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鄭貽春 寫於 二零一五年

一、是人，就應該有信仰

是人，就應該有信仰。為什麼？因為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的存在，而信仰則是至高無上的精神存在。當然，人也離不開物質的存在。物質的存在雖然也是一種必然的存在，但與精神的存在比較起來，前者畢竟是次要的，後者才是主要的、重要的、關鍵的。

動物的存在，一般來說，都是物質的存在。因為動物沒有精神，更沒有信仰。人雖然也被叫做動物，但決不能等同於普通的動物。人是所謂的高級動物。要不怎麼說，人是萬物的靈長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莎士比亞也就不會對人如此這般地由衷讚美和詠嘆了！

人沒有精神是不行的，人沒有信仰是不行的。沒有精神，沒有信仰，什麼都搞物質第一性，都把物質當作主要的、重要的、關鍵的東西，就像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所講的那個樣子，人跟其他的動物，如豬馬牛羊等，如山貓野獸等，也就毫無差異地劃歸為一類，乾脆就與動物們劃成等號了，人也就極其可悲地動物化了。

人活在世界上，得有精神、得有信仰作為自己必不可少的依賴才行。如果沒有精神、沒有信仰，很難想象，人又如何能夠真正地享有天地造化的、可貴的人生呢？

二、信仰的益處

有沒有信仰，是大不一樣的，是有根本區別的，乃至於天淵之別。

有信仰的人，能夠確立人生目標，把握奮鬥歷程，陶冶精神境界，養成克難勇氣，塑造道德風範，調整人際關係，樂觀、向上，堅韌不拔，等等；沒有信仰的人，恐怕就很難做到這一切；即便做到了，也不能那麼持久、堅決、全面，總之，有信仰肯定要好於無信仰，有信仰之人的所作所為應該、可以而且必須好於無信仰之人的所作所為。

因為，信仰是精神源源不斷、永不衰竭的源泉；信仰是一種不言自明、自給自足的強大力量；信仰更是一種靈魂之愛，是一種來自於內在的無限的渴望；信仰是極為豐富的命運之寶藏；信仰確立人的價值觀，因為信仰是最高的價值；信仰規定人的道德觀、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信仰指導人的一切活動：無論物質活動，還是精神活動，亦或是其他活動；信仰培育並塑造健全的人格：獨立、真誠、仁義、禮貌；信仰弘揚人性、倡導良知、引發道義、相助法律；信仰使生活陽光般燦爛、充實完滿、豐富多彩、絢麗多姿-----

信仰既然具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如此之多的益處、如此之多的亮點，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信仰、拒斥信仰，我們就不能迴避信仰、遠離信仰，我們就要熱烈地歡迎信仰、接受信仰、擁抱信仰，以讓信仰成為我們的精神依託，以讓信仰成為我們的心靈旗幟。

信仰是有力的，是有一定的乃至巨大的能量的。儘管如此，信仰也不會統御一切、包醫百病，也就是說，信仰不一定是萬能的，但沒有信仰卻是萬萬不能的！

三、信仰的失落與空白之根源

在中國大陸，令人遺憾的現實是：人們普遍地匱乏信仰、缺失信仰、沒有信仰。對此，有必要一探究竟，以正視聽，以正本清源，以改弦更張。

是不是應該恢復信仰、重建信仰、確立信仰？這，的確是一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日益緊迫地向我們提出來，尤其在信仰的失落與空白幾乎每時每刻地顯示其負面的作用與影響時，這個問題就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並儘可能地予以明確而有力的回答。

信仰的失落，絕非始自今日，而是由來已久，此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信仰的空白，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複雜的歷史過程，與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的不良變遷密切相關。

1、“宗教是精神鴉片”的意識形態偏見對於信仰的滅殺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宗教是精神鴉片”。對於宗教的這種紅色意識形態的標籤和定論，影響深遠而且廣泛，乃至透入到整個社會的肌體之中、透入到某些人的骨髓之中。

不容否認，宗教在解除人們的悲傷、難過、痛苦與失落時，的確起到了類似於止痛藥的作用，比如，癌症患者在疼痛得受不了時，吸食一點鴉片，也許就能大大地緩解劇烈的疼痛。宗教就可以解除人們的精神痛苦，至少能夠緩解人們的痛苦感受。但這僅僅是宗教的一部分作用，而不是其全部的功能。就像瞎子摸象的典故一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宗教的定論，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條腿而已，但是，象的一條腿決不是整個大象。

宗教的更大作用乃是，激勵人們向上、向善的精神，提升人們的思想層次，抑制人的內在之惡，提倡並弘揚人性之善。宗教基本上都要求符合人性的非暴力，提倡生命的平等意識、博愛意識，還有憐憫之心、慈悲之心、惻隱之心、同情之心，等等。

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提倡的東西，與宗教所提倡的，正好相反，呈現出南轅北轍的兩個極端，猶如水與火的關係。馬列毛所搞的那一套，是與基本的人性截然相反的暴力革命和以激發人性之惡的仇恨為主要內容的、大搞階級滅絕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他們必然把提倡人性的宗教當作仇寇，他們決不會允許宗教作用的正常發揮。宗教的存在，就是對暴力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致命威脅，所以，他們才以偏概全、一葉障目、似是而非地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

宗教是關於人類終極關懷的學問，是激勵人的精神和人的行為不斷向善的旗旌，是使人生充滿意義的強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什麼所謂的精神鴉片。把宗教稱為“精神鴉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十足的偏見，是對宗教所有積極功能和正面意義的肆意抹殺，是貶低宗教、否定宗教、殘害宗教、滅殺宗教的污衊不實之詞！對於誹謗宗教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揭露與批判，而決不能有任何的姑息遷就！

符合人性、倡導和平與非暴力的宗教，是人類幸福的源泉，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潤滑劑，是人類精神自我豐富的有力保障。而提倡反人性的暴力，大搞階級鬥爭、階級滅絕、階級專政的紅色理論、紅色思想，才是讓整個人類普遍中毒、致殘並死亡的精神鴉片！

“宗教是精神鴉片”的提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之後，為取締宗教的社會存在提供了鋒芒畢露的理論武器，為全面而徹底地圍剿和滅殺各種宗教鋪平了信仰失落、信仰迷失和信仰空白的極端可恥的道路！

就像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由歷代昏聵的帝王所肆意發動的四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又稱“三武一宗”造成的法難）一樣，中共建政後由紅色大帝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取締了各種各樣的宗教，由此而形成了如此這般的普遍的社會意識：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十足的迷信。而迷信是遭到禁止的，宗教信仰是不被允許的、是根本不行的！

當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被信仰之時，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堂而皇之地和毫無廉恥地成為中國人民被逼無奈的信仰了。

在破除所有的宗教信仰時，中共打出的是無神論的旗號；而在共產無神論把所有的信仰都給掃蕩一空時，紅色意識形態的創立者以及紅色政權的掌握者——馬恩列斯毛，就成為人們信仰的至高無上的救世主了。

2、五四運動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激進口號，使中國人的傳統信仰橫遭攔截和阻斷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平發生的學生運動，以暴力的而非和平的方式踐踏既定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以激進主義的、非理性的、狂亂的無序行動，肆無忌憚地破壞、同時也毀滅已有五千年之久的中華傳統文化，肆意妄為地極力阻斷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貌似革命、也盡顯激進的口號，實為徹底否定和根除中華文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雄厚根基，以空洞的歷史虛無主義、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消融個人價值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等，為近百年來層出不窮的後續災難和亙古未有的悲劇打開了惡貫滿盈的潘多拉魔盒。

五四運動，表面上和形式上是革命的、激進的，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但本質上卻是反動的、無序的、可悲的、可恥的，是把中國歷史大踏步地拉向後退的。

五四運動期間，所謂新文化的主將陳獨秀提出了著名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英文是democracy and science,即民主和科學）。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本質還沒有被基本搞清楚之前而呈現出一片混沌和混亂的情況下，科學和民主就被肆意妄為地、極大地扭曲了，也被無所不用其極地濫用了。民主被暴烈的民粹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取而代之，科學被僵化的、直線條的歷史決定論給偷梁換柱，更不用說個人權利被高高地懸置、精神被徹底地否定、信仰被毫不留情地一腳踢開等胡作非為所引發的烏煙瘴氣的世紀大混亂了。

五四運動及其影響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學，是既搞極權專制，也行偽科學之實；播下的是孽種，收穫的也是孽種，甚至是更多的孽種，而絕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什麼“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騷”。要知道，壓根就沒有什麼龍種，而只有到處都是的跳騷！

A) 要破除極權專制，就必須把握民主的真諦

折騰了近百年的中國人直到如今也沒有完全搞清楚民主的本質是什麼，所以仍然在以民主為名的、到處是假民主的氛圍下眼睜睜地看著走馬燈似的黨國領袖們掩耳盜鈴地實行著欲蓋彌彰的、鄭重其事的真極權、真專制。

民主，是符合現代人類文明要求的一種模式，是保障人權進而使社會穩定的一種制度安排，是在符合民意的《憲法》統領一切法律的法治基礎上充分保障人的自由的社會體系。民主作為人民主權的真實存在，其運行方式及其作用乃是：既尊重多數，又保護少數；既限制政府的權力，又保護公民個人的權利；既能讓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又能使其各得其所，盡職盡責；既防止公權力的濫用，又發揮強大的監督功能、追責功能、糾錯功能，等等。

民主具有八個極為重要、缺一不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基本內容：1）公正的、具有充分競爭性的全民普選制，由此而確立行政機關的最高領導；2）、多黨制，包括執政黨、在野黨，後者對前者實行嚴格的監督和制約，並準備在下一次大選中替換前者；3）、議會制，議員通過競選而產生，議會是立法機關； 4）、司法獨立，法官獨立判案，法官非黨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行使獨立的司法權；5）獨立的新聞媒體，被稱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後的第四權，私人可以辦任何媒體；6）、文官擔任國防部長，軍隊國家化、非黨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7）、作為壓力集團的社會團體，即自成體系的、各種各樣的民間非政府組織；8）、地方高度自治，地方主要官員也要通過競選而產生。

只有具備了如上所述的八個基本內容，才能算作是真正地有了所謂的民主。而如果沒有如上的相關內容，哪怕一天到晚地把民主談得個天花亂墜，吐沫星子亂飛，那也無濟於事，那也毫無作用，那也是騙人無商量的不民主、假民主！

B) 科學被肆意妄為地當作標籤來自我標榜，但卻毫無科學內容、毫無科學價值可言

科學被到處無所不用其極地濫用。被濫用的科學，無異於狐假虎威的和裝神弄鬼的畫皮。當什麼都是科學時，科學便一毛錢都不值；當科學被濫用時，科學就是滿目瘡痍的垃圾。科學常常被肆意妄為地當作明亮的標籤來自我標榜，但卻毫無科學內容可言，更談不上什麼科學價值，而只是用來欺世盜名而已，只是用來瞞天過海，以售其奸而已。

科學是精準的，可是卻被不分青紅皂白地運用於籠統的、不那麼明晰、不那麼確定、也根本談不上精準的人的行為中，例如用在對中國社會各個階級的分析上；科學是可以證偽的，可是卻非要把某種社會學說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是不得證偽而必須證實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不可；科學是自然規律的總結，可是卻被生拉硬扯地用來套在某些難以預測的社會活動上，並被當成子虛烏有的、機械式的、所謂的社會發展規律；科學可以經過反覆的試驗而證偽，因而具有強大的糾錯功能，可是極權專制主義制度卻根本沒有任何的反思能力、懺悔能力、糾錯能力，反而卻一誤再誤，乃至於不可救藥地連連失誤，並每每恬不知恥地自稱為“科學”；科學所要求的是客觀、理性、真實，可是映入眼帘的，卻是無所不在的主觀、瘋狂、虛假！

掛著科學的羊頭，賣的卻是非科學、不科學、反科學的狗肉。烏托邦是科學，海市蜃樓是科學，暴力革命是科學，階級鬥爭是科學，貓糞是科學，階級滅絕是科學，無產階級專政是科學，拍腦門決策是科學，穩定壓倒一切是科學，正確輿論導向是科學，信口雌黃是科學，胡作非為是科學，狗屎是科學，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語）冠冕堂皇地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一路高歌猛進，橫掃千軍如卷席地刮遍了叫做神州的山山嶺嶺、江河湖海，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和聞所未聞的極其巨大的災難和悲劇！所有的垃圾、所有的骯髒、所有的下流、無恥、土匪，阿飛，都用科學來為自己喬裝打扮、花枝招展，使出渾身解數地招搖過市，無所不用其極地以售其奸。作為其極端可恥之結果，受騙上當者，無計其數，簡直多如牛毛，至到今天，依然如故，毫無改觀。難道大肆鼓吹、興師動眾、聞名遐邇的所謂的“科學發展觀”，不就是這樣毫無科學內容、毫無科學價值的拙劣之作嗎？請問，這種又是科學，又是發展的口號，作用究竟能有幾何？

C) “歷史進步論”的濫觴

五四之後近百年來的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甚至整個社會，都一直風行著一種荒謬的、迷信的、所謂的“歷史進步觀”。該觀點認為，歷史是必然進步的，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加美好！

“歷史進步論”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因為很多事實證明：歷史並不一定總是向前發展的，有的時候卻呈現出相反的狀態，歷史是大踏步地向著後面退卻的；未來也並不像人們幻想的那樣，是必定美好的，很可能是很不美好的，甚至是醜陋的，是慘不忍睹的。毛澤東就經常用諸如“前途是光明的”等虛無縹緲的假話、套話和連篇的官話，肆無忌憚地和蠱惑人心地進行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欺騙的，但社會生活實際上卻是與之完全相反的：前途是黑暗的、是沒有陽光的、是腥風血雨的，特別是在極權專制主義肆意妄為、橫行霸道之時，這一點就更加是顯而易見的。

“歷史進步論”之所以不那麼可取，是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後來的新社會並不見得比以前的舊社會更值得人們留戀，因為前者不但不能好於後者，可能要比後者更加黑暗、更加暴烈、更加嚴酷、更加專制。後來的新社會因為其空前的極權專制而更不適合於人居，居住於其中的人們可能更加不能忍受，相反，舊社會的生活因為沒有那麼嚴酷的專制而比較適合於人居，人們可能擁有更多的的自由因而更值得人們的留戀和懷念。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如果知道自己的處境遠遠不如近千年之前的宋朝的話，那麼，誰還願意生活在無盡的蹂躪和迫害之中呢？與其生活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新中國，那還真的不如生活在幾近千年之前的宋朝為好，甚至遠不如生活在一千四百年之前的盛唐時期為好，更不用說，所謂的新中國的生活狀況遠遠不如幾十年前的民國時期。無論從哪個方面講，無論從物質生活來講，還是從精神生活來講，民國時期，即，被叫做“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蔣介石的統治時期，都大大地好於後來的新中國，即，由所謂的中國人民“大救星”毛澤東所領導的那段歷史時期。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新社會根本就不如所謂的舊社會，舊社會還能吃飽飯，新社會卻餓死了四千多萬中國人；舊社會還能有自由，還可以自由地辦報、辦雜誌，新社會卻連一丁點的自由都沒有，辦報、辦雜誌，那就是非法搞出版，必然給你判個“非法出版物”之罪；舊社會還讓人說真話，人們還可以表達不同意見，還可以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新社會乾脆就不讓你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只能說假話、空話、套話、官話、鬼話。如要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那就只能進監獄、吃牢飯或者挨槍子------新舊社會兩重天，哪個好哪個不好，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歷史進步論”可謂騙人有術，實際的社會狀況就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兒。歷史不但沒有發展，社會不但沒有進步，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整個中國二十世紀大規模的歷史變遷，就是以歷史的全面倒退和社會的停滯不前為其本質的。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歷史並不總是向前的，社會並不總是進步的，在一定的乃至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歷史可能要後退，社會也許會呈現出更加野蠻、更加暴烈、更加嚴酷、更加渾濁之狀態，正如正義常常遭到邪惡的肆意妄為的壓制而不得伸張一樣。故此，我們要時刻警惕“歷史進步論”給我們帶來的海市蜃樓般的虛幻假象，以防上當受騙。五四運動之後的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為上當受騙所付出的血淚交織的代價，難道還少嗎？難道還要再次受到“歷史進步論”的蠱惑嗎？

D) 五四運動導致中國人信仰的全面而徹底的毀滅

五四運動，對於中國人的普遍信仰造成了一次大的破壞和根本的毀滅。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國策建議以來，孔夫子所創立的的經世致用的儒家學說一直是中華大地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且風靡了幾近兩千年之久。作為中華文明的主流，並參雜老莊的道家學說和盛唐之初從西域（現今的印度、尼泊爾）引進的佛教，儒釋道一直以來乃是中華民族經久不息的信仰。

但五四運動一來，立刻把中國人的這個信仰全部地給破壞掉了。五四之後的將近一百年來，中國社會進入了信仰缺失、信仰混亂、信仰崩潰、信仰空無的漫長的、悲哀的歷史時期，影響所及，直到今天也仍然在發揮著不容小覷的十分惡劣之作用！

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一把火，不但燒遍了整個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不但中華的物質財富給燒成了觸目可見的黑蒙蒙的一把把灰燼，而且尤為慘不忍睹的是，也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美好希望都給統統地燒得個面目皆非、一片狼藉，更把中國人的信仰都給燒得個一乾二淨、一塌糊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了！

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一次大斷裂、大衝擊、大災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是一次大逆轉、大顛覆、大摧毀。這不但從當時的社會亂象中可以看得出來，而且從其後所導致的社會政治的發展脈絡及其形成的巨大惡果中完全可以得到明確而又詳實的證明。

由於五四運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毀滅性打擊，儒家學說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等基本的人倫道德，都乾脆被置之不理、棄之一旁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為貴”等的理念，被階級鬥爭和階級滅絕的紅色暴力學說所替代；打砸搶燒殺等令人不齒的下流坯的罪惡行徑，逐漸成為社會運動的流行時尚。在取締信仰因而沒有信仰的社會裡，貌似有理、似是而非、遍及全社會的搶劫犯罪，顛倒黑白地成為強詞奪理的革命行動；蘇俄似的紅色暴力及其胡攪蠻纏的意識形態，成為被肆意強加的普遍信仰；革命的暴力和暴力的革命，最終成為中國近百年來始終逃離不了的滿目瘡痍的可恥夢魘！

五四運動造成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斷裂，導致了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全面崩潰。在萬般無奈的窘境之中，當時貌似激進的實則目光短淺的、名噪一時的知識分子們，便把提倡階級鬥爭、階級滅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從剛剛建立的蘇聯那裡如獲至寶地給撿了過來，並不辨是非、不明就裡、稀里糊塗地當成了救國救民的濟世良方。豈不知，這乃是極為短視、糊塗到家、要命之至的飲鴆止渴、慢性自殺！

回首望去，近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腥風血雨的瞎折騰、胡折騰、亂折騰，除了屍骨成堆、啼飢號寒、血肉橫飛的莫大悲劇之外，我們又收穫了什麼樣令人痛不欲生的人間慘劇？除了人性扭曲、良知泯滅、沒有道義、希望變成失望、失望變成絕望之外，我們還能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苟延殘喘？

五四運動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災禍連綿，冤屈透頂，簡直是倒透了霉，比倒透了八輩子的血霉還要不知多了多少倍！中國人何時曾經有過屬於自己的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何時曾經有過屬於自己獨立的意志、自主的精神和自己的信仰？

3、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建政後以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之方式對信仰極盡絞殺、肆意屠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帝王寶座。從此，他便可以揮斥方遒地號令天下，無所顧忌地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了。在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無所不用其極地橫行霸道和如入無人之境地肆意妄為的境遇下，中國人民幾乎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被剝奪淨盡，橫掃一空了：人權、自由、民主被統統地剝奪，所有的私人財產都被全部地掠奪、搶劫一空了！中國人的生命也都朝不保夕地、隨意給剝奪了！非但如此，而且更加不可思議的乃是，中國人的信仰也被完全徹底地封殺了！除了無窮無盡的悲劇、災難、血淚，中國人民就啥也不剩了！所有宗教界人士，不管是基督徒，還是佛教徒，不管是道士。還是阿訇，亦或是其他宗教的、被指斥為反動會道門的人士，都概莫能外地被打入了另類，都受到歧視，都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長期受到監管、勞改、監禁、槍殺。此類災禍連綿的事件，舉不勝舉，實在慘不忍睹地令人髮指！

宗教界人士普遍遭到各種各樣的侮辱和體罰，自由信仰被全面徹底地取締。如果信奉基督教、天主教，那就被指斥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信奉佛教、伊斯蘭教或道教，那就被一概地指斥為迷信；如果信奉孔子的學說，即儒教，那就是封建主義的殘餘勢力。總之，除了官方指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外，什麼都不能信。信仰任何其它的宗教，都必定是反動的，都是必然要遭到應有的迫害的！

長期的社會現實是，人們只能有一種信仰，那就是官方欽定的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非官方的一切信仰，都是不被允許的，都是要予以追究的，都是要受到極其嚴酷的全面而徹底地鎮壓的！

官方的意識形態一直高舉著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旗，一路高歌猛勁地掃蕩所有富裕的階層、富裕的階級。富裕就是有罪、富裕就是原罪，富裕就是邪惡，富裕就不是好東西。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與此相應，越有知識，就越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就越是不值得信任的，就越要向貧下中農和所謂的人民大眾靠攏、向貧下中農和所謂的人民大眾學習，一定要按照無產階級的標準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此即所謂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說，越有知識，越可恥；越沒有知識，越光榮，越值得信任，越值得鼓勵。知識分子由於手不能提藍，肩不能擔擔，便被整個社會的時尚認定為不能從事體力勞動，也因之沒有任何價值的剝削階層和剝削階級。

毛澤東所領導的階級鬥爭、階級滅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革命，向來以中國的知識分子為敵對。毛澤東建政後馬不停蹄地立即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展開了各種各樣、大大小小、層出不窮的思想改造運動，無所不用其極地折磨、蹂躪、迫害、摧毀知識分子的肉體、精神和信仰。毛澤東一手發動的諸多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運動，不但徹底打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而且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霹靂手段和雷霆萬鈞之力，全面滅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理想和信仰。

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願做階級鬥爭、階級滅絕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指導下的奴才，就只能別無選擇地走向森嚴壁壘的高牆和鐵絲網圍困的範圍廣大的監獄和夾邊溝一樣遍及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勞改農場。

從建政伊始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文藝界、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理論界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陣緊似一陣地戰鼓咚咚，炮火連綿，金戈鐵馬的砍伐之聲不絕於耳。批俞平伯、揪胡風反黨集團、批判小說《劉志丹》，等等，搞的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五七年反右的陽謀把全中國五百多萬的知識分子都給打成了不同等級的右派。其中公開的右派為五十五萬之眾，內控右派的數字則是公開右派的近十倍之多！中國知識分子經此一役，幾近全軍覆沒！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中國人民的信仰在被毛澤東思想徹底強姦、全面洗腦的基礎上，已經消解於無形、消遁於無影。從此之後，除了對於政治權力和以政治權力為後盾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的頂禮膜拜之外，任何信仰就此絕跡！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必須信奉的神。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人民唯一的信仰。以階級鬥爭、階級滅絕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毛澤東思想徹頭徹尾都是刀光劍影、肆意砍伐的暴力革命理論，都是泯滅人性、消除良知、毫無道義的獸性主義，都是欺世盜名的假大空宣傳和虛與委蛇的陰謀詭計，都是言而無信、瞞天過海、狡猾欺詐、無所不用其極地坑崩拐騙的胡言亂語。這些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無不是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痞子和大流氓的根本特徵！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給信仰帶來了滅頂之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但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物質財富，而且也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是對中華民族從物質到精神、從人性到人格的全面而徹底的摧毀。在肆無忌憚地摧毀的過程中，信仰也隨之而徹底地崩潰。因為所有的信仰都被指斥為大逆不道的異端邪說，都是革命的對象而予以堅決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破除。信佛，是迷信；信道教，是迷信；信基督教，是迷信，更有特嫌；信伊斯蘭教，是迷信；總之，信什麼都不對，信什麼都是罪。有信仰就是反動。有信仰就是革命大批判所排斥、所圍剿、所絞殺的對象。信仰必須否定，信仰必須根除。信仰必須遠離。

為了證明革命的徹底性，為了證明對於信仰的根本否定，所以要破四舊（即，所謂的“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即，所謂的“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於是對所有的廟宇、道觀、佛像，對於教堂里的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的畫像和雕像，對於藏傳佛教的所有的廟宇及其設施，都展開了大規模的興師動眾的打、砸、搶，極盡破壞、搗碎、砸爛、毀滅之能事，甚至逼迫和尚、尼姑、阿訇、牧師還俗成家，逼迫所有的宗教人員都必須從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

雖然毀滅宗教的活動始至於中共建政之後，但如此大規模地全面徹底地毀滅各種各樣的宗教，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極其可觀的豐碩戰果。

整個社會的信仰都被納入到對於政治權力的登峰造極的圖騰之中，什麼都不能信，什麼都不讓信。要信只信毛主席，毛主席就是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比佛祖還更加法力無邊，比上帝還要神通廣大。毛主席取佛祖的地位而代之，取耶和華的地位而代之。

當全中國人民都信仰一個不是人的流氓，並把這個大痞子當成大救星之時，就必然形成人類歷史上荒謬絕倫的奇景：當一個領袖流氓時，全國人民都必須跟著下流起來；當一個統帥無恥時，全國人民都必須拿不是當理說，拿不要臉當飯吃；當一個大混蛋渾渾噩噩、詞不達意時，全國人民都必然是稀里糊塗地腦殘化、漿糊化、混蛋化！

5、六四大屠殺給信仰帶來了滅絕性的大屠殺

六四一聲槍響，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絕望，但卻震驚了全世界，尤其使前蘇聯和東歐諸國共產國家裡的人民紛紛地覺悟起來，並造成了緊隨其後的前蘇聯和東歐諸國的歷史性解體和歷史性變遷。然而在中國，由於六四的強力鎮壓，諸多民主人士不是被投進監獄，就是被迫逃亡，更多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強力壓制下立刻轉向，紛紛做起了安分守己的各種犬儒。

連赤裸裸地殺人，連光天化日裡的大屠殺，都可以變得冠冕堂皇、理直氣壯、大言不慚，還有什麼壞事、惡事不敢或不能做出來的呢？連獸類都做不出來的事兒，竟讓鄧小平這個共產黨的最高的幕後領導人所一手泡製出來了，那麼，還有什麼其他的喪盡天良的罪惡、邪惡是干不出來的呢？六四之後的人們就是帶著這樣的疑問，把所剩無幾的希望都給拋棄了，也把所有的信仰都給交到了閻王所掌控的墳墓里去的！

六四大屠殺，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幾十年來一以貫之地從事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所必然導致的無可更改的必然之結果。用暴力奪取天下，即用槍桿子打江山，乃是毛澤東所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用暴力坐天下，即用槍桿子和刀把子保衛來之不易的紅色政權。就像《人民日報》所說的，“要把地富反壞右和一切反動派統統地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在崇尚暴力的革命黨——中共看來，暴力，而且只有暴力，才是打江山、保江山的不二法門。所以，才有鄧小平六四之後的狂妄叫囂，“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引申開去，那就是：殺一萬，穩定一年；殺一億人，完全可保紅色江山萬年長！

六四大屠殺，不但槍殺了數千乃至上萬的鮮活的中國人的生命，而且更主要的是，殺滅了億萬中國人對於民主自由熊熊燃起的熱烈期望，殺死了中國人民追求自身權利的美好理想，殺死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偉大精神，殺死了中國人民的崇高追求和信仰！

信仰血流如注。信仰遍體鱗傷。信仰被掏空了。信仰已成墳墓、已成亂屍崗。信仰慘不忍睹、雜草叢生。

人心都是一桿秤。哪怕再混賬、再沒有人性的人，也都能掂量掂量，也都能至少知道這麼一個淺顯的、明白無誤的道理：對於手無寸鐵的大學生以及和平的北京市民用機槍突突突地掃射，用坦克的履帶橫衝直撞地碾壓，該有多麼不可思議和難以理喻的荒唐？！這，不單單是衝破法律底線的問題，況且，還有什麼法律可言？也不單單是衝破人類文明底線的問題，況且，還有什麼文明的底線？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反人類罪！就是禽獸想干也干不出來的罪惡勾當，卻在光天化日之下竟令人瞠目結舌地發生了？！

用什麼樣的語言可以形容這個亙古未有的滔天罪惡，用什麼冠冕堂皇的詞彙來為大屠殺進行虛妄得可以的修飾裝潢？請問，誰能說出六四所造成的全中國人民二十多年來的疑惑和全世界人民始終不解的憤怒的眼神？

六四大屠殺，殺得信仰找不到方向，信仰迷失並倒斃在血泊之中而無法自拔，信仰墮落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而無法逃脫，信仰因為被屠戮而愈顯空白。

不要提信仰，因為根本沒信仰！這，就是六四大屠殺之後血淋淋的可恥現實！

四、取締信仰的手段五花八門，經濟手段、組織處理、監禁等不一而足，不勝枚舉

其實，中共在建政前就開始了取締信仰而大搞思想統一的可恥進程，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血雨腥風的延安整風運動為模式、為樣板，建政後又在全國進一步地、屢試不爽地、全面地鋪開了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之模式。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抑制中國人信仰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可謂十八般武藝全都用上了，目的就是要徹底地摧毀中國人的信仰，並設置九九八十一難，使信仰者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終使中國人的所有信仰都統統地煙消雲散，由此而形成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範圍廣大的信仰真空的可悲、可憐、可恥之狀態。

1、用無神論取締一切信仰

無神論大行其道，有神論就銷聲匿跡。誰要是信神靈，無論信上帝，還是信佛祖，亦或是信穆罕默德，都觸犯了不可饒恕之大罪，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同程度地打壓、排斥，倒霉是必然的，抬不起頭、無法做人、灰溜溜地苟且偷生，也是免不了的。在無神論獨斷專行的社會裡，誰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公開地申明對於上帝、對於佛祖、對於真主的信仰?那不是吃了豹子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嗎？

2、信仰就是迷信；誰迷信，誰就要被開除公職

在城市，自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之後，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中國人幾乎都被納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戰車上，都被編入到計劃經濟下的公有制的單位里；在農村，所有人則被編入到人民公社所屬的大隊或小隊裡，都得成為人民公社裡的一個社員。無論作為城市工作單位里的一員，還是在農村作為人民公社裡的一個社員，都得一切命令聽指揮，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讓信什麼就信什麼，不讓信什麼就不信什麼，不讓幹什麼就不幹什麼。倘若有人膽敢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奉某個宗教，一經發現就極有可能被開除，飯碗就被砸了，工作就會沒了。因此，誰都不敢擁有屬於自己的自由信仰，不敢信佛、不敢信耶穌·基督，也不敢信穆罕默德，什麼都不敢信，要信只能信馬恩列斯毛。只有這樣，信仰才算是正確的，才能保住飯碗，才能混一碗粥喝。

3、組織手段是：組織處分、降工資、大批判等

如果有不同的信仰，即非國家意識形態的信仰，就有可能立刻被上級領導所知曉，並毫無疑問地引起領導的高度重視，因為這無論如何都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信仰出岔子，不管怎麼說都是天大的事兒。組織就會立刻出面探尋究竟，非得要搞清楚不可。一經發現你游離了紅色意識形態的主流，而選擇了迷信的支流，輕者對你進行勸誡、說服、教育，立即展開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你從信仰上帝、誤入歧途的迷路的羔羊狀態，轉移到政治正確的光明的道路上來；把對耶和華的信仰，轉入到對毛澤東的信仰上來。組織上會盡力地幫助你、挽救你，讓你知道，信仰耶穌·基督是不會有任何好果子吃的，是沒有任何益處的。只有改弦更張，才能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才能為黨和人民所接受、所歡迎。重者就是告訴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麼，下場就不會那麼樂觀了，黨組織就會採取雄赳赳、氣昂昂的革命大批判之手段，堅決徹底地批評你花崗岩一般的腦袋、你不開竅的資產階級思想、你反動透頂的迷信，你就會立刻孤立到沒人理睬你。因為信仰，你就要受到周圍人的冷眼看待和對待，受到組織的無情打擊。好工作沒你的份不說，你可能還要被留廠察看。降低工資是不可避免的，勞教幾年是極為可能的，讓你進監獄蹲個十年八年，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讓你死無葬身之地也是毫不奇怪的。有多少人曾經僅僅因為擁有屬於自己的信仰而橫遭磨難、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甚至身首異處？

對於自由信仰者所採取的組織手段是相當酷烈的，是極為無情的，因為自由信仰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除了思想上連綿不絕的批評之外，還有經濟上的嚴厲制裁，降職、降薪不用說，有時乾脆就停發工資，讓你的生活乾脆就沒有著落，衣食沒有來源，更有甚者，讓你徹底失去自由。整天面對高高的圍牆和森嚴的鐵絲網，甚至讓生龍活虎的你立刻走向生命的終點。

掐斷你的經濟來源，讓你的生活始終處於朝不保夕、窮困潦倒、飢腸咕嚕之中。你不是有信仰嗎？這，就是你為你的信仰所必然付出的代價！

五、重建信仰的艱難歷程

沒有信仰，就沒有道德；沒有信仰，就沒有人性；沒有信仰，就沒有良知；沒有信仰，就沒有道義；沒有信仰，就沒有人的一切美好，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美好的人間。

沒有信仰，人還有什麼壞事、惡事、缺德事干不出來？所謂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語）就是這樣，什麼打砸搶燒殺，什麼衝破人類文明底線、衝破法律底線的事兒，都能無所顧忌地、大搖大擺地、堂而皇之地幹得出來！

種族滅絕，是納粹法西斯從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勾當；階級滅絕，是共產集團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既定目標。一個是種族滅絕，種族屠殺，另一個是階級滅絕，階級屠殺，都是異曲同工的反人類、反文明、反正義，都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極權專制主義在二十世紀給世界留下的兩大負面遺產。

大搞種族滅絕的法西斯，有其所謂的信仰。其所信仰的，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所謂的擴大生存空間和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性。其信仰的核心就是對於國家元首希特勒的信仰；

大搞階級滅絕的共產黨人，有其自稱的對“宇宙真理”的信仰，就是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英特耐雄納爾一定會到來。其所信仰的核心，就是對於共產黨領袖的信仰，馬恩列斯毛就是這種紅色信仰的至高無上的教主。

法西斯主義的信仰，隨著第三帝國的滅亡而灰飛煙滅，並成為歷史的可恥遺蹟。

共產主義的信仰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結束，而成為人們基本拋棄的對象，因為這種信仰已經支離破碎得不成樣子，就像豆腐渣一樣根本提不起來了。

文革後人心所向的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改變毛澤東所搞的禍國殃民的所作所為，就是要破除毛澤東思想那一套。改革本身就宣告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毛澤東思想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一言難盡的巨大災難；繼續搞毛澤東的那一套，就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的死路一條。如果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那麼請問，改革還能有什麼意義？開放，也是對毛澤東所搞的閉關鎖國的破除。改革和開放加起來，就是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毛澤東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災難的罪惡之根源，尤其要徹底否定對毛澤東盲目跟從的意識形態之信仰！

在這種陳舊的意識形態之信仰被大面積地否定、被基本上破除了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國人民仍然沒有能夠確立起新的信仰。信仰呈現出極大的空白狀態。

信仰的空白，是取締宗教信仰的歷史和現實所造成的必然之惡果；信仰的空白，也是導致整個社會的精神普遍萎靡不振和渾渾噩噩的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雖然國家意識形態指導部門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提倡共產主義的信仰，但人們通過幾十年親身經歷的磨難和痛苦，對於國家所強加的意識形態之信仰，則都基本上採取拒斥的態度而不予接受，或表面應付而內心排斥。總之是不接受，也沒法接受。

信仰的空白需要填充，需要補足，特別在舊的信仰業已失去作用而新的信仰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就更是這樣。所以，一時間各種信仰蜂擁而至，可謂琳琅滿目、目不暇接，同時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各種思潮紛紛引進過來，各種氣功乘勢而起。一時間法輪功遍地開花，信奉者眾。打著“真、善、忍”旗號的法輪功，不但在各個城市有各種各樣的練功點，而且也普及到縣、鄉、鎮，據說法輪功的練功者曾達上億人之多。法輪功信眾的規模如此之大，簡直是盛況空前，聞所未聞。這，引起了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嫉妒和憤怒，江澤民力排眾議，執意鎮壓，決不允許人們信奉法輪功，對“真、善、忍”採取零容忍的立場，非要斬盡殺絕不可。正因如此，江澤民在全世界被控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而遭到無數次起訴。除了取締法輪功，江澤民還取締了中功、香功等各種氣功，也取締了基督教家庭教會等各種信仰。

取締信仰自由，一直是中共實行思想統治的既定方針，取締佛教、取締基督教、取締天主教、取締伊斯蘭教、取締道教、取締儒教等等，並對所有這些宗教實行嚴格控制。此乃是中共對於宗教所採取的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對於中國人民的信仰實行領導、管理和控制，分明就是讓中國人民沒有任何信仰之自由。這，就是中國人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確立信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六、信仰的迷失，乃是可恥的社會存在

在信仰迷失的社會，在沒有信仰的社會，什麼都可以被信仰，唯獨真正的信仰不被信仰。在這種滑稽透頂的狀態下，荒謬絕倫竟成為無所不在的現實。

1、不應成為信仰的錢，竟匪夷所思地成為普遍的信仰

在信仰大面積破滅的情況下，特別隨著六四的槍響，整個民族的信仰和希望在遭到坦克履帶的碾壓而變得血肉模糊之時，鄧小平於九十年代初搞了個所謂的南巡講話。這個講話被媒體極力地吹捧為“東風吹來滿眼春”。全國上下立刻掀起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家致富這種只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才可能具有的人人都下海撈錢的新高潮，在中國大陸一時間內人人下海經商成為時尚，人人都從事倒買倒賣，搞對縫，建皮包公司，商潮滾滾、大浪淘沙，中國人幾乎人人都為發家致富、為賺取更多的錢而忙昏了頭，人人幾乎都確立了對於錢的重要性的明確認識，很多人甚至都把錢認作了祖宗。借用鄧小平的一句話來說，不管白貓黑貓，賺到了錢就是好貓。不管用什麼方式，只要把錢搞到自己的手中，揣進自己的腰包里，那就是值得羨慕的好傢夥！

賺得一些錢之後，還要賺取更多的錢；賺取了更多的錢之後，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仍然要變本加厲地大賺特賺，總是嫌自己腰包里的錢不夠多，總要千方百計地搞到更多的錢。錢，那是永遠也賺不完、賺不夠的。

錢（廣義地說，即財富或利益），能是一個人的信仰嗎？錢，能成為一個社會的信仰嗎？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到底會形成什麼樣的結果呢？比如：把錢作為信仰的執法者，如警察，在辦案過程中能忠實地履行自己所應予履行的職責嗎？能完成其所應當完成的正義的使命嗎？如果在辦理一起詐騙案的過程中，警察不但不為被詐騙的受害人主持正義，為受害人追討被詐騙的錢財，反而借辦案之機敲詐勒索已經被騙得個稀里嘩啦的受害人，更有甚者，土匪惡霸似地漠視受害人的利益，受害人不給進貢則根本不給辦，乾脆不作為。這，難道是一個警察所應該做的嗎？請問，作為國家公權力象徵和標誌的警察，難道還要跟土匪一家嗎？本來應該是正義化身的警察，卻做出了與其職責背道而馳和完全相反的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邪惡之事。由於喪失或沒有對於正義的信仰，正義的化身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面，成為不正義的化身，成為某種具有代表性的邪惡。國家公權力本應具有的崇高威望，在這種情況下，相當程度地大打折扣，並不可避免地威風掃地了。

正義的化身，即，國家公權力的象徵和標誌的執法者，首先應當確立正義的信仰。維護正義，就像維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可是，現實的情況卻普遍地存在著漠視正義、忽略正義，甚至根本不把正義當作一回事兒。這樣的人和事兒之所以在我們的身邊屢屢發生和出現，是因為我們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正義的信仰。某些公權力掌握者由於把錢財當作了他們的信仰，銅臭便不可避免地迷惑了他們的眼睛和頭腦，他們就根本不能夠秉公辦事，公正執法，他們就不能夠揮舞正義之劍，斬斷罪惡。相反，倒以其不作為和反作為慫恿罪惡、放縱罪惡，甚至與狼共。這，實在是極其可怕的現實場景。

當整個社會都把錢當作信仰，那麼，這個社會就決不是一個正常的、合理的、正義的社會，這個社會一定是個人性匱乏、良知泯滅、道義缺失的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社會。

錢，決不應該成為一個人的信仰，更不應該成為整個社會的信仰。要知道，錢只不過是衡量商品價值的一般等價物而已，錢只不過是用以交換商品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因為衣食住行所需所用，都可以用錢來購買。

把錢當信仰，那就是把自己完全地物質化了，即把自己等同於物質，使自己與物質等價化了。這是捨本逐末的表現，捨棄的是人的本質，追逐的是本質之外的細枝末節。

錢之所以不能當作信仰，正如鞋和襪子不能當作人的信仰一樣。人需要穿鞋、穿襪子，錢作為等價物，就可以買來鞋和襪子。錢，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人需要不光腳的時候，錢就等同於鞋和襪子。

同樣地，我們吃的東西、需要補充營養的東西，也不應當成為我們的信仰，比如水果、蔬菜、牛奶、米飯等等，都可以用錢來交換。如果我們把錢當作信仰，那就意味著以錢作為等價物的這些食品都可以作為我們的信仰。這樣一來，我們的信仰豈不荒唐？以此類推，房子也不能成為我們的信仰，我們所用的汽車等代步工具，我們所穿的衣服，我們所吃的哪怕是山珍海味，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切，都可以用錢買來的任何物質性的東西，都構不成我們的信仰。

把錢當作信仰，這是只有在中國這個叢林法則盛行的、前文明時期的野蠻社會裡才可能具有的荒誕景象，這是只有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無孔不入的現實中才可能出現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極其可笑的滑稽景象。信仰本來是純粹精神性層面的神聖而崇高的形而上，怎麼偏偏要跟銅臭連接在一起？怎麼偏偏要跟形而下的物質連接在一起？這，難道不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胡謅八扯嗎？

2、權力，根本不能成為信仰

兩千多年前，秦國宰相李斯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著名口號，叫做“以吏為師”，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要聽命於當官的，都要向著權力的寶座看齊。秦王贏政建政以來二千多年的中國社會，所實行的制度一直是法家商鞅所制定的嚴苛峻法的秦制。何謂秦制？所謂的秦制，就是極權專制的暴政。中國歷史上的和現實中的極權專制的暴政，都是在“以吏為師”、一味地迷信權力、一味地對權力頂禮膜拜、一味地大搞權力拜物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以吏為師”，猶如潛移默化的毒藥一樣，深深地毒化了華夏大地，深深地毒化了居住於其上的中國人民，無論歷史上的中國人，還是現實的中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不同程度的乃至極大程度的不良之影響。“以吏為師”，實際上就是要讓人們迷失於權力、崇拜權力、信仰權力。“以吏為師”，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乖乖地“聽黨話”。

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以吏為師”。一切都要政治掛帥。政治統領一切，政治權力決定一切。政治權力無所不能，政治權力成為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至高無上的乃至唯一的主宰。無論物質，還是思想，無論社會運作方式，還是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總之，不管是什麼，一切的一切，反正都得聽命於政治權力魔棒的指揮與調遣。

由於政治權力的無孔不入，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值得深入剖析、值得認真研究、業已深入骨髓的權力拜物教。所謂的權力拜物教，就是對政治權力的信仰。這種貨真價實的權力迷信，卻不被叫做迷信，而是被讚譽為“對黨的無限忠誠”。

權力，是用來從事社會管理的政治力量、領導力量。權力的來源應該正當。正當的權力來源是：統治者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統治者沒有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而實行領導，就是不正當。像西方發達國家每隔幾年，通常四年或五年，就搞一次全國性的大選而確定國家首腦人物那樣，通過選舉而產生的有限任制的領導，才能算是真正合法的領導。沒有這種合法來源的領導，哪怕說出龍叫來，哪怕自我標榜為天然的人民領袖，說到底也是根本不合法的。因為其政治權力的來源不合法，所以其所實行的統治或曰領導就根本不合法。

由於沒有競爭，沒有充分的比較和人民的自主選擇，由於不能提出自己經過多年的磨礪、經驗的積累、才學的培養和長期的能力準備並根據實際的社會發展狀況而形成的治國之方案，所以，中國大陸的位高權重者常常是大腦平滑的無能之輩、狗肚雞腸的小人之輩、只為自己或圍繞自己的小集團絞盡腦汁而謀取私利的目光短淺之徒，或者是毫無創建、謹小慎微、只知道擊鼓傳花、推卸責任的技術官僚，總之，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者通常表現出胸無點墨、沒有遠見、更沒有才學、更沒有雄才大略的平庸苟且等諸多特徵。

更有甚者，政治權力及其位高權重者所表現出來的，常常是與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相敵對的頑劣架勢，螳臂擋車一般地企圖阻止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追求之醜態，這樣的政治權力及其位高權重者幾乎毫無人類文明之內涵，更無人類文明之價值可言，儘管其勢如虹、耀武揚威，儘管表面上威風凜凜、一呼百應，但實際上卻是草包一個，因為根本擔當不起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和為萬民造福的千秋道義。此其一。

其二，位高權重者一個個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在台上西裝革履、風光靚麗，滿口生輝，又是“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又是“反腐敗是頭等大事,堅決與腐敗分子鬥爭到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決不允許有一個腐敗分子留在黨內“（江澤民語）；背地裡卻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賣官鬻爵，大搞權力尋租、權力市場化，大肆批發官帽，一心一意為自己，一心一意為自己的小家庭、小集團無所不用其極地收刮民脂民膏。

不抓都是好幹部、好領導、都是人五人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抓都是大有問題、都是貪得無厭的和珅級別的大老虎。一個小小的村官就能貪腐幾個億，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就匪夷所思地貪腐了一千億。難怪網上流行一句話，叫做“不抓都是孔繁森，一抓都是王寶森”！誠哉斯言！一語中的！

由此可見，誰信當官的，誰搞“以吏為師”，誰就倒霉，誰就上當，並且是倒大霉、上大當。政治權力基本上或完全是不值得任何信任的，更談不上什么子虛烏有的和莫名其妙的信仰。一言以蔽之曰，政治權力是根本靠不住的。官大，不值得信任；官越大，就越不值得信任，就越靠不住。因為權力，無論什麼權力，無論大，也無論小，都不值得信任，都靠不住。信仰這種根本靠不住的政治權力，無異於信仰空無和絕望、無能和荒涼！以往的層出不窮的偌大的歷史悲劇，就足可以證明，這實在是一個千古不移的政治定理。

其三，政治權力具有天然的、難以抑制的惡。政治權力之惡，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都是一種自古以來的客觀存在，它都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特別是沒有制衡、沒有約束的政治權力，那就更加可怕、更加肆無忌憚、更加有恃無恐、更加作惡多端。

可以認為，信仰政治權力，也就意味著信仰政治權力之惡，就是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了閻王的手裡，就是自尋倒霉、自尋煩惱、自我殘害、自我滅絕，總之，就是在搞自殺。這就是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阿克頓勳爵）。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權力的某些特徵可能或必然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有清醒地了解並有力地把握政治權力的某些特徵，我們就會有一定的覺悟；有覺悟了，我們就應該而且必須刻不容緩地立即遠離害人害己的權力拜物教。

權力拜物教，是無條件地信仰政治權力的奴才心理，“有權，就有一切；無權，便喪失一切”（林彪語）。為了爭權奪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使出渾身解數，什麼樣見不得人的手段都可以用，也能夠用，什麼樣的陰謀詭計也都可以使，也能夠使，並且也毫無顧忌，此即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之謂也。

權力拜物教，使人性充分地劣質化，使良知空虛化，使道義荒漠化，使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地後退，乃至倒退到無以復加的野蠻之狀態，即唯權是舉的可恥之狀態。總之，與人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大相徑庭的，乃至於南轅北轍的。

中國社會要想大踏步地邁進世界文明的先進之林，就必須徹底地埋葬在我們民族內心深處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權力拜物教，要明確地意識到政治權力內在的固有之惡，並時時刻刻地警惕政治權力之惡如狼似虎地爆發出來，傷害無辜、踐踏人權。不警惕權力之惡是萬萬不行的，因為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的偌大不幸常常來源於對權力之惡的懈怠與忽略之中。

3、關係、勢力等，決不能成為信仰

現實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關係社會。關係社會的表現是：無論幹什麼，都得找人、找關係，正像俗話說的那樣，人熟為寶。所謂的人熟為寶，指的是一個人的人脈關係。認識人好辦事兒，哪怕辦一個很簡單、很正常的事情，也得人托人。以前管這叫做走後門，現在雖然不這麼叫了，但後門還是照走不誤。有前門不走，不是前門不好，而是在很多情況下根本就走不通。這，就是人為地設置障礙，逼得人們沒辦法了，只得走旁門左道，久而久之，就成習慣了。走後門成風就是這麼來的，關係社會就是如此這般地形成的。

人際關係社會是以血緣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擴散，後來把朋友、同學、老鄉、同事等大大小小的圈子納入進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親疏遠近各不相同的社交圈子。每個人都有一定的人脈，依靠這種關係，就可以在社會交往中遊刃有餘，辦起什麼事情來就順當、就快捷、就容易辦得成。人脈不行，辦起事情來就頗費周折、耗時費力，也不易辦成，哪怕辦一件再正常不過的小事兒，也得按照“關係”來辦。比如：上醫院看病，看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小病，也得托人找個醫生來看才放心，還有孩子上學念書，就業找工作等等，都得托人、找人。辦任何事情，比如：做買賣辦營業執照、辦衛生許可證、辦消防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找人，不找人，啥也辦不了，也不給辦。在公檢法部門，無論多么正常、本應按章程辦的案子，你都得托爺爺、告奶奶地找人上貢。不然，你再有理，也給你斷得個不清不混、稀里嘩啦，直到把你蹂躪得個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欲哭無淚，乃至於達到昏天黑地的絕望。

這是整個社會非常成問題的、極不理想的可悲狀況。俗不可耐的關係，竟匪夷所思地成為人們的信仰了。還有，對於勢力的羨慕、對於強者的信仰：誰的胳膊粗、誰的力量大，誰就可以耀武揚威，到哪兒都好使，誰都給面子，不管有沒有理，不管正義不正義。勢力大的，就可以橫霸一方，就可以肆意逞能，就可以無往而不勝。

對於關係的信仰、對於勢力的信仰，實在難以理喻，簡直是出了奇的荒唐。這是只有在極不正常的社會裡才有可能出現的怪現象！

七、確立信仰，就應該擁有信仰自由

沒有信仰自由，就確立不了信仰；要確立信仰，就必須擁有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是確立信仰的必備基礎；確立信仰，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結果。由於現實中缺少信仰自由、沒有信仰自由，所以，沒有信仰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觸目可見的普遍的可恥現狀。

如前所述，一個人如果沒有信仰，那就沒有內在的任何約束力；而沒有內在的任何約束力，就有可能什麼壞事都敢干出來，如此一來，人類社會也就不可避免地墮落成為一個虎狼橫行的叢林社會；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信仰，就必然形成納碎統治時期或毛澤東統治時期那樣的種族滅絕和階級滅絕的打砸搶燒殺暢行無阻的瘋狂至極的悲哀狀態。

把惡魔當偶像，只能證明一個民族具有不可救藥的內在缺陷，其結果不但給其他民族和其他階級帶來無可挽回的災難，也必將引火燒身地把巨大的災難引向自身。其無可逃脫的下場就是一塊兒完蛋，到時候任誰也都沒有辦法予以解救了。

一個人倘若成為現代社會的文明人，就必須擁有符合人性、激發良知、弘揚道義、秉持正義的信仰；一個民族要想成為屹立於世界文明之林的有尊嚴的民族，同樣應該確立符合人性、良知、道義的正義的信仰。沒有信仰的民族，就不能稱之為一個文明的民族、先進的民族、有尊嚴的民族、正義的民族。

八、要確立正義的信仰

首先要確立信仰，然後才能談得上確立正義的信仰。正義的信仰是在信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沒有信仰，什麼都談不到。而要建立信仰，就必須擁有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決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宣傳上、書籍里，而是必須落實到每一個期望擁有自己信仰的具體的人身上。

除了對於暴力的信仰應該而且必須得到法律應有的懲戒之外，任何非暴力的、符合人性的、不違背常識的、讓人做好人的、行善事的而不是作惡的信仰，都應該毫無疑義地和概莫能外地得到允許，得到肯定，得到支持。無論信仰佛教，還是信仰基督教，無論信仰伊斯蘭教，還是信仰其他的宗教，如藏傳佛教、道教等等，國家都要無差別地、平等地給以保護和鼓勵。

1、要防範並根除偽信仰

有的人表面上似乎具有某種信仰，也吃齋念佛，也隔三差五地去寺廟、去教堂、去清真寺，但實際表現卻完全地違背其所信仰的教義。這樣的偽信仰者在我們的社會中並不少見，可以說司空見慣。也有一些所謂的信仰者，完全從個人的某種私利出發，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如能生男孩、能使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學、能平安地度過某個難關等等而信仰；再比如，有的貪官要保佑他的貪污腐敗不能東窗事發，並可以一路順暢地升官發財等。這種狀態的信仰，都不能說其信仰是虔誠的。而不虔誠的信仰，都可以概莫能外地叫做偽信仰。

偽信仰者的欺騙性更大。因為偽信仰者只有信仰的形式，而沒有信仰的實質，即，心不信仰，心不虔誠。只有表面上的、形式上的信仰，而沒有真實的內心信仰，這是非常可怕的。這樣的偽信仰者吃齋念佛，等於把佛念到了狗肚子裡，實在是肆無忌憚地辱沒佛門；這樣的人信仰耶穌·基督，那是在玷污上帝的光輝和耶穌·基督的聖像，這絕不是耶穌·基督的子孫，而是猶大的子孫，這是決不能容忍的、極為可恥的敵基督。

偽信仰者向來把信仰作為一種欺世盜名的道具，其目的就是自我標榜、自我招搖，騙人無商量。信仰本應該是發自於自己內心的固有信念的，但是偽信仰者心中毫無信仰，卻偏偏用來專門做給別人看。這當然就很不地道了，也真是太不像話了！人們從各種媒體的披露中總是可以看到，經常有假和尚、假尼姑、假居士、假牧師、假道士混跡於茫茫的人海中騙財騙色，無所不為，干盡了壞事、惡事、醜事。

正如偽善絕不是善，而是惡，甚至是更大的惡，偽信仰也絕不是什麼信仰，而是信仰的反面。這，恐怕比不信仰更值得警惕。這，必須從根本上加以防範、加以杜絕！

要信仰，就必須虔誠，就必須真心實意，而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為了某種實際的利益而信仰。要信仰，那就要為了擁有自己人生的至高無上的價值，為了精神圓滿的實現而去真正地信仰才行。

2、要形成尊重宗教信仰的社會氛圍

宗教是人類文明得以誕生的至關重要的源泉，是文化的集中表現和顯著標誌，是知識和智慧的豐富無比的寶藏，是信仰賴以生成與發展的堅強基石，是社會穩定與人類進步的可靠保障。只有在全面地和真正地了解宗教的作用、本質、形式和意義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儘快地形成尊重宗教及其信仰的良好的社會氛圍。

應該把是否尊重宗教、是否尊重宗教信仰提升到是否尊重人類文明的戰略高度來認識、來考慮、來定奪。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尊重人類文明；不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不尊重人類文明、就是蔑視、忽略、排斥人類文明。只有用這樣的哲學方法來認識，我們才能夠使自己的所作所為永久地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再也不能像歷史上曾經做過的那樣，自毀屬於我們自己的精神財富、自己的思想家園——原本屬於我們的至高無上的信仰了。滅絕宗教、滅絕宗教信仰的無比沉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是一定要牢牢地記取的。我們是不能再重蹈覆轍的了。作為歷史的罪人，我們中國人除了在現實中改弦更張、虔誠懺悔、猛然警醒、深刻覺悟之外，難道還有其他的什麼託詞可以矇混過關的嗎？難道當今信仰的缺失和空白，不正是對我們中國人曾經的罪孽不得不報的、適得其所的、應有的懲罰嗎？

有鑑於此，我們就必須對於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寶貴的宗教典籍、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給以充分的尊重並認真鑽研其中的一切奧妙，比如佛教里的眾生平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德行善、普度眾生、慈航人間等符合人性的諸多思想；再比如基督教中的在上帝之下人類都是兄弟姐妹的博愛、不要對肉身的偶像頂禮膜拜、人的原罪及其救贖方式等等的思想，還有其它宗教的類似表述，都應該是建築人類精神文明的極其重要的寶貴資源，都是形成正義信仰的不可或缺的和至關重要的豐富營養。

3、世界上三大主要宗教的簡介

由於漫長的歷史所形成、所造就，現在的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當然，也有其他的、各種各樣的宗教和教派，但很多都是從上述三種主要的宗教裡面派生而出的。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如印度教、薩滿教等等，都是自成體系的獨立宗教。這樣的宗教由於信眾者不是那麼多，就不能算作主流宗教。三種主要宗教如下：

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新教）：提倡包容、進步、平等、博愛等精神。敬仰並感恩基督（指對基督教創始人耶穌·基督進行感恩，他為拯救人類的罪惡而死），基督教號召自由、民主、仁義、義氣與道義。消除內心的不良欲望，對犯下的過錯和自身的罪惡進行懺悔，淨化心靈。基督教認為，世上的人有善有惡，將來基督從天降臨，審判地上的活人和死人，善人將進入天國獲得永生，惡人將被拋入地獄受永罪。教會把天堂描繪成一個極樂世界。

基督教經典《聖經》，語言如詩如畫，純淨優美；故事曲折動人，有身臨其境之感，是人類遠古歷史的真實描繪，諸多場景已為現代考古學所證實。基督教誕生並培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萌芽、精神、倫理乃至制度。

佛教：佛，即覺悟者，慈悲為懷、普度眾生。佛教是善知識、善學問，渡己渡人；相信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人皆可成佛。佛教推崇理性、講述真理、反對迷信、注重因果，包含豐富的辯證思維，並一向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

佛教典籍眾多，主要記述佛祖釋迦摩尼成佛之後四十九年弘揚佛法的偉大曆程和佛祖的全部學問，字字珠璣，美侖美奐，內涵豐富，一詠三嘆，奧妙之至，玄妙至極，無與倫比，善哉善哉！

伊斯蘭教：主要包括理論和實踐兩個部分。理論部分包括信仰，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先知、信後世、信前定（簡稱“六大信仰”）。實踐部分包括伊斯蘭教徒必須遵行的善功和五項宗教功課（簡稱“五功”）。所謂的五功即念“清真言”、禮拜、齋戒、天課、朝覲，簡稱“念、禮、齋、課、朝”。伊斯蘭教唯一的根本經典《古蘭經》，是安拉啟示的匯集，是先知的教導、教義和教規。

上述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創立者，都是古代人類文明的集大成者，都是超凡脫俗的和出類拔萃的思想家、作家、詩人、教育家等等集於一體的偉大的歷史人物，因而也都是我們後輩人無比敬仰與感恩的聖人和先知。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無私奉獻，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才能變得如此地內涵豐富、如此地饒有意味、如此地讓人流連忘返！

 確立正義的信仰，對於一個人來說，尤其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實屬當務之急；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尤其對於正在奮力追求民主自由的中華民族來說，意義更是非同小可。正義的信仰，應該建立在普遍認同的常識上，建立在豐厚而廣大的人性上，建立在熠熠閃光的良知上，建立在人人稱羨的美德上。只有這樣，正義的信仰才能堅如磐石，才能水到渠成，才能光彩奪目。
 

確立正義的信仰，我們就會遠離所有的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我們就會熱愛正義、追求正義、堅持正義並盡力地實現正義，不正常、不文明的現實社會就會有條件、更有可能逐步地變得正常起來、文明起來；所有的假話、空話、套話、官話、鬼話等，就不會一如既往地繼續麻木我們的神經，消磨我們的意志，也不會時不時地、有意無意地從我們的口中冒出來，我們的心靈就不會沉沉地陷落在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謊言中，因為我們具備了防微杜漸的相應的能力，坑繃拐騙偷等各種各樣的罪惡，就不會成為我們時刻面臨著的無可逃離的可怕之陷阱。

確立正義的信仰，我們就必須防範、杜絕並遠離各種各樣的惡，因為任何形式的惡都是與正義的信仰格格不入的，都是正義的信仰所堅決不能允許的，都是正義的信仰所必然反對、排斥並予以徹底地拒絕的。

一、信守承諾，是至關重要的人性，是正義信仰的必然要求

俗話說：言而有信真君子，言而無信是小人。何謂言而有信？言而有信，就是說話算數，說到做到。何謂言而無信？言而無信，就是說話不算數，就是嘴上放空炮，就是用假話忽悠人，就是不信守承諾。

信守承諾，是至關重要的人性，是正義信仰的必然要求。承諾的方式，可以寫下來形成文字，也可以沒有文字、用口頭來表達，這些都叫做契約或合同。既然是承諾，既然是契約，既然是合同，無論口頭上的，還是記載下來的，無論付出多麼大的代價，無論經歷怎麼樣的風險，承諾是必須要嚴格地信守的，契約是必須要完善地執行的，合同是必須分毫不差地予以遵循的。按照希伯來民族的傳統，承諾乃是人世間的“上帝之約”。無論幹什麼事情，都要信守承諾，都要言而有信，因為上帝之約是不能違反的。違反了上帝之約，必將受到上帝的嚴厲懲罰。言而有信是必須的，這是沒有任何含糊的，也是沒有任何游移不定的，也是沒有任何三心二意的，說到哪裡就要做到哪裡。只說不做是不行的，那是必定要遭到天譴的。做不到就不要說，做不到而說了，那就是騙人，不但坑別人，而且也坑自己，實在是害人害己的胡作非為，只能證明缺德、沒人性、不夠人的一撇一捺，是在作惡，那是遲早要倒霉的。哪怕頭拱地，也要信守自己的諾言，也要為自己說出來的話負責到底，也要堅定不移地按照契約或合同的要求來辦理。這一方面證明了一個人、一個君子所應有的基本的人性、人格，另一方面也要盡職盡責地對得起他人，對得起上帝。

諾言一經做出，那就意味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給抵押出去了。這就是說，諾言等同於生命。換言之，諾言的價值就是一個人生命的價值。對於這一點，當今的世界上大多數的民族都能夠予以真正的理解和領會，尤其是猶太民族對此可能理解得更加深刻、也更為透徹，乃至於深入骨髓。這一點，的確很值得我們中國人的學習、研究和仿效。有的猶太商人寧可賠得個傾家蕩產，也要按照所承諾的契約、所簽訂的合同來嚴格執行。信守承諾，是猶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信仰。如果不能信守承諾，那就無異於自殺。猶太人在創造財富的經商活動中普遍地說來，總是能夠做到取信於人。正因如此，他們的創富活動通常一馬平川、無往而不勝。要知道，在所有的財富中，信譽堪比金山、銀山，乃是最大的財富。在任何的社會活動中最有價值、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信譽。信譽是最大的財富。言而有信、恪守承諾，才能產生出貨真價實的信譽，才能產生出最大的人生價值，才能產生出甚至無法精確統計的巨大的無形資產。

然而，現在很多的大陸人由於幾十年來耳濡目染的黨文化的洗腦教育，由於極權專制主義的狼奶喝得實在是太多太多了，由於黨性十足而人性普遍地匱乏、失落乃至於空無，因而對於信守承諾、言而有信、說話算數等根本就沒有上帝之約的概念，也意識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至為深刻的人性、人格等極為重要的內容，更不能把諾言的價值等同於一個人生命的價值，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說而不做，說話放空炮，承諾靠不住，言而無信等等的可恥狀況。之所以有如此這般的不良之表現，是因為人們曾經有樣學樣地從共產領袖如毛偉大那裡學來了諸多的負面遺產，此之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從來就不把他自己的話當成必須做到的諾言，從來都是言而無信，從來都是說話放空炮，騙人無商量，所以才搞成現在的大陸很多人都是謊話連篇、言而無信、滿嘴泡沫的慘烈景象。

毛澤東所做出的承諾，與其叫做承諾，還不如叫做騙人的鬼話來得更加實際一些。因為在毛澤東的概念里，根本就沒有信守承諾這碼子事兒。毛澤東所說的一切，都是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所謂“講究策略”的不實之詞。按照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詐騙罪的定義——“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來套在毛澤東身上的話，毛澤東的確就是一個十足的騙子，而且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騙子，而是一個大騙子，是一個世紀性的和世界性的超級大騙子。他所騙取的是中國人民的信任、生命、財產和自由，以至於上個世紀的中國人民都上了毛澤東的賊船。這，就是中共一直在大張旗鼓地宣傳的、所謂的“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歷史上的中國人民十分慘痛而且悲哀地選擇了一個超級大騙子作為自己的“救世主”，那是中國人民的上當受騙，那是中國人民的悲劇和苦難的根源，那是中國人民痛不欲生的倒霉透頂！

誠如我們所知，在幾乎任何一起詐騙案子中，受害人常常把自己捨不得吃、捨不得用、通過口攢肚挪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金錢或財富都“自願地”交到騙子的手上，因為騙子的花言巧語和信誓旦旦就像真的一樣，甚至比真的還要真，簡直不容人不相信。整個騙局的過程都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樣，似乎天衣無縫，毫無破綻。但到了最後的某個時刻，一旦上當受騙的受害人發現業已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時，大錯已經鑄就，現改已經來不及了，這可怎麼辦？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讓人痛悔不已的了，因為已經被騙得個稀里嘩啦溜乾淨了！我們悲哀的歷史就是如此這般地形成的，我們血淚凝成的痛苦經歷就是這樣鐵板釘釘地無可更移的，我們只能在萬般無奈、如五味瓶打翻了似的回憶中咀嚼那無恥至極的荒謬絕倫了。什麼叫做“歷史選擇”？這，就是中國人民被騙得如此乾淨、如此徹底的悲哀和遺憾終生的無可奈何！

任何上當受騙者只能是事後諸葛亮，事前諸葛亮恐怕是沒有的——即便有的話，那也許就根本不會上當受騙了。作為上當受騙的可悲之結果，巨大的歷史罪錯業已無可挽回了，已成既定事實了，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作為億萬受害人的當事人及其後輩——今天的中國人，我們只能為上個世紀中國人民所謂的”歷史選擇”的不堪遭遇而追悔莫及、扼腕興嘆、何其苦痛也？！

並且，我們也不能不為我們可憐而又倒霉的前輩的慘不忍睹的磨難、伏屍千里的慘劇而無比沉痛地哀悼，以寄託我們無窮無盡的思緒，並在祭奠人類文明的墳墓之前幡然醒悟、擦亮眼睛。除了連綿不絕地、也一籌莫展地悲嘆“一切都晚了”，巨大的騙局早就木已成舟、魏然屹立，如今又能如何是好？難道毛偉大所設定的巨大的圈套——讓過去的中國人民鑽了進去的所謂的“歷史選擇”，還要與時俱進地和開拓進取地、也冠冕堂皇地變成中國人民註定是死路一條的現實選擇？難道深刻而又廣泛的歷史教訓竟然可以像打水漂一樣地在我們的眼前輕飄飄地一閃而過，一絲痕跡也不能留下？上當受騙的八千萬甚至億萬的中國人民，請你們在範圍廣大的墳墓里，睜眼看一看你們實在不忍看、不願看、但又不能不看的一幕幕由謊言堆砌的海市蜃樓般天花亂墜的虛幻表演吧：

（1）一九四零年——一九四八年，在重慶和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曾經刊登了九十多篇白紙黑字的、言之鑿鑿的社論，都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鼓吹民主自由的評論文章，講的都是什麼“一黨專政，遍地是災”，有人說共產黨將來要搞一黨專政，那是造謠污衊，共產黨要搞聯合政府，絕不搞一黨專政（劉少奇）；提倡的是美國似的民主制度，要求的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罷工等自由。由於中共的廣告做的好，一時間延安風風火火地竟成為民主自由的堅強堡壘，仿佛點亮了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滿懷希望的一盞明燈了。有多少懵懵懂懂的天真爛漫的中國人，尤其是眾多嚮往光明的熱血青年，把對民國政府的希望都紛紛地轉入到對於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身上？然而，沒過多久，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就自食其言、且食言自肥，不但沒有實行美國似的民主自由，反而還向著蘇聯一邊倒，卻跟美國雄赳赳、氣昂昂地打了一大仗！不但極大地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也徹底地取締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更有甚者，還大言不慚、恬不知恥、耀武揚威地搞起了凶神惡煞的一黨專政。當中國人民發現被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用似是而非的連篇謊言忽悠得暈頭轉向而上當受騙時，卻都已坐上毛澤東早就準備妥當的賊船而根本下不來了。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里有一篇由毛澤東和朱德聯合發布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裡面說，國民政府的軍政人員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抵抗，不與共軍決戰，那麼生命、財產等項就會得到可靠的保障。願意回鄉務農的，共軍還可以發放盤纏，提供各種方便，給予各種優待。於是，幾百萬的國軍和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包括警察、憲兵、法官、稅務官等各類公務員，都毫無抵抗地歸順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軍政府。然而，誰曾想，就是這些乖乖地聽命於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軍政府、業已放下了武器的國民政府的軍政人員，卻都被毛澤東在建政之後不久所肆意發動的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一鍋端地給盡數屠殺了。據不完全統計，鎮反運動根據毛澤東按人口比例殺人的計劃指標，被殺者竟達到二——三百萬。那些相信毛澤東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還真的把毛澤東當成了言而有信的一個真君子；而當他們知道毛澤東的確是一個言而無信的小人時，絕命的槍聲即將在他們的腦後炸響。可憐哀哉，冤屈的靈魂這時一定會像屈原發出的“天問”一樣情不自禁地問道：天理何在？不是說得好好的嘛，要保護我們的生命，怎麼竟把我們押赴刑場，就地正法了呢？這，究竟是何道理啊？

（3）在所謂的“解放戰爭”中，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在中國的廣大農村興師動眾、血雨腥風地搞起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明確地許諾給每一個農民都分得一份土地。農民此後就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了。千百萬農民為此而奔走相告、熱烈歡呼，紛紛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參軍，以保衛土改的勝利果實。成千上萬的農村青年就這樣敲鑼打鼓地光榮入伍了。他們為中共打江山疲於奔命，拋屍疆場、血染黃土、無怨無悔。這些被當做炮灰而一命嗚呼的青年們哪裡想得到，他們的家人所分得的、屬於他們私產的土地還沒等捂熱乎幾年呢，最後竟都被統統地收歸集體、收歸國有，都變成互助組、高級社、人民公社的集體財產了。他們的家人已經全部喪失了對於自己土地的擁有權，一個個都毫無例外地和貨真價實地變成了沒有任何權利的現代農奴，沒有任何自主權的紅色政權的奴隸了。

（4）1957年，毛澤東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給中共黨和政府提意見，很多人不想提，不是沒有意見，可以說，意見太大，也多了去了，但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特點是出爾反爾，說話根本不算數，所以才保持緘默。但毛澤東卻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證，又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又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說得真是沒得說，又是叩頭作揖地邀請，又是真心誠意地表白，胸脯拍得響連天，又是秧歌又是戲，一時間弄得個簡直是不亦樂乎。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極力鼓動中國知識分子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對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發表內心深處真實的看法，大、中、小會開足馬力地鼓動，不厭其煩地進行家訪，深入而廣泛地進行動員，採取各種方式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宣傳、勸說、鼓勵。並言之鑿鑿地說，提出批評、表達意見的，就是對黨和政府負責，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貢獻力量。有的人怎麼鼓動也不說。而不說不動，就是不積極，就是對黨和政府沒有感情，就是漠不關心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在這種似乎顯得非常開明的政治氛圍下，有的人是自願地、主動地說，有的人則是心不甘情不願、被動地說，不管怎麼說，都只是講了幾句盡人皆知的大實話——毫無虛詞的真話而已，比如“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不懂業務，是外行，但卻領導內行。外行領導內行，怎麼能把工作搞好呢？”又比如，“蘇聯紅軍在日本快要投降時進入東北，屬於趁火打劫，對中國人姦淫燒殺，無惡不作，而且還把東北的工業設備都一火車一火車地拉到了蘇聯，中國人民的利益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怎麼沒人管啊？憑什麼要向蘇聯一邊倒？”等等，有的人還提出了要成立平反委員會，為建國初期鎮反運動造成的成千上萬的冤案進行平反，著名報人儲安平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意見，一針見血地指出：整個中國都是中共一手遮天的“黨天下”，現在暴露出來的幾乎所有的矛盾和問題，病根就在這個“黨天下”。更多的知識分子給不學無術、啥也不懂、只知惟命是從、卻充當他們領導的、大權在握的黨支部書記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意見、批評和建議。知識分子的這些話立即風起雲湧，卷到了毛澤東的耳朵里，毛澤東非常地焦躁不安，愁得夠嗆，茶飯無心，夜不成寐，於是在六月初就決定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在給《人民日報》所寫的“這是為什麼？”的編者按中凶相畢露、殺氣騰騰，圖窮匕首見地表示：右派分子們的言論充分表明他們這是在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的進攻。毛澤東號召一定要對右派予以堅決的反擊，以打垮這種猛烈的進攻勢頭。反右運動一時間風生水起，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毛澤東排兵布陣，讓鄧小平主抓反右運動，鄧小平赤膊上陣，真的是狠人一個、毫不客氣、絕不留情，對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斬盡殺絕。公開右派在全國抓了五十五萬之眾，而內控右派在全國竟抓了四——五百萬，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整體性地淪落為不被當人待的低等種族——遭到百般虐待、千般折磨的政治賤民。

毛澤東知道自己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他也知道人們對他的詐騙有術一清二楚，於是他便把反右鬥爭稱之為引蛇出洞的所謂“陽謀”。善於搞“陽謀”的毛澤東也不想一想，反右以後他還怎麼有臉做人，更何況還要做一個舉世矚目的位高權重的九五之尊之人？難道中國帝王般的所謂的偉大領袖竟然如此這般地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恬不知恥、硬把不要臉當飯吃地沒有感覺到究竟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嗎？哪有這麼樣地對自己說出的話毫不負責任的呢，那還算得上是個一撇一捺的人麼？連個人恐怕都算不上的所謂的人物，怎麼竟能夠無恥地號令一切、指揮一切、領導一切、統治一切？毛澤東可謂騙遍了全中國，那麼，還有誰能夠逃脫得了被欺騙的可憐的、可悲的、倒霉的、不堪的下場呢？

作為一個皇帝或主席，亦或是總書記，哪怕有一次撒謊，哪怕有一次欺騙，哪怕有一次罪惡，那都是絕對不應該、也絕對不可以的，況且，還三番五次地言而無信、出爾反爾地搞欺騙，之後還一如既往地、裝模作樣地繼續做領袖？那，又怎麼能行呢？任何人，無論是誰，尤其是位高權重者，尤其是九五之尊之人，都得為自己說出來的話負責任，並且負責到底。不負責任、不負責到底，是萬萬不行的，是根本行不通的。顛三倒四地欺騙人，言而無信地糊弄人，無事生非地搞釣魚，那就根本不是人幹的事兒。是人，也干不出這種不是人而只有人渣才能幹出的惡事兒！

無論從事什麼工作，不管搞體力工作的也好，還是從事腦力工作的也罷，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當多大的官，掌握多大的權力，特別是當皇帝一般的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可能或必然都得按照常規出牌，都得按照常理去做。言而有信就是常規，恪守承諾就是常理。沒有常規常理的概念，不按常理常規去做，那是堅決不可以的，那是坑人害人的大壞蛋。也就是說，不守承諾是絲毫沒有出路的，言而無信是遲早要漏兜子的。做領袖，首先要做人，最最起碼的要做個好人才行。這是最等而下之的、最基本的要求了，這個要求一點也不高。只有把一個真正的人做好了，再來考慮做個其他的什麼東西也不遲，例如做什麼官啊，當什麼主席、總書記的啊，等等；人都做不了、都做不好，那還當個什麼冠冕堂皇的和虛了冒套的偉大領袖呢？連離做人的標準都相距甚遠、都差之遠矣、甚至相差得個十萬八千里的，還扯個什麼莫名其妙的大救星、紅太陽、四個偉大等等小兒科式的亂七八糟的破玩意？

二、有正義的信仰，就應該懂得感恩

有正義的信仰，就必然有“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的感恩心理。不懂得感恩的人，一般地說，都沒有正義的信仰；不懂得感恩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沒有正義信仰的民族。

不懂得感恩，就沒有人性，就喪失基本的道德，就夠不上人的一撇一捺，就不會也不可能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是人，就應該有最起碼的、最基本的道德標準。懂得感恩，就要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應有的態度，對所有幫助過自己的人表示感謝。首先要對全知全能的神——造物主，表示發自於心底的感激之情。因為造物主創造了人類，創造了我們自身，創造了我本人，我怎麼能不感恩呢、怎麼能不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呢？如果連這麼一點覺悟都沒有，人生難道還會豐富圓滿、多姿多彩嗎？如果不能感恩造物主，難道不是愧對自己的靈魂和形象嗎？因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給塑造出來的。沒有造物主，哪裡能有我們、哪裡能有我？感恩神，是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包括我們人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由神一手創造出來的。感謝造物主的恩賜，我們就會飲水思源不忘本，我們就會在內心深處充滿神的光輝，聽從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只要心中充滿神的光輝，擁有神的信仰，那我們還能做出什麼喪天害理的事兒麼？顯然是不可能的，連想也不要想。只要懷著頭上三尺有神靈的信念，那是決然不會幹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語）荒唐透頂的、胡作非為的勾當的！像以革命的名義草菅人命、濫殺無辜；以“剝奪剝奪者”（馬克思語）的名義肆意搶劫和掠奪地主和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以橫掃一切害人蟲的名義把所謂的階級異己分子——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們徹底打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以“砸爛”封資修黑貨的名義，焚燒幾乎一切的書籍、古代字畫，搗碎精美古玩，毀滅一切歷史文化的遺蹟等等坑人、害人、騙人的事情就根本做不出來，所有的壞事、惡事、醜事就根本不敢做，也不會做。因為神靈在看著這一切，在盯著這一切，在記著這一切，無論幹什麼，那都是有報應的，此之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立刻就報。既然如此，誰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無所顧忌地惡性膨脹，毫無畏懼地走向萬劫不復的備受煎熬的地獄，那不是在自尋死路嗎？有一句話說得好，上帝讓誰亡，首先讓誰狂！瘋狂地作惡，只能是別無選擇的死路一條。因為壞事、惡事、醜事，只有瘋狂的人才能幹得出來，坑人、害人、騙人的事兒，正常的人是絕對不會幹的。正常的人只能幹正常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符合道義的事情，不正常的人才能幹出一些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不合道義的瘋狂之舉。

擁有正義信仰的人的所作所為，與沒有正義信仰的人的所作所為肯定是大不一樣的，是大相徑庭的，是南轅北轍的，甚至是天差地別的。因為擁有正義信仰的人相信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很簡單，人人都可以明白，這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有信仰的人心裏面始終有一把自我規定的內在尺度，哪怕獨自一人，也決不會做任何不合常理的瘋狂之事。這一點與沒有正義信仰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沒有正義信仰的人由於沒有顧忌、沒有約束、沒有制衡，所以什麼壞事、惡事、醜事，無論多麼瘋狂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和難以理喻的事情，都是可以干出來的，也是能夠干出來的。可以說，沒有正義信仰的人，比如某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由於內心深處沒有神靈的光輝而非常地陰暗、非常地沒有制約、沒有制衡、沒有顧忌，內在之惡如狼似虎似地隨時隨地逃跑出來，因而這樣的人是很可怕的，甚至是極其可怕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這方面的沉痛教訓也實在是泱泱之眾，多如牛毛。沒有正義信仰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恩，既不能感恩造物主的恩賜，也不能感恩任何有助於自己的人。在沒有任何感恩的意識中，還能有什麼令人瞠目結舌的邪惡之舉是不能、也不敢干出來的呢？

感恩賜予我們一切的神，這是確立正義信仰的重中之重。沒有對於神的信仰，就不會也不可能有正義的信仰。神創造了一切，包括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產、我們的自由、我們所應有的一切權利，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感恩於神。不感恩，不能感恩於神，那就意味著忘恩負義，那就意味著冷酷無情，那就意味著不仁不義。要感恩至高無上的、全知全能的神，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這，對於確立正義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是至關重要的，總之，一定要感恩神，此其一。

其二，要感恩生養我們的父母。沒有父母的養育，也就沒有長大成人的我們。做兒女的，必須感恩父母。父母的恩德，做兒女的無論如何也報答不完。報答父母，就得敬愛父母、孝敬父母、伺候父母、供養父母，就要以自己創造的財富來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哺育之情。要讓父母精神有依靠，生活上要吃得好、住得好，不受饑寒的困擾，要讓父母儘可能地幸福安康。

除了感恩父母，還要感恩自己的親人，兄弟姐妹，丈夫和妻子。因為有親人的關照，我們的生活才能其樂融融，充滿歡聲笑語。至愛親朋是人世間最可寶貴的財富，至愛親朋是能夠使自己的人生得到有力保護的堅強堡壘，所以一定要感恩。

對朋友要感恩。朋友是可貴的。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朋友能夠提供人生的借鏡、助力，有利於人生的自足自樂。尤其是諍友、摯友，更是難能可貴，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也！對於這樣的朋友必須感恩，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這就是說，即使不在人世了，也要把朋友的恩德矢志不渝地銘記在心。那麼在活著時，還能夠忘記朋友對自己的幫助嗎？

感恩，就要恩將恩報、知恩圖報，而決不能與之相反地恩將仇報。在現實社會中，有多少恩將仇報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明並證實了農夫與蛇的童話絕不僅僅是童話，而是活生生的現實？恩將仇報的人通常是沒有正義信仰的人，有的卻是陰暗苟且的心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貪慾之念。企望與這樣的人面獸心的傢伙做朋友，那是自取其辱、自遭其害，因為這樣的騙子似的人物是為了某種利益的目的而接近於你，花言巧語地引你上當受騙。那麼，誰接觸這樣的人，誰就註定倒霉，註定悲哀，誰的人生就必定以失敗作為標誌，人生的倒霉恐怕莫過於此，命運的黑暗就此得以形成。對於恩將仇報之人、之事，必須引起高度的警惕，以防不測，但又實在難以預防，因為事前不可能露出端倪，只能事後才能恍然大悟而識破其廬山真面目，但為時已晚、不可救藥了。

恩將仇報的例子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在業已過去的二十世紀的百年歷史中林林總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荒誕劇、滑稽劇。或許恩將仇報者原本就是心術不正的騙子。騙子常常花言巧語地蒙蔽善良人的眼睛和心靈，千方百計地麻痹後者的警惕性。因為善良的人總是以善心渡己渡人，很少用提防的心理去防範別人——善人常常把對方想象成了與自己一樣的人——這，恐怕是善良人不免上當受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騙子則藉機大撈一把，因為他們為了達到欺騙的目的而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盡花招，不擇手段，所以就形成了人們上當受騙，而騙子卻洋洋得意、大獲全勝的罪惡之結果。

（1）       簡介中共沒有感恩的歷史——升級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

作為蘇聯共產黨第三國際東方支部的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成立之後不久，便藉助於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的力量而站穩了自己的腳跟，並緊緊地依附於後者，猶如嬰兒吮吸母乳一般。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紛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母乳在慢慢地餵養著共產黨這個嬰兒。嬰兒要吃奶，母親就給餵奶，但嬰兒卻把餵養他的母親的乳頭給狠狠地咬掉了。餵養者鮮血淋漓、心如刀絞般疼痛難忍——國民革命軍正在北伐戰爭的前線浴血奮戰時，中共卻在後方搞起了攪亂軍心、嚴重影響北伐戰爭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運動，此即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大加讚賞、稱之為“好得很”的痞子運動，搞得國民黨軍心動搖，頭痛得很，於是國民革命軍就開始收拾殘局，教訓了中共，共產黨便紛紛地轉入地下。餵養嬰兒的母親——中國國民黨則是身心交瘁、疲憊不堪，不但國民革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且還給弄得個灰頭土臉、傷痕累累，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似地倒霉，霉也算是倒透了頂。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正是西安事變，救了奄奄一息的共產黨一命，幾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起死回生，重新壯大起來。被圍追堵截得僅剩三萬左右人馬的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剛剛經歷了爬雪山、過草地的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處於被民國政府大軍圍困而即將被徹底殲滅的邊緣。當時任民國政府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因為五年前曾命令其屬下的東北軍放棄抵抗日軍的挑釁和侵略，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竟作龜縮逃跑之狀，致使整個東北的大好河山悉數落入日寇手中。被稱之為“不抵抗將軍”的少帥、實屬紈絝子弟的公子哥兒、由於不諳世事而行為莽撞的楞頭青——現有資料證實：當時業已秘密申請加入中共的張學良夥同駐守西北的楊虎城，悍然發動兵變，扣押民國政府領袖蔣介石。此次西安事變，立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憤怒聲討。中共執意要殺蔣介石以報仇雪恨，但斯大林顧及蘇聯的利益，指示中共必須釋放蔣介石。因為斯大林認為，只有蔣介石的領導，日本人才不能滅亡中國，中國才能拖住日本人而使之不能對蘇聯採取進攻之態勢。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領導，日本就會在滅亡中國之後，勢必對蘇聯產生巨大的威脅，蘇聯的遠東，進而整個蘇聯就極有可能被日軍所侵略、所占領。中共領導人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之後，殺蔣介石的異口同聲立馬就像被扎了的皮球一樣泄了氣，於是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從中斡旋、陳明利害關係，最後只得釋放蔣介石，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中共的武裝力量——紅軍併入國民政府的管理系列，被授予國民政府的部隊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按月從民國政府領取軍餉和各類武器彈藥以及醫療設備，等等。中共及其武裝力量名義上雖然歸順了以蔣介石為首的民國政府，但實際上卻是按照洛川會議的精神，即中共的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務必要按照“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既定方針去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基本上是見到日本人就打游擊（實際上就是一個字：跑），見到抗日的國軍就搞摩擦，就搞圍追堵截，就打殲滅戰，由此激起了當時全國各界人士的憤怒聲討，但一直熱衷於搞國、日、共三國演義的毛澤東卻不以為意，還振振有詞地把所有的批評者一概地稱之為國民黨的極右派和反共反人民的頑固派。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中共的武裝力量由抗日之初疲憊不堪的三萬人左右的流寇，竟膨脹到抗日戰爭結束時的將近三百多萬的兵力，包括正規軍和武裝民兵，竟匪夷所思地在八年戰爭中使自己發展了上百倍之多。以如此龐大的軍事實力，中共為即將到來的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極為殘酷、極為血腥的所謂的三年“解放戰爭”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物質等基礎。

中共在由成立到建政的二十八年裡與國民黨的兩次合作，即中共黨史所稱謂的“國共合作”，第一次合作拿的是國民黨的俸祿，還要陰謀奪權，還要破壞國民黨的北伐事業，而且的確達到了吃國民黨飯、砸國民黨鍋的一定目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則是享用著民國政府的供給，還到處與抗日的民國政府軍肆意挑釁、圍追堵截、大打出手，最後竟發展成消滅民國政府的巨大力量。兩次國共合作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東方古國的華夏大地上活生生地上演了不但不感恩，而且還恩將仇報的農夫與蛇的故事。作為農夫的國民黨被作為共產黨的蛇咬了之後便一蹶不振，兵敗如山倒，只得退卻到台灣等澎湖列島而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小撮。幾乎把農夫咬死了的蛇，反而還兵強馬壯、神氣活現、精神抖擻，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態勢攻城略地，直到占據了東西南北中的廣大疆域。對於曾經給自己提供無私幫助和大力支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共從來沒有表示過哪怕任何一點點的感激之情，只知道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為奪取政權而不顧一切。不懂感恩的中共終於實現了成立時早已訂立下來的既定目標，這就是：奪取全國性政權。

不知感恩，不懂知恩圖報，可能或必然獲得某種利益，甚至是巨大的利益，但卻沒有人性、沒有道義、不合常規，是良知所堅決不能允許的，這是屬於昧著良心做壞事，是可恥的、卑鄙的，更是令人不齒的、邪惡的。此種成王敗寇的極為腐朽的、沒落的思想意識，流毒所及，既深且廣，無遠弗屆，遍布整個中國大陸，毒化了成千萬、上億萬的中國人，給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都造成了揮之不去的濃重霧霾。如果不能夠真正地認識到成王敗寇的惡性、邪性和根深蒂固的罪性，那就證明我們中國人的人性是有極大的缺陷的。因為我們是與邪惡站在一起的。毫無疑義，與邪惡站在一起就是邪惡，正如與罪惡同流合污也同樣是罪惡一樣。中共對有恩於己的恩人——中國國民黨、民國政府不感恩、不道謝，而且最後還把前者一概地稱之為國民黨反動派，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恩將仇報。這種作為顯然是與中華民族古來有之的良好風範格格不入的，可能來自於狹隘陰暗的私利圖謀不軌等伎倆，或許是列寧主義冷血殘酷的真傳，但這絕不是值得肯定的好東西。不感恩是沒有道德的表現，哪怕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那也是絲毫不值得認定和首肯的，因為這是通過不正義的方式而從事的巧取豪奪，其所產生的惡劣、卑鄙之影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不知道感恩為何物的、人性缺失的、不問是非的、無良心理在作祟的億萬中國人。

成王敗寇，是非常成問題的、沒有正義的思想理念。在幾乎所有的刑事（罪）案中，犯罪者常常得逞，而受害人屢屢倒霉。比如，得逞的騙子把受害人的全部財產都給掠奪而去。難道騙子作為勝者，真的值得人們的羨慕麼？在社會生活中也是一樣，特別在叢林法則的社會裡，就更是如此。越是兇狠殘暴的、做事沒有底線的、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就越有機會成為人民的大救星、成為被山呼萬歲的偉大領袖、成為指揮一切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就是說，越是流氓和痞子，就越是勝者、王者，就越能成事兒。但是請問，這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意義麼？因為沒有正義，成功者似乎的確是出人頭地、稱王稱霸了，成為皇上、主席、總書記了，但這，又能怎麼樣？沒有正義，就只是徒有虛名而已，最終也必定是根本靠不住的，必定是無可逃脫的失敗者。沒有正義，哪怕擁有巨大的利益、權勢、地位等等，都是沒有根基的，因而都是靠不住的，都是必定要失敗的；因為有正義，失敗者早晚也必定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成功者。只有站在正義的角度看問題，才能看出成王敗寇的是非不清和難以理喻的荒謬絕倫。像毛澤東這樣的成功者，恰恰是中國人民經歷過的大失敗、大災難。但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永遠失敗的。中國人民的成功日，必將是毛澤東的覆滅時，正像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現在已經把列寧像都給推到在地而使自己獲得應有的解放一樣。人類文明的現時代發展越來越清晰地表明：成王敗寇，可以休矣！

只知道成王敗寇的毛澤東，幾乎從來就不知道感恩，別人對他的幫助和支持以及對他提供的好處，他都一概地安之若素、無動於衷，反而還恩將仇報。因為他的心理就是高高在上、沒有任何現代文明的平等以待人之風範，對於不知道感恩的實屬小人一個的毛澤東，可以說任何對他有恩的人都要做好不幸和倒霉的應有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說，誰跟著毛澤東，誰為毛澤東提供幫助，予以支持，誰就只能是別無選擇地捨棄自己的一切甚至是身家性命。就像任何一個善良的人只要碰上了騙子，那就註定是其人生無可掙脫的極大的不幸、倒霉和悲劇一樣。騙子是以行騙為職業的，是以害人利己為目的的，其所作所為是用美麗的花言巧語來蠱惑人心，用種種冠冕堂皇的假象來誘人上當，其壓根就沒有感恩戴德的心理，整個就是一個圈套、一個騙局。可以認為，毛澤東作為超級大騙子所搞的一切勾當，就是要殘害和屠戮中國人民，整個就是一場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世紀騙局！他滿腦子就是一個字：權。沒有權，他要爭權；有權了，他還要保權。除此之外，他幾乎什麼也不考慮，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懂。為了爭權、保權之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的眼裡統統地都是工具而已，無論殺多少人，幾百萬人還是幾千萬人，在他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都得視他的政治需要而定。所有的人，無論是普羅大眾，還是社會名流，亦或是跟從他並肩戰鬥的黨內高官，都不過是毛澤東爭權保權的御用工具而已。有用則留，無用則棄。既然如此，毛澤東對任何人對他的任何幫助，也就自然而然地毫無感恩之情了。把他人只是看做工具的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就不能對其所用的工具有所感恩了。這裡只舉幾個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一個是劉少奇。中共建政前的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在黨內殘酷激烈的鬥爭中，劉少奇一直為毛澤東站台，對毛澤東可謂是言聽計從，鼎力支持，拼了命地保駕護航、分憂解愁，稱得上是盡心竭力、無怨無悔。劉少奇並且在中共的七大會議上首先提出了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由此無怪乎有評論家指出，劉少奇對毛澤東是有大功的，無論怎麼樣都算得上是毛澤東的一條功狗。毛澤東一高興，也把劉少奇當做了一盤菜，讓劉少奇當上了黨的副主席並給予接班人的顯赫地位。然而，還不到二十年，毛澤東早就把劉少奇對他的獨一無二的重大貢獻都給忘得個一乾二淨，根本就想不起來或者是有意地不去想了。因為沒有感恩之心理，所以想不起來也就實屬正常了。劉少奇被冠之以“叛徒、內奸、工賊”之惡名而被徹底打倒並死無葬身之地；二是彭德懷。當彭德懷有利用價值時，毛澤東便極盡籠絡之能事，又是發文又是寫詩，“誰能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因為彭德懷曾以非常少的兵力與胡宗南的二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進行周旋，他負責保衛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是由老弱病殘拼湊起來的、所謂的“崑崙縱隊”的總司令。彭德懷的確盡職盡責，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有驚無險地逃過了一次又一次瀕臨死亡的追殺。這是一九四七年彭德懷對毛澤東所做的貢獻；一九五O年中共稱之為“抗美援朝”的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的原因起先是金日成想要吞併南朝鮮，於是跟斯大林講明了他的想法，但斯大林不想讓蘇聯卷進去，更不想讓美國參與進來，但為了社會主義勢力不斷擴張的目的，也就默許了金日成的南侵計劃。金日成與斯大林串通一氣，事先並沒有告訴中國方面。金日成於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揮師南進，炮聲隆隆、金戈鐵馬，很快就攻占漢城。戰火遍及南韓的幾乎所有的城市和鄉村。李承晚的政府和軍隊被北朝鮮的共產軍攆到了釜山一線狹窄的地段，那陣勢就像是要被趕到海裡面餵王八去了似的。此時，國際輿論一邊倒地反對並抗議金日成的侵略行徑，聯合國大會也發表譴責金日成的決議，並授權美國立即著手組建以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以抗擊共產軍的南侵。美國立刻任命遠在東京的駐日美軍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為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經過仔細研究，決定實施具有戰略意義的銀川登陸。登陸後，金日成部隊便被分割包抄，損失慘重，大部被殲，投降者眾。別看金日成的共產軍打李承晚的南韓軍如鷹抓兔子般地手到擒來，槍殺南韓的老百姓也是一個頂十個，而且也的確造成了南韓幾百萬老百姓生命的損失，更不用說海量的財產損失了。但在麥克阿瑟指揮若定的美軍之強大攻勢面前，北韓共產軍就像耗子見了貓一樣地四處亂竄，被打得嗷嗷直叫。不日美軍就揮師北上，越過三八線，直取平壤。共產軍連連後退，都快要退到鴨綠江邊上了。金日成趕忙跑到北京，請求毛澤東無論如何也要幫他這個小老弟一把，總不至於讓他到冰冷的鴨綠江裡面餵魚去吧？毛澤東不忍看著可憐兮兮的金日成那個灰頭土臉的熊樣，於是開了幾次會試探性地做了個小小的動員，但會上幾乎所有的共產高官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同意出兵朝鮮。毛澤東準備讓林彪來掛帥。可是林彪表態說，跟美國打很不划算，一是我們剛剛建國需要搞建設，根本沒有資格跟人家打；二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很強大，我們要打的話也根本打不過，只有吃虧的份兒。這個仗還能怎麼打？簡直沒法打！林彪於是乾脆就泡起了病號來，說自己怕雨怕光又怕風、一天到晚病怏怏。

毛澤東在他的中南海書房裡茶飯無心、夜不成寐、絞盡腦汁，接連不斷地抽煙，一方面他需要斯大林這個他所稱謂的大老闆為了給他一手創立的新國家的軍事工業提供應有的援助，中國參戰就是要對斯大林表示耿耿忠心，另一方面還可以用他人（美國人）之手解決百萬之眾投誠或起義的國民黨軍隊，以消除自己內心的巨大隱患，更可以在全國造成政治高壓的緊張狀態，所以，參戰的確是個一舉多得的好辦法------就這樣，毛澤東在書房裡苦思冥想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後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朝鮮。可是出兵朝鮮，師出無名怎麼辦？那就“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吧！毛澤東決定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入朝參戰的野戰軍諸多部隊，一夜之間就統統地轉變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炮灰有了。那麼，誰來掛帥？林彪稱病不出。那麼，就讓彭德懷來掛帥吧！彭德懷立即走馬上任，當上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也解除了毛澤東熱鍋螞蟻般很大的困擾。然而，到了一九五九年，僅僅因為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農村實際生活狀況的信，就被毛澤東打成了反黨集團的總頭目，削職削權，直到把彭德懷監禁致死；三是陳伯達。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之一，陳伯達先後跟隨毛澤東約有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負責為毛澤東起草政治文稿，修改文件，進行潤色等事務性工作。後來陳伯達不做毛澤東的秘書，而走上了領導崗位，在文革時期曾做過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江青為副組長。一九七零年，陳伯達建議設立國家主席，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提議很惱火，耿耿於懷，最後竟雷霆震怒，毫不客氣地把陳伯達扔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不但不感謝陳伯達在給他當了二十多年政治秘書期間所做的一切工作，反而還咬牙切齒地說，這個老反革命，從來就沒有跟我（指毛澤東自己）合作過。毛澤東把陳伯達對自己的貢獻一下子就給全部地抹殺掉了。這，恐怕也是毛澤東睚眥必報的小人性格淋漓盡致的展現，亦或是為達到批陳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地罔顧歷史事實，肆意抹黑陳伯達？四是毛澤東對中共地下黨的處理方式前後判若兩人，過河拆橋，恩將仇報。1949年之前，毛澤東曾有一個指導地下黨鬥爭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地下黨的工作人員於是按照毛澤東以及黨的指示，不顧生命危險，積極工作，動員學生工人等展開各種各樣的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的大規模的鬥爭，以風風火火的第二戰場積極配合中共奪取政權的需要，但到了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又秘密發布對全國地下黨的另一個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的地下黨，被稱之為第二條戰線，即秘密戰線，其中的主要成員是文化人、知識人。絕大部分地下黨員在中共建政後都基本上遭到了排斥、打擊、迫害，長期不得重用而鬱郁不得志，悲憤交加，苦不堪言，真是活該倒霉！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認定，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簡直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性，根本談不上一個人所應有的最起碼的感恩之念，甚至連個野獸都不如。如果了解毛澤東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蘇區圍剿AB團、在紅軍內部大肆屠殺與他意見不同的成千上萬的紅軍將士——直殺得個天地為之變色的悲慘情景，就完全可以想得到在建政之後無辜的八千多萬中國人為什麼能夠死於非命的原因之所在了。因為只有冷酷無情、野獸般的痞子、流氓、癟三，才能成為中國人民自找毀滅的“大救星”，才能連蒙帶唬地領導中華民族向著死亡的方向前進。因為非流氓、非痞子決不能成為中國人民深情仰望的北斗星，決不能成為人們必須早請示、晚匯報的、比爹娘還要親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因為騙子的得逞，就是受騙人的曾經心甘情願的自我選擇——誰讓他們選擇了給自己帶來了徹底毀滅的害人精、大災星？這，就是中國人民命中注定的一劫，所謂的“歷史選擇”，就是業已註定了的無可逃脫的劫難！

（2）       中共的黨性決定了沒有感恩、沒有人性、沒有道德

人，應該懂得感恩。對於任何幫助過自己的人，都要存有一顆感恩之心。這是道德的一個基本要求，是人性不泯的應有表現。因為他人的幫助和付出並不是虧欠於你的，並不是必須的。既然接受了他人的幫助和付出，能回報的，就要以善良之心予以回報；拿不出什麼回報的，那也應當表達發自於心底的感激之情。接受了別人的支持、關懷和貢獻，就像沒事兒人一樣地處之泰然，連一聲謝字都沒有，那還算得上一個正人君子的作派嗎？連做人的一撇一捺都少了一撇或缺了一捺，那不是具有極大缺陷的人嗎？有缺陷的人或者簡直不是人，則是不懂得感恩的人。這樣的人，說到底就夠不上一個真正的大寫的人，而是一個沒有人性、沒有良知、沒有道義的、十足的小人。這樣的小人我們要遠離，以防給我們帶來無法逆料的傷害。

不懂得感恩，是作為中共首腦的毛澤東始終如一的人格缺陷和其痞子加流氓的顯著特點。由於毛澤東作為中共長期首腦的顯赫的政治地位，他沒有人性，不懂得感恩，沒有道德等諸多劣根性影響所及，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深，正所謂一條臭魚腥了一鍋湯。一個毛澤東，搞壞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事業，也搞壞了全中國的大好河山，竟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一下子降到了五千年歷史的最低點。中共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不講人性，而只講黨性；都不講良知，而只講一切行動聽指揮、聽命令；都不講道義，而只講“宇宙真理”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都不講感恩，而只知道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忘恩負義、恩將仇報。這，就是所謂的黨性——沒有人性的黨性，成王敗寇的黨性，混賬透頂的黨性。想當年薄一波作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首犯，如泱泱喪家之犬無人理睬，卻被紅衛兵革命小將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給折磨得體無完膚，不成人樣，死去活來。據說連他的三兒子薄熙來為了表示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勇敢地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批鬥薄一波的群眾大會上，把作為叛徒的父親打倒在地，飛腳猛踹，一下子就踹斷了薄一波的三根肋條骨。曾為共產革命做出過貢獻而又蹲了十多年共產監獄的薄一波後來深有感觸地說，我兒小三的那股狠勁兒，對我都是這麼凶，的確是繼承了我黨的優良傳統！這小子肯定有出息，將來一定能幹成大事業！因為薄一波清楚地知道，他當年是怎麼樣通過所謂的革命道道混上來的，是怎麼樣巧取豪奪進而而竊取高位的。抗日戰爭之初，薄一波通過某種關係獲得了當時主管山西的軍政首腦閻錫山的信任。薄一波後來加入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不久即成為該組織的主管。閻錫山對犧盟會大力支持，要人給人，要槍給槍，要錢給錢；在閻錫山傾囊相助、大力支持下，薄一波如魚得水、遊刃有餘，犧盟會很快就像發的麵團一樣發展壯大了起來。犧盟會在薄一波的領導下吃著閻錫山的飯，砸著閻錫山的鍋——不按照閻錫山的指示從事抗日活動，卻按照中共的命令到處招兵買馬，發展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閻錫山一看自己當了個不折不扣的冤大頭，氣得不打一處來，因為薄一波已經把隊伍變成了八路軍，脫離了閻錫山的控制。閻錫山痛悔不已，深感自己就像一個被騙子騙了個稀里嘩啦之後還得替騙子數錢——生怕騙子騙得不夠多一樣的大傻瓜、大白痴！豈止閻錫山一個人有這樣的感受？幾乎每一個被騙的人，不都是這樣的嗎？

早在抗日戰爭之前，薄一波和其他六十名中共黨員被關進了國民黨的監獄。為了保存這些力量並使之發揮應有的作用，當時的中共組織部，經過與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張聞天等人的研究，也與毛澤東進行了溝通，毛澤東也非常清楚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最終同意獄中包括薄一波在內的六十一名中共黨員出獄，同意他們接受民國政府允許他們出獄的條件，即讓他們發表脫離共產黨的聲明。薄一波和其他中共黨員都發了聲明，於是就都出了獄，又回到了中共黨內。這事兒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歷史舊賬又被翻了出來，曾坐過國民黨監獄的薄一波和其他人又開始坐起了共產黨的監獄。誰讓他們曾經是歷史上白紙黑字寫著的聲明脫離共黨的叛徒呢？由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經過毛澤東授意下的中共中央在文革期間發布的鐵板釘釘的結論，時間又過了那麼久，所以誰都不願意碰這個燙手山芋，但是在七十年代末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卻另闢蹊徑、重開爐灶，在似乎毫無辦法中千辛萬苦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胡耀邦在這方面的確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這是要推翻早已有之的定論，另外還得頂住如山之大的壓力，力排眾議，恢復原狀，談何容易？胡耀邦為糾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可謂嘔心瀝血、不舍晝夜，在做了大量的仔細甄別、艱苦研究和準確判斷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後，為薄一波等人做出了客觀公正的新的決議，徹底否定了舊的決議，從而恢復了薄一波等人的名譽和地位。薄一波也知道胡耀邦對他的關心和照顧，以及為他所作出的難以想象的巨大努力。但在幾年之後——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中共黨內生活會上，薄一波全然不顧胡耀邦對他的恩德，相反卻對胡耀邦恩將仇報，態度粗暴、語言惡劣不說，而且還連綿不絕地向胡耀邦發起了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的批評和攻擊，批評胡耀邦跑遍全國二千多個縣，是黨的總書記中跑得最多的一個，那不叫調查研究，而是遊山玩水；說胡耀邦不冷靜、不理智，到處誇誇其談，這不是在譁眾取寵嗎？總之，胡耀邦無論幹什麼都是錯。胡耀邦當時真想反問一句：薄一波，給你的叛徒一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是不是錯？望著毫無感恩、沒有人性，卻在那裡說三道四的薄一波，胡耀邦終於沒有說出話來，雖然內心氣得不行。胡耀邦哪裡知道，他奮力搶救、悉心照顧和關懷的，竟是這麼樣的一個人？！農夫與蛇的故事越來越明顯：一隻頻臨死亡的蛇被救活了之後，反過來卻把救牠的恩人一口給咬死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現在眼前。胡耀邦還能說什麼、還用說什麼？面對此情此景，他只能無語——“此處無聲勝有聲”。生活會後——這哪裡是什麼生活會？簡直就是遊街示眾的批判會，是過河拆橋、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的群魔亂舞之鬼會！

胡耀邦會後一下子就悲憤地哭起來。他哭的是有的人怎麼竟是這麼一副不堪的德性，怎麼就沒有一點人性，沒有一點良知，沒有一點道德呢；胡耀邦哭的是中國之悲哀：毫無前途、毫無希望、毫無光明可言。一個不懂得感恩的人，無異於衣冠禽獸；一個不懂得感恩的民族，是無可救藥的民族；一個不懂得感恩的社會，是混賬透頂的社會！

胡耀邦的哭，證明了一個有人性、有良知、有道德、敢於擔當民族之大義，並公正無私地為民鼓與呼的政治家所蒙受的不為外人道的冤屈，竟有多麼地沉重，竟是怎樣的令人匪夷所思、讓人不可理喻、讓人不可承受？！

（3）極權專制主義的社會造就了各種各樣的恩將仇報的人

由於極權專制主義一以貫之的政治高壓，人與人之間本應正常的關係從來就沒有正常過，也不可能正常，人性被獸性所取代，連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被當成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所謂的“四舊”，而遭到指鹿為馬的、是非顛倒的、義憤填膺的革命大批判，都被秋風掃落葉一樣地掃進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垃圾堆，還哪裡談得上感恩？感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在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中，在無產階級專政格殺凌厲、高高舉起的鐵拳中，感恩就像弱不禁風的薄薄的紙片一樣被撕得粉碎，飄散開去，乃至於無影無蹤。在掃蕩一切的雄赳赳、氣昂昂的革命運動中，感恩是根本找不到的，感恩是一種滑稽可笑的、荒唐至極的東西。在人性大面積失落的狀況下，感恩只能躲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裡默默地飲泣，根本擺不上檯面。因為革命的大氣候決不允許繼續保留屬於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溫情脈脈。正因如此，五千年來尊師重教和師道尊嚴的傳統便蕩然無存，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信條被徹底拋棄。接受老師教育的學生，不但沒有任何感恩的想法，而且踏著革命大批判的戰鼓咚咚的鼓點，一涌而起地把老師圍了起來拳打腳踢，逼著老師們為恪盡職守的教育行為、為自己所擁有的豐富的知識和才學而低頭認罪。有的教師不堪屈辱而進行爭辯，學生們就用銅頭皮帶抽打教師的腦袋，教師被打得癱軟在地時，若幹個學生就用腳上的皮鞋不解恨地猛踹，被打得鼻孔穿血的教師在他昔日所教的學生們的圍攻暴打之下，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呻吟，呻吟漸漸地微弱，終至於無聲無息------有多少教師就這樣悽慘、悲哀、無奈地告別於人世，有多少熱血賁張、瘋狂至極的學生參與了對有恩於自己的教師、校長的謀殺？直到現在恐怕都是一筆糊塗賬。因為歷史很大部分都被遮蔽了。被遮蔽的罪惡，因為不懂得感恩——沒有人性所導致的不懂感恩犯下的罪惡，實在是令人髮指、不可饒恕，簡直不是人，實乃禽獸不如也1惡毒地虐待曾經教育過自己的老師的所謂的紅衛兵小將們，就是瘋狂至極的畜生不如的混賬。因為他們沒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任何概念，他們的心理具有普遍的弒父、弒母情節。他們因為不懂得感恩，所以沒有人性，因為沒有人性而獸性十足，因為獸性十足而釀成了毛澤東所期望達到的罪惡之結果。

在荒誕、滑稽、可笑的十年浩劫中，在人性扭曲、泯滅、荒唐的新社會裡，有多少個家庭出現了妻子揭發丈夫，丈夫揭髮妻子，親情淡漠，甚至孩子揭發父母，與父母劃清界限，更有甚者，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立場而毆打父母，甚至把父母打得死去活來？這樣的事情簡直是太多太多了，用多如牛毛來形容也不為過。沒有做兒女的本分，毫無兒女對父母的感恩，卻養成了一個個叫做革命小將的狼心狗肺，一個個狼心狗肺的畜生不如的毛主席的紅衛兵！真乃慘不忍睹，可恥、可悲、可憐之至也！

恩將仇報的事例，也集中地表現在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初期的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改革的過程中。中共所搞的土改，實際上是腥風血雨的武裝土改。在土改中，中共發動地主所僱傭的長工、短工和租賃地主土地的佃戶們，紛紛起來與地主展開鬥爭，瓜分地主的家產、摧殘地主的身體、消滅地主的生命。一般地說來，絕大部分的地主都是通過勤儉持家、善於管理、懂得經營而逐漸致富的，屬於中國農村早期首先富裕起來的一些人，而共產革命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滅這些被叫做土豪劣紳的富人——這，與三十年之後鄧小平所提倡的“讓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來”的說法剛好相反。在土改過程中，本應受惠於地主的農民，因為地主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給他們提供急需的工作機會，使他們基本上能夠安居樂業——長、短工和佃農們對地主本應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在批鬥地主的大會上，由於非人性之邪惡，有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將仇報，對東家極盡迫害之能事，甚至窮凶極惡地非得置有恩於他們的東家於死地不可。有的人拖欠東家的錢款，只有逼死了東家，錢款就可以一筆勾銷，帳也就可以不還了。一方面通過斗死地主而顯示自己的徹底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欠賬不還，心安理得，豈不兩全其美？地主所保存的所有賬本、地契等都被翻將出來，聚在一起一把火就給統統地燒掉了，也把廣大農村人與人之間自然的經濟關係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人際關係也都給燒得個一乾二淨。黑黑的濃煙覆遮著中國農村無邊無際的痛苦、悲劇和三百多萬蒙冤受屈的靈魂——在血腥土改中被無端殺害的、被叫做“地主”的富裕農民。

土改中的沒有人性、沒有良知、沒有道義、沒有感恩的殘暴、無恥、下流、血腥等等，一直延續到現在，固化成中國人普遍的無恥、可悲、下流、混賬等一言難盡的劣根性。由於沒有感恩，所以就恩將仇報，所以就忠於毛主席，因為毛主席比爹娘還要親。有多少天真爛漫的年輕人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而衝破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底線，衝破法律的底線而走上了讓父母悲痛欲絕、極度傷心的、簡直不是人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犯罪道路的呢？

由於紅色意識形態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革命為本質、以毛澤東的“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為表現形式，所以人性就被大面積地乃至於全面地摧毀，良知就遭到全盤的否定，道義也就不復存在，感恩就被棄之一旁，恩將仇報就變得稀鬆平常、司空見慣，由此人也就變成了冠冕堂皇的和毫無廉恥的衣冠禽獸、行屍走肉。雖然毛澤東時代已經由改革開放所取代，毛澤東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陰魂仍然不散，毛澤東給中國人民造成滅頂之災的那一套仍然在時刻發揮著卓有成效的負面作用，毛澤東所建立的那一套已成體系的政治模式，仍然是中國人權不得伸張的沉重而又巨大的障礙和阻力。也就是說，毛澤東的那一套劣根性還仍然好使，在現實的中國仍然與時俱進地和開拓進取地成為當今中國人必須直接面對著的醜陋不堪的夢魘。

一個不懂感恩的民族，決不是一個文明的民族，而可能或必然是一個野蠻的民族，正像一個不懂感恩的人，只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野蠻人一樣。照理說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怎麼能不懂感恩呢？一個禮儀之幫而不懂得感恩，難道不是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的嗎？

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日戰爭時，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給予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陳納德的飛虎隊開闢駝峰航線，給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戰略物資。陳納德的飛虎隊無論是飛機還是飛行員都遭受到重大的損失，但飛虎隊百折不撓、一如既往，不懼任何艱難險阻，始終如一地鬥志昂揚，直到完成其無比艱巨也無比光榮的神聖使命。陳納德飛虎隊只是一個例子而已，證明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是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對此中國人民理所當然地感恩於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感恩於他們的無私援助，也感恩於美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巨大犧牲。如果沒有美國，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正因為有了美國人民的巨大犧牲，日本才在最後不得不交出了白旗。本應對美國感恩的中國，卻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建政之後不久，在朝鮮戰場上互相兵戎相見，直殺得個你死我活。這是一個感恩的民族所應該做的事情嗎？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證明嗎？受到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任意欺詐的中國人如此地毫無人性，還有何顏面自稱是一個文明的民族？都野蠻得無以復加了，都無恥得達到極點了，哪裡還有一點點文明的氣味？簡直混賬透頂，極端卑劣！

三、以平等之心對待人，是正義信仰的題中應有之意

正義的信仰所要求的，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起碼的基本人性，這就是：平等。以平等之心對待別人，以平等的態度來考慮問題，來處理事情。如果都能將心比心的話，那麼，恐怕干任何事情就都好辦一些了，處理一些問題就可以或可能做得公正一些了。按照老祖宗的說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要以平等之心來對待別人，就必須真正地了解平等的本質、平等的內涵。中國人追求平等幾近百年，但直到現在對平等也還是不甚瞭然。一說平等，仿佛什麼都得一模一樣，什麼都得整齊劃一，簡直是差一點都不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尤其在一碗水端平的大鍋飯時期，幹什麼都要一樣，因為什麼都是計劃分配，工資待遇也都差不多少，最後搞的是我窮你也不富，大家一起都受窮，所以叫做貧窮的社會主義。貧窮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產生出來，是因為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中決不允許富裕，誰要是一不小心發家致富，誰就是政治不正確，誰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角，走資本主義道路，誰就仿佛犯了天大的錯誤，可能不僅僅是錯誤，而是某種罪過，那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自尋煩惱，找不自在？在收入分配上我們曾經過多地追求平等，的確是陷入了極其滑稽可笑的迷霧之中。也就是說，收入平等、生活平等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的此路不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死胡同就是如此這般地、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的。對於平等，還有一種誤解就是我所沒有的，別人也不應該有；別人有了的，我也應該有；你有為什麼我就沒有？看到別人有，自己的心裡就痒痒的，就千方百計地去擁有。這種不無攀比的平等心理在社會生活中乃是普遍存在的，這對於人類文明普世價值重要內容之一的平等都是或多或少的乃至極大的誤解。

真正的平等之本質是，人在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平等，即，法律對於每個人的無差別的平等對待。沒有這一條，就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自由等等。只有做到了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平等，即，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才能切實地保障社會中每個人的利益，才不能因為貧富的差別、地位的差別、權力的差別、文化的差別、種族的差別、性別的差別等對不同的人而實行有差別的對待。

平等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可能去追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各種各樣的利益和權利，意味著社會底層的人群無阻礙地擁有上升到社會中層或高層的正常渠道，意味著人人都有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希望與前途。現在身無分文不要緊，只要努力肯干，一點一點地不懈奮鬥，勤儉節約，早晚都會走向富裕的，將來成為李嘉誠或比爾·蓋茨也說不定；一個普通人，只要有能力，有水平，有才學，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成為一個城市的市長、一個省的省長，各部部長，乃至一個國家的總統或總理，因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奇蹟是不能創造出來的。平等的壞境能夠切實保證人們都可以創造出任何妙不可言的和無以言喻的、偉大的人間奇蹟。因為平等，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夠盡其所能地發揮自己的潛能、活力、想象力等等，盡其所能地為自己、為他人、乃至為整個社會開拓出更加舒適、更加便捷、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

收入是不可能平等的，待遇是不可能平等的，而且很可能永遠也不會平等。以前所搞的收入平等，純屬無聊的歷史誤會。因為人的先天稟賦不同，後天的努力也會大不一樣，其所造成的最終結果就是可能或必然具有天壤之別的收入差距。一個靠出賣體力為生的勞動者，其收入又如何能夠跟發明家愛迪生相提並論？如果愛迪生的收入與一個普通工人一模一樣或相差無幾的話，那是不是意味著愛迪生不需要搞出那麼多推動工業革命不斷前進的卓有成效的創造和發明？普通勞動者難道還要希望發明家跟自己的收入毫無差別地平等嗎？顯然，有多大貢獻，就理所當然地有多大收益；沒有貢獻，就談不上也不應該享受任何收益。貢獻與收益成正比。這，應當是正常社會始終不變的定理。然而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貢獻與收益卻不能成為正比，卻被極大地扭曲，乃至於完全地相反，即，貢獻大的，收益不多；沒有任何貢獻的，卻常常在平等的名義下收益良多。據說這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原理，但卻是毫不正義的荒唐可笑的謬論。因為這樣一來，就扼殺了能力甚至天才，就激勵了平庸與無能。正是這種吃大鍋飯的政治經濟學機制、體制，導致了普遍的貧窮與落後，即毛澤東時代通常具有的貧窮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所以有其值得肯定的正面價值，就在於某種程度上衝破了貧窮社會主義的體制、機制——計劃經濟及其導致的由科爾內所定義的“短缺經濟”。

平等，只關注於人在法律上的無差別的人格、尊嚴、權利，只關注於人人都有一樣的，至少差不多少的機會擁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不斷地上升的渠道，而無關人的富裕與貧窮，地位的高與低，權力的大小有無，等。這，才是平等的要義。

所謂的以平等之心來待人，是在以自我的、為法律所認定的人格、尊嚴和權利的基礎上，同樣地尊重並看待他人的、為法律所認定的人格、尊嚴和權利。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指自己所不想要的，決不能強加於他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看問題，就能對別人自然而然地產生應有的和必然的理解和尊重，也能較好地處理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就不會也不可能形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和令人瞠目結舌的災難性結果，如發動各種各樣坑人害人乃至大肆屠殺的政治運動——其所造成的深重災難之所以如此之多而且能夠連綿不斷，是因為至高無上的權力掌握者毛澤東毫無平等之心，有的卻是膨脹到無以復加的、高高在上的、帝王般藐視一切的苟且心理。在他的眼裡“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除了他自己，別人什麼都不是，頂多算是個小小的螞蟻而已。據毛澤東親口說，他動用一根小指頭，就可以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給打倒。那麼，對待別人，他還需要動用大手指頭、還需要費勁巴力嗎？毛澤東坐在中南海的書房裡，以毫無平等的意識、以對他人生命極端藐視乃至仇視的大無畏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氣勢居高臨下地做出了在全國範圍內按比例殺人的最高指示，真乃千古未有，曠世一絕！

可見，政治權力驕橫起來，可不是鬧著玩的，那是極其可怕的，也是極其要命的！驕橫的政治權利，還哪裡談得到平等、還哪裡談得到平等意識？簡直就是砍頭猶似滅螻蟻，殺人如草不聞聲！

如果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稍微能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平等意識，就決然不會把中國人民的生命如此明目張胆地、興師動眾地和大規模地予以剝奪、予以殘害和消滅了。正是因為沒有平等之心以待人的理念，所以毛澤東才能夠在對於全中國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之後，無所不用其極地顯示紅色權力飛揚跋扈的驕橫。共產極權專制的權力之惡以冠冕堂皇的名義肆意妄為地打開了反人類、反文明、反正義的潘多拉魔盒。共產魔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所說的“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的上空徘徊”，是《共產黨宣言》的早期翻譯者陳望道有意識地淡化共產主義的負面影響而欺騙性地硬造出“幽靈”一詞的，其實，所謂的幽靈，英文是ghost，是魔鬼、惡魔、鬼魂之意，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一個魔鬼，一個共產主義的魔鬼，縈繞著歐洲大陸的上空。）紅色魔鬼以國家的統治力量對於整個社會實行了全面徹底的鎮壓，對於整個社會造成了災禍連綿的政治恐怖，凌駕於一切的人性、良知和道義之上，沒有任何平等之意識，根本談不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紅色權力惡性膨脹達到無以復加之地步，其所製造的人間悲劇，實乃五千年文明古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權力之驕橫，就在於極權專制主義非法權力來源的不正當，在於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卻硬要打著“人民”之旗號，所以造成其目空一切、橫掃一切的亂折騰、瞎折騰、胡折騰，對他人的生命、財產和權利熟視無睹、視之為無物、視之若仇敵，由此而造成連綿不絕的世紀大災難、大悲劇。歷史的慘痛教訓一直告訴我們，權力一驕橫，災難就降臨！

極權專制主義者向來以其至高無上的非法權力向世人顯擺其統治一切、駕馭一切的政治能力，不失時機地展現其生殺予奪之利劍，哪怕頭顱滾滾也在所不惜，哪怕血肉橫飛也無動於衷，更不用說各種各樣的千奇百怪的和連綿不絕的災難、痛苦、悲劇等等，那都是統統地不在話下的，所有這些甚至都不能引發極權專制主義者的一點點惻隱之心。因為這些正是極權專制主義者的權力驕橫所一手導致的，也是其所刻意追求的，簡言之，極權專制主義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人類的大規模的和超大規模的宣戰，就是時時刻刻地都在發動著取締文明、消滅人類、毀棄正義的赤裸裸的戰爭。

政治權力倘若追求進步和文明，就決然不能有任何一點點的驕橫，而必須收斂其固有惡性的魔爪，表現出其所應有的和必須的謙卑。政治權力的謙卑是社會文明的標誌，是人權實現的先決條件，是人的自由得以擴大的可靠之保障。

政治權力的謙卑，應當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以平等之心對待他人，以平等之心處理事務。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上。權力絕對不能驕橫，權力的驕橫絕對是人類的災難。

政治權力之謙卑是絕對必要的。只有在人權與政權相一致、相等同的基礎上，政治權力才能變得謙卑起來。因為政權是由人權所認定、所贊同、所批準的。倘若前者對後者不能表現出應有的尊重、應有的恭敬，那麼人權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使政權的掌握者，即領導人在四年一期或五年一期的大選中大權旁落，故此，政治權力焉敢不謙卑？哪一個政治權力掌握者還敢於藐視一切地耍大牌？

政治權力之謙卑，通常發生在高度文明的工業化國家，即西方發達國家，如美、英、法、德、加、澳等資本主義國家。那些國家裡的政治權力掌握者都非常之謙卑，一點兒都不牛，對於每一個人都表現出盡其所能的尊重。哪裡像在極權專制主義國家裡的領導人那樣，一個個都是老爺派頭，前呼後擁耍大牌。除了想法設法地製造人權災難，別的也就什麼都不會幹了。一個個裝腔作勢、當面是人，背後是鬼，胡作非為者不知凡幾，驕橫跋扈、狂妄至極、有恃無恐，毫無廉恥！

四、寬容是正義信仰的必然要求

正義的信仰所要求的，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就是：寬容。人生在世，對人對事都應該有寬容之心才行，這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才能切實地解決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要寬容，首先必須做到平等，也就是要有平等之心。要有平等之心，那就得承認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差別，無論是立場、觀點、看法，還是行為方式，都有可能是不盡一致的，都可以是各有千秋、各自不同的。所謂寬容，就是要承認差別、承認差別的合理性。但僅僅承認差別、承認差別的合理性，恐怕是遠遠不夠的，還得對差別、對於差別的合理性予以應有的起碼的尊重。沒有對於這種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承認，沒有對此予以應有的充分的尊重和認同，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的寬容。

可見，承認人的差異性，尊重人的差異性，就是把差異性的存在視作是必然的、合理的、正當的存在，也就是說，堅決不能取締、圍剿並抹殺與自己不同的差異性。不寬容，就是不承認與自己不同的差異性，不允許差異性的存在，並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極力地取締、圍剿並抹殺差異性。所謂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講的就是不寬容。這種不寬容後來又演變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親不親、線上分”。其結果就是什麼都搞大一統。不跟從大一統的，那就不行，那就是錯誤，而凡是大一統的就毋庸置疑地是正確的、合理的。不跟從大一統的，那就要鬥倒斗臭。這跟公元五世紀——十五世紀的歐洲大陸所經歷的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紀所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一樣。那時候只有神權教會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確的、合理的，才是至高無上的、神聖的，而其他的與神權教會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思想言論，都一概地被稱之為“異端邪說”。誰要是贊同為神權教會所反對的異端邪說，誰就必然會被宗教裁判所判定為犯了“異端邪說”之罪。對於嚴重犯罪者，即，異端邪說的製造者和信奉者，就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像後來在中國批鬥地富反壞右等所謂的階級敵人那樣，不但無所不用其極地摧殘他們的精神，而且，還要千方百計地消滅他們的肉體。布魯諾就是那一時期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代表。布魯諾所具有的，不過就是與神權教會不盡一致的獨立的思想而已，但恰恰就是因為其獨立的思想，布魯諾才不見容於神權教會的正統思想。因為非正統思想之外的一切思想言論，都是毫無疑義的異端邪說。不消除異端邪說的製造者和信奉者，又如何能夠保證神權教會的正統思想對於千百萬民眾進行興師動眾的和大張旗鼓的洗腦？這正像在過了幾百年之後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大陸，如果不從肉體上消滅林昭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人士，而允許他們自由地言說他們的獨立思想，又怎麼能夠保證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統領一切、肆無忌憚地侵入中國人的靈魂？又如何能夠保證黨天下的紅色江山萬年長？林昭的所言所論，當然是毛澤東及其思想所認定的異端邪說；布魯諾的反動言論，對於神權教會來說具有致命的危險。所以，布魯諾被判處火刑、林昭則被處以槍決。布魯諾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給後世留下了何等經久不息的光輝形像？由于堅持自己獨立的觀點、秉持與神權教會不一致的思想，布魯諾竟被活生生地燒成了灰燼；林昭作為一個敢於表達自己真實的聲音和獨立思想的中國才女，因為敢於同強大的極權專制勢力相對抗，無所畏懼地、大義凜然地挺身而出，竟被殘忍地無辜殺害！這，究竟說明了什麼？難道說與主流意識形態不一致的、獨立的思想和言論，竟是如此地面目可憎、如此地不能被容忍、如此地可殺而不可留，反而要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嗎？是什麼樣的統治者竟是如此地不寬容？是什麼樣的社會竟能夠毫無寬容之理念？

黑暗的中世紀，以神權壓迫人權。人權是神權的婢女，神權是人權的主人。人權必須接受神權的霸道統治、肆意擺布和任意處置；紅色的中世紀，以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壓迫人權、蹂躪人權、取締人權、屠戮人權，人權成為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所隨意擺布的奴隸。人權不能伸張自己的正義，人權在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的壓迫下，喪失了自己的一切。

黑暗的中世紀，以神權教會的各級代表——布道的牧師為代表，執行神權的旨意，對人的思想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以嚴酷的禁欲主義無孔不入地干涉民眾的個人生活；紅色的中世紀以至高無上的黨權掌握者及其指派的各級黨的權力掌握者——黨的委員會書記們對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部門以及所有的人都實行密不透風的緊約束管理、領導，使全體人民都在黨的號令下，步調一致地聽命於黨的最高領袖的最高指示。

黑暗的中世紀和紅色的中世紀，在壓迫人權方面異曲同工地走到了一起，前者是神權壓迫人權，後者是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壓迫人權。黨權在貫徹自己的意志中向來把自己當做任何人都毋庸置疑地必須頂禮膜拜的至高無上的全知全能的神。即便沒有神，也要製造一個神出來，以作圖騰、以供膜拜。既然黑暗的中世紀與紅色的中世紀本質上如出一轍，形式上也是半斤對八兩，那麼黑暗的中世紀不寬容，紅色的中世紀也同樣地不寬容，甚至後者比前者走的更遠，即更加暴力、更加殘忍、更加兇惡、更加無恥！這一點從紅色中世紀所發生的數不勝數的、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千奇百怪的文字獄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東歐共產國家，亦或在中國大陸，都有層出不窮的不寬容的事例可以提出證明。

誰要站在與掌權者的要求不一樣的乃至相反的立場上，那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因為這個立場肯定被認為是錯誤的和反動的，所以就必須堅決地予以鬥爭、圍剿與滅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是歷史上顯而易見的和司空見慣的認定敵我關係的極權專制主義的準則，這也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等一貫秉持的認知方法。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作為顯然是沒有任何寬容的。其所造成的巨大的文明災難，簡直是書之不盡、說之不絕！

在極權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詞典里，壓根就沒有寬容這個詞兒。在以嚴酷鬥爭著稱的紅色意識形態中，寬容就是某種程度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因為寬容的基礎是對於人類的普遍的大度和愛，而極權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則根本不承認人類的普遍的大度和愛，相反卻極力地否定這種抽象的大度和愛，並用透入骨髓的仇恨來取締人類之愛。仇恨的種子要發芽，以仇恨為根基的意識形態，只能表現出完全徹底的無情，更談不上什麼大度、同情與憐憫。

要寬容，就必須拋棄仇恨、遠離仇恨，因為仇恨的結果就是沒有愛、沒有同情、沒有憐憫。仇恨是不可能導致寬容的，是不可能允許以同情、憐憫和博愛為表現形式的。這也正是造成中國大陸近百年來中國人的行為方式都是那麼凶神惡煞、如狼似虎、慘不忍睹、難以理喻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人與人之間不寬容，擴而大之，階級與階級之間不寬容，黨派與黨派之間不寬容，非得要把對方滅了不可，這樣才能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非得要斗得個你死我活不可，何苦來哉？就是不能有一刻的消停，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幾十年如一日、上百年也好不到那裡去，還是一個熊樣地、一如既往地和始終如一地胡折騰，搞的都是零和遊戲，就不能搞一搞和而不同、一贏多贏乃至共贏的新局面、新場景。

千百年來紛紛揚揚的中國歷史總是缺少兩個字：寬容，總是在此基礎上多了一個字就是：不寬容。不寬容之惡劣表現在各個方面，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不寬容不同的思想、言論，不允許不同思想、言論的生存與發展。把統治者所不喜歡的一切思想言論，都一概地統稱為反動的東西而大打出手、屠戮淨盡，所以就造成了類似於兩千多年前的焚書坑儒之類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獄。由於不能寬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言論，並把所有這些思想、言論統統地當成必欲打倒的東西，所以擁有獨立思想的自由言論者不是被投進監獄，就是被殘忍地槍殺，說幾句真話都不行，都要給剝奪生命。這哪裡還有一點寬容的樣子，簡直匪夷所思地不像話！這種極權專制主義的暴政，目的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的全社會的恐怖氛圍，就是要造成人人心裡扭曲而陰暗的不寬容的可悲、可恥之現實！

正常的言論表達，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毫無疑義地都應該是允許的。人們可以表達正確的意見，這當然應當得到保護，可是人們要是發表不正確的、錯誤的言論呢？那也應該允許存在，也應該得到保護。這就是說，言論自由不但要保護正確的言論，而且也要保護錯誤的言論。這裡所說的保護，並不是提倡，而是允許錯誤言論的存在。沒有錯誤的言論，又怎麼能夠證明言論是正確的？況且，誰又能夠證明哪些言論是正確的，哪些言論是錯誤的？既然錯誤的言論都可以存在，那麼不同的言論就更沒有理由予以剝奪了。不同的言論是正常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不同言論的共存有利於開啟民智，引領社會不斷向上。通過不同觀點的交鋒、比較、鑑別，人們就會從不同的視角由淺入深地考慮問題的實質，從而能夠得出自己所能得出的比較正當、比較合理的結論。不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並極其武斷地把不同觀點稱之為反動，稱之為異端，稱之為不合時宜或者叫做其他的什麼名目，根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的專制思維所能扣的範圍極其廣大的帽子，如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等——這是鄧小平時代的常用語，而毛澤東時代的常用語，那就更多了，簡直數不勝數，一抓一大把。昏庸無能的共產領袖常常用監獄、用刀槍直接地對準僅僅拿筆的思想言論者的生命而肆無忌憚地進行迫害，冷酷無情地進行殘殺。批判的武器竟被武器的批判所完全地消聲滅跡，野蠻的暴力竟對文明的思想與和平的言論展開滅絕人性的討伐與征戰。在極權專制主義收屍在望的肆意濫權中，人類文明的所有希望都已經灰飛煙滅且無影無蹤！

文字只能用文字來批判，正如思想只能用思想來說服。筆與筆戰，方為公平，因為平等；槍與筆戰，絕非平等，更不公正，也不正義，是恃強凌弱，是蠻橫霸道，是無知無識，是無恥流氓。總之，非思想之外的一切強制力，例如行政的、司法的和武裝的力量等參與思想的討伐、圍剿與征服，只能留下歷史的遺憾和極不公正因而滑稽可笑的場面。這樣的事例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簡直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因為以前和現在層出不窮地、連綿不絕地發生過的和每時每刻地正在發生著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字獄——焚書坑儒的現代翻版，都不能不提醒我們，用思想之外的國家強制力對思想的嚴酷統治和鎮壓，竟會達到怎麼樣一種與現代文明相背離的、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堪程度了。

在中國大陸，自從中共建政之後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寬容，乾脆與寬容二字絕緣了。對於這一點，恐怕沒有多少人是存有疑問的。因為這是極其殘酷的歷史，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確鑿事實。但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還能說現實社會已經變得寬容一些了嗎？恐怕也不能如此這般地說吧？現在的政治壞境也不能說是寬容的，甚至可以說是很不寬容的，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似乎給人以某種寬容的假象。以前在毛偉大的時代誰要是寫了一篇文章，說了幾句真話，腦袋就極有可能或者必定搬家，像遇羅克，不就是因為寫了一篇對“唯成分論”提出了質疑和批判的文字，所以就在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的簽字下被處決了嗎？反對毛澤東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張志新，不也在被割斷了喉嚨之後押赴刑場、就地正法了嗎？還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的獨立思想者、說了幾句真話的自由言論者，不都被統統地屠殺了嗎？現在據說有了點進步——不讓腦袋搬家了，於是立馬就變成了所謂的“中國人權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中共官員自得其樂的和欲蓋彌彰的常用詞）。任何獨立思想的表達者，僅僅不用擔心腦袋搬家了，就非得要三叩九拜，謝主隆恩，感激涕零，山呼萬歲不可了麼？自由的思想者、言論者，現在卻要在依法治國的名義下，統統地以觸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其變種，如尋釁滋事、危害公共安全、非法出版、泄露國家機密等五花八門的罪名關入大牢，都給判得個十年八年的了。只要表達了自己獨立的思想，只要表達的觀點和意見與主流意識形態稍有不同，只要對中共、中共政府及其政策提出了批評、意見，那麼黨和政府就要把膽敢表達自由想法的人先給抓進去再說，然後再慢慢地收集材料。材料總是能收集到的，公權力只要把你當盤菜，無論定以什麼罪名，“煽顛”也好，“尋釁滋事”也罷，亦或是“泄密”也罷，等等，總有一款比較適合你，總而言之，你逃不掉；言而總之，你必須低頭認罪，再把你放到CCTV上在全國、全世界面前遊街示眾，直到把你搞得聲名狼藉、無可奈何花落去，讓不明就裡的觀眾也一頭霧水、不清不混，才算告一段落。腦袋雖然沒有搬家，但名譽已經嚴重受損，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尊嚴業已蕩然無存。多少因為發表不同意見和尖銳批評而受到眾多粉絲追捧的大V們，卻被以嫖娼的罪名抓了進去，並在央視上灰頭土臉地亮了相？你不是進行尖銳的批評嗎？那麼，好，你一嫖娼，你以後還敢再指點江山、信口開河了嗎？你都嫖娼了你，你都像黨和國家領導人那樣在央視上出頭露面了你，你的粉絲們還能跟隨你、崇拜你、信任你，你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你說西他們就不信東，你說南他們就不信北了嗎？

改革開放之後三十多年的今天，所謂的“人權進步”就是如此地下三濫，如此地卑鄙、齷齪，如此地陰暗、苟且，的確照比讓人的腦袋搬家的毛主席，現在的時代似乎前進了一個小碎步，但這決不是現代文明社會所應有的標誌，而恰恰是一個不文明、反文明的野蠻社會不寬容的自我證明。

不寬容的表現，現在仍然是不一而足、多種多樣、多如牛毛，比如不允許公民社會的相關組織的自由活動，甚至連社會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也不允許存在。一出現就打壓，就把有關人員抓進監獄，用似是而非的罪名給判個幾年有期徒刑。在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可謂艱苦卓絕，因為處在極端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更不用說還有什麼發展的可能了。像西方文明社會那樣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之狀態，在我們現行的社會裡還遠遠沒有形成，連起步都算不上。不寬容，還表現在對維權律師的不公正的處理上。人家在微博上寫了幾句話，表達了對政府的某個政策的批評，就要興師動眾地問罪，就要大刑伺候，這還讓不讓人說話了？這不明擺著要恢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整人無商量的那一套嗎？整一個維權律師，那是給所有的的維權律師一個下馬威，一個殺雞敬猴的提醒，那是試圖造成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情緒的下流之作為，那是一種公權力肆意妄為的任性之標誌。

不寬容，還表現在對新聞記者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上。如實地反映社會中發生的一切事情，乃是新聞記者的天職。什麼叫做無冕之王？所謂的無冕之王，就是可以反映任何事情，真實、客觀、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情，一切公開的和不公開的、所謂秘密的事情。新聞記者一反映，就給人家扣帽子，而且這個帽子還不是一般的帽子，而是泄露國家機密的大帽子。這麼一搞，那新聞記者還怎麼工作？還怎麼探究新聞以及新聞背後的秘密？所以在中國，新聞記者是毫無自由可言的，是不可能完成其無冕之王的歷史使命的。當什麼事情都被秘密所規定、所限制時，記者們就只能人云亦云、困死在一定的氛圍內而寸步難行了；當什麼都是所謂的國家機密時，或者不是國家機密而是某個黨派所發布的內部文件卻被硬性地、強詞奪理地和莫名其妙地當成所謂的國家機密時，新聞記者就只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抑或一不小心走漏了風聲泄了密。豈不知，泄密，而且只有泄密，才是新聞記者至高無上的神聖天職。狗咬人不是新聞，只有人咬狗才是新聞。人咬狗的新聞其實就是某種程度的泄密，泄露了見不得人的機密。而這，正是新聞人所創造的真正的新聞價值之所在。特別在現行社會裡，在幾乎什麼都是秘密的情況下，泄密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也更為可貴，也更值得提倡與鼓勵。有良知、有責任的新聞記者，就更應該知難而進，以自己義不容辭的光榮的、偉大的神聖使命，極大地促進行事詭秘的公權力儘早地走向全面地公開化和透明化，把一切桌子底下的秘密勾當都放到眾目睽睽的陽光之下，以照亮其應有的原形，看看其秘密究竟是些什麼陰暗無恥的貨色！

不寬容之表現，仍然在變換著花樣地從各種文字的雞蛋裡面挑骨頭，並放置在顯微鏡下，使出渾身解數地搜尋著詞語的危險性，在字裡行間保持著高度警惕的巡邏，一經發現有不合時宜的論調，便立即打開監獄的大門，威風凜凜地擺出格殺勿論的架勢，以殲滅異端思想為目的——文字獄就此形成。不允許發表不同的觀點，更不允許發表相反的觀點。這種不寬容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其歷史的遺傳，仍然在頑固地表現著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邪惡、罪惡之特徵。這種造成巨大歷史災難的不寬容，正在每時每刻地製造著現實中可恥的人權災難。這個人權災難的問題不解決，又怎麼得了？中國社會還能有什麼進步？那不意味著，現代社會乾脆退回到焚書坑儒的秦王暴政的歷史時期去了嗎？

不寬容，總是不行的；一直野蠻下去，是很成問題的。一點文明氣味都沒有的狀況，怎麼竟可以一如既往地持續下去？難道說，中國人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如果的確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就只好與時俱進地倒霉下去了。自甘墮落的民族，恐怕連上帝也沒有任何辦法來拯救了。

要寬容，就必須按照啟蒙思想家的一個說法去做，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來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這就是說，儘管意見不一致，但是人的權利是必須尊重的。不能因為意見之不同，而不尊重人的權利，進而還要剝奪人的權利。允許不同意見的生成與發展，是一個正常社會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天不會塌下來，地也不會陷下去。社會因為不同意見的存在而從中獲益。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就像汽車必有剎車功能一樣，將會使社會有如正常的汽車一樣保持良好行駛的狀態，因為剎車系統是汽車安全的可靠的和必要的保障。而不允許不同意見存在的社會，就像汽車沒有剎車功能一樣，滅頂之災就會隨時隨地不期而至，因為誰也控制不住、也根本沒法控制難以預料的危險。沒有不同意見的社會，是極其可怕的。這樣的社會流氓起來，誰也擋不住。極權專制主義的社會就是造成人類文明滅頂之災的極其可怕的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和國家決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連發個微博都給抓起來，這難道不是一種新型的文字獄——微博獄麼？可能不久還要有微信獄或者叫做別的名稱的什麼獄。比如舉牌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也照舊不誤就是一個字：逮，叫做舉牌獄。反正干點什么正常的、合理的事兒，就一定會有什麼樣的獄在那裡等著你，在那裡張開著血盆大口隨時隨地要吞噬你，搞得你最後什麼也幹不成，什麼也不能幹，因為什麼自由也沒有，什麼心願也表達不了，問題就在於，根本就不讓你表達。想要在黨控媒體上揭露公權力肆意濫權、胡作非為的情況，那是連門都沒有的。不但反映正常意見的途徑給你堵得死死的，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各種各樣的、莫名其妙的罪名早已準備妥當，早就安排就緒了。社會的不寬容，怎麼竟能夠達到這種令人齒寒的極其嚴重的程度？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根本就找不到人來管，而明目張胆的罪惡也乾脆沒人搭理。公權力不是不作為、拖字訣，就是無能為力、束手無策。但人們通過各種正常的途徑反映問題，申述冤屈，表示不滿和抗議，這時候卻有大蓋帽鄭重其事地來管了，而且是管得很具體，也很積極，此時倒是盡職盡責了。該管的，不管，裝聾作啞不作為；不該管的，倒是橫巴拉、豎擋著，又是截訪，又是圍堵，總之是要維穩，真是忙得不亦樂乎！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從根本上消除矛盾產生的原因，卻總是跟反映問題的人、跟遭受不公對待的人過不去。這樣的維穩，簡直是本末倒置、頭痛醫腳，是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實質問題的亂彈琴。此類與真正解決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的南轅北轍的現象，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

不寬容，尤其對人們反映問題、表達意見、申述冤屈的正常言論的不寬容，對和平地表達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不寬容，一直是我們這個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根深蒂固的、從來如此的、積重難返的和死不悔改的大的問題。不允許和平地表達意見，難道還要讓人們非和平地採取什麼措施不可？不讓人們用語言反映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難道還要鼓勵人們採取什麼不可預測的實際行動嗎？要不然，怎麼竟會如此地荒唐、如此地非理性、如此地不謹慎、如此地不寬容？非得把用詞語、用句子、用段落、用文章表達思想和感情的人們，都給抓進暗無天日的局子裡去不可嗎？為什麼要把僅僅擁有一支禿筆的作家、詩人、新聞記者和自由撰稿人等等概都莫能外地大刑伺候？這，究竟是何道理？只知道用赤裸裸的暴力、用蠻橫無理的槍桿子來對付追求正義的、和平的溫柔之筆、來圍剿表情達意的獨立之筆、來消滅不甘屈服的孤傲之筆，是不是現實社會的過分之舉？是不是毫無道理的恃強凌弱、恬不知恥、山貓野獸的混賬透頂？

士人論政，實屬天經地義。這是一個誰都可以完全理解的淺顯易懂的道理。但為什麼有的人卻偏偏搞不清楚亦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所謂的士，一般地指的是知識分子。古代的士人傳統，就是要對於社會上的任何事情發表看法。這裡的任何事情，當然也包括政治，可能主要的就是政治。所謂的知識分子，就是對社會的一切表達獨立看法、發表不同意見，特別是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意見的人或人群。不能表達自己獨立的不同之意見而只是為權力者的所作所為歌功頌德亦或只是做些解釋性、詮釋性工作的人，由於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本質，只能稱之為有文化的御用文人。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對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發表適得其所的批評，哪怕是激烈的批評，不管後者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批評（批評，即是批判，二者的意思都是一樣，英文都叫做criticize）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批評就是監督、檢查、指導。對於政治權力極其掌握者，必須實行嚴格的監督、檢查、指導，因為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就像偷奸耍滑的牛馬一樣，不用鞭子抽，牠是不會幹活兒的，也是註定干不好活兒的。批評的鞭子必須經常不斷地擊打著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以使後者不敢偷奸耍滑、不敢懶惰懈怠、不敢假公濟私、不敢胡作非為，而必須任勞任怨地使出全部力量干好活兒，盡職盡責地完成應予完成的維護正義之使命。對於政治權力，沒有批評是堅決不行的。沒有批評甚至沒有激烈的批評，政治權力就會肆意張揚地顯示其如虎似狼的內在之惡，難以駕馭的惡性就會極大程度地膨脹起來，就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一樣給整個人類文明造成天翻地覆的罄竹難書的巨大災難。對於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沒有批判，沒有激烈的批判，沒有鞭辟入裡的批判，沒有振聾發聵的批判，又怎麼得了？難道知識分子還要像某些御用文人那樣助紂為虐地重演一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活生生地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的慘痛悲劇嗎？沒有批判，就沒有知識分子。因為批判是知識分子的本質，尤其是對政治權力的批判，一刻也不能少。少了批判或者沒有批判，對於一個社會來說，那是極其危險的、更是極為要命的。既然知識分子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就是對於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展開力所能及的、絕不客氣的批判，那就必須刻不容緩地做好這個事情才行。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倘若搞得好，那也是應該的和必須的，絲毫不值得給予肯定和讚揚。因為這是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應盡應分的責任和義務，它必須做得好。而做得不好，則是根本不行的。做不好，它就應該按照既定的程序下台滾蛋，以便讓能夠做得好的人上來做。這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裡已為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認定。如果執政者做得不好，那麼下次大選肯定會被選民們所拋棄，其結果必然是能夠做得好的人才能適得其所地執掌權柄。

做得不好的政治權力掌握者必須在其行使權力時就受到應有的嚴格批判，堅決不能客氣。因為做得不好是決不應該的，是決不能允許的，做不好一點點都不行，連想都不要想。稍有做不好的跡象，批評的鞭子就會抽將下來，狠狠地打在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的身上。直到他像牛馬一樣地疼痛難忍，直到他銘記在心、任勞任怨、毫不懈怠，不敢有一絲一毫的耍滑偷懶、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假公濟私才可以，因為批評的鞭子總是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隨時落將下來。知識分子的批評武器，對於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而言，就是劈啪直響地狠狠甩、狠狠抽的鞭子。而不寬容的荒謬絕倫的社會現實是，本應如牛馬一般任勞任怨的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卻把批判的、行使監督與促進的鞭子一下子就給踩在腳下，把掌握批評鞭子的知識分子當作草料一般地用鋒利的牙齒給擠壓得稀碎，再嚼一嚼，囫圇吞棗地吞進了極權專制主義的肚子裡。如此這般，豈不荒謬絕倫？

政治權力常常是做惡的。做惡是常態，不做惡是非常態，是特例。常常做惡的政治權力是非常不喜歡批評的，反倒樂意聽頌歌，最好一天到晚地山呼萬歲，他才感到由衷的舒服、坦然、喜不自勝。古今中外，規律共同，都是一樣，從來如此。也就是說，都不大喜歡批評。因為批評總是刺耳的，特別對於不可一世的驕橫之權力掌握者而言，就更加不能容忍，甚至是零容忍。但任何政治權力，既然是公權力，就必須經得起全社會的批判，尤其是知識分子的一針見血的和開誠布公的批判。經不起這一關，就不配掌握為社會大眾服務的公權力。一聽批評就火冒三丈，就要動用公權力搞維穩、搞鎮壓，就要把監獄的大門全方位地給打開。這就有失公權力掌握者的風度和作派了，此乃小人之作為，更何談現代政治家的應有氣勢？君子之作為決不應當是這樣。

現代政治家的所作所為是：決不能濫用公權力，而是慎用公權力。面對激烈的批評，只要是和平的，比如來自於人民群眾中的聲音、詞語等等的請願、抗議、示威等，根本不能動用公權力。公權力是不能隨便濫用的，是絕對不能濫用的。極權專制主義之所以成問題，是因為在這些位高權重的小人們、庸人們、草包們看來，他們所掌握的公權力，就是他們隨便可以濫用的私權力，他們具有普遍的“朕即國家”的陰暗心理。要不然，種族滅絕和階級滅絕的大屠殺和各種各樣荒唐透頂的滅絕人性的政治運動，也就不會明目張胆地發生在我們觸目可見的歷史和現實之中了。

為了防止歷史的悲劇變成現實的悲劇，就要隨時警惕公權力的惡性膨脹，就要高高地舉起批判的鞭子，猛烈地抽打一切的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批判的聲音要在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的耳邊時刻響起——振聾發聵地響起、霹靂閃電地響起、連綿不絕地響起！關心祖國命運的朋友們，請記住一個血淚浸染的道理：對於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絕對不能放下你手中的鞭子！千萬不要忘記抽打這種惡性十足的東西——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這叫做警鐘長鳴、耳提面命。不這樣是根本不行的，是絕對不可以的。在這方面我們有太多太多慘痛的歷史教訓了！因為沒有批判，沒有激烈的批判，尤其在上個世紀五七年反右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被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些反人類的惡勢力打趴下了之後，只剩下為政治權力捧臭腳的鶯歌燕舞、歌功頌德的假大空了，批判的鞭子都被統統地扔到夾邊溝里去了、都被統統地扔到北大荒里去了、都被統統地扔到陰溝溝里去了，所以才造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餓殍遍野的、伏屍千里的大饑荒以及隨後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由於知識分子都被毛澤東的陽謀所剿滅，批判的鞭子絲毫不起作用，反而被毛澤東狠狠地踩在腳下，毛澤東的極權之惡便情不自禁地、也無所不用其極地蔓延開來、極度膨脹，直到吞沒華夏故國的一切，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和血肉橫飛的極端可怕的紅彤彤！

知識分子對於政治權力之惡具有當仁不讓的和首當其衝的批判作用、遏製作用、消解作用。政治權力之惡是一種病，知識分子、尤其是先鋒知識分子的批判，就像藥物一樣可以抑制並克服病菌的發生、擴散、毒害以及斃命的性能，所以沒有知識分子，特別是沒有先鋒知識分子的批判，是根本不行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先鋒知識分子的作用必須得到發揮。對於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的批判，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是多而是少，只能增加而不能減少，批判的力度也要大大地增強才為正道。要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沒有不同意見，沒有各種各樣的批判，是絕對不可以的，那是要面臨著巨大的災禍的，因為政治權力的本質之惡是自以為是的，是變本加厲的，是得寸進尺的，也是沒有辦法的，是不批判就必然為非作歹的。為此，知識分子必須無所畏懼地、大義凜然地擔當起批判政治權力的光榮的責任和無可推卸的歷史使命，無論面臨多麼巨大的壓力，無論經受多麼致命的危險，都要矢志不渝、百折不撓、堅守使命，因為士人論政，天經地義。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能使政治權力及其掌握者不敢肆意逞能，而只能老老實實地尊重民意，並在法律和民主的軌道上正常地行使應予行使的政治權力。

五、同情之心、憐憫之心，是正義信仰的必有內容

正義的信仰還要求人們必須擁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對於苦難的同情、對於弱勢群體的同情、對於遭到磨難的人的憐憫等，是人所應有的高貴的品質。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的人，就決然不會見死不救，當然也不會整人、害人，更不會落井下石。總而言之，不冷酷、不殘暴，應當彰顯人之為人之常情。

因為沒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一些人常常表現出對另一些人的匪夷所思的冷酷和殘暴，千方百計地把人往死里整。獸性主義十足，而人道主義乾脆就一點兒也沒有。人沒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與野獸又有什麼不同？不給別人留活路，也就意味著把自己的活路也給堵死了；不讓他人活得順當、痛快，也就意味著自己的命運決不可能一帆風順、安逸輕鬆，此之謂：害人終害己。“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窮追猛打、斬盡殺絕的毛式思維，畢竟與普遍的人性相距甚遠，天差地別，因為根本就沒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是野蠻、殘忍、冷酷、暴烈，是把生命當兒戲的暴君與惡魔的陰暗之心理。

毛澤東有同情之心嗎？沒有，絲毫也沒有。他所具有的，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刻意追求的頭顱滾滾煙火色、帝王寶座千萬塚的極度流氓之氣勢；他有憐憫之心嗎？沒有，絲毫也沒有。中國人民血淚滔滔的悲劇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他竟可以眼皮連都不眨一下，根本無動於衷。

用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來對比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總統林肯的所作所為，立馬就可以判定出什麼叫做野蠻，什麼叫做文明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發生了極為慘烈的南北戰爭。最終北方取勝，南方失敗。在這場慘烈的戰爭結束後，沒有一個前叛軍人員遭到懲治。自李將軍以下，所有的軍官亦無一被法辦。就連理當接受審判的南方總統等首腦人物，也在林肯的默許下安然離開，自由生活。（南方總統的故居現在仍保留在密西西比州，供人們參觀）威望與權力已達頂峰的林肯說：“誰也別指望我會參與處死那些叛亂分子，哪怕是頭頭。打開小門，把他們趕出國家吧！”所有的南方人在戰爭結束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了，都擁有其不可剝奪的最大程度的自由。生命得到了保障，財產得到了保障，所有的權利也都得到了保障。作為自由人的南方人，哪怕在南北戰爭中與北方人刺刀見紅、互不相讓、你死我活，但在戰爭結束後，卻都立即重新開始了新的自由的生活。無論南方人，還是北方人，大家都是美國人。在林肯的頭腦里，為什麼沒有後來的毛澤東頭腦里對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你死我活、趕盡殺絕的概念？因為林肯擁有基本的人性——同情之心、憐憫之心，他不忍看到更多的流血犧牲和更多的美國人遭受更多的生命損失、財產損失和權利損失。而毛澤東卻與之相反，他一定要對他所認定的國民黨反動派和他所認定的階級敵人斬盡殺絕，“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作為所謂的“大救星”，他一定要看到神州大地一片紅，那是皮開肉綻的血淋淋的紅，那是生命如螻蟻的伏屍千里的紅，那是毫無人性的慘不忍睹的殺豬似的紅。毛澤東不但不怕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的損失，反而還要刻意地製造出種種千古未見、聞所未聞的大災難，仿佛他天生就是為這種禍國殃民的滔天罪惡而降生下來似的。既然如此，他哪裡還能擁有林肯的崇高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同情之心、憐憫之心等高尚的人格境界呢？毛澤東能跟林肯相提並論嗎？一個是惡魔，以殘害生命、毀滅文明為生命依託；一個是賢人，以解放黑奴，保護所有美國人為神聖使命。兩者根本無法同意而語，實乃天淵之別也！林肯以其人道主義的偉岸形象，共三光而同光，三光者，乃日光、月光、星光之謂也；毛澤東以其濫殺無辜的苟且、猥瑣、陰暗之小丑，只能給歷史留下揮之不去的慘痛之記憶。

六、博愛精神，是正義信仰的有機構成

正義的信仰所要求的，還有助人為樂的博愛之心。充滿善意地對待自己的親朋好友、同學、同事、左鄰右舍等熟悉的人，也同樣地對待不熟悉的人，並力所能及地對有困難的人提供應予提供的幫助；對於別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對待，一定要伸出援手或出謀劃策以應對或聲援，因為對待他人的不公正，也意味著對待自己的不公正；他人的痛苦和悲劇，也類似於自己的悲劇和痛苦。對於他人的苦難和不幸的遭遇，不能不管不問、熟視無睹，不能迴避和遠離。總之，不能缺少助人為樂的博愛精神。

沒有博愛精神，社會就是一個冷酷無情、麻木不仁的不良社會。現實生活中有多少令人齒寒的悲劇，竟明目張胆地、活生生地發生在人們的眼皮之下？各種罪惡在人群中如入無人之境地橫行無忌，人們竟熟視無睹、誰也不管，仿佛倒霉都是別人的事情而與自己無關。見死不救者，大有人在，對搶劫偷盜者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似乎沒有直接傷害到自己，就可以當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事情而眼不見心不煩了。豈不知，現在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好的倒霉的事情，說不定哪一天就會降臨在你的身上，到時候你必將深受其害。要知道，喪鐘不只是為他人而鳴的，也是為極力逃避的你而鳴的！

博愛體現在關心每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並由此而升華到對於人類的普遍之愛。如果你知道遠在千里之外的某個人受到了某種不公正的對待，你難道就因為遙遠的距離而裝作什麼事兒也沒有發生似的，竟可以心如止水嗎？那個遠在千里之外的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難道不會同樣地發生在你我的身上嗎？既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兒，理所當然地也可能或必然地發生在你我的身上。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個環境裡，同一個制度下，所以所發生的事情就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了。比如，遠在千里之外的一個和平的自由作者因為表達獨立的政治觀點而被捕，可能就與天南地北的很多人有關係。同樣類型的人也許就面臨著差不多一樣的危險了。特別是現在，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一個叫做地球村的世界裡。人們之間應該互相關心一下為好，互相照應一下為好，互相支持一下為好。哪怕為了保護我們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們也要對於他人的不幸、痛苦和悲劇等，表達我們應有的關注、同情和聲援。因為博愛精神就是這樣要求我們必須這麼做的。作為人類大家庭的成員，我們應該擁有助人為樂的博愛這種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懷。

如上所述，我們應當具備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懷——正義的信仰。只有確立正義的信仰，我們才能堅守人性、秉持良知，弘揚道義，我們才能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輝煌的、至高無上的人生價值，因為我們言而有信、恪守承諾，而絕不會言行不一、亂放空炮；我們知恩圖報、有恩必報，而絕不會不知感恩、恩將仇報；我們具有平等之心，平等以待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必將帶來人所應有的尊嚴、自由和權利；我們不乏寬容之心，能平等地和善意地看待各種各樣的不同和差別，並對此予以基本的理解和應有的尊重；我們具有同情之心、憐憫之心，對他人的苦難、憂傷、悲痛等深懷揮之不去的同類感覺和人道情愫；我們還有助人為樂的博愛之心。博愛是人之為人的高貴品質，也是值得肯定的崇高道德。道德乃是正義的信仰得以確立的基礎，是正義的信仰得以維繫的堅強支撐。

確立正義的信仰，就必須堅決徹底地否定一切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信仰；要否定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信仰，就必須穿透並撥開信仰的迷霧，破除各種不良信仰積重難返的和根深蒂固的的迷失、迷局。消除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為的是恢復正義、捍衛正義、實現正義；破除不正義的信仰，目的就是要確立正義的信仰。

倘若信仰的迷失、迷霧、迷局，還是夢魘般主宰我們的身心，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開創出正義的人生？

有鑑於此，我們必須對於以往的不正、不義的信仰進行爬網、整理，我們必須對於曾經的信仰展開全面的反省、反思、批判，以痛定思痛、深刻悔悟、改邪歸正。本文試圖對二十世紀的信仰迷失、迷惑，信仰迷霧、迷局，進行某種剖析、審定，以見微知著、知往開來，以迷途知返，走向未來。

對於中國歷史，尤其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我們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分析和深刻的總結，我們應該坦坦蕩蕩地直面往日的風霜雨雪和各種各樣的坎坷，哪怕再陰暗、再荒誕，哪怕再無恥、再混賬，我們也不要、更不能把可怖的血污打扮成美麗的玫瑰或臘梅，我們也不要、更不能把肉麻當有趣。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不屈不撓地探究歷史的真相。該是什麼樣兒，就得是什麼樣兒。不虛美，不隱惡。對歷史研究，一定要堅守一個最基本的學術原則，這就是：添之一份，則多；減之一分，則少。一定要追求、把握並實現歷史的正義，因為研究歷史，不能不追求正義。歷史研究的正義，只能是恰如其分的、適得其所的歷史，只能是曾經有過的真正的實相。

業已過去的二十世紀，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信仰迷失的世紀，是精神陷入泥潭的世紀，是中華文明橫遭磨難並且招致大規模毀滅的世紀。二十世紀，國無寧日，民無安居，我們所能獲得的，除了連綿不絕的苦難和悲劇，就是一望無際的憂傷的淚水、淋漓的鮮血和長鳴不已的嘆息。

謊言，無孔不入的謊言，瀰漫整個世界，削鐵如泥的鐮刀收屍在望，沉重的利斧把一切都化作齏粉，透入骨髓的紅色恐怖遍布了所有的腦細胞。除了破壞，就是毀滅；除了毀滅，還是毀滅。這，就是毛澤東所一再強調的“破”字當頭，而“立”，當然也就不在其中了。至於毛澤東所講的“立”在“破”之中，是滿嘴跑火車，是海市蜃樓般靚麗的託詞，是一點實際內容也沒有的十足騙人的鬼話。

二十世紀因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堪稱世界第一的破壞大王、毀滅君主、災難巨星，所以不可避免地和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乾坤顛倒，流氓、痞子、阿飛等小人各逞其能，紳士、學人、貴族等君子斯文掃地，顏面盡失，不但地位不保，而且生命堪虞，隨時被消除被毀滅。就像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專門以殺人為能事的惡魔，如黃巢、朱元璋、張獻忠等一樣，中共領袖毛澤東也是一路浩浩蕩蕩地砍殺過來，殺人如草不聞聲，對內內殺，對外外殺，以冠冕堂皇的各種各樣的名義盡情地斬殺其所口口聲聲代表著的中國人民，在高亢嘹亮的革人命的進行曲中，一個殺人如麻的偉大的“革命家”終於恬不知恥地從人類屍體的叢林中、從骯髒淋漓的血泊中站立起來了，一顆嗜血如命的彤紅彤紅的太陽在伏屍千里的東方大地上冉冉升起，鮮紅的血光耀大地，黑太陽照四方！毛澤東以其罪惡的一生，給二十世紀的炎黃子孫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痛苦、災難和悲劇。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離亂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這個世紀最深刻的胎記。這個世紀的中國歷史，整體說來乃是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歷史，是極權專制主義剝奪中國人民所有人權的骯髒、無恥、血腥的歷史，是強權肆虐、橫行霸道、狂妄張揚的歷史，是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否定人權、圍剿人權、壓迫人權、取締人權、屠戮人權的黑暗歷史，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既衝破人類文明的道德底線，又衝破法律底線的歷史，是胡折騰、亂折騰、瞎折騰，顛來倒去、莫衷一是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暴烈、最糟糕、最混賬的歷史。因為整個社會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法治，更沒有憲政，由於實行了極權專制主義的陰暗統治，所以，全體中國人便都統統地變成了程度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奴隸、奴才、犬儒，都成為層出不窮的、泱泱之眾的、貨真價實的行屍走肉了。

一、革命信仰的迷失

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總是貫穿著兩個字：革命。從一九零零年——一九九九年，革命從來不得消停，以革命始，也以革命終。睜眼革命，閉眼也革命，一直革到夢魘中。革命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一搞就是幾十年，一搞就是一世紀。中國大陸沒有人權、也無法治的滿目瘡痍的現實惡果，就是對二十世紀革命的絕不光榮但卻是十分可恥的直接繼承。

一九一一年發生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清王朝267年的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主要原因是，滿清貴族決不願意放棄他們至高無上的統治權，於是便千方百計地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拖延政治制度的改革，而當時的社會風尚是，改良與革命兩大思潮風起雲湧、波瀾壯闊。在滿清皇族把持皇權而推諉政體改革的大勢下，改良與革命進行了賽跑。一個叫做鄒容的年輕人，一個自稱是革命軍中馬前卒的年輕人，以抒情的筆調譜寫了一篇鏗鏘有力的檄文，叫做《革命軍》。這篇檄文真實地表達了當時激盪中華大地的雄偉氣勢和蘊藏已久的社會情緒。

滿清皇族保持皇權的決心和意志，那是相當地大，可以說是具有極大的頑固性。由於抱著祖宗的基業不能丟的信念，於是便固守著自己萬世穩固的權力，而不能當機立斷、順勢而為，從而使自己適應於業已變化了的社會環境。滿清統治階層如果這時能夠有明智的、穩妥的、高屋建瓴的、理想的或比較理想的頂層設計，情況或許可能要好得很多了，至少不大可能出現以後發生的諸多不良的變化。不管怎麼說，清王朝統治者的確應該審時度勢，做出有利於自己以及各方面的妥協，比如做到像英國國王或女王那樣，搞出一個君主立憲的比較開明的政治制度，因為英國國王或女王只是國家的象徵而已，並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國家每年只需要拿出一定的、極為有限的財政支出來供養國家象徵的君主及其家人以及服務人員而已，但是，國家的政治權力卻都實質性地掌握在議會和首相的手中，此乃眾所周知的“虛君共和”的政治制度。

滿清統治階層當時如果能夠這麼做，如果當時的社會思潮也能夠寬限一些、退讓一些，即，可以保留作為國家象徵的皇權，以使之作為國家穩定和人民團結的標誌，因為皇權在華夏大地上畢竟存在了三、四千年之久，畢竟已經成為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各個民族揮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了，那麼，就很有可能形成這樣的局面：既能夠保留僅僅作為國家象徵的皇權，又能夠把國家的政治權力轉移到議會或首相的手中。倘若如此，那麼，中華民族上個世紀或許就不會發生民國初年和後來的軍閥混戰，各種勢力的強人都各自為政，不服天朝管，因為沒了天朝、沒了皇帝，所以都想當皇帝，並且為爭權奪勢大打出手而形成了屍橫千里的長達百年之久的慘烈之禍了，也許蘇俄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就不會濁浪滔天地泛濫於苦難深重的中華大地並產生了本土化的罪惡之果——毛澤東及其思想所造成的史無前例的、在和平時期竟有八千多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的人間災難了，也許日本不敢也不會對中國的東北、華北以及中國的廣大腹地肆意妄為地進行全面的軍事侵略了，因為中華民族確實有一個堅強團結的象徵，一個國家穩固的標誌，一個民族團結的最高代表，至少名義上是這樣，實質上也恐怕不會形成後來的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混亂狀態。當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假設的歷史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倘若從理論上探究起來，試問，能不能存在一些值得深長思之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或者是問題之外的問題？

中華民國1911年成立之後，實際上僅僅取得了某種道義上的勝利，而缺乏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實力。因為匱乏甚或沒有實力，道義上的勝利也不過是名義上的勝利而已，也就是說，新近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也是沒法繼續維持下去的。故此，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不得不把權力讓渡於北方重兵在握的袁世凱。但袁世凱野心勃勃，欲要自立為帝。清朝皇帝都已經給廢除了。照理說，剛被廢黜的皇帝是最有資格繼續當下去的。能當的，都不讓當了。那麼你袁世凱又能算是老幾？所以，孫中山等人就乾脆不幹了，又搞了個興師動眾的二次革命。蔡鍔將軍在雲南首舉義旗，展開了一呼百應的反袁護國運動，全國各地都憤怒聲討、全面抗議、武裝進擊，最後，袁氏稱帝之夢很快就破滅，袁氏由於悲憤交加也一命嗚呼哀哉矣！

國家權力隨後出現了巨大的真空，各路人等紛紛亮相，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所謂的風起雲湧、泥沙俱下，各領風騷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天的，都不乏其人，全國各地的軍閥擁兵自重、互不相讓、刀光劍影、裂土自封、攻城略地、占山為王。爭權奪勢者真刀真槍，殺伐之聲不絕於耳，金戈鐵馬所向披靡，黎民百姓卻都統統地糟了殃、倒了霉，生靈塗炭、啼飢號寒。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就是在如此這般你死我活的連綿不絕的征戰中，在各種各樣的軍事勢力的相互討伐中，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累累白骨中，步履維艱地、淒悽慘慘地、無可奈何花落去地混將下來-------

面對這種莫衷一是、混亂不堪、毫無底線的叢林野蠻之狀態，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再仔細地、認真地琢磨琢磨，那麼，我們也許會得出一個八九不離十的結論，或至少問出個不大不小的振聾發聵的問題：中國上個世紀的先輩們是不是存在著某種欠缺、不足、某種不理想的甚或很不理想的、令人遺憾的地方？如果當時的知識分子們都能夠明智一些、審時度勢一些、眼光遠大一些，如果當時的各種政治勢力都能夠冷靜一些、開明一些，為子孫後代考慮得多一些，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能夠坐下來充分地共商國是，並發揮全部的聰明才智，以想出萬全之策，就像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期間美國先賢們曾經做過的那樣，那麼，中國的事情可能就會好辦一些了，也一定能夠辦得好一些了。

二十世紀的中國，雖然沒有皇帝了，因為帝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被取締、被消除了，也不允許存在了，但實際上不戴帝王冠冕的貨真價實的帝王，如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委員長等各種各樣的、名目繁多的帝王，卻是一直都有的，從來都是花樣翻新地存在的。直到今日，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中國正在實行的，還是始終如一的和亙古不變的帝王制。凡是搞官爵分封的、凡是沒搞競選制的，肯定是如假包換的帝制。名義上、形式上沒有，但實際上、本質上仍然存在的帝制所造就的這些有實無名的帝王，根本就沒有任何責任心，更談不上使命感，因為毋需對民族、對國家、對人民負責，況且，也根本付不了什麼責，整個就是目光短淺、大腦平滑、無知無識，缺德透頂，狼心狗肺的傢伙。這種沒有帝王之名，但有帝王之實的狀態，在我們的這塊大陸已經持續了長達一百年之久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的深長思之嗎？

當然，此時此刻的現在，我們不能毫無保留地說什麼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有一些不那麼對勁兒的地方，但也不能十分肯定地說，取消帝制的那場革命就一定是恰如其分地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好的結果，更不能認為中國此後的悲劇景象就一定要命該如此、活該倒霉，雖然事實上的確是命運不濟、大欠火候。只要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態度和美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天皇的深思熟慮的和恰到好處的處理方式，就完全能夠醒悟地理解到，我們百年前的先輩們是多麼地不冷靜、多麼地激進、多麼地不可思議了。麥克阿瑟將軍當時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沒有天皇，我還得再需要一百萬大兵來維持秩序，可是現在我只有五十萬人。所以，保留天皇制，是有利的，是值得的。戰後的日本社會發展的實踐充分地證明了，保留名義上的天皇制而實行真正的民主制，並不是互不兼容的，而是可以並存的。代表最高政治權力的日本首相可以走馬燈似地、一個又一個地輪換，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由於天皇制的存在而異常地穩定，而沒有受到什麼不良的影響，至少，大亂子是出不了的。在此，筆者只是不端冒昧地提出一個值得商榷的意見。如果我們的先輩們當時要是能夠如此這般的話，大家以實現君主立憲的虛君共和為要務，那麼，後來的各種各樣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和災難，是不是可以得到某種有效的防範和最大程度的力所能及的避免呢？

但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真實的歷史絕沒有向我們如今假設的方向和路徑演變和發展。這個極為重大的問題的確是值得作為後來者的我們認真地考慮和正確地探究的。我們所知的無比真實的歷史則是：辛亥革命最後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統治全國的皇權隨後也就立刻崩塌了！

追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中華民族的二十世紀，咀嚼濁浪滔天的、業已消失在世紀遠方的令人扼腕興嘆、更令人追悔莫及的巨大痛苦、悲劇和災難，除了無言以對的寂寞無聊之外，還真的不知道如何能夠描述筆者心中的無窮憤懣和難以表達的千般酸楚於筆端，又如何能夠鋪陳仰天長嘯的血淚交織的百感交集於萬一？

往事不堪回首。因為太殘酷、太暴烈、太難以想象——都是革命惹的禍。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的主旋律，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暴力者的宗教。中國是個沒有或匱乏宗教信仰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革命無疑給暴力留下了盡情生長的廣大空間；壓制宗教的社會，必將為仇恨的生長提供天然肥沃的遼闊土壤。

革命，各種各樣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革命，時時刻刻的革命，無處不在的革命，完全徹底的革命。除了革命，還是革命。革命的口號震天響。革命的刀劍閃閃發光。革命的子彈無孔不入。革命的旗幟血紅而壯麗，且獵獵地風響。革命的洪流浩浩蕩蕩。革命軍人緊握手中搶。革命工人生產建設忙。革命莊稼漢播種、間苗、收割、趕著毛驢交公糧。革命的“臭老九”，教的是革命之書，培養的是革命事業接班人。革命群眾覺悟高，心明眼又亮。革命幹部為人民，穿著一身革命裝。革命的紅衛兵、紅小兵複課鬧革命，堅決聽毛主席的話，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只要是人，就應當是革命之人；只要是物，必然是革命之物。無處不革命，無時不革命。男人革命，女人也革命，男女革命革到一起了，就組成革命家庭，就叫做革命伴侶。在一個革命的社會裡，無論是誰，都得革命。

革命是什麼？從歷史來看，革命就是改姓易幟。比如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著名的革命，叫做湯武革命。湯武伐紂，就是改姓易幟。革命，在史書上的記載，就是順天而應民。湯武伐紂，即是中華民族有案可查的首次革命。因為歷史上整個國家都是由最高統治者的姓氏所代表，而革命就是要把這個姓氏給換下來，由另外一個姓氏取而代之，革命的本意是伐無道，即所謂的的弔民伐罪是也。紂王殘暴、橫徵暴斂、欺壓百姓，搞得實在太不像話，所以就要起來把他推翻。而這，就叫做革命。

由此可見，革命的本意應該是尊重人、愛護人、保護人的，而決然不是相反。不能尊重人、愛護人、保護人的所謂“革命”，說到底絕不是革命，而必然是革命的反面，是打著革命的旗號從事反革命的罪惡勾當，而這，乃是真正的革命所絕對不能允許的。

貫穿於上個世紀的中國革命，由於沒有尊重人權、保護人權、實現人權的本質內容，因而滑向了極權專制主義的罪惡歧途，乃至萬丈深淵。極權專制主義完全以實現自己的全面統治而極盡以否定人權、迫害人權、屠戮人權為能事，不但剝奪人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人的生命；不但毀滅人的物質財富，而且還毀滅人的精神財富，由此而對全體中國人民造成了極為深重的巨大災難。

上個世紀的中國革命，其實不過就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翻版而已。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按照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的模子給複製出來的、給克隆下來的，即本質上毫無差別、形式上異曲同工的同等貨色。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對上述結論的如實供述。中國的革命，起先搞的是列寧主義那一套，列寧死後又來搞斯大林主義那一套，再後來就是搞了把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兩者合二為一的毛澤東式的中國特色的農民革命。這，豈能不亂乎、豈能不邪乎？列寧主義殺人如麻的革命，是罔顧生命的狂殺濫殺的殺人狂的胡作非為，列寧死後興起的斯大林主義更是把殺人革命發揮得淋漓盡致，花樣翻新。到了毛澤東那裡，這一切又都成了小巫見大巫，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簡直是登峰造極了！

革命，與其本質相異化，而與自身相對立；革命由於喪失了本質，而只能徒有其表。與其本質相異化的革命，最終則變成了革人命，即以剝奪人的生命存在為表現的肆意地槍殺、屠戮。革命的對象，乃是可貴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實實在在的人。今天的革命，一不小心就變成了莫名其妙的革命的反面，變成了革命的敵人，即變成了反革命。革命的存在則是不允許其對立面，即反革命的存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出反革命，然後再用革命的手段對反革命進行毫不留情的處置。處置的方式就是殘暴的鎮壓——就是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管一批、關一批、殺一批，通過疾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運動，而使所有的反革命都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這樣，所謂的革命才算是達到了一定的目的。

革命尚未成功時，要搞革命；革命已經奪取政權了，總算成功了吧？可是，還沒完，還要進行革命，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革命成功後，還要繼續進行鎮壓反革命的大規模運動。鎮壓完反革命之後，還要連綿不絕地、興師動眾地和無所不用其極地搞革命，此即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的荒謬絕倫之理論。

毛式革命，不但毀滅人們的身體，而且也毀滅人們的靈魂，即所謂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不但要剝奪人們的財產、取締人們的權利，而且還要千方百計地毀滅中國的文化、取締中國人的精神、滅殺中國人的信仰！

說到底，毛式革命就是謀財害命，就是殺人無商量、做人無底線。毛式革命一言以蔽之曰：就是為了建立蘇俄式政權、保衛蘇俄式政權之目的而不擇手段，就是為了實現其獨裁領袖之意志；毛式革命就是為了一切圍繞著權力的魔棒而旋轉，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式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鐵面無私，就是冷漠、冷酷、冷血、暴烈、殘忍。毛式革命就是非人性而獸性，非仁義之心而狼心狗肺，既沒有道德意識，也沒有法律意識，既衝破人類文明的道德底線，又衝破法律的底線。毛式革命就是把一切美好的、可貴的、有價值的文明遺產都統統地打翻在地或焚燒或踐踏，以使之變得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可言，相反地，卻要賦予無意義、無價值的東西以無可懷疑的寶貴的、神聖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土改時，就曾經把吃喝嫖賭等無惡不作的二流子、無賴、痞子等都當成了能夠鬥勇鬥狠的革命先鋒。這些毫無廉恥而欺男霸女的惡棍、流氓、癟三等，大都掌握了相應的權力，都當上了不可一世的土皇上——貧協主任或民兵連長等。中共建政後的歷年農業生產之所以遠遠地落後於一九四九年之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經過共產革命的土改之後，農村的社會基層都已經全面地痞子化、惡棍化、共產化了。那些不事生產、不懂經營、不善管理、毫無道德、毫無理念的混子們基本上掌握了農業生產的權力，相反地，那些精通農業生產的勤儉持家的本分的農民們，僅僅因為擁有一些私有財產和土地，便無端地受到迫害，遭到殺戮。即便僥倖存活，也都免不了遭受各種蹂躪、磨難，已經徹底淪落成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政治賤民了。

毛式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就是乾坤大扭轉、黑白大顛倒、是非大轉換、善惡大遷移，一切都變了樣、一切都顛倒了、一切都亂了套、一切的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一切的不可思議都變成了活生生的可恥現實。毛式革命，貌似有理、似是而非、強詞奪理、胡作非為，蠻橫、霸道、無義、無恥、陰暗、下流，毫無道德，也沒有原則，更沒有底線，整個就是殺人惡魔的混賬透頂的遊戲而已！

毛澤東的一生，是革人命的一生，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一生。從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八年，毛的目標完全是為了奪取全國性政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不但與俄國人相勾結，在接受前蘇聯的指揮和命令的同時，還接受其巨額的經濟資助，非但如此，並且也與侵略中國的日本皇軍進行秘密聯絡、秘密勾結，盡其所能地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為其奪取政權的一己之私而棄中華民族大義於不顧，只圖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而坐看民國政府與日寇鷸蚌相爭的慘烈廝殺，盡收漁翁之利。當民國政府最後獲得抗日戰爭的慘勝之際，羽翼豐滿的毛澤東則把在抗日戰爭中幾乎拼光了老本的民國政府、民國政府軍都叫做國民黨反動派，而展開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殘忍、最暴烈、最可恥、最可悲、最邪惡的大決戰、大廝殺。所謂的三年解放戰爭，完全是中華民族兄弟姐妹之間毫無意義的一場大混戰，因為一個民族內的自相殘殺本身就是難以理喻的荒謬絕倫，更何況嗜殺成性的毛澤東最後竟耀武揚威地成為紅色皇朝的一代開拓者、成為一個新主子了呢？？！

毛澤東建政之後，直到老死於中國共產黨主席任上的二十七年裡，為了保持和維護其非法攫取的政權，即依靠武裝而暴力掠奪的政權，毛澤東也仍然要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暴力。其所發動的有案可查的上百次的政治運動，竟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大陸變成了一個諾大的人間活地獄！

毛澤東的革命是殘忍的、暴烈的、血腥的，是殘害生命、消滅生命，是給中華民族製造層出不窮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等等各種悲劇和災難的。毛澤東的革命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集大成。反人類，是大規模地殺戮、大搞群體滅絕：土改、鎮反、反右，還有世所罕見的大饑荒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大規模迫害和殘殺生命的滔天大罪；反文明，是大搞現時代的焚書坑儒——各種各樣的文字獄，砸爛一切優秀的人類文明的遺蹟，全面毀滅絢麗的中華文化，可悲地形成了中國學術觸目可見的荒蕪和斷裂；反現代化是指，毛澤東的革命毫無現代社會的文明之內涵，完全是古代農民起義、農民暴動的翻版。除了造成整個社會的廢墟之外，簡直沒有任何建樹可言；只能把歷史拉向可恥的倒退，而根本不可能推進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除了破壞力極強的悲劇和巨大的毀滅性災難之外，只能剩下令人悲憤的無窮無盡的痛苦和哀鳴！

毛澤東的革命具有極大的負面意義，一點正面的價值也沒有。可以說，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所經歷的最大的荒謬絕倫。要有多荒誕，就有多荒誕！遠遠地超過世界上最偉大的荒誕作家所能夠想象出來的最荒誕不經的場景，恐怕連卡夫卡都根本想象不出來。所以，一定要把毛澤東所搞的後患無窮的共產革命很好地加以總結，以切實地從中吸取教訓，前車之鑑，後事之師。只有從以往的荒謬絕倫中學得了血淚教訓，積累了用億萬生命換來的寶貴經驗，我們才能夠真正地防範並避免重蹈覆轍，我們的生活才不至於重新陷入到以往的災難和悲劇之中。

中華民族在貫穿於上個世紀的革命血泊中，可謂遍體鱗傷、渾渾噩噩、悲痛欲絕、死去活來，至今仍然在毛氏的革命泥沼里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一蹶不振。

我們反對血腥的暴力革命，因為暴力是反人性的，而血腥則是殘害生命的標誌，我們歡迎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因為思想通過爭辯、討論、商榷而愈加明晰，思想只能靠充分的說理和邏輯的論證、平等的探討而予以說服，其過程應該是而且必須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我們反對衝破人類文明底線和衝破法律底線的革命，反對肆意妄為地以集體、國家等所謂高尚的名義剝奪人的財產、權利乃至生命的無法無天的革命；我們歡迎尊重人權、保護人權、實現人權而反對極權專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文明革命。要儘量地避免流血的革命，雖然流血可能是為實現人權、正義而不得不付出的應有代價，但也應把流血限定在最小的範圍之內，而不能使之擴大。要最大程度地保護人的生命、財產和權利，最好以極小的代價來贏得最大的革命之碩果。

二、對暴力的信仰迷失

對暴力的信仰，是非人性的惡，是喪失良知、毀滅道義的不正義，是叢林社會才可能具有的野蠻的叢林法則。對暴力的信仰，包括對暴力革命的信仰、對暴力革命理論的信仰，都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邪惡、罪惡。

對暴力的信仰，就是對血污的信仰，就是對殺戮的信仰，因為暴力就是否定生命、否定生命的價值、否定生命的意義，總之，否定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暴力就是野蠻，既是野蠻的本質，也是野蠻的形式，是從裡到外、徹頭徹尾的野蠻；既是野蠻的標誌，又是落後的象徵。無論暴力革命的實踐，還是暴力革命的理論，只要是暴力的，那就是反文明的野蠻、落後、無恥，就是非正義、不正義、反正義的邪惡、罪惡、醜惡、兇惡。

人與人之間本來應該和平相處，慈悲為懷，用平等之心以待人，可是卻偏偏要搞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的階級鬥爭，搞毛澤東所謂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等，那就非得把人給分成個三六九等的不同的階級不可：一邊是勞動者階級，另一邊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為此而大搞階級鬥爭、階級滅絕的政治運動，用武裝土改消滅了地主階級，用搶劫似的“公私合營”實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舉消滅了城市的資產階級，結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生產力的極大後退，史無前例的人權災難於是就全國化、全社會化了。

暴力耀武揚威、昂首闊步，人性就必然默默飲泣、低眉順眼。人在暴力的挾持下，不得不異化成非人。暴力的逞能，乃是非暴力泱泱之眾的無可逃離的苦難、哀傷和悲劇。

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的理論，就意味著信仰槍桿子，信仰刀把子，信仰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信仰槍桿子裡面保政權。信仰槍桿子和刀把子，究竟是信仰文明，還是信仰野蠻？這，難道不是涇渭分明、昭然若揭的嗎？

由於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理論，所以大規模的階級滅絕等人權災難才能令人匪夷所思地得以形成，創痛至深的偌大的人間悲劇才能可恥地得以鑄就。階級鬥爭被絕對化，反人性之惡被肆意地激發出來，無所不用其極的暴力橫行無忌。按列寧主義的說法，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還不能算作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約和限制的無產階級暴力。什麼叫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和限制？這就是：打砸搶也好，放火也罷，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都是可以說干就干的；想殺誰就殺誰，根本用不著法庭審判，也用不著援引任何一條法律條文。列寧所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徹底地衝破了兩個底線，一個是人類文明的底線，即道德的底線；另一個是衝破了法律的底線，此即隨心所欲的無法無天。列寧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就是，一要承認階級鬥爭，要大搞特搞階級滅絕；二是要大搞不受任何法律制約和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殺人就殺人！連殺人都不是個什麼事兒，都不能算個什麼事兒，那麼打砸搶也好，到處放火也罷，還有其他的惡行等等，又都能算得了個什麼呢？這，都是紅色意識形態所極力提倡並大肆鼓吹的暴力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故此，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烈火熊熊燃燒的苦難深重的中國大陸，能不遺留下來不忍睹目的滿目瘡痍的慘絕人寰之雕敝破敗之景象嗎？！

槍桿子，究竟有什麼值得信仰的？刀把子，怎麼竟能成為可以讓人匪夷所思地信仰的對象？可以認為，一味地用槍桿子頤指氣使、耀武揚威、招搖過市，那是最無能、最沒有底氣、最沒有力量、最虛弱的表現。因為槍桿子也好，刀把子也罷，都只是赤裸裸的暴力而已。難道赤裸裸的暴力，還有什麼值得信仰之處的嗎？一點兒人性、良知、道義的含金量都沒有。一點兒道理也沒有的赤裸裸的槍桿子和刀把子，以及到處運用槍桿子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理論，怎麼竟能夠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莫名其妙的信仰了呢？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總之，暴力，是不值得信仰的；同樣地，暴力革命，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革命理論，也同樣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是非人性、反人性的，是不可能給人們帶來任何值得一提的利益的。相反，非暴力，和平，人性，才是應該信仰的。

三、對歪理邪說的信仰迷霧

對於歪理邪說，尤其對獨裁領袖所提出來的一些歪理邪說，人們則是從來不能、也不敢存有任何的，哪怕一絲一毫的懷疑。對此，人們也很少動腦筋進行獨立自主的思考，而去進行充分的辨析，更不能展開恰如其分的批評了。因為已經普遍地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就只好聽之任之地順從獨裁領袖的意志了。既然人家是口出法誰，此皆因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使然，那麼，就隨他去吧！獨裁領袖說什麼也就只能是什麼了。獨裁領袖常常弄來一些歪理邪說來蒙人、來糊弄人，人們便都渾然不覺、稀里糊塗，甚至唯唯諾諾地一致叫好了。比如曾經有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叫做“如果資本主義復辟，那麼，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到底誰看見了“資本主義復辟”？到底有沒有這麼一回事兒？比如，現在的北朝鮮是由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的兒子的兒子，即孫子輩的金正恩作為朝鮮勞動黨的總書記來統領朝鮮的人民的，由於沒有資本主義的復辟，即，不能實行南韓式的民主制度，所以才形成了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可悲現實。與其有北朝鮮的共產流氓制度，那還真不如讓它被南韓統一了去為好，朝鮮人民也不至於一天到晚地餓得個嗷嗷直叫，連生命都不保了！

當毛澤東說“如果資本主義復辟，那麼，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這句話時，那就意味著他又要搞一場群眾斗群眾的階級鬥爭無情義的政治運動了；當鄧小平說這句話時，那就意味著他又要大開殺戒了。獨裁領袖們為什麼樂此不疲地創造出假設句“如果------，那麼就------！”，是因為他們要憑空尋找鎮壓人民的理由。本來沒有敵人，但極權專制主義者由於沒有底氣，沒有底氣是因為不合法地、不正義地攫取了政權，所以就要採取一切可能的防範措施，以防止一切人的提問、追究、探尋等等，於是便千方百計地製造敵人，無事生非地尋釁滋事。這，才是獨裁領袖歪理邪說興盛一時的重大原因之所在。

實際上，“如果資本主義復辟，那麼，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完全是一種欺世盜名的胡說八道，沒有任何一點兒實際的內容，其目的就是要製造紅色恐怖所刻意造成的緊張空氣。為了防止出現莫名其妙的“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那就必須在現實中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那就非要使千百萬人頭落地不可。前面的口號是假的，是一種蠱惑人心的騙人的託詞和幌子，但後面的“千百萬人頭落地”卻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是觸目可見的生活場景！

中共所信奉的，向來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早期的共產黨人可能還有一些所謂的理想主義色彩，即那些人自認為他們所從事的事業的確是為勞苦大眾翻身得解放的，雖然本質上卻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兒。也許他們一開始就上了烏托邦的當，受了共產主義口號的騙，這裡說的是僅就動機而言，動機也許是純淨的、無暇的，也是無可挑剔的。然而，後期加入的共產黨人，大部分或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求名好利的無恥之徒。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更沒有任何擔當的意識，也更談不上什麼責任感、使命感等等基本的正常的價值觀，他們只知道投機鑽營、假公濟私、中飽私囊，除此之外也就根本沒有什麼可以上心的了。毫無底線的這幫人極其可怕地掌握著從上到下、各行各業的公權力。為什麼現在腐敗如此嚴重，乃至於腐敗社會化？這與公權力的腐敗是有極為緊密的關係的。社會的全面腐敗，乃是公權力腐敗導致的必然之惡果。但中共卻大言不慚、自我標榜地說什麼“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就屬於典型的歪理邪說了，也是根本不符合實際的，是具有中共特色的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瞞天過海的胡說八道。準確地說，共產黨除了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的利益。

還有，“穩定壓倒一切”，也是歪理邪說。任何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中共的政權合法性，決不能來源於“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根本壓倒不了一切的。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領導人，是為無限擴張的權力欲沖昏了頭腦的人，是思維狹隘、鼠目寸光的位高權重者為了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而棄民族的大義和社會的發展於不顧的、毫無責任感、更沒有擔當意識的信口雌黃，是造成整個社會人性墮落、良知匱乏、道義虛無、更談不上正義的胡攪蠻纏的強詞奪理。為了保持一時的政權之穩定及其帶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之穩定，竟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無所不用其極地顧頭不顧腚、極其下流、極其卑劣、極其無恥地，猶如瘋狗吃日地狂吠出“穩定壓倒一切”的胡言亂語！

穩定能壓倒正義嗎？正義，是什麼東西也壓不倒的。刺刀見紅無所懼，兵臨城下沒關係，三軍包圍有何用？正義仍然威嚴屹立，壓而不倒，堅貞不屈，猶如千年不倒的青松一樣。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正義，就是如此這般地剛強不倒的。正義就是最大的穩定。相反，不正義是不可能剛強的，是根本穩定不了的，是想穩定也穩定不了的。穩定不但壓倒不了正義，相反，正義卻要壓倒一切不正義的穩定。因為正義是社會和諧、人心穩定的最大的標誌，也是帶來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障。只講穩定而不講正義是不行的，是有極大的欠缺的，是必須加以徹底地更正的。

穩定也同樣壓不倒人性。當“穩定壓倒一切”提出時，也就意味著從根本上藐視人性、否定人性、排斥人性。沒有人性的穩定，究竟是什麼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沒有人性的穩定，是不可能穩定的，頂多穩定於一時而決然不會長遠。只有在人性的基礎上、在正義的基礎上確立的穩定，才是真正的不參雜任何水分的穩定。而沒有人性的穩定，終歸是虛假的穩定，是經不起時間考驗和歷史檢驗的動亂的深淵。人性是壓而不服的，是任何強制力，包括國家強制力也無可奈何的，根本制服不了的。動用各種各樣的武器，用範圍廣大的監獄、法庭、手銬、腳鐐等貌似強大的東西來威脅人性、監視人性、圍剿人性、取締人性，說到底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甚至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人性絕不是靠強力來征服的，而是要靠道理來說服的，是要靠正義來使之信服的。只講穩定而不講人性，是根本行不通的，違反人性的穩定，只能屬於兔子的尾巴——長不了。

穩定同樣也壓倒不了良知。良知作為覺悟者的清醒認識，在強大的壓制面前是決不會萎萎縮縮、自我消失的，更不會沉默寡言、無所作為的，而是當仁不讓、無所畏懼地彰顯其大義凜然的應有氣勢的。良知是基於人性和常識的判斷而對於是非善惡所具有的清醒而明確的認識，良知的本質是捍衛正義、堅守正義、追求正義並實現正義的思想意識。否定良知、漠視良知、排斥良知、滅殺良知的穩定，究竟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其價值只能是負面的而絕不是正面的。只有建立在正義、人性、良知的基礎上，穩定才能靠得住，否則是根本靠不住的。沒有良知的穩定，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白日夢而已。

穩定也同樣壓不倒道義。所謂道義，就是常識性的認知以及一般的道理。其在生活中顯現的，則是調解人際關係的道德；在社會層面顯現的，則是規範人們行為的法律。這就是說，穩定既不能壓倒調解人際關係的道德，不能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也不能壓倒規範人們行為的法律，不能衝破法律的底線。衝破道德底線，那就是缺德，就有違背人倫，就不是個人，就夠不上人的一撇一捺；衝破法律底線，那就是在赤裸裸地犯罪，就是罪犯，就是不能姑息而必須嚴厲懲處的罪犯。道德和法律是維繫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缺一不可的、同時並進的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人之兩腿，任何人都必須受到道德和法律的雙重約束而不能胡來、亂來，如此才能成為安分守己的公民，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文明人。任何政治組織，任何社會組織，毫無疑義地也應當受到道德和法律的雙重約束，也同樣地不能任性地胡來、亂來，如此才能適得其所地生存下去，並成為促使社會進步的有生力量。如果像毛澤東那樣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無法無天，既沒有道德的約束，因而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又沒有法律的約束，所以衝破法律的底線，其結果只能是混世魔王，攪得天翻地覆，那就必然給中國人民造成千古未有的大災難、大痛苦、大悲劇。此種深刻的歷史教訓，難道不能使我們有所醒悟嗎？難道說還要讓不講道義的穩定一如既往地繼續踐踏道義、肆無忌憚地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衝破法律的底線、肆意妄為地殘民以逞嗎？只講穩定而不講道義，是根本行不通的，是遲早要遭受其害的。只有建立在正義、人性、良知、道義的基礎上，穩定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持，才能使整個社會達到長治久安、和諧、繁榮、昌盛的目的。否則，穩定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穩定只能把自己給壓死而根本就壓倒不了一切。

“穩定壓倒一切”的謬論，是極權專制主義者為了維持自身風雨飄搖、內外交困，如泱泱喪家之犬而惶惶不可終日那麼一點可憐巴巴的權力而發出的撕心裂肺的如喪考妣的哭嚎，是走向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者即將被正義的汪洋大海所淹沒、所吞噬時所撈起的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一根救命的稻草！

毛澤東的歪理邪說，舉不勝舉，不勝枚舉，簡直多如牛毛。這裡還有一例：毛澤東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此類似是而非的偷梁換柱、以售其奸的表述，無不貫穿於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中，無不把中國人的頭腦都給攪得個周天寒徹、渾濁而陰暗、陰暗而卑鄙、卑鄙而下流。

“卑賤者最聰明”，此話怎講？是不是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卑賤，通常指的是人的身份、地位。而身份、地位低的人，不見得就不聰明，但蠢笨的人可能會更多一些，可能會占據大部分或絕大部分。如果卑賤者像毛澤東所講的那樣最聰明，那麼，卑賤者一定會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和全部努力而逐步地改變自己卑賤的身份和地位，如此一來，可能就不會成為永遠的卑賤者了。從這種意義上講，毛澤東的“卑賤者最聰明”，是經不起推敲的，是沒有底稿的，是具有極大的誤導作用的，是絕不真實的胡說八道，是強詞奪理的胡攪蠻纏，是瞞天過海的彌天大謊；用這樣的定論也同樣可以看待毛澤東說的下一句：“高貴者最愚蠢”。高貴者之所以高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絕不愚蠢，至少就普遍的情況而言，乃是如此。最愚蠢的，怎麼能夠擁有高貴的身份和地位？所以，“高貴者最愚蠢”，也是不對的。當然，任何事情可能都有特殊。但決不能把一般當成特殊，也不能把特殊當成一般。倘若如此，那就很容易形成詭辯論，那就是硬把不是當理說。特殊不是一般，而且也不能代替一般。用特殊代替一般，那就沒法正確地認識問題的究竟，那就沒法把握事物的本質了。

怎樣衡量高貴與卑賤？網絡著名作家余樟法認為，衡量貴賤的第一標準應該是德性。有德者榮，缺德者辱；德高者貴，德劣者賤。德性表現於言行。言行優秀者貴，言行惡劣者賤。《繫辭》說：“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貴族言行美善中正，自然光榮；賤族言行惡劣下流，自然可恥。誠哉斯言！

四、烏托邦的信仰迷霧

《烏托邦》是歐洲中世紀一個叫做托馬斯．穆爾的作家在獄中所寫的一本書的名字，意思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還有一本同類型的書叫做《太陽城》，所描述的也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為托馬佐．康帕內拉所寫。在他們描繪的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烏托邦社會裡，沒有階級、沒有階級差別、沒有壓迫，而只有平等，大家都視金銀財寶如糞土，用金子鋪路，用金子做馬桶、做尿壺，人人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這些類似於科幻小說的東西，顯而易見都是作家頭腦中的臆想之物。是一種很不現實也不可能實現的空想。但這種共慘主義烏托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竟匪夷所思地變成了中國人民趨之若鶩並欣喜若狂的所謂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共產主義其實就是發端於歐洲興盛的烏托邦，後來卻被馬克思、恩格斯結合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和第一國際所搞的工人運動而理論化、系統化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裡極端地指出，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明確地要求全面地取締私有財產、取締建立其上的資產階級私有制，而要建立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私有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馬克思要求其追隨者們必須堅決徹底地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全新的國家機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所謂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即剩餘價值規律進行了貌似有理實則似是而非的理論分析，實際上根本否定了資本家投入大量資本於生產的價值、資本家適應市場需要的籌劃、項目選擇等智慧以及一旦遭遇不測就必然血本無歸時所必然面臨的極大風險，還有，資本家從事企業管理、調配資源的非凡能力、資本家推動工業發展和社會進步、解決就業、分擔社會責任的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等等。馬克思罔顧事實，抹殺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巨大幫助和對於社會發展所起到的良好作用，而只是一味地強調資本家的剝削作用，極力鼓吹、盡情煽動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在其著述中對資本家、對資本家階級、對資本主義，都匪夷所思地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十足的偏見。馬克思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從現實的資本主義過渡到以後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還說，階級鬥爭不是他的發明，而是資產階級理論家的發明，無產階級專政是他（馬克思）的發明。馬克思死了之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按照馬克思規定的這個路子走下去，雖然很多人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但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直到俄國出了個偉大的俄奸——列寧拿著德皇給的巨額資助回到俄國，如願以償地顛覆了俄國的政權，便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捧上了蘇聯國教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共慘主義終於落戶到了農奴製發達已久的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俄羅斯大地上，並盛極一時。但在七十年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共慘主義一夜之間就又灰飛煙滅了，不免鬧了個世界歷史上的最大的笑話！

一方面是海市蜃樓般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一方面是現實中的真刀真槍、鮮血淋漓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前者是打著“真理”之旗號的自始至終的謊言，後者則是無孔不入的暴力和恐怖。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產生之前，歐洲的很多思想家都曾經很多次地搞過共產主義的不同程度的、甚至是大規模的試驗。有的人買了一塊很大的土地，讓大家都來到這塊土地上共同勞動，這個地方就叫做“社區”，英文叫“commune”，即公社之意，共產主義也是由這個詞發展而來的。“communism”就是公社主義的意思。公社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共慘主義：一塊悲慘、一塊倒霉、一塊玩蛋，也就是我們都曾經歷過的貧窮社會主義。搞共產主義試驗，大家都是吃住在一起，收穫的果實呢，大家也都來平分，一開始倒相安無事，其樂融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愛護，但時間一長，有的人就不願意這麼搞下去了，不願意一如既往地這麼玩下去了，因為感到受控制、受壓抑，渾身上下不得勁兒、不自由，由於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追求自由的，是不自由不行的，所以也就離開了，最後都鬧得個不歡而散。強扭的瓜總是不甜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瓜，哪怕再甜，也沒有幾個人真的願意吃，所以該怎麼樣還是得怎麼樣，該玩完最後還是得玩完。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就是如此這般地不得人心的。但是馬克思卻把這個烏托邦當成了香餑餑，至少用烏托邦這個名——共產主義，來作為他讓所有的追隨者為之奮鬥的理想。這，就是馬克思為之建立理論體系的根本原因了。馬克思以前的烏托邦沒有成功，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也同樣不能成功，直到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的一百五、六十年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可以說也從來沒有成功過，可能有某些局部的、暫時的成功，比如在俄羅斯和中國就是如此，但是從長遠的發展觀點來看，烏托邦只能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烏托邦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於二十世紀的興起與沒落，就是個顯而易見的證明。直到現在，烏托邦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人們異口同聲地唾棄的對象了。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就像曾經出現過的永動機一樣，只能哄騙於一時，而絕然不可能長遠。也就是說，它是永遠都不可能成功的。它的徹底失敗，實際上怪不得任何人，怪不得任何莫名其妙的所謂的“敵對勢力”，要怪只能怪它自己，因為它的失敗，乃是由它的本質所早已決定了的。

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失敗，就在於它不允許人們擁有獨立自主的思想，而必須強制性地接受那一套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如果沒有這種虛無縹緲的理想所規定的統一的思想，那就必須進行極其嚴酷的思想改造，所以在這個烏托邦的世界裡，思想自由是根本沒有的，也是行不通的。思想的統治，乃是最殘酷、最暴烈的統治，因為不讓思想，無異於把人變成了非人。這就是說，不允許自由思想，人也就不成其為人了。共慘主義烏托邦通過統一思想而把所有人都變成了非人的狀態。此其一；

其二，共產主義（共慘主義）烏托邦主要強調對公有制的信仰。這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的濃重得化不開的思想迷霧。共產黨所搞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即什麼都是國有的，什麼都是公有的。生產資料名為公有制，名義上好像是人人所有，但實際上卻是人人所無，因為人人都不能實際擁有。真正擁有公有制財富的人，都是那些掌握黨權或政權的人。這些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才是公有制生產資料真正的主人。生產資料公有制，乃是最大的浪費，是全面徹底的浪費，是不浪費堅決不行的荒誕透頂的制度，是用任何語言都沒法說的荒謬絕倫。正如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民議會議長吉拉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其著作《新階級》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當這些作為新階級的國家行政官僚處理這些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時候，就像處理自己的東西似的；而當他們浪費這些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時候，就像浪費別人的東西似的。由於責、權、利不明，國家行政官僚階級貪慾無度、腐敗成風、好大喜功、肆意耗費、揮霍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假公濟私而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早已墮落成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形形色色的竊國之大盜、竊省、竊市、竊縣、竊鎮之中盜、小盜，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小毛賊；

其三，信奉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人，大都寡廉鮮恥，沒有人性，卻不乏獸性；沒有良知，卻心地歹毒；沒有道義，卻惡貫滿盈。當面是人，背後做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絞盡腦汁爭權勢，言而無信真小人。陰暗、苟且，毫無是非之觀念，但卻精於利益得失之算計；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假大空的謊言硬是作為真理讓人們相信，不信都不行，人們還得裝模作樣地確信無疑。美麗口號響連天，污泥濁水狂亂卷。一切的骯髒、血腥、無恥、陰暗都用各種各樣的美麗詞藻來裝潢、來喬裝打扮。陰暗於是變成光明，無恥於是變成有尊嚴，骯髒於是變為乾乾淨淨，血腥於是變成花朵般輝煌燦爛。謊言社會化，社會謊言化；

其四、誰的胳膊粗，誰的勢力大，誰就是正確，誰就可以橫行霸道。叢林法則到處應用，暴力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誰有槍，誰就可以成為草頭王。暴力的鋒芒所向，橫掃一切不同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乾淨徹底地消滅一切不同的乃至反對的聲音，而且是通過消滅人的生命而消除不同的聲音，槍殺無辜者，屢見不鮮、稀鬆平常。當整個社會都把暴力賦予革命的意義時，肆意妄為地打砸搶、殘民以逞且慘絕人寰的殺戮就成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悽慘景象。暴力的趾高氣揚、耀武揚威和橫行無忌，使人性普遍地悲泣，獸性紛紛地閃亮登場，良知被逼到牆角，喪盡天良的歹徒群魔亂舞，道義統統地不見，正義被邪惡所取代，人間墮落成不堪睹目的地獄。以某種富麗堂皇的高尚的名義所施行的暴力，給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諸多國家的人民都造成了世所罕見的深重的痛苦、悲傷和罄竹難書的罪惡；

其五、以謊言為基礎，以暴力為旗幟的紅色意識形態，強行占領了廣大的城市和鄉村，也覆遮了人們的眼睛和靈魂，故而形成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心驚膽戰的恐怖狀態。恐怖，而且只有恐怖，才是極權專制主義興旺發達的理由和根據。沒有恐怖，就沒有極權專制主義生長的土壤、機會和可能，所以，製造恐怖、形成恐怖，乃是極權專制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必需。從沒有恐怖中製造出恐怖，通常是極權專制主義的拿手好戲；千方百計地保持恐怖，是極權專制主義興風作浪的有力支撐。為了製造恐怖，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也要創造敵人。其實，真正的恐怖不是來源於各種各樣的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的敵人或敵對勢力，而恰恰是來自於烏托邦的幻想及其產生的極權專制主義的邪惡勢力。烏托邦的幻想就是要以共產主義天堂的名義把人們都給趕進萬劫不復的地獄。烏托邦的美妙得可以的幻想畢竟是如假包換的謊言，而慘不忍睹的地獄，則是人們必須時刻經歷的活生生的可恥現實。

上述幾點，遠遠不能描述烏托邦共產主義的全部危害於萬一，在此只能擇其要者而點到為止。這裡所談的是，究竟如何能夠卓有成效地破除烏托邦共產主義的幻想？那就首先必須破除其所造成的極其巨大的恐怖，那就必須無所畏懼地、大義凜然地和義無反顧地站出來，在恐怖面前絕不懼怕，在壓力面前絕不低頭，充分地顯示出不可剝奪的人性的價值和道義的內在的堅不可摧的力量。一定要堅持，一定要進行“韌”的長期的戰鬥。要堅定不移地捍衛自己所擁有的人之為人的一切權利，要敢於並善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只要走得正、行得正，不做虧心事，何必害怕鬼叫門，哪怕是烏托邦共產主義騙人的鬼話？只要懷抱這樣的信念，恐怖的陰影才能大面積地予以消除。只有讓恐怖喪失其應有的作用，極權專制主義費勁巴拉地刻意追求的那一套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地一觸即垮，立刻就會分崩離析。

烏托邦共產主義的幻想及其建立的極權專制主義政體，是在謊言、暴力、恐怖三位一體的基礎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如果沒了或缺了其中的一項，那就很難繼續維繫其表面上固若金湯、實際上卻是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的腐朽統治了。表面上風光無限的極權專制主義政體，也許一夜之間就會散了架，隨著第二天黎明的必然到來，隨著另一個早上太陽的冉冉升起，原先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也許就不可避免地成為讓人們盡情嘲笑的可恥的歷史遺蹟了。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從興盛到破滅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難道不正是這一結論的驚人註解嗎？曾經被人們迷信得可以跑步進入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人間天堂，其實是海市蜃樓一般的虛無縹緲，令人眼花繚亂，現在究竟還有沒有攝人心魄、使人迷醉乃至忘乎所以的任何力量？正如假的不管怎麼偽裝，也都真不了，海市蜃樓哪怕再美麗、再誘人、再天花亂墜，畢竟不是真的，畢竟是虛幻的，畢竟是空洞無物的，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只能成為歷史上荒誕不經的故事而讓人們哭笑不得而已。

五、對於人民的信仰迷失

對於人民的信仰，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經歷過的最大的迷失之一，直到如今，此種迷失依然遠遠沒有消除。二十世紀，是所謂“人民的世紀”，這個世紀形成了眾所周知的一條規則，即，“人民永遠是對的”，民意不可違逆。這股在中國大陸勃然興起的潮流，乃是來自於德意志民族主義和俄羅斯斯拉夫主義的民粹主義的合流。在德意志幾百年的歷史上，有一些所謂的思想家在他們的著作里一直強調國家統一和德意志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的重要性；在俄羅斯更為漫長的歷史上，也有一些所謂的理論家在他們的著作里毫無原則地讚美農民：農民的性格、農民的忍耐、農民的辛苦、農民的勤勞和勇敢，總之，凡是俄羅斯農民的，便一切就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讚揚的，都是值得歌頌的。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傳統是馬克思主義賴以誕生的土壤，也是後來法西斯主義興盛的根源；俄羅斯大地上的民粹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兩者共生的“人民”之概念被全面地移植到中國的大地上，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毛澤東為了爭奪天下而高高舉起的一面招搖過市的和瞞天過海的旗幟和幌子。毛澤東對中國農民起義的毫無事實根據的美化和誇讚，就是全面繼承了俄羅斯的民粹主義的醜陋傳統，包括他對中國工人的讚美之詞，也是沒有底稿的，是徹頭徹尾的民粹主義的表達方式。比如他說，“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最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毛澤東的類似表達，還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萬歲”，等等。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建政之後，把一切都冠之以“人民”的稱號。什麼都是人民的，沒有一個不是叫做人民，仿佛一叫人民，就真的是人民的了。當毛澤東喊出“人民萬歲”的口號時，在他的概念里，人民也就是指他自己，因為他作為中共的領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當之無愧的天然代表。領袖是人民的領袖，領袖與人民相統一，當一切都屬於人民時，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屬於領袖了。人民作為整體，只是一個不見實體的稱號而已，作為黑壓壓的一片，人民根本無法展示自己的意志；作為烏合之眾，人民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因為人民被虛擬化了。領袖作為個體、作為人民的天然代表，當然擁有自己的意志，更擁有指揮一切、號令一切的權力，因而是真實的。而虛擬化了的、因而根本不能算數的人民，由於不是實體，因而可以無處不在，也就是說，到處是人民。而這，又有什麼關係，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呢？有人民，但卻根本見不到人。人是個體的、獨立的，應該而且必須擁有自己獨立的意志、擁有可以自主的權利、擁有屬於自己的財產、自由、生命等等。但在人民的社會裡，作為個體的人，是根本看不見的，因為都已經被融入到無差別的、被統一了的、被統稱為“人民”的人群或集體之中了。個體的價值於是乎也就只能擱置不提了，況且，提了也沒用，因為個體是渺小的，是無關緊要的，是可有可無的，反之，集體才是絕對重要的，人民才是絕對重要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毛澤東）。個體不予承認。個體價值被完全忽視。個體主義消失殆盡。但與之相反，民粹主義的人民卻發揚光大，而且是無所不在。政府，被叫做“人民政府”；軍隊，被叫做“人民軍隊”；法院，被稱之為“人民法院”；檢察院，被稱之為“人民檢察院”；公園，也被叫做“人民公園”。警察，被稱之為“人民警察”，簡稱“民警”；教師，被稱為“人民教師”。連敵人，也被稱為“人民的敵人”。總之，無論什麼行業，無論什麼職業，都得叫做人民的這個或人民的那個，人民泛濫成災，人民多如牛毛，無時不人民，無處不人民。連人民花的錢，都叫做人民幣。但人民來、人民去，究竟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呢？當什麼都是人民時，恐怕人民的存在可能都是空洞無物的了，而且必然是虛置之物了，人民可能或必然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了。因為在無往不在的人民中，根本就沒有個體的人的任何地位可言、沒有個體的人的任何價值可言，由於沒有個體的權利，所以就沒有個體的尊嚴，沒有個體的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也就不能不是個虛假的存在了，儘管是個冠冕堂皇的存在，但也不過是個漂漂亮亮的招牌而已。不能尊重個體、不能尊重個體價值，人民的價值也就是根本沒有影子的事兒；剝奪個體的權利，人民的權利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了，哪怕把人民抬舉到高高的天上去，人卻只能掙扎在無比真實的地獄裡。

毛澤東的人民之說，由於毫無尊重個體生命、財產、權利的實際內容，因而是毫無價值的空虛之物，是蠱惑人心而使人上當受騙的騙人無商量的幌子。現在，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的“人民”之危害。應該當機立斷地恢復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要搞一些自我貼金的假大空那一套了。應當刻不容緩地把“人民”從各行業、各職業中清除出去，以恢復事物的原狀。要實事求是一些，因為實事求是，總要好於假模假式、有名無實的虛詞的。

法院就是法院，何必多此一舉地加上個“人民”？希特勒統治德國時期，所有的法院都叫做人民法院。難道叫了人民法院，就不是迫害人權、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目標的納粹黨的御用工具了嗎？為什麼極權專制主義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之流，都要用人民的油彩給自己的獨裁統治做以美妙得可以的化妝呢？因為可能他們一方面心虛、毫無底氣地大搞極權專制主義的那一套，另一方面他們又需要藉助一切美麗的詞藻來為自己的滔天罪惡盡力開脫，在貌似崇高的名義和旗幟下干盡一切令人不齒的陰暗勾當，所以就掛羊頭賣狗肉。這是他們樂此不疲、沾沾自喜且肆意逞能的拿手好戲。

法西斯統治時期的法庭和現在中國大陸的法庭，都是毫無差別的所謂的人民法庭，政府也是同樣的人民政府，也都異口同聲地宣稱自己的目標是為人民服務的，但這裡的人民究竟能夠占有幾分，按百分比來算，連百分之二、三恐怕都不到，甚至連百分之一都不到。這，就是所謂到處濫用的人民的名號。“人民”與人民相異化，“人民”與人民相矛盾、相衝突、相敵對，名義上的“人民”把實際上的人民當作任意驅使的奴隸。人民毫無自主性，只能卑躬屈膝。“人民”的勝利，就是人民的必然悲哀、痛苦和難過，“人民”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時刻刻肆無忌憚地對人民發動大小不同的各種各樣的勞民傷財的戰爭。

把人民從“人民”的虛假的裝潢詞彙中解放出來，使人民在尊重個體、尊重個體價值、尊重個體權利的基礎上恢復自己的原有本質，從被偷梁換柱的冒名頂替中給自己全面徹底地平反昭雪。人民一定要推倒被歷史和現實所肆意強加在身上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以爭得屬於自己的一切應有的權利。

沒有個體，就沒有集體，就沒有人民；沒有個體權利，人民的利益就是騙人的假話、空話、廢話、套話，以及連篇的鬼話。

六、對主義的信仰迷失

對主義的信仰，是上個世紀中國人民陷入迷霧之中而不得自拔並遭受其害的根本原因。所謂主義，就是一套說法而已，像理論一樣，是充滿概念並自成體系的闡述和說明而已。由於人們的認識有限而不是無限，所以世界上迄今為止還沒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主義。沒有毫無缺陷的理論，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學說。要想有完美無缺的東西，無論主義也好，還是理論也罷，恐怕還得需要等。歷史上很難見到，現實中也不可能存在，將來能不能有，恐怕還是個未知數，所以得需要等-----等幾十年還算是少的，等上百年也不能說多。等完美的主義，就要像等天上掉餡餅那樣得具有充分的耐心才行。沒有耐心是根本等不來的；可是有了耐心，難道就一定會等來天上掉下的、可以吃的餡餅嗎？

把不可能之事異想天開地變成可能之事，這種黃粱美夢一般的虛假信仰，不能不給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製造出更大的苦難和悲劇。上個世紀某些腦殘的中國知識人把某種主義稱之為“宇宙的真理”，並把它當作了自己堅定不移的至高無上的信仰。當百年過後再回過頭來看，所謂的宇宙真理，簡直就是製造地獄的一派胡言亂語。謊言取真理而代之。所謂的真理，不過就是製造災難的政治權力所設的大騙局而已。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左右，一些所謂的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蘇俄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於是就坐不住了，就開始變得躍躍欲試起來。以李大釗為最，可能還得包括陳獨秀。此時已接受上千萬盧布援助的李大釗信心滿滿地發表文章說：將來的社會，必定是個赤旗的世界！他並且稱讚“蘇維埃的成功，乃是庶民的勝利！”他對於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對於蘇俄似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極盡讚美宣揚之能事，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引進到中國來，使之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地對蘇俄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好感，雖然還有另外一些人也發表了根本不同的想法，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和批評，但是，具有傾向性的左傾思想則是無可阻擋的主流意識。

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被認為是工農兵等勞苦大眾的成功，因為“蘇維埃”這個詞就是俄文的工農兵之意。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平等意識，在當時的知識界廣受歡迎。因為人人都有追求平等的普遍心理，但蘇俄究竟是怎樣實現平等的種種內幕，當時的中國人則是不甚了了，根本就不清楚。列寧掌權之後，立刻就建立了極為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一下子就查禁了上百家報館、雜誌社，把所有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知識分子都盡其所能地迅速地驅逐出境，而沒有離開故土的更多的知識分子，由於沒有出版自由而不得不啞巴一樣地被消聲、被迫害乃至於死於非命。蘇俄自成立之後，其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導致的紅色恐怖、大規模地迫害人權、屠戮人權的真實狀況，由於蘇維埃極為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而予以全面徹底地屏蔽，也就是說，一點真實都沒有，能夠傳播出來的，都是蘇聯官方所認定的大好形勢的宣傳，是一點兒陰暗面也沒有的無限的光明，是蘇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片祥和。中國知識分子由於對來自於蘇俄的真實信息的欠缺與無知，自然而然地相信了蘇俄官方的宣傳，也不免相信社會主義真的是救國救民的一劑良方。蘇聯對於真實的遮蔽而足顯社會主義的美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首先發生在美國，後又波及到整個西方社會的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深刻的矛盾和衝突，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因為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所以可以自行暴露，簡直什麼問題都遮掩不住，有一點問題就給捅出來。看報紙、雜誌，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體無完膚、千瘡百孔，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主義蘇俄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日新月異的工農業發展和社會的各種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新聞輿論是自由的，所以使一切新聞都公開化，而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實行嚴苛的新聞輿論檢查，而把一切的不光彩、陰暗、血腥等等都以秘密的名義給完全徹底地遮掩起來，因而一點真實的風聲都不能走漏。在這種情況下，孰是孰非、誰好誰壞，不就一目了然、高下立判了嗎？所謂的“歷史選擇”，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的。

任何主義，哪怕最好的主義，也是不應該被信仰的。更何況，任何主義都不可能是所謂的宇宙真理，任何主義可能是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而為不同的理論家所創立出來的一套又一套的說法而已。信仰某種主義，並對之頂禮膜拜，仿佛沒有這種主義，地球就不轉了似的。這，何其荒唐？見過荒唐的，但沒見過這麼荒唐的！

更有人為所謂的主義不惜生命，言之鑿鑿地表白。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夏明翰所信奉的主義真，到底有什麼實際內容？

包括夏明翰在內的上個世紀的成千上萬的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所信奉的主義，只是美其名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就是從蘇俄引進過來的列寧主義和列寧死了之後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是個殺人如麻的紅色沙皇，是人類社會極其罕見的毫無人性的魔鬼。根據現已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來看，列寧還是個最大的俄奸，他拿著德皇給的巨額資金，到俄國搞顛覆、搞破壞，搞亂了俄國，最後也的確給包括俄羅斯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其巨大的災難。為非作歹的列寧死了之後，斯大林接了班，斯大林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幾十萬、上百萬人地殺還嫌不夠，還要繼續大張旗鼓地、巧立名目地繼續殺，一殺就殺了兩千多萬人。蘇俄的社會主義就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貨真價實的殺人主義，這種由列寧和斯大林這兩個殺人魔王所建立的鮮血淋漓的謊言加暴力加恐怖的社會主義，的確是主義真了。但卻是反人類、反文明、反正義的兇狠殘暴的無恥透頂的骯髒黑暗的社會主義，是毫無人性、冠冕堂皇的、假大空的社會主義，是殘害人權、毀棄生命、血腥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慘無人道的列寧主義，外加殺人如麻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國化了的骯髒無恥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夏明翰所謂的主義真。為這樣的血腥、殘暴、無恥的主義去奮鬥，去拋頭顱、灑熱血，意義到底在哪裡？可以說一文不值，一點價值也沒有，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為這樣的主義本身就是罪惡，而且還製造出更大的罪惡，是罪行累累的，是罪惡滔天的。包括夏明翰在內的的據說犧牲了兩千多萬的革命烈士，由於獻身的目標是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空想，獻身的主義是反人類、反文明、反正義的，所以都死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要說有價值的話，只能是負面價值，而且是令人悲哀的巨大的負面價值。因為他們努力的目標，只是成就了一個新時代的紅色皇帝而已，只是建立了一個新式的紅色王朝而已，此乃巨大的負面意義、負面價值之所在！

不要信仰任何主義，尤其不要信仰任何否定人性、良知、道義，具有暴力傾向、獸性主義、貌似高尚、強詞奪理的主義。一切的暴力主義，都是要不得的。因為不合人性而不合文明，因為不合文明而不合正義，因為不合正義而邪惡、罪惡。信仰提倡暴力的主義，也就是信仰邪惡、罪惡、醜惡、兇惡。不要被打著國家、人民等高尚名義的主義旗號所迷惑、所誘導，要看到其內容的究竟如何。正像此前對於革命、對於暴力、對於人民的分析那樣，冠冕堂皇的虛詞是不應該起到任何作用的，人民必須以尊重個體、保護個體、實現個體價值、個體權利為其存在的先決條件和安身立命的雄厚基礎；主義必須以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為內涵，方能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中發揮其推波助瀾的應有作用。

七、對真理的信仰迷失

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對於真理的信仰陷入了極大的迷失之中。人們把真理當作太陽一般，照到哪裡哪裡亮，人們為追求真理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但真理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則就不甚了了。在沒有弄清楚究竟何為真理的情況下，真理常常是有名無實的口號，或者是刻意製造出來的謊言。

納粹主義向來把自己的大日耳曼種族優越性當成至高無上的真理，正像法西斯中央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說的那樣：“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法西斯主義謊言立國的政策，是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的，也是以真理的旗號招搖過市並橫行無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也是以真理的面目蠱惑人心、號令天下的。《國際歌》中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語句，叫做“要為真理而鬥爭”，就充分地說明了“英特耐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的全部意義之所在。自我標榜為真理的共產主義，經過馬克思的理論化、學說化，仿佛從虛無縹緲的幻想變魔術似地一下子就變成了所謂的“科學”，從異想天開的夢囈似乎變戲法似地變成了唾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現實，像什麼“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等等，的確是給人們畫出了一個讓人垂涎欲滴的空虛的大餅，而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人孜孜以求的共產主義的真理。

主管前蘇聯整個國家意識形態的真理部，根據蘇聯黨和國家的需要，尤其是根據蘇共黨魁的需要，每時每刻地發布著所謂的真理。自從列寧通過政變締造了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前蘇聯從來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堪稱歐洲最大的糧倉——烏克蘭，因為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和蘇維埃制度的原因，竟直接造成了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整個蘇聯的大饑荒。烏克蘭餓殍遍野，餓斃者竟達百萬以上。面對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蘇聯的真理部信誓旦旦地指出：這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帝國主義分子和蘇維埃的叛徒們所搞的破壞和搗亂，個別地方雖然發生了某種暫時的困難，但是整個蘇聯社會卻是空前安定的，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革命人民仍然以火熱的激情投入到創造歷史的滾滾洪流之中去。真理部所辦的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對烏克蘭大饑荒上百萬人的餓殍遍野隻字不提，仿佛根本就沒有這碼子事兒似的，仍然喋喋不休地宣傳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蘇聯各地的工農業生產的大好形勢，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從來是報喜不報憂，不愧是蘇聯黨和國家的喉舌。所謂的真理，就是喉舌的真理。而喉舌的真理，到底是什麼？只能是罔顧事實的無所不在的彌天大謊！

謊言，即是真理，反過來說，真理，也就是謊言，在極權專制主義的社會裡，而且只能在這樣的社會裡，謊言和真理才能達到如此這般的天衣無縫的對立統一。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陸也經歷了世所罕見的大饑荒，人人吃不飽，滿臉菜色，餓殍遍野，餓斃者竟達四千多萬，後來毛澤東作出英明決定，把他所一手製造的大饑荒——由於其所發動的違背經濟規律、荒謬絕倫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一窩蜂運動，更由於大辦公社食堂，取締農民的自留地等公有化運動，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大災難之惡果——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如果查閱當年中國國家氣象局的有關統計資料，就會發現，一九五九——一九六二的中國大陸基本上是風調雨順，風平浪靜，根本沒有什麼大的自然災害，顯然，所謂的“自然災害”只不過是毛澤東推卸其歷史罪責的一個託詞，是根本經不起時間檢驗和實踐考驗的藉口而已）。除了把造成四千萬人死亡的責任推給老天爺，即讓無辜的老天爺莫名其妙地擔當毛的罪責之外，毛還把責任一個勁兒地往外推，說是由蘇聯逼債造成的（真實的情況則是，一當蘇共中央主席團得知中國發生了大饑荒，便立刻做出決定，通知中方說可以推遲中國所欠蘇聯的債務，並立即援助中國一百萬噸糧食、五十萬噸蔗糖以及更多的食品，並且還補充道，如果中國方面能夠提出更多的糧食援助要求，蘇聯方面將會想方設法地給予滿足。但蘇共中央的此一決定卻立刻遭到了毛澤東的斷然拒絕。毛澤東對於蘇聯善意的一口回絕，至今還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民所知曉，很多人還仍然把毛澤東當作所謂的大救星，豈不荒謬絕倫？）。毛澤東通過宣傳每畝收穫十三萬斤糧食的《人民日報》而把自己打扮成總是有理的、永遠正確的、英明偉大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但實際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毛式真理就是赤裸裸的謊言，就是遮蔽一切真相的騙術。作為黨的喉舌的黨控媒體，不管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也好，還是作為惟命是從的其它報紙也罷，都不過是宣傳、貫徹、執行黨魁意志的詮釋性工具而已，沒有任何獨立自主性可言。也難怪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有人曾一針見血地和正確無誤地指出：《光明日報》，一片黑暗；《人民日報》，胡說八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沒有一樣是真的。這，充分證明了中共所認為的真理的價值，到底幾何？

那麼，什麼是真理？真理，英文就是非常簡單的詞：truth。翻譯成中文，意思就是真的，真實。按照字面理解，真理，就是真的，而不是假的；真理，就是真相，而不是假象。要相信真理，就必須相信真相，就不能被假象所迷惑。不真實的假象蒙蔽了人們，人們就必然地把假象錯誤地當做了真理。而這，就需要恢復真相，因為不恢復真相，人們就仍然相信假象，此即所謂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

然而，在一個謊言流布的社會裡，在一個強權就是真理的國家裡，真相是危險的，甚至是極其危險的。講一句真話，就可能掉一個腦袋；講一個真相，就很有可能讓一個人或很多人的生命不知所終，甚至死無葬身之地，更不用說到處都有的古拉格、看守所、有形的監獄，恐怕還有更加遼闊的，乃是由恐怖和害怕所帶來的、不見蹤影的、無形的、內在設定的思想牢籠和語言枷鎖，等等。

就真理的本意，在此問一個問題：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究竟是誰領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按照中共的說法，是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毛共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教科書上都是這麼寫的，大陸的中國人從小到大都是這麼被教育過來的。那麼，請問，這是真的嗎？現已發掘出來的大量的史料證明，其中有詐，而絕對不真實。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飛到重慶，曾在重要的場合高喊：蔣委員長萬歲！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那時都承認蔣介石作為中國人民抗日領袖的不朽地位。那麼，中國抗日戰爭的唯一領袖，就只能是蔣介石了，因為這是歷史事實，這是眾所周知的真相。

真實，就是真理；真話、真相，就是真理。堅持真理，就是說真話，講真相，而不能說假話，信假象。

八、對權力信仰的迷失

權力信仰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最大迷失，就像掉進深不可測的黑洞一樣始終走不出來了。權力的信仰，也就是權力拜物教。所謂的權力拜物教就是，只要有權就好使，而不論權力是怎麼來的，也不問權力的來源是否正義，也不問權力的行使是否得當。只要有權，就是值得信仰的，就是必須服從的。權力本身就成為信仰的根據、信仰的目標、信仰的目的。

普通民眾由於對權力的信仰、膜拜，於是就把自己的美好願望、幻想和不切實際的想法，比如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的想法，通過對自身權利的矮化而無限地強化和放大權力。普通民眾的心中對於清官——公權力掌握者所具有的主觀意識極強的嚮往，不但由來已久，而且總是揮之不去。對於權力的這種美好願望，始終是東方民族，尤其是中華民族習以為常且積重難返的極為荒誕的劣根性。

一有權力，人就立刻變了樣。是權力使人變了形、走了樣。一有權，人就變得飄飄然、心理就膨脹，就忘乎所以，正像俗語說的那樣：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林彪說：“有權，就有一切；無權，便喪失一切。”有權，就可以發號施令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號令一切。有權，就有真理，誰的權力大，誰的真理就越多；權力小的，真理就少；沒有權力的，那就什麼真理也都沒有了。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典型的權力本位。

官場上的權力本位，完全是民眾中廣泛存在的權力拜物教孕育出來的醜陋的果實。所謂的官升脾氣長，都是滿腦子權力拜物教的愚昧無知的老百姓給慣出來的，因為民眾出於對權力的信仰而面對當官的，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莫名其妙的敬畏、情不自禁的獻媚，還有更多的畢恭畢敬、點頭哈腰、唯唯諾諾等諸如此類的不堪作為。廣大愚民的權力拜物教與公權力掌握者的權力本位兩種意識的結合，有機地構成了中國社會極不正常的可恥現狀。

權力，是不應該也不值得被信仰的，因為權力應該而且必須來源於權利的認同。權力是屬於每一個公民的，是屬於整個社會的。沒有公民以權利對於權力的認定和贊同，也就是說，權力沒有得到權利經過法律程序的認定和許可，任何權力都是非法的，任何權力都是不應存在的。在此情況下，權力應當自動失效。只有經過權利的認定和許可，權力才是合法的，合法的權力才能行使自己的職責。

在確定權力時，權利具有舉足輕重的巨大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當權力行使職能時，權利應當起到獨一無二的檢查、監督和約束，批評以及促進之作用。權利的使命就是要保護好自己，就是要讓權力不能有任何閃失，不能有任何任性，不能有任何濫權。權力必須對權利謙卑、謹慎、忠誠、老實，必須以精益求精的服務顯示自身的存在價值。因為權力是為權利服務的，沒有對於權利的服務，權力則毫無價值可言，也喪失自身存在的意義。

基於此種認識，以往的權力拜物教看起來竟是多麼的荒謬絕倫？簡直是臭不可聞的垃圾!必須把權力拜物教扔到歷史的垃圾箱裡去；權力本位的陳腐思想再也不應該繼續一如既往地統治某些公權力掌握者們的漿糊頭腦了。他們應該從權力迷失的狀態中醒悟過來，深刻認識到權力服務於權利的本質、功能和價值之所在，要以謙卑的正確的心態做好服務於大眾、服務於社會的本職工作。也就是說，要把握好自己的本質，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遵守法律的基礎上，運用好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正當的權力。

九、對獨裁領袖的信仰迷失

對領袖的信仰，特別是對獨裁領袖的信仰，是中國人民的悲劇之源，災難之根。這個結論是在無數的痛苦、悲傷、災難裡面抽象出來的，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是對於領袖，特別是對於獨裁領袖信仰的世紀。信仰領袖，就像古代信仰皇帝似的。其實，獨裁領袖，也就是現時代的皇帝。人們通常認為，領袖做什麼都是對的，領袖總是洞察秋毫的，也總是超凡絕倫的。在普通民眾的心裡，早已把領袖毫無理由地，即便沒有理由也總是千方百計地製造理由地把領袖給神聖化，給抬高到不是人的程度了。

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對自己的領袖毛澤東也是歌功頌德，在毛皇登基之時情不自禁地賦詩一首，興致勃勃地寫出了 “時間開始了”------但獨裁領袖毛偉大對此則根本不予重視，也不予領情，幾年之後就雷霆震怒，因為胡風給毛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作主張的獨立的文藝觀點，毛便立馬毫不客氣地把胡風給關了起來，一關就是二十多年，讓其生不如死，死去活來，讓其充分地領略、體會“時間開始了”的真實含義。

對獨裁領袖的信仰，人們實際上就是通過對自我的矮化而拔高領袖、美化其形象的愚蠢之作為，顯然，這不但是十分滑稽的，而且更是可笑的，乃至於荒謬絕倫。由於人民不切實際的人為的自我渺小，與此同時又在不斷地拔高、抬舉領袖，甚而達到一廂情願的和異想天開的程度，於是乎，領袖由於被神化而變得儼然神氣活現、無所不能、神機妙算、呼風喚雨、想什麼來什麼。頌揚領袖沒個譜，匪夷所思，什麼詞都敢用，什麼話都敢說。一切都是讚揚偉大領袖的，都是為偉大領袖而存在的。每一本書，每一篇報道，每一首歌，每一個電視、每一朵花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脈上刻著他的口號，每一個市民每時每刻都要戴著偉大領袖的徽章。

領袖由於被賦予了人們的想象而變得聖明一樣不可侵犯、不可褻瀆、不可調侃，仿佛沒有領袖，人民群眾就什麼都不是了。正是因為有了領袖作為1，1後面作為無窮無盡的零的人民，方才有了意義、有了價值。沒有1，那麼多的零又有何用？沒有領袖，人民簡直什麼都不是了。正是因為對獨裁領袖的信仰，所以才能形成如下的場景：千萬朵葵花向著紅太陽；世界上最美麗的歌，都要為領袖而唱響；領袖的豐功偉績，千言萬語說不完；人民領袖人民愛，海枯石爛不變心；生，是領袖的人；死，是領袖的鬼，做領袖的鬼，活著不要命，死了也幸福！

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億萬人民，就是以這樣不可思議的癲狂狀態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難以理喻的、醜態百出的、群魔亂舞的荒誕劇、滑稽劇、悲劇加鬧劇。看一眼領袖，心都要蹦了出來，驚喜出一身身冷汗，淚水像決了堤的河流，漫過了臉頰，情不自禁地山呼海嘯的“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一浪高過一浪，瀰漫於天地之間。領袖——人民的大救星、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比生養我們的爹娘還要親、是我們最親愛的、最敬愛的希望和靈魂、是我們的指路明燈、是我們時刻準備著為之獻身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信仰。

領袖擁有絕對的權力。領袖有放火的自由，民無點燈的權利。領袖對人民的絕對主宰，不僅是對權力的壟斷，也是對文化、教育和思想的壟斷，也是對一切的壟斷。

獨裁領袖擁有絕對的真理，是毋庸置疑地天然正確的。對獨裁領袖的這種信仰，使一切自由的辯論、討論和說理都成為不可能。人們除了找到獨裁領袖的指示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地方，找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與之理論、爭辯。

人民由於被長期的洗腦而喪失了自己獨立的思想，由於喪失了自己獨立的思想而誤以為領袖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從而把領袖的意志當作主宰自己命運的意志，人民由於被完全徹底地進行了腦摘除術，所以就毫無意識地、稀里糊塗地把自己的命運交付給獨裁領袖來掌管、來支配，而不能獨立自主地掌握並支配自己的命運。人民由於自己的權利被剝奪而成為領袖的御使工具，而成為可以被獨裁領袖隨意擺布的奴隸。中國人民由於沒有自己的權利，因為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由於沒有自由，因為所有的自由都是不被允許的，所以就只能在無所作為的苟延殘喘中混時度日，在謹小慎微的唯唯諾諾中聽從領袖的指示和命令，其結果必然是除了苟延殘喘的非人的生活和境遇之外，就是奴隸似的毫無自主權利和地位的卑躬屈膝的悽慘命運。

領袖是不值得信仰的，尤其是獨裁領袖，更不應該被信仰。因為任何領袖，哪怕再偉大，也不過是一個人而已。是人，就自然有其應有的和必有的弱點、不足和種種欲望和私利。既然人人都有不足，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有罪惡，領袖也應該包括在內。只要是人，就都應包括在內。每個人都有其不容忽視的原罪。既然都是有罪之人、戴罪之身，當然領袖也就不能被排除在外，特別是獨裁領袖，就更是罪大惡極，這樣的人又怎麼能夠成為人們信仰的目標呢？除非領袖不是人，而且確實，在幾乎所有的極權專制主義的社會裡，獨裁領袖都被打扮、偽裝成料事如神、無所不知、洞察秋毫、百戰百勝、一點瑕疵也沒有、更不可能犯錯誤、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神祗一樣的人物，因為其日常生活的所作所為，都被列入國家的最高機密而根本不為人們所知曉，其日常生活與大眾完全地隔絕開來，其缺點、錯誤乃至於罪惡，都一點兒也不能暴露於眾目睽睽的陽光之下，而只能在陰暗的密室政治中悄悄地進行、被全部地秘密地遮掩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一切的秘密都變得公開化、透明化了，偉大的獨裁領袖以往所刻意營造出來的崇高形象完全是人為地編造出來的，是一點真實的內容也沒有的，是極權專制主義的不無美化的政治宣傳和肆意拔高的結果，實際的情況卻是，獨裁領袖既不偉大，也不高尚。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他只是掌握著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已。除了權力、除了寶座，所謂的偉大領袖簡直就是無知無識、一無所有。這樣的所謂的偉大領袖根本是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和歷史的考驗的，隨著其自然生命的消亡，其政治生命也常常是戛然而止。與所謂偉大領袖同時代的人民之所以能夠紛紛地上當受騙，完全是因為他們的信息不靈，信息被封閉、被隔絕所致。真實的信息，人們根本無從知曉，扭曲的虛假的信息倒成為人們時刻面對著的現實，故而偏見根深蒂固、積重難返。長而久之的偏見和信息不靈，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泱泱之眾的廣大愚民。世上本來沒有愚民，但謊言到處瀰漫，久而久之，不是愚民，後來也就都變成愚民了。

對獨裁領袖的信仰，就是愚民自我顯示的重要表現。眾多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幾乎所有的獨裁領袖都是用各種各樣的美妙的、天花亂墜的語言給喬裝打扮出來的、給裝潢修飾出來的。對獨裁領袖的神化，總是千方百計，使出渾身解數，無所不用其極，也就是說，任何正常不過的小事，都極盡讚美成所謂的豐功偉績，大樹特樹其偉岸的光輝形象，唯恐天下人不知不曉，至於其缺點、錯誤，則乾脆就隻字不提，即便提了，也是一帶而過，或者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予以搪塞、推脫。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於領袖的罪惡，甚至滔天大罪，那就乾脆找來替罪羊，來代替獨裁領袖受過。獨裁領袖頂多只是受了壞人的蒙蔽而已。獨裁領袖本身則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如果沒有獨裁領袖的英明領導，那麼，我們就很有可能直到現在還在黑暗的摸索中痛苦地掙扎著。所以，獨裁領袖哪怕是犯了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那也是應該饒恕的，而且也是必須饒恕的，頂多可以搞個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哪怕一開都不開，那也必須三七開。領袖的罪惡不能說是罪惡，但卻可以偷梁換柱地或者是狸貓換太子地說成是錯誤。不要糾纏於歷史的舊賬，要一心一意地向前看。歷史的問題宜粗不宜細。粗粗地一看，那還過得去。歷史要是細看的話，那就簡直沒法看了。正是鄧小平的這種胡攪蠻纏的和恬不知恥的混賬方式，為其後來的六四大屠殺以及其後的全面腐敗和徹底墮落埋下了極端可恥的深刻伏筆和值得發掘的罪惡之禍根。

對獨裁領袖的信仰，實質上就是對肉身的偶像崇拜。按照聖經的說法，人是不可以對肉身的偶像進行崇拜的。對肉身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不可饒恕的罪惡，是巨大災難的根源，是悲劇的萬丈深淵。而我們中國人在上個世紀對獨裁領袖的信仰本身，從根本上就是違背基督教精神的，是違背《聖經》教導的。《聖經》上早已規定了的、不許人們進行肉身的偶像崇拜，可是中國人卻偏偏要進行偶像崇拜，作為違背《聖經》教導的罪惡結果，我們中國人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而且還無法自拔。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人簡直是沒救了。因為愚民太多，所以總是搞肉身的偶像崇拜。

在這樣的一個不宜居住的混賬透頂的地方，誰要是一當皇帝、一當主席、一當總書記，老百姓立馬就對這樣的一個位高權重之人，情不自禁地開始信仰起來。聽這樣的人發表一通裝腔作勢的高談闊論的重要講話，心中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了莫名其妙的無限憧憬和希望，似乎終於盼來了期待已久的明君了，但沒過多時，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盼，就像刮了一陣不留痕跡的清風一樣，飄然而去，不見蹤影。於是，又再一次進入熱切期盼的過程，同樣的心理、同樣的思緒、同樣的幻想又重蹈覆轍，又一個心中的明君終於如此這般地登上了新的歷史舞台。十年已經過去，二十年已經過去，三十年、五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就是這樣充滿希望地、希望失落地、再充滿——再失落地循環往復，以至在無窮無盡的怪圈中虛擲了可貴的、大好的青春年華。在對獨裁領袖的信仰中，中國人民無端地耗費著極其寶貴的生命，備受艱辛，艱難度日。一代又一代可憐可悲的中國人，在對獨裁領袖的信仰中就是這樣苟延殘喘地、非人地混過了一生一世。

在極權專制主義的國家和社會裡，到處都擺放著獨裁領袖的畫像、雕塑、語錄，無處不是對肉身的偶像崇拜。電台里有影，電台里有聲，報紙上的頭版，不但有獨裁領袖的高大形象，而且還有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重要指示，等等。總之，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國家或社會，無一不是人權災難頻頻發生的國家和社會，無一不是沒有法治、更談不上憲政，老百姓因而倒霉透頂、有理無處說、好人遭殃、惡人得好的野蠻之至的國家和社會。因為這種情況充分地表明：這個國家、這個社會裡的人民仍然處於極權專制主義橫行霸道所造成的深重的苦難和悲劇之中而不得自拔。可以認為，現在的世界上，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落後、貧困、苦難的國家，那裡的人民沒有不倒霉的，沒有不遭難的，沒有不冤假錯罪案的；肉身偶像崇拜的社會，也必定是個毫無希望、毫無前途的流氓無恥的社會。什麼都談不上，總之，是暗無天日，無恥之極的所在。

對獨裁領袖的信仰，只能證明中國人的卑微、無知、無能、無望。中國人民被強制迫害所形成的卑微，反襯出權勢者的高大。普通民眾的地位由於自身權利的喪失而呈現出跪拜的狀態，所以愈顯獨裁領袖的巍峨、高聳。如果人民都能夠擁有自己的權利而真正地站立起來，而與獨裁領袖平起平坐，人格、尊嚴都對等，那麼，獨裁領袖即便想給社會造成災難，那也都沒有任何可能性，更沒有條件和機會。中國人民只有擁有全部的自主的權利，才有能力徹底否定、放棄並排斥對獨裁領袖的信仰。

人民應對自己的能力有信仰，而不是對領袖有信仰。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正常的社會、合理的社會、文明的社會。

十、對國家的信仰迷惑

對國家的信仰，是權力拜物教的重要表現，更是權力拜物教的極端表現。從理論上講，國家是由一定的地域和在其中生活的一定的人群所組成的，在這些人都擁有的差不多的或相同的語言、文化、風俗和習慣等等的這麼個地方，才能叫做國家。國家原本是地域概念，任何國家都是歷史上疆域不斷變動的地域概念的統稱。人們習慣於用地圖來表示國家，就是因為國家是地域概念。而不是政府及其代表的政治國家之概念，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國家也是一個歷史概念。一講國家，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其歷史的沿革、歷史的變遷、歷史的人物等事項。國家可大可小，也可以因為戰爭等原因而有所變化。在三千多年前的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好幾十個乃至上百個大大小小的國家，有的國家才那麼個小不點兒大而已，可能跟現在的一個小城或一個鎮差不多少。由於國家眾多，所以互不相讓，你爭我奪，打得不亦樂乎，都打成一鍋粥了，所以被這個時期叫做春秋戰國時代。在春秋戰國，由於各國的統治者都把精力主要放在攻城略地、開拓疆土的征戰方面去了，也就沒有更多的精力去考慮知識分子們的思想、學術等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偶然地出現了極為難得的中華文明繁榮昌盛的短暫的輝煌時段，即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授徒傳教、樹門立派，一時間各種學術蜂擁而至，不同思想光怪陸離、光彩奪目，多姿多彩的文明交匯涌聚、蕩漾開來，中華文明的繁盛氣象由此而得以奠定。古代學術竟在各國互相爭戰的艱難夾縫中生成、發展與逐步成熟起來，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此乃中華民族開創文明先河的不朽之奇蹟。

在春秋戰國的硝煙瀰漫中，在紛紛揚揚的廝殺叫喊中，諸侯國之間打來打去，後來打成了七國。七國之後又開始爭霸，所以才有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之謀略。連橫合縱的實質就是戰國時期各大國為拉攏他國而進行的外交、軍事鬥爭。合縱，即“合眾弱以攻一強”，用於阻止強國對弱國的兼併，就是南北縱列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強國，阻止秦國和齊國兼併弱國；連橫，就是“事一強以攻眾弱”，即為隨從強國進攻其他弱國。就是秦國或齊國拉攏一些國家，共同進攻其他的一些弱國。後起之秀的秦國，通過變法圖強而逐漸強大起來，最後竟滅亡六國而實現了統一。於公元前221年，全中國的偉大領袖秦王贏政在當時的首都——咸陽，宣告大秦帝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終於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的開創者，乃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雖然秦王朝很短暫，但秦始皇的影響卻源遠流長。此後至今，中國的歷代政制皆沿襲秦制。秦始皇的大一統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並且也毒化了中國千百年的歷代統治者，仿佛只要是大一統的，就是好的，大一統的國家哪怕再殘酷、暴烈、無恥，也是毋容置疑地正確的，也是擁有無可取代的至高無上的價值的。

對於國家神聖性的信仰和崇拜，實在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識。特別在農耕時代，由於信息的普遍閉塞，勞動工具的簡陋，人們常常靠天吃飯。個人的渺小尤其凸顯國家的強大，而國家的代表——君權神授的天子，也就是皇帝，則普遍地為人們所信仰。對國家的信仰，通常具象化地落實到對於皇帝這個國家的象徵和代表的具體人物的信仰。

國家是通過權力體系而自我顯示的，皇帝則是權力的最高代表，歷史上的皇權就是至高無上的國家統治權。這，就是對國家信仰的具象化。國家是一個廣大的範圍，這是就地域而言；國家是各種各樣的廣大人群，這是就其人口而言；國家有其特定的語言、風俗習慣、歷史沿革，等等，這是就其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

上個世紀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的信仰，變成了極其狹隘的對於黨國的信仰。因為政黨控制了國家，國家則由一幫子人，即有權有勢者所把持、所掌握，故而叫黨國。信仰國，首先就得信仰黨。而黨是由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聯合、而結合起來的一幫子人所組織起來的，而人又是各不相同的，素質也是參差不齊的，更成問題的是，人常常是變易的。因為人是不一定可靠的，所以由一幫子人組成的政黨也就不一定可靠了；進而言之，由政黨掌握的國家權力，也就順理成章地變得很不可靠了。由一幫子人組成的政黨執政的國家，在極不可靠的情況下，還值得人們一如既往地和一以貫之地信仰嗎？

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乃是統治階級壓迫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行使的是專政的職能。這種對國家極為狹隘的紅色意識形態之理解，謬誤頗深，也的確害人匪淺。國家應該是尊重人權、保衛人權、實現人權的制度體系，是追求正義、捍衛正義、實現正義的法律秩序，非此，則不足以稱國家；非此，則不足以稱社會。

國家必須擔負起自身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保護人的生命、財產和權利，而不能使任何人遭受任何的損失，但為公正的法律所認可的除外。如果國家不能夠擔負起自身的保護人的生命、財產和權利的神聖使命和責任，那麼，與其有這樣的不尊重人權、不保護人權，反而還迫害人權、毀滅人權的國家，那還真不如沒有這樣的窮凶極惡、蠻橫霸道、坑人害人的混賬透頂的所在；與其有這樣肆意妄為地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貪污腐敗成風、假冒偽劣盛行的渾濁不堪的社會，還真不如沒有這樣的人性缺失、良知泯滅、道義空白、好人得惡報、惡人得好報的下流坯國家！

在中國這個政治一元化的所謂的政治大國里，觸目可見的都是致命的政治。什麼叫做政治大國？所謂的政治大國，也就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流氓大國、惡棍大國、罪惡大國。在這樣的國家裡，千奇百怪、各種各樣的、暴風驟雨的恐怖的政治運動一陣緊似一陣地席捲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風雨過後則是哀鴻遍野的、慘絕人寰的、伏屍千里的紅色景象。這，就是對國家信仰的必然之惡果。

對於國家的信仰，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始終沒有逃離出來的長長的彎路。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向來提倡對於國家的信仰和膜拜，其結果就是給人類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信仰國家、迷信國家，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是極不可取的，都是很不明智的，都是問題多多的。因為國家從根本上是不值得人們信仰的。與其信仰國家，還不如信仰你自己的權利，還不如信仰你自己的尊嚴。人的尊嚴、權利、自由、幸福等等，如果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麼，這樣的國家就是值得珍惜的地方。否則的話，棄之而去，又有什麼惋惜可言？

對國家的信仰，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愛國，可能沒有什麼錯，至少不是什麼大錯；但愛國主義，也許就不能不是個很成問題的事了。有多少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卻專門拉大旗作虎皮地極力兜售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瞞天過海，招搖過市。這樣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更是司空見慣的。愛國主義甚至變成了某些政治流氓的最後的避難所。千萬不要讓愛國主義的迷幻藥迷住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不清問題的真相；也不要讓愛國主義的口號占據了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根本辨不清前進的方向。要正確地對待這個問題，以正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立馬就可以涇渭分明了。

有的愛國賊，口頭上總是愛國，“愛國主義”比誰叫得都歡，但實際做得卻是一塌糊塗，不堪入目，簡直沒法提。希特勒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最大的愛國賊。他口口聲聲地“愛國”，卻把整個國家都拖入到自我毀滅的烽火連天的血腥廝殺的戰爭之中，最後都變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滿目瘡痍的廢墟了。還愛國主義呢，都把國家愛成了一個大大的垃圾場了。

毛澤東也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愛國賊。在這方面他也許跟希特勒同志有得一拼，可能更甚。一方面，愛國主義口號喊得是連天響，又是發激情洋溢的宣言，又是貼各種各樣的標語，又是弄些憤怒的聲明，忙得個簡直不亦樂乎；另一方面，卻總是干著一些根本見不得人的賣國求榮的陰暗、罪惡之勾當。毛共跟大日本皇軍勾搭連環，互換民國政府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無所不用其極地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以保存實力求發展，以欺世盜名奪政權！對冒名頂替的各種各樣的愛國主義，善良的中國人啊，必須提高你們的警惕。一不小心，就極有可能上了大當，受了大騙，要時刻銘記我們慘痛的歷史教訓吧！切記、切記！！

有鑑於此，應當懷抱一個堅定的信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樂土，哪裡就是家園、哪裡就是國家。因為人的本質就是自由。沒有自由的地方，與其叫做國家，莫不如叫做地獄。這麼理解國家，可能會變得更加實際一些。

沒有個體，沒有個體價值，沒有個體權利，就沒有國家，沒有國家價值，沒有國家權力。國家的一切，完全是為個人而設置的。愛國，首先要尊重自己，要愛自己、要愛自己的一切、愛周圍的朋友、同學、同事、愛自己的親人，因為這些就是國家存在的觸目可見的標誌、根據和理由。沒有個體，還哪裡談得上什麼虛無縹緲的國家？

結論：

如上所述的十大信仰迷失、信仰迷霧、信仰迷局，確實給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巨大、極其深重的災害、痛苦、難過、悲傷，等等。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這些信仰迷失、迷霧和迷局的危害之所在，徹底挖掘其賴以產生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根源，以便於順藤摸瓜，找到禍根，並加以立刻的斬斷和去除。如此，我們才能夠為確立正義的信仰而開闢出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明亮的、寬敞的、平坦的道路。

1、去除信仰的迷失，就必須“認識你自己”

希臘，是西方文明極為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另一個發源地是古代意大利羅馬)；在雅典的一個神廟裡，寫有一句振聾發聵、雷鳴電閃的警句：“認識你自己”。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必須認識到自己的價值、自己生存的意義；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災難就會降臨，命運就會不濟。

由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民不能對自己的價值有所認識，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所應有的不可剝奪、不容藐視的權利，由於不能真正地認識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就是自由，就是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選擇自己政治代理人的自由等在內的所有自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信仰陷入到迷霧重重的境地而無可自拔，都是因為不能“認識你自己”所導致的不良之惡果。

要衝出以往的信仰迷霧，要從信仰迷失的泥潭中掙脫出來，就必須首先做到“認識你自己”。不“認識你自己”，是根本不行的，是必然招致禍害的。

2、人權高於一切

要確立正義的信仰，就必須尊重人的一切權利；並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信仰人的一切權利。這就是說，人權，是值得信仰的；人權的至高無上的價值，是值得信仰的。換言之，信仰人權，乃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除了人權，其他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值得信仰的。

信仰人權，就是信仰我們每個人都是頂天立地的人，都是擁有全部權利的自由人，因為自由人必然擁有不可剝奪、不容藐視的人權。人權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社會裡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任何東西，無論就其價值來說，還是就其意義而言，都無法與人權相提並論。人權高於一切，人權大於一切。人權不但大於黨派、組織、集團、部門，而且還大於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等等。

任何主義、理論、集團、部門、制度，甚至國家，社會，等等，都是以人為目的、是為人，而由人所建立的，也就是說，都是為人服務的，都是為了尊重人、保護人、實現人的價值的；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這樣的主義也好，那樣的理論也罷，這樣的制度也好，那樣的國家也罷，究竟還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存在價值呢？恐怕真的連一點點的價值、一點點的意義都沒有了。

凡是不能尊重人權的、不能保護人權的，不管是什麼東西，不管是主義，還是理論，不管是制度，還是國家，也不管是其他的什麼東西，哪怕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哪怕自稱是最好的，是最偉光正的，那也是應該而且必須堅決地拋棄的，那也是根本不可以存留的。

國家絕不能以所謂高尚的名義，以所謂人民根本利益的名義而肆意妄為地和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奪個體權利、個體利益、個體價值，倘若如此，那就是國家在犯罪；制度亦應做如是觀。這就是說，制度不應成為否定、剝奪、壓迫人權的工具，不能成為取締、消除、殲滅人權的強大力量。倘若如此，那麼，人權就可以不要這個制度，人權就必須對這種反人權的制度進行適得其所的改變、更換等等，以適應人權的需要，以滿足人權的要求。

人權無論如何必須爭氣，人權必須顯示自己的能力，人權必須具有自身的魄力。

3、人權必須自立、自主、自為、自強

人權自立，意味著人權獨立。人權自有自足的價值、自足的意義。人權可以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人權先於任何其它的權力而獨自存在。社會的各種設施，無論是黨派也好，還是政權機關也罷，甚至國家，都是為人權而存在的，都是人權的附屬物而已。不能為人權服務的任何組織、機構，包括國家、社會等等，也都沒有存在的意義了，也沒有其價值和存在的理由了。社會裡的一切都要為人權的實現而運轉、而努力。

人權自主，意味著人權不但獨立，而且自主。人權決定一切價值、一切意義，也決定一切非價值、非意義。人權認定什麼，那就一定是什麼。現代文明社會，是人權決定一切的社會；進步發展的國家，一定是人權說了算的國家，數風流人物，還得看人權的自主性、人權的決定性，人權說了算。一切都得為人權服務，都得為人權的實現服務。只有完全徹底地實現人權，那麼，一切的事情可能就都好辦了；

人權的自為，就是指人權必須當仁不讓地、大義凜然地和想方設法地捍衛自己、保衛自己，以使自己免除任何形式的迫害、任何方面的損失。捍衛人權，就是正當防衛，就是天經地義。人權倘若遭到恐嚇，那就必須排除造成恐懼的根源，消除恐懼之影響。憑什麼要讓人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瑟瑟發抖？究竟有什麼罪惡的目的和不良的企圖？這些都要一一追究，都要查得個水落石出，一點兒也不能含糊，決不能讓任何恐懼性的東西在我們的社會裡像癌細胞一樣地擴散。一經發現這種恐懼性的癌細胞，那就必須當機立斷地予以清除、消滅，以使我們的社會不能遭到恐懼的不斷滲透和大規模地癌變。大家都在免於恐懼的社會裡心情舒暢地生活，是不是要好於擔驚受怕地活得個揪心待命、生不如死？

只要人權認為不妥的，那就必須不失時機地加以改正；只要人權認為需要進一步改正的，那就需要趕快行動起來，不要耽擱。聽從人權的命令，保准沒錯；按照人權的指示去做，肯定有利於事業的發展。一切為了人權，一切為了人權的實現，那就肯定功德圓滿、心想事成；

人權自強，這就是說，在人權自立、自主、自為的基礎上，人權是強大的，是不可戰勝的，也是戰無不勝的。人權的強大，就是希臘神廟中“認識你自己”這個神喻的真正實現。人只有在充分地認識到自己全部價值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地尊重並珍惜自己。如果不能對自己的價值有所認識，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就很可能被別人所利用、所愚弄，這，正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普遍悲哀。由於人權虛弱甚或沒有，所以強權肆虐、橫行無忌、胡作非為，所以災難頻頻、痛苦多多，豈能不讓人百感交集，悲憤欲絕？如果人權強大，人權就是一切權力的主宰。任何組織、機關、長官、領袖等等，就都不能、也不敢肆意濫權，就都必然老老實實地在法律的範圍內盡職盡責地從事各種有益的活動了。

人權必須使自己不斷地強大起來。人權必須取得征服極權、消除專制的全面勝利。我們不失時機地舉起“人權立國”這一卓然醒目的偉大旗幟，實在是引領歷史潮流的風氣之先，也無疑是振聾發聵、開天闢地的社會創新和制度創造的首善之義舉。

4、信仰重建

二十世紀信仰迷失的廣大沼澤地，除了滿目瘡痍的不堪入目的到處是危險、到處是深不可測的深淵，還能剩下什麼值得發掘的、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呢？面對深入而廣泛的乃至於無窮無盡的空虛，面對浩渺蒼茫的、水窪遍地的一處又一處的陷阱，我們又如何能夠平靜地自處？我們又如何能夠確立正義的信仰？這，就不能不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信仰重建。

在沒有信仰時，需要建立信仰；在信仰失落的地方，尤其在中國大陸這個信仰已被深深地而且是長久地毒化了的泥濘不堪的廣茂的場所，重建信仰，不能不極為迫切地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如果我們的確心嚮往之地企望中國大陸可以有朝一日地屹立於世界的文明之林，成為一個有尊嚴、有價值、有資格的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那麼，我們就必須矢志不渝地和百折不撓地著手研究信仰重建的相關問題。

信仰重建，是百般艱難的重大使命和歷史任務，需要調動有識之士的一切知識、智慧、才華乃至天才等各種各樣的資源，需要克服並戰勝所有以往不正、不義之信仰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障礙和磨難。並在此基礎上需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不失時機地搶占先機，集無數的小勝為一次或若干次大勝，以使信仰重建的工程由淺入深、由易而難地、紮實而穩妥地開展起來，進行下去。

信仰重建，是涉及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精神建設、思想建設的的系統工程，不但涉及每個階層、每個部門、每個方面，而且還與每一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因為這是有利於每一個人，同時也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大事情。只有清醒地認識到信仰迷失的危害，因為我們的信仰誤入歧途已經太久太久，很多錯誤的信仰仍然在統治著我們的精神，仍然在占據著我們的生活，仍然在泯滅著我們的價值，所以，我們必須下最大的力氣，盡最大的能力，堅定不移地改正我們的錯誤，不失時機地修正我們不對的信仰。而這，乃是信仰重建的要義。

重建信仰，我們必須是非分明，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稀里糊塗、渾渾噩噩了；我們必須明確善惡，再也不能黑白顛倒、頭昏眼花了。我們一定要做個明白人。既然是明白之人，就要做明白之事；既不負黃天后土的希望，又對得起我們的列祖列宗，以不負我們作為大寫之人的君子形象。這，正是信仰重建的價值之所在。

信仰重建，就像道德重建一樣，百廢待興、艱難曲折、任重而道遠，實在是民族大義之所託，社會發展之熱望，人傑地靈之使命。其意義巍峨高遠、山高水長，如照耀大地之日光，如夜幕繁星之璀璨。

信仰重建，也是道德重建的波瀾壯闊的偉大的歷史過程。中華民族的道德風範，決不能因為上個世紀的沒落而全部地塌陷。照理說，中華民族的道德，以仁義禮智信，以溫良恭儉讓，而風靡於世，且長達千年，並獨步於世界的歷史冊頁中，為包括日本、朝鮮的歷朝歷代的人民所驚嘆不已並心嚮往之，也為意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西方傳教士們所熱烈地禮讚並情不自禁地膜拜。中華民族在道德重建之後，毫無疑義地將會有力地恢復中華千年歷史的輝煌風采，並吸納所有民族的優秀成果而集於一身，從而換發出中國人新時代的道德風尚。

信仰重建，是確立正義信仰的基礎，並為正義的信仰鋪平堅實而廣闊的道路。正義的信仰，乃是重建信仰所要經歷的必由之路，也是其必然走向的最終目標。正義的信仰引領道德重建的整個過程，並為道德重建注入生生不息的和源源不竭的強大的精神核動力。

確立正義的信仰，乃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僅僅幾年是遠遠不夠的，幾十年恐怕也不見得夠，可能需要至少一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不要奢望一蹴而就，要做好艱難困苦的充分準備，特別是要確立正義的信仰，這簡直就是萬象更新的和脫胎換骨的巨大的社會工程。

確立正義的信仰，我們就必須了解自由信仰的價值。真正地尊重自由，無限地熱愛自由，不惜代價地追求自由。只有信仰自由了，我們才可能擁有正義的信仰；在信仰不自由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確立正義信仰的。所以，信仰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是至關重要的，是絕對重要的。

5、社會重建

確立正義的信仰，就是為社會秩序的重建打下堅實的基礎，就是為最終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做以充分的準備。現實的社會秩序很成問題，可以說問題多多，而且不是一般的混亂，而是十分的混亂，特別是在一些位高權重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團沒心沒肺地悶聲發大財的不良帶動下，整個社會都變成了假冒偽劣盛行於世的、缺德透頂的、不適合人居的虎狼之地、混蛋之所、下流國度。這麼搞下去，又怎麼可以？又怎麼能行？因此，社會秩序必須重建，總是這個樣子，那是根本不行的。

確立正義的信仰，不但是道德重建的必需，而且也是社會重建的必需。社會重建，應該、可以而且必須以正義為基礎，以正義的信仰為指導；以正義為尺度，以正義的信仰為標準。只有以正義做旗幟，道德重建才能確立應有的正確的方向，社會重建就會擁有源源不絕的雄強能量。沒有正義，是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的；沒有正義的信仰，是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的，不管是道德重建，還是社會重建，都得需要以正義為基礎、為本質、為標準。正義是靈魂。沒有正義的靈魂，無論道德重建，還是社會重建，亦或是其它的例如文化建設等等，都是搞不成的，都是要誤入歧途的；正義是旗幟，引導我們的道德重建和社會重建不斷地前進，攻堅克難，無往不勝。

確立正義的信仰，對於社會重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從極權專制主義走向民主自由的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其作用更加明顯，其意義更加非凡，因為正義的信仰作為無可替代的極為重要的軟實力，對於社會轉型具有無以言喻的巨大的推動力。

確立正義的信仰，這是公民社會新時代的深情呼喚，這是中國大陸走向文明、擺脫野蠻、征服極權專制、實現民主自由的社會轉型的熱情渴望，這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未來的絕對不可或缺的剛強信念。

確立正義的信仰，不但是每一個中國人可能或必然具有的軟實力，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眾志成城地建設未來公民社會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限遼遠、極為豐富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