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贻春 写于 二零一五年

一、是人，就应该有信仰

是人，就应该有信仰。为什么？因为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的存在，而信仰则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存在。当然，人也离不开物质的存在。物质的存在虽然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与精神的存在比较起来，前者毕竟是次要的，后者才是主要的、重要的、关键的。

动物的存在，一般来说，都是物质的存在。因为动物没有精神，更没有信仰。人虽然也被叫做动物，但决不能等同于普通的动物。人是所谓的高级动物。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莎士比亚也就不会对人如此这般地由衷赞美和咏叹了！

人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没有精神，没有信仰，什么都搞物质第一性，都把物质当作主要的、重要的、关键的东西，就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讲的那个样子，人跟其他的动物，如猪马牛羊等，如山猫野兽等，也就毫无差异地划归为一类，干脆就与动物们划成等号了，人也就极其可悲地动物化了。

人活在世界上，得有精神、得有信仰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依赖才行。如果没有精神、没有信仰，很难想象，人又如何能够真正地享有天地造化的、可贵的人生呢？

二、信仰的益处

有没有信仰，是大不一样的，是有根本区别的，乃至于天渊之别。

有信仰的人，能够确立人生目标，把握奋斗历程，陶冶精神境界，养成克难勇气，塑造道德风范，调整人际关系，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等等；没有信仰的人，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切；即便做到了，也不能那么持久、坚决、全面，总之，有信仰肯定要好于无信仰，有信仰之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好于无信仰之人的所作所为。

因为，信仰是精神源源不断、永不衰竭的源泉；信仰是一种不言自明、自给自足的强大力量；信仰更是一种灵魂之爱，是一种来自于内在的无限的渴望；信仰是极为丰富的命运之宝藏；信仰确立人的价值观，因为信仰是最高的价值；信仰规定人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信仰指导人的一切活动：无论物质活动，还是精神活动，亦或是其他活动；信仰培育并塑造健全的人格：独立、真诚、仁义、礼貌；信仰弘扬人性、倡导良知、引发道义、相助法律；信仰使生活阳光般灿烂、充实完满、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信仰既然具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如此之多的益处、如此之多的亮点，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信仰、拒斥信仰，我们就不能回避信仰、远离信仰，我们就要热烈地欢迎信仰、接受信仰、拥抱信仰，以让信仰成为我们的精神依托，以让信仰成为我们的心灵旗帜。

信仰是有力的，是有一定的乃至巨大的能量的。尽管如此，信仰也不会统御一切、包医百病，也就是说，信仰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有信仰却是万万不能的！

三、信仰的失落与空白之根源

在中国大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人们普遍地匮乏信仰、缺失信仰、没有信仰。对此，有必要一探究竟，以正视听，以正本清源，以改弦更张。

是不是应该恢复信仰、重建信仰、确立信仰？这，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日益紧迫地向我们提出来，尤其在信仰的失落与空白几乎每时每刻地显示其负面的作用与影响时，这个问题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尽可能地予以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信仰的失落，绝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仰的空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的不良变迁密切相关。

1、“宗教是精神鸦片”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信仰的灭杀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对于宗教的这种红色意识形态的标签和定论，影响深远而且广泛，乃至透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透入到某些人的骨髓之中。

不容否认，宗教在解除人们的悲伤、难过、痛苦与失落时，的确起到了类似于止痛药的作用，比如，癌症患者在疼痛得受不了时，吸食一点鸦片，也许就能大大地缓解剧烈的疼痛。宗教就可以解除人们的精神痛苦，至少能够缓解人们的痛苦感受。但这仅仅是宗教的一部分作用，而不是其全部的功能。就像瞎子摸象的典故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宗教的定论，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而已，但是，象的一条腿决不是整个大象。

宗教的更大作用乃是，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提升人们的思想层次，抑制人的内在之恶，提倡并弘扬人性之善。宗教基本上都要求符合人性的非暴力，提倡生命的平等意识、博爱意识，还有怜悯之心、慈悲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等等。

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提倡的东西，与宗教所提倡的，正好相反，呈现出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犹如水与火的关系。马列毛所搞的那一套，是与基本的人性截然相反的暴力革命和以激发人性之恶的仇恨为主要内容的、大搞阶级灭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必然把提倡人性的宗教当作仇寇，他们决不会允许宗教作用的正常发挥。宗教的存在，就是对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致命威胁，所以，他们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似是而非地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

宗教是关于人类终极关怀的学问，是激励人的精神和人的行为不断向善的旗旌，是使人生充满意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鸦片。把宗教称为“精神鸦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十足的偏见，是对宗教所有积极功能和正面意义的肆意抹杀，是贬低宗教、否定宗教、残害宗教、灭杀宗教的污蔑不实之词！对于诽谤宗教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而决不能有任何的姑息迁就！

符合人性、倡导和平与非暴力的宗教，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润滑剂，是人类精神自我丰富的有力保障。而提倡反人性的暴力，大搞阶级斗争、阶级灭绝、阶级专政的红色理论、红色思想，才是让整个人类普遍中毒、致残并死亡的精神鸦片！

“宗教是精神鸦片”的提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为取缔宗教的社会存在提供了锋芒毕露的理论武器，为全面而彻底地围剿和灭杀各种宗教铺平了信仰失落、信仰迷失和信仰空白的极端可耻的道路！

就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由历代昏聩的帝王所肆意发动的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又称“三武一宗”造成的法难）一样，中共建政后由红色大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取缔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由此而形成了如此这般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十足的迷信。而迷信是遭到禁止的，宗教信仰是不被允许的、是根本不行的！

当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被信仰之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堂而皇之地和毫无廉耻地成为中国人民被逼无奈的信仰了。

在破除所有的宗教信仰时，中共打出的是无神论的旗号；而在共产无神论把所有的信仰都给扫荡一空时，红色意识形态的创立者以及红色政权的掌握者——马恩列斯毛，就成为人们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了。

2、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激进口号，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横遭拦截和阻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平发生的学生运动，以暴力的而非和平的方式践踏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以激进主义的、非理性的、狂乱的无序行动，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时也毁灭已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肆意妄为地极力阻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貌似革命、也尽显激进的口号，实为彻底否定和根除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雄厚根基，以空洞的历史虚无主义、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消融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为近百年来层出不穷的后续灾难和亘古未有的悲剧打开了恶贯满盈的潘多拉魔盒。

五四运动，表面上和形式上是革命的、激进的，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但本质上却是反动的、无序的、可悲的、可耻的，是把中国历史大踏步地拉向后退的。

五四运动期间，所谓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提出了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英文是democracy and 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本质还没有被基本搞清楚之前而呈现出一片混沌和混乱的情况下，科学和民主就被肆意妄为地、极大地扭曲了，也被无所不用其极地滥用了。民主被暴烈的民粹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取而代之，科学被僵化的、直线条的历史决定论给偷梁换柱，更不用说个人权利被高高地悬置、精神被彻底地否定、信仰被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等胡作非为所引发的乌烟瘴气的世纪大混乱了。

五四运动及其影响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学，是既搞极权专制，也行伪科学之实；播下的是孽种，收获的也是孽种，甚至是更多的孽种，而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骚”。要知道，压根就没有什么龙种，而只有到处都是的跳骚！

A) 要破除极权专制，就必须把握民主的真谛

折腾了近百年的中国人直到如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仍然在以民主为名的、到处是假民主的氛围下眼睁睁地看著走马灯似的党国领袖们掩耳盗铃地实行著欲盖弥彰的、郑重其事的真极权、真专制。

民主，是符合现代人类文明要求的一种模式，是保障人权进而使社会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在符合民意的《宪法》统领一切法律的法治基础上充分保障人的自由的社会体系。民主作为人民主权的真实存在，其运行方式及其作用乃是：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既限制政府的权力，又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既能让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又能使其各得其所，尽职尽责；既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又发挥强大的监督功能、追责功能、纠错功能，等等。

民主具有八个极为重要、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基本内容：1）公正的、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全民普选制，由此而确立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2）、多党制，包括执政党、在野党，后者对前者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并准备在下一次大选中替换前者；3）、议会制，议员通过竞选而产生，议会是立法机关； 4）、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判案，法官非党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行使独立的司法权；5）独立的新闻媒体，被称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私人可以办任何媒体；6）、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7）、作为压力集团的社会团体，即自成体系的、各种各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8）、地方高度自治，地方主要官员也要通过竞选而产生。

只有具备了如上所述的八个基本内容，才能算作是真正地有了所谓的民主。而如果没有如上的相关内容，哪怕一天到晚地把民主谈得个天花乱坠，吐沫星子乱飞，那也无济于事，那也毫无作用，那也是骗人无商量的不民主、假民主！

B) 科学被肆意妄为地当作标签来自我标榜，但却毫无科学内容、毫无科学价值可言

科学被到处无所不用其极地滥用。被滥用的科学，无异于狐假虎威的和装神弄鬼的画皮。当什么都是科学时，科学便一毛钱都不值；当科学被滥用时，科学就是满目疮痍的垃圾。科学常常被肆意妄为地当作明亮的标签来自我标榜，但却毫无科学内容可言，更谈不上什么科学价值，而只是用来欺世盗名而已，只是用来瞒天过海，以售其奸而已。

科学是精准的，可是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笼统的、不那么明晰、不那么确定、也根本谈不上精准的人的行为中，例如用在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上；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可是却非要把某种社会学说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是不得证伪而必须证实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可；科学是自然规律的总结，可是却被生拉硬扯地用来套在某些难以预测的社会活动上，并被当成子虚乌有的、机械式的、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可以经过反复的试验而证伪，因而具有强大的纠错功能，可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忏悔能力、纠错能力，反而却一误再误，乃至于不可救药地连连失误，并每每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科学”；科学所要求的是客观、理性、真实，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无所不在的主观、疯狂、虚假！

挂著科学的羊头，卖的却是非科学、不科学、反科学的狗肉。乌托邦是科学，海市蜃楼是科学，暴力革命是科学，阶级斗争是科学，猫粪是科学，阶级灭绝是科学，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拍脑门决策是科学，稳定压倒一切是科学，正确舆论导向是科学，信口雌黄是科学，胡作非为是科学，狗屎是科学，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语）冠冕堂皇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路高歌猛进，横扫千军如卷席地刮遍了叫做神州的山山岭岭、江河湖海，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和闻所未闻的极其巨大的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肮脏、所有的下流、无耻、土匪，阿飞，都用科学来为自己乔装打扮、花枝招展，使出浑身解数地招摇过市，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售其奸。作为其极端可耻之结果，受骗上当者，无计其数，简直多如牛毛，至到今天，依然如故，毫无改观。难道大肆鼓吹、兴师动众、闻名遐迩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就是这样毫无科学内容、毫无科学价值的拙劣之作吗？请问，这种又是科学，又是发展的口号，作用究竟能有几何？

C) “历史进步论”的滥觞

五四之后近百年来的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甚至整个社会，都一直风行著一种荒谬的、迷信的、所谓的“历史进步观”。该观点认为，历史是必然进步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历史进步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很多事实证明：历史并不一定总是向前发展的，有的时候却呈现出相反的状态，历史是大踏步地向著后面退却的；未来也并不像人们幻想的那样，是必定美好的，很可能是很不美好的，甚至是丑陋的，是惨不忍睹的。毛泽东就经常用诸如“前途是光明的”等虚无缥缈的假话、套话和连篇的官话，肆无忌惮地和蛊惑人心地进行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欺骗的，但社会生活实际上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前途是黑暗的、是没有阳光的、是腥风血雨的，特别是在极权专制主义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之时，这一点就更加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进步论”之所以不那么可取，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来的新社会并不见得比以前的旧社会更值得人们留恋，因为前者不但不能好于后者，可能要比后者更加黑暗、更加暴烈、更加严酷、更加专制。后来的新社会因为其空前的极权专制而更不适合于人居，居住于其中的人们可能更加不能忍受，相反，旧社会的生活因为没有那么严酷的专制而比较适合于人居，人们可能拥有更多的的自由因而更值得人们的留恋和怀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处境远远不如近千年之前的宋朝的话，那么，谁还愿意生活在无尽的蹂躏和迫害之中呢？与其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新中国，那还真的不如生活在几近千年之前的宋朝为好，甚至远不如生活在一千四百年之前的盛唐时期为好，更不用说，所谓的新中国的生活状况远远不如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无论从物质生活来讲，还是从精神生活来讲，民国时期，即，被叫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的统治时期，都大大地好于后来的新中国，即，由所谓的中国人民“大救星”毛泽东所领导的那段历史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新社会根本就不如所谓的旧社会，旧社会还能吃饱饭，新社会却饿死了四千多万中国人；旧社会还能有自由，还可以自由地办报、办杂志，新社会却连一丁点的自由都没有，办报、办杂志，那就是非法搞出版，必然给你判个“非法出版物”之罪；旧社会还让人说真话，人们还可以表达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新社会干脆就不让你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说假话、空话、套话、官话、鬼话。如要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那就只能进监狱、吃牢饭或者挨枪子------新旧社会两重天，哪个好哪个不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历史进步论”可谓骗人有术，实际的社会状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历史不但没有发展，社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大规模的历史变迁，就是以历史的全面倒退和社会的停滞不前为其本质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历史并不总是向前的，社会并不总是进步的，在一定的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历史可能要后退，社会也许会呈现出更加野蛮、更加暴烈、更加严酷、更加浑浊之状态，正如正义常常遭到邪恶的肆意妄为的压制而不得伸张一样。故此，我们要时刻警惕“历史进步论”给我们带来的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假象，以防上当受骗。五四运动之后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为上当受骗所付出的血泪交织的代价，难道还少吗？难道还要再次受到“历史进步论”的蛊惑吗？

D) 五四运动导致中国人信仰的全面而彻底的毁灭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的普遍信仰造成了一次大的破坏和根本的毁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国策建议以来，孔夫子所创立的的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风靡了几近两千年之久。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并参杂老庄的道家学说和盛唐之初从西域（现今的印度、尼泊尔）引进的佛教，儒释道一直以来乃是中华民族经久不息的信仰。

但五四运动一来，立刻把中国人的这个信仰全部地给破坏掉了。五四之后的将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信仰缺失、信仰混乱、信仰崩溃、信仰空无的漫长的、悲哀的历史时期，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也仍然在发挥著不容小觑的十分恶劣之作用！

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一把火，不但烧遍了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但中华的物质财富给烧成了触目可见的黑蒙蒙的一把把灰烬，而且尤为惨不忍睹的是，也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希望都给统统地烧得个面目皆非、一片狼藉，更把中国人的信仰都给烧得个一干二净、一塌糊涂，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一次大断裂、大冲击、大灾难，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是一次大逆转、大颠覆、大摧毁。这不但从当时的社会乱象中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其后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的发展脉络及其形成的巨大恶果中完全可以得到明确而又详实的证明。

由于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人伦道德，都干脆被置之不理、弃之一旁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的理念，被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的红色暴力学说所替代；打砸抢烧杀等令人不齿的下流坯的罪恶行径，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流行时尚。在取缔信仰因而没有信仰的社会里，貌似有理、似是而非、遍及全社会的抢劫犯罪，颠倒黑白地成为强词夺理的革命行动；苏俄似的红色暴力及其胡搅蛮缠的意识形态，成为被肆意强加的普遍信仰；革命的暴力和暴力的革命，最终成为中国近百年来始终逃离不了的满目疮痍的可耻梦魇！

五四运动造成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断裂，导致了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全面崩溃。在万般无奈的窘境之中，当时貌似激进的实则目光短浅的、名噪一时的知识分子们，便把提倡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刚刚建立的苏联那里如获至宝地给捡了过来，并不辨是非、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当成了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岂不知，这乃是极为短视、糊涂到家、要命之至的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回首望去，近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腥风血雨的瞎折腾、胡折腾、乱折腾，除了尸骨成堆、啼饥号寒、血肉横飞的莫大悲剧之外，我们又收获了什么样令人痛不欲生的人间惨剧？除了人性扭曲、良知泯灭、没有道义、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苟延残喘？

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灾祸连绵，冤屈透顶，简直是倒透了霉，比倒透了八辈子的血霉还要不知多了多少倍！中国人何时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何时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独立的意志、自主的精神和自己的信仰？

3、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政后以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之方式对信仰极尽绞杀、肆意屠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帝王宝座。从此，他便可以挥斥方遒地号令天下，无所顾忌地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在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无所不用其极地横行霸道和如入无人之境地肆意妄为的境遇下，中国人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剥夺净尽，横扫一空了：人权、自由、民主被统统地剥夺，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被全部地掠夺、抢劫一空了！中国人的生命也都朝不保夕地、随意给剥夺了！非但如此，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乃是，中国人的信仰也被完全彻底地封杀了！除了无穷无尽的悲剧、灾难、血泪，中国人民就啥也不剩了！所有宗教界人士，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不管是道士。还是阿訇，亦或是其他宗教的、被指斥为反动会道门的人士，都概莫能外地被打入了另类，都受到歧视，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长期受到监管、劳改、监禁、枪杀。此类灾祸连绵的事件，举不胜举，实在惨不忍睹地令人发指！

宗教界人士普遍遭到各种各样的侮辱和体罚，自由信仰被全面彻底地取缔。如果信奉基督教、天主教，那就被指斥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信奉佛教、伊斯兰教或道教，那就被一概地指斥为迷信；如果信奉孔子的学说，即儒教，那就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总之，除了官方指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什么都不能信。信仰任何其它的宗教，都必定是反动的，都是必然要遭到应有的迫害的！

长期的社会现实是，人们只能有一种信仰，那就是官方钦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非官方的一切信仰，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要予以追究的，都是要受到极其严酷的全面而彻底地镇压的！

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高举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一路高歌猛劲地扫荡所有富裕的阶层、富裕的阶级。富裕就是有罪、富裕就是原罪，富裕就是邪恶，富裕就不是好东西。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与此相应，越有知识，就越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就越是不值得信任的，就越要向贫下中农和所谓的人民大众靠拢、向贫下中农和所谓的人民大众学习，一定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即所谓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说，越有知识，越可耻；越没有知识，越光荣，越值得信任，越值得鼓励。知识分子由于手不能提蓝，肩不能担担，便被整个社会的时尚认定为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也因之没有任何价值的剥削阶层和剥削阶级。

毛泽东所领导的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革命，向来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敌对。毛泽东建政后马不停蹄地立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蹂躏、迫害、摧毁知识分子的肉体、精神和信仰。毛泽东一手发动的诸多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但彻底打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而且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霹雳手段和雷霆万钧之力，全面灭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和信仰。

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愿做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的奴才，就只能别无选择地走向森严壁垒的高墙和铁丝网围困的范围广大的监狱和夹边沟一样遍及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劳改农场。

从建政伊始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理论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阵紧似一阵地战鼓咚咚，炮火连绵，金戈铁马的砍伐之声不绝于耳。批俞平伯、揪胡风反党集团、批判小说《刘志丹》，等等，搞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五七年反右的阳谋把全中国五百多万的知识分子都给打成了不同等级的右派。其中公开的右派为五十五万之众，内控右派的数字则是公开右派的近十倍之多！中国知识分子经此一役，几近全军覆没！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国人民的信仰在被毛泽东思想彻底强奸、全面洗脑的基础上，已经消解于无形、消遁于无影。从此之后，除了对于政治权力和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顶礼膜拜之外，任何信仰就此绝迹！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必须信奉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的信仰。以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彻头彻尾都是刀光剑影、肆意砍伐的暴力革命理论，都是泯灭人性、消除良知、毫无道义的兽性主义，都是欺世盗名的假大空宣传和虚与委蛇的阴谋诡计，都是言而无信、瞒天过海、狡猾欺诈、无所不用其极地坑崩拐骗的胡言乱语。这些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无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痞子和大流氓的根本特征！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信仰带来了灭顶之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但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对中华民族从物质到精神、从人性到人格的全面而彻底的摧毁。在肆无忌惮地摧毁的过程中，信仰也随之而彻底地崩溃。因为所有的信仰都被指斥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都是革命的对象而予以坚决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破除。信佛，是迷信；信道教，是迷信；信基督教，是迷信，更有特嫌；信伊斯兰教，是迷信；总之，信什么都不对，信什么都是罪。有信仰就是反动。有信仰就是革命大批判所排斥、所围剿、所绞杀的对象。信仰必须否定，信仰必须根除。信仰必须远离。

为了证明革命的彻底性，为了证明对于信仰的根本否定，所以要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所谓的“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于是对所有的庙宇、道观、佛像，对于教堂里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雕像，对于藏传佛教的所有的庙宇及其设施，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打、砸、抢，极尽破坏、捣碎、砸烂、毁灭之能事，甚至逼迫和尚、尼姑、阿訇、牧师还俗成家，逼迫所有的宗教人员都必须从事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

虽然毁灭宗教的活动始至于中共建政之后，但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彻底地毁灭各种各样的宗教，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极其可观的丰硕战果。

整个社会的信仰都被纳入到对于政治权力的登峰造极的图腾之中，什么都不能信，什么都不让信。要信只信毛主席，毛主席就是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比佛祖还更加法力无边，比上帝还要神通广大。毛主席取佛祖的地位而代之，取耶和华的地位而代之。

当全中国人民都信仰一个不是人的流氓，并把这个大痞子当成大救星之时，就必然形成人类历史上荒谬绝伦的奇景：当一个领袖流氓时，全国人民都必须跟著下流起来；当一个统帅无耻时，全国人民都必须拿不是当理说，拿不要脸当饭吃；当一个大混蛋浑浑噩噩、词不达意时，全国人民都必然是稀里糊涂地脑残化、浆糊化、混蛋化！

5、六四大屠杀给信仰带来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六四一声枪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绝望，但却震惊了全世界，尤其使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国家里的人民纷纷地觉悟起来，并造成了紧随其后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性解体和历史性变迁。然而在中国，由于六四的强力镇压，诸多民主人士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被迫逃亡，更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强力压制下立刻转向，纷纷做起了安分守己的各种犬儒。

连赤裸裸地杀人，连光天化日里的大屠杀，都可以变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大言不惭，还有什么坏事、恶事不敢或不能做出来的呢？连兽类都做不出来的事儿，竟让邓小平这个共产党的最高的幕后领导人所一手泡制出来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丧尽天良的罪恶、邪恶是干不出来的呢？六四之后的人们就是带著这样的疑问，把所剩无几的希望都给抛弃了，也把所有的信仰都给交到了阎王所掌控的坟墓里去的！

六四大屠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从事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所必然导致的无可更改的必然之结果。用暴力夺取天下，即用枪杆子打江山，乃是毛泽东所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用暴力坐天下，即用枪杆子和刀把子保卫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就像《人民日报》所说的，“要把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派统统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崇尚暴力的革命党——中共看来，暴力，而且只有暴力，才是打江山、保江山的不二法门。所以，才有邓小平六四之后的狂妄叫嚣，“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引申开去，那就是：杀一万，稳定一年；杀一亿人，完全可保红色江山万年长！

六四大屠杀，不但枪杀了数千乃至上万的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更主要的是，杀灭了亿万中国人对于民主自由熊熊燃起的热烈期望，杀死了中国人民追求自身权利的美好理想，杀死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伟大精神，杀死了中国人民的崇高追求和信仰！

信仰血流如注。信仰遍体鳞伤。信仰被掏空了。信仰已成坟墓、已成乱尸岗。信仰惨不忍睹、杂草丛生。

人心都是一杆秤。哪怕再混账、再没有人性的人，也都能掂量掂量，也都能至少知道这么一个浅显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对于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以及和平的北京市民用机枪突突突地扫射，用坦克的履带横冲直撞地碾压，该有多么不可思议和难以理喻的荒唐？！这，不单单是冲破法律底线的问题，况且，还有什么法律可言？也不单单是冲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问题，况且，还有什么文明的底线？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就是禽兽想干也干不出来的罪恶勾当，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竟令人瞠目结舌地发生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形容这个亘古未有的滔天罪恶，用什么冠冕堂皇的词汇来为大屠杀进行虚妄得可以的修饰装潢？请问，谁能说出六四所造成的全中国人民二十多年来的疑惑和全世界人民始终不解的愤怒的眼神？

六四大屠杀，杀得信仰找不到方向，信仰迷失并倒毙在血泊之中而无法自拔，信仰堕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而无法逃脱，信仰因为被屠戮而愈显空白。

不要提信仰，因为根本没信仰！这，就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血淋淋的可耻现实！

四、取缔信仰的手段五花八门，经济手段、组织处理、监禁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其实，中共在建政前就开始了取缔信仰而大搞思想统一的可耻进程，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模式、为样板，建政后又在全国进一步地、屡试不爽地、全面地铺开了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模式。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抑制中国人信仰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摧毁中国人的信仰，并设置九九八十一难，使信仰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终使中国人的所有信仰都统统地烟消云散，由此而形成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广大的信仰真空的可悲、可怜、可耻之状态。

1、用无神论取缔一切信仰

无神论大行其道，有神论就销声匿迹。谁要是信神灵，无论信上帝，还是信佛祖，亦或是信穆罕默德，都触犯了不可饶恕之大罪，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同程度地打压、排斥，倒霉是必然的，抬不起头、无法做人、灰溜溜地苟且偷生，也是免不了的。在无神论独断专行的社会里，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开地申明对于上帝、对于佛祖、对于真主的信仰?那不是吃了豹子胆，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吗？

2、信仰就是迷信；谁迷信，谁就要被开除公职

在城市，自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都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战车上，都被编入到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的单位里；在农村，所有人则被编入到人民公社所属的大队或小队里，都得成为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社员。无论作为城市工作单位里的一员，还是在农村作为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社员，都得一切命令听指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信什么就信什么，不让信什么就不信什么，不让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倘若有人胆敢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奉某个宗教，一经发现就极有可能被开除，饭碗就被砸了，工作就会没了。因此，谁都不敢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信仰，不敢信佛、不敢信耶稣·基督，也不敢信穆罕默德，什么都不敢信，要信只能信马恩列斯毛。只有这样，信仰才算是正确的，才能保住饭碗，才能混一碗粥喝。

3、组织手段是：组织处分、降工资、大批判等

如果有不同的信仰，即非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有可能立刻被上级领导所知晓，并毫无疑问地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无论如何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信仰出岔子，不管怎么说都是天大的事儿。组织就会立刻出面探寻究竟，非得要搞清楚不可。一经发现你游离了红色意识形态的主流，而选择了迷信的支流，轻者对你进行劝诫、说服、教育，立即展开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你从信仰上帝、误入歧途的迷路的羔羊状态，转移到政治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来；把对耶和华的信仰，转入到对毛泽东的信仰上来。组织上会尽力地帮助你、挽救你，让你知道，信仰耶稣·基督是不会有任何好果子吃的，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只有改弦更张，才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才能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所欢迎。重者就是告诉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下场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党组织就会采取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大批判之手段，坚决彻底地批评你花岗岩一般的脑袋、你不开窍的资产阶级思想、你反动透顶的迷信，你就会立刻孤立到没人理睬你。因为信仰，你就要受到周围人的冷眼看待和对待，受到组织的无情打击。好工作没你的份不说，你可能还要被留厂察看。降低工资是不可避免的，劳教几年是极为可能的，让你进监狱蹲个十年八年，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也是毫不奇怪的。有多少人曾经仅仅因为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而横遭磨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甚至身首异处？

对于自由信仰者所采取的组织手段是相当酷烈的，是极为无情的，因为自由信仰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除了思想上连绵不绝的批评之外，还有经济上的严厉制裁，降职、降薪不用说，有时干脆就停发工资，让你的生活干脆就没有著落，衣食没有来源，更有甚者，让你彻底失去自由。整天面对高高的围墙和森严的铁丝网，甚至让生龙活虎的你立刻走向生命的终点。

掐断你的经济来源，让你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饥肠咕噜之中。你不是有信仰吗？这，就是你为你的信仰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五、重建信仰的艰难历程

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就没有人性；没有信仰，就没有良知；没有信仰，就没有道义；没有信仰，就没有人的一切美好，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美好的人间。

没有信仰，人还有什么坏事、恶事、缺德事干不出来？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语）就是这样，什么打砸抢烧杀，什么冲破人类文明底线、冲破法律底线的事儿，都能无所顾忌地、大摇大摆地、堂而皇之地干得出来！

种族灭绝，是纳粹法西斯从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勾当；阶级灭绝，是共产集团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目标。一个是种族灭绝，种族屠杀，另一个是阶级灭绝，阶级屠杀，都是异曲同工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都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专制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世界留下的两大负面遗产。

大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有其所谓的信仰。其所信仰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所谓的扩大生存空间和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其信仰的核心就是对于国家元首希特勒的信仰；

大搞阶级灭绝的共产党人，有其自称的对“宇宙真理”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英特耐雄纳尔一定会到来。其所信仰的核心，就是对于共产党领袖的信仰，马恩列斯毛就是这种红色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教主。

法西斯主义的信仰，随著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灭，并成为历史的可耻遗迹。

共产主义的信仰随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结束，而成为人们基本抛弃的对象，因为这种信仰已经支离破碎得不成样子，就像豆腐渣一样根本提不起来了。

文革后人心所向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毛泽东所搞的祸国殃民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破除毛泽东思想那一套。改革本身就宣告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思想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一言难尽的巨大灾难；继续搞毛泽东的那一套，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路一条。如果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请问，改革还能有什么意义？开放，也是对毛泽东所搞的闭关锁国的破除。改革和开放加起来，就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罪恶之根源，尤其要彻底否定对毛泽东盲目跟从的意识形态之信仰！

在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之信仰被大面积地否定、被基本上破除了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能够确立起新的信仰。信仰呈现出极大的空白状态。

信仰的空白，是取缔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必然之恶果；信仰的空白，也是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普遍萎靡不振和浑浑噩噩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虽然国家意识形态指导部门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提倡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人们通过几十年亲身经历的磨难和痛苦，对于国家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之信仰，则都基本上采取拒斥的态度而不予接受，或表面应付而内心排斥。总之是不接受，也没法接受。

信仰的空白需要填充，需要补足，特别在旧的信仰业已失去作用而新的信仰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所以，一时间各种信仰蜂拥而至，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同时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思潮纷纷引进过来，各种气功乘势而起。一时间法轮功遍地开花，信奉者众。打著“真、善、忍”旗号的法轮功，不但在各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练功点，而且也普及到县、乡、镇，据说法轮功的练功者曾达上亿人之多。法轮功信众的规模如此之大，简直是盛况空前，闻所未闻。这，引起了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嫉妒和愤怒，江泽民力排众议，执意镇压，决不允许人们信奉法轮功，对“真、善、忍”采取零容忍的立场，非要斩尽杀绝不可。正因如此，江泽民在全世界被控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而遭到无数次起诉。除了取缔法轮功，江泽民还取缔了中功、香功等各种气功，也取缔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各种信仰。

取缔信仰自由，一直是中共实行思想统治的既定方针，取缔佛教、取缔基督教、取缔天主教、取缔伊斯兰教、取缔道教、取缔儒教等等，并对所有这些宗教实行严格控制。此乃是中共对于宗教所采取的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仰实行领导、管理和控制，分明就是让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信仰之自由。这，就是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确立信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六、信仰的迷失，乃是可耻的社会存在

在信仰迷失的社会，在没有信仰的社会，什么都可以被信仰，唯独真正的信仰不被信仰。在这种滑稽透顶的状态下，荒谬绝伦竟成为无所不在的现实。

1、不应成为信仰的钱，竟匪夷所思地成为普遍的信仰

在信仰大面积破灭的情况下，特别随著六四的枪响，整个民族的信仰和希望在遭到坦克履带的碾压而变得血肉模糊之时，邓小平于九十年代初搞了个所谓的南巡讲话。这个讲话被媒体极力地吹捧为“东风吹来满眼春”。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家致富这种只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具有的人人都下海捞钱的新高潮，在中国大陆一时间内人人下海经商成为时尚，人人都从事倒买倒卖，搞对缝，建皮包公司，商潮滚滚、大浪淘沙，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为发家致富、为赚取更多的钱而忙昏了头，人人几乎都确立了对于钱的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很多人甚至都把钱认作了祖宗。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说，不管白猫黑猫，赚到了钱就是好猫。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把钱搞到自己的手中，揣进自己的腰包里，那就是值得羡慕的好家伙！

赚得一些钱之后，还要赚取更多的钱；赚取了更多的钱之后，还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仍然要变本加厉地大赚特赚，总是嫌自己腰包里的钱不够多，总要千方百计地搞到更多的钱。钱，那是永远也赚不完、赚不够的。

钱（广义地说，即财富或利益），能是一个人的信仰吗？钱，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信仰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把钱作为信仰的执法者，如警察，在办案过程中能忠实地履行自己所应予履行的职责吗？能完成其所应当完成的正义的使命吗？如果在办理一起诈骗案的过程中，警察不但不为被诈骗的受害人主持正义，为受害人追讨被诈骗的钱财，反而借办案之机敲诈勒索已经被骗得个稀里哗啦的受害人，更有甚者，土匪恶霸似地漠视受害人的利益，受害人不给进贡则根本不给办，干脆不作为。这，难道是一个警察所应该做的吗？请问，作为国家公权力象征和标志的警察，难道还要跟土匪一家吗？本来应该是正义化身的警察，却做出了与其职责背道而驰和完全相反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之事。由于丧失或没有对于正义的信仰，正义的化身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面，成为不正义的化身，成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邪恶。国家公权力本应具有的崇高威望，在这种情况下，相当程度地大打折扣，并不可避免地威风扫地了。

正义的化身，即，国家公权力的象征和标志的执法者，首先应当确立正义的信仰。维护正义，就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普遍地存在著漠视正义、忽略正义，甚至根本不把正义当作一回事儿。这样的人和事儿之所以在我们的身边屡屡发生和出现，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正义的信仰。某些公权力掌握者由于把钱财当作了他们的信仰，铜臭便不可避免地迷惑了他们的眼睛和头脑，他们就根本不能够秉公办事，公正执法，他们就不能够挥舞正义之剑，斩断罪恶。相反，倒以其不作为和反作为怂恿罪恶、放纵罪恶，甚至与狼共。这，实在是极其可怕的现实场景。

当整个社会都把钱当作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就决不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一定是个人性匮乏、良知泯灭、道义缺失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社会。

钱，决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信仰，更不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要知道，钱只不过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已，钱只不过是用以交换商品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因为衣食住行所需所用，都可以用钱来购买。

把钱当信仰，那就是把自己完全地物质化了，即把自己等同于物质，使自己与物质等价化了。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舍弃的是人的本质，追逐的是本质之外的细枝末节。

钱之所以不能当作信仰，正如鞋和袜子不能当作人的信仰一样。人需要穿鞋、穿袜子，钱作为等价物，就可以买来鞋和袜子。钱，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人需要不光脚的时候，钱就等同于鞋和袜子。

同样地，我们吃的东西、需要补充营养的东西，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比如水果、蔬菜、牛奶、米饭等等，都可以用钱来交换。如果我们把钱当作信仰，那就意味著以钱作为等价物的这些食品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的信仰岂不荒唐？以此类推，房子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用的汽车等代步工具，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所吃的哪怕是山珍海味，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切，都可以用钱买来的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构不成我们的信仰。

把钱当作信仰，这是只有在中国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前文明时期的野蛮社会里才可能具有的荒诞景象，这是只有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现实中才可能出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极其可笑的滑稽景象。信仰本来是纯粹精神性层面的神圣而崇高的形而上，怎么偏偏要跟铜臭连接在一起？怎么偏偏要跟形而下的物质连接在一起？这，难道不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诌八扯吗？

2、权力，根本不能成为信仰

两千多年前，秦国宰相李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口号，叫做“以吏为师”，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要听命于当官的，都要向著权力的宝座看齐。秦王赢政建政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所实行的制度一直是法家商鞅所制定的严苛峻法的秦制。何谓秦制？所谓的秦制，就是极权专制的暴政。中国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极权专制的暴政，都是在“以吏为师”、一味地迷信权力、一味地对权力顶礼膜拜、一味地大搞权力拜物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吏为师”，犹如潜移默化的毒药一样，深深地毒化了华夏大地，深深地毒化了居住于其上的中国人民，无论历史上的中国人，还是现实的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不同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不良之影响。“以吏为师”，实际上就是要让人们迷失于权力、崇拜权力、信仰权力。“以吏为师”，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乖乖地“听党话”。

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以吏为师”。一切都要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政治权力无所不能，政治权力成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至高无上的乃至唯一的主宰。无论物质，还是思想，无论社会运作方式，还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总之，不管是什么，一切的一切，反正都得听命于政治权力魔棒的指挥与调遣。

由于政治权力的无孔不入，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值得深入剖析、值得认真研究、业已深入骨髓的权力拜物教。所谓的权力拜物教，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信仰。这种货真价实的权力迷信，却不被叫做迷信，而是被赞誉为“对党的无限忠诚”。

权力，是用来从事社会管理的政治力量、领导力量。权力的来源应该正当。正当的权力来源是：统治者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者没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实行领导，就是不正当。像西方发达国家每隔几年，通常四年或五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大选而确定国家首脑人物那样，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有限任制的领导，才能算是真正合法的领导。没有这种合法来源的领导，哪怕说出龙叫来，哪怕自我标榜为天然的人民领袖，说到底也是根本不合法的。因为其政治权力的来源不合法，所以其所实行的统治或曰领导就根本不合法。

由于没有竞争，没有充分的比较和人民的自主选择，由于不能提出自己经过多年的磨砺、经验的积累、才学的培养和长期的能力准备并根据实际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形成的治国之方案，所以，中国大陆的位高权重者常常是大脑平滑的无能之辈、狗肚鸡肠的小人之辈、只为自己或围绕自己的小集团绞尽脑汁而谋取私利的目光短浅之徒，或者是毫无创建、谨小慎微、只知道击鼓传花、推卸责任的技术官僚，总之，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通常表现出胸无点墨、没有远见、更没有才学、更没有雄才大略的平庸苟且等诸多特征。

更有甚者，政治权力及其位高权重者所表现出来的，常常是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相敌对的顽劣架势，螳臂挡车一般地企图阻止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追求之丑态，这样的政治权力及其位高权重者几乎毫无人类文明之内涵，更无人类文明之价值可言，尽管其势如虹、耀武扬威，尽管表面上威风凛凛、一呼百应，但实际上却是草包一个，因为根本担当不起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为万民造福的千秋道义。此其一。

其二，位高权重者一个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台上西装革履、风光靓丽，满口生辉，又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又是“反腐败是头等大事,坚决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决不允许有一个腐败分子留在党内“（江泽民语）；背地里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卖官鬻爵，大搞权力寻租、权力市场化，大肆批发官帽，一心一意为自己，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小家庭、小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地收刮民脂民膏。

不抓都是好干部、好领导、都是人五人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抓都是大有问题、都是贪得无厌的和珅级别的大老虎。一个小小的村官就能贪腐几个亿，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就匪夷所思地贪腐了一千亿。难怪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不抓都是孔繁森，一抓都是王宝森”！诚哉斯言！一语中的！

由此可见，谁信当官的，谁搞“以吏为师”，谁就倒霉，谁就上当，并且是倒大霉、上大当。政治权力基本上或完全是不值得任何信任的，更谈不上什么子虚乌有的和莫名其妙的信仰。一言以蔽之曰，政治权力是根本靠不住的。官大，不值得信任；官越大，就越不值得信任，就越靠不住。因为权力，无论什么权力，无论大，也无论小，都不值得信任，都靠不住。信仰这种根本靠不住的政治权力，无异于信仰空无和绝望、无能和荒凉！以往的层出不穷的偌大的历史悲剧，就足可以证明，这实在是一个千古不移的政治定理。

其三，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难以抑制的恶。政治权力之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特别是没有制衡、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那就更加可怕、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作恶多端。

可以认为，信仰政治权力，也就意味著信仰政治权力之恶，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阎王的手里，就是自寻倒霉、自寻烦恼、自我残害、自我灭绝，总之，就是在搞自杀。这就是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权力的某些特征可能或必然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有清醒地了解并有力地把握政治权力的某些特征，我们就会有一定的觉悟；有觉悟了，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远离害人害己的权力拜物教。

权力拜物教，是无条件地信仰政治权力的奴才心理，“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林彪语）。为了争权夺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浑身解数，什么样见不得人的手段都可以用，也能够用，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也都可以使，也能够使，并且也毫无顾忌，此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之谓也。

权力拜物教，使人性充分地劣质化，使良知空虚化，使道义荒漠化，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地后退，乃至倒退到无以复加的野蛮之状态，即唯权是举的可耻之状态。总之，与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大相径庭的，乃至于南辕北辙的。

中国社会要想大踏步地迈进世界文明的先进之林，就必须彻底地埋葬在我们民族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权力拜物教，要明确地意识到政治权力内在的固有之恶，并时时刻刻地警惕政治权力之恶如狼似虎地爆发出来，伤害无辜、践踏人权。不警惕权力之恶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偌大不幸常常来源于对权力之恶的懈怠与忽略之中。

3、关系、势力等，决不能成为信仰

现实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的表现是：无论干什么，都得找人、找关系，正像俗话说的那样，人熟为宝。所谓的人熟为宝，指的是一个人的人脉关系。认识人好办事儿，哪怕办一个很简单、很正常的事情，也得人托人。以前管这叫做走后门，现在虽然不这么叫了，但后门还是照走不误。有前门不走，不是前门不好，而是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走不通。这，就是人为地设置障碍，逼得人们没办法了，只得走旁门左道，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走后门成风就是这么来的，关系社会就是如此这般地形成的。

人际关系社会是以血缘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后来把朋友、同学、老乡、同事等大大小小的圈子纳入进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社交圈子。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人脉，依靠这种关系，就可以在社会交往中游刃有余，办起什么事情来就顺当、就快捷、就容易办得成。人脉不行，办起事情来就颇费周折、耗时费力，也不易办成，哪怕办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儿，也得按照“关系”来办。比如：上医院看病，看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病，也得托人找个医生来看才放心，还有孩子上学念书，就业找工作等等，都得托人、找人。办任何事情，比如：做买卖办营业执照、办卫生许可证、办消防证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找人，不找人，啥也办不了，也不给办。在公检法部门，无论多么正常、本应按章程办的案子，你都得托爷爷、告奶奶地找人上贡。不然，你再有理，也给你断得个不清不混、稀里哗啦，直到把你蹂躏得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欲哭无泪，乃至于达到昏天黑地的绝望。

这是整个社会非常成问题的、极不理想的可悲状况。俗不可耐的关系，竟匪夷所思地成为人们的信仰了。还有，对于势力的羡慕、对于强者的信仰：谁的胳膊粗、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耀武扬威，到哪儿都好使，谁都给面子，不管有没有理，不管正义不正义。势力大的，就可以横霸一方，就可以肆意逞能，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对于关系的信仰、对于势力的信仰，实在难以理喻，简直是出了奇的荒唐。这是只有在极不正常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出现的怪现象！

七、确立信仰，就应该拥有信仰自由

没有信仰自由，就确立不了信仰；要确立信仰，就必须拥有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是确立信仰的必备基础；确立信仰，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由于现实中缺少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所以，没有信仰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触目可见的普遍的可耻现状。

如前所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那就没有内在的任何约束力；而没有内在的任何约束力，就有可能什么坏事都敢干出来，如此一来，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为一个虎狼横行的丛林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形成纳碎统治时期或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的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的打砸抢烧杀畅行无阻的疯狂至极的悲哀状态。

把恶魔当偶像，只能证明一个民族具有不可救药的内在缺陷，其结果不但给其他民族和其他阶级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也必将引火烧身地把巨大的灾难引向自身。其无可逃脱的下场就是一块儿完蛋，到时候任谁也都没有办法予以解救了。

一个人倘若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就必须拥有符合人性、激发良知、弘扬道义、秉持正义的信仰；一个民族要想成为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有尊严的民族，同样应该确立符合人性、良知、道义的正义的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文明的民族、先进的民族、有尊严的民族、正义的民族。

八、要确立正义的信仰

首先要确立信仰，然后才能谈得上确立正义的信仰。正义的信仰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信仰，什么都谈不到。而要建立信仰，就必须拥有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宣传上、书籍里，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一个期望拥有自己信仰的具体的人身上。

除了对于暴力的信仰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法律应有的惩戒之外，任何非暴力的、符合人性的、不违背常识的、让人做好人的、行善事的而不是作恶的信仰，都应该毫无疑义地和概莫能外地得到允许，得到肯定，得到支持。无论信仰佛教，还是信仰基督教，无论信仰伊斯兰教，还是信仰其他的宗教，如藏传佛教、道教等等，国家都要无差别地、平等地给以保护和鼓励。

1、要防范并根除伪信仰

有的人表面上似乎具有某种信仰，也吃斋念佛，也隔三差五地去寺庙、去教堂、去清真寺，但实际表现却完全地违背其所信仰的教义。这样的伪信仰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少见，可以说司空见惯。也有一些所谓的信仰者，完全从个人的某种私利出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能生男孩、能使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能平安地度过某个难关等等而信仰；再比如，有的贪官要保佑他的贪污腐败不能东窗事发，并可以一路顺畅地升官发财等。这种状态的信仰，都不能说其信仰是虔诚的。而不虔诚的信仰，都可以概莫能外地叫做伪信仰。

伪信仰者的欺骗性更大。因为伪信仰者只有信仰的形式，而没有信仰的实质，即，心不信仰，心不虔诚。只有表面上的、形式上的信仰，而没有真实的内心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伪信仰者吃斋念佛，等于把佛念到了狗肚子里，实在是肆无忌惮地辱没佛门；这样的人信仰耶稣·基督，那是在玷污上帝的光辉和耶稣·基督的圣像，这绝不是耶稣·基督的子孙，而是犹大的子孙，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极为可耻的敌基督。

伪信仰者向来把信仰作为一种欺世盗名的道具，其目的就是自我标榜、自我招摇，骗人无商量。信仰本应该是发自于自己内心的固有信念的，但是伪信仰者心中毫无信仰，却偏偏用来专门做给别人看。这当然就很不地道了，也真是太不像话了！人们从各种媒体的披露中总是可以看到，经常有假和尚、假尼姑、假居士、假牧师、假道士混迹于茫茫的人海中骗财骗色，无所不为，干尽了坏事、恶事、丑事。

正如伪善绝不是善，而是恶，甚至是更大的恶，伪信仰也绝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信仰的反面。这，恐怕比不信仰更值得警惕。这，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防范、加以杜绝！

要信仰，就必须虔诚，就必须真心实意，而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而信仰。要信仰，那就要为了拥有自己人生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了精神圆满的实现而去真正地信仰才行。

2、要形成尊重宗教信仰的社会氛围

宗教是人类文明得以诞生的至关重要的源泉，是文化的集中表现和显著标志，是知识和智慧的丰富无比的宝藏，是信仰赖以生成与发展的坚强基石，是社会稳定与人类进步的可靠保障。只有在全面地和真正地了解宗教的作用、本质、形式和意义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尽快地形成尊重宗教及其信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应该把是否尊重宗教、是否尊重宗教信仰提升到是否尊重人类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来考虑、来定夺。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尊重人类文明；不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不尊重人类文明、就是蔑视、忽略、排斥人类文明。只有用这样的哲学方法来认识，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永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再也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自毁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财富、自己的思想家园——原本属于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信仰了。灭绝宗教、灭绝宗教信仰的无比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定要牢牢地记取的。我们是不能再重蹈覆辙的了。作为历史的罪人，我们中国人除了在现实中改弦更张、虔诚忏悔、猛然警醒、深刻觉悟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托词可以蒙混过关的吗？难道当今信仰的缺失和空白，不正是对我们中国人曾经的罪孽不得不报的、适得其所的、应有的惩罚吗？

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对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宝贵的宗教典籍、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给以充分的尊重并认真钻研其中的一切奥妙，比如佛教里的众生平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德行善、普度众生、慈航人间等符合人性的诸多思想；再比如基督教中的在上帝之下人类都是兄弟姐妹的博爱、不要对肉身的偶像顶礼膜拜、人的原罪及其救赎方式等等的思想，还有其它宗教的类似表述，都应该是建筑人类精神文明的极其重要的宝贵资源，都是形成正义信仰的不可或缺的和至关重要的丰富营养。

3、世界上三大主要宗教的简介

由于漫长的历史所形成、所造就，现在的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教派，但很多都是从上述三种主要的宗教里面派生而出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如印度教、萨满教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独立宗教。这样的宗教由于信众者不是那么多，就不能算作主流宗教。三种主要宗教如下：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提倡包容、进步、平等、博爱等精神。敬仰并感恩基督（指对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基督进行感恩，他为拯救人类的罪恶而死），基督教号召自由、民主、仁义、义气与道义。消除内心的不良欲望，对犯下的过错和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净化心灵。基督教认为，世上的人有善有恶，将来基督从天降临，审判地上的活人和死人，善人将进入天国获得永生，恶人将被抛入地狱受永罪。教会把天堂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

基督教经典《圣经》，语言如诗如画，纯净优美；故事曲折动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是人类远古历史的真实描绘，诸多场景已为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基督教诞生并培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精神、伦理乃至制度。

佛教：佛，即觉悟者，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是善知识、善学问，渡己渡人；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人皆可成佛。佛教推崇理性、讲述真理、反对迷信、注重因果，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并一向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

佛教典籍众多，主要记述佛祖释迦摩尼成佛之后四十九年弘扬佛法的伟大历程和佛祖的全部学问，字字珠玑，美仑美奂，内涵丰富，一咏三叹，奥妙之至，玄妙至极，无与伦比，善哉善哉！

伊斯兰教：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简称“六大信仰”）。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善功和五项宗教功课（简称“五功”）。所谓的五功即念“清真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汇集，是先知的教导、教义和教规。

上述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创立者，都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都是超凡脱俗的和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作家、诗人、教育家等等集于一体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因而也都是我们后辈人无比敬仰与感恩的圣人和先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才能变得如此地内涵丰富、如此地饶有意味、如此地让人流连忘返！

 确立正义的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实属当务之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尤其对于正在奋力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华民族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小可。正义的信仰，应该建立在普遍认同的常识上，建立在丰厚而广大的人性上，建立在熠熠闪光的良知上，建立在人人称羡的美德上。只有这样，正义的信仰才能坚如磐石，才能水到渠成，才能光彩夺目。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会远离所有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我们就会热爱正义、追求正义、坚持正义并尽力地实现正义，不正常、不文明的现实社会就会有条件、更有可能逐步地变得正常起来、文明起来；所有的假话、空话、套话、官话、鬼话等，就不会一如既往地继续麻木我们的神经，消磨我们的意志，也不会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从我们的口中冒出来，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沉沉地陷落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谎言中，因为我们具备了防微杜渐的相应的能力，坑绷拐骗偷等各种各样的罪恶，就不会成为我们时刻面临著的无可逃离的可怕之陷阱。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必须防范、杜绝并远离各种各样的恶，因为任何形式的恶都是与正义的信仰格格不入的，都是正义的信仰所坚决不能允许的，都是正义的信仰所必然反对、排斥并予以彻底地拒绝的。

一、信守承诺，是至关重要的人性，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

俗话说：言而有信真君子，言而无信是小人。何谓言而有信？言而有信，就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何谓言而无信？言而无信，就是说话不算数，就是嘴上放空炮，就是用假话忽悠人，就是不信守承诺。

信守承诺，是至关重要的人性，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承诺的方式，可以写下来形成文字，也可以没有文字、用口头来表达，这些都叫做契约或合同。既然是承诺，既然是契约，既然是合同，无论口头上的，还是记载下来的，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无论经历怎么样的风险，承诺是必须要严格地信守的，契约是必须要完善地执行的，合同是必须分毫不差地予以遵循的。按照希伯来民族的传统，承诺乃是人世间的“上帝之约”。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信守承诺，都要言而有信，因为上帝之约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上帝之约，必将受到上帝的严厉惩罚。言而有信是必须的，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也是没有任何游移不定的，也是没有任何三心二意的，说到哪里就要做到哪里。只说不做是不行的，那是必定要遭到天谴的。做不到就不要说，做不到而说了，那就是骗人，不但坑别人，而且也坑自己，实在是害人害己的胡作非为，只能证明缺德、没人性、不够人的一撇一捺，是在作恶，那是迟早要倒霉的。哪怕头拱地，也要信守自己的诺言，也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到底，也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契约或合同的要求来办理。这一方面证明了一个人、一个君子所应有的基本的人性、人格，另一方面也要尽职尽责地对得起他人，对得起上帝。

诺言一经做出，那就意味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抵押出去了。这就是说，诺言等同于生命。换言之，诺言的价值就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一点，当今的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能够予以真正的理解和领会，尤其是犹太民族对此可能理解得更加深刻、也更为透彻，乃至于深入骨髓。这一点，的确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的学习、研究和仿效。有的犹太商人宁可赔得个倾家荡产，也要按照所承诺的契约、所签订的合同来严格执行。信守承诺，是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信仰。如果不能信守承诺，那就无异于自杀。犹太人在创造财富的经商活动中普遍地说来，总是能够做到取信于人。正因如此，他们的创富活动通常一马平川、无往而不胜。要知道，在所有的财富中，信誉堪比金山、银山，乃是最大的财富。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信誉。信誉是最大的财富。言而有信、恪守承诺，才能产生出货真价实的信誉，才能产生出最大的人生价值，才能产生出甚至无法精确统计的巨大的无形资产。

然而，现在很多的大陆人由于几十年来耳濡目染的党文化的洗脑教育，由于极权专制主义的狼奶喝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由于党性十足而人性普遍地匮乏、失落乃至于空无，因而对于信守承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根本就没有上帝之约的概念，也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至为深刻的人性、人格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更不能把诺言的价值等同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说而不做，说话放空炮，承诺靠不住，言而无信等等的可耻状况。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不良之表现，是因为人们曾经有样学样地从共产领袖如毛伟大那里学来了诸多的负面遗产，此之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从来就不把他自己的话当成必须做到的诺言，从来都是言而无信，从来都是说话放空炮，骗人无商量，所以才搞成现在的大陆很多人都是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满嘴泡沫的惨烈景象。

毛泽东所做出的承诺，与其叫做承诺，还不如叫做骗人的鬼话来得更加实际一些。因为在毛泽东的概念里，根本就没有信守承诺这码子事儿。毛泽东所说的一切，都是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所谓“讲究策略”的不实之词。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诈骗罪的定义——“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来套在毛泽东身上的话，毛泽东的确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而且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骗子，而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世纪性的和世界性的超级大骗子。他所骗取的是中国人民的信任、生命、财产和自由，以至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都上了毛泽东的贼船。这，就是中共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历史上的中国人民十分惨痛而且悲哀地选择了一个超级大骗子作为自己的“救世主”，那是中国人民的上当受骗，那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和苦难的根源，那是中国人民痛不欲生的倒霉透顶！

诚如我们所知，在几乎任何一起诈骗案子中，受害人常常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通过口攒肚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金钱或财富都“自愿地”交到骗子的手上，因为骗子的花言巧语和信誓旦旦就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的还要真，简直不容人不相信。整个骗局的过程都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似乎天衣无缝，毫无破绽。但到了最后的某个时刻，一旦上当受骗的受害人发现业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时，大错已经铸就，现改已经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痛悔不已的了，因为已经被骗得个稀里哗啦溜干净了！我们悲哀的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形成的，我们血泪凝成的痛苦经历就是这样铁板钉钉地无可更移的，我们只能在万般无奈、如五味瓶打翻了似的回忆中咀嚼那无耻至极的荒谬绝伦了。什么叫做“历史选择”？这，就是中国人民被骗得如此干净、如此彻底的悲哀和遗憾终生的无可奈何！

任何上当受骗者只能是事后诸葛亮，事前诸葛亮恐怕是没有的——即便有的话，那也许就根本不会上当受骗了。作为上当受骗的可悲之结果，巨大的历史罪错业已无可挽回了，已成既定事实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亿万受害人的当事人及其后辈——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只能为上个世纪中国人民所谓的”历史选择”的不堪遭遇而追悔莫及、扼腕兴叹、何其苦痛也？！

并且，我们也不能不为我们可怜而又倒霉的前辈的惨不忍睹的磨难、伏尸千里的惨剧而无比沉痛地哀悼，以寄托我们无穷无尽的思绪，并在祭奠人类文明的坟墓之前幡然醒悟、擦亮眼睛。除了连绵不绝地、也一筹莫展地悲叹“一切都晚了”，巨大的骗局早就木已成舟、魏然屹立，如今又能如何是好？难道毛伟大所设定的巨大的圈套——让过去的中国人民钻了进去的所谓的“历史选择”，还要与时俱进地和开拓进取地、也冠冕堂皇地变成中国人民注定是死路一条的现实选择？难道深刻而又广泛的历史教训竟然可以像打水漂一样地在我们的眼前轻飘飘地一闪而过，一丝痕迹也不能留下？上当受骗的八千万甚至亿万的中国人民，请你们在范围广大的坟墓里，睁眼看一看你们实在不忍看、不愿看、但又不能不看的一幕幕由谎言堆砌的海市蜃楼般天花乱坠的虚幻表演吧：

（1）一九四零年——一九四八年，在重庆和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曾经刊登了九十多篇白纸黑字的、言之凿凿的社论，都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鼓吹民主自由的评论文章，讲的都是什么“一党专政，遍地是灾”，有人说共产党将来要搞一党专政，那是造谣污蔑，共产党要搞联合政府，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提倡的是美国似的民主制度，要求的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等自由。由于中共的广告做的好，一时间延安风风火火地竟成为民主自由的坚强堡垒，仿佛点亮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满怀希望的一盏明灯了。有多少懵懵懂懂的天真烂漫的中国人，尤其是众多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把对民国政府的希望都纷纷地转入到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然而，没过多久，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就自食其言、且食言自肥，不但没有实行美国似的民主自由，反而还向著苏联一边倒，却跟美国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了一大仗！不但极大地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也彻底地取缔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更有甚者，还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耀武扬威地搞起了凶神恶煞的一党专政。当中国人民发现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用似是而非的连篇谎言忽悠得晕头转向而上当受骗时，却都已坐上毛泽东早就准备妥当的贼船而根本下不来了。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有一篇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里面说，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抵抗，不与共军决战，那么生命、财产等项就会得到可靠的保障。愿意回乡务农的，共军还可以发放盘缠，提供各种方便，给予各种优待。于是，几百万的国军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宪兵、法官、税务官等各类公务员，都毫无抵抗地归顺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军政府。然而，谁曾想，就是这些乖乖地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军政府、业已放下了武器的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却都被毛泽东在建政之后不久所肆意发动的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一锅端地给尽数屠杀了。据不完全统计，镇反运动根据毛泽东按人口比例杀人的计划指标，被杀者竟达到二——三百万。那些相信毛泽东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真的把毛泽东当成了言而有信的一个真君子；而当他们知道毛泽东的确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时，绝命的枪声即将在他们的脑后炸响。可怜哀哉，冤屈的灵魂这时一定会像屈原发出的“天问”一样情不自禁地问道：天理何在？不是说得好好的嘛，要保护我们的生命，怎么竟把我们押赴刑场，就地正法了呢？这，究竟是何道理啊？

（3）在所谓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兴师动众、血雨腥风地搞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明确地许诺给每一个农民都分得一份土地。农民此后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了。千百万农民为此而奔走相告、热烈欢呼，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军，以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就这样敲锣打鼓地光荣入伍了。他们为中共打江山疲于奔命，抛尸疆场、血染黄土、无怨无悔。这些被当做炮灰而一命呜呼的青年们哪里想得到，他们的家人所分得的、属于他们私产的土地还没等捂热乎几年呢，最后竟都被统统地收归集体、收归国有，都变成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了。他们的家人已经全部丧失了对于自己土地的拥有权，一个个都毫无例外地和货真价实地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利的现代农奴，没有任何自主权的红色政权的奴隶了。

（4）1957年，毛泽东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给中共党和政府提意见，很多人不想提，不是没有意见，可以说，意见太大，也多了去了，但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特点是出尔反尔，说话根本不算数，所以才保持缄默。但毛泽东却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证，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说得真是没得说，又是叩头作揖地邀请，又是真心诚意地表白，胸脯拍得响连天，又是秧歌又是戏，一时间弄得个简直是不亦乐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极力鼓动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发表内心深处真实的看法，大、中、小会开足马力地鼓动，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深入而广泛地进行动员，采取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宣传、劝说、鼓励。并言之凿凿地说，提出批评、表达意见的，就是对党和政府负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有的人怎么鼓动也不说。而不说不动，就是不积极，就是对党和政府没有感情，就是漠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在这种似乎显得非常开明的政治氛围下，有的人是自愿地、主动地说，有的人则是心不甘情不愿、被动地说，不管怎么说，都只是讲了几句尽人皆知的大实话——毫无虚词的真话而已，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懂业务，是外行，但却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呢？”又比如，“苏联红军在日本快要投降时进入东北，属于趁火打劫，对中国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而且还把东北的工业设备都一火车一火车地拉到了苏联，中国人民的利益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怎么没人管啊？凭什么要向苏联一边倒？”等等，有的人还提出了要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建国初期镇反运动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冤案进行平反，著名报人储安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中国都是中共一手遮天的“党天下”，现在暴露出来的几乎所有的矛盾和问题，病根就在这个“党天下”。更多的知识分子给不学无术、啥也不懂、只知惟命是从、却充当他们领导的、大权在握的党支部书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批评和建议。知识分子的这些话立即风起云涌，卷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非常地焦躁不安，愁得够呛，茶饭无心，夜不成寐，于是在六月初就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在给《人民日报》所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编者按中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图穷匕首见地表示：右派分子们的言论充分表明他们这是在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的进攻。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对右派予以坚决的反击，以打垮这种猛烈的进攻势头。反右运动一时间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毛泽东排兵布阵，让邓小平主抓反右运动，邓小平赤膊上阵，真的是狠人一个、毫不客气、绝不留情，对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斩尽杀绝。公开右派在全国抓了五十五万之众，而内控右派在全国竟抓了四——五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整体性地沦落为不被当人待的低等种族——遭到百般虐待、千般折磨的政治贱民。

毛泽东知道自己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他也知道人们对他的诈骗有术一清二楚，于是他便把反右斗争称之为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善于搞“阳谋”的毛泽东也不想一想，反右以后他还怎么有脸做人，更何况还要做一个举世瞩目的位高权重的九五之尊之人？难道中国帝王般的所谓的伟大领袖竟然如此这般地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恬不知耻、硬把不要脸当饭吃地没有感觉到究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哪有这么样地对自己说出的话毫不负责任的呢，那还算得上是个一撇一捺的人么？连个人恐怕都算不上的所谓的人物，怎么竟能够无耻地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导一切、统治一切？毛泽东可谓骗遍了全中国，那么，还有谁能够逃脱得了被欺骗的可怜的、可悲的、倒霉的、不堪的下场呢？

作为一个皇帝或主席，亦或是总书记，哪怕有一次撒谎，哪怕有一次欺骗，哪怕有一次罪恶，那都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可以的，况且，还三番五次地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地搞欺骗，之后还一如既往地、装模作样地继续做领袖？那，又怎么能行呢？任何人，无论是谁，尤其是位高权重者，尤其是九五之尊之人，都得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任，并且负责到底。不负责任、不负责到底，是万万不行的，是根本行不通的。颠三倒四地欺骗人，言而无信地糊弄人，无事生非地搞钓鱼，那就根本不是人干的事儿。是人，也干不出这种不是人而只有人渣才能干出的恶事儿！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搞体力工作的也好，还是从事脑力工作的也罢，不管平民百姓，还是当多大的官，掌握多大的权力，特别是当皇帝一般的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可能或必然都得按照常规出牌，都得按照常理去做。言而有信就是常规，恪守承诺就是常理。没有常规常理的概念，不按常理常规去做，那是坚决不可以的，那是坑人害人的大坏蛋。也就是说，不守承诺是丝毫没有出路的，言而无信是迟早要漏兜子的。做领袖，首先要做人，最最起码的要做个好人才行。这是最等而下之的、最基本的要求了，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只有把一个真正的人做好了，再来考虑做个其他的什么东西也不迟，例如做什么官啊，当什么主席、总书记的啊，等等；人都做不了、都做不好，那还当个什么冠冕堂皇的和虚了冒套的伟大领袖呢？连离做人的标准都相距甚远、都差之远矣、甚至相差得个十万八千里的，还扯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大救星、红太阳、四个伟大等等小儿科式的乱七八糟的破玩意？

二、有正义的信仰，就应该懂得感恩

有正义的信仰，就必然有“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感恩心理。不懂得感恩的人，一般地说，都没有正义的信仰；不懂得感恩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没有正义信仰的民族。

不懂得感恩，就没有人性，就丧失基本的道德，就够不上人的一撇一捺，就不会也不可能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人，就应该有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懂得感恩，就要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应有的态度，对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表示感谢。首先要对全知全能的神——造物主，表示发自于心底的感激之情。因为造物主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我们自身，创造了我本人，我怎么能不感恩呢、怎么能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呢？如果连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人生难道还会丰富圆满、多姿多彩吗？如果不能感恩造物主，难道不是愧对自己的灵魂和形象吗？因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给塑造出来的。没有造物主，哪里能有我们、哪里能有我？感恩神，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包括我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神一手创造出来的。感谢造物主的恩赐，我们就会饮水思源不忘本，我们就会在内心深处充满神的光辉，听从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只要心中充满神的光辉，拥有神的信仰，那我们还能做出什么丧天害理的事儿么？显然是不可能的，连想也不要想。只要怀著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信念，那是决然不会干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语）荒唐透顶的、胡作非为的勾当的！像以革命的名义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以“剥夺剥夺者”（马克思语）的名义肆意抢劫和掠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名义把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们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砸烂”封资修黑货的名义，焚烧几乎一切的书籍、古代字画，捣碎精美古玩，毁灭一切历史文化的遗迹等等坑人、害人、骗人的事情就根本做不出来，所有的坏事、恶事、丑事就根本不敢做，也不会做。因为神灵在看著这一切，在盯著这一切，在记著这一切，无论干什么，那都是有报应的，此之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既然如此，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顾忌地恶性膨胀，毫无畏惧地走向万劫不复的备受煎熬的地狱，那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帝让谁亡，首先让谁狂！疯狂地作恶，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死路一条。因为坏事、恶事、丑事，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坑人、害人、骗人的事儿，正常的人是绝对不会干的。正常的人只能干正常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符合道义的事情，不正常的人才能干出一些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不合道义的疯狂之举。

拥有正义信仰的人的所作所为，与没有正义信仰的人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是大相径庭的，是南辕北辙的，甚至是天差地别的。因为拥有正义信仰的人相信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明白，这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信仰的人心里面始终有一把自我规定的内在尺度，哪怕独自一人，也决不会做任何不合常理的疯狂之事。这一点与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正义信仰的人由于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没有制衡，所以什么坏事、恶事、丑事，无论多么疯狂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和难以理喻的事情，都是可以干出来的，也是能够干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比如某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内心深处没有神灵的光辉而非常地阴暗、非常地没有制约、没有制衡、没有顾忌，内在之恶如狼似虎似地随时随地逃跑出来，因而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甚至是极其可怕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也实在是泱泱之众，多如牛毛。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恩，既不能感恩造物主的恩赐，也不能感恩任何有助于自己的人。在没有任何感恩的意识中，还能有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邪恶之举是不能、也不敢干出来的呢？

感恩赐予我们一切的神，这是确立正义信仰的重中之重。没有对于神的信仰，就不会也不可能有正义的信仰。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我们所应有的一切权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感恩于神。不感恩，不能感恩于神，那就意味著忘恩负义，那就意味著冷酷无情，那就意味著不仁不义。要感恩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对于确立正义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一定要感恩神，此其一。

其二，要感恩生养我们的父母。没有父母的养育，也就没有长大成人的我们。做儿女的，必须感恩父母。父母的恩德，做儿女的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报答父母，就得敬爱父母、孝敬父母、伺候父母、供养父母，就要以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哺育之情。要让父母精神有依靠，生活上要吃得好、住得好，不受饥寒的困扰，要让父母尽可能地幸福安康。

除了感恩父母，还要感恩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丈夫和妻子。因为有亲人的关照，我们的生活才能其乐融融，充满欢声笑语。至爱亲朋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至爱亲朋是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得到有力保护的坚强堡垒，所以一定要感恩。

对朋友要感恩。朋友是可贵的。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朋友能够提供人生的借镜、助力，有利于人生的自足自乐。尤其是诤友、挚友，更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也！对于这样的朋友必须感恩，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就是说，即使不在人世了，也要把朋友的恩德矢志不渝地铭记在心。那么在活著时，还能够忘记朋友对自己的帮助吗？

感恩，就要恩将恩报、知恩图报，而决不能与之相反地恩将仇报。在现实社会中，有多少恩将仇报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并证实了农夫与蛇的童话绝不仅仅是童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恩将仇报的人通常是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有的却是阴暗苟且的心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欲之念。企望与这样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做朋友，那是自取其辱、自遭其害，因为这样的骗子似的人物是为了某种利益的目的而接近于你，花言巧语地引你上当受骗。那么，谁接触这样的人，谁就注定倒霉，注定悲哀，谁的人生就必定以失败作为标志，人生的倒霉恐怕莫过于此，命运的黑暗就此得以形成。对于恩将仇报之人、之事，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以防不测，但又实在难以预防，因为事前不可能露出端倪，只能事后才能恍然大悟而识破其庐山真面目，但为时已晚、不可救药了。

恩将仇报的例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业已过去的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林林总总，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荒诞剧、滑稽剧。或许恩将仇报者原本就是心术不正的骗子。骗子常常花言巧语地蒙蔽善良人的眼睛和心灵，千方百计地麻痹后者的警惕性。因为善良的人总是以善心渡己渡人，很少用提防的心理去防范别人——善人常常把对方想象成了与自己一样的人——这，恐怕是善良人不免上当受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骗子则借机大捞一把，因为他们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尽花招，不择手段，所以就形成了人们上当受骗，而骗子却洋洋得意、大获全胜的罪恶之结果。

（1）       简介中共没有感恩的历史——升级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作为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成立之后不久，便借助于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的力量而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并紧紧地依附于后者，犹如婴儿吮吸母乳一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母乳在慢慢地喂养著共产党这个婴儿。婴儿要吃奶，母亲就给喂奶，但婴儿却把喂养他的母亲的乳头给狠狠地咬掉了。喂养者鲜血淋漓、心如刀绞般疼痛难忍——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战争的前线浴血奋战时，中共却在后方搞起了搅乱军心、严重影响北伐战争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此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加赞赏、称之为“好得很”的痞子运动，搞得国民党军心动摇，头痛得很，于是国民革命军就开始收拾残局，教训了中共，共产党便纷纷地转入地下。喂养婴儿的母亲——中国国民党则是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不但国民革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给弄得个灰头土脸、伤痕累累，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似地倒霉，霉也算是倒透了顶。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是西安事变，救了奄奄一息的共产党一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起死回生，重新壮大起来。被围追堵截得仅剩三万左右人马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刚刚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处于被民国政府大军围困而即将被彻底歼灭的边缘。当时任民国政府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因为五年前曾命令其属下的东北军放弃抵抗日军的挑衅和侵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竟作龟缩逃跑之状，致使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悉数落入日寇手中。被称之为“不抵抗将军”的少帅、实属纨绔子弟的公子哥儿、由于不谙世事而行为莽撞的楞头青——现有资料证实：当时业已秘密申请加入中共的张学良伙同驻守西北的杨虎城，悍然发动兵变，扣押民国政府领袖蒋介石。此次西安事变，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愤怒声讨。中共执意要杀蒋介石以报仇雪恨，但斯大林顾及苏联的利益，指示中共必须释放蒋介石。因为斯大林认为，只有蒋介石的领导，日本人才不能灭亡中国，中国才能拖住日本人而使之不能对苏联采取进攻之态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领导，日本就会在灭亡中国之后，势必对苏联产生巨大的威胁，苏联的远东，进而整个苏联就极有可能被日军所侵略、所占领。中共领导人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杀蒋介石的异口同声立马就像被扎了的皮球一样泄了气，于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从中斡旋、陈明利害关系，最后只得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共的武装力量——红军并入国民政府的管理系列，被授予国民政府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按月从民国政府领取军饷和各类武器弹药以及医疗设备，等等。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名义上虽然归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但实际上却是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即中共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务必要按照“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既定方针去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基本上是见到日本人就打游击（实际上就是一个字：跑），见到抗日的国军就搞摩擦，就搞围追堵截，就打歼灭战，由此激起了当时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声讨，但一直热衷于搞国、日、共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却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把所有的批评者一概地称之为国民党的极右派和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的武装力量由抗日之初疲惫不堪的三万人左右的流寇，竟膨胀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将近三百多万的兵力，包括正规军和武装民兵，竟匪夷所思地在八年战争中使自己发展了上百倍之多。以如此庞大的军事实力，中共为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极为残酷、极为血腥的所谓的三年“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物质等基础。

中共在由成立到建政的二十八年里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即中共党史所称谓的“国共合作”，第一次合作拿的是国民党的俸禄，还要阴谋夺权，还要破坏国民党的北伐事业，而且的确达到了吃国民党饭、砸国民党锅的一定目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享用著民国政府的供给，还到处与抗日的民国政府军肆意挑衅、围追堵截、大打出手，最后竟发展成消灭民国政府的巨大力量。两次国共合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东方古国的华夏大地上活生生地上演了不但不感恩，而且还恩将仇报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作为农夫的国民党被作为共产党的蛇咬了之后便一蹶不振，兵败如山倒，只得退却到台湾等澎湖列岛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小撮。几乎把农夫咬死了的蛇，反而还兵强马壮、神气活现、精神抖擞，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态势攻城略地，直到占据了东西南北中的广大疆域。对于曾经给自己提供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共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任何一点点的感激之情，只知道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夺取政权而不顾一切。不懂感恩的中共终于实现了成立时早已订立下来的既定目标，这就是：夺取全国性政权。

不知感恩，不懂知恩图报，可能或必然获得某种利益，甚至是巨大的利益，但却没有人性、没有道义、不合常规，是良知所坚决不能允许的，这是属于昧著良心做坏事，是可耻的、卑鄙的，更是令人不齿的、邪恶的。此种成王败寇的极为腐朽的、没落的思想意识，流毒所及，既深且广，无远弗届，遍布整个中国大陆，毒化了成千万、上亿万的中国人，给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浓重雾霾。如果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成王败寇的恶性、邪性和根深蒂固的罪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人的人性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因为我们是与邪恶站在一起的。毫无疑义，与邪恶站在一起就是邪恶，正如与罪恶同流合污也同样是罪恶一样。中共对有恩于己的恩人——中国国民党、民国政府不感恩、不道谢，而且最后还把前者一概地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恩将仇报。这种作为显然是与中华民族古来有之的良好风范格格不入的，可能来自于狭隘阴暗的私利图谋不轨等伎俩，或许是列宁主义冷血残酷的真传，但这绝不是值得肯定的好东西。不感恩是没有道德的表现，哪怕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那也是丝毫不值得认定和首肯的，因为这是通过不正义的方式而从事的巧取豪夺，其所产生的恶劣、卑鄙之影响，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不知道感恩为何物的、人性缺失的、不问是非的、无良心理在作祟的亿万中国人。

成王败寇，是非常成问题的、没有正义的思想理念。在几乎所有的刑事（罪）案中，犯罪者常常得逞，而受害人屡屡倒霉。比如，得逞的骗子把受害人的全部财产都给掠夺而去。难道骗子作为胜者，真的值得人们的羡慕么？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样，特别在丛林法则的社会里，就更是如此。越是凶狠残暴的、做事没有底线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就越有机会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成为被山呼万岁的伟大领袖、成为指挥一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说，越是流氓和痞子，就越是胜者、王者，就越能成事儿。但是请问，这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意义么？因为没有正义，成功者似乎的确是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了，成为皇上、主席、总书记了，但这，又能怎么样？没有正义，就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最终也必定是根本靠不住的，必定是无可逃脱的失败者。没有正义，哪怕拥有巨大的利益、权势、地位等等，都是没有根基的，因而都是靠不住的，都是必定要失败的；因为有正义，失败者早晚也必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功者。只有站在正义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看出成王败寇的是非不清和难以理喻的荒谬绝伦。像毛泽东这样的成功者，恰恰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大失败、大灾难。但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永远失败的。中国人民的成功日，必将是毛泽东的覆灭时，正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现在已经把列宁像都给推到在地而使自己获得应有的解放一样。人类文明的现时代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成王败寇，可以休矣！

只知道成王败寇的毛泽东，几乎从来就不知道感恩，别人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以及对他提供的好处，他都一概地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反而还恩将仇报。因为他的心理就是高高在上、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平等以待人之风范，对于不知道感恩的实属小人一个的毛泽东，可以说任何对他有恩的人都要做好不幸和倒霉的应有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谁跟著毛泽东，谁为毛泽东提供帮助，予以支持，谁就只能是别无选择地舍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身家性命。就像任何一个善良的人只要碰上了骗子，那就注定是其人生无可挣脱的极大的不幸、倒霉和悲剧一样。骗子是以行骗为职业的，是以害人利己为目的的，其所作所为是用美丽的花言巧语来蛊惑人心，用种种冠冕堂皇的假象来诱人上当，其压根就没有感恩戴德的心理，整个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骗局。可以认为，毛泽东作为超级大骗子所搞的一切勾当，就是要残害和屠戮中国人民，整个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世纪骗局！他满脑子就是一个字：权。没有权，他要争权；有权了，他还要保权。除此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为了争权、保权之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的眼里统统地都是工具而已，无论杀多少人，几百万人还是几千万人，在他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都得视他的政治需要而定。所有的人，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名流，亦或是跟从他并肩战斗的党内高官，都不过是毛泽东争权保权的御用工具而已。有用则留，无用则弃。既然如此，毛泽东对任何人对他的任何帮助，也就自然而然地毫无感恩之情了。把他人只是看做工具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就不能对其所用的工具有所感恩了。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刘少奇。中共建政前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党内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刘少奇一直为毛泽东站台，对毛泽东可谓是言听计从，鼎力支持，拼了命地保驾护航、分忧解愁，称得上是尽心竭力、无怨无悔。刘少奇并且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由此无怪乎有评论家指出，刘少奇对毛泽东是有大功的，无论怎么样都算得上是毛泽东的一条功狗。毛泽东一高兴，也把刘少奇当做了一盘菜，让刘少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并给予接班人的显赫地位。然而，还不到二十年，毛泽东早就把刘少奇对他的独一无二的重大贡献都给忘得个一干二净，根本就想不起来或者是有意地不去想了。因为没有感恩之心理，所以想不起来也就实属正常了。刘少奇被冠之以“叛徒、内奸、工贼”之恶名而被彻底打倒并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彭德怀。当彭德怀有利用价值时，毛泽东便极尽笼络之能事，又是发文又是写诗，“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因为彭德怀曾以非常少的兵力与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进行周旋，他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是由老弱病残拼凑起来的、所谓的“昆仑纵队”的总司令。彭德怀的确尽职尽责，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的追杀。这是一九四七年彭德怀对毛泽东所做的贡献；一九五O年中共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的原因起先是金日成想要吞并南朝鲜，于是跟斯大林讲明了他的想法，但斯大林不想让苏联卷进去，更不想让美国参与进来，但为了社会主义势力不断扩张的目的，也就默许了金日成的南侵计划。金日成与斯大林串通一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国方面。金日成于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挥师南进，炮声隆隆、金戈铁马，很快就攻占汉城。战火遍及南韩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李承晚的政府和军队被北朝鲜的共产军撵到了釜山一线狭窄的地段，那阵势就像是要被赶到海里面喂王八去了似的。此时，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并抗议金日成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大会也发表谴责金日成的决议，并授权美国立即著手组建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以抗击共产军的南侵。美国立刻任命远在东京的驻日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银川登陆。登陆后，金日成部队便被分割包抄，损失惨重，大部被歼，投降者众。别看金日成的共产军打李承晚的南韩军如鹰抓兔子般地手到擒来，枪杀南韩的老百姓也是一个顶十个，而且也的确造成了南韩几百万老百姓生命的损失，更不用说海量的财产损失了。但在麦克阿瑟指挥若定的美军之强大攻势面前，北韩共产军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地四处乱窜，被打得嗷嗷直叫。不日美军就挥师北上，越过三八线，直取平壤。共产军连连后退，都快要退到鸭绿江边上了。金日成赶忙跑到北京，请求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要帮他这个小老弟一把，总不至于让他到冰冷的鸭绿江里面喂鱼去吧？毛泽东不忍看著可怜兮兮的金日成那个灰头土脸的熊样，于是开了几次会试探性地做了个小小的动员，但会上几乎所有的共产高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同意出兵朝鲜。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来挂帅。可是林彪表态说，跟美国打很不划算，一是我们刚刚建国需要搞建设，根本没有资格跟人家打；二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我们要打的话也根本打不过，只有吃亏的份儿。这个仗还能怎么打？简直没法打！林彪于是干脆就泡起了病号来，说自己怕雨怕光又怕风、一天到晚病怏怏。

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书房里茶饭无心、夜不成寐、绞尽脑汁，接连不断地抽烟，一方面他需要斯大林这个他所称谓的大老板为了给他一手创立的新国家的军事工业提供应有的援助，中国参战就是要对斯大林表示耿耿忠心，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他人（美国人）之手解决百万之众投诚或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以消除自己内心的巨大隐患，更可以在全国造成政治高压的紧张状态，所以，参战的确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就这样，毛泽东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朝鲜。可是出兵朝鲜，师出无名怎么办？那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吧！毛泽东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的野战军诸多部队，一夜之间就统统地转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灰有了。那么，谁来挂帅？林彪称病不出。那么，就让彭德怀来挂帅吧！彭德怀立即走马上任，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也解除了毛泽东热锅蚂蚁般很大的困扰。然而，到了一九五九年，仅仅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状况的信，就被毛泽东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削职削权，直到把彭德怀监禁致死；三是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一，陈伯达先后跟随毛泽东约有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负责为毛泽东起草政治文稿，修改文件，进行润色等事务性工作。后来陈伯达不做毛泽东的秘书，而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文革时期曾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副组长。一九七零年，陈伯达建议设立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提议很恼火，耿耿于怀，最后竟雷霆震怒，毫不客气地把陈伯达扔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不但不感谢陈伯达在给他当了二十多年政治秘书期间所做的一切工作，反而还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老反革命，从来就没有跟我（指毛泽东自己）合作过。毛泽东把陈伯达对自己的贡献一下子就给全部地抹杀掉了。这，恐怕也是毛泽东睚眦必报的小人性格淋漓尽致的展现，亦或是为达到批陈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抹黑陈伯达？四是毛泽东对中共地下党的处理方式前后判若两人，过河拆桥，恩将仇报。1949年之前，毛泽东曾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地下党的工作人员于是按照毛泽东以及党的指示，不顾生命危险，积极工作，动员学生工人等展开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的大规模的斗争，以风风火火的第二战场积极配合中共夺取政权的需要，但到了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又秘密发布对全国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的地下党，被称之为第二条战线，即秘密战线，其中的主要成员是文化人、知识人。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在中共建政后都基本上遭到了排斥、打击、迫害，长期不得重用而郁郁不得志，悲愤交加，苦不堪言，真是活该倒霉！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认定，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根本谈不上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感恩之念，甚至连个野兽都不如。如果了解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围剿AB团、在红军内部大肆屠杀与他意见不同的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直杀得个天地为之变色的悲惨情景，就完全可以想得到在建政之后无辜的八千多万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死于非命的原因之所在了。因为只有冷酷无情、野兽般的痞子、流氓、瘪三，才能成为中国人民自找毁灭的“大救星”，才能连蒙带唬地领导中华民族向著死亡的方向前进。因为非流氓、非痞子决不能成为中国人民深情仰望的北斗星，决不能成为人们必须早请示、晚汇报的、比爹娘还要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因为骗子的得逞，就是受骗人的曾经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谁让他们选择了给自己带来了彻底毁灭的害人精、大灾星？这，就是中国人民命中注定的一劫，所谓的“历史选择”，就是业已注定了的无可逃脱的劫难！

（2）       中共的党性决定了没有感恩、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人，应该懂得感恩。对于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要存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是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人性不泯的应有表现。因为他人的帮助和付出并不是亏欠于你的，并不是必须的。既然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和付出，能回报的，就要以善良之心予以回报；拿不出什么回报的，那也应当表达发自于心底的感激之情。接受了别人的支持、关怀和贡献，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地处之泰然，连一声谢字都没有，那还算得上一个正人君子的作派吗？连做人的一撇一捺都少了一撇或缺了一捺，那不是具有极大缺陷的人吗？有缺陷的人或者简直不是人，则是不懂得感恩的人。这样的人，说到底就够不上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而是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知、没有道义的、十足的小人。这样的小人我们要远离，以防给我们带来无法逆料的伤害。

不懂得感恩，是作为中共首脑的毛泽东始终如一的人格缺陷和其痞子加流氓的显著特点。由于毛泽东作为中共长期首脑的显赫的政治地位，他没有人性，不懂得感恩，没有道德等诸多劣根性影响所及，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深，正所谓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一个毛泽东，搞坏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也搞坏了全中国的大好河山，竟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一下子降到了五千年历史的最低点。中共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不讲人性，而只讲党性；都不讲良知，而只讲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命令；都不讲道义，而只讲“宇宙真理”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讲感恩，而只知道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就是所谓的党性——没有人性的党性，成王败寇的党性，混账透顶的党性。想当年薄一波作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首犯，如泱泱丧家之犬无人理睬，却被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给折磨得体无完肤，不成人样，死去活来。据说连他的三儿子薄熙来为了表示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批斗薄一波的群众大会上，把作为叛徒的父亲打倒在地，飞脚猛踹，一下子就踹断了薄一波的三根肋条骨。曾为共产革命做出过贡献而又蹲了十多年共产监狱的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儿小三的那股狠劲儿，对我都是这么凶，的确是继承了我党的优良传统！这小子肯定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干成大事业！因为薄一波清楚地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样通过所谓的革命道道混上来的，是怎么样巧取豪夺进而而窃取高位的。抗日战争之初，薄一波通过某种关系获得了当时主管山西的军政首脑阎锡山的信任。薄一波后来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不久即成为该组织的主管。阎锡山对牺盟会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在阎锡山倾囊相助、大力支持下，薄一波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牺盟会很快就像发的面团一样发展壮大了起来。牺盟会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吃著阎锡山的饭，砸著阎锡山的锅——不按照阎锡山的指示从事抗日活动，却按照中共的命令到处招兵买马，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阎锡山一看自己当了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气得不打一处来，因为薄一波已经把队伍变成了八路军，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阎锡山痛悔不已，深感自己就像一个被骗子骗了个稀里哗啦之后还得替骗子数钱——生怕骗子骗得不够多一样的大傻瓜、大白痴！岂止阎锡山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几乎每一个被骗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薄一波和其他六十名中共党员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为了保存这些力量并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的中共组织部，经过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等人的研究，也与毛泽东进行了沟通，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同意狱中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出狱，同意他们接受民国政府允许他们出狱的条件，即让他们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薄一波和其他中共党员都发了声明，于是就都出了狱，又回到了中共党内。这事儿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旧账又被翻了出来，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薄一波和其他人又开始坐起了共产党的监狱。谁让他们曾经是历史上白纸黑字写著的声明脱离共党的叛徒呢？由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经过毛泽东授意下的中共中央在文革期间发布的铁板钉钉的结论，时间又过了那么久，所以谁都不愿意碰这个烫手山芋，但是在七十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却另辟蹊径、重开炉灶，在似乎毫无办法中千辛万苦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胡耀邦在这方面的确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要推翻早已有之的定论，另外还得顶住如山之大的压力，力排众议，恢复原状，谈何容易？胡耀邦为纠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可谓呕心沥血、不舍昼夜，在做了大量的仔细甄别、艰苦研究和准确判断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为薄一波等人做出了客观公正的新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旧的决议，从而恢复了薄一波等人的名誉和地位。薄一波也知道胡耀邦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以及为他所作出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但在几年之后——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中共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全然不顾胡耀邦对他的恩德，相反却对胡耀邦恩将仇报，态度粗暴、语言恶劣不说，而且还连绵不绝地向胡耀邦发起了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胡耀邦跑遍全国二千多个县，是党的总书记中跑得最多的一个，那不叫调查研究，而是游山玩水；说胡耀邦不冷静、不理智，到处夸夸其谈，这不是在哗众取宠吗？总之，胡耀邦无论干什么都是错。胡耀邦当时真想反问一句：薄一波，给你的叛徒一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不是错？望著毫无感恩、没有人性，却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薄一波，胡耀邦终于没有说出话来，虽然内心气得不行。胡耀邦哪里知道，他奋力抢救、悉心照顾和关怀的，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农夫与蛇的故事越来越明显：一只频临死亡的蛇被救活了之后，反过来却把救牠的恩人一口给咬死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胡耀邦还能说什么、还用说什么？面对此情此景，他只能无语——“此处无声胜有声”。生活会后——这哪里是什么生活会？简直就是游街示众的批判会，是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群魔乱舞之鬼会！

胡耀邦会后一下子就悲愤地哭起来。他哭的是有的人怎么竟是这么一副不堪的德性，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一点良知，没有一点道德呢；胡耀邦哭的是中国之悲哀：毫无前途、毫无希望、毫无光明可言。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无异于衣冠禽兽；一个不懂得感恩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一个不懂得感恩的社会，是混账透顶的社会！

胡耀邦的哭，证明了一个有人性、有良知、有道德、敢于担当民族之大义，并公正无私地为民鼓与呼的政治家所蒙受的不为外人道的冤屈，竟有多么地沉重，竟是怎样的令人匪夷所思、让人不可理喻、让人不可承受？！

（3）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恩将仇报的人

由于极权专制主义一以贯之的政治高压，人与人之间本应正常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正常过，也不可能正常，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连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被当成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所谓的“四旧”，而遭到指鹿为马的、是非颠倒的、义愤填膺的革命大批判，都被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扫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垃圾堆，还哪里谈得上感恩？感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格杀凌厉、高高举起的铁拳中，感恩就像弱不禁风的薄薄的纸片一样被撕得粉碎，飘散开去，乃至于无影无踪。在扫荡一切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运动中，感恩是根本找不到的，感恩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荒唐至极的东西。在人性大面积失落的状况下，感恩只能躲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默默地饮泣，根本摆不上台面。因为革命的大气候决不允许继续保留属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正因如此，五千年来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的传统便荡然无存，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信条被彻底抛弃。接受老师教育的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感恩的想法，而且踏著革命大批判的战鼓咚咚的鼓点，一涌而起地把老师围了起来拳打脚踢，逼著老师们为恪尽职守的教育行为、为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知识和才学而低头认罪。有的教师不堪屈辱而进行争辩，学生们就用铜头皮带抽打教师的脑袋，教师被打得瘫软在地时，若干个学生就用脚上的皮鞋不解恨地猛踹，被打得鼻孔穿血的教师在他昔日所教的学生们的围攻暴打之下，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呻吟渐渐地微弱，终至于无声无息------有多少教师就这样凄惨、悲哀、无奈地告别于人世，有多少热血贲张、疯狂至极的学生参与了对有恩于自己的教师、校长的谋杀？直到现在恐怕都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历史很大部分都被遮蔽了。被遮蔽的罪恶，因为不懂得感恩——没有人性所导致的不懂感恩犯下的罪恶，实在是令人发指、不可饶恕，简直不是人，实乃禽兽不如也1恶毒地虐待曾经教育过自己的老师的所谓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是疯狂至极的畜生不如的混账。因为他们没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任何概念，他们的心理具有普遍的弑父、弑母情节。他们因为不懂得感恩，所以没有人性，因为没有人性而兽性十足，因为兽性十足而酿成了毛泽东所期望达到的罪恶之结果。

在荒诞、滑稽、可笑的十年浩劫中，在人性扭曲、泯灭、荒唐的新社会里，有多少个家庭出现了妻子揭发丈夫，丈夫揭发妻子，亲情淡漠，甚至孩子揭发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更有甚者，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而殴打父母，甚至把父母打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太多太多了，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为过。没有做儿女的本分，毫无儿女对父母的感恩，却养成了一个个叫做革命小将的狼心狗肺，一个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不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真乃惨不忍睹，可耻、可悲、可怜之至也！

恩将仇报的事例，也集中地表现在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初期的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中共所搞的土改，实际上是腥风血雨的武装土改。在土改中，中共发动地主所雇佣的长工、短工和租赁地主土地的佃户们，纷纷起来与地主展开斗争，瓜分地主的家产、摧残地主的身体、消灭地主的生命。一般地说来，绝大部分的地主都是通过勤俭持家、善于管理、懂得经营而逐渐致富的，属于中国农村早期首先富裕起来的一些人，而共产革命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被叫做土豪劣绅的富人——这，与三十年之后邓小平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说法刚好相反。在土改过程中，本应受惠于地主的农民，因为地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给他们提供急需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基本上能够安居乐业——长、短工和佃农们对地主本应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在批斗地主的大会上，由于非人性之邪恶，有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对东家极尽迫害之能事，甚至穷凶极恶地非得置有恩于他们的东家于死地不可。有的人拖欠东家的钱款，只有逼死了东家，钱款就可以一笔勾销，帐也就可以不还了。一方面通过斗死地主而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欠账不还，心安理得，岂不两全其美？地主所保存的所有账本、地契等都被翻将出来，聚在一起一把火就给统统地烧掉了，也把广大农村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经济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人际关系也都给烧得个一干二净。黑黑的浓烟覆遮著中国农村无边无际的痛苦、悲剧和三百多万蒙冤受屈的灵魂——在血腥土改中被无端杀害的、被叫做“地主”的富裕农民。

土改中的没有人性、没有良知、没有道义、没有感恩的残暴、无耻、下流、血腥等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固化成中国人普遍的无耻、可悲、下流、混账等一言难尽的劣根性。由于没有感恩，所以就恩将仇报，所以就忠于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比爹娘还要亲。有多少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是抱著这样的信念而冲破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底线，冲破法律的底线而走上了让父母悲痛欲绝、极度伤心的、简直不是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犯罪道路的呢？

由于红色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为本质、以毛泽东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为表现形式，所以人性就被大面积地乃至于全面地摧毁，良知就遭到全盘的否定，道义也就不复存在，感恩就被弃之一旁，恩将仇报就变得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由此人也就变成了冠冕堂皇的和毫无廉耻的衣冠禽兽、行尸走肉。虽然毛泽东时代已经由改革开放所取代，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但是毛泽东的阴魂仍然不散，毛泽东给中国人民造成灭顶之灾的那一套仍然在时刻发挥著卓有成效的负面作用，毛泽东所建立的那一套已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仍然是中国人权不得伸张的沉重而又巨大的障碍和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那一套劣根性还仍然好使，在现实的中国仍然与时俱进地和开拓进取地成为当今中国人必须直接面对著的丑陋不堪的梦魇。

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决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可能或必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正像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只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蛮人一样。照理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怎么能不懂感恩呢？一个礼仪之帮而不懂得感恩，难道不是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的吗？

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时，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陈纳德的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战略物资。陈纳德的飞虎队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但飞虎队百折不挠、一如既往，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始终如一地斗志昂扬，直到完成其无比艰巨也无比光荣的神圣使命。陈纳德飞虎队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证明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对此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感恩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感恩于他们的无私援助，也感恩于美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巨大牺牲。如果没有美国，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正因为有了美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日本才在最后不得不交出了白旗。本应对美国感恩的中国，却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建政之后不久，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兵戎相见，直杀得个你死我活。这是一个感恩的民族所应该做的事情吗？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证明吗？受到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任意欺诈的中国人如此地毫无人性，还有何颜面自称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都野蛮得无以复加了，都无耻得达到极点了，哪里还有一点点文明的气味？简直混账透顶，极端卑劣！

三、以平等之心对待人，是正义信仰的题中应有之意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起码的基本人性，这就是：平等。以平等之心对待别人，以平等的态度来考虑问题，来处理事情。如果都能将心比心的话，那么，恐怕干任何事情就都好办一些了，处理一些问题就可以或可能做得公正一些了。按照老祖宗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以平等之心来对待别人，就必须真正地了解平等的本质、平等的内涵。中国人追求平等几近百年，但直到现在对平等也还是不甚了然。一说平等，仿佛什么都得一模一样，什么都得整齐划一，简直是差一点都不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在一碗水端平的大锅饭时期，干什么都要一样，因为什么都是计划分配，工资待遇也都差不多少，最后搞的是我穷你也不富，大家一起都受穷，所以叫做贫穷的社会主义。贫穷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来，是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决不允许富裕，谁要是一不小心发家致富，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谁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谁就仿佛犯了天大的错误，可能不仅仅是错误，而是某种罪过，那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自寻烦恼，找不自在？在收入分配上我们曾经过多地追求平等，的确是陷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迷雾之中。也就是说，收入平等、生活平等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此路不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死胡同就是如此这般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的。对于平等，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我所没有的，别人也不应该有；别人有了的，我也应该有；你有为什么我就没有？看到别人有，自己的心里就痒痒的，就千方百计地去拥有。这种不无攀比的平等心理在社会生活中乃是普遍存在的，这对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重要内容之一的平等都是或多或少的乃至极大的误解。

真正的平等之本质是，人在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即，法律对于每个人的无差别的平等对待。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只有做到了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才能切实地保障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才不能因为贫富的差别、地位的差别、权力的差别、文化的差别、种族的差别、性别的差别等对不同的人而实行有差别的对待。

平等意味著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可能去追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利，意味著社会底层的人群无阻碍地拥有上升到社会中层或高层的正常渠道，意味著人人都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希望与前途。现在身无分文不要紧，只要努力肯干，一点一点地不懈奋斗，勤俭节约，早晚都会走向富裕的，将来成为李嘉诚或比尔·盖茨也说不定；一个普通人，只要有能力，有水平，有才学，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市长、一个省的省长，各部部长，乃至一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奇迹是不能创造出来的。平等的坏境能够切实保证人们都可以创造出任何妙不可言的和无以言喻的、伟大的人间奇迹。因为平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活力、想象力等等，尽其所能地为自己、为他人、乃至为整个社会开拓出更加舒适、更加便捷、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

收入是不可能平等的，待遇是不可能平等的，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平等。以前所搞的收入平等，纯属无聊的历史误会。因为人的先天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会大不一样，其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或必然具有天壤之别的收入差距。一个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动者，其收入又如何能够跟发明家爱迪生相提并论？如果爱迪生的收入与一个普通工人一模一样或相差无几的话，那是不是意味著爱迪生不需要搞出那么多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前进的卓有成效的创造和发明？普通劳动者难道还要希望发明家跟自己的收入毫无差别地平等吗？显然，有多大贡献，就理所当然地有多大收益；没有贡献，就谈不上也不应该享受任何收益。贡献与收益成正比。这，应当是正常社会始终不变的定理。然而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贡献与收益却不能成为正比，却被极大地扭曲，乃至于完全地相反，即，贡献大的，收益不多；没有任何贡献的，却常常在平等的名义下收益良多。据说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但却是毫不正义的荒唐可笑的谬论。因为这样一来，就扼杀了能力甚至天才，就激励了平庸与无能。正是这种吃大锅饭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体制，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与落后，即毛泽东时代通常具有的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其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就在于某种程度上冲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计划经济及其导致的由科尔内所定义的“短缺经济”。

平等，只关注于人在法律上的无差别的人格、尊严、权利，只关注于人人都有一样的，至少差不多少的机会拥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地上升的渠道，而无关人的富裕与贫穷，地位的高与低，权力的大小有无，等。这，才是平等的要义。

所谓的以平等之心来待人，是在以自我的、为法律所认定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基础上，同样地尊重并看待他人的、为法律所认定的人格、尊严和权利。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指自己所不想要的，决不能强加于他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问题，就能对别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应有的和必然的理解和尊重，也能较好地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灾难性结果，如发动各种各样坑人害人乃至大肆屠杀的政治运动——其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之所以如此之多而且能够连绵不断，是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毛泽东毫无平等之心，有的却是膨胀到无以复加的、高高在上的、帝王般藐视一切的苟且心理。在他的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除了他自己，别人什么都不是，顶多算是个小小的蚂蚁而已。据毛泽东亲口说，他动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给打倒。那么，对待别人，他还需要动用大手指头、还需要费劲巴力吗？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以毫无平等的意识、以对他人生命极端藐视乃至仇视的大无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势居高临下地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比例杀人的最高指示，真乃千古未有，旷世一绝！

可见，政治权力骄横起来，可不是闹著玩的，那是极其可怕的，也是极其要命的！骄横的政治权利，还哪里谈得到平等、还哪里谈得到平等意识？简直就是砍头犹似灭蝼蚁，杀人如草不闻声！

如果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稍微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意识，就决然不会把中国人民的生命如此明目张胆地、兴师动众地和大规模地予以剥夺、予以残害和消灭了。正是因为没有平等之心以待人的理念，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在对于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之后，无所不用其极地显示红色权力飞扬跋扈的骄横。共产极权专制的权力之恶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意妄为地打开了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潘多拉魔盒。共产魔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徘徊”，是《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翻译者陈望道有意识地淡化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而欺骗性地硬造出“幽灵”一词的，其实，所谓的幽灵，英文是ghost，是魔鬼、恶魔、鬼魂之意，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魔鬼，一个共产主义的魔鬼，萦绕著欧洲大陆的上空。）红色魔鬼以国家的统治力量对于整个社会实行了全面彻底的镇压，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了灾祸连绵的政治恐怖，凌驾于一切的人性、良知和道义之上，没有任何平等之意识，根本谈不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红色权力恶性膨胀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其所制造的人间悲剧，实乃五千年文明古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权力之骄横，就在于极权专制主义非法权力来源的不正当，在于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却硬要打著“人民”之旗号，所以造成其目空一切、横扫一切的乱折腾、瞎折腾、胡折腾，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熟视无睹、视之为无物、视之若仇敌，由此而造成连绵不绝的世纪大灾难、大悲剧。历史的惨痛教训一直告诉我们，权力一骄横，灾难就降临！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以其至高无上的非法权力向世人显摆其统治一切、驾驭一切的政治能力，不失时机地展现其生杀予夺之利剑，哪怕头颅滚滚也在所不惜，哪怕血肉横飞也无动于衷，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和连绵不绝的灾难、痛苦、悲剧等等，那都是统统地不在话下的，所有这些甚至都不能引发极权专制主义者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因为这些正是极权专制主义者的权力骄横所一手导致的，也是其所刻意追求的，简言之，极权专制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宣战，就是时时刻刻地都在发动著取缔文明、消灭人类、毁弃正义的赤裸裸的战争。

政治权力倘若追求进步和文明，就决然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骄横，而必须收敛其固有恶性的魔爪，表现出其所应有的和必须的谦卑。政治权力的谦卑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权实现的先决条件，是人的自由得以扩大的可靠之保障。

政治权力的谦卑，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平等之心对待他人，以平等之心处理事务。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权力绝对不能骄横，权力的骄横绝对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权力之谦卑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人权与政权相一致、相等同的基础上，政治权力才能变得谦卑起来。因为政权是由人权所认定、所赞同、所批准的。倘若前者对后者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应有的恭敬，那么人权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使政权的掌握者，即领导人在四年一期或五年一期的大选中大权旁落，故此，政治权力焉敢不谦卑？哪一个政治权力掌握者还敢于藐视一切地耍大牌？

政治权力之谦卑，通常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加、澳等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国家里的政治权力掌握者都非常之谦卑，一点儿都不牛，对于每一个人都表现出尽其所能的尊重。哪里像在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的领导人那样，一个个都是老爷派头，前呼后拥耍大牌。除了想法设法地制造人权灾难，别的也就什么都不会干了。一个个装腔作势、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胡作非为者不知凡几，骄横跋扈、狂妄至极、有恃无恐，毫无廉耻！

四、宽容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容。人生在世，对人对事都应该有宽容之心才行，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才能切实地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要宽容，首先必须做到平等，也就是要有平等之心。要有平等之心，那就得承认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差别，无论是立场、观点、看法，还是行为方式，都有可能是不尽一致的，都可以是各有千秋、各自不同的。所谓宽容，就是要承认差别、承认差别的合理性。但仅仅承认差别、承认差别的合理性，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对差别、对于差别的合理性予以应有的起码的尊重。没有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承认，没有对此予以应有的充分的尊重和认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宽容。

可见，承认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差异性，就是把差异性的存在视作是必然的、合理的、正当的存在，也就是说，坚决不能取缔、围剿并抹杀与自己不同的差异性。不宽容，就是不承认与自己不同的差异性，不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并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极力地取缔、围剿并抹杀差异性。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讲的就是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后来又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不亲、线上分”。其结果就是什么都搞大一统。不跟从大一统的，那就不行，那就是错误，而凡是大一统的就毋庸置疑地是正确的、合理的。不跟从大一统的，那就要斗倒斗臭。这跟公元五世纪——十五世纪的欧洲大陆所经历的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那时候只有神权教会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合理的，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而其他的与神权教会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思想言论，都一概地被称之为“异端邪说”。谁要是赞同为神权教会所反对的异端邪说，谁就必然会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为犯了“异端邪说”之罪。对于严重犯罪者，即，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和信奉者，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后来在中国批斗地富反坏右等所谓的阶级敌人那样，不但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他们的精神，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消灭他们的肉体。布鲁诺就是那一时期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布鲁诺所具有的，不过就是与神权教会不尽一致的独立的思想而已，但恰恰就是因为其独立的思想，布鲁诺才不见容于神权教会的正统思想。因为非正统思想之外的一切思想言论，都是毫无疑义的异端邪说。不消除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和信奉者，又如何能够保证神权教会的正统思想对于千百万民众进行兴师动众的和大张旗鼓的洗脑？这正像在过了几百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陆，如果不从肉体上消灭林昭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士，而允许他们自由地言说他们的独立思想，又怎么能够保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人的灵魂？又如何能够保证党天下的红色江山万年长？林昭的所言所论，当然是毛泽东及其思想所认定的异端邪说；布鲁诺的反动言论，对于神权教会来说具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布鲁诺被判处火刑、林昭则被处以枪决。布鲁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给后世留下了何等经久不息的光辉形像？由于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秉持与神权教会不一致的思想，布鲁诺竟被活生生地烧成了灰烬；林昭作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和独立思想的中国才女，因为敢于同强大的极权专制势力相对抗，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竟被残忍地无辜杀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独立的思想和言论，竟是如此地面目可憎、如此地不能被容忍、如此地可杀而不可留，反而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是什么样的统治者竟是如此地不宽容？是什么样的社会竟能够毫无宽容之理念？

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权压迫人权。人权是神权的婢女，神权是人权的主人。人权必须接受神权的霸道统治、肆意摆布和任意处置；红色的中世纪，以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压迫人权、蹂躏人权、取缔人权、屠戮人权，人权成为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所随意摆布的奴隶。人权不能伸张自己的正义，人权在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的压迫下，丧失了自己的一切。

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权教会的各级代表——布道的牧师为代表，执行神权的旨意，对人的思想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以严酷的禁欲主义无孔不入地干涉民众的个人生活；红色的中世纪以至高无上的党权掌握者及其指派的各级党的权力掌握者——党的委员会书记们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以及所有的人都实行密不透风的紧约束管理、领导，使全体人民都在党的号令下，步调一致地听命于党的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

黑暗的中世纪和红色的中世纪，在压迫人权方面异曲同工地走到了一起，前者是神权压迫人权，后者是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压迫人权。党权在贯彻自己的意志中向来把自己当做任何人都毋庸置疑地必须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即便没有神，也要制造一个神出来，以作图腾、以供膜拜。既然黑暗的中世纪与红色的中世纪本质上如出一辙，形式上也是半斤对八两，那么黑暗的中世纪不宽容，红色的中世纪也同样地不宽容，甚至后者比前者走的更远，即更加暴力、更加残忍、更加凶恶、更加无耻！这一点从红色中世纪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文字狱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东欧共产国家，亦或在中国大陆，都有层出不穷的不宽容的事例可以提出证明。

谁要站在与掌权者的要求不一样的乃至相反的立场上，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立场肯定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所以就必须坚决地予以斗争、围剿与灭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历史上显而易见的和司空见惯的认定敌我关系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准则，这也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一贯秉持的认知方法。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作为显然是没有任何宽容的。其所造成的巨大的文明灾难，简直是书之不尽、说之不绝！

在极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宽容这个词儿。在以严酷斗争著称的红色意识形态中，宽容就是某种程度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宽容的基础是对于人类的普遍的大度和爱，而极权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根本不承认人类的普遍的大度和爱，相反却极力地否定这种抽象的大度和爱，并用透入骨髓的仇恨来取缔人类之爱。仇恨的种子要发芽，以仇恨为根基的意识形态，只能表现出完全彻底的无情，更谈不上什么大度、同情与怜悯。

要宽容，就必须抛弃仇恨、远离仇恨，因为仇恨的结果就是没有爱、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仇恨是不可能导致宽容的，是不可能允许以同情、怜悯和博爱为表现形式的。这也正是造成中国大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是那么凶神恶煞、如狼似虎、惨不忍睹、难以理喻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人与人之间不宽容，扩而大之，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宽容，党派与党派之间不宽容，非得要把对方灭了不可，这样才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非得要斗得个你死我活不可，何苦来哉？就是不能有一刻的消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几十年如一日、上百年也好不到那里去，还是一个熊样地、一如既往地和始终如一地胡折腾，搞的都是零和游戏，就不能搞一搞和而不同、一赢多赢乃至共赢的新局面、新场景。

千百年来纷纷扬扬的中国历史总是缺少两个字：宽容，总是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字就是：不宽容。不宽容之恶劣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不宽容不同的思想、言论，不允许不同思想、言论的生存与发展。把统治者所不喜欢的一切思想言论，都一概地统称为反动的东西而大打出手、屠戮净尽，所以就造成了类似于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之类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由于不能宽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言论，并把所有这些思想、言论统统地当成必欲打倒的东西，所以拥有独立思想的自由言论者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被残忍地枪杀，说几句真话都不行，都要给剥夺生命。这哪里还有一点宽容的样子，简直匪夷所思地不像话！这种极权专制主义的暴政，目的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的全社会的恐怖氛围，就是要造成人人心里扭曲而阴暗的不宽容的可悲、可耻之现实！

正常的言论表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毫无疑义地都应该是允许的。人们可以表达正确的意见，这当然应当得到保护，可是人们要是发表不正确的、错误的言论呢？那也应该允许存在，也应该得到保护。这就是说，言论自由不但要保护正确的言论，而且也要保护错误的言论。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是提倡，而是允许错误言论的存在。没有错误的言论，又怎么能够证明言论是正确的？况且，谁又能够证明哪些言论是正确的，哪些言论是错误的？既然错误的言论都可以存在，那么不同的言论就更没有理由予以剥夺了。不同的言论是正常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同言论的共存有利于开启民智，引领社会不断向上。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比较、鉴别，人们就会从不同的视角由浅入深地考虑问题的实质，从而能够得出自己所能得出的比较正当、比较合理的结论。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并极其武断地把不同观点称之为反动，称之为异端，称之为不合时宜或者叫做其他的什么名目，根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的专制思维所能扣的范围极其广大的帽子，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常用语，而毛泽东时代的常用语，那就更多了，简直数不胜数，一抓一大把。昏庸无能的共产领袖常常用监狱、用刀枪直接地对准仅仅拿笔的思想言论者的生命而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冷酷无情地进行残杀。批判的武器竟被武器的批判所完全地消声灭迹，野蛮的暴力竟对文明的思想与和平的言论展开灭绝人性的讨伐与征战。在极权专制主义收尸在望的肆意滥权中，人类文明的所有希望都已经灰飞烟灭且无影无踪！

文字只能用文字来批判，正如思想只能用思想来说服。笔与笔战，方为公平，因为平等；枪与笔战，绝非平等，更不公正，也不正义，是恃强凌弱，是蛮横霸道，是无知无识，是无耻流氓。总之，非思想之外的一切强制力，例如行政的、司法的和武装的力量等参与思想的讨伐、围剿与征服，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和极不公正因而滑稽可笑的场面。这样的事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以前和现在层出不穷地、连绵不绝地发生过的和每时每刻地正在发生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狱——焚书坑儒的现代翻版，都不能不提醒我们，用思想之外的国家强制力对思想的严酷统治和镇压，竟会达到怎么样一种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堪程度了。

在中国大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宽容，干脆与宽容二字绝缘了。对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是存有疑问的。因为这是极其残酷的历史，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确凿事实。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能说现实社会已经变得宽容一些了吗？恐怕也不能如此这般地说吧？现在的政治坏境也不能说是宽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宽容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似乎给人以某种宽容的假象。以前在毛伟大的时代谁要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了几句真话，脑袋就极有可能或者必定搬家，像遇罗克，不就是因为写了一篇对“唯成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的文字，所以就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的签字下被处决了吗？反对毛泽东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张志新，不也在被割断了喉咙之后押赴刑场、就地正法了吗？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独立思想者、说了几句真话的自由言论者，不都被统统地屠杀了吗？现在据说有了点进步——不让脑袋搬家了，于是立马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人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中共官员自得其乐的和欲盖弥彰的常用词）。任何独立思想的表达者，仅仅不用担心脑袋搬家了，就非得要三叩九拜，谢主隆恩，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不可了么？自由的思想者、言论者，现在却要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统统地以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其变种，如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非法出版、泄露国家机密等五花八门的罪名关入大牢，都给判得个十年八年的了。只要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要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与主流意识形态稍有不同，只要对中共、中共政府及其政策提出了批评、意见，那么党和政府就要把胆敢表达自由想法的人先给抓进去再说，然后再慢慢地收集材料。材料总是能收集到的，公权力只要把你当盘菜，无论定以什么罪名，“煽颠”也好，“寻衅滋事”也罢，亦或是“泄密”也罢，等等，总有一款比较适合你，总而言之，你逃不掉；言而总之，你必须低头认罪，再把你放到CCTV上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游街示众，直到把你搞得声名狼藉、无可奈何花落去，让不明就里的观众也一头雾水、不清不混，才算告一段落。脑袋虽然没有搬家，但名誉已经严重受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尊严业已荡然无存。多少因为发表不同意见和尖锐批评而受到众多粉丝追捧的大V们，却被以嫖娼的罪名抓了进去，并在央视上灰头土脸地亮了相？你不是进行尖锐的批评吗？那么，好，你一嫖娼，你以后还敢再指点江山、信口开河了吗？你都嫖娼了你，你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在央视上出头露面了你，你的粉丝们还能跟随你、崇拜你、信任你，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你说西他们就不信东，你说南他们就不信北了吗？

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所谓的“人权进步”就是如此地下三滥，如此地卑鄙、龌龊，如此地阴暗、苟且，的确照比让人的脑袋搬家的毛主席，现在的时代似乎前进了一个小碎步，但这决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应有的标志，而恰恰是一个不文明、反文明的野蛮社会不宽容的自我证明。

不宽容的表现，现在仍然是不一而足、多种多样、多如牛毛，比如不允许公民社会的相关组织的自由活动，甚至连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允许存在。一出现就打压，就把有关人员抓进监狱，用似是而非的罪名给判个几年有期徒刑。在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谓艰苦卓绝，因为处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更不用说还有什么发展的可能了。像西方文明社会那样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之状态，在我们现行的社会里还远远没有形成，连起步都算不上。不宽容，还表现在对维权律师的不公正的处理上。人家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话，表达了对政府的某个政策的批评，就要兴师动众地问罪，就要大刑伺候，这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不明摆著要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整人无商量的那一套吗？整一个维权律师，那是给所有的的维权律师一个下马威，一个杀鸡敬猴的提醒，那是试图造成整个社会陷入恐怖情绪的下流之作为，那是一种公权力肆意妄为的任性之标志。

不宽容，还表现在对新闻记者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上。如实地反映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乃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什么叫做无冕之王？所谓的无冕之王，就是可以反映任何事情，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所谓秘密的事情。新闻记者一反映，就给人家扣帽子，而且这个帽子还不是一般的帽子，而是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这么一搞，那新闻记者还怎么工作？还怎么探究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秘密？所以在中国，新闻记者是毫无自由可言的，是不可能完成其无冕之王的历史使命的。当什么事情都被秘密所规定、所限制时，记者们就只能人云亦云、困死在一定的氛围内而寸步难行了；当什么都是所谓的国家机密时，或者不是国家机密而是某个党派所发布的内部文件却被硬性地、强词夺理地和莫名其妙地当成所谓的国家机密时，新闻记者就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抑或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泄了密。岂不知，泄密，而且只有泄密，才是新闻记者至高无上的神圣天职。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人咬狗的新闻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泄密，泄露了见不得人的机密。而这，正是新闻人所创造的真正的新闻价值之所在。特别在现行社会里，在几乎什么都是秘密的情况下，泄密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也更为可贵，也更值得提倡与鼓励。有良知、有责任的新闻记者，就更应该知难而进，以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的、伟大的神圣使命，极大地促进行事诡秘的公权力尽早地走向全面地公开化和透明化，把一切桌子底下的秘密勾当都放到众目睽睽的阳光之下，以照亮其应有的原形，看看其秘密究竟是些什么阴暗无耻的货色！

不宽容之表现，仍然在变换著花样地从各种文字的鸡蛋里面挑骨头，并放置在显微镜下，使出浑身解数地搜寻著词语的危险性，在字里行间保持著高度警惕的巡逻，一经发现有不合时宜的论调，便立即打开监狱的大门，威风凛凛地摆出格杀勿论的架势，以歼灭异端思想为目的——文字狱就此形成。不允许发表不同的观点，更不允许发表相反的观点。这种不宽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其历史的遗传，仍然在顽固地表现著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之特征。这种造成巨大历史灾难的不宽容，正在每时每刻地制造著现实中可耻的人权灾难。这个人权灾难的问题不解决，又怎么得了？中国社会还能有什么进步？那不意味著，现代社会干脆退回到焚书坑儒的秦王暴政的历史时期去了吗？

不宽容，总是不行的；一直野蛮下去，是很成问题的。一点文明气味都没有的状况，怎么竟可以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难道说，中国人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如果的确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只好与时俱进地倒霉下去了。自甘堕落的民族，恐怕连上帝也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了。

要宽容，就必须按照启蒙思想家的一个说法去做，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说，尽管意见不一致，但是人的权利是必须尊重的。不能因为意见之不同，而不尊重人的权利，进而还要剥夺人的权利。允许不同意见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正常社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社会因为不同意见的存在而从中获益。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就像汽车必有刹车功能一样，将会使社会有如正常的汽车一样保持良好行驶的状态，因为刹车系统是汽车安全的可靠的和必要的保障。而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社会，就像汽车没有刹车功能一样，灭顶之灾就会随时随地不期而至，因为谁也控制不住、也根本没法控制难以预料的危险。没有不同意见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这样的社会流氓起来，谁也挡不住。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就是造成人类文明灭顶之灾的极其可怕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和国家决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连发个微博都给抓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新型的文字狱——微博狱么？可能不久还要有微信狱或者叫做别的名称的什么狱。比如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也照旧不误就是一个字：逮，叫做举牌狱。反正干点什么正常的、合理的事儿，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狱在那里等著你，在那里张开著血盆大口随时随地要吞噬你，搞得你最后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心愿也表达不了，问题就在于，根本就不让你表达。想要在党控媒体上揭露公权力肆意滥权、胡作非为的情况，那是连门都没有的。不但反映正常意见的途径给你堵得死死的，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罪名早已准备妥当，早就安排就绪了。社会的不宽容，怎么竟能够达到这种令人齿寒的极其严重的程度？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根本就找不到人来管，而明目张胆的罪恶也干脆没人搭理。公权力不是不作为、拖字诀，就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但人们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申述冤屈，表示不满和抗议，这时候却有大盖帽郑重其事地来管了，而且是管得很具体，也很积极，此时倒是尽职尽责了。该管的，不管，装聋作哑不作为；不该管的，倒是横巴拉、竖挡著，又是截访，又是围堵，总之是要维稳，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从根本上消除矛盾产生的原因，却总是跟反映问题的人、跟遭受不公对待的人过不去。这样的维稳，简直是本末倒置、头痛医脚，是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乱弹琴。此类与真正解决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南辕北辙的现象，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不宽容，尤其对人们反映问题、表达意见、申述冤屈的正常言论的不宽容，对和平地表达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不宽容，一直是我们这个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根深蒂固的、从来如此的、积重难返的和死不悔改的大的问题。不允许和平地表达意见，难道还要让人们非和平地采取什么措施不可？不让人们用语言反映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难道还要鼓励人们采取什么不可预测的实际行动吗？要不然，怎么竟会如此地荒唐、如此地非理性、如此地不谨慎、如此地不宽容？非得把用词语、用句子、用段落、用文章表达思想和感情的人们，都给抓进暗无天日的局子里去不可吗？为什么要把仅仅拥有一支秃笔的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等等概都莫能外地大刑伺候？这，究竟是何道理？只知道用赤裸裸的暴力、用蛮横无理的枪杆子来对付追求正义的、和平的温柔之笔、来围剿表情达意的独立之笔、来消灭不甘屈服的孤傲之笔，是不是现实社会的过分之举？是不是毫无道理的恃强凌弱、恬不知耻、山猫野兽的混账透顶？

士人论政，实属天经地义。这是一个谁都可以完全理解的浅显易懂的道理。但为什么有的人却偏偏搞不清楚亦或是揣著明白装糊涂？所谓的士，一般地指的是知识分子。古代的士人传统，就是要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情发表看法。这里的任何事情，当然也包括政治，可能主要的就是政治。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对社会的一切表达独立看法、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见的人或人群。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不同之意见而只是为权力者的所作所为歌功颂德亦或只是做些解释性、诠释性工作的人，由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只能称之为有文化的御用文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对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发表适得其所的批评，哪怕是激烈的批评，不管后者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批评（批评，即是批判，二者的意思都是一样，英文都叫做criticize）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批评就是监督、检查、指导。对于政治权力极其掌握者，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检查、指导，因为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就像偷奸耍滑的牛马一样，不用鞭子抽，牠是不会干活儿的，也是注定干不好活儿的。批评的鞭子必须经常不断地击打著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以使后者不敢偷奸耍滑、不敢懒惰懈怠、不敢假公济私、不敢胡作非为，而必须任劳任怨地使出全部力量干好活儿，尽职尽责地完成应予完成的维护正义之使命。对于政治权力，没有批评是坚决不行的。没有批评甚至没有激烈的批评，政治权力就会肆意张扬地显示其如虎似狼的内在之恶，难以驾驭的恶性就会极大程度地膨胀起来，就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给整个人类文明造成天翻地覆的罄竹难书的巨大灾难。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没有批判，没有激烈的批判，没有鞭辟入里的批判，没有振聋发聩的批判，又怎么得了？难道知识分子还要像某些御用文人那样助纣为虐地重演一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活生生地饿死四千多万中国人的惨痛悲剧吗？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尤其是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一刻也不能少。少了批判或者没有批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是极其危险的、更是极为要命的。既然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展开力所能及的、绝不客气的批判，那就必须刻不容缓地做好这个事情才行。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倘若搞得好，那也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丝毫不值得给予肯定和赞扬。因为这是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应尽应分的责任和义务，它必须做得好。而做得不好，则是根本不行的。做不好，它就应该按照既定的程序下台滚蛋，以便让能够做得好的人上来做。这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里已为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认定。如果执政者做得不好，那么下次大选肯定会被选民们所抛弃，其结果必然是能够做得好的人才能适得其所地执掌权柄。

做得不好的政治权力掌握者必须在其行使权力时就受到应有的严格批判，坚决不能客气。因为做得不好是决不应该的，是决不能允许的，做不好一点点都不行，连想都不要想。稍有做不好的迹象，批评的鞭子就会抽将下来，狠狠地打在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身上。直到他像牛马一样地疼痛难忍，直到他铭记在心、任劳任怨、毫不懈怠，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耍滑偷懒、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假公济私才可以，因为批评的鞭子总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随时落将下来。知识分子的批评武器，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而言，就是劈啪直响地狠狠甩、狠狠抽的鞭子。而不宽容的荒谬绝伦的社会现实是，本应如牛马一般任劳任怨的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却把批判的、行使监督与促进的鞭子一下子就给踩在脚下，把掌握批评鞭子的知识分子当作草料一般地用锋利的牙齿给挤压得稀碎，再嚼一嚼，囫囵吞枣地吞进了极权专制主义的肚子里。如此这般，岂不荒谬绝伦？

政治权力常常是做恶的。做恶是常态，不做恶是非常态，是特例。常常做恶的政治权力是非常不喜欢批评的，反倒乐意听颂歌，最好一天到晚地山呼万岁，他才感到由衷的舒服、坦然、喜不自胜。古今中外，规律共同，都是一样，从来如此。也就是说，都不大喜欢批评。因为批评总是刺耳的，特别对于不可一世的骄横之权力掌握者而言，就更加不能容忍，甚至是零容忍。但任何政治权力，既然是公权力，就必须经得起全社会的批判，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和开诚布公的批判。经不起这一关，就不配掌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权力。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就要动用公权力搞维稳、搞镇压，就要把监狱的大门全方位地给打开。这就有失公权力掌握者的风度和作派了，此乃小人之作为，更何谈现代政治家的应有气势？君子之作为决不应当是这样。

现代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是：决不能滥用公权力，而是慎用公权力。面对激烈的批评，只要是和平的，比如来自于人民群众中的声音、词语等等的请愿、抗议、示威等，根本不能动用公权力。公权力是不能随便滥用的，是绝对不能滥用的。极权专制主义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在这些位高权重的小人们、庸人们、草包们看来，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就是他们随便可以滥用的私权力，他们具有普遍的“朕即国家”的阴暗心理。要不然，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的大屠杀和各种各样荒唐透顶的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也就不会明目张胆地发生在我们触目可见的历史和现实之中了。

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变成现实的悲剧，就要随时警惕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就要高高地举起批判的鞭子，猛烈地抽打一切的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批判的声音要在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耳边时刻响起——振聋发聩地响起、霹雳闪电地响起、连绵不绝地响起！关心祖国命运的朋友们，请记住一个血泪浸染的道理：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绝对不能放下你手中的鞭子！千万不要忘记抽打这种恶性十足的东西——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这叫做警钟长鸣、耳提面命。不这样是根本不行的，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太多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因为没有批判，没有激烈的批判，尤其在上个世纪五七年反右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反人类的恶势力打趴下了之后，只剩下为政治权力捧臭脚的莺歌燕舞、歌功颂德的假大空了，批判的鞭子都被统统地扔到夹边沟里去了、都被统统地扔到北大荒里去了、都被统统地扔到阴沟沟里去了，所以才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饿殍遍野的、伏尸千里的大饥荒以及随后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由于知识分子都被毛泽东的阳谋所剿灭，批判的鞭子丝毫不起作用，反而被毛泽东狠狠地踩在脚下，毛泽东的极权之恶便情不自禁地、也无所不用其极地蔓延开来、极度膨胀，直到吞没华夏故国的一切，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和血肉横飞的极端可怕的红彤彤！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之恶具有当仁不让的和首当其冲的批判作用、遏制作用、消解作用。政治权力之恶是一种病，知识分子、尤其是先锋知识分子的批判，就像药物一样可以抑制并克服病菌的发生、扩散、毒害以及毙命的性能，所以没有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先锋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根本不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先锋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得到发挥。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批判，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多而是少，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批判的力度也要大大地增强才为正道。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是要面临著巨大的灾祸的，因为政治权力的本质之恶是自以为是的，是变本加厉的，是得寸进尺的，也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批判就必然为非作歹的。为此，知识分子必须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担当起批判政治权力的光荣的责任和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无论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无论经受多么致命的危险，都要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使命，因为士人论政，天经地义。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能使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不敢肆意逞能，而只能老老实实地尊重民意，并在法律和民主的轨道上正常地行使应予行使的政治权力。

五、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是正义信仰的必有内容

正义的信仰还要求人们必须拥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对于苦难的同情、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于遭到磨难的人的怜悯等，是人所应有的高贵的品质。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的人，就决然不会见死不救，当然也不会整人、害人，更不会落井下石。总而言之，不冷酷、不残暴，应当彰显人之为人之常情。

因为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一些人常常表现出对另一些人的匪夷所思的冷酷和残暴，千方百计地把人往死里整。兽性主义十足，而人道主义干脆就一点儿也没有。人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与野兽又有什么不同？不给别人留活路，也就意味著把自己的活路也给堵死了；不让他人活得顺当、痛快，也就意味著自己的命运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安逸轻松，此之谓：害人终害己。“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穷追猛打、斩尽杀绝的毛式思维，毕竟与普遍的人性相距甚远，天差地别，因为根本就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是野蛮、残忍、冷酷、暴烈，是把生命当儿戏的暴君与恶魔的阴暗之心理。

毛泽东有同情之心吗？没有，丝毫也没有。他所具有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刻意追求的头颅滚滚烟火色、帝王宝座千万塚的极度流氓之气势；他有怜悯之心吗？没有，丝毫也没有。中国人民血泪滔滔的悲剧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他竟可以眼皮连都不眨一下，根本无动于衷。

用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来对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林肯的所作所为，立马就可以判定出什么叫做野蛮，什么叫做文明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南北战争。最终北方取胜，南方失败。在这场惨烈的战争结束后，没有一个前叛军人员遭到惩治。自李将军以下，所有的军官亦无一被法办。就连理当接受审判的南方总统等首脑人物，也在林肯的默许下安然离开，自由生活。（南方总统的故居现在仍保留在密西西比州，供人们参观）威望与权力已达顶峰的林肯说：“谁也别指望我会参与处死那些叛乱分子，哪怕是头头。打开小门，把他们赶出国家吧！”所有的南方人在战争结束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都拥有其不可剥夺的最大程度的自由。生命得到了保障，财产得到了保障，所有的权利也都得到了保障。作为自由人的南方人，哪怕在南北战争中与北方人刺刀见红、互不相让、你死我活，但在战争结束后，却都立即重新开始了新的自由的生活。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大家都是美国人。在林肯的头脑里，为什么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头脑里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赶尽杀绝的概念？因为林肯拥有基本的人性——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他不忍看到更多的流血牺牲和更多的美国人遭受更多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和权利损失。而毛泽东却与之相反，他一定要对他所认定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他所认定的阶级敌人斩尽杀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作为所谓的“大救星”，他一定要看到神州大地一片红，那是皮开肉绽的血淋淋的红，那是生命如蝼蚁的伏尸千里的红，那是毫无人性的惨不忍睹的杀猪似的红。毛泽东不但不怕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损失，反而还要刻意地制造出种种千古未见、闻所未闻的大灾难，仿佛他天生就是为这种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而降生下来似的。既然如此，他哪里还能拥有林肯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等高尚的人格境界呢？毛泽东能跟林肯相提并论吗？一个是恶魔，以残害生命、毁灭文明为生命依托；一个是贤人，以解放黑奴，保护所有美国人为神圣使命。两者根本无法同意而语，实乃天渊之别也！林肯以其人道主义的伟岸形象，共三光而同光，三光者，乃日光、月光、星光之谓也；毛泽东以其滥杀无辜的苟且、猥琐、阴暗之小丑，只能给历史留下挥之不去的惨痛之记忆。

六、博爱精神，是正义信仰的有机构成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助人为乐的博爱之心。充满善意地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左邻右舍等熟悉的人，也同样地对待不熟悉的人，并力所能及地对有困难的人提供应予提供的帮助；对于别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一定要伸出援手或出谋划策以应对或声援，因为对待他人的不公正，也意味著对待自己的不公正；他人的痛苦和悲剧，也类似于自己的悲剧和痛苦。对于他人的苦难和不幸的遭遇，不能不管不问、熟视无睹，不能回避和远离。总之，不能缺少助人为乐的博爱精神。

没有博爱精神，社会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不良社会。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令人齿寒的悲剧，竟明目张胆地、活生生地发生在人们的眼皮之下？各种罪恶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地横行无忌，人们竟熟视无睹、谁也不管，仿佛倒霉都是别人的事情而与自己无关。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对抢劫偷盗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似乎没有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可以当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情而眼不见心不烦了。岂不知，现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好的倒霉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到时候你必将深受其害。要知道，丧钟不只是为他人而鸣的，也是为极力逃避的你而鸣的！

博爱体现在关心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并由此而升华到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如果你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个人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你难道就因为遥远的距离而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竟可以心如止水吗？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难道不会同样地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吗？既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理所当然地也可能或必然地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环境里，同一个制度下，所以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了。比如，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和平的自由作者因为表达独立的政治观点而被捕，可能就与天南地北的很多人有关系。同样类型的人也许就面临著差不多一样的危险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叫做地球村的世界里。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一下为好，互相照应一下为好，互相支持一下为好。哪怕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也要对于他人的不幸、痛苦和悲剧等，表达我们应有的关注、同情和声援。因为博爱精神就是这样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的。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应该拥有助人为乐的博爱这种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怀。

如上所述，我们应当具备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怀——正义的信仰。只有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才能坚守人性、秉持良知，弘扬道义，我们才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因为我们言而有信、恪守承诺，而绝不会言行不一、乱放空炮；我们知恩图报、有恩必报，而绝不会不知感恩、恩将仇报；我们具有平等之心，平等以待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必将带来人所应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我们不乏宽容之心，能平等地和善意地看待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差别，并对此予以基本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我们具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对他人的苦难、忧伤、悲痛等深怀挥之不去的同类感觉和人道情愫；我们还有助人为乐的博爱之心。博爱是人之为人的高贵品质，也是值得肯定的崇高道德。道德乃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确立的基础，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维系的坚强支撑。

确立正义的信仰，就必须坚决彻底地否定一切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信仰；要否定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信仰，就必须穿透并拨开信仰的迷雾，破除各种不良信仰积重难返的和根深蒂固的的迷失、迷局。消除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为的是恢复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破除不正义的信仰，目的就是要确立正义的信仰。

倘若信仰的迷失、迷雾、迷局，还是梦魇般主宰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开创出正义的人生？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于以往的不正、不义的信仰进行爬网、整理，我们必须对于曾经的信仰展开全面的反省、反思、批判，以痛定思痛、深刻悔悟、改邪归正。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的信仰迷失、迷惑，信仰迷雾、迷局，进行某种剖析、审定，以见微知著、知往开来，以迷途知返，走向未来。

对于中国历史，尤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深刻的总结，我们应该坦坦荡荡地直面往日的风霜雨雪和各种各样的坎坷，哪怕再阴暗、再荒诞，哪怕再无耻、再混账，我们也不要、更不能把可怖的血污打扮成美丽的玫瑰或腊梅，我们也不要、更不能把肉麻当有趣。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不屈不挠地探究历史的真相。该是什么样儿，就得是什么样儿。不虚美，不隐恶。对历史研究，一定要坚守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原则，这就是：添之一份，则多；减之一分，则少。一定要追求、把握并实现历史的正义，因为研究历史，不能不追求正义。历史研究的正义，只能是恰如其分的、适得其所的历史，只能是曾经有过的真正的实相。

业已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信仰迷失的世纪，是精神陷入泥潭的世纪，是中华文明横遭磨难并且招致大规模毁灭的世纪。二十世纪，国无宁日，民无安居，我们所能获得的，除了连绵不绝的苦难和悲剧，就是一望无际的忧伤的泪水、淋漓的鲜血和长鸣不已的叹息。

谎言，无孔不入的谎言，弥漫整个世界，削铁如泥的镰刀收尸在望，沉重的利斧把一切都化作齑粉，透入骨髓的红色恐怖遍布了所有的脑细胞。除了破坏，就是毁灭；除了毁灭，还是毁灭。这，就是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破”字当头，而“立”，当然也就不在其中了。至于毛泽东所讲的“立”在“破”之中，是满嘴跑火车，是海市蜃楼般靓丽的托词，是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的十足骗人的鬼话。

二十世纪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堪称世界第一的破坏大王、毁灭君主、灾难巨星，所以不可避免地和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乾坤颠倒，流氓、痞子、阿飞等小人各逞其能，绅士、学人、贵族等君子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不但地位不保，而且生命堪虞，随时被消除被毁灭。就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专门以杀人为能事的恶魔，如黄巢、朱元璋、张献忠等一样，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是一路浩浩荡荡地砍杀过来，杀人如草不闻声，对内内杀，对外外杀，以冠冕堂皇的各种各样的名义尽情地斩杀其所口口声声代表著的中国人民，在高亢嘹亮的革人命的进行曲中，一个杀人如麻的伟大的“革命家”终于恬不知耻地从人类尸体的丛林中、从肮脏淋漓的血泊中站立起来了，一颗嗜血如命的彤红彤红的太阳在伏尸千里的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鲜红的血光耀大地，黑太阳照四方！毛泽东以其罪恶的一生，给二十世纪的炎黄子孙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痛苦、灾难和悲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离乱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这个世纪最深刻的胎记。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整体说来乃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历史，是极权专制主义剥夺中国人民所有人权的肮脏、无耻、血腥的历史，是强权肆虐、横行霸道、狂妄张扬的历史，是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否定人权、围剿人权、压迫人权、取缔人权、屠戮人权的黑暗历史，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既冲破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又冲破法律底线的历史，是胡折腾、乱折腾、瞎折腾，颠来倒去、莫衷一是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暴烈、最糟糕、最混账的历史。因为整个社会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法治，更没有宪政，由于实行了极权专制主义的阴暗统治，所以，全体中国人便都统统地变成了程度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奴隶、奴才、犬儒，都成为层出不穷的、泱泱之众的、货真价实的行尸走肉了。

一、革命信仰的迷失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总是贯穿著两个字：革命。从一九零零年——一九九九年，革命从来不得消停，以革命始，也以革命终。睁眼革命，闭眼也革命，一直革到梦魇中。革命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一搞就是几十年，一搞就是一世纪。中国大陆没有人权、也无法治的满目疮痍的现实恶果，就是对二十世纪革命的绝不光荣但却是十分可耻的直接继承。

一九一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267年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满清贵族决不愿意放弃他们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于是便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拖延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改良与革命两大思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满清皇族把持皇权而推诿政体改革的大势下，改良与革命进行了赛跑。一个叫做邹容的年轻人，一个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年轻人，以抒情的笔调谱写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檄文，叫做《革命军》。这篇檄文真实地表达了当时激荡中华大地的雄伟气势和蕴藏已久的社会情绪。

满清皇族保持皇权的决心和意志，那是相当地大，可以说是具有极大的顽固性。由于抱著祖宗的基业不能丢的信念，于是便固守著自己万世稳固的权力，而不能当机立断、顺势而为，从而使自己适应于业已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满清统治阶层如果这时能够有明智的、稳妥的、高屋建瓴的、理想的或比较理想的顶层设计，情况或许可能要好得很多了，至少不大可能出现以后发生的诸多不良的变化。不管怎么说，清王朝统治者的确应该审时度势，做出有利于自己以及各方面的妥协，比如做到像英国国王或女王那样，搞出一个君主立宪的比较开明的政治制度，因为英国国王或女王只是国家的象征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国家每年只需要拿出一定的、极为有限的财政支出来供养国家象征的君主及其家人以及服务人员而已，但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却都实质性地掌握在议会和首相的手中，此乃众所周知的“虚君共和”的政治制度。

满清统治阶层当时如果能够这么做，如果当时的社会思潮也能够宽限一些、退让一些，即，可以保留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以使之作为国家稳定和人民团结的标志，因为皇权在华夏大地上毕竟存在了三、四千年之久，毕竟已经成为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既能够保留仅仅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又能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转移到议会或首相的手中。倘若如此，那么，中华民族上个世纪或许就不会发生民国初年和后来的军阀混战，各种势力的强人都各自为政，不服天朝管，因为没了天朝、没了皇帝，所以都想当皇帝，并且为争权夺势大打出手而形成了尸横千里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惨烈之祸了，也许苏俄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就不会浊浪滔天地泛滥于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并产生了本土化的罪恶之果——毛泽东及其思想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在和平时期竟有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的人间灾难了，也许日本不敢也不会对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中国的广大腹地肆意妄为地进行全面的军事侵略了，因为中华民族确实有一个坚强团结的象征，一个国家稳固的标志，一个民族团结的最高代表，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实质上也恐怕不会形成后来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的历史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倘若从理论上探究起来，试问，能不能存在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或者是问题之外的问题？

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之后，实际上仅仅取得了某种道义上的胜利，而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因为匮乏甚或没有实力，道义上的胜利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而已，也就是说，新近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也是没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故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不得不把权力让渡于北方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但袁世凯野心勃勃，欲要自立为帝。清朝皇帝都已经给废除了。照理说，刚被废黜的皇帝是最有资格继续当下去的。能当的，都不让当了。那么你袁世凯又能算是老几？所以，孙中山等人就干脆不干了，又搞了个兴师动众的二次革命。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义旗，展开了一呼百应的反袁护国运动，全国各地都愤怒声讨、全面抗议、武装进击，最后，袁氏称帝之梦很快就破灭，袁氏由于悲愤交加也一命呜呼哀哉矣！

国家权力随后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各路人等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所谓的风起云涌、泥沙俱下，各领风骚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都不乏其人，全国各地的军阀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刀光剑影、裂土自封、攻城略地、占山为王。争权夺势者真刀真枪，杀伐之声不绝于耳，金戈铁马所向披靡，黎民百姓却都统统地糟了殃、倒了霉，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如此这般你死我活的连绵不绝的征战中，在各种各样的军事势力的相互讨伐中，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累累白骨中，步履维艰地、凄凄惨惨地、无可奈何花落去地混将下来-------

面对这种莫衷一是、混乱不堪、毫无底线的丛林野蛮之状态，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再仔细地、认真地琢磨琢磨，那么，我们也许会得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或至少问出个不大不小的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上个世纪的先辈们是不是存在著某种欠缺、不足、某种不理想的甚或很不理想的、令人遗憾的地方？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能够明智一些、审时度势一些、眼光远大一些，如果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都能够冷静一些、开明一些，为子孙后代考虑得多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能够坐下来充分地共商国是，并发挥全部的聪明才智，以想出万全之策，就像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美国先贤们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么，中国的事情可能就会好办一些了，也一定能够办得好一些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没有皇帝了，因为帝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被取缔、被消除了，也不允许存在了，但实际上不戴帝王冠冕的货真价实的帝王，如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委员长等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帝王，却是一直都有的，从来都是花样翻新地存在的。直到今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正在实行的，还是始终如一的和亘古不变的帝王制。凡是搞官爵分封的、凡是没搞竞选制的，肯定是如假包换的帝制。名义上、形式上没有，但实际上、本质上仍然存在的帝制所造就的这些有实无名的帝王，根本就没有任何责任心，更谈不上使命感，因为毋需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况且，也根本付不了什么责，整个就是目光短浅、大脑平滑、无知无识，缺德透顶，狼心狗肺的家伙。这种没有帝王之名，但有帝王之实的状态，在我们的这块大陆已经持续了长达一百年之久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的深长思之吗？

当然，此时此刻的现在，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说什么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有一些不那么对劲儿的地方，但也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取消帝制的那场革命就一定是恰如其分地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好的结果，更不能认为中国此后的悲剧景象就一定要命该如此、活该倒霉，虽然事实上的确是命运不济、大欠火候。只要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日本国民对于天皇的态度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天皇的深思熟虑的和恰到好处的处理方式，就完全能够醒悟地理解到，我们百年前的先辈们是多么地不冷静、多么地激进、多么地不可思议了。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天皇，我还得再需要一百万大兵来维持秩序，可是现在我只有五十万人。所以，保留天皇制，是有利的，是值得的。战后的日本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保留名义上的天皇制而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并不是互不兼容的，而是可以并存的。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日本首相可以走马灯似地、一个又一个地轮换，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由于天皇制的存在而异常地稳定，而没有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至少，大乱子是出不了的。在此，笔者只是不端冒昧地提出一个值得商榷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先辈们当时要是能够如此这般的话，大家以实现君主立宪的虚君共和为要务，那么，后来的各种各样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和灾难，是不是可以得到某种有效的防范和最大程度的力所能及的避免呢？

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绝没有向我们如今假设的方向和路径演变和发展。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的确是值得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认真地考虑和正确地探究的。我们所知的无比真实的历史则是：辛亥革命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统治全国的皇权随后也就立刻崩塌了！

追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中华民族的二十世纪，咀嚼浊浪滔天的、业已消失在世纪远方的令人扼腕兴叹、更令人追悔莫及的巨大痛苦、悲剧和灾难，除了无言以对的寂寞无聊之外，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能够描述笔者心中的无穷愤懑和难以表达的千般酸楚于笔端，又如何能够铺陈仰天长啸的血泪交织的百感交集于万一？

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太残酷、太暴烈、太难以想象——都是革命惹的祸。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主旋律，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暴力者的宗教。中国是个没有或匮乏宗教信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革命无疑给暴力留下了尽情生长的广大空间；压制宗教的社会，必将为仇恨的生长提供天然肥沃的辽阔土壤。

革命，各种各样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革命，时时刻刻的革命，无处不在的革命，完全彻底的革命。除了革命，还是革命。革命的口号震天响。革命的刀剑闪闪发光。革命的子弹无孔不入。革命的旗帜血红而壮丽，且猎猎地风响。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革命军人紧握手中抢。革命工人生产建设忙。革命庄稼汉播种、间苗、收割、赶著毛驴交公粮。革命的“臭老九”，教的是革命之书，培养的是革命事业接班人。革命群众觉悟高，心明眼又亮。革命干部为人民，穿著一身革命装。革命的红卫兵、红小兵复课闹革命，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是人，就应当是革命之人；只要是物，必然是革命之物。无处不革命，无时不革命。男人革命，女人也革命，男女革命革到一起了，就组成革命家庭，就叫做革命伴侣。在一个革命的社会里，无论是谁，都得革命。

革命是什么？从历史来看，革命就是改姓易帜。比如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革命，叫做汤武革命。汤武伐纣，就是改姓易帜。革命，在史书上的记载，就是顺天而应民。汤武伐纣，即是中华民族有案可查的首次革命。因为历史上整个国家都是由最高统治者的姓氏所代表，而革命就是要把这个姓氏给换下来，由另外一个姓氏取而代之，革命的本意是伐无道，即所谓的的吊民伐罪是也。纣王残暴、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所以就要起来把他推翻。而这，就叫做革命。

由此可见，革命的本意应该是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的，而决然不是相反。不能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的所谓“革命”，说到底绝不是革命，而必然是革命的反面，是打著革命的旗号从事反革命的罪恶勾当，而这，乃是真正的革命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贯穿于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由于没有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实现人权的本质内容，因而滑向了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歧途，乃至万丈深渊。极权专制主义完全以实现自己的全面统治而极尽以否定人权、迫害人权、屠戮人权为能事，不但剥夺人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人的生命；不但毁灭人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毁灭人的精神财富，由此而对全体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巨大灾难。

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不过就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翻版而已。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按照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子给复制出来的、给克隆下来的，即本质上毫无差别、形式上异曲同工的同等货色。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对上述结论的如实供述。中国的革命，起先搞的是列宁主义那一套，列宁死后又来搞斯大林主义那一套，再后来就是搞了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合二为一的毛泽东式的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这，岂能不乱乎、岂能不邪乎？列宁主义杀人如麻的革命，是罔顾生命的狂杀滥杀的杀人狂的胡作非为，列宁死后兴起的斯大林主义更是把杀人革命发挥得淋漓尽致，花样翻新。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切又都成了小巫见大巫，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登峰造极了！

革命，与其本质相异化，而与自身相对立；革命由于丧失了本质，而只能徒有其表。与其本质相异化的革命，最终则变成了革人命，即以剥夺人的生命存在为表现的肆意地枪杀、屠戮。革命的对象，乃是可贵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今天的革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革命的反面，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即变成了反革命。革命的存在则是不允许其对立面，即反革命的存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出反革命，然后再用革命的手段对反革命进行毫不留情的处置。处置的方式就是残暴的镇压——就是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通过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而使所有的反革命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这样，所谓的革命才算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革命尚未成功时，要搞革命；革命已经夺取政权了，总算成功了吧？可是，还没完，还要进行革命，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成功后，还要继续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大规模运动。镇压完反革命之后，还要连绵不绝地、兴师动众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搞革命，此即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的荒谬绝伦之理论。

毛式革命，不但毁灭人们的身体，而且也毁灭人们的灵魂，即所谓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但要剥夺人们的财产、取缔人们的权利，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中国的文化、取缔中国人的精神、灭杀中国人的信仰！

说到底，毛式革命就是谋财害命，就是杀人无商量、做人无底线。毛式革命一言以蔽之曰：就是为了建立苏俄式政权、保卫苏俄式政权之目的而不择手段，就是为了实现其独裁领袖之意志；毛式革命就是为了一切围绕著权力的魔棒而旋转，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式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铁面无私，就是冷漠、冷酷、冷血、暴烈、残忍。毛式革命就是非人性而兽性，非仁义之心而狼心狗肺，既没有道德意识，也没有法律意识，既冲破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又冲破法律的底线。毛式革命就是把一切美好的、可贵的、有价值的文明遗产都统统地打翻在地或焚烧或践踏，以使之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可言，相反地，却要赋予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以无可怀疑的宝贵的、神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土改时，就曾经把吃喝嫖赌等无恶不作的二流子、无赖、痞子等都当成了能够斗勇斗狠的革命先锋。这些毫无廉耻而欺男霸女的恶棍、流氓、瘪三等，大都掌握了相应的权力，都当上了不可一世的土皇上——贫协主任或民兵连长等。中共建政后的历年农业生产之所以远远地落后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土改之后，农村的社会基层都已经全面地痞子化、恶棍化、共产化了。那些不事生产、不懂经营、不善管理、毫无道德、毫无理念的混子们基本上掌握了农业生产的权力，相反地，那些精通农业生产的勤俭持家的本分的农民们，仅仅因为拥有一些私有财产和土地，便无端地受到迫害，遭到杀戮。即便侥幸存活，也都免不了遭受各种蹂躏、磨难，已经彻底沦落成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政治贱民了。

毛式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乾坤大扭转、黑白大颠倒、是非大转换、善恶大迁移，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乱了套、一切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一切的不可思议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可耻现实。毛式革命，貌似有理、似是而非、强词夺理、胡作非为，蛮横、霸道、无义、无耻、阴暗、下流，毫无道德，也没有原则，更没有底线，整个就是杀人恶魔的混账透顶的游戏而已！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人命的一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一生。从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八年，毛的目标完全是为了夺取全国性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与俄国人相勾结，在接受前苏联的指挥和命令的同时，还接受其巨额的经济资助，非但如此，并且也与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进行秘密联络、秘密勾结，尽其所能地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其夺取政权的一己之私而弃中华民族大义于不顾，只图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而坐看民国政府与日寇鹬蚌相争的惨烈厮杀，尽收渔翁之利。当民国政府最后获得抗日战争的惨胜之际，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则把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拼光了老本的民国政府、民国政府军都叫做国民党反动派，而展开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残忍、最暴烈、最可耻、最可悲、最邪恶的大决战、大厮杀。所谓的三年解放战争，完全是中华民族兄弟姐妹之间毫无意义的一场大混战，因为一个民族内的自相残杀本身就是难以理喻的荒谬绝伦，更何况嗜杀成性的毛泽东最后竟耀武扬威地成为红色皇朝的一代开拓者、成为一个新主子了呢？？！

毛泽东建政之后，直到老死于中国共产党主席任上的二十七年里，为了保持和维护其非法攫取的政权，即依靠武装而暴力掠夺的政权，毛泽东也仍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暴力。其所发动的有案可查的上百次的政治运动，竟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诺大的人间活地狱！

毛泽东的革命是残忍的、暴烈的、血腥的，是残害生命、消灭生命，是给中华民族制造层出不穷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等等各种悲剧和灾难的。毛泽东的革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集大成。反人类，是大规模地杀戮、大搞群体灭绝：土改、镇反、反右，还有世所罕见的大饥荒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大规模迫害和残杀生命的滔天大罪；反文明，是大搞现时代的焚书坑儒——各种各样的文字狱，砸烂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全面毁灭绚丽的中华文化，可悲地形成了中国学术触目可见的荒芜和断裂；反现代化是指，毛泽东的革命毫无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内涵，完全是古代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翻版。除了造成整个社会的废墟之外，简直没有任何建树可言；只能把历史拉向可耻的倒退，而根本不可能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除了破坏力极强的悲剧和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之外，只能剩下令人悲愤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哀鸣！

毛泽东的革命具有极大的负面意义，一点正面的价值也没有。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最大的荒谬绝伦。要有多荒诞，就有多荒诞！远远地超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荒诞作家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荒诞不经的场景，恐怕连卡夫卡都根本想象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把毛泽东所搞的后患无穷的共产革命很好地加以总结，以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只有从以往的荒谬绝伦中学得了血泪教训，积累了用亿万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防范并避免重蹈覆辙，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重新陷入到以往的灾难和悲剧之中。

中华民族在贯穿于上个世纪的革命血泊中，可谓遍体鳞伤、浑浑噩噩、悲痛欲绝、死去活来，至今仍然在毛氏的革命泥沼里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一蹶不振。

我们反对血腥的暴力革命，因为暴力是反人性的，而血腥则是残害生命的标志，我们欢迎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因为思想通过争辩、讨论、商榷而愈加明晰，思想只能靠充分的说理和逻辑的论证、平等的探讨而予以说服，其过程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我们反对冲破人类文明底线和冲破法律底线的革命，反对肆意妄为地以集体、国家等所谓高尚的名义剥夺人的财产、权利乃至生命的无法无天的革命；我们欢迎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实现人权而反对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文明革命。要尽量地避免流血的革命，虽然流血可能是为实现人权、正义而不得不付出的应有代价，但也应把流血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而不能使之扩大。要最大程度地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最好以极小的代价来赢得最大的革命之硕果。

二、对暴力的信仰迷失

对暴力的信仰，是非人性的恶，是丧失良知、毁灭道义的不正义，是丛林社会才可能具有的野蛮的丛林法则。对暴力的信仰，包括对暴力革命的信仰、对暴力革命理论的信仰，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

对暴力的信仰，就是对血污的信仰，就是对杀戮的信仰，因为暴力就是否定生命、否定生命的价值、否定生命的意义，总之，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暴力就是野蛮，既是野蛮的本质，也是野蛮的形式，是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野蛮；既是野蛮的标志，又是落后的象征。无论暴力革命的实践，还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只要是暴力的，那就是反文明的野蛮、落后、无耻，就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丑恶、凶恶。

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和平相处，慈悲为怀，用平等之心以待人，可是却偏偏要搞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的阶级斗争，搞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那就非得把人给分成个三六九等的不同的阶级不可：一边是劳动者阶级，另一边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此而大搞阶级斗争、阶级灭绝的政治运动，用武装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用抢劫似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举消灭了城市的资产阶级，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生产力的极大后退，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于是就全国化、全社会化了。

暴力耀武扬威、昂首阔步，人性就必然默默饮泣、低眉顺眼。人在暴力的挟持下，不得不异化成非人。暴力的逞能，乃是非暴力泱泱之众的无可逃离的苦难、哀伤和悲剧。

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的理论，就意味著信仰枪杆子，信仰刀把子，信仰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信仰枪杆子里面保政权。信仰枪杆子和刀把子，究竟是信仰文明，还是信仰野蛮？这，难道不是泾渭分明、昭然若揭的吗？

由于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理论，所以大规模的阶级灭绝等人权灾难才能令人匪夷所思地得以形成，创痛至深的偌大的人间悲剧才能可耻地得以铸就。阶级斗争被绝对化，反人性之恶被肆意地激发出来，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横行无忌。按列宁主义的说法，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和限制的无产阶级暴力。什么叫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和限制？这就是：打砸抢也好，放火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都是可以说干就干的；想杀谁就杀谁，根本用不著法庭审判，也用不著援引任何一条法律条文。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底线，一个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即道德的底线；另一个是冲破了法律的底线，此即随心所欲的无法无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就是，一要承认阶级斗争，要大搞特搞阶级灭绝；二是要大搞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和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人就杀人！连杀人都不是个什么事儿，都不能算个什么事儿，那么打砸抢也好，到处放火也罢，还有其他的恶行等等，又都能算得了个什么呢？这，都是红色意识形态所极力提倡并大肆鼓吹的暴力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故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烈火熊熊燃烧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大陆，能不遗留下来不忍睹目的满目疮痍的惨绝人寰之雕敝破败之景象吗？！

枪杆子，究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刀把子，怎么竟能成为可以让人匪夷所思地信仰的对象？可以认为，一味地用枪杆子颐指气使、耀武扬威、招摇过市，那是最无能、最没有底气、最没有力量、最虚弱的表现。因为枪杆子也好，刀把子也罢，都只是赤裸裸的暴力而已。难道赤裸裸的暴力，还有什么值得信仰之处的吗？一点儿人性、良知、道义的含金量都没有。一点儿道理也没有的赤裸裸的枪杆子和刀把子，以及到处运用枪杆子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理论，怎么竟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莫名其妙的信仰了呢？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总之，暴力，是不值得信仰的；同样地，暴力革命，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革命理论，也同样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是非人性、反人性的，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利益的。相反，非暴力，和平，人性，才是应该信仰的。

三、对歪理邪说的信仰迷雾

对于歪理邪说，尤其对独裁领袖所提出来的一些歪理邪说，人们则是从来不能、也不敢存有任何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对此，人们也很少动脑筋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而去进行充分的辨析，更不能展开恰如其分的批评了。因为已经普遍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就只好听之任之地顺从独裁领袖的意志了。既然人家是口出法谁，此皆因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使然，那么，就随他去吧！独裁领袖说什么也就只能是什么了。独裁领袖常常弄来一些歪理邪说来蒙人、来糊弄人，人们便都浑然不觉、稀里糊涂，甚至唯唯诺诺地一致叫好了。比如曾经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叫做“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到底谁看见了“资本主义复辟”？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比如，现在的北朝鲜是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儿子的儿子，即孙子辈的金正恩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总书记来统领朝鲜的人民的，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复辟，即，不能实行南韩式的民主制度，所以才形成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可悲现实。与其有北朝鲜的共产流氓制度，那还真不如让它被南韩统一了去为好，朝鲜人民也不至于一天到晚地饿得个嗷嗷直叫，连生命都不保了！

当毛泽东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这句话时，那就意味著他又要搞一场群众斗群众的阶级斗争无情义的政治运动了；当邓小平说这句话时，那就意味著他又要大开杀戒了。独裁领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创造出假设句“如果------，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要凭空寻找镇压人民的理由。本来没有敌人，但极权专制主义者由于没有底气，没有底气是因为不合法地、不正义地攫取了政权，所以就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以防止一切人的提问、追究、探寻等等，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敌人，无事生非地寻衅滋事。这，才是独裁领袖歪理邪说兴盛一时的重大原因之所在。

实际上，“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完全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一点儿实际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制造红色恐怖所刻意造成的紧张空气。为了防止出现莫名其妙的“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那就必须在现实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非要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可。前面的口号是假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骗人的托词和幌子，但后面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是触目可见的生活场景！

中共所信奉的，向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期的共产党人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色彩，即那些人自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确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虽然本质上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也许他们一开始就上了乌托邦的当，受了共产主义口号的骗，这里说的是仅就动机而言，动机也许是纯净的、无暇的，也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后期加入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求名好利的无耻之徒。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更没有任何担当的意识，也更谈不上什么责任感、使命感等等基本的正常的价值观，他们只知道投机钻营、假公济私、中饱私囊，除此之外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上心的了。毫无底线的这帮人极其可怕地掌握著从上到下、各行各业的公权力。为什么现在腐败如此严重，乃至于腐败社会化？这与公权力的腐败是有极为紧密的关系的。社会的全面腐败，乃是公权力腐败导致的必然之恶果。但中共却大言不惭、自我标榜地说什么“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属于典型的歪理邪说了，也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是具有中共特色的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瞒天过海的胡说八道。准确地说，共产党除了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

还有，“稳定压倒一切”，也是歪理邪说。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包括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决不能来源于“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根本压倒不了一切的。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领导人，是为无限扩张的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的人，是思维狭隘、鼠目寸光的位高权重者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而弃民族的大义和社会的发展于不顾的、毫无责任感、更没有担当意识的信口雌黄，是造成整个社会人性堕落、良知匮乏、道义虚无、更谈不上正义的胡搅蛮缠的强词夺理。为了保持一时的政权之稳定及其带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之稳定，竟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不用其极地顾头不顾腚、极其下流、极其卑劣、极其无耻地，犹如疯狗吃日地狂吠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胡言乱语！

稳定能压倒正义吗？正义，是什么东西也压不倒的。刺刀见红无所惧，兵临城下没关系，三军包围有何用？正义仍然威严屹立，压而不倒，坚贞不屈，犹如千年不倒的青松一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正义，就是如此这般地刚强不倒的。正义就是最大的稳定。相反，不正义是不可能刚强的，是根本稳定不了的，是想稳定也稳定不了的。稳定不但压倒不了正义，相反，正义却要压倒一切不正义的稳定。因为正义是社会和谐、人心稳定的最大的标志，也是带来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障。只讲稳定而不讲正义是不行的，是有极大的欠缺的，是必须加以彻底地更正的。

稳定也同样压不倒人性。当“稳定压倒一切”提出时，也就意味著从根本上藐视人性、否定人性、排斥人性。没有人性的稳定，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没有人性的稳定，是不可能稳定的，顶多稳定于一时而决然不会长远。只有在人性的基础上、在正义的基础上确立的稳定，才是真正的不参杂任何水分的稳定。而没有人性的稳定，终归是虚假的稳定，是经不起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的动乱的深渊。人性是压而不服的，是任何强制力，包括国家强制力也无可奈何的，根本制服不了的。动用各种各样的武器，用范围广大的监狱、法庭、手铐、脚镣等貌似强大的东西来威胁人性、监视人性、围剿人性、取缔人性，说到底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甚至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性绝不是靠强力来征服的，而是要靠道理来说服的，是要靠正义来使之信服的。只讲稳定而不讲人性，是根本行不通的，违反人性的稳定，只能属于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稳定同样也压倒不了良知。良知作为觉悟者的清醒认识，在强大的压制面前是决不会萎萎缩缩、自我消失的，更不会沉默寡言、无所作为的，而是当仁不让、无所畏惧地彰显其大义凛然的应有气势的。良知是基于人性和常识的判断而对于是非善恶所具有的清醒而明确的认识，良知的本质是捍卫正义、坚守正义、追求正义并实现正义的思想意识。否定良知、漠视良知、排斥良知、灭杀良知的稳定，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其价值只能是负面的而绝不是正面的。只有建立在正义、人性、良知的基础上，稳定才能靠得住，否则是根本靠不住的。没有良知的稳定，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已。

稳定也同样压不倒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常识性的认知以及一般的道理。其在生活中显现的，则是调解人际关系的道德；在社会层面显现的，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这就是说，稳定既不能压倒调解人际关系的道德，不能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也不能压倒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能冲破法律的底线。冲破道德底线，那就是缺德，就有违背人伦，就不是个人，就够不上人的一撇一捺；冲破法律底线，那就是在赤裸裸地犯罪，就是罪犯，就是不能姑息而必须严厉惩处的罪犯。道德和法律是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缺一不可的、同时并进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人之两腿，任何人都必须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而不能胡来、乱来，如此才能成为安分守己的公民，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任何政治组织，任何社会组织，毫无疑义地也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也同样地不能任性地胡来、乱来，如此才能适得其所地生存下去，并成为促使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如果像毛泽东那样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既没有道德的约束，因而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又没有法律的约束，所以冲破法律的底线，其结果只能是混世魔王，搅得天翻地覆，那就必然给中国人民造成千古未有的大灾难、大痛苦、大悲剧。此种深刻的历史教训，难道不能使我们有所醒悟吗？难道说还要让不讲道义的稳定一如既往地继续践踏道义、肆无忌惮地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冲破法律的底线、肆意妄为地残民以逞吗？只讲稳定而不讲道义，是根本行不通的，是迟早要遭受其害的。只有建立在正义、人性、良知、道义的基础上，稳定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持，才能使整个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和谐、繁荣、昌盛的目的。否则，稳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稳定只能把自己给压死而根本就压倒不了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为了维持自身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如泱泱丧家之犬而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权力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如丧考妣的哭嚎，是走向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者即将被正义的汪洋大海所淹没、所吞噬时所捞起的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一根救命的稻草！

毛泽东的歪理邪说，举不胜举，不胜枚举，简直多如牛毛。这里还有一例：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此类似是而非的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表述，无不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无不把中国人的头脑都给搅得个周天寒彻、浑浊而阴暗、阴暗而卑鄙、卑鄙而下流。

“卑贱者最聪明”，此话怎讲？是不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卑贱，通常指的是人的身份、地位。而身份、地位低的人，不见得就不聪明，但蠢笨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会占据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如果卑贱者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最聪明，那么，卑贱者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全部努力而逐步地改变自己卑贱的身份和地位，如此一来，可能就不会成为永远的卑贱者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是经不起推敲的，是没有底稿的，是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的，是绝不真实的胡说八道，是强词夺理的胡搅蛮缠，是瞒天过海的弥天大谎；用这样的定论也同样可以看待毛泽东说的下一句：“高贵者最愚蠢”。高贵者之所以高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不愚蠢，至少就普遍的情况而言，乃是如此。最愚蠢的，怎么能够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所以，“高贵者最愚蠢”，也是不对的。当然，任何事情可能都有特殊。但决不能把一般当成特殊，也不能把特殊当成一般。倘若如此，那就很容易形成诡辩论，那就是硬把不是当理说。特殊不是一般，而且也不能代替一般。用特殊代替一般，那就没法正确地认识问题的究竟，那就没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了。

怎样衡量高贵与卑贱？网络著名作家余樟法认为，衡量贵贱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德性。有德者荣，缺德者辱；德高者贵，德劣者贱。德性表现于言行。言行优秀者贵，言行恶劣者贱。《系辞》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贵族言行美善中正，自然光荣；贱族言行恶劣下流，自然可耻。诚哉斯言！

四、乌托邦的信仰迷雾

《乌托邦》是欧洲中世纪一个叫做托马斯．穆尔的作家在狱中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意思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还有一本同类型的书叫做《太阳城》，所描述的也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为托马佐．康帕内拉所写。在他们描绘的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压迫，而只有平等，大家都视金银财宝如粪土，用金子铺路，用金子做马桶、做尿壶，人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这些类似于科幻小说的东西，显而易见都是作家头脑中的臆想之物。是一种很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这种共惨主义乌托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竟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中国人民趋之若鹜并欣喜若狂的所谓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发端于欧洲兴盛的乌托邦，后来却被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和第一国际所搞的工人运动而理论化、系统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极端地指出，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明确地要求全面地取缔私有财产、取缔建立其上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要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全新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所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即剩余价值规律进行了貌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的理论分析，实际上根本否定了资本家投入大量资本于生产的价值、资本家适应市场需要的筹划、项目选择等智慧以及一旦遭遇不测就必然血本无归时所必然面临的极大风险，还有，资本家从事企业管理、调配资源的非凡能力、资本家推动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就业、分担社会责任的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等等。马克思罔顾事实，抹杀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巨大帮助和对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良好作用，而只是一味地强调资本家的剥削作用，极力鼓吹、尽情煽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在其著述中对资本家、对资本家阶级、对资本主义，都匪夷所思地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十足的偏见。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从现实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还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死了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按照马克思规定的这个路子走下去，虽然很多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但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直到俄国出了个伟大的俄奸——列宁拿著德皇给的巨额资助回到俄国，如愿以偿地颠覆了俄国的政权，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捧上了苏联国教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共惨主义终于落户到了农奴制发达已久的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俄罗斯大地上，并盛极一时。但在七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共惨主义一夜之间就又灰飞烟灭了，不免闹了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的笑话！

一方面是海市蜃楼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真刀真枪、鲜血淋漓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前者是打著“真理”之旗号的自始至终的谎言，后者则是无孔不入的暴力和恐怖。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产生之前，欧洲的很多思想家都曾经很多次地搞过共产主义的不同程度的、甚至是大规模的试验。有的人买了一块很大的土地，让大家都来到这块土地上共同劳动，这个地方就叫做“社区”，英文叫“commune”，即公社之意，共产主义也是由这个词发展而来的。“communism”就是公社主义的意思。公社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共惨主义：一块悲惨、一块倒霉、一块玩蛋，也就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贫穷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试验，大家都是吃住在一起，收获的果实呢，大家也都来平分，一开始倒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但时间一长，有的人就不愿意这么搞下去了，不愿意一如既往地这么玩下去了，因为感到受控制、受压抑，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不自由，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追求自由的，是不自由不行的，所以也就离开了，最后都闹得个不欢而散。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瓜，哪怕再甜，也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吃，所以该怎么样还是得怎么样，该玩完最后还是得玩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如此这般地不得人心的。但是马克思却把这个乌托邦当成了香饽饽，至少用乌托邦这个名——共产主义，来作为他让所有的追随者为之奋斗的理想。这，就是马克思为之建立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了。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没有成功，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同样不能成功，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一百五、六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可能有某些局部的、暂时的成功，比如在俄罗斯和中国就是如此，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乌托邦只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于二十世纪的兴起与没落，就是个显而易见的证明。直到现在，乌托邦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异口同声地唾弃的对象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像曾经出现过的永动机一样，只能哄骗于一时，而绝然不可能长远。也就是说，它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它的彻底失败，实际上怪不得任何人，怪不得任何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敌对势力”，要怪只能怪它自己，因为它的失败，乃是由它的本质所早已决定了的。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就在于它不允许人们拥有独立自主的思想，而必须强制性地接受那一套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没有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所规定的统一的思想，那就必须进行极其严酷的思想改造，所以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思想自由是根本没有的，也是行不通的。思想的统治，乃是最残酷、最暴烈的统治，因为不让思想，无异于把人变成了非人。这就是说，不允许自由思想，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共惨主义乌托邦通过统一思想而把所有人都变成了非人的状态。此其一；

其二，共产主义（共惨主义）乌托邦主要强调对公有制的信仰。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浓重得化不开的思想迷雾。共产党所搞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什么都是国有的，什么都是公有的。生产资料名为公有制，名义上好像是人人所有，但实际上却是人人所无，因为人人都不能实际拥有。真正拥有公有制财富的人，都是那些掌握党权或政权的人。这些国家行政官僚阶级才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生产资料公有制，乃是最大的浪费，是全面彻底的浪费，是不浪费坚决不行的荒诞透顶的制度，是用任何语言都没法说的荒谬绝伦。正如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吉拉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其著作《新阶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当这些作为新阶级的国家行政官僚处理这些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像处理自己的东西似的；而当他们浪费这些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像浪费别人的东西似的。由于责、权、利不明，国家行政官僚阶级贪欲无度、腐败成风、好大喜功、肆意耗费、挥霍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假公济私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已堕落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形形色色的窃国之大盗、窃省、窃市、窃县、窃镇之中盗、小盗，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小毛贼；

其三，信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大都寡廉鲜耻，没有人性，却不乏兽性；没有良知，却心地歹毒；没有道义，却恶贯满盈。当面是人，背后做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绞尽脑汁争权势，言而无信真小人。阴暗、苟且，毫无是非之观念，但却精于利益得失之算计；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假大空的谎言硬是作为真理让人们相信，不信都不行，人们还得装模作样地确信无疑。美丽口号响连天，污泥浊水狂乱卷。一切的肮脏、血腥、无耻、阴暗都用各种各样的美丽词藻来装潢、来乔装打扮。阴暗于是变成光明，无耻于是变成有尊严，肮脏于是变为干干净净，血腥于是变成花朵般辉煌灿烂。谎言社会化，社会谎言化；

其四、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谁就是正确，谁就可以横行霸道。丛林法则到处应用，暴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谁有枪，谁就可以成为草头王。暴力的锋芒所向，横扫一切不同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不同的乃至反对的声音，而且是通过消灭人的生命而消除不同的声音，枪杀无辜者，屡见不鲜、稀松平常。当整个社会都把暴力赋予革命的意义时，肆意妄为地打砸抢、残民以逞且惨绝人寰的杀戮就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凄惨景象。暴力的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和横行无忌，使人性普遍地悲泣，兽性纷纷地闪亮登场，良知被逼到墙角，丧尽天良的歹徒群魔乱舞，道义统统地不见，正义被邪恶所取代，人间堕落成不堪睹目的地狱。以某种富丽堂皇的高尚的名义所施行的暴力，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诸多国家的人民都造成了世所罕见的深重的痛苦、悲伤和罄竹难书的罪恶；

其五、以谎言为基础，以暴力为旗帜的红色意识形态，强行占领了广大的城市和乡村，也覆遮了人们的眼睛和灵魂，故而形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心惊胆战的恐怖状态。恐怖，而且只有恐怖，才是极权专制主义兴旺发达的理由和根据。没有恐怖，就没有极权专制主义生长的土壤、机会和可能，所以，制造恐怖、形成恐怖，乃是极权专制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从没有恐怖中制造出恐怖，通常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拿手好戏；千方百计地保持恐怖，是极权专制主义兴风作浪的有力支撑。为了制造恐怖，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其实，真正的恐怖不是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敌人或敌对势力，而恰恰是来自于乌托邦的幻想及其产生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邪恶势力。乌托邦的幻想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天堂的名义把人们都给赶进万劫不复的地狱。乌托邦的美妙得可以的幻想毕竟是如假包换的谎言，而惨不忍睹的地狱，则是人们必须时刻经历的活生生的可耻现实。

上述几点，远远不能描述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全部危害于万一，在此只能择其要者而点到为止。这里所谈的是，究竟如何能够卓有成效地破除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幻想？那就首先必须破除其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恐怖，那就必须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和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在恐怖面前绝不惧怕，在压力面前绝不低头，充分地显示出不可剥夺的人性的价值和道义的内在的坚不可摧的力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进行“韧”的长期的战斗。要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要敢于并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只要走得正、行得正，不做亏心事，何必害怕鬼叫门，哪怕是乌托邦共产主义骗人的鬼话？只要怀抱这样的信念，恐怖的阴影才能大面积地予以消除。只有让恐怖丧失其应有的作用，极权专制主义费劲巴拉地刻意追求的那一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一触即垮，立刻就会分崩离析。

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幻想及其建立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是在谎言、暴力、恐怖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了或缺了其中的一项，那就很难继续维系其表面上固若金汤、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也许一夜之间就会散了架，随著第二天黎明的必然到来，随著另一个早上太阳的冉冉升起，原先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也许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让人们尽情嘲笑的可耻的历史遗迹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从兴盛到破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难道不正是这一结论的惊人注解吗？曾经被人们迷信得可以跑步进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人间天堂，其实是海市蜃楼一般的虚无缥缈，令人眼花缭乱，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摄人心魄、使人迷醉乃至忘乎所以的任何力量？正如假的不管怎么伪装，也都真不了，海市蜃楼哪怕再美丽、再诱人、再天花乱坠，毕竟不是真的，毕竟是虚幻的，毕竟是空洞无物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只能成为历史上荒诞不经的故事而让人们哭笑不得而已。

五、对于人民的信仰迷失

对于人民的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过的最大的迷失之一，直到如今，此种迷失依然远远没有消除。二十世纪，是所谓“人民的世纪”，这个世纪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一条规则，即，“人民永远是对的”，民意不可违逆。这股在中国大陆勃然兴起的潮流，乃是来自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合流。在德意志几百年的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一直强调国家统一和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在俄罗斯更为漫长的历史上，也有一些所谓的理论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毫无原则地赞美农民：农民的性格、农民的忍耐、农民的辛苦、农民的勤劳和勇敢，总之，凡是俄罗斯农民的，便一切就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赞扬的，都是值得歌颂的。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传统是马克思主义赖以诞生的土壤，也是后来法西斯主义兴盛的根源；俄罗斯大地上的民粹主义，乃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两者共生的“人民”之概念被全面地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为了争夺天下而高高举起的一面招摇过市的和瞒天过海的旗帜和幌子。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起义的毫无事实根据的美化和夸赞，就是全面继承了俄罗斯的民粹主义的丑陋传统，包括他对中国工人的赞美之词，也是没有底稿的，是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的表达方式。比如他说，“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的类似表达，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等。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建政之后，把一切都冠之以“人民”的称号。什么都是人民的，没有一个不是叫做人民，仿佛一叫人民，就真的是人民的了。当毛泽东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时，在他的概念里，人民也就是指他自己，因为他作为中共的领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当之无愧的天然代表。领袖是人民的领袖，领袖与人民相统一，当一切都属于人民时，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属于领袖了。人民作为整体，只是一个不见实体的称号而已，作为黑压压的一片，人民根本无法展示自己的意志；作为乌合之众，人民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为人民被虚拟化了。领袖作为个体、作为人民的天然代表，当然拥有自己的意志，更拥有指挥一切、号令一切的权力，因而是真实的。而虚拟化了的、因而根本不能算数的人民，由于不是实体，因而可以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到处是人民。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有人民，但却根本见不到人。人是个体的、独立的，应该而且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拥有可以自主的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自由、生命等等。但在人民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人，是根本看不见的，因为都已经被融入到无差别的、被统一了的、被统称为“人民”的人群或集体之中了。个体的价值于是乎也就只能搁置不提了，况且，提了也没用，因为个体是渺小的，是无关紧要的，是可有可无的，反之，集体才是绝对重要的，人民才是绝对重要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个体不予承认。个体价值被完全忽视。个体主义消失殆尽。但与之相反，民粹主义的人民却发扬光大，而且是无所不在。政府，被叫做“人民政府”；军队，被叫做“人民军队”；法院，被称之为“人民法院”；检察院，被称之为“人民检察院”；公园，也被叫做“人民公园”。警察，被称之为“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连敌人，也被称为“人民的敌人”。总之，无论什么行业，无论什么职业，都得叫做人民的这个或人民的那个，人民泛滥成灾，人民多如牛毛，无时不人民，无处不人民。连人民花的钱，都叫做人民币。但人民来、人民去，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当什么都是人民时，恐怕人民的存在可能都是空洞无物的了，而且必然是虚置之物了，人民可能或必然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因为在无往不在的人民中，根本就没有个体的人的任何地位可言、没有个体的人的任何价值可言，由于没有个体的权利，所以就没有个体的尊严，没有个体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也就不能不是个虚假的存在了，尽管是个冠冕堂皇的存在，但也不过是个漂漂亮亮的招牌而已。不能尊重个体、不能尊重个体价值，人民的价值也就是根本没有影子的事儿；剥夺个体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了，哪怕把人民抬举到高高的天上去，人却只能挣扎在无比真实的地狱里。

毛泽东的人民之说，由于毫无尊重个体生命、财产、权利的实际内容，因而是毫无价值的空虚之物，是蛊惑人心而使人上当受骗的骗人无商量的幌子。现在，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人民”之危害。应该当机立断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要搞一些自我贴金的假大空那一套了。应当刻不容缓地把“人民”从各行业、各职业中清除出去，以恢复事物的原状。要实事求是一些，因为实事求是，总要好于假模假式、有名无实的虚词的。

法院就是法院，何必多此一举地加上个“人民”？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所有的法院都叫做人民法院。难道叫了人民法院，就不是迫害人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纳粹党的御用工具了吗？为什么极权专制主义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都要用人民的油彩给自己的独裁统治做以美妙得可以的化妆呢？因为可能他们一方面心虚、毫无底气地大搞极权专制主义的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借助一切美丽的词藻来为自己的滔天罪恶尽力开脱，在貌似崇高的名义和旗帜下干尽一切令人不齿的阴暗勾当，所以就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乐此不疲、沾沾自喜且肆意逞能的拿手好戏。

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法庭和现在中国大陆的法庭，都是毫无差别的所谓的人民法庭，政府也是同样的人民政府，也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这里的人民究竟能够占有几分，按百分比来算，连百分之二、三恐怕都不到，甚至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就是所谓到处滥用的人民的名号。“人民”与人民相异化，“人民”与人民相矛盾、相冲突、相敌对，名义上的“人民”把实际上的人民当作任意驱使的奴隶。人民毫无自主性，只能卑躬屈膝。“人民”的胜利，就是人民的必然悲哀、痛苦和难过，“人民”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时刻刻肆无忌惮地对人民发动大小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劳民伤财的战争。

把人民从“人民”的虚假的装潢词汇中解放出来，使人民在尊重个体、尊重个体价值、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的原有本质，从被偷梁换柱的冒名顶替中给自己全面彻底地平反昭雪。人民一定要推倒被历史和现实所肆意强加在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以争得属于自己的一切应有的权利。

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体权利，人民的利益就是骗人的假话、空话、废话、套话，以及连篇的鬼话。

六、对主义的信仰迷失

对主义的信仰，是上个世纪中国人民陷入迷雾之中而不得自拔并遭受其害的根本原因。所谓主义，就是一套说法而已，像理论一样，是充满概念并自成体系的阐述和说明而已。由于人们的认识有限而不是无限，所以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主义。没有毫无缺陷的理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学说。要想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无论主义也好，还是理论也罢，恐怕还得需要等。历史上很难见到，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将来能不能有，恐怕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得需要等-----等几十年还算是少的，等上百年也不能说多。等完美的主义，就要像等天上掉馅饼那样得具有充分的耐心才行。没有耐心是根本等不来的；可是有了耐心，难道就一定会等来天上掉下的、可以吃的馅饼吗？

把不可能之事异想天开地变成可能之事，这种黄粱美梦一般的虚假信仰，不能不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制造出更大的苦难和悲剧。上个世纪某些脑残的中国知识人把某种主义称之为“宇宙的真理”，并把它当作了自己坚定不移的至高无上的信仰。当百年过后再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宇宙真理，简直就是制造地狱的一派胡言乱语。谎言取真理而代之。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制造灾难的政治权力所设的大骗局而已。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一些所谓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苏俄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于是就坐不住了，就开始变得跃跃欲试起来。以李大钊为最，可能还得包括陈独秀。此时已接受上千万卢布援助的李大钊信心满满地发表文章说：将来的社会，必定是个赤旗的世界！他并且称赞“苏维埃的成功，乃是庶民的胜利！”他对于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对于苏俄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极尽赞美宣扬之能事，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苏俄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好感，虽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发表了根本不同的想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具有倾向性的左倾思想则是无可阻挡的主流意识。

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被认为是工农兵等劳苦大众的成功，因为“苏维埃”这个词就是俄文的工农兵之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平等意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广受欢迎。因为人人都有追求平等的普遍心理，但苏俄究竟是怎样实现平等的种种内幕，当时的中国人则是不甚了了，根本就不清楚。列宁掌权之后，立刻就建立了极为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一下子就查禁了上百家报馆、杂志社，把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都尽其所能地迅速地驱逐出境，而没有离开故土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出版自由而不得不哑巴一样地被消声、被迫害乃至于死于非命。苏俄自成立之后，其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导致的红色恐怖、大规模地迫害人权、屠戮人权的真实状况，由于苏维埃极为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而予以全面彻底地屏蔽，也就是说，一点真实都没有，能够传播出来的，都是苏联官方所认定的大好形势的宣传，是一点儿阴暗面也没有的无限的光明，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片祥和。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对来自于苏俄的真实信息的欠缺与无知，自然而然地相信了苏俄官方的宣传，也不免相信社会主义真的是救国救民的一剂良方。苏联对于真实的遮蔽而足显社会主义的美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首先发生在美国，后又波及到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因为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所以可以自行暴露，简直什么问题都遮掩不住，有一点问题就给捅出来。看报纸、杂志，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体无完肤、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苏俄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日新月异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的各种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新闻舆论是自由的，所以使一切新闻都公开化，而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严苛的新闻舆论检查，而把一切的不光彩、阴暗、血腥等等都以秘密的名义给完全彻底地遮掩起来，因而一点真实的风声都不能走漏。在这种情况下，孰是孰非、谁好谁坏，不就一目了然、高下立判了吗？所谓的“历史选择”，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任何主义，哪怕最好的主义，也是不应该被信仰的。更何况，任何主义都不可能是所谓的宇宙真理，任何主义可能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为不同的理论家所创立出来的一套又一套的说法而已。信仰某种主义，并对之顶礼膜拜，仿佛没有这种主义，地球就不转了似的。这，何其荒唐？见过荒唐的，但没见过这么荒唐的！

更有人为所谓的主义不惜生命，言之凿凿地表白。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夏明翰所信奉的主义真，到底有什么实际内容？

包括夏明翰在内的上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主义，只是美其名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苏俄引进过来的列宁主义和列宁死了之后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是个杀人如麻的红色沙皇，是人类社会极其罕见的毫无人性的魔鬼。根据现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列宁还是个最大的俄奸，他拿著德皇给的巨额资金，到俄国搞颠覆、搞破坏，搞乱了俄国，最后也的确给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灾难。为非作歹的列宁死了之后，斯大林接了班，斯大林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几十万、上百万人地杀还嫌不够，还要继续大张旗鼓地、巧立名目地继续杀，一杀就杀了两千多万人。苏俄的社会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货真价实的杀人主义，这种由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所建立的鲜血淋漓的谎言加暴力加恐怖的社会主义，的确是主义真了。但却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凶狠残暴的无耻透顶的肮脏黑暗的社会主义，是毫无人性、冠冕堂皇的、假大空的社会主义，是残害人权、毁弃生命、血腥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惨无人道的列宁主义，外加杀人如麻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国化了的肮脏无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夏明翰所谓的主义真。为这样的血腥、残暴、无耻的主义去奋斗，去抛头颅、洒热血，意义到底在哪里？可以说一文不值，一点价值也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主义本身就是罪恶，而且还制造出更大的罪恶，是罪行累累的，是罪恶滔天的。包括夏明翰在内的的据说牺牲了两千多万的革命烈士，由于献身的目标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空想，献身的主义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所以都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要说有价值的话，只能是负面价值，而且是令人悲哀的巨大的负面价值。因为他们努力的目标，只是成就了一个新时代的红色皇帝而已，只是建立了一个新式的红色王朝而已，此乃巨大的负面意义、负面价值之所在！

不要信仰任何主义，尤其不要信仰任何否定人性、良知、道义，具有暴力倾向、兽性主义、貌似高尚、强词夺理的主义。一切的暴力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因为不合人性而不合文明，因为不合文明而不合正义，因为不合正义而邪恶、罪恶。信仰提倡暴力的主义，也就是信仰邪恶、罪恶、丑恶、凶恶。不要被打著国家、人民等高尚名义的主义旗号所迷惑、所诱导，要看到其内容的究竟如何。正像此前对于革命、对于暴力、对于人民的分析那样，冠冕堂皇的虚词是不应该起到任何作用的，人民必须以尊重个体、保护个体、实现个体价值、个体权利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和安身立命的雄厚基础；主义必须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为内涵，方能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发挥其推波助澜的应有作用。

七、对真理的信仰迷失

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对于真理的信仰陷入了极大的迷失之中。人们把真理当作太阳一般，照到哪里哪里亮，人们为追求真理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真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就不甚了了。在没有弄清楚究竟何为真理的情况下，真理常常是有名无实的口号，或者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纳粹主义向来把自己的大日耳曼种族优越性当成至高无上的真理，正像法西斯中央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那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法西斯主义谎言立国的政策，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也是以真理的旗号招摇过市并横行无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也是以真理的面目蛊惑人心、号令天下的。《国际歌》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语句，叫做“要为真理而斗争”，就充分地说明了“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自我标榜为真理的共产主义，经过马克思的理论化、学说化，仿佛从虚无缥缈的幻想变魔术似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科学”，从异想天开的梦呓似乎变戏法似地变成了唾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现实，像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等等，的确是给人们画出了一个让人垂涎欲滴的空虚的大饼，而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的真理。

主管前苏联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真理部，根据苏联党和国家的需要，尤其是根据苏共党魁的需要，每时每刻地发布著所谓的真理。自从列宁通过政变缔造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前苏联从来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堪称欧洲最大的粮仓——乌克兰，因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因，竟直接造成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苏联的大饥荒。乌克兰饿殍遍野，饿毙者竟达百万以上。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苏联的真理部信誓旦旦地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分子和苏维埃的叛徒们所搞的破坏和捣乱，个别地方虽然发生了某种暂时的困难，但是整个苏联社会却是空前安定的，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革命人民仍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创造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去。真理部所办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对乌克兰大饥荒上百万人的饿殍遍野只字不提，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仍然喋喋不休地宣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的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从来是报喜不报忧，不愧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喉舌。所谓的真理，就是喉舌的真理。而喉舌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只能是罔顾事实的无所不在的弥天大谎！

谎言，即是真理，反过来说，真理，也就是谎言，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里，而且只能在这样的社会里，谎言和真理才能达到如此这般的天衣无缝的对立统一。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世所罕见的大饥荒，人人吃不饱，满脸菜色，饿殍遍野，饿毙者竟达四千多万，后来毛泽东作出英明决定，把他所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由于其所发动的违背经济规律、荒谬绝伦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一窝蜂运动，更由于大办公社食堂，取缔农民的自留地等公有化运动，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大灾难之恶果——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查阅当年中国国家气象局的有关统计资料，就会发现，一九五九——一九六二的中国大陆基本上是风调雨顺，风平浪静，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显然，所谓的“自然灾害”只不过是毛泽东推卸其历史罪责的一个托词，是根本经不起时间检验和实践考验的借口而已）。除了把造成四千万人死亡的责任推给老天爷，即让无辜的老天爷莫名其妙地担当毛的罪责之外，毛还把责任一个劲儿地往外推，说是由苏联逼债造成的（真实的情况则是，一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得知中国发生了大饥荒，便立刻做出决定，通知中方说可以推迟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并立即援助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蔗糖以及更多的食品，并且还补充道，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提出更多的粮食援助要求，苏联方面将会想方设法地给予满足。但苏共中央的此一决定却立刻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毛泽东对于苏联善意的一口回绝，至今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民所知晓，很多人还仍然把毛泽东当作所谓的大救星，岂不荒谬绝伦？）。毛泽东通过宣传每亩收获十三万斤粮食的《人民日报》而把自己打扮成总是有理的、永远正确的、英明伟大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但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毛式真理就是赤裸裸的谎言，就是遮蔽一切真相的骗术。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控媒体，不管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好，还是作为惟命是从的其它报纸也罢，都不过是宣传、贯彻、执行党魁意志的诠释性工具而已，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可言。也难怪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有人曾一针见血地和正确无误地指出：《光明日报》，一片黑暗；《人民日报》，胡说八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充分证明了中共所认为的真理的价值，到底几何？

那么，什么是真理？真理，英文就是非常简单的词：truth。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真的，真实。按照字面理解，真理，就是真的，而不是假的；真理，就是真相，而不是假象。要相信真理，就必须相信真相，就不能被假象所迷惑。不真实的假象蒙蔽了人们，人们就必然地把假象错误地当做了真理。而这，就需要恢复真相，因为不恢复真相，人们就仍然相信假象，此即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然而，在一个谎言流布的社会里，在一个强权就是真理的国家里，真相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讲一句真话，就可能掉一个脑袋；讲一个真相，就很有可能让一个人或很多人的生命不知所终，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更不用说到处都有的古拉格、看守所、有形的监狱，恐怕还有更加辽阔的，乃是由恐怖和害怕所带来的、不见踪影的、无形的、内在设定的思想牢笼和语言枷锁，等等。

就真理的本意，在此问一个问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究竟是谁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按照中共的说法，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毛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大陆的中国人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被教育过来的。那么，请问，这是真的吗？现已发掘出来的大量的史料证明，其中有诈，而绝对不真实。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到重庆，曾在重要的场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那时都承认蒋介石作为中国人民抗日领袖的不朽地位。那么，中国抗日战争的唯一领袖，就只能是蒋介石了，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相。

真实，就是真理；真话、真相，就是真理。坚持真理，就是说真话，讲真相，而不能说假话，信假象。

八、对权力信仰的迷失

权力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最大迷失，就像掉进深不可测的黑洞一样始终走不出来了。权力的信仰，也就是权力拜物教。所谓的权力拜物教就是，只要有权就好使，而不论权力是怎么来的，也不问权力的来源是否正义，也不问权力的行使是否得当。只要有权，就是值得信仰的，就是必须服从的。权力本身就成为信仰的根据、信仰的目标、信仰的目的。

普通民众由于对权力的信仰、膜拜，于是就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想法，通过对自身权利的矮化而无限地强化和放大权力。普通民众的心中对于清官——公权力掌握者所具有的主观意识极强的向往，不但由来已久，而且总是挥之不去。对于权力的这种美好愿望，始终是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习以为常且积重难返的极为荒诞的劣根性。

一有权力，人就立刻变了样。是权力使人变了形、走了样。一有权，人就变得飘飘然、心理就膨胀，就忘乎所以，正像俗语说的那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林彪说：“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号令一切。有权，就有真理，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越多；权力小的，真理就少；没有权力的，那就什么真理也都没有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典型的权力本位。

官场上的权力本位，完全是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权力拜物教孕育出来的丑陋的果实。所谓的官升脾气长，都是满脑子权力拜物教的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给惯出来的，因为民众出于对权力的信仰而面对当官的，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莫名其妙的敬畏、情不自禁的献媚，还有更多的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等诸如此类的不堪作为。广大愚民的权力拜物教与公权力掌握者的权力本位两种意识的结合，有机地构成了中国社会极不正常的可耻现状。

权力，是不应该也不值得被信仰的，因为权力应该而且必须来源于权利的认同。权力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没有公民以权利对于权力的认定和赞同，也就是说，权力没有得到权利经过法律程序的认定和许可，任何权力都是非法的，任何权力都是不应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权力应当自动失效。只有经过权利的认定和许可，权力才是合法的，合法的权力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

在确定权力时，权利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当权力行使职能时，权利应当起到独一无二的检查、监督和约束，批评以及促进之作用。权利的使命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要让权力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任性，不能有任何滥权。权力必须对权利谦卑、谨慎、忠诚、老实，必须以精益求精的服务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因为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没有对于权利的服务，权力则毫无价值可言，也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

基于此种认识，以往的权力拜物教看起来竟是多么的荒谬绝伦？简直是臭不可闻的垃圾!必须把权力拜物教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权力本位的陈腐思想再也不应该继续一如既往地统治某些公权力掌握者们的浆糊头脑了。他们应该从权力迷失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深刻认识到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本质、功能和价值之所在，要以谦卑的正确的心态做好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说，要把握好自己的本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运用好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正当的权力。

九、对独裁领袖的信仰迷失

对领袖的信仰，特别是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之源，灾难之根。这个结论是在无数的痛苦、悲伤、灾难里面抽象出来的，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对于领袖，特别是对于独裁领袖信仰的世纪。信仰领袖，就像古代信仰皇帝似的。其实，独裁领袖，也就是现时代的皇帝。人们通常认为，领袖做什么都是对的，领袖总是洞察秋毫的，也总是超凡绝伦的。在普通民众的心里，早已把领袖毫无理由地，即便没有理由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理由地把领袖给神圣化，给抬高到不是人的程度了。

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也是歌功颂德，在毛皇登基之时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兴致勃勃地写出了 “时间开始了”------但独裁领袖毛伟大对此则根本不予重视，也不予领情，几年之后就雷霆震怒，因为胡风给毛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作主张的独立的文艺观点，毛便立马毫不客气地把胡风给关了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多年，让其生不如死，死去活来，让其充分地领略、体会“时间开始了”的真实含义。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人们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自我的矮化而拔高领袖、美化其形象的愚蠢之作为，显然，这不但是十分滑稽的，而且更是可笑的，乃至于荒谬绝伦。由于人民不切实际的人为的自我渺小，与此同时又在不断地拔高、抬举领袖，甚而达到一厢情愿的和异想天开的程度，于是乎，领袖由于被神化而变得俨然神气活现、无所不能、神机妙算、呼风唤雨、想什么来什么。颂扬领袖没个谱，匪夷所思，什么词都敢用，什么话都敢说。一切都是赞扬伟大领袖的，都是为伟大领袖而存在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报道，每一首歌，每一个电视、每一朵花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脉上刻著他的口号，每一个市民每时每刻都要戴著伟大领袖的徽章。

领袖由于被赋予了人们的想象而变得圣明一样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调侃，仿佛没有领袖，人民群众就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因为有了领袖作为1，1后面作为无穷无尽的零的人民，方才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没有1，那么多的零又有何用？没有领袖，人民简直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因为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所以才能形成如下的场景：千万朵葵花向著红太阳；世界上最美丽的歌，都要为领袖而唱响；领袖的丰功伟绩，千言万语说不完；人民领袖人民爱，海枯石烂不变心；生，是领袖的人；死，是领袖的鬼，做领袖的鬼，活著不要命，死了也幸福！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亿万人民，就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癫狂状态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难以理喻的、丑态百出的、群魔乱舞的荒诞剧、滑稽剧、悲剧加闹剧。看一眼领袖，心都要蹦了出来，惊喜出一身身冷汗，泪水像决了堤的河流，漫过了脸颊，情不自禁地山呼海啸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弥漫于天地之间。领袖——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生养我们的爹娘还要亲、是我们最亲爱的、最敬爱的希望和灵魂、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时刻准备著为之献身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信仰。

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力。领袖有放火的自由，民无点灯的权利。领袖对人民的绝对主宰，不仅是对权力的垄断，也是对文化、教育和思想的垄断，也是对一切的垄断。

独裁领袖拥有绝对的真理，是毋庸置疑地天然正确的。对独裁领袖的这种信仰，使一切自由的辩论、讨论和说理都成为不可能。人们除了找到独裁领袖的指示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地方，找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与之理论、争辩。

人民由于被长期的洗脑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而误以为领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从而把领袖的意志当作主宰自己命运的意志，人民由于被完全彻底地进行了脑摘除术，所以就毫无意识地、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独裁领袖来掌管、来支配，而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并支配自己的命运。人民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而成为领袖的御使工具，而成为可以被独裁领袖随意摆布的奴隶。中国人民由于没有自己的权利，因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由于没有自由，因为所有的自由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只能在无所作为的苟延残喘中混时度日，在谨小慎微的唯唯诺诺中听从领袖的指示和命令，其结果必然是除了苟延残喘的非人的生活和境遇之外，就是奴隶似的毫无自主权利和地位的卑躬屈膝的凄惨命运。

领袖是不值得信仰的，尤其是独裁领袖，更不应该被信仰。因为任何领袖，哪怕再伟大，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是人，就自然有其应有的和必有的弱点、不足和种种欲望和私利。既然人人都有不足，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有罪恶，领袖也应该包括在内。只要是人，就都应包括在内。每个人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原罪。既然都是有罪之人、戴罪之身，当然领袖也就不能被排除在外，特别是独裁领袖，就更是罪大恶极，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成为人们信仰的目标呢？除非领袖不是人，而且确实，在几乎所有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里，独裁领袖都被打扮、伪装成料事如神、无所不知、洞察秋毫、百战百胜、一点瑕疵也没有、更不可能犯错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祗一样的人物，因为其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都被列入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其日常生活与大众完全地隔绝开来，其缺点、错误乃至于罪恶，都一点儿也不能暴露于众目睽睽的阳光之下，而只能在阴暗的密室政治中悄悄地进行、被全部地秘密地遮掩了。

随著时间的推移，当一切的秘密都变得公开化、透明化了，伟大的独裁领袖以往所刻意营造出来的崇高形象完全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是一点真实的内容也没有的，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不无美化的政治宣传和肆意拔高的结果，实际的情况却是，独裁领袖既不伟大，也不高尚。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他只是掌握著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已。除了权力、除了宝座，所谓的伟大领袖简直就是无知无识、一无所有。这样的所谓的伟大领袖根本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的，随著其自然生命的消亡，其政治生命也常常是戛然而止。与所谓伟大领袖同时代的人民之所以能够纷纷地上当受骗，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不灵，信息被封闭、被隔绝所致。真实的信息，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扭曲的虚假的信息倒成为人们时刻面对著的现实，故而偏见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长而久之的偏见和信息不灵，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泱泱之众的广大愚民。世上本来没有愚民，但谎言到处弥漫，久而久之，不是愚民，后来也就都变成愚民了。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就是愚民自我显示的重要表现。众多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几乎所有的独裁领袖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美妙的、天花乱坠的语言给乔装打扮出来的、给装潢修饰出来的。对独裁领袖的神化，总是千方百计，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说，任何正常不过的小事，都极尽赞美成所谓的丰功伟绩，大树特树其伟岸的光辉形象，唯恐天下人不知不晓，至于其缺点、错误，则干脆就只字不提，即便提了，也是一带而过，或者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予以搪塞、推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领袖的罪恶，甚至滔天大罪，那就干脆找来替罪羊，来代替独裁领袖受过。独裁领袖顶多只是受了坏人的蒙蔽而已。独裁领袖本身则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如果没有独裁领袖的英明领导，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直到现在还在黑暗的摸索中痛苦地挣扎著。所以，独裁领袖哪怕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那也是应该饶恕的，而且也是必须饶恕的，顶多可以搞个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哪怕一开都不开，那也必须三七开。领袖的罪恶不能说是罪恶，但却可以偷梁换柱地或者是狸猫换太子地说成是错误。不要纠缠于历史的旧账，要一心一意地向前看。历史的问题宜粗不宜细。粗粗地一看，那还过得去。历史要是细看的话，那就简直没法看了。正是邓小平的这种胡搅蛮缠的和恬不知耻的混账方式，为其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以及其后的全面腐败和彻底堕落埋下了极端可耻的深刻伏笔和值得发掘的罪恶之祸根。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实质上就是对肉身的偶像崇拜。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是不可以对肉身的偶像进行崇拜的。对肉身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巨大灾难的根源，是悲剧的万丈深渊。而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本身，从根本上就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是违背《圣经》教导的。《圣经》上早已规定了的、不许人们进行肉身的偶像崇拜，可是中国人却偏偏要进行偶像崇拜，作为违背《圣经》教导的罪恶结果，我们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而且还无法自拔。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简直是没救了。因为愚民太多，所以总是搞肉身的偶像崇拜。

在这样的一个不宜居住的混账透顶的地方，谁要是一当皇帝、一当主席、一当总书记，老百姓立马就对这样的一个位高权重之人，情不自禁地开始信仰起来。听这样的人发表一通装腔作势的高谈阔论的重要讲话，心中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了莫名其妙的无限憧憬和希望，似乎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明君了，但没过多时，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的所思、所想、所盼，就像刮了一阵不留痕迹的清风一样，飘然而去，不见踪影。于是，又再一次进入热切期盼的过程，同样的心理、同样的思绪、同样的幻想又重蹈覆辙，又一个心中的明君终于如此这般地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十年已经过去，二十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充满希望地、希望失落地、再充满——再失落地循环往复，以至在无穷无尽的怪圈中虚掷了可贵的、大好的青春年华。在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中，中国人民无端地耗费著极其宝贵的生命，备受艰辛，艰难度日。一代又一代可怜可悲的中国人，在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中就是这样苟延残喘地、非人地混过了一生一世。

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和社会里，到处都摆放著独裁领袖的画像、雕塑、语录，无处不是对肉身的偶像崇拜。电台里有影，电台里有声，报纸上的头版，不但有独裁领袖的高大形象，而且还有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重要指示，等等。总之，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国家或社会，无一不是人权灾难频频发生的国家和社会，无一不是没有法治、更谈不上宪政，老百姓因而倒霉透顶、有理无处说、好人遭殃、恶人得好的野蛮之至的国家和社会。因为这种情况充分地表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的人民仍然处于极权专制主义横行霸道所造成的深重的苦难和悲剧之中而不得自拔。可以认为，现在的世界上，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落后、贫困、苦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遭难的，没有不冤假错罪案的；肉身偶像崇拜的社会，也必定是个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流氓无耻的社会。什么都谈不上，总之，是暗无天日，无耻之极的所在。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卑微、无知、无能、无望。中国人民被强制迫害所形成的卑微，反衬出权势者的高大。普通民众的地位由于自身权利的丧失而呈现出跪拜的状态，所以愈显独裁领袖的巍峨、高耸。如果人民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权利而真正地站立起来，而与独裁领袖平起平坐，人格、尊严都对等，那么，独裁领袖即便想给社会造成灾难，那也都没有任何可能性，更没有条件和机会。中国人民只有拥有全部的自主的权利，才有能力彻底否定、放弃并排斥对独裁领袖的信仰。

人民应对自己的能力有信仰，而不是对领袖有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文明的社会。

十、对国家的信仰迷惑

对国家的信仰，是权力拜物教的重要表现，更是权力拜物教的极端表现。从理论上讲，国家是由一定的地域和在其中生活的一定的人群所组成的，在这些人都拥有的差不多的或相同的语言、文化、风俗和习惯等等的这么个地方，才能叫做国家。国家原本是地域概念，任何国家都是历史上疆域不断变动的地域概念的统称。人们习惯于用地图来表示国家，就是因为国家是地域概念。而不是政府及其代表的政治国家之概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讲国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其历史的沿革、历史的变迁、历史的人物等事项。国家可大可小，也可以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有所变化。在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好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有的国家才那么个小不点儿大而已，可能跟现在的一个小城或一个镇差不多少。由于国家众多，所以互不相让，你争我夺，打得不亦乐乎，都打成一锅粥了，所以被这个时期叫做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由于各国的统治者都把精力主要放在攻城略地、开拓疆土的征战方面去了，也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学术等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偶然地出现了极为难得的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短暂的辉煌时段，即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授徒传教、树门立派，一时间各种学术蜂拥而至，不同思想光怪陆离、光彩夺目，多姿多彩的文明交汇涌聚、荡漾开来，中华文明的繁盛气象由此而得以奠定。古代学术竟在各国互相争战的艰难夹缝中生成、发展与逐步成熟起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此乃中华民族开创文明先河的不朽之奇迹。

在春秋战国的硝烟弥漫中，在纷纷扬扬的厮杀叫喊中，诸侯国之间打来打去，后来打成了七国。七国之后又开始争霸，所以才有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谋略。连横合纵的实质就是战国时期各大国为拉拢他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用于阻止强国对弱国的兼并，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秦国和齐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为随从强国进攻其他弱国。就是秦国或齐国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其他的一些弱国。后起之秀的秦国，通过变法图强而逐渐强大起来，最后竟灭亡六国而实现了统一。于公元前221年，全中国的伟大领袖秦王赢政在当时的首都——咸阳，宣告大秦帝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开创者，乃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虽然秦王朝很短暂，但秦始皇的影响却源远流长。此后至今，中国的历代政制皆沿袭秦制。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并且也毒化了中国千百年的历代统治者，仿佛只要是大一统的，就是好的，大一统的国家哪怕再残酷、暴烈、无耻，也是毋容置疑地正确的，也是拥有无可取代的至高无上的价值的。

对于国家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拜，实在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识。特别在农耕时代，由于信息的普遍闭塞，劳动工具的简陋，人们常常靠天吃饭。个人的渺小尤其凸显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代表——君权神授的天子，也就是皇帝，则普遍地为人们所信仰。对国家的信仰，通常具象化地落实到对于皇帝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的具体人物的信仰。

国家是通过权力体系而自我显示的，皇帝则是权力的最高代表，历史上的皇权就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统治权。这，就是对国家信仰的具象化。国家是一个广大的范围，这是就地域而言；国家是各种各样的广大人群，这是就其人口而言；国家有其特定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等等，这是就其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

上个世纪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仰，变成了极其狭隘的对于党国的信仰。因为政党控制了国家，国家则由一帮子人，即有权有势者所把持、所掌握，故而叫党国。信仰国，首先就得信仰党。而党是由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联合、而结合起来的一帮子人所组织起来的，而人又是各不相同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更成问题的是，人常常是变易的。因为人是不一定可靠的，所以由一帮子人组成的政党也就不一定可靠了；进而言之，由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也就顺理成章地变得很不可靠了。由一帮子人组成的政党执政的国家，在极不可靠的情况下，还值得人们一如既往地和一以贯之地信仰吗？

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乃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行使的是专政的职能。这种对国家极为狭隘的红色意识形态之理解，谬误颇深，也的确害人匪浅。国家应该是尊重人权、保卫人权、实现人权的制度体系，是追求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的法律秩序，非此，则不足以称国家；非此，则不足以称社会。

国家必须担负起自身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而不能使任何人遭受任何的损失，但为公正的法律所认可的除外。如果国家不能够担负起自身的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的神圣使命和责任，那么，与其有这样的不尊重人权、不保护人权，反而还迫害人权、毁灭人权的国家，那还真不如没有这样的穷凶极恶、蛮横霸道、坑人害人的混账透顶的所在；与其有这样肆意妄为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污腐败成风、假冒伪劣盛行的浑浊不堪的社会，还真不如没有这样的人性缺失、良知泯灭、道义空白、好人得恶报、恶人得好报的下流坯国家！

在中国这个政治一元化的所谓的政治大国里，触目可见的都是致命的政治。什么叫做政治大国？所谓的政治大国，也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流氓大国、恶棍大国、罪恶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暴风骤雨的恐怖的政治运动一阵紧似一阵地席卷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风雨过后则是哀鸿遍野的、惨绝人寰的、伏尸千里的红色景象。这，就是对国家信仰的必然之恶果。

对于国家的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始终没有逃离出来的长长的弯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向来提倡对于国家的信仰和膜拜，其结果就是给人类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信仰国家、迷信国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极不可取的，都是很不明智的，都是问题多多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是不值得人们信仰的。与其信仰国家，还不如信仰你自己的权利，还不如信仰你自己的尊严。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幸福等等，如果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值得珍惜的地方。否则的话，弃之而去，又有什么惋惜可言？

对国家的信仰，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国，可能没有什么错，至少不是什么大错；但爱国主义，也许就不能不是个很成问题的事了。有多少打著爱国主义的旗号，却专门拉大旗作虎皮地极力兜售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瞒天过海，招摇过市。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更是司空见惯的。爱国主义甚至变成了某些政治流氓的最后的避难所。千万不要让爱国主义的迷幻药迷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清问题的真相；也不要让爱国主义的口号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根本辨不清前进的方向。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以正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立马就可以泾渭分明了。

有的爱国贼，口头上总是爱国，“爱国主义”比谁叫得都欢，但实际做得却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简直没法提。希特勒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最大的爱国贼。他口口声声地“爱国”，却把整个国家都拖入到自我毁灭的烽火连天的血腥厮杀的战争之中，最后都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满目疮痍的废墟了。还爱国主义呢，都把国家爱成了一个大大的垃圾场了。

毛泽东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贼。在这方面他也许跟希特勒同志有得一拼，可能更甚。一方面，爱国主义口号喊得是连天响，又是发激情洋溢的宣言，又是贴各种各样的标语，又是弄些愤怒的声明，忙得个简直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却总是干著一些根本见不得人的卖国求荣的阴暗、罪恶之勾当。毛共跟大日本皇军勾搭连环，互换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无所不用其极地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以保存实力求发展，以欺世盗名夺政权！对冒名顶替的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善良的中国人啊，必须提高你们的警惕。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上了大当，受了大骗，要时刻铭记我们惨痛的历史教训吧！切记、切记！！

有鉴于此，应当怀抱一个坚定的信念：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乐土，哪里就是家园、哪里就是国家。因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与其叫做国家，莫不如叫做地狱。这么理解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实际一些。

没有个体，没有个体价值，没有个体权利，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价值，没有国家权力。国家的一切，完全是为个人而设置的。爱国，首先要尊重自己，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一切、爱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爱自己的亲人，因为这些就是国家存在的触目可见的标志、根据和理由。没有个体，还哪里谈得上什么虚无缥缈的国家？

结论：

如上所述的十大信仰迷失、信仰迷雾、信仰迷局，确实给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巨大、极其深重的灾害、痛苦、难过、悲伤，等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信仰迷失、迷雾和迷局的危害之所在，彻底挖掘其赖以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根源，以便于顺藤摸瓜，找到祸根，并加以立刻的斩断和去除。如此，我们才能够为确立正义的信仰而开辟出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明亮的、宽敞的、平坦的道路。

1、去除信仰的迷失，就必须“认识你自己”

希腊，是西方文明极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另一个发源地是古代意大利罗马)；在雅典的一个神庙里，写有一句振聋发聩、雷鸣电闪的警句：“认识你自己”。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生存的意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命运就会不济。

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不能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认识，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应有的不可剥夺、不容藐视的权利，由于不能真正地认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就是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选择自己政治代理人的自由等在内的所有自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信仰陷入到迷雾重重的境地而无可自拔，都是因为不能“认识你自己”所导致的不良之恶果。

要冲出以往的信仰迷雾，要从信仰迷失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做到“认识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是根本不行的，是必然招致祸害的。

2、人权高于一切

要确立正义的信仰，就必须尊重人的一切权利；并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信仰人的一切权利。这就是说，人权，是值得信仰的；人权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是值得信仰的。换言之，信仰人权，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除了人权，其他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值得信仰的。

信仰人权，就是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人，都是拥有全部权利的自由人，因为自由人必然拥有不可剥夺、不容藐视的人权。人权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任何东西，无论就其价值来说，还是就其意义而言，都无法与人权相提并论。人权高于一切，人权大于一切。人权不但大于党派、组织、集团、部门，而且还大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等等。

任何主义、理论、集团、部门、制度，甚至国家，社会，等等，都是以人为目的、是为人，而由人所建立的，也就是说，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为了尊重人、保护人、实现人的价值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主义也好，那样的理论也罢，这样的制度也好，那样的国家也罢，究竟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存在价值呢？恐怕真的连一点点的价值、一点点的意义都没有了。

凡是不能尊重人权的、不能保护人权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主义，还是理论，不管是制度，还是国家，也不管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怕自称是最好的，是最伟光正的，那也是应该而且必须坚决地抛弃的，那也是根本不可以存留的。

国家绝不能以所谓高尚的名义，以所谓人民根本利益的名义而肆意妄为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夺个体权利、个体利益、个体价值，倘若如此，那就是国家在犯罪；制度亦应做如是观。这就是说，制度不应成为否定、剥夺、压迫人权的工具，不能成为取缔、消除、歼灭人权的强大力量。倘若如此，那么，人权就可以不要这个制度，人权就必须对这种反人权的制度进行适得其所的改变、更换等等，以适应人权的需要，以满足人权的要求。

人权无论如何必须争气，人权必须显示自己的能力，人权必须具有自身的魄力。

3、人权必须自立、自主、自为、自强

人权自立，意味著人权独立。人权自有自足的价值、自足的意义。人权可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人权先于任何其它的权力而独自存在。社会的各种设施，无论是党派也好，还是政权机关也罢，甚至国家，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都是人权的附属物而已。不能为人权服务的任何组织、机构，包括国家、社会等等，也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也没有其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了。社会里的一切都要为人权的实现而运转、而努力。

人权自主，意味著人权不但独立，而且自主。人权决定一切价值、一切意义，也决定一切非价值、非意义。人权认定什么，那就一定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是人权决定一切的社会；进步发展的国家，一定是人权说了算的国家，数风流人物，还得看人权的自主性、人权的决定性，人权说了算。一切都得为人权服务，都得为人权的实现服务。只有完全彻底地实现人权，那么，一切的事情可能就都好办了；

人权的自为，就是指人权必须当仁不让地、大义凛然地和想方设法地捍卫自己、保卫自己，以使自己免除任何形式的迫害、任何方面的损失。捍卫人权，就是正当防卫，就是天经地义。人权倘若遭到恐吓，那就必须排除造成恐惧的根源，消除恐惧之影响。凭什么要让人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瑟瑟发抖？究竟有什么罪恶的目的和不良的企图？这些都要一一追究，都要查得个水落石出，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决不能让任何恐惧性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里像癌细胞一样地扩散。一经发现这种恐惧性的癌细胞，那就必须当机立断地予以清除、消灭，以使我们的社会不能遭到恐惧的不断渗透和大规模地癌变。大家都在免于恐惧的社会里心情舒畅地生活，是不是要好于担惊受怕地活得个揪心待命、生不如死？

只要人权认为不妥的，那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加以改正；只要人权认为需要进一步改正的，那就需要赶快行动起来，不要耽搁。听从人权的命令，保准没错；按照人权的指示去做，肯定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权，一切为了人权的实现，那就肯定功德圆满、心想事成；

人权自强，这就是说，在人权自立、自主、自为的基础上，人权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也是战无不胜的。人权的强大，就是希腊神庙中“认识你自己”这个神喻的真正实现。人只有在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全部价值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尊重并珍惜自己。如果不能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认识，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就很可能被别人所利用、所愚弄，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普遍悲哀。由于人权虚弱甚或没有，所以强权肆虐、横行无忌、胡作非为，所以灾难频频、痛苦多多，岂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悲愤欲绝？如果人权强大，人权就是一切权力的主宰。任何组织、机关、长官、领袖等等，就都不能、也不敢肆意滥权，就都必然老老实实地在法律的范围内尽职尽责地从事各种有益的活动了。

人权必须使自己不断地强大起来。人权必须取得征服极权、消除专制的全面胜利。我们不失时机地举起“人权立国”这一卓然醒目的伟大旗帜，实在是引领历史潮流的风气之先，也无疑是振聋发聩、开天辟地的社会创新和制度创造的首善之义举。

4、信仰重建

二十世纪信仰迷失的广大沼泽地，除了满目疮痍的不堪入目的到处是危险、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深渊，还能剩下什么值得发掘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呢？面对深入而广泛的乃至于无穷无尽的空虚，面对浩渺苍茫的、水洼遍地的一处又一处的陷阱，我们又如何能够平静地自处？我们又如何能够确立正义的信仰？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信仰重建。

在没有信仰时，需要建立信仰；在信仰失落的地方，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信仰已被深深地而且是长久地毒化了的泥泞不堪的广茂的场所，重建信仰，不能不极为迫切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如果我们的确心向往之地企望中国大陆可以有朝一日地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之林，成为一个有尊严、有价值、有资格的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矢志不渝地和百折不挠地著手研究信仰重建的相关问题。

信仰重建，是百般艰难的重大使命和历史任务，需要调动有识之士的一切知识、智慧、才华乃至天才等各种各样的资源，需要克服并战胜所有以往不正、不义之信仰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障碍和磨难。并在此基础上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失时机地抢占先机，集无数的小胜为一次或若干次大胜，以使信仰重建的工程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地、扎实而稳妥地开展起来，进行下去。

信仰重建，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思想建设的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方面，而且还与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是有利于每一个人，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事情。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信仰迷失的危害，因为我们的信仰误入歧途已经太久太久，很多错误的信仰仍然在统治著我们的精神，仍然在占据著我们的生活，仍然在泯灭著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力气，尽最大的能力，坚定不移地改正我们的错误，不失时机地修正我们不对的信仰。而这，乃是信仰重建的要义。

重建信仰，我们必须是非分明，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稀里糊涂、浑浑噩噩了；我们必须明确善恶，再也不能黑白颠倒、头昏眼花了。我们一定要做个明白人。既然是明白之人，就要做明白之事；既不负黄天后土的希望，又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以不负我们作为大写之人的君子形象。这，正是信仰重建的价值之所在。

信仰重建，就像道德重建一样，百废待兴、艰难曲折、任重而道远，实在是民族大义之所托，社会发展之热望，人杰地灵之使命。其意义巍峨高远、山高水长，如照耀大地之日光，如夜幕繁星之璀璨。

信仰重建，也是道德重建的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决不能因为上个世纪的没落而全部地塌陷。照理说，中华民族的道德，以仁义礼智信，以温良恭俭让，而风靡于世，且长达千年，并独步于世界的历史册页中，为包括日本、朝鲜的历朝历代的人民所惊叹不已并心向往之，也为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西方传教士们所热烈地礼赞并情不自禁地膜拜。中华民族在道德重建之后，毫无疑义地将会有力地恢复中华千年历史的辉煌风采，并吸纳所有民族的优秀成果而集于一身，从而换发出中国人新时代的道德风尚。

信仰重建，是确立正义信仰的基础，并为正义的信仰铺平坚实而广阔的道路。正义的信仰，乃是重建信仰所要经历的必由之路，也是其必然走向的最终目标。正义的信仰引领道德重建的整个过程，并为道德重建注入生生不息的和源源不竭的强大的精神核动力。

确立正义的信仰，乃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仅仅几年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恐怕也不见得够，可能需要至少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不要奢望一蹴而就，要做好艰难困苦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确立正义的信仰，这简直就是万象更新的和脱胎换骨的巨大的社会工程。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必须了解自由信仰的价值。真正地尊重自由，无限地热爱自由，不惜代价地追求自由。只有信仰自由了，我们才可能拥有正义的信仰；在信仰不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确立正义信仰的。所以，信仰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是绝对重要的。

5、社会重建

确立正义的信仰，就是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是为最终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做以充分的准备。现实的社会秩序很成问题，可以说问题多多，而且不是一般的混乱，而是十分的混乱，特别是在一些位高权重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没心没肺地闷声发大财的不良带动下，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假冒伪劣盛行于世的、缺德透顶的、不适合人居的虎狼之地、混蛋之所、下流国度。这么搞下去，又怎么可以？又怎么能行？因此，社会秩序必须重建，总是这个样子，那是根本不行的。

确立正义的信仰，不但是道德重建的必需，而且也是社会重建的必需。社会重建，应该、可以而且必须以正义为基础，以正义的信仰为指导；以正义为尺度，以正义的信仰为标准。只有以正义做旗帜，道德重建才能确立应有的正确的方向，社会重建就会拥有源源不绝的雄强能量。没有正义，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没有正义的信仰，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不管是道德重建，还是社会重建，都得需要以正义为基础、为本质、为标准。正义是灵魂。没有正义的灵魂，无论道德重建，还是社会重建，亦或是其它的例如文化建设等等，都是搞不成的，都是要误入歧途的；正义是旗帜，引导我们的道德重建和社会重建不断地前进，攻坚克难，无往不胜。

确立正义的信仰，对于社会重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从极权专制主义走向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作用更加明显，其意义更加非凡，因为正义的信仰作为无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软实力，对于社会转型具有无以言喻的巨大的推动力。

确立正义的信仰，这是公民社会新时代的深情呼唤，这是中国大陆走向文明、摆脱野蛮、征服极权专制、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的热情渴望，这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未来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刚强信念。

确立正义的信仰，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可能或必然具有的软实力，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地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辽远、极为丰富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