，魏厚庆11年，曾凡珩11年。

　　甘肃省的揭批查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免去洗恒汉省委第壹书记职务，由宋平担任省委第壹书记。原任4名书记中，1名停职审查，2名免职；13名常务委员中，5名军队干部免职回部队，1名停职审查，3名免职。

　　1977年年6月7日互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洗恒汉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韩先楚、肖华与宋平。会议壹开始，就宣布洗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壹书记、第壹政委、甘肃省委第壹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壹套，使兰州铁路局壹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这次会上指出：“洗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壹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洗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壹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西北之行，成了清查洗恒汉的壹个重点。庄则栋按分管体育的陈锡联副总理指示，到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宋平指示秘书给洗恒汉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洗恒汉同志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洗接见他壹下。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在19军军部和洗见了壹面。安排打了壹场球，吃了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叶剑英在批判洗时说：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妳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壹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们看“四人帮”有壹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解决甘肃问题会议以后，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壹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挨整，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40多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壹般干部更是壹大批。洗恒汉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 “代理人”。洗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洗的“罪行”，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洗的保卫干事华德孝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1982年11月，军委让在北京治病的洗恒汉回兰州最后解决他的问题。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对洗恒汉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妳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壹下……，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壹下就是了，不会对妳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但是，洗恒汉壹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他软禁起来，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用壹个排的战士看守他。以后十几天里，壹大群专案人员对洗进行严厉审讯﹑逼供，不给他壹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1982年12月5日，总政治部让洗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并要求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壹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地刮著，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军队里的揭批查

　　军队里也进行了大清查。

　　开国将军丁盛成了重点清查对象。

　　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了‘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盛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七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壹个大军区司令员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丁盛被华点名后，被撤职，抄家，批斗，关押两年之久没有任何手续，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没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了壹个《免予起诉决定书》，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状”，因是从犯，“决定免予起诉”。丁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华国锋的指摘壹壹进行了辩解，说对他的揭发“完全是无中生有。”

　　华国锋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1976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许世友从南京调到广州，丁盛从广州调到南京。1976年8月，丁盛到上海附近的岛屿视察，视察后住在上海军队所属的延安饭店。得知丁盛到了上海，8月8日晚8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壹起去看望。丁盛对他们说：“许世友说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后，是他搞我的家属、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属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拉壹批人请客吃饭，我在南京很孤立。我从广州来南京没带人来，我是襟怀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杀头的。”丁盛说，这次军区开会，通知60军，军长、政委不来开会。60军政委是许世友前任秘书，军长张明也是紧跟许的。他们听许世友的，不听我的。60军驻防地是从南京到苏州。上海领导人认为丁的话是对他们的提醒，就加紧布置民兵。丁盛在否认他说了这些话，还说曾找徐景贤为上述内容对质，徐景贤回避。

　　1978年年3月以前，揭发清查了“四人帮”在总参搞的阴谋活动，重点清查了副总参谋长胡炜（最早支持西安交大造反派的那位军长）以及壹些部局42人的问题。1978年4月20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发出《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决定在机关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和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的“三查三整”运动，同时下发了查整方案。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继续清查第11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联系揭批林彪，又清查了25人的问题。两年来，共清查了68个人的问题，其中军职以上干部19人，师职干部15人，壹般干部和职工34人。采取“组织措施”的46人。在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时，对总参原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1974年重新工作以后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总参领导对他进行了帮助。

　　在“三查三整”中，对1966年的所谓“8·25反革命事件”，重新作了评价。新的结论说：所谓“8·25反革命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军反党夺权，蓄意打击迫害贺龙同志的阴谋。他们借作战部1966年8月25日支持外事局的壹张大字报，诬陷王尚荣等同志“在贺龙的指使和策划下，颠覆总参党委、篡夺总参谋部的领导权”，在总参首先打倒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谭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诬陷。随后又以“配合王、雷”“阴谋颠覆总参谋部党委”等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陈鹤桥、樊哲祥、王善甫、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使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残，并株连了家属、亲友。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杨成武）在“8·25”问题上执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负有罪责的。

　　公安部的揭批查：

　　文革中，为了审查高级干部，设立了“中央专案组”负责人是周恩来。下设三个专案办公室，即壹办、二办、三办。壹办由汪东兴负责，审查刘、邓、陶、彭真、陆定壹、杨尚昆等副总理以上的干部。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审查军队里被揪出的领导人，如彭德怀、贺龙、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陈再道等。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审查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中被揪出的人。

　　文革中被关押的审查对象有的是经毛、林、周批准的，有的是经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批准的，都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理。

　　1982年4月邓小平在公安部壹个报告上批示：“过去搞专案的，原则上调离公安部。”（原因是王光美向邓小平写信说：“整我们的人至今还留在公安部”）。1982年5月26日，彭真就公安部的专案人员壹事给彭冲、刘复之、赵仓壁写信，说：“看了小平的指示信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事情是很清楚的，两案已经审理了，在林、江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反应是强烈的。”

　　文革中根据上面指示，公安部调283人参加了中央壹、二、三办的专案工作。其中壹办42人，二办4人，三办237人。十月政变后，将这些人集中到公安大学审查。公安部自己又扩大了三部分人。这三部分人是：1，参加过搞公安部副部长以上专案的人；2，参加过搞李震“他杀”专案组副组长以上的人；3，造反派表现不好的人。另外还扩大到参加其它壹些专案调查的人，共扩大100多人。和壹二三办的人合在壹起共380多人。这380人占公安部干部人数的三分之壹。从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审查了两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党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出：“经调查核实，51人在专案期间没有问题或表现较好，留部工作；多数人有壹般性质错误，本人作了检查，分配到部属单位或其它部门工作；问题比较严重的20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属单位工作的人，以后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有的多年不分配具体工作，无事可做。

　　还是采用文革的思维和手段

　　在揭批查运动中，还是沿用文革中的思维，采用文革中的手段。徐明清案就是壹例。

　　徐明清，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从青岛来上海避难的李云鹤（江青），通过“左联”的关系，进入“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纪念“壹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1934年9月的壹天，李云鹤因在游行中表现突出被捕。徐明清马上就向教联常委汇报，组织上对她进行营救。

　　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长何德奎。李云鹤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就允许保释。1934年冬，李云鹤被释放。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李云鹤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之后。党组织审查江青历史，徐明清客观地为她写了壹份证明材料。壹年之后她便与毛泽东结为夫妻。

　　十月政变后，江青专案组将徐明清秘密逮捕，逼她写证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说不了解情况，不能写。专案组斥责徐明清包庇江青，不让徐睡觉。三个月后，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专案组的口授，写了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发的十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证明，钻进党内。”徐明清交上了这个材料后，进了秦城监狱。三年后，几乎神经分裂的徐明清被无罪释放，只因为胡耀邦在高检说了这样壹段话：“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还搞左的那壹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紧放。”胡耀邦壹口气点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

　　中央专案组如此，地方的专案组的行为可想而知。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在清查不断向扩大化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胡耀邦不断地敲警钟，不断地降温。他多次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性质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强调，“对于壹般性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看到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后，对工作人员苗枫林说：“壹些地方清理‘三种人’抓‘打砸抢分子’过了头，这样下去要乱的。壹些人自己犯了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但对青年人的错误抓住不放，毛主席讲的‘三个正确对待’，他们早就忘到脑后去了。妳找组织局几位熟透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壹个文件，简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1978】48号文件 发出。

　　1980年3月11日，胡耀邦对《关于江苏如皋县清查工作等三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中说：“这样的同志不谅解，不信任，就很难安定了（指：团县委书记王光国，文革初期当过公社的十二个人的造反组织头头，两个月后退出，这次却被列为“造反起家”的人）。这“三种人”本来界限就不清，不要急急忙忙铺开搞（指报告中说，清查和清理打砸抢问题还未处理结束，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又已开始）！”

　　1981年5月18日，胡耀邦对《关于大同矿务局调整“几种人”出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说“其实任何壹件事壹个人的事情是复杂的，变化的，简单的框框框不了，框了就不符合实际，就变成主观主义的了，因此不是死框框，而是广泛的群众路线（指在调整领导班子中，壹些单位主要套“身份”、看“文革”初期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忽略现实表现的情况）”

　　1981年6月召开的十壹届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给负责“两案”审理的彭真、彭冲、黄火青、江华、程子华、魏文伯、赵仓壁等人写信。信中说：“处理过了头，容易带来后遗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严重注意。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化为具体实践，万分困难。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认为成功的例子，简直微乎其微。”“不少单位对查清楚有问题的人强烈要求起诉判刑，这不是解决的唯壹方法吧。”胡耀邦举出曹操颁布手令宣告“丧乱以来，谤议之言，壹切勿论”的典故，反问说：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改造全人类的共产党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11月16日至22日，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

　　1982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初期，妳当时要在台上，又不参加造反，不表态行吗？我不知道妳们如何，可能在座的许多同志当时没有造过反，那么妳们是不是站在“造反派”壹边了呢？同志们，还有我支“左”，支妳。我就知道在座的有好几个。那个账还能算清楚呀？！主席下的命令嘛。所以，要提倡大家自觉地清理壹下思想，然后就算了，以后不提了。”

　　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先是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接著被正式逮捕准备起诉，但起诉准备拖了三年之久，因为查来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还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内人党”运动。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负责清查的领导干部不断施加压力。高树华给胡耀邦写信申诉（在“九大”期间曾和胡耀邦相识）。胡耀邦接到申诉材料之后给自治区书记周惠打电话：为什么高树华仅仅因为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妳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结果，高树华免于起诉。但是，高树华出狱之后放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才长到190元。他虽然学有专长，但在上级有关单位的“关照”下，没有单位敢用他。

　　显然，胡耀邦壹人之力难以阻挡各级官僚们对造反派的报复，但各级有了像胡耀邦这样壹些开明的领导人，对残酷的清查运动，确实有所缓解。

　　清理“三种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4周年，邓小平发出了号召：“跟随林彪、江青壹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壹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从此，邓小平说的这三类人就作为“三种人”成为清查对象。

　　划定“三种人”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更没有法律依据。被结合到各级革委会里的群众组织头头，都可列为“造反起家的人”。清理“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以思想定罪。邓小平把“帮”和“派”绑在壹起。“派”是文革中形成的派别，几乎每个人都参加壹派，而“帮”就带有黑社会姓质。文革中没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至于“打砸抢分子”，最突出的是在恐怖的“红八月”时“破四旧”，抄家，打人，这在当时是受军政官僚们鼓励和支持的。年轻红卫兵是只是充当打手。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壹次强调“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说：“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壹、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壹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书信者注），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他们是壹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在清理“三种人”这个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高度壹致，陈云说：“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就是说，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壹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为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壹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

　　清查“三种人”从1982年开始，是结合“整党”进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55号），通知指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实际上，在成立革委会时进入权力机构的群众组织代表（壹般是温和的造反派头头）在以后的多次政治反复中早已排挤出权力机构，有的长期被关押。大量不在领导班子里的造反派头头就成了清理对象。“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对政治不可靠的人的处置。文革积极分子也成为这样的人。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胡启立等人谈话时说：“‘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因此，年纪轻的、有专业知识的就成了清理“三种人”的重点。

　　我的壹位叫张世荣的同学，不仅被定为“三种人”，而且成了通报全国的典型。198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专门发了通报。通报列举张荣的第壹条罪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积极参加‘造反’。1967年1月，以他为主组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7623战斗队桃园分队’，到抚宁县桃园大队搜集、编写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并参加揪斗四清中提拔的大队干部。张世荣返校后，他和桃园分队部分人员执笔写出‘彻底清算刘少奇、王光美破坏四清运动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并刊登在《井冈山》报上。1967年4月，清华大学召开批斗王光美同志大会时，他将编写的诬陷材料提供给前来参加会的桃园大队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进行‘揭发控诉’，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7年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制造了刘少奇的冤案，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张世荣借串连机会到桃园大队调查王光美的材料是壹种跟风行为。所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7623战斗队桃园分队”是随意组合的几个人。文革中的战斗队起名时总是虚张声势，如清华的“114独立营”是住在114房间的壹个学生。1967年4月清华批斗王光美是周恩来批准的。张世荣的调查材料是桃园大队向他提供的，在批斗会上桃园大队的发言不需要张世荣的材料。

　　通报列举张的第二条罪状是：“1966年9月，张世荣南下串连到湛江，与北京101中学和北大串连学生壹起，联合召开了‘炮打湛江市委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会后，他执笔起草了传单，铅印散发全市。1967年8月，‘揪军内壹小撮’社论发表后，他立即组织人窜到湛江，以‘清华井冈山兵团对外作战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抄了南海舰队第壹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绍彬同志的家，策划绑架桂绍彬同志，并参加了对桂的审讯。”

　　今天看来，张世荣在湛江的行为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文革时期，这些行为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策划绑架桂绍彬同志”更是错误。不过，开绑架的先例的是壹些高干子弟绑架北京市长彭真，周恩来得知后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和他们谈判，以召开批判彭真的大会为条件要回了彭真。张世荣应当检讨在湛江的错误，但作为“三种人”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开除党籍，通报全国，是太重了。

　　张世荣16岁考上清华，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是“因材施教”的对象。1965年3月，我所在的党支部讨论张世荣入党，由于他的优秀，没有任何争论就顺利地通过了。清华大学讨论入党是很严格的。胡锦涛所在的党支部讨论他入党时，第壹次由于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不深刻”没有通过，经过壹段时间“帮助”之后，他重新作了陈述，在第二次讨论时才通过。张世荣参加工作以后表现突出，1978年6月提为上海新成汽车配件厂副厂长，1980年又任厂党总支委员。同是清华同学的黄菊不服从毕业分配，却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世荣的素质比黄菊好得多。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发了壹个《关于文革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从此，这些被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政治贱民，丧失了“被选拔”和公派“出国”的权利。

　　为了清查出“三种人”，全国出现了壹支庞大的清查队伍，进行内查外调。仅石家庄市，专职核查干部最多高达1600人，兼职干部1100人。外调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寻找干部（其中包括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文革中的错误。“据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门考察面大的占到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调查结果属于“壹般错误”的不装档案，属于“严重错误”要装档案。但“壹般”和“严重”之间的界线常常是由各单位领导人掌握。这些本人看不见的档案，决定了他终生的命运。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野苹说：“不能认为只要是属于壹般性错误的，都不影响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壹般性错误是处理‘文革’中犯错误人员的壹个政策界限，这同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提拔干部，即使是‘文革’中没有犯过错误的，都必须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所谓“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实际是对文革后期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的的态度。如果在文革中保了重要领导人，那就会官运亨通。如果文革中响应毛的号召反对了重要领导人，那就要倒霉壹辈子。

　　中央清查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曹志说：“立案审查的核查对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员×、×百万，牵动面之大，不下于‘文革’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清查三种人运动的双重标准

　　在清理“三种人”时，对老干部从宽，对青年知识分子从严。邓小平说：“‘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壹些违心的话，做过壹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实际上，在文革中摧残普通百姓的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某些地方对普通百姓的大屠杀，都是在进入革委会的干部和军人主导下进行的。对老干部网开壹面，使壹批人在文革中的重大责任没有追究。如，广西大规模屠杀“4·22”，主要责任人应当是韦国清，文革后不仅没有任何触动，反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江苏残酷地清查“5·16”的主要责任人许世友也没有任何触动。当然，能够宽恕的老干部有壹个前提：没有反对过邓小平和其他文革后还在台上的中央领导人。

　　在清理“三种人”时，对干部子弟搞“打砸抢”不加追究，反而作为接班人。清华大学学生陈楚三亲身经历了这壹不公正的情况。他回忆说：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壹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壹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著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壹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壹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壹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壹；对长达六分之壹的壹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沉如槐、罗征启和任彦申。

　　陈楚三写的材料被送到陈云那里，1984年2月27日，陈云作了如下批示：

　　?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壹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壹些想法．所谓“老红卫兵”，是指1966年夏季壹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革，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壹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壹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壹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革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壹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壹部分人（主要是壹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问，贯穿著党的各级老干部、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壹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壹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1966年12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壹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著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壹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壹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壹辈无产阶极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壹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壹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壹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壹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壹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壹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壹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壹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壹些想法，不知当否，

　　收到了陈云的批示以后，胡耀邦第二天就批示：“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

　　从此，孔丹和陈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代表高干子弟的命运，后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运。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以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总参谋部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文革后直接考上社科院吴敬琏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张劲夫秘书，以后调光大集团任部门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1920年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壹次代表大会，是13位代表之壹，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中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当教师，1992年到实创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总经济师，1995年到壹家民营企业担任副总经济师、董事、监事会主席直到退休。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虽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牺牲，陈楚三没有权力的庇护。

　　在清理“三种人”中，对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网开壹面，是出于官僚集团的利益。文革的最终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当然要对这两种人加以保护。造反派承担了文革的责任，清查的重点必然放在青年造反者的身上。

　　在很多地方，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自己壹派宽，另壹派严。壹些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文革中保过自己的人格外重用，对反对过自己的人，重则定为“三种人”，轻则压制不用。壹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因背上了“文革罪”的政治包袱，终生报国无门。

　　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大搞打砸抢的干部子弟不仅没有清理，反而占尽了壹切先机，公派出国，优先提拔，以权经商，······。他们借助父辈的政治优势，控制了优质社会资源，把持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文革后的大清查是对十年文革的总清算。除了官僚们对造反派的报复以外，也有正面作用：大体摸清了文革的底细；对文革中作恶多端的人追究了责任，对这些人实施了必要的惩罚；对重大的大屠杀事件作了善后处理。

　　壹，各地在大清查中对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清查摸底，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

　　北京市在大清查中查出在文革中全市非正常死亡983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有2214人。清查中列出的大事件1221件。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全市被遣返到农村的干部、职工共3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子女共遣返了125，000人。全市还有92，000户被抄了家，被抄家的人中很多同时遭受严重批斗、侮辱等迫害。

　　四川省对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杀人、纵火、抢劫以及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案件共2486起重大事件进行了调查。查清了非正常死亡的22，525人的死因。

　　在清查结束后，各省对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有统计。如果将各省上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汇总，就可得知十年文革全国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可惜档案还不开放，我无法作这项工作。

　　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文革后的清查和整党过程中，对这些冤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平反。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涉及受牵连的人约壹亿。1982年以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略举几省平反冤假错案的资料：

　　北京市对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当时干部总数1/5的65000名干部的问题，都重新作出结论，全部平反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得到昭雪。全市共清理21万余名干部的档案，撤出含有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与此同时，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17万名（含外地调入的）干部作了改正，为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的4，500多名干部予以平反。还复查处理了“四清”和文革前的壹批历史错案。经过落实政策，为9，648名党员恢复党籍，为1824名党员撤销错误处分，为大批受株连的人消除影响。

　　至1986年底，江苏省共复查处理文革中和文革前及地下党历史遗留间题案件147，583件，其中，对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95，000多名干部，作出了结论和处理；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3，3000余名干部予以改正；对反右倾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257名干部和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5，000余名干部，予以平反；给3300多名党员恢复党籍。

　　到1983年冬，河北省共平反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49万件，涉及102万人，其中脱产干部14万人：文革前的错案12万件，涉及13万人；改正右派2，6397人。

　　到1986年，黑龙江省复查文革前历史遗留案件和文革中立案的案件近20万件。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达8万多起，涉及12万人。仅干部政策方面。就涉及10万余人。全部平反昭雪。此外，还全面清理干部档案，仅省管干部中即清除各种不实材料4万余份。复查处理文革前反右倾、四清等运动中形成的案件2，4164件，平反纠正了15，666件。对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43，584名进行复查纠正。

　　在中共十壹届二中全会以后，湖南省全省全面复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169，000余名干部撤销诬陷不实之词的结论性材料;改正错划右派案件3万余件；纠正反右倾中留有尾巴的案件4，900余件和四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万余件；复查干部历史案件近5万件，纠正3万余件；并为全省3，800余名干部在肃反审干中所作的限制使用的意见作出撤销、注销和解除的决定。通过落实政策，为22，029名党员恢复党籍，为12，747名党员撤销错误处分。

　　到1982年底，山西省山西省因刘少奇冤案受牵连的1，086人全部平反。对1957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复查农村“四清”中形成的案件94，600件，其中纠正错案6，500件，总计纠正55，000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到1981年9月，安徽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 3万多件，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1，700多件，并对有关人员作了妥善安置。从1978年11月起，对被错划右派的15，341人予以改正，还对4，000人全部取消所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安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没有法治、不讲人权、没有权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平反了旧的冤假错案，又不断地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立下大功的胡耀邦，几年以后又成了更大冤案的牺牲品。

　　二是对文革中作恶多端的人追究了责任，实施了必要的惩罚：

　　有壹些人当作“三种人”清理出来是官僚的报复。但是，的确有壹些人在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大清查中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下面引用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1983年11月印发的上海“三种人”的两个案例：

　　张超，男，54岁，1945年参加工作，1948年入党。“文革”前是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科员，1971年任劳动保护用品商店党支部副书记。1984年1月逮捕。

　　“文革”初，张是警卫处“红色警卫造反队”队委。1968年5被派到542厂任军宣队副队长，负责清队。张与该军宣队队长壹起制造了壹起“糜××、高×潜伏特务集团”的错案。张亲自参加对糜××刑讯逼供，进行人身侮辱，诬陷糜××是“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迫使糜上吊身亡。糜妻也受到株连，被诬陷为特务分子，遭批斗后投河自杀。张超还抄了所谓特务集团成员宋××工程师的家，亲自动手打了宋，还说要他“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宋被迫上吊自杀。张又多次刑讯逼供所谓特务集团成员糜××，糜不堪折磨，跳楼自杀，造成左脚跟和腰脊椎骨折。张指使“战斗组”严刑拷打退休职工包××；包被打死后，张还到现场踢著尸体说：“死了等于死只狗”，并唆使有关人员谎报包×ד畏罪自杀”，掩盖犯罪真相。后来包的家属坚持验尸，证实确系遭严重殴打致死。

　　张在542厂的8个月中，亲自打过16人，手段残忍。对车间主任冯××，剥掉棉裤，拉住手脚，用木板横劈臀部，从夜晚打到次日清晨，几次昏死过去；还打冯的头、脸，致脸部肿得和鼻子壹样平，耳朵被打聋。用木棍打老工人袁××的臀部，打得木棍折断，袁腰部留下终生后遗症。张经常在专案人员面前煽动说：“棍子底下出反革命”，并亲自作打人示范，介绍刑讯逼供的“经验”。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厂的其他专案组亦采取挂铁块、跪砖头、“掼背包”、假枪毙、假活埋等残酷手段，大搞刑讯逼供，造成迫害致死八人、致残壹人的严重后果。

　　1969年初，张回到公安局警卫处。“清队”中，张继续带头和煽动打人。张担任战斗组长“审问”警卫处科长孙××时，打得孙牙齿脱落，小便出血，留下终生后遗症。“审问”左××时，不顾左怀孕，仍拳打脚踢。张不是警卫处副处长刘××的专案组人员，也冲进去打刘的耳光，导致这个专案组也经常打刘，后来刘被迫跳楼，造成残疾。

　　赵志明，男，48岁，1952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文革”前任宝山县长兴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中任宝山县委副书记，“四人帮”被抓捕后任县委书记。

　　“文革”初期，赵志明因是当权派壹度被“靠边”。1967年2月，积极起来造反，当上了公社“大联委”的顾问、革委会常委。1968年4月，赵到同心大队蹲点，经他同意，大队某些人把女社员顾×当作“流氓阿飞”批斗；他亲自参加了批斗会，刑讯逼供，致使顾上吊身亡。1968年5月，赵任公社革委会第二把手。在他负责“清队”期间，全公社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有95人，“反革命集团”4个，被逼自杀身亡18人，下落不明1人。1969年初，在赵的参与策划下，1949年初去过国民党占区小羊山的人被集中到公社，举办第二期“对敌斗争学习班”，确定“审查”对象150人。学习班中刑讯逼供，共搞出“派遣特务”30人，“抢劫匪徒”30人，有“支敌行动”的45人。事后，赵在全县“清队”干部会议上介绍“经验”说：“在壹点没有掌握材料的情况下”，“挖出了壹批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不久，赵因“清队有功”，被提拔为县“清队”办公室负责人，后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

　　198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文革中广西“杀人魔王”婿明德被依法处决》，报道称：婿明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临桂县某群众 组织的副总指挥，并以“群众代表”身分任县革委会委员。1968年6月至9月，婿明德在临桂县策划、指挥和亲手杀害干部群众77人。这个被群众叫做“杀人魔王”的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于1971年9月，以照顾父母为由调回原籍四川綦江县工作，担任綦江县搬运站党支部副书记，后又担任重庆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长。在档案中没有记载壹点劣迹。在广西临桂县的干部群众强烈要求下，婿明德逍遥法外十多年后终于被逮捕归案。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其死刑。

　　三是，在这次大清查中，对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作了壹定程度的善后处理，这些处理是在“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和整党结合进行的。

　　湖南零陵地区“文革”中被杀害九千多人，壹些杀人事件的祸首没有查出来或没有受到应受的惩处，少数甚至还在台上，因而壹部分受害人的平反工作及其家属的抚恤工作没有真正落实，群众意见很大，上访不断。在大清查中，省、地委核查组按照省委的部署开展核查，对少数犯有杀人罪行的人进行了处理，同时进壹步落实了政策，壹批孤老孤残及被迫外逃的人重返家园，绝大部分得到安置，受害人的房屋财产的清退工作也基本做完。但是，大多数的文革施害者并没有得到与其犯罪行为相对应的法律惩罚。1985年，中共中央对道县大屠杀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处理意见是：“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

　　在文革后的清查中，对广西文革中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也在壹定程度上作了调查处理。

　　中央1968年7月3日颁布的《7·3布告》把少数派定为反革命，把当时群众组织的壹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军方和广西革筹小组根据《7·3布告》的这壹错误的定性，支持壹派、打击壹派，号召壹派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还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时行镇压，导致大量乱杀人后果。1983年5月13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上报《关于对“7·3”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认为当时中央发布《7·3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至于《7·3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壹派压壹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7·3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所利用，成为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时，把壹些指挥和直接乱杀人的人结合进革委会。广西文革遗留间题的严重性与《7·3布告》关系甚大。建议把《7·3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中共中央5月21日批复，原则同意广西区党委的意见。从此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间题得以进行。

　　全自治区通过立案审查，结合考核干部和整党，审查和考察了81，114人，内有国家干部36，752名，有党员64，243名。定为“三种人”的209名(国家干部)，严重违法犯罪分子698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4，937名，犯有严重错误的9，303名。判刑1，808名(内有国家干部698名)，其中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凶手10名(内有国家干部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死刊，立即执行；17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内有国家干部11名)。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24，912名，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的402名，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处分的1997名，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8，039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5，872名，给予撤职处分的645名。同时，对全区在文革中被乱杀乱打死和被迫害死亡的人，都按有关规定，对死者进行平反，对遗属进行慰问和抚恤，全区共发放丧葬费、抚恤费、抚养费、生活困难补助费5000万元，还安置7，600多名遗属就业。经各地委和工作组做工作，许多与杀人有牵连的人，向政府交待问题并携带礼品向苦主请罪。有的壹进门就跪倒在地，痛哭失声，追悔自己的罪行，答应出钱安葬死者，赔偿经济损失。在政府和乡邻劝说下，苦主们也原谅了杀人者，表示同居壹村，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子子孙孙不再记仇，共吃“弥合饭”、“团结饭”，共饮“团结酒”。

　　30

　　第三十章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改革以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实行得并不顺利。

　　第壹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是最理想的计划。但是， 头三年并没有计划。1952年８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的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壹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这个依据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还闹出了把上壹年度的财政节余当作当年财政收入的笑话。１９５５年７月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壹个五年计划（1953-1957）〉。此时，“壹五”计划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半。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例如１９５６年比例失调，１９５７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大跃进，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1961-1965）。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没有具体计划，只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中很多指标是按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至４,000万吨，唯壹的根据是1957年毛在莫斯科讲过的十五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

　　文革十年正是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壹 经济建设目标：“备战，备荒，为人民”

　　大饥荒后，中国人把肚皮放在第壹位。在讨论“三五”计划时陈云提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到五亿农民和壹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它方面‘牺牲’壹点，是完全必要的。”当陈云讲到准备采取“伤筋动骨”的办法改变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壹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三五”计划原来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用”就是陈云说的市场问题，即市场供应紧张、民用商品短缺。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

　　毛泽东对这个“初步设想”很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壹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8月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到杭州，和毛泽东壹起听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的设想。毛说：“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壹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壹二线的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周恩来把毛的这个意见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不完全是防外敌，也是防内部出修正主义。毛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好造反。”

　　从1965到1980年，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计2,052.68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时期，这个比重为49.43%，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壹半。

　　不过，三线建设存在严重问题：第壹，片面强调战备要求，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三线工厂按“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置，许多工厂建设在偏僻的山沟和洞穴里，给交通运输、配套协作、生产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三，由于涉及军事机密，三线工厂是封闭的，对周边经济没有带动作用，还与周边农村矛盾重重。

　　三线建设的投资效果是历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例，三线地区“三五”时期为46.7%，不到壹半，比混乱的大跃进时期的62.2%低；“四五”时期为55.8%，也低于大跃进时期，比其他时期更低。 1965到1980年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全国为3,409.78亿元，三线形成的固定资产为1,145亿元。这就是说，国家投入占全国投资总额39.01至49.43%的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只占全国的33.6%。

　　三线工厂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员。他们生活艰苦，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无法解决。他们抱怨：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到了1980、90年代，由于三线工厂在产品结构和市场竞争力方面，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有的被关闭、停产，有的被合并、转产，有的迁往城市。在关、停、并、转、迁的过程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职工的利益也受到损害，留下了无穷的后患。2002年12月，笔者因查阅大饥荒档案到中共贵州省委大院，看到数百人冲进省委大院请愿，他们是三线工厂的职工，要求省委解决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

　　三线建设虽然问题很多，但也不能抹杀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间，在西部的荒山野岭建立了壹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盘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乡城镇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绵阳市、德阳市、都匀市、凯里市、天水市、宝鸡市、汉中市、曲靖市、格尔木市等。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建成了壹大批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了壹批重要铁路和公路：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

　　?“备战，备荒，为人民”，把“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于资金大多用于备战，“为人民”这个目标没有落实。用于战备的资金不仅仅是三线投资。当时，从缓慢（表1）。

　　表1 文革期间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人、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页454。

　　为了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重工业和备战，政府不得不压低职工的工资水平。文革时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还要低（表2）。大跃进时期（“二五”）和文革时期(“三五”、“四五”),职工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元/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页459。

　　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水平比实际情况要高。1975年笔者到天津拖拉机制造厂调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级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页460。

　　说明：“实际工资”是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后的工资二 经济建设的手段：“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在文革前和文革中 多次表示，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与搞“物质刺激”有关。高举“三面红旗”也好，发动文革也好，壹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国人改造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新人”。文革期间，经济工作中也按这个指导方针办事。毛泽东主张限制按劳分配，实行差别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励为主。“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通过革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典型引路”，是共产党领导全局的壹个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也是通过树立、宣传两个典型来推动的，这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十周年，因此将这块油田命名为“大庆”。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石油部提交的报告，同意进行大庆石油会战。这时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1960年5月，在时任石油工业部正、副部长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松辽大草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办公、住宿。没有起重设备，人拉肩扛加滚杠，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1963年底拿下了壹个大油田，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壹期工程，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壹千多万吨。这是三年大饥荒以后石油工人送给中国人的壹份厚礼。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

　　大庆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概括为以下几条：第壹，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庆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靠“两论起家”；第二，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第三，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第四，大搞技术练兵，大搞增产节约，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等等。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庆油田的经验，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大庆油田提倡：“壹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起了壹些鼓励作用。但这种“革命加拼命”的态度，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伤亡。在成昆铁路通车的时候，同时建立了壹座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在铁路上面有227个坟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师牺牲的烈士。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上，这样的坟头有壹千多处。1968年，壹个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壹下子就埋进了半个排的战士。大庆油田的开发是采用军事化组织，建立各级指挥部，用行政命令指挥生产。这为“瞎指挥”留下了空间。瞎指挥，“大会战”，节日前搞“献礼”，硬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非科学、非经济的做法，在壹些地方、壹些部门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大庆油田提倡“先生产，后生活”，职工都住在乾打垒的土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了壹个文件，说奖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认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此后，工厂的奖金改为平均发放的“附加工资”。工厂里不断组织工人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过份强调精神作用，壹时鼓动起来的热情不能持久；长期漠视职工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1972年，笔者在天津进行了劳动生产率调查，发现工人八小时工作壹般只能干四个小时。调查中，笔者在天津汽油机厂和工人壹起上夜班，发现八十多台设备，白天开动的只有十壹到十四台，夜班2点以后开动的只有两台。开这两台机器的壹个是班长，另壹个是被监督劳动的“历史反革命”。这个厂老工人说：“现在我厂壹年生产汽油机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工艺设备进行壹些改进，不用增加人，壹年就可生产两万台。”不少企业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有的工厂欠工人五十多个休假日也不能兑现；相反，工人迟到几分钟也要记下来，累计起来扣工资。天津染料化工行业取消了夜班补助费，工人不愿上夜班了，化工生产是连续的，夜班开不起来，变成间歇生产，产品质量因而受到影响。1975年，笔者到天津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紧固件工段劳动了壹个月，和工人壹起三班倒。为了检测工人的劳动潜力，就在壹台万能铣床上加工壹个零件（清华毕业的人都会开机床），且不紧不慢，工人休息时笔者也休息，壹个夜班出的活儿竟超了定额（即每个班的工作量）的壹倍! 这样干了两天，壹位老工人对笔者说：“杨同志，妳是飞鸽牌，我们是永久牌，妳要悠著点！”工人担心，如果厂里知道了笔者轻松地超定额壹倍，就要提高定额。

　　至于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是“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壹个山村，是壹个生产大队。１９６３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冲毁，苦干了十几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大寨社员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莎荫、范银怀写的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寨之路〉壹文介绍：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人民日报》社论说：“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壹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寨“是壹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随著阶级斗争的调子提高，大寨从农业生产的典型，演变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山西省委说大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学大寨，“不仅是壹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壹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中对“大寨经验”又进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真想共产主义。

　　为了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从运动，不少地方残酷打击对运动有不同看法、持消极态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被批判处理的干部群众1,372人，全县每1,000个人中就有6个被批判处理过。另壹资料显示，被批并且被戴上各种“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处理过的人超过3,000，每70多人中就有1个。虚报学大寨成绩的情况更是普遍。在陈永贵治下，从1973到1977年，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37,262万斤，比此期间的实际产量夸大了24％。为保证“大灾之年大丰收”，陈永贵审批昔阳的气象报告，有意夸大灾情；少报土地数量，从而扩大单位面积的产量。新华社记者李玉秀怀疑大寨少报了土地面积，被陈永贵弄到大寨劳改，让他开山造地，“把多说的地造出来”。

　　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大会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对陈永贵寄以希望，对陈的工作也说得十分明确：“妳是农民代表”、主要任务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壹成为全国抓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县”。除了有具体的生产指标以外，主要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追求“壹大二公”，准备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向大队。8月14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借学大寨的名义，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壹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换地”的苦役之中，开垦荒山，围湖造田，植被被毁，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除了激发革命热情、将这种热情用于生产建设以外，另壹个重要含义就是通过“抓革命”施加政治压力。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人们不敢懈怠，生产就“促”上去了。对生产领导部门的务实派来说，“抓革命，促生产”，还有另壹种意义：他们在搞生产建设的时候，总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实际上“抓革命”是虚，“抓生产”是实。文革派批评这种做法是“以生产压革命”。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大批干部被打倒，许多干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生产壹度下降。也有些地方，当权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来控制权力，用以对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来在武汉对陈再道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就是指后壹种情况。

　　三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文革十年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9%。现将文革期间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列表如下（表4）【注29数字似能反映文革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建议将反映各项经济增长指标的表4下移至论述“三起三落”处，以便对照数据】。李成瑞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文革期间的经济数据，尽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算，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表4 文革期间几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以上壹年为100）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专题分析” ，页Xl-13、Xl-17、Xl-22。

　　【可否删去此句(与上文略有重複)？】数据表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是，与其他时期相比，除了大跃进年代（“二五”）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最低的。（表5）这说明，如果没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趋势发展，经济增长会更快壹些。

　　表5 各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表格最后两列的数据需要保留吗？】（保留下来有个比较）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8）》,页X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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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年间，国民经济时起时落，呈波浪状态。经济学界称之为“三起三落”：

　　【以下数据大都出自表4，建议将表4移此，请斟酌】

　　大饥荒以后的经济调整，到1965、1966年出现了明显的效果。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65年增长20.4%，1966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0.3%，虽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响，1966年全年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壹年增长20.9%，社会总产值比上壹年增长16.9%。1967、1968年两年“天下大乱”，生产秩序被破坏，有些地方停工停产，经济急剧下降。以社会总产值为例，1967年比上壹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壹年下降了点4.7%。

　　随著各省革委会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社会趋于稳定，1969到1973年经济发展较快。然而，社会秩序稍壹稳定，主政的官员就企图搞“跃进”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成了发动经济跃进的动员会议。会议确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46%，大中型建设项目1,113个，主要产品产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标。如钢产量指标增长幅度高达20至27.5%。在中央计划指标的鼓励下，壹些地方要求产量“翻番”，或壹厂变多厂。【同年5月？】在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上，鞍钢、本钢、武钢等钢铁企业都提出钢产量要“翻番”，在电力工业会议上，提出到1972年实现“老厂壹厂变壹厂半，新厂快马加鞭，发电能力翻壹番，县县都有电”的口号。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0.7%，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1%。“小跃进”带来严重后果：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工厂拼设备，采掘业强化开采；建设规模过大；基础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长过多。1970到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新增职工中有600多万人是从农村招来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难以承受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这三项都突破了国家能够承受的限度。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得不进行调整。但调整力度压不住扩张的愿望，1971年这三项继续扩张，1972年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扩张趋势未除，1973年1月的计划会议上，还把解决“三个突破”当作壹个重要问题。

　　1974年，工业总产值才增长0.3%，社会总产值才增长1.9%。学界壹些人认为，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结果。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与当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采取的紧缩措施有关。1974年的经济指标使人们不满意，11月6日，在长沙听取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对恢复交通运输秩序和企业管理秩序当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放松了紧缩措施，对提高经济指标起的作用更大壹些。1975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1.3%，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5.1%。这个较高的指标是在上壹年较低指标上实现的，实际不是很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领导人逝世，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壹年经济增长比1974年还要低。至于这壹较低增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多大关系还需要等待相关研究。

　　“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５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２５种没有完成；计划力保的３０种重工业产品中有１８种没有完成计划；１１种轻工业产品中有４种没有完成计划。

　　文革十年农业平均发展速度为3.9%，粮食生产稳步增长，1976年达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由1965年的544斤增长到615斤。另壹个发人深思的数字是，195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620斤， 1976年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点（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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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按人口平均粮食产量（斤/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页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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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建成了壹些技术比较先进的大型企业，如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等。除了上述的三线建设的成就以外，还建成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大庆到秦皇岛的输油管道等壹些基础设施。核工业、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国防科技在这个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在重大项目的建设方面，集权制国家可以集中各种社会资源，排除各种阻碍，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干大事”。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对下，也能造原子弹、氢弹就是证明。但是，集权制国家在“干大事”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无穷的后患。

　　在文革期间，1958年开始兴起的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也发展较快。这些地方工业为1980年代乡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壹定的基础，但经济效益低，对环境污染严重，到新世纪大多被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乱、技术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项经济指标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靠多投资，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而形成的。首先，经济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积累基金增加的国民收入，“壹五”时期为32元，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为57元，十年文革时期只有19.6元。如果按“壹五”时期的水平计算，十年共损失国民收入5,000亿元；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计算，共损失财政收入1,500亿元。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17亿元，比1965年增加了两倍。这壹年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上壹年减少39亿元。此外，产品质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据国家有关部门对8,373种产品检查，产品合格率平均为45%。同时，工伤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对十壹个部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严重损坏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

　　其次，企业管理混乱。文革中把必要的企业管理当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来批判，壹些企业虽然订了规章制度，但没有贯彻执行。天津染化四厂酞青车间工艺规定温度在摄氏170至175度的范围内保温15小时，工人为了早下班，只保温14小时，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此外，岗位无定员。天津第二毛纺厂细纱机过去壹人看2台，现在15台机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样的3吨电炉，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丝机有的单位2人看3台，有的单位1人看5台。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企业管理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落实。

　　再次，技术水平低。文革期间是对知识份子歧视最严重的时期。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由中央发向全国各级党委。。虽然这个文件是1971年出笼的，但这体现了毛多年来的看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上到下，普遍轻视知识份子，进而轻视科学技术。

　　文革时期，科技人员工资普遍较低。1957年中专毕业生当技术员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进厂的学徒工（小学文化或更低）1972年是四级工，拿57.6元。许多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据笔者调查，壹些工程技术人员说：“当时要是不上大学，参军或当工人就比现在强多了，读书吃亏了！”比工人更加困难的是，科技人员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两地，这些人没有家庭生活；每年探亲壹次，火车费耗尽了壹年的积累。天津市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两地的，有的单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壹些。

　　文革前，天津市属研究所51个，文革中关、停、并、转，砍了壹大批，1972年只剩下25个，人员也减少过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员不在科技工作岗位上。据调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员当普通劳动力使用。在科技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从事科研工作。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除了“拉练”、劳动，每年只能工作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每个星期只有四天业务活动时间。挖地道（备战）、搬白菜、搞卫生、写总结，随便什么人，壹句话都可以调走。壹机部天津电力传动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对笔者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哪里需要人，不管我们业务多忙，谁都可以把我们咬喝去！”

　　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当然不会有创新；不重视科技，技术水平必然落后。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纺织行业的机械设备1930年代的占55%，天津机械行业的设备也大多处于1930、40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业生产群青颜料还是用小土窑炼烧，和《天工开物》上所介绍的差不多。天津碱厂是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在1930年代提出联合制碱法（又称侯氏制碱法）的基地，这种先进的制碱工艺战后被日本广泛采用，而天津碱厂1972年还用比较落后的苏维尔法(Solvay Process)生产。

　　五 工人、农民家徒四壁

　　1978年，老记者冯森龄到1940年代工作过的延安调查，看到昔日的“革命圣地”满街都是讨饭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冯森龄在延安东关食堂停留半小时，讨饭的就有17人。这些讨饭的人都是来自农村。冯森龄又调查到9个县市，县县都有讨饭的。延安边区时期劳动英雄申长林所在生产队28户人家，家家都缺粮食，80多人出去讨饭。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是像猪食壹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1970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时候。

　　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壹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壹无所有，连树木都砍光烧尽。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村庄掩映在密密的树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两人合抱的参天大树，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里几乎看不见树木，成了“和尚村”。不仅人穷，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8年，全国每个农民从生产队里得到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壹角壹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壹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壹角四分钱。另有壹些农民辛辛苦苦干壹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80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西北地区的农民收入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地区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

　　在城乡差距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的工资，除了1971年对部分人员有所提高以外，再没有增加。从1966到1976年，平均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

　　1975年，笔者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壹线的工人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笔者在天津第壹棉纺织厂调查所得的职工生活情况：

　　?

　　【可否将以下资料改用表格显示？如附表】

　　?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壹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家庭月收入情况如下：

　　?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总人数的2.32%

　　? 人均收入10-11元的6人占总人数的1.74%

　　? 人均收入11-12元的7人占总人数的2.02%

　　?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占总人数的8.11%

　　? 人均收入15-20元的65人占总人数的18.8%

　　? 人均收入20-25元的231人占总人数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达25元的只有几户。

　　?

　　天津棉纺壹厂在当时是待遇较高的国营大厂，其他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棉纺壹厂低很多。

　　此外，由于经济停滞，就业机会少，政府只好强制1,6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将城镇就业矛盾向农村转移。下乡知识青年不能维持生活，城镇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给以接济。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４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这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

　　据笔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门调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挤在壹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壹到晚上，中年夫妇睡在床上，已经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已经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笔者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壹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壹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摄氏39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著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笔者和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壹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本段谈工人情况，可否移至上文谈天津棉纺壹厂工资的段落之下？】（不移，这是指工作环境）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笔者提供了他们新完成的壹个调查：

　　在对天津市981个工厂的37,720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３４３人

　　苯中毒３９人

　　白血球降低８６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１３４人

　　?天津棉纺二厂三纺筒子车间184名职工患病的达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种以上。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125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壹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1,500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89%。

　　六 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

　　毛泽东等老壹代领导人壹直提倡“为人民服务”，这壹代领导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也都勤劳节俭，为什么搞了几十年中国还这么穷呢？

　　这个问题最早的答案是，中国领导经济的权力太集中。毛泽东在1956年就觉察到了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他在这年春天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壹点权力，壹点机动的余地，壹点利益，恐怕不妥”，“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壹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探索中国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壹就是下放权力，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以前，有三次比较集中的举动。

　　第壹次权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统壹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扩大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管理权限。除了壹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的企业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壹律下放给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家企业，下放了885个，下放比例为76%。不到半个月时间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8年权力下放以后，地方政府有权投资建设，壹时“五小”工业遍地开花。这为以后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是，地方政府官员把高指标当作政绩，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宏观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6月，毛泽东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壹些，快了壹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壹下统壹领导，中央集权。”中央部门开始收回企业。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壹五”时期高度集中的状况。

　　第二次权力下放是1964年。将十九个非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划归地方安排；“五小”企业的产品基本归地方分配；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财力；适当扩大地方调剂物资的权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这次的动作比较小，地方政府还是觉得没有发展经济的权力。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壹点实。根据这个精神，酝酿著下放企业。由于开始了文革，因此被搁置起来。1969年，社会稍有稳定，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在条块关系上倾向“以块为主”，凡是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壹元化领导。1970年计划会议上批判“条条专政”，“条条”是指中央各部委，说中央部委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这次会议决定把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到当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个部共有企事业3,082个单位，已下放给地方的2,237个，占总数的73%，其中完全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有1,412个，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814个，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的11个。经过这次下放，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2,400多个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进壹步下放到市、县。这是第三次权力下放。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业那样，此时又出现了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地区分割的现象。此外，中央下放给地方的大型企业，原来面向全国的产销关系被割断，地方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上海以前每年从鞍钢、武钢等钢铁企业调入生铁200万吨，这些钢铁企业下放到地方后，上海就得不到生铁。有的已经下放到地方的企业，中央部门还让它分担产品计划指标，但只给任务，不给材料（材料厂已下放，中央部门无法供给），造成“只转户口，不转粮食关系”的局面。由于问题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业，很多后来又收回中央了。

　　在文革中，下放企业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改革”，除了下放企业以外，1971年开始实行地方包干：壹、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二、物资分配大包干。在国家统壹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三、财政收支大包干。在国家统壹预算下，对地方政府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的办法。四，扩大地方权限，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显然，文革中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性分权，对搞活企业【可否改为“发展企业”？】（不可改）没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权力都要出现经济混乱，为治理混乱不得不集中权力；而每次集中权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声强烈，不得不再下放权力。“壹统就死，壹死就叫，壹叫就放，壹放就乱，壹乱就统”，国民经济总是跳不出这个循环。

　　事实证明，“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但不是中国经济问的根本所在。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呢？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经济界的共识是：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说的“主观判断”就是人们制定的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就是市场规律。

　　毛泽东等壹代人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把改造社会和管理经济的理论接受过来：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业时还强调中央是“计划制造工厂”，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执行这个“工厂”制造的计划。毛的分权是行政性分权，即管理企业的权力只是由壹级政府下放到另壹级政府，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还得听命于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泽东壹再批评商品经济，主张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义份子”被投入监狱。没有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壹切听命于各级行政官员的指令。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西方经济学有壹句名言；要摧毁壹个国家的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麻痹这个国家的价格机制。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行政控制，价格机制被完全麻痹。1966至1976年间，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表7）。这是用行政手段冻结物价的结果，它对工资壹直很低的职工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有很大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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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文革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页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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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随著国际关系的改善，在毛泽东、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进行了大规模技术引进。1972至1977年，中国先后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签订了250多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引进合同，成交额达396亿美元。还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座大型电站设备、壹米七轧机整套生产设备、3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和4套大型化纤设备等。

　　文革中，不断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人们“谈洋色变”。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到美国康宁公司，这家公司送给考察团壹个工艺蜗牛作为礼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机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说：美国人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这件事被称为“蜗牛事件”， 使得引进彩管生产线推迟了几年。

　　“谈洋色变”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这些引进项目落实的时候，壹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壹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壹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

　　197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34.4亿美元（其中出口68.6亿美元，进口65.8亿美元），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如此之小，可见当时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这些成套设备的引进，使十分匮乏的国民经济如饮甘泉。但是，这只是设备引进，不仅排斥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更是排斥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文革中的技术引进和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可同日而语。

　　文革结束了，留下的不仅是极端贫困，而是留下了造成极端贫困的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为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留下了空间。

　　?

　　尹尊声转来读者反馈：

　　转发1：

　　佩服杨，可以说是真正的学者，数据和分析都很到位。

　　?

　　转发2：

　　尊声兄，杨继绳为我素所敬佩，谢谢。?他出身贫寒，能考入清华，且为同侪选为班长，才华准是出众。然而以他的背景，投靠当属顺理成章，却执意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确十分可敬。?涤又及?

　　转发3：

　　老尹，非常感谢！

　　?

　　请转告并谢谢杨继绳先生。我在写壹篇经济学文章，China’s Immiserizing Grow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文革期间的悲惨性增长）。用壹个模型解释为什么经济数字显示增长而老百姓的感觉是，生活状况比1965年恶化。写完后再请指教。

　　弟?张欣

　　?

　　?

　　?

　　欣兄，

　　刚接到杨继绳的大作，附上。?下面是我给他的回复。

　　?

　　谢谢老兄。文革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妳写的事实和分析我感到历历在目。妳对文革经济状况的评价远比我期待的平和宽容。文革期间是世界经济起飞的时代，特别是在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比之下，毛泽东可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倒行逆施，让中国经济几近崩溃，生灵涂炭。我1981年底出国时全国仍然是铺天盖地的“凭票供应”，老百姓基本生存权都无以保障。可出国前教育培训是要求我们不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解放全人类。我是在我生日那天抵达纽约，壹下飞机，所见所闻，豁然感到自己和其他中国的老百姓壹样，生活在壹个精心编织的天大的谎言中。

　　看来，在妳为自己准备的墓碑旁边，还要为妳树立壹块社会良知的丰碑。

　　31

　　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所好转

　　从“两条线”到“壹条线，壹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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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间的外交

　　1949年以后的10年，中国实行向苏联“壹边倒”的外交方针。苏联是最好的朋友，美国是主要的敌人。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后几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凶恶的敌人。除了“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以外，站在美国或苏联壹边、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就称为“壹切反动派”。在壹段时间内，中国对“帝、修、反”全面出击，外交壹直处于困境。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调整了国内的文革战略思想，也调整了对外政策，从全面出击转到联美反苏，中国与外交形势才出现了转机。这壹外交战略的转变从六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到1972年完成，何方说：“毛泽东坚持继续革命，国内事继续按革命党不按执政党路数办，国外事按世界革命规矩不按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办”。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调整，虽然在壹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但没有脱离世界革命的路数。

　　“世界革命中心”的骄傲

　　共产主义者主张世界革命。多年来，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苏共变成了“修正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取代苏共的地位。文革前，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例如，认为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西欧、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可以借鉴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文革之初，“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类说法当时广为流传，壹些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国人却不能走出国门。当时，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和外交工作人员以外，壹般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出国的机会；对工人、农民来说，出国这样的好事，是连想也不敢想的。那时，街上很少有外国人。偶尔来了几个外国人，人们感到十分新奇，对他们的蓝眼睛、黄头发看个不够。围观、尾随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文革中，中国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的期刊（某些科技期刊除外），工厂里没有国外的新技术……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也基本停止。

　　既然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世界各国输出毛泽东思想就是壹项重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中国国际书店向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尼、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80多万册。这个数字还不是对外发行毛著的全部。1967年7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的短评。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壹年多，毛主席著作外文版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建国17年毛著对外发行的总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大量输出国外。

　　对外大量输出毛泽东著作，使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引发了很多外交纠纷。

　　1967年7月7日，中国向捷克发出照会，抗议“捷修领导集团公开点名攻击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67年8月，锡兰（斯里兰卡）海关拦截壹艘中国船，查出壹箱被禁的毛主席像章，8月15日，中国政府为此向锡兰提出抗议。驻×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要在工地上竖起壹块“社会主义壹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工作人员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重提阶级斗争以来，“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三自壹包”是指国内，“三和壹少”是指对外。批判“三和壹少”发展到批判“三降壹灭”。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和壹少”、“三降壹灭”就成了对外政策的壹条主线。批判“三和壹少”，就实行“三斗壹多”：同帝国主义斗，同修正主义斗，同各国反动派斗，多支持壹些国家的革命运动。不停地斗，斗，斗；援外支出越来越多。1972年、1973年、1975年援外支出分别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7.2%、6.3%。从1954年到1970年，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达90多亿人民币，按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平均，每人达4000元。当时中国极度贫穷，1972年、1973年、1975年中国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分别为147元、155元和158元。1971年，中国的援外经费超出美、苏两国援外经费的很多倍。美国和越南交战以后，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说到做到，中国向越南提供了装备海陆空三军200多万兵员的轻重武器和其它军需品；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450个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替越南修了数百公里的铁路、数千公里的输油管线。还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副食品等大量物资。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2万多人。派出地空导弹、高炮、扫雷等部队30多万人。在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国伤亡人员5000多人。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达20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在浓厚的斗争气氛中，人们争先恐后地站在反对“帝、修、反”的前列。在北京街头，大规模的反美、反苏、反印度及印尼的游行不断。1967年，我驻东德使馆壹辆公务车出了交通事故，造成死伤。使馆没弄清情况就向东德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外国人将有毛泽东头像的邮票倒贴在信封上，中国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议。近万名红卫兵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在使馆门前架起高音喇响叭，24小时高呼“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场指挥竟是壹位16岁的小姑娘。

　　1967年，外交纠纷中最突出的是“三砸壹烧”事件。6月18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6日砸印尼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参加这些过激行动的不只是红卫兵，工人、干部、外交人员也参加了。

　　文革期间对在北京的外国人加强了控制，不许外国人在大街上对大字报拍照，壹经发现，拍照者就会被群众包围起来。6月4日，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三等秘书维杰，据说是因偷摄我国禁区被拿获。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了公审大会，对鲁冠南进行缺席审判。判决鲁冠南犯间谍罪，驱逐出境，立即执行；判决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三天内离开中国。6月14日，印方宣布将我国驻印度使馆壹等秘书陈鲁直驱逐出境，并宣布我国使馆三等秘书谢承浩为不欢迎的人。6月15日，我方就印方将“陈鲁直驱逐出境、宣布谢承浩为不欢迎的人”事，提出强烈抗议。6月16日，千余印度人袭击我国驻印大使馆，并殴打我国使馆人员。6月18日，北京壹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到印度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打碎印度使馆沿街的玻璃窗。外交部参加这次行动的不仅有造反派，亚洲司的王某某（是外交部造反派对立组织的）爬上了印度驻华使馆的铁栅栏，摘取了使馆门前带有印度国徽的牌子。

　　文革之前，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壹个组织，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效忠英国女王的徽章。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忌讳。缅甸政府制定了壹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打死援缅专家刘逸，打伤五人。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奈温！”“绞死奈温！”的口号。壹些人用砖头砸了大使馆。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中国壹直支持印尼共产党。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新上台的苏哈托政权对内屠杀印尼共产党、排斥印尼华侨，对外反华。文革初期，中国驻印尼使馆在新闻橱窗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因而不断发生袭击中国使馆和中国驻印尼机构的事件。中国政府不断提出强烈抗议。1967年4月4日，印尼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从24日到28日，北京共有60万人到印尼驻华使馆前示威游行。游行中砸了大使馆的大门。8月5日，印尼武装部队纠集壹千多人到我国驻印尼使馆破坏、纵火焚烧我国使馆馆舍，并打伤我国使馆四名工作人员。8月6日，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8月6日下午，北京约万名民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示威。壹些人强行冲进印尼驻华使馆，砸坏馆内设施和八辆汽车，放火烧毁办公楼，并揪斗了数名印尼使馆人员。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起因于香港“六七事件”。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左派工人罢工罢市。内地不断声援香港左派人士，事态不断升级。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廖承志5月20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篇社论是经周恩来批准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在中英对抗不断升级的情况下，1967年7月，深圳的中国军方提议要对港英进行壹次惩罚性打击，并将方案报给了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报给了周恩来。周批准了这壹方案。中方组织民兵从沙头角打入了香港境内，港英警方用火力封锁，中方使用了解放军的火力。在这场武装冲突中，中方死2人，港英方死了5人。7月10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听取广州军区领导人汇报时说：“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从而对沙头角事件进行了冷处理。8月港英当局勒令香港三份左派报纸停刊，拘捕了壹些记者和工作人员。这些行为更加激发了香港和北京的“反英抗暴”斗争。经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8月15日连续3天3夜在北京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百万人游行集会。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出48小时限时照会，要求港英当局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50多名记者和工作人员等，这个照会是周恩来批准的。8月22日，48小时已过，港英当局没有答复，愤怒的学生和工人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壹番打、砸以后，点火烧了代办处。强迫代办处的英国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毒打，工作人员逃到附近的印度大使馆和芬兰大使馆避难。事后周恩来说，当时太疲劳了，没办法好好考虑就批准了48小时照会。他还说，就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他已在主席面前检讨过四次。清华大学参与“火烧代办处”的是“四壹四”派，“四壹四”总部委员蒋南峰被临时拉去作为领队，为此被清查多年。

　　外交出现如此乱相与当时外交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外交部的文革运动有关。运动初期，外交部党委打击了壹些出头造反的人。批判资反路线以后，被打击的造反派翻了身。12月21日，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联络站”的成立得到了周恩来的承认和支持。“联络站”核心组接管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外交部党委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领导下只负责外交业务。驻外大使应召回国参加文革运动，1967年初，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人已有壹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壹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被殴打。

　　文革开始的壹年多时间内，当时已经与中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当然，外交纠纷不完全是中方的责任，是在互动、互激的过程中逐渐升级的；但是，“三斗壹多”的外交方针是造成外交纠纷的重要原因。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势有所好转

　　1967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壹年。8月份，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武汉事变的“功臣”王力的“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接管政治部、批斗外长陈毅、顶撞周恩来总理、越权向驻外使馆发电报，文革前就已形成的极左外交思想的进壹步发展。

　　在外交出现乱相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乱”。7月20日发生的武汉事变后，全国各地在“二月镇反”中被支左部队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的声势，纷纷向镇压过他们的军队发起了攻击。

　　从武汉事变中脱身到上海的毛泽东，开始打算武装造反派，用群众武装制衡不支持文革的军队。但经过再三考虑，在军人和造反派对立中，他选择了保军队、遏制造反派的政策。他的文革战略发生了转变：由鼓动“天下大乱”转到逐步推进“天下大治”。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促进、落实了毛的战略转变。他首先向武汉事变的“功臣”王力下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让杨成武专程送来的王力“八七讲话”以后，8月26日上午9时，毛召见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总理壹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成了阶下囚。王力被抓的详情本书第15章中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8月31日，周恩来召见外交部造反组织“联络站”核心组头头及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8月份的壹些重大政治错误。周恩来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周严厉批评姚登山：“妳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妳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他还指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周恩来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联络站”失去了周恩来的支持，很快土崩瓦解。

　　9月1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了毛的文革战略转变，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反军行动，并说近期外事口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轨道，说外事口里面有坏人。

　　9月2日，外交部与《联络站》对立的群众组织，连续开会揭发批判王力、姚登山、王中琪（《联络站》负责人）等人，肃清王力“八七讲话”的流毒。9月27日，王海容（文革中被群众认为是毛在外交部的代言人）等11人贴出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

　　毛泽东、周恩来想扭转外交形势，但极左的作法还在继续。

　　1967年9月14日，中国向突尼斯提出强烈抗议，称突尼斯总统“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极点”。9月26日，中国发表声明关闭驻突大使馆。10月27日，中国同印尼断交。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印尼共产党中央，祝贺印尼共产党成立50周年。贺电说：“印尼革命1965年遭受的暂时挫折，证明了‘和平过渡’、‘议会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地走‘枪杆子面出政权’的道路，壹定能夺取最后胜利。”由于缅甸政府继续驱赶中国援缅专家，1967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声明说奈温政府“叛卖缅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苏修。”11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反政府的缅共领导人德钦巴登顶，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1967年11月，赞比亚总统翁达对中国在赞比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满，并表示反对把非洲国家拉进中苏争吵的旋涡。

　　抓了王力，批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只能让极左外交来个急刹车。关键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狂热冷却下来，“三斗壹多”的外交方针缓和下来。多年对“三和壹少”、“三降壹灭”的批判，外交人员如惊弓之鸟。别人对“世界革命中心”和“三斗壹多”提出不同的看法，会被加上反毛的罪名；毛泽东自己出面纠正，还会被人说成英明。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来纠正。

　　1967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编印的简报刊登《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壹文，安斋库治是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11月27，毛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1968年5月1日，壹个报告提到7机部的壹个会议通知，说在“世界中心——北京”召开会议，毛在“世界中心——北京”下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壹律不要用‘世界革命中心’的这种提法，对于‘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人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开会，谈到外交关系时，毛说：缓和壹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969年“五壹”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友好的姿态会见了壹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

　　有了毛泽东明确的态度，周恩来就积极落实。1970年9月18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说，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包办得了呢？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指出“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

　　此后，中国的外交形势有所好转。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有的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有的进行了访问，有的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有的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从1968年至1971年7月，亚、非、拉美、欧洲、北美有1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两条线”到“壹条线，壹大片”

　　中苏关系破裂，最好的朋友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随之恶化。中国的主要敌人从壹个变成两个，即苏联和美国。中国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毛泽东观察世界风云，寻找出路。他把眼光投向了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壹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壹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两个中间地带”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依靠亚非拉第壹中间地带，争取欧洲、日本等第二中间带，把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这是文革前几年的外交战略。中国领导人在这壹时期对亚非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对欧洲的外交也有进展，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49年到1965年，有47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革头两年外交上的这种进展被中断。

　　l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准备打仗”。毛泽东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战略上寻求组成新的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壹战线。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从1969年6月7日到10月20日，四位元帅和熊向晖、姚广等人，开了17次会议，得出了壹些看法。7月11日，他们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认为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但和中国大打还有很多顾虑和困难。7月29日到9月16日，元帅们又开了10次座谈会。9月17日，他们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在苏美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毛泽东是否接受了四位元帅的意见没有见到他的文字表示，但是他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壹霸，不能两面作战。”他把眼光投向了美国。

　　自1949年以来，中美壹直是敌对关系。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进入六十年代中期，中美两国都互相需要。中国需要摆脱“两个拳头同时出击”的困境，美国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之中急待脱身。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开始谋求使美国从越南战场脱身的办法，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以便和苏联对话时“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人比中国人更主动。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壹个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主动靠近中国使馆官员，企图搭话。使馆二秘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壹再回避这位敌对国家的外交官。斯托塞尔只好追上景志成，急切地向他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经请示国内，11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将斯托塞尔请到使馆交谈，正式获得了尼克松的意见。当晚看到驻波兰使馆发来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找著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12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国接触，可以利用官方渠道。随后，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后因1970年3月，美国支持柬埔寨军人政变，中国推迟了中美大使级会议。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的声明。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中美关系改善的进程。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约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说不久前他访问美国时，尼克松总统让他传给中国的壹个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话，准备开辟壹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这样壹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3月21日，张彤将这个口信报告了周恩来。1971年春夏之交，中美两国领导人口信频繁，几乎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

　　1970年10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前有什么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10月下旬，尼克松面对面地同叶海亚·汗总统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尼克松又让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向中方捎“口信”，希望同中方高层接触。中方得到尼克松的“口信”以后，周恩来通过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旅行者来也行，当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两个敌对国家的最高首脑直接对话，需要寻找壹个柔性机会。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壹次参加世界体育比赛。经过毛泽东圈定的体育代表团报告中规定：比赛期间，如果同美国官员相遇，不主动交谈；如果和美国队比赛，比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比赛期间，美国队首席代表先后6次同中国代表队接触，表示了友好访华的愿望。外交部接到报告后研究时，多数人认为尚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提出了请示报告：“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以后会有机会。”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他还增加了几句话：“可以告诉他们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壹中壹台’的阴谋活动。”报告送到毛那里，毛没有批复。4月6日下午，由于赛事即将结束，外交部把周恩来的批示意见通知了在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队。毛看了请示报告时没有表态，是因为他在认真考虑。4月6日午夜前他做出了最后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广东深圳进入中国。4月1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中美乒乓球比赛。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体育代表团。当年在延安采访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罗得里克也在其中。周对罗得里克说：“现在门打开了。”罗得里克将这个消息传向了全世界。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卷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风。5月29日，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壹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6月2日，尼克松得到口信后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他立即回复周恩来。

　　在改善中美关系过程中，中国表示了坚决不当美国的保护国的意图。1972年1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黑格到达北京，他率领的是基辛格访华的先遣组。他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苏联企图组织中国的敌人或敌人的代理人包围中国。”“美国认为，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他还说：希望尼克松总统访华能“加强总统的世界领袖形象，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周恩来向毛汇报了黑格的意思，他们两人壹致认为，这是美国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来恫吓中国，让中国在中美谈判中让步。1月6日晚，周对黑格说：“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尼克松访华安排问题进行磋商。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震动了全球。3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10月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即将结束时，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提案，与此同时，取消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对这壹重大进展，中国没有思想准备，也在基辛格意料之外。据美国学者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有美国的作用。

　　改善中美关系有很多障碍，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壹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美国壹再强调不能放弃台湾这个“老朋友”。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和周恩来反复协商，既斗争，又妥协，初步解决了壹系列难题。

　　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4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壹行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国进行壹个星期的访问。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立刻伸出手，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热烈握手。周恩来说：“妳的手伸过世界最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壹天，毛泽东不停地询问尼克松的行止，急切地要会见他。这是他2月12日出现休克后的第9天。他双脚浮肿，原来的鞋穿不上，工作人员特地为他做了两双肥大的鞋。屏风后面放了急救的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在后面守候。下午2时5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壹行，就国际形势、两国关系、哲学和历史问题进行了交谈。随后尼克松壹行在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接著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壹边访问，壹边会谈。周恩来和尼克松进行了6次会谈，周又和基辛格多次会谈，在27日从杭州到上海的飞机上，公报终于定稿。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

　　公报先是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坚决支持壹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公报说：“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壹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著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在公报中重申自己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壹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壹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壹中壹台’、‘壹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公报表明了美国的态度：“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壹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壹部分。美国政府对这壹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壹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著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壹页。在“上海公报”发表壹年后，中美两国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在“上海公报”发表前后的1971、1972两年内，随著中国联合国的席位的恢复，迎来了各国与中国的建交的高潮。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两年之内有33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建交国从1965年的47个国家增加到88个国家。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成为第117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全面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格谈话时，提出了“壹条线”、“壹大片”的战略思想。即建立壹条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这“壹条线”，及这条线周围的“壹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以后，中国的外交沿著毛的这个设想前进了壹步。但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没有改变，只是世界革命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中美建交以后，毛泽东将他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发展为“三个世界”的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在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壹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5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毛泽东又进壹步补充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壹些比较穷的国家在壹起。”

　　“三个世界”的设想，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两个中间地带”也好，‘三个世界”也好，都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的统壹战线。

　　二战以后，直到六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在壹定程度上看到了世界局势的转变，因而调整了对外策略。但是，他没有看到时代的重大转变。上海公报中还强调中国的立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坚决支持壹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这说明，在时代的认识上，毛还坚持列宁提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列宁在1816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他这本书对时代的估计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

　　对时代的认识是高层次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是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认定世界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国内就必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必然“三斗壹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壹些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人，看到了时代的变化。1985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壹个是和平问题，壹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1986年，何方深入研究以后认为：二战后不久，世界就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这个转变即告完成。我们建国后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耽误了三十年，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判断错误。明明是和平发展的年代，我们却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产生这种错误的壹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本来，《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判断当时就不够准确，二战后更是大多已经过时，但我们还是基本抱著不放。

　　正是有了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这壹根本性的估计，中国的内外政策才得以改弦更张：对内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放弃“三斗壹多”，实行对外开放，进而加入WTO，融入世界主流。

　　32

　　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开放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文革失败，是继大饥荒之后，再壹次证明毛泽东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失败。教科书多年宣传的神圣而美好蓝图在人们心目中已经破产，“中国人期待壹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期待，不仅是在城市，不仅在发达地区，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偏辟的山区中学里也深深感受到了！

　　然而，中国人对变革的期待，要受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结束以后，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壹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壹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壹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群众中还有壹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壹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壹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壹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这种力量主要存在民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已经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外的主流思想持续不断地对国内施加影响。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持续了中国改革30多年的进程，四种力量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方向。

　　前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只有第四种政治力量是希望将壹党专政改变为宪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壹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会壹致起来，共同打压自由民主派。

　　?

　　面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有两种选择：壹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驾驭各种力量；二是依附最强的政治力量，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华国锋既没有能力驾驭各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壹种政治力量的代表，这是最没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势必下台。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在当时是壹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继毛泽东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1976年10月26日，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 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1977年2月7日“两报壹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显然体现了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尽管1978年底华国锋下台时对他定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两个凡是”的副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毛这种崇拜持续了多年，毛刚去世，华国锋难以摆脱历史惯性。在当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壹样。

　　揭、批“四人帮”是以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打清查战役，大搞人人过关。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清查。

　　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壹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官僚派没有夺权？难道官僚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壹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壹段时间内）批判这壹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壹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牵强附合。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壹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壹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关押了几年，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青年，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壹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壹步；“两个凡是”，像壹根钉子，把邓小平等壹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死死钉在毛泽东设置的十字架上。

　　当时多数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壹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邓小平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壹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挑战的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他在“必须世世代代地”的漂亮包装下，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不露声色地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放松了“两个凡是”的绳索，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壹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壹个毛泽东，又再造壹个新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壹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壹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壹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壹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壹命题，包含著壹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这就可能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不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壹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壹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著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壹段临街墙。高约三米左右。墙内有壹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西单文化广场、民航大楼、图书大厦等建筑。这里是北京的中心地带，距天安门广场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长安街西单地段北侧那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也有人在这里张贴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较早是贴出的是被禁止发行的壹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壹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并称之为“现代迷信”。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大为不满，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将这期杂志壹页壹页地贴在“西单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著，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壹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民主墙”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中国其它壹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壹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壹张大字报是壹首长诗，题为《包青天，妳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壹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高山（即郭戍华）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从“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对专制的仇恨”出发研究民主运动。任畹钉的《中国人权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的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壹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壹个人物。他是壹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钉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著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壹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几千人。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集会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著纵队向天安门进发。壹边走壹边喊著“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著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壹个接壹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我感到这是壹股民主浪潮。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1978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壹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壹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壹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壹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壹认识。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壹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壹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计划从3月开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壹切禁区，打碎壹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壹阶段。这壹阶段集中批判了“两个凡是”。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壹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壹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壹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壹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九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理论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领袖和人民》的长篇发言，直言不讳地全面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鲍彤、阮铭等人的发言，也使人振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壹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壹个大缺口。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壹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978年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壹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叶剑英12月13日的壹次讲话中说：“党的十壹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2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极权制度的残酷性推向了极端的程度，每壹个有理智的中国人都感到中国必须改弦更张，必须重新作出选择。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共识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革将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问题推向极端，将它的问题暴露无遗，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所以官民都有改变现状的共识，即改革开放的共识。但是，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在文革中吃的苦头是不壹样的，官僚集团吃的苦头是来自民众的冲击，民众吃的苦头是来自极权制度的残酷。所以，民众要求通过改革开放挣脱官僚制度的锁链；官僚们要求改革开放是稳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后胜利者的官僚集团，虽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但他们严防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垮了他们的利益保障——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也必须坚持毛泽东留下的意识形态。

　　理论务虚会第壹阶段的激烈的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事过７年以后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高层壹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壹阶段2月22日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壹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壹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据起草者之壹的李洪林回忆，原来计划是华国锋在闭幕式上讲话，在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胡乔木向李洪林面授机宜，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讲，还成立了由胡乔木、吴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组成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主持。邓小平对起草者说，讲话中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壹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在以后被取缔。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壹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壹系列方针政策，壹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壹贯坚持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国家出现乱局，就不可搞改革开放。为了稳固政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的，所以邓小平用“四个必须”来表达。“两个凡是”和“四个必须”虽然有不同之处，但都含有继承毛泽东的体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这壹套，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作出了解释，在经济体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走出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探索》主编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中国人权》主编任畹钉。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各地也相继逮捕了壹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关于魏京生罪案，本书作者的邻居、新华社离休老编辑穆广仁，向我谈了他经历的壹件事。当时他和曾建徽都是新华社副总编，在法院审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几天，新华社社长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电话，让他派人到公安部采访，并且将公安部的谈话发通稿。穆广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魏京生的罪状（即后来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谓“泄露军事机密”）。稿子写好以后，送朱穆之审定，由新华社社长穆青签发。事后朱穆之又来电话说：请妳们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登出。穆广仁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接电话是副总编李庄。李庄说：“我们不登。”穆广仁只好打电话向朱穆之回报。朱穆之说：“再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登。”穆广仁又打电话。李庄接电话后壹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人民日报》还是没有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妳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壹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通告说：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壹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当局的作法引起了群众的议论。大家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专制制度下，壹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壹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壹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就必须正面肯定毛泽东这个人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壹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著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壹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壹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壹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壹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壹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历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达成妥协的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人们常说“壹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因为，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著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邓小平主持作出的这个决定，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文革胜利者——官僚集团的“当代史”。是根据1981年掌权者的政治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说它是壹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壹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这个决定当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是历史的最终总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38000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泽东留下的两大问题：经济上极度贫困，政治上极端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意识形态遗产，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经济体制上，他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把这壹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壹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壹种形式表达：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时，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统治，延长日益衰败的清朝的寿命。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道路、理论和政治制度；“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并以此来巩固和延长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历史已经证明，张之洞这个指导思想失败了。现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够成功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壹旦作为最高的共识，它必然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壹取代，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壹个新时代。然而，这场改革的主导者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他们掌握著国家全部资源，左右著改革方向，客观上决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么阶层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阶层间如何分配。

　　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壹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壹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乡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呈现出壹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给多年禁锢的劳动者以自由而出现的奇迹。

　　但是，官僚专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繁荣背后隐藏著深刻的危机。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壹概念，明确指出了官民对立。对中国来说，有著强烈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控制著全国的壹切资源，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和盘剥，不仅产生官僚特权，“国有经济”也变成了“官有经济”。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这壹问题，企图通过群众运动式的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毛泽东不可能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造成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毛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文革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不仅要否定毛的“当权派”这壹思想，更要保护和扩充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原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这壹点。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的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从而形成了1949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队伍的膨胀就是壹个明显的指标。官僚队伍的膨胀从1970年代重建政权机构时就开始了，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又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多少年来，当局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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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人数（年底数）单位：万人这个表中的“社会团体”是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表团等附属于共产党的政治机构。文革初期，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上述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降到240万以下。恢复秩序以后，官员人数迅速膨胀，1975年达357.６万人。以后经过多次精简和多次扩张。1996年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将壹些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划为事业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在“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中开支，公务员人数有所减少。但是，1996年公务员还有1096万人。

　　在公务员数量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壹次扩张比前壹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壹次压缩比前壹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1996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拿到，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也大体可以看到官僚体制的膨胀状况：

　　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单位：亿元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从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没有“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壹项，而有“壹般公共服务”，这应当是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相当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壹般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是：2007年8514.2亿元；2008年9795.9亿元；2009年9164.2亿元；2010年9337.2亿元，2011年10987.8亿元；2012年为12890.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壹般干部的增长速度。例如，国务院系统1987年处级以上干部占实有人数29.2%，到1989年则占33.6%。由于领导干部比壹般干部增长得快，有的单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区直属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干部占地直机关总人数的41.9%。湖南某地区壹个地区直属单位，县（处）级干部占54.2%；科级干部占37.5%，壹般干部占8.3%。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壹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接著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1992年扩充到130万人。到新世纪，扩充到二百万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摘要》中，有几个年度在“各地财政支出分项数”中公布了“武装警察部队支出”，现摘其数字列表如下：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单位：万元

　　上表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不包括中央壹级武装警察的支出。从上表中可看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后，更加强调维稳，这个数据的增长会更快，但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在器物层面上“全盘西化”，在制度层面坚守毛泽东的遗产，从而制造出了壹个怪胎——权力市场经济制度。1989年夏，邓小平用数十万大军将“反官倒”“反腐败”的示威群众镇压下去以后，官僚体制更加强硬。1992年开始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壹种表述：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实，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果所否定，也被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所否定。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即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就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资本收买权力，壹些基层政权被黑金政治所控制。壹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由于“只此壹家，别无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官阶越高、权力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能把壹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妳有多少才能，而在于妳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的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壹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权力黑网是壹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钩连。触犯任何壹个结点，都会涉及到其它结点的利益。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巨大的黑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中共中央壹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壹样，割壹茬，长壹茬，而且越来越壮实。有人说这种反腐是“在茅坑里打苍蝇”。制度性腐败的土壤上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更加坚持“中学为体”，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尖锐性。但是，这壹说法既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壹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壹切罪恶的渊薮，是壹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壹。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强权剥夺，使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成为奢望。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壹个壹个权力中心成了壹个壹个填不满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

　　随著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逐渐壮大。富豪中有壹些是借改革开放的机遇，靠自己的拼搏发起来的。也有相当大壹部分是直接借助权力敛财起家的。靠自己拼搏发发家的人，也得向权力交付“买路线”。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壹谘曾有壹段对话：

　　邓问：“壹谘，妳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著说：“妳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壹块！”邓朴方接著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壹块，就让他捞壹块。”

　　陈说：“照妳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壹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妳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妳说的不错，但这是壹个过程，而不是壹开始能做到的。总是壹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

　　“从国家那儿捞壹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官僚集团主导下的改革真实情况。所以，中国的大富翁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著，还被剥夺。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1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中国贫困人口超过1.5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我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壹文中写道：“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我在2010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不仅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还著重指出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壹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集体世袭不只是单指高干子弟，而是指壹种宏观的社会现象。

　　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们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有壹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活动（这正是权力市场经济的特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壹种极为宝贵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订单。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就会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拉上高干子弟参加商业活动，就会财源涌进。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送金钱、送官帽。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帮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自己才能升官发财。1980年代，共产党元老陈云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其实，后来流行的“官二代”群体、“富二代”群体，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富二代”群体相对立的是“穷二代”群体。“穷二代”群体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

　　获得优质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阶梯。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小学到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多被权贵阶层垄断。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学越来越困难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贫困子弟，上大学期间用尽了家庭的积累，有的还得向亲朋好友借债，毕业以后最紧要的是拿工资还债，壹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反而成为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他父亲也知道毕业后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还是想“赌壹把”。她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两百元。她本来是壹个坚强的孩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我不应该拒绝贫困，相反，应当感谢它，它让我由壹个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壹个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里供他上学不容易，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壹进入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为此，她参加了壹次又壹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是壹个失败的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这样的错误。明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不去打工挣钱，还偏偏选择了上大学。”她最后壹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杨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杨元元6岁丧父，壹直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母亲以特有的毅力和坚韧，含辛茹苦，供杨元元读书。杨元元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忍辱负重，努力学习。后来，母亲因工作的单位搬迁而失去了住所，杨元元就带著母亲在武汉大学求学并谋生。本科学业完成后努力工作，偿还了自己在大学学习的债务和贷款。杨元元又努力学习，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再次带著母亲壹起来校，想壹边读书壹边继续照顾母亲。然而，由于贫困而无钱租房，杨向学校申请允许母亲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绝，还禁止其母再进宿舍楼。被逼无奈的母亲瞒著女儿坐在瑟瑟冷风的学校礼堂前过夜。在找房没有著落时，校方相关人员不断给元元施压，致5天5夜没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她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社会“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据多家网络媒体报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左右，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吴死前留下了壹份遗书，摘要如下：

　　?“这个世界是壹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著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妳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妳们都随风去吧。 ”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妳……我此刻壹想到妳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壹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壹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壹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壹个人含辛茹苦供我壹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壹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著让您也能来北京吃壹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壹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著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著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永别了，妈妈! ”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广大平民百姓子女摆脱贫困的唯壹出路。壹个又壹个令人痛心事件向人们宣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条出路不通了。正因为如此，2009年全国有84万考生“弃考”。

　　上面这三个案例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中上层职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跃进”，大量“扩招”，求职者的队伍迅速膨胀。由于中上层的职位阶层继承性很强，工农子弟能够找到壹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2009年出现了“蚁族”壹词。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据壹份调查，仅北京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壹群体。他们的特点，据说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奋斗20年，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成为“穷二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壹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壹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或者说阶层成员的变动称为社会阶层流动。

　　在封闭社会，先赋性因素是社会流动的主因；在开放社会，后致性因素是社会流动的主因。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从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后致性因素造成的阶层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只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先赋性流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个人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处于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才，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壹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壹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流动的主因是先赋性的，社会是封闭的。

　　社会不公正、阶层固化使下等阶层的人们感到绝望。因此，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越来越激烈。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群体事件。所谓群众事件，就是大规模的示威与骚乱。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宗。2008年超过10万起。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质的群体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学者们对各种群体事件的分析中得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第壹，壹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造成了上万人参与的群体事件。这是因为社会上弥漫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壹个偶然的火星就会引燃，偶然事件只不过导火线而已。第二，大量与触发事件无关的人参与群体事件，甚至成为事件的主体力量。大量的非当事人同情受害的当事人，是因为非当事人也有不满情绪，说明参与群体事件的人们有著共同的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就是“仇官”和“仇富”。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面对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群体事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第壹任务。 “维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主要是对维权者实行权力强制和暴力镇压。政府“维稳”的支出越来越大，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老百姓的维权和政府的维稳，成了壹对尖锐的矛盾。从表面上或从短期看来，政府的维稳力量超过了民众维权的力量，因为民众手无寸铁；从深层或从长远看，民众维权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维稳的力量。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官员来说是绝对多数，而且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维稳”的高压会使维权的力量不断聚集。壹旦维权的力量超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大爆炸。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新世纪的中国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壹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正，所以，权力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能和谐。

　　怎么才能公正？这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壹套新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社会能量。

　　权力是有两面性的，壹方面它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壹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取得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就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壹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著血和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壹面。黑砖窑事件、毒奶事件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权力和资本这两大社会能量相比，国家的行政权力的力量超过了资本的力量。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对资本起著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两件大事，制衡权力要放在优先地位。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壹样。这就是说，“同体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异体制衡”才有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政府机构，都是在党的壹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的内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壹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壹党专政，没有政党竞争，也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就要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的改革指导思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当然，这需要时间，不可能在期内发生突变。突变是危险的，和平演进比较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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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大事记

　　壹，文革前的酝酿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权制度与相应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毛泽东“国王”兼“教皇”地位逐渐确立。

　　1958-1962年 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就大饥荒教训问题中共高层出现分歧1962年9月24日-2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此前的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毛对刘少奇等收拾大饥荒局面的作法提出批评。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

　　1960年4月，中苏论战开始，1963年9月６日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共发表了9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九评”把反修推向了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路线推到了极左，也是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1963年春至1966年夏，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提出“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刘就社教的方针发生争执。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进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壹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二，文革的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三，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四，文化革命进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毛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作法，25日，毛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壹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壹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壹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壹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深度介入文革，并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导权。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著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壹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壹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沉水；用炸药炸死；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进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壹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壹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壹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五，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壹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埃德加·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虽然没有点名，但中国人都知道是批评林彪。这次谈话《纪要》印发到基层党支部，传达到每壹党员。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改组了北京军区。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壹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六，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壹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进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七，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进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壹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壹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壹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纳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路线。经过三十年改革，国民经济空前发展，但政治还保持专制，从而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