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繼繩 寫於 二零零八年

　　站在新的30年的門口

　　無論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無論是政治要人還是尋常百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中國近30年發生的社會變革無不懷著極大的關注。壹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沒有大的社會震動的情況下，發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實現了如此重要的社會進步，這不能不是壹個奇蹟！在這場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靈震撼的歷史活劇！流下了多少悲傷、壯烈、激動和喜悅的淚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問題！難怪不同國籍的作家、記者、學者們，紛紛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著述了這將在人類歷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跡的30年。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改革開放是第二個30年。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個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門口，重新反思剛剛過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從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看中國改革的目標

　　在20世紀這短短的100年內，人類的經濟制度經歷了壹個螺旋式的上升。從19世紀承襲下來的自由資本主義，以其富有激勵性的市場機制，空前地調動了人類的創造力，使生產力奇蹟般地發展，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刷新了整個社會面貌。但是，它曾壹次又壹次地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20世紀初，人類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做出了種種思考和實踐探索，其中變為大規模社會實踐的有4條道路。

　　法西斯主義是第壹種實踐。希特勒提倡“國家社會主義”，用政府的權力來消除不平等。在經濟上對大股份公司實行國有化。否定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承諾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了實現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他採取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 反對民主，扼殺人權。法西斯的實踐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已經被人們唾棄。

　　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第二種實踐。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國際的思想遺產。“二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在聯邦德國、瑞典、挪威、芬蘭等壹些國家執政。它的主要特徵是：放棄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實行和平過渡；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專制主義；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不實行國家所有制；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劃。

　　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種實踐。資本主義制度實際是組織社會生活的壹種制度體系。這種制度體系是經過人類幾百年的探索、實踐和試錯中逐漸演變而成的。它不是壹成不變的。在20世紀，比較突出的改革要算“壹戰”前夕英國的勞合 喬治的社會政策和1935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其主要內容是：壹、工會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壹支社會平衡力量；二、實行廣泛社會保障制度；三、在市場無效、無力的領域,國家干預經濟,用政府“有形的手”來補充“無形的手”；四、私人獨資企業逐漸變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權社會化；五、經理階層取代了私人資本家的管理權力。大企業再不是由資本家本人來管理，而是由有專業知識的管理人才來管理。 這些變革無疑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壹些內容。

　　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是第四種實踐。二戰以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十幾個國家掌握了政權。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能夠動員全社會的財富，因而使壹些落後國家迅速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在1929年前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壹些西方知識分子也崇尚這種社會主義。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納20世紀新技術革命的成果；沒有力量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緩慢；無休止的內部政治鬥爭耗盡了精力；在輝煌表象中掩蓋著深刻的危機。由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日益深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鄧小平同志曾經對波蘭前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說：“我們兩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蘇聯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過人類在20世紀100年的實踐，中國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從蘇聯那壹套模式中走出來，進入人類的主流體制，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壹點應當是沒有爭議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壹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壹無所有，連村子周圍的樹木都被砍光燒盡。1978年新華社記者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採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史成德，7個孩子，10口人，只有3隻缺口碗。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0.11元，1.9億人每天能掙0.13元，有2.7億人每天能掙0.14元。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壹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壹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2/3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處於工農差距有利壹方的工人怎麼樣呢？以天津為例：1975年，工廠的生產第壹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職工家裡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壹直住到80年代後期。

　　除了貧窮以外，還有不自由。農民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里。

　　為擺脫原來體製造就的危機，30年來，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壹，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競爭性企業民有化，國有控股企業吸收非國有資本）；發展私有經濟；建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由單壹公有的利益主體到利益主體多元化。

　　二， 價格改革：由政府定價到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價格。

　　三， 建立市場體系、商品市場、技術市場、金融市場、土地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

　　四， 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體系。

　　五， 宏觀調控體系重建：金融、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 社會保障體系構建。

　　七， 對外開放，吸收國際資源，利用國際市場，吸收國際成功的經驗和管理制度，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聯為壹體。

　　改革大力推動了經濟發展。30年來，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在世界處於第三位。中國人口從1978年的9.6億增加到2007年的13.2億，增加了3.6億，而人均國民總收入(即人均GNP)還是由378.7元增加到19 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國從壹個人均國民總收入199美元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 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國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義的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1958年，為了使鋼鐵的年產量達到1 070萬噸，傾全國之力，鬧得得不償失。配置資源的方式轉向了主要由市場力量配置以後，鋼產量不聲不響地從1978年的3 178萬噸，增長到2007年的48966萬噸。從2000年開始至今，中國的鋼產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這些活生生的數字顯示了增強社會活力的巨大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30年來，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進步：1.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各類人政治上壹律平等；3.領導幹部任期制代替了終身制。4.由家長式的全能政治轉變為共治式的威權政治，由壹個人說了算到集體負責制；5.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6.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鬆動，輿論壹律的情況有所改變。以上這些，使中國人的自由度也比過去大大地提高了。

　　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很不完善；中國的政治雖然比過去有進步，但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由於行政權力過度擴張、政治過度干預經濟，甚至公共權力進入了市場。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可以說是“權力市場經濟”。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的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的沒有解決(如城鄉身份問題)。改革以後又出現了新的社會不公正。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到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公正問題更顯突出。改革期間的社會不公正的根本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錯位。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社會不公正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貧富差距過大；官員腐敗嚴重；國企、醫療、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當，甚至損害了底層群眾的利益。改革中，壹方面不斷強化和擴大黨政機關的利益，另壹方面卻在有些領域推卸國家財政應當承擔的責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他們利用這種強勢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沒有改革的政府部門，按照自己的要求，訂立自己的改革目標，實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推進。“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這樣，社會不公正問題會更加嚴重，社會矛盾會更加尖銳。

　　廣大群眾中對不公正問題是很不滿的，因此不斷引發群體事件。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人們經常談論我們面臨兩個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是權力沒有被制衡的結果，勞資矛盾是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結果。在這個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勢必惡性結合，這是當今中國壹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壹切罪惡的淵藪。

　　以上問題不是改革產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產生的；不是市場化的結果，而是市場規則受到沒有改革的權力體系破壞的結果。這些問題只有進壹步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目標：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今年已經60年了。這60年可以劃分兩個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可以說是“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在這種體制下，壹度經濟發展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但這種體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缺乏活力，與國際差距日益拉大，還出現了3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壹系列的重大失誤。後30年對前30年的制度進行改革，形成了“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在這種社會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大大增強，但出現了社會不公正的問題，從而引發比較尖銳的社會矛盾。又壹個30年來了，它的目標是什麼呢？當然，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壹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同志多次強調的，加快民主進程。也就是說，今後改革的目標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下壹步改革面臨的任務是建立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社會體制。在駕馭資本和制衡權力兩個方面，制衡權力當然是主要的壹面。制衡權力是指監督公權、限制公權的活動範圍，阻止公權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制衡權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資本是壹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這種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可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我們今天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壹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要素資本化和勞動力僱傭化同時並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占主導地位。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可能是資本雇用的勞動者。壹些自詡為“知本家”的工程師們，在經濟寒流中也被“資本家”解僱而失去飯碗。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更是經常受到損害。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總是千方百計地侵占和損害企業外部的利益，三廢橫流、大氣污染、環境破壞，正是資本肆虐的結果。資本收買權力，收買輿論，用資本原則代替了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各種保持社會平衡和穩定的公共規則被銅臭鏽蝕，“潛規則”廣泛取代了“顯規則”。資本原則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錢關係取代了人情的溫暖。

　　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中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從限制資本對勞動的奴役這個角度來看，必須提出加速民主化的問題。

　　無論是制衡權力，還是駕馭資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從這裡引發出必須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結論。

　　不錯，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然而，如果不自覺主動改革，最終還得被迫變革。對國家和民族來說，自覺改革比被迫變革的代價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採取積極的態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激進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會失控。壹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社會出現無序，此時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壹樣歡迎專制者。這樣就可能出現暴民和暴政的惡性循環。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於選擇時機、利用時機。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軌道上有序地前進。

　　我經歷了改革前後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制，還有幸對中國30年改革的整個歷程進行了新聞採訪和跟蹤調查。30年來，我除了發表了大量的關於改革的新聞報道以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關於改革的評論。這些評論文章不僅用通俗的文字介紹了有關改革的經濟知識，還不時抨擊了改革中的問題，發表時曾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本書選擇了百餘篇評論奉獻給讀者，我想讀者看了這本書後，不僅會加深對中國改革的了解，也會加深對中國過去和未來的思考。

　　楊繼繩

　　夾縫中的財神爺

　　我的壹位朋友在某地擔任農業銀行行長。日前進京時顯得疲倦而憔悴。我說：“財神兄，搞市場經濟，妳可大有作為啊！”他苦笑了：“我現在是在夾縫裡過日子，兩面受擠。作為專業銀行，虧損了不好交賬。可是，政府讓我干的都是賠錢的買賣。”他扳著手指頭向我算了壹筆賬：他們承擔了大量的無息或低息貸款，如農副產品收購貸款、扶貧貼息貸款、農業開發貸款、預購定金貸款等。這些政策性業務占他們貸款總規模的60%。

　　我國的專業銀行轉變成商業銀行是大勢所趨。但是，目前專業銀行還身兼兩職：既要它像企業壹樣完成利潤指標，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圖進行沒有收益的政策性貸款。這樣，它們就處於兩難境地。或者偏重社會利益而不能自負盈虧，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顧社會利益。

　　專業銀行要變為商業銀行壹個前提條件是，只從事商業性貸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貸款。那麼，政策性貸款由誰來發放呢？成立政策性銀行。

　　政策性銀行的職責是專門從事政策性貸款。它的特點是：完全服從國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為目的；它發放的是有利於社會大局穩定的特殊性貸款，它對局部利益小於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於長遠利益的項目進行貸款。它的利率水平與市場利率不同，根據國家傾斜的需要，實行低利或微利經營。今後幾年的政策性貸款大體有以下幾種類型：

　　壹、支持大型機電產品出口的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二、基礎設施(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所需要的貸款；三、重要物資(例如農產品)的儲備和農副產品收購所需要的貸款；四、扶貧貸款、救災貸款等重要的專項貸款。

　　等等。

　　政策性銀行實際是政府的金融機構，它的資金具有壹定的財政性質。但它不是財政，它的資金活動還是以信用為基礎。它的貸款壹定要還本付息，使它能夠保本經營。它不是各級政府的錢口袋，不是福利機構，它也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策性貸款應當由該項政策的決策者承擔風險，誰確定的優惠利率誰負責貼息，誰安排的政策性貸款誰承擔補貼。政策性銀行不參與商業銀行競爭，但要接受中央銀行的監督。

　　政策性銀行壹般不吸收社會存款，對社會公眾不直接構成債務關係。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壹、財政撥款；二、中央銀行再貸款；三、向社會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四、社會保障基金的經營性餘額；五、間接運用郵政儲蓄。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政策性銀行是專業銀行而不是綜合銀行。以日本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有：日本開發銀行、日本輸出銀行、海外經濟合作基金，還有十大金融分庫。在十大金融分庫中又有明確的專業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庫、中小企業金融公庫、醫療公庫、環境衛生公庫、北海道東北開發公庫等。美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也有詳細的專業分工。我國的政策性銀行在建設初期也應有專業分工，但不會有國外那麼詳細。據可靠消息，我國將成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走出夾縫天地寬，政策性貸款和商業性貸款分開以後，商業銀行和政策銀行都有廣闊的發展天地。

　　擠兌風波和銀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壹樣熱熱鬧鬧。誰也不會想到要發生什麼大事。壹位客戶拿壹張海外支票到明德銀號提款，明德銀號拿不出錢來兌現，消息馬上傳開，在這裡存款的人無比恐慌。大批客戶蜂擁到這家銀號門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罵、哭喊、亂作壹團。該銀號無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難臨頭，只好請求政府出面干預。於是，政府下令關閉明德銀號。明德事件引起了連鎖反應。在其他多家銀行門前都排起了擠兌的長龍。這場銀行風波壹直持續了幾個月之久。

　　居民把錢存入銀行，最起碼要求是保證金錢的安全。壹旦有儲蓄不安全的信息，儲戶會馬上把錢取出來。這就出現銀行最害怕的“擠兌”。存款是銀行的債務，“擠兌”就是所有的債權人同時到銀行去討債。據說英語“破產”壹詞來自最早建立銀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銀行不能償還債務，債權人群起砸壞櫃檯的壹種情況。

　　如果說銀行是經營貨幣的商店的話，那麼，這個商店完全是靠信用來維持的，沒有信用，誰敢把錢存在這裡？所以稱銀行為“信用機構”。信用，它對銀行來說，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某家銀行的信用出了問題，而且得不到支持，這家銀行就難逃破產的命運。

　　銀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計地維護儲戶存款的安全。為客戶保密是措施之壹。瑞士銀行的工作人員如果泄露有關客戶的情況，輕則罰款，重則判刑。瑞士銀行對外國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碼和暗記，只有存戶本人和銀行的兩、三個最高級的職員知道。所以，大量外國資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國人存入瑞士銀行的錢沒有利息，有壹度存款超過壹定的額度還在倒貼利息。無息或負利息並沒有阻止外國錢財源源不斷的流進瑞士銀行。1979年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為壹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國外的29萬美元。我當時報道了這壹新聞，壹時引起轟動，但我至今還不知道這位居民的姓名，因為銀行壹直對我保密。

　　客戶能夠隨時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銀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們有些銀行沒有錢支付儲戶的提款時，常用的辦法是在門前掛上“今日學習，停止營業”的牌子，這實際是壹種逃債的行為，是有損信用的。

　　為保證客戶能隨時取到錢，銀行至少得做好兩方面的事：第壹，它放出去的貸款能夠收回，它必須選擇有信用的貸款對象。信用是雙方的。銀行有信用，客戶也得有信用。這個信用不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財產作保證的，它是通過資產和資信評估機構進行科學評估並行登記的。沒有信用的人和企業到哪裡也借不到錢。第二，它不能把客戶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賺錢，它必須留下足夠的錢來準備客戶來提款。這留下來應付客戶提款的錢叫做“準備金”。準備金加上可以貸出去的錢俗稱“頭寸”。

　　為了防止出現擠兌風波，中央銀行規定了準備金占存款餘額的比例，稱為“法定準備金率”，簡稱“準備率”。我國目前要求專業銀行的準備率為13%。這13%的錢交中央銀行管理，另外還要求專業銀行再留8%的備付金。按規定，商業銀行每天結賬時都要保證準備金符合中央銀行規定的比例。不夠這個比例就不能“軋賬”。必須通過同業拆借或其他辦法調動頭寸，當晚把這筆錢補足。

　　為了保證存款的安全，壹些民辦銀行較多的國家規定了開辦銀行的條件——例如它們必須具備最低數量的資本等。有的國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對存款進行保險。

　　我國的銀行都是國家開辦的，它的信用由國家擔保，信用是不成問題的。但目前專業銀行還不是商業銀行，它還吃國家的“大鍋飯”。今後要變成真正的商業銀行，就得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這時，商業銀行的信用問題就顯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壹種不公平

　　社會分配不公平，這是現今人們談論最多的壹個話題之壹。大家在談論時，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數人收入過高這壹方面，卻忽視了這個問題的主要方面；大多數人的收入超於均等化。

　　來自各個方面的調查數據表明，最近幾年，少數人的收入的確與大多數人的收入拉開了較大的差距。但是，多數人之間的差距反而縮小了。據國家統計局對48個城市調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單位實習研究員和研究員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縮小到1∶2；醫士與主任醫師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縮小到1∶2.2；大學助教和教授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國家機關辦事員和司局長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1縮小到1∶1.6。據廈門市調查，企業新的工人工資標準本來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種補貼，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們通常對收入懸殊十分敏感，對平均主義卻不在意。事實上，平均分配也是壹種不公平。壹個懶漢和壹位勞動模範收入壹樣多，或者差不多，這能說公平嗎？人人收入均等意味著貢獻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貢獻小的人侵吞了別人應得的收入。有壹位外國經濟學家說過：平均主義也是壹種剝削。這話不無道理。

　　收入均等化帶來了消費平均化，壹些高檔商品，妳買得起，我也買得起，大家都買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樣調查資料表明，城鎮居民對“新四件”的擁有量，高收入階層對“新四件”的擁有量與低收入階層距別也不大。消費平均化打破了消費的層次性。有人打了壹個比方，過去消費者排著縱隊進入市場，現在排成了整齊的橫隊衝擊市場。平均化的消費造成了巨大的需求衝擊力，是物價上漲的直接誘因之壹。

　　均等的分配挫傷了貢獻大的人的積極性，抑制了創造才能，扼殺了進取精神，造就了懶惰和鬆懈之風，必然的結果是效率低下。這是被40年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妳想追求公平嗎？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喪失了公平，也喪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壓抑了的社會潛能迸發出來，它能促使國民經濟較快較健康地發展。

　　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壹個度量收入貧富懸殊程度的指標，人們把它叫做基尼係數。這個係數在0到1之間。當它等於1時，表示全社會的收入被壹個人全部占有；當它等於0時，表示全社會人人收入相等。基尼係數過低，表明平均主義嚴重，經濟效率低；基尼係數過大，表明貧富過分懸殊，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的基尼係數是偏低的。1981－1985年間，全國城鎮各年度的基尼係數分別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沒有達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為參照的是，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基尼係數在0.315－0.372之間，發展中國基尼係數在0.418－0.519之間。當然，我國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係數和國外有不可比之處，但大體趨勢還是可以參考的。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壹個國家經濟起飛初期的基尼係數比較大，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基尼係數開始下降。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這壹過程。我們應該處於基尼係數大的階段，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當前分配中的主要問題是收入均等化，為什麼人們的議論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懸殊上呢？這裡有壹個觀念問題。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來看較大的收入差距，會憤慨不已。公平的觀念和評價尺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在封建社會，痴呆的太子繼承皇位，誰也不會說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權思想和行為卻是眾矢之的。改革和開放，已經把我們的社會推向了新的階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觀念和尺度來看社會就會感到處處不公平。

　　我這裡講收入均等化是當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現，並不否認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例如，利用新舊體制交替中的漏洞大發其財，不合理的價格造成不同企業間收入懸殊，不規範的市場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於少數人以權謀私，敲詐索賄，貪污盜竊，大發橫財，那就不是壹個經濟上的分配問題，而是壹個違法亂紀、以至觸犯刑律的問題了。少數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對於收入均等化的另壹極端，也會嚴重地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它造成的心理衝擊和平均主義的傳統觀念交織在壹起，形成了社會心理障礙，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難以形成。

　　總之，要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數人不合理的收入過高。這是壹個問題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而當前和相當長壹個時期需要著重解決的收入均等化的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於分配製度、人事制度和勞動制度的改革。

　　胡雪岩熱的背後

　　最近幾年，掀起了壹股不小的“胡雪岩熱”。《胡雪岩》成為熱門的暢銷書，多次再版，銷勢不衰。這當然與這本書膾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動人的情節有關。但是我感到，胡雪岩這個人物與當代社會某些情況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熱”的壹個原因。

　　胡雪岩是晚清的壹名富商。他本來是錢莊的壹個小夥計，為人精明強幹，很有心計。他因資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齡丟掉了自己的飯碗，由此二人結成生死之交。王有齡後來官場發跡。胡雪岩利用王有齡的關係，開設錢莊成為巨富。作為壹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經營才幹的。但在那個權力至上、等級森嚴的時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藉助官場勢力。胡雪岩利用官場腐敗，以精心的算計和靈活巧妙的手段，收買高官，層層投靠。同時借官場勢力，叱吒商場，通達買辦。商借官勢大量聚斂財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權苟延殘喘。胡雪岩則成為顯赫壹時的“紅頂商人”。他營造庭園，收姬納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壹時燈火樓台，很快灰飛煙滅。

　　胡雪岩的興衰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壹，胡雪岩是藉助官員手中的權力發財的；第二，胡雪岩和官員之間進行大量的權錢交易，並且和有些官員結成生死聯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壹面，但從社會變革這個角度來看，他們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權力靠山後在官僚們的權力傾軋中破敗的。

　　胡雪岩的個人素質和人品應該說是不錯的。他的商業活動本來可以為發展我國的早期資本主義作出貢獻。但他在官僚機器的縫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發展，他只能隨著封建勢力的衰敗而衰敗。在官僚們爭權奪利的傾軋中，他在險象叢生的環境中度日，歷史註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在內外交困中，他最終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權力角逐的犧牲品。

　　胡雪岩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條件下早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規範的商品經濟交構的怪胎。是金錢和權力的私生子。商品經濟的要義在於競爭，在競爭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經濟。胡雪岩這樣的怪胎不可能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壹點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

　　現在出現“胡雪岩熱”，說明當今中國還有產生這樣怪胎的土壤。這土壤就是不規範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政治體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就出現了壹些依靠權力發財的“紅頂商人”。

　　當代“紅頂商人”是利用現有權力體系對財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們是計劃經濟的政治體制和不規範的市場經濟交構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

　　現代“紅項商人”集中財富的手段帶有封建色彩，和現代社會不相容。他們藉助權力進行交易，這種交易是不公平的；他們藉助權力開展競爭，這種競爭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競爭，是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

　　現代“紅頂商人”是當今腐敗潮流同時出現的。“紅頂商人”大肆進行權錢交易，花天酒地、揮霍無度，嚴重污染著社會。壹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對市場經濟有牴觸情緒的人，把“紅頂商人”的腐敗活動歸罪於改革，歸罪於市場經濟。“紅頂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場經濟。

　　現代“紅頂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國6000多萬還得不到溫飽的老百姓當中，他們顯得十分刺目。他們是引起社會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現代“紅頂商人”的主要目標就是“尋租”。什麼叫“尋租”？概而言之，尋租就是利用行政權力大發橫財。尋租理論認為，“租金”(這裡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預、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例如，匯率並軌前，市場上1 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而政府控制的兌換率是5.6元人民幣。誰得到了官定匯率指標，誰就得到了這個利益差額。這個差額就是“租金”。壹些需要政府審批的經營活動，其中就有“租金”。現代“紅頂商人”的尋租活動，使得貪污腐化越來越嚴重，它導致人心渙散，影響政府形象，影響政治穩定。

　　如果說，歷史已經證明胡雪岩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資本主義，那麼，歷史必將證明，今日的“紅項商人”也不會造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現代“紅項商人”是漸進式改革方略的產物，它應當是壹種過渡產物。但是，他們千方百計地使之固化，並得到畸形發展。他們既反對政治體制改革，也反對利用市場配置資源。前者使他們失去了所依賴的特權，後者使他們失去了“尋租”的物質基礎。

　　當代紅頂商人

　　在財富集中的過程中，我們旗幟鮮明地表示，要社會化，不要私有化。那麼是誰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動者，而是當代“紅頂商人”。

　　當代“紅頂商人”是當今私有化的主體。他們是利用權力進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險性。利用權力進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雙軌利益差(價差，利差，匯率差)。由於中國改革是採取漸進方式，必然在相當長壹段時期內新舊兩種體制同時並存。既有市場配置資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資源。這就出現了壹種商品兩種價格、壹種資金兩種利率、壹種外幣兩種匯率的情況。而雙軌利益差是由官員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隨意性。有人估算過，雙軌利差、雙軌價差、雙軌匯率差壹年就是幾千億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壹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萬富翁？

　　利用權力取得發財機會。批地皮，搞房地產；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並在進口時取得減免稅的優惠；等。壹些需要審批的發財機會，壹般就有權錢交易。

　　在對外經濟活動和中外合資企業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員把國家利益讓給外方，外方私下給他以補償，國家吃虧，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成為官僚買辦。

　　企業經理對國有企業的財產使用有相當大的自主決定權。他有權決定企業工程項目的發包，並從承包方那裡得到好處；他有權決定企業廣告費用的支出，並從新聞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權決定公關費用的支出(公關費用中有相當大壹部分用於行賄——儘管是為企業的利益而行賄)，並用公關費建立與他個人有利的社會關係；他與親朋好友建立的非國有企業進行經濟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將國有資產流向這些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過合法的合同進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國有企業經辦人和交易的另壹方惡意串通，使國有企業上當受騙。1995年，國家工商部門檢查了50萬家企業的合同簽訂情況，發現不合格的合同35萬份，涉及金額291億元。被騙的大多數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得到好處的是私營企業或承包給私人的企業。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近10年國有資產流失超過5000億元，壹半以上與這類合同有關。在租賃、承包或購買企業時，壓低承包基數、壓低租金和價格。在建築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發包價格。在購物合同中，在價格、質量上讓國家吃虧。還有相當多的情況是，國有企業按合同付出了資金、設備、商品，對方卻不履約。1995年經濟合同履約率只有40%－50%。國有企業的有些經辦人員故意在合同喪失訴訟時效後再起訴，或者“自願”敗訴。國家工商總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約率，國有、集體企業壹年可減少100億元的損失。國有資產通過合同流失後，國有企業內部的經辦人和合同另壹方私分這部分流失的國有資產。

　　利用政策信息上優勢取得投資、經營、交易上的優勢等等，以上各種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結、裡應外合的權錢交易過程。官員通過各種方式把國有財富“讓”給商人，商人再暗中將所得利益分壹部分給官員。正如湖北省壹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詞中說：“用我的錢買他的權，用他的權為我賺錢。”這中間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奧妙外人不得而知。

　　這種演變結果必然出現壹批私人巨富。由於他們的財富是藉助權力取得的，因此人們把他們稱之為“現代紅頂商人”。說他們是“紅頂商人”不很確切，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紅頂”，不是官員。有的雖然原來有“紅頂”，現在丟掉“紅頂”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員，還是沒當過官的商人，他們始終通過各種手段和官場保持著密切的、特殊的關係。與這些商人私通的官員是分利者。

　　當代“紅項商人”本來是漸進式改革方略的產物，應當是壹種過渡形態。但是，他們千方百計地使之固化，並得到畸形發展。他們害怕失去所依賴的權力，也怕失去“尋租”的物質基礎。所以他們害怕改革向縱深發展。

　　然而，如果改革進壹步深化，現在依靠權力集中了大筆財富的“紅頂商人”隊伍就要發生變化。他們失去權力的依託以後，其中沒有經營能力的將要失去財富。有經營能力又能應變的，將由“紅頂商人”轉化為真正的商人。他們所擁有的企業也將會大量吸收社會資本，從而成為社會化企業。

　　上游乾涸，下游泛濫

　　如果把國民經濟比作壹條奔騰不息的河，那麼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規，上游產業的生產能力理應稍大於下游產業的生產能力。但是近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卻向相反的方向迅猛發展，人們形象地比喻為“上游乾涸，下游泛濫”。這種“經濟病”在中國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曾經表現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處都在緊急呼喚著原料。

　　1988年夏，21家電纜廠廠長聯名寫信給國家計委和物資部告急：缺銅少鋁，電纜廠面臨停產的威脅。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職工的天津鋁製品廠壹片死寂，由於沒有原料，機器設備停止了轉動。全國94%的鋁製品廠因缺鋁錠被迫停產或半停產。

　　羊毛短缺。不僅不產羊毛的北京毛紡織行業用毛94.3%靠進口，就是我國第四大羊毛產區的甘肅所需羊毛也要進口，第三大羊毛產地青海省，計劃內供應的羊毛只能滿足2/3的需要。

　　輪胎廠缺乏橡膠，捲菸廠缺乏煙葉，紡織廠缺乏棉花，糖果廠缺乏白糖……幾乎整個加工製造業都面臨原材料的匱乏。

　　不僅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個基礎產業都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東南沿海因煤炭短缺發不出電，致使不少企業不得不每星期“停二開五”或“停三開四”。

　　尋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業、各城市的壹項首要而艱難的任務。過去，上海市派壹個科長出去就行了；現在，市長親自出馬也無濟於事。

　　供求過度緊張，使原料的市場價格暴漲。1988年9月，電解銅的市場價格每噸已高出計劃價格的3.27倍，為國際價格的1.38倍；鋁的市場價格為計劃價格的4.58倍。由於中國的進口量大，使國際市場價格上升。1987年我國進口羊毛的價格已相當於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層：產業結構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區探訪羊毛緊張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壹個牧場，我見到的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風光，而是不到半寸長的焦黃小草，稀疏地點綴在蒼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艱難地啃著地皮！據專家介紹，這種情況在我國十大牧區並非個別。從60年代起，我國的可利用草場已退化1/3，退化面積約10億畝。草原退化，牧草產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為普遍現象。全國的羊毛收購量從1980年的15.9萬噸下降到1987年的13.6萬噸。壹極是羊毛減產，另壹極是毛紡織業急劇膨脹。1980年全國只有毛紡錠60萬隻，1987年增加到199萬隻，壹年需原羊毛60萬噸，超出國內羊毛產量數倍之多！

　　這種兩極失衡現象不僅發生在與羊毛有關的產業。有人分析了全國鋁的加工能力、冶煉能力和礦山能力，發現它們之間的比例大約為1：0.75：0.5。這說明，鋁加工能力大大超過冶煉能力，冶煉能力又超過了礦山能力。鋁加工業卻不顧這壹現實，其生產能力還在繼續膨脹。

　　1987年底，全國有棉紡錠2600萬隻，需棉花450萬噸，當年收購棉花僅310萬噸；而棉紡錠預計1988年底將突破2800萬錠，正在建設的還有400萬錠。

　　機械行業對鋼材的需求量大於軋鋼能力，軋鋼能力大於煉鋼能力，煉鋼能力又大於礦山能力。我國擁有金屬切削機床340多萬台，每台機床擁有的鋼材只有日本的1/10，美國的1/4，蘇聯的1/2。由於鋼材不足，金屬切削機床利用率只有壹半。

　　1981年到1987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4%，而能源工業平均每年僅增長4.6%，兩者比例倒掛為2∶1。

　　為了使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基礎產業應該有壹定的超前發展。經濟學家用“基礎產業超前係數”(即基礎產業的產值增長率與社會總產值的增長率之比減1)來評價這壹情況，基礎產業的增長速度高於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則係數為正值，反之則為負值。

　　我國的超前係數都是負值。以1981－1985年間為例：原煤為－0.36，原油為－0.7，發電量為－0.42， 成品鋼材為－0.43，供水為－0.02，公路鋪設為－0.04，鐵道鋪設為－0.05。專家們認為，最近3年超前係數離正值更遠了。

　　不合理的比較利益： 產業失衡的根源

　　雲南省煙草公司負責人扳著指頭對我算了壹筆賬：如果賣烤煙可得利稅1元，則加工成煙捲賣可得利稅6元。因此，近幾年雲南省捲菸工業發展很快，捲菸產量由全國第六位躍居第壹。1987年全省財政收入中，煙草公司的利稅占68.8%。

　　在我國，各產業之間沒有形成平均利潤率。加工工業產品，特別是最終產品，比基礎產業的利潤率高得多。煙草行業如此，其他行業也是如此。軋鋼行業利潤率高於煉鋼行業，印染行業的利潤率高於紡織行業。這種不合理的利潤率是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造成的。原材料和製成品的比價不合理，使原材料的壹部分利潤轉移到加工工業中去了。搞加工工業投資少、見效快，投入的資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礎工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十年八年內難以得到實惠。這樣，人們自然就把生產要素投向在短期獲得較大利益的加工產業。這是產業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

　　當然，加工工業和基礎工業之間利益不合理的狀況，十年以前就存在，為什麼過去矛盾沒有現在尖銳呢？這是因為，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過去被掩蓋的矛盾強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實行財政上“分灶吃飯”，對企業也實行利潤承包。這帶來了兩個與產業結構變動相關的後果：其壹是強化了各地區、各企業的利益觀念。過去產業之間利益不合理，賠錢賺錢都是國家的。現在不同了，壹個地區的財政收入多少，壹個企業的利潤多少，關係每壹個人的切身利益。現在，各級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體，又是利益主體，他們利用行政權力和地方經濟力量，使加工工業奇蹟般地膨脹。其二是隨著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地方和企業所控制的財力相對多了，國家直接控制的財力相對減少。預算外收入過去在國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額，現在它和預算內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礎工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壹般是要國家投資，而國家直接控制的財力相對少了。預算外收資金是分散在各地區、各企業的，總額雖然巨大，但壹個地區、壹個企業的資金並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額投資的基礎工業，只能投向加工工業。因此，最近幾年，絕大部分省份基礎產業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業所占比重上升。江蘇省採掘工業加上原材料工業的比重在1982年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業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帶來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也對產業結構的變化產生影響。改革以前，在工業系統中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集體經濟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幾乎沒有。在國有經濟內部，財政實行統收統支，對利益的差別不敏感。最近幾年，集體所有制經濟尤其是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這類企業對利益差別很敏感，絕大部分資金投向了投資少、見效快的加工工業。江蘇省鄉、村兩級工業總產值1987年達656.45億元，比1978年增長9.35倍，幾乎全是加工工業，江蘇基本不產羊毛，而鄉村兩級企業毛紡產值達25億元。現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有1/4來自鄉鎮企業。在鄉鎮工業就業的農民達數千萬人，這麼多的勞動大軍轉向加工工業，是要相應的基礎工業來承擔的。然而，在工業的筵宴上，事先並沒有安排他們的席位。

　　高漲的消費熱，形成強有力的市場牽動，是加工業迅猛發展的第三個原因。近幾年來，我國的貨幣供給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1987年，全國居民儲蓄餘額和手持現金達4400多億元。這壹購買力，需要6850多億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會零售商品的貨源只有6100多億元，還有740多億元沒有著落 。加工工業直接受到消費品市場強大牽動，它比基礎工業反應敏銳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電生產線113條，電冰箱生產線116條，洗衣機生產線108條。1978年全國僅生產彩電3800台，1988年達900萬台，而需求量是1900萬台。無論是回籠貨幣還是繁榮市場，都需要加工工業，尤其是消費工業的發展。

　　產業失衡的沉重代價

　　加工工業超過基礎工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付出了沉重代價。

　　代價之壹，大量生產能力的閒置。上海市有關部門對該市的1700家國有企業分析，僅因原料不足，生產能力閒置1/3。如讓這1/3的能力運轉起來，壹年可以增加200多億產值，25億元的財政收入。有人估計，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國大約有40%的工業生產能力閒置。如果讓這部分生產能力充分發揮作用，壹年可以多創造4000多億元的產值，500億左右的利潤和稅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並沒有想辦法利用這部分閒置生產能力，而是在閒置生產能力的大軍中，不斷增加新的成員，繼續增加加工業的生產能力。

　　代價之二：眾多加工企業依靠進口原材料支撐，造成大量外匯流失。我國每年進口鋼材耗外匯上百億美元，進口淨羊毛十多萬噸，進口羊毛的織物3/4在國內消費。40多條易拉罐生產線，如果全部開動起來，每年需要兩億美元進口鋁材。家用電器行業也需要巨額外匯進口器件維持生產。江蘇省70%的外匯用於進口原材料，這還不包括在江蘇的中央企業進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匯。

　　代價之三：加劇了加工工業和基礎產業之間的摩擦，也給不法分子以種種可乘之機。目前，我國的原材料實行“雙軌”價格。生產原材料的企業抱怨：80%以上的產品被國家按低於市場的計劃價格調走了，差價損失太大；加工企業則抱怨：國家給的平價材料只能滿足20%的需要，80%的材料是以市場價購進的。供求雙方所說的比例都沒有錯，這是產業結構失衡造成的比例錯位。比如，原材料工業的生產能力是100噸，它的產品有80%按計劃價格調出，則加工工業得到了80噸計劃價格材料。由於加工工業的生產能力不是100噸，假定是240噸，這80噸計劃價只能滿足它30%的需要，另外70%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場價購進。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亂，把壹部分計劃價原材料按市場價格賣出，加工工業拿到的計劃內原材料就不到30%了。原材料的市場價格暴漲，必然會推動加工工業產品價格的上漲，又帶動了原材料價格上漲。二者互為因果，相互推動，成為難以遏制的浪潮。產業結構失衡越嚴重，原材料價格缺口就越大，市場價和計劃價的差距就越大，投機分子謀利的活動範圍就越大，市場就越混亂。

　　代價之四：造成國民經濟發展的不穩定。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國民經濟不穩定的關鍵因素，而產業結構不合理又是這壹矛盾的深層原因。壹旦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壹旦加工工業膨脹到基礎產業難以承受的時候，就不得不進行調整：壓縮需求，對某些加工工業實行關、停、並、轉。但是，造成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深層原因，即產業之間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沒有解決，膨脹暫時壓抑以後，再度膨脹和趨勢依然存在。膨脹，緊縮，更大的膨脹，再壹次緊縮……如此循環往復，使國民經濟出現周期性的震盪。

　　加工工業超過基礎工業的過度膨脹，造成不良後果是深遠的。“毛紡熱”，大家都搞毛紡；“家電熱”，大家都上家電；“汽車熱”，壹擁而上搞汽車……原材料基地將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業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業。結果是，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環，全局的大循環受阻。這樣，不僅各地區之間不能實行合理分工，生產力不能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合理布局，還造成市場分割，全國的統壹市場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財力有限，各自上馬的加工工業都不能達到經濟規模，經濟效益低下。

　　都來根治產業結構失衡症

　　怎樣根治產業結構中的“產業結構失衡症”？這是我們面臨的壹個緊迫而複雜的問題。

　　應該說，我們很早就有醫治“產業失衡症”的願望，為什麼經濟發展的現實與我們的願望南轅北轍呢？某省壹位計委主任回答說：“我們有調整結構的願望，沒有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這話壹針見血。

　　產業政策是壹組綜合政策體系。它是價格，財政、稅收、外貿等各方面政策組合而成的。這些政策相互協調，形成壹股合力，產生壹種合理的比較利益，促進各產業之間協調發展，特別是促進基礎產業的發展，並且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可惜的是，目前這樣的產業政策還沒有制訂出來。

　　就價格而言，目前我國鋁的計劃價格僅僅相當於國際市場價格的1/3，銅是44%。這樣，壹些品位較低的礦山開採成本較高，國家低價收購產品，企業得不到利潤甚至虧損，只好放棄不採，浪費了資源。雲南省計委壹位同志指出，如果將銅的計劃價由每噸1萬元調到8000元，這個省壹年可以多產1.2萬噸銅。更重要的是，調整基礎產業和加工產品的比價，使基礎產業能獲得比加工產業更多的利潤，就能夠把生產要素從加工工業引到基礎工業中來。

　　稅收對於扶持基礎產業、抑制加工工業是壹個很重要的槓桿。當前，對國內短缺資源急需限制消費、限制出口的稅收政策。鋁、銅國內如此短缺，1988年1－9月出口銅和鋁卻分別是1987年出口量的幾十倍和兩倍。現在國家已經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已明令禁止緊俏的原材料繼續出口，銅火鍋、鋁門窗、易拉罐急劇膨脹，是缺乏稅收約束的緣故。對這類經濟行為應該課以重稅，使之無利可圖，對基礎產業減免稅，使之獲得較大的利益。

　　產業失衡是壹種綜合症，需要綜合治理。壹些經濟學家指出，要醫治產業結構病，先得醫治各級決策者的“近視症”。產業結構病的產生有其經濟機制的原因，更有人們只顧眼前、急功近利的原因。不顧基礎產業薄弱，都去搞現得利的加工工業；不顧資源短缺，大力鼓勵消費，甚至搞短缺資源出口；單純從眼前財政收入著眼，不給加工業以調整產業結構的喘息機會等等都是近視症的表現。很多人只批評企業的短期行為，但也有專家認為，最根本的是國家的短期行為。不解決國家的短期行為，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就難以解決。

　　在當前治理經濟環境工作中，要考慮到產業結構失衡問題。要明確認識到，所謂經濟過熱，實際是加工工業過熱和消費過熱；所謂固定資產投資失控，實際是加工工業和非生產性建設投資失控；所謂短缺經濟，最根本的是基礎工業產品短缺。在治理經濟環境中，如果有強烈的產業結構意識，對基礎產業和加工工業加以區別，治理經濟環境可成為醫治“產業結構失衡”的壹劑良方。否則不加分析地搞“壹刀切”，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蹺蹺板兩頭翹

　　有人說，物價上漲和就業不足像壹個蹺蹺板，壓下了這壹頭，必然蹺起另壹頭：想降低物價，就會影響就業；想提高就業率，物價就會上漲。這種比喻反映了壹定的經濟現象。

　　1988年，我國零售物價指數達18.5%，為了把價格壓下來，從1988秋天開始，就壓縮基建規模，收緊銀根。結果是，物價壓下來了，市場也疲軟了。產品賣不出去，生產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業開工不足，就業問題接近最嚴重的1979年。為了使經濟復甦，從1989年11月起，國家大批註入啟動資金，兩年後，經濟果然回升了。但隨之而來的是1992年經濟過熱，1993年到1995年，連續三年物價大幅度上漲，1994年物價達到21.7%，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水平。為了把物價壓下去，又是抽緊銀根，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結果，物價還沒有完全壓下去，就造成了壹大批企業開工不足，不少工人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

　　這時，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壹種意見認為，物價上漲是主要危險，還要繼續抽緊銀根，繼續壓縮基建規模。另壹種意見認為，就業不足是主要危險，主張採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持兩種意見的人玩起了蹺蹺板的遊戲。

　　從經濟學的常識來看，這個蹺蹺板有它壹定的道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價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需求超過了供給，價格必然上漲。要控制物價，就得控制需求。而銀根緊了，社會上錢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產必然跟著下降。生產下降，就業機會就會減少。

　　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抑制物價上漲和解決就業不足這兩個問題確有矛盾之處。但是，如果只把就業和物價作為“蹺蹺板”，妳高我低，我高妳低，那就有點簡單化。影響就業有多種因素，影響物價也有很多種因素。近壹兩年的物價上漲，並不像1988年那樣，是需求拉動的結果。1994年以來，90%以上消費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產資料相當壹部分滯銷。今年上半年，鋼材需求還在萎縮。既然供大於求，為什麼物價還大幅度上漲呢？原因很複雜，其中，人民幣大幅度貶值是壹個原因。1994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價格，由5.6元壹下子變為8.6元。人民幣壹年之內就貶值了53.4%。人民幣對外貶值，可能引起輸入性通貨膨脹。企業經濟效益差，也是通貨膨脹的壹個原因。這幾年價格逐漸放開，同時實行了結構性調價。企業無法消化結構性調價和價格放開帶來的影響。在1994年的物價上漲中，屬於結構性調價和放開價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糧價上漲而帶動整個食品價格上漲，要占物價上升的壹半。

　　任何國家經濟起飛，產業結構都有壹個從傳統農業為主向工業為主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中，總要伴隨著工農產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農產品價格由低到高。有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農產品價格上升並沒有帶動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因為他們工業經濟效益好，不僅消化了農產品價格上漲，工業品價格還下降。而我們呢？工業不僅消化不了農產品價格上漲，還要跟著“搭車”漲價。

　　經濟效益差主要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占用了70%的資金，而在新創造的財富中，國有的貢獻只有20%。高投入，低產出，產品成本勢必很高，價格也必然高了起來。

　　在經濟運行中，有很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帶有相當程度的非經濟原因。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擔投資風險，又不考慮投資效益，也不打算歸還貸款。大量的無效投入即是物價上漲的深層原因，也壹輪又壹輪地推動著經濟過熱。

　　經濟效益差，產業結構失衡，不合理的運行機制，既造成物價上漲，又制約經濟發展，限制著就業。如果說，物價上漲和就業不足是壹個蹺蹺板的話，那麼，上述幾個問題就是蹺蹺板中間的那個“軸”。不僅如此，我們這個“蹺蹺板”搖擺幅度之大，擺動頻率之高，也和上述問題有關。

　　這些年來，我國經濟處於這樣壹個循環之中：“壹放就熱，壹熱就脹，壹脹就緊，壹緊就降，壹降就放。”“放”，主要是放鬆銀根；“熱”，就是經濟過熱；“脹”，就是通貨膨脹；“緊”，主要是收緊銀根；“降”，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由於經濟效益差，不能從中得到效益，只好擴大投資規模。這些資金都是投到利潤率高、見效快的加工工業上去。結果，基礎產業承受不了這麼多的加工工業，出現了“瓶頸”制約；整個國民經濟承受不了這麼快的經濟增長整度，各方面的供應全面緊張。於是，不得不進行調整。每壹次“過熱”和調整，國民經濟像鬧了壹次瘧疾，是壹次巨大的資源浪費。看來，如果我們面向現實，就應當超越蹺蹺板的思維方式，從更深的層次上做壹些切實的工作，治好國民經濟畸熱畸冷的“瘧疾”。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到目前為止，包括中國在內的壹些計劃經濟國家，大都放棄了計劃經濟，搞起市場經濟來了。這幾乎成了壹股國際潮流。這股潮流的出現有沒有壹定的必然性呢？怎樣看待二十世紀國際性的計劃經濟實踐呢？社會主義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呢？對這壹系列的重大問題，人們期待著明確的回答。

　　壹個合乎邏輯的理想

　　資本主義早期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使得壹些天才的頭腦進行深沉的思索。他們都在各自不同的領域批判資本主義的金錢至上，尋求社會公正、社會平等之路。其中，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其嚴密的邏輯力量掌握了很多群眾。共產黨人主張，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十多個國家建立了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這個體制為這些國家的發展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幾十年的實踐以後，這個體制壹些不可克服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因此，各國紛紛探尋改革之路。

　　矛盾之壹 技術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國家經濟機構變成壹架大機器，變成壹個使幾億人都遵照壹個指令工作的經濟機體，在技術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讓我們先進行壹番可行性分析。

　　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壹系列的比例關係：積累和消費，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千百萬種產品之間也要互相銜接，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以上各種比例關係不是壹成不變的，而是瞬息萬變的動態體系。誰要控制這架大機器，使它正常運轉，誰就得認識這個動態體系，並且根據這個動態體系的客觀規律制定詳盡的計劃，準確而及時地實施這個計劃。

　　這在技術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們不可能認識這個動態體系。要掌握千萬種產品之間的比例關係就必須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種產品生產多少？庫存多少？市場需求多少？由此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裡所需要的信息來自於每壹個工廠、車間、商店……信息從車間、商店傳到中央計劃機關要耗費時日，中央計劃機關接到這些信息時，動態體系已經發展到壹個新的階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經成了過時的東西。此外，基層的統計工作不准，不全，信息經過層層管理機構向上反映，層層加工，層層篩選，加工篩選過程中加進了很多主觀的東西。壹旦信息和利益結合，信息在加工和傳輸過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計劃機關得到的信息不僅是過時的，而且是失真的。用過時的、失真的信息作為決策的依據，作出的計劃必然是錯誤的計劃。

　　其次，退壹步來說，即使中央計劃機關及時得到了沒有失真的信息，他們也很難及時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決策。壹個中央計劃機關，不管它多麼龐大，多麼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從這浩如煙海，瞬息萬變的信息中找出客觀的比例關係，從而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哪些增產，哪些減產。

　　能否把成千上萬種產品的相互關系列成數學方程，並把這些關係隨時間的變化也考慮到方程中去，然後用計算機進行隨機分析？能否用現代系統工程的方法來制訂經濟計劃？我曾為此訪問過壹些數學家和系統工程專家，他們認為，體系太大，參數太多，沒有明確的邊界，還有種種難以確定的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干擾，用系統工程和數學方法也很難制訂出周密而正確的計劃。

　　再退壹步來說，即使中央計劃機關能夠得到準確及時的信息，也能及時做出正確判斷的決策，還及時制訂了周密而正確的計劃，這種正確的計劃也難及時貫徹執行。現代化生產是複雜的，生產還有壹定的周期性。妳想增加某產品的產量，不是壹時就能增加上去，妳想減少某產品的產量，不是馬上就能減下來，如果硬要壹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費。

　　由於技術上不可行，不管計劃機關多麼龐大，不管計劃長官多麼英明，不管計劃工作人員多麼精明強幹和悉心盡職，也不可能避免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決策。計劃不周，比例失調也是難以避免的。

　　技術上不可行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已經得到了證明。讓我們回顧壹下從“壹五”到“五五”以來的計劃及其執行情況。

　　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為是最理想的計劃。在當時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它的成就是應當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輪廓方針》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壹五”頭三年的執行依據。但是這個依據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過高，基建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因此，在執行了兩年半以後不得不在1955年7月進行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正式的“壹五”計劃是在時間過了壹半以後才拿出來的。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1956年比例失調，1957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以鋼為綱”和三年大躍進。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被迫進行了五年經濟調整(1961－1965)。這期間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災難是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的。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實質上是以國防、大小三線為中心的備戰計劃。把幾千億資金投入了大山溝，損失和浪費是驚人的。1970年又出現了冒進，這個五年計劃毫無客觀可言，毫無科學可言。

　　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出現了兩次大起大落，上下折騰。這個計劃完全是主觀意志的產物。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4000萬噸，唯壹的依據是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講過的15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四五”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51種主要經濟指標，有25種沒有完成計劃，當時力保的30多種重工業產品指標，有18種沒有完成計劃。

　　第五個五年計劃(1979－1980)又出現了“洋躍進”，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比例失調，大量生產能力閒置。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三年經濟調整。1980年12月，又決定實行進壹步調整。

　　中國人記不清進行了多少次經濟冒進和經濟調整。每壹次冒進是壹次資源的大浪費，每壹次調整又是壹次經濟大衰退。廣大群眾節衣縮食，巨額財富因計劃失誤而付之東流。1958－1978年20年間，用於基建投資達6000億元，其中三分之壹因決策失誤而浪費了，三分之壹沒有達到設計能力，僅有三分之壹達到設計能力。只要這個體制不改變，這種浪費就不可避免。1986年，建設銀行對1981－1985年4年間基建投資效果進行了調查，結果是，有四分之壹的投資浪費了，四分之壹達不到設計能力。

　　矛盾之二 扼殺了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 主動性 創造性 靈活性儘管人們千百次地咒罵“私”字給社會帶來了不平和罪惡，壹旦真正剝奪人們的個人利益的動機以後，又出現了壹個社會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壹部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來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資源來發揮優勢。這種體制使經濟機體中的每個細胞和每個器官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能力。個個捧著鐵飯碗，人人都吃大鍋飯。懶惰之風盛行，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生產熱情和施加政治壓力。“抓革命，促生產”正是這種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妳從外部使盡了千方百計，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生產效率低下，科技進步停滯——國民經濟被市場經濟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矛盾之三 不合理的經濟體製造就畸形的社會

　　國民經濟是壹架聽命於最高當局指令運行的大機器，政治極權主義就有著深厚的經濟土壤。

　　既然經濟權力高度集中，與其相適應的政治權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是金錢的奴隸，在這裡，人們是權力的奴隸；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成功者不得食，在這裡，不服從者不得食；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在這裡，權力至上。

　　既然政治、經濟，只能聽從壹個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聲音。不同的意見都被當作“雜音”、“噪音”加以消除。輿論壹律正是這高度集中體制的必需品。

　　極權制像壹個密封的鐵桶，把社會矛盾緊緊的壓在裡面，又深深地激化社會矛盾。社會沒有微調機制，只有爆炸式的突變才能解決矛盾。所以，社會必然出現周期性的振盪，“七八年壹次”，實乃必然。

　　既然輿論壹律，那就沒有新聞自由，群眾沒有了解事實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統壹的意志，那就沒有真正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自由。新聞只是權力的宣傳工具，其職責是讓群眾相信權力所希望相信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是為了論證“最高指示”，為“最高指示”蓋上科學的圖章。那些企圖真正研究科學的人，弄不好就成為“異端”而被這架大機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是官僚主義的溫床，是腐敗的經濟基礎。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輿論監督，公有制就成了權力所有制，以權謀私成了不斷蔓延的瘟疫。權力和利益緊密相連，官員們的第壹任務就是維持自己的權力。於是，對事業漠不關心、對上級吹拍逢迎、賣身投靠的情況也就難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實學、有獨立見解、而不會迎合上級的人，常常報國無門。

　　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使我們美好的理想變成了難堪的現實：我們的理想是勞動者當家做主，現實卻是領導人的意志高於群眾的意志；我們的理想是消滅貧困，而貧困的某些地區比革命前還嚴重；我們的理想是消滅城鄉差別，而城鄉差別卻越來越大……社會主義理想

　　計劃經濟的基本設想把複雜的經濟生活作了簡單化靜態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適用於以下情況：1.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規模小；2.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簡單；3.發展目標單壹；4.閉關鎖國，自給自足。在蘇聯和新中國建國初期，計劃經濟充分顯示了它的作用:蘇聯從壹個貧窮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強國，中國在壹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比較強大的工業基礎。

　　我們不能抹殺計劃經濟的歷史功績。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計劃經濟在集中力量加強國力的過程中，社會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特別是在以知識和信息為生產力主要特徵的後工業化時代，計劃經濟必然要走向市場經濟。這是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理想的破滅？不是。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了解社會主義是怎樣產生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是什麼。

　　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的早期。在19世紀，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都對當時的社會作過深刻的批判，他們呼喚社會公正、社會平等。到19世紀30年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危機使整個社會受到沉重的打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更加惡化，因此改造社會的呼聲十分強烈。人們提出了種種社會主義理想，以馬克思主義者最為徹底。他們提出了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它。

　　只要資本主義社會還存在弊端，社會主義就有存在的必要，社會主義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卻是人們壹直爭論不休的問題。

　　長期以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用生產資料公有製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剝削，勞動人民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實行計劃經濟，國民經濟在國家統壹計劃下按比例發展；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

　　這些年來，改革的實踐使得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對上面幾條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為主體代替純粹公有制，允許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勞分配為主代替純粹的按勞分配，允許按生產要素分配。

　　改革進壹步深入，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又有了進壹步的修正。實行計劃經濟這壹條被放棄了，只保留“兩個為主”，即公有制為主和按勞分配為主。

　　對於這“兩個為主”目前還是爭論。先說以公有制為主的問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股份制空前發展，在國有企業中也有集體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業中也有國家股份，外國人的股份也會參與到各類企業之中，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各種經濟成分的混合體。由於產權進入市場，在任何壹個企業中，各種經濟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變動的。當然，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企業，國家和集體所占的股份會多壹些。但是，從總體來說，國有經濟占的比重不壹定很大，而是壹種混合經濟。

　　對按勞分配爭論更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天天喊按勞分配，可從來沒有實行過按勞分配。這不是我們不願意實行，而是在技術上很難實行。首先壹個很難確定的問題是，什麼是“勞”？管理是不是“勞”？經營是不是“勞”？按過去的概念這兩種活動都帶有剝削性質，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勞”。至於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勞動如何能裝在壹個“筐”里、用“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加以區分？“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馬克思語)這種模糊的概念怎能界定它們之間的量的關係？按勞分配的第二個難題是如何計量“勞”？除了簡單的計件勞動外，其他各種勞動都很難實現合理的公平的計量。在腦力勞動占比重越來越大的現代社會，“勞”的計量更加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點是用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要達到這壹目的，必須按生產要素(勞動力、資金、技術、土地等)對收入的貢獻進行分配。勞動力僅是壹種生產要素，它的價格(工資)只能由市場來決定。單純的按勞分配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確切地說，我們只是對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基本目標還是清楚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最根本目標是社會公正，社會平等。

　　社會主義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資本主義還有弊端，只要社會上還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現象存在，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想就有強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為主”和“按勞分配為主”以及其他種種，僅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標。目標是第壹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們認為“兩個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後的實踐中，我們有可能發現更好的手段。過去，我們把手段放在目標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會主義理想既然有強大的生命力，那麼怎樣才能把它變成現實呢？通過近百年的探索，現在終於找到了壹條現實的道路：現代市場經濟之路。

　　這裡說的現代市場經濟不同於傳統的市場經濟，它保留了傳統市場經濟的積極因素和壹般特徵。例如，經濟按照價值規律運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保持高效的競爭機制。因而有較高的效率。但是，它還吸收了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兼顧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它的主要特徵是：

　　第壹、現代市場經濟已經克服了昔日市場經濟那種“事後調節”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現代市場經濟不是昔日那種無政府主義經濟，在資源配置和經濟調控中，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同時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預。

　　第三、現代市場經濟兼顧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效率高的壹面，又防止金錢成為統治世界的“暴君”，使社會保持適度的平等。

　　第四、現代市場經濟是開放式的經濟。從理論上說，它應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資源最優配置，商品應當在全世界範圍內暢通無阻，工業產品應當在全世界範圍內選優配套。

　　現代市場經濟強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義。歷史上戰爭連綿不斷的歐洲，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關的歐洲共同體。設想壹下，如果蘇聯民族之間實行了市場經濟，蘇聯還會解體嗎？

　　過去我們有壹個傳統的看法，認為只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能夠探索社會主義之路。實際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同樣在探索社會主義之路。他們努力改變金錢社會的腐朽。看來，全世界人民，不分東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會主義之路，不管這個國家現在貼著什麼標籤。

　　效率最高的經濟體制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十多年來曾有過多種不同的提法，幾經爭論，幾經反覆，現在統壹了認識，即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為什麼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呢？因為市場經濟體制是當今世界效率最高的經濟體制。

　　《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紀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壹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

　　資產階級創造生產力的這種空前強大的力量，就是市場機制的力量。

　　二戰以後的歷史更是充分證明了市場經濟的無窮活力。壹些較好地利用市場機制的國家，生產力就發展得快；而壹些排斥市場機制的國家，生產力發展就相對緩慢。有些後進國家通過搞市場經濟，日益發達起來；有些生產力水平較高的國家，由於排斥了市場機制，因而停滯落後，這樣對比的事例俯首可拾。

　　中國的實踐更有說服力。過去20多年排斥了市場機制，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了不利影響。最近十多年引進了市場機制，經濟空前活躍起來。14年改革的實踐證明，市場取向比較明顯、市場調節比重大的地區或部門，經濟發展就快；與此相反的地區或部門，經濟發展就慢。

　　競爭是提高效率保證繁榮的手段。市場經濟是壹種競爭性很強的經濟。市場經濟之所以效率高，這是因為，第壹，它有強大的激勵作用。市場競爭以嚴酷的損益，激勵勞動者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效率，迫使經營者不斷地採用最新技術和改進管理。這種激勵作用使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能夠較好地發揮。第二，市場是壹架自動傳遞信息的機器。供求變動和價格漲落的信息，使千百萬人在趨利避害中促進生產要素向高效率流動，從而使生產要素實現高效率的配置，實現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

　　市場經濟使千百萬人千方百計地去填補社會需求空白，不會讓社會有任何短缺；它讓千百萬人千方百計地尋求利用壹切資源的辦法，不讓任何資源閒置。所以，市場經濟會造成繁榮和豐盛。市場經濟有嚴酷的淘汰機制，高效者生存、發展，低效者失敗、廢棄。所以，市場經濟是高效率的經濟。

　　過去，我們把市場經濟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看到它有效率，卻不敢承認，認為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鄧小平同志以共產黨人的革命膽略和科學遠見突破了這壹禁區。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說過：“說市場經濟就限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這完全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0年12月至1991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同志再次闡述了這壹思想。他認為，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他還尖銳地指出，有些人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經濟，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就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現。

　　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採取封閉態度，排斥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民族，必然走下坡路。而對人類文明成果有極大的兼容性和吸收能力的民族，必然興旺發達。中華民族既然能吸收來自歐洲的社會主義，也必然能吸收來自歐美的市場經濟。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當今世界是超越國界的經濟競爭世界，經濟競爭就是效率的競爭。要想在這場競爭中不落後、不挨打，搞市場經濟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權力不能進入市場

　　據統計，靠國家財政供養的行政和事業單位共有幹部三四千萬人，其中黨政官員有100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地方財政拿錢的“自費幹部”。這麼多官員是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也會造成對企業經營的不斷干擾。所以，很多人認為，精簡機構是壹項十分緊迫的事。

　　要建立市場經濟，就要建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因此，精簡機構的任務就包含在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轉換之中。令人棘手的是，職能轉換了，機構精簡了，多餘的幹部往哪裡安置？

　　從歷史上看，壹個政府很難自己解決自己的冗員問題。這好像壹個人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壹樣。道理很簡單，利益是剛性的，在正常情況下，政府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官員利益減少、地位下降。有人會說，共產黨的幹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計較個人利益，能自願地從官員變成老百姓。我想，這只能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做到，大多數幹部還是行不通的。要不，為什麼我們多次精簡機構，反而官員越來越多了呢？

　　還是改革年代的群眾有創造力，過去認為無法解決的難題現在找到了辦法。我記得這個辦法最早是卓資縣創造的。這個辦法是具體介紹要千言萬語，說穿了就是壹句話：先造壹個“金飯碗”，用“金飯碗”換國家幹部手上的“鐵飯碗”。所謂造“金飯碗”，就是讓黨政官員出來辦各種經濟實體，這些在經濟實體裡工作的官員很多人開始是壹身二任，逐漸和政府脫離關係，最後完全變成了商人。既精簡了機構，又活躍了經濟。

　　官員們在“換飯碗”過程中，有壹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這就是利用政府的權力經商。過去的物資局變成了物資公司，它既有管理權力，又有賺錢的目標，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權力來實現經營目標。“下海”的官員也會很方便地找到領導人為他批條子，要到種種優惠，或無償得到地皮等短缺的資源。這樣，權力也就進了市場。

　　“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然而，搞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我這裡說的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主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主體之中。權力壹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設想壹下，如果球場上的裁判員壹邊吹著哨子壹邊去踢球，球場會亂成壹個什麼樣子？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

　　權力不能進入市場

　　權力進入交換領域的現象，不僅僅表現在官員們“換飯碗”過程之中，也不是現在才有，四五年前我就寫文章抨擊過。那時權錢交換的主要方式是利用雙軌價格進行“官倒”。我在文章中說：“物資短缺加上雙軌價格是當今壹切罪惡的淵藪。”由於價格的放開，市場供求狀況的改善，雙軌價格帶來的問題比過去少了。但是，權錢交換的情況沒有好轉，甚至還有發展之勢。進出口許可證、批文、免稅指標、低息貸款、緊缺的地皮、甚至官帽子，都可以進入交換領域。只要權力進入交換領域，權力就會成為最稀缺的商品。逐利者就像蒼蠅追逐臭肉壹樣追逐權力。這樣，權力也就變味，權力的行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應該說，官員們拿手中的權力直接進行交換還是極少的，權錢交換還是極少的。權錢交易壹般是通過接近各級權力中心的人作中介。這些人是權力交易的掮客。幹部子弟、領導人的秘書、接近上層的新聞界人士、離退休幹部等，都有條件幹這種事情。當然，真正幹這種事的是他們當中的極少數人。

　　有了權錢交易的大背景，官員們在“換飯碗”的過程中走這條賺錢的捷徑也就很自然了。而權錢交易又使“換飯碗”走上了邪路。

　　另外，官員們“換飯碗”時，腳踏兩隻船，既有“鐵飯碗”的安全，又有“金飯碗”的實惠，“下海”失敗還可以回到“岸”上來重新掌權。我們擔心，如果沒有必要的制約，政府的大門可以自由進出，恐怕付出了深重的社會代價，卻達不到裁剪冗員的目的，到那時，就很難向群眾交代了。

　　看來，用“換飯碗”的辦法來精簡機構，必須嚴防權力進入交換領域；要保證中國改革大業成功，必須嚴防權力進入交換領域；要保證社會長治久安，也必須嚴防權力進入交換領域。

　　發展市場經濟

　　有些同志把市場經濟和道德視同冰炭，認為二者不可相容。由此，有的人得出不能搞市場經濟的結論；也有的人認為既然搞市場經濟，道德就可以拋到九霄雲外。顯然，這兩種看法都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相伴而行的。沒有精神文明，就沒有物質文明。沒有道德的制約，就不可能搞市場經濟。道德不僅是社會的靈魂，更是市場的靈魂。如果說，市場法規，市場管理制度是作為外在的強制來規範人們行為的話，那麼，市場道德則是通過內在的自覺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道德規範建立在每人的心靈深處，它比外在的強制影響更深遠、更廣泛。

　　市場經濟是按照價值規律運行的。價值規律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也就是說，我付出了多少，就只能向對方索取多少；我得到了對方多少，就必須付出多少。索取過多和付出過少都是不應當的。巧取豪奪和等價交換就不相容。

　　市場道德並不要求進入市場的人毫不利己，而是要求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過利人來實現利己，絕不能用損人的手段來達到利己的目的。以鄰為整，坑蒙拐騙是對市場經濟的玷污。

　　在市場交換中，壹方的義務是另壹方的權利；壹方的權利要靠另壹方履行義務來實現。言必信，行必果，交換雙方的利益才有保證。因此，商業信譽是市場交換能夠正常進行的必要條件。欺詐行為不僅葬送欺詐者的信譽，也破壞了市場交換的秩序。

　　市場經濟的要義在於競爭。在競爭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場競爭沒有國界，是天生的國際主義者；商品是科學技術的結晶，它必須遵循科學的法則。這些新的道德規範、新的精神文明將在市場經濟中確立。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尊嚴和飢餓很難友好相處，沒有物質文明，就很難實現精神文明。市場經濟造就壹個豐裕社會，也就造成了實踐道德的物質基礎。從這個最根本的方面來說，把市場經濟和道德對立起來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壹些消極的東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拜金主義。拜金主義，把金錢看作高於壹切的主宰，當作無所不能的神靈。“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只要壹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為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莎士比亞劇本中的這段台詞深刻地諷刺了金錢萬能，也是拜金主義的生動寫照。如果聽任拜金主義的發展，人將變成金錢的奴隸，社會將變成冰冷的點錢機，人性的火花將在物慾中泯滅。

　　既然市場道德以等價交換為基礎，斤斤計較物質利益不是市場道德所允許的嗎？對金錢的追求不也是合理的嗎？是的，在市場道德這個層面上，這些都是應有之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道”就是以等價交換為基礎的市場道德。然而，這些是以“經濟人”假設推導出來的市場道德。實際上，大家都是“社會人”。因此，必須有壹種比市場道德層次更高的道德約束，這就是社會道德。市場道德，僅僅是調整、控制市場交換行為，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行。而調整、控制人們的社會行為，維持社會秩序，僅靠商業原則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道德。社會道德可以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起制約作用。

　　如果說，市場經濟原則，可以激勵人的創造性，提高經濟效益；那麼，社會道德原則，則可以限制人的劣根性，保證社會公平。

　　儘管我們承認經濟活動是壹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但是，經濟活動不能代替壹切社會活動，國民生產總值不是評論社會的唯壹指標，經濟原則也不是維繫社會的唯壹原則。不能把社會上的壹切都換算成美元、英鎊、人民幣，很多東西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標明的。“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學的壹種方法，不能廣泛地推行於現實社會。

　　對人們來說，還有比金錢更寶貴、更崇高的東西。人不是經濟動物，人更有高層次的追求。人們不僅需要經濟的實惠，更需要理想的陽光，需要人際關係的和諧和溫情。因此，作為市場道德的等價交換原則不能無條件地推廣到人際關係中去，在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冷酷無情的斤斤計較會失去友愛與溫馨。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還是應當提倡無私的奉獻，還需要獻身精神。

　　權力市場經濟的教訓

　　蘇哈托下台了。他留下了壹個金權王國，留下了壹個腐敗不堪的王國，也留下了很多讓世人深思的問題。

　　蘇哈托執政32年，他和他的親屬利用權力大量聚斂財富。據海外報刊估計，蘇哈托本人擁有資產160億美元，其家族擁有資產400億美元。如果他拿出個人財產，印尼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援助，就能渡過目前的金融危機。

　　蘇哈托家族在全國1247家公司中擁有重大股權，這些公司分屬20個財團。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兒媳、孫子、異母弟弟及其他親屬都各有財團，業務遍布全國，涉及公用事業、金融、地產、通訊、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築、傳媒、超級市場等等。無孔不入，無利不爭。蘇哈托家族在許多外國公司中也擁有股權。

　　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貪污，而是利用權力經商。他們的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印尼經濟市場化了，但政治並沒有民主化。蘇哈托搞的還是鐵血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扭曲的市場經濟，即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的壹個重要特徵是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可以轉換成金錢，金錢可以買到權力。權力大的人不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親屬也可以分享權力之惠。

　　應當說，蘇哈托執政時期，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誰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其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最。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老百姓生活比原來是提高了，但不滿情緒也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社會矛盾總爆發，老百姓的怒火燒毀了蘇哈托的王冠，也燒毀了他的金權王國外部的漂亮裝飾，把壹切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壹旦權力市場經濟形成，就積重難返，想改變局面很難。印尼就是壹例。

　　在印尼，當官的工資不高，但灰色收入很多。不論是中央大員，還是鄉村小吏，都可以利用權力謀私。海外報刊說印尼“廉潔官員鳳毛麟角，要找壹個手腳乾淨的官員難似大海撈針”。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員貪贓枉法、擁有不義之財大有人在。自身不乾淨，怎麼能站出來清污？退壹步講，即使中央有廉潔的人站出來，下面誰來執行？法不責眾，清污運動難以開展。真要開展，也要以天下大亂為代價。這些官商們還是國家商業活動的主體，打擊他們，商業活動就要壹度停頓，經濟就要遭受損失。在印尼急需恢復經濟元氣的時刻，是沒有人敢下這樣的決心的。

　　想清除腐敗，還要涉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在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過程中，印尼的外資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蘇哈托家族在這些外資公司中擁有大量股權，沒收蘇哈托家族財產，就要影響這些外國公司的利益。這對於急需引進外資的國家來說，其負面影響是很嚴重的。

　　蘇哈托家族的公司有壹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將這些上市公司清盤，就要涉及壹大批小股民的利益。這也為反腐敗增加了難度。

　　蘇哈托家族成為印尼首富，不是市場競爭的產物，而是權力參與競爭的產物。只要權力參與競爭，競爭就不可能平等。沒有平等競爭，市場經濟就失去了自身的秩序，就扭曲為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是滋生腐敗的溫床。腐敗發展到壹定程度，就要引起社會動盪，那就國無寧日。

　　印尼是講法治的。蘇哈托下台的權力過渡，雖然是在群眾風暴中進行的，權力交接卻還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權力不受制衡。看來，沒有民主的法制不過是掌權者的程序遊戲。民主和法制，二者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來說，民主比法制更為重要。

　　蘇哈托和其家族的行為使世人明白了不少道理。壹些正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會從中得到更多的啟發。最近幾年，我曾發出“權力不能進入市場”、“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的呼喊，但回音渺渺。現在有了蘇哈托這個活生生的實例，麻木的人們也許會清醒起來。

　　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

　　現在中國有壹個基本矛盾：市場化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經濟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現代紅頂商人”正是這壹矛盾的產物。由這壹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壹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矛盾。國家過去的壹個利益主體發展為中央財政、主管部門、地方政府、企業、個人等多個利益主體。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再實行中央政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政治體制，必然問題叢生。中央政權必須由過去包攬壹切、統管壹切的職能，向協調、整合各種社會利益、尋求最佳利益結合點的職能轉變。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調控力量再也不能實行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中央調控能力削弱首先表現在財政上。預算外收入相當於預算內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現在接近100%。所謂預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財政收入。與預算外收入增加相關聯的是，國家財政連年赤字。財政赤字的壹個重要原因是，財力分散了，事權還沒有相應分散。國家管了壹些不該管的事，而壹些本來必須由政府辦的事卻沒有力量去辦好。

　　三是龐大的行政機構和冗員使社會無法承受。新中國成立以來，進行過多次機構精簡，而每壹次精簡過後，必然帶來更加嚴重的膨脹，膨脹－精簡－更膨脹－再精簡……在這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壹次擴張比前壹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壹次壓縮比前壹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國家的行政管理費由此急劇增加。實際上，僅靠國家財政提供的行政管理費是不夠的。各級政權還得搞各種名目的“創收”，主要是利用權力創造收入。

　　四是政治改革滯後，權力缺乏制衡，公務活動不透明，輿論監督軟弱無力，使得原有的權力結構和新的市場關係的惡性結合，權力和金錢的交換肆無忌憚，社會不滿情緒加劇。

　　五是信息全球化和封閉政治體制的矛盾。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相當於GNP的45%，在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了20萬家。經濟交流伴隨著信息交流，每年接待的500多萬外國遊客也帶進帶出大量的信息，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通過計算機互聯網，參與了全球信息共享。信息全球化的洪流衝擊著意識形態的藩籬，掃蕩著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殘垣斷壁。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還帶有相當強的封閉性，和信息全球化的大趨勢背道而馳。

　　六是經濟改革繼續深入和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鄧小平1986年9月說過：“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十九年以後，面臨的種種困難，幾乎都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有關。

　　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這是當今中國很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有人說，政治體制改革是當今中國正待開採的“富礦”，開採這個“富礦”，可以大有收穫。這話有理。其理由在於：政治體制改革可以緩解當今社會的各種矛盾，有利社會穩定；政治體制改革可以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開闢道路，解決經濟改革中壹直難以解決的難題；政治體制改革任何壹點新的成果，都可以增加新壹代領導集體的權威，成為進壹步開拓前進的政治實力。

　　然而，在我們面前出現了兩方面的國際實踐：壹是蘇東因政治體制改革而誘發天下大亂的教訓；二是東亞壹些國家和地區以及巴西先搞經濟市場化，經過若干年後，再實現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經驗。壹正壹反的經驗使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踟躕不前。其實，我們的情況和蘇東不同。他們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經濟基礎沒有改變，我們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東亞及巴西的經驗恰恰證明，經濟市場化以後遲早要實現政治民主化。

　　毫無疑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有風險的。但是，將政治體制改革無限期地拖下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長期不相適應，社會矛盾就會不斷積累，到時候會出現更大的風險。

　　現在的問題是要討論出壹種辦法，壹種既能保證社會安定、又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辦法。這是關繫到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重大課題。組織力量研究這個課題刻不容緩。如果不自覺主動改革，最終還得被迫改革。前者比後者的代價要小得多。對原有利益集團來說，自覺改革比被迫變革要有利得多。想百分之百地保留利益，頑固地反對改革，結果會百分之百地失去利益，利益集團就和維繫它的制度同歸於盡，這是被歷史反覆證明了的真理。英王室主動變革，保留了王室很多特權；法國被動變革，國王被送上了斷頭台；日本搞明治維新，社會矛盾解決了，王室的名義也保留下來了。清末如果按光緒帝的主張，搞君主立憲，君主的名義還可以保留，王室的既得利益也可以部分保留。頑固派害怕失去王室的利益，反對主動變革，使矛盾積累，最後是被迫變革。不僅社會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王室的名義和利益也完全喪失。

　　蘇聯到六十年代，體制的矛盾已很尖銳。如果主動變革，這些矛盾有可能緩解，蘇共有可能以另壹種形式繼續在政治上起作用。勃列日涅夫反對自覺變革，十八年的統治使矛盾進壹步積累，最後還是被迫變革，蘇共下台，蘇聯解體。

　　權力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交易

　　在市場經濟社會，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條件。而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首先是市場准入必須平等。進入市場的企業和個人，只要他們具備法定的條件，都應當有進入各個行業市場的機會，如果用行政辦法或其他手段使某些企業可以進入、某些企業不能進入，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和競爭。

　　其次是取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必須平等。企業經營必須有各種社會資源，如土地、資金、技術、經營權力、上市資格等等，企業應當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機會，通過公平交易和平等競爭得到這些資源。

　　第三是交易雙方信息必須對稱。交易各方對有關這筆交易的信息，必須同時完全知曉。

　　第四是企業的稅賦必須平等。稅收對各種經濟成分、各類市場參與者應當壹視同仁。

　　第五是必須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環境。

　　現今中國的市場環境不具備上述條件。

　　中國的改革路徑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中國的市場是用行政力量製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讓中形成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原來體制下的權力持有者及其關係密切的人，在制度變革中繼續處於優勢地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情況：經濟體制向市場化大步推進，各種生產要素快速資本化；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停止，原有的權力結構更加強化。這兩種情況造就了“權力市場經濟”，即以權力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在“權力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只能是壹種夢想。

　　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壹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我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但我極力反對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在中國將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目標的時候，1993年2月11日，我在《經濟參考報》的壹版頭條位置發表了壹篇題為《權力不能進入市場》的評論，力陳權力進入市場的危害。很不幸，現實發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沒有經過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和資本聯姻，成為市場上的強勢。

　　我曾在壹篇文章中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物理場”壹樣，“權力場”也是壹個能量場，當然是指社會能量。權力這種社會能量的分布，最類似“場”中的“勢能”。“勢能”大小依在“場”中所處的地位呈梯度分布：離權力核心越近，“勢能”越強；離權力核心越遠，“勢能”越弱。每個人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位置。壹旦進行市場交易，“勢能”就變成了“動能”。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後者敗。為此，市場上的人們就千方百計地接近權力、收買權力；官場上的人們也不擇手段地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擠入高能位置。有這樣壹個傳說：某項專利技術長期無人問津，壹個聰明的商人得到這項技術之後聲稱這是某公子的發明，很快訂單如潮。這位商人把同壹商品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放到了“權力場”的高能位置，交易狀況立即發生了變化。買者意不在技術，而是把買技術當作高攀的梯子，提高自己在“權力場”上的“勢能”。

　　“權力場”上高能位的人群就是當今人們說的權勢集團。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經著文稱他們為“紅頂商人”，並說“紅頂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交構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權勢集團利用改革中的每壹個機會、在每壹次交易中大量聚斂財富。在30年的改革過程中，他們聚斂財富有幾個高潮：

　　在國家壟斷經營初步放開時期(主要是進口商品的國家壟斷)。在1994年以前，官定匯率下的人民幣幣值壹直是高估的，進口商品賺錢、出口商品虧損，國家統進統出，盈虧互抵。外貿放開以後，有些企業可以自營進出口，但進口商品必須有國家發放的許可證。有權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進口商品許可證，就這麼壹張薄紙，價值千金。

　　在雙軌價格時期。商品的雙軌價格從1984年壹直實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噸鋼材計劃價格800元，市場價格1500元，得到了計劃價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財富。除了商品雙軌價格以外，資金的利率、外匯的匯率也是雙軌的。1987年，商品、資金、外匯的雙軌價差高達2000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項價差達3569億元，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拿計劃內商品、貸款、外匯以市場價格轉手，很快成為富翁。

　　在金融資本時期。1992年以後，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興起。權勢集團在金融和房地產市場中得到的財富遠遠超過了雙軌價格時得到的財富。原始股的贈送，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市場的操縱，都給權勢集團巨大的斂財空間；土地的批租，銀行貸款的取得，城市舊區拆建權的取得，也是權勢集團大有作為的機會。

　　在國有資產重組時期。1997年以後的國有資產重組，國有經濟從壹些競爭性行業中退出。這是壹場持續幾年的大規模的“民有化”。它的過程不公開、不透明，不民主，當然不會公正。國有資產重組製造了大批億萬富翁。國企改革中“管理層收購”，實際是企業領導人自賣自買，企業高管和政府高官勾結，在“管理層收購”中瓜分國有資產。

　　新世紀以後的公司併購，是權勢集團侵吞國有財富的盛宴。2006年5月，有權力背景的兩家私人公司以37.3億元收購了價值738.05億的魯能集團。此事經媒體曝光，輿論大嘩。中國證監會不得不宣布此項收購違法。2008年2月，這兩家有權力背景的私人公司，以總價83.22億元，將持有的魯能集團的股份賣給山東的國有電力公司。僅持股壹年多時間，壹進壹出，就賺了數十億的差價。

　　權勢集團在以上各個時期聚斂財富壹次比壹次多，膽子壹次比壹次大，手段壹次比壹次更高明。除幾次斂財高潮以外，“尋租”活動壹直貫串整個改革過程之中。通過行政管製造成的利益差稱為“租金”，雙軌價格是壹種租金，各種行政許可中有“租金”，土地資本化過程中更是有巨額的“租金”。吳敬璉先生說，根據1989年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我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4-5萬億元。政府官員手中掌握這筆“租金”，商人就“尋租”(即通過行賄等手段取得利益差)。掌握“租金”的官員同尋租的商人大獲其利。

　　美林和凱捷集團聯合發布的2008年度《亞太區財富報告》顯示，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名富裕人士(擁有100萬美元以上資產，不包括自住的房地產)，較2006年增加20.3%。2007年中國富裕人士擁有的財富總值達2.12萬億美元，比上壹年增加22.5%，平均資產為510萬美元。報告還說，中國共有6038位超級富裕人士，其擁有的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

　　不公平交易壹方面製造富翁，另壹方面製造貧困。處在“權力場”低能位置的群體，在壹系列的改革中沒有談判地位，壹次又壹次地受到損害：在“減員增效”中，4000多萬國企職工被趕出了工作多年的企業；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4000多萬失地農民。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生活做出重大貢獻的農民工，工資壓得很低，這點血汗錢有時還被拖欠。

　　當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貧富差距之大使社會難以容忍。不公平交易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壹個重要原因。

　　圍牆的束縛

　　不久前，我參加壹個經濟考察團訪問了美國、墨西哥、巴西三國。在途中，除了思考壹些經濟問題外，有兩個字反覆在我腦海里閃現：圍牆，圍牆，圍牆。

　　我們在美國沒有看到圍牆。

　　美國總統辦公和生活的白宮也只是用鐵欄杆隔離。草坪上活蹦亂跳的小松鼠，夾著公文包的政府官員進進出出，從欄杆外面清晰可見。白宮是對外開放的，不管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到裡面去參觀。

　　美國的國會大廈門前沒有崗哨。人們可以到裡面去參觀、拍照，可以在各個會議廳穿行。

　　聯合國大廈向全世界的遊人開放，各個會議廳和各種工藝品任人參觀，任人照相。我們看到各種膚色的遊人毫無拘束地在這裡進進出出。文質彬彬的講解員不厭其煩地向遊人介紹這裡的壹切。

　　美國NBC廣播公司總部，就在紐約繁華的市中心。臨街的牆是玻璃的。街上來往行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裡面廣播員、主持人的壹切活動。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之音”大樓，只要在門口登個記，就可以到各個辦公室走動。如果妳高興的話，也可以坐在廣播員的位子上照壹張相。

　　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學，在加州伯克萊分校，我們都沒有看到圍牆。我們的汽車自由進出，沒有人阻擋。

　　不僅是美國這樣發達國家，就是在墨西哥，重要機關也不是用高牆隔離。在墨西哥城，總統接待外賓和辦公的國民宮，不論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遊人，都可以進去遊覽。在莊嚴的大法官辦公室里，我們還坐在大法官席上照了壹張相。

　　對資金而言，美國也是沒有圍牆的。在這壹點上，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圍牆裡的人的確有點為他們擔憂。現在，外國銀行在美國設立了大量的分支機構。這些外國銀行對美國工商企業的貸款占美國工商貸款總額的25%，在有些城市更高，如紐約占53%，加州占43%。外國銀行進入美國以後，大量兼併或收購美國的企業和資產。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哈迪公司，被外國人兼併了。美國高級法院大樓、聯邦通訊委員會大樓被外國人買走了。紐約埃克森大廈、花旗公司總部大廈也被外國人買走了壹半產權。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資本也大量流出，美國在海外的投資也持續增長。當今，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在國外看到這些，我們總是想到自己的國家。我們的機關、學校、企業，總是緊鎖在高高的磚牆裡，使人們有壹種“侯門深似海”的感覺。

　　我記得七八年前，還是李瑞環同志在天津當市長的時候，他提倡各單位拆掉高牆，用透明的鐵欄杆或花牆來代替。果然天津城市面貌變化了不少。被高牆分割的城市貫通了，各單位院牆裡的花草樹木成了城市的公共景觀。我當時還寫了壹篇文章對天津的做法讚揚了壹番。

　　當然，拆除圍牆的意義不在於改善城市景觀，而在於破除圍牆意識。

　　圍牆意識是壹種保護意識。“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胸有城府”。這些“國粹”，在人際關係之間建了高高的“圍牆”。

　　劉先生在美國生活了八年。我問他在人際關係方面美國和中國有什麼不同。他說，中國人先把別人看成壞人，美國人先把別人看成好人。中國人先把別人看成壞人加以防範，通過交往，逐步建立信任，逐步減少防範，最後才成為朋友。美國人先把別人看成好人，對妳信任，壹旦妳的行為失去了他的信任，妳在他的頭腦里就永遠改變不了這個壞印象。他舉了壹個例子：八十年代初到美國的中國人，美國的銀行很信任他們，每人不交錢就可以辦5000美元的信用卡。但是，有少數中國人回國前拼命採購，把5000美元花光後壹走了之。從此以後，美國的銀行對所有的中國人改變了態度：交多少錢，就辦多少錢的信用卡。

　　“圍牆”在保護自身的同時，也禁錮了自身。它禁錮了牆內人的視野，禁錮了牆內人的思維。

　　和“圍牆”意識相對應的是開放意識。自然資源在地球上的富聚，人文資源在社會上的聚集，是不平衡的。只有擴大資源的配置空間，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圍牆”意識必然造就“圍牆”經濟，只能在“圍牆”內配置資源。圍牆意識必然造就“圍牆”政治，只有“圍牆”內的人才有知情權和決策權。很多重要政治決策對“圍牆”以外的人秘而不宣。開放意識就是全球意識，就是民主意識。

　　和圍牆意識相伴隨的是窺視意識。圍牆裡到底有什麼？“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圍牆裡面是壹個可以激發人好奇心的未知王國。有人封閉必定有人想突破封閉。於是，打聽別人的事、關心別人的事，就成為中國人的壹大心理特點。張家長，李家短，是茶餘飯後最開心的話題。由關心別人的事到干涉別人的事，而干涉別人的事常常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明爭暗鬥。在美國長期居住的華人告訴我，不關心別人的事，不干涉別人的事，不看別人的熱鬧，不議論別人，是美國人的壹大特點。美國人，只埋頭干自己的事情，只是拼命地為自己賺錢。這並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些美國人還是樂意助人的。當妳站在街頭犯難時，就會有人過來問：“需要我幫助嗎？”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我為之寫稿的《方法》雜誌的宗旨：壹本“專門評論聰明與愚蠢的雜誌”。在對待圍牆的態度上，是美國人聰明呢，還是中國人聰明？我在《方法》發表上述文字，正是為了向諸位同仁探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用好外資也要用好內資

　　多年來，國家採取信貸額度分配的辦法來控制信貸規模。銀行的信貸資金像壹塊大蛋糕，切成壹塊壹塊地分下去，這“壹塊”的大小就是“額度”。各專業銀行總想自己分得的蛋糕塊兒大壹點，年年月月叫喊信貸額度不夠，千方百計地向中央銀行要信貸額度。可是，近幾個月來，我國金融界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新鮮事：商業銀行不僅不要信貸額度，反而把大筆已經分配給它的額度退給了中央銀行，把分到了手的蛋糕退了回去。

　　這壹奇特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第壹個原因是，專業銀行找不到可以貸款的項目，信貸額度花不出去。對專業銀行來說，壹方面存款在不斷增加，每天必須向儲戶付利息；另壹方面卻找不到理想的貸款對象，錢沒有生息的去處。銀行的存款比貸款多出的差額叫“存差”。存差是“賠本賺咬喝”的傻事兒。1995年存差3468億元，1996年存差高達7439億元。今年的存差還會很大。為了補償利息損失，銀行剩餘資金從以下幾個渠道找出路：壹是買國庫券。今年的債券大部分沒有賣給老百姓，銀行自己買了。銀行持有國庫券，是圖債券利息，比錢白放著強。這壹條渠道數量有限。二是流向股市，這是今年二季度股市過熱的重要原因。今年國務院不讓銀行資金進入股市，這條渠道堵住了。三是通過賬外賬變著法兒拆借或轉貸出去，結果是金融秩序混亂。這壹條道1993年以後就堵住了。剩下的是壹條最簡單的辦法，把信貸額度退給中央銀行，今年就是這麼做的。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退還貨款額度，該貸的額度沒有貸出去。今天1至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只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8%，大大低於常年的增長幅度(“八五”趕上三年治理整頓，平均增幅也有16.5%)。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下降說明經濟景氣度不高，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沒有形成。

　　今年投資增幅下降不是貨幣當局的主觀意願，不是行政行為，而是市場行為。這種行為的決定因素是投資收益率不高於(甚至低於)貸款利率，投資者無利可圖(甚至虧本)。現在到處可以看到過剩，各種商品都是愁賣不愁買，連政府當作新的經濟增長點的住房和汽車也大量積壓。把資金投向產品過剩的領域，賺錢的可能性很小。錢還能往哪裡投資呢？當然，這種過剩是結構性的。在基礎產業，在農業，在技術進步方面，還是需要投資的。不過，在這些需要投資的領域，需要的資金都是巨額的，回收期也是很長的。目前還沒有採取行之有效的融資方式，把分散資金集結為巨額資金，把長期收益化為近期收益。這種方式是有的，但是沒有利用它的政策——例如關於發放重點項目債券的政策。

　　投資增幅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自發收縮，也說明金融改革已經出現了成效。從銀行這方面看，銀行商業化有了進展，資金“大鍋飯”問題有所好轉，風險約束增強。寧可不貸，也不願出現壞賬。專業銀行開始認真地算賬了：把錢放在中央銀行，利率是7.92%，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存貸利率差，何必再冒著風險貸款呢？從企業來看，盲目貸款的情況大大減少，借錢時考慮還債了(過去國有企業廠長借錢是不想還的)，對利率敏感了，投資收益率不高於銀行利率，企業決不投資。多年來，我們用行政辦法把信貸資金切塊下達。這種額度管理的辦法是違背金融規律的，理論界多有批評。但是，在銀行不怕壞賬、企業不想還錢的情況下，額度管理是壹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今年出現的信貸額度過剩的情況說明，取消信貸額度管理已經為時不遠了。

　　銀行的錢貸不出去，是錢太多了嗎？不是。我們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這方面需要的錢很多。我們企業的技術水平不高，技術改造也需要很多錢。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時期內，資金是稀缺資源。我們還需要引進外資。從80年代初以來，中國吸引外資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3年就成為全世界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這壹年實際利用外資389.6億美元，1996年實際利用達到548.4億美元。

　　引進外資是必要的。今後我們還要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但是，有壹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考慮：為什麼壹方面大量引進外資，另壹方面卻有大量的內資花不出去呢？這中間恐怕有壹個體制問題。舉壹個例子：有的地方修公路沒有錢，就把已經修好、正在收益的公路抵押給外方，從外方那兒換取外匯，再拿外匯換成人民幣修路。名義上是利用外資修路，實際上外資在這裡只是壹種利用內資的“中介”。通過外資轉換壹下，還是用國內的資金修路。現在老百姓手中的金融資產已有幾萬億元，正苦於沒有增值之路。為什麼不通過某種方式用公路的收益權換老百姓手中的錢，卻捨近求遠、去用外資作中介呢？

　　我們要引進外資，我們更要用好內資。現在缺錢的地方很多，銀行手中的錢卻花不出去。這說明用好內資大有文章可做。短期投資的機會少了，長期投資有機會；在加工產業投資機會少了，在基礎產業大有機會。但是，在這些有機會的投資領域，內資沒有外資那麼靈活。外資的活動空間比內資大得多，自由得多。

　　要用好內資，需要有靈活的政策。要把內資、外資、外匯儲備綜合考慮，以求得最佳綜合效益。要把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綜合考慮，找到最恰當的調節槓桿。要把銀行信貸、股票、各類債券綜合考慮，為內資找到合適的金融工具。當然，這些都是金融家考慮的事了，筆者不敢妄評。

　　交通啟示錄

　　坐在汽車上或騎在自行車上，我常常產生壹些聯想。發現在交通中簡單得連兒童都能理解的事情，在經濟工作中卻是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在交通中通行多年的老規則，卻成為經濟學家們攻關的新課題。我們在管理交通上很聰明，而在經濟工作中有時卻很愚蠢。交通會給我們很多啟示。

　　壹條馬路上只能實行壹種交通規則

　　在長安街上，汽車像壹條河，向同壹個方向流動，不同流向的汽車，被隔欄擋在另壹邊。“大路朝天，各走壹邊”。我國是右行規則，汽車只能靠右邊走。有的國家是左行規則，汽車只能左行。如果兩種不同的規則同時在壹條馬路上實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壹條馬路只能有壹種交通規則”，這是兒童都能理解的道理。這個道理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也應當適用。在同樣條件下處理相同的問題，只應當有壹種規則，否則，就會造成混亂。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有些事卻違背了這個道理：例如，同樣壹種產品，有計劃內價格和計劃外價格，兩種價格相差懸殊；同樣是資金，在同壹時間、同壹地點，卻有著不同的利率；在同壹國家的統壹市場上，卻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政策，等等。

　　在改革過程中，採用雙重規則有時是出於無奈。我們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方略更是不得不如此。壹下子把計劃價格全部放開，成為市場價格，壹定會物價飛漲。只好放壹塊，留壹塊，等群眾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時再放壹塊，再留壹塊。這就形成了雙軌價格。“雙軌價”實際是“雙規價”。

　　社會經濟中的雙重規則必然造成不公，造成混亂。銀行的貸款有兩種不同的利率，而低利率的資金分配權掌握在少數官員手中，為了爭得這低利率的資金，必然會出現權力和金錢的交換。這是出現腐敗現象的原因之壹。有人計算過，雙軌價格、雙軌利率等造成的利益差壹年就是幾千億元。這幾千億沒有規範的分配辦法，而是掌握在有審批權的官員手中。如果其中百分之壹漏到私人口袋裡，會造就多少百萬富翁？這是近年來少數人暴富的原因之壹。

　　從交通中得到的啟示是，必須創造條件，儘快結束雙重規則。然而，既然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雙重規則是漸進式的改革方略造成的，壹下子變成單壹的規則也很難。不過，有壹點應當明確：必須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並軌。匯率不是並軌了嗎？也不是像原來想象的那麼難。當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過程造就了壹批既得利益者(主要是雙重規則的受益者)，他們千方百計地維持當前利益格局的現狀，阻礙改革向縱深發展，阻礙雙軌向單轉過渡。這是需要警惕的。

　　仄橋原理：在劣勢上做文章

　　壹條馬路，各段寬窄不壹。怎樣加大這條馬路的通過能力？修路工人不會這樣愚蠢：把整個壹條馬路全部加寬。他們只去加寬那些最窄的地段。這裡有壹個仄橋原理：道路的通過能力是由最窄的部分決定的。

　　窄橋原理就是在劣勢上做文章。我記得三年以前，貴州省長陳士能在北京壹個會上講貴州有六大優勢：水火互補的能源優勢(指水電和煤)，礦冶結合的資源優勢，軍民結合的機電優勢，以名酒名煙為代表的輕工業優勢，就地取材的煤化工和磷化工優勢，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相結合的旅遊優勢。正當大家聽得十分振奮的時候，他話鋒壹轉，說：貴州有壹個劣勢，僅這壹個劣勢就使其他各種優勢大打折扣，使貴州處於“富饒的貧困”。他說的劣勢就是交通不便。所以，他在北京四處奔走，為的是修建地方鐵路。

　　陳士能是在劣勢上做文章，這樣可以花較少的力氣取得較大的效果。他是聰明的。

　　但是，在經濟工作中說得最多的是發揮優勢。而“發揮優勢”又常被人片面理解為“躲避劣勢”。只乾眼前能見效益的事，不顧長遠的效益。“油水快流”就是這種“發揮優勢”最典型的作法。由此造成對礦產資源的掠奪性開採。其惡果至今還令人頭疼。

　　躲避劣勢實際是急功近利，這和官員考核和晉升制度有關。如果要求某級官員在任職期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多少，利稅增長多少，他當然會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基礎好、見效快的地方。

　　“躲避劣勢”，劣勢就會不斷擴大，優勢也會變成劣勢。

　　不能做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

　　我每天上班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壹條是沿復興門外大街向東走，壹條是從木樨地沿小河向東走。有壹段時間，我覺得小河邊路窄，車輛行人壹定很少，我就選擇了小河邊這條路。誰知我走上這條路後，這裡的行人和車輛比我預想的要多得多。我想，大家都走到這邊來了，另壹條路人壹定比較少。但是，當我走另壹條路時，這裡的人又多了起來。

　　多次行路的經驗告訴我，妳覺得這條路上車少，走上以後壹定車很多。因為大家都作出同樣的判斷。這個經驗也使我明白，在作決策時，不僅要考慮當時的客觀環境，更要考慮眾多的人怎樣對待當時的環境。了解眾人的決策以後，才能夠作出超出眾人的決策。

　　由此我想到企業的經營。日本企業家堤義明先生說：“‘董事會全體成員贊成時最危險’是我父親的遺訓。而我確信，只有董事會全體成員反對時，才是正確的。”他這話說得未免有點絕對。但是，與眾多的人有相同的思維，在企業決策中是很危險的。妳認為開發什麼產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妳開發出來以後，壹定是供大於求。這是因為，在當時的信息條件下，大多數企業也會和妳有同樣的想法、會作出和妳同樣的決策。

　　還是壹位日本企業家說得對：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就可以考慮去做，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要堅決去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時倒不壹定去做了，因為妳認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先覺者早就動作起來了，等妳出了產品，市場早被他占領了。

　　企業決策要冒壹定的風險。當然，風險不是盲目，關鍵是全面掌握信息，特別是要掌握眾多的人的思想方法，了解眾多的人對現實的判斷和決策，從而作出超出眾人的判斷和決策。這是對決策者膽識和魄力的考驗。

　　小警察可以管大部長

　　我的壹位同學是副部長。有壹次他乘車外出開會，因司機違反交通規則，被壹位年輕的交通警罰了款。這位大部長在小警察面前毫無辦法，只好連連認錯。

　　為什麼小警察能管住大部長？因為在馬路上沒有官職大小之分，這裡最高的權威是交通規則。

　　由此我聯想到喊了多年的精簡機構問題。為什麼越精簡越膨脹？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機構升格和臨時機構太多。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中，提高機構的級別成了不可阻擋的潮流。股級升為科級，科級升為副處級，處級升為副廳級……機構壹升格，該機構領導幹部的工資、級別以及各種待遇也隨之水漲船高。除了常設機構以外，還有大量的臨時機構。這些臨時機構像韭菜壹樣，割壹茬，長壹茬。為什麼臨時機構這麼多？為什麼要求機構升格？原因之壹，是為了提高機構的權威。例如，綠化河山本來是林業部門的工作，但這項工作還涉及相關的部門。林業部和這些相關部門級別差不多，林業部門說話其他部門不聽，所以成立壹個“綠化委員會”，找壹個地位更高的官員當主任。機構升格是怕自己部門的級別低，有關部門不聽，提高規格以後就可以“上指揮下”，“以大壓小”。這是單純用行政權力來管理所出現的現象。如果用法律來管理，就不必“上指揮下”，“以大壓小”了。

　　交通警察的級別比部長不知低多少級，但是，小警察可以管住大部長。這是因為小警察是執法的，法大於官，在法律面前警察和部長是平等的。

　　機構膨脹是制度和法律失效的結果。如果我們更多地採用法制管理，臨時機構就會減少，機構升格的問題也好解決。

　　小政府

　　前幾年，理論界圍繞“大政府”好還是“小政府”好的問題進行過討論。論者的分歧集中在“政府管事多好？還是管事少好？”這個問題上。

　　我認為，就今天政府的現狀而言，僅用“大”和“小”還不足以說清。還應當論及另壹個方面，這就是政府是強還是弱。我的主張是，政府要小，但要強。

　　政府要小，是指政府的機構很精幹，冗員很少；政府不包攬壹切，只把政府必須管的事管好。政府要強，是指政令暢通四海，宏觀調控有力，有權有威，令行禁止，該由政府做的事，政府能做得很漂亮。

　　現在政府太大。全國總人口和官府吏治人員數的比例：唐代3900比1；明代2900∶1；解放初期為297∶1；1994年為29∶1。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到目前政府機構的龐大。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公共事務不斷增多，官員逐漸增多有其合理性。但是，目前已經遠遠超過了合理的限度。造成冗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壹是政府管的事太多：管分錢分物，管企業經營，管蓋房修路……政府管了不少不該管的事，效果就適得其反。政企不分就是政府包攬壹切的不良後果。

　　現在政府太弱。南方某縣的壹位朋友告訴我：最近幾年中央的政策到基層很少不變形走樣的。中央壹項政策下來以後，省、地、縣級不少幹部在琢磨中央政策上狠下工夫。不過，他們不是琢磨如何落實這些政策，而是琢磨如何鑽空子，謀取地方和個人利益。如果地方政府都去研究如何鑽中央政策的空子，政令能暢通嗎？我說政府太弱除了政令不很暢通以外，還有另壹方面：很多政府應該幹的事情，卻沒有力量去干。政府該幹的事沒幹好，就會影響政府的權威。

　　政府太大、太弱。這個問題涉及很多方面。有政治體制問題，有人事制度問題，有廉政建設問題。在這篇小文中，我只從財政這個角度談壹點看法。

　　在中南海的不少辦公室，牆皮剝落。我問這裡的朋友為什麼不修繕，回答是國家財政困難；在工資改革實行將近半年以後，國務院某部門還沒有到位。問其原因，答案也是財政困難。不管走到哪個“吃財政飯”的單位，都可以聽到叫苦聲。

　　改革十六年，有十五年是財政赤字，而且赤字不斷加大。財政如此困難，是不是國家很窮呢？不是。相反，改革以來，我國社會財富大量增加，國力比過去雄厚多了。199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1978年的9.78倍。既然國家比過去富了，為什麼財政日益艱難呢？

　　原因在於財力過於分散。這表現在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下降。1978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37.2%，現在不到22%；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前接近70%，現在為28%。

　　這兩個比重下降也有合理的壹方面。因為有些投資主體已經由政府轉向了企業，財政收入比重下降也是應該的。但是，下降的幅度過大，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缺乏必要的監督控制，大量的財政流失。壹方面，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另壹方面，公款消費壹擲千金。

　　財政弱必然政府弱。本來應當由政府開支的經費不能給足，這就造成了大家經常抱怨的壹些現象：

　　教育經費不能按期支付，壹些教師不能按期拿到工資；公安經費不能給足，警力、裝備不能滿足社會治安的需要；要求出版社自負盈虧，高水平的學術著作無法問世；基礎研究經費不足，壹些科研人員無事可做……中央財政困難，影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也削弱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所以，壹位權威人士說：“中央財政收入如果不占整個財政收入的60%，就難以號令‘諸侯’。”

　　要在財政方面成為“強政府”，除了適當集中財力以外(分稅制正是要達到這壹目的)，還必須讓政府成為“小政府”。也就是說，不應當由政府花錢的事政府不必花錢。這就要劃分政府的事權：凡是民間可以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做；凡是地方政府可以做好的事，中央政府就不必去做。這樣，既可以精兵簡政，又可以集中力量做好政府必須做的事。這樣的政府，既是“小政府”，又是“強政府”。

　　私人轎車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未來中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轎車嗎？要不要鼓勵轎車進入家庭？面對這些十分現實而又十分緊迫的問題，在人們當中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壹部分人興高采烈地談論“轎車進入家庭是歷史的必然”、“轎車文明會給我們帶來豐碩的成果”。他們舉起雙手，歡呼轎車文明的來臨。另壹部分人針鋒相對，斷然指出“中國不適宜大量發展私人轎車”。他們問道：“我們能不能不走發達國家的老路，尋找壹條比私人轎車更理想的交通方式呢？”

　　在日益強烈的批評聲中迅猛發展

　　壹百年以前汽車剛剛問世時，人們只把它當作壹項技術發明，誰也不會到想它對社會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

　　汽車刷新了社會面貌。它使人的活動範圍加大，使社會交往更加頻繁，使人們之間關係更加緊密。飛轉的車輪，改變了城鄉關係，改變了城市格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和思維。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裡，汽車不僅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壹種生活方式。作為生活必需品，人們壹旦擁有它，就很難離開；作為生活方式；人們壹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進入轎車文明的人們，不可能再回到馬車時代。這不僅僅是人們留戀汽車的舒適，而是因為信息時代需要速度。在發展中國家，不少人也渴望早日能享受私人轎車的便捷。

　　但是，汽車在施惠予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了壹系列的社會問題。

　　家家有車之日，寸步難行之時。道路的拓寬總是趕不上車輛的增加。運送同樣人數的乘客，私人轎車比公共交通要多占用幾倍的道路。幾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塞車成了人們最頭疼的問題。汽車給人們以速度，過多的汽車又使人們像烏龜壹樣地在公路上爬行。在中國，千人轎車擁有量僅為0.6輛，不到美國的百分之壹，和世界平均水平78輛相差很遠。現在交通堵塞已經很嚴重了，難道還要加劇交通堵塞嗎？

　　汽車給人以舒適，汽車也給人以死亡。據聯合國統計署資料，1979年，96個國家汽車車禍死亡人數為255212人，其中不包括中國、印度、前蘇聯。根據這個數字推測，全世界壹年死於汽車輪下的不少於35萬人。對中國來說，汽車車禍死亡率高得多。據公安部辦公廳統計，1997年，中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73861人，受傷人數為190128人，直接損失18.46億元（《公安研究》1998年第3 期）。

　　汽車使藍色的天空濛上了陰影，在清新的空氣中加進了壹氧化碳、四乙基鉛、氮化物和硫化物，使寧靜的環境增加了五十分貝的噪音。有人認為，心臟病和癌症患者劇增，同汽車排放有壹定的關係。

　　汽車的快捷舒適是以高能耗為代價的。據蘭德公司壹位專家推算，美國的汽車每年消耗全部能耗的四分之壹。中國的人均能源擁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七分之壹，只有美國人均水平的十分之壹。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是石油純進口國。我們能“養活”3000萬輛轎車嗎(壹種預測，2005年左右我國轎車千人保有量為25輛，全國保有量為3000萬輛)？

　　還有，私人轎車的發展，會加劇社會不公，公路、停車場會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等。

　　鑑於轎車的急劇增多帶來壹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二、三十年前，未來學家、城市專家、交通專家、生態學家，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發出了同樣的呼喊：要限制私人轎車的發展。隨著現代工業帶來的問題與日俱增，這個呼喊聲越來越強烈。

　　那麼，為什麼近20年來，在反對私人轎車的強烈呼聲中，轎車反而發展更快了呢？壹位西方汽車工業專家壹語道破：“汽車工業的收縮比它的膨脹迅速帶來的社會問題更為緊迫。”

　　推動轎車加速發展的是經濟力量

　　汽車工業的收縮會帶來什麼樣緊迫的社會問題呢？是汽車工業以及與汽車相關行業的興衰。它關繫到壹大批人的切身利益，關繫到壹大批人的就業與生存。

　　汽車這種東西，天生就是辦特大型企業的商品。在正常情況下，產量低於某壹數量，就沒有國際競爭力。這個數量稱為“最小有效經濟規模”。據國外專家反覆研究，汽車工業的最小有效規模是200萬輛。

　　這麼大規模的生產，就需要大規模的市場。

　　從國外看，在汽車保有量中，75%以上是轎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汽車工業主要是轎車工業。

　　哪裡去找這麼大規模的轎車市場呢？任何壹種商品，如果不進入家庭，市場就不會廣闊。如果不成為生活必需品，市場就不會穩定。因此，從汽車工業界來說，最希望轎車進入家庭，最希望轎車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

　　眾所周知，汽車產業是關聯度很大的產業。每輛汽車有25000個零件，需要600多種鋼材，還有品種繁多的非金屬材料。汽車工業的發展必然要帶動鋼鐵、材料、機械、電子等壹大批產業的發展。美國的汽車製造業消費美國20%的鋼材、12%的鋁、10%的銅、51%的鉛、95%的鎳、35%的鋅和60%的橡膠。汽車的產品開發、原料採購、零部件生產、整車裝配、銷售、售後服務、維修、油料供應……這壹系列的環節，可以容納大量的就業人口。美國和日本在與汽車相關產業中的就業人口，超過了總就業人口的10%(也有人說美國的就業人口中，有六分之壹直接或間接同汽車業有關係)。所以有人形象地說，發展汽車工業就是給國民經濟安上了四個輪子。

　　然而，國民經濟壹旦架在四個輪子之上，就得聽任這四個輪子擺布。汽車工業壹旦不景氣，就要引起壹大批產業不景氣，就要把大批員工拋進失業大軍。所以，在四個輪子上的政府官員們，為了保持經濟繁榮，就得使四個輪子加速、再加速。

　　1900年世界汽車產量不足壹萬輛。到1990年，世界汽車年產量達5000萬輛，90年間增長5000多倍。今天，世界上每出生壹個嬰兒的同時就要生產出0.56輛汽車。汽車的生產還在加速。從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裡，世界汽車產量淨增2000萬輛。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內，世界汽車產量將淨增2500萬輛。到那時，汽車年產量將達7500萬輛。

　　今日的汽車及其相關的產業，在世界上已經形成了壹股強大的勢力。這股勢力是由汽車業及與汽車相關產業的廠商、這些產業的就業員工、主要汽車生產國的政府構成的。對這股勢力來說，控制私人轎車發展，關繫到他們的生死存亡。廠商要利潤，工會要維護員工的利益，政府官員要選票，都要大力推銷轎車。總統的選票和向國外推銷多少輛車密切相關。

　　另外，汽車已經造就了壹大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們放棄這種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那些還沒有進入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們，也渴望著享受私人轎車的便捷。汽車的生產者、銷售者、使用者，都不願意改變業已形成的汽車文明。這種勢力，這種慣性，壓倒了日益強烈的控制私人轎車的呼聲，使轎車成為更多家庭的寵物。

　　我們不能構築世外桃源

　　中國的社會還沒有架在汽車四個輪子之上。趁這個機會，我們能不能在污濁的汽車尾氣之外保留壹塊淨土？能不能在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中保留壹個寧靜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狠下決心，對日益逼近的轎車浪潮置之不理，不發展自己的轎車工業，不就避免了轎車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嗎？

　　這個問題不能關起門來回答。汽車工業是壹種跨國工業，在全球生產，在全球銷售，在全球競爭　�帄Z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是競爭的焦點。汽車市場的競爭沒有國界。國際汽車業這股強大的勢力，它的觸角伸向了地球的每壹個角落，不斷地開闢自己的新“領地”。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構築壹個世外桃源。

　　發達國家的汽車市場已經飽和。為了擠占發達國家的汽車市場份額，它們之間的汽車商戰從來沒有停息。日美汽車貿易大戰劍拔弩張，相持不下。北美、西歐、日本三個地區占世界汽車產量的85%以上，而人口只有世界的16%。不出口就沒有活路。要維持西方汽車大國龐大的汽車工業，開闢發展中國家的汽車市場是壹個希望。中國是壹個規模十分龐大的汽車市場，也是目前唯壹沒有被瓜分的市場。中國汽車市場這塊肥肉，各國汽車廠商覬覦已久。

　　近幾年來，外國各大汽車公司的要員頻頻來華，國際汽車展銷會規模越來越大，有的外國大公司還展出了專門為中國人設計的轎車。他們為占領中國這個龐大的汽車市場，已經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壹家又壹家外國汽車公司，像壹批灌足了油、已經啟動的汽車，正向中國市場開進。

　　事情已經是這樣地明顯，如果中國自己不發展轎車工業，就要把市場拱手讓給外人。中國人害怕自己的汽車堵塞道路、污染環境，外國汽車照樣會到中國來堵塞道路、污染環境。中國人不主動地進入轎車文明，也會被人裹脅到轎車文明中去。

　　中國不發展轎車工業，這是外國汽車廠商求之不得的。西方壹個汽車工業研究機構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要求汽車市場平衡，“最簡捷的是淘汰無競爭力的廠家和民族汽車工業，讓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汽車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

　　能不能關起門來，不讓外國轎車進來呢？做不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進口汽車花了200多億美元，比中國汽車工業的總投資高出三四倍。合資以後，進口CKD件(即進口外國汽車零件到中國組裝)，又是二、三十億美元。合資以後的汽車工業的產值中有三分之壹是外匯換來的。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更沒有理由阻擋進口汽車的浪潮。

　　與其被動裹脅，不如主動迎接

　　在轎車文明日益逼近的時候，我們之間的種種爭論，歸結起來是三個問題：

　　壹是我們能不能選擇壹條比轎車更清潔、更節能的交通方式？也就是說，我們去參與分享私人轎車的便利，還是放棄這種弊端從生的便利，另闢新路？

　　二是如果壹時不能另闢新路，我們是被裹脅、被動進入轎車文明，還是主動進入轎車文明？

　　三是我們中國的經濟能不能架在四個輪子上面？也就是說，中國能不能主動發展轎車工業，在世界汽車市場上爭得壹席之地？

　　我們需要尋找比私人轎車更安全、更清潔、更節能的交通方式。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這是整個人類的探索，我們中國不可能超越這個階段，不可能憑空地獨自探索出壹條新路來。在找到更好的辦法之前，我們不可能倒退到馬車時代。

　　過去百年，汽車改變了社會；今後百年，社會將要改變汽車。科學技術正在按照社會的需要不斷地改造汽車。科學家們正在努力解決汽車排放污染問題、能源問題。這些方面已有進展。例如，由於道路安全的改善，運行每億輛公里傷亡人數，美國從1923－1927年的11.3下降到1968年的3.3；日本從1964年的18下降到1969年的11.2。據對21個發達國家統計，汽車交通死亡人數，1981年比1970年下降了19.3%。

　　我們面臨的最糟糕的選擇是，被外國轎車裹脅到轎車文明中去。中國轎車工業還不發達，外國轎車大量進入我們的家庭。如果被動地裹脅到轎車社會裡，將會出現比預料的社會問題還要嚴重。所以，我們如果找不到比私人轎車更好的交通路線，又不能在轎車文明之外建立“世外桃源”，我們就要盡力避免被人裹脅到轎車文明中去。那麼，唯壹的選擇就是主動迎接轎車文明。

　　主動迎接轎車文明，就是在政策配置、道路建設、城市規劃等壹系列有關的問題上，針對私人轎車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事先採取措施，盡最大的可能存利除弊。

　　我們主動迎接轎車文明，還要利用我們的後發優勢，充分吸收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不必大力鼓勵轎車進入家庭，而是放棄原來的過度限制政策，聽其自然。這樣，壹些高收入家庭會自動購買轎車。隨著道路等設施的發展，再逐步提高千人轎車擁有量。在大城市內，還是以公共交通為主，發展地鐵、輕軌交通。在人流密集的市中心，限制私人轎車進入。

　　主動迎接轎車文明，最關鍵的是集中國力加速發展我們自己的轎車工業。用我們自己的轎車來裝備我們的家庭，用我們的家庭市場來哺育自己的轎車工業。

　　在汽車工業已經國際化的今天，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要發展汽車工業，就得立足於國際市場。不立足於國際市場，我們的汽車比人家貴，質量比人家的差，就擋不住外國汽車進來。所以，我們的汽車沒有國際競爭能力，就保不住國內市場。

　　中國汽車的總產量不到世界汽車總產量的2.5%，在國際上無足輕重，在國內也沒有真正成為主導產業。中國的汽車工業能不能擠進世界市場呢？有可能，但很困難。今天，世界汽車工業的格局和市場劃分大體已定。這種格局是多年優勝劣汰的產物。今日汽車工業的主要成員是七十年代以前競爭的倖存者。中國要擠進國際汽車市場、並與西方汽車相抗衡是很難的。

　　但是，世界上也有後進者成功的先例。日本也是汽車後起國。現在可以和美國抗衡；韓國汽車工業發展更晚，現在也成了氣候。當然，能否成功，關鍵在戰略、在政策、在組織。關於這些，是另壹篇文章的話題了。

　　在這裡要說的是，中國發展汽車有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最大的優勢就是龐大的國內市場。有龐大的國內市場的支撐和培育，是提高本國的汽車工業競爭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利條件。市場本身也是資源，而且是重要的資源。拿出部分市場資源換技術、換資金，也是發展國內汽車工業的重要手段。

　　歌廳酒樓 壹擲千金

　　現在，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歌舞廳越來越多，越來越豪華；酒樓如雨後春筍，越來越“貴族”。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奢靡之風愈演愈烈。是什麼財源支持這種奢靡的繁華？我壹直在尋求答案。

　　奢靡之風的財源是不是來自私營企業主？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全國工商聯1993年下半年對1700戶私營企業主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是，平均每戶每月生活費開支為1400元。其中，伙食費占42%，交際應酬費占21.4%，服裝費占16.8%，文化娛樂費占3.6%。他們的人均生活費支出，在城市，是其他居民的2.2倍；在農村，是其他居民的3.3倍。每月交際應酬費1000元以上者占被調查戶的24.4%。只有6.4%的調查戶每月在娛樂場所消費千元以上。三分之壹的企業主無暇光顧娛樂場所。從這個材料看，私營企業主的消費水平是要高壹些，但他們不足以成為奢靡之風的主要財源。不久前，壹位私營老闆對我說：“我們賺錢很不容易，真是‘囊中毫釐皆辛苦’。除非是瘋子，才會千金壹擲玩心跳。”這是實話。那麼，奢靡之風的財源主要來自哪裡？

　　最近看到壹個材料，使我明白了幾分。原來，在歌廳酒樓花的錢有很大壹部分來自公費。據有關部門分析，自八十年代以來，全國各大中型飯店的收入中，60%以上來自公款請客；進口香煙40%是公款購買；各種名酒60%用於公款消費；國內旅遊收入中，三分之壹為公費旅遊。至於近來時興的公費出國旅遊的耗費，那是無法統計的。

　　國家統計局提供過壹個數據：1980年全國公款消費186億元，1990年為741.2億元，1993年猛升到1283.5億元。我想，這個數字恐怕還不是公款消費的全部。

　　好事者算了壹筆賬，按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1993年公款消費的錢如果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建2.5座三峽工程(按最初的概算)，可以造60艘航空母艦，可以建130個裝機容量為50萬千瓦的火電站……如果用來扶貧，按1993年全國農民平均純收入942元計算，當於1.36億農民壹年的收入。

　　這些公款是從哪裡漏出來的呢？主要是來自國有企業和按企業經營的事業單位。政府機關雖然也參與公款消費，錢還是要企業掏。因為政府機關沒有這項開支名目。常常有這種情況：政府請客，企業掏錢。企業的上級讓企業請客人吃壹頓飯，企業敢頂回去嗎？何況結識了上級官員，說不定對企業經營還有好處，在壹般情況下，企業也是願意掏這筆錢的。還有不少會議，也要企業贊助。這類用企業贊助的錢召開的會議，照例有壹半時間是進行旅遊。

　　還有壹些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辦企業，實際是這些單位的“小錢櫃”，是公款消費的財源之壹。主管單位的公款消費，都由這些企業開支。這類企業由於是政府機關辦的，帶有權力經商的性質，錢來得比壹般企業要容易。

　　企業的錢是怎樣進入公款消費領域的？可以用很多名目。例如，按規定，企業可以按銷售額的千分之三作招待費。如果銷售額1億元，就可以提出300萬元。壹個銷售額1000億元的城市，至少有3億元投入歌廳酒樓。這個千分之三還可以突破。如果突破了，照章納稅就行了。企業還可以用其他名目報銷招待費，例如，明明是在酒樓里的消費，發票上卻寫買材料的費用，或其他可以進入成本的費用。成本是個無底洞，可以容納很多公款消費的開支。至於政府機關辦的企業，花起錢來就更方便了。

　　企業經營中，來往業務活動較多，花壹定的招待費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需要弄清的是，第壹，這種招待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內，還是過分鋪張；第二，這些招待費的花銷是真正用於經營業務，還是用在不應當用的地方。我想，如果企業真正是自負盈虧，這些憂慮是多餘的。問題就出在企業還在吃國家的“大鍋飯”，吃銀行的“大鍋飯”，經理對資產經營的效果不承擔責任，經理的行為又缺乏必要的監督。這樣，企業就成了壹個沒有閘門的大漏斗，成了社會上奢靡之風的財源。

　　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有些私有企業為了“買”得各級政府設立的種種經營“通道”，也不得不在歌廳酒樓“搞定”政府官員。“酒杯壹端，政策放寬”，政策壹“寬”，財源滾滾。只要官員網開壹面，企業花多少錢也是可以加倍收回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見不得人的勾當，也常常是在歌廳酒樓里進行的或從歌廳酒樓里開始的。

　　如何堵往日益蔓延的奢靡之風的財源呢？這是深化企業改革的壹個重要課題，也是政府改革的壹個重要課題。如果政府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干預過多，事事設限、處處設卡，那麼，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還得不停地向政府官員燒香上供，歌廳酒樓的生意還會越來越好。

　　機制泛談

　　近年來報刊上有壹出現頻率很高的詞：機制。市場機制，經濟運行機制，企業經營機制，幹部選拔機制，等等。什麼叫機制呢？《辭海》上解釋說：“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我在清華大學攻讀了六年的機械，從機械學裡還沒有聽到這個詞。但是我從生物學上卻讀到了這個詞。機制是指生物機體的內部構造和運行機理，並由這種內部構造和運行機理形成壹種自我生長、自我調節的功能。我們分析機制，意味著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從現象的描述進入到本質的分析。壹分析機制，對問題產生的原因認識就深刻了，提出的解決問題的對策也就準確了。

　　現在，經濟學從生物學那裡類比借用這個詞。例如，分析壹個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從企業的經營機制上找原因；分析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問題，也要分析經濟運行機制。機制，它應是壹種內在的、自我調節的循環，例如，我們說價格機制，它在調節生產的過程中，是壹個自動調節的封閉循環：

　　在這篇小文里，我想把機制這個詞的用途再擴展壹下，用它來分析壹下今天人們所深惡痛絕的壹些社會現象。

　　腐敗機制：什麼叫腐敗？腐敗就是權力和金錢的交換，是權力和權力的交換。腐敗是和權力相關的。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可能產生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壹定會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吳敬璉先生首先從國外引進了“尋租”這個概念。他們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價差、計劃利率和市場利率的利差等，稱為“租金”。“尋租”，就是那些想發財的人們千方百計地獲取這些“租金”。計劃內產品、計劃內貸款，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員掌握的。賄賂掌握“租金”的官員，是“尋租”最簡便的途徑。如果賺錢的機會(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需要政府官員審批，掌握審批權的官員就是“尋租”對象。我採訪過的壹個案犯有壹段精彩的自述：“用我的錢買他的權，用他的權為我賺錢。”這說明，權錢交易是壹個雙向激勵的過程，是壹種內在的封閉循環，這就是壹種腐敗機制。如果沒有對權力的制衡，在這個封閉循環的自我激勵下，權錢交易會愈演愈烈。行政權力干預經濟的範圍越廣，“尋租”的現象就越普遍，制止“尋租”的成本就越高，腐敗就越難制止。

　　假話機制：近來，浮誇風又喧囂塵上。雖說不能和1958年農業“放衛星”那陣子相比，但其嚴重程度也夠令人瞠目的。為什麼假話屢禁不止呢？這裡也有壹個機制問題。據我在採訪中得知，北方某省有的地、市政府向鄉鎮幹部許諾，凡是達到壹億元產值的鄉，鄉長按副縣級待遇，所以，鄉長們千方百計地讓各村多報產值。現在強調提拔幹部要看政績。什麼是政績？是各種各樣的考核指標。指標完成得越好，提拔得越快。這就是“數字出官”，上級對數字滿意，官就升得快。如果這數字真正能反映政績，那當然是好事，但不全是如此，其中不少數字是官員們根據升官的需要拼湊出來的，這就是“官出數字”。既然假數字能夠成為升官的階梯，小官為了當大官就更加大膽地出假數字。“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也是壹個不斷激勵的封閉循環。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糾正措施，也會根據“正反饋”原理，越來越嚴重。

　　拍馬屁機制：拍馬屁是人們所不齒的，但是拍馬屁的現象卻司空見慣。為什麼呢？原來拍馬屁現象的出現也有壹種機制。如果幹部的升降榮辱由人民來決定，就會出現人民公僕；如果幹部的升遷榮辱由頂頭上司決定，就會出現人身依附。漢代哲學家王充說過：“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逢遇》)什麼叫“遇”呢？在缺乏民主的、科學的選賢任能制度的社會，“遇”，就是得到有權勢人物的賞識。如果有權勢的人物本身“才高行潔”，真正出以公心選賢任能，那些想尋求報國之門的人們，就會努力做到“才高行潔”。如果有權勢的人本身不是“才高行潔”，那些“能薄操濁”的人們，就會投其所好。拍馬，是求“遇”的最好方式。所以，在那些“能薄操濁”的權勢者周圍，必然有壹批“能薄操濁”的拍馬屁者。這批拍馬屁者很快就會“處尊居顯”，在他下面又會有壹批拍馬屁者。這樣層層向下擴展，拍馬屁就成為風氣。

　　我在上面說了這麼多不好的機制，其目的在於從較深的層次上尋求解決這些社會弊端的辦法，也就是要從制度的結構和運行機理這個層次來根除社會弊端。

　　階層和諧是社會和諧的根本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然而，社會是否和諧，關鍵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是否和諧。

　　社會分化為階層，是因為社會上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不同，社會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訴求的目標不同，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不同。這種種不同，就會產生矛盾，就可能使社會不和諧。所以，只要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層，就存在著不和諧的因素。建設和諧社會不是在忽視矛盾或繞開矛盾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要正確處理社會矛盾，其中，關鍵是正確處理好階層間的矛盾。

　　社會公正

　　社會各階層之間，不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協調性。有效地協調各階層間的利益關係，是保證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而協調的原則就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最高的社會原則，是社會和諧的基石。不公正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所謂社會公正，就是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地分配權利和義務。社會公正要求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權利和義務均衡，社會各階層各分享多少利益，各應承擔什麼義務，應當是均衡的，每壹個階層的權利和義務是對稱的。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的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的沒有解決(如城鄉身份問題)。改革以後又出現了新的社會不公正問題。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公正問題更加突出。

　　改革期間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錯位。從邏輯上講，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小的社會階層，應獲得較少的改革收益；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大的階層，應獲得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扭曲的：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會不公正必然引起不和諧，不和諧的突出表現是階層間利益摩擦和利益衝突。這種摩擦和衝突有時是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是主要的表現形式。

　　這些不公正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

　　中國改革的路徑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但是，中國的市場是用行政力量製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讓中形成的。隨著經濟迅速市場化，而行政權力幾乎沒有大的觸動。在市場形成過程中，原有的權力體系起著重要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壹方面使經濟體制向市場化大步推進；另壹方面，原有的權力結構更加強化。從此形成了“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即“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是最不公正的市場經濟。將“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改變為“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是保證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和諧的制度保證。這就需要加速實現民主政治。

　　社會流動

　　社會階層是社會報酬(財富、權力、聲望)分配不平等的標誌，是社會地位排列順序的構造。但是，壹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壹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變的。社會階層像公共汽車，它永遠是運行的，但其乘客是不斷更新的。這就是社會流動的形象比喻。

　　社會流動使處於下等階層的人們有進入上等階層的機會。這是化解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不同社會狀況的流動性是不同的。在封建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差。在這樣的社會裡，上等階層的人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止制度演進，使得處於下層的人們很難向上層流動。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中國改革以前的那種身份社會流動性很差，改革開放以後大有改善，但還是有很多阻礙社會流動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僵死的人事體制，使壹些優秀人才得不到上升機會。職務升遷是社會流動的壹個方面，這就需要有壹個合理的幹部人事制度。現今的幹部人事體制是任命制。從名義上講，這種任命制也有壹個考察、選拔的過程，也有集體討論。但在實際上，很多單位的壹把手的意見占主導地位。壹把手“說妳行妳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1979年2月，前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在壹封寫給壹位美國人的信中曾說，“除非我們改變目前的幹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否則“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

　　教育不公平使低階層的後代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可能。在中國，農民的兒子要脫離農村，上大學是壹條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兒子要當幹部，上大學也是壹條重要渠道。既然受教育狀況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最為重要的因素，教育機會均等，是最重要的機會均等。改革以來，我們的教育機會均等情況是比較差的。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在校大學生中，城鎮居民子弟約占70%，農民子弟約占30%；而在全國總人口中，這壹比例恰好相反，農民子弟占70%，城鎮居民子女占30%。農民子弟即使大學畢業，但由於權勢階層的種種形式的阻攔，他們也很難進入職業聲望較高的工作崗位。《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報道，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劉偉父親是農民，舉債為她上學。她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上大學，家裡只好讓弟弟輟學。我欠弟弟很多，以後再償還給他。”為此，她壹上大學，就為找工作擔憂。她參加了壹次又壹次應聘，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她最後壹篇日記只有6個字：“為什麼這麼難。”迫使劉偉自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阻止低階層向高階層流動的強大力量。這種阻力來自缺乏制度和法律制約的權勢階層。

　　政府作為

　　改革以前，各種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政府，政府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唯壹力量。現在，原來集中於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因此，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政府不再是支撐社會穩定的唯壹力量，各種利益集團、社會中間組織和個人的行為也對社會穩定起著重要作用。

　　在政府是社會穩定的唯壹支撐力量的時候，保持社會穩定主要靠兩手：壹手是權力強制和武裝鎮壓；另壹手是統壹認識，壓制不同思想。這就是傳統社會安邦定國的“文武之道”：筆桿子和槍桿子。也就是說，那時的穩定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對各種社會勢力和各種不同意見的控制力強，社會就能穩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不穩定。30年的改革，整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看不到這壹變化，還是靠控制輿論和迷信警力來維持穩定，不僅適得其反，還是很危險的事。

　　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多元化以後，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協調和規範。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要創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商和妥協；政府要規範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在市場無能和市場失效的環節發揮政府的作用。

　　當前政府要做的是：壹要建立溝通渠道，讓各階層的意見得到表達；二要培育社會中間組織，建立風險和衝突的緩衝帶；三要強化社會政策，促進社會公平。改革三十年來，國家重視經濟政策，對促進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當前，社會問題顯得更加突出，這就需要國家的社會政策來彌補市場的缺陷。社會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防止經濟壟斷和政治壟斷，加強權力制衡和法制建設，阻止上等階層侵害下等階層的利益；通過再分配，從上層取得收入，用於扶助下層，加快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教育公正

　　在中國，農民的兒子要脫離農村，擺脫農民身份，上大學是壹條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兒子要當幹部，上大學也是壹條重要渠道。人們要找到壹份好工作，也必須有相應的學歷。總之，壹個人要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上學是壹條重要途徑。

　　進行社會階層分析的社會學家們雖然有很多爭論，但在這壹點上的看法是完全壹致的：受教育狀況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最為重要的因素。因此，教育機會均等，就是最重要的機會均等。令人遺憾的是，在今日的中國，農民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大大低於城市職工子女。教育機會不均等就是教育不公正，教育不公正是最基本的不公正。而這種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投資不合理造成的。

　　義務教育成了農民的義務

　　我們成天講義務教育，但有壹個基本概念沒弄清楚：義務教育是誰的義務？其實這個問題很明白，義務教育是政府的義務。這個概念西方國家十分清楚，例如，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央政府無壹例外地承擔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經費的職責。

　　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義務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實，不是初次分配的果實。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不管富人和窮人、不管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不管居住在什麼地區，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再分配，是國家財政拿錢，用來修正初次分配中不公正的重要手段。義務教育是體現教育公正，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義務教育在再分配的“筵宴”上沒有應得的席位。名為義務教育，實際上還要已經納過稅的、處境相當貧困的農民自己掏錢。義務教育成了民辦教育。

　　中國的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農村，鄉鎮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義務教育投入。目前，我國義務教育投入中，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財政負擔，省里負擔11%，中央財政負擔很少。(蘇明：《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支持政策研究》，載《經濟研究參考資料》，2002年第25期)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但不負擔義務教育的經費，鄉鎮財力十分薄弱，卻要負擔絕大部分義務教育經費。鄉鎮政府的錢從哪裡來？從農民那裡來。在農民所交的“三提五統”之中，就包括“教育費附加”，這“教育費附加”是強制徵收的，不管有沒有子女上學，都得交。除了交教育費附加以外，上學的孩子還得交學雜費。農民負擔重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緩和農村的社會矛盾，國家準備實行稅費改革(適當提高稅負，取消各種收費)。但是，由於基礎教育經費來自收費，取消收費，鄉村基礎教育只好停頓。

　　義務教育本來是不應當收學費的，但國家允許收雜費。據中央調查組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調查，壹個小學生壹年收費在300－500之間，初中高達千元以上。很多學生因交不起學費而中途輟學，農村初中生輟學率在20%以上。據教育部發展研究中心調查，貧困地區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的占60%左右(張力：《面對貧困——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的背景、現狀、對策》第155頁)。

　　流動民工在城裡雖然依法納稅，但其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比城市居民的子女少得多。有人估計，2000年末，僅北京市就有9.5萬流動民工的子女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劉天時：《成長，在城市邊緣》，載2000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

　　不記得哪位學者說過壹句很有道理的話：多建幾所學校就可以少建幾所監獄。但是，我們的情況恰恰相反，學齡兒童就學率的提高速度不如犯罪率的提高速度。

　　教育不公平是由教育財政制度決定的。《教育法》第57條規定：“農村鄉統籌中的教育附加費，由鄉人民政府組織徵收，由縣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代為管理或由鄉人民政府管理，用於本鄉範圍內鄉村兩級教育事業。”第59條規定：“經縣級人民政府批准，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根據自願量力的原則，可以在本行政區內集資辦學，用於實施義務教育學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繕、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這兩條規定，將義務教育經費的來源推給了本來已經相當貧困的農民，而城市居民不負擔教育附加費，也沒有教育集資的義務。城鄉財政制度不平等，使得城鄉教學條件差別很大。1998年，全國初中生均預算內經費城鎮為813元，農村只有486元(袁連生：《我國義務教育財政不公平探討》，載《教育與經濟》2001年第4期)。

　　中國城鄉差距本來很大，國家財政把有限的教育經費集中到城市，把鄉村義務教育的責任推給農民，這會使城鄉差別越來越大。

　　不同地區間受教育機會不均等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省、地、縣(市)、鄉分級管理的職責如何劃分，由省級政府決定。《義務教育法》第8條規定：“義務教育事業，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義務教育實施細則》第5條規定：“實施義務教育，城市以市或市轄區為單位組織進行，農村以縣為單位組織進行，並落實到鄉(鎮)。”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事業費和基本建設費，由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中央和地方財政視具體情況，對經濟困難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給予適當補助。”中國幅員遼闊，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地的財力差別很大。上述規定，將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推給了地方政府。各省市也效法中央，將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推到鄉(鎮)壹級。而目前中國的財政狀況是越到下層越困難。這樣，必然造成不同地區教育經費的巨大差異。如：1998年小學生均經費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河南的9.7倍。初中生均經費西藏最高，但初中入學率不到20%；第二位是上海，相當於最低省份貴州的6.8倍，但貴州初中入學率不到60%，如果按每壹學齡人口經費計算，級差在10倍以上。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必然造成受教育機會不均等。

　　不僅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受教育機會不平等，就是在同壹個地區，學校教育質量差別很大。重點中學是客觀存在的，因為教師水平和教學質量、升學率明顯高於其他學校，孩子能進入這樣的學校，上大學的可能性就大。這些重點中學為了平衡供求關係，不得不用收費來設“門檻”。有的城市的壹些名牌中學(大學升學率90%以上)高中入學收費數萬元之多，窮人子女只好望洋興嘆。而那些權力地位高的人的子女，不交錢也可以進入。那些所謂“貴族學校”要交幾十萬元才能夠就讀。

　　升學的門檻高低不同

　　在2001年“黑色的七月”，氣溫高達40多度的湖北農村，為了降溫和減少蚊蟲叮咬，家長出了壹個土辦法：考生複習功課時雙腳放在水桶里，父母定期更換涼水並在壹旁打扇。在同壹時間內，北京的考生在有空調的家裡，喝著冷飲複習功課。兩地的孩子同樣考了550分。結果湖北農民的孩子名落孫山，北京的孩子進入重點大學。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湖北省的分數線是555分，北京的分數線只有488分。

　　中國實行全國統壹高考制度，但錄取學生採取的是分省定額、分別劃線錄取的辦法。而各地招生定額並不是按考生數量分配的，由各高教資源多少而定。因此，同壹所大學，在各省錄取分數線差別很大(見下表)。那些生均教育資源比較高的大城市的錄取分數線，卻遠遠低於生均教育源比較少的省份。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教育資源比較多的大城市，其分數線比湖北、四川、河南、山東等省要低幾十分甚至100多分。

　　2003年8月23日，三名青島女學生來到北京，向教育部提起行政訴訟，狀告教育部“2001年全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計劃”侵犯了她們的受教育權。2001年，青島文科壹般本科提擋線是493分，重點本科是575分，而北京重點本科提擋線才456分，整整低了119分！這件事引發了關於教育不公正的討論，討論從高考分數線到受教育機會的方方面面。在討論中有人著文指出：“當今中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其面積之大，程度之深，受害者之多無不讓人膽戰心驚。”

　　顯然，受害者多是弱勢階層。今日的中國，高等階層的子女比低等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和更優越的受教育條件。弱勢階層的子女獲得教育機會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條件要惡劣得多。教育不公平將會使得弱勢階層的下壹代還是弱勢階層，使社會地位更不平等因素繼續和發展。

　　教育經費本來不多，卻用於錦上添花。

　　我們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太低。而這點教育經費的大部分又沒有義務教育之中。

　　國外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1990年數)：中等收入國家為4.4%，高收入國家為5.7%，世界平均水平為3.6%(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而我國近二十年來，這個比重壹直徘徊在2%－2.5%之間，而這有限的財政投入大部分放在城市和非義務教育上。1998年，我國義務教育的學生數超過1.9億，非義務教育學生2435萬人，但當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用於義務教育的為52.9%，其中，全國預算內教育經費中用於義務教育的只占49.9%。農村義務教育的學生為1.23億，占當年全國義務教育學生的65%。而農村基礎教育的撥款只占全國整個教育撥款的27.5%(蘇明：《 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支持政策研究 》，載《 經濟研究參考資料 》，2002年第25期)。

　　我國的教育經費向高等教育過度傾斜，有限的經費向高等教育集中。以1999年為例，如果全國普通小學生均經費為1，那麼全國初中生均經費為1.62，全國高中生均經費3.36，全國普通高校則高達18.31。而經合國家(OECD國家)初等教育為1，中等教育為1.41，高等教育為2.97，(同上)他們的初等教育投入的比重比我們高得多。

　　有限的教育經費未大量集中到農村，而是集中到少數重點大學。少數重點大學不停地錦上添花，動輒投入幾億、幾十億，大量的鄉村學校急需雪中送炭，卻望眼欲穿而不得。重點大學裡建壹座假山、修壹個花壇的費用，足夠幾所農村學校壹年的開支，足夠償還上百名教師被拖欠的工資。教育投入本末倒置已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媒體喪失客觀中立的立場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狀況比“文革”期間有了明顯的好轉。

　　“文革”中壹時盛行的“事實為政治服務”的作法遭到唾棄。尊重事實的多了，弄虛作假的少了；主觀武斷的少了，客觀報道的多了。

　　輿論監督加強了。出現了壹批鞭撻邪惡、揭露腐敗、抨擊時弊的新聞作品，湧現了壹批堅持真理、敢於鬥爭的記者。

　　很多記者在採訪中敢冒風險，甚至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壹些記者為新聞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

　　多數記者改變了“文革”時以“緊跟”、“看風”為主要工作方式，能夠獨立思考、積極進取地從事新聞事業，記者的責任心、事業心加強了。

　　這些好轉使得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有了明顯長進。新聞更貼近群眾，更貼近實際。“文革”期間那種千報壹面、千篇壹律的情況沒有了，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些好轉是根本性的好轉。從這些根本方面來把握，我們的新聞職業道德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國新聞界的這些進步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民主化程度提高的結果。

　　但是，在金錢可以交換壹切的不良風氣的影響下，新聞界出現了很多使社會各界厭惡、憎恨的現象，出現了很多使新聞從業者感到慚愧、感到羞恥的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媒體腐敗現象。

　　媒體腐敗是以社會影響謀私

　　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可以歸結為以權謀私。新聞界的腐敗現象呢？它的特點是以稿謀私。壹些權威新聞單位，還以“牌子”謀私，即打著這塊“金字招牌”去為小單位“創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產生公眾效應，可以產生社會影響。所以媒體腐敗的特點是以公眾效應謀私，也就是以社會影響謀私。

　　社會影響、公眾效應，取決於兩個因素：壹是新聞單位的權威，發布新聞的單位越有權威，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越大；二是新聞單位的社會形象，它的形象越公正，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越大。新聞單位的權威是權力賦予的，而權力是人民給的，所以，新聞單位的權威是人民給的。新聞單位的形象是這個新聞單位的新聞工作者共同創造的，它是這個新聞單位幾代人職業道德的結晶。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單位的權威和形象，是全體人民最為寶貴的財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眾效應、社會影響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財富。壹個企業花數千萬元做廣告，就是為了取得公眾效應。有了良好的公眾效應，就可以得到市場，財源就滾滾而來。而由權威新聞單位就某企業發布的新聞稿件，要比自吹自擂的公眾效應好得多。從企業角度來說，與其花錢做廣告不如花錢發稿子。壹塊版面的廣告壹般都在10萬元以上，而和記者私下交易發壹版稿子，花的錢就少多了。

　　企業從記者的稿中得到社會影響，並從社會影響中得到巨額財富以後，將其中壹部分分給新聞單位和記者個人。這樣，企業、新聞單位和記者個人都得到了好處。

　　最近幾年，有的記者還參與官場幹部的職位競爭。例如，兩位縣委書記爭奪省里壹個職位，記者通過發表批評或表揚的稿件，從而影響競爭者的勝負。這樣的稿件當然不會公正。競爭的勝利者會給支持他的記者以豐厚的回報，勝利者和記者都得到了好處。

　　誰受損失了呢？是新聞單位的權威，是新聞事業的形象。如前所述，正是這兩個因素決定著發布新聞的公眾效應和社會影響。它的權威消失了，形象壞了，不僅不能產生正面社會影響，反而要產生負面影響。不能產生社會影響的報紙，相當於死亡的報紙。產生負面影響的報紙，不如沒有這張報紙。新聞單位的權威和形象是無形的財富，這壹財富歸誰所有？不是總編輯的，不是記者的。對黨報和政報來說，這壹無形的財富是國家的，是黨的，是人民的。對非黨報來說，是這個單位全體成員的。可以套用壹句經濟術語，這是“國有資產”。像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壹樣，國家新聞單位的寶貴的“國有資產”也在不斷地腐蝕，不斷地轉化為某些個人口袋的財富。和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不同的是，企業的資產流失淨了，企業就垮了，而新聞單位的“國有資產”流失淨了，也就是報紙的形象徹底壞了，它必然還要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和公眾效應。如果這張報紙天天代表黨和政府說話，它就在天天損害著黨和政府的形象。

　　媒體腐敗的表現形式

　　媒體腐敗最根本的表現是不說真話、不講真理，失去了新聞媒體客觀公正的基本屬性。不客觀公正有兩個原因：壹是強權的壓制；二是金錢的收買。“文革”中的報紙屬於前壹種情況；當前的問題主要是屬於後壹種情況。我在《試論新聞和政治權力的關係》(《新聞記者》1988年第3期)壹文中，分析了前壹種情況。現在這篇文章只研究後壹種情況。

　　新聞媒體是怎樣淪為金錢的奴隸呢？方式很多。壹是收取新聞的刊播費用。即新聞單位和企業事先定好的協議，新聞單位向要刊播新聞的企業提供有償“服務”，企業向新聞單位支付多少報酬。所謂“服務”就是按照企業的要求，在什麼時候發出什麼內容的稿件。二是出賣版面。即整版明碼標價，刊出吹捧企業的稿件。三是企業和記者私下交易。記者發稿，企業向記者支付高額酬金。記者拿到錢後，拿出壹部分“打點”有發稿權的編輯。前兩種情況是公開的，收益歸新聞單位集體所有，後壹種是“黑箱子”交易，收益歸個人所有。前兩種國家已經明令禁止，但還有各種變相形式。後壹種目前有泛濫之勢。在壹些採編合壹的報紙，記者自己寫稿，自己發稿，其中漏洞很多。壹些包給個人的專版和電視欄目，最容易進行私下交易。過去《人民日報》對專版管理很嚴，專業部做好專版以後交給總編室，發表權集中在總編室。那時，整個專版被“槍斃”的情況是常有的。現在有些報紙不是這樣管理，交給個人後，採訪、排版、發稿全由專版編輯壹個人管，總編只看看大樣的標題，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通過。

　　當然，有些交易並不都是壹手發稿，壹手交錢，而是發稿人和被宣傳單位建立長期協作關係。只要發了稿子，好處總會有的。即使不給明顯的經濟補償，日後總有用得著人家的時候。所以，現在有的報紙“關係稿”特別多。這樣的報紙，其客觀公正也就要打折扣，更談不上報紙的質量了。這是“國有資產”流失、腐蝕最常見的情形。

　　以上種種形式發出的稿子必定帶有濃厚的“廣告味”。

　　當然，還有大量帶“廣告味”的稿子不能說是腐敗造成的，而是屬於採訪作風所致。但這種作風也會影響新聞的客觀公正，從而影響新聞的形象，和上述腐敗起到同樣的惡果。現在經濟記者通行的採訪方式大體有以下幾種：

　　壹是企業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企業經過充分準備，或請公關公司幫助，約請記者到某大飯店，由廠長介紹情況，並向記者散發寫好的新聞稿。會後有宴請，壹般都以交通費名義，給記者發“紅包”。

　　二是企業邀請壹批記者到企業所在地採訪，企業承擔來回飛機票和食宿費用。這種採訪活動壹般兩三天左右，其中壹多半時間消耗在宴會和旅遊之中。參與採訪的所有記者都聽同樣的匯報，拿到同樣的文字材料，每個記者沒有獨立採訪的時間，這樣的活動壹般也給記者發“紅包”。

　　三是某公關策劃單位或個人，讓企業出壹大筆線，他作為“穴頭”，組織壹批記者到這家出錢的企業採訪，寫壹批吹捧企業的稿子。“穴頭”組織交通(通常是把飛機票送到記者家裡)及壹切事務。“穴頭”賺到壹大筆錢，“走穴”的記者可以得到“紅包”。

　　四是地方政府出面邀請壹批記者到當地採訪壹批企業，也是旅遊式的走馬觀花的採訪。都是集體採訪，個人採訪機會不多。被採訪的企業壹般都會給記者“好處”。

　　上述這些採訪方式寫出來的稿件不能不帶“廣告味”。妳享受了人家的盛情招待，又拿了人家的“紅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妳的稿件還能客觀嗎？就是妳吃了拿了想黑下臉來不認人，可妳拿不到客觀報道的材料，妳沒有抓到真正的新聞，妳只能根據人家提供的材料寫稿，還是免不了“廣告味”。

　　道德制衡弱化是媒體腐敗的重要原因

　　真善美，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其中，真是第壹位的。沒有真的“善”是“偽善”，沒有真的“美”是“溢美”、“媚美”。社會道德要求真，新聞道德更要求真。壹是求新聞報道的真實性，二是求真理。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追求真理是新聞的職責，只有忠於事實才能忠於真理。媒體雖然不能保證他們所說的話都是真理，但媒體必須追求真理。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忠於史職，忠於史實，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為了保持史家的操節，有的人不惜殉之以生命。我國最早的報刊評論家王韜在《論日報漸進於中土》中強調，報人要品德高尚，記事持論“其居心務期誠正”。近代報刊政論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執筆者務期毫無私曲，暗托者則婉謝之，納賄者則峻拒之，胸中不染壹塵，唯澄觀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偉論。”

　　馬克思是壹個傑出的新聞工作者。馬克思認為，敢於宣傳真理、堅持真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毫不動搖、絕不屈服，這是壹個新聞工作者最起碼的品質。馬克思把那些在惡勢力和金錢面前搖擺不定以至無原則的妥協的報刊撰稿人斥之為“最無氣節、最軟弱、最糊塗的作家”，是壹個“可憐的兩棲動物和兩重人格的人”。他把迎合反動勢力寫文章看作是在做“政治投機生意”，而這樣的人是“出賣靈魂的報人”。馬克思認為那些在政治上看風使舵、在宣傳上左右逢源的報刊是“既沒有自己的理性，又沒有自己的觀點，也沒有自己的良心”，這樣的報刊因為有“黃金的鏈條和官方的鏈條”的約束，而失去了職業道德。列寧把“男盜、女娼、賣身的文丐、出賣自己的報紙”歸為壹類加以痛斥。

　　近年職業道德弱化的壹個重要原因是對報紙的社會功能的神聖性認識不足。改革前把報紙片面地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階級鬥爭的工具，把“客觀公正”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來批判。用主觀的價值判斷來扼殺對事件的客觀描述，用虛幻的“總體真實”來否定具體真實，用抽象的“本質真實”來否定現實的真實。“文革”期間，新聞媒體又扮演了可悲、可恨的角色。人們走出文革的陰影以後，像從暗室走到陽光底下，眼睛看不到東西了，連報紙“開啟民智，抨擊時弊、導向國民”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也丟了，連馬克思說的報紙是“促進人民的文化和智育發展的強大槓桿”這句話也忘了。報紙的社會責任、社會功能使新聞工作是壹種全社會最為關注的工作。新聞工作失去了神聖的光環，新聞工作者失去了職業的自豪。在市場經濟還不規範的情況下，由於發財的誘惑，壹個又壹個新聞工作者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黃金的鏈條”。

　　媒體腐敗的體制原因

　　現在，為黨和國家說話的報紙，國家並沒有給足經費，而是讓報社自己去“創收”。承擔社會責任的新聞單位要自負盈虧，要提高職工的收入水平。作為壹個新聞單位的負責人，他面對最大的壓力是經費問題，所以，他不得不把“創收”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新聞單位的獎金高低和“創收”多少掛鈎，“創收”越多，單位職工得到的好處越多，編輯、記者也就把“創收”放到重要位置。雖然上面強調“創收”和新聞業務要分開，但真正分開的單位不多。新聞單位沒有什麼創收手段，要自負盈虧，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而利用版面創收又最方便。有的經費十分困難的新聞單位不得不鼓勵記者去向企業要錢。為了提高要錢的積極性，要來的錢，個人可以拿到20%－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帶有“廣告味”的稿件是壹眼就能看出來的，但卻很容易地通過了層層“關口”，經常出現在報紙上。對於把關的總編輯來說，經濟壓力的緊迫性遠遠大於維護報紙質量的緊迫性，他明明知道這篇稿子有“廣告味”，從收入上考慮，他只好放行。

　　我不是主張所有的新聞單位都依靠國家供給經費。但是，黨和國家直接掌握的新聞單位，應當給足經費，不要讓它去“創收”。新聞單位是有收入的，廣告應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廣告就是廣告，稿子就是稿子。廣告是純商業性的，稿子不能有壹點商業味。其實，黨和政府直屬的新聞單位的廣告收入是很可觀的，多數單位可以抵上報社的開支，不少單位還有巨額利潤。即使是這樣，也應當收支兩條線，不能搞收支掛鈎，更不能搞利潤承包。新聞單位的領導人主要精力應放在新聞業務上，不應放在“創收”上。

　　對多數新聞單位，可以讓它自己收支掛鈎。也就是靠廣告來養活報紙。這些非政府的報紙要求得生存，就得有廣告；要有廣告，就得有發行量；要有發行量，就得有客觀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壞的報紙，公眾不承認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報紙的競爭，關鍵是報道質量的競爭。報道質量又取決於新聞道德、新聞作風和業務水平，所以，從根本上說，報紙的競爭是新聞道德、新聞作風和業務水平的競爭。

　　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對廣告加強管理。有壹個城市有300多家報紙，每家發行量都只有壹兩千份。這些報紙的目標很明確，不是為了新聞事業，只是為了賺錢。廣告客戶不知道它的發行量，報社雇壹批廣告員，以50%的回扣攬廣告。企業都有壹筆廣告費開支，這筆開支掌握在企業某人手中。這個掌握廣告費的人就是大批廣告員的“公關”對象。廣告員私下和他談條件，這條件就是回扣比例。企業里掌握廣告費的人常常不從廣告效果出發，誰的回扣比例高，廣告就給誰，這中間有大量的“黑箱子”交易。這也是媒體腐敗的壹個方面。

　　對廣告的管理要抓住壹條，這就是公開所有報紙的發行量(對電視來說，就是公布收視率)。廣告的效果和報紙的發行量是直接相關的。報紙的發行量越大，廣告的效果就越好，廣告客戶就越多。報紙的發行量又是由報紙的質量決定的。誰的報紙質量高，誰就擁有讀者。我前幾年提出過辦報要抓“三發”：發稿，發行，發財。發稿是基礎，稿子好，發行就好辦。發行取決於發稿(也就是報紙的質量)，但發行也有其主觀能動性。發行上去了，發財(廣告)也就容易了。如果所有的報紙的發行量都是公開的，就可以防止廣告業務中的“黑盒子”交易。這樣，報紙就可以公開平等地競爭，報紙就會按照“三發”的邏輯走下去。編輯部門專心致志地辦發報紙，就不愁經濟來源。我看到有些國家在報紙壹角印出今天本報開印份數。這個辦法我們能否借鑑？

　　最近幾年，在報紙發行中也有大量的不正當競爭。這種不正當競爭中，是以報紙的質量為代價的。妳訂我多少份報紙，我給妳多少版面。用版面換取當年的發行量，這種換取發行量的版面，也是壹種變相廣告。這種作法使近期發行量暫時上升，卻使報紙質量下降，從根本上造成發行量下降。這是報紙太多了的原因。如果公開了每家報紙的發行量，那些發行量很小的報紙沒有廣告，它也就辦不下去了。公開報紙發行量，也是宏觀調控的壹種手段。

　　當代老闆

　　民有經濟

　　民有經濟，是相對於國有經濟而言。民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不同。民有是指所有權，民營是指經營權。國有經濟也可以交給民間經營，這樣的民營經濟所有權還是國家的。實際上，現在人們所說的民營經濟，其中大部分是民有經濟。由於種種原因，不敢堂而皇之地說出“民有”這個詞兒。

　　其實，民有這個詞兒並不犯什麼忌諱。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黨中央壹直支持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非國有”就是“民有”，所以，民有經濟的存在既合理，又合法，它不犯什麼忌諱。

　　現在人們所說的民有經濟，其中很多是私有經濟。把私有說成民有，是為了迴避壹個“私”字。黨的十三大就沒有迴避這個“私”字，明確指出“允許民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然而黨的十三大並沒有改變多年造就的傳統觀念，壹提取“私有”就感到渾身不自在，總想用別的說法來取代它。就像用“駕崩”代替“死了”，用“欠安”代替“生病”壹樣。

　　黨的十三大以來，之所以沒有迴避“民有經濟”，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有經濟並不是壞東西。不僅不壞，還很有好處。好就好在它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對增長國力，對改善人民生活，對解決就業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民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起著重要作用。1996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705萬人，其中在個體、民有經濟中就業的近300萬人，超過了在國有經濟單位新增就業人數。199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4614.3億元，其中個體、私人經濟超過了1 萬億元，遠遠超過了國有經濟。民有經濟在浙江、福建、廣東的壹些地區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面對這樣的現實，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早就說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發展沒有多少年，是我國經濟的構成部分。有委員說非公有經濟是國有、集體經濟的補充。誰補充誰呢？壹張桌子四條腿，哪條腿補充哪條腿很難說。”（《中華工商時報》1994年3月11日）然而，真正的歸壹家壹戶所有的民有經濟只能經營小企業。現代市場經濟是激烈競爭的經濟，沒有壹定的規模，是很難站得住的。要擴大規模，僅靠本身積累是不行的，必須吸收社會資本。這樣，壹家壹戶的小企業就變成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不是國家所有，但不是私有。馬克思說：股份公司的成立，使“那些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接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形式，是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還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股份制應當是社會所有制。沒有國家或外資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應當是民有企業。

　　民有經濟在數量上已占主體

　　與國有經濟這個概念相對應的民有經濟，不應當僅僅是指私有經濟，合作經濟、股份經濟、集體經濟，都應當劃入民有經濟之列。不是國家所有，也不是外資所有，那就是民間所有了。

　　如果把民有經濟定義為國家所有和外資所有以外的經濟成分，那麼，民有經濟減去私有經濟，其內涵和公有經濟減去國有經濟是重合的。所以，民有經濟和公有經濟兩個概念不是對立的，而是互含的。發展民有經濟不僅不妨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有助於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十五大提出要尋找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種尋找，在民有經濟之中大有文章可做。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至少有四種：國有制；集體所有制；非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國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其他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都是民有經濟。從數量而言，民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大部分(目前已占GDP的60%以上)。

　　目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正處於發展、變動之中。民有經濟可以在國有經濟中參股(除了極少數不能進入的行業以外)，國有經濟也可以到民有經濟中參股，其他各種經濟成分都可以互相參股。這樣，凡是沒有國有經濟和外資參股的經濟，都可以稱之為民有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在新的財產所有結構中，從數量而言，民有經濟將占主體部分。

　　“民有”由來已久

　　我這裡說民有經濟並不是什麼新創造，“民有”這個詞兒100多年前就有了。

　　美國第16屆總統林肯於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講話中，把“民有”和“民治、民享”放在壹起。這個演說譯成中文不到600字，民有、民治、民享是其中最後壹句話。他當時說：“今天在這裡的講話，全世界不大會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然而，世界卻永遠記住了這次講話。

　　81年以後，毛澤東重複了這次講話。1945年9月，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向當時在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的毛澤東提出了12個問題。其中第十個問題是：“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其解說如何？”毛澤東回答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壹，與各民主強國合作。”（《毛澤東同志回答路透社記者我國需要和平建國》，載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122年以後，***重複了這次講話。1986 年12月18日下午，時任上海市長的***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學，同鬧學潮的學生們對話，他說：“我壹進校園就看到同學們貼的大字報，寫著‘民有，民治，民享’……”學生們打斷他的講話問：“妳知道這是誰的話嗎？”***鎮定自若地說：“這是美國第16屆總統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話。在場的同學們，誰能背誦林肯這篇講話？”會場上沒有壹個人回答。這時，***抑揚頓挫地背出了全文，學生們開始目瞪口呆，繼而心悅誠服。

　　不要怕私人老闆有錢

　　錢這個東西，對沒錢的人很有用，對有錢的人來說沒有多大用。巨額財產，對沒有社會責任的人來說沒有用，或用不好，或者有害；對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就有用，就能用好，對社會就有利。財富過分集中於壹個家族，而且處置不當，對這個家族來說，是不幸的。在家族內部冷冰冰的財富爭奪將代替溫情脈脈的血緣親情。子女因坐享其成而失去奮發向上的鬥志。而且，種種社會矛盾將集中於這個家族。

　　搞企業就得賺錢。賺錢為什麼？個人消費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幹事業的人常常不是高消費者。如果不是苟且偷安的人，他總想對社會產生些有益的影響。依據其對社會影響範圍的大小和影響時間的長短，可以分為庸人、能人、強人、偉人。古今中外的有志者通常是通過三種方式來影響社會：權力、財富、知識。掌握壹定的權力可以為社會做好事，知識分子可以用他的學識來影響社會。搞企業就是為了創造就業崗位，繁榮社會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如果能集中到巨額財富，還可以運用這些財富對社會施加更大更良好的影響。所以，企業家素質高低最根本的表現是，他是為社會而經營財富還是為個人或家族聚斂財富。高素質的企業家應以服務社會、改造社會為己任，不為個人和家族謀壹己之利。

　　企業家的素質是在市場中不斷提高的。市場是優秀的教師，它隨時隨地地幫助企業家提高經營水平；市場是嚴厲的考官，它無情地把那些不合格的企業家淘汰出局。今天，我們不必對民有企業家的素質擔心，市場會造就出壹大批優秀的企業家。掌握了巨額財富的高素質企業家，對社會是好事，不是壞事。

　　迴避民有危害很大

　　把實際上的“民有企業”稱為“民營企業”不僅僅是詞語上的不當。它還帶來政策上的不當，即政策上對民有企業的歧視(如民有企業貸款很難)。由於輿論壓力和政策壓力，很多私有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本來產權關係很清晰的企業，“紅帽子”壹戴，產權關係就模糊了。“紅帽子”企業的尷尬境地對它的發展已經造成了不良後果。由於不承認“民有”這壹現實，壹些私有企業心裡沒有安全感，稍有規模，就趕緊把資金調到國外，在國外註冊壹家公司，為自己開壹個“太平門”。僅這壹項，不知有多少美元流到了國外。由於不承認“民有”這壹現實，私有企業寧可把錢揮霍掉，也不敢繼續投資。他們引導花天酒地的消費潮流在壹定程度上是出於無奈。

　　民有經濟是客觀存在，將來還會有更大的發展。我們不要迴避這個詞兒。我們把“國營經濟”這個詞兒已經改成了“國有經濟”，為什麼不能把“民營經濟”改成“民有經濟”呢？當初把“國營經濟”改為“國有經濟”，說明國有不壹定國營，為國有經濟改革打開了壹條新出路。現在如果把民營經濟改為民有經濟，說明我們承認現實，並將為民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成也家族敗也家族

　　當今中國的民營企業不少是家族式管理。在私有企業里，通常是丈夫當老闆，妻子管財務，兄弟管生產，妻弟管銷售。有些鄉鎮企業、小型國有企業被承包或被租賃給私人以後，高層管理人員也是經營者的親屬。

　　近兩年來，理論界對家族式管理提出了種種批評。只有1999年第8 期《中國企業家》王軍武的文章看法不同，他認為“家族企業不是落後的代名詞”。王先生還列舉了壹些數字證明“在當前世界上，家族企業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業組織之壹”，可惜他沒有註明這些數字的出處，不知道他列舉的數字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無法做出進壹步分析。

　　我們暫且拋開社會上的不同看法，分析壹下家族企業存在的理由和它的弊端。

　　家族管理有哪些好處？第壹，家族本來就有著共同的利益紐帶，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利益目標，因而有較強的凝聚力；第二，家族成員之間比較容易合作，出現意見分歧比較容易統壹；第三，由血緣關係造成了較高的信任程度，財產的安全度較高，即使管理人員侵占了企業的利益，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第四，成本低，不必花高價從外部聘請經營管理人員。

　　它有哪些弊端？第壹，它不可能從社會上選出優秀的管理者，而管理者的素質和水平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重要方面；第二，企業中的非家族員工對企業有距離感、疏遠感，影響他們的積極性；第三，在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企業里，常常感情高於制度，在企業內部很難實行嚴格的科學管理；第四，家族企業壹般和社會的關係不融洽，在中國這個環境下，社會輿論有時對家族企業存有敵意。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家族管理的優越性是有條件的。在企業初創時期，規模小，利潤不多，企業內部管理簡單，同壹個家族的人比較齊心協力。然而，隨著企業規模的逐漸擴大，企業的財富積累越來越多，情況就會發生變化。家族不是鐵板壹塊，其內部也有門戶之分，也有不同的利益主體。面對巨額的財富，兄弟之間，妯娌之間也會考慮到這筆財富中多少是屬於自己的。在家族內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產權不清晰，也會影響企業的發展。隨著家族公共財富的增多，內部的利益矛盾會逐漸顯現出來，親情也會產生裂痕，家族的內部凝聚力開始消失。“豪門恩怨”不可解，富貴家庭逆子多。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不僅家族企業的優越性逐漸喪失，它固有的弊端也越來越突出。面對市場的激烈競爭，家族企業會覺得力不從心。國外壹些大私有企業不把經營權傳給子女，而從社會上高薪聘用能人，這種現象說明家族企業的局限性。

　　可以這麼說，創業之初的小企業，家族管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少小企業是靠家族管理起家的。當它發展到壹定規模以後，如果不改變家族管理，就可能在競爭中失敗。成也家族，敗也家族。

　　為什麼中國有壹些民營企業規模已經很大還實行家族式管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經理市場。要改變家族管理就得在社會上聘用高級管理人員，即把家族成員的管理權力讓渡給委託代理人。委託代理人至少有兩個條件，第壹是忠誠可靠，不會侵害企業的利益；第二是經營水平高，能夠保證企業資產快速增值。要選好委託代理人必須有完善的經理市場。經理人員的忠誠和水平由市場評價。不忠誠的人會被市場淘汰，水平較低的人，市場只給他較低的價格。現在中國沒有經理市場，選擇委託代理人只好碰運氣，如果把企業委託給不忠誠的人經營，就可能毀於壹旦。面對選擇委託代理人的極大風險，從財產安全考慮，在忠誠和水平二者之間，寧肯可選擇忠誠，也不選擇水平。何況，由於沒有市場評價，從外面選擇的人是不是真正水平高也很難說，在家族中經過多年培養和考察的管理者，即使不是社會上的拔尖人物，至少不會是笨蛋。

　　目前，有壹些規模較大的家族企業存在著深刻的危機，而要擺脫這壹危機又受到中國市場環境的制約，這是中國民有企業的尷尬。看來，在委託代理人的市場環境完善以前，家族企業還得繼續存在下去。既然如此，那就得清醒地認識家族企業的弊端，自覺地採取措施減小這些弊端對企業的負面影響。例如，在家族內部的各個利益主體之間，做到親兄弟，明算賬，使產權清晰；在親情和管理原則發生矛盾的情況下，把管理原則放在親情之上；平等對待非家族員工，或給他們以相應的股權，消除他們對企業的疏遠感，等等。

　　家族企業是與其產權單壹相關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的股權會多元化。股權分散到壹定的程度，就會產生法人治理結構，家族管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這是另壹方面的問題，這篇小文無力涉及。

　　艾哈德童話

　　童話是講給孩子們聽的。要讓孩子們聽得懂、愛聽，至少要做到兩點。壹是有理想色彩，不能過於實際；二是情節簡單壹些，不能枝節過多。

　　在我們的經濟宣傳中，也是常傳播壹些帶有童話色彩的東西。最著名的要算艾哈德童話。

　　路德維希 艾哈德，德國人。二戰以後，他主持聯邦德國的經濟工作，在戰爭廢墟上重建了繁榮的經濟大廈。人們稱之為“艾哈德奇蹟”。顯然，這中間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以吸取。當然，在總結這些經驗時，必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貨幣學派用八個字來概括這壹經驗：管住貨幣，放開價格。我國有些經濟學家也把這八個字當作中國價格改革的靈丹妙藥。

　　這八個字中，管住貨幣是條件，放開價格是目的。作為市場經濟，價格既有激勵作用，又有傳遞信息的作用。價格由供求關係來決定，價格又影響供求關係。只有放開價格，才能夠造就這壹機制。在放開價格的過程中，為了防止價格暴漲，就要管住貨幣。沒有錢，價格放開了也不會漲價。這是言之成理的邏輯，它很有說服力，很多人都被這個美妙的理論所征服。

　　說它是童話，壹是它過於理想化，捨棄了艾哈德時代的很多實際情況。二是過於簡單化，沒有考慮艾哈德經驗的實施條件。過去我對它也很相信，後來考察了俄羅斯的改革，又思考了我國近幾年的改革，才知道“管住貨幣，放開價格”是脫離現實的童話。

　　第壹，這種理論概括並不完全符合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過去很多出版物說艾哈德“壹夜之間完全改變了德國的情景”。實際並不是那麼簡單。就拿放開價格來說，是壹個相當長的過程。前幾年，經濟學家楊培新教授就這個問題到聯邦德國作過調查。實際情況是，1948年只放開了工業消費品價格，對食品仍實行配給制，到1951年才廢止配給制。當時由於鋼、煤、油、電緊缺，其價格並沒有放開。到1956年煤、鋼聯營大量增產以後才放開。房租管制直到八十年代，每個家庭有壹套住房後才廢止。現在德國的食品價格仍由政府和歐共體共同補貼，對郵電、公共交通費用等，仍實行價格管制，並給以政府補貼。楊培新教授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由統制價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價格放開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數十年時間。楊培新教授說的“數十年”可能長了些，但他說“有個過程”我是相信的。

　　第二，在放開價格時是很難管住貨幣的。也就是說，放開價格以後很難避免大幅度的通貨膨脹。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也就是“放開價格，管住貨幣”的實踐。他們的確想管住貨幣(緊縮銀根)，但銀根壹緊，企業之間支付困難，出現了大量的“三角債”。有的企業發不出工資。這時，要求政府扶持企業的呼聲高漲，在各方面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放鬆銀根。大批貸款進入了效益較低的企業，致使社會上貨幣流通量大增，物價飛漲。物價上漲以後，為保證社會安定，各項社會補貼增加，財政赤字也大量增加。為彌補赤字，又迫使銀行發行貨幣。物價上漲，又不得不調整工資，這又要增加貨幣發行，造成工資和物價輪番上漲。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貨幣發行常常是自下而上的“倒逼”出來的。這種“倒逼”的力量十分強大，誰也阻擋不住。誰壓住貨幣發行的閘門，誰就等於是坐在火山口上。

　　第三，放開價格，誰來補償價格差額？長期實行統制價格的國家積累了大量的隱蔽的通貨膨脹。價格壹旦放開，這些長期靠行政力量壓抑的通貨膨脹壹定要釋放出來，就會導致物價普遍上漲。長期積累的隱性通貨膨脹是過去的欠賬。這筆歷史舊賬總是要還的。也就是說，這個巨大的價格差額需要補償。由誰來補償呢？無非是三種方式：讓富人補償；讓全社會所有的持幣人來補償；政府拿錢出來補償；或者是以上三種方式的混合。聯邦德國當年基本是靠有錢人來補償的。當時實行貨幣改革，100元舊馬克只能在銀行兌換6元新馬克，另外96元充公了。這樣，誰手上的舊馬克多，誰就充公得多，越富損失越大。完全靠政府拿錢出來補償的事例還沒有。俄羅斯基本上是全社會所有的持幣者補償，也就是不剝奪富人，政府也不掏錢，就把價格放開，任其上漲。全社會所有的持幣者都遭受損失。“通貨膨脹是對持幣者的剝奪”。當然，持幣越多，被剝奪的就越多。我國採取的是逐步放開的方式。逐步放開物價實際是逐步消化這筆歷史舊賬。也就是說，放開壹些，等老百姓收入增長了，再放開壹些。使物價上漲的幅度總是低於老百姓收入增長的幅度。這種逐步消化的方式，實際是上述的混合補償。

　　不解決對歷史舊賬的補償問題，就不能保證價格放開過程中的社會穩定。“艾哈德童話”把這個重要的問題簡化了。

　　第四，價格放開以後，壹定能造就市場競爭機制嗎？對這個問題，“艾哈德童話”也沒有給予回答。要依靠價格機制來實現經濟的自動調節，有壹個前提，企業必須是真正的企業。只有真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才有可能接受價格信號，才有可能根據這個信號來調整供給與需求。實際情況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並不具備這個前提條件。價格放開了，不僅不能造就市場競爭機制，還會帶來種種混亂。在這裡，又出現了壹個連環套：是先有自由價格，還是先有自主企業？正確的答案是，哪壹個也不能壹步到位。而是二者交替地逐步前進。我們既不能在壹天之內讓企業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也不可能在壹天之內實現自由價格。

　　“管住貨幣，放開價格”這壹簡單的概括，在課堂上向學生講壹講經濟學知識還可以，拿到實踐中去指導改革恐怕是不行的。在理論上自圓其說容易，解決實際問題卻要複雜得多。凡事都要從實際出發，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改革也有雞和蛋的思考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說先有雞，雞又是蛋孵化出來的；說先有蛋，蛋又是雞生下來的。

　　在改革中，也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先搞政治改革還是先搞經濟改革？說先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基礎沒有動，政治體制改革從何下手？說先搞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在政治方面創造條件，經濟體制改革怎能進行？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不活，市場就不可能完善；市場是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活動舞台，市場不完善，企業也活不起來。是先有完善的市場還是先有靈活的企業？

　　企業效益好，才有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才有條件裁減企業的冗員；冗員不裁減，企業效益就不好，就沒有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先裁冗員，還是先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像這樣的問題還可以提出很多，很多。這樣的問題使人困惑，似乎改革不知從何處下手。

　　請不要為這些問題煩惱，還是讓我們先回答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個古老的問題吧！

　　根據進化論原理，家雞是由野雞進化而來的，野雞也是由更低級的物種進化而來的。沿著這條進化鏈向遠古追溯，它的遠祖可能既不是雞，也不是蛋，而是壹種更低級的動物和它的胚胎。如果說先有蛋，這個“蛋”也不是今天家雞的蛋；如果說先有“雞”，這“雞”也不是今天這樣的雞。用靜止的觀點來看進化，就會提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種似是而非的問題。

　　明白了雞和蛋的道理，對改革中類似的問題就會壹目瞭然。

　　先有政治改革還是先有經濟改革？我國的實踐是先有初步的政治改革(十壹屆三中全會，真理標準討論等)，然後進行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取得了壹定成果之後，又推動政治改革。每壹次政治改革行動都不能建成新的政治體制；每壹次經濟改革行動也不能建成新的經濟體制。二者輪番推進，相互推動，逐步演化，新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就會逐漸形成。

　　先有完善的市場還是先有靈活的企業？改革之初，市場是很不完善的。但是，企業不能等市場完善了再進入市場。企業壹開始也不可能是很靈活的，但是，不能說沒有靈活的企業就不去培育市場。市場是逐步發育的，企業是逐步搞活的。這也是壹個逐步進化的過程。只要我們創造條件，不斷推動這種進化，到時候就會有靈活的企業和完善的市場。

　　改革是壹項極為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是由方方面面的多項改革組合成的壹個有機整體。這壹方面的改革以那壹方面為條件，另壹方面又制約著這壹方面改革。不能等相關方面的改革完成了，才進行這方面的改革；也不能讓某壹項改革孤軍深入，企圖壹次到位。而是在總體目標明確的基礎上，各方面的改革輪番推進，妳促我，我帶妳，經過相當長時間的逐步進化，新體制才會建立起來，完善起來。

　　兩個二十八年

　　正視過去的歷史才能夠創造新歷史

　　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後，大多數中國人希望擺脫毛澤東晚年的路線，開闢新的航道。但是，1977年2月，毛澤東的繼承人卻強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捆住了人們前進的手腳，突破“兩個凡是”的禁錮是當時最為緊迫的歷史課題。鄧小平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代替“兩個凡是”，這無疑是壹個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怎樣鑑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鑑別呢？如果沒有客觀的標準，那只能靠新的超級政治權威人物來做最高裁決。

　　中國要前進，就必須打破用毛澤東的隻言片語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中國要前進，也必須打破用超級政治權威人物來裁決壹切的體制。

　　聰明的中國政治家，用理論之槓，撬動政治之石。真理標準討論就是壹根巨大的理論槓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這是中國改革的標誌性事件。

　　社會實踐不同於科學實驗，用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需要時間。它不能像自然科學的實踐那樣，短時間內就能夠得出檢驗的結論。它需要經過壹個歷史時期才能看出分曉。所以，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首先就得拋棄各種陳規定見，勇敢地面對歷史、正視歷史。正是鄧小平這壹批改革者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對待新中國成立28年以來的實踐，才有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正視改革以前28年的歷史，才能開創改革開放的新歷史。

　　用兩個28年的歷史看現狀

　　今天，改革開放的實踐又進行了28年。用兩個28年的實踐來檢驗壹下改革以來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也是很必要的。

　　近幾年來，在底層群眾中、新聞媒體上、學術刊物和學術著作中，經常表現出對中國改革現狀的批評和改革前景的憂慮。過去多年耳熟能詳的馬克思的某些論斷又以新的語言、新的表達方式在耳邊迴響。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改革中出現了改革者當初沒有預料到的壹些問題有關。這些問題是：貧富差距過大，腐敗現象愈來愈嚴重，社會不公的問題突出。承擔改革成本最多的社會群體(工人、農民)分享改革成果很少，承擔改革成本小的群體(各級政府官員和國有壟斷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分享了過多的改革成果。當今,不管對改革持何種態度的人，都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但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人們的看法卻是南轅北轍。因此就產生了關於改革的第三次爭論。怎麼使不同的看法接近壹致？我們只能從實踐中尋求共識。

　　現在，我們有了兩個28年的實踐：改革開放前28年和改革開放後的28年。如果我們冷靜地、心平氣和地回顧和對比兩個28年的實踐，我認為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

　　第壹，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舉出大量的數據證明兩個28年實踐的結果大不相同。前28年實踐的結果是貧困，後28年實踐的結果是富裕。28年的改革使社會財富大量增加，國力大大增強。雖然後28年貧富差距拉大，但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境遇都有所改善。

　　前28年貧困的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的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壹個勞動者，每壹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壹個指令運轉。他們沒有個人的利益。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和貧困也就成為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壹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20世紀人類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是經濟貧困和政治專制的制度根源，計劃經濟體制必須被放棄。我們的兩個28年的實踐同樣證明了這壹結論。

　　第二， 選擇市場經濟道路也是正確的。

　　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以後走什麼樣的路？由於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對市場經濟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國已經深入人心，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陷也是人們所公認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條道路，即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道路。東歐國家有人探索“第三條道路”沒有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理論界曾花幾年時間進行過“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的討論，企圖在二者之間找到壹條道路，也沒有結果。近幾年來，批評市場經濟現實的人們，也沒有指出壹條既非計劃經濟、又非市場經濟的新路。看來，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以後，除了走市場經濟道路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世界上沒有最優。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市場經濟不是最優，而是較優。

　　其實，現代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所批評的市場經濟已經有所不同，它保留了傳統市場經濟的積極因素和壹般特徵，例如，經濟按照價值規律運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保持高效的競爭機制。因而有較高的效率。但是，它還吸收了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兼顧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它已經克服了昔日市場經濟那種“事後調節”和盲目性的缺陷；它不是昔日那種無政府主義經濟，在資源配置和經濟調控中，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同時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預；它兼顧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效率高的壹面，又努力使社會保持適度的平等。

　　第三，中國的改革路徑是當時現實條件下的選擇。今天回過頭來雖然可以討論，但如果否定這種路徑選擇，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對社會公平的考慮不夠。

　　中國改革的路徑是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就經濟市場化來說是先農村，後城市；先增量，後存量；先體制外，後體制內。這種先易後難的路徑選擇，在改革初期形成了壹種良性循環：改革造就初步的經濟繁榮；初步繁榮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進壹步繁榮，進壹步繁榮促進改革深化。當時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決定著中國的改革路徑。但是，這種改革路徑使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留新舊並存的雙軌制，因而造成了種種後患。如果設身處地地想壹想，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改革者們只能選擇這樣的路徑。因為從當時的眼光看來，這是壹條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徑。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是受歷史條件限制的，不是人們能任意選擇的，用今天歷史條件下的眼光來否定當時的選擇是不合適的。

　　用歷史的智慧處理當前的難題

　　在對上述三個問題做出肯定回答以後，兩個28年的實踐還提出了三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第壹個問題是，怎樣解決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顯露的、近年來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如果讓市場經濟規律自由運行，其極端結果是兩極分化。這就需要用政府行為彌補市場的無能和缺陷。而我們的政府基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政府。中國的改革路徑是用行政力量“製造”市場。市場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讓中形成的。行政權力左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動，而這裡的行政權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國改革的特有路徑，在壹定程度上把市場經濟的缺陷和計劃經濟的殘餘結合起來了。這是產生社會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行為和扭曲的、殘缺的市場相結合造就了病態社會。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審批權力”沒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錢和權力的交換。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扼守新生階層上升的通道，收取種種形式的“買路錢”。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撈到足夠的利益以後，又用其強勢地位，或阻撓改革繼續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企圖使制度始終保持對他們有利的狀態。這樣，就會造成制度性社會不公正。

　　制度性社會不公正的危險暴露出中國社會當前的壹個最基本矛盾：計劃經濟時代構建的上層建築和已經市場化了的經濟基礎嚴重不適應。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面對資本奴役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占主導地位。在資本的主宰下，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是資本雇用的勞動者。資本需要他們，他們才能得到實現自我的機會；資本不需要他們，他們就會失業。最近幾年，壹批自詡為“知本家”的技術人員也成批地被“資本家”解僱。

　　任何商品被置於買方市場，就要受買方的主宰。勞動者也是如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不僅壹般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由於大學加速擴招，大學畢業生也會供過於求。中國勞資雙方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勞動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損害。

　　第三個問題是，怎樣防止過度消費壓榨自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經濟發展有三大動力：消費、投資、出口。這三個動力實際就是壹個動力：消費。投資是未來的消費，出口是外國人的消費。鼓勵消費是市場經濟的必然。企業為擴大產品銷售而鼓勵消費，政府為擴大內需而鼓勵消費，信用制度鼓勵人們超前消費，市場經濟督促人們加速消費，鼓勵人們變著花樣享樂。市場經濟制度是壹架加速消費的發動機，這架發動機沒有制動器，沒有限速器。高消費的生活方式並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費的生活方式不僅使資源日漸枯竭，還破壞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自然規律相悖。市場經濟造就的高消費生活方式能持久嗎？難道我們不能擺脫市場力量的挾持，更理智地生活嗎？

　　兩個28年的實踐，使我們對這三個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刻。由上述第壹個問題提出了對公共權力必須加以制衡的問題。公共權力和私人資本的地下交易，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沒有制衡，必然成為掌權者謀私的手段。由上述第二、第三個問題提出了必須駕馭資本。自18世紀以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文學家對資本帶來的罪惡有過深刻的批判，寫出的文字汗牛充棟。馬克思主義是其中最為深刻的壹家。這些揭露和批判的大部分是符合實際的。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尋求駕馭資本的制度，而是尋求消滅資本的制度。資本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要駕馭它，讓它為人類服務。但是，在28年的改革開放中，人們注意了利用資本，卻忘記了它的另壹面。其實，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中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相適應的。沒有民主制度作保證的市場經濟，必然是腐敗的市場經濟、權貴的市場經濟。

　　無論是制衡權力，還是駕馭資本，都需要加速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從這裡引發出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結論。政治體制改革講得最多的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鄧小平講了76次。最集中的還是1980年和1986年。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壹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28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鄧小平這些論述是正確的。從兩個28年的實踐出發，現在應當是履行鄧小平這些正確論述的時候了。

　　集體世襲和不公平交易

　　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乾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乾子弟是集體世襲。

　　平心而論，“集體世襲”的說法有點以偏概全。高乾子弟千差萬別、良秀不齊，有依賴父兄權力的紈絝子弟，也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有的已進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權力的蔭庇。高乾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超過平民子弟，這是任何社會都難以避免的現象。不過，在民主國家，家庭背景只給他壹個起點，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當總統，與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沒有關係，但顯然不是出於“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意願。他是按程序選舉上來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領導幹部不可能不讓自己的子弟當官、經商。高乾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不能限制高乾子弟進入市場和官場，但必須限制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壹旦公共權力進入了市場，藉助權力升官發財就不可避免，高乾子弟就有近水樓台之便利。

　　在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權力就有機會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壹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我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但我反對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在中國將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目標的時候，我發表了壹篇評論：《權力不能進入市場》(載《經濟參考報》1993年2月11日)，我寫道：

　　搞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我這裡說的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個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個體之中。權力壹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會的合法性，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設想壹下，如果球場上的裁判員壹邊吹著口哨壹邊踢球，球場會亂成個什麼樣子？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

　　很不幸，現實發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辦公司，申請營業執照得審批；向銀行貸款要審批；進口商品要審批；地皮需要審批。審批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對經營者來說，需要審批的是發財機會。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所以，手中有審批權的官員如果沒有高尚的情操和堅強的意志，就無法抗拒“糖衣炮彈”的進攻。何況，審批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他可以批給這個人，也可以批給另壹個人。這樣，沒有經過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可以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市場化的過程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財富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壹種極為寶貴的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乾子弟最接近權力，高乾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了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乾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斗金。經濟權力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權力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也隨之進入了市場，成為高度壟斷性的“商品”，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高乾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給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會給我更大的官帽子。給高乾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乾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於是，高乾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就有了壹種利益機制：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乾子弟，讓高乾子弟升官發財——讓高乾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壹位老人曾經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壹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製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乾子弟，連高幹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不公平問題。社會不公平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農比官員大得多。產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權力參與交易。我曾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物理場”壹樣，“權力場”也是壹個能量場。當然是指社會能量。權力、財富、聲望都是社會能量。而權力這種社會能量的分布，最類似“場”：離權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強；離權力核心越遠，能量越弱。每個人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位置。中國的改革沒有破除計劃經濟時代的“權力場”。在原有的“權力場”的基礎上建立了經濟市場。這樣，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後者敗。不公平的交易就是這樣發生的。壹個有趣的例子，有壹項技術成果多年無人問津，某公司得到這個技術之後，聲稱這是某位公子的專利技術，結果訂單如潮。為什麼能產生這樣的效果？因為這家公司把這壹商品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與這商品搭上關係的買主，就有可能和某位公子搭上關係，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權力的高端。

　　我曾寫過壹篇文章批評“紅頂商人”(《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 》，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年第2期)。我說的“紅頂商人”是指用行政權力發財的商人。他們有的沒有“紅頂”，而是與“紅頂”有親密關係。“紅頂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交構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紅頂商人”破壞市場經濟，必須改革上層建築，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即儘快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沒有民主政治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可以稱作“權貴資本主義”。

　　1998年，印尼蘇哈托下台，當時的報道說，蘇哈托家族在全國1247家公司中擁有重大股權，這些公司分屬20個財團。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兒媳、孫子、異母弟弟及其他親屬都各有財團，業務遍布全國，涉及公用事業、金融、地產、通訊、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築、傳媒、超級市場，等等。蘇哈托家族在許多外國公司中也擁有股權。蘇哈托家族帶頭，印尼“廉潔官員鳳毛麟角，要找壹個手腳乾淨的官員難似大海撈針。”自身不乾淨，怎麼能站出來清除腐敗？退壹步講，即使中央有廉潔的人站出來，下面誰來執行？法不責眾，腐敗就成了常態。這些腐敗官商們還是國家商業活動的主體，打擊他們，商業活動就要停頓，經濟就要遭受損失，沒有人敢下這樣的決心。想清除腐敗，還要涉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在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過程中，外資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蘇哈托家族在這些外資公司中擁有大量股權。沒收蘇哈托家族財產，就要影響這些外國公司的利益，外資就可能退出。蘇哈托家族的公司有壹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將這些上市公司清盤，就要涉及壹大批小股民的利益。這也為反腐敗增加了難度。

　　我借蘇哈托下台的機會，發表了壹篇題為《權力市場經濟的教訓》的文章(載《方法》1998年第8期)。我寫道：

　　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貪污，而是利用權力經商。他們的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印尼經濟市場化了，但政治並沒有民主化，蘇哈托搞的還是鐵血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扭曲的市場經濟，即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的壹個重要特徵是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可以轉換成金錢，金錢可以買到權力。權力大的人不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親屬也可以分享權力之惠。

　　應當說，蘇哈托執政時期，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誰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其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最。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老百姓生活比原來是提高了，但不滿情緒也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社會矛盾總爆發，老百姓的怒火燒毀了蘇哈托的王冠，也燒毀了他的金權王國的漂亮外部裝飾，把壹切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蘇哈托下台的權力過渡，雖然是在群眾風暴中進行的，權力交接卻還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權力不受制衡。看來，沒有民主的法制只不過是掌權者的程序遊戲。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來說，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時間又過去了10年，被腐敗官司纏繞的蘇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發財的人還有勢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為他舉行國葬也不會出人意料。此時中國改革進入了第30個年頭。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民經濟的蛋糕已經做大。與此同時，壹方面市場化加速，壹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更加強化，更加擴張。在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格局下，權力和金錢私下結盟，權貴資本急劇膨脹。結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強勢群體不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還吞噬了改革前勞動者創造的、以國有名義存在的大量財富。他們還利用這種強勢左右著改革的政策，企圖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們扭曲改革的壹種形式。那些有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難的；而有利於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當快。以公車改革案為例，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有壹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於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個三峽工程。而這些公務轎車只有1/3用於公務，1/3被官員家庭私用，1／3被司機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車改革的問題。1998年國家正式推動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到新世紀，公車繼續大量增加，2005年我國公車轎車保有量超過了500多萬輛，每年為此消耗6000多億元。而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為6104億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為716億元，國防費用為1817億元。為什麼公車改革推動不了？主要是觸動了乘車官員的利益。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

　　住房改革又是壹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國住房改革的目標。1996年政府硬性規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單位還沒有吃完“最後的晚餐”，新世紀過去了幾年，福利性分房還在進行。1998年以後，按每平方米1480元出售給個人(北京價格，當時市場價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蓋了壹批檔次很高的住宅，市場價格在15000元左右，卻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以4000元的低價賣給中直機關的司局級、副部級幹部。“經濟適用房”本來是照顧窮人的，買“經濟適用房”必須對其家庭收入經過嚴格的審查。人們說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後晚餐”。

　　鄧小平去世以後，強人政治已經轉化為常人政治。進入中國高層領導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層是因為機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壹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他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動下作為。而在社會合力中，強勢群體的力量有著更大的權重，它左右著社會合力的方向。如果按這個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會就更加不公平，社會危機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要防止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權政治下，他們走不出這個困境，常人政治的領導人要走出這個困境，必須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用民主來制衡強勢群體。

　　謹防權力和資本成為統治中國的暴君權力

　　什麼是權力？麥克斯•韋伯說：“權力是壹個人或更多的人在壹種共同活動中違反參與同樣活動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實現自己意志的壹種能力。”很多學者指出了權力的兩面性：壹方面它是社會的必需，另壹方面它是社會的威脅。為了防止權力對社會的威脅，使權力為善而不作惡，對權力需要有制衡。

　　國家權力是上述權力的壹個重要方面，它是通過國家機器和法律的強制、對資源的集中和配置、國家控制的輿論工具等多方面，使全體國民服從領導集團的意志。

　　國家權力如此強大，它可以取得社會上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無法做出的成績，也可以製造任何個人、任何集團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惡。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國家，馬克思說“國家是禍害”。這是對國家可能犯下罪惡的恐懼。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主張維護國家權力；我不是國家主義者，我強調限制和制衡國家權力。

　　在改革以前的中國，國家包攬壹切，國家權力完全吞噬了社會。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只有“國家”，沒有“社會”。中國人享受了國家權力造就的“兩彈壹星”等巨大成就的光榮，也飽嘗了因權力鉗制社會生產力而造就的極端貧困，同時還遭受了國家權力製造的反右鬥爭、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種種人禍。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是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資源轉向了主要由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統管壹切、包攬壹切的情況已經成為歷史。這壹轉變在壹定程度上“解放了社會”，社會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發。這正是30年GDP年均增長9.8%的主要原因。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1958年，為了使鋼鐵的年產量達到1 070萬噸，傾全國之力大煉鋼鐵，鬧得得不償失。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以後，鋼產量不聲不響地從1978年的3 178萬噸，增長到2007年的48 966萬噸。從2000年開始至今，中國的鋼產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這些活生生的數字顯示了限制國家權力、增強社會活力的巨大意義。

　　然而，直到今天，國家權力製造的行政壟斷還廣泛存在，權力過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政府部門“設租”，企業“尋租”的現象還相當普遍。改革30年在經濟上成就顯著，但在權力制衡方面的制度創新卻乏善可陳，有些方面還比20世紀90年代倒退了。例如，原來各省的人民代表大會對省委還有壹定的監督作用。90年代中期以後，由省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人大這麼壹點微弱的制衡都取消了。上行下效，各級的權力都缺乏制衡力量。這種情況從行政部門蔓延到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各單位的壹把手有無限的權力，大事、小事都是壹把手說了算。

　　學者們用“威權政治”來描述這種政治體制。威權政治比毛澤東時代有進步，但和民主政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資本

　　資本是壹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這種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可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馬克思說：“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我們今天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壹面。黑磚窯事件、毒奶事件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但是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體系，即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要素資本化和勞動力雇用化同時並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占主導地位。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是資本雇用的勞動者。壹些自詡為“知本家”的工程師們，在經濟寒流中也被“資本家”解僱而失去飯碗。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更是經常受到損害。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總是千方百計地侵占和損害企業外部的利益，三廢橫流、大氣污染、環境破壞，正是資本肆虐的結果。資本收買權力，收買輿論，用資本原則代替了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各種保持社會平衡和穩定的規則被銅臭鏽蝕，“潛規則”廣泛取代了“顯規則”。資本原則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錢關係取代了人情的溫暖。

　　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耶魯大學教授阿瑟 奧肯在他的《平等與效率》壹書中說：“我為市場歡呼，但我的歡呼不會多至兩次。金錢尺度這個暴君限制了我的熱情。壹有機會，它會掃盡其他壹切價值，把社會變成壹架自動售貨機。”他指出，要建立壹種有效的制度，使得金錢不能購買權利和權力。他認為“市場需要有壹定的位置，但需要對市場加以約束。”

　　防止權力和資本成為危害社會的暴君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這正是“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勢必惡性結合，這是當今中國壹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本來是配套的。沒有民主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權力市場經濟。在權力市場經濟下，沒有制衡的公共權力，是極為稀缺的壟斷商品，它可以在市場上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這是腐敗制度的原因。

　　中國當前兩大矛盾：勞資矛盾和干群矛盾。這兩對矛盾是針對權力和資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被制衡的權力，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被駕馭的資本。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現。

　　針對當前面臨的社會問題，今後的改革任務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改革目標是將“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轉變為“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

　　制衡權力是指監督公權、限制公權的活動範圍，阻止公權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制衡權力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壹樣。中國現在也有權力監督體系，但都是中國共產黨壹元化領導之下開展工作的，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些監督力量都是內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要破除政治壟斷，開展政治競爭。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課題。

　　現代民主制度也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中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國家勞動者的談判地位比我們勞動者的談判地位高得多，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們在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時，應當吸收國外成功的經驗。

　　加速民主進程需要政治改革。如果不自覺主動改革，社會矛盾會不斷積累，最終可能發生爆炸式的突變。政治改革要採取積極的態度。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壹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更重要的是，執政集團要堅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積極、主動、自覺地推進改革。民間力量的積極推進和執政集團的主動改革，二者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應當是下壹步改革的動力模式。

　　住房改革 永遠吃不完的最後晚餐

　　房子是人們重要的生存條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級別配給，級別越高，面積越大。輪到工人，只有破舊的小平房。那時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連維修費也遠遠不夠。房租低，是因為國家財政給了補貼。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這壹份補貼。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應付1000元房租，實際只付50元，這就等於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級別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補貼收入越多。普通工人在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壹種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稱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滅了房地產市場，國家又無力不斷地建房，無力不斷地配給。所以，幾十年下來，住房條件越來越差、面積越來越小。以天津為例，建國初期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區，上世紀五十年代建設的臨時性小平房壹直住到八十年代，條件之惡劣、環境之污穢難以言狀。

　　1980年代後期，就醞釀廢止福利性分房，實行住房商品化。但這件事涉及原來住房面積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員的利益。經過反覆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決心，住房改革付諸實施。

　　1998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進壹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1998］23號文件)規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實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將公有住宅壹次性地賣給住戶。賣給住戶的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區大約6000多元1平方米，賣給住戶的價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價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價就是45.5萬元，比他壹輩子的工資收入還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鎮，賣房的價格更低，差價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僅把原來隱藏在房租補貼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貨幣化了，又在賣房的價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級別越高，原來住房面積就越大，得到的差價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則很少。農民根本沒有這項收入。

　　有人說這是對既得利益者的贖買，既得利益者得到了買房的差價，社會得到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有人說，這是中國官員享受的“計劃經濟的最後晚餐”。

　　然而，說“最後”，實在是太天真了。壹次贖買沒有完成，還得繼續不停地贖買。

　　1998年7月1日以後，老百姓的住房的確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嗎？拿錢來！父母把終生的積蓄給子女買房；父母沒有能力的，年輕人身負銀行巨債，成了“房奴”。買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負擔。

　　而官員呢？“計劃經濟的最後晚餐”永遠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廣安門外壹帶，壹片又壹片的新住宅區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進在達官營附近的“廣源居”。這片住宅分東西兩區，總計50多萬平方米，有中心花園、地下車庫等等完善的設施。我問：“這房子賣嗎？”壹位中年人回答：“這房子是分的，不是賣的！”我說：“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現在是2008年，怎麼還分房？”壹位領導幹部模樣的人走了過來，用異樣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我，反問：“誰說1998年就不讓分房？”旁邊的人介紹說他是“國管局”的領導。我說“‘國發［1998］23號’文件說的。妳是國管局的領導，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他態度緩和了，說：“這房子不是分的，是賣給自己職工的。”我問：“賣多少錢壹平方米？”他說：“這我就不知道了。”沒等我再問，他就走開了。經打聽，這是新建的國務院公務員住宅，按4000元的“經濟適用房”價格賣給公務員。臨近的房子市場價是18000元。我進壹步了解得知，局級幹部的標準是180平方米(1998年局級幹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計算壹下，壹名局級幹部買壹套18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萬元的差價!

　　建設部、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財政部頒發的關於《城鎮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管理辦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號)第三條規定： “經濟適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戶為供應對象，並按國家住宅建設標準(不含別墅、高級公寓、外銷住宅)建設的普通住宅。”這個文件的第四條規定：“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戶認定的標準由地方人民政府確定。”怎麼認定？填報規定政府的申請表格，如實申報家庭收入和住房情況，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居民委員會、街道、工作單位層層把關。

　　在馬連道家樂福附近，有壹片名為“中興佳園”的住宅區。分南北兩區，大約有近60萬平方米。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宿舍。有中心花園、假山、石徑、遊樂區、地下車庫。建設標準超過了社會上的商品房。壹位幹部模樣的中年女子正在忙著搬家，我問：“這房子真好。多少錢壹平方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錢也買不到，這是中直機關分的！”我進壹步了解得知，這個住宅區也是按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中直機關幹部的。

　　這些高檔的“經濟適用房”不僅大大低於商品房的價格，還有很多商品房所沒有的優越條件。如：人民大會堂在馬連道建有約4萬平方米的兩棟南北向板樓，每戶126平方米，還有壹個車庫。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攤面積，若按商品房的公攤面積計算，則有130多平方米。車庫不賣，但出租價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於市場價。此外，還不收物業管理費和暖氣費。在這兩棟樓中還有多套部級幹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攤面積計，則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會堂是個局級單位，沒有部長，這些部長級的房子至今都空著。

　　除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蓋了大量的豪宅，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職工。在北京六里橋西局的“豐益苑”小區，國家發改委建的壹大片公務員宿舍即將竣工。連科技部這樣的清水衙門，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Ｃ、Ｄ兩個小區，以“經濟適用房”賣給職工，其他有錢的部委就更不在話下了。

　　和朋友們聊起來，才知道在北京其他地方，如新街口、廣渠門、三里河、朝陽公園等周邊環境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說的情況。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級住宅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官員？這應當是不難統計的數字。

　　我揭示這些情況，不是批評住這些房子的公務員們，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麼樣？據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後，各地黨政機關以改革的名義，或搞“集資建房”，或搞“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或者搞“定向開發”。內定的開發商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採用行政劃撥的辦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極低的價格由政府機關“團購”，再按級別檔次分給官員。這種以改革的名義謀私的情況，媒體常有揭露。外地的情況比北京更為嚴重。

　　從住房改革中的問題我想到了政治學中“人性惡”的假設：任何人只要掌握權力就有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的傾向。因此，政治體制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對權力的約束、限制和監督的機制。我們的制度恰恰缺乏這種機制，這是政治改革滯後的結果。在我們這樣的制度條件下，手握制訂改革方案大權的人們，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他改革何嘗不是如此？沒有改革的政府部門，按照部門的利益要求，訂立自己的改革目標，實施自己的改革措施。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傾向。

　　強勢群體左右中國改革的方向，必然進壹步造成社會不公正，加劇社會矛盾。這是中國改革最令人憂慮的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鄭州的壹個會議上我結識了壹位朋友，他叫於向陽，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67年畢業生，改革開放以後當上了德州紡織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這是壹家很有名的國營大廠。他向我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壹個故事，他說：“1994年，我們需要30萬噸棉花，計劃調撥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壹，而我們又不能到市場上公開採購。為了企業的生存，我們只好到黑市上去買棉花。壹次河北滄州有40多噸棉花要出手，價值90萬元。對方不要匯票，只要現金。夜裡12點，我們壹位副廠長帶兩個人扛兩袋鈔票乘吉普車到山東河北交界的壹個大堤上交換。由於帶這麼多錢，又是深夜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特地帶了兩條槍以防不測。到了約好的交易地點壹看，對方4輛滿載棉花帶拖掛車的大卡車壹字兒排開。再壹看，把我們嚇了壹跳：好傢夥！他們來了10個人帶了10條槍，在四輛卡車前壹字兒排開。那場景就像電影裡幫會交手壹樣，但確是真真切切地發生在1994年的中國大地上。 ”

　　他後來把這個故事寫成了文章，發表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1997年第壹期上。如果我說得不對，讀者可以查這期雜誌。為了便於今天讀者理解，我需要交代壹下他這個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為了防止“穀賤傷農”，總是用“保護價”收購主要農產品。當農業減產時，則提高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經過多次這樣的循環，中國的糧棉價格超過了國際市場的水平。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市場上美國的棉紗比中國的棉花還要便宜。這使中國的棉花生產者和紡織工業十分困難，中國的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的份額大幅度下降。出於保護紡織工業的良好願望，1994年，國家對棉花實行“經營不放開，價格不放開，市場不放開”的“三不放開”政策。這種作法的意圖，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統起來，用以保證國有企業。當時的國務院負責同志在壹次講話中說，這樣做是為了五千萬紡織工人的生存。結果怎麼樣呢？由於不讓農民在市場上賣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國家不可能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收上足夠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證供應國有企業。由於有了“三不放開”國有企業也找不到買棉花的市場，只好進入黑市。

　　於向陽的經歷生動地證明，在改革開放多年以後，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是行不通的。良好的願望造成的結果是，既損害了棉農的利益，也損害了紡織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敗以後，又採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糧食問題。於是又發生了糧食的故事。1998年6月國務院出台了《糧食收購條例》。這個條例的出發點是：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每年能收購500萬噸糧食；保證國家糧食系統500萬職工的利益；防止農民賣糧的錢不被代扣各種稅費，在收購農民的糧食時，要“戶繳戶結”。為此，《條例》明確規定，糧食收購只能通過國家的糧食系統，私人不得向農民收購糧食。糧食由中央定價，要求糧食部門“放開收購”，然後按市場價格“順價銷售”。國家財政給糧食部門以補貼，財政補貼的資金要“封閉運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來就是“放開收購，戶繳戶結，順價銷售，封閉運行”。實際上，按國家定價收購的糧食，是很難按市場價“順價銷售”的。這中間的虧損，除了中央財政補貼以外，地方財政要承擔很大的份額。所以，地方政府就不願意收購了。不少地方還拿財政補貼收糧的錢蓋了樓堂館所，買了汽車。但是，地方政府又不願意讓中央知道他們不執行中央政策。明明糧庫里沒有裝滿收購的糧食，卻向上報糧庫全裝滿了。國務院壹位領導同志到安徽某縣看糧庫，當地不得不抽調200多人和多輛卡車，連夜從幾個倉庫調運1031噸糧食供領導人參觀。這種剝奪了農民賣糧自由的《糧食收購條例》自然行不通，新壹屆政府上任以後，不得不放棄這種做法，重新放開糧食市場，還農民以賣糧自由。然而，這壹收壹放，就損失了幾千億元。

　　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這兩個故事說明，無論政府的出發點怎樣良好，用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最後往往出現與出發點相反的效果。

　　為什麼我重提兩個故事呢？因為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過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還很有市場。在某些領域還在重複這樣的故事，政府至今還越權管了壹些市場本身能夠做好的事情。在國際金融海嘯發生以後，政府萬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紅，批評經濟自由的文章經常見諸報刊。有些人還認為中國的現狀最好，不僅不需要改革，還可以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

　　只要稍微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市場有失效之時，有無能之處；都不會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預的、純粹自由的市場經濟。所以，改革開放以來發表的主張搞市場經濟的論著中，基本上都強調市場“無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沒有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呢？如果有的話，人數也會很少，對中國改革沒有、也不會起什麼作用。但是，有些批評市場經濟的學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況還是其他原因，經常指謫主張市場經濟的人“主張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預經濟”，還說“新自由主義支配了中國的改革”。現在好了，美國政府也收購銀行股份，出錢扶持企業。這些批評者好像壹下子得了理：“還是我們說的對嘛！”甚至還有人認為，美國也搞國有化了，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的確，為了走出金融海嘯的危機，各國政府都發揮了前些年很少見的積極作用。但這不是國有化，更不是仿效中國的道路。我們不要忘記，自“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像壹個鐘擺似的左右擺動。壹段時間，擺向經濟自由主義壹邊，過壹段時間，擺向凱恩斯主義壹邊。羅斯福新政是凱恩斯主義起作用。凱恩斯政策實行多年以後，政府干預過了頭，經濟發展動力受到太多的傷害，就出現了滯漲。為了解決滯漲問題，傾向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起作用，就出現了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撕切爾。經濟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激發了社會活力，使經濟走出了滯漲。但時間壹長，經濟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用過了頭，就會出現混亂和無序，凱恩斯主義又起作用了。這本來是西方市場經濟政策的壹種自我調節，沒有凱恩斯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誰對誰錯、誰勝誰負問題。在發達國家，各種“主義”各種“理論”像中藥鋪那個大藥櫃裡的小抽屜壹樣。壹味藥壹味藥安放在每壹個小抽屜里，不能說哪壹味藥好，哪壹味藥不好。各種藥都有用。政府就是郎中，郎中根據病情的需要來配藥。羅斯福配了凱恩斯這味藥，里根配了傾向自由主義這味藥，現在形勢變了，奧巴馬又換了配方。妳怎麼能說奧巴馬用的是補藥、里根用的是毒藥呢？怎麼就憑發達國家政府今天較多的干預經濟，就說自由經濟思想失敗了呢？

　　政府干預經濟是市場經濟應有之義。但是，政府干預的著力點是放在那些市場無能和無效的地方，在市場有效的領域，政府不應當越權干預。政府的干預是為保障市場競爭能夠順利地、公平地進行，保證市場主體能夠正常經營；那些阻礙市場競爭、影響企業自主經營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我們還必須指出，現在美國政府的干預是為了拯救企業，絕不是搞國有化；是為了拯救自由資本主義，絕不是搞黨國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