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繼繩 寫於二零一五年

　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

　　批林批孔從1974年初開始，沒有宣布結束。有學者說半年左右，實際上，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中發［1974］26號）中，還強調“要繼續把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與毛澤東那種恃強鬥狠的草莽英雄不同，周恩來給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他隱忍克己，常常顯示出儒家的風度。毛的鬥爭哲學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是反儒的。事有湊巧，在清理林彪住處毛家灣時，抄出了林彪讓人摘錄的孔子、孟子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條幅，如寫過多次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有人認為，“克己復禮”是孔子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把“克己復禮”作為萬事中最大的事，說明他也想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常以秦始皇自比，而林彪多次批評秦始皇，在“五七壹工程紀要”中攻擊“當代秦始皇”。這可能是激發他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聯繫起來的壹個原因。

　　1973年春天，毛澤東寫了壹首打油詩：“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詩是批評郭沫若早年的《十批判書》。這首詩是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華社學習班的講話中說出來的。但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後來說，他曾拿這首詩問毛，毛說這首詩不是他寫的。江青不會在大庭廣眾中編造，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不想承認。

　　毛在1973年7月4日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中，批評周恩來的外交思想之外，還談了批孔。他說：

　　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壹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什麼郭老、范老、任繼愈、楊柳橋之類的爭論。······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壹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他亂得很。早幾十年中國的國文教科書，就說秦始皇不錯了，車同軌，書同文，統壹度量衡。就是李白講秦始皇，開頭壹大段也是講他了不起。“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壹大篇。只是屁股後頭搞了兩句，“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說他還是死了。······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又和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鬥爭的情況，指出：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主張按法家的辦法治國，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念了壹首詩，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江青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匯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的資料。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澤東，附上這個資料，建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以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經毛同意，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壹)，並發出了《通知》。《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壹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壹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7日，姚文元轉述毛主席歷次對批孔的指示：1966年12月，毛主席同波蘭共產黨的同志談話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壹，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主席針對林彪所說“孟子的王道還好壹點吧”的謬論，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麼喜歡孔夫子，我贊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隸制舊貴族，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說法，要給韓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給法家應有的歷史地位。人定勝天是荀子第壹個提出來的。”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談到：“我們過去叫CHIN（秦），加上壹個A，變為CHINA（中國）。秦始皇在中國是有名的，就是第壹個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史分兩派，壹派講秦始皇好，壹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壹個統壹了中國，統壹了文字，修築了廣闊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幾年壹換，不用世襲制度。”

　　1974年1月24日，召開了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幹部會議，動員批林批孔運動。1月25日，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兩次大會，毛把江青推向前台。1月25日大會由周恩來主持。江青、謝靜宜、遲群壹壹發表講話，進行批林批孔動員。在北京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大會。周恩來先讓王洪文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然後以退為守發表講話，說這個會“開晚了”，“抓晚了”，他把江青推到第壹線，詳細介紹了江青給20軍防化連等單位寫信發動批林批孔的情況，帶頭喊“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在此期間，江青到處寫信，送材料，鼓動批林批孔。如給國務院文化組、外交部、中央聯絡部、中國科學院、四機部十院、河南“廣濶天地大有作為公社”、20軍防化連，空軍司令馬寧、海軍政委蘇振華等。中共中央還派還派壹批記者到各大軍區和中央部委“蹲點”及時反映運動情況。我所在的新華社天津分社的孟子軍被派到濟南軍區，虞錫圭被派到北京軍區。他們穿上軍裝，列席軍區黨委常委會。他們不到，常委會不開。

　　批林批孔的壹項重要內容就是宣講“儒法鬥爭史”。壹些學者，把中國思想史簡單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貫穿兩千年，壹直影響到現在。儒法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內容，但總是革新與保守、前進與倒退兩條路線的鬥爭。”講儒法鬥爭史的人認為，孔子是“權勢者的聖人”，“‘王道’和‘仁政’是騙人的東西”，“孔子的‘仁義道德’是殺人的‘軟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認為儒家是“搞復辟倒退的”，是“拉歷史後腿的”。法家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歷史上有作為的都是法家。對儒家和法家的評價本來是壹個古老的學術問題，毛澤東要“古為今用”，用於支持文革這個“新生事物”，反對否定文革的“復辟倒退”；反對“虛偽的仁政”，為他的暴力執政辯護。

　　多年崇法反孔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壹下子紅了起來。經毛澤東推薦，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9月，中共廣東省委請他作“批孔”報告，有7萬多人聽講。此後，多家報紙連續發表了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全國各地都請他作報告。江青是崇法批儒的積極分子。1974年6月19日，她在天津幹部俱樂部禮堂為天津市的黨政軍幹部講儒法鬥爭史。她引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顯然是下了壹番功夫。我當時也在會場聽講。看到她喝著玻璃瓶裝嶗山礦泉，不時地請教坐在主席台上的學者。那時只有少數特權人物才能喝上礦泉水。隨同江青這次到天津有紀登奎等領導人。除了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以外，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35人組成的“理論班子”。其中有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馮友蘭在天津寫了18首詩，7月初回北京又寫了7首，合為25首。這些詩基本都是崇法批儒的。其中壹首是：破碎山河復壹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有人認為，馮的這首詩迎合了江青想當武則天的意圖。6月27日下午1時，江青乘專列火車到駐楊村的66軍198師。在與官兵的“同樂會”上，江青即席朗誦了壹首順口溜：“六十六軍戰鬥隊，能文能武啥都會，能文超過漢隋陸，善武灌周嚇得退。”她仿照毛澤東的字體，用鉛筆書寫，留給部隊。她在天津寫的壹些字，高層人士視為墨寶加以收藏。我從新華社天津分社社長朱波那裡看到江青的“墨寶”，字體流暢，仿毛體幾乎可亂真。

　　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學者壹下子忙了起來。出版社讓他們譯註了大量的法家著作，作為批林批孔的政治學習資料。各地請他們作儒法鬥爭史的報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下組織了幾個寫作班子，專門寫影射史學文章。

　　壹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筆名“梁效”(“兩校”的諧音)。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筆名“羅思鼎”(“螺絲釘”的諧音，雷鋒的名言“做壹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除了常用羅思鼎筆名外，還用石侖、康立、翟青、齊永紅、石壹歌、史鋒、靳戈、方岩梁等筆名。三是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筆名“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四是文化部寫作組，筆名“初瀾”，取義於“青出於藍”，“青”即江青，“藍”乃藍苹，“初瀾”及“出藍”之諧音。在壹段時間內，這四個寫作組的長篇大論充斥報刊，其中“梁效”網羅了壹些知名學者，如馮友蘭、周壹良等，他們的文章對輿論影響最大，當時有“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之說。據統計，到1976年10月，“梁效”發表文章181篇，其中有的文章影射周恩來。

　　對普通百姓來說，批林批孔運動只是壹場看書學習的運動。大家讀了不少儒法鬥爭的歷史，有些人還奉命寫了壹些牽強附合的批孔大字報。很多單位成立了“理論小組”，專門從事批判。雲南省騰衝縣這樣邊遠的地方，也成立了2472個“批林批孔理論小組、2111個貧下中農理論小組。這是應付上級的數字，顯然有誇張的成份。

　　在寫作班子大造輿論的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發動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起來保衛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讀書班上作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的報告。各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聽了這個報告。王洪文這個報告聯繫了現實，重新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意義”，重申了文革初期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近幾年被淡化了。他批評說：“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壹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壹樣；有的說，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也不要再搞了。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說法是各式各樣。”“江西省就有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壹些同志說過，妳們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主席嚴厲的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王洪文批評有些幹部“對群眾的衝擊，總是耿耿於懷，解放了，上台了，壹有機會就想整群眾”。“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我們要向這樣的同志大喝壹聲，太危險了，人民群眾欠了妳什麼賬呢？”他批評壹些地方整造反派：“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壹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壹犯錯誤就壹棍子打死。為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他說：“毛主席最近指示：‘牛為什麼要長兩支角？就是要鬥爭’······我們就是要頭上長角、有兩支角。”他指出，“（十屆）二中全會以來有壹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他們轉移批林鬥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造資產階級的反有什麼不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

　　批林批孔運動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16分子”的造反派頭頭們帶來了希望，也給被擠出了“三結合”的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帶來了希望，他們積極投入了這兩場新的運動，在各地掀起了壹個壹個的政治浪花。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又壹次當了毛的“石頭”，在這壹場運動中的作為，為他們增加了新的罪名。

　　批林批孔中的鬧劇

　　在批林批也中發生了幾件事情，江青等用來大造輿論，最終成了鬧劇。

　　馬振扶事件。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中學英語考試，學生張玉勤考得很差，還在考卷寫了壹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張的班主任譏諷她是“偉大詩人張玉勤”，要她作檢查。學校領導在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討論。張玉勤覺得受侮而自殺。1974年1月，江青在壹個內部刊物上發現了這件事，說張玉勤之死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迫害的結果，把馬振扶事件當作“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不僅班主任和校長被判刑兩年，還借這個事件在全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

　　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國》事件。1972年，意大利左派電影藝術家安東尼奧尼應邀到中國拍攝記錄片《中國》。1973年12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聯絡部有人給江青、姚文元寫信，說《中國》是“極端惡毒攻擊中國的反動影片”說：“攝影組是外交部和廣播局合簽批准來中國的。”說華裔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寫信，說影片很壞。”實際上，這是壹部客觀反映中國狀況的電影，有的鏡頭反映了中國落後情況，不能說是反動電影。江青等大造輿論，發表批判文章。江青說：“中國人里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江青暗指周恩來。外交部壹些官員受到牽連。

　　批判晉劇《三上桃峰》。1974年1月，在華北文藝調演中，演出了晉劇《三上桃峰》。這部劇的前身是《三下桃園》，是根據河北省撫寧縣劉義莊生產隊和大劉莊生產隊出賣病馬又贖回來病馬的故事創作的。《人民日報》曾對此事作過報道，肯定這兩個生產隊的共產主義風格。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就在這個縣桃園大隊搞“四清”，傳言說她送給隊裡壹匹紅馬（實無此事）。江青等人抓住“桃園”二字，說這部戲是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長（即劇作者之壹）被撤職。

　　批判“黑畫”展。周恩來讓有關部門組織李可染、黃胄、李苦禪等名畫家創作了壹批國畫，用來裝飾賓館。這些國畫掛在北京壹些賓館，江青等說這些畫是“黑畫”，組織人批判。

　　此外，還批判了湘劇《園丁之歌》，說這部劇“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批判了“無標題音樂”等。

　　張鐵生白卷事件。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的批示中說.“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在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所以，很多人響應號召，爭當“反潮流戰士”。敢於冒尖的人就成了“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就是其中之壹。

　　1973年，在遼寧省興城縣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只能答3道小題，其餘都不會。他在試卷背面寫了壹封信。信中說：“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這封信中還流露出要求考官照顧的情緒。7月19日，《遼寧日報》以《壹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編者按說：“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壹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又另加編者按語說：“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壹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全國各地多家報刊轉載，張鐵生壹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反潮流英雄”，還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當上了全國四屆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在江青、毛遠新等人的鼓勵下，張鐵生到處發表演講，成了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積極分子。後來，“四人幫”接受審判時，張鐵生在遼寧被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小學生日記事件。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的內部刊物上刊登了12歲小學生黃帥批判“師道尊嚴”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信和日記反映了小學生和班主任之間的矛盾，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語言批評了班主任。根據姚文元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報》壹版頭條全文轉載了信和日記摘抄，編者按讚揚黃帥是“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黃帥紅極壹時，班主任受到衝擊。不少人懷疑這個“典型”的真實性，也不同意她的壹些看法。1974年1月1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處的邢卓、王文堯、恩亞立三人以“王亞卓”的署名給黃帥寫了壹封信，批評黃帥。不久，《人民日報》在“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黃帥致王亞卓的壹封公開信》，信中說：“在革命滾滾向前的洪流中，資產階級老爺們發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滅亡的命運。”“妳的話同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多麼相似！”這封公開信顯然有人背後捉刀。內蒙的這三位青年被打成“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多次批判，送到艱苦的地方勞動。

　　江青等還“扶持新生事物”，她三次到天津小靳莊，扶持這裡的“十件新事”，大多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寫打油詩、唱歌之類。黨報黨刊為此喧鬧壹時。《天津日報》統計，從1974年6月25日到1976年底，共發表宣傳小靳莊的稿件466篇。從1974年8月21日至11月7日，有27個省市自治區512個單位18，000餘人到小靳莊參觀。

　　李慶霖事件

　　如果說以上事件帶有鬧劇意味的話，那麼，李慶霖事件卻令人深思和苦澀，是壹幕苦劇。

　　李慶霖，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語文教師，1969年，他的初中畢業兒子李良模到莆田山區插隊落戶，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他又壹個孩子初中畢業了，又面臨著上山下鄉的問題。“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1972年12月21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信中講了孩子在農村的困苦：“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壹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壹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沒有壹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壹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孩子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他在信中還揭露了壹些人“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信的語言懇切、樸實，打動人心。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這是奉總社之命來了解情況的，回去後立即發了直達中央的“內參”。記者賴玉章走後，李慶霖壹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壹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面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字樣，他心裡“咯噔”壹下，直覺告訴他，這壹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是毛澤東覆信的打印件（因毛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李慶霖將毛澤東的覆信讀了壹遍又壹遍，淚流滿面。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澤東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澤東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月10日，李慶霖收到毛澤東寄給他的300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將300元錢存入銀行，壹直捨不得花。

　　毛澤東讀畢李慶霖的信後，讓汪東興從他的稿費中取３００元匯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 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

　　4月2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會議，研究下鄉知青的政策。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6月1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覆信。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從此，知識青年的境遇有壹定的改善。

　　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福建李慶霖那壹封信，有人說那裡頭有刺，我看了相當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擺在這裡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

　　毛澤東對李慶霖信的處理，平衡了他批評“反走後門”的負面影響，強化了他同情底層百姓的形象。

　　李慶霖被認為是“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地位不斷提升：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縣教育組副組長、福建省高考招辦副主任，直到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在批林批孔和緊接著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被很多地方、很多單位請去作報告。他站在造反派壹邊，大膽地批評官僚體制。在《紅旗》雜誌1973年第11期上發表了他署名的《談反潮流》文章，顯然是《紅旗》編輯部讓他寫的。1976年01月江青等四人被捕後不久，李慶霖被隔離審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正式逮捕，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80年代初，壹些來武夷山風景區旅遊的北京、上海知青們聽說李慶霖關押在附近，買了水果、糕點，步行１０多里去勞改農場探望他。這些老知青們象親人般圍住李慶霖，壹壹說起當年因為李老師給毛主席的壹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法院准予給李慶霖減刑。他在勞改農場度過了漫長的１７個春秋。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獄，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他不時會收到全國各地知青來信和匯款，有壹位汕頭老知青給他匯來６００元讓他治病用，在信中稱他是“中國知青之神”。

　　幾個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壹些地方，那些在成立革委會以後受到打擊的原造反派們，認定批林批孔是壹次重振旗鼓的機會。他們迅速行動起來，聯繫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擊造反派的實際，展開了鬥爭。壹些被結合到革委會裡的領導幹部，不知道這次運動的底細，不敢冒然阻擋。下面介紹幾個省的情況。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武漢部隊黨委召開武漢地區10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3月2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了被關押的造反派領袖胡厚民，李想玉等人。3月3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遊行，慶祝胡、李獲釋。獲釋的造反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主持制定了湖北批林批孔運動的“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放”，就是將關押在監獄裡的造反派頭頭壹律釋放。“平”，就是為被打成“5·16分子”、“北決揚分子”、“壞頭頭”的造反派平反。“補”，就是要對各級革命委員會“補台”，把攆走的群眾組織代表請回來。“提”，就是將造反派提拔到各級黨委、工會、共青團、婦聯等機構中去。“納”，指納新，即吸收造反派入黨。

　　胡厚民的“納”是有根據的。九大以後，毛澤東對整黨發出指示：“壹個人有動脈和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壹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但是，各地在恢復秩序時，領導班子大都是“吐新納故”：讓群眾代表出去，讓老幹部進來。

　　造反派領袖們利用各種機會大造輿論。武漢當時有壹個“杜則進”寫作組。“杜則進”是體現當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這個小組有20多人，他們夜以繼日地寫批判文章，每隔壹周就在漢口水塔“民主牆”貼出壹個整版。水塔“民主牆”有幾百平方米的面積，地處繁華的鬧市。“杜則進”的系列文章揭露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四人主政時否定工代會，推翻各級革委會，全面鎮壓造反派的情況。“杜則進”的文章在武漢轟動壹時。在武勝路、司門口等鬧市區也貼滿了大字報。

　　1974年3月，武漢鍋爐廠的造反派偶然在廠黨委檔案室發現毛澤東關於湖北省清查“5·16”的講話。毛在這個講話中批評武漢清“5·16”搞過了﹐要剎車﹑糾正﹐要注意政策。劉豐在文件上批示“暫不傳達”。武漢重型機器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鍋爐廠﹑電信局裡原“鋼工總”的壹些人，到武漢軍區門口靜坐要求接見。新調來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領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張玉華在武昌炮校接見了造反派代表。群眾代表將劉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對抗中央精神﹐長期整群眾”的事當面向楊司令作了匯報。楊得志問張玉華：有沒有這件事情？張玉華把眼鏡取下來﹐又戴上去﹐又取下來。楊得志拍案追問﹐最後張玉華哭了﹐承認有這件事。3月30日﹐原“鋼派”群眾包圍軍區，要求交出在“清查“5·16”、深挖“北決楊”時整群眾的黑材料。早已被解散的“新派”和“鋼派”的壹些人重新集結起來，要求中共武漢市委查封軍區整的黑材料。市委書記王克文接見造反派。經王克文同意，造反派留下借條、將3萬多份材料運到航運局的船上。過了壹周﹐市委秘書長栗栖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運走和搶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來。”造反群眾將材料壹份不差地運回了市委。文革被否定之後，這件事被定為“搶機密檔案”，帶頭的人判了4年徒刑。

　　“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部分得到落實。胡厚民、朱鴻霞、鄧金福、潘宏斌、平毅被增補為文革後剛剛恢復的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5年，根據鄧小平指示，這些補台重新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頭頭都下放到縣、公社和農民搞“三同”。

　　?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湖南文革中的影響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是“長沙工聯”和“湘江風雷”。省革委會成立時，這兩大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胡勇與葉衛東成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壹年之後，中共“九大”召開，省革委會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在中共“十大”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樣，唐忠富壹躍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壹把手”。

　　在“壹打三反”和清查“5·16”運動中，湖南造反派頭頭們大多被剝奪了權力，壹些人挨整。“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們再次聚集起來，要求為被整的造反派頭頭平反，要求銷毀被整的材料，要求恢復原有革委會職務。當時最活躍的有三個人：胡勇，原“長沙工聯”的主要負責人。唐忠富，原“長沙工聯”核心領導人之壹。雷志忠，原“長沙工聯”第三號領導人，1968年4月被任命為省革委會常委，1973年5月，被任命為中共長沙市委副書記。

　　?“九大”以後，群眾組織已不復存在，他們只好把工會當作集結力量的陣地。2月，唐忠富從北京回來後，向工會的壹些領導人傳達王洪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講話，他說：“這次到北京把頭上的角磨尖了，而且還淬了火，回湖南要擺它幾下”。“要依靠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同走資派作鬥爭。”唐忠富與胡勇、雷志忠以“唐勇忠”名義編寫了《為革命造反派辯護》的傳單，鉛印散發了6000份。傳單說：對於“敵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右派。”要“把他們的權再奪回來，即使‘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給他們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或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胡勇、唐忠富等將原與他們對立的造反組織如“湘江風雷”派又團結統壹起來了，共同爭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由此，葉衛東、周國強等原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都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重新進入湖南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壹些已入獄幾年的造反派頭頭，都被胡勇等人保釋出獄。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與胡勇、張厚等人在湖南賓館研究進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單，提出：唐忠富、章伯森當省委書記，胡勇、張厚、孫雲英等為省委常委。壹些造反派頭頭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3月11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為首的湖南省總工會和長沙市總工會聯合召開15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隨後，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級造反派頭頭，還聯合以“富勇忠”的筆名，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長篇文章。

　　? 為了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省、地、市、縣及所有企業、事業單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簡稱“運動辦”），造反派把“運動辦”，作為與省地市縣及各單位黨委交涉、向黨委討價還價的指揮部。作為壹個事實上的“壓力團體”，當權者不得不退讓。壹些在“壹打三反”、清“5·16”運動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頭頭，重新獲得了職務，退還了或當場燒掉他們挨整時的材料。壹大批造反派骨幹分子加入中共黨組織。

　　黑龍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黑龍江省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是全國第壹個成立革委會的省份。主任潘復生。1968年，在全國要求恢復秩序的大背景下，黑龍江和全國各地壹樣，都有“復舊”的情況。1968年早春，潘復生還堅持文革初期的理念，在造反派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右傾，反覆辟”鬥爭。壹大批已經解放並結合到革委會的幹部被撤職。1971年2月，對潘復生的“反右傾，反覆辟”問題進行了清算。1971年6月潘復生被免職審查。接替他的是軍人汪家道。在清算潘復生的過程中，造反派也同時受到清理。

　　批林批孔壹開始，黑龍江省的造反派認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們上下串連，積極活動，圖謀把結合到革委會裡的壹些老幹部再次打倒。原造反派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省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等人寫了“反覆辟”、“反回潮”的大字報。壹時，哈爾濱市大街上貼出了很多“堅決擊退右傾翻案風”、“打倒黑龍江的孔老二”的大標語和大字報。3月2日、25日，牛成山等人組織80多人強占省委會議室，圍攻省委領導，衝擊省委機關的批林批孔會議。4月1日起，造反派又到省委鬧了6天5 夜，逼省委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4月6日，牛成山、聶士榮等組織了數十名工人闖入市委書記李劍白的辦公室，將其綁架至省委107招待所進行圍攻。之後，用卡車拉著李劍白游斗。12月24日，省革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補選黑龍江出席四屆人大代表，造反派為阻止老幹部被選為人大代表而發生衝突。26日，造反派抬著傷員遊行，衝進省委機關大樓，設立“討還血債辦公室”和廣播站。廣播站喧鬧了壹個多月。

　　在1975年春開始的“全面整頓”鬥爭中，黑龍江省造反派的活動被“整頓”了下去。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會成立，南萍(20軍政委)為主任，陳勵雲(空五軍政委)為第壹副主任。林彪事件後，浙江軍政領導人陳勵雲、南萍、熊應堂（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兼20軍軍長）被審查，1972年4月，中央決定譚啟龍、鐵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在批林整風當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壹批幹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壹批“造反起家”的領導成員在這之前陸續被打發到基層。1973年1月，王洪文到浙江，公開指責說，浙江的批林整風是搞層層批判、檢討，是糾纏歷史舊賬，走偏了方向。為被打發到基層的造反派頭頭鳴不平。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支持，造反派頭頭們認為，省委在批林整風中整了造反派和新生事物。有些人寫信給王洪文，王洪文把這些們批給省委第壹記譚啟龍，向譚施加壓力。

　　1973年10月3日，翁森鶴(杭絲聯工人、省革委會常委)、賀賢春（杭州通用機器製造廠技術員、省革委會常委）在街頭貼出《致譚、鐵書記的公開信》，批評譚、鐵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中不重視並且壓制新幹部。”11月8日，張永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省革委會副主任）、翁森鶴、賀賢春等人向中央寫了《關於譚、鐵書記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報告》，並組織了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策劃上京告狀。王洪文來電話阻止他們上京，說：“浙江的問題就地解決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評，省委可以組織他們學習。”11月16日，赴京控告團成員住進了屏風山工人療養院，成立“省委屏風山幹部工人學習班”，集中批判“右傾翻案”、“右傾回潮”。12月上旬，在屏風山連續召開了四個半天的批判會，批判譚啟龍等省委領導人。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個人名義寫信給駐浙江部隊20軍防化連，並派遲群、謝靜宜到浙江送信、送材料，要“放火燒荒”，公開點名說譚啟龍是浙江最大的走資派。

　　1974年2月7日，杭州市三萬多名工人在展覽館廣場召開大會，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會後上街遊行。2月11日，以造反派為主導的“杭州市民兵指揮部”正式成立。市委發了(74)9號和12號文件和任命名單。賀賢春為民兵指揮部的黨委書記兼領導小組組長。台州、金華、溫州、寧波以至全省81%的市、縣建立民兵指揮部壹類組織。

　　3月2日，杭州市工代會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聯合發起召開“深入批林批孔，迎頭痛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思潮大會”，主會場在省體育館，設了多處分會場。第二天《浙江日報》報道了大會情況。在批林批孔中，釋放了在押的造反派頭頭174名，壹些領導幹部又受到衝擊。

　　1974年3月8日，成立了批林批孔領導小組，譚啟龍任組長，柴啟琨、張永生、華銀鳳、翁森鶴任副組長。翁森鶴兼辦公室主任。實際上譚啟龍被架空，造反派掌握了領導權。

　　建立革委會時，為了精簡機構，各級都以四大組（政工組、辦事組、保衛組、生產組）來取代原來的領導機構。1972年以後，各地逐漸恢復了文革前的機構。浙江恢復了專業“口”的管理機構（如財貿口、工業口等）。2月中旬，省委機關造反派聚集了32個單位的200多人，召開“衝口復組”會議，最終迫使省委同意恢復四大組。

　　3月17日和21日，與翁森鶴等不同造反派別的群眾組織頭頭方劍文，組織批林批孔大會和“批林批孔和批陳勵雲、南萍、熊應堂大會”，會後遊行。張、翁、賀組織民兵衝擊會場和遊行隊伍，兩次都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3月13日，溫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搶，16日中央、中央軍委給省軍區發電報，命令收繳武器。3月16日王洪文打電話給譚啟龍，主要內容是：—、浙江兩派頭頭，壹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陳勵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廠、農村去搞串連，搶槍、搶物資、搶車輛等。二、省委，特別是省軍區，不堅決執行中央、中央軍委的兩次收槍命令，是錯誤的，必須向中央、中央軍委檢討。三、省委里壹些主要負責人到外地養病的，應當回到工作崗位上來，同群眾壹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時，要注意安排好工農業生產。

　　3月26日，浙江省召開中共省委全會、省革委會全會、省軍區黨委全會（“三全會”）。“三全會”從3月27日壹直開到8月6日，共開了133天。會議採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方法，集中批鐵瑛、夏琦、陳偉達等以及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批判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說他們是“復辟勢力代表人物”。鐵瑛在省“三全會”上作檢查，他在檢查中說：“在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省革委會四大組和許多地區、工廠、院校以及壹部分縣都成了‘清查重點’。”

　　4月3日，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鶴、賀賢春提出的給60名“反潮流戰士”落實職務的名單進行了正式討論，市委常委會通過落實了這些職務。杭州市委發出(74)25號文件，吸收翁森鶴、賀賢春、朱香娟、倪巧雲、夏根法、王元海、謝國相、李金榮、鄭銀法、王競十人為常委。5月16日，《浙江日報》刊登了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的署名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鬥綱領——學習中共中央“5·16通知”》。重申文革初期的思想。

　　翁森鶴等策劃和指揮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務管理局臨時招待所，衝擊展覽館廣場的群眾集會等。有壹百多名幹部和群眾被關進私設的監牢，遭到嚴刑拷打。

　　1975年1月29日，省委工作會議的第壹天，造反派衝進了正在舉行會議的杭州飯店小禮堂會場，綁架了第壹書記譚啟龍，將他劫持出會場。警衛戰士奮力搶了回來。鄧小平得知此事後，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說“譚啟龍不能倒!”

　　批林批孔引起了無法收拾的混亂。根據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多次指示，紀登奎協助浙江省委召開工作會議，解決省委領導“軟、散”問題，糾正“雙突”，撤銷民兵指揮部，對翁森鶴實行拘留審查。1975年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了(75)16號文件，批轉了浙江省《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同時決定調整省委領導班子。7月下旬，將省、地(市)兩派造反派頭頭骨幹200多人集中辦學習班，壹邊學習、勞動，壹邊揭發張、翁、賀等人的問題。10月，張永生、賀賢春下放農村勞動。

　　江蘇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和浙江省不同的是，江蘇的造反派頭頭在軍管期間遭到徹底鎮壓，因而不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拉開序幕之時，江蘇依然處於軍隊幹部的絕對控制之下。在清查“5·16”中，十幾萬人被關押。在軍方控制之下，運動初期被打倒的老幹部沒有進入權力中心。批林批孔運動壹開始，老幹部們打著保衛文革的旗幟，盡力為在清查“5·16”中受害的造反派說話。老幹部的代表人物就是彭沖和許家屯。許家屯在省委召集的壹次大型會議上說過：“革命小將反潮流，我們為什麼不能反潮流？”彭沖強調，江蘇的“批林”運動應該聚焦於（壹）林彪在江蘇死黨的罪行、（二）清查“5·16”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和（三）查清軍方人員與“選妃”活動的牽連。他還提出，要成立專案小組深入調查這三個問題。江蘇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鬥爭矛頭指向許世友、吳大勝、蔣科。由於許世友是毛澤東要保的，而且已調到廣州軍區，許調走以後，吳大勝代理江蘇省委第壹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職務；蔣科繼續擔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主持全省行政事務。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連續發表重頭文章，其矛頭壹直指向幾位軍方領導人。

　　江蘇的老幹部的重新掘起沒有被造反派看成“復辟”，反而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曾邦元、周錫祿、徐松林等被結合進省革委會的前造反派頭頭，在清查“5·16”運動中遭到清洗並被投入監獄，現在他們與老幹部通力合作以謀求自己的平反。要求清算軍人政權的還有壹大批返城市民。在恐怖的“紅八月”、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更早壹些時候，大批市民被趕到農村。這些在農村生活無著的市民，希望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回到城市，他們返回南京持續地請願、示威，壹度甚至阻斷京滬鐵路。

　　吳大勝在4月中旬的壹次省委會議上承認，江蘇清查“5·16”運動確實存在許多錯誤，而且省委應該為此承擔責任。他同意釋放壹批被關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頭頭，其中包括文鳳來、曾邦元、朱開地、魯學智等。從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東路省委招待所舉行有各部、委、辦、局負責人參加的省級機關“批林批孔”大會。數十位“群眾代表”應邀與會——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前造反派成員和清查“5·16”運動的受害者。他們激烈地批評軍人政權。“堅決捍衛中共中央14號文件，徹底粉碎吳大勝等人的猖狂反撲”的大標語貼到了南京街頭。彭沖和許家屯多次出席省級機關批判大會，指導群眾展開鬥爭。。

　　8月15日，吳大勝承認他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參與了支持林彪集團的活動，承認他千方百計掩蓋許世友夫婦與林彪集團有牽連的事實。在8月31日會議結束時，彭沖代表省委做總結：許世友的種種錯誤應該受到批判而且必須受到批判。清查“5·16”運動，是林彪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偉大成就的復辟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壹。8月31日，省委下發了《關於清查“5·16”工作中的壹些問題處理意見》（蘇委發【1974】91號），承認犯了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這個文件提出了對清查“5·16”的受害者的六項平反措施。

　　中共中央明確支持彭沖和許家屯等人。11月13日，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包括丁盛、彭沖和許家屯——奉召前往北京。當天下午，他們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和紀登奎等人的接見。中央領導人宣布任命彭沖為省委第壹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同時擔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12月30日，江蘇省委和江蘇省軍區聯合發出通知，命令在地方黨政機構里工作的所有軍方人員全部返回部隊，地方老幹部接替軍人在各級政府中的黨政領導職務。

　　吳大勝和蔣科被停止領導職務，繼續接受批判和審查。造反派頭頭從牢房裡被放了出來，摘掉了他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老幹部壹旦實現了接替軍隊幹部的權力以後，不再支持造反派，他們明確表示，造反派頭頭不能回到他們在1968年取得的領導崗位。

　　江西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西省的造反派活躍壹時。1973年12月25日，江西造反派領袖塗烈給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寫信，揭發省委壹些領導人的“反攻倒算”行為，點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領導人。1974年2月初，造反派領袖萬里浪、張羽等人到撫州、吉安、贛州、九江等地，發動批林批孔，揭發省委某些領導人搞“右傾復辟”的行為。1974年2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組織“省、地、市上訪團”，三次與省委領導人談判，省委同意釋放在“壹打三反”中被關押的224人。縣壹級的造反派也有活動。1974年3月，于都縣壹些“反潮流戰士”打著“反覆辟倒退”的旗幟，衝擊縣委，圍攻縣委領導，查封縣委組織部、縣勞動局和縣檔案館。1974年4月，萬載縣掀起壹股“反潮流”和“上訪”熱潮，上訪者要求解決造反派“受壓”問題。2月17日，定南縣壹些造反派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組成“定南上訪團”，要求解決被打擊的問題。

　　在毛澤東要求全國“走向大治”大趨勢中，這些造反派的活動只能是曇花壹現。江西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焦點是李九蓮問題。

　　李九蓮，女，原贛州市第三中學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長。文革中成為三中“衛東彪戰鬥兵團”副團長，是個中學生造反派頭頭。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贛州冶金機械廠當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在給當兵的男友信中講了她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壹些看法：“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象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列主義的·····林彪到底會不會象赫禿壹樣，我對現時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問題發生懷疑。”

　　她的男友把這封信交給了部隊領導。部隊領導把信轉到了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被抄走的日記中，發現有壹些批判林彪的內容。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聽了這個專案的匯報後說：“象李九蓮這樣全面系統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國也不多見，屬敵我矛盾，要從嚴處理。”李九蓮被判五年徒刑。

　　林彪事件後，程世清成了林彪死黨，倒台了，李九蓮被釋放，但還定為“現行反革命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開除團籍，發配到江西興國縣鎢礦廠。

　　1974年4月4日，李九蓮在贛州公園女牆貼出為自己申辯大字報——《反林彪無罪》，接著連續貼出多張大字報。在大字報前，人山人海，圍得水泄不通。夜深了，還有人打著手電看。讀者在大字報邊上寫滿了各式各樣的批語：“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學習！”“中國少的是李九蓮，多的是奴才！”“強烈要求為李九蓮平反！”還有大量批評贛州地區領導人的大字報。

　　贛州地委對群眾的強烈呼聲極為恐慌，經請示省委，1974年4月20日晚10點，又秘密將李九蓮逮捕，押往興國縣看守所。4月24日夜，贛州259個單位，2000多人舉行集會，簽署了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的《聯合聲明》。“立即釋放李九蓮！”的大標語迅速貼滿了贛州市街頭。會後，數千人湧向地委辦公樓，要求釋放李九蓮。凌晨，四十多卡車載滿抗議者，奔赴興國縣，請求釋放李九蓮（後被扣上“衝擊監獄”的罪名）。當地壹些黨政領導，如地委常委陳萬兆，興國縣公安局長等都同情群眾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處理此案。

　　繼程世青之後，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的陳昌奉在江西主政，他向贛州地委發出五點指示：壹．李九蓮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二．贛州某些人爭論此案，實際上是為現行反革命翻案；三．衝擊興國縣監獄是嚴重政治事件，必須立即制止；四．某些幹部，公安幹警在李九蓮問題上嚴重喪失立場，實際上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對在李九蓮問題上立場堅定，堅持原則的同志，應予表彰。

　　陳昌奉的五點指示公布後，很多人聚在贛州公園，成立了“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李調會”）。極度貧窮的贛南百姓，為“李調會”捐出大批錢物，使這個組織活動了七個月之久。李調會建立廣播站，日夜廣播為李九蓮呼喚正義的文章。“李調會”六次上訪北京，在長安街，前門等處張貼大字報，請求中央解決李九蓮問題；他們在省會南昌的八壹大道上貼出了很多大字報，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

　　1975年5月，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為李九蓮說情而被判刑，此外還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黨紀處分，全市九個中學，就有兩個中學的副校長被開除公職，三個中學的團委書記被撤職，兩個中學的工宣隊長被退回原單位。當年第壹個審判李九蓮的公安局幹部梁某，也因支持李九蓮翻案而被開除黨籍。為了壹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贛州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有的自殺，有的入獄，有的流落街頭，有的離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殘。

　　李九蓮再次入獄後，寧死不屈，受盡折磨。其間，她曾絕食72天，以示抗議。監獄強行給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蓮就將針頭拔下，獄方只好捆住她的雙手。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三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場。讓她跪下，她不跪，劊子手壹槍擊中其腿，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她被槍殺時只有31歲。在強烈的政治恐怖氣氛中，李九蓮家人不敢收屍，壹個單身性饑渴、性變態男子割去了她的乳房和陰部。

　　在贛州市為李九蓮鳴不平的無數人中，有壹位叫鍾海源的小學教師。她並不認識李九蓮。她自動到“李調會”當廣播員，每從早上壹直廣播到晚上十點半。除了播音，她還刻鋼板，抄大字報。當局規定：“凡在‘李調會’工作的人，本單位壹律停發工資”，鍾海源卻依舊天天來，帶著自己的兩歲女兒。

　　1975年5月，華國鋒為部長的公安部將“李調會”定為反革命組織。“李調會”主要成員壹壹被捕。鍾海源在自己家裡起草了《最最緊急呼籲》，《強烈抗議》，《緊急告全市人民書》等傳單，自刻自印自己散發。結果，她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在監獄裡，她仍然繼續宣傳：李九蓮無罪，“李調會”無罪！她遭受嚴刑拷打。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拖著沉重的鐐銬，在監獄的牆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1978年4月30日，鍾海源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

　　此時，南昌92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摘取。在刑場，劊子手朝鐘海源不致命處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抬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台上活著剖取鍾海源的腎，鮮血滴滴塔塔地盛滿了半桶。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批示為李九蓮平反，但當地掌權者還堅持李九蓮是反革命，因為李九蓮是造反派。1974年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當權者基本是鎮壓造反派上台的。

　　中央發文件限製造反派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的行為，既威脅到已經重新掌權的官員，也違背了毛澤東實現安定團結的戰略部署。文革此時已進行了七八年了，不僅全社會不希望再亂下去，毛也不允許再亂下去。為了防止造反派鬧的勢頭過大，中共中央連連發出文件，將運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掌握之中。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1974] 12號文件），要求“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壹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壹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壹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壹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個文件還要求不要“揪”已回部隊的“支左”人員，他們在支左中犯的錯誤由部隊解決。

　　這個文件下達以後，希望把批林批孔變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們很不高興。安慶市重新組織起來的“安慶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聯會”在大街上貼出“淮南在鎮壓，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標語。還大量散發口號：“中央十二號文件是修正主義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號文件的炮製者！”“打倒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矛頭直指周恩來。

　　為了穩定軍隊，5月1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強調清查林彪事件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1971年八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1971〕57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黨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團劃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還強調“陸、海、空軍的軍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壹律堅持正面教育。”

　　1974年6月18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當前工農業生產問題。匯報說：“由於批林批孔運動，許多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幹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領導和組織生產，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國民經濟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鐵路運輸方面。由於發生動亂，很多路段不暢通，所通過的列車比正常情況少1／3左右。······津浦、京廣、京包、貴昆4條重要幹線的列車不能暢通”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用這些令人憂心的數據，阻止批林批孔運動發展為“第二次文革”。

　　國家計委匯報中說“幹部被打跑”，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在淮南市採訪中看到了這種現象。革委會的領導幹部們看到造反派壹鬧，就躲的躲，跑的跑，整個市委、市革委就剩下革委會主任應付。張萬舒到淮北第壹煤礦楊莊礦採訪得知，十多名黨委成員全都跑了，半個月不回來。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發［1974］21號），這個文件指出了生產的嚴峻形勢：上半年壹些地區和單位沒有完成國家計劃。壹至五月，全國重點煤礦共欠煤炭835萬噸。徐州、長沙、包頭、貴陽等少數區段，鐵路經常堵塞，嚴重影響了全國的貨物運輸。造成不少企業停工減產。鋼鐵、有色金屬、化肥、水泥等產品的計劃和軍工生產計劃，都完成得不好。武鋼、包鋼、和武漢重型機床廠、太原重型機器廠，成都1302廠等，大量減產。這個文件要求造反派群眾“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認真落實黨的政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廣大幹部和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

　　?面對批林批孔的強大聲勢，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官員們，壹方面強調運動不能影響經濟建設，壹方面在口頭上緊跟。例如1974年1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的紀要中也有這樣的話：

　　在經濟工作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崇洋媚外依賴外國？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還是搞“上智下愚“、專家路線？是堅持政治掛帥，還是靠物刺激？是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是維護舊事物？這些問題，有些單位，有些同志，並沒有很好地解決。

　　這些,顯然不是務實派真實的看法,但還是要寫上。“批林批孔”運動壹開始，周恩來壹方面表示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壹方面對江青等人拋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對影射他的所謂“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不予回應。周恩來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住入醫院，但他堅決不放鬆權力，繼續過問黨，政，軍日常工作。

　　1974年9月30日，周恩來抱病主持了國慶25周年的盛大招待會。出席招待會的有兩千多人。出席招待會的人造反派已經很少了，多數是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幹部，其中壹些被周恩來保護過的。人們都站了起來，不斷地高呼：“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周恩來簡短的致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了十多次。這種情況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如果現在公開批周，勢必引起強烈反彈，可能使形勢失控。他不得不收起了公開批周的考慮。不批周，批林批孔也就失去了目標，加上怕造反派搞亂天下，批林批孔搞了半年多以後，進入了低潮。

　　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隔五年換屆壹次。第三屆全國人大是1964年召開的。1970年3月7日，毛提議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後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風波沒有開成。1971年8月12日，毛又向周恩來提出國慶後召開四屆人大，後因林彪事件而落空。中共十大以後，四屆人大問題再壹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發［1974］26號），通知稱：“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宜的。” 這個文件公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四屆人大召開在即，以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兩股政治力量開始角逐，都希望在這壹次權力分配中占優勢。這裡說的“務實派”主要是文革前的官僚集團。他們被“火燒”並恢復職務以後，不熱衷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對文革不滿，注重恢復秩序和發展經濟。隨著文革的失敗，務實派在民間的支持者逐漸增多。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1974年6月1日，周住進了305醫院。周分管的工作已交給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但他在住院期間還頻繁地找人談話，關注著、參與著四屆人大的人事準備。

　　文革派借題發揮，製造了壹個“風慶輪事件”，企圖先聲奪人。風慶輪是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遠洋貨輪，交給了交通部遠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輕載試航中，接船方發現風慶輪主機汽缸套磨損達0.15毫米，質量不過關；後來雷達出現了問題。雖然造船方對這些故障進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卻認為交通部有意挑剔，不願意用國產船。交通部擔心國產發動機不可靠，沒有批准這艘船遠航。江南造船廠貼出了《是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的大字報，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上海革委會還組織其它單位到江南造船廠貼大字報，批評交通部。交通部最終同意遠航。風慶輪於1974年5月9日從上海啟航到歐洲，上海派了壹些人上船，任命朱棟在船上任政委；中國遠洋運輸公司任命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質量問題爭論發展到政治上的爭論。朱棟組織批判“洋奴哲學”，把買船還是造船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本書作者當時從中國遠洋天津分公司聽到的情況是，李國堂不經意間說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當時中國造船能力差，從算短期經濟帳來看，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從長遠來看，這壹說法違背了毛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周恩來、李先念等要求努力提高中國的造船能力，但在能力還沒上來的時候，為了滿足遠洋運輸的需要，經周恩來同意，國家計委制訂了通過買船發展遠洋運輸的計劃。這個計劃遭到文革派的批評。9月30日，風慶輪返抵上海港。上海方面寫材料，片面地介紹了船上的爭論。說李國堂等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修正主義路線”。姚文元看到這個材料後就讓新華社刊登在10月13日的《國內動態清樣》上，船上的爭論由此轉為高層爭論。江青在這期《國內動態清樣》上批示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所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張春橋批示說：“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行了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輪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壹再逼問鄧小平，要他就風慶輪上的爭論表態。鄧小平開始回答說“要調查”，江青還繼續逼問鄧小平對“洋奴哲學”抱什麼態度？鄧小平厲聲回答說：“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強加於人。壹定要寫出贊成妳的意見嗎？”驕橫壹世的江青哪裡見過這樣的臉色？就大吵大鬧起來。鄧小平說：“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就戴這樣的大帽子，這會怎麼開！”站起來拂袖而去。張春橋指著鄧的背影說：“早知道妳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

　　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商議，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臨行前，10月18日，王洪文給毛寫了壹封信：“最近在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壹些問題。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這些爭論也未公開化，但在個別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面化。”信後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18日，王洪文到長沙對毛說：“我這次是冒著風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的味道。”“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這件事，江青和鄧小平同志發生了爭吵，吵得很厲害。”“總理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到了深夜。幾乎天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志。”“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這麼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王洪文還在毛面前說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多好話，言外之意是希望他們進入四屆人大的領導班子。毛澤東沒有為王洪文的匯報所動，要求王回去後和鄧小平搞好團結，多找總理和劍英交換意見，不要和江青搞在壹起。

　　毛逝世前兩年身體不好，眼睛近於失明，只能從周圍的人那裡聽取信息。王海容、唐聞生兩位翻譯是他的重要信息渠道。王洪文出發到長沙以後，江青又找王、唐兩位小姐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通過她們影響毛澤東。但兩位小姐卻到醫院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對她們做了工作。10月20日，王、唐兩位小姐到長沙向毛作了不利於江青的匯報。毛要她們向中央轉述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壹起商量，提出壹個人事安排名單。”“鄧小平做第壹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還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壹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要她們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

　　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讓國家回到正常局面。所以，他在肯定江青在批劉、批林的功勞的前提下，說了壹些批評江青的狠話，壓制江青，防止她又鬧出新的亂子，使四屆人大又壹次夭折。毛的這個態度對務實派很有利。

　　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和王洪文各自乘專機到長沙向毛匯報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23日到27日，毛同周、王的談話中繼續壓制“四人幫”，讓他們“不要搞四人幫”，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重申讓鄧出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建議在四屆人大之前召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將他的接班人的意圖從王洪文轉向了鄧小平。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同時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全會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為了保持文革派對鄧小平的制衡，毛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任中央軍委常委，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央軍委常委和有軍隊人事任免權的總政治部主任。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大常委及國務院成員候選人名單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終於召開。在這之前有壹個星期的預備會。像中共九大、十大壹樣，這次會議也是在完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代表們秘密進京，不能離開駐地，不能和外面聯繫，召開大會時與會者從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記者不能採訪，會議結束以後才由新華社發消息。

　　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四屆人大憲法是張春橋主持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了憲法。憲法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也是四年以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內容。

　　政府工作報告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考慮到報告人周恩來的身體情況，只有5200多字。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念了報告的壹頭壹尾。這個報告的亮點是提出“四個現代化”。報告重提三屆人大提出的“兩步走”的目標：“第壹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壹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後說：

　　我們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1980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壹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壹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制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

　　這是文革以來把經濟建設作為全國目標的第壹次，當然倍受歡迎。周恩來壹念完，全場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在當時情況下，報告還是肯定了中共十大路線，還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決不能因為批林批孔已經取得很大成績而有所鬆懈。”

　　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周恩來為總理。副總理有12位：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作為第壹副總理的鄧小平，四屆人大閉幕幾天以後，他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務實派的鄧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紀登奎都是政治上的強勢人物，他們全盤掌握著經濟、外交。陳永貴、吳桂賢、孫健是從基層上來的，政治能量不強。張春橋分管文化、教育，權力範圍遠小於鄧小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政府里沒有職務。在國務院所屬的29個部委的壹把手中，除了文化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屏、國家體委離任莊則棟、冶金部長陳紹昆四人是文革中新起來的以外，其餘都是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和軍代表。

　　批判江青壹個月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壹年時間內，壹方面保衛文革，壹方面穩定社會秩序。這是壹個二者不可兼得的兩難問題。毛只能在代表“復舊”勢力的周、鄧和堅持文革理想的文革派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反修防修”的理論。穩定社會秩序主要是遏制江青等人的極端行為，防止他們把局面搞亂。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壹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壹部分，黨員壹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張春橋、姚文元奉毛之命，主持選編了馬、恩、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壹共33條。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33條語錄。這些語錄，強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階段，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強調按勞分配、商品經濟、貨幣交換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必須對它加以限制；等。馬、恩、列的語錄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權威依據。按照毛的指示，姚文無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文1975年3月1日發表，張文4月1日發表。全國各單位都辦了理論學習班，學習毛所指定的理論。毛髮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從短期看是為了從“老祖宗”那裡尋找依據，在反文革的力量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穩住文革陣腳；從長遠看，是為了廣大群眾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希望後人繼續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毛澤東已經風燭殘年，說話不清，行動困難。面對身邊的兩股對立政治力量的博弈，毛盡力玩平衡遊戲，以免在他生前出現大的動盪。

　　毛澤東臨近死亡的最後兩三年，為了使自己不在動亂中死去，不得不再壹次向官僚集團讓步。1966年，毛澤東雄心勃勃，橫渡長江顯示自己健強的體魄。他要利用健康的餘年改變中國，實現他1958年沒有實現的全新的美好社會的夢想。然而，殘酷的現實，不斷破碎著他的美夢，他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退讓。1967年8月的亂局，他向軍事官僚退讓，林彪事件，迫使他向整個官僚集團退讓。生命盡頭的來臨，迫使他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退讓。他最後兩三年多次吟誦“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文革的大運已去，他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只希望把“火種”傳下去，後人掌握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七八年搞壹次文革。不過，退讓他是不甘心的，他利用他生命的餘熱還要搏壹搏，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是瀕近死亡的文革的迴光返照，也是毛澤東生命盡頭的迴光返照。在生命盡頭，他的妻子江青是壹大麻煩。

　　江青患有嚴重神經官能症，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壹年到頭依賴安眠藥睡覺。她疑神疑鬼，歇斯底里，借著毛夫人的身份，驕橫跋扈。毛的晚年在生活上和江青很不協調，但江在政治上緊跟毛，江青是毛可靠的政治夥伴。由於江青有時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做出壹些不得體的事，說出壹些不得體的話，給毛惹出不少麻煩。1974年以後，為了防止文革派打破政治平衡，引發新的混亂，毛澤東說了壹些批評江青的話。1974年3月20日，毛給江青寫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妳談的，妳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在，有我的書在，妳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壹了，也不體諒。妳有特權，我死了，看妳怎麼辦？妳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毛在給江青的幾封信中，多是對江青的勸戒，也有對江青的抱怨，但這些抱怨是夫妻間的抱怨，並沒有把江青看成政治上的異己。在這些信中也沒有提“四人幫”。

　　1974年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他批評江青說：“江青同志，妳要注意呢！別人對妳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妳講，妳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壹個叫鋼鐵工廠，壹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用模糊不清的眼睛看著坐在壹角的江青說：“妳也是難改呢。”毛在這次會上還說：“她也算上海幫呢！妳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還說：“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壹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在黨的最高領導層點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員中的關係，不是定性為反革命幫派。政治局裡面本來就存在著派別，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派別，比如當時就有文革派和老幹部派。毛只是要江青“注意”，沒有說已經是“小宗派”。

　　不管毛怎樣批評江青，都不能否定毛政治上對江青的信任，都不能否定毛對文革的堅定態度。但是，務實派將毛批評江青的話作為對付文革派的政治武器。毛澤東也為反擊務實派準備了政治武器——重提周恩來歷史上的經驗主義。但是，文革派沒有用好這個武器，反而自受其害。

　　1973年春，在周恩來以批左的名義否定文革的時候，毛澤東就找出延安整風時期的九篇文章。這九篇文章是毛為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於1941年寫的，是他在中央蘇區受壓時的積怨的大發泄。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說周是“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充當“幫凶”。“教條宗派”是指從蘇聯回來的“國際派”，以王明為代表。事隔三十年後，毛讓人把這九篇文章找出來，印成專供高級領導人看的大字本，在小範圍內傳閱。讓他的侄子毛遠新把涉及周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由於毛澤東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說：“毛主席發動的這次批林批孔鬥爭，壹個是解決九次路線鬥爭回潮的問題，壹個是解決十次路線鬥爭沒有解決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壹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壹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1974年6月，就在江青等大批“黨內大儒”的時候，毛澤東又壹次找出那九篇文章，重新加以修改，以備應用。7月17日，毛在游泳池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時，又提到九篇文章，說：“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實際上，直到周恩來死後，毛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給他念了壹遍，並作了若干修改。

　　江青大概知道毛並沒有燒掉九篇文章，也可能因為毛澤東對毛遠新說的話的影響。他們以為，借批經驗主義來批周，可能會得到毛的支持。

　　３月１日，新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大講“反經驗主義”。

　　3月1日發表的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４月１日發表的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反“經驗主義”。這兩篇文章是毛提議寫的，而且都經毛審定的。

　　3月４日、５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這是出自毛批周的九封信——引者注），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４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壹再提出反經驗主義，要求政治局討論。

　　1975年初，鄧以第壹副總理身份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路開始整頓。文革派批判“經驗主義”，雖然有毛重提“九篇文章”為依據，實際是想干擾和阻止鄧小平的整頓。鄧仗著毛此時對他的信任，找個機會向毛奏了壹本。4月18日，毛會見金日成，鄧小平在座。送走客人後，鄧向毛反映自三月初以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表示同意鄧的意見。

　　1975年2月月3日，新華社寫了壹個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報道意見，沒有提反經驗主義，姚文元壓著不批。到三月底，姚文元讓新華社修改這個意見，加上了批經驗主義的內容。4月20日，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說：“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可能是鄧小平4月18日的匯報起了作用，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

　　1973年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葉劍英，江青氣勢洶洶地要把這場鬥爭說成“第十壹次路線鬥爭”，這是企圖置周、葉於死地。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周、葉等批判江青了。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毛澤東關於批經驗主義的指示。姚文元念了毛4月23日的批示以後，除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外，其他人都要求將這壹批示下發。張春橋說，在其它文件上順便提壹下說行了，不必單獨下發。吳德說，不下發，反經驗主義的風就頂不住。不經政治局，不請示毛主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不符合原則。反經驗主義是反對老幹部的。妳們幾個人搞宗派主義。會上，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厲批評江青、張春橋等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所謂“第十壹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葉劍英說：主席講妳們是“四人幫”，要妳們停止活動，妳們是停止活動了還是照樣活動？江青被迫作了檢討。會後，王洪文以匯報政治局情況為由，給毛寫信，說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壹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並說，“這場爭論，實際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想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江青說這是鄧小平等搞“突然襲擊”，是“圍攻”。

　　務實派和文革派已經到了兩軍對壘，壹觸即發的關頭。

　　4月29日，30日，周圍恩來先後同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王洪文談話，了解27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5月2日，周恩來讓秘書找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壹文的編者按和3月2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這兩篇文章都有批判經驗主義的文字。

　　5月3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最後壹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從醫院趕來參加了會議。關於批判經驗主義，毛澤東說他也有責任：“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壹遍，我是沒有看，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對不起春橋。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壹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這些話是為文革派緩頰。他又輕輕地敲打壹下文革派：“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壹些，不多，跟我差不多。”“我看江青是壹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他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對兩方面的意見分歧，毛澤東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些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是重點批評江青這壹邊的，但對另壹邊也批了。毛說“不要搞四人幫”時，還說：“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這是講1920年到1922年的歷史，也是暗指現在黨內的幫派。

　　5月4日下午，鄧小平到醫院同周商討批判“四人幫”問題。接著，王海容、唐聞生又來談了很久，談話主題也離不開批評“四人幫”。4日晚，周恩來在人大會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如何落實毛5月3日講話。這時，毛不讓下發他4月23日批評江青反經驗主義的那個批示，理由是《紅旗》已經發表了反映了那個批示的精神的文章。

　　4日，5日，周抱病起草關於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的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意見稿強調：在過去壹個多月時間內“有些報告、報刊社論、壹般文章、新聞報道、內部清樣，強調反修正主義的壹項經驗主義，放過了另壹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也不提了，這不能不是壹個錯誤。”這樣的後果是“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人。” 5月8日，周在人大會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研究落實毛5月3日講話的事。會上決定，等鄧小平出訪法國回來後（鄧5月12日-18日訪法）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確定由王洪文通知政治局全體成員。5月13日，王洪文才正式通知到政治局，周嫌太遲緩。在這以後，周找李先念、紀登奎、蘇振華、吳德、葉劍英等談話，18日鄧小平回來以後，晚上就同周恩來談話。5月21日，周恩來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寫信，指出是姚文元的文章最先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信中還提到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會議上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周建議將這封信送毛。張春橋在周恩來信的傳閱件上批道“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周恩來致信張春橋，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的來電中證明，張3月1日在總政的講話中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說：“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妳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身患重病的周恩來要把張春橋的錯誤坐實，為政治局批江青的會議作準備。周對譚震林、汪東興談到他的病情時說：“我估計還有半年”，他要求醫務人員把他的病情如實告訴他，以便於他安排工作。

　　為什麼從毛到高層官員對反經驗主義壹事大做文章？因為反經驗主義就是反對已經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反經驗主義也是反對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就是批周恩來的經驗主義。文革已經搞了九年，毛需要“安定團結”，毛離不開周恩來這壹批老幹部。在反經驗主義這個理論問題上做文章，說明毛在保衛文革和恢復秩序這兩個對立的問題上進退兩難。

　　5月27日，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毛的談話為依據，批判江青等人。鄧小平作中心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談對毛的5月3日的談話的理解，他說，主席批評搞“四人幫”，關繫到政治局的安定團結，關繫到“三要三不要”的問題。針對江青等認為4月27日對她的批評“過頭”壹事，鄧說“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過頭’，談不上‘突然襲擊’。”他強調江青的“三件事需要講清楚”：把1973年12月的批周恩來和葉劍英的事說成十壹次路線鬥爭；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反走後門，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1975年又批經驗主義。倒是問壹問，這是為什麼？不講明白，沒有好處。”鄧小平作發言時非常嚴厲，還憤怒地拍桌子。李先念在發言中也強調4月27日對江青的批評沒有過分。吳德、陳錫聯也發言要求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幫”。

　　5月28日，就批判“四人幫”問題，周恩來同鄧小平長談，在此前後，周同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王洪文、蘇振華等人談話，了解中央政治局批判“四人幫”的情況。

　　6月3日，政治局接著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開批判江青的會，開始有點冷場，因為大家還摸不清毛對江青的態度。葉劍英發言打破僵局。葉的發言中指出，4月27日的會議和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是不同的（江青等人認為4月27日的會和廬山會議進攻張春橋是相同的），是對的。他說，江青提十壹次路線鬥爭、反走後門、反經驗主義，都沒有請示主席。葉就這三件事嚴厲質問江青等人。在多數政治局成員的逼問下，王洪文在會上不得已作了檢查，他說：“壹年多來，總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發生的問題，主要由我來負責。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幫。反走後門，我是贊成的。兩次大會，我參加了。事先沒有報告主席。”在這幾次批判江青的會議上，批判者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毛批評江青的口徑，只抓住“三件事”窮追猛打，不敢超越“三件事”，還小心翼翼地肯定1973年12月批判周恩來、葉劍英的會是正確的。可見政治鬥爭的微妙。

　　6月初，毛讓江青到鄧小平家找鄧談話。鄧小平後來說，主席叫她來，她不敢不來。談得不好，好吹她的壹套，水平不高。可見江青並沒有向鄧小平認錯，只是按毛的要求，緩和關係。

　　第壹次批評會開完後，江青向毛訴苦，說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反攻倒算”，毛沒有鬆口。讓江青寫書面檢查。6月28日，江青交出書檢查。6月30日，周恩來將江青的檢查批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表示歡迎這壹檢查，並建議將江青的檢查送毛主席閱。毛圈閱了此件。

　　據稱，檢討以後的江青，壹掃以往那種不可壹世的驕橫氣焰，變得異常沮喪，連續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從1975年6月下旬開始，根據毛的意見，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經毛澤東同意，從1975年7月初開始，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江青並不服氣。1975年9月，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縣召開。江青邀請新聞記者和她帶去的幾十名文藝工作者，共100多人吃飯。席間，江青說：“在北京他們整了老娘壹個多月。”

　　對這次批判江青，毛澤東的態度到底怎樣呢？毛雖然批評江青等反經驗主義，但認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鄧小平是不是藉機小題大做？還是周恩來真正了解毛澤東。1975年4月28日，在江青第壹次挨批的第二天，周找吳德到305醫院談話。周心情沉重地說：“妳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的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妳是吃不消的”據紀登奎說，這期間周恩來找他談話時，除了注意聽外面的動向以外，還表現出對形勢的隱憂。壹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澤東態度，說主席還在看，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形勢可能還會起變化。

　　26

　　第二十六章從全面整頓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鄧小平全面整頓

　　四屆人大組閣老幹部占了優勢，江青挨了批判以後暫時認輸，不僅寫了檢討，還到鄧小平家裡示好。毛讓鄧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鄧小平順風順水，該是他放手大干的時候了。他要幹什麼呢：他要通過全面整頓，收拾文革造成的亂局。社會要安定，經濟要發展，生活要改善，這是老百姓的要求。在任何社會，群眾都不可能有持續的政治熱情，文革中搞了八九年，反反覆覆地多次折騰，原來滿懷政治熱情的人也厭惡政治。被運動折騰得疲憊不堪的人們，正希望有人出來結束亂局。在當時，鄧小平全面整頓是得人心的，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然而，毛澤東還在世，經過多年的灌輸，繼續革命理論在不少人心中還起作用，造反派雖然被邊緣化，但勢力猶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勢必與多年宣傳的理論、與文革造成的政治格局相衝突。為了取得全面整頓的合法性、懾服反對者，鄧小平打出了毛澤東的牌子：“以三項指示為綱”。

　　“以三項指示為綱”是指用毛的三項“最高指示”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哪三項指示呢？壹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林彪事件以後，毛多次講了要安定團結。1974年8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會上，毛在談到對跟林彪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要壹棍子打死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軍都要團結。”這表明了他要結束文革的願望。

　　搞好國民經濟是任何壹個執政者都必須做的事。在文革中毛壹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但革命有時會衝擊 生產，批林批孔運動壹度使經濟受到負面影響。1974年10月20日，在長沙，李先念向毛匯報國民經濟的情況時，毛對李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這以後，毛又表示過要搞好國民經濟的意思。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毛最為關心的事，他講了很多話。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發［1975］5號）。這個通知轉發了毛關於理論問題的壹系列指示。

　　這“三項指示”中前兩項是當時的緊迫問題，後壹項是毛的長遠戰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認為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小生產都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還是他1958年那種烏托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也包含這些內容。從根本上說，要真正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得發展商品經濟，毛澤東前兩項指示是和第三項指示是衝突的。鄧小平把這“三項指示”捆綁起來，作為“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實際上，他只落實前兩項，將“學習理論”虛置。“以三項指示為綱”實質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當時，從上到下都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種勢力在較量。文革派強調“學習理論”；官僚派強調“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官僚派的主張符合當時中國緊迫需要，所以稱他們為“務實派”。實現安定團結，就是打壓“派性”。打壓“派性”是以“建立生產秩序”的名義進行的。在鄧小平這壹類老幹部心中，“派性”就是造反派對權力機構不順從。打壓“派性”的重錘，最終落到那些不順從的造反派頭上。在壹些地方，打壓“派性”，成了老幹部對造反派實施報復的藉口。此時進入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多數已被排擠出來。文革中產生的革委會，已經恢復為文革前的官僚機構，還繼續留在官僚機構里的造反派頭頭（壹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都變成了官僚，再不是“群眾代表”了。

　　為了“全面整頓”，鄧小平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5日設立的，是鄧小平的智囊）起草了三個文件。

　　第壹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由胡喬木、鄧力群、胡績偉等人起草的。這個文件批評“打著紅旗造反”的人說：“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覆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壹些地方和壹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的階級基礎，有的本來就是地、富、反、壞、老資產階級分子，有的是從小生產者中、工人壹部分中，幹部壹部分中、黨員壹部分中蛻變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這正是文革初期，官僚集團評價造反派、鎮壓造反派時通用的說法。還說：“如果不把這些階級敵人鬥垮，不把他們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的任務，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評“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他們熱衷於拉山頭，打派仗，長期糾纏於所謂這壹派和那壹派的鬥爭，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的鬥爭，所謂‘儒家’和‘法家’的鬥爭。有的甚至為了達到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流合污，串通壹氣。” 文件向搞派性的人指出了兩種選擇：“壹條是改正錯誤，做壹個好的黨員；壹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壹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裡招手呢！”“‘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壹個階級的反，是代表哪壹個階級在造反”。“‘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麼性質的潮流，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還是反修正主義的潮流，是反正確的潮流，還是反錯誤的潮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們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些武器來反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來反對無產階級。”這實際是否定毛澤東號召的“造反”、“反潮流”，否定毛澤東提倡的“四大”。

　　這篇文章於1975年10月寫成，由於政治風向已變，沒有發表。

　　第二個文件是“工業二十條”（即《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是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等人起草的，於1975年11月完成。這個文件規定，要堅決整頓企業的領導班子，調整那些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復舊”、“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提倡建立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大膽放手抓生產。這個文件是整頓企業的綱領性文件，但沒有下達就轉了政治風向，其精神已傳達到基層。

　　第三個文件是《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這是胡耀邦、李昌等人主持搞的。當時科技人員大多被迫脫離了科技工作崗位，當體力勞動者使用，頭上還戴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個文件強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真正發揮作用；強調搞好科技工作。文件引用毛的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後來不承認他說過這句話。這個文件也來不及下達，但在知識分子中傳開了 ，很受知識分子歡迎。

　　這三個文件雖然沒有下達，但鄧小平早就成竹在胸，全面整頓已經展開了兩個月之後的5月8日，才在整頓鋼鐵時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

　　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動脈，當時的“動脈”經常堵塞，鐵路的貨運量計劃完不成，客車晚點幾個小時是經常發生的事。有些路段癱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必須首先使鐵路暢通。在鄧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發［1975］9號）於1975年3月5日發出。文件規定，“鐵路運輸必須由鐵道部集中指揮，鐵路職工必須由鐵道部統壹調配，鐵路的政治工作和運輸指揮工作必須統壹起來。”這個文件將鐵路系統的幹部任免權收歸鐵道部。“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特別強調要“整頓鐵路運輸秩序，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九號文件經過毛澤東“圈閱”，是整頓鐵路的“尚方寶劍”。

　　拿到“尚方寶劍”的鐵道部長萬里，3月9日就到問題嚴重的徐州鐵路局，召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宣傳九號文件，果斷地調整了領導班子，逮捕了顧炳華等壹批造反派頭頭。徐州鐵路局的秩序很快恢復，貨運量成倍增長。4月，萬里又帶領工作組到太原、鄭州、南昌等鐵路局，推廣徐州經驗。調整了領導班子，對派性嚴重的幹部撤職或調離。批鬥了近萬名派性嚴重的人，逮捕了2000多名違法犯罪分子，槍斃了壹百多人。大刀濶斧的整頓，鐵路秩序恢復了，堵塞疏通了，絕大多數鐵路局超額完成了計劃。這種運動式的鎮壓，難免有錯捕和錯殺的，被批鬥的近萬人中也難免有冤案。這為幾個月以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留下後患。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徐州地區貫徹執行中央9號文件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報告》反映：在整頓前，“許多領導幹部陷進了資產階級派性的泥坑。在相當多的單位中，不是用黨性掌權，而是用派性掌權。這壹派上了台就整那壹派，那壹派掌了權又整這壹派。幾經反覆，裂痕很深。”“近幾年來，那些用派性掌權的同志，又借各種運動之機整另壹派的幹部和群眾。批林批孔運動壹來，原來掩蓋的矛盾爆發了。”“壞人就趁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打著‘揭蓋子’的旗號，欺騙、拉攏少數群眾，向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瘋狂進攻，妄圖趁機推翻各級黨的領導。”

　　江蘇省的這個《報告》總結解決徐州問題的經驗是，緊緊抓住解決領導班子問題這個關鍵，對派性嚴重的領導幹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馬蜂窩”，限期改正錯誤，到期不改，採取組織措施。對群眾堅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擊。對極少數壞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群眾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考江蘇的經驗，解決各地區的問題。

　　敢批、敢斗、敢捅“馬蜂窩”的鐵手腕，會引發壹些人的反彈。政治風向壹轉，在整頓鐵路中受到打擊的人紛紛到鐵道部告狀。鐵道部牆上貼出了“萬里鎮壓造反派罪該萬死”“揪出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萬里”“萬里不倒，鐵路不跑”的大標語。到鐵道部上訪人數越來越多，最多高達400人。萬里等人的辦公室也被上訪者占領了。

　　蘭州鐵路局和鄭州鐵路局是兩個突出的例子。

　　蘭州鐵路局與省委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兩家的矛盾就很尖銳。在蘭州鐵路局內部，省委支持紅三司壹派，鐵道部支持紅聯壹派。當時中共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時發了三個文件，表態支持紅三司，軍隊就支持紅三司，爭取和團結另壹派。但是，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1975年中央九號文件決定把鐵路局收歸鐵道部統管。鐵道部派黎光整頓蘭州鐵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紅三司這壹派撤換了近千名幹部，把鐵道部支持的那壹派扶上來了，翻了“燒餅”。矛盾重新激化了。整頓不到半年，全國搞反擊右傾翻案風。被黎光工作組整頓下去的那壹派乘機又鬧起來了，黎光又來蘭州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被群眾圍斗，省里沒有支持他。1976年2月，黨中央領導人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叫洗恆漢上北京，和鐵道部壹道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會上明確指示，蘭州鐵路局以整頓為名是搞了右側翻案風，黎光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蘭州鐵路局仍然交給省委管。並且把當時鐵道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檢查送給洗恆漢，讓他修改。洗壹字未改送了回去。第二天，華國鋒又派人給洗送來，說鐵道部搞了右側翻案風，是“三個總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要翻案、總是要算賬）的問題，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叫洗大膽修改。同時又讓洗寫壹個《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希望洗寫的具體內容（包括點鐵道部和黎光的名）。在討論蘭州鐵路局領導班子時，紀登奎和萬里說：“幹部由甘肅解決。”洗說：“甘肅沒有懂這行的幹部，還是由鐵道部派人。” 紀登奎和萬里說：“鐵道部派不出來，還是由趙滔搞。”，趙滔不願干，就把他叫到北京，紀登奎和萬里同他談話，趙才表示繼續干，但要求在省上掛壹個職務。這樣，趙滔就在省上掛了個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鐵路局的班子就是在紀登奎和萬里的主持下定了下來，寫進了洗署名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中，並報毛澤東批准（蘭州軍區黨委和甘肅省委1982年11月給洗作的審查“結論”中說洗“重新奪了蘭州鐵路局的領導權”，這是後話）。

　　1976年2月中旬，洗恆漢帶著中央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指示，回來貫徹執行。在貫徹中，路局新成立的黨委把原來整頓中不該撤換的幹部又復了職。半年以後，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鐵路局兩派又鬧了起來，鐵路局又處於癱瘓狀態。1976洗恆漢到北京參加毛澤東的弔唁活動，對華國鋒說：“蘭州鐵路局可能要出點麻煩”。華國鋒當時說：“蘭州鐵路局問題是今年2月定的，是經過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毛主席同意的，還要繼續執行。有人找麻煩，還是照此辦。”紀登奎插話說：“中央作過結論的問題，絕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傾翻案風，堅決給以回擊。”

　　鄭州鐵路局和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差不多。就在這次，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也被叫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他和洗恆漢兩人同住京西賓館。由於面對共同的情況，有共同的看法，他倆在壹起發了壹些牢騷。

　　在鄭州，抵製鐵路整頓的是唐岐山。唐岐山，1931年1月生，河南開封人。195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為鄭州鐵路局鄭州機務段司爐、副司機、司機。參加過朝鮮戰爭，文革開始後任鄭州鐵路局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工代會副主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他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反擊右傾翻案風壹開始，唐岐山支持百輛汽車大遊行，組織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2月8日，劉建勛、唐岐山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解決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其中說：“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主要是局黨委第壹書記蘇華同志刮右傾翻案風，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這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絕不是孤立的。這是同鐵道部主要負責同志的錯誤指導思想分不開的。”還批評在整頓中“沒有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洗恆漢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也是批評鐵道部搞右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了劉建勛、洗恆漢的意見。萬里不得不作檢查。

　　整頓鐵路初見成效以後，又以鐵路為樣板對工業系統也進行了整頓。1975年5月8日到29日，鄧小平主持了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讓萬里介紹了整頓鐵路的經驗。29日，鄧小平講話中認為，鋼鐵工業整頓首先要建立健全企業的領導班子。還要同派性作鬥爭。他說：“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斗的就斗，不能慢慢吞吞。·····要發動群眾跟他斗，寸步不讓，而且要有壹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第壹次提到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這就是我們今後壹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刪除了這句話。

　　鄧小平雄心勃勃，除了整頓鐵路和工業以外，他還提出“整頓軍隊”、“整頓文藝”、“整頓科技”、“整頓教育”、“整頓農業”等，這就是他的“全面整頓”。

　　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的幹部會上講話，傳達毛主席“軍隊要整頓”的指示。在“三支兩軍”中，軍隊幹部，派出去壹批，提拔壹批，再派出去壹批，又提拔壹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幹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幹部大量超編成了突出問題。壹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壹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壹直到基層，也都是壹個正職，多個副職。“三支兩軍”中軍隊權力擴張，腐敗也相當嚴重。鄧小平抓軍隊五個問題：“腫、散、驕、奢、惰”。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軍隊調整編制體制等問題。葉劍英、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整頓”的任務。部隊各級軍政首長，壹個正職，壹兩個副職，剩下的統統清理。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中央軍委發出調整配備解放軍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幹部的通知。在軍隊裡，張春橋是政治部主任，主管幹部任免。但是，鄧小平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他壹當總參謀長，很快把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了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人的時候，張春橋不了解這些人，無法反對。張春橋向王洪文抱怨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不過是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治部上報，報告上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

　　在全面整頓中，鄧小平除了抓全局性的大事以外，還注意抓省壹級領導班子調整，他希望壹些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站在他這壹邊。

　　1975年秋，在中共中央任命賈啟允為中共雲南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之前，鄧小平叮囑他到雲南後要堅決反對派性，抓好領導班子的調整，團結、使用和依靠老幹部。鄧小平對賈啟允說： “不要怕人說妳是‘還鄉團’”“人家罵妳搞復辟了，妳的工作就搞好了。”在趙紫陽到四川赴任省委第壹書記之前，鄧小平也找趙談了話，也講了對賈啟允說的那些話。1976年3月，賈啟允在批鄧中揭發了鄧小平與他的談話，成為批判鄧小平的壹顆“重型炮彈”，趙紫陽卻秘而不宣。“四人幫”被抓、鄧第三次出山以後，賈啟允被革職，越紫陽調到中央擔任要職。可見，在政治鬥爭中“站隊”後果的嚴重性。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到上海，送走外賓後，鄧小平把馬天水請到他住的賓館，進行了壹次重要談話。馬天水，1912年生，1931年入黨，行政7級。文革期間，他是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員。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工業很有起色（文革期間我在天津當工業記者，聽到天津人抱怨“北京有楊壽山，上海有馬天水，天津無山又無水”，意思是天津缺乏領導工業的得力幹部，所以工業落後於上海和北京）。鄧小平說：“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況應該跟您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壹個批示。妳知道嗎？”馬天水回答知道，說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記者告訴他的。鄧進壹步問：“妳想過沒有？他們批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的代表人物是誰？他們要揪人囉！” “有人講批林批孔是11次路線鬥爭的開始，是什麼意思？！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鄧還對馬說：以後到北京，直接找李先念、余秋里，“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鄧小平哪裡知道，馬天水雖然是老幹部，在想法上和他是格格不入的。鄧小平走後，馬天水就向上海市委徐景賢、王秀珍等說了鄧小平和他的談話。馬天水還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交給王洪文。1976年2月，在中央的批鄧打招呼會上，在張春橋的鼓勵下，馬天水作了揭發性發言，說鄧小平“挖牆腳”，成了批鄧的“重磅炮彈”。

　　“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堅持“派性”的人受到打擊，生產秩序有所好轉。鄧小平把整頓的手伸進了江青的領域——文藝界。鄧小平多次向毛進言，毛澤東表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壹下，壹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這些，都符合群眾的要求。

　　到1975年7、8、9三個月，除了受到打擊的造反派有不滿情緒以外，多數人是支持鄧小平的。

　　但是，到10月，政治風向變了。

　　毛澤東轉變了態度

　　不能否定文革，這是毛的底線，誰觸犯了這個底線，誰就要倒霉。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觸犯了這條底線，毛不支持鄧了。毛是怎樣得知鄧小平觸犯了他的底線呢？他的侄子毛遠新起了重要作用。

　　毛遠新，1941年生於新疆，毛澤東弟弟毛澤民之子。1942年9月， 在新疆主政的軍閥盛世才將在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杜重遠、林基路等百餘共產黨人關押，最終將陳潭秋、毛澤民等殺害。毛遠新的母親改嫁給江西省副省長方志純。毛遠新隨母到了江西。後來在北京上育英小學、101中學，1960年，毛遠新進入了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壹學期後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4年，毛遠新回北京度假時，毛澤東同他有壹次談話。談到“接班人的五條標準”，談到“階級鬥爭是學生的壹門主課”，要求青年要不怕吃苦等。這個談話在大學生中正式傳達。所以，大學生都知道毛遠新這個人。文革開始，毛遠新在哈軍工參加組織“紅色造反團”。1974年，毛遠新在沉陽部隊擔任要職，後擔任遼寧省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9月下旬，因為他父親犧牲在新疆的緣故，毛遠新隨中央代表團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典，經過北京時，9月27日向他伯父毛澤東匯報了東北文革情況，10月10日，毛遠新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毛澤東把他留下，讓毛遠新當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的健康每況愈下，行動困難。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的手抖得厲害，拿不住筷子，吃飯、喝水都需要人喂。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壹些含糊不清的字句。中國的命運就繫於這樣壹個病夫的身上。

　　1975年9月27和11月2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遼寧省情況，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特別提出：這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壹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覆。”“1975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

　　在毛面前說“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僅有毛遠新，還有別人。毛對鄧小平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全是毛遠新等人的影響。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就在毛遠新到他身邊之前。

　　毛澤東眼睛不好，請北京大學女教師蘆荻給他念古文。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點，蘆荻向毛請教《三國演義》、《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時，問毛：《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句話是不是主席說的？毛澤東說是自己在武漢說的。蘆荻問：既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麼，《水滸》還有什麼好的呢？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而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壹派反對那壹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毛澤東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壹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壹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毛說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實。他提出：“《水滸》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為了儘快出版《水滸》的三個版本，當天，就將毛的談話稿送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立刻向毛寫請示報告，請示報告說：接到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後，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目。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於反修防修，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姚的報告還對如何貫徹毛的指示提出了具體意見。毛批示：“同意。”8月18日，姚文元就向毛報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關於評論《水滸》的規劃，兩報的規劃都從批判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調和論以及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擬出了壹些選題。毛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同意。”從此，報刊上壹陣掀起了批判《水滸》的高潮，壹些單位組織了評《水滸》的“理論小組”。

　　文革派當然會利用毛評《水滸》的指示，江青立刻活躍起來。8月下旬，她同文化部長于會泳、副部長劉慶棠談所謂評《水滸》的“現實意義”，聲稱“《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她所說的“有人”，顯然是指周恩來、鄧小平這股力量。周恩來病重，主要是鄧小平了。九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江青和鄧小平唱起了對台戲。鄧小平在會上講整頓：“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江青卻大談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她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和歷史評論，它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壹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占據了各重要崗位。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在醫院裡的周恩來對評《水滸》非常敏感。他讓人找來《水滸》的幾個版本進行研究，說：“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作的！”7月1日，周恩來在會見泰國客人，由李先念和喬冠華陪同，客人走後，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還沒有走，醫院工作人員要求同周合影。周恩來答應了，當排好位置、杜修賢正要拍攝時，周恩來說：“這是我最後壹次同妳們合影，希望妳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叉。”9月20日，周恩來再壹次動手術，手術前，他要來了自己於1972年6月在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所謂伍豪事件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9·20”。在進入手術室時，周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鄧小平極力把毛關於《水滸》的談話和現實鬥爭分開。8月21日，胡喬木問他，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談話是不是特別有所指？鄧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時，談到評《水滸》批投降派時，代表團成員問：妳能不能告訴壹下，現在中國有什麼投降主義的實例？鄧小平回答說，劉少奇、林彪就是。

　　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壹書記黎筍，毛對黎筍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壹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也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鄧小平）只有他算壹個壯丁。”送走黎筍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當談到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時，毛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此前，華國鋒向毛請示說，江青要求放她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毛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面對領導危機，毛澤東怕江青搞亂局面，他還需要鄧小平這個“壯丁”維持局面，他壓制江青。但是，他看到清華大學劉冰的兩封信後，決定放棄平衡政策，全力保衛他平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劉冰，文革前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作為他當年的學生，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壹是他在學生中極力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在《光明日報》上還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長篇文章。我感覺他是壹位堅定的、嚴厲的政治工作者。第二件事是，大概在1966年6月底的壹天，我正在大禮堂前大草坪西南角處看大字報，突然幾輛小轎車從二校門開了過來向左轉向工字廳。我看到壹個人從小車裡伸出腦袋大喊：“我是黑幫! 我是黑幫!”這就是劉冰，他向路邊圍觀的人顯示“態度好”。他的這種表現，使我多年對他有不好的印象。讀了他2008年出版的《風雨歲月》，我才懷疑我看錯了或者聽錯了。從他的書中得知，6月28日，他被從北京飯店押回來，他寫到“從二教到工字廳”這壹段路（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的情況時說：“我胸中燃燒著憤怒的火焰，我不能容忍對我人格的侮辱，我奮力大聲叫著：‘妳們太不像話，我抗議！’”

　　文革初期劉冰被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打倒”。由於他態度好，清華“4·14”這壹派1968年就想支持他“站出來”。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數萬名解放軍和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結束了兩派武鬥。196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冰被“解放”的消息，成了被“解放”的老幹部典型。1970年1月，由於劉冰“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了，成了清華校黨委副書記，1972年成了常務副書記。工宣隊進入清華後，校黨委書記由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兼任，革委會主任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兼任。1972年1月，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宣傳科長遲群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工宣隊第壹把手。毛澤東的機要員謝靜宜成為校黨委副書記。他們自稱“毛主席的兩個兵”，掌握了清華大學黨政大權。壹些文革史把遲群、謝靜宜說成是造反派，這是誤會。他們沒有造過反，相反，他們是毛在1968年7月28日拋棄了造反派之後，被毛派到清華去收拾反派的。他們不是造反起家，而是收拾造反派起家的。但他們的思想體系是跟著毛的，是肯定文革的。

　　黨委常務副書記劉冰，和遲群、謝靜宜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在工作上都格格不入。在政治傾向上，遲群、謝靜宜是文革派；劉冰傾向鄧小平。劉冰傳達鄧小平8月3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謝靜宜大嚷大叫：“我和遲群都告訴過妳，凡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向下傳達時要經過我們，而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就傳達呢？”劉冰看到“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壹尊凶神”。劉冰回答說：“鄧小平是黨中央副主席，他的講話為什麼不能傳達？我這個主持黨委常務工作的副書記，沒有權力和義務傳達嗎？”謝靜宜無言以對，氣呼呼地甩了甩頭髮，扭頭走了。

　　遲群、謝靜宜和劉冰等人的矛盾已經公開化，黨委無法工作。劉冰和校黨委副書記惠憲鈞、柳壹安、黨委常委呂方正於1975年8月13日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只告遲群1 人。惠憲鈞、柳壹安、呂方正三人都是1968年7月作為工宣隊的領導成員進駐清華的。

　　信中先是肯定了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形勢大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志在讚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作風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壹言堂，搞家長制，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信後附《關於遲群同志問題的材料》。其中列了六大問題：壹，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二，毫無黨的觀念；三，搞壹言堂，家長式惡劣作風；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五，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說遲群“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這個問題時寫道：“十大和四屆人大後，他沒當上中央委員，沒當上部長，極端不滿，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干。深夜壹個人跑到校外的馬路上、野地里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壹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鏡，摔傷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砸碎。······”告狀信的前面寫“小平同志轉呈主席”。

　　這封信寫成後，劉冰先是請胡耀邦送鄧小平。胡耀邦說，我現在是科學院負責人，妳是清華大學的，不屬於壹個系統，我幫妳轉信不合適。後來，他們直接到鄧小平家門前，通過門前的警衛戰士轉給鄧的秘書王瑞林。信送上去後壹個多月沒有音訊。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謝靜宜兩人。說謝靜宜“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著遲群的手講壹些不合原則的話”“我們期盼中央解決我們的班子問題”。這封信還附有《關於遲群同志的錯誤補充情況》。第二封信寫成後，王瑞林不願意接收，就通過教育部原副部長李琦轉給胡喬木，由胡喬木轉給鄧小平。

　　劉冰並不是寫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寫信的直接起因是清華工宣隊原負責人之壹柳壹安。柳原是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幹部，壹度從清華工宣隊調往學部工宣隊。他從學部工宣隊工作又調回清華，遲群沒有給他安排工作。柳開始發起並聯繫惠、呂二人，準備聯名“上書”毛澤東，反映遲群的問題。惠、呂二人想到，寫信給毛澤東本人，還必須有壹個比他們“高壹位”的清華主要負責幹部署名更有力量。經過劉冰的同意，他們四人達成了寫信給毛澤東的決定。他們四人寫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澤東派人來清華大學了解遲、謝問題，進而最終把遲、謝從清華“搬走”。

　　毛澤東看了第壹封信後對秘書說“先放著”。第二封信告了謝靜宜，謝靜宜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壹。毛澤東看了第二封信後讓秘書把第壹封信找出來，又看了壹遍。在這期間，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毛澤東聽了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在遲群身上。”毛澤東早就對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言論和行為十分不滿，他需要找壹個導火線，劉冰的兩封信給毛澤東以導火線。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夫人後同李先念、汪東興等談話說：“現在有壹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壹批評就要打倒，壹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從說批江青轉到遲群和小謝，說明他對幾個月前批判江青耿耿於懷。毛還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

　　如前所說，劉冰的信只不過是導火線，真正的原因是毛對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否定文革不滿意，對鄧小平猛烈地批評江青不滿意。早在4月28日批評江青的第二天，周恩來就預言“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妳是吃不消的。”在周恩來看來，眼下正是今後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重病纏身，來日無多，鄧小平已經掌握實權，只要穩紮穩打就行了。當時周恩來曾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葉劍英也有同樣的看法，但鄧小平聽不進去。形勢逆轉後葉劍英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壹個人打天下，不碰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毛澤東終於反攻了，不過，開始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鄧小平，而是要他肯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要鄧小平肯定文革

　　1975年11月2日，聽了毛遠新關於鄧小平等對文革態度的匯報以後，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妳和小平、東興、錫聯談壹下，把妳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妳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1月2日晚，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同鄧小平壹起談話。毛遠新提出了11個問題，毫無保留地壹壹進行批評。鄧小平說：“遠新同志啊，照妳這麼說，我是執行了壹條修正主義路線囉！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壹點還是壞壹點，可以想壹想嘛。”年輕氣盛的毛遠新很不客氣地對鄧小平說：“不錯，妳搞的就是修正主義！”鄧小平雖然不同意毛遠新的意見，但還是表示要檢討。

　　11月3日，毛遠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匯報了四人談話情況，毛澤東說：“妳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妳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毛遠新說，小平同志後來收回了原來的話，毛澤東聽了很高興，說：“他要有個轉彎，他開始轉彎了，小平同志態度好。”毛澤東指示，談話增加四個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毛說：“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壹、打倒壹切，二、全面內戰。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壹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壹下也好。妳們八個人先討論，壹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著急。”

　　11 月4日晚，毛澤東聽取毛遠新匯報8人討論的情況。毛遠新說，他們對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意見很大。當匯報到汪東興講“主席壹個時期批評這些人，壹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壹致起來，不要壹批評就要打倒”時，毛澤東點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妳人多人少。毛遠新請示會議的開法時，毛澤東說，會議還要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就是幫助他（指鄧小平）及大家，互相幫助，搞好團結，搞好工作。毛澤東交待：會議的情況，不要告訴江青，什麼也不講。他怕江青感情用事，打亂他的政治平衡。

　　毛澤東不要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要按勞分配，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實現全民完全平等的“大同”理想。1958年，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造就了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饑荒。文革中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他理想的“天國”。他已到垂暮之年，自認為這是他最後壹個國慶節，他自知文革的目標肯定不能實現，但他希望把這個理想傳下去，讓後來人實現。

　　“八人批鄧”開始後，鄧小平判斷：主席不信任他了。於是向主席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軍職。毛主席同意了小平辭去軍職的請求，但仍然讓小平負責分管外交工作。政治上已經不被信任，還緊握軍權不放，對自己對毛澤東都是十分危險的。林彪的結局就是前車之鑑。鄧小平明智，毛澤東也很警覺。

　　11月13日，為了讓更多的幹部對批評鄧小平有思想準備，以免被動，毛澤東指示向更多的幹部“打招呼”，並寫了壹個批語：“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到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壹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壹情況。這壹些老志要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李井泉等幾十個人要打招呼。” 主管教育的周榮鑫，主管科技的李昌、胡耀邦，參與起草“三項指示為綱”的胡喬木等，都是支持鄧小平搞全面整頓的，都處於挨批評的地位。

　　持續八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停止了。

　　11月15日、16日，按毛澤東的指示，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等列席會議。鄧小平主持會議，讓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對劉冰信的批示。列席者也被迫對寫信、轉信做出了交待和檢查。劉冰第壹次聽到毛對他的告狀信批示的全文，11月2日，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清華只傳達大意。劉冰在他的書中描述了聽到毛遠新傳達時的心情：“真如晴天霹靂！我靠在沙發上，腦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律加快，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會場上什麼人再說什麼，我全都沒聽到，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說我矛頭對著他老人家，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這之前，清華大學了舉行了十多次“辯論會”，批判劉冰。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回校後，清華召開了萬人規模的“辯論會”，實際是批判劉冰的萬人大會。

　　鄧小平以退為進，試探毛對他的態度。11月15日，鄧小平給毛寫信說：“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時，經主席批准，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開的17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請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壹會再說。”毛澤東這個批示，雖然暫時讓鄧繼續主持中央工作，但模稜兩可，看不出他對鄧的態度。

　　毛沒有明確的態度是因為他在接班人的問題上遇到了困難。

　　毛希望王洪文他能成為接班人。在中共十大上，他讓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他在工總司中有威信。他處事比壹般造反派謹慎，為人隨和。工總司總部的壹些老造反，相互之間會有所不服氣，但對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數幾個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貼的。但是，火箭式的提拔，他不能在各個台階上積累經驗，也無法建立各層人事關係。他又不是壹個努力學習的人。壹次接待壹個外國總統，他事先沒有準備，連外交部送來的材料也沒看。接待時什麼也談不出，只翻來覆去地問那位總統：妳到中國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存心記錄這些話，寫成簡報送毛，毛看了很生氣。有壹次毛同王洪文講張勳復辟的事，王不知道張勳是誰，毛只好說，妳自己去查。毛對王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葉劍英寫信給毛，建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批示“同意”。從7月開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政治上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後就不打算去北京了。他對上海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說：“文化大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我這個副主席，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不承認新幹部，好多地方新幹部都被打下去。還要圍繞文化大革命斗。妳看鄧小平的講話，不很清楚了嗎？”王洪文在上海無所事事，除了視察工作，就是吃喝、打獵、釣魚、看電影。馬天水說：洪文在上海沒事幹，鄧小平這個人很能抓權，我們要勸他趕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權沒有了，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沒有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次勸王洪文回去。

　　11月15日，王洪文回到北京。他依舊吃喝、打獵、釣魚。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壹次，王洪文又被葉劍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後，他的學習輔導員肖木同他談了三個小時，勸王洪文不要沉湎於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說：“我有我的難處，我難以展開工作，許多人根本不承認‘十大’的路線，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認。只有葉帥是支持我的，葉帥叫我回來，我也不好推辭。”

　　毛澤東拋棄了他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只能期待鄧小平。毛澤東最期待的是鄧小平表示支持文革，他讓鄧小平主持作壹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到生命最後的時刻，他最關心的是他平生做的第二件大事——發動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他希望官僚集團和文革派在文革問題上達成共識，共同接班。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即前面提到的17人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鄧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鄧小平說的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用毛澤東11月13日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上的，陶淵明原文是“無論魏晉”，毛說成“何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無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何論魏晉”。可見鄧的說法來自毛。如果這樣，那就是用毛的話來頂撞毛澤東。鄧小平真的在文化革命的評價上和毛頂牛嗎？文革被否定以後，所有寫文革的文章和書籍，對這個問題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對這個說法還需要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鄧小平壹直是緊跟毛澤東的，反右派，大躍進，和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鄧都是站在前列的、態度十分堅定的主將。但他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在學生和群眾中抓“右派”等方面和劉少奇站在壹起。為此，他作過多次深刻的檢查。在他向毛送上的多次檢討中，都表明了肯定文革、擁護文革、永不翻案的態度。就在毛讓他開會對文革作出評價的兩個月前，即1975年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講話中，就有對文革的壹個非常合乎毛澤東口味的態度。當年新華社向編輯、記者傳達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下面是我當年的記錄：

　　代表團問：關於對水滸的評論，有的地方不理解。如果警告人民不要做投降派，是指國內還是指國外？

　　鄧答：是講國內的事，在某種意義上對國際有點用處。主要是兩點：第壹點，這本小說是壹部在中國影響很大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對它的評價存在著不正確的觀點。這部作品實際上是宣揚投降主義，需要在人民中澄清對它的評價。第二點，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有現實意義，但人民不要孤立地看對水滸的評論，要從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來看。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我們的主要責任是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就是投降派。自從赫魯曉夫在蘇聯上台以後，20年來把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搞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根據蘇聯的經驗，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國內完全復辟了資本主義，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必然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必然在世界上搞擴張主義，在世界上爭奪，必然要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特別是剝削第三世界國家。1956年蘇共20大以後，19年來，我們壹直提出壹個問題，即中國能否避免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道路？中國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認為必須避免，也可以避免。辦法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就是搞群眾運動，使人民都了解什麼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和不久前毛主席號召開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都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搞復辟，反對投降主義，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壹個內容。現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開展對水滸的批判，也是理論學習內容之壹。我們每搞壹次運動，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批林批孔也好，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好，評水滸也好，國際上都要進行猜測，好像中國國內又出了什麼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人們不了解這是我們壹貫的、至少是19年來壹貫的路線。特別是自文革以來，在十年的時間內，我們用最廣泛的和家喻戶曉的辦法開展群眾運動，使人人都參加批判。有些人總猜測，是否發生了這個人同那個人的鬥爭，這壹派同那壹派的鬥爭？他們根本不懂，這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說中國有問題，這點不錯，中國是有問題，這就是兩個階級的鬥爭。不僅過去有，而且將貫串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今後還會有類似對水滸評論這樣的事。如果要猜就猜不完。他們可以每年猜壹次或兩年猜壹次也猜不完。如果人們能從毛主席制定的路線、政策來理解就明白了，就用不著每發生壹件事就猜壹次。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不稱霸就是要保證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復辟。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要搞資本主義，就壹定會成為社會帝國主義，我們壹定要避免這種情況。為此，我們就要不斷地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批判水滸就是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批判投降主義。我勸妳們注意，妳們別怕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妳們要怕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儘管妳們不喜歡社會主義。

　　代表團成員問：妳能不能告訴壹下，現在中國有什麼投降主義的實例？

　　答，劉少奇、林彪就是。在思想領域裡，資產階級思想總是存在的，這個鬥爭也是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

　　壹，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代表團成員提出中國領導人繼承問題：怎樣把毛主席的路線和哲學思想繼承下去？

　　鄧答：我們自己非常注意這個問題。毛主席講，要培養接班人，所謂接班人，不是中央壹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培養千千萬萬個接班人的問題。我剛才告訴妳們，包括評水滸就是幹這個事的。斯大林主要錯誤之壹，就是沒有教育後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沒有搞群眾運動。所以，象赫魯曉夫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上了台，群眾雖然對他極不滿意，但也束手無策。鑑於這個經驗，我們根據毛主席的壹貫教導，搞群眾運動，做到家喻戶曉，包括小孩子在內，使全國人民有壹個清醒的頭腦，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什麼是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事情就好辦了。例如林彪叛逃時帶走的最大的隊伍就兩個人，壹個是他的兒子，壹個是他的婆娘。群眾有清醒的頭腦，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就提高了，這是對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可靠的保證，這些我們還要繼續做，恐怕還要做壹百年、兩百年、三百年。我們每搞壹次運動，世界上議論中國又再亂了。就是這亂，可有好處呢。每亂壹次就提高壹次人民的覺悟，就使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壹步。斯大林死的時候蘇聯多平靜啊，就是這樣平平靜靜地復辟了資本主義。這是壹個很深刻的教訓。不平靜才能推動社會前進，社會平靜了，就死水壹潭，社會不前進就死了。所以我們認為不平靜是正常的，平靜是虛假的。

　　二， 關於建立太平洋無核區的問題：

　　我們對核武器的原則立場有兩條：壹是有核國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所有國家平等參加討論壹起銷毀核武器。我們不提倡核擴散，但我們更反對核壟斷。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92頁，有9月5日鄧小平接見克羅斯為團長的新聞代表團的記載，但當年向我們傳達的內容，除了核武器的內容以外，壹字也沒有記載。這樣的刪除，大概是怕這段文字削弱了鄧小平否定文革的堅定性吧？

　　毛讓鄧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決議，其意不僅是給鄧小平壹個機會，希望他肯定文革以後和文革派聯手接班，還希望壹些反對文革的老幹部轉變看法，然後在肯定文革的認識基礎上結束文革，在他有生之前為文革劃上壹個句號。鄧小平認真考慮了毛澤東要他主持文化大革命決議的要求。他曾要紀登奎幫他起草這個決議，紀登奎開始答應，後來推掉了，鄧聽後大怒，氣沖沖地走了。從鄧同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談話來看，鄧是可以完成毛交給他的這個任務的。

　　由於鄧小平沒有就文革問題向毛交上壹個滿意的答卷，再加上文革派的推動，使批鄧壹步壹步地升級。

　　全面反擊右傾翻案風

　　反擊右傾翻案風從什麼時候開始？應該說，從毛澤東對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明確表態時就開始了，這是1975年10月19日。從4人談話、8人談話、17人政治局會議，到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這是逼鄧小平轉變態度，逼鄧小平主持作壹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並向壹些領導幹部打招呼，要求他們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

　　11月21日，鄧小平向毛報送關於打招呼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壹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136人的名單，並擬了壹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說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是“造謠誣衊、顛倒黑白”，傳達了毛對兩封信的批示，《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寫道：“中央認為，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壹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鄧小平宣讀由毛澤東審定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26日，中共中央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作為1975年23號文件發到省級，劉冰的兩封告狀信作為這個文件的附件。12月10日將這個文件發到基層。從此，反擊右傾翻案風從高層會議向全國範圍內展開。

　　1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作了檢討，在檢討中，他檢查了整頓中的壹些作法，在談到對派性，對老中青三結合，對新生事物，特別是對文化革命的態度後，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1976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作壹次檢查，其中說，提出要以“三項指示為綱”這樣重大的問題，既沒有請示主席，也沒有提到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會後將檢討記錄送給毛，請求見毛壹次，說“我除了繼續聽取同志們的批評幫助以外，總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面陳述自己對於錯誤的認識，取得主席的教誨，當然應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毛批示：“鄧小平同志第二次檢討，印發政治局討論。”毛沒有同意鄧小平見他的要求。

　　1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再作檢查。文革派在會上輪番對鄧小平進行指責和批判。晚上，鄧小平致信毛澤東，送上白天在會上的發言稿，還說：“我兩次要求面見主席，除了講自己的錯誤和面聆聽主席的教導外，確實想談談我的工作問題。”“現在，已經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准。”第二天，毛聽取毛遠新關於20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匯報。毛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壹棍子打死 。毛遠新說，上次主席徵求幾個人的意見，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壹個主要負責人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毛澤東選定的第四個接班人華國鋒開始登台。

　　從1975年11月底至1976年1月，文革派在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進行“幫助”，實際是揭發批判。當時，張春橋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對上海來的人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麼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壹言不發，就是坐在椅子裡，壹支接著壹支地抽煙，穩坐釣魚臺。·····他說耳朵聾了，聽不見別人發言，可是，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另壹邊輕輕的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赤啦壹下站起來就走。”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後，轉變了對鄧的態度，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下定把鄧小平打下去的決心。毛澤東在接見重要外賓時，鄧是少數在座者之壹。１２月２４日，毛會見達科斯塔總統時，鄧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後毛接見外賓時，鄧小平再也沒有陪同過。

　　1976年1月21日，在文革派的推動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代總理、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通知》，此件發到縣團級。通知只有兩句話：“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鄧小平和葉劍英兩人都失去了權力。說葉劍英生病只是壹個藉口，在批判鄧小平的緊要關頭，將主持軍委的大權交給毛信任的人才是實情。毛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毛遠新向張春橋傳壹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

　　林彪事件以後，毛喜歡用四方面軍的人，即他當年的政敵張國燾的部下。從此，四方面軍的謝富治、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都是毛的依靠力量。陳錫聯也是四方面軍的人。抗日戰爭期間，陳錫聯任八路軍129師769團團長。1937年10月19日，他帶領部隊偷襲日本在山西的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24架。22歲的陳錫聯壹時名揚天下，以後歷任軍隊要職。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期間，陳錫聯是沉陽軍區司令兼政委，還兼任遼寧省革委會主任。在此期間，他全力支持毛遠新，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而葉劍英不僅是“二月逆流”的幹將，1973年和周恩來壹起因外交問題挨批，林彪事件以後，力主批左。在批判江青時，也是站在鄧小平壹邊。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指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各級領導，要站在運動前列，特別是在右傾翻案風中，受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互影響犯有錯誤的壹些同志，要帶頭揭發批判”。從此，運動的名稱由“反擊右傾翻案風”改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3日，中共中央將華國鋒的講話轉發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 5號）。從此，全國就公開“批鄧”了。

　　這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是開批判會，壹些單位也寫大字報。下面是我在天津採訪的記錄摘要：

　　鄧小平下台、公開批判鄧小平以後，幹部群眾中有不少懷疑情緒。天津冶金局黨委討論時有人說：“看來上當受騙是難免的，上了林彪的當，現在又上了鄧小平的當！”二輕局壹位幹部說：“太突然了！壹個多月前還主持中央工作，現在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交通局壹位幹部說：“葉劍英19號還接見外賓，看來身體很健康，怎麼突然病了？不好理解！”百貨大樓壹位售貨員說：“形勢剛剛穩定，又開始了新的壹場鬥爭，真是有點人心惶惶。”

　　懷疑歸懷疑，從上到下的黨政系統還是認真組織運動。天津市召開了5000多人“工農理論隊伍學習報告會”，市委書記講話。發言者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折衷主義和詭辯論”、“上智下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天津各工業局的領導幹部到各廠發動群眾。很多工廠也開了全廠的批判大會，車間班組的政治學習也是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為中心。1975年底，天津工交系統共有理論小組103，003個，理論隊伍913，330人，占職工 總數的12.1%。自1976年2月11日到3月6日，天津動力機械廠開了250多次批判會（其中全廠大會兩次），寫了3，000多張大字報，有的車間發言人占職工的百分之八十。各單位都舉辦學習班，組織理論骨幹隊伍。逐字逐句地學習中共中央4號文件。工人們對“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提法反映強烈，認為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來看問題的，是為人民群眾說話的。天津棉紡壹廠設立了大字報區，也貼滿了大字報。2月7日全廠動員大會以後，第二天就貼出了100多張大字報，寫了50多篇批判文章。

　　在工廠里，上述批鄧活動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多是表面文章，不像文革初期的大字報那樣批評本單位人領導人。當時有規定，大批判矛頭對準“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至今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不聯繫本單位、本地區的具體問題。不要搞戰鬥隊，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不能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所以，這場運動沒造成大的混亂。大批判中很多是形式主義的東西，上面介紹的大字報、批判會、批判文章的數字也是應付上級和新聞單位的，有很多浮誇成分。

　　多數人對批鄧持消極態度。壹些政工幹部、宣傳幹部隨著政治潮流，在報刊上造輿論。表面上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有壹定的聲勢，實際上跟著跑的人不是很多。

　　少數不怕死的人對批鄧運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重慶鋼鐵公司機修廠技術員白智清是突出的壹個。１９７６年２月７日，他以“祖國忠誠的兒子，重鋼職工白智清”的真實姓名，在重慶解放碑貼出了題為《我愛我的祖國》的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喪盡天良的牲畜們”弄得這幾年“多少個煙囪停止冒煙，多少部機器停止運轉，多少輛火車停止運行，鋼產量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赤字上升”，大字報頌揚鄧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鋼產量是近十年來淨增最多、上升最快的壹年，是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全面恢復的壹年”。3月4日，他又在成都鹽市口貼出了抨擊張春橋的長篇大字報。６月３２日白智清被捕。（１９７８年７月３１日被釋放出獄。2005年2月，白智清以工程師的身份從重鋼集團退休。退休後出版了《冷眼看中國》、《淚眼看中國》等著作。）清華大學是毛澤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試點，大字報很多，到清華看大字報的人也很多。清華的《大字報選編》印了八九本，向全國各地散發。有的單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很激烈，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將軍被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主要人物之壹。當時的國防科委副主任、著名導彈專家錢學森，旗幟鮮明地同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壹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寫的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陪同張愛萍到導彈發射場時發生的事情，張曾指著地圖跟他說：“這裡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他還在批鬥會現場說：張愛萍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張愛萍當場心臟病突發住院。

　　各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由於運動多次反覆，每壹次反覆都有壹部分人受到打擊。在1975年以前各次受到打擊的人們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壹些原造反派負責人，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文革早期的社會地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生命最後壹年的作為，隨著他向生命終點逼近，他身邊兩種政治力量，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文革派已經失去了群眾的支持，除了小部分挨過整的造反派企圖藉機翻身、為數不多堅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們以外，支持文革的人很少了。官僚派由於他們恢復秩序的努力比較合乎民意，支持的人越來越多。雖然批鄧有壹定的聲勢，但文革派的失敗和官僚派的勝利已經露出端倪。由於造反派利用批鄧機會再壹次抬頭，壹些省出現了亂象。

　　雲南省：1976年1月，“八派”負責人黃兆其（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劉殷農（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塗曉雷等人，用“秦臻”、“姚雨”等筆名，在昆明街頭張貼了《誰是劊子手》、《雲南問題宣言》、《轉嫁危機的新陰謀》等大字報，說雲南省委[1975]26號文件，是“對新生力量大砍大殺”，說鄧小平是“資本主義的復辟狂”、“扼殺新生力量的劊子手”；說省、市委和省屬16個部、委、辦、局的25名領導幹部是“還鄉團主要骨幹”；呼籲“把走資派把持的黨、政、軍、財、文等大權奪回來!”

　　雲南賈啟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參加了2月25日華國鋒主持的批鄧會議，會議期間，文革派中央領導人同朱克家個別談話。回到雲南，朱克家把文革派領導人的講話告訴黃兆其，並說中央首長要他幫助省委領導轉好彎，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證的。

　　朱克家是1969年到雲南省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識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壹篇關於他的事跡報道，以後多家報刊都有報道。經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提名，朱克家成為“十大”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四屆人大代表。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同黃兆其、劉殷農成了雲南省的積極帶頭人。

　　1976年3月6至28日，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轉發華國鋒在2月25日會上講話的通知。在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的壓力下，省委把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擴大到638人。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朱、黃、劉等人採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壹方面由他們在會內批判鄧小平和省委；壹方面組織壹些地、州、市的壹些人，到會上揪斗省、地、州、市黨委領導幹部，衝擊會議。

　　省委書記賈啟允在3月13日的會議上，作了題為《我的揭發、批判和初步檢查》的發言，揭發1975年9月21日鄧小平對他來雲南工作時的談話，檢查自己到雲南後“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他的發言成了“批鄧”的“鋼鞭材料”。此後，全省壹些剛落實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領導幹部又被打成“復辟派”、“還鄉團”。

　　3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隊部分人，說局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刮了右傾翻案風”，要求改組交通大隊領導班子。為此，他們提出“走資派不倒，紅綠燈不亮”的口號，“集體罷崗”近7個月。

　　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在權力機構主持“劃線站隊”中，對“炮派”實行了殘酷鎮壓。打手大多是“八派”的人。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抓了壹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開始後，在“八派”頭頭黃兆其及劉殷農、朱克家等人的壓力下，1975年3月底4月初，省委釋放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中逮捕關押的120多人。壹些地方給被釋放的人戴上大紅花，彩車接送，還安排大批人馬敲鑼打鼓、放鞭炮，擺宴席慶賀。

　　5月4至21日，省委召開理論討論會，學習和討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問題。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要求把會議變成“批鄧”和“揭發省委的戰場”，“同走資派鬥爭的場所”，點名要省委領導人到會檢查。還把壹大批剛剛出來工作的老幹部說成“還鄉團執政”、“復辟派掌權”。會後，有些地方召開了類似會議，揪斗所謂的“還鄉團”、“復辟派”。

　　六七月間，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用手中的權力，抓緊“突擊納新”、“突擊提干”、“調整充實領導班子”，“補充新生力量”，實行“提、補、納、調”的方針，加強了他們同壹觀點的人在各級權力機構的力量。

　　6月，在震莊賓館開了40天常委會議，集中批判賈啟允和省委貫徹執行省委[1975]26號文件的問題，於7月25日形成了《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會議紀要》(雲發[1976]40號)。文件宣稱：“去年夏季以來，省委積極執行了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刮了右傾翻案風，犯了路線錯誤，造成了嚴重後果”。賈啟允說：“按照省委40號文件轉彎，是不可逾越的壹步。”文件下達後，不少因派性嚴重被下放或調動的幹部又官復原職，落實政策後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又被趕下台。

　　湖北省：壹些進入了“三結合”領導班子的造反派負責人，在鄧小平全面整頓中被下放到公社。胡厚民﹑張立國﹑朱鴻霞﹑夏邦銀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省委﹑省革委會對下面的內部指示是：這些“派頭頭”在武漢會鬧事﹐放下來監督。1976年2月﹐省委通知掛職鍛煉的群眾代表回武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農曆正月初壹到初十，造反派頭頭開始串連，開始了新的壹場鬥爭。他們將致省、市革委會領導人的公開信貼到市中心。將“緊跟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打倒鄧小平，消滅還鄉團！”的巨型標語貼到長江大橋上。他們組織報告團，到各單位作報告。他們要求省市領導人從思想“轉彎子”，從組織上讓造反派進領導班子，“補台”到革委會。其中謝某從農村回來，省委書記趙修把他帶著，到鐵路各個局站介紹說，這是小謝，省委準備要補台，把他安排在武鐵分局當革委會副主任。此間，壹些人為關在監獄的“鋼二司”的負責人楊道遠翻案。

　　湖南省：1976年春，省、市革命委員會中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原造反派負責人與骨幹成員，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以省、市總工會為大本營，發動了向張平化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擊，企圖實現權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過的強勢地位。

　　浙江省：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壹開始，以前被處理的造反派又開始串連活動。1976年2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上浙江參加會議的五人草擬了壹份貫徹打招呼會議的意見，認為1975年浙江存在右傾翻案風，批派性、辦學習班都是錯誤的。王洪文要譚啟龍留在北京作檢查，省委工作由賴可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三結合領導幹部)主持。3月，省委宣傳部組織大專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參觀學習反擊右傾翻案風經驗。

　　四川省：成都原兩派造反組織“紅成”和“8·26”雖然早已解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中，原來這兩個組織的部分骨幹成員，因為自身權利要求未得到滿足而不時聚集起來與各級黨委抗衡。此時兩派造反派之間的對立已經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於他們與各級黨委之間。雖然他們人數不多，而且已經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多為原造反組織中的知名人物，個人能量和社會影響仍然很大。他們的權利要求大體包括幾方面：壹是被錯捕、錯判者要求徹底平反，二是被撤銷革委會職務者要求恢復職務，三是進入革委會者要求給予實權，四是家庭出身夠條件者要求入黨。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經聚集起來鬧了壹次並解決了部分問題。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運動，又把許多造反派人員整了下去，凡是鬧派性的統統調離了領導崗位，這些造反派憋了壹肚子氣。趙紫陽來到四川不久，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讓他們受到鼓舞。特別是毛澤東發出的“對造反派高抬貴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們看到了解決自身權利問題的希望，於是他們便利用周恩來逝世和鄧小平已倒的大好機會，再度活躍起來。

　　1976年4月2日。省委在成都錦江大禮堂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參加會議的造反派代表，紛紛指責省委對批鄧運動態度不堅決，抵制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坐在主席台上的擔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發表了壹個聲明，宣布造會議的反。除了蔡文彬和江海雲兩個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聲明上簽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批判“二趙”（趙紫陽和和趙倉壁）領導下的四川省委1975年執行了鄧小平路線，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對造反派進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儘快轉彎子，為造反派落實“高抬貴手”政策。錦江大禮堂會議後，這些造反派還把聲明貼上大街，給省委施加更大輿論壓力。

　　那時，大學生和中學生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鄉已經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廠正常上班，人們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謂造反派其實只剩下下壹些在“反派性”、清查“5·16”等挨過整的人。早已失勢的全省各地的少數造反派頭頭，首次半公開聚集起來，甚至原先屬於不同派別的人也消除對立走到了壹起，形成了較大的聲勢。他們的鬥爭方式仍以大字報和大標語為主，個別地方還臨時辦起固定或移動廣播站。內容主要限於要求落實毛說的“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的最高指示，解決造反派代表的入黨、當官問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求各級黨委表態。趙紫陽認真做造反派的工作，謹慎而耐心地協調各種關係，希望通過對話來解決矛盾。

　　1976年3月到7月期間，趙紫陽真心實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壹些品質好而且有能力的人。四川各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期，除了革委會增補群眾代表之事久拖未決外，造反派人員中的紅色出身者多數加入了共產黨，各級革委會中過去是黨員的造反派代表，許多獲得了獨當壹面的實權。

　　毛把他最後的思想留給後代

　　不管國家領導人有多高的權威，不管國家領導人控制了多少資源，不管他的出發點是好還是壞，他要進行壹次全國性的全面變革，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壹個國家是壹個瞬息萬變的龐大的動態系統。對這個龐大的動態系統，人們是很難認識、很難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壹人之力操縱這個大系統。何況他的希望實現的目標是壹個烏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敗的結果，但他不甘心失敗，他要讓後來人繼續完成他的事業。這就要把他的理論傳給後代。所以，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壹項重要內容是傳達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號文件下發。題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據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准。）》內容如下：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妳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壹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麼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壹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壹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麼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壹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壹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壹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壹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壹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麼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壹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壹切，2、全面內戰。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壹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壹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壹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麼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麼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壹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妳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蘇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壹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壹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壹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 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麼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壹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壹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兩個多月來零零星星地對毛遠新講的。其中有的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內部傳達過或公開發表過。當時毛澤東思維還清楚，但口齒不清。多年以後毛遠新說：四號文件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壹些“因此”、“所以”之類 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壹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將是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障礙，他反對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企圖通過行政權力來實現社會公正的烏托邦思想，將成為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障礙。

　　27

　　第二十七章“四五運動”

　　鄧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頓”，反映了人們要求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的要求，雖然堅持文革立場的人們的不滿意，卻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因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但沒有實現毛澤東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願望，反而增加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強化了人們對文革派、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終於釀成了壹場政治風暴。這場政治風暴的引爆點是周恩來逝世和對周恩來的悼念。

　　圍繞悼念周恩來活動的鬥爭

　　1976年1月，在文革派步步進逼、鄧小平壹次又壹次地作檢查的時候，周恩來已經病危。

　　1月1日，《詩刊》、《人民日報》和第壹期《紅旗》雜誌，發表毛澤東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這兩首詞是毛1965年寫的，此時公開發表，是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兩報壹刊”發表題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論，其中發表“最高指示”：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這是毛1975年11月4日批評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時說的。之前，這句話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在黨內壹定層次公布，現在向全民公布，表明新的壹年，要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向深層次推進。

　　就在這壹天，生命垂危、長期處於昏睡狀態的周恩來，壹度清醒過來。他從廣播中聽到毛澤東的詩詞，示意工作人員買來詩詞本，並聽讀這兩首詞。聽後，要求將詩詞本放在枕邊。

　　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305醫院逝世，終年78歲。

　　周恩來是毛澤東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實地貫徹執行毛關於文革的壹系列指示。雖然那幾年周恩來壹直處於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那時人們對文革還不反感。所以，周恩來沒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後，文革的問題逐漸暴露，對文革持消極態度甚至反對文革的人越來越多。而此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產生了分歧，對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來這壹邊。雖然1973年上層內部批判周，但普通群眾不知道，周在公眾中的形象沒有受到損害。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周恩來處於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廣泛的同情。在全國各地，壹些對文革不滿的人們，自發地開展悼念活動。

　　在兩種力量激烈角逐的關鍵時刻，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前，對文革派是有利的，他們壹定竊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動。他們限制紀念周恩來的規模，極力減小周恩來的影響。他們當然明白，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是表達某種不滿。他們沒有想到，越是壓制，不滿情緒越是強烈。

　　1月9日，新華社請示關於周恩來逝世的報道事宜，姚文元答覆：“悼詞尚未發表，現在不組織。悼詞發表後是不是組織反映，仍應再請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來逝世後的六天裡，新華社只發了兩條有領導人參加悼念活動的消息。姚文元敢於這樣做，顯然符合毛澤東的意圖。

　　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太平間舉行。過去國家領導人遺體告別在太和殿、勞動人民文化宮。為什麼周恩來的告別儀式不在這些莊嚴、寬敞地方，而在這樣狹窄的地方呢？對這種有意降低規格的作法，群眾很不滿意。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獨江青，不但不行脫帽禮，甚至在遺體前東張西望。中國人對后妃干政歷來反感，群眾對江青這幾年的作為早就不滿，她在遺體告別時的表現，激起了不少人的憤怒。

　　根據上級的要求，很多單位限制悼念活動，聲稱不要讓悼念活動干擾了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的大方向。在全國許多地方和單位，不准群眾戴黑紗，不准送花圈，不准設靈堂，不准開追悼會，不准掛周恩來遺像。這“五不准”使對文革不滿的人、甚至中間群眾怒火中燒。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由王洪文、汪東興、鄧穎超以及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周恩來生前友好等護送到八寶山公墓火化。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的數十里長街上，首都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在街道兩旁，肅立在寒風中，送別周恩來。緩緩前進的靈車，開到哪裡，哪裡就壹片哭聲。有人跪在靈車前痛哭。人們什麼哭周恩來？周恩來對待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個人生活也很檢點，和鄧穎超白頭到老，沒有子女，給公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後還遭壓制，引起了廣泛的同情。但這還不是根本原因，30年後鮑彤壹語道破：“不是因為他們多麼了解周恩來，而是因為他們太了解毛澤東。悼周的全部意義在於對毛失去信心。”當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層是反毛。所以，當局千方百計壓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計地保護毛。新華社記者就首都百萬群眾為周恩來靈車送行寫成長篇通訊，先是被壓縮到很少的字數，最後由姚文元下令，壹字也不准報道。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眾4萬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周恩來為舉行弔唁儀式。弔唁儀式之後，周恩來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會堂。

　　在這幾天，姚文元多次向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下達指示，限制對悼念活動的報道，報刊上充滿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和文章。1月1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綜述，隻字不提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第壹句卻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用反擊右傾翻案來轉移公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篇報道引起很多人的憤怒。

　　1月15日，全國下半旗誌哀。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追悼會後，遵照周恩來的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東北部的黃河入海口處。由於毛澤東曾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人們期待毛澤東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毛說：“我也走不動了。”群眾對毛不參加追悼會不滿意，連北京衛戍區原司令員吳忠將軍也不理解，他在回憶中說：說病重，可是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還不斷接見外賓呢？是多次接見外賓。既然可以接見外賓，為什麼不能參加追悼會？不能參加遺體告別？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華社原定要發表的群眾悼念周恩來活動的綜合報道。28日，江青扣壓了紀錄影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眾悼念周恩來的同時，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批判，還通過批判鄧小平影射周恩來。

　　當權者壹旦違背民意，當權者的行為必然在民間產生逆反心理。從１月到４月，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有增無減。收集、懸掛周恩來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壹種方式。周恩來晚年坐在沙發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來》，是意大利著名攝影記者焦爾喬·洛迪於１９７３年拍攝的。１９７４年，該照片榮獲美國著名的新聞照片獎——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認識世界獎”。周逝世後，這張照片在中國廣為流傳，在以後的幾年內，總印數共達9000萬張。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的逆民意行為，引發出震動全國、影響全國的南京事件。從周恩來逝世到追悼會召開的７天內，南京共有２５００多個單位的３２萬多群眾到梅園新村（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曾經住過的地方，後闢為紀念館）悼念周恩來。梅園新村紀念館接到上面的閉館通知，被迫停止開放，群眾責問：“為什麼不讓我們悼念總理？”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是雷鋒紀念日，《文匯報》在重新發表當年幾位中央領導人的題詞時，只發了毛澤東、朱德的題詞，沒有周恩來的題詞。這壹事件使南京人憤怒。3月21日，南京大學政治系、中文系、歷史系的學生聯名寫信質問《文匯報》：“看了妳報全段砍去總理的原話，我們不禁要問：妳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是誰指使妳們砍去的？妳們代表了誰的利益？”３月２４日，江蘇新醫學院中醫系七三、七四級２００多名學生和部分教職工，來到雨花台烈士陵園，悼念周總理。壹位工作人員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來的場所為由，將花圈上的輓聯拿掉，當大家圍住他講理時，他壹時心慌，稱自己是上海的記者，這更加激起群眾的憤怒。江蘇新醫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們醞釀舉行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３月２５日，《文匯報》又刊登了壹篇報道，文章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語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指鄧小平，“黨內那個走資派”顯然是指周恩來。這是在悼念周恩來的重要時刻，對周恩來“鞭屎”。數日之內，從全國各地發向《文匯報》的抗議信件和電報421件，抗議質問電話達壹千多次。３月２９日，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將影射攻擊周恩來的《文匯報》在校內張貼，在旁邊醒目地寫上“看壹看，想壹想”。校園內出現標語：“警惕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南京市民紛紛湧向南京大學校園看大字報、大標語。在3月末的那幾天裡，南京到處是緬懷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人們聚集在壹起，或傳遞消息、朗讀詩文，或發表演講。 “深切懷念楊開慧烈士！”“批周必亂，反周亡國！”“打倒文匯報的黑後台張春橋！”“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貼在南京街頭。

　　為了進壹步擴大影響，南京大學有１１個系的８００多名學生，分成２０個小組，在街頭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車身上刷標語。29日晚７時多，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機專業學生來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成都的８２次列車、開往上海的４０５次列車上，刷上“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３月２９日夜至３０日，更多學校的學生來到火車站，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火車上。在十多個小時中，共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刷了１９８條大標語。這些大標語，隨著高速的列車，展現在全國各地人們的眼前。

　　４月１日深夜，在華國鋒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南京事件，會後發出電話通知。《通知》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妳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４月３日，中共中央的電話通知傳達到全體群眾後，南京群眾毫不畏懼，反而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遊行。僅去雨花台烈士陵園送花圈的就有２８９個單位１４萬多人，比以前幾天增加了壹倍。在中央電話通知下達後的3天內，全市就有６０萬人參加了悼念和遊行的活動。

　　如前所述，在文革最後兩年，有兩種力量在博奕：壹是要求恢復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因而要求儘快結束文革的力量；壹是堅持繼續革命理論、保衛文革成果的力量。前壹種力量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後壹種力量以江青等上層文革派為代表，下面有早期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以後的幾波鬥爭中受到打壓的造反派頭頭和壹些相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隨著文革的失敗，前壹種力量日益強大，後壹種力量日益衰減。在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中，不僅前壹種力量顯示了強烈的態度，後壹種力量也沒有消停。在鄭州，曾經演出兩種力量的現場搏鬥。

　　1976年4月初，鄭州市中心二七紀念塔下擺放了壹些花圈、輓詞和貼在旁邊的匿名大字報。表面上看是紀念周恩來的，實際是攻擊的是當時正在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攻擊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有的將矛頭指向毛澤東。

　　鄭州市肉類聯合加工廠的壹些職工，就此事展開了討論。他們認為，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 必須對此事表明自己的態度。4月5日清晨，肉聯廠寫出大字報《嚴正聲明》，有幾十個人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報貼在二七紀念塔附近的鄭州市電信局營業大廳門前。這張大字報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報的立場截然不同。接著，《嚴正聲明》旁邊又陸續張貼了壹些同意其觀點的大字報。

　　當天傍晚，新華社河南分社讓簽名寫大字報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到了河南分社，壹位記者說，他們的大字報連同所有簽名（約40多人），已經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壹消息使他們受到鼓舞，他們商議後決定：把那些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了。他們將壹輛貨車開到二七廣場，把壹些認為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到車上，擺放在省委南院正對大門的辦公樓前。這時候，突然開來幾輛卡車，上面全是穿著軍裝的軍人，這些軍人熱情地和他們打招呼，這些受命來的軍人和他們壹起收花圈，打掃現場。

　　收完花圈以後，這些工人們又以鄭州肉聯、鄭州紡織機械廠、鄭州交通運輸公司、503廠等72個單位革命群眾的名義在二七廣場貼出《聯合聲明》，表達他們收花圈和對這壹政治事件的立場，對反對文革者進行“反擊”。直至下半夜，這些人還走上街頭，刷寫表達這壹立場的大標語、大字報。他們的行為受到另壹立場群眾的圍攻。鄭州市電信局職工焦春亮被被圍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七廣場。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鄭州市革委追認焦春亮為烈士，並決定將打死焦春亮的劉敬判死刑。焦春亮是群毆致死，劉敬是頂罪者。“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劉敬被釋放，成了“四·五”英雄。焦春亮的烈士稱號被取消，他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撫恤金也被取消了。當時參與“反擊”的人在以後的“揭批查”運動中遭到了清算。

　　鄭州“反擊”者的命運是由文革的命運決定的。文化大革命是壹場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寧主義的道路實現共產主義。正如學者李延明說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共產主義運動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力圖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改造社會，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共產主義者沒有想到，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帶來的是更強的壓迫和剝削。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做壹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列寧式的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成功。

　　官僚統治集團總是不斷地製造政權的反對派。文革前積累了不少這個政權的反對派，文革的每壹波都製造了壹批新的反對派。文化大革命不僅讓各階層的人都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它的承諾卻沒有兌現。“破而不立”的現狀，使中國社會陷入了無法收拾的混亂。到文革後期，社會上瀰漫著不滿情緒：工人、市民、普通幹部不滿：自1963年以來，工資分文未長，工人家徒四壁，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被捲入運動的廣大群眾不滿：在多次反覆中，他們被當作麵團反覆揉捏；知識分子不滿：文革期間，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是最為低下的時候；下鄉知識青年及其家長不滿；在“五七幹校”勞動的人不滿······不滿，不滿，不滿，不滿情緒在聚集，在擴散，壹旦有了發泄不滿的窗口，壓抑了多年的不滿情緒就會奔騰而出。在文革業已失敗的情況下，各式各樣的反對派和廣大的不滿者，都在紀念周恩來的旗幟下聚集起來，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抗議運動。鄭州二七廣場的反擊者只不過是壹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門廣場歷來是民眾抗議運動的中心舞台。對周恩來的紀念，開始只是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３月１９日，朝陽區牛坊小學獻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沒收了。3月２５日，獻花圈的人增多。3月30日，壹隊解放軍來到紀念碑前獻花圈，這給違抗禁令的人們壯了膽。３１日，廣場上的花圈已達上百個，詩詞、悼文，大膽地表達了對江青等人的不滿。4月2日，中國科學院109廠的職工組織遊行，用四輛卡車開道，抬著獻給周恩來、陳毅、楊開慧的幾個大花圈，四幅巨匾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用鋼條焊制了直徑四米的花圈，當大卡車把花圈拉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長安大道南側，廣場上的花圈從紀念碑擺到國旗杆下。大道北側，天安門下的觀禮台上也擺滿了各種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徑超過七米。從前門通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路旁柏樹上和人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周圍的樹叢里，白花層層疊疊，壹片雪白，全是民眾離開廣場時留下的。廣場上到處是輓聯、詩詞、傳單，大多是針對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掛著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上面寫著批評文革派的詩詞。有壹首題為《向總理請示》的詩，喻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要垮台：“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這是群眾對官方的反叛，是對毛澤東的反叛。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面對的規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廣場反叛的深層：思想的反叛

　　壯濶而激烈的廣場運動反映了社會民意。民意的深層是社會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在多數人隨著大勢狂奔的時候，總是有少數人讀書，思考，探索。隨著運動的發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內容也在變化，但其中貫串壹條主線，那就是對官僚特權的批判，對社會制度的批判。經過八年的反覆折騰，各類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原來狂熱的人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探索的人更多壹些。在“四五運動”的熱潮的深層，壹些與主流不壹致的思潮在涌動。

　　由於多年思想封鎖，當時中國的青年思想者只能得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料。多年來，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模式被描述為十分美好、極為神聖。十七年的現實與所描述的社會模式相差甚遠。理想和現實的強烈反差，是很多人積極參與文革的原因之壹。否定十七年是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其思想根源也在於此。在文革之初，青年思想者們用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來分析現實，來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貼出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李文博在大字報中提出了“徹底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大字報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創造了使地主階級不能繼續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的壹種制度，無產階級則要創造壹個使壹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新制度。”“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從資產階級那裡來的組織形式，是壹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仍然是產生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溫床。這種組織形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巴黎公社的原則主要有兩條：第壹，官吏的工資不能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第二，人民有權隨時罷免官吏。總之，人民需要壹個廉價的、廉潔的政府。”大字報的題目是恩格斯論巴黎公社的壹句話， “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指的是階級統治的國家，暴力鎮壓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李文博認為，當時中國的現實就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出版了壹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完善無產階級專政”。

　　從來沒有發表過理論文章的“理論權威”康生，對理論問題卻有著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覺，他批評了李文博的大字報。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1964說過“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1975年說過“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毛對“這樣壹個國家”不滿意，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壹點上看，李文博等的思想是和毛相通的。但是，毛害怕“徹底”。這壹“徹底”，就要觸動共產黨政權的根基，他只允許“部分地改善”。多大“部分”？是80%還是20%？沒有明確的界線。這反映毛澤東文革指導思想的矛盾。正是這個思想矛盾，才使他在文革中時而激進，時而退讓。激進時，讓造反派衝鋒陷陣，退讓時，對造反派無情地出賣。

　　與李文博同時的還有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生喬兼武、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劉握中、張立才（署名“伊林·滌西”）等也提出了要改變制度的要求。“紅炮班”在1966年10月下旬貼出題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大字報說，建國17年來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過去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現在壓迫剝削人民的是特權階層，即幹部階層。“伊林·滌西”在在《給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17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壹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喬兼武（原名喬俊禮）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貼出大字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認為“黨團領導政府，而黨外群眾對黨的各級組織沒有選舉權，不能實行監督，容易產生修正主義、官僚主義。”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學生的《四三戰報》上發表題為《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製度，法權殘餘不可能壹下子消除。······仍然使財產和權力暫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派手裡。”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將“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逐漸形成的特權人物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

　　1967年秋冬以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對造反派的約束，“大串連”已經停止，造反運動進入頹勢。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下壹步怎樣進行？很多人因找不到方向而退出了運動。武漢壹些愛思考的青年聚集起來進行探索，出現了本書前面介紹的湖北省的“北決揚”，他們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他們反對革委會，認為革命委員會仍在襲用“資產階級國家體系”，將被“武漢人民公社”代替。他們支持湖北省稀水縣的農民造反組織“巴河壹司”，寫了《稀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讚揚“巴河壹司”頭頭王仁舟搞的比1958年人民公社更為激進的“新農村”。王仁舟如果成功，可能是柬埔寨波爾布特式的人物。

　　楊曦光（即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是當時極左派的代表作。楊曦光是長沙壹中高中學生。父親楊第甫，是早年參加革命的高級幹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初期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批鬥。楊曦光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的造反組織，因反對工作組被關押了壹段時間。出獄後他潛心讀書思考。他後來說：我家裡有個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對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剝削了他們。我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我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於是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衝突的真正原因。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人民。

　　1968年1月，楊曦光以“湖南戰馬嘶鳴”的署名寫了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並且以傳單散發。文章中說，“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就是第壹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裡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所以，必須“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康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見湖南各派群眾組織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批判了《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康生說，這種文章不是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後面有黑手。從此，楊曦光的父母受到牽連，楊曦光也經歷了十年的鐵窗生活。改革開放以後，楊小凱留學美國，成了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家，50多歲就英年早逝。

　　以上這些社會批判思潮都認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制度下，新階級——特權階級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特權階級和勞動者階級是對立的兩個階級。文革初期，他們認為文革就是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文革進行了七八年以後，他們認為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有的鼓動反對革委會，有的認為要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此時，作為權力機構的革委會，必然要對反對它的力量進行鎮壓。

　　這類社會批判思潮在1957年“右派分子”中出現過，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過。蘇聯革命家托洛茨基曾提出過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特權階層迅速形成”、“工人階級將不得不推翻官僚”。南斯拉夫副總統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壹書，對社會主義革命後產生的“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有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文革中青年們對1957年右派言論的“老調重彈”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批判特權階級思想的隔海呼應說明，這個思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靠武裝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可能有任何權威能夠制衡它。這樣的政權，“人民公僕”變成“人民主人”是不可避免的。

　　當時，西方國家壹些現代政治的著作沒有翻譯成中文公開出版，自由主義理論被封鎖，青年們能夠讀到的書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現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銳批判的耀眼靈光，深深地吸引著不滿現實的青年思想者。青年們只能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解釋特權現象，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思想理想化。這樣的思潮必然是極左的。毛澤東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也屬此類。對17年制度的批判，對特權的厭惡，是眾多人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種思潮來自馬克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密切相關。

　　林彪事件給青年思想者以強烈的震撼。他們開始反思前幾年文革歷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這使社會批判思潮有了新的進展。它汲取了極左思潮的養料，但它再不是極左思潮；它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它不再受馬克思主義的約束。它開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後的社會思潮，雖然批判的矛頭還是指向特權，但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與法制的訴求，發出了人權和自由的呼喊。

　　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王申酉，卻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個時代的思想。王申酉，生於1944年，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文革中參加造反，因“反動日記”事，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關押15個月。後在“五七幹校”勞動。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是對未來理想社會描繪的藍圖，被權力體系內的人們奉為金科玉律。而王申酉卻說，“五七指示”所描繪的藍圖，是將社會“分成壹個壹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因素。”王申酉認為，與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另壹條路線，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這條路線是“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評毛澤東：“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作用、歷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他主張“充分發揮利潤的作用。”在“四人幫”被捕的那個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華國鋒政權的槍口之下。

　　1974年11月，廣州街頭鬧市區貼出了長篇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引起了轟動。這篇大字報署名“李壹哲”，是壹個集體的名稱。其中包括王希哲（廣州17中高中學生，1969年下鄉到農場勞動，1972年回城在壹家工廠當鍋爐工）、李正天（廣州美術學院高年級學生，1968年因批評林彪而被關押，1972年獲釋等待分配工作）、陳壹陽（廣州17中高三學生，後到農村插隊落戶，1974年春回廣州）、廣東人民廣播電台中年幹部郭鴻志，還有其他壹些支持的人。這四位核心成員在文革前三年都是廣州造反組織“紅旗”的成員。“紅旗”遭到軍隊和革委會的鎮壓後被迫解散。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壹文尖銳批判特權：“新的資產階級占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這個制度“扶植起壹批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地剝奪這些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為我們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壹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文章指出了“走後門成風、高級幹部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部分高乾子弟對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等特權”現象，指出了“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被人們稱之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文章不指名地批評毛澤東對待“走後門”的態度：“為甚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為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文章還是按巴黎公社的要求，對失去了群眾信任的領導幹部，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法天的迫害和鎮壓，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訴求。

　　文章批評革委會成立後對造反派的鎮壓：“1968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文章指出，“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針對將毛澤東思想置於法律之上的現實，文章說：“‘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成為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任何壹個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壹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群眾，便決不能成為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文章指出文革指導思想存在“極大的矛盾”：“壹方面黨的壹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壹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壹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群眾在黨的壹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鬥爭的權利呢？”他們的答案是：“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壹切應有的民主權利。”“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壹股逆流。”

　　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常常會出現同樣的思想。

　　1974年至1975年，壹位叫徐水良的青年在南京鬧市貼出題為《反對特權》的大字報，他說，所謂特權，就是指“少數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擁有特殊的權利”，“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他認為，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人的制度。他說：“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徐水良是浙江大學學生，文革初期是壹個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之壹。1967年以後坐下來讀書思考之後，提出了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壹致的看法。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萬縣張闖、牟其中、劉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組織了“馬列主義研究會”，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會主義由科學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們主張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認為中國落後的生產力是“封建法西斯復辟”的經濟基礎。“馬列主義研究會”的骨幹成員曾經是造反派頭頭，他們認為，當年投入運動是為了創造壹個更美好的社會，但是，幾年來殘酷的事實打碎了我們當初的幻想，違背了我們的初衷，張闖說：“革命8年，我們被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也有兩面性，壹方面是革命的，另壹方面，由於他與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往往中途妥協，使人民遭到了慘痛的犧牲。”這顯然是批評毛澤東。牟其中說：“我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當我發現他違背了馬列主義，並頑強地堅持這些錯誤時，毛主席那種‘神’的靈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極了，猶如發現紅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騙了自己壹樣。”他們批評當局“忘記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把精神的作用強調到主觀唯心主義即唯意志論的地步。”“誰否認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誰就把千百萬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蛻變為少數主觀主義者的空想。”

　　1976年春，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雲南省青年陳爾晉寫了題為《特權論》的長文。他認為特權制度就是蘇聯修正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的剝削方式與資本主義不同，它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名義上為全民所有，實際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私有物，“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制的神聖袈裟掩蓋之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體壟斷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來。”“官僚特權階級通過政治經濟壹體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權力於壹身，將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高度組織、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起來具有巨大競爭力的資本積累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人民和官僚特權階級經常處於白熱化的對立狀態。”文章說：“在特權占有制下，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暴虐、血腥的統治迫使億萬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匯成了強烈的呼喚：我們要做人決不做牲口！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他提出，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借鑑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兩黨制、保障人權的作法。”

　　文革中不僅有批判社會制度的思潮，也有維護社會制度的思潮。老紅衛兵思潮（如“血統論”、“聯動宣言”等）是明顯維護特權的，我的同學周泉纓主筆的《四壹四思潮必勝》壹文所代表的思潮，是肯定17年的制度的。對17年制度的看法，不僅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分野，也是後來造反派分裂為不同派別（如清華大學“井崗山”分裂為“團派”和“四派”）的思想分野。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維護這個制度的。傳媒、課堂、會議，各種各樣的傳播方式，每日每時地向群眾灌輸維護制度的思想。文革初期，維護制度的思想（維護派，即保守派）很自然地占統治地位，“造反派”是少數派。由於毛澤東以他崇高的權威發動全民“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批判思潮逐漸占優勢。但是，毛澤東不可能“徹底砸爛”他建立的制度，“重上井崗山”只是他壹種威脅官僚的浪漫的表示。他必須向官僚們妥協。在“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時候，批判社會的思潮必然受到打壓，維護制度的思潮必然受到鼓勵。

　　毛澤東的“新階級論”和極左派相通，但他又害怕極左派的“徹底”，對過分強調階級論的派別進行打壓；毛的恢復秩序的願望和“四壹四思潮”相通，但又不願意接受“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實際是指造反派不能坐天下），他多次批評《四壹四思潮必勝》。毛澤東是壹位統治者，不是思想家。統治者注重“力量的平衡”，思想家追求“理論的徹底”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敗局已定。維護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說過了”的先知者姿態站了出來，活躍起來；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轉向民主。當時的民主思想是在殘酷的現實中摸索出來的，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表現其合法性。當時，各種思潮形成了壹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的徹底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民主論。政治光譜最左面的受到當局打壓，也被渴望秩序的民眾拋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當時的主流，但受到懷疑。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的支持者增多，將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主流。民主思想只是星星之火，處於非法地位，但他們發出呼喊如夜空閃電。在這個政治光譜中，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外，其它三種聚集起來，成為壹股強大的反文革的力量，即推動“四五運動”的力量。其中，人數最多的是要求恢復文革以前的社會狀態。

　　陳子明認為，“四五運動”實際是兩股社會思潮合流，壹部分是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老工人，他們強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狀態。另壹部分是這次運動的先鋒，他們是青年工人、知識青年，他們屬於新的、民主的、現代化社會思潮。第壹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種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青年先鋒分子，他們只是運動洪流中的“小團粒”，他們“粘結”著眾多文革造就的對現實不滿的人群。聚集在廣場上的人們，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其矛頭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張春橋，其中激進分子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向毛澤東那壹代人創建的制度。當時最令人震撼的呼聲：“秦皇的封建社會壹去不復返了！”這是署名“黃隼”的自由體詩中的壹句話。

　　壓制民情使抗議升級

　　在極權制度下，多數中國人是順從的。當權者也習慣了民眾的順從。現在，民眾反叛了，當局怎能容忍？他們要壓制。壓制進壹步激怒了群眾，反叛進壹步升級。

　　4月4日是清明節，這是中國人紀念逝者的傳統節日。這壹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將整個天安門廣場淹沒。到處是詩詞、悼文，擁擠的人們爭相抄寫，大聲朗誦。

　　親歷者陳子明回憶說，在這場運動中，主動者是少數人，大部分人是追隨者。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追隨者也會成為主動者。陳子明是北京化工學院的學生，因“反動言論”受到懲罰，經過半年多的批判勞改，1976年4月2日，學校當局宣布開除他的團籍和學籍，遣送永樂店農場勞動。在被遣送之前，有了難得的幾天自由活動時間。關心政治的他，當然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看壹看。他以“帶罪之身”，本來想當壹個旁觀者。4月4日，在紀念碑西南角貼出了壹篇聲討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他正在看著，後面有人焦急地喊：“請前面的同志念壹念！”於是，有壹只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讓他念。經過壹番思想鬥爭，他就和身旁的壹位青年齊聲朗讀這篇檄文。他們念壹句，周圍的幾十個人齊聲重複壹句。由人群組成的“擴音器”發出的吶喊聲在廣場上迴蕩。人們歡呼著，呼喊著：“寫得好！”“再念壹遍！”“江青不要臉！”“人民信賴鄧小平！”陳子明嗓子念啞了，另壹人接替他繼續念。

　　吳忠回憶說：4日到晚上確實有壹兩個人，在紀念碑西南角，離我們小紅樓壹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裡演講，公開罵江青。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圍得水泄不通。罵江青嗓子都啞了。吳忠說的演講，大概就是陳子明和另壹位青年念《第十壹次路線鬥爭》。吳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會上說演講的人抓起來了，抓的是接著陳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陳子明已離開了紀念碑。就在這個時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門安紀念碑上貼了壹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抄寫和朗讀的人也很多。

　　面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動群眾藉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

　　參加這個會議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是這樣回憶的：

　　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傷，衝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葉帥、先念同志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志主持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我匯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壹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看熱鬧的人很多，也有壞人帶著壹幫打架的人來送花圈。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當時，政治局的同志並沒有人說這是壹個反革命事件。

　　會議還沒有散，《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壹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妳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麼允許反革命講演？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就右傾。”我當時只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分管政法工作的吳忠，吳忠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吳忠來電說，那個演講的人已抓起來了。

　　會議繼續，12點過後，江青說：“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妳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吳忠的回憶的吳德大體壹致，但有壹些細節：

　　《人民日報》的魯瑛（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拿了壹個條子送到在大會堂開會的政治局，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周圍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罵啞了都沒人管。江青在政治局會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參加會議回來講：江青指著陳錫聯說“妳是司令”，指著紀登奎說“妳是政委”，“還有北京的那個二吳（指吳德、吳忠），我們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沒有？”吳德給我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嗓子都罵啞了沒人管，要立即抓起來，要放跑了拿妳吳忠是問！我們相處這麼多年，吳德從來沒用這樣的語氣和我說過話。我想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吳德個人的意思。

　　······

　　據倪志福同志講，那天晚上政治局本來有個收花圈的議題，已經討論過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門事件肯定不至於發生，群眾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議題已經討論過，通過了，壹致意見是放到6日。江青這壹大發雷霆之後，張春橋壹看手錶，說現在已經12點了，清明節已經過了，可以收花圈了！這樣就把已經通過了的6日收花圈的決定推翻了。華國鋒主持會議，妳也不說，已經決定了的問題嘛！為什麼不說這個話？也不知道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那些老同志當時有沒有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將近壹點鐘，吳德回來布置收花圈，我壹聽就說，不能這樣搞，群眾第二天壹看沒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說，啊呀，政治局已經決定了，是執行問題。我說，北京市這樣搞，非搞成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當時我就是這樣說的。吳德說，中央已經決定了，現在是執行問題，派車吧，北京市派100台，衛戍區派50台。我就把後勤部長找來，他說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是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認為“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這次看出存在壹個地下‘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動了150輛卡車，把廣場上的花圈全部運走了，深夜留在廣場上的人壹部分人受到審問，少數人被帶走。4月5日早上，人們看到的是廣場上空空蕩蕩，沒有壹個花圈。廣場周圍圍上了警戒線，不讓人們進入。這壹狀況激怒了群眾。十餘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4月5日早上8點半左右，在廣場西邊靠近人大會堂的路上，兩輛裝有廣播器材的大轎車，壹邊緩緩行駛，壹邊反覆廣播：“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請革命同志離開廣場，要警惕壹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壹輛廣播車被群眾圍住，要求廣播員喊“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口號。壹輛廣播車被群眾掀翻。當時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

　　4月5日晨，當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時，已有上千名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前的幾層台座上。不久，大約有壹個連的軍人開上紀念碑並圍成壹圈，壹面驅趕群眾，壹面喊著“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紀念碑，清明節已過，不能再送花圈了。”這時壹個青年從書包里拿出壹個塑料袋包著的小花圈，要求擺到紀念碑的浮雕處。軍人推搡這個青年，阻止他往前走。這時我正在青年身旁，在批評軍人無理阻攔的同時，帶頭衝破了由軍人手拉手組成的人牆，周圍的人壹擁而上把軍人隊伍沖得稀哩嘩啦，簇擁著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紀念碑上。······忽然，人群中跳出壹個人責備送花圈的青年，並追問這個青年的單位，這就激起了群眾的憤慨。壹個穿藍制服的人說：“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的挑動。別再鬧了。別再為走資派賣命了，現在報紙上快把走資派點出來了。”群眾立即把這個人團團圍住，質問他，還要打他。這時，兩個人出來解圍。群眾認出他們是便衣警察，就喊：“打這兩個便衣！”在群眾的追打下，便衣警察就向人民大會堂逃去。群眾緊追不捨，就把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引進了人大會堂。

　　當時有人喊：“花圈就放在人大會堂裡面”，有人試圖衝進人大會堂搶花圈。人民大會堂東門被群眾重重包圍。激怒的群眾和警察、民兵發生衝突，有人被打傷。局面失去控制。

　　激烈衝突，強制清場

　　為了處置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由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揮部成立了“聯合指揮部”。“聯合指揮部”辦公處就在廣場東南的壹座小灰樓里，這本來是衛戍區警衛壹師十三團第三營的營部，擔任天安門廣場警衛任務。得知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情況，“聯合指揮部”決定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隊配合，把廣場從南到北兩面封鎖起來。

　　民兵從哪裡來？壹位曾經擔任過民兵的人回憶：天安門附近的每個單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發幾個麵包，壹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園和太廟，壹旦有人再獻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民兵沒有解決人民大會堂東門的衝突。吳忠回憶說：

　　大會堂東門，人很多，要花圈，把警衛團的壹個參謀也打傷了，我留下來處理。大會堂負責人給我打電話告急，說緊張得很，參謀也被打了，怎麼辦？汪東興也打電話，說群眾沖大會堂東門。壹會兒，張耀祠打電話說，吳司令啊，大會堂情況很緊張，妳要保護大會堂的安全。張耀祠的電話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邊，是自發給我打電話，還是毛主席知道了情況要他打的電話？但他沒說是毛主席讓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於是就找馬小六，動員民兵維持秩序，讓群眾下來，不要把衝突擴大。民兵出去，壹點反應都沒有，民兵的情緒和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的情緒是壹樣的，讓他們動員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下來，壹點效果都沒有，我們不能讓民兵強制往下拉呀！壹是民兵可能勸說了，群眾不聽；另外民兵也不賣力氣去勸說，情緒是壹樣的嘛！我壹看壹點效果也沒有，人越來越多，廣場越來越亂。我回到衛戍區禮堂，把管警衛的壹師、二師領導找來，曾紹東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當時壹師、二師的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態繼續發展，警衛壹師、二師維持秩序已經沒有能力了。······這時吳德來了，還有楊俊生同志，吳德主持我們幾個在場的副司令、副政委開會研究，是否調三師、四師進城，不進城維持不了秩序。吳德同志要我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打電話，我直接給陳錫聯同志打電話，說警衛壹、二師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態壹直在發展，沖東門的情況還沒解圍，我們研究調三師、四師的部分部隊進城，維持秩序，都是徒手。陳錫聯同志同意，說可以調三師、四師部隊進城，調多少，妳們和吳德同志研究。做好計劃後，分三批調進五六千人。但沖東門的問題還沒解決，妳不能往下拽啊！幾千民兵維持秩序，也沒法制止。這壹天群眾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兒去了？汪東興打電話來，問什麼時候能解決沖大會堂東門的問題，我說下午兩點吧！組織力量還要時間……兩點後還沒解決妳再找我。其實不到12點就解決了，壹個日本人在裡面照相被發現了，群眾把照相機奪過來，拉出膠捲曝光，打他，日本人往歷史博物館跑，群眾“嘩”就沖向歷史博物館，大會堂東門就沒人了。

　　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人們離開人大會堂不是追日本人去廣場東邊的歷史博物館，而是去聯合指揮部。在壹個工人民兵的指點下，大家得知，“聯合指揮部”就是連日來鎮壓群眾的現場指揮部。於是，人民大會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縱隊，高唱《國際歌》，穿越天安門廣場，奔向聯合指揮部——廣場東南角的小灰樓。人群到達小灰樓前，工人民兵早在樓門前圍成了人牆。群眾壹邊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打倒工賊！”壹邊向小灰樓衝擊。在群眾的壹致要求下，派陳子明、趙世堅、孫慶祝、侯玉良四名代表進樓談判。但守門的人不讓四人進去。他們四人只好踩著守門人的肩膀爬了進去。進去談判沒有結果。附近居民說樓下有壹位患心臟病的老太太，讓他們不要在這裡喊了。四人只好離開小灰樓。陳子明因臉上有血，鞋子擠丟了，就離開了其他三人去止血換鞋去了。

　　看到四位代表談判無果，群眾更加憤怒，就開始遊行。遊行者燒毀了小灰樓前面的壹輛小汽車。不壹會兒，開來了兩輛救火車，都被群眾堵住不讓進來。下午2時55分，壹輛小麵包車為被困在小灰樓里的人送飯。遊行隊伍中有人說：“我們從早晨到現在什麼也沒吃，他們吃飽了鎮壓我們，不行!不行！”群眾把麵包車裡的食品扔了出來，把車掀翻了，點著了。停在小灰樓門前的兩輛吉普車也點著了。停放在門前的幾十輛自行車也被投進了烈火之中。下午五點左右，小灰樓前的警衛部隊撤走了，群眾衝進了小灰樓，點燃了樓里的稻草，火焰直衝二樓。樓里的桌、椅、書籍、收音機等被人們從窗口扔進了樓前的烈火。在烈火的驅趕下，小灰樓里的人員（據說有民兵總指揮馬小六等）不得不從後門撤離。

　　這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首都北京從來沒有過的大規模的反抗事件。壹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暗暗高興。鄧榕在描述這幾天鄧小平的情況時寫道：“每壹天，每壹個傳來的消息，每壹個激動人心的詩歌，都讓我們激動不已。鄧小平壹家人的心，和天安門廣場上人民群眾的心，用同壹個節奏跳動著。”汪東興說：“有些受衝擊的老同志對發生在天安門事件幸災樂禍，楊尚昆買酒慶祝嘛。”幹部子弟當然是“四五運動”的積極分子，但他們沒有打頭陣，在武力清場時抓捕的人當中沒有幹部子弟。4月5日下午，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到人民大會堂，在江西廳就近觀察天安門廣場的情況。鄧小平也被叫到人大會堂，受到斥責。張春橋在他給兒子的信中寫道：“4月5日，我到大會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壹樣。從望遠鏡里看得清清楚楚。當著鄧小平的面，我罵了他是納吉。”

　　下午2時，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晚6時半發表吳德講話，動員群眾離開廣場。8點半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骨幹分子。

　　晚6點30分，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擴音器同時開放，壹遍又壹遍地播放吳德的講話。這個講話稿由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起草，吳德修改後送中央。聽說毛澤東看了，批示說照辦。吳德的講話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方向。我們要認清這壹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不要上當。”吳德要求群眾立即離開廣場。

　　吳德這種威脅性的講話，並沒使廣場上的人減少，反而越來越多。下班的人流匯入了廣場的抗議人群。群眾的注意力從小灰樓轉向紀念碑。

　　吳忠回憶說：

　　吳德從政治局開會回來說，政治局開會決定鎮壓反革命，包圍天安門廣場，抓壞人。政治局開會時就從大會堂打電話調動民兵了。據吳德講，開始王洪文說要調20萬民兵，最後確定調10萬，實際落實的不到5萬。吳德回來傳達中央決定，民兵10萬布置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幹警布置在現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衛戍區的警衛部隊也參加，還是上午維持秩序的那個部隊，布置在歷史博物館，小灰樓周圍。行動時間是八點半。

　　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八點半鐘快到了，廣場上所有的燈全部打開。開燈和廣播吳德講話，都是為了執行八點半包圍廣場的措施。

　　天安門廣場的最大容量是42萬人。吳忠看到廣場密密麻麻，已超過廣場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圍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給吳德提建議推遲時間。又壹想，八點半是中央的作戰命令，建議不執行中央設定的時限，吳德是做不到的。他乾脆誰也不請示，就是按兵不動。吳忠打算推遲到晚十壹點清場。十壹點是北京市公共電汽車的末班車，不離開廣場就回不了家了。在八點半到十壹點之間，陳錫聯多次給吳忠打電話催促：妳怎麼不動啊？廣場上沒什麼人啦！吳忠心想：妳要廣場上那麼多人幹什麼？我想減都減不下去呢。他認為陳錫聯在說胡話。

　　十壹點過了，吳忠通知部隊、公安、民兵出動，開始強制清場。用棍棒和拳腳驅散了群眾。清場過程中有人挨打，但沒有死人。吳忠回憶說抓了150多人，實際抓的人更多。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聽取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匯報。會議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當日凌晨3時，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11時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人民日報記者王永安於11月間，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事件複查小組負責人的協助下，搞清了基本情況：天安門事件中共捕388人，粉碎“四人幫”前釋放了224人；1976年11月至12月，釋放120人；1977年5月至7月，釋放20人；1977年5月至1978年11月，釋放21人，在押3人。在押的3人，均屬趁火打劫。他們在4月5日廣場東南角的小樓著火後，衝進去偷大衣、半導體收音機，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與天安門事件案件無關。

　　4月7日上午，毛遠新向毛匯報了廣場的情況，毛澤東說：開除鄧的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准。毛遠新問：由中央作決議，公開發表？毛澤東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壹，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毛澤東要毛遠新約幾個人談壹下華國鋒任總理的問題，要他快去。當天中午，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在談到華國鋒任總理的決議時，毛澤東又提出華國鋒任黨的第壹副主席。

　　4月7日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兩個決議。壹，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1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質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壹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二，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9號）：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壹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激進的文革派沒有被安排為接班人，並不是毛不相信他們，而是毛知道軍政官僚們不會接受他們。作為政治家，不能僅憑與他的親密程度安排人事，關鍵是看他們能不能站得住。在當時的力量對比的情況下，文革派是很難站得住的。文革派對毛這樣的安排是不服的。他們看不起華國鋒，擠兌他，將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這為他們的徹底覆滅埋下了禍根。

　　鄧小平成了中國的“納吉”，成了眾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會議上有人提出鄧小平曾到廣場上指揮群眾騷亂。華國鋒說，這得問壹問鄧小平本人。江青建議讓汪東興去問。汪到鄧那裡之前，先到了毛處，告訴毛鄧可能受到衝擊，也可能被群眾抓走。毛明確表示，對鄧不能再衝擊，也不能抓走，讓汪想辦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東興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17號加以保護。當然，汪也沒有忘記他的使命，問鄧是否去過廣場。鄧回答說從來沒有去過廣場，只去北京飯店理髮壹次。第二天，鄧小平就給汪東興寫了壹封信。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壹，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壹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二，對繼續保留黨籍表示感謝。6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說卓琳住院，壹個人太孤單，要求和孩子們住在壹起，毛同意。7月19日又回到他原來住的寬街。在這幾個月，他的家人也從寬街被驅趕到育群胡同，現在也回到了寬街。

　　４月８日，北京１００多萬軍民上街遊行慶祝。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重新在遊行隊伍中震天響起。

　　４月９日，北京市１萬多名青年代表舉行大會，“憤怒申討鄧小平的罪行”。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是《偉大的勝利》，認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廣場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的勝利。

　　各省委和各大軍區都爭先恐後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接連幾天的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全國各省委、各大軍區黨委給毛主席、黨中央的電報，這些電報都表示：“決心更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充分發動群眾，深入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在極權制度下民眾的情緒是可以被操縱的。有組織的政治表態，不壹定是表態者的真實意願。前幾天在廣場上十分活躍的人們中，不少也參加了慶祝“偉大的勝利”的群眾遊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縣人，原名蘇鑄。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擔任陽曲縣委書記兼任武裝大隊政委。這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他隨軍南下。1954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1955年10月，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全會，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特邀華國鋒為列席代表。在會上還讓他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的經驗。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稱他為“父母官”。從此，這位面容敦厚、操著濃重山西口音的人官運亨通。

　　１９５９年，毛澤東到長沙。華國鋒安排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韶山故鄉，並全程陪同。從此以後，毛澤東每次回湖南，華國鋒總是熱情相待，虛心求教。毛澤東常對人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華國鋒此時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他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兼任廣州部隊政委。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從上海調來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了華國鋒。當時在毛澤東心目中，王洪文對文化大革命態度堅決，是作為接班人調來的。由於王洪文的文革色彩過於濃重，為官僚集團所不容，華國鋒才有進入權力的頂峰的機會。1973年8月，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1月28日，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接替挨批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四五運動”把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重厚少文”。據《史記．高祖本記》載：呂后曾問劉邦，蕭何死後誰能替代。劉邦答：曹參。又問其次，劉邦說：“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澤東以華國鋒比“重厚少文”的周勃，說他可以“安天下”，是因為他是左右兩邊都可以接受的人選。張春橋雖然能夠理解毛的思想，但很難被官僚集團接受，“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希望他輔助華國鋒。

　　“四五運動”平息了，天安門廣場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這場抗議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留下的震動沒有平靜，社會批判的思潮沒有平靜。這場運動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它是兩年之後的“民主牆”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先聲，它不僅為突破改革開放的禁區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著自由主義思想的蛋殼，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作了準備。正如陳子明說的：四五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壹個轉折點。

　　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包遵信說：發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四五”運動，曾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兩年後為它平反則肯定它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運動”，並以此為根據而載入了官方史冊。其實，如果就事實真相說，我倒是傾向於官方給它的“罪名”。“四五運動”批判的矛頭指向是毛澤東和他那所代表的壹黨專制的獨裁。如果說限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條件，“四五”運動的正面訴求更多的還是以懷念周恩來、謳歌周恩來這樣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那麼在兩年之後的“民主牆”和“民刊”時期，就以較為明確的語言提出了“四五”壹代人的願望：壹黨專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權與自由、民主與法治，中國必須容納人類現代文明這些主要內容，實行政治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

　　在“四五”運動之前，人們誤以為，對於專政制度只有我反對，別人都是支持的，誰也不敢說，不敢碰。現在，終於衝破了“囚徒困境”。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不久，壹舉抓獲毛的四個親信，結束文革。（胡平語）1978年10月，在“天安門事件”即將平反的時候，遠在貴州的詩人黃翔來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啞的嗓子，朗誦了他歌頌“四五運動”的詩篇《不，妳沒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門廣場！

　　以妳埋藏在胸頭燃燒著的火焰和岩漿，

　　以妳曾經發出過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難道妳竟這樣靜靜的死去？

　　永遠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妳不會死去，妳不能死去！

　　妳的旗幟並沒有順從和倒下，

　　妳的被撕毀的橫幅標語沒有垂下火紅的翅膀；

　　妳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詩歌和傳單仍在發出嘶啞的呼聲；妳的鐵錘般的拳頭，仍然在沉默中挑戰和應戰；妳的血肉模糊的身軀仍在無聲的控訴和吶喊。

　　妳是不可戰勝的，

　　妳會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強大，

　　重新高舉進攻的旗幟！

　　28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澤東逝世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清晨的北京，微風拂過，偶爾有幾片樹葉飄落。市民們照樣起床、早餐、擠公共汽車。壹切和往日沒有兩樣。但是，中南海進進出出的小汽車，壹些重要機關里人們凝重的神色，卻是壹種與往日不同的氣氛。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具有政治嗅覺“特異功能”的中國人，透過那麼壹點點“異常”，“感覺”到中南海里出了非同尋常的情況。這種“感覺”像空氣中瀰漫的氣味壹樣，很快擴散到京城以外。在１００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萬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發生壹個多月，我正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合作采寫壹篇抗震救災的稿子。上午９點多鐘，我匆匆趕到天津賓館的抗震棚里去會見安崗，含蓄地對他說：“北京大概出現了宏觀異常。”“宏觀異常”是我借用當時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術語。有幾十年新聞工作經驗的安崗，很快意識到將要發生“政治地震”。他對將要脫稿的長篇通訊不作任何交代，１０點鐘就趕回北京去了。

　　９月９日零點１０分，毛澤東丟下了他的十億臣民磕然長逝了。

　　從１９７１年開始，他就壹直受到嚴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並且出逃，成了轟動世界的政治醜聞，給他精神上的打擊實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經歷四天的醫生檢查後，發現他“患有兩眼白內障、運動神經元病、冠心病、肺心病、兩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左臀部褥瘡、血液中氧氣過低。還有低燒，咳嗽很厲害。”暮年的他，總是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情況，願意看這方面的電影。壹次，銀幕上出現解放軍列隊進城受到群眾歡迎的場面，毛先是陣陣抽泣，接著失聲痛哭。從5月起毛的病情不斷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經及時搶救才得以脫險。病情沉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養，“落葉歸根”，政治局考慮他的病情，沒有同意他這壹要求。8有8是，他圈閱了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壹帶抗震救災的通報》，這是他圈閱的最後壹個文件。

　　他的個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壹個兒子死在朝鮮戰場，壹個兒子神經不正常。晚年很長的壹段時間裡又和妻子分居。他沒有溫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讓人注釋印製大字本的《枯樹賦》、《月賦》、《雪賦》、《別賦》。《枯樹賦》中寫老樹“拔本垂淚，傷根瀝血”，《雪賦》中的“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正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悲涼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後壹個春節是在中南海的住處度過的。沒有家裡的親人陪伴，沒有客人來訪。只有身邊的工作人員陪伴他殘病之軀。在外面鞭炮齊鳴的時候，他這裡只能聽到寒夜的風聲。在無奈的寂寞中，他讓工作人員也放了幾掛鞭炮。進入新的壹年，他健康狀況惡化，吃藥、吃飯都要人喂。行動更加困難。他雖然只有剛治好的壹隻眼睛能看東西，但他終生養成的閱讀習慣壹直保持到臨終前壹天。為了滿足他艱難的閱讀需要，工作人員幫他舉著書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顫抖的手寫了壹個“三”字，又用手敲木製床頭，工作人員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書，把書找來時，他點點頭，露出滿意的神態。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在參加競選，毛很關心他在大選中的情況。在工作人員的幫下，他看了幾分鐘，又昏迷過去。9月8日，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鍾。他是在搶救的情況下看文件看書的。

　　在兩個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對他們交待後事。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小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壹件事妳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壹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妳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他離開人世時是擔心的，壹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發生動亂。他是懷著憂慮的情緒離開人世的。

　　９月９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發去了急電，要求各地穩定局勢。軍隊迅速進入了戰備狀態。在政治極權的國度里，最高政治強人的逝世有可能發生社會震動甚至動亂。中共中央的這些措施正是基於這壹常識。

　　下午４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悲痛的聲調廣播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向全國人民通報了這壹噩耗。頓時全國上下都表現出悲痛的情形。駐全國各地的新華社記者發回了各地的情況：

　　?

　　新華社西安九日電：...在市中心的鐘樓壹帶，許多人泣不成聲，有的放聲痛哭。全市各電影院裡，觀眾都自動地停止觀看，悲痛地離開了影院，電影隨即停止了放映。在新華書店，人們排起了長隊，含淚購買毛主度畫像...

　　?

　　新華社西寧九日電:...全市六個新華書店門市部立即排起了購買毛主席像的長隊，人們用手絹擦淚，書店裡壹片哭聲。到晚八時止，賣出毛主席遺像２１１００張。在市區和郊區的八個百貨店，到晚八時止賣出黑紗三萬多尺...

　　新華社唐山九日電：...在唐山市內的成千上萬名群眾，在廣播喇叭下哭聲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車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邊的牆上掉淚。壹位老大娘盤著雙腿坐在抗震棚前，拍著膝蓋放聲大哭。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坐在壹堆瓦礫上雙手掩面痛哭失聲。記者在市委大院裡看見，六個同志因極度悲痛當場暈倒...

　　新華社合肥九日電:...當高音喇叭里傳出播音員悲痛的聲音時，壹個五十五萬人的城市突然沉靜下來了。所有的車輛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壹齊站在高音喇叭下肅穆靜聽..

　　各地新華社記者的描述沒有虛構。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的場面。為什麼領導人逝世引起全國集體慟哭？這與兩千年的皇權政治的傳統有關，也是多年對毛搞個人崇拜的結果。9月9日午飯後，新華社天津分社領導讓我到天津第壹機床廠，說是下午4點鐘有重要廣播，讓我和工人壹起收聽，並反映收聽情況，但他沒有說“重要廣播”是什麼內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壹機床廠時，已有數百人集合在露天廣場上（地震期間各種活動都是露天的）。3點鐘，廠領導人從市里開會回來。他以手掩面，哭著走下汽車，泣不成聲地說：“毛主席逝世了！”他話音剛落，立刻就有幾個人放聲大哭起來。聽廣播時整個會場壹片哭聲。

　　哭是可以傳染的。當妳置身於壹片哭聲之中，也會情不自禁地流淚。我平時很少流淚，對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態度。按理說我不會哭的。但是，在當時那種氣氛中，我也淚流滿面。幾天以後，我壹人獨自到天安門廣場。我在這裡漫步，沉思。在學生時代，我在這裡參加過多次國慶活動和其它政治集會，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樓上揮動大手向我們致意。現在，我仰望著空空的城樓，深深感到政治強人身後的寂寞和空虛，深切體驗到壹個時代結束的傷感。這大概是全民慟哭的原因之壹。別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風險，這可能是壹個更重要的原因。公開場合眾人慟哭，私下可能是另壹種情況。若干年後，從壹些當時受迫害的人的回憶中看到，聽到毛逝世，他們暗暗高興，還有人私下飲酒慶祝。

　　９月１８日下午三點鐘，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１００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全國各地的追悼會的分會場不計其數。在同壹時間內，在９６０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１０億人都在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廣場也舉行十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同時，每個單位、每個居民委員會都設立了靈堂，幾乎全國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門廣場、在各地的中心廣場、在千百萬個靈堂里同時舉行悼念。那時，我因採訪任務從天津市睦南道騎自行車到中心廣場，路過勸業場壹帶繁華商業區。街道上沒有壹輛汽車，沒有壹個行人，商店裡也沒有壹個顧客。到處是壹派寂靜肅穆的氣氛。這是絕無僅有的景象。

　　壹個政治偉人的逝世，帶來的震動勝過悲哀。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得知毛澤東逝世時的第壹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確實，這個國家政治大廈的頂梁柱崩塌了。在這所大廈里活動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動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聲背後是悲傷，是恐懼，是憂慮，是仿徨，還是解放？都有，只不過是因人而異罷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藉助這位偉大領袖的權威打擊“當權派”的人，或被毛澤東當作“棍子”用來打擊“當權派”的人，在悲傷中帶有恐懼。因為他們所打擊的“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大部分已經官復原職，並且成為掌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務實派”。在中國，哪壹個皇帝駕崩後，皇帝的打手不遭滅頂之災？據當時了解的情況，這些人私下接觸比過去多了，他們說話比過去少了，行動更謹慎了。

　　在知識分子當中有頗多憂慮。他們都知道，毛澤東是在爭奪接班人地位的鬥爭十分激烈的時候逝世的。在極權政治體制下，接班人地位的爭奪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壹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們覺得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當時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種各樣的傳說都有。人們憂心忡忡。

　　很多人在仿徨。“毛主席”，這是壹代中國人用得最頻繁的三個字。在所有的報刊雜誌上，在所有的書籍上，在所有牆壁的標語上，哪裡不把毛主席的話當作最權威的引證呢？從幼兒園的兒歌，到人民大會堂的莊嚴報告；從家庭里的輕鬆交談，到論敵間的激烈爭辯，那裡沒有“毛主席”這三個字呢？毛主席充滿了整個空間，占據了人們的心靈。毛主席成了人們的“上帝”。“上帝”死了，我們怎麼辦？

　　不少人懷有期冀之心。在壹次又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和不公正待遇的人們，還壓在“五指山”下。他們希望有重見天日之時。多年受打擊、受壓制的 “地、富、反、壞、右”，希望有可能擺脫政治賤民的地位。在頻繁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錮得有點過分的社會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張之日。還有壹大批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們，希望在毛澤東之後，日子有可能過得好壹點。在當時，這些人不是滿懷希望的，他們的情緒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測，只是在茫然中存有壹絲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壹個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鄧小平。此時的鄧小平在幹什麼呢？

　　此時的鄧小平還在北京寬街的家中。他頭上還戴著壹頂很大的黑帽子：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中國的“納吉”。正在看書的鄧小平，從女兒那裡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書本，在四周的哀樂繚繞中沉思起來。

　　劍拔弩張

　　如前所述，毛澤東逝世之前，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形成了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派的徹底革命派→堅持“繼續革命”的文革派→恢復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極左的徹底革命派中，壹部分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徹底砸爛”，壹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這正符合“極端相通”有原理）。極左派已被鎮壓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夠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股政治力量。由於官僚派強調“四化建設”，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論問題”，因而被人們稱為“務實派”。在毛活著的時候，他壹直在兩種力量之間維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級權威才能維持這樣的平衡。現在，維持平衡的超級權威壹下子消失了，再沒什麼力量能夠維持平衡了。勢不兩立的雙方，壹方吃掉另壹方才是結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個人，下面的群眾基層也很薄弱。而務實派卻掌握了從下到上的權力，支持他們的群眾也越來越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務實派是壹次打擊，但這壹運動有違民意，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對他們減分並不多。

　　爭奪毛身後國家領導權這兩種政治勢力，有著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轉向經濟建設。從當時的民心來看，希望結束混亂、搞經濟建設的是多數。“四五運動”已充分顯示出，兩種政治力量的群眾基礎的明顯差別。

　　毛逝世後，兩種力量劍拔弩張，處於妳死我活的對立狀態。

　　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七天的弔唁儀式。在這期間，３０萬人來弔唁，在低沉的哀樂聲中，佩帶黑紗的人川流不息。

　　參加弔唁和守靈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宋慶齡、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

　　從守靈人的陣容可以看出，兩種政治勢力同時匯集在毛澤東遺體前。這些站在在毛澤東遺體前面容悲戚的人們，心裡各自盤算著如何擊敗對方。這正是：“大家來念經，都在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在哀樂繚繞的氣氛中，雙方開展了頻繁的幕後活動。

　　?文革派控制輿論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當時的主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政治上、輿論上占有優勢。毛澤東逝世後政治局常委只有四個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已讓葉劍英“養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數。

　　文革派對立面的務實派，雖然力量強大，但沒有掛帥的人物。鄧小平已經被打倒，“養病休息”的葉劍英不能過問軍隊。華國鋒是壹個關鍵人物。他是毛親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長期間，批判“算舊帳”（即算文革的“帳”）的劉復之和於桑，是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積極的。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澤東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華國鋒，張春橋安心當華國鋒的輔助者，可能是另壹種結局。但文革派沒有這種胸懷，把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

　　１９７６年中共中央１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張春橋就心懷不滿，寫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壹個壹號文件

　　去年發了壹個壹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壹號文件，是指１９７５年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台了。張春橋也期待華國鋒像鄧小平壹樣，“來得快，垮得也快”。據說，文革派曾對華國鋒採取先拉後打的政策，如果拉不過來就打。從張春橋的《三月二日有感》來看，他們沒有“拉”的誠意。人們沒有看到他們“拉”華的行動，卻看到他們對華國鋒步步緊逼。

　　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在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受到王、張兩人的鉗制。華國鋒不開常委會，而是召開常委擴大會，並且儘可能讓葉劍英、李先念參加。

　　在毛逝世前後，作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麼呢？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了天津手錶廠、第壹煉鋼廠、和警備區壹團壹連抗震救災的軍民。她在“探望”煉鋼廠和連隊時，本書作者隨同採訪。她對群眾說毛主席身體很好，還指著她穿的軍裝對戰士們說：“這個紅星是我爭取來的，我穿上軍裝，妳們明白不明白這個意思？”她對天津駐軍負責人說：”妳們受壓了，我是給妳們恢復名譽的。前年寫了壹個順口溜，也成壹條罪狀，整我，也壓妳們。”她“探望”的那個連隊在幹部俱樂部旁邊。我就坐在她身後。她突然向後扭頭看到我作記錄，警覺地質問：“妳是誰？”我站起來說：“我是新華社記者。”她站起來和我握手，說：“自己人！自己人！請轉告妳們領導，寫的東西給我看壹看，以免幫倒忙。” 她想籠絡工人，拉軍隊，希望記者給她幫忙。??????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做做下層的工作，造造輿論。”據陳永貴說，在大寨期間，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電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壹進去，她馬上就強作鎮定，還咬喝著：“打牌！打牌！”。她和大家壹邊打朴克，壹邊等待火車。但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不停地看手錶。

　　江青從大寨回來就從釣魚臺搬到中南海毛的住處旁邊，想控制毛的文件。這些文件里有些牽涉到政治局許多人的檢討書、檢舉信。文革初期，中央領導之間也是互相揭發，幾乎人人有份。拿到了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還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誰控制了“最高指示”，誰就可能掌握政治鬥爭的主動權，誰就可以得到繼承人的合法性。所以，爭奪毛留下的文件就成為毛逝世後的第壹個鬥爭焦點。９月１２日，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要求召開緊急常委會。華問她討論什麼問題，江不明確回答。華問什麼人參加，江青指定不要葉劍英參加，要毛遠新也參加。會壹開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和書籍交給她和毛遠新清理。她說，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書，由她整理是理所當然的。還說，列寧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為主整理的。

　　汪東興說：“主席的文件不是講好要封存嗎？現在保存主席遺體問題還沒有解決，沒有時間清理！”

　　江青看到華國鋒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議讓張玉鳳保管，華國鋒、汪東興不同意。江青就鬧了起來。華國鋒宣布散會，他說：“今天的會，連劍英同志都沒參加，不算常委會。下次他來了，人到齊了再討論。”江青正要發作，張春橋阻止了她。對大家說：“我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我們分不出手來，先叫毛遠新幫小張清理壹下嘛！”江青支持張春橋的意見。華國鋒沒有同意。會議開了四、五個小時，最後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的壹切材料、文件和書籍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9月17日，汪東興和武健華在毛的臥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來就進不去。深夜兩點鐘，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說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鬧，說：“主席屍骨未寒，妳就要趕我走嗎？”

　　９月２１日，中央辦公廳清查文件時，發現江青、毛遠新以“看壹下”為名，從張玉鳳那裡拿走兩份文件沒有退回。壹是江青同外國記者談話的記錄副本，另壹個是１９７４年毛澤東在武漢與楊得志、王六生的談話記錄稿。汪東興等人認為，這是兩分帶有重要機密的重要文獻，他們找江青等索回，開始不給。費了壹番周折以後，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壹個條件，要華國鋒看後正式批給王洪文、張春橋傳閱。華國鋒沒有理睬。據務實派後來說，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對文件進行了刪改。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點。政治局會議。華國鋒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後的國慶節怎麼過的問題。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怎麼辦？”它還批評華國鋒在保定問題上優柔寡斷。王洪文和張春橋提出要加強集體領導，要安排江青的工作。這個議題被葉劍英、李先念等否決了。他們又提出討論毛遠新是否回遼寧的問題。毛遠新給華國鋒寫了壹封信，試探華的態度：“我是主席的聯絡員，是從遼寧來的，主席逝世了，我沒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還是回遼寧？我覺得返回遼寧好。”“四人幫”希望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明確表示，同意毛遠新回遼寧。

　　江青生氣地說：“毛遠新應當留下。還要他處理毛主席的後事！”

　　華國鋒寸步不讓。他說：“妳不是說過，毛主席的後事妳不參加，毛遠新也不參加嗎？怎麼現在又讓毛遠新留下來處理後事呢？”江青不承認她說過這樣的話，爭論激烈，會議壹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憊不堪。華國鋒讓葉劍英、李先念年紀大的先走了，會場只剩六、七個人。江青等人壹會兒說毛遠新不能走，壹會兒說要召開三中全會。等他們話說完了，華國鋒問江青：“妳究竟想要幹什麼？”江青說：“要討論起草三中全會報告。”

　　華國鋒最後以主持人的身分說：“由於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在，三中全會問題根本不能討論。即使三中全會要作政治報告，應該由我來準備。至於黨中央人事安排，應該由政治局討論決定。”說完就站起來宣布散會。

　　“四人幫”在這壹場鬥爭中，除了掌握輿論工具以外，在務實派面前，顯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軍事鬥爭，他們都不是務實派的對手。

　　文革派寄希望於十屆三中全會，他們想通過這次會議鞏固和加強他們在中央的力量，他們的壹切活動就是為三中全會拉票。1976年9月18晚，張春橋對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 。”“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文革派沒有搞政變的計劃和打算。後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說的“四人幫”想搞“兵變”，是不符合實際的。文革派手無寸鐵，他們有壹種恐懼感。 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預感，擔心孩子怎麼辦。他還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妳不要難過。”恐懼感來自他們對力量對比的判斷，也來自從軍政官僚們那裡傳來的壹些信息。

　　許世友的兒子是北京軍區某部團長，給他的女友、301醫院的壹位護士寫了壹封信，信中寫道：

　　······羅、付藏手槍的事妳千萬不要對別人講，我看他們是在準備行動了。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可能要發生內亂，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占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臺，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干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也快完蛋了。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裡。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爸爸說，他只用壹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羅、付是指羅瑞卿和傅崇碧兩位將軍。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裡。王洪文把這封信交給毛遠新，憂慮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有軍隊怎麼辦？”他們商量讓沉陽軍區副司令孫玉國從沉陽調兩個師來。然而，作戰部隊壹個營的調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調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王洪文雖然是軍委副主席，但他壹人無權調動軍隊。張春橋雖然是總政治部主任，幾位副主任都不聽他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總政治部連壹個批鄧的文件也沒有下發。他們從沉陽部隊調兩個師進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１９７６年夏，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望他。他們談到，現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爭，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壹死，他們是要大干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這個信息很快傳到河南省。7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壹位記者把材料送到總社，要求總社通過姚文元轉給毛澤東。姚文元看了後考慮再三，把這封信壓下來了，沒往上轉。後來從姚文元處抄家，抄出了這封信。當時主持總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長周明英為此成為重點清查對象。姚文元後來說：“這封信像壹塊大石頭壹樣壓在我的心裡。”

　　“四人幫”深感沒有武裝的危險。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見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揮部的領導人，他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揮部，把武裝部合併進來。這不是壹個組織形式問題，而是壹個戰略問題。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妳們可要給我抓好。現在妳們要做點思想準備，人家壹巴掌打過來，我們是否站得住腳。”王洪文這次回上海是參加民兵工作座談會。會後他對馬天水說：“武器不要放在軍隊倉庫里，要下放到民手裡，打起仗來民兵手裡有武器。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開始發武器，到9月10日，7萬多件武器發到了基層。不過，研究者稱，上海給民兵發槍是1976年夏天的事，當時是為了應付像“天安門事件”那樣的群體事件。毛逝世後，上海重視民兵是為了應對“人家壹巴掌打過來”，並不是搞武裝政變，上海的民兵是不能到北京搞政變的。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繼續大張旗鼓地宣傳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三家聯合發出了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社論，社論中公布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什麼是“既定方針”呢？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雜誌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和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９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從９月１７日到１０月４日的１７天中，有４５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都有“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 “按既定方針辦”的宣傳給人們這樣的感覺：毛主席雖然去世了，但文革還要繼續，批鄧還要繼續。這樣的宣傳當然會給反對文革的務實派以很大的政治壓力。

　　“四人幫”在利用毛的“臨終囑咐”時犯了壹個錯誤，把毛的“照過去方針辦”搞成了“按既定方針辦”，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沒有多大差別。務實派抓住了這個錯誤，說“四人幫”“篡改”、“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

　　“照過去方針辦”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見新西蘭外賓之後在華國鋒的本子上寫的三句話之壹。這三句話是： “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妳辦事，我放心”。為什麼搞錯了呢？這是7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華國鋒首次公開傳達毛澤東的這三句話時，記錄者沒有聽清，記錄整理者陳斐章就按照大概回憶，就寫成了“按既定方針辦”。１０月２日，華國鋒審閱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時，刪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針辦”，在稿件上批示：“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壹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張春橋怕“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沒有下達華國鋒的批示，而是讓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這個提法，慢慢改正錯誤。10月3日，姚文元對《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妳得親自把關。”他要魯瑛轉告新華社領導核心小組組長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１０月４日晚，魯瑛向莫艾傳達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經來不急了，這壹天《光明日報》，以《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為題的“梁效”長篇文章已經發出去了。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編輯部組織“梁效”寫的，其根據9月16日兩報壹刊的社論精神,沒有更深的背景。

　　當兩股敵對的力量劍拔弩張的時候，都會密切地注視著對方的壹舉壹動，並且將對方的舉動作出過於嚴重的解讀。這種正相關的互動，使得雙方的鬥爭不斷升級。

　　《光明日報》10月4日的這篇文章，被務實派認為是“四人幫”搞政變的“反革命動員令”、“反革命宣言書”、“反革命信號彈”，從而加速了務實派的政變。就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的這壹天，江青提出要到石家莊去，但專列開到保定的壹個岔道上就停了下來。江青下火車采了壹些野花，呆了壹段時間就上車了，沒有找當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軍進行活動，也沒有去石家莊。如果這篇文章是政變的“動員令”，作為政變的主角江青還會這麼悠閒？

　　然而，《光明日報》這篇文章的確加快了務實派政變步伐。

　　十月政變

　　務實派下定決心“解決”文革派。怎麼“解決”？當時私下討論的結果有兩種方式：壹是“黨內鬥爭的方式”，二是“特別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開會，即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後者就是突然採取強硬措施。他們說的強硬措施就是政變，用少量武裝力量制服政治對手。這就是通常說的宮廷政變。

　　姚依林回憶，他到陳雲家送壹份關於江青叛徒的材料，看到陳雲在家裡琢磨，能不能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把中央委員的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的力量很大，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打倒“四人幫”是沒有把握的。陳雲是善於算計的人，他的判斷是對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陳雲這樣的判斷。不採取強硬措施是不行的。

　　然而，要採取強硬措施，也得師出有名。務實派想到了毛澤東1974年5月3日批評文革派的壹句話：“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好，歷來不好。”毛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誡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搞“繼續革命”。毛是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但這些批評是恨鐵不成鋼。毛說的 “四人幫”根本沒有反革命幫派的意思。務實派將“四人幫”這個說法接了過來，說抓“四人幫”是執行“毛主席的遺志”。

　　在華國鋒周圍，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書李鑫。李鑫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華國鋒採納了這樣的建議。要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必須得到軍人的支持。華國鋒首先想到的是葉劍英。

　　軍人們早就想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在毛逝世之前，葉劍英就在西山加緊聯絡、秘密策劃。葉劍英雖然被“養病休息”，但名義上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於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對他很尊重，葉劍英對軍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利用西山這個隱蔽所，同不少人進行了秘密交談。有時約進來，有時走出去。和他談話的有譚震林、康克清、耿飈、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諍、楊成武、梁必業、粟裕、宋時輪、華楠、劉志堅，李德生等。這些軍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過衝擊，有的已被邊緣化，對十分張揚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們在黨內、軍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還在毛澤東病危時，肖勁光大將就到葉劍英處，說得想個辦法，把江青、張春橋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後他們掌了權，黨和國家就糟糕了，並建議下令調集軍隊，採取分割圍殲的辦法，把江青、張春橋等抓起來。葉劍英沉思良久，擺了擺手說：主席病重，現在還不是時機。活躍在這些老人之間的是王震。他經常到各家串門，傳遞信息，商量對策。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王震多次到葉劍英那裡去談話。壹次談到“王、張、江、姚”時，王震問葉劍英：“為什麼讓他們這麼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只是做了壹個手勢。他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終於領會了意思：毛主席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

　　毛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加緊了聯絡和準備。９月２１日，聶榮臻通過楊成武轉告葉劍英：

　　“四人幫”壹伙是反革命，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葉劍英當然同意聶榮臻“先下手”的看法。華國鋒不知道葉劍英的底細，急需和他聯絡。華國鋒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華國鋒借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在事先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到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住處。華國鋒對李先念說，我在守靈，是藉口出來看病到妳這裡。他談了“四人幫”發難的簡要情況。並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妳代表我去見葉帥，問壹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也請妳考慮這壹問題。

　　9月14日，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員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說他要見葉帥。李先念進院，葉劍英將李先念讓到屋裡。為了防止竊聽，葉劍英打開收音機。葉的聽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機干擾，李先念說話，他聽不清楚。兩人用筆寫，然後燒掉。當李先念寫了“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時，葉劍英寫下了“這是妳死我活的鬥爭”。李先念寫了“請妳考慮時機和方式”，葉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壹個問號。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為什麼李先念對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放心？李先念曾和陳錫聯壹起為毛澤東守靈。李先念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著去了，在洗手間，陳錫聯對李先念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

　　華國鋒和李先念的談話不到10分鐘。李先念在葉劍英處談話不到30分鐘。

　　華國鋒壹方面讓李先念和葉劍英聯絡，壹方面和汪東興聯絡。汪東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此人和“四人幫”在政治上不見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權。１９７５年以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不見江青，都是汪東興擋的駕。作為壹個女人，江青恨汪東興。在林彪事件之前，汪東興在軍人中間誇大地散布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軍人的力量壓江青。汪東興知道，毛死後，江青有可能執掌更高的權力，這對他將是壹個很大的威脅。只有採取果斷措施“解決”了江青，才能夠確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勸華國鋒用強硬手段解決“四人幫”，應當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執掌中共中央警衛團，主管“大內”的壹切，搞宮廷政變，他是最方便的。解決“四人幫”時只動用中央警衛團，沒有軍隊參加，這也說明汪東興的主動性和關鍵作用。

　　華國鋒又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吳德的支持。葉劍英又聯繫了陳雲、鄧穎超等革命元老，他們是非常支持的。

　　在實施抓捕“四人幫”時，他們最大的顧慮是江青。葉劍英多次談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貴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壞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晚年批評過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並不協調。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堅定地站在毛這壹邊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評她是恨鐵不成鋼。毛澤東已被神化，作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氣”，是很有影響力的。在1966年以後，毛以外的中央領導人，都爭先恐後地在公開場合對江青過分的讚揚。這些讚揚，也增加了江青的影響力。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報告，我親眼看到天津的不少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在她面前獻媚討好。江青用摹仿毛澤東的筆跡，寫了壹些條幅，送給壹些軍、政要人，不少人奉為至寶。1976年8月，在毛澤東病重期間，江青以慰問抗震救災的戰士、工人的名義，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戰士們在歡迎江青的發言中，都感謝“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來看望我們，這是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體，但毛澤東還是把她當自家人。1975年，江青讓毛遠新幫助她清理壹下文件，由於文件很多，毛遠新只把文件名登記壹下。江青看後說，這樣不行，妳得把每份文件寫壹個內容提要。毛遠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沒有做。江青就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讓毛澤東請毛遠新幫忙。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劃了壹個圈，批給了毛遠新。毛遠新不知道劃個圈是什麼意思，去問他伯父毛澤東。毛澤東對毛遠新說：“幫幫她吧，我們家已經沒剩幾個人了。”可見毛澤東把江青當自己人。

　　在毛澤東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壹側的江青聞訊趕來，頭髮散亂，神情緊張，壹進門就撲在毛澤東遺體上，壹面痛哭，壹面呼喊：“醫生啊，妳們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這裡有夫妻難捨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懼。在9月18日的追悼會開完後，新華社的電訊稿著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獻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遺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綠的玉米、金黃的麥穗和谷穗，以及果實纍纍的白色文冠果花組成。”

　　雖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幫”決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開。

　　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和吳忠負責；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汪東興指揮張耀祠（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挑選了直接參與行動的中央警衛團的50多名官兵。吳德則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溝通，並與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聯繫，取得了對北京衛戍區部隊的直接指揮權。李鑫負責準備政變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採取行動之前，汪東興向執行任務的警衛戰士作動員時，對戰士是這樣說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機，陰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復辟資本主義”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在政治鬥爭中，都要把這個大罪加在對方頭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葉劍英在西山接到電話，通知他晚上８點到懷仁堂開會，請他提前壹個小時到達。吃過晚飯，他帶上壹名警衛參謀，驅車直奔中南海。

　　懷仁堂燈光明亮，肅穆安靜。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擔任警衛。葉劍英的車７時到達。警衛員和司機都安排在壹間房子裡休息。只有開會的人才能進入懷仁堂。

　　這壹天下午，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內容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和毛主席紀念堂的建設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這個會涉及文字工作，理所當然地要請他來。沒有通知江青來，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實際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單獨處理。

　　葉劍英隻身進入懷仁堂，只見華國鋒、汪東興已經來了。他們見面時以目示意，沒有講話。這天的懷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顯得十分空曠。中間壹扇屏風把大廳壹分為二。在屏風前的壹半大廳中只擺了兩個高背沙發。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坐在這兩個高背沙發上。汪東興和警衛躲在正廳的屏風后面的兩側，注視著門口。

　　７點５５分，張春橋到達。他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進來了。突然隨身警衛被留在門外，他感到與過去不壹樣，就連聲地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還不等他弄清發生了什麼事，行動組負責人紀和富帶著幾個人迎了上去，“保護”他進了正廳。他邁進門坎，環視廳內，想尋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廳里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嚴峻的葉劍英和滿臉怒氣的華國鋒。

　　張春橋這才明白自己已經成了階下囚。他還來不及說話，就聽華國鋒嚴肅地說：“張春橋妳聽著，妳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接著宣讀了事先寫好了的“隔離審查”的決定，鄭重宣布立即執行。張春橋沒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帶走。

　　接著進來的是王洪文。他壹跨進門，行動組的另壹個負責人帶著幾個衛士從側面快步走過來把他扭住。王洪文厲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妳們要幹什麼！”他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衛人員扭著他的雙臂帶進正廳。華國鋒把決定又念了壹遍。還沒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壹聲，掙脫了警衛人員，像壹頭髮狂的野獸，從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劍英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劍英的脖子。雙方離得太近，不便開槍。警衛人員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帶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拖帶架地把他抬出門，推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姍姍來遲。大家正在著急之際，他來了。在接電話通知時他還說：“早就該開這個會了。”今天不知因什麼事動身晚了，臨走時忘了叫警衛，連帽子也沒帶，就夾上皮包，跨進汽車，匆匆趕到中南海。他到懷仁堂後，沒讓他進大廳，只在東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沒由華國鋒宣布“隔離審查”的決定，而是中央警衛團的壹位副團長宣布的。他聽完後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是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在懷仁堂解決王、張、姚三個人的時候，張耀祠、武健華、李連慶等十幾個人，來到中南海２０１號樓。晚８點，他們先到毛遠新住處。進到他的辦公室，毛遠新正在看電視，他看到進來的不速之客，就站起來，關了電視機。張耀祠向他宣布：“毛遠新，我接華國鋒同志的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妳保護審查，為了妳的安全，還住在這裡，換壹個房間，現在妳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文件和材料由中央辦公廳派人來接收。妳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指導員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妳寫的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中央。”毛遠新聽後說：“主席屍骨未寒，妳們就．．．．．．”沒有再說了。他不主動交鑰匙和手槍，壹位幹部主動上去收繳了他的手槍和鑰匙。

　　江青離毛遠新住處很近，張耀祠等在８點２０分到了她的住所。走進她的辦公室，她坐在沙發上。張耀祠向她宣布：“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妳現在還進行分裂黨中央的活動，黨中央決定將妳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妳到另壹個地方去，妳要老實向黨坦白交待妳的罪行，要遵守紀律。妳把文件和鑰匙交出來。”江青雙目怒視，壹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聽著，未發壹言。她用鉛筆在壹張印有紅槓的宣紙信箋上，由上而下地給華國鋒寫了壹封短信。信中說：“國鋒同志：來人稱，他們奉妳之命，宣布對我隔離審查。不知是否為中央決定？隨信將我這裡文件柜上的鑰匙轉交於妳。江青十月六日。”接著，她又在壹個印有紅框的牛皮紙大信封上，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幾個字，下腳還註明“江青托”。她把鑰匙用壹張信紙包好，同信箋壹起放進信封里，然後在信封兩端，黏貼了“密封簽”，並用手在“密封簽”上用力地按壓了幾下，然後把信封交給了張耀祠。這時，武健華上去領著江青出來。外面專為她準備的紅旗保險轎車在等候著，江青以慣常的姿態上了車。

　　與此同時，北京衛戍區還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實行隔離審查。于會泳、劉慶棠、莊則棟等也被隔離審查。

　　在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華國鋒派人控制了廣播電台、新華社等重要輿論單位。

　　10月6日晚，華國鋒把耿飈找到中南海，先讓他看了兩張複印的紙條，紙條上是毛澤東的手跡：“妳辦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來”，然後要求耿飈帶部隊進駐中央和北京的廣播電台。耿飈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巍高等，連夜趕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直奔總編室，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正在那裡。耿飈拿出華國鋒的手令給鄧崗看。讓鄧崗通知所有的副手，帶著行李捲住到總編室，不能回家。要求他們檢查明天要播的錄音帶，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壹律剪掉。耿飈要他們交出直播室的鑰匙，鄧崗有點猶預。耿飈對鄧崗說：“妳執不執行我的意見？妳如果不執行，還可以給姚文元打個電話。”鄧崗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說：“不必了，我想原來的電話已經不通了。”當時直播室的鑰匙由辦公室主任楊兆麟保管。他不敢輕易交出。耿飈說：妳不交出來我就派戰士守在門口，誰也不能進去。看了華國鋒的手令以後，楊兆麟把鑰匙交出來了。與此同時，耿飈把北京廣播電台的黨委書記趙正晶找去，壹切按中央廣播電台的作法辦理。耿飈是帶著很強的敵情觀念到中央廣播電台的。為了安全，他們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從外面帶進去的。

　　新華社是第二天由壹個“五人小組”接管的。時任北京分社社長李普是五人小組成員之壹。另外四人是：鄭屏年（某軍政治部主任）、徐貴年（李先念秘書）、楊家祥（通訊兵軍官）、黃宗漢（康生秘書）。10月7日李普吃午飯時電話鈴響了。李普夫人沉容拿起電話。壹個陌生的聲音問：“這是李普家嗎？”沉容說：“是的，您是哪位？”對方說：“我是39局，中組部×副部長請李普同志說話。”李普接過電話說：“我正請病假在家。”對方說：“我們知道，請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閣開會。”李普到了紫光閣，會議由紀登奎和蘇振華主持。紀登奎先讓大家看了“妳辦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來”兩個複印件，向他們透露了對“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交待了接管新華社的任務。

　　與此同時，中央派以遲浩田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幫”剛壹“解決”，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接到了壹個緊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號樓開會。晚１０點，人已到齊。出席會議的人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時才散會。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講話。葉劍英向大家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和意義。在葉劍英的提議下，壹致通過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事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等由汪東興電話通知並徵求意見。

　　鄧小平壹家聽到這個消息表現如何呢？他女兒毛毛在她的書中生動描述了她的丈夫賀平從外面得知消息後的情況：

　　１０月７日，賀平得到消息後，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回到寬街，把消息告訴我們全家。他壹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看到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壹定有大事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怕家中有竊聽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會用壹些防竊聽的方式悄悄地說。我們大家——父親、母親和當時在家的鄧林、鄧楠，還有我——壹起走到廁所裡面，再大大地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的流水聲中，我們圍著賀平，聽他講中央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沒聽清再問壹句。“四人幫”被粉碎啦！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聽到精采的場面，我們三個姑娘興奮得跳起來了！我們的心怦怦地劇烈地跳動著，跳得連我們自己的耳朵都能聽見。震驚，疑惑，緊張，狂喜，壹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我們全家人，就在這間廁所里，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解氣地怒罵著，好像用什麼方式也無法表達心中的振奮和喜悅。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壹封親筆信：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壹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壹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寫信給華國鋒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事實上，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葉劍英元帥就提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不久，葉劍英又把鄧小平壹家人接到西山居住。為了讓他熟悉情況，還以別人的名義，秘密地按期送壹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向他們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官方文件將懷仁堂事變稱為“粉碎四人幫”，這個說法沿用多年，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稱為“十月政變”較為合適，這是壹次典型的宮廷政變。政變是壹個中性詞，沒有褒貶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號》，正式向全黨通報了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傳達到所有群眾。事實上，在這之前消息已傳得家喻戶曉。大多數人感到輕鬆，感到高興。中國人歷來看不慣“后妃專權”，江青以第壹夫人的身分到處指手劃腳、發號施令，早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所以，對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萬軍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以後幾天，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遊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為鄧小平下台而慶祝遊行也是這些百萬軍民，極權政治下的民眾只能跟著權力走。郭沫若寫了壹首打油詩，當時流傳甚廣：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

　　在遊行隊伍中，有人敲著竹板，用快板書的形式，傳誦著這首打油詩。

　　上海是毛髮動文革的重要基地，這裡掌權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來自上海。十月政變後上海的表現如何？

　　10月7日凌晨3點，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到北京開會。馬天水感到突然，問開什麼會，回答說妳來了就知道了。馬當即打電話給北京，想找張春橋、姚文元問詢問，但電話打不通。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書記徐景賢、王秀珍要隨行的秘書房佐庭按慣例打電話回來報平安。中央辦公廳同時打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同行。中央派專機將他們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賓館，中央下達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

　　馬天水上北京後沒有音訊，房佐庭也沒來電話。徐景賢、王秀珍等不停地通過各種渠道同北京聯繫，都聯繫不上。到10有8日，上海才知道，與北京的聯繫渠道全部中斷。

　　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少庸、王秀珍、馮國柱召集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和鍾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禮堂開會。徐景賢說：情況很不正常，看來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馬天水去北京後被軟禁了。施尚英匯報了9月23日以來備戰的民兵數字。王少庸詢問了民兵的編制情況。下午4時，徐景賢召集報社、電台負責人開會，說中央可能發生了軍事政變。5時，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進壹步打招呼。晚7時，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給上海市委警衛處康寧壹打電話，說“我娘心肌梗死”。這是繆文金臨上北京時王秀珍和他約定的暗號，表明情況嚴重。晚10點，文化部劉慶棠來電話，說“馬老不接電話，我們都病了，有病情。”兩天的猜測，現在都證實了。在場的朱永嘉說：“我們要干，要拉出民兵來，打壹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壹樣。王秀珍說：民兵先動員2500人巡邏，31000人待命，槍支彈藥發下去。輿論工作由朱永嘉負責。王秀珍對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說：看來中央可能發生了右派政變，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幾個領導同志都被抓起來了。我們要同他們干。上海是壹月革命的發源地，我們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連，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著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但是，他們準備過程中，連壹張像樣的軍用地圖也沒有。警衛部隊最多能拉出壹個營。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會，晚7點，徐景賢又打電話給北京的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馬天水終於接了。王秀珍問他看到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沒有，馬天水說：“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沒時間和我個別談了。”聽了馬的電話，大家如釋重負，說是壹場虛驚。他們立即撤銷民兵戰備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馬上恢復正常秩序。晚10點，馬天水給上海打電話，通知徐景賢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開會。

　　上海的三個市委書記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個老幹部：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總工會、民兵。市委寫作組的壹些骨幹人物，聚集在在康平路小禮堂。朱永嘉主張“馬上干！立即干！”他認為“民氣可用”。他說8號就應該干，已經錯過，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壹切時機都會喪失，要干就下決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總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也主張立即干。整個會上，態度最激烈的是總工會和寫作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眾人的激烈情緒，也說要干，不過要等三位書記回來壹起干。

　　10日，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後，中央政治局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陳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們懸岩勒馬。葉劍英說中央信任妳們，對妳們放手，把上海事情辦好，信賴妳們。同時，要他們每天給上海打壹個電話，穩定上海。先到北京的馬天水和周純麟已經服軟。馬、周二人也說服徐、王。經中央辦公廳同意，徐景賢打電話告訴馮國柱：“壹切等我們回來後再定。”

　　13日，市總工會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行動，制定了“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發揚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決不允許蘇聯復辟的教訓在中國重演！”等21條行動口號。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態支持中央的三位書記回來了。下午，在錦江飯店南樓會議室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三位書記傳達中央精神。會議室壹片哭聲，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晚上，馬天水又召集工會、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開會，再次傳達中央精神。會後，壹位堅持要干的人到馬天水家裡，對馬天水說：“北京是政變。我們應該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裝，像巴黎公社那樣，舉行反抗，馬老妳帶頭，我們跟著妳！”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們手裡，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兩人抱頭痛哭，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此時，忠於中共中央的60軍就駐紮在上海附近。

　　上海雖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對文革不滿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從15日開始，上海民眾自發地舉行慶祝集會，數以萬計的人湧入上海市委，質問為何不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報道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上海全城沸騰，慶祝的鑼鼓聲和鞭炮齊鳴，主要馬路被燃放的鞭炮紙屑鋪了紅色。

　　10月26日，華國鋒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工作組以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為首。11月1日，10萬民兵戴著柳條帽、身穿工作服，扛著輕重武器舉行遊行。遊行隊伍高舉毛澤東和華國鋒畫像，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勝利。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後規模最大的壹次遊行。在文革中被邊緣化的壹些造反派，如原“工總司”副司令潘國平等也十分興奮，準備開慶祝大會，但未開成。

　　毛澤東逝世，文革派被“粉碎”。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實際已經落幕。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結束是十個月以後的中共十壹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他強調了文革的必要性後說：“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壹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覆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壹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我們可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達到天下大治了。這樣，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請注意，華國鋒說的是11年文革，不是後來說的10年文革。

　　為了使十月政變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舉行了公開審判。這次審判把本來互相對立的兩伙人——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捆綁在壹起，名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文革派的判決結果是：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五年以前就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對江青的審判很有戲劇性。外電報道說：“在中國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歲的江身著黑色毛式上衣，戴著壹副眼鏡，在拍攝電視的燈光下閃閃發光，看起來她更像是壹個嚴厲的女教師。她昂首挺胸地穿過聽眾走到她的被告席上，壹副兇相地撅著下巴。” 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後，審判員曾漢周把桌子壹拍，厲聲說：“江青，妳是犯人，妳是被告，妳要怕我們！”江青開始的時候壹楞，然後反應過來了，“什麼？我要怕妳？”“對，妳要怕我們。”江青馬上說：“怕妳？妳怕我！”兩個人這樣來回幾個回合，爭論“誰怕誰”。後來江青哈哈壹笑，說：“妳問問坐在妳旁邊的江華，看我怕過誰！”江青登場鬧了這壹場，最後宣判時又有壹場鬧劇。審判長江華為了嚇唬江青，宣判：“判處江青，死刑！”到“死刑”這兒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葉、鄧反革命集團！”江華又接著講：緩期二年執行。

　　審判張春橋時，審判人員事先問他有什麼話要講？張說，除非如實進行報道否則他不講。後來在審判人員的壹再追問下，張春橋說了這樣壹段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麼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來壹次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這是公審之前的審問，在法庭上張春橋壹言不發。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來相比判若兩人。他徹底被征服了。他為什麼會這樣？和他同監的邱會作說：“王洪文被捕後，所經受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合監之時，王洪文因腦子受創傷還不能做系統的談話。他說的常常是東拉西扯，詞不達意。”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邱會作四人是公審之後，1981年7月15日合監的。這時離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還不能系統地談話，可見創傷之重。

　　中國多年“無法無天”，能夠公審，是壹種進步。這說明經受文革衝擊的官僚們嘗到了“無法無天”的苦頭，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從整個審判過程來看，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是政治審判。據時任“兩案”律師組組長張思之說，審判員是臨時調來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員，鬧出了壹些笑話。律師是當局委派的，事先對律師提出要求：對公訴人提出的“事實不能動”，對公訴人給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動”。作為律師，辯護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把這兩方面都封死了，還要律師幹什麼？對出庭的證人事先經過培訓，要求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這壹切停當之後，還要經過多次“彩排”（李紀周曾當被告的替身，新世紀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長），“彩排”合格之後中才開始公審。旁聽群眾是有組織的，選擇政治可靠的人。

　　29

　　第二十九章文革後的大清查

　　十月政變以後，逐步解除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束縛，實現了幾項重大的人道主義的壯舉：壹，平反冤假錯案。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已經有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恢復原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以後，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不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歷次運動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不過，能夠被官方平反的大多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受害的普通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訪了，通過信訪渠道也使大批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二，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幾十萬人，除了留下幾個象徵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給廣大農村的地主、富農摘帽，數以千萬計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雖然沒有否定反右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但以上三項壯舉，也使得上億人口擺脫了政治賤民的身份。在這壹人道主義壯舉中，胡耀邦發揮了重要作用。拙著《鄧小平時代》中對這壹壯舉已有介紹。

　　與上述人道主義壯舉相對應的是清查運動擴大化。

　　1976年10月6日晚，懷仁堂事變之後，在西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提出：“在中央，我們從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了‘四人幫’問題，這是第壹步，是初戰的勝利，地方上還有些‘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清理。”

　　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查運動（當時稱為“揭批查”運動）。清查對象是“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自1949年以來，中共開展了壹系列的政治運動，每壹次運動都有壹批積極分子。以前的政治運動是“當權派”整“非當權派”，沒有從整體上傷害官僚集團，所以運動積極分子可以分享到運動的果實，相當多的積極分子得到當權派的提拔。對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的人是不可能被提拔的。中共建政以後的幹部隊伍，基本是由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組成的。而文革的重點是整“當權派”的，被文革積極分子整過的“當權派”重新掌了權，還由“當權派”來清算文革，積極分子只能品嘗“苦果”了。清算文革的前提是全面否定文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右派分子是劃錯了的，反右運動沒有被否定；大躍進造成三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大躍進運動沒有被否定。在專制制度下，普通百姓受害的政治運動不會被否定。文革不僅僅傷害廣大民眾，更是從整體上傷害了官僚集團，所以文革必須否定。

　　大清查將被處理的人分為三個檔次，第壹檔是被定為“‘四人幫’骨幹分子”，逮捕判刑；第二檔是“三種人”，嚴格審查，責令檢查，批判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壹般是撤職下放；第三檔是嚴重政治錯誤，在“說清楚”後保留工作，但多數人終生不被重用。

　　1978年12月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宣布結束了“揭、批、查”運動，但壹些省壹直清查到1980年代。1982年，中央又出台文件，開始大規模排查清除“三種人”，壹直進行到1986年。

　　這次清查（包括以後整黨清理“三種人”）殃及了多少人？胡耀邦說：“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他這裡說的“關押”，可能是包括在各種“學習班”里在壹段時間裡失去自由的人。據中央整黨工作指導辦公室1987年統計，在整黨前已進行的幾次清查共處理的40萬人的基礎上，全國（不含廣西）又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43074名，不予登記的90096人，緩期登記的145456人，受到其它黨紀處分的18407人。從各省的數字來看，這個數字顯然是大大的縮小了。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在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名義下，對文革的總清算，當然也是對造反派總清算。在1966年至1968年間，造反派活躍了兩年多。文革後8年，造反派壹直處於挨整狀態，少數在革委會裡還保留職務的“群眾代表”， 也沒有掌握實權。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造反派也壹度活躍，但主要是為了擺脫挨整的地位。籠統地把造反派當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壹切罪行特別是後八年對廣大群眾的殘酷專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揭批查運動擴大化

　　十月政變之後，各地都逮捕了壹批當地的造反派頭面人物，將他們判了重刑。全國上下大規模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上千萬人成了清查對象。揭批查運動不僅僅是為了清算文革的責任者，也摧毀了各地在文革中形成的權力體系，恢復了文革以前的權力體系。從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後，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中，除了少數幾個省以外，大部分被撤換。

　　在揭批查運動中，懲處了壹些在文革中的作惡者，也有官僚集團的藉機報復，還有壹派群眾藉機整另壹派群眾。雖然中共中央壹再強調注意政策，但還是有嚴重擴大化的傾向。

　　下面介紹幾個省市的清查運動。本書採用了壹些被清查者的申訴材料，顯然這是申訴者壹面之詞，可能有偏頗之處，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清查運動的擴大化。檔案開放以後才能夠得知真相。

　　河南省的揭批查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也寫出了《我的壹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由於劉建勛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所以河南站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比較多，也比較早。河南的這壹情況，當時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表揚，《人民日報》曾為此發過社論。

　　文革中河南有三個群眾組織：“二七公社” 、“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這三個群眾組織都是造反的，“二七公社”比較激進，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時曾被省軍區打成反動組織。1967年7月平反以後力量壯大，占了優勢。毛澤東說過“大局已定，二七必勝。河南形勢很好嘛！”他是明確支持“二七公社”的。1967年7月2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京西賓館接見河南省軍區、軍分區和駐軍師以上領導幹部時，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周恩來說：“對‘二七公社’、‘鄭大聯委’、‘新鄉八·壹八’、‘洛陽八·壹六’、‘開封八·二四’這些左派，妳們每壹個部隊首長同志有權力支持它，保護它，要派部隊去，我們壹定支持妳，這是正義的革命的行動，即使省軍區不贊成，妳們也要堅決干，這是革命的行動。”周恩來說的這些群眾組織都是“二七公社”這壹派的。由於中央明確支持，“二七公社”壹度處於優勢，在他們掌權的地區和單位，對反對它的幹部和群眾，採取階級鬥爭手段，傷害了不少人。文革結束後，新的當權者說196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的表態，是劉建勛等人製造的大假案。這壹說法當然不能成立，7月25日中央首長的講話是記錄在案的，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在文革後，“二七公社”的骨幹和積極分子，以及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都成了揭批查運動的對象。

　　河南省在揭批查運動中，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搞到公務員、炊事員。從1977年到1983年，清查運動歷時7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十萬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為官方公布的數字），如果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更是不計其數。壹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因“文革罪”而被關押的，占犯人總數近半數，“二七公社”壹派人人自危。確山縣，文革期間，兩派武鬥，雙方各被打死打傷二十餘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壹派，處理了壹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壹派壹個也沒有處理，主要頭頭、武鬥指揮者，反而被提拔為縣委負責人。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改組省委領導班子，免去劉建勛省委第壹書記職務，任命段君毅為省委第壹書記、胡立教為省委第二書記、劉傑為省委常務書記。文革中形成的省委領導班子全軍覆沒。其中，耿起昌，1915年7月生，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歷任河南新鄉地委第壹書記。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1月至1979年3月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壹書記）。1983年10月被開除黨籍。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申茂功，1940年1月生，鄭州國棉六廠工人。文革開始後任鄭州國棉六廠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總工會主席。1977年7月起停職接受審查。1979年8月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廠籍。1979年1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唐岐山，1977年7月停職接受審查。1978年1月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1979年12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揭批查中，全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止1983年9月統計，處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名．（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被清查、批判、處理了10人，占71%。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幹部33人，被清查、批判、處理23人，占70％。18個地市委第壹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焦作），批判處理97人，占82. %。省直各廳、局、委，第壹把手，除5人外，其餘全部受到批判，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的處理。各廳、局、委副職中被批判處理的也占大多數。原縣委第壹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很少有人未受審查，處分，保留原職。原蘭考縣縣委書記張欽禮，曾是焦裕祿生前戰友，在蘭考工作幾十年，為改變蘭考面貌做過重大貢獻，因在文革中站在造反派壹邊，被判刑13年。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游擊”罪名判10年徒刑。這個罪名是編造的。孫騰芳刑滿釋放後沒有了工作，且年老體衰，其愛人郝志華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也沒有好工作。1998年初，郝志華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地看著老伴死在家裡。

　　所謂“免於處分”2020人，是審查批判後降職下放。如省委宣傳部李海英，１９５４年就調到宣傳部工作，因文革中參加了“二七公社”受審查，１９８３年審查結束後，被告知她沒有什麼問題，免於處份，被下放到商丘縣工作。當時，她身患重病，讓兒子替她去報了到。後來商丘縣以級別高、無法安排為理由將她的關係檔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組織部說沒有收到。就這樣，壹位建國前就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沒有了單位，工資沒人發，看病無人管。

　　1983年11月起，進行全面整黨，到1987年4月結束。全省因受到處理的黨員共43339名，其中受刑事處分的698名，受黨紀處分的25767名，對不合格黨員不予登記的8244名，緩登記的16261名，因故暫未登記的2591名。對在文革中提拔的6.6萬多名幹部分別作了處理；對在文革中發展的24. 5萬餘名黨員，有9.9萬餘名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有1700多名被清除出黨。“文革”中洛陽鐵路系統入黨提干的有358人，文革結束後對他們進行了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 餘人留黨察看，320多人被開除或降級，保留黨籍的只有8人。

　　在揭批查運動中，河南許多地方搞“上掛下聯”，上面倒壹個，下面倒壹片。大批人因上、下級工作關係被株連、被處理。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班組長，加上幹部的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人數要以數十萬計。

　　1979年底，河南省紀委書記趙文甫、副書記李蔚和省高級法院院長丁石等人，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於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後“束縛手腳”，就趕在這兩部法律生效前夕，緊急布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搞“突擊判刑”，全省共判處2400多人。

　　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受到打擊的人如此之多，普通群眾的造反派更多。受到打擊的官員們，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鳴冤叫曲。他們在申訴自己的冤情時，還極力和他們曾經支持的造反派頭頭劃清界線，認為這些人受打擊是應該的。

　　雲南省的揭批查

　　1976年11月8日，《雲南日報》發表題為《放手發動群眾，大揭大批“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的社論，全省各地紛紛舉行大會，聲討“四人幫”及其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的罪行。

　　“四人幫”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主要是指黃兆其、劉殷農、朱克家、方向東等人。魯瑞林也被當作“雲南軍內外幫派的黑後台”加以揭發批判。1976年11月底，對這些人召開了多次大型批判會。

　　壹些人認為賈啟允在揭批查中“捂蓋子”，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免去了賈啟允的壹切職務。

　　截止1977年3月下旬，省級機關共召開了大型揭發批判會200多次；全省地縣兩級共召開860萬人次參加的揭發批判會議1．73萬次。

　　1979年2月17日，省委發出《關於對黃兆其、朱克家定性處理的通知》，將黃兆其定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逮捕法辦；朱克家定為“四人幫”的親信，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下放勞動。

　　1979年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會召開有60萬人參加的有線廣播大會，會上，公安部門宣布對黃兆其、劉殷農、塗曉雷、胡延觀、安矩祥、沉炳章、金奕旦、楊樹先8人依法逮捕。

　　1982年4月18～29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黃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判處劉殷農有期徒刑17年；判處塗曉雷有期徒刑14年：判處胡延觀有期徒刑13年。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判處劉光興有期徒刑12年，判處何立寬有期徒刑14年。

　　雲南文革多次“翻燒餅”，情況十分複雜。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炮派”就反對革委會。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搞“劃線站隊”，被審查人數達138萬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為“炮派”群眾。省革委會“劃線站隊”的依靠力量是“八派”（見本書第17章：清理階級隊伍）。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劃線站隊”的積極分子受到打擊，還抓了壹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八派”又力圖“翻身”，搞了壹些活動（見本書第26章：全面整頓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文革後的清查運動，“八派”又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這次運動這壹派整另壹派，下次運動另壹派又整這壹派。每壹次反覆都很難避“派性”，派性清查，不可能公正，也很難避免擴大化。

　　1984年1月30日，省委“兩案”辦公室關於《全省“兩案”結論處理進展情況》的統計，全省“兩案”清查對象共7569人，全省共列為核查“三種人”對象2590人，定性處理了2358人。

　　雲南省壹批在清查中受到打擊的申訴者說，官方說雲南揭批查運動中審查7569人這些數字“完全是假話。”他們說：“在雲南開展的“揭批查”運動，受審查的有150多萬人，其中5萬多人被判刑勞改，15萬多人受黨紀、政紀處分。”他們在申訴中說，雲南的“揭批查”運動中，把“八派”群眾組織打成“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層層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幫”，如昆明橋鋼分公司，抓了三個男的，還差壹個女的，硬把壹個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湊成“小四人幫”。玉溪地區、江川縣民政科長楊秀傑，194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榮立兩次大功。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8年9月19日被槍決。江川縣第壹中學體育教師羅慶明，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連長，曾榮立三等功，在“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被判處死刑，於1978年9月19日被槍決。全國特級戰鬥英雄塗勛（女），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志願軍老兵、三級殘廢人黃俊傑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打砸搶”被判刑。大理州13個縣市革命會副主任、季振華、周金昌、卜里昂、趙嘉品等13人，在“揭批查”運動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後判刑。昆明鐵路局醫院政工主任劉紹祖，在“揭批查”運動中，被判刑7年，妻離子散，出獄後餓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鄰居發覺有壹股臭味，報警，打開門壹看：臉上、鼻子、耳朵和腳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天津市的揭批查。

　　1967年1月奪權時，天津有大大小小的85個群眾組織。3月間，天津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先後召開了貧下中農、產業工人、市級機關幹部、大專院校和中學紅衛兵五個系統的代表大會，合稱為“五代會”。另壹部分沒有得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支持的群眾組織合併為“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大聯籌”比較激進，和“五代會”對立。由於“大聯籌”得不到軍隊的支持，到1967年11月下旬就被迫解散了。在“大聯合”、“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等壹系列清算激進造反派的運動中，“大聯籌”的骨幹分子都受到了打擊。“五代會”的頭頭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文革以後的清查中，“五代會”的頭頭成了清查對象。

　　從1976年10月下旬至1977年4月，清查江青八次來天津以及小靳莊問題。從1977年4月以後，進壹步清查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

　　1977年11月8日，市委書記趙武成在“關於清查工作情況和下壹步意見的匯報”中說：“經過認真嚴肅的審查，大量確鑿的證據表明，王曼恬是‘四人幫’在天津的死黨；王作山、張繼堯、陳相文等人，是‘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徐信積極追隨‘四人幫’，向黨猖狂進攻，參與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趙武成這個報告是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起草的，若干年後他回憶說：“當是還是左的思維方式，對壹些問題看得過重，甚至牽強地與‘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掛鈎，非找出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不可。”

　　1976年10月以後，市委第壹書記、革委會主任解學恭領導天津市的清查，1977年8月的中共十壹大，他還是中央委員，但他很快就成了清查對象。197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免除了他的壹切職務，但未作處理，他還等待安排工作。壹直等到1987年1月，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壹波批評胡耀邦“對解學恭長期不處理”，並說應當開除解學恭的黨籍。1987年3月，這位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就憑薄壹波的壹句話，沒有經過組織程序被開除黨籍。

　　市委書記王曼恬是毛澤東的表侄女，由於她與毛澤東的親屬關係，是天津與江青關係最密切的人，她提供了“黑會”和“黑戲”的材料，江青就這些材料製造了“二黑”冤案，打倒了壹批領導幹部和作家。清查壹下是應該的，但認定王曼恬是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死黨”，證據不足。在揭批查中，王曼恬於1977年1月27日晚自殺身死。

　　寶坻縣小靳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是比較好的村支部書記。中央領導人江青和天津市委把小靳莊樹為先進典型，他不能不緊跟，卻被定為“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張繼堯原是天津市文聯的壹般幹部，是文聯“紅旗造反隊”的頭目。王曼恬在向江青提供的“二黑”材料是張繼堯等人搜集的。王曼恬進入市委領導崗位後，張繼堯便被提拔為市委、市革委文教組組長。他被定為“‘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王輝認為定性太重了。

　　陳相文原是南開大學“八·壹八”造反派的代表。南開大學有“衛東”、“八·壹八”兩大派，“衛東”的代表擔任了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相文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從1975年5月至1977年3月在團中央籌備組擔任副組長。1976年初，謝靜宜曾對陳相文說：“天津關於學習壹號文件的報告，只是壹般表態，沒有寫批鄧”。他立即給團市委寫信讓點名批鄧，並同王曼恬壹起，鼓動市委快點寫點名批鄧的報告。王輝認為，陳相文雖然在批鄧中跟得很緊，稱不上“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當時的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回憶說：“這其中除了王曼恬進入市革委領導班子以後，把文化局造反組織的頭目張繼堯提到文教組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間既無組織聯繫，也無工作關係，與幫派體系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從揭發材料來看，天津構不成什麼‘幫派體系’”。但當時還是把這幾個人定為“幫派體系骨幹。”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19名常委全部被審查全都被免職，有的被判刑。他們是：李榮貴，原鐵路工人，共產黨員，市革委副主任，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15年。林啟予，原電力局技術員，後任地震局革委會主任，在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10年。馮玉田，原棉紡二廠工人，揭批查中被審查，判刑10年。巴木蘭，女，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幹部，黨員，在揭批查中被審查，免職，開除黨籍。在清查運動進行壹半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也成了被清查對象。

　　在揭批查鬥爭中，對全市立案審查691人的問題，其中:逮捕法辦的57人，勞教的4人，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31人。基層被清查了多少人無法統計。

　　湖北省的大清查

　　1976年11月，武漢市打著“工農兵”（其中不少是原“百萬雄師”成員）旗號的壹些人到處抓人，游斗造反派的頭面人物。董明會、朱鴻霞、李想玉、沉復禮、王錦銘等造反派頭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綁地站在敞篷汽車上，頸項上掛著“四人幫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漢三鎮大街上遊街。

　　1976年12月，經中央批准，湖北省對“四人幫”在湖北的骨幹分子夏邦銀（“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鋼工總”壹號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張立國（華中工學院學生，“新華工”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實行專案審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對其逮捕，1982年7月判處張立國、夏邦銀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各三年；判處朱鴻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處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胡厚民，1936年出生， 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任造反派負責人。1967年3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獄。7月武漢“7·20”事件後獲釋平反，年底任武漢市工代會副主任。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任省革委會常委。1970年被定為湖北省“5·16”反革命總頭目，批鬥後送沙洋勞改農場勞改。1974年批林批孔中獲釋並被“補台”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6年底，被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壹切職務。1982年被以“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0年10月病逝於勞改農場。

　　2006年9月9日，湖北的謝望春、楊道遠、顧建棠等人在寫給XXX的信中說：“湖北省在‘兩案揭、批、查’中嚴酷懲罰造反派96個月，受害人29127名。”

　　北京抓捕“四人幫”以後，造反組織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火金到親戚、朋友家躲藏、逃亡了40多天。有位同事的女兒因窩藏“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火金”被開除團籍。吳火金怕再牽連別人，就進入了市革委會專門為他舉辦的“學習班”。實際是隔離審查。他回憶了進入“學習班”以後的情況：

　　在召開了幾次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以後，專案人員就開始從我逃走40天外出避難的問題開刀，逼著我交待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壹起串聯的，是如何陰謀組織反革命暴亂，如何惡毒攻擊黨中央、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本來外出避難40天，啥事兒也沒有幹過，但我不能交待出來，我不能牽連拼命保護過我的無辜的人們，·······於是，我以此事與本案無關為理由，拒絕回答外出避難40?天的問題。我越不肯交待，專案人員越發認為抓住了要害，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於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車輪戰，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潰。

　　由於我失眠，有壹天夜間起來上廁所，無意中聽到辦公室里專案人員在商議：“他的態度如此頑固，乾脆把他丟進去算了……”下半夜我壹刻未眠，在床上輾轉反側。“他們要把我丟到哪裡去？還有比這裡更恐怖的地方嗎？”······我決心不惜壹死，抗議非法的“隔離審查”。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時間，看守我的人則全部進入了夢鄉，我感覺機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間，翻爬到樓頂上。我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毫無眷念，從瓦上壹陣助跑，縱身往下壹跳，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醒來時已躺在武漢市第二醫院的病床上，腳上打了鋼釘，上了牽引，腰不能動彈，大、小便失禁。病床立即成了戒備森嚴的“學習班”，隔離審查繼續進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導致尾骶骨以下喪失知覺，大、小便嚴重障礙，完全吃不下東西，專案組將我大病初癒的妻子叫來病房處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煩事。後來妻子回單位接受審查，專案組又將我患胃癌的父親叫來病房處理這些特別護理的雜事。我每天的檢查交待、接待外調還需照常進行。······病房裡的隔離審查壹直進行到大約11月份，我終於有壹天拄著雙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醫院轉悠活動壹下。我看到整個醫院貼滿了大標語：“打倒四人幫在湖北的黑幹將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打倒吳火金！”“吳火金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搞笑的是，“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也不少。

　　······1977年11月的壹天，我壹早便被押送到武漢劇院，裡面坐滿了人，看守告訴我這是全市的廣播大會，聽眾有百萬人之多，妳要放老實壹些。大會開始，和我同台被批鬥的人是市革委會常委、鋼工總頭頭沉復禮。我聽到不斷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訴我，說的卻是與我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和事，無非是這個被打，那個被斗。我當時想，文革十年中，我從沒打過人或指使別人打人，如今被當權派指使人控訴，而走資派指使百萬雄師無端殺死我的戰友28人，他們無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最後，大會宣布我三項罪名：壹、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二、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三、充當“四人幫”在武漢篡黨奪權的黑幹將，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會後將我押送到武漢市第壹看守所關押。

　　山西省的揭批查

　　由於文革多次反覆，各地政權在文革中幾經換手，1976年掌權的壹些人，借清查運動的機會，對上幾輪得勢的施加報復。山西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駐山西的69軍軍長謝振華、政委曹中南和山西很有勢力的陳永貴不是壹派。陳永貴當上了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借中央文革派的力量把謝振華趕下了台。陳永貴和他支持的省委第壹書記王謙在控制了山西各級政權。謝、曹這壹派的人成了清查對象。

　　1977年壹季度開始，全省各級基層單位陸續開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幫”辦公室，辦清查學習班。各單位持謝、曹觀點的縣、科級幹部大多住進了學習班。開始時，這些學習班“學員”壹般在白天被巡迴批鬥，晚上八、九點至次日凌晨兩、三點被審訊，用殘酷的手段逼供。

　　在揭批查運動中，省委書記王謙提出“劃大線，切西瓜”的口號，對大寨的態度成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昔陽縣委副書記王金籽升為省委書記，壹位張姓公社書記被任命為省委秘書長。會上殺氣騰騰，點了李文亮、吳象、白興華等多人的名，還要逮捕中央候補委員王體。他們的罪名是向中央寫信反映山西的問題，說他們投靠“四人幫”。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曾批評過大寨，成了重點清查對象。李順達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總代表”、“晉東南‘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魁禍首”，還搞了壹個“李順達幫派體系”，牽連了數百人。

　　曾經批評過大寨、向中央反映過大寨問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傷害幹部、群眾數以萬計。省直屬單位的審查對象被集中到交城“5·7幹校”。1977年2月22日，山西省委在昔陽召開學大寨會議，陳永貴大罵他不喜歡的人。昔陽縣領導人發言，把批評過大寨的人說成“特務”，把給中央寫信反映陳永貴問題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1975年因反對“四人幫”被打成“張趙反革命的集團”的成員，1977年11月不僅沒有釋放，反而把張珉、趙鳳歧、羅建中判處死刑，張耀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另6人被分別判處7至15年徒刑，太原市因“張趙反革命的集團”案株連1000多人，其中兩人被迫害致死。

　　新華社山西分社也成了清查的重點單位，7位領導幹部和記者被當作清查對象。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第壹書記王謙先後兩次把新華社山西分社全體職工召集到省委常委會議室，他在講話中，把新華社通過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稿，說成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會的方便，搞特務活動”，指責分社記者“為‘四人幫’提供炮彈，“搞特務活動”，“以山西的材料打擊山西”。說新華社山西分社是“四人幫的御用文人”、“反動文痞”、“‘四人幫’控制的新聞單位”。

　　按中央規定：新華社分社由總社和省委實行雙重領導，以總社為主。分社領導班子由總社提出，徵求省委意見商定。但是省委沒有徵求總社意見，就將原有的領導班子成員壹律靠邊站，另行指定了臨時領導小組主持分社工作，又專門派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新蘭（原大寨人民公社婦聯主任）帶領的清查聯絡組進駐分社指導清查運動。給社長方言羅列了幾條罪狀，未經調查落實，也沒有與總社聯繫，就動用公安機關，搜查了他的住宅和辦公室，並把方言關進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近兩年。

　　老記者馬明壹段時間負責接待處理群眾來信來訪。有壹次從郵局寄來讓轉給江青的壹封來信，信的內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樣板戲的感想。馬明按照當時的規定，把來信連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壹起轉寄總社處理。在清查運動中，把這件事當作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記者廖由濱是總社從遼寧分社正常調到山西分社的，清查時說他是“毛遠新派來的”。記者馮東書曾在分社研究報道會上說過“不能提永遠學大寨”。也作為清查內容。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副主任李輔，文革初是省直機關群眾造反組織“七·壹公社”的頭頭。1973年，省委讓李輔帶工作隊到襄汾縣，後任縣委書記。李輔大刀闊斧工作了兩年，局勢大有好轉。李輔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看法。1977年1月，臨汾地委召開6000人大會，開展揭批查，蒲縣縣委書記楊桂舟被逼自殺身亡。在清查中李輔被關在“5·7幹校”，讓他交待問題，被關押了8個多月，巡迴批鬥21場。王謙下台、霍士廉當了省委書記以後，1981年4月給李輔平反。9月被派到平遙縣工作，不久被任命為縣委書記。李輔到平遙工作兩年，成績顯著。1984年前後，又以參加過造反派組織，擔任過造反派頭頭的罪名，被定為“三種人”，撤銷職務，開除出黨。他上訪申訴三年多毫無結果。

　　四川省的揭批查

　　全省確定為清查對象的2100名，其中，屬於打砸搶和犯有嚴重罪行而逮捕的1400名，屬於造反起家結合進縣以上領導班子的有385名，除逮捕7名外，被撤職或免職的365名。

　　在18個市(地、州)委的289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132名，增補73名。在212個縣(區)委的2225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902名增補869名。實現了大換班。

　　以上是官方公布的數字。申訴者說：“清查運動高潮時，壹夜就抓捕數千人，重慶市看守所、轉運站、各區縣看守所壹夜之間就滿員了。”“據當時重慶九區四縣不完全統計，受審查人員被以現行反革命判刑的就有上千人，僅1977、1978兩年 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的就達600多人，以‘打、砸、搶’為由判處的就更多了。此外，還有上萬人被勞動教養，開除公職的則不計其數”自貢市委以（1977）34號和自貢市委政法黨組（1978）15號等文件為依據，將大批基層幹部和群眾點名打成“反革命”逮捕，並於1978— 1979年先後判刑達260餘人，還有上千幹部、群眾被以辦學習班之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和處分。

　　當時在四川主政的是趙紫陽，據說他對造反派比較寬容。四川大規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開始的，要比全國許多省份晚壹年多。四川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大規模抓人？因為1978年春節前鄧小平回四川有明確指示。當時省委向他匯報揭批“四人幫”的工作，鄧小平問那些幫派頭頭都抓起來沒有？紫陽說對幫派體系的人都進行了揭發、批判、清查。鄧小平又問抓沒有？趙紫陽只得說還沒有抓。鄧小平說幫派骨幹都應該抓起來。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不能置之不理。省委專門開會傳達和落實鄧小平指示。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開了全省規模的公捕大會，每個地區都設了壹個分會場，全省統壹大規模抓人，設在成都的主會場主要是抓省壹級的造反派人員。全省範圍的抓捕對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責任人和武鬥命案責任人以及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和1976年批鄧運動中帶頭鬧事的人。但是，四川沒有像有些省份那樣把知名造反派頭頭都收入網中。成都地區結合進省革委的八九個造反派學生代表壹個都沒有抓。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紅城”頭頭蔡文彬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團省委書記，四川大學學生，成都“826戰鬥團”政委江海雲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到了1977年12月四川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文革中結合進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驅逐，1978年，趙紫陽為了保護他們，讓蔡文彬到邛崍縣擔任縣委副書記，讓江海雲到資陽縣擔任縣革委副主任（沒有到職）。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趙紫陽鞭長莫及，對造反派的抓捕和判決遠遠超過成都地區。

　　北京抓了江青等四人之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黃廉被關押審查，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年，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周家喻，重慶大學學生，重慶大學“8·15”頭頭，1968年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1970年被安排長安機器廠三車間勞動。文革後也被判刑15年。江海雲最終還是被撤職並開除黨籍,蔡文彬被撤職，整黨中不准登記。

　　湖南省的揭批查

　　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被抓捕，湖南的造反派勢力終於徹底覆滅。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頭目與骨幹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大部分的則被關到限制自由的“學習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傷人罪”先後分別將省市級別的原造反派主要頭頭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葉衛東（教師、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唐忠富（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10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張厚（中共長沙市委書記、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8年。

　　除了省壹級造反派頭頭以外，其他文革積極分子經數年各種形式的隔離審查後，有壹批被定為“三種人”，大部份的檔案結論，則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准提拔、重用，不准進入黨政機關。湖南最早起來支持“工聯”造反派的副省級領導幹部章伯森，也於1984年3月，被定為“三種人”，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1983年11月，省委召開四屆九次全體會議，部署全省的整黨工作。在整黨中受到各種組織處理的有34，000多名，其中，開除黨籍和不予登記的8957名;留黨察看、緩期登記的15000多名；給予其他組織處分(警告、嚴重警告、撤職)的9685名。

　　吉林省的揭批查

　　1976年底，中共吉林省委對王淮湘、崔海龍在文革中所犯錯誤和罪行進行清查。1981年4月11日，王淮湘、崔海龍被開除黨籍。據官方公布，全省犯有嚴重打砸搶錯誤的14，522名，定為打砸搶分子的787名。給予撤職處分的183名，給予黨紀和行政處分的987名，開除黨籍的181名，給予刑事處理的302名。1978年6月，省委決定，對身任省委委員、省革委會副主任、團省委書記、東豐縣委書記等職務的許肇昌，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交司法機關處理。1983年11月9日，對許肇昌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黑龍江省的揭批查

　　1976年12月10日，黑龍江省委決定對“與江青有關聯的”原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離職審查。1977年1月4日，對省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張永昌、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隔離審查。7月1日，省委召開揭批查大會，要求徹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在黑龍江的幫派骨幹分子。7月9日，省委召開全省揭批查廣播大會，全省385萬幹部群眾收聽大會實況。當時，全省列入重點清查對象373人（地市局級以上幹部26人），其中，隔離審查的199人，被拘留的26人。1977年12月8日，中央決定原省委負責人免職，回部隊分配工作，任命楊易辰為省委第壹書記兼革委會主任。

　　1978年7月22日，黑龍江省委召開處理清查對象大會，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聶士榮、劉雪峰、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分子邵岩成。8月12日，又逮捕了打砸搶分子韓潮、劉佐文、丁樹順。

　　全省立案審查的655名人員中，黨員495名。這些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的4名，開除黨籍的18名，受黨內處分的44名。與此同時，對文革中的打砸搶事件進行了清理。全省7188名清理對象中，定為打砸搶分子的167名(判刑102名)，其中黨員被開除黨籍99名，壹些人被調離領導崗位。

　　上海市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後幫助中央穩定上海局勢的三位市委書記也未能倖免。1977年1月10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被停職審查，6月被逮捕。徐景賢被判18年，王秀珍被判17年。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患神經病沒被起訴，後來死於神經病醫院。1980年底，全市經過審查批准列為清查對象的有5385名，其中採取組織措施審查的有1683名。清查結果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52名，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骨幹的9名，還逮捕拘留打、砸、搶分子450名。包括徐景賢等三位市委書記共30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陳阿大（16年）、葉昌明（15年）、黃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馬振龍（16年）朱永嘉（14年）。

　　全市從1984年到1987年開展整黨工作，並結合整黨核查“三種人”。在整黨中，全市列為核查對象的有4829名，經過核查定為“三種人”的394名，定為嚴重錯誤的3814名。對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的黨員分別情況作了處理，全市開除黨籍的619名，不予登記的1134名，緩期登記的1752名，給予留黨察看以下黨紀處分的3687名。

　　浙江省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以後，浙江省將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等定為“反革命分子”，賴可可、羅毅被停職審查。

　　張永生，1940年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群眾組織“省聯總”主要負責人。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委員、浙江美術學院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等職。1975年10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時調離浙江下放河北省農村勞動。1977年2月押回浙江審查。1978年8月13日依法逮捕，1979年4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翁森鶴，1938年生，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浙江群眾組織“紅暴派”負責人。曾任“杭絲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總工會副主席、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補委員等職。1975年7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中拘留審查，1976年12月23日被逮捕，1979年8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賀賢春，原杭州通用機器製造廠技術員，廠革委會主任，杭州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曾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在文革後的清查中自殺身亡。

　　賴可可，1911年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1方面軍團長。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後任多種軍職。1949年後，在山東、浙江歷任多種領導職務。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79年被撤銷壹切職務。?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浙江省分期分批進行整黨。被定為“三種人”101人，受黨紀處分的9418名，其中開除黨籍1229名，留黨察看2248名，撤銷黨內職務222名，嚴重警告2284名，警告3435名。不予登記的黨員2258名。這是官方的數據，實際上被清查的人遠大於這些。

　　據《金華縣人民法院志》記載，1977-1979年，原金華縣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華地區判反革命罪662人，校址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有7人以反革命罪判了刑。在清查中，杭鋼工人張小定、杭汽工人孔漢茂，被另壹派打死。不到2000人的杭州機床廠，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瘋，3人被判刑，壹夜之間關押了38人。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廠被捕3人中壹人被迫害致死，兩人被判重刑，還有16人被關入土牢。1977年7月17日，海鹽縣縣委召開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大會，批鬥了3名“幫派頭目”。經省委批准，依法逮捕了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從寬處理了1名“幫派頭目”。到7月底統計，全縣參加重點人住讀“培訓班”的有58人，全縣揭露有攻擊性言論的有52人，其中“幫派體系”成員的占65%。

　　福建省的揭批查

　　福建省各地開展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及其在福建的幫派骨幹”陳佳忠、莊志鵬、李慶霖等壹伙人的罪行。全省被列為審查對象的有11000多名。1979年，在揭批查的基礎上，對各級領導班子做較大的調整變動。在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常務委員以上18名領導成員中（不含軍隊幹部），調整變動8名，占44.4%；省直部委局黨組和大專院校黨委成員以上313名，調整變動127名，占40.6%；地市委常務委員以上71名，調整變動42名，占59%；縣（市、區）委常務委員564名，調整變動344名，占61%。1972年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御狀”的李慶霖，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鼓勵以後，被譽為“反潮流英雄”，1976年11月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獄。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江西省的揭批查

　　塗烈，原是江西拖拉機製造廠工人，文革中先後任省“大聯籌”負責人，江西拖拉機製造廠革委會主任，江西省委常委。北京十月政變後塗烈被逮捕，1983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另壹派頭頭，洪都機械廠工人、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萬里浪，在四人幫垮台後的“打招呼”時華國鋒都曾經對萬里浪壹派特為關照。1978年初經人大選舉的新壹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仍有萬里浪。但時不過半年，萬里浪就被送進看守所。1983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他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蔡方根14年，陳全生13年，蔡松林13年，張羽11年，魏厚慶11年，曾凡珩11年。

　　甘肅省的揭批查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免去洗恆漢省委第壹書記職務，由宋平擔任省委第壹書記。原任4名書記中，1名停職審查，2名免職；13名常務委員中，5名軍隊幹部免職回部隊，1名停職審查，3名免職。

　　1977年年6月7日互9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洗恆漢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韓先楚、肖華與宋平。會議壹開始，就宣布洗恆漢被正式免去蘭州軍區黨委第壹書記、第壹政委、甘肅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鐵路系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壹套，使蘭州鐵路局壹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的這次會上指出：“洗恆漢同志在黨的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有些是嚴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中央政治局經過反覆考慮，按照毛主席當年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處理的精神，洗恆漢同志的工作還是調動壹下為好，按正常調動工作辦理。”

　　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西北之行，成了清查洗恆漢的壹個重點。莊則棟按分管體育的陳錫聯副總理指示，到甘肅調查研究體育工作並視察臨澤這個體育先進縣。宋平指示秘書給洗恆漢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視察體育工作，洗恆漢同志在張掖，不見不好，讓洗接見他壹下。莊則棟看完臨澤後就到張掖，在19軍軍部和洗見了壹面。安排打了壹場球，吃了中午飯，他就回臨澤了。葉劍英在批判洗時說：莊則棟是江青最心愛的人，在甘肅同妳聯繫，這不是組織聯繫啊！他壹個人跑遍西北幾個省，是什麼行動？非常反常。我們看“四人幫”有壹條原則，就是他們說好的，我們就說壞；他們說可靠的，對我們就不可靠。從這個觀點出發，“四人幫”說蘭州比較可靠，我們就要想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解決甘肅問題會議以後，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搞層層揭批“洗家幫”、“西北幫”等活動，壹大批在西北艱苦地區工作了幾十年的幹部挨整，僅省、軍、兵團、大軍區級的幹部被拘留或停職專案審查的就有40多人，師、地和縣、團級幹部有好幾百人，壹般幹部更是壹大批。洗恆漢被扣上了“‘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的帽子。從此，黨報﹑地方報紙幾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連篇累牘刊登批判文章，聲討 “代理人”。洗的秘書陳文生被押回蘭州隔離審查，對他大搞逼﹑供﹑信，強迫他揭發洗的“罪行”，後來被復員處理，分配到火葬場幹活。洗的保衛幹事華德孝也被揪回去參加運動，後來被處理到磚瓦廠。

　　1982年11月，軍委讓在北京治病的洗恆漢回蘭州最後解決他的問題。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對洗恆漢說：“他們打了個報告讓妳回蘭州去，最後把問題了結壹下……，放心吧，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什麼錯誤檢查壹下就是了，不會對妳搞什麼批鬥，事情都過去六年了嘛……”但是，洗恆漢壹下火車，蘭州軍區便立即將他軟禁起來，不許回家，不許和外界聯繫，用壹個排的戰士看守他。以後十幾天裡，壹大群專案人員對洗進行嚴厲審訊﹑逼供，不給他壹絲解釋和辯白的機會。每天十幾個小時的批鬥，七十多歲的人了，這種身心折磨終於使他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住院搶救。

　　1982年12月5日，總政治部讓洗退出現役及降至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並要求限期搬家，否則便停水﹑停電﹑停暖氣。由於無處可搬，只得聽憑制裁。水停了，孩子們爬下水管道又接上；電停了，再自己拉壹根線過來。只有暖氣無法解決，冬天到了，西北風呼呼地刮著，只有生幾個大爐子取暖。1984年6月，總政又電話通知，說中央指示，改變以前對洗恆漢同志的處理決定，按正軍職待遇離休安置。不久，又電話通知，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軍隊裡的揭批查

　　軍隊裡也進行了大清查。

　　開國將軍丁盛成了重點清查對象。

　　1977年3月24日，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座談會全體會議上突然宣布：“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硬往‘四人幫’那裡鑽，他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葉帥再三告誡他，初犯從寬，再犯從嚴，‘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把他當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參與了‘四人幫’在上海餘黨密謀搞叛亂，他的談話有記錄可查。 ‘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聽了丁盛的談話以後，加緊發武器，發了七萬多件，並急忙派人到北京來向‘四人幫’密報。壹個大軍區司令員參與‘四人幫’搞陰謀，搞奪權，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丁盛被華點名後，被撤職，抄家，批鬥，關押兩年之久沒有任何手續，妻子兒女被趕出軍區大院。1980年開始的“兩案”審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沒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下了壹個《免予起訴決定書》，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狀”，因是從犯，“決定免予起訴”。丁盛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華國鋒的指摘壹壹進行了辯解，說對他的揭發“完全是無中生有。”

　　華國鋒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1976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許世友從南京調到廣州，丁盛從廣州調到南京。1976年8月，丁盛到上海附近的島嶼視察，視察後住在上海軍隊所屬的延安飯店。得知丁盛到了上海，8月8日晚8點，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壹起去看望。丁盛對他們說：“許世友說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無冤，後世無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後，是他搞我的家屬、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屬和孩子。他們在廣州拉壹批人請客吃飯，我在南京很孤立。我從廣州來南京沒帶人來，我是襟懷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殺頭的。”丁盛說，這次軍區開會，通知60軍，軍長、政委不來開會。60軍政委是許世友前任秘書，軍長張明也是緊跟許的。他們聽許世友的，不聽我的。60軍駐防地是從南京到蘇州。上海領導人認為丁的話是對他們的提醒，就加緊布置民兵。丁盛在否認他說了這些話，還說曾找徐景賢為上述內容對質，徐景賢迴避。

　　1978年年3月以前，揭發清查了“四人幫”在總參搞的陰謀活動，重點清查了副總參謀長胡煒（最早支持西安交大造反派的那位軍長）以及壹些部局42人的問題。1978年4月20日，中共總參謀部委員會發出《關於“三查三整”的通知》，決定在機關開展查鬥志、查紀律、查作風和整頓“軟、散、懶”、整頓官僚主義、整頓文風的“三查三整”運動，同時下發了查整方案。在“三查三整”運動中，繼續清查第11次路線鬥爭中的問題，聯繫揭批林彪，又清查了25人的問題。兩年來，共清查了68個人的問題，其中軍職以上幹部19人，師職幹部15人，壹般幹部和職工34人。採取“組織措施”的46人。在聯繫揭批林彪路線時，對總參原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1974年重新工作以後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揭發，總參領導對他進行了幫助。

　　在“三查三整”中，對1966年的所謂“8·25反革命事件”，重新作了評價。新的結論說：所謂“8·25反革命事件”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為了篡軍反黨奪權，蓄意打擊迫害賀龍同志的陰謀。他們借作戰部1966年8月25日支持外事局的壹張大字報，誣陷王尚榮等同志“在賀龍的指使和策劃下，顛覆總參黨委、篡奪總參謀部的領導權”，在總參首先打倒了王尚榮、雷英夫同志，譚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誣陷。隨後又以“配合王、雷”“陰謀顛覆總參謀部黨委”等莫須有的罪名，迫害陳鶴橋、樊哲祥、王善甫、王紹南、劉清明等同志，使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殘，並株連了家屬、親友。當時總參主要領導同志（楊成武）在“8·25”問題上執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負有罪責的。

　　公安部的揭批查：

　　文革中，為了審查高級幹部，設立了“中央專案組”負責人是周恩來。下設三個專案辦公室，即壹辦、二辦、三辦。壹辦由汪東興負責，審查劉、鄧、陶、彭真、陸定壹、楊尚昆等副總理以上的幹部。二辦由黃永勝負責，審查軍隊裡被揪出的領導人，如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三辦由謝富治負責，審查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民主黨派知名人士中被揪出的人。

　　文革中被關押的審查對象有的是經毛、林、周批準的，有的是經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批準的，都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理。

　　1982年4月鄧小平在公安部壹個報告上批示：“過去搞專案的，原則上調離公安部。”（原因是王光美向鄧小平寫信說：“整我們的人至今還留在公安部”）。1982年5月26日，彭真就公安部的專案人員壹事給彭沖、劉復之、趙倉壁寫信，說：“看了小平的指示信後，反覆考慮了專案人員的問題”“事情是很清楚的，兩案已經審理了，在林、江指揮下，誣陷迫害劉少奇同志等大批老幹部的專案人員，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動’，沒有處理。有些人處在重要崗位上，自然要引起幹部群眾的疑問和擔心，反應是強烈的。”

　　文革中根據上面指示，公安部調283人參加了中央壹、二、三辦的專案工作。其中壹辦42人，二辦4人，三辦237人。十月政變後，將這些人集中到公安大學審查。公安部自己又擴大了三部分人。這三部分人是：1，參加過搞公安部副部長以上專案的人；2，參加過搞李震“他殺”專案組副組長以上的人；3，造反派表現不好的人。另外還擴大到參加其它壹些專案調查的人，共擴大100多人。和壹二三辦的人合在壹起共380多人。這380人占公安部幹部人數的三分之壹。從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審查了兩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黨工作匯報提綱》中提出：“經調查核實，51人在專案期間沒有問題或表現較好，留部工作；多數人有壹般性質錯誤，本人作了檢查，分配到部屬單位或其它部門工作；問題比較嚴重的20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屬單位工作的人，以後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有的多年不分配具體工作，無事可做。

　　還是採用文革的思維和手段

　　在揭批查運動中，還是沿用文革中的思維，採用文革中的手段。徐明清案就是壹例。

　　徐明清，1926年加入共青團，後又轉為共產黨員。1928年，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並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從青島來上海避難的李雲鶴（江青），通過“左聯”的關係，進入“晨更工學團”當教員。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舉行了紀念“壹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1934年9月的壹天，李雲鶴因在遊行中表現突出被捕。徐明清馬上就向教聯常委匯報，組織上對她進行營救。

　　出面保釋李雲鶴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法租界公董局長何德奎。李雲鶴被捕後，既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被關押了兩個月，警察局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就允許保釋。1934年冬，李雲鶴被釋放。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幫助下，李雲鶴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了延安。之後。黨組織審查江青歷史，徐明清客觀地為她寫了壹份證明材料。壹年之後她便與毛澤東結為夫妻。

　　十月政變後，江青專案組將徐明清秘密逮捕，逼她寫證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說不了解情況，不能寫。專案組斥責徐明清包庇江青，不讓徐睡覺。三個月後，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專案組的口授，寫了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發的十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隱瞞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證明，鑽進黨內。”徐明清交上了這個材料後，進了秦城監獄。三年後，幾乎神經分裂的徐明清被無罪釋放，只因為胡耀邦在高檢說了這樣壹段話：“四人幫粉碎之後，我們還搞左的那壹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緊放。”胡耀邦壹口氣點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

　　中央專案組如此，地方的專案組的行為可想而知。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

　　在清查不斷向擴大化的方向發展的時候，胡耀邦不斷地敲警鐘，不斷地降溫。他多次指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那股潮流來了，誰擋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只不過性質輕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強調，“對於壹般性的錯誤，在這次整黨中不再作為問題提出。”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看到了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後，對工作人員苗楓林說：“壹些地方清理‘三種人’抓‘打砸搶分子’過了頭，這樣下去要亂的。壹些人自己犯了錯誤不肯做自我批評，但對青年人的錯誤抓住不放，毛主席講的‘三個正確對待’，他們早就忘到腦後去了。妳找組織局幾位熟透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壹個文件，簡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1978】48號文件 發出。

　　1980年3月11日，胡耀邦對《關於江蘇如皋縣清查工作等三個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中說：“這樣的同志不諒解，不信任，就很難安定了（指：團縣委書記王光國，文革初期當過公社的十二個人的造反組織頭頭，兩個月後退出，這次卻被列為“造反起家”的人）。這“三種人”本來界限就不清，不要急急忙忙鋪開搞（指報告中說，清查和清理打砸搶問題還未處理結束，清理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又已開始）！”

　　1981年5月18日，胡耀邦對《關於大同礦務局調整“幾種人”出領導班子的情況報告》的批示中說“其實任何壹件事壹個人的事情是複雜的，變化的，簡單的框框框不了，框了就不符合實際，就變成主觀主義的了，因此不是死框框，而是廣泛的群眾路線（指在調整領導班子中，壹些單位主要套“身份”、看“文革”初期的錯誤，缺乏具體分析，忽略現實表現的情況）”

　　1981年6月召開的十壹屆六中全會以後，胡耀邦給負責“兩案”審理的彭真、彭沖、黃火青、江華、程子華、魏文伯、趙倉壁等人寫信。信中說：“處理過了頭，容易帶來後遺症。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嚴重注意。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化為具體實踐，萬分困難。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認為成功的例子，簡直微乎其微。”“不少單位對查清楚有問題的人強烈要求起訴判刑，這不是解決的唯壹方法吧。”胡耀邦舉出曹操頒布手令宣告“喪亂以來，謗議之言，壹切勿論”的典故，反問說：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難道我們自稱要改造全人類的共產黨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嗎？”11月16日至22日，中央“兩案”領導小組召開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會議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見。

　　1982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學員結業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初期，妳當時要在台上，又不參加造反，不表態行嗎？我不知道妳們如何，可能在座的許多同志當時沒有造過反，那麼妳們是不是站在“造反派”壹邊了呢？同志們，還有我支“左”，支妳。我就知道在座的有好幾個。那個賬還能算清楚呀？！主席下的命令嘛。所以，要提倡大家自覺地清理壹下思想，然後就算了，以後不提了。”

　　內蒙自治區革委會常委、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迴批鬥，接著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但起訴準備拖了三年之久，因為查來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還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內人黨”運動。檢察院認為實在夠不上起訴條件，但負責清查的領導幹部不斷施加壓力。高樹華給胡耀邦寫信申訴（在“九大”期間曾和胡耀邦相識）。胡耀邦接到申訴材料之後給自治區書記周惠打電話：為什麼高樹華僅僅因為是造反派，沒有罪行也抓住不放，關押審查五六年、還堅持無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胡耀邦說：“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麼不對！勸妳們少抓，該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結果，高樹華免於起訴。但是，高樹華出獄之後放在工廠勞動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費，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費才長到190元。他雖然學有專長，但在上級有關單位的“關照”下，沒有單位敢用他。

　　顯然，胡耀邦壹人之力難以阻擋各級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但各級有了像胡耀邦這樣壹些開明的領導人，對殘酷的清查運動，確實有所緩解。

　　清理“三種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14周年，鄧小平發出了號召：“跟隨林彪、江青壹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壹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

　　從此，鄧小平說的這三類人就作為“三種人”成為清查對象。

　　劃定“三種人”沒有明確的政策界限，更沒有法律依據。被結合到各級革委會裡的群眾組織頭頭，都可列為“造反起家的人”。清理“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以思想定罪。鄧小平把“幫”和“派”綁在壹起。“派”是文革中形成的派別，幾乎每個人都參加壹派，而“幫”就帶有黑社會姓質。文革中沒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至於“打砸搶分子”，最突出的是在恐怖的“紅八月”時“破四舊”，抄家，打人，這在當時是受軍政官僚們鼓勵和支持的。年輕紅衛兵是只是充當打手。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再壹次強調“最危險的是‘三種人’”，他說：“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壹、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壹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這種主張就是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書信者注），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繫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他們是壹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在清理“三種人”這個問題上，陳雲和鄧小平高度壹致，陳雲說：“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保持警惕，就是說，決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這些人壹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把他們撤下來。為此，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組織部門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壹定要進行切實的考察。”

　　清查“三種人”從1982年開始，是結合“整黨”進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2]55號），通知指出：“必須堅決把他們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實際上，在成立革委會時進入權力機構的群眾組織代表（壹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在以後的多次政治反覆中早已排擠出權力機構，有的長期被關押。大量不在領導班子裡的造反派頭頭就成了清理對象。“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對政治不可靠的人的處置。文革積極分子也成為這樣的人。

　　1983年9月2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鄧力群、胡啟立等人談話時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因此，年紀輕的、有專業知識的就成了清理“三種人”的重點。

　　我的壹位叫張世榮的同學，不僅被定為“三種人”，而且成了通報全國的典型。198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專門發了通報。通報列舉張榮的第壹條罪狀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積極參加‘造反’。1967年1月，以他為主組成‘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7623戰鬥隊桃園分隊’，到撫寧縣桃園大隊搜集、編寫誣陷劉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並參加揪斗四清中提拔的大隊幹部。張世榮返校後，他和桃園分隊部分人員執筆寫出‘徹底清算劉少奇、王光美破壞四清運動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並刊登在《井岡山》報上。1967年4月，清華大學召開批鬥王光美同志大會時，他將編寫的誣陷材料提供給前來參加會的桃園大隊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同志進行‘揭發控訴’，起了很壞的作用。”

　　1967年1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製造了劉少奇的冤案，全國各地大張旗鼓地揭發批判劉少奇和王光美。張世榮借串連機會到桃園大隊調查王光美的材料是壹種跟風行為。所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7623戰鬥隊桃園分隊”是隨意組合的幾個人。文革中的戰鬥隊起名時總是虛張聲勢，如清華的“114獨立營”是住在114房間的壹個學生。1967年4月清華批鬥王光美是周恩來批準的。張世榮的調查材料是桃園大隊向他提供的，在批鬥會上桃園大隊的發言不需要張世榮的材料。

　　通報列舉張的第二條罪狀是：“1966年9月，張世榮南下串連到湛江，與北京101中學和北大串連學生壹起，聯合召開了‘炮打湛江市委資產階級司令部’大會。會後，他執筆起草了傳單，鉛印散發全市。1967年8月，‘揪軍內壹小撮’社論發表後，他立即組織人竄到湛江，以‘清華井岡山兵團對外作戰部’的名義進行活動，揪斗軍隊領導幹部，抄了南海艦隊第壹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紹彬同志的家，策劃綁架桂紹彬同志，並參加了對桂的審訊。”

　　今天看來，張世榮在湛江的行為當然是錯誤的，但在文革時期，這些行為是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策劃綁架桂紹彬同志”更是錯誤。不過，開綁架的先例的是壹些高乾子弟綁架北京市長彭真，周恩來得知後不僅沒有追究，反而和他們談判，以召開批判彭真的大會為條件要回了彭真。張世榮應當檢討在湛江的錯誤，但作為“三種人”對他進行揭發批判，開除黨籍，通報全國，是太重了。

　　張世榮16歲考上清華，學習成績十分優秀，是“因材施教”的對象。1965年3月，我所在的黨支部討論張世榮入黨，由於他的優秀，沒有任何爭論就順利地通過了。清華大學討論入黨是很嚴格的。胡錦濤所在的黨支部討論他入黨時，第壹次由於對“剝削階級家庭認識不深刻”沒有通過，經過壹段時間“幫助”之後，他重新作了陳述，在第二次討論時才通過。張世榮參加工作以後表現突出，1978年6月提為上海新成汽車配件廠副廠長，1980年又任廠黨總支委員。同是清華同學的黃菊不服從畢業分配，卻成了上海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世榮的素質比黃菊好得多。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發了壹個《關於文革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聯繫，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

　　從此，這些被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地、富、反、壞、右之後的政治賤民，喪失了“被選拔”和公派“出國”的權利。

　　為了清查出“三種人”，全國出現了壹支龐大的清查隊伍，進行內查外調。僅石家莊市，專職核查幹部最多高達1600人，兼職幹部1100人。外調人員走遍全國各地，尋找幹部（其中包括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在文革中的錯誤。“據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門考察面大的占到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調查結果屬於“壹般錯誤”的不裝檔案，屬於“嚴重錯誤”要裝檔案。但“壹般”和“嚴重”之間的界線常常是由各單位領導人掌握。這些本人看不見的檔案，決定了他終生的命運。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野苹說：“不能認為只要是屬於壹般性錯誤的，都不影響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壹般性錯誤是處理‘文革’中犯錯誤人員的壹個政策界限，這同選拔幹部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範疇的兩個概念。提拔幹部，即使是‘文革’中沒有犯過錯誤的，都必須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所謂“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實際是對文革後期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的的態度。如果在文革中保了重要領導人，那就會官運亨通。如果文革中響應毛的號召反對了重要領導人，那就要倒霉壹輩子。

　　中央清查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曹志說：“立案審查的核查對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員×、×百萬，牽動面之大，不下於‘文革’以前的幾次政治運動”，清查三種人運動的雙重標準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老幹部從寬，對青年知識分子從嚴。鄧小平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那個時候，不說違心的話行嗎?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贊成，不違心地去做行嗎?不能把那時在特殊情況下說過壹些違心的話，做過壹些違心的事的，也說成是‘三種人’。”實際上，在文革中摧殘普通百姓的運動，如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某些地方對普通百姓的大屠殺，都是在進入革委會的幹部和軍人主導下進行的。對老幹部網開壹面，使壹批人在文革中的重大責任沒有追究。如，廣西大規模屠殺“4·22”，主要責任人應當是韋國清，文革後不僅沒有任何觸動，反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江蘇殘酷地清查“5·16”的主要責任人許世友也沒有任何觸動。當然，能夠寬恕的老幹部有壹個前提：沒有反對過鄧小平和其他文革後還在台上的中央領導人。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幹部子弟搞“打砸搶”不加追究，反而作為接班人。清華大學學生陳楚三親身經歷了這壹不公正的情況。他回憶說：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干局任處長的李志民找到我，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壹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麼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我推脫不過答應了，······。此後，我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壹萬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給李志民。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布。我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中學紅衛兵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遙想當年送蘋果，江青阿姨多愛我”，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信中著重敘述了清華大學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鬥爭情況，指出414派“全體是反謝（謝富治）的，骨幹是反陳（陳伯達）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把紅衛兵視為“洪水猛獸”，主張對紅衛兵也要壹分為二。

　　信中對紅衛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指出，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證，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壹次說過，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麼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壹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我還提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長達十年，占了六分之壹；對長達六分之壹的壹段歷史，不應當簡單地“徹底否定”，而應當認真總結，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我說，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衝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麼“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此相聯繫，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組部青干局推薦了三個人：沉如槐、羅徵啟和任彥申。

　　陳楚三寫的材料被送到陳雲那裡，1984年2月27日，陳雲作了如下批示：

　　?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壹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給陳雲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壹些想法．所謂“老紅衛兵”，是指1966年夏季壹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革，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壹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壹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壹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革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制，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壹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壹部分人（主要是壹些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問，貫穿著黨的各級老幹部、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壹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壹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制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1966年12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壹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台”來整老幹部和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復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著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壹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壹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壹輩無產階極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製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志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壹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壹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壹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壹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壹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壹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壹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志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壹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作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壹些想法，不知當否，

　　收到了陳雲的批示以後，胡耀邦第二天就批示：“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閱批。然後請喬石同志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志。”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

　　從此，孔丹和陳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前者代表高乾子弟的命運，後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運。

　　孔丹，父親孔原（1925年入黨，1949年以後歷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副主任、總參謀部二部政委等職）。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文革後直接考上社科院吳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任張勁夫秘書，以後調光大集團任部門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1920年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是13位代表之壹，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1960-1967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中是溫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貴州水電部第九工程局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當教師，1992年到實創總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總經濟師，1995年到壹家民營企業擔任副總經濟師、董事、監事會主席直到退休。陳楚三的父親陳潭秋雖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犧牲，陳楚三沒有權力的庇護。

　　在清理“三種人”中，對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網開壹面，是出於官僚集團的利益。文革的最終勝利者是官僚集團，當然要對這兩種人加以保護。造反派承擔了文革的責任，清查的重點必然放在青年造反者的身上。

　　在很多地方，清理“三種人”運動中，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自己壹派寬，另壹派嚴。壹些重新掌權的老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文革中保過自己的人格外重用，對反對過自己的人，重則定為“三種人”，輕則壓制不用。壹大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因背上了“文革罪”的政治包袱，終生報國無門。

　　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大搞打砸搶的幹部子弟不僅沒有清理，反而占盡了壹切先機，公派出國，優先提拔，以權經商，······。他們藉助父輩的政治優勢，控制了優質社會資源，把持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對十年文革的總清算。除了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以外，也有正面作用：大體摸清了文革的底細；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對這些人實施了必要的懲罰；對重大的大屠殺事件作了善後處理。

　　壹，各地在大清查中對當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進行了清查摸底，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

　　北京市在大清查中查出在文革中全市非正常死亡983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有2214人。清查中列出的大事件1221件。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清查。全市被遣返到農村的幹部、職工共33000多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子女共遣返了125，000人。全市還有92，000戶被抄了家，被抄家的人中很多同時遭受嚴重批鬥、侮辱等迫害。

　　四川省對文革中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殺人、縱火、搶劫以及刑訊逼供致死致殘的案件共2486起重大事件進行了調查。查清了非正常死亡的22，525人的死因。

　　在清查結束後，各省對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有統計。如果將各省上報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匯總，就可得知十年文革全國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可惜檔案還不開放，我無法作這項工作。

　　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文革後的清查和整黨過程中，對這些冤案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和平反。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三百多萬件，涉及受牽連的人約壹億。1982年以後，這項工作繼續進行。略舉幾省平反冤假錯案的資料：

　　北京市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占當時幹部總數1/5的65000名幹部的問題，都重新作出結論，全部平反冤假錯案，被迫害致死的幹部得到昭雪。全市共清理21萬餘名幹部的檔案，撤出含有誣陷不實之詞的材料。與此同時，為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1.17萬名（含外地調入的）幹部作了改正，為1959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的4，500多名幹部予以平反。還複查處理了“四清”和文革前的壹批歷史錯案。經過落實政策，為9，648名黨員恢復黨籍，為1824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為大批受株連的人消除影響。

　　至1986年底，江蘇省共複查處理文革中和文革前及地下黨歷史遺留間題案件147，583件，其中，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95，000多名幹部，作出了結論和處理；對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3，3000餘名幹部予以改正；對反右傾中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257名幹部和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5，000餘名幹部，予以平反；給3300多名黨員恢復黨籍。

　　到1983年冬，河北省共平反糾正文革中的冤假錯案49萬件，涉及102萬人，其中脫產幹部14萬人：文革前的錯案12萬件，涉及13萬人；改正右派2，6397人。

　　到1986年，黑龍江省複查文革前歷史遺留案件和文革中立案的案件近20萬件。文革期間造成的冤假錯達8萬多起，涉及12萬人。僅幹部政策方面。就涉及10萬餘人。全部平反昭雪。此外，還全面清理幹部檔案，僅省管幹部中即清除各種不實材料4萬餘份。複查處理文革前反右傾、四清等運動中形成的案件2，4164件，平反糾正了15，666件。對1957年錯劃為右派分子43，584名進行複查糾正。

　　在中共十壹屆二中全會以後，湖南省全省全面複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169，000餘名幹部撤銷誣陷不實之詞的結論性材料;改正錯劃右派案件3萬餘件；糾正反右傾中留有尾巴的案件4，900餘件和四清運動中的冤假錯案1萬餘件；複查幹部歷史案件近5萬件，糾正3萬餘件；並為全省3，800餘名幹部在肅反審幹中所作的限制使用的意見作出撤銷、註銷和解除的決定。通過落實政策，為22，029名黨員恢復黨籍，為12，747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

　　到1982年底，山西省山西省因劉少奇冤案受牽連的1，086人全部平反。對1957年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複查農村“四清”中形成的案件94，600件，其中糾正錯案6，500件，總計糾正55，000名幹部的冤假錯案。

　　到1981年9月，安徽省共平反冤假錯案23. 3萬多件，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的1，700多件，並對有關人員作了妥善安置。從1978年11月起，對被錯劃右派的15，341人予以改正，還對4，000人全部取消所戴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安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沒有法治、不講人權、沒有權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平反了舊的冤假錯案，又不斷地製造新的冤假錯案。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立下大功的胡耀邦，幾年以後又成了更大冤案的犧牲品。

　　二是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實施了必要的懲罰：

　　有壹些人當作“三種人”清理出來是官僚的報復。但是，的確有壹些人在在文革中作惡多端，在大清查中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下面引用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1983年11月印發的上海“三種人”的兩個案例：

　　張超，男，54歲，1945年參加工作，1948年入黨。“文革”前是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科員，1971年任勞動保護用品商店黨支部副書記。1984年1月逮捕。

　　“文革”初，張是警衛處“紅色警衛造反隊”隊委。1968年5被派到542廠任軍宣隊副隊長，負責清隊。張與該軍宣隊隊長壹起製造了壹起“糜××、高×潛伏特務集團”的錯案。張親自參加對糜××刑訊逼供，進行人身侮辱，誣陷糜××是“百分之百的中統特務”，迫使糜上吊身亡。糜妻也受到株連，被誣陷為特務分子，遭批鬥後投河自殺。張超還抄了所謂特務集團成員宋××工程師的家，親自動手打了宋，還說要他“嘗嘗無產階級的鐵拳”，宋被迫上吊自殺。張又多次刑訊逼供所謂特務集團成員糜××，糜不堪折磨，跳樓自殺，造成左腳跟和腰脊椎骨折。張指使“戰鬥組”嚴刑拷打退休職工包××；包被打死後，張還到現場踢著屍體說：“死了等於死只狗”，並唆使有關人員謊報包×ד畏罪自殺”，掩蓋犯罪真相。後來包的家屬堅持驗屍，證實確係遭嚴重毆打致死。

　　張在542廠的8個月中，親自打過16人，手段殘忍。對車間主任馮××，剝掉棉褲，拉住手腳，用木板橫劈臀部，從夜晚打到次日清晨，幾次昏死過去；還打馮的頭、臉，致臉部腫得和鼻子壹樣平，耳朵被打聾。用木棍打老工人袁××的臀部，打得木棍折斷，袁腰部留下終生後遺症。張經常在專案人員面前煽動說：“棍子底下出反革命”，並親自作打人示範，介紹刑訊逼供的“經驗”。在他的影響下，這個廠的其他專案組亦採取掛鐵塊、跪磚頭、“摜背包”、假槍斃、假活埋等殘酷手段，大搞刑訊逼供，造成迫害致死八人、致殘壹人的嚴重後果。

　　1969年初，張回到公安局警衛處。“清隊”中，張繼續帶頭和煽動打人。張擔任戰鬥組長“審問”警衛處科長孫××時，打得孫牙齒脫落，小便出血，留下終生後遺症。“審問”左××時，不顧左懷孕，仍拳打腳踢。張不是警衛處副處長劉××的專案組人員，也衝進去打劉的耳光，導致這個專案組也經常打劉，後來劉被迫跳樓，造成殘疾。

　　趙志明，男，48歲，1952年參加工作，1953年入黨。“文革”前任寶山縣長興公社黨委副書記，“文革”中任寶山縣委副書記，“四人幫”被抓捕後任縣委書記。

　　“文革”初期，趙志明因是當權派壹度被“靠邊”。1967年2月，積極起來造反，當上了公社“大聯委”的顧問、革委會常委。1968年4月，趙到同心大隊蹲點，經他同意，大隊某些人把女社員顧×當作“流氓阿飛”批鬥；他親自參加了批鬥會，刑訊逼供，致使顧上吊身亡。1968年5月，趙任公社革委會第二把手。在他負責“清隊”期間，全公社被誣為“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有95人，“反革命集團”4個，被逼自殺身亡18人，下落不明1人。1969年初，在趙的參與策劃下，1949年初去過國民黨占區小羊山的人被集中到公社，舉辦第二期“對敵鬥爭學習班”，確定“審查”對象150人。學習班中刑訊逼供，共搞出“派遣特務”30人，“搶劫匪徒”30人，有“支敵行動”的45人。事後，趙在全縣“清隊”幹部會議上介紹“經驗”說：“在壹點沒有掌握材料的情況下”，“挖出了壹批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不久，趙因“清隊有功”，被提拔為縣“清隊”辦公室負責人，後任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

　　1985年2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文革中廣西“殺人魔王”婿明德被依法處決》，報道稱：婿明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任臨桂縣某群眾 組織的副總指揮，並以“群眾代表”身分任縣革委會委員。1968年6月至9月，婿明德在臨桂縣策劃、指揮和親手殺害幹部群眾77人。這個被群眾叫做“殺人魔王”的罪犯，為了逃避懲罰，於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由調回原籍四川綦江縣工作，擔任綦江縣搬運站黨支部副書記，後又擔任重慶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長。在檔案中沒有記載壹點劣跡。在廣西臨桂縣的幹部群眾強烈要求下，婿明德逍遙法外十多年後終於被逮捕歸案。桂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其死刑。

　　三是，在這次大清查中，對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作了壹定程度的善後處理，這些處理是在“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查和整黨結合進行的。

　　湖南零陵地區“文革”中被殺害九千多人，壹些殺人事件的禍首沒有查出來或沒有受到應受的懲處，少數甚至還在台上，因而壹部分受害人的平反工作及其家屬的撫恤工作沒有真正落實，群眾意見很大，上訪不斷。在大清查中，省、地委核查組按照省委的部署開展核查，對少數犯有殺人罪行的人進行了處理，同時進壹步落實了政策，壹批孤老孤殘及被迫外逃的人重返家園，絕大部分得到安置，受害人的房屋財產的清退工作也基本做完。但是，大多數的文革施害者並沒有得到與其犯罪行為相對應的法律懲罰。1985年，中共中央對道縣大屠殺作為文革遺留問題進行了調查處理。處理意見是：“據調查，全區參與策劃、部署、指揮殺人者及兇手近兩萬人，··經過認真研究，在對殺人責任人處理問題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和組織策劃指揮者從嚴，奉命執行者從寬；個人品質惡劣者從嚴，受‘左’的影響者從寬；國家工作人員從嚴，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從寬’的原則。全區共追究刑事責任201人，其中判無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對挾私報復、殺人後強姦輪姦其妻女的判處死刑13人，不在此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2，6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160多人，整黨中不予登記340多人，撤銷職務420多人。

　　在文革後的清查中，對廣西文革中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也在壹定程度上作了調查處理。

　　中央1968年7月3日頒布的《7·3布告》把少數派定為反革命，把當時群眾組織的壹些錯誤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軍方和廣西革籌小組根據《7·3布告》的這壹錯誤的定性，支持壹派、打擊壹派，號召壹派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還調動軍隊和武裝民兵時行鎮壓，導致大量亂殺人後果。1983年5月13日，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上報《關於對“7·3”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認為當時中央發布《7·3布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是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至於《7·3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據當時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從現有材料看，當時“支左”工作有支壹派壓壹派的錯誤，報告本身帶有片面性。所以《7·3布告》發表後，即為派性所利用，成為亂打亂殺人的合法依據。在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時，把壹些指揮和直接亂殺人的人結合進革委會。廣西文革遺留間題的嚴重性與《7·3布告》關係甚大。建議把《7·3布告》的問題按上述認識在適當範圍內講清楚。中共中央5月21日批覆，原則同意廣西區黨委的意見。從此廣西處理文革遺留間題得以進行。

　　全自治區通過立案審查，結合考核幹部和整黨，審查和考察了81，114人，內有國家幹部36，752名，有黨員64，243名。定為“三種人”的209名(國家幹部)，嚴重違法犯罪分子698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4，937名，犯有嚴重錯誤的9，303名。判刑1，808名(內有國家幹部698名)，其中民憤極大、罪大惡極的兇手10名(內有國家幹部5名)，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死刊，立即執行；17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內有國家幹部11名)。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24，912名，給予開除公職處分的402名，給予開除公職留用處分的1997名，給予留黨察看處分的8，039名，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5，872名，給予撤職處分的645名。同時，對全區在文革中被亂殺亂打死和被迫害死亡的人，都按有關規定，對死者進行平反，對遺屬進行慰問和撫恤，全區共發放喪葬費、撫恤費、撫養費、生活困難補助費5000萬元，還安置7，600多名遺屬就業。經各地委和工作組做工作，許多與殺人有牽連的人，向政府交待問題並攜帶禮品向苦主請罪。有的壹進門就跪倒在地，痛哭失聲，追悔自己的罪行，答應出錢安葬死者，賠償經濟損失。在政府和鄉鄰勸說下，苦主們也原諒了殺人者，表示同居壹村，冤讎宜解不宜結，要子子孫孫不再記仇，共吃“彌合飯”、“團結飯”，共飲“團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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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改革以前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實行得並不順利。

　　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是最理想的計劃。但是， 頭三年並沒有計劃。1952年８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的輪廓方針〉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壹五”計劃頭三年的依據。這個依據將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過高，基本建設的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還鬧出了把上壹年度的財政節餘當作當年財政收入的笑話。１９５５年７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才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此時，“壹五”計劃的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半。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例如１９５６年比例失調，１９５７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大躍進，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61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餓死了三四千萬人，被迫進行了五年調整（1961-1965）。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沒有具體計劃，只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中很多指標是按毛澤東的主觀意志決定的。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至４,000萬噸，唯壹的根據是1957年毛在莫斯科講過的十五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

　　文革十年正是第三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

　　壹 經濟建設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

　　大饑荒後，中國人把肚皮放在第壹位。在討論“三五”計劃時陳雲提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繫到五億農民和壹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它方面‘犧牲’壹點，是完全必要的。”當陳雲講到準備採取“傷筋動骨”的辦法改變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高指標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壹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三五”計劃原來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用”就是陳雲說的市場問題，即市場供應緊張、民用商品短缺。根據這個指導思想，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

　　毛澤東對這個“初步設想”很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壹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鎗、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8月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到杭州，和毛澤東壹起聽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的設想。毛說：“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壹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壹二線的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周恩來把毛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三線不完全是防外敵，也是防內部出修正主義。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好造反。”

　　從1965到1980年，對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2,052.68億元，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時期，這個比重為49.43%，幾乎占了全國總投資的壹半。

　　不過，三線建設存在嚴重問題：第壹，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建設規模過大，戰線拉得過長，“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不必要的損失；第二，三線工廠按“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布置，許多工廠建設在偏僻的山溝和洞穴里，給交通運輸、配套協作、生產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難；第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三線工廠是封閉的，對周邊經濟沒有帶動作用，還與周邊農村矛盾重重。

　　三線建設的投資效果是歷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例，三線地區“三五”時期為46.7%，不到壹半，比混亂的大躍進時期的62.2%低；“四五”時期為55.8%，也低於大躍進時期，比其他時期更低。 1965到1980年國家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全國為3,409.78億元，三線形成的固定資產為1,145億元。這就是說，國家投入占全國投資總額39.01至49.43%的資金，形成的固定資產只占全國的33.6%。

　　三線工廠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員。他們生活艱苦，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們抱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到了1980、90年代，由於三線工廠在產品結構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都不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有的被關閉、停產，有的被合併、轉產，有的遷往城市。在關、停、並、轉、遷的過程中，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職工的利益也受到損害，留下了無窮的後患。2002年12月，筆者因查閱大饑荒檔案到中共貴州省委大院，看到數百人衝進省委大院請願，他們是三線工廠的職工，要求省委解決三線建設遺留的問題。。

　　三線建設雖然問題很多，但也不能抹殺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間，在西部的荒山野嶺建立了壹批新興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縣鄉城鎮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綿陽市、德陽市、都勻市、凱里市、天水市、寶雞市、漢中市、曲靖市、格爾木市等。三線建設在中國西部地區建成了壹大批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了壹批重要鐵路和公路：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

　　?“備戰，備荒，為人民”，把“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於資金大多用於備戰，“為人民”這個目標沒有落實。用於戰備的資金不僅僅是三線投資。當時，從緩慢（表1）。

　　表1 文革期間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人、年）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頁454。

　　為了把更多的資金用於重工業和備戰，政府不得不壓低職工的工資水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還要低（表2）。大躍進時期（“二五”）和文革時期(“三五”、“四五”),職工工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元/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頁459。

　　說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工資水平比實際情況要高。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製造廠調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級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增長速度（%）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頁460。

　　說明：“實際工資”是扣除生活費用價格上漲後的工資二 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 多次表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與搞“物質刺激”有關。高舉“三面紅旗”也好，發動文革也好，壹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國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文革期間，經濟工作中也按這個指導方針辦事。毛澤東主張限制按勞分配，實行差別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勵為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通過革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典型引路”，是共產黨領導全局的壹個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也是通過樹立、宣傳兩個典型來推動的，這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岩中發現工業性油流。時值國慶十周年，因此將這塊油田命名為“大慶”。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石油部提交的報告，同意進行大慶石油會戰。這時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1960年5月，在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領導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萬名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來到松遼大草原。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辦公、住宿。沒有起重設備，人拉肩扛加滾槓，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車上卸下來，拖到幾公里之外的井場上安裝起來。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1963年底拿下了壹個大油田，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壹期工程，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壹千多萬噸。這是三年大饑荒以後石油工人送給中國人的壹份厚禮。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要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

　　大慶的主要經驗是什麼呢？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概括為以下幾條：第壹，把毛澤東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慶人通過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靠“兩論起家”；第二，自始至終地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第三，認真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第四，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幹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幹部，等等。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了大慶油田的經驗，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

　　大慶油田提倡：“壹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經濟建設中起了壹些鼓勵作用。但這種“革命加拼命”的態度，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傷亡。在成昆鐵路通車的時候，同時建立了壹座成昆鐵路烈士紀念碑，在鐵路上面有227個墳頭，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犧牲的烈士。在全長1,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上，這樣的墳頭有壹千多處。1968年，壹個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壹下子就埋進了半個排的戰士。大慶油田的開發是採用軍事化組織，建立各級指揮部，用行政命令指揮生產。這為“瞎指揮”留下了空間。瞎指揮，“大會戰”，節日前搞“獻禮”，硬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這些非科學、非經濟的做法，在壹些地方、壹些部門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大慶油田提倡“先生產，後生活”，職工都住在乾打壘的土房子裡，生活十分艱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了壹個文件，說獎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掛帥精神，認為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澤東思想，靠政治掛帥。此後，工廠的獎金改為平均發放的“附加工資”。工廠里不斷組織工人批判“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過份強調精神作用，壹時鼓動起來的熱情不能持久；長期漠視職工的經濟利益，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進行了勞動生產率調查，發現工人八小時工作壹般只能幹四個小時。調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機廠和工人壹起上夜班，發現八十多台設備，白天開動的只有十壹到十四台，夜班2點以後開動的只有兩台。開這兩台機器的壹個是班長，另壹個是被監督勞動的“歷史反革命”。這個廠老工人說：“現在我廠壹年生產汽油機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勁鼓起來，工藝設備進行壹些改進，不用增加人，壹年就可生產兩萬台。”不少企業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有的工廠欠工人五十多個休假日也不能兌現；相反，工人遲到幾分鐘也要記下來，累計起來扣工資。天津染料化工行業取消了夜班補助費，工人不願上夜班了，化工生產是連續的，夜班開不起來，變成間歇生產，產品質量因而受到影響。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廠金工車間緊固件工段勞動了壹個月，和工人壹起三班倒。為了檢測工人的勞動潛力，就在壹台萬能銑床上加工壹個零件（清華畢業的人都會開機床），且不緊不慢，工人休息時筆者也休息，壹個夜班出的活兒竟超了定額（即每個班的工作量）的壹倍! 這樣幹了兩天，壹位老工人對筆者說：“楊同志，妳是飛鴿牌，我們是永久牌，妳要悠著點！”工人擔心，如果廠里知道了筆者輕鬆地超定額壹倍，就要提高定額。

　　至於發展農業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學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壹個山村，是壹個生產大隊。１９６３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沖毀，苦幹了十幾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衝垮。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大寨社員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莎蔭、范銀懷寫的通訊〈大寨之路〉，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路〉壹文介紹：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人民日報》社論說：“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大志，充分發揚革命精神，並且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壹定能夠使大地變樣，使河山易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

　　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是壹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隨著階級鬥爭的調子提高，大寨從農業生產的典型，演變為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山西省委說大寨“從來沒有放鬆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寨，“不僅是壹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壹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中對“大寨經驗”又進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干社會主義，真想共產主義。

　　為了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從運動，不少地方殘酷打擊對運動有不同看法、持消極態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陽縣被批判處理的幹部群眾1,372人，全縣每1,000個人中就有6個被批判處理過。另壹資料顯示，被批並且被戴上各種“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處理過的人超過3,000，每70多人中就有1個。虛報學大寨成績的情況更是普遍。在陳永貴治下，從1973到1977年，昔陽縣虛報糧食產量37,262萬斤，比此期間的實際產量誇大了24％。為保證“大災之年大豐收”，陳永貴審批昔陽的氣象報告，有意誇大災情；少報土地數量，從而擴大單位面積的產量。新華社記者李玉秀懷疑大寨少報了土地面積，被陳永貴弄到大寨勞改，讓他開山造地，“把多說的地造出來”。

　　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大會時，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提名，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對陳永貴寄以希望，對陳的工作也說得十分明確：“妳是農民代表”、主要任務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陳永貴壹成為全國抓農業生產的主要領導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縣”。除了有具體的生產指標以外，主要是推廣大寨的抓階級鬥爭和政治工作經驗。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追求“壹大二公”，準備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向大隊。8月14日，陳永貴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逐步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員的自留地，連農民自己搞的開荒地也壹並收回。有的地方乾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養豬、養雞。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換地”的苦役之中，開墾荒山，圍湖造田，植被被毀，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抓革命，促生產”，除了激發革命熱情、將這種熱情用於生產建設以外，另壹個重要含義就是通過“抓革命”施加政治壓力。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人們不敢懈怠，生產就“促”上去了。對生產領導部門的務實派來說，“抓革命，促生產”，還有另壹種意義：他們在搞生產建設的時候，總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實際上“抓革命”是虛，“抓生產”是實。文革派批評這種做法是“以生產壓革命”。1967年初，全面奪權開始，大批幹部被打倒，許多幹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生產壹度下降。也有些地方，當權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來控制權力，用以對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來在武漢對陳再道說：“抓辦，抓辦，抓辦里壞得很。”就是指後壹種情況。

　　三 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文革十年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為4.9%。現將文革期間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列表如下（表4）【注29數字似能反映文革十年的國民經濟增長？建議將反映各項經濟增長指標的表4下移至論述“三起三落”處，以便對照數據】。李成瑞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文革期間的經濟數據，儘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算，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

　　表4 文革期間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率（%）（以上壹年為100）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鑑（198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 ，頁Xl-13、Xl-17、Xl-22。

　　【可否刪去此句(與上文略有重複)？】數據表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但是，與其他時期相比，除了大躍進年代（“二五”）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是最低的。（表5）這說明，如果沒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趨勢發展，經濟增長會更快壹些。

　　表5 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表格最後兩列的數據需要保留嗎？】（保留下來有個比較）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鑑（1988）》,頁X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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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年間，國民經濟時起時落，呈波浪狀態。經濟學界稱之為“三起三落”：

　　【以下數據大都出自表4，建議將表4移此，請斟酌】

　　大饑荒以後的經濟調整，到1965、1966年出現了明顯的效果。全國工農業總產值，1965年增長20.4%，1966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20.3%，雖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響，1966年全年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壹年增長20.9%，社會總產值比上壹年增長16.9%。1967、1968年兩年“天下大亂”，生產秩序被破壞，有些地方停工停產，經濟急劇下降。以社會總產值為例，1967年比上壹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壹年下降了點4.7%。

　　隨著各省革委會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社會趨於穩定，1969到1973年經濟發展較快。然而，社會秩序稍壹穩定，主政的官員就企圖搞“躍進”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成了發動經濟躍進的動員會議。會議確定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7%，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長46%，大中型建設項目1,113個，主要產品產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標。如鋼產量指標增長幅度高達20至27.5%。在中央計劃指標的鼓勵下，壹些地方要求產量“翻番”，或壹廠變多廠。【同年5月？】在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上，鞍鋼、本鋼、武鋼等鋼鐵企業都提出鋼產量要“翻番”，在電力工業會議上，提出到1972年實現“老廠壹廠變壹廠半，新廠快馬加鞭，發電能力翻壹番，縣縣都有電”的口號。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0.7%，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4.1%。“小躍進”帶來嚴重後果：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工廠拼設備，採掘業強化開採；建設規模過大；基礎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增長過多。1970到1971年，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增加了983萬人。新增職工中有600多萬人是從農村招來的。經濟建設中出現了難以承受的“三個突破”：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這三項都突破了國家能夠承受的限度。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就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調整力度壓不住擴張的願望，1971年這三項繼續擴張，1972年速度雖然降下來了，但擴張趨勢未除，1973年1月的計劃會議上，還把解決“三個突破”當作壹個重要問題。

　　1974年，工業總產值才增長0.3%，社會總產值才增長1.9%。學界壹些人認為，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結果。實際上，主要原因是與當時解決“三個突破”問題採取的緊縮措施有關。1974年的經濟指標使人們不滿意，11月6日，在長沙聽取李先念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對恢復交通運輸秩序和企業管理秩序當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放鬆了緊縮措施，對提高經濟指標起的作用更大壹些。1975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1.3%，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5.1%。這個較高的指標是在上壹年較低指標上實現的，實際不是很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幾位領導人逝世，對經濟有負面影響，這壹年經濟增長比1974年還要低。至於這壹較低增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多大關係還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四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５1種主要經濟指標，有２５種沒有完成；計劃力保的３０種重工業產品中有１８種沒有完成計劃；１１種輕工業產品中有４種沒有完成計劃。

　　文革十年農業平均發展速度為3.9%，糧食生產穩步增長，1976年達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由1965年的544斤增長到615斤。另壹個發人深思的數字是，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620斤， 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點（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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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按人口平均糧食產量（斤/人）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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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間建成了壹些技術比較先進的大型企業，如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第二汽車製造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等。除了上述的三線建設的成就以外，還建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大慶到秦皇島的輸油管道等壹些基礎設施。核工業、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國防科技在這個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在重大項目的建設方面，集權制國家可以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排除各種阻礙，全力以赴地進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幹大事”。朝鮮這樣的弱小國家，在外部世界的強烈反對下，也能造原子彈、氫彈就是證明。但是，集權制國家在“幹大事”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無窮的後患。

　　在文革期間，1958年開始興起的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等）也發展較快。這些地方工業為1980年代鄉鎮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壹定的基礎，但經濟效益低，對環境污染嚴重，到新世紀大多被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項經濟指標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是靠多投資，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而形成的。首先，經濟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積累基金增加的國民收入，“壹五”時期為32元，三年調整時期（1963-1965）為57元，十年文革時期只有19.6元。如果按“壹五”時期的水平計算，十年共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元；按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30%計算，共損失財政收入1,500億元。1976年全國國營企業虧損總額達117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這壹年財政收入完成776.6億元，比上壹年減少39億元。此外，產品質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據國家有關部門對8,373種產品檢查，產品合格率平均為45%。同時，工傷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對十壹個部的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共發生人身傷亡事故和設備嚴重損壞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

　　其次，企業管理混亂。文革中把必要的企業管理當成“修正主義的管、卡、壓”來批判，壹些企業雖然訂了規章制度，但沒有貫徹執行。天津染化四廠酞青車間工藝規定溫度在攝氏170至175度的範圍內保溫15小時，工人為了早下班，只保溫14小時，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此外，崗位無定員。天津第二毛紡廠細紗機過去壹人看2台，現在15台機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樣的3噸電爐，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絲機有的單位2人看3台，有的單位1人看5台。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若干整頓企業管理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落實。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間是對知識份子歧視最嚴重的時期。1971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制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大字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中央發向全國各級黨委。。雖然這個文件是1971年出籠的，但這體現了毛多年來的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上到下，普遍輕視知識份子，進而輕視科學技術。

　　文革時期，科技人員工資普遍較低。1957年中專畢業生當技術員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進廠的學徒工（小學文化或更低）1972年是四級工，拿57.6元。許多1958年畢業的大學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據筆者調查，壹些工程技術人員說：“當時要是不上大學，參軍或當工人就比現在強多了，讀書吃虧了！”比工人更加困難的是，科技人員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兩地，這些人沒有家庭生活；每年探親壹次，火車費耗盡了壹年的積累。天津市技術人員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兩地的，有的單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壹些。

　　文革前，天津市屬研究所51個，文革中關、停、並、轉，砍了壹大批，1972年只剩下25個，人員也減少過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員不在科技工作崗位上。據調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員當普通勞動力使用。在科技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從事科研工作。南開大學元素有機研究所除了“拉練”、勞動，每年只能工作八個月，在這八個月中，每個星期只有四天業務活動時間。挖地道（備戰）、搬白菜、搞衛生、寫總結，隨便什麼人，壹句話都可以調走。壹機部天津電力傳動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對筆者說：“我們是廉價勞動力，哪裡需要人，不管我們業務多忙，誰都可以把我們咬喝去！”

　　科技人員受到壓制，當然不會有創新；不重視科技，技術水平必然落後。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紡織行業的機械設備1930年代的占55%，天津機械行業的設備也大多處於1930、40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業生產群青顏料還是用小土窯煉燒，和《天工開物》上所介紹的差不多。天津鹼廠是中國化學家侯德榜在1930年代提出聯合制鹼法（又稱侯氏制鹼法）的基地，這種先進的制鹼工藝戰後被日本廣泛採用，而天津鹼廠1972年還用比較落後的蘇維爾法(Solvay Process)生產。

　　五 工人、農民家徒四壁

　　1978年，老記者馮森齡到1940年代工作過的延安調查，看到昔日的“革命聖地”滿街都是討飯的人。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馮森齡在延安東關食堂停留半小時，討飯的就有17人。這些討飯的人都是來自農村。馮森齡又調查到9個縣市，縣縣都有討飯的。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28戶人家，家家都缺糧食，80多人出去討飯。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革命聖地延安採訪，他們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30元，他們吃的飯是像豬食壹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19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唱《東方紅》的時候。

　　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壹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壹無所有，連樹木都砍光燒盡。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村莊掩映在密密的樹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兩人合抱的參天大樹，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裡幾乎看不見樹木，成了“和尚村”。不僅人窮，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1978年，全國每個農民從生產隊裡得到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兩億農民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壹角壹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壹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壹角四分錢。另有壹些農民辛辛苦苦幹壹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1980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西北地區的農民收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地區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第三，為57.2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

　　在城鄉差距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全民所有制各部門職工的工資，除了1971年對部分人員有所提高以外，再沒有增加。從1966到1976年，平均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

　　1975年，筆者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壹線的工人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裡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筆者在天津第壹棉紡織廠調查所得的職工生活情況：

　　?

　　【可否將以下資料改用表格顯示？如附表】

　　? 時間：1975年

　　天津棉紡壹廠電動車間在編人數345人，家庭月收入情況如下：

　　?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總人數的2.32%

　　? 人均收入10-11元的6人占總人數的1.74%

　　? 人均收入11-12元的7人占總人數的2.02%

　　?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占總人數的8.11%

　　? 人均收入15-20元的65人占總人數的18.8%

　　? 人均收入20-25元的231人占總人數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達25元的只有幾戶。

　　?

　　天津棉紡壹廠在當時是待遇較高的國營大廠，其他不少單位職工的收入比棉紡壹廠低很多。

　　此外，由於經濟停滯，就業機會少，政府只好強制1,600多萬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將城鎮就業矛盾向農村轉移。下鄉知識青年不能維持生活，城鎮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給以接濟。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戶。按國家所公布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困難戶，其中人均住房面積低於４平方米的有21.6萬戶，住房不方便（大兒大女同室）的有24.3萬戶。這是改革以後七八年的情況，比改革前還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門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擠在壹間10多平方米的房間裡的情況十分普遍。壹到晚上，中年夫婦睡在床上，已經成年的孫子上了小吊樓，年老的爺爺奶奶和已經成年的孫女兒打地鋪。這種情況到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大的改變。1972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壹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8戶，危房待修的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壹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里，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里，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著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筆者和同事杜潤三在天津佟樓附近壹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本段談工人情況，可否移至上文談天津棉紡壹廠工資的段落之下？】（不移，這是指工作環境）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筆者提供了他們新完成的壹個調查：

　　在對天津市981個工廠的37,720人的不完全統計，對四種作業（硅、鉛、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鉛吸收３４３人

　　苯中毒３９人

　　白血球降低８６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１３４人

　　?天津棉紡二廠三紡筒子車間184名職工患病的達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種以上。天津乾電池廠干汞電池車間的125名工人幾乎每人汞中毒，壹度造成停產。天津紅衛皮鞋廠、十月皮鞋廠苯中毒十分嚴重。天津化工廠周圍1,500米的範圍內空氣中汞的含量超過國家標準，電解車間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總人數的89%。

　　六 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

　　毛澤東等老壹代領導人壹直提倡“為人民服務”，這壹代領導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都勤勞節儉，為什麼搞了幾十年中國還這麼窮呢？

　　這個問題最早的答案是，中國領導經濟的權力太集中。毛澤東在1956年就覺察到了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說：“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壹點權力，壹點機動的餘地，壹點利益，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壹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力圖擺脫蘇聯的影響，探索中國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壹就是下放權力，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以前，有三次比較集中的舉動。

　　第壹次權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統壹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擴大的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管理權限。除了壹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的企業以外，其餘企業原則上壹律下放給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家企業，下放了885個，下放比例為76%。不到半個月時間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8年權力下放以後，地方政府有權投資建設，壹時“五小”工業遍地開花。這為以後地方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地方政府官員把高指標當作政績，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因而宏觀失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59年6月，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壹些，快了壹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壹下統壹領導，中央集權。”中央部門開始收回企業。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壹五”時期高度集中的狀況。

　　第二次權力下放是1964年。將十九個非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劃歸地方安排；“五小”企業的產品基本歸地方分配；適當地擴大地方的財力；適當擴大地方調劑物資的權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這次的動作比較小，地方政府還是覺得沒有發展經濟的權力。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製造工廠，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壹點實。根據這個精神，醞釀著下放企業。由於開始了文革，因此被擱置起來。1969年，社會稍有穩定，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1969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討論了〈中央各部關於企業管理體制下放的初步設想〉，在條塊關係上傾向“以塊為主”，凡是適宜於地方管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級革委會對企業實行壹元化領導。1970年計劃會議上批判“條條專政”，“條條”是指中央各部委，說中央部委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次會議決定把中央部門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儘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到當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個部共有企事業3,082個單位，已下放給地方的2,237個，占總數的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有1,412個，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814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11個。經過這次下放，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鞍鋼、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等2,400多個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又進壹步下放到市、縣。這是第三次權力下放。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業那樣，此時又出現了重複建設、盲目生產、地區分割的現象。此外，中央下放給地方的大型企業，原來面向全國的產銷關係被割斷，地方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上海以前每年從鞍鋼、武鋼等鋼鐵企業調入生鐵200萬噸，這些鋼鐵企業下放到地方後，上海就得不到生鐵。有的已經下放到地方的企業，中央部門還讓它分擔產品計劃指標，但只給任務，不給材料（材料廠已下放，中央部門無法供給），造成“只轉戶口，不轉糧食關係”的局面。由於問題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業，很多後來又收回中央了。

　　在文革中，下放企業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改革”，除了下放企業以外，1971年開始實行地方包幹：壹、基本建設投資大包幹；二、物資分配大包幹。在國家統壹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證上繳”的辦法；三、財政收支大包幹。在國家統壹預算下，對地方政府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幹、保證上繳、結餘留用”的辦法。四，擴大地方權限，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顯然，文革中稱為“經濟體制改革”，只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行政性分權，對搞活企業【可否改為“發展企業”？】（不可改）沒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權力都要出現經濟混亂，為治理混亂不得不集中權力；而每次集中權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聲強烈，不得不再下放權力。“壹統就死，壹死就叫，壹叫就放，壹放就亂，壹亂就統”，國民經濟總是跳不出這個循環。

　　事實證明，“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但不是中國經濟問的根本所在。那麼，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呢？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經濟界的共識是：根本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這裡所說的“主觀判斷”就是人們制定的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就是市場規律。

　　毛澤東等壹代人從馬克思、列寧那裡把改造社會和管理經濟的理論接受過來：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業時還強調中央是“計劃製造工廠”，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執行這個“工廠”製造的計劃。毛的分權是行政性分權，即管理企業的權力只是由壹級政府下放到另壹級政府，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還得聽命於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澤東壹再批評商品經濟，主張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義份子”被投入監獄。沒有市場競爭，價值規律不起作用，壹切聽命於各級行政官員的指令。價格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西方經濟學有壹句名言；要摧毀壹個國家的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是麻痹這個國家的價格機制。文革期間，由於過度的行政控制，價格機制被完全麻痹。1966至1976年間，中國零售物價指數不僅沒有上漲，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表7）。這是用行政手段凍結物價的結果，它對工資壹直很低的職工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有很大的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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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文革期間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以1950年為100）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頁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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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隨著國際關係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進行了大規模技術引進。1972至1977年，中國先後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了250多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引進合同，成交額達396億美元。還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設備、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座大型電站設備、壹米七軋機整套生產設備、3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和4套大型化纖設備等。

　　文革中，不斷批判“洋奴哲學”、“崇洋媚外”，人們“談洋色變”。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到美國康寧公司，這家公司送給考察團壹個工藝蝸牛作為禮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機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說：美國人這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這件事被稱為“蝸牛事件”， 使得引進彩管生產線推遲了幾年。

　　“談洋色變”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這些引進項目落實的時候，壹些單位把對外經貿談判當作“壹場特殊的國際階級鬥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壹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怕被人說成“裡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係十分緊張，常常影響工程進展。

　　197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134.4億美元（其中出口68.6億美元，進口65.8億美元），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比如此之小，可見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準的這些成套設備的引進，使十分匱乏的國民經濟如飲甘泉。但是，這只是設備引進，不僅排斥先進的管理制度和企業經營制度，更是排斥國際經濟遊戲規則。文革中的技術引進和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

　　文革結束了，留下的不僅是極端貧困，而是留下了造成極端貧困的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留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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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尊聲轉來讀者反饋：

　　轉發1：

　　佩服楊，可以說是真正的學者，數據和分析都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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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發2：

　　尊聲兄，楊繼繩為我素所敬佩，謝謝。?他出身貧寒，能考入清華，且為同儕選為班長，才華準是出眾。然而以他的背景，投靠當屬順理成章，卻執意還歷史本來面目，的確十分可敬。?滌又及?

　　轉發3：

　　老尹，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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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轉告並謝謝楊繼繩先生。我在寫壹篇經濟學文章，China’s Immiserizing Grow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革期間的悲慘性增長）。用壹個模型解釋為什麼經濟數字顯示增長而老百姓的感覺是，生活狀況比1965年惡化。寫完後再請指教。

　　弟?張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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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兄，

　　剛接到楊繼繩的大作，附上。?下面是我給他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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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兄。文革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妳寫的事實和分析我感到歷歷在目。妳對文革經濟狀況的評價遠比我期待的平和寬容。文革期間是世界經濟起飛的時代，特別是在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相比之下，毛澤東可謂是逆世界潮流而動，倒行逆施，讓中國經濟幾近崩潰，生靈塗炭。我1981年底出國時全國仍然是鋪天蓋地的“憑票供應”，老百姓基本生存權都無以保障。可出國前教育培訓是要求我們不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解放全人類。我是在我生日那天抵達紐約，壹下飛機，所見所聞，豁然感到自己和其他中國的老百姓壹樣，生活在壹個精心編織的天大的謊言中。

　　看來，在妳為自己準備的墓碑旁邊，還要為妳樹立壹塊社會良知的豐碑。

　　31

　　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間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

　　遏製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

　　從“兩條線”到“壹條線，壹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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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間的外交

　　1949年以後的10年，中國實行向蘇聯“壹邊倒”的外交方針。蘇聯是最好的朋友，美國是主要的敵人。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發生了變化。以後幾年中蘇關係不斷惡化，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兇惡的敵人。除了“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以外，站在美國或蘇聯壹邊、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就稱為“壹切反動派”。在壹段時間內，中國對“帝、修、反”全面出擊，外交壹直處於困境。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調整了國內的文革戰略思想，也調整了對外政策，從全面出擊轉到聯美反蘇，中國與外交形勢才出現了轉機。這壹外交戰略的轉變從六十年代上半期開始，到1972年完成，何方說：“毛澤東堅持繼續革命，國內事繼續按革命黨不按執政黨路數辦，國外事按世界革命規矩不按現代國際關係準則辦”。毛澤東外交政策的調整，雖然在壹定程度上緩和了中國的國際關係，但沒有脫離世界革命的路數。

　　“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

　　共產主義者主張世界革命。多年來，蘇聯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蘇共變成了“修正主義”以後，中國共產黨希望取代蘇共的地位。文革前，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已經形成，例如，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的“農村“，西歐、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可以借鑑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文革之初，“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中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類說法當時廣為流傳，壹些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國人卻不能走出國門。當時，除了高級領導人出訪和外交工作人員以外，壹般幹部和知識分子沒有出國的機會；對工人、農民來說，出國這樣的好事，是連想也不敢想的。那時，街上很少有外國人。偶爾來了幾個外國人，人們感到十分新奇，對他們的藍眼睛、黃頭髮看個不夠。圍觀、尾隨的現象經常發生。在文革中，中國市場上沒有外國商品，圖書館裡沒有外國的期刊（某些科技期刊除外），工廠里沒有國外的新技術……對外科技文化交流也基本停止。

　　既然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世界各國輸出毛澤東思想就是壹項重要任務。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中國國際書店向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尼、阿拉伯、緬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80多萬冊。這個數字還不是對外發行毛著的全部。1967年7月2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的短評。11月24日，新華社報道：文革壹年多，毛主席著作外文版25種，460多萬冊，發行到14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了建國17年毛著對外發行的總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的標誌大量輸出國外。

　　對外大量輸出毛澤東著作，使許多國家對中國的不滿，引發了很多外交糾紛。

　　1967年7月7日，中國向捷克發出照會，抗議“捷修領導集團公開點名攻擊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1967年8月，錫蘭（斯里蘭卡）海關攔截壹艘中國船，查出壹箱被禁的毛主席像章，8月15日，中國政府為此向錫蘭提出抗議。駐×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要在工地上豎起壹塊“社會主義壹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公共汽車裡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工作人員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

　　自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重提階級鬥爭以來，“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就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三自壹包”是指國內，“三和壹少”是指對外。批判“三和壹少”發展到批判“三降壹滅”。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和壹少”、“三降壹滅”就成了對外政策的壹條主線。批判“三和壹少”，就實行“三斗壹多”：同帝國主義斗，同修正主義斗，同各國反動派斗，多支持壹些國家的革命運動。不停地斗，斗，斗；援外支出越來越多。1972年、1973年、1975年援外支出分別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7.2%、6.3%。從1954年到1970年，給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達90多億人民幣，按當時阿爾巴尼亞總人口平均，每人達4000元。當時中國極度貧窮，1972年、1973年、1975年中國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分別為147元、155元和158元。1971年，中國的援外經費超出美、蘇兩國援外經費的很多倍。美國和越南交戰以後，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電報中宣布：“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毛澤東說到做到，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裝備海陸空三軍200多萬兵員的輕重武器和其它軍需品；中國還向越南提供了450個輕重工業工廠、醫院、研究所的成套設備，替越南修了數百公里的鐵路、數千公里的輸油管線。還提供了各種原材料、副食品等大量物資。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2萬多人。派出地空導彈、高炮、掃雷等部隊30多萬人。在援越抗美戰爭中，中國傷亡人員5000多人。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對越南的援助總值，按當時的國際市場價格計算，達200億美元，絕大部分是無償援助，小部分是無息貸款。

　　在濃厚的鬥爭氣氛中，人們爭先恐後地站在反對“帝、修、反”的前列。在北京街頭，大規模的反美、反蘇、反印度及印尼的遊行不斷。1967年，我駐東德使館壹輛公務車出了交通事故，造成死傷。使館沒弄清情況就向東德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外國人將有毛澤東頭像的郵票倒貼在信封上，中國外交部也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議。近萬名紅衛兵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在使館門前架起高音喇響叭，24小時高呼“打倒蘇修！”“打倒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現場指揮竟是壹位16歲的小姑娘。

　　1967年，外交糾紛中最突出的是“三砸壹燒”事件。6月18日砸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6日砸印尼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參加這些過激行動的不只是紅衛兵，工人、幹部、外交人員也參加了。

　　文革期間對在北京的外國人加強了控制，不許外國人在大街上對大字報拍照，壹經發現，拍照者就會被群眾包圍起來。6月4日，印度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三等秘書維傑，據說是因偷攝我國禁區被拿獲。6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了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審判。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驅逐出境，立即執行；判決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三天內離開中國。6月14日，印方宣布將我國駐印度使館壹等秘書陳魯直驅逐出境，並宣布我國使館三等秘書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6月15日，我方就印方將“陳魯直驅逐出境、宣布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事，提出強烈抗議。6月16日，千餘印度人襲擊我國駐印大使館，並毆打我國使館人員。6月18日，北京壹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到印度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打碎印度使館沿街的玻璃窗。外交部參加這次行動的不僅有造反派，亞洲司的王某某（是外交部造反派對立組織的）爬上了印度駐華使館的鐵柵欄，摘取了使館門前帶有印度國徽的牌子。

　　文革之前，中國駐仰光使館和新華社分社資助當地的華語學校，在學校課程中加進了許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多了。1967年6月，中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壹個組織，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因此，緬甸方面對像章的事特別忌諱。緬甸政府制定了壹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里，學校方面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6月27日、28日，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打死援緬專家劉逸，打傷五人。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奈溫！”“絞死奈溫！”的口號。壹些人用磚頭砸了大使館。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中國壹直支持印尼共產黨。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的政變計劃流產以後，新上台的蘇哈托政權對內屠殺印尼共產黨、排斥印尼華僑，對外反華。文革初期，中國駐印尼使館在新聞櫥窗宣傳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不斷發生襲擊中國使館和中國駐印尼機構的事件。中國政府不斷提出強烈抗議。1967年4月4日，印尼宣布中國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從24日到28日，北京共有60萬人到印尼駐華使館前示威遊行。遊行中砸了大使館的大門。8月5日，印尼武裝部隊糾集壹千多人到我國駐印尼使館破壞、縱火焚燒我國使館館舍，並打傷我國使館四名工作人員。8月6日，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大使館，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8月6日下午，北京約萬名民眾到印尼大使館前示威。壹些人強行衝進印尼駐華使館，砸壞館內設施和八輛汽車，放火燒毀辦公樓，並揪鬥了數名印尼使館人員。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起因於香港“六七事件”。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左派工人罷工罷市。內地不斷聲援香港左派人士，事態不斷升級。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廖承志5月20日向周恩來提交了《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提出要香港左派“隨時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篇社論是經周恩來批准並經他修改後發表的。在中英對抗不斷升級的情況下，1967年7月，深圳的中國軍方提議要對港英進行壹次懲罰性打擊，並將方案報給了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報給了周恩來。周批准了這壹方案。中方組織民兵從沙頭角打入了香港境內，港英警方用火力封鎖，中方使用了解放軍的火力。在這場武裝衝突中，中方死2人，港英方死了5人。7月10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聽取廣州軍區領導人匯報時說：“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從而對沙頭角事件進行了冷處理。8月港英當局勒令香港三份左派報紙停刊，拘捕了壹些記者和工作人員。這些行為更加激發了香港和北京的“反英抗暴”鬥爭。經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准，8月15日連續3天3夜在北京英國代辦處門前舉行百萬人遊行集會。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出48小時限時照會，要求港英當局撤銷對三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50多名記者和工作人員等，這個照會是周恩來批準的。8月22日，48小時已過，港英當局沒有答覆，憤怒的學生和工人衝進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壹番打、砸以後，點火燒了代辦處。強迫代辦處的英國工作人員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被毒打，工作人員逃到附近的印度大使館和芬蘭大使館避難。事後周恩來說，當時太疲勞了，沒辦法好好考慮就批准了48小時照會。他還說，就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他已在主席面前檢討過四次。清華大學參與“火燒代辦處”的是“四壹四”派，“四壹四”總部委員蔣南峰被臨時拉去作為領隊，為此被清查多年。

　　外交出現如此亂相與當時外交指導思想有關，也與外交部的文革運動有關。運動初期，外交部黨委打擊了壹些出頭造反的人。批判資反路線以後，被打擊的造反派翻了身。12月21日，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聯絡站”）。“聯絡站”的成立得到了周恩來的承認和支持。“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外交部黨委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領導下只負責外交業務。駐外大使應召回國參加文革運動，1967年初，各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革的人已有壹兩千人。他們以使館為單位組織了戰鬥隊，把大使、參贊和他們的夫人當做當權派來揭批鬥，壹些大使遭到責罵、個別被罰跪被毆打。

　　文革開始的壹年多時間內，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係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發生了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當然，外交糾紛不完全是中方的責任，是在互動、互激的過程中逐漸升級的；但是，“三斗壹多”的外交方針是造成外交糾紛的重要原因。

　　遏製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

　　1967年是“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壹年。8月份，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的“八七講話”的鼓動下，外交部造反派接管政治部、批鬥外長陳毅、頂撞周恩來總理、越權向駐外使館發電報，文革前就已形成的極左外交思想的進壹步發展。

　　在外交出現亂相的同時，國內也出現了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亂”。7月20日發生的武漢事變後，全國各地在“二月鎮反”中被支左部隊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借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的聲勢，紛紛向鎮壓過他們的軍隊發起了攻擊。

　　從武漢事變中脫身到上海的毛澤東，開始打算武裝造反派，用群眾武裝制衡不支持文革的軍隊。但經過再三考慮，在軍人和造反派對立中，他選擇了保軍隊、遏製造反派的政策。他的文革戰略發生了轉變：由鼓動“天下大亂”轉到逐步推進“天下大治”。周恩來利用這個機會促進、落實了毛的戰略轉變。他首先向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下手。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讓楊成武專程送來的王力“八七講話”以後，8月26日上午9時，毛召見楊成武，說王力這篇講話是“大、大、大毒草”。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總理壹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26日中午，楊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的意見。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成了階下囚。王力被抓的詳情本書第15章中已有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8月31日，周恩來召見外交部造反組織“聯絡站”核心組頭頭及部黨委成員，嚴厲批評8月份的壹些重大政治錯誤。周恩來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周嚴厲批評姚登山：“妳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妳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他還指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周恩來說：“我支持‘聯絡站’到8月31日”。“聯絡站”失去了周恩來的支持，很快土崩瓦解。

　　9月1日，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了毛的文革戰略轉變，嚴厲批評了造反派的反軍行動，並說近期外事口完全脫離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軌道，說外事口裡面有壞人。

　　9月2日，外交部與《聯絡站》對立的群眾組織，連續開會揭發批判王力、姚登山、王中琪（《聯絡站》負責人）等人，肅清王力“八七講話”的流毒。9月27日，王海容（文革中被群眾認為是毛在外交部的代言人）等11人貼出了題為《王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報。

　　毛澤東、周恩來想扭轉外交形勢，但極左的作法還在繼續。

　　1967年9月14日，中國向突尼斯提出強烈抗議，稱突尼斯總統“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極點”。9月26日，中國發表聲明關閉駐突大使館。10月27日，中國同印尼斷交。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印尼共產黨中央，祝賀印尼共產黨成立50周年。賀電說：“印尼革命1965年遭受的暫時挫折，證明了‘和平過渡’、‘議會道路’修正主義路線的徹底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地走‘槍桿子面出政權’的道路，壹定能奪取最後勝利。”由於緬甸政府繼續驅趕中國援緬專家，1967年10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聲明說奈溫政府“叛賣緬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蘇修。”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反政府的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1967年11月，贊比亞總統翁達對中國在贊比亞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滿，並表示反對把非洲國家拉進中蘇爭吵的旋渦。

　　抓了王力，批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只能讓極左外交來個急剎車。關鍵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狂熱冷卻下來，“三斗壹多”的外交方針緩和下來。多年對“三和壹少”、“三降壹滅”的批判，外交人員如驚弓之鳥。別人對“世界革命中心”和“三斗壹多”提出不同的看法，會被加上反毛的罪名；毛澤東自己出面糾正，還會被人說成英明。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來糾正。

　　1967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編印的簡報刊登《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壹文，安齋庫治是日本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11月27，毛批示：“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1968年5月1日，壹個報告提到7機部的壹個會議通知，說在“世界中心——北京”召開會議，毛在“世界中心——北京”下劃了兩道槓，批註：“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經毛批準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後，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壹律不要用‘世界革命中心’的這種提法，對於‘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應經常警惕和批判。”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人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開會，談到外交關係時，毛說：緩和壹點好，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1969年“五壹”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以友好的姿態會見了壹些國家的駐華使節，並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向世人發出了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關係的信息。

　　有了毛澤東明確的態度，周恩來就積極落實。1970年9月18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說，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才行，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麼包辦得了呢？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9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指出“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

　　此後，中國的外交形勢有所好轉。中國同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斯里蘭卡）和加納等國，有的恢復、發展了外交關係，有的進行了訪問，有的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新關係，有的致電錶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願望。在此期間，在已建交國家中，除與蘇聯、印度和印尼的關係仍較為緊張外，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發展。從1968年至1971年7月，亞、非、拉美、歐洲、北美有1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兩條線”到“壹條線，壹大片”

　　中蘇關係破裂，最好的朋友成了最危險的敵人，與其他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隨之惡化。中國的主要敵人從壹個變成兩個，即蘇聯和美國。中國陷入了在兩條戰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毛澤東觀察世界風雲，尋找出路。他把眼光投向了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伍修權在座。在談到國際形勢時，毛說“中間地帶”有兩部分：壹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壹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兩個中間地帶”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依靠亞非拉第壹中間地帶，爭取歐洲、日本等第二中間帶，把亞非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這是文革前幾年的外交戰略。中國領導人在這壹時期對亞非國家進行了多次訪問。對歐洲的外交也有進展，1964年1月，中國和法國建立外交關係。從1949年到1965年，有47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文革頭兩年外交上的這種進展被中斷。

　　l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毛澤東號召全國軍民“準備打仗”。毛澤東從軍事上準備應對蘇聯的戰爭突襲，戰略上尋求組成新的反對美、蘇霸權的國際統壹戰線。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由陳毅牽頭研究國際問題，為中央決策提供諮詢。從1969年6月7日到10月20日，四位元帥和熊向暉、姚廣等人，開了17次會議，得出了壹些看法。7月11日，他們提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認為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美國的戰略重點在西方。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但和中國大打還有很多顧慮和困難。7月29日到9月16日，元帥們又開了10次座談會。9月17日，他們提交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在蘇美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

　　毛澤東是否接受了四位元帥的意見沒有見到他的文字表示，但是他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壹霸，不能兩面作戰。”他把眼光投向了美國。

　　自1949年以來，中美壹直是敵對關係。兩國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進入六十年代中期，中美兩國都互相需要。中國需要擺脫“兩個拳頭同時出擊”的困境，美國陷在越南戰爭的泥淖之中急待脫身。1969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謀求使美國從越南戰場脫身的辦法，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應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以便和蘇聯對話時“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改善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人比中國人更主動。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辦的壹個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主動靠近中國使館官員，企圖搭話。使館二秘李舉卿和翻譯景志成壹再迴避這位敵對國家的外交官。斯托塞爾只好追上景志成，急切地向他表示，尼克松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經請示國內，11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將斯托塞爾請到使館交談，正式獲得了尼克松的意見。當晚看到駐波蘭使館發來電文的周恩來，立即將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高興地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12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時，請他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國接觸，可以利用官方渠道。隨後，恢復了中斷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後因1970年3月，美國支持柬埔寨軍人政變，中國推遲了中美大使級會議。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的聲明。但是，這並沒有阻擋中美關係改善的進程。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約見中國駐巴大使張彤，說不久前他訪問美國時，尼克松總統讓他傳給中國的壹個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準備開闢壹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這樣壹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3月21日，張彤將這個口信報告了周恩來。1971年春夏之交，中美兩國領導人口信頻繁，幾乎都是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

　　1970年10月初，美國總統尼克松對《時代》周刊說：“如果說我死前有什麼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10月下旬，尼克松面對面地同葉海亞·汗總統商量，請葉作為“中介人”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提供助力”。隨後，尼克松又讓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向中方捎“口信”，希望同中方高層接觸。中方得到尼克松的“口信”以後，周恩來通過巴、羅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占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繫緊張的關鍵。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旅行者來也行，當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多年沒有外交關係的兩個敵對國家的最高首腦直接對話，需要尋找壹個柔性機會。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文革以來中國第壹次參加世界體育比賽。經過毛澤東圈定的體育代表團報告中規定：比賽期間，如果同美國官員相遇，不主動交談；如果和美國隊比賽，比賽前不交換隊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比賽期間，美國隊首席代表先後6次同中國代表隊接觸，表示了友好訪華的願望。外交部接到報告後研究時，多數人認為尚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3日，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提出了請示報告：“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以後會有機會。”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他還增加了幾句話：“可以告訴他們通訊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和‘壹中壹台’的陰謀活動。”報告送到毛那裡，毛沒有批覆。4月6日下午，由於賽事即將結束，外交部把周恩來的批示意見通知了在名古屋的中國乒乓球隊。毛看了請示報告時沒有表態，是因為他在認真考慮。4月6日午夜前他做出了最後決定：“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廣東深圳進入中國。4月13日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中美乒乓球比賽。14日下午，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體育代表團。當年在延安採訪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羅得里克也在其中。周對羅得里克說：“現在門打開了。”羅得里克將這個消息傳向了全世界。

　　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捲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風。5月29日，周恩來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舉行壹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6月2日，尼克松得到口信後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他立即回復周恩來。

　　在改善中美關係過程中，中國表示了堅決不當美國的保護國的意圖。1972年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黑格到達北京，他率領的是基辛格訪華的先遣組。他向周恩來轉達了尼克松的口信：“蘇聯企圖組織中國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國。”“美國認為，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生存能力’。”他還說：希望尼克松總統訪華能“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形象，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周恩來向毛匯報了黑格的意思，他們兩人壹致認為，這是美國利用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來恫嚇中國，讓中國在中美談判中讓步。1月6日晚，周對黑格說：“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就尼克松訪華安排問題進行磋商。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球。3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即將結束時，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提案，與此同時，取消了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對這壹重大進展，中國沒有思想準備，也在基辛格意料之外。據美國學者說，中國能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有美國的作用。

　　改善中美關係有很多障礙，台灣問題是最大的障礙。中國壹再強調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得干涉，美國必須從台灣撤軍。美國壹再強調不能放棄台灣這個“老朋友”。尼克松訪華前基辛格和周恩來反覆協商，既鬥爭，又妥協，初步解決了壹系列難題。

　　1972年2月21日上午1時4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壹行抵達北京，開始了他在中國進行壹個星期的訪問。尼克松走下飛機舷梯，立刻伸出手，和前來迎接的周恩來熱烈握手。周恩來說：“妳的手伸過世界最寬闊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這壹天，毛澤東不停地詢問尼克松的行止，急切地要會見他。這是他2月12日出現休克後的第9天。他雙腳浮腫，原來的鞋穿不上，工作人員特地為他做了兩雙肥大的鞋。屏風后面放了急救的醫療設備，醫務人員在後面守候。下午2時50分，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壹行，就國際形勢、兩國關係、哲學和歷史問題進行了交談。隨後尼克松壹行在北京參觀了文化、工業和農業項目，接著訪問了杭州和上海。壹邊訪問，壹邊會談。周恩來和尼克松進行了6次會談，周又和基辛格多次會談，在27日從杭州到上海的飛機上，公報終於定稿。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了“中美上海公報”。

　　公報先是各自聲明自己的立場。中國方面聲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持壹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衝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

　　公報說：“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壹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實行這些原則。”

　　對於台灣問題，中國在公報中重申自己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壹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壹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壹中壹台’、‘壹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公報表明了美國的態度：“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壹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壹部分。美國政府對這壹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壹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或軍事設施。”

　　《上海公報》發表，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壹頁。在“上海公報”發表壹年後，中美兩國同意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

　　在“上海公報”發表前後的1971、1972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1972年9月29日中國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兩年之內有33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和中國的建交國從1965年的47個國家增加到88個國家。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國成為第117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同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格談話時，提出了“壹條線”、“壹大片”的戰略思想。即建立壹條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這“壹條線”，及這條線周圍的“壹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係以後，中國的外交沿著毛的這個設想前進了壹步。但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沒有改變，只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發生了變化。中美建交以後，毛澤東將他的“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發展為“三個世界”的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周恩來、王洪文在座。毛在談話中明確地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壹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5日，在會見阿爾及利亞客人時，毛澤東又進壹步補充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壹些比較窮的國家在壹起。”

　　“三個世界”的設想，沒有擺脫“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兩個中間地帶”也好，‘三個世界”也好，都是為了進行“世界革命”的統壹戰線。

　　二戰以後，直到六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毛在壹定程度上看到了世界局勢的轉變，因而調整了對外策略。但是，他沒有看到時代的重大轉變。上海公報中還強調中國的立場：“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持壹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這說明，在時代的認識上，毛還堅持列寧提出的“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列寧在1816年出版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他這本書對時代的估計是“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

　　對時代的認識是高層次的戰略判斷，這個判斷是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基礎。如果認定世界處在“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國內就必然“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必然“三斗壹多”。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壹些有戰略眼光的中國人，看到了時代的變化。1985年，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訪華團時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壹個是和平問題，壹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1986年，何方深入研究以後認為：二戰後不久，世界就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這個轉變即告完成。我們建國後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耽誤了三十年，主要原因就是對時代判斷錯誤。明明是和平發展的年代，我們卻認為是戰爭與革命的年代。產生這種錯誤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本來，《帝國主義論》的基本判斷當時就不夠準確，二戰後更是大多已經過時，但我們還是基本抱著不放。

　　正是有了世界已經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這壹根本性的估計，中國的內外政策才得以改弦更張：對內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放棄“三斗壹多”，實行對外開放，進而加入WTO，融入世界主流。

　　32

　　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開放

　　文革後中國的政治光譜

　　文革失敗，是繼大饑荒之後，再壹次證明毛澤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失敗。教科書多年宣傳的神聖而美好藍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破產，“中國人期待壹個巨大而翻天覆地的變革。”這種期待，不僅是在城市，不僅在發達地區，著名學者錢理群在貴州安順偏辟的山區中學裡也深深感受到了！

　　然而，中國人對變革的期待，要受到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結束以後，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左右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壹種力量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使得這股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壹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壹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毛晚年的路線在群眾中還有壹定的基礎。

　　第二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五十年代。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五十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壹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壹主張的代表。

　　第三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

　　持這種看法的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革之初，還沒有人敢說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第四種力量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這是壹種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剛結束時，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這種力量主要存在民間和部分知識分子中間。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已經轉軌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國外的主流思想持續不斷地對國內施加影響。

　　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餘力量和堅持毛晚年路線的人們，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力量和陳雲代表的第二種力量。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持續了中國改革30多年的進程，四種力量的合力決定了中國的方向。

　　前三種政治力量，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堅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只有第四種政治力量是希望將壹黨專政改變為憲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種力量比較弱的時候，前三種力量圍繞經濟改革的目標相互鬥爭。壹旦第四種政治力量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前三種政治力量會壹致起來，共同打壓自由民主派。

　　?

　　面對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有兩種選擇：壹是在各種政治力量間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駕馭各種力量；二是依附最強的政治力量，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華國鋒既沒有能力駕馭各種政治力量，也沒有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壹種政治力量的代表，這是最沒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勢必下台。

　　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在當時是壹個十分棘手的難題。繼毛澤東之後，作為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決這個難題沒有大的建樹。1976年10月26日，他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揭批“四人幫”時說：“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 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1977年2月7日“兩報壹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顯然體現了中央最高層的意圖。華國鋒還發表文章，提出“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儘管1978年底華國鋒下台時對他定的幾條“罪狀”十分牽強，儘管在他主政的兩年多時間裡，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在醞釀，但“兩個凡是”的副作用還是不能否認的。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無疑有歷史慣性的作用。對毛這種崇拜持續了多年，毛剛去世，華國鋒難以擺脫歷史慣性。在當時的中國，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細胞和血液之中，誰敢說毛主席的話不是真理？誰敢對“最高指示”有半點遲疑？

　　在“兩個凡是”的約束下，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些和毛澤東在世時完全壹樣。

　　揭、批“四人幫”是以過去搞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大搞群眾運動，大打清查戰役，大搞人人過關。全國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清查。

　　當時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這似乎可以當作“罪狀”，但細分析壹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難道官僚派沒有奪權？難道官僚派的奪權活動都是“陽謀”？問題的實質在於，“四人幫”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要揭批“四人幫”的思想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壹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思想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批判這壹思想路線，還要高舉這壹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也就是說，把“四人幫”扣在務實派頭上的“帽子”，反過來扣在“四人幫”頭上。這真是政治和理論上的尷尬。

　　當時的報刊的宣傳邏輯混亂，牽強附合。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壹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壹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修正主義上台，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說“‘四人幫’干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製造出來。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評毛澤東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1977年12月4日被槍斃。華國鋒主政期間，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這些被殺的青年，多數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下來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再也不能有所作為；“兩個凡是”像壹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壹步；“兩個凡是”，像壹根釘子，把鄧小平等壹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死死釘在毛澤東設置的十字架上。

　　當時多數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壹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能解決。

　　所以，鄧小平必須向“兩個凡是”挑戰。

　　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壹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鄧小平用政治智慧規避了挑戰的風險。他用抬高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降低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說： “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他在“必須世世代代地”的漂亮包裝下，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不露聲色地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放鬆了“兩個凡是”的繩索，這為他以後改弦更張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他解釋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壹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然而，怎樣鑑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鑑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只能靠新的超級權威來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超級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裁決。送走了壹個毛澤東，又再造壹個新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就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澤東的話當做最高標準。判斷壹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這壹點似乎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壹篇文章引發的。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作者是孫長江、胡福明，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壹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壹命題，包含著壹個重要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這就要顛覆幾十年來官方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編定的歷史教科書。這就可能損害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執政者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不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是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現在終於要砸碎精神枷鎖！

　　壹股洶湧的民主浪潮

　　枷鎖壹旦砸碎，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猛烈衝擊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其標誌就是“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西單牆是民間的，理論務虛會是官方的。

　　“西單牆”，是從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壹段臨街牆。高約三米左右。牆內有壹座燈光球場、電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那時沒有西單文化廣場、民航大樓、圖書大廈等建築。這裡是北京的中心地帶，距天安門廣場不很遠。是向公眾發表意見的理想場所。

　　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文革結束後，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長安街西單地段北側那段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也有人在這裡張貼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較早是貼出的是被禁止發行的壹期《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1978年9月復刊第壹期登載了1976年“四五”運動中的天安門詩抄，還發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學》的評論文章（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撰，經胡耀邦審閱同意），文章批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並稱之為“現代迷信”。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大為不滿，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雜誌全部收回。人們就將這期雜誌壹頁壹頁地貼在“西單牆”上，成千上萬的人便涌去觀看。後來很多人貼出小字報、大字報，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小字報、大字報越貼越多，幾百米的牆全被貼滿，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看大字報的人常常是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裡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人流不息。這段牆就被人稱為“民主牆”。壹時這裡成了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外國記者豐富的新聞來源。後來，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處也貼滿了大字報。“民主牆”的影響逐漸擴展到全國主要城市。中國其它壹些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民主牆”。

　　“西單牆”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是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還有泛泛地傾訴社會冤案無處申訴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壹張大字報是壹首長詩，題為《包青天，妳在哪裡？》其悲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勢，打動了不少行人。抄錄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

　　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個現代化”中又加了壹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即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稱為“第五個現代化”。高山（即郭戍華）的《民主運動的歷史根據和理論根據》從“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對專制的仇恨”出發研究民主運動。任畹釘的《中國人權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實現思想言論自由，釋放全國思想言論犯”。

　　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有的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支持“四人幫”、解除鄧小平的職務。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黃翔的《火神交響詩》，提出“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亂和拆毀”。

　　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王府井大街有壹張大字報說汪東興是“何是非”。何是非是當時轟動性的話劇《於無聲處》中的壹個人物。他是壹位出賣靈魂的老幹部。該話劇是首次批評文化大革命的文藝作品。

　　?“西單牆”繼續發展。由集會又發展為出版各種民間報紙和刊物。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牆》、《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廣州有《人民之聲》、《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覺悟》、《渤海之聲》等。這些刊物中走得最遠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釘主持的《中國人權》。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稱，無產階級專政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壹些的膏藥”。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天津“覺悟社”，等等。

　　“西單牆”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人民民主牆”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７時，本書作者到“西牆單”看大字報。正好又開討論會。有人發表激昂康慨的演講。聽眾約有幾千人。演講者認為，光爭民主、爭自由還不夠，最根本的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聽的人越來越多。致使西單交通堵塞。有人提議把集會轉移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去。於是，數千人排著縱隊向天安門進發。壹邊走壹邊喊著“要民主，不要專制！”“中國人民不是阿斗！”“讓思想衝破牢籠”等口號。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隊列還很整齊。

　　記者的職業習慣使我也跟著隊伍走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紀念碑下，參加討論的和圍觀的已達數萬人之眾。站在紀念碑的台階上演講的人壹個接壹個。演講的內容和西單牆大字報差不多，但措辭激烈，富有煽動性。我感到這是壹股民主浪潮。

　　與民間民主浪潮相呼應，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也發出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這就是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在真理標準討論期間，即1978年9月，《紅旗》雜誌編輯部寫了壹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回擊。文章雖然也講實踐第壹的觀點，但整篇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文章不反教條主義，而大批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說這種言論是“海外奇談”。

　　《紅旗》編輯部將它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去徵求意見。哲學所提出了六點不同的看法。《紅旗》編輯部將它和哲學所的意見壹起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到後，提議中央召開壹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壹認識。

　　理論務虛會分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間春節休息了５天）。這壹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集，邀請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論宣傳工作者參加。各省市還派出了聯絡員。與此同時，許多省市也召開了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計劃從3月開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他號召大家，“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壹切禁區，打碎壹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鄧小平也指示這個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壹階段。這壹階段集中批判了“兩個凡是”。討論者的發言涉及了壹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壹些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在當時看來，有壹些發言是驚世駭俗的。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建國快要30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壹定是在哪裡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擋不住的。”這個組的組長周揚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上、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歷史學家黎澍批評毛澤東過早地放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不講條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聯繫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說：“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的結果？”“既然唯意志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還有什麼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經濟。”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錯了，文風也特別壞”，他分析了“九評”對國內政策路線的惡劣影響。理論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領袖和人民》的長篇發言，直言不諱地全面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當時正在時興的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鮑彤、阮銘等人的發言，也使人振聾發聵。

　　理論務虛會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清算。它已經在壹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領袖毛澤東的形象。它將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沖開了壹個大缺口。

　　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衝擊波，“西單牆”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衝擊波，二者構成了中國七十年代末期的壹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牆”的。1978年11月26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壹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葉劍英12月13日的壹次講話中說：“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典範。”

　　12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作鬥爭中，鄧小平還要藉助民間的力量，還要借用黨內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形態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極權制度的殘酷性推向了極端的程度，每壹個有理智的中國人都感到中國必須改弦更張，必須重新作出選擇。這是形成中國改革共識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文革將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問題推向極端，將它的問題暴露無遺，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

　　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都在文革中吃夠了苦頭，所以官民都有改變現狀的共識，即改革開放的共識。但是，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在文革中吃的苦頭是不壹樣的，官僚集團吃的苦頭是來自民眾的衝擊，民眾吃的苦頭是來自極權制度的殘酷。所以，民眾要求通過改革開放掙脫官僚制度的鎖鏈；官僚們要求改革開放是穩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後勝利者的官僚集團，雖然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但他們嚴防改革開放的大潮，衝垮了他們的利益保障——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制度。為了維護這個制度，也必須堅持毛澤東留下的意識形態。

　　理論務虛會第壹階段的激烈的言詞，“西單牆”引發的群眾請願，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使中國共產黨內高層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事過７年以後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時，在天津當市委書記的李瑞環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我當時就向胡耀邦建議砍掉‘西單牆’，他還猶豫不定。”高層壹些人對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很不滿意。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鄧小平感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並且受到了來自黨內多方面的壓力。

　　理論務虛會第壹階段2月22日結束。第二階段開會前領導小組開了壹個會，胡耀邦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第壹階段結束後就開始起草鄧小平的報告。據起草者之壹的李洪林回憶，原來計劃是華國鋒在閉幕式上講話，在會議開始時，胡耀邦、胡喬木向李洪林面授機宜，主題是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華國鋒不講了，改由鄧小平講，還成立了由胡喬木、吳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組成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主持。鄧小平對起草者說，講話中要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很嚴厲地指責社會上的“極端民主化”，也批評了理論工作的軟弱。３月３０日，鄧小平作報告，聽眾不僅僅是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幾百人，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整個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人感到，這是向全黨、全國的壹次反右的政治動員大會。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民主牆”也在以後被取締。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中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壹，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壹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壹系列方針政策，壹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

　　鄧小平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共產黨長期以來所壹貫堅持的。” “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如果國家出現亂局，就不可搞改革開放。為了穩固政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必須的，所以鄧小平用“四個必須”來表達。“兩個凡是”和“四個必須”雖然有不同之處，但都含有繼承毛澤東的體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盤繼承毛澤東這壹套，就不可能改革開放了。為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重新作出了解釋，在經濟體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也走出了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

　　為了剎住“西單牆”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探索》主編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中國人權》主編任畹釘。同時還逮捕了帶領上訪人員鬧事的傅月華。各地也相繼逮捕了壹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剝奪政治權利３年。

　　關於魏京生罪案，本書作者的鄰居、新華社離休老編輯穆廣仁，向我談了他經歷的壹件事。當時他和曾建徽都是新華社副總編，在法院審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幾天，新華社社長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的電話，讓他派人到公安部採訪，並且將公安部的談話發通稿。穆廣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兩位負責人向他們講述了魏京生的罪狀（即後來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謂“泄露軍事機密”）。稿子寫好以後，送朱穆之審定，由新華社社長穆青簽發。事後朱穆之又來電話說：請妳們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讓他們務必登出。穆廣仁給《人民日報》總編室打電話，接電話是副總編李莊。李莊說：“我們不登。”穆廣仁只好打電話向朱穆之回報。朱穆之說：“再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登。”穆廣仁又打電話。李莊接電話後壹句話也沒有說。第二天，《人民日報》還是沒有登。後來《人民日報》登了法院的判決結果。

　　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經有不同意見。他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斗，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妳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壹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又發出通告。通告說：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的大字報（包括小字報），壹律集中到月壇公園內大字報張貼處，並在附近登記處填報真實姓名、化名、住址和單位，禁止在“西單牆”和其它地方張貼。

　　當局的作法引起了群眾的議論。大家認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為什麼對寫大字報的人採取如此壓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專制制度下，壹旦憲法束縛了最高執政者的手腳，他們就要修改憲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壹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45條，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壹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就必須正面肯定毛澤東這個人的歷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提出的第壹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乾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壹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壹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以後，鄧小平主持起草壹個重要文件，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壹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

　　從1979年11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10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後來又交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徵求意見。經過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前後歷時19個月。這麼多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達成妥協的過程，是取得共識的過程。人們常說“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因為，當代人寫歷史總是懷著當代人的訴求和期待、在當代所允許的政治條件下敘述和評論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過程。鄧小平主持作出的這個決定，它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文革勝利者——官僚集團的“當代史”。是根據1981年掌權者的政治需要和當時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說它是壹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壹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這個決定當然不可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不是歷史的最終總結。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長達38000字。這個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毛澤東留下的兩大問題：經濟上極度貧困，政治上極端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制度遺產、意識形態遺產，在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經濟體制上，他推行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上，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將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歸納為“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把這壹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壹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壹種形式表達：堅持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發展經濟的經驗。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時，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體制，“西學為用”，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層面的經驗，強化晚清的政治體制，鞏固晚清的統治，延長日益衰敗的清朝的壽命。在鄧小平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改革開放就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毛澤東留下的道路、理論和政治制度；“西學為用”的目的就是發展經濟，並以此來鞏固和延長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歷史已經證明，張之洞這個指導思想失敗了。現代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能夠成功嗎？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擺脫多年極度貧困的應有之義。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壹旦作為最高的共識，它必然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壹取代，就出現了社會寬鬆的效果：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賤民及其家屬上億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對外開放。這就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幕，從此中國進入了壹個新時代。然而，這場改革的主導者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他們掌握著國家全部資源，左右著改革方向，客觀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麼階層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階層間如何分配。

　　改革開放，使得多年被壓制的社會活力壹下子迸發出來，再加上吸收西方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使經濟持續三十多年快速增長，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超過美國成為第壹經濟大國的趨勢。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鄉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呈現出壹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是舉世公認的成績，這是將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製造就的奇蹟，這是給多年禁錮的勞動者以自由而出現的奇蹟。

　　但是，官僚專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繁榮背後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毛澤東提出“當權派”這壹概念，明確指出了官民對立。對中國來說，有著強烈的針對性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們，控制著全國的壹切資源，對普通民眾進行壓迫和盤剝，不僅產生官僚特權，“國有經濟”也變成了“官有經濟”。毛澤東動員群眾揭露和批判這壹問題，企圖通過群眾運動式的繼續革命來克服。然而，毛澤東不可能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主義階層的形成，是由於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造成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毛自己就是這個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這就決定了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文革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不僅要否定毛的“當權派”這壹思想，更要保護和擴充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是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根本原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實踐證明了這壹點。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體系的過程，是中國的官僚制度迅速發展和急劇膨脹的過程，從而形成了1949年以來最龐大、最強壯、最細密的官僚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面強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隊伍的膨脹就是壹個明顯的指標。官僚隊伍的膨脹從1970年代重建政權機構時就開始了，到改革開放時期更加嚴重。

　　官員過多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又使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低下。多少年來，當局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精簡機構，壓縮人員。但是，官員人數還是越來越多，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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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就業人數（年底數）單位：萬人這個表中的“社會團體”是民主黨派、工會、婦聯、共表團等附屬於共產黨的政治機構。文革初期，黨政機關受到衝擊，上述財政供養的非事業單位的人數降到240萬以下。恢復秩序以後，官員人數迅速膨脹，1975年達357.６萬人。以後經過多次精簡和多次擴張。1996年為了精簡政府機構，將壹些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劃為事業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事業單位的費用不在“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中開支，公務員人數有所減少。但是，1996年公務員還有1096萬人。

　　在公務員數量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壹次擴張比前壹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壹次壓縮比前壹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1996年以後的數據我沒有拿到，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的膨脹也大體可以看到官僚體制的膨脹狀況：

　　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單位：億元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從2007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的沒有“國家行政管理費用”這壹項，而有“壹般公共服務”，這應當是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相當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壹般公共服務支出”數據是：2007年8514.2億元；2008年9795.9億元；2009年9164.2億元；2010年9337.2億元，2011年10987.8億元；2012年為12890.8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幹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幹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壹般幹部的增長速度。例如，國務院系統1987年處級以上幹部占實有人數29.2%，到1989年則占33.6%。由於領導幹部比壹般幹部增長得快，有的單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區直屬機關中，副科級以上幹部占地直機關總人數的41.9%。湖南某地區壹個地區直屬單位，縣（處）級幹部占54.2%；科級幹部占37.5%，壹般幹部占8.3%。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造成矛盾。壹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後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

　　在官僚隊伍膨脹的同時，警察隊伍也大加膨脹。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時，說“警力不夠”，就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接著就加快擴充警察隊伍。1992年擴充到130萬人。到新世紀，擴充到二百萬 。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摘要》中，有幾個年度在“各地財政支出分項數”中公布了“武裝警察部隊支出”，現摘其數字列表如下：

　　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單位：萬元

　　上表中的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不包括中央壹級武裝警察的支出。從上表中可看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後，更加強調維穩，這個數據的增長會更快，但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

　　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互動：改革開放為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扭曲了改革進程。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在器物層面上“全盤西化”，在制度層面堅守毛澤東的遺產，從而製造出了壹個怪胎——權力市場經濟制度。1989年夏，鄧小平用數十萬大軍將“反官倒”“反腐敗”的示威群眾鎮壓下去以後，官僚體制更加強硬。1992年開始宣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這個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另壹種表述：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實，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結果所否定，也被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崩潰所否定。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是權力市場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行政權力主導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沒有經過大的改革的權力體系，即不受制衡的權力體系。有人將權力市場經濟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而政府的管理範圍和政府行為又不受憲法的約束。政府主導就是官僚集團主導。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官僚集團用行政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規則被官僚集團的意志嚴重扭曲。

　　由於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權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權力控制市場、操縱交易、權力本身也進入了市場。權力操縱資本，資本收買權力，壹些基層政權被黑金政治所控制。壹旦權力進入了市場交易，由於“只此壹家，別無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萬家企業不得不“購買”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貴的“商品”。官階越高、權力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容易發財。

　　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能把壹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妳有多少才能，而在於妳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的關係。同掌權的人關係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過程中，官員們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級關係，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伙伙，就是壹張黑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利益關係網。無論是幹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黑網。這樣的“互聯網”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權力黑網是壹個三維結構的網，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鈎連。觸犯任何壹個結點，都會涉及到其它結點的利益。無權的百姓就被罩在這個巨大的黑網之中，正義難以伸張，冤屈不能申訴。

　　中共中央壹直反腐敗，而且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只要權力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存在，腐敗分子就會像韭菜壹樣，割壹茬，長壹茬，而且越來越壯實。有人說這種反腐是“在茅坑裡打蒼蠅”。制度性腐敗的土壤上滋生了權貴階層。由於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為權貴階層造就了巨大的利益，還在繼續造就利益，權貴階層就力圖保持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更加堅持“中學為體”，千方百計地阻礙政治體制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用“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說法來描述這個制度。他這個說法有相當的尖銳性。但是，這壹說法既誤讀了資本主義，又迴避了權力的責任。所以我壹直堅持用“權力市場經濟”來描述這個制度。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壹切罪惡的淵藪，是壹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權力市場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失去社會公正。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幾千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城市化過程中，幾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權貴們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營養的部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壹。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者和無權者進行交易，必定前者勝，後者敗。強權剝奪，使公平交易、平等競爭成為奢望。這樣，財富就向有權的人和與權力有關係的人集中。權力具有強大的吸金優勢，壹個壹個權力中心成了壹個壹個填不滿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只能處於社會底層。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超級富豪的隊伍逐漸壯大。富豪中有壹些是借改革開放的機遇，靠自己的拼搏發起來的。也有相當大壹部分是直接藉助權力斂財起家的。靠自己拼搏發發家的人，也得向權力交付“買路線”。

　　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長陳壹諮曾有壹段對話：

　　鄧問：“壹諮，妳說說看，改革是什麼？”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著說：“妳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壹塊！”鄧朴方接著說：“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壹塊，就讓他撈壹塊。”

　　陳說：“照妳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壹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妳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陳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鄧說：“妳說的不錯，但這是壹個過程，而不是壹開始能做到的。總是壹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

　　“從國家那兒撈壹塊”，“離權力近的人撈得多”，這正是官僚集團主導下的改革真實情況。所以，中國的大富翁多半是離權力近的人。離權力遠的人不僅撈不著，還被剝奪。與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相對應的是龐大貧困群體。如果採用世界銀行用每天人均消費低於1美元作為國際貧困標準算，中國貧困人口超過1.5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階層固化和階層衝突

　　我在《集體世襲與“權力場”》壹文中寫道：“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人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於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乾子弟是集體世襲。”

　　我在2010出版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中不僅分析了改革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還著重指出了階層固化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的另壹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集體世襲不只是單指高乾子弟，而是指壹種宏觀的社會現象。

　　高於子弟千差萬別，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們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有壹種利益機制，促使高乾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活動（這正是權力市場經濟的特徵），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壹種極為寶貴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訂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乾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就會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拉上高乾子弟參加商業活動，就會財源湧進。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完全滿足了這兩個條件），高乾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送金錢、送官帽。高乾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乾子弟，讓高乾子弟升官發財→幫高於子弟升官發財，自己才能升官發財。1980年代，共產黨元老陳雲曾經說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這句話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製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說法，其實，後來流行的“官二代”群體、“富二代”群體，就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與“官二代”、“富二代”群體相對立的是“窮二代”群體。“窮二代”群體也是集體世襲，是被迫的集體世襲。

　　獲得優質教育是人們向上流動的階梯。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小學到大學，優質教育資源多被權貴階層壟斷。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學越來越困難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貧困子弟，上大學期間用盡了家庭的積累，有的還得向親朋好友借債，畢業以後最緊要的是拿工資還債，壹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不能成為“中產階級的孵化器”，反而成為使貧困者更加貧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周末》報道，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劉偉父親是農民，舉債為她上學。他父親也知道畢業後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還是想“賭壹把”。她每個月生活費只有兩百元。她本來是壹個堅強的孩子，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我不應該拒絕貧困，相反，應當感謝它，它讓我由壹個懦弱的小女孩變成了壹個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裡供他上學不容易，她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上大學，家裡只好讓弟弟輟學。我欠弟弟很多，以後再償還給他。”為此，她壹進入大學，就為找工作擔憂。為此，她參加了壹次又壹次應聘，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她在日記里寫道“我是壹個失敗的人，直到今天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這樣的錯誤。明知道家裡窮得叮噹響，不去打工掙錢，還偏偏選擇了上大學。”她最後壹篇日記只有６個字：“為什麼這麼難。”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元元自殺身亡。楊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畢業於武漢大學商學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楊元元6歲喪父，壹直和母親、弟弟相依為命。母親以特有的毅力和堅韌，含辛茹苦，供楊元元讀書。楊元元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忍辱負重，努力學習。後來，母親因工作的單位搬遷而失去了住所，楊元元就帶著母親在武漢大學求學並謀生。本科學業完成後努力工作，償還了自己在大學學習的債務和貸款。楊元元又努力學習，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再次帶著母親壹起來校，想壹邊讀書壹邊繼續照顧母親。然而，由於貧困而無錢租房，楊向學校申請允許母親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絕，還禁止其母再進宿舍樓。被逼無奈的母親瞞著女兒坐在瑟瑟冷風的學校禮堂前過夜。在找房沒有著落時，校方相關人員不斷給元元施壓，致5天5夜沒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來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她不得不承認，今天的社會“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據多家網絡媒體報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時50分左右，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吳死前留下了壹份遺書，摘要如下：

　　?“這個世界是壹溝絕望的死水，我在這裡再怎麼折騰也激不起半點漣漪。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冷漠的人，謝謝妳們曾經看輕我，讓我最終下了這樣的決心。世俗的炎涼，塵世的醜惡，噁心的嘴臉，可惡的壓力，妳們都隨風去吧。 ”

　　“我可憐的讓我萬般不舍的媽媽，最對不起的就是妳……我此刻壹想到妳蒼蒼的白髮，粗糙的雙手，壹年大部分的飯菜只是饅頭就鹹菜，壹件藍色的夾克穿了那麼多年，每年過年都是那壹件，我都會心痛得要死。兒子不孝，沒能讓您的付出得到回報，這麼多年您壹個人含辛茹苦供我壹直讀到北郵的博士啊……我所有對您的承諾，都沒有辦法履行了，對不起，對不起。兒子是壹個沒有用的人，自從離開老家以來，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想著讓您也能來北京吃壹次烤鴨，看看天安門和故宮，住上樓房，坐上小車，不用再為了我去撿垃圾、拾破爛，不用再去給人家工地上做飯賺錢瞧人家白眼……可是，這麼多年了，我什麼都沒有給您，我甚至連您壹直想要卻捨不得買的假牙伴侶都沒能給您買到，每當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頓飯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著乾澀的饅頭，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沒用了。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係和背景。現在要憑正直的才華去出人頭地，太難太難了。我也曾試著找過工作，但是沒有人用我。我對這個世界徹底地絕望了。絕望了。……永別了，媽媽! ”

　　“知識改變命運”，這是廣大平民百姓子女擺脫貧困的唯壹出路。壹個又壹個令人痛心事件向人們宣示，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這條出路不通了。正因為如此，2009年全國有84萬考生“棄考”。

　　上面這三個案例說明，在今天的中國，拿到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人，也很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中上層職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躍進”，大量“擴招”，求職者的隊伍迅速膨脹。由於中上層的職位階層繼承性很強，工農子弟能夠找到壹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2009年出現了“蟻族”壹詞。所謂“蟻族”，就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據壹份調查，僅北京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壹群體。他們的特點，據說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們大多來自農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奮鬥20年，好不容易大學畢業，還是處於社會下層，成為“窮二代”。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壹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壹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變的。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動或者說階層成員的變動稱為社會階層流動。

　　在封閉社會，先賦性因素是社會流動的主因；在開放社會，後致性因素是社會流動的主因。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下等階層的人們有進入上層的機會，從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後致性因素造成的階層流動可以激勵人們奮發向上。只要努力學習、積極工作，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就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在先賦性流動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裡，個人努力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處於上等階層的人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計地壓制人才，使得處於下層的人們很難向上層流動。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就會產生壹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壹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盪。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流動的主因是先賦性的，社會是封閉的。

　　社會不公正、階層固化使下等階層的人們感到絕望。因此，階層之間的摩擦和衝突越來越激烈。這種衝突有時表現為群體事件。所謂群眾事件，就是大規模的示威與騷亂。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群體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萬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驟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達到90000宗。2008年超過10萬起。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質的群體事件約占了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75%以上。學者們對各種群體事件的分析中得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第壹，壹件偶然發生的小事卻造成了上萬人參與的群體事件。這是因為社會上瀰漫著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壹個偶然的火星就會引燃，偶然事件只不過導火線而已。第二，大量與觸發事件無關的人參與群體事件，甚至成為事件的主體力量。大量的非當事人同情受害的當事人，是因為非當事人也有不滿情緒，說明參與群體事件的人們有著共同的意識。這種共同意識就是“仇官”和“仇富”。這兩種社會心理產生的原因，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面對數量增多、規模擴大的群體事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維持社會穩定作為第壹任務。 “維穩”，不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而主要是對維權者實行權力強制和暴力鎮壓。政府“維穩”的支出越來越大，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維穩”費用已經超過了軍費。老百姓的維權和政府的維穩，成了壹對尖銳的矛盾。從表面上或從短期看來，政府的維穩力量超過了民眾維權的力量，因為民眾手無寸鐵；從深層或從長遠看，民眾維權的力量遠遠大於政府維穩的力量。這是因為，民眾對政府官員來說是絕對多數，而且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具有天然的正義性。“維穩”的高壓會使維權的力量不斷聚集。壹旦維權的力量超過了臨界點，就會出現空前的社會大爆炸。

　　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新世紀的中國兩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制衡的權力，從而出現“仇官”；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駕馭的資本，從而出現“仇富”。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壹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公正，所以，權力市場經濟社會不可能和諧。

　　怎麼才能公正？這就要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建立壹套新的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的目標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權力和資本是兩種社會能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兩種社會能量。

　　權力是有兩面性的，壹方面它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壹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國家權力如此強大，它可以取得社會上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無法取得的成績，也可以製造任何個人、任何集團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惡。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國家、馬克思說“國家是禍害”就是對國家可能犯下罪惡的恐懼。權力必須放在籠子裡，放在憲法的籠子裡，放在法律的籠子裡，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里活動。

　　資本也是壹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其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馬克思說“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壹面。黑磚窯事件、毒奶事件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

　　權力和資本這兩大社會能量相比，國家的行政權力的力量超過了資本的力量。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對資本起著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這兩件大事，制衡權力要放在優先地位。

　　權力制衡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壹樣。這就是說，“同體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異體制衡”才有效。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和其它種種防止腐敗的政府機構，都是在黨的壹元化領導下，都是這個權力體系的內力。靠這些機構的內力不可能從根本上制止權力腐敗。不能獨立審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體是權力的恭順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合為壹體，就不可能有權力制衡。壹黨專政，沒有政黨競爭，也不可能實現對權力的制衡。人類近兩百年的經驗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有效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這就要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的改革指導思想，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對官僚制度進行根本性改變。當然，這需要時間，不可能在期內發生突變。突變是危險的，和平演進比較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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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大事記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權制度與相應的意識形態開始形成。毛澤東“國王”兼“教皇”地位逐漸確立。

　　1958-1962年 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會，就大饑荒教訓問題中共高層出現分歧1962年9月24日-2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此前的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毛對劉少奇等收拾大饑荒局面的作法提出批評。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

　　1960年4月，中蘇論戰開始，1963年9月６日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共發表了9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九評”把反修推向了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也是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1963年春至1966年夏，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提出“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劉就社教的方針發生爭執。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二，文革的準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等人談話，批評“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三，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四，文化革命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毛批評了派工作組的作法，25日，毛決定撤銷工作組。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讚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衝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製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製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衝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從此軍隊深度介入文革，並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導權。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製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衝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沉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岩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製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五，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埃德加·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雖然沒有點名，但中國人都知道是批評林彪。這次談話《紀要》印發到基層黨支部，傳達到每壹黨員。

　　1970年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改組了北京軍區。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牆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六，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採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七，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牆”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３０日，鄧小平在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上作報告，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納入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路線。經過三十年改革，國民經濟空前發展，但政治還保持專制，從而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