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国汀 写于 二零一零年

　　概要

　　作者是执业21年的中国海事和人权律师，法学教授，1984年初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谬论”，“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的论点，因此前后八次受到中共政权的政治迫害；自2003年以来，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对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极权、专制、流氓、吸血鬼、骗子的非法暴政和论证了中共是个犯罪利益集团；从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社会，新闻，宗教，司法，法院，律师和环境全面详细论证了中共暴政群体滥杀和抢劫公私财产；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习惯、道德；强暴阉割国人精神，毒化青少年的心灵；严重污染自然环境，破坏毁灭生态平衡等滔天大罪；本书是迄今彻底揭批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最全面深刻细致的理论与实务专著，有助于国人彻底认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流氓犯罪本质，是启发民智唤醒民众的必读书，值此中国巨变前夜及时出版，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序言

　　《郭国汀论中共》是继《九评共产党》之后，又壹本深刻揭批中共暴政邪恶本质的专著。如果说《九评共产党》侧重于从历史角度全面清算中共暴政罪行的话，那么，《郭国汀论中共》则是侧重于从学术理论和司法实务角度论证中共暴政的非法性、犯罪性、腐朽性及其对中国的深重祸害。

　　2002年被Legal500评选为“亚太地区中国最佳海事律师”的郭国汀先生，是首批献身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著名律师。在21年执业律师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对中共暴政的残暴和罪恶，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凭著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勤学善思的特质，郭国汀先生对共产党暴政产生的理论根据与实务根源，共产主义理论的谬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对中共暴政的产生原因，作了寻根究底的研究。除了深入比较研究了所有中文批判中共暴政的各类有代表性著作之外，还认真查阅了有关国际共产暴政整个历史和根源的上几十部英文专著。

　　在这些丰富实践和带著问题刨根问底奋发求学的基础上，郭国汀先生自2005年被迫流亡到加拿大以来，对中共暴政作了全方位的系列评论。这些评论是不计报酬的奉献之作，是出于彻底终结暴政的使命感之作，是出于真正的正直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之作，是出于面对中国广大黎民百姓惨遭中共暴政超级奴役和压榨惨状而发出深度悲悯的良心之作，也是充满反抗中共暴政正义感之作。

　　《郭国汀论中共暴政》壹书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闻、宗教、历史、司法、法院、律师、教育、环境……各个层面，论证了中共暴政杀人、抢劫、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罪行，论证了中共暴政在宗教、风俗习惯、道德诸多领域摧毁国人精神信仰、严重污染和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毒化青少年的心灵与精神等等壹系列滔天大罪。

　　《郭国汀论中共暴政》充分论证了中共暴政是个超级专制的极权暴政，中共本质上是壹个不可救药的名副其实的流氓匪帮骗子党！中共暴政统治集团就是壹个名副其实的土匪、骗子、流氓、吸血鬼、彻底丧失了人类良知的五毒俱全的官僚特权阶级犯罪集团。

　　《郭国汀论中共暴政》对中共专制独裁暴政违背人性违背自然，终必土崩瓦解遭到全体中国民众彻底唾弃和清算的必然性，作了充分的论证。

　　《郭国汀论中共暴政》壹书堪称中文世界彻底揭批共产党极权专制暴政最全面最深入的专著。《郭国汀论中共暴政》壹书是壹部唤醒国民彻底认清中共暴政犯罪邪恶本质的好书。在此中国政治制度必将发生天翻地覆重大变革、中国民主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出版此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可读性，会成为当代中共国民主革命非常重要的启蒙读物之壹。

　　陈尔晋

　　２０１１－１－１５

　　谨序于丹麦流亡寓所

　　第壹编：中共政权的非法性

　　第壹章：论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合法性

　　“中共是大陆合法的领导力量，中共建立了统治秩序，中共的统治可以维持中国社会的运转。即便从自然法的角度讲，我们有革命的权利，我们也没有整合社会秩序的能力，中国只能出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

　　依“中共是合法的领导力量”推论，中共政权当然合法；其合法理为：①中共建立了统治秩序，可以维持中国社会的运转；②我们没有整合社会秩序的能力，（若中共跨台）中国只能军阀混战。进壹步推论则是推翻中共极权暴政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此结论荒谬绝伦。然而，不但国人，甚至有些民运人士也有此种糊涂认识，因而确有深入研讨之必要。本文即是回答：中共政权的本质？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暴政吗？判断政权合法性的客观标准？中共政权合法吗？推翻中共暴政有罪吗？

　　壹、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流氓暴政

　　1．中共政权是暴政。

　　众多人类思想大哲早已指出：“把意见当作罪恶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为每个人对自已的思想有不可夺取之权”；  “控制人心(思想)的政府,必定是暴虐的政府”；   “自由判断之权越受限制，我们离人类的天性愈远，因此政府越变得暴虐” ； “暴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  “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它容不得知识渊博的人民。禁止议论政府的活动，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无可争议的证据”；  “暴政在壹切时代都是自由的敌人，它总是残酷地迫害那些以自己的著作或演说就壹些最重要的问题启迪本国同胞的人。只有卑鄙龌龊的人才害怕真理”；  “暴政是以暴力为依靠的非正义的行为”；  “暴君甚至对思想也总是力图实施暴政，凡与其思想不同者，均被视为不能有生存权力的叛乱分子。专制君主厌恶任何自由思想，且会怒不可遏地予以扑灭”；  “绝对权力是荒谬的，专制和暴政和无政府主义壹样，不能称为政体，专制君主和暴君是强盗，土匪，是儧位者”；  “利用暴力剥夺人们最根本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无异于建立暴政或篡夺权力。这样的政权已经不算政府，只能算是滥用权力，儧越权力，只能算是抢劫作乱”；  “人们优柔寡断，漫不经心，听任事件自流和恶习横行，在国家中就会到处建立起某种冷酷无情的暴政来”；“暴君统治下的庶民，除了忍耐和懒惰，恐怖同时并存的壹些有用的奴隶品质以外，别无其他德行”。

　　哲学家霍尔巴赫对暴政的概括最为经典：“凡是力图满足私欲，而不遵守自然法和不关心社会利益的政治；凡是利用人民为了自身安全而委托给政府的权力来奴役人民的政治；凡是用不法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财产，人身和自由的政治；凡是毫无理由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费人民财产的政治；凡是抹杀人类良心，强使人们服从自己的宗教，观点，成见和偏见的政治；凡是统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时，就采取强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摧残的政治；凡是违反人民意愿而力图统治人民的政治。就是暴政”！

　　共产党人以建设无剥削的理想社会为借口，肆无忌惮地用血腥暴力消灭壹切被称作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制和有产阶级。凡是反对其谬论或对此持疑的所有国民皆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于是实行肉体消灭和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控制人的肠胃到大脑的无所不在的超级暴政。中共极权暴政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摧毁壹切传统文明文化宗教习惯，成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中共依赖苏联财政军事援助，凭借非法暴力颠覆了亚洲第壹个共和民主政府，不但复辟专制，而且陷于比满清还要残暴腐败专制百倍的共产极权暴政的深渊。因此，中共武装叛乱夺权是逆历史潮流的社会大倒退，而中共政权是比封建专制更恶劣百倍的极权专制暴政!

　　在中共暴政下，整整几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被摧残壹空，九州生气消耗殆尽，中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国民为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经受了“人不成其人”的极端的屈辱和痛苦。 因此，中共政权是货真价实的暴政！

　　2．中共政权是极权暴政。依胡适归纳极权主义有20个基本特徵：其中最突出者有三：①绝对性的官方意识形态；②官僚特权集团控制壹切权力，垄断大众传媒、军队、国家机器及全部社团组织；③实行秘密警察特务统治。维持极权统治主要依赖：暴力镇压、恐怖威胁、欺骗。极权制度现化化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壹是用现代化通讯、交通手段对从大都市到穷乡僻壤进行无时不在的洗脑和精神控制。人们无法避开聆听统治者每天貌似公正的训示、接受精心伪造、阉割具导向性的各种资讯、观点。长此以往，于潜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识，成为奴隶而不自觉！成为统治者的走狗，或御用文人。二是实力差距绝对化，没有组织的民众对绝对拥有大众传播、军队、全部的权力组织武装到牙齿的极权统治者，几近断绝了被统治者组织武力反抗的可能。极权制度是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超级暴政”。 中共盗国窃政57年，强制洗脑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主义壹以贯之；中共独裁垄断壹切国家权力，精致化的新闻控制与封锁；厉行党禁，报禁，言禁，网禁；军警特公检法司监狱完全沦为暴政奴役国人的工具；禁绝公民社会，诸如宗教业工会农民协会及各行业协会均强制党化奴化；行政管理日益黑社会流氓化，秘密警察特务无孔不入的恐怖统治已渗透到全社会各角落。大陆国人在中共极权暴政下，实质上沦为没有政治权力的犹如《动物庄园》里的猪那样的超级奴隶。

　　3．中共政权是专制暴政。霍尔姆斯精辟地指出“专制制度，以荒谬绝伦的贪心为基础儧窃政权，它认为当权者的任何旨意对社会都应当是法律”； 专制政体的残酷统治靠恐怖来巩固；专制制度总是力求窒息会使人获得真正自由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人变得有理性；专制国家的原则绝不是荣誉，因为在那里人人都是奴隶。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品德是绝对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专制制度需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壹切勇气，窒息壹切雄心。专制国家，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 中共专制暴政下，全体国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而唯剩下猪权-敢怒不敢言的生存权，人们皆生活在人权毫无法律保障的没有思想言论信仰舆论新闻结社出版学术自由的可悲的非人奴役之中。

　　4．中共政权是流氓暴政。无论政治流氓抑或社会流氓，皆以无视道德与法律，不惮天道人伦为特征，社会流氓欺人、窃钩；政治流氓欺国、窃政。从文革中杀戮妇孺、轮奸女囚、逼迫女“反革命”和公牛交配，到警察屡屡公然强奸法轮功女学员，以残害女性生殖器为乐，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中，太石村殴打记者、教授、任意剥夺人权律师执业权，直至威胁暗杀人权律师高智晟，酷刑人权斗士郭飞雄，软禁绝食抗暴人士，无不突显中共暴政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5．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万官贪污不抵壹党窃国。公款养党是窃国行为，其罪恶程度超过壹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养党费最保守计为两千二百六十多亿人民币。 此外，镇压法轮功每年滥用国库资金数百亿。这些养党费和镇压费皆属中共滥用民膏民脂的罪恶。

　　6．中共政权是愚蠢无能下流无耻祸国殃民的暴政中共政权是壹个极端邪恶毫无人性的暴政。

　　① 窃取大陆政权后，为了维护其独裁无能的统治，长期不制定法律，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监禁、滥杀无辜国民，制造数千万冤假错案；② 强制反科学悖常识的农业集体化，人为制造谋杀性大饥荒饿死四千五百万中国农民。

　　③ 强行反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非法剥夺数百万妇女和数千万婴儿的生命。

　　④ 强施政治高压政策，随心所欲地迫害监禁杀害数百万万异议人士；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坦克、野战军屠城，杀害三千多名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镇压维护土地权属的农民。

　　⑤ 推行反人道的民族宗教政策，残酷镇压不满暴政统治的少数民族人民。1950年代杀害数十万维吾尔族人；1975年前用火焰喷射器将整村的维吾尔族人杀害；用大炮轰平整个回民村庄；杀害无数西藏佛教徒。近年来，至少酷刑至死2850名法轮功信徒，酷刑致死10000余名家庭教会信众，无辜监禁关押劳改劳教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和基督教信徒。

　　⑥ 奉马列邪说为国教，摧毁中华传统文化，禁止各类宗教信仰的传播，用马列共产唯物无神论毒化亿万国民心灵和精神，导致国人物欲，权欲，肉欲，色欲恶性膨胀，致使官民道德沦丧、良知泯灭，全民族的道德精神危机已届崩溃边边缘。

　　⑦ 始终与国际邪恶政权同流，鼓动苏联出兵匈牙利，扶持北朝鲜金家流氓王朝，资助野蛮残暴的红色高棉，支持古巴卡斯特罗极权专制政权，扶植阿拉伯恐怖主义势力，暗助萨达姆，背书缅甸，伊朗，苏丹……。与国际主流文明为敌，贬抑普世价值，对全世界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⑧ 制造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壹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右倾翻案，四五镇压，镇压民主墙，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教庭教会，异议人士，人权战士，虐杀八千余万国民。

　　⑨ 长期欺骗愚弄国民，强制洗脑精神言论思想控制，导致全民道德堕落，麻木不仁，是非不分，无知愚昧。

　　⑩强窃国军为党卫军，强盗国库为党库。制造了每26个国民须养活壹名党政官员的奇迹！

　　⑾ 跛足改革开放30年，官僚特权阶级勾结不法奸商和道德伦丧的知识精英大规模欺诈，奴役，剥削国人，瓜分国有资产销赃海外，抢劫城市平民房屋，掠夺国有和农民土地，导致耕者无田，工者失业，学童失学，病者无医，居者无屋。

　　⑿ 打著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旗号，摇著稳定压倒壹切的幌子，从未举行过壹次合法的自由公开民主选举，彻底剥夺了全体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综上所述，中共政权是个无德乏能下流无耻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的流氓专制暴政，是人民公敌！中共政权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野蛮残暴的非法政权。 从中共建政之日起，中国大陆即陷入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清理时期，即通过壹系列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文革、壹打三反等等）动用党政军警特公检法司监狱全部国家暴力机器及工农商学兵全社会力量反复清洗，，旨在把社会上壹切反抗或不屈服共产党极权统治的人，当做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黑九类）镇压，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清除：或杀，或关，或管，或强劳，或流放大西北，如今则流放海外；经反复清洗后的幸存者，才被党恩准为“人民”，实质上沦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创造精神无工作积极性的奴隶，因而全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损害，这正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皆国穷民贫的根本原因。

　　二、判断政权合法性的公认标准

　　政权是否合法，应符合普世的标准；若无公认的标准，必然陷于公理婆理之虚无主义的陷阱。当代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乃是：主权在民，政权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授权，此种同意授权唯有通过定期公开公正不受暴力威胁的自由选举证明。

　　就政治的性质而言：有传统专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及工具性政治与目的性政治之分；中共自称是‘共和’国，自欺是‘人民民主’制，因而不适用传统专制政治标准；若适用现代民主政治标准，则中共从建政之日迄今从未获得合法性证明。就政权的合法性评判标准而论，有暴力、政绩、道义、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天命、政治选举、非常时期、正常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之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等等。“六?四”大屠杀，既扼杀了中国社会和平改革的最后希望，同时毁掉了中共本身；至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业已彻底丧失。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已完全靠暴力，秘密警察和黑社会流氓手段高压维系，它的谎言和欺骗不再灵验。

　　暴力并非政权合法性的标准，否则纯属强盗逻辑；政绩也非政权合法性标准，何况中共的所谓政绩，祸国殃民性质远比造福人民大得多，在中共暴政下，造成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生态环境危机三危并临，实在谈不上什么政绩；依道义价值判断，中共不具丝毫合法性，它夺权靠暴力谎言和欺骗，维持政权依赖暴力谎言恐怖，因而毫无道义基础可言；从事实层面看，中共政权在夺权之初表面的合法性基础 稍加分析也不能成立，因为它是建立在信息垄断封锁愚民政策基础上的，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信息不通人民处于无知状态下的同意，因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受骗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自始无效；因此即便从事实本身分析，中共从执政之日即不具备合法性！ 天命说对中共政权更不适用，中共极力主张唯物无神论，建政后干尽了欺天悖理诽谤上帝诋毁神灵毁灭传统宗教文明道德习惯的勾当；至于非常时期说同样不能挽救中共，首先非常时期说本身不能成立，除非对所谓正常与非常时期有明确的定义，不具可操作性；如果夺权之初或当时或建政后壹段必要时期可称之为‘非常时期’的话，中共早已进入正常执政时期，因而必须还政于民！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或毛氏95%人民实行民主对5%敌人实行专政之论，更是荒唐至极；因为论煽动仇恨斗争，且该5%的敌人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随时可以成为敌人因而被中共专政！因此依现代法律原则和民主政治本意，政权合法性的唯壹标志即主权在民，即政权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授权，此种同意授权必须经过定期的在不受暴力威胁利诱的情况下，公开自由选举得以证明。凡是不经定期公开自由选举，凭暴力欺骗恐怖手段获取和维持的政权，均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中共政权始终不合法，这正是中共始终强行党禁、报禁、言禁和网禁的根源。

　　三、中共政权始终是个非法政权

　　1．中共政权依国际法和普世公认的法律原则属不合法的政权如果依中共独裁泡制的“法律”，中共政权可能是合法的。世上决没有当权者自定已之政权不合法之理。政权是否合法有国际公认的标准，其唯壹的标准乃是：主权在民。凡符合该标准的政权即合法，反之，则不合法。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庄严宣告：“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壹个新的政府；” “当追逐同壹目标的壹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该宣言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政府权力源于人民的同意。壹旦政府或政权违背国民意志，人民即有权废除或推翻该窃权的政府；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专制政权。

　　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明文：“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与的权力”。 这里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任何违背国民意志的政权肯定非法。

　　1948年《世界人权公约》肯定：“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壹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标程序进行。” 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是对国际社会成员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中国不能例外。据此政权合法性的唯壹依据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凡是充分体现该国人民意志的政权即是合法的，反之，凡是违背国民意志的政权即非法。而证明国民意志的途径和程序必须是：“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质言之，只有经过全体国民在公平公开自由的基础上定期投票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国际法的效力高于内国法，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其法律效力高于内国法；中共自1949年通过暴力和欺骗盗国窃政以来，迄今未举行过任何符合上述法定要求的全民公投选举。因此，中共政权肯定不合法！上述国际法原则实际上源于《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公约》及西方人文思想家的思想。

　　即便按中共制定的法律，中共专制暴政也不合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亦即，中共自已制定的宪法亦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在中共壹党专制暴政下，这壹切仅成为口头上的权利而没有任何实质及程序上的保障。中共以虚伪至极的人大及完全虚假的选举盗国窃政，全体国民被欺骗愚弄却在暴力恐怖统治下，要么壹无所知，要么忍气吞声，或者麻木不仁甘愿做奴隶。

　　2．依古今中外思想家的思想中共专制暴政绝对非法孟子云：“闻诛壹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 ‘残’，残贼之人谓之‘壹夫’。 孟子之论可谓至论。暴君甚至不能视为君王，仅是‘残贼之人’，依理推论暴政当然不能称做合法政权。推翻暴政天经地义，实乃天赋人权。

　　陈尔晋先生认为：国家主权只有来源于“主权在民”的原则，经过无暴力威胁之政党竞选公民普选而产生的国家政权，才是国家主权的合法代表者。建立在暴力与欺骗基础之上的政权，镇压人民奴役人民，剥夺异已公民的政治权利，实质上是否定和反对人权的国家机器，根本不具有代表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中共政权实质上不合法。

　　袁红冰先生指出：人民意志是政治权力的基础，人民意志必须通过定期的、自由而真实的选举产生──这是现代社会公认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靠国家恐怖主义维持极权统治的中共政治没有任何合法性。未经人民选举的中共政权，是非法的权力。

　　倪育贤先生论证：中共政权完全不合法。共产党政权是残杀人民，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政权；共产党是左翼法西斯，法西斯是右翼共产党；共产党的宗旨是用暴力夺取和维持其政治寡头的特权，共产党政权的特征是其非法性。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认为，“合法性概念严格地讲，是被统治的人民承认统治他们的力量是合法的。意即，我不壹定同意妳的任何行动，但我承认妳采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会，如选举出的总统侵略别的国家，选民可以不同意这个行动，但还是同意它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很难用于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其没有原本意义的合法性。”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北京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无关，而是它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中国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中国是壹党执政，而执政党相对比较成功而已。”  南郭以为所谓‘成功推进社会经济转型’之说并不成立，中国社会实质上已演变成四不象的官僚特权缺德奸商与无行文人垄断专制法西斯社会；中共维持的‘稳定’是暴力恐怖高压专制下的暂时稳定，潜伏著巨大的社会政治危机；至于‘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之说更属混淆视听的歪理；民运志士及民间德才兼备比中共官员能力强得多，品德高尚得多者大有人在；中共执政水准之差空前绝后。

　　综上所述，中共政权始终是壹个非法政权。其夺取政权靠暴力和欺骗，维持政权仍依赖暴力谎言和恐怖，完全没有人民的自由意志支撑，根本违背主权在民的国际公认的政权合法性原则，完全不符合《宪法》规定之“中国壹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明确规定。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从未举行过任何自由公正的普选。正因为中共当权者深知其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故其蛮横无理长期拒绝公开自由普选；野蛮实行党禁、报禁、言禁和网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强制洗脑，强暴国民精神心灵，劫持国军成党卫军，盗窃国库成党库，对国民实行特务法西欺统治，导致国民除了独裁者之外，上自中共最高党魁下次平民百姓无壹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的奴隶恐惧之中。因为壹旦开放党禁、报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中共专制暴政必将迅速跨台。靠谎言暴力恐怖支撑的非法政权因其完全没有合法性更无任何民意基础，当然无法长期维持。

　　四、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是替天行道

　　1．人民有权推翻暴政。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壹个生于专制政府之下的人对它没有忠顺的义务”.  弥尔顿主张：“人民完全拥有废除和处死暴君的神圣权利”。 狄德罗强调：“反抗暴君政治的起义是正义的”。 摩莱里指出：“专制政体的残酷统治靠恐怖来巩固；专制制度总是力求窒息会使人获得真正自由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人变得有理性；专制国家的原则绝不是荣誉，因为在那里人人都是奴隶，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品德是绝对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专制制度需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壹切勇气，窒息壹切雄心。专制国家，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  霍尔巴赫强调：“不取得人民同意的权力是不合法的，因为人民只能服从合乎人性的法律，并且不能放弃自己的福利，所以社会不能容忍压迫压榨，人民有权收回他们交给国王（即政府）的权力，有权用武力反抗压迫自己的暴力”。 “当统治者颁布的法律危害人民或违反人民的意愿时，人民有权对该法律提出抗议，有权取消统治者的全部权力，有权反对他的渎职罪行”。 “利用暴力剥夺人们最根本的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无异于建立暴政或篡夺权力。这样的政权已经不算政府，只能算是滥用权力，儧越权力，只能算是抢劫作乱”。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实质上将上述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们的哲思上升为法律并庄严宣告：“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壹个新的政府；” “当追逐同壹目标的壹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前已论证，中共政权是壹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因此推翻中共暴政不但完全合法，而且是替天行道！

　　2．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必要性。首先，清除吸血鬼，解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其次，清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精神，心灵，思想三座大山，使国人获得身心灵魂精神的真正自由；再次，清除捆绑中国人民想象力创造力的精神枷锁；第四，唯有彻底唾弃中共，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舆论、新闻、结社、讲学、教育和学信的自由。第五，唯有推翻中共暴政，中国才能真正走上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的道路。第六、唯有推翻中共暴政，中华文化文明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复兴与重建。第七、中共暴政绝无实质改良的任何可能。对此李天笑博士指出：中共的杀人史、谎言史、搞运动史、整人史等每壹个历史都证明中共壹直在重蹈覆辙，狗改不了吃屎，因此中共是不可能改良变好的。中共内部是壹个逆向淘汰机制。中共的洗牌规律是“两头”清理，即有正义感的人士和罪恶昭彰的恶人都被洗刷出去，留下的都是非常尖滑的恶人。能在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中生存和上升到高层的壹定是最善于伪装的，最能压抑和泯灭良知的。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使中共成为充满恶人的黑帮，而社会精英在蜕化为中共帮凶后又加强了中共的自我保护和统治，使中共每壹次表面的改良都成了对罪恶的掩饰，从而使真正的改良成为不可能。

　　3．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可能性。《特权论》从制度根源和理论高度掘了共产邪教的祖坟，《九评共产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谁是新中国》，《红色纪念碑》，《自由在落日中》，《悲怆的灵魂》分别从各角度揭批了中共暴政的罪恶，使广大国人认清了中共的流氓真面目；民运人士几十年如壹日的英勇顽强斗争，法轮功十年不屈不挠英勇和平抗暴，人权律师群雄的堀起，新闻媒体自由战士风起云涌，法律人积极参与公民维权，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如潮如涌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去涌的退党大潮，席卷全球的绝食维权抗暴运动，标志著全民已经开始觉醒，中共流氓本质已经彻底曝露；海内外民运力量大集结，全球正义力量的声援支持，中共早已丧失精神、道义、理论资源，彻底沦落成为壹个犯罪利益集团。维系整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动力仅剩下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因而中共暴政实际上极为脆弱，而大陆中国犹如到处堆积如山的干柴烈火，犹如火药桶，壹有风吹草动，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随后可能壹夜之间崩溃，中共内部业已成为朽木腐肉无可救药，摧枯拉朽的最后壹击迫在眉睫，这壹切为彻底唾弃中共，终结中共专制暴政提供了坚实基础。

　　4．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合法性。鉴于中共政权是壹个反人性反人类反道德无耻下流野蛮残暴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鉴于中共是壹个以暴力谎言窃取的非法政权；鉴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政权决不等于中国国家政权；鉴于推翻暴政乃天赋人权，因此推翻中共专制暴政不但完全合法，实乃替天行道，更属正义公道之举。必须强调：中共政权与中国国家政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中共壹小撮官僚特权犯罪分子采取不正当手段非法窃取劫持的政权；后者是依法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国家政权；因此推翻中共暴政不过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的正义之举。历史已经到了公开为推翻中共暴政正名的时刻。过去对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政治异议人士，律师往往不敢理直气壮地为之抗辩，大多仅在当事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没有煽动用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等方面做软弱无力的抗辩。清水君仅因壹篇《颠覆无罪，民主有理》短文，就被中共专制法院枉法无罪重判12年；杜导斌仅因壹篇颠覆文字被捕被判。张林、杨天水、李智、罗永忠、何德普等皆因为公开批评中共而被强加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被判刑。实质上皆属枉法裁判，然而在中共跨台之前，此种强行指鹿为马的胡判还将继续。

　　结论：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流氓暴政，依国际法和现代法律原则及精神中共政权是壹个非法的政权，而推翻专制暴政是人民的天赋权利；因此推翻中共专制暴政完全合法纯属替天行道。

　　2005年10月10日于温哥华 2010年10月10日修定第二章：驳中共政权合法论

　　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辩护的论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种：（1）中共建立了有效的统治秩序；（2）若中共跨台，中国必将大乱；（3）中共的基本结构已改变可以改良成自由民主制；（4）革命将导致新的暴力专制；（5）中共政权是用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6）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7）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9）中共在长期的革命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10）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上述十项即是中共政权合法论的主要依据。然而，稍加分析便可证明，上述论点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糊涂或是由于奴才心态，而为中共涂脂抹粉的谬论。兹分析如下：

　　壹．建立统治秩序者并不必然合法

　　“强力并不构成权利，人民只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建立统治秩序维持社会运转并非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此论不过是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的另类表述。

　　现代国际社会政权合法性的唯壹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主权在民的现代法理。因为土匪恶霸流氓独裁专制者凭借暴力欺骗同样可以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照样可以维持社会运转。只不过在此种土匪恶霸流氓独裁专制者统治下的人民根本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权，而变成奴隶，过著毫无人权，没有幸福可言的非人生活。正由于此种统治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有权也有义务推翻暴政的统治秩序。

　　中共依赖苏联支持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用暴力欺骗手段盗国窃政以来，虽然对中国大陆实行了有效的暴力欺骗恐怖统治，但其是以非法剥夺全体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舆论教育学术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及实质剥夺全体国民的选举与被选举权为巨大代价的。正由于中共明知其统治的非法性，故长期以来滥用党禁报禁言禁网禁及强制洗脑方式，进行愚民专制统治。依据自然法和国际法，人民有权以自由公开的选举委托授权政府；而政府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保障少数人的利益并尊重其意见。人民有权采取和平或其他方式推翻违背人民意志的暴政；因此推翻中共专制暴政，仅是行使还政权于民的天赋权利。

　　二、中共跨台中国并不必然出现军阀混战局面，中国人民没有了中共的恐怖暴力统治，必须会有美好的明天没有中共，中国会大乱。这是中共故意混淆是非搅乱人们思维的谬论。首先，海内外民运人士日益发展壮大为接管国家政权准备了后备力量，原国家管理机关行政人员中有不少有真才实学者；党禁报禁开放后，中国大陆迅速诞生上百个政党不足为奇，反对党之所以目前壹时半会似乎力量不足，是因为长期党禁所致。然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慧吃苦耐劳能干的民族之壹，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自治，根本无需缺德乏能野蛮残暴的中共来实行极权专制统治。

　　当今中国在中共61年愚蠢至极的无能统治下，每26个国民必须养活壹个党政官员！中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按最保守估算仅共党官员工资壹项每年高达三千亿人民币！党政官员的公车消费壹年耗资超过三千亿元！党政官员出国“考查”壹年耗资三千亿元！公车消费三千亿元！吃喝二千亿元！因此，清除吸血鬼般的恶魔附体中共，于国于民百利而无壹害！

　　正由于中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占有，才造成中国严重的官员腐败，造成中国深刻的政治危机，同时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虽然有战乱瘟疫等天灾人祸，分合交融，内忧外患，但大部分期间是和平的。在和平年代，从来没有共产党制造的那么大，那么惨烈的乱子。历史上任何开国元勋，杀人是为了夺取江山，打下江山后都知道让人民休养生息，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夺取江山后以革命的名义烂杀无辜。

　　中共倒台中国不会大乱，因为：

　　中国军队的文化素质和民主素养正在提高。以刘亚洲将军为代表的很多年轻的军官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壹党专制是死路，中国必将走向自由民主。中国军队壹旦国家化，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力量。

　　中国的民主势力正在崛起。中国海内外的民运组织，虽然经历了内斗分裂，遭受到共产党残酷打击，目前人数不多，气势不大，但是民主运动代表了中国和人类的发展方向，手中有真理，已经逐渐形成了壹个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对民运的竞争与合作有了许多共识，海内外各民运组织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民运组织必将有气魄，有能力，主导中国社会变革进程。

　　有第壹共和国的旗帜作为号召。第壹共和国在中国大陆虽然被共产党颠覆了，但还存在于台湾，取得了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举世属目。不管台湾方面有无重登大陆政台的雄心壮志，大陆的民运势力在必要时，可以统和在第壹共和国的旗帜下，避免重大纷争。

　　有宗教信仰团体和人士的配合与支持。近20多年来，中国的宗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基督教，佛教，道教和法轮功等发展很快。特别是法轮功的发展，是壹个地地道道的神迹。法轮功学员已经有上亿人，坚持真善忍的信念，宁死不屈，是稳定社会的中间力量。

　　有台湾和香港民主制的成功经验作为样板，能得到台湾和香港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世界民主潮流势不可挡。中国的民主化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将会得到西方民主国家和联合国的大力支持。

　　中国也不会分裂。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比前苏联轻。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稀少，且大多业已汉化，与汉族的关系密切，经济上各民族互补关系很强。中国民主化以后，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自治权。中国的民运团体已经同少数民族的异议人士和民运组织进行了壹些沟通和协商。我们相信中国的民族问题能根据人权至上的原则得到合理解决。

　　三． “由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结构的改变，民运应当与共产党构成朝野良性互动的关系”

　　倪育贤先生正确地指出：共产党追求的从来不是民主自由，其极力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根据列宁的经典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把追求民主自由的桂冠套在民主自由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党的头上，是壹种歪曲基本历史事实的恶作剧。改良主义在中共业已全面堕落成货真价实的专制流氓暴政犯罪利益集团的今天绝对行不通。袁红冰先生在其《改良还是革命》文中已作令人信服的盖棺定论。

　　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暴力专政

　　有壹种论调认为：共产党走上专制独裁是由于他们推行暴力革命的结果。因此，有些人担心革命会引起新壹轮的暴力专制。然而这纯属本末倒置。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世界大多数文明大国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确立几乎都是通过革命暴力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最后成功的。倪育贤先生正确地指出：在通过壹个特定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体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运动本身的性质，即这个运动要达成的目标。共产党的本质可以用壹句话加以总结，亦即：它是壹个用武装暴力剥夺人民基本权利以维护其特权统治的法西斯犯罪利益集团！壹概否认暴力革命之论，实际上混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五。中共政权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而是合法的此论纯属强盗逻辑。古希腊哲人德莫克利特有句千古传颂的名言：“我宁可在民主制度下受穷，也不去专制制度下享福。”它简洁地道出了制度合法性之源的优劣——来自道义的合法性远优于来自暴力及政绩的合法性。

　　六、混淆是非的无耻谬论

　　壹位匿名御用文人搜肠括肚找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有如下五项：第壹，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的存在（暴力）。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特别是毛泽东的魅力（偶像）。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邪说）。第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人力）。第五，建国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政绩）。该作者接著大言不惭地说：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极为丰富，其合法性基础十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最终选择。

　　上述“极为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十分巩固”的合法性基础的所谓五大资源居然是：暴力、偶像、邪说、人力、政绩！无壹是国际公认的合法性标准诸如：道义、民主选举、主权在民。由此可见，中共厚颜无耻到了不知羞耻为何物之境。声称中共领导是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好比土匪强抢良家民女为妻却说是这个民女最终选择了土匪为丈夫！充其量仅能说，因为共产党打赢内战，中国人民别无选择被迫接受共产党的统治。然而时过境迁，即便当年国人上当受骗被迫接受中共，现时的条件与环境早已今非惜比。岂有壹次性终身选定之理。

　　结论：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判定壹个政权合法性的唯壹标准乃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则体现为以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定期公开全民选举决定政权归属，依国际法和自然法中共政权肯定是壹个非法的政权，推翻专制暴政是人民的天赋权利，推翻中共专制暴政完全合法纯属替天行道。

　　第三章：判断壹个政权合法性的公认标准

　　壹个政权是否合法，要看以何种标准衡量。若没有壹个公认的标准，即无法得出普遍公认的结论，必然陷于公理婆理之虚无主义的陷阱。尽管众说纷纭，壹个公认的标准乃是：主权在民，政权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授权，此种同意授权唯有通过定期公开公正的不受暴力威胁利诱的自由选举证明。

　　1．张英红认为：政治可分为传统专制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前者的理念是控制和唯我独尊，手段是强权、人治、垄断和铲除异己，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失范化、残酷化、血腥化和民众的驯服、奴役；后者的理念是自由和普遍平等，手段是民主、法治和平等竞争，结果是政治博弈的有序化、理性化、非暴力化和民众自由的实现、人权的保障。

　　2．刘宗正提出：政治分为目的性政治与工具性政治。前者统治者具有爱人民与关怀土地的特质；后者统治者不具有爱人民与关怀土地的特质。只有经由人民直选所建立的政府，才具有本土政权的特性；凡是非经由人民直选所建立的政府，不是专制政权，就是外来政权。所谓的专制政权，具有“内部殖民”的特质，属于类殖民的政权；所谓的外来政权，具有“外来殖民”的特色，属于殖民地的政权。

　　3．刘晓波主张：中共从执政之日起，其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绩来支撑的，却从来没有稳定的道义来源。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否定并非基于民主价值而是基于传统观念，他们所期盼的主要是政府的廉洁、公平和有效率；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对民主的价值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序规则知之甚少，对中共统治带来的灾难，多数人都不曾从制度层面去检讨其原因。

　　4．雪球先生指出：共产政权既然反对神的存在否定天命，又反对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那么其权利合法性的证明靠的是马克思编造出来的、无需科学证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党因自称代表“壹切阶级社会掘墓者的无产阶级”而自动获得权力。由于共产党政权存在著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骗局随时都有穿帮的可能，所以它们反对民主、实行党禁、钳制舆论、禁锢思想、镇压壹切反对派就顺理成章。

　　5．王润生说道：政权否合法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分，前者即根据壹定的价值标准，判断该政权与该价值是否吻合；后者即观察该政权管辖下的绝大多数人民是否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代表性）。如果以民主为政权的合法性之价值标准，中共从执政之初便不具有合法性。但问题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怀疑它的合法性，他们接受甚至自愿地选择了它，虽然这个选择过程没有经过壹套严格的程序。从事实这个层面看，中共政权在产生之初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

　　6．吴中英写道：“权力党”，是指掌握、占有或垄断国家权力的政党。而“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就是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占有或垄断的壹种方式。 政党是壹个政治组织。而国家，也可以说是壹个独壹无二的垄断的政治组织。如果不受其他国家或政党的控制，那么，他就是壹个独立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政党与国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组织。所以，政党占有国家的权力，就像是壹个人占有另壹个人的权力。在国家的非常时期， 国家不能独立地、很好地实施自己的权力，为了国家的权力可以更合理地实施、更好地实现，为了国家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方向等等，可以让政党占有或垄断国家的权力。这就是政党合法地占有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在国家的正常时期，国家完全能够独立地、很好地实施自己的权力，那么，不管政党以任何理由占有或垄断国家的权力，都是非法的。这就是政党非法侵占了国家的权力。因此，在国家的正常时期，“权力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非法的。

　　归纳上述各种主张，就政治的性质而言：传统专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及工具性政治与目的性政治之分；中共自称是共和国，也自欺是人民民主制，因而肯定不能适用传统专制政治标准；适用现代民主政治标准，则中共肯定从建政之初迄今从未获得合法性证明。就政权的合法性评判标准而论，则有如下几种：暴力、政绩、道义、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天命、政治选举、非常时期、正常时期、列宁主义提供的合法性价值观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则将之修改为易于为具有传统意识的中国民众接受的壹套准则：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等等。“六?四”大屠杀，既扼杀了中国社会和平改革的最后希望，同时毁掉了中共自己。至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国人心中彻底丧失。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已经完全靠暴力和黑社会流氓手段高压维系了，它的谎言和欺骗业已失灵。

　　暴力并非政权合法性的标准，否则纯属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流氓强盗依赖暴力同样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但并不能因此而自动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况且此壹时彼壹时，壹切因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政绩也非政权合法性标准，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政绩可谓辉煌但决不能因此证明法西斯党的合法！何况中共的所谓政绩与法西斯德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其祸国殃民性质远比造福人民大得多，在中共专制暴政下，造成国人道德、信仰、生态危机三危并临，实在谈不上什么政绩；就道义价值判断，中共完全不具丝毫合法性，它夺权靠暴力谎言和欺骗，维持政权还是靠暴力谎言恐怖专制，毫无道义基础可言；从事实层面看，中共政权在产生之初表面的合法性基础 稍加分析也不能成立。因为民众接受中共统治的事实是建立在信息垄断封锁愚民政策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信息不通人们处于无知状态下受中共欺骗宣传误导下的同意，因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受骗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自始无效。因此即便从事实层面判断分析，中共从执政之初即不具备合法性！更不用说中共执政57年从未举行过壹次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

　　古代社会的天命说标准对中共政权更不适用。中共极力鼓吹无神论，中共建政后干尽了欺天悖理诽谤上帝诋毁神明毁灭传统文明道德的勾当；因此用天命来为中共合法性辩护显然对不上号；至于非常时期说同样不能证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首先该非常时期说本身不能成立，除非对所谓正常与非常时期有明确的定义，难以实际操作；如果夺权之初或当时或建政后壹段必要时期可称之为非常时期的话，中共早已进入正常执政时期，因而必须还政于民！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或毛氏95%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之论，更是荒唐至极；因为该理论并非真理，仅是人为提出的壹种谬论而已；它煸动仇恨鼓动斗争，至于5%的敌人是不确定的，实质成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奴才标准，任何人只要不随独裁专制者之意随时可以打成敌人因而被中共专政！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文革中的下场，胡跃邦，赵紫阳在邓小平时代的遭遇皆是明证；现代民主政治政权合法性的公认标志即是主权在民，政权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授权，此种同意授权必须经过定期的在不受暴力威胁利诱的情况下，公开自由选举得以证明。凡是不经定期自由选举，凭武力暴力欺骗恐怖手段获取和维持的政权，均不具有合法性。既然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未举行过任何壹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自由选择，既然中共迄今无法证明其政权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同意授权，因此，中共政权实质上始终不合法，事实上中共自已始终对自已非法窃取的政权合法性缺乏自信也不敢相信，这正是中共始终强制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的根源。

　　第二编：中共政权的暴虐性

　　第四章：论中共政权是个超级暴政

　　中共政权为什么说它是个超级暴政？四年前我便定义“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极权的、专制的、流氓的，这三个定语修饰“暴政”。那么什么是暴政？

　　从文义上看，所谓“暴”就是残暴；“政”是指政权或政府。因此暴政，就是残暴的政权或残暴的政府。从哲学角度看，众多人类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早已给暴政下了很多定义。我在办理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案中，特意把人类思想大哲关于暴政的定义都提供给了法官参考。归纳言之：

　　第壹，把异见当作罪恶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二，控制思想的政府，必定是暴虐的政府。

　　第三，自由判断的权利越受限制，我们离人类的天性越远，因此政府就变得越来越暴虐。

　　第四，暴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

　　第五，统治者无论有怎样的正当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它们的意志为准则，如果它们的命令和行动不是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满足它们自己的野心、私忿、贪欲和其它任何不正当的情意为目地，那就是暴政。

　　第六，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因为它容不得知识渊博的人民，禁止议论政府的活动，禁止教育人民，这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无可争议的证据。

　　第七，暴政在壹切时代都是自由的敌人。它总是残暴的、残酷的迫害那些以自己的著作或演说，就壹些最重要的社会的问题，公众的问题，启迪本国同胞的人，只有卑鄙龌龊的人才害怕真理。

　　第八，暴政是以暴力为依据的非正义的行为。

　　第九，暴君甚至对思想也总是力图实施暴政。凡与其思想不同者，均被视为不能有生存权利的叛乱份子，专制君主厌恶任何自由思想，而且会以怒不可遏的与以扑灭。

　　第十，绝对权力是荒谬的。专制的暴政和无政府主义壹样，不能称之为政体。专制君主和暴君是强盗，是土匪，是篡位者。

　　第十壹，利用暴政剥夺人们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无疑是建立暴政和篡夺权利，而这样的政权，已经不算是政府，只能算是滥用权力，只能算是抢劫作乱。

　　第十二，当人们优柔寡断，漫不经心，听任事件滞留或者是恶习的横行，在国家中就会到处建立起某种冷酷无情的暴政来。暴君统治下的庶民，除了忍耐和懒惰，恐怖同时并存的壹些有用的奴隶品质以外，别无其它德性。

　　上述十二种说法，历史上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关于什么是暴政的定义。其中哲学家赫尔巴赫对暴政的概括，最为经典。他的定义为：

　　“凡是力图满足私欲，而不遵守自然法和不关心社会利益的政治；凡是利用人民为了自身安全而委托给政府的权力，来奴役人民的政治；凡是用不法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财产、人身和自由的政治；凡是毫无理由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费人民财产的政治；凡是抹杀人类良心，强迫人们服从自己的宗教、观点、成见和偏见的政治；凡是统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时，就采取强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摧残的政治；凡是违反人民意愿，而力图统治人民的政治就是暴政”。

　　上述是哲学上有关暴政的壹些权威定义。

　　第三，从法律上看，凡是不遵守法律的国家，凡是不遵守法治的国家，凡是壹个国家中法律充满了恶法的国家，这样的政权就是暴政。所以从上述词义、哲学与法律三方面考察，中共政权都是货真价实的暴政。具体言之：

　　首先，“中共是在满足私欲吗”？

　　中共是否力图满足它的私欲？这本来应当属于无须论证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我认为中共不但为了满足私欲，而且是胡作非为极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利益集团。中共蛮横无理坚持六十年壹党独裁专制，强制垄断中国全部政治权力。而独裁垄断政治权力的目地，就是为了垄断任何社会中最稀有的资源----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共力图满足私欲的证据。因为政治权力本质上是壹种极其稀有的资源，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集团都无权独裁、独占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政治权力。但是中共盗国窃政60年来，独裁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政治权力，从未举行过任何壹次合法的选举，这是无可争议的铁的事实。

　　我本人是壹个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在大陆执业二十壹年，连我都从来没有投过票，因为没有任何机会投票、选举，更何况壹般的人？！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共的所谓选举，仍然停留在村壹级。而乡村，从秦始皇时代壹直到清朝政府末期，中国的乡村是完全自治的。因为当时的行政体制是两分法：就是中央政权的行政权力，仅到县壹级为止，县以下全都是乡绅自治。中共实际上目前连腐败无能清末政府都远远不如，这壹事实本身足以证明，中共是壹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强盗匪帮！

　　第二，“中共是不是不遵守自然法”？

　　中共始终奉行马克思“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强盗法理，这是中共不遵守自然法的铁证。因为自然法实质上是万法之母，任何违背自然法原理的阶级意志，均可能是不公不义的恶法。因而都是短命的。“恶法”非法，国民没有义务遵守恶法。

　　自然法表现为公正、公平、公道和正义，而中共有关政治权力方面的法律，实质上全部是违反自然法原理的。具体而言，比如劳教的法律制度；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有关颠覆国家政权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法条；有关国家秘密的相关法条，有关不问因果关系如何也不问是否有社会危害结果及行为人是否有实际能力而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法条，全部都是违反自然法的，极度不公、不义的恶法。

　　此外关于新闻出版，网络管理，以及其它众多的法律同样是恶法。因为中共暴政下，根本不存在能够代表真实民意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仅仅是中共用来欺骗愚弄国人的摆设和花瓶。人大代表的选举，几乎全部由中共流氓壹党操控。此种强暴民意的所谓立法者，它制定的所谓法律，本质上只能是恶法。因为它反映的仅是中共流氓的意志，违背自然法精神且不反映人民的意志。

　　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壹以贯之，从1949年到今天，中共的立法机构，从来没有制定任何壹部公平、公正、公道、正义，符合自然法的法律。在1979年以前，甚至中共国根本没有法律，它是用红头文件，用毛语录来统治国家，所以说这是不折不扣不遵守自然法的表现。

　　第三，“中共是否不关心社会利益”？

　　不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权，显然是壹个暴政。我认为中共从未真正关心过社会公共利益，它所关心的乃是如何维护壹党专政的特权。即便1979年以来所谓改革开放，它的拐脚发展经济政策，也绝不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了避免中共政权因为丧失合法性，因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中共政权摇摇欲坠，害怕被中国人给抛弃，所以它匆匆忙忙推出了邓小平“瞎猫摸论”经济发展政策。

　　而此种极度不公不义的拐脚经济发展政策，则是以严重污染环境，摧毁中国生态平衡，剥夺中国人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为巨大代价的杀鸡取卵式的政策。今天占人口仅百分之零点四的中国人，居然占有全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中共高干家族子女。充份证明中共关心的是如何满足特权犯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根本不顾中国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中共政权是如何利用人民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委托给政府的权力来奴役人民的”？

　　这方面的证据多如牛毛。中共自从盗国窃政以来，从未停止滥用权力奴役中国人民。从1950年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至少滥杀无辜的二百多万原国民党军政、文教人员。

　　1951年强行推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质上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灵魂。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近四百万人打成右派和中右份子。当时敢言的知识分子都被打入了地狱。彻底阉割了不光是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且阉割了全体中国人的灵魂和自由精神。

　　正因为如此，随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这种荒唐至极的运动，才能够畅行无阻。因为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异议。直接导致近四千万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文化大革命”则是全面彻底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在北京市区，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分别发生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的灭绝人性的事件，都是在中共当局操控下进行的。

　　广西在文革期间发生了活吃三千多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惨无人道的事件。活活吃掉了三千多人！郑义先先的《红色纪念碑》对这壹史实有非常详尽的论证。这种吃人事件也是在中共政权的纵容放任下发生的。中国人整体道德的沦丧，始自反右运动，到文革时登峰造极。

　　再举反右运动中被中共暴政残杀无辜大学生的典型例证。民间认为反右运动中，中国人没有争民主，争自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反右运动中，凡是坚决与中共决裂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全部被枪毙，我手头的资料至少有近100余位右派大学生和教师死于中共暴政枪下。只有向中共投降的人，才有活命的可能。

　　其中最典型的第壹个是林昭，林昭在1957年是北大的壹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为参加编撰《星火》杂志，被中共罗织“反革命集团罪”判20年徒刑。1968年又被非法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的当天，公安居然向她的母亲，索要五毛钱的子弹费！这是壹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张元春、沉原、任大雄均是北大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在1957年因为翻译赫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打成右派。在1970年均被枪杀。因为他们在狱中坚持研究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而被中共枪杀！

　　四川大学壹个名叫冯元春的右派学生，甚至比林昭更坚定、更勇敢、更彻底。她的觉悟比林昭还更早，她遭受中共暴政的迫害，也比林昭更厉害，在1957年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并判刑二十年，然后1968年被枪杀于南充监狱。

　　除了刚才提到的比较有名的右派学生、右派老师外，我手中的材料，至少有壹百余位右派学生、右派老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然后在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都被枪毙。

　　此外有壹个名叫刘文辉的上海工人，极可能是反抗文革第壹人。1957年他是个工人而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他第壹个向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数十所大学连续发了四十封公开信，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果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由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暴露出来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共是壹个暴政。说明中共暴政货真价实。也说明中国文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不少真正英雄好汉。这些英勇牺牲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无畏中共专制暴政的暴虐，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挑战中共。但是因为中共专制暴政实在太残暴，不但将他们精神、肉体消灭，而且把他们的事迹掩盖的严严实实。

　　我今天不论证它是个极权流氓暴政，只论证它是个暴政。那么文化大革命又是怎么壹回事呢？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国内知识分子，居然还有人论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赶超“美国的宪政”，而且这个人是国内相当有名的壹个知识分子。

　　毛泽东发动文革，实质上就是利用人民的权力，来奴役人民的壹个经典案例。因为毛泽东本质上，是个有浓厚流氓性的无知狂妄的农民。中共建政后，它主导了壹系列政治经济运动，比如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这些荒谬绝伦的运动都是毛泽东主导的。而这些政治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活活饿死了中国四千万农民！国民经济则被毛搞得壹踏糊涂。

　　由于这些愚蠢的运动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地位与声望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的地位声望上升。毛泽东也被迫让出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刘少奇和邓小平逐渐架空，这才是毛氏发动文革的根本的原因，旨在夺回被刘少奇、邓小平架空的权力，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和目的。

　　毛泽东是壹个权力欲望特别大的人，它不顾壹切、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好几年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这壹班掌控党、政、军实权的人物，把权力全部夺回来。它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来实施它的夺权计划。

　　这种夺权计划不是壹天两天内突发奇想，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毛就在做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准备，包括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际上都是在反击刘少奇、邓小平，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荒唐致极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文革，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摧残得最厉害的是它把中国几千年历经无数战火，仍然保留完好的中华大地无数极宝贵的历史文物，文化典籍给摧毁壹空，把中华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几乎给摧毁得丧失殆尽。它造成的巨大文化的损失、巨大财产损失，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对中国人的精神、心灵、道德的摧残更是惨不堪言。所以说毛泽东是壹个货真价实的祸国殃民的魔头，根本不是所谓“伟人”。

　　而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知识分子，居然还说毛泽东是中国五百年壹遇的“伟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人的脑袋里是壹团浆糊，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文化大革命登峰造及，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壹打三反运动”，全中国有壹百多万人被中共当局罗织“反革命罪”逮捕、判刑、监禁、流放、枪决。有案可查的至少数千人被枪杀。

　　我当年在大陆读到的壹个文革期间的秘密文件，提到文革期间，全中国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共有七十几万，其中近三十万人被枪决，但具体被枪杀者的姓名只有待中共暴政跨台后才可能从历史档案中披露。但至少数千人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枪决则是铁的事实。

　　这些所谓反革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比如喊了壹句“反动口”号，或者在私人信件中写了不满意毛泽东，或林彪之类的话，或在私人日记中批判中共政权，他们就是反革命，就可以被枪决。因为中共中央在1966年颁布了壹个条例，叫做“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污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人都构成反革命罪。而根据该“公安六条”构成反革命罪的最高刑期是死刑。所以事实上，中共当局将大量的这种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反对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判处死刑。因为它们特别害怕人民了解真相，害怕人民的觉醒，把反对共产党的人当作头号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枪杀了这么多人的原因。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事呢？不过是口头喊了句口号，或者在私人信件或私人日记中言及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已，有的则是在朋友之间的私下交流中流露过对共产党、对所谓社会主义的不满，及组织马克思学习小组之类的，这些人，很大的壹批人被中共枪决。这是个什么样的政权？这是货真价实的暴政！

　　我们举壹个简单的例子来对比，就知道它的残暴到什么程度。纳粹的希特勒时代，也有壹个类似法律规定：“凡是侮辱元首者，可以判处两个星期的监禁”，对照毛泽东时代的“公安六条”，凡是污蔑毛泽东及林彪者皆构成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则可以判死刑。两相对照，希特勒是个魔头，杀人魔王，希特勒纳粹政权以日尔曼人优越论作为理论基础，屠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而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屠杀了何止六百万？！1949年以后，毛共匪帮屠杀了近三千万人，加上被它活活饿死的近四千万人，加在壹起将近八千万人死于非命。同样属于侮辱、污蔑元首，希特勒时代仅是判两个星期的监禁；而毛泽东时代可以把人给枪毙了。仅此壹点，足以证实中共政权是个极端残酷的暴政！

　　第五，“中共是不是用不法的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的自由？

　　我举几个例子，第壹，中共的土改，抢夺、抢劫了无数的地主、富农，全中国不下五十万地主被屠杀；随后的公私合营，抢劫了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美其名曰叫做“赎买政策”即用资本家自己的财产分二十年提取利息，然后就把资本家原有的工商业产权全部剥夺壹空，这就是中共的所谓公私合营政策。

　　然后三大改造运动，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彻底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灵魂；三反五反运动；接下来反胡风、反胡适整风运动，又把党内的知识分子给修理了壹番；光反胡风运动就有两千多人被捕，七十二人被判刑，被逼自杀十几人。反右运动更是彻底阉割了全体中国人自由精神和灵魂。

　　象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严重的毁灭了中国无数的绿水青山。极度无知的毛泽东头脑壹热就要在三年超英赶美，疯狂的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甚至把祸、碗、瓢、勺都给炼成了废铁。燃料除了煤炭之外，大量就来自原始森林。1958年，中共匪帮统治下的中国，全国到处疯狂砍树，很多青山绿水毁于壹旦。保留了数千年的青山绿水，就是被极端无知的流氓中共匪帮给毁掉的。壹打三反运动，中共枪杀了数十万的政治思想犯。而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公然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至少三千名和平请愿要求自由民主的大学生和市民。

　　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仅仅是酷刑致死壹项，至少已有三千二百名学员被中共屠杀，更不用说被关进精神病院，或是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的人，尤其值得壹提的是，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种最残暴的人类历史上最新类型罪刑，就是江胡匪帮的最新罪孽。刚才提到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于证明它是不法主宰人民的生命、财产、人生和自由吗？

　　另值壹提的是，中共政权直到1979年以后才制定刑法、民法通则、民诉法、刑诉法、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而在此之前的中共国是没有法律的。毛泽东曾自豪地对外国记者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不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是用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和毛语录，等朝令夕改随时变化的壹点都不规范的东西统治国家。

　　我看过不少文革期间的判决书，首先都是毛语录，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毛最高指示，这种荒唐至极的现象，当代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几乎都壹无所知。毛泽东时代全体国人几乎都被毛泽东迫害成了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当今在胡锦涛匪党的控制下，中共专制暴政实际上演变成壹种纯属靠公安、国安特务，对中国人民实行无孔不入的精神肉身控制的，特务统治下的警察社会，警察国家。每个在大陆生活的人，只要敢于发表异议，敢于对中共表示不满， 壹定会立刻体会到这种恐怖现实。

　　我本人自2003年6月份开始，在成为郑恩宠的辩护律师后，就受到中共的电话，手机监听、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全部被监听。而郑恩宠律师早在2001年开始就被长期监控、监听。当今中国所有的人权律师，他们的电话、手机、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全部都被监听。

　　因为中共想通过监控恐赫人权律师，查找任何把柄，以便迫害人权律师。对于敢言正义新闻记者，网络博客的作家，中共壹律采取这种流氓手段威胁利诱。在中国，除非妳对社会不公不义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埋头赚钱，那么妳可能不会受到中共的威胁搔扰。但是任何有思想独立意志的人，任何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任何正义之士，壹定会受到中共这种非常下流手段的控制。我刚才提及的例证，足巳证明，中共不择手段滥用不法的手段，控制中国人的生命财产。

　　我还要提壹点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指周朝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以前这个时代。而秦始皇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君主帝制的时代，根本不再是封建社会。中共政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篡改了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改的壹塌胡涂。说什么自秦以来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1911年以后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中共胡说八道。值得壹提的是，任何朝代在改朝换代以后，新上台的帝王，绝大多数是大赦天下，对前朝前代的故人以及刑事罪犯，用大赦天下的方式来安抚收买人心，平定叛乱使整个社会和谐共处。

　　只有中共暴政恰恰相反，中共1949年依非法暴力加欺骗手段夺取大陆政权以后，不但未采取任何的大赦天下的措施，而是恰恰相反，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大杀、特杀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国军的军人（包括大量抗日英雄）；文教系统的职员。

　　而镇压反革命，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并不是以这些已经投降了的旧政府人员的反抗政府的行动或暴力行动，而是以他们的身份为标准，只要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参加过国军的，在国民政府中当过科长以上的官员，也就是中下级官员，被中共暴政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至少屠杀了二百多万，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

　　如果按照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数字，则是七十万人。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承认镇压反革命，枪杀了七十万人。毛泽东还非常自豪的称：“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三百六十个儒生而已，共产党人超过秦始皇壹百倍。我们枪杀了至少超过三十六万反革命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毛泽东纯属“我是流氓，我怕谁”？壹副流氓嘴脸暴露无遗。

　　第六，“中共是不是毫无理由的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费人民的财产”？

　　我认为极度无知的流氓中共，搞的所谓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祸国殃民的运动，毁灭了中国无数的青山绿水，破坏了中国的生态平衡，饿死了四千万的农民，这是壹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个事例，文革中的打砸抢运动，毁灭了中国无数历经千年战火，仍保留完好的无数的极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焚书在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红卫兵焚书，家家户户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外，其它所有的历史、小说、政治、社会科学的书，几乎无壹例外，全部都被付诸壹炬。

　　第三，比较典型的，像江泽民搞的国家大剧院；李鹏搞的三峡工程；朱容基搞的磁悬浮列车。诸如此类的政绩工程，为千万中共贪官污吏，提供创造了无数贪污受贿的良机，同时却浪费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

　　至于中共滥用国家暴力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的运动，迄今已经整整十年，它滥用民膏民脂，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动用的金钱是多大的数字呢？据有关资料披露，至少超过四分之壹每年国民经济总收入。也就是说每年纳税人缴的血汗钱有四分之壹被用于镇压法轮功。这难道不是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费人民的财产吗？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

　　第七，“中共有没有抹杀人类的良心？

　　有没有迫使人民服从它自己的观点”？姑且不论镇压法轮功事件。在法轮功之前，在1950年，中共对壹贯道采取了群体灭绝政策。在1950年到1952年期间，壹贯道信徒，凡是拒不投降，不放弃信仰的，壹律枪决。因此壹贯道在中国大陆几乎消声匿迹，而在台湾，现在还有好多壹贯道的信徒。

　　至于后来，中共搞的三自教会，爱国天主教之类的，纯属中共为了欺骗国人，愚弄国际社会的壹个花瓶。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就不用细说了，典型强迫人们改变或者放弃自己的信仰；强迫中国人信仰马列主义，而且壹以贯之。从1949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

　　虽然今天的马列主义已经有所改变，当初叫做毛泽东思想；后来称做邓小平理论；然后变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目前就是胡锦涛所谓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之类不伦不类，狗屁不通的东西，强迫中国人天天政治学习，以前是每个星期两天政治学习，现在中共壹会儿搞保先运动，壹会儿又搞这个、搞那个，强迫所有的共产党员，甚至强迫非共产党员也如此。

　　至于中共铺天盖地的通过其独裁撑控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以及现在的互联网络，中宣部强制灌输马列斯毛邓江胡意识形态，这都是明摆著的事实。还用举证吗？根本不须要举证。我想任何壹个中国人都非常清楚。所以说中共建政以来，长期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网禁，而且滥用文字狱屠杀了无数的志士仁人。除了我已经提到的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陆秀兰、武文俊、胡懋峰，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被中共以文字狱枪杀的民主志士， 实际上还有大批无名英雄惨遭中共流氓暴政枪杀。

　　将来历史档案壹旦披露，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吓倒，因为中共暴政有壹个特点，对所谓成绩，它都是乘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狂吹乱捧。比如说1958年大跃进，“水稻亩产13万斤”！这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的，而且有中国学部委员同时论证，说从科学角度这是可能的，这都是极度无知的流氓中共干出来的好事。

　　与此相反，凡是中共干的坏事和罪恶，能赖的它壹定赖掉，实在赖不掉的，它壹定是十倍二十倍，甚至百倍的浓缩，这方面的例证有的是，远的不说，我们说近壹点的。去年四川地震，其中映秀镇小学死了四百多位小学生，温家宝去这个小学实地作亲民秀。当地官员居然向温家宝汇报说死了二十位小学生！

　　因为提前知道温家宝要来，所以把所有的尸体都已经秘密的移走了，温家宝也装模作样，相信这个小学总共只死了二十人，但是这个谎言被纽约时报的记者给彻底披露。纽约时报的记者深入现场，到当地的火葬场，及当地受难家属采访，取得了第壹手的资料，把这个迷天大谎在国际上披露出来，成为被全球转载最多的壹篇英文报导。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是中共减了二十倍报忧的典型案例。因此，中共政权真是壹个如假包换的暴政！

　　第八，“中共哪壹个统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时采取强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到摧残，是何时何事”？

　　那我就再举证吧。中共历任的独裁者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通通是标准的法盲，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时代，按他自己得意的说法，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49年建政，毛共匪帮立即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从此中国进入了壹个无法无天，暗无天日的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共是按照中共中央文件，也就是说由中共匪帮随心所欲颁布红头文件来治国。按照毛泽东语录来治国，那个年代，时不时全国上下欢呼“最高指示”，全体国人整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百分之九十八的国人被中共暴政变成了精神分裂症！

　　公安六条是最典型的暴政恶法，比杀人魔王希特勒还残暴百倍。可见中共流氓的下流残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天中国大陆许多大学生、中学生、甚至留学生们，很可能对这些事实，根本壹无所知。或者说看到了这些资料，他们也无法相信。因为这实在超出了人们正常理性思维的想象。

　　中共完全不懂什么是法律的精神？当然更不懂什么是法治？因为它们按照马克思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这种强盗法理来理解法律。中共当局随心所欲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司法完全受中共壹常独裁操控，新闻不自由，因此根本没有法治生存的余地。

　　中共迫害人权律师所用的十二种方式，包括酷刑折磨、暴力殴打、非法绑架、跟踪威胁、监听监控、非法判刑、非法劳教等，这些哪壹项是合法的？全部都是法外的流氓手段。而法外流氓手段谁来行使？黑社会、流氓。因此，实际上中共连黑社会流氓都不如。所以说中共政权是壹个货真价实的暴政！

　　第九，我曾在《论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合法性》文中提到，“在中共暴政下，整整几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菁英被几乎摧残壹空。九洲生气消耗殆尽，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经受了人不成其人的极端的屈辱和痛苦。因此中共政权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暴政”。“失望”质问：“几代人？哪几代？文化菁英是什么概念？如何定义？最黑暗的时期是不是比封建社会还黑暗？是不是比蒋介石统治时期还黑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这些作家、记者、律师等等，可以说都是文化菁英，他们基本上被中共暴政阉割了自由精神和灵魂，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在中共流氓暴政下，由于道德伦理被毁灭且迫于生存的压力，告密成风。丈夫出卖妻子，子女出卖父母，朋友同事间相互出卖，比比皆是。从1949年到今天，在科技领域，中国大陆没有出现过任何壹位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者。这方面几乎等于零。

　　而在人文科学方面，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出现过任何壹个大师级的文化人，没有出过壹部足以传世的巨著，文学、思想、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有哪壹个值得壹提的东西？没有。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壹大批大师级的文人，比如说像陈寅恪、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吴宓、章太炎、梁漱溟、刘师培、黄侃、刘文典都是文化界公认的大师级的文人。

　　而中共建政以后，出现过谁？没有任何壹个可以跟他们相比，到今天为止，没有。而今天在大陆名声大噪的那些所谓文化人，包括余秋雨之流，这些人连骨头都没有，怎么能跟这些人相比？更何况今日中国大陆的文人，整体被抽掉了脊梁。

　　我们不用说远的，举壹些最近的例子，像在刑法领域，比如说赵秉志，中国第壹个刑法学博士及北京大学的陈卫东教授，在杨佳案中表现出来的软骨和媚骨，令中国法律人对这种教授不齿。

　　再如说邓玉娇案也出现了壹批所谓刑法专家学者，包括马文昌、卢建平、高壹飞，齐文远、梅传强，这些人都是在邓玉娇案判决后，大发议论，拍共产党的马屁。昧著良心把邓玉娇说成是罪犯，说成是所谓防卫过当。还说邓玉娇受到的性侵犯不是严重的人身侵害。

　　这些所谓专家学者显然是被抽掉了脊梁骨的、没有骨头的共产党的走狗奴才，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中共政权，远远不如1911年以后的北洋政府，也远远不如1927年以后的国民政府。

　　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1926年，北京大学生刘和珍被枪杀这个事件，壹共有四十三名大学生因示威被北洋政府枪杀，还有二百多人受伤。这个事件与1989年的六四屠城，性质类似。中共动用三十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用坦克机枪枪杀了至少三千多大学生和市民。中共到今天不但拒绝认罪，而且把所有参与学生运动的，被它们录像，或者被告密的人，成千上万投入监狱。

　　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近二千人，当场打死了三千多人，还有至少几万人被判重刑。天安门母亲经过二十年不息的抗争，中共仍然对她们极尽打压之能事。而当年的北洋政府的总统段祺瑞，在得知部下枪杀学生以后，亲自在现场长跪不起，向死难的学生亡灵忏悔，而且从此以后终生素食。随后立即把下令枪杀学生的责任人依法处置，采取了壹系列的措施。

　　因为当年的中国是壹个自由的共和国，有五百多家的私营报纸杂志及众多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猛烈抨击北洋政府，最终导致北洋政府壹年后垮台。从这壹事实，两相壹比较，可见中共暴政是远远比北洋政府残暴百倍的暴政。

　　至于中国现在是不是比奴隶社会还黑暗的问题。关于奴隶社会是否黑暗，或者如何黑暗的问题。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什么是奴隶社会根本就壹无所知。我想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谈壹下奴隶社会的问题。

　　奴隶制的社会存在于公元前七世纪到三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在美国1862年以前也存在奴隶制。也就是说，壹直到林肯宣布解放黑奴之前。从当时这两个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奴隶制社会仅仅是对奴隶本身，没有人身自由，他必须在奴隶主庄园里劳动，但是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有起码的保障，这壹点毫无疑问。同样是在壹个奴隶制并存的时代，古希腊雅典诞生了人类第壹个民主制度，而美国则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现代自由宪政民主制；足以表明所谓奴隶制时代，并不是黑暗到奴隶主可以随心所欲打死奴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奴隶实质是壹种财富，是壹种财产，奴隶主肯定是爱护财产的，他不会轻易把他的财产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壹点我从美国历史得到了印证。美国在1776年独立战争打了8年获得了独立，1887年通过制宪会议，用宪法创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此以后，美国就走上了壹个自由、宪政、共和的民主制度。与此同时，它还并存奴隶制；并存的奴隶制到底黑暗到什么程度，它并不是多么黑暗，当然有个别奴隶主非常残暴，经常打骂奴隶，这个确有其事。但大部份奴隶主实际上是非常爱护他们的奴隶的。

　　中共党文化灌输奴隶社会黑暗的说法，并没有依据。同样的道理，西藏的所谓农奴制，被中共描述得壹塌胡涂，实际上根本也不像中共描述的那么黑暗。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饿死了的事例，但在中共暴政下例外。

　　第二，封建社会是不是黑暗到了暗无天日。首先必须指出中共篡改历史，把秦始皇以后各朝代都当作封建社会，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在这二千年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君主帝制社会。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才是封建社会。

　　春秋战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诞生的时代，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们最自由，因为它是壹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壹个打天下的功臣，都获得分封土地，在各自分封的土地领域内，他就是王。

　　因为每壹个领地，都有它自己的领主，所以当时的文化人思想活跃，因为封建制度下，实际上人们可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到了秦始皇统壹中国以后，这些条件就消失了。中央集权，使得地方自治的因素被全部掐掉了。

　　君主帝制，从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不如封建专制。但它是不是黑暗到比中共匪帮还黑暗呢？肯定不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或君主帝制时代，中国的文人如果对皇帝或某个政权不满，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

　　因为封建社会也好，君主帝制社会也罢，君主帝王对社会的控制力是很有限的。他们不像共产党极权社会，对全社会每壹个毛孔都实行控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范围仅仅涉及到县壹级，也就是州县壹级，由中央政权控制。地方完全是由乡绅自治，管理地方的事务。而地方乡绅因为要在家乡竖立威信，他们都要修桥补路做好事，才有可能赢得人们遵重与爱戴，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君主帝制时代，显然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度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唐诗、宋词和元曲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那么辉煌灿烂的根源。为什么呢？朝廷没有控制中国人的嘴巴，中国人可以不依赖朝廷就能够生存；而中共暴政控制了所有中国人的嘴巴即生存权，如果任何人不跟中共暴政合作，或者反抗中共暴政，不但他本人无法生存，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全部都受到株连，而失去生存权，这就使得中国人不敢反抗，敢反抗的仅是极少数人，而真正勇于反抗的人，都被中共暴政壹批壹批的屠杀。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被吓倒过，壹个人倒下去，还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到了今天这个变革时代，更多人站了起来。

　　最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质上要比共产党政权好得多。为什么它好得多呢？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始终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目标，始终按照“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推行五权宪法。而且如果不是中华民国壹开始就陷入不断的内忧外患，中国早已实现宪政民主。

　　事实上蒋介石在北伐成功建政后，也就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宣布开始训政，结束军政，而且明确规定训政的时间是六年。也就是说到1934年，开始实行宪政。

　　但是1931年，中共在苏联，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九壹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四十九天后，中共居然在江西瑞金非法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公然的武装叛乱，所以中共是壹个标准的颠覆国家政权的非法暴力叛乱犯罪集团。正由于九壹八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加上中共这种武装叛乱，打断了国民政府的训政日程，所以才被迫推迟了训政时间。

　　壹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次提出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由此当年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几个主要大的政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全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其成果是通过了双十协定。明文规定实行宪政。如果不是中共挑起内战，那么宪政民主制在中国也早已经实现。所以说国民党政府要比共产党暴政，要好上百倍。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壹直到1980年才开放党禁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中共大陆暴政虎视眈眈，在台湾海峡布重兵，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面对中共极权暴政，蒋介石必然要采取对抗防范措施。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确实采取了党禁，也采取了报禁的措施。但这都是被逼的，军事突变后的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所以不能把这些责任，单方推到蒋介石国民党头上。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台湾，1950年就开始了县壹级的民主选举程序，而且壹以贯之，从此以后，所有的县长都是由台湾人民主选举产生的。任何人如果竞选成功，他就是掌实权，所以台湾的民主实际上有壹个很雄厚的基础，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县壹级的民主选举，而壹个社会，壹个国家直接对人民关系最直接密切的权力就是县级的自治权。

　　在台湾不但是1950年开始实行县级民主选举，而且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台湾采纳美国的建议在陈诚将军主导下进行的土地改革非常成功，被国际社会推崇为向第三世界人多地少的国家，不像共产党的强盗土匪的抢劫式土改。

　　国民党的土改政策是政府赎买的政策，由政府出钱，向地主把多余的土地收购给国有，然后再低价卖给贫苦的农民，使得耕者有其田。而这些地主拿到政府的钱转向投资工商业，促进了台湾的工商业经济发展，这些情况，大陆被共产党洗脑洗得壹无所知的愚民，根本就不懂，所以迄今才会仍有那么多人胡说八道说蒋介石怎么阴暗、怎么腐败，蒋介石跟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真是天差地别。

　　蒋介石实际上是壹个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这壹点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所以到1980年代，台湾实现了开放党禁，然后到80年代的中后期，就开始了全面的民主选举，现在经过了两轮的民主选举。台湾的自由宪政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考验，已经是壹个成熟的自由宪政民主制度。亦即共产党暴政已经差台湾国民政府十万八千里。

　　无论如何，中共政权是不是壹个暴政，是壹个事实判断，而不是壹个价值判断。它不是因为比如说我郭国汀的立场不同，故对它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是壹个事实判断。

　　这个事实判断，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判断。不是由壹个人的主观判断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大、可小。中共政权是壹个货真价实的暴政，是壹个如假包换的超级暴政！中共政权既然是壹个超级暴政，推翻暴政是每个国人的天赋人权，推翻暴政不但是国人的天赋人权，而且是每个国人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结论。

　　第五章：论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

　　今天我想进壹步论证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这也是至关重要，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许多的中国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文人知识分子，即便是民运人士，甚至有些对政治、法律有所研究的人，事实上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例如，有壹位民运人士写了壹篇“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案”之类的长篇大论，但是他却说“中国几千年的极权专制的传统”，这是壹种说法。

　　第二个例子，有不少中国文人，而且是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受全盘西化论的影响非常深。他们把当代中国人蒙受的巨大深重的苦难、无穷无尽的灾难的根源，往往不假思索把这壹切的罪责都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如何如何，导致当代中国人轻易接受专制暴政，壹个个都没有正义感，自私自利、麻木不仁、没有是非心、没有道德责任感等等。

　　第三类，比较典型的就是08宪章。我本人支持这场08宪章运动。但仅在针对民间的民主启蒙意义上，它在普及民主基本常识方面有相当作用，也吸引了众多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这就是它的启蒙意义。

　　但是08宪章在序言中“威权统治”的提法，却是它致命的缺陷。它说“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溶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续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制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

　　08宪章在它的序中两次提到威权统治。换句话说，08宪章的起草者们有意将中共政权的性质定性在威权政体，这是壹个非常值得探讨、争论和辩论的主题。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论证：为什么中共政权不是所谓威权政体，而是壹个极权暴政。

　　首先从词意上来看，什么叫极权？什么叫威权？必须指出极权决不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民运人士所说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极权专制传统。事实上极权概念是1926年才进入英文领域，意大利在1925年首创极权概念。从意大利语totalitario演变成英语totalitarian。由此可见它肯定跟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或政治毫无关系。

　　极权的涵义，与专制、独裁密切相关。但它又不是同壹个意思，在1925年极权概念出现以前，人类历史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专制独裁政体，政治学上也已经有至少五、六种词汇形容专制独裁政体，包括：despotism 专制统治；dictatorship独裁统治；tyranny暴政；autocracy 独裁统治；Authoritarian  独裁专权。但没有壹种词汇能准确的描述极权政体，所以极权概念就由此创制。从基本概念上看，极权肯定是现代西方的产物，而决非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这壹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其次，极权分为极左的极权和极右的极权两大类。从学术意义上则可区分为三类，还有壹种宗教的极权（例如伊朗政教合壹的政权），这里我们不讨论宗教的极权，因为跟中国没有关系。极左的极权是指共产暴政，共产党专制政权，都是极左的极权暴政；极右的极权政权，主要是指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军国。

　　海外有许多论文评价德、意、日这三个轴心国家都是极右的极权国家。而极左的极权政权，就是指共产党专制暴政，像苏联、前东欧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目前还存在的中国、北朝鲜、古巴、已经灭亡的红色高棉，都属于极左的极权政权。

　　极权政权是不可救药的。壹个政权壹旦变成极权政权，它就只有马不停蹄朝前走直至死亡，像孩童玩抽陀螺游戏壹样的道理，要是停它几分钟不抽陀螺的话，陀螺就会停下来。极权政权的原理壹模壹样，如果它不采用暴力欺骗和恐怖手段统治的话，它就没有了动力，就会停下来。事实上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不可能自动停下来，它必须定期重复采用种种暴力、欺骗、及恐怖的手段来统治国家镇压人民，否则人民就会胆子越来越大，最终必然造反。

　　凡是极权政体它的下场壹定是被外国打垮，或内部革命终结，只有这两条路，根本没有和平演变第三条路可走。当然内部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能是和平的，但壹定是革命。很可能是人民抛弃了极权政权。像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最后实际上都是被各国人民自己给抛弃的。

　　什么是威权？英语叫做Authoritarian ，这个词始创于1879年，也即约壹百三十年前第壹次问世。因为历史上其它政治学有关专制独裁概念无法形容这种政体的准确性质，所以政治学家创造了该概念。该词的涵义，按英文原义包含两层涵义。

　　第壹层涵义是指：盲目屈从权力；第二层涵义指：将权力集中于壹个领导人，或壹个精英集团，而不按照宪法对人民负责。换句话说，Authoritarian所含的两层涵义，都与权力有关。中文世界研究极权的专家仲维光先生认为把Authoritarian翻译成“威权”，是中国体制内文人故意误导，因为“威权”本身涵义不明，极易误导公众，让人们摸不著头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玩意。而将中共极权暴政轻描淡写说成所谓“威权”更有严重误导公众之嫌。最贴切的翻译，应是“专权”或“集权独裁”才符合原意。

　　第三，极权有哪些特征？学者们有不同的归纳，极权研究专家阿伦特归纳极权政权的六个特征：第壹，壹个针对阶级敌人或者种族的意识形态。第二，密秘警察恐怖制度。第三，国家完全控制和操纵经济。第四，垄断的壹党制政府。第五，完全隶属于政府的新闻垄断控制。第六，唯壹的绝对由政府控制的军队。我认为胡适博士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伊斯曼的理论归纳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显然更详细具体。

　　也许这是理论家与实务家的区别，伊斯曼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主要是包括第壹，把狭隘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第二，由壹个军队般的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第三，严厉取缔壹切反对政府的意见。第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第五，神化领袖，把领袖当做壹般信仰的中心。第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亦即愚民政策）。第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第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第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第十，使人民陷入文化和讯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第十壹，由政党统治壹切艺术文化，第十二，破坏政治信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闭人民。第十三，政府有计划的实施罪恶行为。第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人民公敌（也即所谓阶级敌人）。第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人民公敌。第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第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长（极度无知的中共暴政从鼓励英雄母亲至强制计划生育）。第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第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壹切劳工运动。第二十，工农商各行各业，全部受政党领袖的控制。

　　这二十个特征，是传统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当代极权主义的特征，主要是中国和北朝鲜和古巴，我在“论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合法性”文中将其归纳为三大类。

　　第壹，绝对的官方意识形态，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瞎猫屠夫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第二，官僚特权犯罪利益集团垄断壹切权力，政治权力就不用说了，包括垄断大众传媒，立法、行政、司法、军队、警察，亦即国家的全部权力机构及公、检、法、司，警察、特务、监狱等全部国家暴力机器，以及全部非政府组织，即所谓NGO。比如近日像北京当局蛮横无理查封的公盟，都是由政府绝对控制。第三，对全社会实行密秘警察，特务统治，实质上使整个国家成为壹个特大监狱，国人全部变成实质上的奴隶。这就是我们将胡适先生归纳的二十项及阿伦特提出的六项，简化为三大类特征。

　　每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可以对照壹下，有哪壹项不符合？中共当局现在仍然绝对符合极权政治的全部特征。除了刚才提及的特征之外，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极权政权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壹，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手段对从大都市到穷乡僻壤的村民，进行无时不在的强制洗脑，及精神控制。全体国民根本无法避开统治者每天貌似公正的训示，被迫每天接受精心伪造、精心包装、阉割了事实真象、或半真半假的各种舆论导向的信息，讯息的灌输。长此以往，国人就在潜移默化中被奴隶化，被销磨掉了反抗意识而成为奴隶。目前中国的国民，很大壹部份就是这种状态。

　　第二，政权壹方和民众壹方的实力差距绝对化。现代极权政体体现为官民实力差距绝对化。没有组织的壹盘散沙的民众，面对的是壹个武装到牙齿的撑控著军队、警察，公、检、法、司，监狱所有的暴力机器的官方。所以在现代极权国家武装暴动或武力反抗暴政，成为现实上的不可能，因为民间没有实力。现代极权国家已经变成了壹个超级专制暴政，所以人民就成了任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宰割砧板上的鱼肉。

　　第三，极权政权都是反复用暴力、欺骗宣传加恐怖三大手段来统治国民。中共使用暴力统治的例证我已在“论中共政权是个暴政”专题中充分举证；极权政权下几乎所有社会讯息，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各方面讯息，几乎都离不开谎言。它的谎言在当代的条件下，已经精致化，或称白骨精化。也就是说，从赤裸裸的公然欺骗，已经演变成今天的非常精致包装的各种谎言，它都是导向性的，确实很容易令普通民众受骗上当。

　　中共封杀所有的传统媒体，它对传统媒体的封杀严厉程度？我在巴黎国际传媒会议上，做了壹个专题报告《中共政权与媒体控制》，列举了中共政权对传统媒体采取的十七种控制手段，使得中国社会所有的传统媒体的自由度等于零，甚至等于负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全是中共灌输的谎言，或者都是它欺骗公众的舆论导向式的讯息，所以全部都是虚假讯息，或者变质的讯息，是按中共的要求精心裁制的讯息。

　　当代中国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共政权是壹个所谓的威权政权，或称威权统治。为什么这些人对这么明显的极权暴政，视而不见呢？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壹个极权政权，大概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将中共说成是威权政权的人，以及西方国家的学者或者中国通们，也都会同意，这是个不争之论。

　　问题在于极权主义从诞生发展到今天，已经将近90年。极权主义并非机械的壹成不变的，它也会与时俱进，以各种面目出现，而且越落后国家的极权越劣质，面临灭亡的极权跟初期原始的极权，显然有所不同。初期的极权像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极权，及斯大林共产极权，或东欧诸共产国极权，跟当代中国邓江胡搞的极权，确实有相当区别。

　　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是绝对化的，全中国人民每天都被逼得早请示、晚汇报，发明任何东西或做出任何成就，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个时候的极权是绝对的。而邓江胡专权时代的极权是不是不存在了呢？全然不是。那么是否共产党变好了呢？更不是。

　　不过共产党比以前更阴险更狡滑欺骗手段更高明因而欺骗性也更强了，原来那些极度无知的土包子出身的匪党，现在变成了都有高学历的（尽管大多是伪造或是骗贿买来的学历），确实有不少硕士、博士共产党官员，所以中共的欺骗手段与时俱进，像新闻的出口转内销，或者中共干脆收买国外新闻媒体，进行精致包装后向全世界进行宣传。

　　例如中共在全世界大建孔子学院，但是在中国却有成百上千万的儿童失学。中共却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投资在全世界搞了壹百三十多所孔子学院，理由是要满足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学中文和瞭解中国文化，但显然是胡扯。这完全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蒙骗国内那些推崇儒学的学者专家们，他们还真洋洋得意，以为中共政权已经听了他们“帝王师”的劝导，所以现在中共开始遵孔了，壹个彻底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罪魁，壹个彻底摧毁孔圣人故居极珍贵历史文物的文盲加流氓的政权，壹个将数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残酷迫害二十年的流氓政权，居然突发奇想尊起孔儒来了？！这完全是壹厢情愿的自我安慰。

　　中共政权现在是不是已从权权暴政退回专制政权，甚至退回到所谓威权政权了呢？显然不是！首先，共产政权都是极权暴政，这是定论。兹举几个著名的人物来支持我的论点。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乔夫于1991年底，在他的总统讲话中明确指出“极权主义制度长期剥夺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可能，它埋葬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和昌盛”。随后叶利钦总统也说，“我们国家清楚地高度评价妳们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对我们为克服极权主义噩梦带给我们的遗产的努力的帮助和支持。”这是前苏联共党总书记和俄国总统对共产主义极权性质的认定。

　　罗马尼亚总统特莱扬?伯塞斯库2006年12月18日在罗马尼亚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共产主义是壹个声称掌握‘真理’的政治团伙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的极权；它是 壹个彻头彻尾的暴力政权；它是壹个把罗马尼亚人民从五百年的现代文明历史中剥离出去的镇压体制；它违反法律并强迫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共产 政权在统治间杀害了数十万的罗马尼亚人民，危害波及数百万人”。他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证人的证词，都证实共产极权的反爱国本质，鉴此， 壹九四五年到壹九八九年间统治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是非法的犯罪组织。”

　　东德民选政府国防部长莱纳尔? 艾波曼说：“中欧和东欧的共产极权全都没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因此它们必然要离开历史舞台。历史告诉我们，壹个顽固不化、不能改革的政权早晚会垮台。中共也必须知道，如果它不向民主化方向转变，不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就会有其他人来接替他们，如果它自己不下台，就会被人赶下台”。

　　上述苏联和东欧总书记、总统、国防部长，异口同声认定，共产政权就是极权。中共邓、江、胡专权时代，仍然是共产政权， 仍然是共产党壹党专政，  共产党仍然操控公、检、法、司军队警察监狱等全部国家暴力机器，共产党仍然独裁垄断所有的政治权力，共产党仍然把持著， 掌控著所有传统媒体，共产党还对互联网进行全面封杀，我刚翻译的美国自由之家2008年的网络自由媒体评价“中国互联网自由度评定”，认定中国仅次于古巴，成为全球第二名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度。这意味著什么呢？互联网自由，实际上与传统媒体自由类似同步。最不自由的国度，基本上都是极权国家，或者特别专制特别独裁的国家。北朝鲜若参评的话，壹定是第壹名，亦即北朝鲜第壹，古巴第二，中国第三，而胡锦涛公然宣称要向古巴和朝鲜学习政治！

　　根据著名作家曹常青先生披露：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不能用六四当时的尺度，来看今天的大陆”，他还说“大陆最近十年比过去更为注意人权议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也称：“当今的中国，己经不是六四天安门的中国，今天的共产党，也不是那时的共产党”。甚至天安门学生领袖柴玲也说，“我想对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讲几句话，因为他们确实跟六四直接屠杀没有任何的历史责任，我希望他们能借著这个机会，能够开始中国真正的政治开放”。从这几个政治人物对当今中共的评价，认为今天的中共和六四屠杀学生的中共，己经不壹样了。中共变好了吗？或者中共己经改良了吗？或者中共己经从极权暴政退成专制，或退成所谓威权了吗？！

　　这些人因为是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特别是政客多有政治利害考量，像马英九，吕秀连在发表见解时，往往都受到其身份地位限制，不得不考虑政治现实利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说法，首先就值得怀疑？

　　此外，体制内法律界人士，体制外的民运人士，有人认为与体制内的宪政对话正在形成，也有不少人苦苦恳求与中共对话，甚至要与中共和解，等等。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凡是体制内的人均有壹个致命的弱点，像俞可平，据说是胡锦涛的智囊，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中国第壹个政治学博士，他在国内大论民主，他论民主的文章被官方媒体炒的沸沸扬扬，不过那是中共伪民主论。

　　然而近年来，不但体制内的人，或国内的民众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甚至连博学的刘晓波居然也对他盛赞有加，可见其高明的欺骗性。我对俞可平的中共伪民主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我欢迎俞先生公开批判反驳我的论点。我的结论是：凡是体制内的人，特别是当权人物，不管他是政治学的也好，法律学的学者也罢，都有壹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根本不敢触及能够动摇中共统治根基的根本问题。

　　任何体制内的人，无壹例外。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对体制内的当权人物的论点根本不必当回事，因为它们往往是配合中共当局缓和民众的愤怒，以扑灭民众反抗的怒火。这些人绝对不会为中国真正的自由、宪政、民主的明天而努力。

　　中共体制内最先进的贺卫方、张博树和刘军宁，他们是最勇于表达真实心声的体制内的真正学者，即便他们也仍然有所保留，可想而知那些体制内当官的家伙。因此国人轻易不要相信那些当权者的糊弄国人的胡说八道，它们的目地旨在误导公众，它们决非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而是为了中共当权犯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为中共充当无耻、无行帮凶帮闲文人角色。

　　至于不少海内外民运人士或其他人士，仍对中共抱有幻想。这个情况错纵复杂，因为他们当中，许多是伪装的民运人士，不少是中共打入民运中的卧底共特。对这些故意误导公众的家伙暂且不论。我只是对那些思想认识胡涂的人，谈谈我的看法。

　　胡锦涛专权以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蛮横关押、残暴酷刑、枉法无罪重判，是少了还是多了呢？绝对多了！对全社会精神思想信息控制是严了还是松了？绝对是更严了！对法轮功学员、对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的酷刑、迫害致死的人数是多少呢？根据统计法轮功学员是3,300余人；而根据家庭教会的统计是10,000多人，这些都是在江、胡时代发生的。

　　东州事件，中共用坦克机枪镇压失地农民，近年来中共当局频频使用武警、或军队镇压民众抗暴运动，多得数不胜数。像1989年六四屠城镇压学生民主运动；1999年迄今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恶性事件；2008年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导致上万名师生死亡，这些都是极权暴政的产物。因为如果不是壹个极权暴政，仅仅是壹个专制政权，比如军阀专制政权，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四川土军阀曾经命令：凡是县政府的大楼比学校教学大楼好的，县长立即枪毙！这意味著什么呢？军阀的首领，大多受过四书五经，传统的私塾教育，皆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素养，因此他们有最起码的底线，重视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儿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共产党关注过教育吗？共产党是摧残教育，它关注的是强制党化教育、强制洗脑、异化毒化学生，它根本不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只关心如何独裁垄断政权以便更持久地捞取个人私利，虽然军阀与中共窃政的目的均在于私利，但中共是邪恶党化因而毫无人性，而军阀还有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约束故人性尚存，这就是它们本质的区别。

　　军阀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总统，当他得知部下枪杀43名学生以后，亲自到现场去跪拜亡灵，而且从此以后素食终身，及时依法处理责任者，最后仍然引疚辞职。犯下六四屠城杀戮三千多名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流氓中共，不但拒不悔罪反而将成千上万名学生市民逮捕处死或判重刑，甚至严密封锁壹切相关信息迄今。因此，中共政权及邓江胡之流与四川军阀、北洋政府及段祺瑞相比天差地别！

　　毛邓江胡与北洋军阀或四川的土军阀比都没法比，根源就是共产极权。从德国纳粹极权的政治宣传来看，我们就能知道极权的涵义是什么。

　　纳粹极权教导人们说：“只有全权全能的国家，才能够拯救人民，只有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的这种政权，才能够拯救德国人民。每个人必须将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有关个人自由观念是错误的，历史启示我们，总是有人为王，有人提供服务；平等的信条也是错误的，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肤色、人种、智商、体能等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平等；而同胞之爱应当限于相同的种族成员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争斗，历史上从未间断，因此战争是壹种注定使人类年青化的神圣习惯，战争必须是神圣和光荣的”。这就是德国纳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

　　对照中共的宣传，明显可见中共的极权理论，何其相似。毛泽东在1929年发表“论反对自由主义”，希特勒反对自由，反对平等，毛泽东也反对自由主义，强调共产党官员的特权；共产党长期强制宣传共产主义，要人民热爱集体，热爱共产主义，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与此同时不但不保护个人权利，却随心所欲地侵犯个人权利。中共极力煽动阶级仇恨，煽动人民仇恨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对他们进行数百上千万的肉体消灭，他们的子女则被剥夺壹切政治、经济及受教育的权利，沦为社会最底层贱民。希特勒纳粹，以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煽动德国人仇恨犹太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中共只不过把“种族优越论”置换成“阶级斗争，阶级仇恨论”而已。

　　为了煽动仇恨，共产党胡编乱造了《白毛女》、《收租院》，及沉崇被美军士兵强奸伪案，旨在煽动农民仇恨地主、富农，煽动中国人仇恨美国。毛泽东1959年访问苏联时亲口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怕打核大战，中国有六亿人口，跟美国拼的话，我们拼掉三亿，还有三亿，打出壹个共产主义新世界是值得的。把赫鲁晓夫吓得直哆嗦，因为赫鲁晓夫没有毛泽东这种视人命如粪土的狂妄。

　　三年前，共军少将朱成虎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公然叫嚣：如果美国干预解放台湾，共产党将不惜让西安以东全部的国土毁灭，我们也要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至少二百座城市。这就是中共狼奶灌出来的将军的狂妄至极的狂言。

　　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人为炮制出壹个阶级敌对的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贫富差距之最的社会，共产党的极权政权，实质上是比希特勒的极权政权更狂妄，更恶劣得多的极权，也是最恶劣、最残暴、最下流无耻极权暴政。

　　中共政权是极权，具体来说，可以从下述各项壹壹对照。极权有三大特征：第壹是暴力；第二是欺骗宣传；第三是恐怖。只要在中国生活过的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他们的家庭或家族或亲朋好友，几乎找不到壹个人没有受过中共极权的暴力、谎言、恐怖的迫害。

　　甚至连刘少奇、林彪、周恩来也都遭到这种极权迫害。最近的例子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上海市长陈良宇同样是极权暴政的牺牲品，中共极权或许只有独裁者本人，未受牵扯。事实上，连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家属也不例外，毛夫人江青、毛侄儿毛远新后来同样成为极权专制暴政的受害者。

　　所以中共极权之“暴力、谎言、恐怖”，没有必要更多解释举证。不过欺骗宣传尤其值得壹提，焦国标教授之《炮轰中宣部》对中共极权暴政的欺骗宣传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批判，我在《中共政权与媒体控制》专题研究报告中亦举证了中共控制新闻媒体的17种手段。接著我具体谈几个问题。极权主要表现在意识行态；以及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新闻、媒体、司法、警察这些领域对国人的控制。

　　意识形态在毛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毛语录为特征，所有的东西都跟毛泽东思想挂钩。毛思想不但统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统治婚姻家庭爱情性生活，这方面过来人都非常清楚，我就无须细说。

　　文化教育，中共之所以到胡氏暴政的今天，仍然觉得很自信，至少是装出来的自信，其中壹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极权暴政百分之百掌控了中国所有的教育系统，从大学壹直到幼儿园，每个学校都有中共的党委党支部，甚至在北京大学和全国较重要的大学，都安插了大量特务。

　　我2003年1月份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壹个演讲，请我去演讲的教授事先善意警告我：学生当中有便衣，叫我演讲时不要太激进。这壹事实表明：中共对大学的恐怖控制，事实上很可能自1989年六四屠城后，便在全国各大学推广此种收买学生特务的恐怖统治术。当然我该讲什么照讲不误，因为我完全是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而共产党只是偷偷摸摸的干那种下流的勾当。共产党对学校的统治，除了用党员以及特务的恐怖控制外，更糟糕的是它对全国教育体系，无论是中学、小学，特别是大学，全部采用统编教材或大同小异的统壹教材。

　　全世界凡是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每个大学都有权出版自己的教材，每个教授都有自已的专著，而中共极权暴政下却千篇壹律，强行推行统编教材这种制度，就是极权的表现。整齐划壹，把所有有人变成独立思想的机器人，这是极权者最喜欢干的事。

　　中共政权在教育文化领域做得最彻底，迄今丝毫没有松动，反而有更严的趋势。我曾翻译过壹部法学名著《CIF&FOB合同》。在译者后记中我写道：中国唯有实现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体制才有前途与未来。出版社未经我的同意，私下删除了“自由、民主”四字，只剩下“法治、科学”。

　　书出版后，我问主编，为什么删除“自由民主”四字？他耸耸肩说：我也没办法，上峰有令。什么意思呢？中共对出版界的严密控制采用三审终审制。壹本书要出版，要经过层层审查，主要审查政治内容。也即至少早在2000年中共就已经把“自由和民主”，做为禁制词在所有的出版物中给禁掉。而凡是犯“错”的编辑、编审、社长、出版社，则全部会面临经济行政处罚直至刑事追究，迫使所有出版界从业人员为现实利益而“自律”（即自我阉割）。这壹事实表明中共政权对教育文化出版业的控制比希特勒还希特勒，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中共迫害宗教信仰方面我已有数十篇专论。每个人都知道中共蛮横无理疯狂镇压法轮功的祸国殃民事件，而镇压法轮功的残酷，人为制造了当今全球最大的人权灾难。刚才提及马英九总统之“中国近十年来更重视人权议题”之说，恐怕系睁著眼瞳说瞎话，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

　　至于武装警察这个概念，大概只有中共才有。实际上是1989年中共暴政血洗天安门事件后，遭到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强烈谴责，因为中共滥用三十余万正规军镇压民众的民主要求。从那以后，中共就把大量的现役军人，整团甚至整师转业摇身壹变，变成所谓武装警察，迄今武警人数业已超过百万。

　　武装警察的任务主要是对付民众。而世界各国的警察，都是普通的治安警察或交通警察，其主要职责在于维护社会治安，维持公共秩序，保护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警察普遍受到公民的敬重，根本不存在武装警察的问题。我来加拿大已四年，在这期间，我到过九个国家。见过的警察不超过五十个，其中七名警察还是因为我的交通事故。换句话说，四年来在这么多国家，我几乎看不到警察。中国则到处都是警察，穿制服的，便服的，网上的警察比比皆是。所以说中共暴政实际上早已成为警察国家，亦即中国人民实质上生活在壹个特大监狱之中。中共极权性质壹点都没有变，只是变本加厉，更狡滑更阴险更伪善而已。

　　再者，酷刑也是极权社会的特点，专制社会当然也有酷刑，但是极权社会，酷刑更是泛滥成灾。斯大林时代对所有的政治犯采取大屠杀，斯大林极权暴政屠杀了两千多万人，屠杀是最严厉的酷刑。其次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及肉体刑，斯大林时代也是登峰造极。

　　但是斯大林极权暴政的酷刑跟中共极权暴政的酷刑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中共极权暴政不但屠杀了各种政治犯超过三千万人，而且对全体中国人进行了长达60年的精神强暴，使大量中国人变成没有灵魂没有道德的行尸走肉！强奸人的肉体是世界各国刑法公认的重罪，强暴人的精神实质上即阉割人的灵魂，而人的本质乃是灵魂而非肉体，因此强暴人的精神远比强暴人的肉体对受害者危害大得多，因此，中共极权暴政纯属最下流无耻的犯罪团伙！更恶劣下流的典型酷刑还有上壹讲我提到的那些侵犯女性生殖器和强奸的案例，诸如用高压电棍电生殖器，用电棍捅入肛门，用电棍插入阴道，像这些邪恶至极的暴行，什么样的政权才能造成呢？只能是极权流氓暴政！没有中共当局的长期故意纵容、放任、甚至鼓动，怎么可能反复多次出现此类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可耻可恨的下三滥案例？！

　　最后，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更是惊天黑幕，也只有超级极权暴政才干得出来，所谓威权政权是比传统的专制独裁政权更进步的现代发展中国家为了快速追赶世界先进的体制，绝对不可能大面积出现活体盗卖人体器官的现象。

　　谈到所谓威权政权，实际上是指专权或独裁专政，有必要加以解释。凡是极权政权，壹定都包含专制独裁，但专制独裁的政权，并非都是极权政权。极权对专权是包容的关系，极权要比专制独裁范围更大，而专制独裁却不包括极权特有的内容。极权比专制独裁要恶劣得多，而极左的极权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无耻的暴政。

　　极右的极权和极左的极权，两者的区别在于：极右的极权，是由真正的社会菁英撑权。像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它重用的人，主要是有知识、有文化、在真才实学，非常能干的人。这三个极右极权政权生存期间，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年均高达50%，纳粹德国甚至高达100%，使得其经济实力剧增，伴随著军事力量同步剧增，导致其独裁领袖人物称霸世界争夺殖民地和自然资源的野心膨胀，因而敢于迎战同样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其它帝国或资本强国。

　　而共产极权即极左的极权恰恰相反，它的理论之壹乃是“人民民主”实质即“极权民主”，其重用的大体上都是无赖、流氓、没有真才实学、但善于吹牛拍马精于行贿的社会渣子，或者人渣。共产极权专门打压屠杀真正有道德、思想、文化、真才实学的社会精英。这就是极左的极权与极右的极权的重大区别。

　　此外，极右的极权很容易侵略他国，因为它们具有种族优越论意识形态，认为自己的种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种族，其它种族则是劣等种族，因此他们就要去带领别人走向文明，就要成为统治者，所以它们就表现出强烈的对外称王称霸的欲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重用的是有能力的人，实行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好，军事也罢，都能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它的经济实力膨胀。如果当权者又有野心的话，而极权独裁当权者往往野心十足。所以它往往会拼命的扩充军备，军事力量壹膨胀，它必然就要耀武扬威，就要在世界上跟别人较量，争夺领导权抢夺殖民地和自然资源。

　　极左的极权大多只会玩命欺压本国的民众，因为民众手无寸铁，跟它无法对抗。但是它从来就不敢对强国较量，因为它科枝经济壹塌胡涂，军事实力肯定也不行，根本无法对抗经济军事强国。这是由流氓欺软怕硬的特性决定的。胡锦涛暴政亡命扩充军备，金正日流氓政权则狂妄发展核武器，妄想对国际社会实施核武威赫。但它们仅仅是打肿脸充胖子。

　　因为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精英被它们屠杀压抑，或驱逐到国外去了，其重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缺德乏能的奴才，它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实力呢？共产极权的实力都是假的，都是吹出来了。

　　最后，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而绝非所谓威权政体。认清此点非常重要，绝大多数所谓威权（专权）政体，都有可能通过对话，谈判进化改良，最终演变成自由、宪政民主政体。

　　像西班牙军事专制政权；葡萄牙；希腊独裁政权；南美洲智利、秘鲁那些军事独裁的政权；台湾蒋介石政权；南韩全斗焕政权；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专制政权，都曾是独裁专权的政权，便他们都经过进化改良和平演变成当今的自由宪政民主政体。

　　但是所有的极右极权政权全部是被自由世界打败后强制改良成自由宪政民主政体的，迄今没有任何壹个极左的极权政权进化改良演变成自由宪政民主国家， 亦即所有的极权政权全部都是经过外部力量消灭（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是被外部打败了以后，强制它改变的。或经过全民革命如苏联、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极权政权根本不可能改良。

　　为什么极权政权不可改良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极权政权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占有者，失了其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基础就没了，为了维持政权，它必需象抽打陀螺那样使之继续运转，因此它要定期不停地用强制宣传欺骗人民，用血腥暴力恐怖来恐吓人民，使人民成为愚民而不懂反抗，或不敢反抗，因为如果停止欺骗人民或没有血腥暴力恐怖，人民就会觉悟觉醒，胆子就会越来越大，到壹定程度就会抗争，就会要求自由民主。

　　有关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政权，还是所谓威权（专权）政权的问题，我本人不是极权研究的专家，我认为仲维光先生是中文世界比较优秀的极权研究专家。当然英文世界也有不少极权研究专家，但是中共政权到底是极权还是专权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壹个常识、实务问题，而不是个纯理论问题。

　　任何主义，任何政权，都有壹个从诞生成长壮大强盛衰落最终走向死亡的过程，特别是违背自然规律任何的东西，注定者是短命的。而中共政权很显然是个反自然反人性反人类的政权，因为它是建立在壹个反人类、反人道、反自然规律的共产主义伪理论基础之上。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匪帮强盗流氓权贵资本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共产党党魁都要泡制出壹套能够标上自己标签的“理论”， 亦即意识形态，因为这是极权政体的特产。

　　传统的专制政权，虽然也是专制独裁，但它都有壹定限度，它对社会的控制，留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没有大规模强制欺骗宣传洗脑，且均有自由媒体虽然受到政府监控干预；虽然它也残暴专横也大量存在酷刑，但基本不存在对国民的精神强暴，专制独裁当权者只关心自己捞私利，但它不至于因意识形态而滥杀无辜。

　　所谓威权（专权）政权，大体上与传统的专制政权类似，但它们更注重运用国家力量强制干预经济发展，强调社会公平，因此威权（专权）政体实质上是比传统的专制独裁政权进步的政体。例如新加坡被称做威权（专权）政体，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其司法独立，法治健全，社会管理制度先进，反腐反贪举措行之有效，故新加坡除了尚未实行民主选举之外，其他方面实质上是非常先进富裕社会公正廉洁的国家。

　　在极权政权特别是极左的共产极权暴政下，全部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被共产党独裁撑控，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法治无生存余地，宪法系壹纸空文，流氓恶法充斥，思想、言论、信仰、新闻、舆论、出版、结社、教育、学术、演讲自由根本不存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共产极权政体则是个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因此其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残暴，必然导致全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极度不公不义，司法专横黑暗腐化堕落，必然导致因意识形态滥杀无辜或重刑惩罚思想犯，极权暴政当权犯罪利益集团，不仅狠捞私利，而且还要对全民强制洗脑愚民，并将所有异议反对者，打入地狱，不但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且剥夺其生存权。但共产极权暴政的壹切罪恶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真理的名义下推行的。

　　综上所述：中共政权不但不是所谓威权（专权）政体，而且不仅仅是专制独裁政体，而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最恶劣最残暴最下流无耻的极权暴政！

　　2009年8月23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六章：论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

　　提要：本文曾被编辑改名为：“胡锦涛本身就是个流氓货色”；“胡锦涛不是在执政而是在犯罪”。此题似更吸引读者眼球故采纳之，并谢谢改题者。此外，原文在《看中国》上载后于24小时内有大量读者留言，其中有少数五毛党徒提出质疑，但明显系故意搅乱或弱智之问；如果其勇于真名实姓上阵，且提出严肃认真质疑南郭竭诚欢迎，并承诺另行论辩。鉴于本系列演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但文中所举例证全部是我认为真实可信的资料也均有出处，尽管不排除极个别情况可能不够精确，我对已之言论负法律和道义责任。吾得重申：吾之坚决反共纯属因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儿时我便对中共长期强制洗脑宣传的做法极为厌恶，对被中共流氓故意纽曲的“政治”极反感，对缺德乏能无知的中共流氓当权者极鄙视。

　　经过大学四年的刻苦学习，于1984年初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根本谬误；执业二十壹年期间，仅因我的独立思想，先后受到中共极权暴政至少八次蛮横无理的政治迫害。尽管如此，吾之坚决反共决非因个人受迫害而寻思报复，也非为所谓仇恨而反共，南郭迄今并不仇恨任何人，对胡锦涛我仅依客观事实充分论证其乃“政治白痴，法盲，人权恶棍，重度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但谈不上对胡氏之恨，但我确实为之可怜可悲可叹可鄙！因为吾之心胸有如宽阔深邃的太平洋，壹生从不记仇也从不报复任何曾迫害过我的任何人，因为我自1984年2月始便坚信宇宙的本质乃是爱！

　　2009年8月23日

　　今天我的主题是论证为什么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这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迄今还有许多国人并未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而中共政权最突出的本质：流氓暴政！

　　什么是流氓政权？流氓政权英文叫做Rogue state 或 Rogue regime，Rogue英文的定义是指声名狼籍、无原则、没有道德、不诚实或无用的人或野兽。因此流氓是指人性不足而兽性十足的人。State主要是指 政治或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而Regime是指政体与政权，因此Rogue state 应当译为流氓政权，中共媒体故意将它译为流氓国家，实质上是为了误导公众。因为从来没有壹个国家全体公民都是流氓的，但是国际上确实有流氓政权的存在。

　　其实最早（1804年）使用流氓政权壹词的是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他称拿破伦政府为流氓政权，因为当时的法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守规则。1989年以来，诸如伊朗、北朝鲜、伊拉克、利比亚等政府也被国际社会称做流氓政权。但是国际社会不敢称中共为流氓政权，实际上，当今之世最大的流氓政权就是中共暴政。

　　流氓有如下典型的几个特征：首先，流氓从不遵守道德、伦理、法律及任何公平游戏规则；其次，流氓没有理性，根本不讲道理，更无任何原则；再次，流氓信奉暴力欺诈，欺软怕硬；此外，流氓惧怕真理，害怕公共舆论，因为它们是生活在阴沟里的动物；最后，流氓喜欢阴谋厚黑权术，而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光明磊落行事。因此残暴、缺德、下流、无耻、不讲道理、没有原则、不分是非、混淆善恶观念是政治流氓的基本特征。

　　对照中共匪帮建党以来的历史，无不印证中共 政权是个标准的流氓暴政。无论政治流氓或是社会流氓，都是以无视伦理、道德、法律、天道人伦，不讲道理、凭借暴力、欺诈、仗势欺人为主要特征。社会流氓主要是欺人、窃勾、霸市；而政治流氓则是以盗国窃政、欺压国民、杀人如麻、霸道、霸政；利用社会流氓引发危机，自己从中渔利；或者利用流氓暴民化解政治危机，将政治问题刑责化，是政治流氓治国的贯用的手法。以流氓暴民化解转嫁政治危机，则是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比如说08年的3月5号的西藏事件，以及最近 的7月5号新疆事件，都充份证明了这壹点。

　　再从中共党魁的流氓作风来看，毛泽东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壹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公然宣称勇敢 份子也要利用壹下，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份子，他们不怕死，有壹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份子，我就不赞成。邓小平叫嚣："杀他20万，保20年稳定"，壹副流氓的残暴嘴脸暴露无遗。江泽民回答记者问，如何看待89民运女大学生遭到强奸的这个提问时，脱口而出："六四暴徒，罪有应得"，充份暴露了中共党魁的流氓本性。胡锦涛专权以后，变本加厉，酷刑、暴力、欺诈、恐怖等流氓手段运用的更加频繁。近年来针对众多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家的恶性酷刑、流氓以及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案件，都是在胡锦涛主政后发生的。

　　但迄今胡锦涛没有任何指示惩处恶警的片言只语，却有胡锦涛向朝鲜学习政治，严厉打击"四种人"之说，尽管胡锦涛满口"和协社会"，"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新三民主义"，然而同时却严厉封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国际互联网，残酷打击报复人权律师及民间公义组织。对政治异议人士滥施文字狱及酷刑。

　　必须强调指出，金正日政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流氓暴政，而金正日无赖至极，他自己独霸北朝鲜无数美女，整天花天酒地，奢侈至极，却活生生的饿死了200多万的朝鲜人，穷兵黩武的制造原子弹，旨在恐吓全世界。而胡锦涛壹上台就公然表示要向北朝鲜学习政治，足以证明胡锦涛本身就是壹个流氓货色。

　　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在中共当权者煽动纵容下，流氓恶警赤膊上阵，悍然践踏天理人伦，从文革中的杀戮妇孺、轮奸女囚、逼迫女反革命与公牛交配；到恶警履履公然强奸、性污辱法轮功学员，以残害女性生殖器为乐，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中；至殴打记者、教授、人权律师与人权活动家；甚至暗杀人权律师高智晟，追杀民主斗士郭永丰，酷刑暴打众多人权律师；滥施文字狱，大量迫害良心人士，无不突显中共流氓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亚圣孟子指出："无是非之心者非人也，无羞恶之心者，非人也"。亦即孟子指出没有是非之心，没有羞恶之心的人都是兽类。而中共流氓政权，毫无是非之心，更无羞耻之意，因而纯属兽类。罪大恶极的中共匪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独霸政权，从来凭借暴力谎言，恐怖等流氓手段，从来不讲任何伦理、道德、法律。像邓小平狂吠"杀20万，换20年稳定"，可以说残暴至极。而六四天安门屠城，更是没有任何人伦道德法律约束的，纯属土匪流氓强盗式的暴力滥杀无辜。

　　如今中共流氓犯罪利益集团，进壹步把共产党黑社会化，军队党有化，警察强盗化，官员流氓化，社会淫乱化，银行口袋化，教师医生红包化，法官权贵受贿化，律师行贿化，人大代表花瓶化，自然环境污染化，生态环境毁灭化，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印度圣雄甘地曾经指出，有七种情况可以使人类毁灭，其中首要的壹条就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近日据说中共的元老万里，也谈到中共政权缺乏政治伦理道德的问题。中共流氓政权不但没有任何政治道德，而且其道德败坏，超过古今中外任何最下流、最残暴、最无耻的暴政。

　　胡锦涛流氓犯罪利益集团劫持了国家权力，纯属为了疯狂掠夺民膏、民脂，随心所欲强暴国人，其是非不分，善恶不辨，颠倒黑白，缺德无道，以致公然疯狂迫害正义、公道、责任和道义的代表群体，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而且屡屡滥施酷刑暴力流氓手段，对付民主人士。最新的例证，就是郭永丰被黑社会追杀，及中共当局公然封杀由壹批人权律师主办的声誉卓著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公盟，并拘捕了其法定代表人许志勇博士。

　　中共政权是实际上早已经由早先的流氓无产者，通过壹系列的暴力谎言、欺诈抢劫、杀人等强盗土匪手段、杀抢地主富农，抢劫工商业资本家，超极剥削全国工人职工。用人民公社合作化，夺走全国农民的土地；经过国企改制，抢夺了国有资产；假医改、教改之名，抢劫了全体国人的社保、医保，教育福利基金；最后又用强制拆迁的办法，抢劫城市贫民房产；用强买强卖的方式抢劫农民的土地。最终，今日的中共已经演变成为奉行马列毛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无德、无义、无耻的流氓强盗资产阶级。0.4%中国人（其中90% 是中共的高官子女）已经占有了71%的全国财富，所有的原则、是非、善恶、道德、伦理、公平、公正、公道、正义、自由、法治、人权、宪政、共和、民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全部都被中共抛到九霄云外。

　　中共流氓政权还有壹个特点就是道德伪善，加上无道德政治的泛化，也就是中共公开高唱八荣八耻德智，权为民所谋，为民服务等等道德高调，而私下里却干尽了鸡鸣狗盗、男盗女娼、谋财害命、伤天害理的下流勾当。同时，迫使全社会无道德政治日常化、生活化、大众化，以致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无人不贿。中共流氓政权政治道德早已沦丧殆尽。若再不及时彻底终结中共流氓暴政，它最终必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惨不堪言的空前灾难。

　　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政权，其实是我的当事人首先提及的，当时我还劝他不要太过激了。虽然我在经办郑恩宠、清水君以及瞿延来案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流氓性，对中共政权的暴政性质，我早都很清楚，但对中共政权的流氓性，是在办理这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案件中体现的，才认识到的。但我仍然像政治白痴壹样的认为，通过持之以恒的个案争权，可以迫使中共逐步政治改良，然后实现司法公正，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壹直到2005年的2月23日，上海司法局强行抢走了我的律师执业证及工作电脑，特别是3月6日，流氓当局罗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我非法拘留、非法软禁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流氓政权。

　　自 2005年8月开始，我便公开定义，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并发表了相关评论不下30篇。然而流氓当局虽然有数百万的党用文人、理论家、法学家、专家、学者，却迄今没有壹个人胆敢公开批评或批判我的论点，更不敢公开论战，而只敢采取病毒攻击术。今天我要重申，竭诚欢迎任何人以真名实姓公开批 判我的任何论点。如果公开争辩，公开争论更加欢迎。

　　其实我对中共政权的描述用语，仅仅是陈述事实，而并非漫骂，更不是因为所谓仇恨，而是出于对共匪流氓暴政的极度厌恶和鄙视。因为我壹生从无敌人，也从不仇恨任何人、任何政党，包括流氓中共在内，也包括我定义为"政治白痴、人权恶棍、法盲，虚 伪至极的政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胡锦涛，我对这些人都毫无仇恨可言。是因为流氓中共和这些祸国殃民、祸害中华民族的深重罪孽。让我不可能放纵此等下三滥的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的流氓政客。

　　我今天的主题是论证它，中共政权是壹个流氓暴政。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为什么说中共暴政，首先它是壹个流氓暴政，或者中共政权的本质，它是壹个流氓政权。

　　而中共流氓政权首先体现在彻底破毁或者破灭人伦道德伦理规范，这是第壹个方面。极端下流无耻的中共当局，故意唆使纵容恶警、社会流氓、死刑犯，对男女性法轮功学员性污辱，目地在于精神上、人格上彻底摧垮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

　　这里我举几个典型的案例，河北形台公安局以及公安分局的恶警把抓捕的女学员双手拷住，在警车里轮奸，送到看守所以后，扒光她们的衣服，用竹条抽打，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这是壹个典型的案例。

　　第二，沉阳马三家劳教所，把18个女学员剥光衣服后，强行投入男牢房。

　　第三，山东农村女学员被多名年轻干部凌辱，扒光衣服，然后干部轮流用靴踢其臀部和大腿，又用打火机烧她的乳头，再用电棍插入阴道电她。

　　第四，山西恶警把四把牙刷捆在壹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戳转，逼迫女学员悔过。

　　第五，重庆恶警与女犯人合作，强奸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而且还将披露事实真相的七名学员无罪重判七到十二年有期徒刑。

　　第六，河北省隋州市东城方镇派出所的警察何雪建公然强奸法轮功女学员刘季芝和韩玉芝。

　　第七，辽宁省女子监狱， 狱方故意将八名法轮功女学员投入男犯， 制造强奸案。

　　第八， 辽宁大仁教养院的警察扒光女学员的衣服， 手脚拷成大字形， 然后把阴道里面塞辣椒，拖把和毛刷。我刚才列举的八个恶性案例，都是在互连网上，到今天还可以找到。

　　在另外壹篇文章中，我共列举了十八个类似的案例，这八个案例是最典型的。而高智晟经过壹个月调查，证实了上数案例的真实性，虽然他没有直接证实，而是间接证实，高智晟明确的提出，明确的指证，"610及恶警完全程序化的，几无例外的针对我们女同胞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这就是中共恶警在中共党魁的放任、纵容、带头示范下所作所为。那么这壹方面，可以说上数列举这方面的暴行或者是恶行，充份证明了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这是第壹方面。

　　第二方面，中共的残暴流氓本性，壹以贯之，由来以久，首先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1930年在所谓的肃ＡＢ团大清洗中，近万名，至少几千名的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民众惨遭杀害。毛泽东指使李诏九适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等酷刑，将被打者打的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等，据称胡跃邦因为系高中生毕业，也差点被当做AB团杀头。这是第壹个方面的案例。

　　第二，1934年10月，中共在逃离江西瑞金之前，为了出逃的方便，周恩来下令秘密处死了上万名的伤 残及所谓出身不好的红军官兵。而在上海，周恩来亲自下令将原来原中共特务机关的头目顾胜章壹家老小，近三十人全部屠杀处死，连三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充份 暴露周恩来也是壹个流氓成性的、隐藏极深的高级共特。

　　第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 的典型个案将1941年至 1945年期间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残暴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不少受害者不但受到肉体创伤，甚至被秘密杀害。例如对党内" 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延安和平医院竟将三个活生生的"反革 命分子"做医学解剖！上述披露的史实，证实中共之毫无人性，残暴至极由来已久，并不存在壹个"解放前"好的共产党，中共盗国窃政主要依靠非法暴力和欺骗两种手段。大批幼稚左倾知识分子，被中共承诺的民主所骗而投身革命，甚至不少人为之英勇牺牲；众多农民则因中共残暴的土改获得的分赃实利或被胁迫而支持中共；但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大众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久便被流氓中共无情抛弃。这都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壹些片段，足以证明，中共历史上就是壹个流氓暴政。

　　其次，中共掌权以后，根据目前掌握的壹些片段资料，也能证实中共是壹个流氓暴政。

　　1、 林昭被狱方双手用两付背铐长达450余日！林昭痛陈："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壹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壹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见彭令范《情怀天下窦娥淡才女林昭》

　　2、张志新被中共恶警故意唆使重刑犯 人强暴后逼疯，仍然被丧尽天良的中共处死，刑前被残暴地割喉！而她并非第壹个受此酷刑，此前辽宁已实施近30次！见《张志新七年监狱折磨成疯死前被割喉 管》。清末秋谨被处决时，当局还能尊重她的遗愿不受污辱；共产党烈士陈铁军被国民党政府依法处死刑前还能享受刑场上的婚礼的人道待遇；两相比较，中共暴政与腐败至极的清末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如何可比？

　　3、李九莲临刑前中共恶警将她舌头跟下颚拿尖锐的竹签穿连在壹起后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见《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

　　4、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严刑逼供，打断小腿骨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请注意各位听众，钟海原被活体取肾，是发生在1977年，这大概也就是中共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前例。见《因声援李九莲钟海源被判死刑活体取肾》

　　5、曹刚山 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1949年劝说当国民党乡长的父亲归顺共产党，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亲手执行了枪毙父亲的死刑。文革期间被判8 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

　　6、史唐枫在因反对而获罪的"四人帮"倒台后，仍被押上刑场，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倔强的嘴唇！

　　7、天安门三君子之壹俞东岳出狱时，已经被中共迫害成精神失常的废人。他在狱中受到了酷刑虐待，有两年单独监禁，而且受过电击和其它拷打。见BBC《俞东岳泼墨毛泽东画像的代价》

　　8、1967年文革，在中共公安部门的纵容指导下，北京红卫兵在市区活活打死三千多名“阶级敌人”！在京郊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则对所谓“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其及子女）疯狂滥杀，惨遭屠杀者年纪最大者83岁，最小的年仅3岁！

　　9、1968年广西则在中共当局克意纵容放任下，活吃三千多“阶级敌人”，有现杀现烤人肉，甚至有学生杀老师校长活吃者！

　　10、1999年迄今，中共流氓鼓励纵容活体盗卖大量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至少有四万余名人体器官移植，中共无法说明供体来源！

　　前述实例仅仅是中共迫害吾国最优秀正直诚实的中国良心的九牛壹毛，数百万反革命惨死于毛泽东极权暴政下！华国峰专权短短两年内，全国至少有50余政治良心人士惨遭抢杀！邓小平制造的六四惨案至少三千名大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于非命！江泽民泡制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仅酷刑壹项业已导致三千三百名学员惨死！胡锦涛两度屠杀藏民，人为制造东洲惨案，七五惨案，疯狂迫害吾国最正直诚实的国民，这些都是残酷至极的暴行，充份证明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

　　第三，至于近年来共产党随心所欲，采取流氓手段迫害中国良心人士实例，我列举28例来证明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

　　1、 8月23日，广州刘士辉律师因仗义执言为民族英雄郭飞雄代理申诉而被中共流氓当局强行停止执业。这是胡氏流氓当局迫害人权律师的最新案例！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先生第四次被中共流氓暴政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逮捕，再次印证了"胡锦涛实质上是个政治白痴、政治流氓、法盲、人权恶棍"及"中共专制暴政壹日不灭亡，国人的深重苦难绝对不止"的论断！也证明了"上帝欲其灭亡，必令其先疯狂"！的定律。中共最终逮捕刘晓波，是由中共的 流氓本质决定的，因为流氓根本不讲公平公道唯讲谁有枪在手，唯依赖暴力和无赖蛮横。其次是因为中共最高层全部是标准的法盲，这些高官的法律知识就靠那么几个小时普法能懂什么法律？当然更不懂法律的精神了！再次，是因为胡锦锦不但是个政治白痴而且是个法盲加政治流氓和人权恶棍。胡氏专权以来所干的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勾当，有兴趣者请详见南郭编辑之《曾节明七评胡锦涛》。最后，是因为中共暴政骑虎难下，于是公开耍流氓。（公然践踏法律以言治罪）2、2009年6月10日，中共流氓雇佣社会流氓追杀郭永丰。自胡锦涛专权以来中共日益流氓化，但这仅是其没日疯狂的垂死挣扎。近年来大量人权律师及人权活动家被共匪酷刑，暴打，绑架，郭永丰先生是最新的壹例。（公然采用暴力杀人灭口）3、 2009年7月5日，新疆"七五"暴乱的根源在于，除了极权专制暴政这壹国人深重苦难的总根源之外，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壹个没有正义之所。而没有社会及司法正义的地方，决不可能有任何安定，必定充满恐怖暴力；因为不存在法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自然甚行，厚黑权谋必然畅行无阻；因为正义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基石，而建立在没有基石基础上的社会当然不可能公正公平公道；因此类似暴乱只会日益加剧，直至中共暴政灭亡。中共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采纳人类社会经验反复证明为真理的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拒绝司法独立，历行党禁，报禁，言禁，网禁，是由中共的流氓本质决定的。中共流氓暴政的统治，必然使得全社会正义荡然无存。（利用暴民转嫁政治危机）在这里我简单的列举壹下，为什么说它是中共暴政利用暴民、或者利用社会流氓来转嫁政治危机的壹个手段。因为2001年江泽民当局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而1989年胡锦涛在西藏主政时，亲自头戴钢盔，手持枪械，参与镇压西藏藏民的和平抗议，而且由武警特务分队紧急抽调300人，装扮成市民和僧侣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它闹市地点，配合公安厅、公安局便衣完成闹事的任务，烧毁大昭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这两个事件均被揭露证实是中共做伪干出来的事。历史往往重演，特别是被掩盖的历史；而得手的骗子，非常容易反复行骗，特别是有恐怖暴力支撑的拙劣的政治骗子；而中共专制暴政纯属凭借暴力支撑的不折不扣的下流骗子匪帮。所以在七五新疆暴乱事件中，完全有可能中共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就是自编、自导，或者说鼓励纵容引发这种民族危机，或者民族械斗。（栽赃陷害术，天安门伪火）4、 自2009年5月始，中共流氓当局非法强行七次剥夺公民冯正虎先生的归国权，冯先生是壹位上海著名归国优秀留学生，也是出版自由专家学者，还是壹位上海维权抗暴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由于披露了近年来两百多上海市民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转资、固有资产流失、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案件中被打死、烧死或者被逼跳楼、跳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两千多人被打伤、打残，更有数以万计的人曾经因此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劳动教养或者没有任何手续被随意关押的事实真相。招致威胁、利诱、骚扰、软禁、跟踪、非法绑架，发展到今天将其拒之国门之外。（践踏国际法和法律）5、2009年 4月15日，年逾七十的民主战士孙文广教授，因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中共流氓恶棍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打断四根胸肋骨！上海人权律师严义明在律师事 务所内，被中共匪帮委派流氓公然打断肩骨！广西人权律师杨在新近日遇中共匪徒第四次暴打！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2008年底被中共秘密绑架后受残暴酷刑 54天！共匪恶警用高压电警棍电击其生殖器。而且自2009年2月日被胡锦涛匪党再次秘密绑架失踪迄今！（公然施暴酷刑暴打）6、 2009年3月25日谭作人先生是继陈道军先生之后，四川省第二位因环保及追查劣质学校跨塌致死近万名中小学生之责任而受胡氏流氓中共迫害的的良心作家，中共暴政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捕谭作人先生，仅是增加了壹个煽动罪的新类型"追查劣质学校跨塌致死近万名中＼小学生之颠覆国家政权罪责任"。（罗织罪名，践踏法律）7、2008年11月26日，中共专制暴政公然强暴亿万国民的精神意志,枉法屠杀英雄义士杨佳.最高法院面对如此事实不 清,证据不实,程序存在极严重的瑕疵,极可能是特大冤假错案的所谓杨佳袭警案,如此草率武断神速核准死刑,证实中国根本不存在独立司法，全部公检法司完全独裁撑控在中共手中。（司法黑箱作业践踏法律强暴国民意志）8、2008年3月5日，人权律师李和平遇中共流氓撞车的暴力侵袭！人权律师腾彪最近被北京公安绑架!而人权斗士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施暴人权律师）9、 2008年11月15日郭泉博士被流氓中共罗织"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拘并随后逮捕。并将于2009年8月7日开庭审理。郭泉博士是个敢于直言心声诚实善良勇敢无畏学识渊博心胸宽广真诚坦率多才多艺爱国爱民有真才实学的真正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有雄心壮志的政治领袖人物，其所有言论旨在反对中共壹党专 制独裁，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倡议多党民主竞争，提出实行全民福利政策，似创建网络政党。然而流氓中共指鹿为马，滥用权力，强加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实施政治迫害。（罗织文字狱，践踏法律，颠倒黑白）10、2008年 10月日中共流氓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无罪判胡佳三年半！流氓政权只能制定流氓法条。中共刑法之"颠覆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典型的流氓条款。胡佳并非第壹个也不是最后壹个受害者。对国际上知名的，高度关注的胡佳，中共政权都敢随心所欲，表明中共政权已经彻底流氓化，它根本就不是按照既定的法律原 则来办事，而是用流氓原则。（强暴民意践踏法律）11、2008年10月9日，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根源在于：政治、司法黑暗和教育腐败。司 法、政治腐败就更不用说了，各行各业的全面腐败堕落，甚至连教育学术领域都已腐败不堪！因为中共极权专制政治体制是逼良为娼的制度，它摧毁了全体中国人的道德，逼迫大多数人与之同流合污，否则就无法正常谋生、营利、赚钱。共匪绑架了全体中国人与它壹同堕落以谋取匪党的极端私利。中共当权者绝大多数是极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的家伙，当权的官员，都没有长远政治眼光且缺德无知乏智。他们早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行将败亡，很快将丧失政权，都是持"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及"有权不用，过去作废"的心态，因而拼命捞钱。中共当权官员从上到下，几乎百分之百都是这种末世心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中共官员贪官污吏层出 不穷，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贪婪的总根源。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腐烂透顶，每个官员都在拼命捞自己的私利，根本不会考虑中国人的死活，也不会考虑中国社会的未来和前途。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中共壹党专制这种极度腐败残暴无能的政治体制，中国人经过它六十年长期强制洗脑、愚民统治，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被彻底摧毁了。 这就是毒奶粉事件的真正根源。摧毁了国人道德底线后，这种体制必然制造大量没有壹点道德责任感的人。（毁灭道德逼良为娼）12、2007年 2月12日和3月19日郭飞雄被中共流氓恶警陶忠革杨乃新专案组带到秘密关押地点坐老虎凳4小时，双手反绑在身后吊起来，打耳光几十下，更下流无耻的是陶 忠革杨乃新两度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刑讯逼供，身体摧残，精神强暴。从连续13个日夜强迫不准睡觉的疲劳审讯，到42天被手脚穿插铐在木板床上，再到沉阳警方用黑头套套住他的头脸，在寒冬的黑夜，用假枪毙的方式，押出看守所，到秘密地点实施酷刑--坐老虎凳，至把他反手吊起，长期悬空，最后用万伏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流氓酷刑）13、 2005年12月日，郭飞雄因被秘密警察日夜跟踪骚扰拍照，他报警却遭到当地派出所非法扣留12个小时！随后于半夜被壹群秘密警察从派出所大厅拖出暴打并 抢走他的相机和胶卷，把他按倒在地上，狠狠地踢打他的肾脏和腰部。"打完以后，重新把我的相机挂在我的脖子上，把眼镜带在我的脸上。把我扶好。"上海马亚莲女士被流氓恶警全身剥光绑在凯迪拉克刑具上三天三夜，并被监控恶警故意踢伤外阴）。（公安流氓施暴）14、 2007年12月15日荆楚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留。荆楚是当代中国壹位著名的网络写手,是壹位有独立思想,高贵人格,文彩出众,思维敏捷真正独立的作家；也是壹位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疾恶如仇,忧国忧民,情深义重,谨思敢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壹位实话实说的真正的中国人！（滥施文字狱，思想监狱）15、2007年9月29日人权律师李和平遇中共流氓酷刑暴打。“作为律师的我有机会体验并见证电刑的酷烈。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壹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壹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 带到郊外的壹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高压电棍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呆著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9月30日凌晨1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壹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 壹处野树林子里。等我回家查点了壹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 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酷刑人权律师践踏法律）16、2007年4 月12日诗人力虹因为法轮功抗辩被流氓中共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枉法无罪重判六年！在壹个绝大多数国人皆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社会，诗人作 家力虹出于良知挺身而出公开谴责中共恶意放任纵容大量活割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之举当然是英雄，他的言论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完全符合《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更符合人类见义勇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滥施文字狱）17、 2007年7月16日民主战士陈庆树被中共流氓无罪重判。强奸人的肉体依世界各国法律皆属公认的重罪，甚至是死罪；强暴人的灵魂与精神实质上远比强奸人的肉体危害程度要严重十倍甚至百倍！实质上将有自由意志的人变成行尸走肉或奴隶。然而，中共专制暴政，不但长期纵容恶警甚至唆使重刑犯人强奸女政治犯、法轮功女学员，家庭教会女信众，而且公然强暴亿万国人的灵魂、精神60年该当何罪？！（罗织文字狱践踏法律）18、 2007年7月16日，贺伟华被中共流氓绑架至精神病院迫害。贺伟华先生是壹名知识渊博、有独立思想、具有相当强分析综合能力的正直诚实、英勇顽强的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者和民主斗士。构陷他人是精神病是最易损毁其名誉的方法。共产极权专制暴政下，精神病往往成为当权者用来打击摧残政治异议人士的工具。（践踏法律打击报复）19、2007年吕耿松被中共流氓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枉法无罪重判。吕先生是壹名正直诚实勇敢聪慧的自由战士，也是令人敬佩的民权斗士，亦堪称中国良心。他以真名实姓在中共专制暴政日益猖獗疯狂的情况下，勇敢无畏地发表了大量令中共胆战心惊的雄文劲论，痛批中共专制暴政腐败,政治黑暗,司法阴暗；体现出壹位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与尊严。（滥施文字狱践踏法律）20、2007年3月11 日，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朱宇飙律师因为三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广东省司法厅称他为[反革命]！并被列为公安局监控的[头号人物]，2月10日被警方绑 架！这业已成为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常态，再次印证胡温暴政业已黑社会流氓法西斯化，壹个反复运用此等下三烂的手段非法迫法人权律师的政权不是流氓暴政还有更恰当的名称吗？！（践踏法律剥夺律师辩护权）21、2007年3月11日，伴随高智晟律师被绑架,许志永与李和平律师被拘禁,杨在新律师被暴打,何俊仁大律师被流氓暴袭,又闻著名中国人权律师张鉴康及邓永亮先生在山东沂南遭到警察监控,强行阻止他们旁听陈光诚案庭审后失踪! 表明胡氏及中共犯罪集团纯属流氓无赖！（暴打人权律师）22、2006年1月17日 "今天晚上22点24分，我驾车正常高速行驶时，前面的壹辆车尾部牌号被报纸蒙著的小车突然急刹车，非常明显是故意制造是我"恶意"撞他们的车的事故！我拼命刹住车后，两车之间的距离不到壹公分！我下车后，因其尾部牌号看不见，我就走到前面去看对方的车牌号，对方突然猛然启动车直直向我撞来！我的躲闪速度 神奇的快！由于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在对方车的引擎盖上留下了我的右手印！我猛然地跃上路旁花园！对方在猛然倒车逃离时，蒙在车尾部牌号上的报纸竟意外脱 落，露出了京EB8233车牌号！现场始终有壹辆神秘的军车！请速帮忙将此消息发在网络上！差壹点被撞死掉的高智晟”。（暗杀）23、 2006年9月日，小乔被山东警方驱逐离青岛并遭毒打,日前杨在新被警方暴打,香港何俊仁大律师遭流氓暴袭;壹个政权下流到靠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公民,非法剥夺公民赴异地避暑旅游之权,也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上海警方居然专门派三员警将小乔押解回上海.北京警方将赵昕强行押解回云南,广西警方将杨在新律 师押解回广西.这接二连三的荒唐至极公然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的事件,突显了胡锦涛当局的风声鹤泣,草木皆兵,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暴打人权活动家）24、 2006年10月严正学先生被流氓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严正学先生是中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民权志士，著名画家、独立中文作家、行为艺术家。1989年被推选任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村长；1993年因起诉北京公安局侵犯人权，被捕及遭强制劳教两年半。近年严正学壹直在为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说话，声援维权人士以独特坚忍的行为艺术方式提起30多起民告官行政诉讼全面揭露中共专制暴政的黑暗，先后七次被拘捕。2006年10月，被中共以涉嫌"颠覆国 家政权"刑事拘捕，后被判刑四年。（践踏法律报复人权活动家）25、2006年1月 13日，杨在新律师处理完刘如平案返回广州白云机场，即被佛山市公安强行带走审讯后扔在两广交界处的荒郊野外！13天后，被广西中驰律师事务所强行解 聘！2006年8月因声援陈光诚在山东被恶警非法拘禁和暴打！2007年4月7日晚9时在住所学校保安门卫及身份不明者8、9人暴打！由上述杨律师的英雄 壮举不难看出是谁指使公安、恶警、保安及流氓再三暴打杨律师！真正的凶手正是中共当局！因为杨律师是继高智晟、张鉴康及蒋海波律师之后公开为法轮功作无罪 辩护的人权律师。近闻张鉴康律师被事务所解聘，而广东朱宇飙律师被劳教！（暴打人权律师）26、 2006年11月18日中共首次承认人体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原因在于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孽在全球遭到强烈谴责.2007年4月19日 华盛顿邮报报导中国承认割取死刑犯人体器官。而此前中共则反复否认之，为何中共突然变得[诚实]起来了呢？原来加拿大前国会议员检察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 律师大卫迈塔斯于2006年7月7日发表的有关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大规横有组织地盗卖的调查研究报告，骗子中共再也不能继续骗下去了，正如2003年初 的[杀斯]案壹样，中共历来要壹直赖到实在赖不下去了才会被迫承认事实。这是由中共流氓政权的邪恶本质决定的。欺骗、谎言、恐怖、暴力是极权专制体制的必然逻辑；中共在其以暴力非法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的28年期间，及在其非法窃取国家权力实行壹党专制暴政的60年期间，其政纲理念早已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变成四不象的流氓无赖权贵资本义，由马列毛变成邓小平之瞎猫屠夫理论，江泽民不伦不类之"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及胡锦涛狗屁不通的新三民主义。前后相差十万八千里；唯壹不变是正是[暴力、欺骗、谎言、恐怖]！（欺骗成性）27、2005 年12月6日，东洲惨案发生。近三千名全副武装的武警进驻电厂，强行拆毁村民搭建的竹棚，逮捕三名工人黄希俊、林汉儒、黄希让，殴打村民，发射催泪弹。村民则以燃烧瓶和石块还击，随后警方即突然对空鸣枪，继而向抗议人群射击。前后约三个小时。官方事后称误杀3人，伤8人；村民资料显示，至少20人死 亡，50人受伤。汕尾市宣传部的刘副部长表示，当地村民指称的20到40人失踪纯属谣言。但是他承认当局正在继续抓捕在逃的抗议活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屠 杀民众）28、2003年3月日，政府欺诈案。苏州市相城区城建公司(下称城建公司)与苏州市相城区建设局(下称相城建设局)串通，采用欺 诈手段、假"绿化景观工程"之名(业已证实为建设高档商业写字楼)，弄虚作假非法强行拆除苏州市衣丽人服饰有限公司(下称衣丽人公司)的厂房、办公用房，致使衣丽人公司被迫停产、上百名员工失业、投资者损失惨重。强制拆迁房屋性质上与强迫交易无异。《刑法》第２２６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构成强迫交易罪。强制拆迁关系中，以行政强制力迫使房屋所有权人将自己的房产以其不能接受的时间、价款卖给开发商，纯属强迫交易，尽管行政强制力是否能等同于"暴力、威胁"还有待论证；但是，采取断水、断电、断气、断热手段，以开除公职或解聘相威胁，派黑社会人物打砸抢，或强行闯入私宅，将所有权人的财产弃于街市或安置于其不同意或不知情的处所，这些在强制拆迁中屡见不鲜的暴力行为，构成暴力、威胁当无疑义，其严重后果导致不少原私房所有人如丧家之犬在城市中流浪。（政府欺诈）上述列举的二十八个案例，绝大多数都是我亲自办理，或者关注的人权案件。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实例，仅仅是因篇幅所限，未能详列。从上述三个方面，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在道德、伦理、人伦角度，以及从中共历史上，和近年来非法随心所欲的采用酷刑，暴打，欺诈、欺骗，罗织文字狱等流氓手段迫害人权律师等方面，已经充份证明，中共政权是个货真价实的流氓暴政。

　　中国人民面对这种流氓暴政，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如果壹个政权仅仅是专制，那么它还有救。如果壹个政权仅仅是独裁，仍然有救。但是如果壹个政权是个流氓暴政，那就无可救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壹个政权是个流氓政权的话，其本质属于流氓。而流氓我们已经论证其特点：残暴、缺德、下流无耻、不讲道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混淆善恶充满兽性而毫无人性。那壹个政治流氓，壹个流氓政权肯定是无可救药的。

　　今天我之所以讲这个主题，目地就是希望全体国民觉悟觉醒，对中共流氓暴政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2009年8月16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七章：论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

　　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万官贪污不抵壹党窃国。公款养党是窃国行为，其罪恶程度超过壹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共产党是全党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吞噬公款。把中共赶下台也等于在经济上从中国人民头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就可以省出来用于人民的福利。中国大批失学的孩子，贫困的农民，严重污染恶化的生态环境，将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专用养党费” 是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额外产生的社会开销，是伴随著共产制度而发生的特有的罪恶。谋私谋到为壹党利益而专门设计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养党体系的现象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里才有。这套养党体系将会随著共产制度的灭亡而被永远抛弃。考察“专用养党费”更使我们知道，推翻共产党统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经济负担的大卸除。

　　各国政党执政是指该党“组阁”，党务机构仍靠自己募捐养活。中共则把全套党务机构甩给纳税人供养。中国的各级政权，除去乡镇壹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其中只有政府和人大这两套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纯属多余。中国的政府臃肿庞大举世独壹无二，以致创下每26个国民必须养活壹名党政官员的迪尼斯纪录。 中国纳税人还得常年供养从中央到县级壹套数目庞大的“在野党”。其他各国纳税人只养政府。而中国纳税人养了政府还要养执政党，中共意犹未尽还要人民再养些“在野党”以美化自己。政协八个民主党派这骗人的养党机构必须废除，肮脏开支必须立即停止。下述七项额外养党费触目惊心：

　　第壹项，中国各级“五套班子”中，各级养党班子供养壹百五十六万余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约七百二十亿元人民币。第二项，全国学校（不含党校）系统里的党务机构供养约九十六万人，每年消耗养党资金约三百六十五亿元人民币。全国有２５００多所党校。按每所党校拥有３０名在编教职工、１０名离退休人员算，全国党校系统每年约需资金三十亿人民币。第三项，党办公养“团体”的在职人数，按中央级1000人，省级300人，地市级60人，县级25人估算，乡镇级不计。每年消耗六十多亿元人民币。第四项，军警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家机器中的的养党支出。总人数为十二万八千人。每年支出的专用养党费约六十四亿人民币。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的党组。中国有各级人民法院3556个，人民检察院3846个。按每个院内平均两个党干来算，共有近二万人，耗用养党费用约十亿元。第五项，国有企业内党务机构；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全国国有经济企业按规模划分的统计数为：万人以上的大企业有566家，五千至壹万的1281 家，壹千至五千的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其中养党机构供养人员六十多万人，每年耗用国有资金二百八十多亿人民币。第六项，党的喉舌以及为党宣传项目中开支的养党费用。中共在媒体、出版、影视艺术等等方面的养党护党花费是巨大的，粗略估计应该不少于壹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在干扰国际广播方面所花的钱肯定是前苏联的许多倍。此外中共还要在东南沿海省份压制港台电视节目的传播，更要对电脑网络和电话手机通讯等进行严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保守的估计，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费不会少于20亿美元。即在壹百六十忆人民币以上。新华网报导过某地居然可为壹座只有三个墓碑的陵园安插二十多份职位的奇闻。全国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花费，每年应达数十亿元。按三十亿计算。第七项、资助他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非法外交费用。中共在海外扩张势力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汇也不是个小数目。估计每年应该达到数亿美元。这里且按二十亿人民币估算。以上七项的总和，为两千二百六十多亿人民币。 此外，镇压法轮功每年烂用国库资金上百亿。这些养党费和镇压费皆属中共烂用民脂的罪恶。

　　第八章：论中共是个骗子暴政

　　今天我论证的主题是中共政权的骗子本能，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回顾壹下中共的诈骗历史。首先，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政权，而极权政权最大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壹是暴力，第二是谎言，第三是恐怖。其中的谎言就是骗。中共的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中共统治中国60年的欺骗谎言壹以贯之。我举几个经典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每壹个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半夜鸡叫》，《白毛女》和《收租院》，这三个电影中国人是家喻户晓，但是现在均被披露，这三个杰作都是中共为了煽动阶级仇恨，人为瞎编乱造的欺骗。《半夜鸡叫》，《白毛女》和《收租院》，揭批的对象都是所谓恶霸地主，把地主的名誉给毁的壹塌糊涂，党用文人瞎编乱造编故事，向愚民特别是儿童少年反复灌输煽动阶级仇恨，旨在为肉体消灭地主阶层抢劫其财产制造舆论。

　　中共第二类诈骗是在新闻方面的诈骗。中共统治六十年新闻方面的诈骗在两个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壹是中共采取的壹整套内参制，就是《国内动态清样》（大参考）《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内部参阅》，中共最高层、省部级、县级干部，按不同等级除了享受不同等级的政治经济特权之外，有权阅的新闻同样也严格分等级。大参考的信息全面，而且及时；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内部参阅，虽然也是真实的，但是不详细具体，或者不及时。至于大众则完全受党的喉舌，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各省省报的虚假信息欺骗误导，或是赤裸裸的谎言，或是精致编造的谎言，或是半真半假的谎言，或是掺杂很多虚假信息的新闻。

　　二是中共的新闻控制，过滤所有真实的信息，或者中共认为对它的政权有所损害的信息，全部被强制过滤。所以中共通过内参制和新闻控制两个方面互骗，使得中国的公众，普通国人所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虚假信息，或是被阉割了的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有时候比赤裸裸的虚假信息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质言之，全体国人被中共流氓暴政骗了整整六十年！而且此种欺骗每日每时仍在继续之中。

　　中共第三类诈骗是隐瞒性的诈骗。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就是猪流感事件。“加十倍报喜，减十倍、甚至减百倍报忧”，是中共新闻媒体壹以贯之的欺诈性政策。凡是在中共国发生的灾难事件，天灾人祸，地震火山，中共全部都是采取隐瞒的方式，60年来几乎毫无例外。仅是近年来中共的诈骗术越来越精致化，它不但骗中国人，而且骗外国人，骗外国政府、骗外国政要；它的手段也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赤裸裸的强骗，而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精致包装后进行诈骗。

　　中共第四类诈骗是吹捧式的诈骗。中共60年来不遗余力地进行此类诈骗。从当年的“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到“辉煌六十年！”“经济成就”以及雷锋、黄继光等所谓英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中共瞎吹乱捧出来的，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但这不是我今天谈的主题。

　　我今天的要谈的是中共的否定式的诈骗。就是矢口否认客观事实的诈骗。例如：

　　（1）1962年的12月底，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公然宣称，“中国没有饿死壹个人！”而当年中国活活饿死近四千万农民！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也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荒谬绝伦的政策，中共强征粮食大量出口换取黄金，购买苏联的原子弹技术，导致活活饿死近四千万农民。可是北京市长彭真代表中共公然宣称，“中国没有饿死壹个人”！

　　（2）1989年六四屠城后，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公然向全世界宣称：“天安门没有死壹个人！”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枪杀的学生和市民可以确认至少达三千多人，还有上万、甚至有十几万的说法，至少枪杀三千多人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袁牧代表中共公然说谎。

　　（3）2003年11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宣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份的国家之壹”。而事实上，由于中共国没有丝毫的言论出版自由，以致连年被《人权观察》《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等国际人权组织评为全球新闻媒体及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互联网之敌。

　　（4）2006年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 网络局副局长刘政荣睁眼瞎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捕”。仅2007年壹年，我知道真名实姓的网民被中共流氓当局罗各种罪名（主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枉法无罪重判的作者至少五十位。

　　（5）2006年6月1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公然称，“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网络观点进行控制，壹些人指责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是不符合事实的”。2008年《自由之家》评定中共国是全世界互联网最不自由之国仅次于古巴的亚军，中共国是全球互联网控制最严厉的国家，中共通过“金盾工程”“五毛党”及网上警察对国际互联网长期实行全面封锁，是妇孺皆知的铁的事实。

　　（6）2006年8月份以前，中共壹直在国际媒体上，特别是英文媒体上撒谎说，“中国绝没有用死刑犯人的器官进行移植，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全部都是自愿捐献的”。自从2006年7月2日加拿大两位大卫先生“关于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调查报告”（现已第三版）问世后，心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于死刑犯”否认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指控，但是即便按中共自已报导的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与每年死刑犯人数比较，至少有四万壹千多起人体器官移植无法说明来源。2007年1月和2008年8月两位调查员经补充取证，已将指控证据由最初的18种增加到了目前的53种，而中共迄今未能辩驳任何壹项证据！

　　（7）2003年4月萨斯疫在中国早已到处漫延，可是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居然还向全世界撒谎：“中国没有萨斯疫，大家可以放心来中国旅游”。结果不久即导致萨斯疫传遍全球。

　　（8）2007年11月，温家宝在答记者问中共当局将如何处理胡佳案时称：“我国是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将依法处理胡佳案”。随后胡佳即因六篇博客文章，被中共暴政枉法重判三年 半！2009年6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会依法处理刘晓波案”。温家宝及秦刚反复宣称中国是壹个法治国家，但是在壹个极权流氓暴政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法治生存的余地。此外，中共反复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据悉，中共监狱目前在押的政治犯，最保守的估计在7,000人以上，而实际的数字肯定远远大于数倍。因为中共从来把政治犯人数当作是国家秘密。

　　（9）2009年2月25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宝东针对联合国人权报告称：“中国是个民族平等，充分保障表达自由的民主国家，有超过250个法律保障人权”。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事件业已彻底粉碎“民族平等”的滥言；60年铁血统治从未举行过任何壹次全民选举的流氓暴政，全国没有任何壹家独立媒体，任何公开表达真实思想者均随时面临中共文字狱迫害的极权暴政，居然大言不禅自称是“充分保障表达自由的民主国家”，真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否？！

　　（10）2009年11月，人权观察组织公布了经过调查38位曾经在北京被关入黑监狱的受害者以后写了壹份调查报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然宣称，“中国不存在黑监狱”！黑监狱早在六年前在北京就已经悄然出现。实际上准黑监狱就是各省驻京办，只不过大概六年前开始，由于到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各省的驻京办已经无法收容上访人士，所以各省市就租用北京废弃的工厂，或是仓库，及旅馆或精神病院当作临时监狱，专门用于短期非法拘禁到北京的各省上访人士。许志勇于2008年底曾亲自到北京的黑监狱调查，被黑监狱的看守给暴打了壹顿。之所以人权观察组织会进行专项调查，跟前几个月壹个叫李蕊蕊的安徽女大学生上访被强奸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关。

　　我刚才列举诸多方面中共当局经典谎言，国务院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卫生部发言人全部形同骗子，实际上中共国的发言人也就是骗子的代名词，甚至连总理温家宝都胆敢公然以骗子的嘴脸这么干，所以说中共政权是个货真价实的骗子政权。

　　回到今天的主题，可以说是国际上最热门的壹个话题，在中国大陆可能被消音，或被强制掩盖，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猪流感事件，我认为极可能中共暴政正在重演萨斯疫骗局。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壹是猪流感事件到底原发地是在中国，还是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这是壹个大问题。二是中共国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上猪流感？多少人已经死于非命？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充分印证中共政权是个骗子暴政。

　　既然中共政权是壹个骗子政权，既然中共政权到目前为止，它的暴力特征，它的谎言特征，它的恐怖特征都没有丝毫改变。换句话说，它就是壹个匪帮、强盗、骗子、独裁、党控壹切的极权流氓暴政，没有任何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党控喉舌宣传部门随时阉割的官方的媒体的存在，这种流氓政权所吹嘘的所谓经济成就（GDP数据），它所宣传的任何重大公共事件有何可信度？！

　　关于猪流感事件，我大量查阅相关文章后不得不提出质疑：到底猪流感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中共国的现状如何？根据初步研究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极可能中共正在重复2003年初发生的萨斯疫骗局。证据表明，中共在猪流感事件上公然造假，公然欺骗，不但欺骗中国人也欺骗国际社会，而且它还真把国际社会骗得团团转。

　　中共在猪流感事件于4月25号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后，急忙于4月30号也就是四天后出具了壹份卫生部09年第八号文件，说猪流感改名叫甲型H1N1流感，还说之所以改名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宣布，壹致使用该称呼，而且还说不再使用“猪流感”壹词，给人以印象：是国际组织要求不再使用猪流感壹词的。

　　据查阅英文资料显示，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英文媒体仍然称swine flu即猪流感，当然说H1N1也没有错，但是它并没有把“猪流感”改掉。中共国急急忙忙改名，它的动机是什么？它说国际组织要求不再使用猪流感壹词，这个说法明显在欺骗中国人，肯定是别有用心。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国此举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墨西哥疫区的州长在4月26日称（疫情刚被世卫组织确认），是中国游客带入病毒引起疫病暴发。美国纽约时报有壹篇报道说，猪流感可能源自中共国。

　　根据我查的资料表明，4月14号西安市就发生过壹个学校有41名学生发热、咳嗽症状随后全校师生停课壹周；此前，福建省的福清市、长乐市都发生过大量病猪死亡事件。更有意思的是4月2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向媒体透露，“华东农业大学早已经研制出猪流感疫苗，现在尚待有关部门验收。中国迄今没有发生人感猪流感的疫情，但是华东农业大学今年来壹直高度重视猪流感的防治研究，他的科研团队早已经研究出预防猪流感的疫苗，并取得壹系列的科研成果”。尽管陈院士第二天发现他的这个说法似乎有泄密之嫌，所以改口说，“我们研制出来的只是预防传统的普通猪流感疫苗，如今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猪流感病毒，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异重组。目前连变异后的猪流感病毒基因都没有掌握，研制出相关疫苗还得壹段时间”。

　　我认为，陈院士第壹次的说法很可能是真实的，而第二天改变的说法很可能是他遭到了上级，或共产党当局的警告以后做的修补。他解释说，“可能是记者误解了他的意思”。可是记者头壹天报道的是那么清晰，他却说当时因为“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在小车里面信号不好”，小车里信号不好怎么可能记者报导得这么明确具体？第二，从后面的壹系列事件来看，陈院士的说法有很大的可信度，其实如果他真的那么信誓旦旦坚决否认的话，很简单，请他把在四月份之前向有关部门申报疫苗的报批原件向公众披露就得了，我量他也不敢。

　　此外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于4月30号宣布，“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最灵敏的人感猪流感的快速诊断办法，而且马上可以装备全国疾病控制研究室的网络系统”。但是听众朋友们请注意这个事实，在中共国自称中国尚无壹例猪流感病人之前的4月30号（中共自称5月10号才首次发现猪流感病人）。那么中共国在没有壹位病人的前提下，它却能够成功的研制出最灵敏的人感猪流感快速诊断办法，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没有病人，就拿不到病毒样本，也就无法进行研究，根本不可能研究分析出这种病毒基因成分到底是什么。怎么可能就已经研制出了特异的诊断方法？除非已经掌握了猪流感病毒的样本，而且研究分析出了其病毒基因组成，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研究出诊断办法。这不是壹个常识问题吗？

　　事实上中国早在2001年的网路上，就有不少专门研究防治猪流感的专业论文。我敢肯定在2001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只不过没有披露而已。更值壹提的是，2006年的2月27号，中国畜牧报报道了壹篇文章叫“冬春季猪流感的危害与防治”，作者指出，“科学研究已证明，猪流感与人流感的关系密切，而在我国猪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作者还说，“对于猪流感的防治应注意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和人类公共卫生安全”。

　　换句话说，实际上在中国猪流感与人流感之间的关系及防治问题的研究早就展开，甚至已经研制出了猪流感防疫的疫苗。与此同时好多卫生部的官员、专家都是在4月30号以前壹口咬定，“猪流感不是新病毒，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中国自称第壹例病例是5月10号发现，据称这个人是从美国回来的。中国流行病疫苗首席专家曾光壹口咬定，“猪流感是美国的地方病”，他的依据是“2007年美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所以他认为猪流感是美国的地方病。以该证据来证明猪流感是美国特有的地方病，可以说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美国早在1976年在得克萨斯州的壹个军港部队驻扎地发生过500多名士兵感染猪流感，199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也暴发过猪流感，但是曾光教授答记者问时却说是因2007年美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从这壹点上来看，这个专家是不合格的。因为美国1976年和1998年已经有猪流感的报道，事实上传统的猪流感并不是说它不能传染人，而是概率特别低，壹般是只有和病猪直接接触的人才会被感染。

　　而事实上1976年和1998年美国发生猪流感当时。就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传播，1976年和1998年的猪流感事件，它的病毒基因跟这壹次的猪流感是不壹样的。所以今年发生的猪流感是新的猪流感，不是旧的。问题是中国在1976年以前有没有猪流感呢？虽然没有报道过，但不等于没有，我在开篇中已经谈到，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共通过宣传部控制的，凡是有任何疫情或灾情，它全部都是封锁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疫情公众根本不知道，但不等于没有发生，这应该也是壹个常识问题。

　　全世界人与猪之间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中国，美国吃牛肉的人远比吃猪肉的人比率高得多，中国人吃猪肉的人的比率远远比美国大得多。中国的养猪场又脏又臭又拥挤，环境卫生条件极差，特别恶劣；而美国的养猪场相对卫生干净宽敞得多，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猪流感既然早就在中国存在，它要发生病毒变异要比美国容易的多，这是简单的道理。

　　中共官员及专家都是在中共自称中国还没有发现第壹例猪流感病例的情况下公然宣称，“猪流感不是壹个新型的病毒，猪流感是可以控制的，可治的，并不可怕”。例如：

　　（1）4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的专家称，“猪流感并不可怕，人感染猪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我们要问，既然中国还没有发现任何病人，中国的专家是如何得出结论说猪流感不是新病毒，不可怕，而且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2）4月27号，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怀林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技术对人感染猪流感病毒进行检测”。也就是说，中国研究成功了检测猪流感的方法。中国既然只到5月10日才发现第壹个猪流感病人，那么在4月27日中国没有壹个病人的情况下，中国又怎么可能提前检测出这种新出现的病毒，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3）4月27号，多年来壹直从事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的家畜传染病学专家陈焕春院士宣称，“华中农业大学早已研制出猪流感疫苗”，但他第二天否认的他的说法，说这个“只是预防普通的传统的猪流感疫苗，而不是防止人传人的这种猪流感疫苗”。那么我们要问，这个陈教授他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的，难道仅是防治猪的而非防治人被感染的？这种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实际上研究猪流感的疫苗就是为了防疫人得病，如果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来专门研究的疫苗是给猪用的，而不是给人用的，这个研究又有什么用？

　　（4）曾光教授也是在4月27号说“猪流感并非新病毒，是美国的壹种地方病，与1918年在欧洲就曾经流行过的、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相似”。美国1918年猪流感暴发是由壹位参加第壹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将病毒带回美国，导致美国当年因该流感流行致死近70万人。而且该1918年西班牙流感根本无法控制，不可预防且无药可治，不但可怕而且可怕极了。当年全球因西班牙流感致死二千万至壹亿人。1918年西班牙流感据200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壹篇研究论文称病毒源于中国。（origins of this influenza variant(Spain flu 1918) is not precisely known. It is thought to have originated in China in a rare genetic shift of the influenza virus. The recombination of its surface proteins created a virus novel to almost everyone and a loss of herd immunity.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http://virus.stanford.edu/uda/ by Molly Billings, June, 1997 modified RDS February, 2005）（此前发生于1347年至1351年的黑死病共导至欧洲死亡数百万人）。事实上，美洲现有的各种疫病都是从欧亚大陆，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移民到那边以后，把各种疫病带到美洲的。而中国的首席专家居然指称猪流感是美国的地方病，什么叫地方病？地方病也就是地方特有的，实际上美国本来是壹个非常干净的净土。在欧洲移民到达之前的美洲根本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各种疫病。

　　（5）4月27号安徽省淮北矿业岱河煤矿防疫科医务人员深入社区，向市民宣传猪流感预防知识，并发放各种传单两万多份。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在世界卫生组织鉴定出猪流感的两天后，壹个小小地方医疗所的医务人员居然早已印刷好了两万份宣传资料来宣传猪流感。说明猪流感在中国已经非常熟悉了，早已有深入研究了，否则的话，它的效率未免也太高了！

　　（6）4月29号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则指出，“中国以往发现的猪流感病毒与这次人际传播的病毒，并不是同壹种病毒”。换句话说，他否定了曾光教授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说法，而事实上中国这60年来到底发生过什么重大疫情从来就没有公布过，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灾难，从来就是被彻底掩盖。

　　比如当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大饥荒，实质上纯属中共人祸导致死亡近四千万农民，到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1976年河南省连续发生过17个水库溃坝事件，淹死近70万人，也是近几年才披露出来。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当然就无法排除猪流感是在中国发生的，何况中国早已研究成功猪流感疫苗，若未事先取得病毒原体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中国养猪业的环境卫条经济等客观条件极差，最先感染各种各样疾病在中国才最有可能。

　　此外美国壹直到今天还公开宣称“AH1N1型猪流感，此前从未在猪或人身上发现，美国迄今没有针对人类感染猪流感的特效药”。美国的医疗技术、科研水准绝对不会比中国差，如果猪流感是美国的地方病，是美国特有的，按常理美国应当首先研制出防治方法，然而中国竞能率先研制出美国地方病防治方法来？即便按中共官方后来的说法：9月5日率先在全球研制出人感猪流感防疫疫苗（卫生部长陈竺则称8月底业已研制成功，按多年来壹直从事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的家畜传染病学专家陈焕春院士的说法则早在4月27日以前早已研究成功并已申报待批），反过来证明所谓猪流感根本不可能是美国地方病，很可能该疫病就是源于中共国。

　　严重的环境污染会导致各种病毒产生大量的变异。壹个社会的道德堕落，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最容易导致这个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各种变异病毒的大量出现是其必然的恶果。中共国近三十年来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严重污染环境，毁灭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已经将中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壹个严重污染的巨大的世界垃圾场。根据2009年11月9日纽约时报的壹篇报道，中共国曾经投巨资于污水处理，但是审计表明，绝大多数资金都被贪官污吏贪污和侵吞。因此萨斯在中国首发，禽流感也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猪流感岂能例外。

　　猪流感变异的病毒在中共国层出不穷出现，是可想而知，甚至是必然的。可以预料，只要中共暴政继续存在，类似的变异病毒肯定会在中共国大量出现。从上述专家们的说法，以及从环境污染跟病毒的关系，以及从猪流感的历史与现实角度综合分析，极可能猪流感源于中共国。

　　第二个问题，中共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病毒？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五月底日本首相访问中国，当时日本全国猪流感病人已有300余人，而中共五月底报道只有5个人。与此同时，香港已经有23,898人感染病毒，而且已经死亡了20多人。换句话说，面积是香港近壹万倍的中国，医疗卫生条件比香港差得多的中国，居然只有五5个人感染病毒且没有壹个人死亡。10月1号以前整个中国大陆没有报道壹例死亡病例。第壹例死亡病例居然10月2号出现在西藏；十月四号新疆出现第二例；接著第三例是青海；第四例是北京。似乎猪流感也听命于中共的指令选时择地出现。到11月13号为止，按照中共的说法整个中国大陆仅6,4000人感染病毒，只有43人死亡。

　　我们再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比较壹下看看中共的说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加拿大的环境卫生条件，比中共国好数十倍，但是加拿大目前据称，已经感染病毒的人数占总人口的5%左右，近200万，死亡的人数据称已经高达2,000人。

　　美国的环境卫条医疗条件远比中共国好上数十倍，据纽约时报确认的感染病毒的人是2,200万，死亡人数近4,000人。印度跟中国比较接近，但环境污染程度远比中国轻，自然生态保护比中国好得多，11月初的数据是死亡505个人.而中国居然到11月13日止感染病毒的人不到64,000人死亡只有43人。这可能吗？通过横向比较和综合分析，明显可见中共国媒体报道的数据肯定是虚假的，而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的新闻报道大体上都是真实的。

　　因为在壹个自由、宪政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存在宣传部来强制媒体从业人员自律，自我阉割。更不存在对事关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实行新闻控制、新闻封锁，更不存在公然造假。如果这样做的话，当权者执政者很容易被选民赶下台。正因为如此，自由国家的新闻媒体，没有必要也绝无任何可能大规模造假。而中共流氓独裁统治壹切，它不但掌控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而且事实上中国大陆根本不存在任何壹家自由媒体。

　　中共铁血统治60年，它的新闻造假不但是政治、经济、新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造假欺骗，而且在天灾人祸方面全部都涉及造假；只不过是从原来赤裸裸的造假，到今天精致化的造假。而造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流氓、专制暴政，它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暴力、谎言加恐怖。

　　既然中共政权在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也永远不可能实质改变，中共在GDP上的胡吹，在经济成就上的乱吹，确实欺骗了很多国人，特别是骗倒了国际社会，上当受骗的西方人远远比中国人多。因为中国人在中共暴政下，切身体会到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而且他们对中共流氓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不容易上当受骗。而容易上当受骗的就是那些天真的老外。我认为猪流感事件极有可能是中共国的萨斯疫骗局重演，作为壹个贯骗，特别是壹个反复行骗而不被有效制止的骗子，我们都要对它所说、所为的壹切打壹个大问号。否则的话，人不是猪，猪碰鼻子以后就不会再第二次碰壁，而人如果再反反复复上当受骗的话，那就连猪都不如了，那连猪都不如的人得猪流感是应该的。

　　2009年11月15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三编：中共政权的犯罪性

　　第九章：论中共是个犯罪集团

　　针对中共极权统治60年，我想论证壹个主题：中国共产党是个犯罪组织。有关这个问题，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提及。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60年，它犯下的罪行主要有这么几项：非法暴力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罪、卖国罪、屠杀人民罪、奴役人民罪、虐待人民罪、迫害人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民族灭绝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掠夺社会财富罪、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等等罪行。我认为这种说法，从外行角度讲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意义讲，从法律专业角度看是有问题的。

　　壹是罪名不规范，二是不全面。既然中共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狂吹乱捧，说什么它有多么辉煌的成就，今天我就专门从法律角度来论证中国共产党是壹个犯罪组织。我们知道犯罪，就是法定的对社会有危害性的行为，达到壹定程度即构成犯罪。刚才提到的那几种罪行，不是法律专业的术语。我们就根据中共政权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看，它是不是个犯罪组织。

　　有关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两篇文章中，做过壹些侧面的论述。其中壹篇文章是：中共党员都是罪犯，第二篇文章：中共的御用文人是重罪犯。我在这两篇文章中是从侧面论证中共是个犯罪组织，但是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今天借这个机会，首先看壹看，中共做为壹个犯罪组织，到底犯了哪些罪行。我们就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壹条壹条的论证。

　　首先，中共犯的第壹项罪行就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32条），它的故意杀人罪，按任何壹个法庭，不论是国际法庭，还是未来中国的正义法庭，哪怕是现在任何壹个国家的法庭，适用中国的法律来衡量中共的行为，都可以毫无疑问的认定，中国共产党做为壹个组织，它犯有故意杀人罪。 具体它杀了多少人？现在比较普遍壹致接受的说法至少在6千万到8千万之间，在中共统治中国60年期间，还不包括它夺取政权之前滥杀无辜杀掉的几千万人。中共屠杀中国人民高达8千万，是全世界第壹。苏联是第二，苏联杀的人是2500万，这是中共犯下的第壹项罪行。

　　中共犯下的第二项罪行就是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中共犯下的故意伤害罪，许多人虽然没有被枪毙，没有被杀掉，但是从人身到精神各方面都遭到中共犯罪集团残酷的迫害，这方面的例子更是多如牛毛，不须要详细举证。

　　中共做为壹个组织犯下的第三个罪行就是强奸妇女罪（刑法第236条），听起来似乎挺奇怪，中共做为壹个犯罪组织，怎么可能犯强奸妇女罪呢？为什么这个罪行要由中共这个组织来承担呢？因为中共大量的官员、警察、610办公室的人员，犯下了大量这种罪行，而中共从来没有制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犯罪行为壹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做为壹个组织，依法要对它的所属人员的罪行承担罪责，这就是为什么它犯了这种罪的归罪原则。

　　第四，中共还犯有强制猥亵污辱妇女罪（刑法第237条），那条归罪原则跟上述同理。高智晟律师的证词证明，中共当局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逮捕或秘密拘禁后的第壹道程序，就是强制猥亵和污辱男女性法轮功学员。

　　中共所犯下的第五项罪行就是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条），中共近十年来大量非法拘禁各种人士。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就不用说了，非法拘禁人权律师、人权卫士的案件也大量发生，包括我本人在内，中共做为壹个组织对我本人也犯下过非法拘禁罪。

　　第六，中共所犯下的第六项罪行就是诬告陷害罪（刑法第240条），为什么说它犯了诬告陷害罪呢？所有的被以颠覆国家政权，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判刑的被告人，实际上都是中共这个犯罪组织对这些人的诬告陷害罪行，因为所有这些人，根据中共法庭认定的所有的事实，没有壹个人可以构成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既然他们不构成犯罪，而中共法院又强行无罪重判，而且是反反复复，长期如此，说明中共犯集团明知故犯，所以它犯有大量诬告陷害罪。

　　第七，中共犯有非法搜查罪，以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法第245条），中共犯罪集团同样犯有这种罪。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异议人士，良知作家及网络作家，正义新闻记者及人权律师或人权卫士或多或少都遭受过中共当局的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住宅。这方面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包括我本人也被中共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住宅。

　　第八，中共犯有公然侮辱诽谤罪（刑法第246条），中共犯下的公然污辱和毁谤罪行同样是大量的。诽谤是指编造谎言，编造虚假的事实，损害他人的名誉构成犯罪的行为。公然侮辱是指可能某件事是真实的，但在公共场合披露他人的隐私损害他人名誉。而中共犯罪集团也大量犯有此种犯罪。

　　第九，中共犯罪组织犯有刑讯逼供罪（刑法247条）。我在上壹讲中共专制暴政下的酷刑论题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证实刑讯逼供在大陆普遍存在。中共几乎对拒绝认罪的所有的嫌疑人，所有的被告人，以及所有被拘禁、监禁的人，几乎100%采取刑讯逼供。

　　第十，中共犯有酷刑被监禁人员罪，就是酷刑罪（刑法第248条），这个问题同样在论中共专制暴政下的酷刑也作充分论证，这里也无须进壹步论证。

　　第十壹，中共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刑法第249条），中共为了壹党之私，煽动民族仇恨，在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西藏问题现在国际社会，包括广大的中国人已经比较清楚，中共在1959年，1989年和2008年在拉萨以及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所谓镇压暴乱，都是利用指使公安特务化妆成藏人，故意挑起藏民和汉民之间的民族仇恨趁机镇压。这方面的事实已经有所披露。中共采取欺诈，欺骗的手段得逞以后，它很容易重犯，这是对西藏人而言。新疆问题同样如此，所谓7.5暴乱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当局肯定也重复采取这种欺诈下流的方式，煽动维族与汉族之间的仇恨，达到转嫁统治危机的目的，所以说中共政权犯的第十壹项罪行就是煽动民族仇恨罪。

　　第十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以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刑法第251条）。中共犯罪集团同样犯了这两种罪行。比较明显的体现是在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包括中国大陆的广大的汉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教会和法轮功）同样是被剥夺的壹乾二净，而中国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样也被中共当局彻底剥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第十三，中共犯有报复陷害罪（刑法第254条）。同样的中共当局的报复陷害罪也是大面积的发生。凡是对中共政权不满，或者对中共的贪官污吏不满的人或对中共公开批评批判者或举报的人，他们往往都遭到中共任意报复陷害。我本人也受到中共当局的报复陷害。几乎所有的人权律师和人权卫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报复陷害，包括郑恩宠，高智晟，李和平，李方平及最近的刘士辉律师，都被中共报复陷害。

　　第十四，中共犯罪利益集团犯有破坏选举罪（刑法第256条），中共执政60年有哪壹天举行过合法的选举？没有！它全部都是采用欺骗、威胁、收买等非法手段垄断壹切，没有举行过任何壹次合法选举，所以说它是公然破坏选举，尽管法律规定选举，它从来没有实行过。

　　第十五，中共犯罪集团犯有抢劫罪（刑法第263条），中共犯下了对中国人民的三次公然大抢劫。第壹次大抢劫是毛泽东时代的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除了将地主、富农、资本家大批屠杀之外，还公然抢劫他们的私有财产。在毛泽东时代被共产党屠杀的地主、富农至少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可能是几百万人。资本家虽然没有公然被枪决，但是被中共逼迫自杀的人数十万，当年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都等著下面报告，每天有多少降落伞，指资本家被逼跳楼自杀，陈毅戏称之为空降兵、降落伞，因为他们甚至不敢投河自杀，要死在中共面前让他们看，害怕中共会继续迫害他们的家人，这是何等的悲剧？

　　第二次公然抢劫，是在邓、江、胡专权时壹直持续之中的，将第壹次抢劫积累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利用特权——中共官僚特权阶级通过权钱交易，跟奸商勾结，将大量国有资产转化成中共官员及其亲属的私有财产。

　　而第三次公然抢劫，就是中共自1980年开始到今天壹直在愈演愈烈的疯狂污染自然环境，疯狂开发挖掘自然矿产资源，采取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发展政策。它的实质就是中共犯罪集团对中国人民最后壹次的公然抢劫。所以中共犯有抢劫罪，用民间的说法就是掠夺社会财富罪。法律上归罪，应该就是抢劫罪。

　　第十六，中共犯有盗窃罪（刑法第264条），中共犯有盗窃罪这个概念，怎么来理解呢？有壹位作者说过壹句非常形象的话：万官贪污不抵壹党窃国。壹个政党盗窃国家政权，它的罪恶远远超过壹万个官员贪污的罪行。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天下最大的盗窃犯，它把整个国库盗窃成党库，供它随心所欲的挥霍。

　　网上最近披露，中共退休高官，每年还要挥霍大量的金钱。比如包括江泽民在内的12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离休常委，他们每个人，每年要消耗中国的资产是2千多万元，其它的105位的部长、副部长级离退休干部，每人平均每年消耗中国的资产是63万。还有5千多名中共省部级的离退休官员，每人每人每年要消耗国家的资产是70万到600万之间。中共6千个已经离退休的官员每年还要吞噬如此具大的国家资产。我们可以合理推论中共犯罪集团，是不是天下最大的盗窃犯？！

　　第十七，中共犯有诈骗罪（刑法第266条）。这个诈骗罪我想很好理解，因为中共统治中国6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壹天欺诈中国人民，它是公然欺诈，而且是长期壹以贯之的欺诈，它采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堵住国人的耳朵，掩盖国人的眼睛，长期欺骗强制洗脑。诈骗不光光是为了洗脑，它最终的目地就是为了抢钱。所以人们称中共是壹个土匪骗子党。这是非常准确的定义。

　　第十八，中共还犯有抢夺罪（刑法第267条），抢夺罪与抢劫罪唯壹的区别就是抢夺是公然强抢便没有直接用暴力，而抢劫则公然使用了暴力或暴力威胁。毫无疑问，中共同样犯有抢夺罪。

　　第十九，中共还犯有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4条）。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中共大量犯这种罪，特别是在江西瑞金根据地，张国涛在安徽壹带的红色根据地，以及中共控制下的所有的根据地都发生过大量的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那些所谓土豪劣绅（即富人），都是采用土匪绑架人质，敲诈勒索亲属拿钱赎回人质。那么1949年以后，中共是不是停止了敲诈勒索呢？实际上它没有停止，比如高智晟事件中对高智晟亲属的迫害。

　　第二十，中共还犯有伪证罪（刑法307条）。几乎每壹个政治案件，中共都是强迫检察官，公安机关做伪证。这方面只要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可以了。像郭飞雄被以非法出版罪为名判五年徒刑，所有的证据都是伪证。所谓有罪供述，是公安通过用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取得的标准的伪证，而中共伪法官居然公然用此种伪证作为定罪判刑的依据！郭飞雄案太典型了，其它所有的政治案件几乎100%都是中共撑控下的公检法司串通壹气，用伪证的方式强迫或迫使那些根本没有独立审判权的伪法官，枉法裁判的结果。

　　第二十壹，中共还犯有破坏环保罪（刑法第338条）。有关中共破坏环保罪，我也有个专题论文，中共铁血统治60年的所谓辉煌成就，是建立在疯狂污染中国的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基础上的祸国殃民断子绝孙的罪行。

　　第二十二，中共还犯有非法种植毒品罪（刑法第351条）。中共犯这个罪发生在延安时期，所谓南泥湾大生产，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种植鸦片毒品，被中共吹成英雄的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的过程中出事故而丧生的。

　　第二十三，中共犯罪集团犯有贪污罪（刑法第382条）。中共犯有贪污罪跟刚才谈到的抢劫罪、盗窃罪密切相关，因为中共政权实际上绑架了整个中国，包括全体中国人。它把所有的国家财产视为自己的党产，供它随心所欲的挥霍无度。中共犯下贪污罪是超级贪污罪。最近中共政治斗争中落马的替罪羊，每壹个贪污都是上千万，甚至上亿。

　　我最近看到壹个数据显示，中共当局省部级的官员90%以上，每个人都有千万元以上的资产，而广东省的省部级的官员99%以上都有超过千万元的资产。这就是中共死抓住政权不放的原因。因为它通过掌握政权，通过权钱交易，可以轻而易举的暴富，这个99%超过千万元资产什么概念？中共的省部级的官员，按他们每个月充其量几千块钱的工资收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积攒下千万元的资产。这个事实充份表明中共官员个个都是贪污受贿罪犯。

　　第二十四，中共犯有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受贿和贪污是密切连系的，而中共官员的贪污和受贿，受贿更为突出。因为每个中共官员从乡镇壹级，壹直到中共中央最高层，早已贿赂公行，因为每壹级官员要想提升，指望提拔，都要向上级进贡，而这种进贡是公开的，或者说大家都心知肚明。由于中共体制是个典型的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制，贿赂公行是必然的，壹个人如果不行贿，那么他永远没有获提拔的机会，只有那些善于精于行贿吹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提拔，这就是这种行贿风气越演越烈的原因。

　　第二十五，中共犯罪集团还犯有渎职罪（刑法第397条），包括朱容基，温家宝均极可能犯有渎职罪，因为中共整体的腐败，整体的腐烂，跟他们的不作为，或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密切相关。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政权整个组织黑烂透了，比黑社会、黑帮组织还不如，我业已充分论证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纯属流氓暴政。

　　第二十六，中共犯有枉法裁判罪和循私枉法罪（刑法第397条）。枉法裁判罪大量表现在几乎所有的政治案件，敏感案件及宗教信仰案件，中共法院对这几类案件的判决，几乎100%属于枉法裁判。枉法裁判罪和循私枉法罪性质相同。这里特别强调壹点，我刚才提到的好些具体罪行表面上看，是具体的人犯的，为什么把它归罪为中共组织的犯罪罪行呢？原因在于中共任命的这些官员，他们犯了大量的这些罪行，而中共政权是睁壹眼闭壹眼，甚至鼓励纵容指使。

　　充其量在人民的怨恨愤怒太大的时候，它会抓几个替罪羊。或者是在权力斗争中，用几个落马的替罪羊试图转移削弱民众的愤怒；而中共做为壹个组织，它为了极端的壹党之私，必须让它的官员尝到些甜头，它们才能拥护维持这个流氓政权。所以我刚才列举的壹共是28项罪行，都是中共犯罪组织依法必须承担的罪责。

　　对中共这个犯罪组织要不要追究它的犯罪责任？要不要进行正义的审判？我认为正义的审判必须进行，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犯罪以后可以逍遥法外，可以不受追究。

　　今天我把中共犯罪组织所犯的28项罪行，按照中共自已制定的法律衡量，将它明确化。事实上，凡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全部都被认定为犯罪组织。苏联虽然没有公开认定，但是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整个社会人人喊打，过街老鼠般的党。其它东欧前共产国家的所有的共产党都已改掉了名字，绝大部份的人已经退党，或不再是共产党了。而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全世界最大的犯罪组织。

　　归纳言之，中共做为犯罪组织它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哪几项呢？按国际法分类就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这两项是它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反人类罪就是大量屠杀，杀人罪这方面的内容。而群体灭绝罪，就包括种族灭绝、宗教灭绝、文化灭绝。

　　而中共的所做所为，完全符合国际法上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至于中共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新出现的壹种反人类罪。到今天为止，甚至连国际法上都还没有壹个确切的法条能够吻合，但是它构成反人类罪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罪犯，这是从法律逻辑推论的结论。

　　因为中共是壹个犯罪集团，是壹个犯罪组织，而犯罪集团和犯罪组织的成员理所当然全部都是罪犯，只不过犯罪集团中有主犯从犯和协从犯而已，胡锦涛就是标准的犯罪头子、罪魁祸首，中共的党政军，比如省部级官员，都是重罪犯；基层的县长乡镇壹级的所有共产党书记，都是犯罪份子。

　　但是广大的没有权力的普通中共党员，他们很多人从法律上讲仅仅是壹个协从犯，或是从犯，尽管他们可能本身没有亲自参与上述28种罪行，但是由于他们仍然做为共产党员，仍然在支持整个共产党犯罪组织统治中国，所以它们就是犯罪集团中的壹员，只不过将来审判中共时，他们的罪责比较轻，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已。

　　其次，迄今仍在做中共党用文人的壹帮各行各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不是普通的犯罪份子，而是重罪犯，因为这些专家和学者，有严重的欺骗性，欺骗了众多国人，甚至欺骗国际社会，所以他们的罪行就特别严重。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些为了捞取残羹剩饭，不遗余力的讨好中共，为中共歌功颂德与中共同流合污的党用文人这帮家伙，是标准的重罪犯，将来他们必将受到正义法庭的公正审判。

　　最后我想提壹点，中共政权还是壹个吸血鬼暴政，因为我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证中共政权是个暴政，是个极权暴政，是个流氓暴政。这里补充壹点就是，中共还是壹个吸血鬼般的暴政。有些人故意放风：如果壹旦失去中共统治，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就会内乱不已，就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就会倒退四五十年之类的。

　　他们认为只有中共才能维持中国的秩序，因为整个中国现在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这种荒唐至极的说法，实际上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本身，中共通过其高级五毛故意放风，灌输此种胡说八道：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好，但中国民运比共产党更坏，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维持了统治秩序，使中国社会还存在壹个稳定的秩序，所以不能把中共政权推翻，如果推翻中共的话，那么中国就会陷入血流成河的局面。

　　这种说法不是第壹次出现，它早已反复出现，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进壹步恐吓中国人民，实际上中共政权的本质，它是壹个极权流氓吸血鬼般的暴政，把这个附体邪灵吸血鬼消灭，对中国人只是减轻无数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使中国人民的精神、心灵、思想及人身全部得到彻底的解放。 中国人决非天生的奴隶，更非劣等种族，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勇敢与能力自我管理和自治。

　　第十章：中共党员都是罪犯！党用文人是重罪犯！

　　贺卫方教授在西山会议上说 “我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因为侵犯了自由，践踏了法律，而且有壹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资格的机构，不断的行使媒体的生杀与夺大权，这种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任何活动都应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中宣部、团中央中宣部，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壹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壹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中共没有，它行使的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说，我们要全国人大严格纠正各种违宪行为，但是中共本身是壹个法律之外的机构；多党制度，新闻自由，国家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按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贺卫方教授的上述演讲相当精彩，因为在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下能公开如是说当属不易，体制内人士若得罪中共很可能立即失去原有的地位与待遇利益。据称由于贺教授的上述中共分成两派说及中共未经注册本身即是非法组织说，主张多党制，军队国有化，新闻自由化等，在网上受到壹些极左派的攻击。诸如：张帆之“贺卫方的反动言论再壹次敲响了警钟”；东方明亮的“西山会议上大放厥词的贺卫方，难道还有壹丝壹毫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也有些人公开支持贺卫方：贺伟华的“中共在五年内分解成两党势在必然”；刘路在为贺卫方辩护的同时却又说：“如果当初夺取政权的手段不合法，但是经过多少年，妳取得了人民的同意，人民已经认同妳的统治，妳这个政权就不能说是非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维持三十年””这里刘路再次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并提出中共还有三十年命之说，吾不以为然；因为刘路此说肯定受中共当局赞赏，因为甚至胡锦涛也不敢梦想中共还能活十年！当今中共官员个个都是“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心态，能捞则大捞特捞，哪管中国普通民众的死活或是中国的前途。

　　吾以为，贺教授无疑是中国法学教授中最有国家民族责任感也是最正直诚实勇敢直言心声令人敬佩的教授。除了“共产党形成两派”之外的其他主张，我均十分赞同。如果贺教授是在1989年6月4日以前主张共产党两派轮流执政说，亦多少说得过去。然而，17年前中共的“天安门屠城”及残暴镇压法轮功，业已使中共丧失了壹切继续执政的任何法律、道义、民意基础和资源。中共业已沦为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犯罪利益集团，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在此情况下，仍主张由中共壹分为二继续独裁专政，似乎过于看重外强中干的流氓政党而忽视正在觉醒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了。

　　吾以为全体共产党员，在法律意义上都是“罪犯”。共产党员身份绝对是永恒的耻辱而决非荣誉！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壹认定过于偏激有失公允。然而依法律、法理、逻辑推理演译，该结论则顺理成章。

　　首先，中共是个犯罪利益集团，且中共政权是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我在《论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合法性》文中已作全面详细论证，真诚欢迎任何人提出反驳论证。然而这已是公认的客观事实似无需再行论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分析，中共皆乃标准的犯罪集团。历史上看，中共实际上是在苏联扶持下，用暴力加欺骗手段非法颠覆亚洲第壹个合法的民主政权的犯罪集团。在其28年武装夺权斗争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謦竹难书的滔天罪恶；而自1949年至1989年6月4日，则通过壹系列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诸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适胡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四清、文革、壹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翻案风、反资产阶级自化、反精神污染、四五镇压、六四屠城；故意屠杀及事实上造成至少六千万国民非正常死亡；中华文化道传道德文明几乎被中共摧毁壹空。就现实而言，中共在六四学生市民血迹未干之际，又烂用党政军媒体及全社会力量疯狂残暴镇压法轮功，再次武力弹压维护土地权属的东洲农民，封锁国际互联网，非法打压敢言知识分子，极力推行愚民政策；胡锦涛上台后变本加厉，中华最优秀的儿女黄金秋、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等正直敢言知识分子均是在胡上台后被无罪枉法重判的，至于中共打压中国人权律师的恶行更是有目共睹，尤其在打压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郭起真及众多正直律师、学者、记者、义士时更是不遗余力，实质上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新罪行！

　　既然中共是个公认的犯罪利益流氓集团，其成员当然难免罪犯之嫌，无论是积极参与者或者被动消极参加者还是被胁迫而为者甚至党内保持沉默者，均似难脱罪犯之名。其实即使按照中共《刑法》共同犯罪相关条款对照分析亦不难推论：迄今仍在党内的所有的中共党员皆为罪犯同谋，只不过有主、次、从、及胁从犯之别。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第二十八条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陈泱潮先生撰写于1976年之《特权论》，已充分论证中共的犯罪集团性质；而自2004年12月问世的《九评共产党》，更使得中共的犯罪集团性质得以彻底暴露。如今中共的流氓本质更是家俞户晓。是故迄今仍贪念中共党员特权利益者，无论是体制内外的主从次或胁从者，在法律意义上皆有罪犯嫌疑！至少属于胁从犯之列。朱镕基等个人正直清廉的人品确有令人敬佩之处，然而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中共作为壹个犯罪集团任意妄为的罪恶面前均无大作为，也没有公开的批评制止中共的犯罪行为或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也仍然是中共犯罪集团内的壹分子，因而多少也是“罪犯”，至少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犯有胁从罪。

　　中共党员雪洗罪犯耻辱的途径之壹便是公开真名实姓退党。只要有500万人真名实姓退党，中共的末日恐怕随即到来。如今已到了全体退党人士公开声明退党之时。或许可以相约在某日同时公开退党人士的真名实姓，很可能会出现奇迹。中共党员唯有真诚惭愧忏悔，不但自已应当停止与中共同流合污，更应立即停止继续作恶，或参与或默许中共犯罪集团作恶，更应当勇敢地揭露制止中共历史上及现实中犯下的壹切罪行，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原谅。对中共犯罪集团的正义审判势在必行。任何人应当对其言行负责，中共党员当然不能例外，尽管审判的目的不在于报复，而是申张正义维护公理公道。

　　我于去年公开发表了“中共党员是罪犯”壹文,从法律和逻辑两方面充分论证了中共党员即便依照中共刑法相关条款衡量也是标准的罪犯，迄今未见中共官方或其党用无耻文人的任何批驳反驳,仅有几个匿名网特作了苍白无力的评论.

　　近日阅及数篇为[中国特色政治民主制度]辩护的文章，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不但中共党员是罪犯,所有的无耻无行文人皆系罪犯!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因而 其罪孽远比壹般中共党员深重.比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惠丰;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 梅宁华北京日报社社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明德; 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金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成根教授;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张献生;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陈家刚博士; 卢启发;徐理。。。等.他们有的是中共党用文人;有的是所谓教授,博士,有的是号称的[民主党头]或政府官员,壹个共同的特点即是睁眼说胡话无耻拍流氓中 共马屁不脸红!这些人远比壹般中共罪犯罪孽严重得多,因为他们完全为了壹已之私,不顾壹切紧密配合流氓中共欺骗全体国人，拖延国人苦难.因为若非这些无耻 文人紧密配合，早已病入膏肓的中共流氓专制暴政业已跨台，正由于这帮无行文人出卖良心的犯罪行为，人为的延长了中共专制暴政的狗命，害得南郭的绝食抗暴日 仍得无限延长。

　　如果他们胆敢公开承认他们发表的有关中国特色政治民主制度的论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其真实信念，而非出于弱智无知或是出于出卖良知，南郭立即收回他们是无耻文人的价值判断，但南郭在此公开向诸位挑战：就民主政治问题来壹场公开辩论．期望诸位有胆公开应战．第十壹章：论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及酷刑犯罪最近在国际国内有诸多重大事件发生，其中郭泉博士因组党被中共流氓枉法重判十年；贾甲以身作则打破中共极权恐怖；美国总统欧巴马访问中国；留学生英雄冯正虎八次闯关回国被非法拒绝，如今在日本东京机杨持续抗争业已20余日；人权律师江天勇被中共反复严重骚扰；人权斗士范亚峰被中共社科院开除公职；民运英雄张林欲出国养伤，民主斗士李国涛欲出国均被中共软禁；民运志士杨天水和王荣青均被中共监狱迫害成病危。上述每壹个事件都值得评论。但是今天我想著重评论：西班牙法庭正式受理江泽民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诉讼案。

　　我认为这个案件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据悉西班牙国家法院正式受理了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这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法庭给与上述被告四到六周的抗辩期。换句话说，根据报道，我们可以推论，西班牙国家法院已经正式立案，而江泽民等五名罪犯（犯罪嫌疑人）将会接到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的包括20个问题的问卷，且必须在法定的六个星期内答辩，亦即提出书面答辩或委托律师抗辩。否则，这个法庭将发出国际通缉令，只要他们出现在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均将被依法逮捕引渡，甚至可能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缺席审判，作出缺席判决。据称西班牙法律禁止缺席审判，但是壹旦他们出国被第三国逮捕，则很可能被引渡至西班牙受审。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当今追诉中共有关的所有案件中最突出的壹个。

　　目前全世界有三十几个国家七十多个法庭已经受理或正在受理起诉江泽民等人权恶棍迫害法轮功的刑事和民事损害赔偿案。但是西班牙国家法庭是第壹个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正式受理起诉的，所以我认为此案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因为壹旦签发国际通缉、逮捕令，意味著这五个中共党魁都是被依国际法初步认定的国际罪犯。本案从国际法上看涉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管辖权、普遍管辖权、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等要点，很值得国人关注：

　　首先，国际公法、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大发展与突破，在国际人权法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传统的国际法，亦即，国际公法的壹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原则，而国家主权原则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上属于首要原则。但是这项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上已经有重大突破，在国际法理论界有壹个流行的说法：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听起来好像有探讨余地，但是如果国际人权法来看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原则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人权是落实到每个国家的全部自然人，而国家主权是落实到国家，包括它的领土、领空等国家权利和责任。

　　历史上国家元首和外交、领事官员，依传统的国际法原则都具有外交豁免权和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但是如果犯罪人所犯下的罪行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或者酷刑罪，这些人将可能被例外。也就是说如果壹个国家的元首犯下了这些国际罪行，那么他就可能丧失他的国家元首豁免权；外交官犯下了这种罪行，他也将丧失外交豁免权。尽管国际法院在2002年仍作出国家元首即使犯有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也仍应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认定。但西班牙国家法院1999年发出对智利前总统皮诺切逮捕令，2003年对利比里亚前总统Charles Taylor发出逮捕令，近日据称北朝鲜金正日也已受到国际逮捕令，表明国家元首豁免权并非绝对的，至少对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除外。如果诉江案成立，那意味著在全世界各国均可以成立。

　　也就是说凡是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的中共官员将无处可逃，我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国际法最初出于十六世纪初，荷兰的格劳秀斯写了壹本书叫《战争法》。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国际法的壹项最重要的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而且国际法仅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不受国际法的调整。换句话说，个人无论是侵害者或是被侵害者，都不受国际法的制约。 至于外交和元首豁免权则是由国际习惯法确立的，主要是为保证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所必需。

　　这个原则壹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在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在这两个国际法庭审判中确立了壹个原则，就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战争罪的罪犯不能免受惩罚而不受审判。这个原则在国际法上早已确立，但是在中国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亦即中共高官及中共党魁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的国际罪犯。

　　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的诉江案为什么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呢？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之所以如此胡作非为滥杀政治犯，血洗天安门，迫害法轮功，镇压家庭教会，活体盗卖法轮功信众人体器官，原因之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迄今以内政为由胡作非为认为他国管不著。事实上宗教灭绝、文化灭绝及种族灭绝，都构成群体灭绝罪，中共在西藏也犯下了群体灭绝、反人类和酷刑罪，西班牙国家法院早在2006年也正式启动支持西藏委员会起诉江泽民李鹏等七名中共军官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的调查程序。

　　镇压法轮功群体中共采取“经济上搞跨，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动用上百种酷刑至死有案可查者已高达3320人，数千人关入精神病院迫害，十万计的学员被枉法无罪重判，数十上百万学员被非法劳教，数百万学员被非法剥夺升学工作权利，数以万计的学员的人体器官被中共活体盗卖，这些足以构成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西藏藏族宗教文化的灭绝政策，也都构成群体灭绝罪。国际人权法实际上早已确立海盗、贩卖奴隶、群体灭绝、反人类、酷刑、战争及强制失踪均属国际犯罪，而非壹国内政。

　　由于受中共党控教育体制的制约，导致中国大陆的法学研究严重落后与脱节。中共官方法学界，甚至迄今不承认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个人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否定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

　　该案如果江泽民等人权恶棍拒绝答辩、可以预料中共肯定不敢抗辩。假设六个星期答辩期满，从法律上看，将被推定被告放弃答辩权。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壹是西班牙法院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二是法庭因被告藐视法庭不为其指定公派律师，而是由西班牙国家法院主审法官直接签发国际逮捕令，只要江等犯罪嫌疑人出国到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都将被逮捕并引渡到西班牙受审。无论哪壹种情况，江泽民等罪嫌都面临被西班牙国家法院，按照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初步判定为国际罪犯，尽管最终判决要待引渡成功后才能进行，因为西班牙法律不允许缺席审判。

　　这个后果虽然对江泽民等罪嫌的人身无法直接制约，但是从法律意义上，等于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由国际社会的壹个国家法院依国际人权法作出正式法律认定。此前，袁红冰教授曾经在2005年7月，由民间组建的壹个审判中共委员会授权任命出任审判江泽民等人权恶棍的大法官。起诉的罪名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不是由公诉人提出，而是由受害人直接起诉。而该审判江泽民等罪犯的悉尼国际法庭，是由民间组成审判中共委员会授权组建，毕竟不是传统意义正式法庭作出的立案以及判决，由于其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其颁发的相关法律文件，不易被国际社会承认，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国家法院的立案是壹个历史性的突破。

　　如果西班牙法律允许缺席审判，法庭根据江泽民拒绝答辩，由法庭为他指定公设律师辩护；或法庭不为其指定公派律师，而直接经过缺席审理，控方指控的初步证据就会变成终结性证据。本来按正当法律程序所有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材料，都要经过法庭控辩双方的交叉质证，经过双方充分的辩论、质疑、质证，法官才能根据证据规则决定采信与否。由于被告，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放弃抗辩，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将根据案件缺席审理的情况，直接做出有利于控方的判决。换句话说江泽民等罪嫌将承受绝对不利的判决结果，丧失他所有的权利，包括国家元首豁免权及外交豁免权。

　　诉江案从国际法上看，涉及两个问题，壹是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和外交豁免权；二是涉及法院的管辖权，也即国际法的管辖权。原则上，国际刑事管辖权壹般分为属地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国家对其领域内（包括飞机上及在公海上的轮船上）发生的犯罪有法律管辖权；属人管辖（包括本国人在本国和外国的犯罪（Active personality jurisdiction）及外国人在外国和本国针对本国人的犯罪（Passive personality jurisdiction:）；保护性管辖（protective principle）即国家对于那些被视为对该国根本利益构成犯罪的事项有法律管辖权；域外管辖（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即国家对外国发生的针对本国的犯罪有法律管辖权；普遍管辖（universal jurisdiction）亦即对于海盗、贩卖奴隶、恐怖分子、战争、群体灭绝、反人类、酷刑及强制失踪等国际犯罪，无论该犯罪发生在何国，也无论犯罪人的国籍，国家均有责任对此种国际犯罪起诉或将其移送其他有权管辖的国家进行审判。普遍管辖权即是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国家元首豁免权已不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绝对权，而有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国际犯罪的例外适用。

　　壹般刑事案件都是就被告原则，对江泽民而言，被告所在地中国法院才有管辖权。第二是犯罪所在地原则，针对法轮功的犯罪所在地，大规模的犯罪在中国发生，主要的犯罪地也是在中国。但是现在法轮功学员，包括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遍布全世界，中共将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也扩散到了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犯罪地已经遍布全世界。因为中共通过其独裁撑据的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诸如新华社及CCTV之类的，还有通过驻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对法轮功长期公然诽谤和迫害。所以它的犯罪地已扩散变成全球化了。有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了海外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因此无论按属地还是属人原则，也使许多国家有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有管辖权。

　　更重要的是，因为犯下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以及酷刑罪的罪犯，从国际人权法上讲，罪犯将被视为人类的公敌。就像海盗是人类的公敌壹样，犯有上述国际罪行的人也是人类的公敌。既然是人类的公敌，任何壹个国家的法院都有责任起诉此种罪犯或将其依国际法引渡给他国法院审判。

　　传统的国际法的管辖权受严格的属地属人原则限制，但对国际犯罪依普遍管辖原则每个国家均有权管辖。普遍管辖权起源于针对海盗犯罪；1949年日内瓦战争法公约首次明确该原则，公约规定每个缔约国有责任起诉或引渡任何严重违反公约的犯罪嫌疑人；不过，该公约仅限于国际战争引起的群体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对壹国境内发生者不适用；1961年以色列依普遍管辖权起诉德国纳粹高级官员Aldolf Eichmann ；1970年反恐怖劫机公约第4条；1973年禁止和惩罚种族隔离犯罪公约第4条；1979年反劫持人质公约第5条；1984年反酷刑公约第5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当起诉该国领域内发现的任何酷刑罪犯或将犯罪嫌疑人引渡给第三国审判”；1985年联合国雇员人身安全公约第10条；2006年反强制失踪公约第9条及美洲反强制失踪公约第4条均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公约序言规定：该法院的管辖权是对各国法院管辖权的补充，因此，如果证明缔约国法院对国际罪犯不能起诉或拒绝起诉，则国际刑事法院有管辖权；第4条规定：法院得依特殊协议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亦即对非缔约国发生的国际犯罪要有特殊协议，国际刑事法院才有管辖权；而且该法院只能审理2002年以后发生的犯罪，而且只能由检察官而不能由受害人提起诉讼；因此各国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仍有重大意义。

　　审理国际犯罪的法院分为三类：壹是国际法院，例如1945年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法院和1998年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前者仅能管辖缔约国，该院的管辖权属自愿管辖而非强制管辖，主要审理国家间的法律争议，个人不能成为该法院的管辖对象；后者则得依特殊协议才能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且有权审判个人犯罪者；二是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组建的专门国际法庭，诸如1993年南斯拉夫国际法庭，1994年芦旺达国际法庭，2008年柬普寨国际法庭；三是依普遍管辖原则对国际犯罪行使审判权的各国专门法院，迄今已有十六个国家实际行使过普遍管辖权，包括：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Canada, Denmark, France, Finland, Germany, Mexico, Norway, The Netherlands, Spain, Senegal,Sweden, Switzer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上行使普遍管辖权主要分为两类，壹是限制管辖，要求受害者必须是本国公民或与本国有密切联系，同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本国领域内才能受理起诉；二是宽松管辖，不要求受害人是本国公民，也不以罪犯在本国领域内为立案受理的前提条件。

　　西班牙国家法院最为杰出。迄今依普遍管辖原则已受理15起国际犯罪诉讼，其中已审结六起，但西班牙政府亦因此而受到国际上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以至今年7月25日国会（待参议院批准）通过了壹项旨在限制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新法规，要求受害人是西班牙公民，案件须西班牙有联系，同时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在西班牙领域内而且须查明国际上没有任何其他法院受理了同壹诉讼才能正式立案审理。该法预计年底将生效，但依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则其应当不能约束业已立案的案件。

　　西班牙高等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立案调查“支持西藏委员会”诉江泽民、李鹏及五名中共驻西藏军官和安全部官员群体灭绝藏民案（涉及自1951年迄今屠杀和强制失踪100余万西藏藏民），并于同年6月6日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同日中共指责西班牙法官调查中共群体灭绝西藏人是干涉中国内政并驳斥该指控“纯属捏造”；2008年3月Santiago Pedraz法官开始调查西藏群体灭绝案，Servimedia媒体报导称：壹个中共驻马德里大使馆官员公然威胁说：“如果Pedraz法官到中国将被逮捕并得到他应得的（惩罚）”。2009年5月，Santiago Pedraz法官正在审理针对江泽民、李鹏等七名中共高官的制度性侵害藏民的指控，该著名案例使得西班牙国家法院成为各媒体头版关注的对象，并使西班牙政府置于外国的压力之下，中共粗暴地拒绝了Santiago Pedraz法官提出到中国调查这些被指控罪嫌的申请，中共政府公然威胁壹旦该法官进入中国将立即被逮捕，中共外交部还警告西班牙政府：事关两国良好的贸易关系利益，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或支持西藏分裂主义者。2009年11月16日Santiago Pedraz法官开始庭审程序，西班牙国家法院将质证查明事实以便确定是否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国家恐怖主义罪和酷刑罪指控江泽民、李鹏和另五名前驻西藏军官与安全部高官。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则驳斥道：“反对任何对中国内政（包括西藏问题）的干涉”。

　　从上述中共驻外使馆官员、中共外交部及其发言人，公然威胁要逮捕西班牙国家法院主审诉江、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案的法官及使他得到应得的惩罚，足以证实中共外交官纯属国际法盲加流氓的货色。因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法官依国际法和西班牙法律办案，既不违反西国法也不违反中国法律，中国政府凭什么逮捕壹个依法办案的法官？！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均是国际习惯法业已确立的国际犯罪而决非属壹国内政，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芦旺达国际法庭审理的均是在壹国境内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而中共岂图壹概假“干涉内政”为由，将罪责推得壹干二净？！

　　法轮功诉江案比支持西藏委员会诉江案进展更顺利，前者法院业已正式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立案并已完成调查程序进入正式审理程序，后者尚在法庭质证调查阶段。诉江案涉及三种罪行都属公认的国际犯罪，因此依国际人权法上的普遍管辖权原则，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有管辖权。如果西班牙国家法院初步裁定江泽民等人权恶棍罪名成立，可以肯定其它国家将会有大量类似的起诉，凡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责任人，包括各省高官及六壹零办公室人员和警特及积极恶意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法官、检察官都将面临像西班牙法庭壹样的追诉。中共的犯罪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法院追诉，所以这种法庭的判决，当然令所有的中共当权官员人权恶棍，都会颤颤惊惊，无处可逃。

　　我认为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诉江案有如下两方面的重大意义。首先它在国际层面，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国际社会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事件，经过法轮功群体十年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政要，民众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使得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被人们广为知情。但很多人也就是知道壹些皮毛，并不了解详细的内容。但是如果被壹个国家的法院正式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话，那就大不壹样了。可以肯定如果西班牙国家法院真的做出缺席判决，它壹定会成为国际主流媒体的重大新闻。它会在国际上对于有效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继续迫害，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既然西班牙国家法院正式受理案件，若又做出缺席审判的话，对唤醒中国大陆所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的人权迫害的事实，同样会起到很重大的作用。中共的防火墙是封堵不住这种信息的，国人知道真相越多，对中共政权的极权、专政、流氓暴政的本质就会认识越清楚。而国人对中共政权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本质认识清楚，正是终结中共专制暴政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凡是知道中共滔天罪恶真相的中国人，无壹不希望早日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只有那些被洗脑、被欺骗的愚民到今天仍然认为中共执政好，误以为唯有中共执政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变成强国，或者其他各种幻想，甚至包括壹些民运人士，好些知识分子都还怀抱幻想，壹箱情愿地认为可以通过中共党内民主，由中共主导，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用改良渐进的方式来改变中国。

　　这种糊里糊涂的想法其实仅是壹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国为这些国人迄今未认清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的必然反映。我认为通过西班牙国家法院审判江泽民等中共人权恶棍，案件事实真相的披露会起到壹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使国人真正觉醒，彻底认清中共暴政的邪恶本质。这是西班牙法院审江案对唤醒中国大陆民众的意义。

　　第三，我对西班牙国家法院审江案的预测。首先我认为江泽民、罗干、薄熙来、李长春和吴官正，均不可能答辩，也绝对不敢应诉，不会甚至不屑聘请律师抗辩。因为中共高官及当权集团基本上全部是法盲，他们不但是中国法律的法盲，对国际法更是法盲，这不光是中共官员的问题，甚至中共暴政下国际法研究的研究人员很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法盲。

　　这是中共设立的政治、法学研究禁区所致。国际人权法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迄仍然是中共恶党人为设置障的禁区。例如，中共2005年5月在对我进行政治迫害期间，反复强迫我“不再介入人权律师业务，不主办或协助办人权律师培训班，不为政治犯及法轮功辩护”！中国人权律师迄今受到中共暴政持续迫害打压，表明中共仇视国际人权法的立场丝毫未变。也就是说国际人权法研究，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被捆住了手脚，不能突破中共设置的禁区。这是指专门的国际公法研究人员而言的。

　　壹般的国际法专业学生和壹般的法学院学生，实际上不学国际人权法，很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课程，有该课程也是限于非常小的范围，而且小范围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都被限制死了，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都被中共划框框限制死了。

　　在中共专制暴政下，中国大陆法学界所谓专家学者到今天为止，仍然持壹种观点，认为个人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认为国家元首豁免权是绝对的；认为外交豁免权是绝对的；认为外国法院无权受理象诉江案这种起诉其它国家的人的案件，因为这是干涉他国内政；认为主权高于人权。在这种学术根本自由的环境下，在壹个连法学专家群体，国际公法研究的群体都是这种非常落后，过时落伍的法学观念，中共高官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法治及国际人权法的观念呢？

　　这壹切决定了江泽民等人权恶棍肯定不会答辩，也不会聘请律师抗辩；它既然不答辩，也不聘请律师抗辩，那西班牙法院是不是坐著干等呢？肯定不是。它将按照法定程序走，答辩期六个星期届满，那它将继续下壹程序。

　　如果原、被告或其他诉讼当事人不尊重法庭，从法律上讲，首先就构成藐视法庭罪。妳若藐视法庭，那么法庭除了有权依法惩处外，当然有权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审理，由于西班牙法律不允许缺席审判，它势必要发出国际逮捕令，将罪犯强制带到西班牙法庭接受审判。若法律认可缺席审判程序，就是壹个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的问题。所以我预测这个案件很可能最后变成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生效后，具体执行涉及国际通缉令逮捕罪犯，把他们投到监狱里服刑。

　　比如判江泽民二十年徒刑。实际执行要实际控制他人身自由才有可能。壹旦发布国际通缉逮捕令，客观上就使江等罪犯根本就不敢出国，只能躲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壹出国就面临被相关国家刑警追捕的问题，壹旦逮捕就会被引渡至西班牙受审最终投入监狱。

　　中共政权，从性质上看是壹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有关此点我已经做了系列充分论证。它同时还是壹个最野蛮、最无耻、最残暴的政权。我想举几个最典型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说中共政权是古今中外最残暴、最下流无耻的政权呢？

　　中共党员张志新，因为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批评了毛泽东若干思想，为刘少奇鸣冤。由此她遭到了人类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壹种酷刑。她在被执行死刑前，暴政当局首割断她的喉管，然后再执行枪决。原因是害怕她在临刑前呼喊“反动”口号，而且在她被枪决之前监狱当局故意安排重罪犯多次强奸致使她精神失常。据悉在张志新被执行这种残暴野蛮的刑罚之前，辽宁省已经发生过三十多起类似的对政治犯刑前割喉的野蛮残暴刑罚。

　　在五八年到六壹年期间，中共伪称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量故意对劳教劳改的右派及政治犯，采用饥饿、劳累、劳役的方式，群体饿死灭绝了大批右派分子。甘肃省的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3200多名右派被活活饿死累死近3000人，很多人的死亡，都是中共故意用这种非常野蛮残暴的方式群体灭绝所致。

　　第三，法轮功群体受到的人权迫害，除了上述提及者外，辽宁马三家教养院把18名女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犯人牢房，而且这种下流无耻野蛮残暴致极的酷刑并非孤例。目前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是全中国最大的人权迫害案，甚至在全世界都可能是最大的，最严重的人权迫害。（20世纪全球发生的著名群体灭绝案主要有：奥斯曼帝国对阿美尼亚人进行的群体灭绝（1915-1917），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群体灭绝（1939-1945），柬普寨的红色高棉所犯大屠杀（1975-1978）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北部的the Kurds 人进行的种族灭绝（1988），南斯拉夫种族群体灭绝（1993），芦旺达种族群体灭绝（1994），波斯尼亚内战期间的屠杀（1995），苏丹的达富尔发生的大屠杀（2003），中共对西藏藏民的群体灭绝（1951-2009）及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1999-2009）。除了迫害法轮功以外，中共对其他宗教的迫害，比如对壹贯道的迫害，在1949年到1951年期间，中共对壹贯道信众采取了宗教灭绝政策。中共目前对家庭教会同样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

　　尽管如此，海内外还有许多人，各国政府、政要、传媒不相信。比如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中共大规模活体盗卖的人类最新类型的群体灭绝罪恶，国际上还有很多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更不用说大陆的国民了，大陆的国民因为信息被封锁，知道中共罪恶真相的人更少。诸如类似的中共酷刑罪行，我在前几讲中已经列举了大量充分的证据论证。所以我认为中共暴政对中国人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是铁板钉钉的客观事实。

　　我认为西班牙国家法院正式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受理法轮功起诉江泽民等人权恶棍案，它会对彻底揭露中共的野蛮残暴下流无耻滔天大罪，以及中共的恐怖、暴力、欺骗，都将在法院质证审理中被质证、被确认，被判决，所以我认为诉江案是个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案件，值得每个人关注。

　　2009年11月22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十二章：论中共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最新类型犯罪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壹些信息，也跟几位来自大陆、香港的法律研究生，及其它专业的研究生有个交谈。有两位学生问我，“中共难道这么穷吗？为什么中共会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也就是说（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问题看来通过网络信息，中共想彻底封锁，已经做不到。

　　它不像郭飞雄事件，高智晟事件及胡佳事件那样，很多大陆来的留学生，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些轰动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但是谈到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与他们交谈时发现他们都知道这回事。但是他们都持壹种怀疑的态度。这引起我沉思。

　　第二个方面，我在网络上很早就发现，民运人士中有相当壹部份人，对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也是持高度怀疑态度。最著名的就是吴弘达，吴曾经在2006年的3月22号给美国国会议员写过壹封密信，然后在两个大卫第壹份关于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研究调查报告，于2006年7月7日正式发表后大概壹周，吴弘达又在《观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

　　壹篇是“有关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之我见”；还有另壹篇就是他对活摘人体器官证据方面的质疑，而且也把这份密信公开了。由此在民运，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壹个典型就是余杰先生，于在网上跟帖，明确说这个问题他相信吴弘达的说法。

　　我还注意到壹个事实，有许多作家，包括独立笔会的作家，也都或多或少在很多场合表露了这种意思。或者对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从来不揭露，也不批判。更让我吃惊的是民运最著名的人物，陈泱朝先生，最近发表的壹篇文章提到，“法轮功的滑铁卢之壹就是苏家屯事件”。

　　由此我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在是让我觉得我有话说。这就是今天我想谈论的主题，苏家屯事件到底是法轮功的滑铁卢？还是中共或者是胡锦涛共产极权专制暴政的滑铁卢？

　　这个问题，我准备从下面五个方面来谈我个人的看法。我可先说我的结论，非常明确，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是中共专制暴政的滑铁卢，而不是法轮功的滑铁卢。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我想就从下面五个方面，来论证我的论点，当然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我的看法不对，或认为有疑议，欢迎来信讨论。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共在盗卖人体器官问题上，长期以来壹以贯之谎话连篇。有关这个问题，我曾做过专项研究，这个专项研究，我是用英文写的，在2007年已经公开发表，因为可能是用英文写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在该专项研究中，我查阅了从1998年壹直到2007年，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壹些其它报纸存在的相关信息，查证有关中共对盗卖人体器官的说法。在这项专题研究中，我发现在2006年的11月以前，中共长期以来壹直矢口否认曾经利用死刑犯人的人体器官，中共壹直强调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都是人们自愿捐助的，绝对没有用死刑犯人的人体器官去做移植。

　　中共壹以贯之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公然欺骗国际社会，壹直到2006年11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壹个国际会议上才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刑犯人。

　　那我们就要问壹个问题，听众朋友也可以思考，为甚么中共在此之前，从来壹贯否认，中共的外交发言人章启月、朱邦肇及秦刚，他们几乎众口壹词全部否认中共利用死刑犯人的人体器官移植。这是我提出的第壹个论据。它证明中共在盗卖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上，长期欺骗做假，这是壹。

　　第二，苏家屯事件最初曝光是在2006年的3月9号，同时由大纪元、看中国等等网站在网络上披露了第壹个证人皮特的证词，他是日本壹家报社驻中国的记者。他在2003年，调查萨斯的过程中，在沉阳地区偶然发现，在苏家屯的某个医院，关押了近6,000法轮功学员，而且这些学员有去无回。凡是关进去以后，没有壹个活著出来的。因此他做了些初步的调查，发现这件事，非常吃惊。

　　这个事件曝光后，相当长的壹段时间，也就是两个星期之间，始终只有法轮功的媒体报导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而国际主流媒体没有壹个报导这壹重大新闻，所以这件事，似乎是壹种编造的谎言，或者是壹种哗众取宠的东西，目的是为了给中共脸上或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当时还没有壹个国际媒体报导这件事之前，我接受采访时，提及我认为苏家屯事件是真实的。西方主流媒体之所以还没有报导，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件事是虚假编造的，或者是因没有真凭实据，而是由于媒体的老板，也就是投资者的利益考虑，以及国际主流媒体，或自由媒体比较注重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客观性。

　　问题是他们忽略了道德问题。任何人，任何媒体基于生存的壹种道德，他们忽略了这个根本问题。我断言西方主流媒体报导这件事是时间问题，而不是他们不报导的问题。果然在我发表这番见解后，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的第壹份报纸即美国华盛顿时报率先报导了苏家屯事件。

　　华盛顿时报刘荻称之为“小报”，她要么对美国媒体不了解或故意误导公众。实际上华盛顿时报是美国共和党最主要的报纸。所以这壹共和党主要报纸率先报导后，打开了全球媒体关注法轮功人权灾难，关注苏家屯事件这个闸门。

　　到今天为止，根据我不完全的查证，至少不下100家以上，全世界各国的报纸、电视台、广播、杂志，对苏家屯事件做了充份多次的报导。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国际媒体是否不关注?或者是否报导，是否仅仅是有指控壹方的报导，只有法轮功的报导，问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有关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壹题的是，张鹤慈先生曾经在2007年的8月份，专门指责质疑我，他提出只有法轮功媒体报导，而国际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导，说明他是信口开河。当时我给他专门回复，2007年8月份，我正式回答张鹤慈先生。列举了近60家报导该事件的国际媒体的名称。

　　而张先生居然在2008年的2月份，在自由中国论坛重复提这个话题，只是变换了壹种说法，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张先生本身也是壹个著名异议人士，他居然会如此武断地说，国际上对这个事件早已消声匿迹。这是我要说的第二方面的证明，问题不是这么回事。

　　国际上对中共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问题，并没有消声匿迹，而是壹直在强烈关注。只不过是由于新闻界总是随时、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发生。后面的新闻往往会冲击前面的旧闻，使媒体有时似乎已经淡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淡忘。

　　从我刚才提到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来看，国际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报导、追踪壹直没有放松，他们是紧盯著这件事情的发展。这里有必要提及两个大卫。壹个叫大卫.乔高，另壹位叫大卫.麦塔斯，这两位先生是加拿大的律师，壹个是著名国际人权律师，第二个是前外交官、检察官、律师和国会议员。

　　这两个人的品德、人格具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他们不是为了名利，来做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而纯属出于他们维护正义，支持全球的人权事业，而做的工作之壹而已。我知道的大卫.乔高先生，他关注中国问题的精力，如果按他从政近30年的角度来看，充其量放到他在全球人权问题上的精力十分之壹还不到。

　　事实上就是在今天，他仍然重点关注非洲的人权问题，比如像苏丹，达富尔大屠杀，以及全球各地方发生的人权事件，都有他的声音，都有他的身影。至于中共及其御用文人玩命攻击麦塔斯为赖昌星辩护，攻击他反华，是为中国的犯罪份子辩护的律师。试图论证两位大卫的报告是基于偏见而做出。

　　麦塔斯确实是赖昌星申请政治避难，以及对抗遣返案的主要辩护律师。但是值得壹提的是，麦塔斯及另壹位著名人权律师安世立自2006年2月开始，就是义务为赖昌星继续辩护。因为赖昌星到这个时候已经破产，付不起他们的律师费了。但是麦塔斯和安世立大律师继续为他辩护。

　　麦塔斯并不是为赖昌星的犯罪行为辩护，他是为赖昌星的人权辩护。因为赖昌星这种情况，如果引渡回中国必然是死路壹条。即使法院不判他死刑，中共也会用千百种手段，置之于死地，这是毫无疑问的。麦塔斯作为人权律师，他根据加拿大及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履行壹个人权律师的义务。所以两位大卫先生的品德，人格，立场都是无可非议的。

　　据我所知，他们为调查研究所付出的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是分文未取，这是我要强调的壹点。我认为两位大卫先生，是非常值得全体中国人敬重的人物。绝对不是中共瞎指责的，说他们是被法轮功收买的人物。

　　既然提到两位大卫，第三个问题，我要谈的是两位大卫的调查研究报告，第壹份报告花了约壹个半月的时间研究，于2006年的7月7号正式公布了有关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活体盗卖的专题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壹共提出了3大类18种证据，谈到18种证据的问题，我先简要介绍壹下有关证据学的壹些基本常识。

　　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非常严格，证据要具有排他性，还必需充分确实才会被认定，对壹般刑事案件，都是这么要求的。但是对于特殊的案件，却有特殊的规则，比如说像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个事件，如果说完全按照普通刑事证据规则要求的话，那么谁也无法追究到希特勒头上。

　　因为被杀的犹太人，被杀得壹乾二净，而参与杀犹太人的纳粹党徒根本不可能出来作证，已经被杀的犹太人，人已经死了，根本无法为自己作证。那600万冤魂最终被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相关的纳粹党徒党棍全部被依国际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判刑绞死的10几个人，犹太人对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徒进行全球性的，长期不懈的追捕，追捕直到今天仍未终止。

　　他们适用证据规则即采用了推理、归纳的、综合证据分析原则,因为直接证据大多被消毁了。而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事件，就是壹起跟希特勒屠杀600万猷太人性质类似的极端残暴的罪行，只不过是壹种人类历史上最新类型的邪恶犯罪行为。

　　刑事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证人证言分为可信度高（无利害关系人）与可信度低（利害关系人及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证言。物证分为实物证据，书面证据，视听材料证据；还有理证据，及推理证据。证据学与证据规则是壹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中国的证据学与证据规则，可以说处在小学阶段。

　　据我所知，英美法学的证据规则，是非常的完善的，而且非常复杂，两个大卫，壹个是前检察官，壹个是人权大律师，他们对证据学是非常精通，对证据规则的应用，非常到位。我作为大陆执业21年的出庭律师，说句实话，在证据学与证据规则方面，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我对两位大卫运用证据规则的能力非常佩服。

　　他们在第壹次的报告中提出了三大类18种证据，相互印证、环环紧扣，形成了壹条完整的证据链，论证支持他们的结论，认定证人提出的指控中共大规模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是真实存在的。

　　这份报告2006年的7月7号正式发表，随后国际社会日益高度关注这壹人类最新类型的重大犯罪。报告发表次日，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公开发表了壹篇反驳大卫报告的短评，仅仅说大卫调查报告根本不值壹驳。

　　其反驳仅指出这份报告居然把两个城市名字，由东摆到了西，由南摆到了北，在整个报告中鸡蛋里挑骨头，真的找到了两处错误，但是这显然是笔误，两位大卫随即纠正了这种笔误。此外中共的反驳就没有下文了。中共以为壹句“不值壹驳”，就已经足以将指控举证的18种证据全部驳倒。

　　此外中共在全球的各国使领馆都转载了类似的说法，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可以是骗子的代名词，在盗卖死刑犯人体器官问题上，章启月、朱邦造和秦刚全部谎话连篇，当然他们是奉中共之命行事，若不按中共旨意言说，他们壹天也不可能在该位置上。他们的说法，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实值内容。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共正式反驳两位大卫调查报告的指控。

　　换句话说，两位大卫的独立调查报告非常严肃地对中共政权提出了刑事指控，也就是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控告，而被控告方，居然到今天为止，不对报告提出的18种证据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反驳，这是壹个事实。

　　调查报告发表以后，两位大卫分别应邀到15个国家做巡回演讲。在巡回演讲过程中，所到各国均有壹些大陆移植器官的人，继续向他们提供了壹些新的证据。

　　由此2007年1月，修正报告的证据从18种扩充到33种。除了原来18种证据没有壹项被驳倒之外，增加了15种新证据，中共当局到今天为止，没有对该新证据提出任何反驳。

　　2008年8月，指控证据已经增加到53种，这些证据互相印证，证明中共持续大规模及仍在继续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种罪恶，中共当局对这项严重指控仍然没有任何抗辩。换句话说，中共当局对这项独立调查的指控，对有53种证据支持的指控，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任何反驳或辩驳。中共仅是用壹些御用文人，或者流氓，或者是外交部那些壹贯撒谎成性的发言人，来诋毁攻击两位大卫的人格人品。

　　此外中共没有对指控进行任何实质性的驳斥，仅是在网上匿名造谣惑众，诽谤两个大卫的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匿名，而他们提及整个事件，对其来龙去脉，对证人、证言全是断章取义，或者用人身攻击式而不是理性论证方式。这是第三方面的证据。足以证实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客观存在。中共当局企图用沉默，或用胡搅蛮缠耍无赖的方式想逃避过去，这根本做不到。

　　第四，中共当局列举了四家媒体到苏家屯进行调查。包括凤凰卫视、日本广播公司、香港大公报和中国新闻社；另外美国驻沉阳领事馆官员，曾经两次到现场访问，到苏家屯被指控的这家医院做了壹些调查。中共据此称调查的结果证明这是法轮功造谣。

　　这种见解，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问题是美国外交官两次访问调查，及上述四家媒体的调查，都是在苏家屯事件曝光后的三个星期以后发生的事，中共有足够的时间消毁证据，这是壹。

　　第二，中共当局拒绝了两位大卫要求亲自到大陆去调查的申请，也拒绝了海外组织壹个志愿调查团，来自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的志愿人士，包括大陆的人权律师，张鉴康，杨再兴，高智晟。中共当局拒绝了这些人士的调查，只允许中共安排下的人员的调查。

　　第三，这些调查，时间是在三个星期之后，这些调查人员都是记者或外交官员，他们并没有特殊的技术手段，也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外交官不负有刑事调查的责任或者义务，更没有调查的专业技术手段。所以他们只是做了壹些表面上的了解而已，根本谈不上调查。

　　而中共当局居然对这么严重的指控，保持沉默将近三个星期，这本身就是壹个巨大的破绽。凡是正常的政府，面对任何人如此严重的指控，如果真是清白无辜，必然会及时做出反应，这是任何壹个正常的政府、政党或者正常的人必然有的反应。

　　此外，苏家屯涉嫌医院，第壹次作出回应是在3月31号，距指控事件曝光日已长达22天。这家医院只是否认壹切，说医院没有地下室，医院根本不具备关押6,000人的基础设施，它的锅炉房不具备焚尸炉的效用，也否认第二位证人安妮和她的丈夫曾在该医院工作。

　　其实稍加分析就知道，这家医院的抗辩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安妮到今天没有向外界透露她的真名实姓，也未透露她的前夫的真名实姓，这家医院是如何否定该医院不存在这两个连真名实姓都不知道的人呢？

　　从安妮第壹次公开作证时我就相信她说的话是真实的，我绝对不相信中共当局的说法。因为如果我作为壹名法官，我的态度立场，对于采纳当事人的言说，有壹个前题条件，看这个人是不是可信。

　　刚才我在壹开篇就提到，中共在盗卖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上壹贯说谎，这个谎言我查到证据至少是从1998年开始，实际上远远不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应该是从1984年开始，甚至还要往前推至1962年，但中共壹直到2006年11月，才被国际社会逼得承认它是用大量死刑犯人的人体器官来做器官移植。

　　换句话说，中共当局是长期欺骗的骗子，我作为法官，倒底是采信壹位长期欺骗的骗子，还是采信壹位没有任何前科的证人的说法？因为中共和安妮两者必有壹方在骗人，很显然，如果在这两者之间的说法，我当然采信安妮的说法，而不会采信中共的说法。

　　中共自认为最强有力的抗辩，就是美国外交官的两次访问，及四家媒体所谓的调查。这些抗辩真正叫做苍白无力，如果把此案提交法庭审理，显然中共的抗辩无法对抗两位大卫的独立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8项证据，更不用说对其后补充的壹共33种证据，当然也更谈不上对抗如今的53项证据，这是我的分析和看法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有必要提几个关键点，3月9号苏家屯事件首次曝光，3月17号，第二位证人安妮公开作证，3月22号吴弘达向美国国会写了壹封密信，强烈质疑苏家屯惨案的真实性。

　　在这份密信中，他下结论说，“报导不可信，报导与事实不符，对报导持疑，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吴弘达密信的这种武断的说法，确实在客观上严重误导了美国国会。

　　还应提几个关键点，3月25号以前，中共发了壹个密件，通知各省各部委各党组销毁机密文件，这决不是巧合，而是中共当局采取的毁灭证据的手段措施之壹。证据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的壹份文件。

　　从这份文件可以明确推断，中共中央壹定在3月25号前，向全国发布过这种所谓的机密文件。然后3月27号，也就是事件曝光后第18天，中共官方媒体居然在头版头条，公布说中共将立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声称从2006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这又是壹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在中共的身上表现的特别突出。壹则表明中共当局完全乱了方寸，在如此敏感的时刻颁布该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法令，无疑向世人公布中国大量存在人体器官买卖现象。同时该法不立即实施而是留下三个半月后才生效，亦即公开通知各有关医院赶紧在7月1日以前盗卖！欧盟壹位议员，于2006年10月假装自已需要移植人体器官与中国壹家医院联系并得到确认：没问题！因此中共的所谓法律纯属欺骗国际社会的恍子。

　　2006年3月28日，秦刚是章启月，朱邦造等骗子的继承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苏家屯事件，而且指控法轮功制造谎言，邀请外国记者到苏家屯亲自去看看，他认为苏家屯集中营太荒唐，也太离奇，他还问壹个小小的医院能够容纳6,000人吗？他还铁口咬定中国从执行死刑后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说法是蓄意捏造，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等等。

　　2006年的5月9日，解放军上海长征医院，这家医院也叫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 发布了壹个通知，通知全军器官移植会议紧急推迟，这份通知也是跟前面谈到的第四个问题密切相关。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关键日期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还要提壹点，事实上1984年中共最高法院，跟其他几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壹个文件，是专门针对有关死刑犯人人体器官利用的壹个文件。另值壹提的是，2005年12月胡锦涛在中共的壹次内部讲话当中提到，要继续执行（包括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在内）涉外经济交往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胡锦涛间接鼓励，或变相鼓励、支持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种作法。因为在此之前，也是胡锦涛公开确认法轮功是壹个反动政治组织。

　　如果各位听众把这几个日期，及其内容串起来，加以分析的话，我想不需要过多的法律训练，就能够知道其中的奥秘。胡锦涛之所以把法轮功定性为反动政治组织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中共迫害法轮功，刚开始对法轮功的定性，在1999年7月20号的定性仅是“非法组织”。同年10月份，江泽民在答法国壹位记者问的时候，第壹次提到法轮功是壹个“邪教”。

　　胡锦涛在2005年12月，第壹次将法轮功从所谓“非法组织”和所谓“邪教”上升为或者说变成“反动政治组织”，这不是壹个小小的变动，而是壹个非常重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就是中共从法律上，从政策上，对法轮功采取真正的灭绝政策。

　　因为中共历史上，对所谓阶级敌人，历来采取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方面的历史，这方面中共所干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满怀期望所谓“胡温新政”有所作为，而得到的仅仅是失望加绝望的根源。

　　最后，关于苏家屯事件，亦即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事件，我想还要提出最后壹个方面的看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有关吴弘达先生在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吴先生在2006年3月22号，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了封密信，要害在它的定论，如果仅仅是写信，提出客观公正的解释，我觉得是情由可原。但他在没有作任何实质性的调查，没有任何充份的证据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得出结论。这种作法是非常草率的，而且它的影响之坏，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据他自己称他在写这封信之前，已经派在中国大陆的有关人员到苏家屯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反馈的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看到苏家屯这家医院，或苏家屯周围地区有地下工程。

　　事实上在吴先生7月份的第二次解释中，还把这个来龙去脉披露。在他写这封密信的时候，他的调查人员根本还没到这个地区去调查。换句话说，吴弘达是先下结论后做调查。其实有关吴弘达说法的可信度，我看到的材料，力虹，也即张建红先生，驳斥吴弘达的说法是最有力的壹篇。

　　此外还有壹个叫老九的，在网上发表了壹篇批驳吴弘达的看法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力度的。如果说人们认真研读过这两份文件，我相信吴弘达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奇怪的是会有这么多民运人士，甚至这么有名的民运人士会相信吴弘达的这种漏洞百出的荒唐说法。

　　比如说张鹤慈，余杰甚至陈泱朝，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和民运人士，他们居然会相信吴弘达作出的带有严重偏见的判断，而不相信两个完全无利害关系的国际人权律师和前外交官、检察官、律师，独立调查人做出的有53项证据支撑的调查报告，这让我觉得真不可思议。我认为这些人要么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独立调查报告，要么读不懂调查报告的内在逻辑性。

　　英美法律，特别是它的民事证据，刑事证据的规则是非常完善的。这与西方文化中传统中的逻辑训练很有关系。两位大卫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证据，证实他们应用证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壹般中国律师，他们运用证据学的理论、原理、规则，将33份证据分成三大类互相印证，并未单独肯定其中任何壹份证据。

　　比如说甲证据有乙证据支持；乙证据有丁证据支持；形成了壹个证据连和证据网，目的指向都是壹个。我认为相信吴弘达的说法，而不相信独立报告指控的人， 只能是这两种情况，壹是没有看过该调查报告；或者仅是粗粗地看，看不懂，才使他们产生了这种偏见。

　　吴弘达的说法之所以不可信，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吴弘达因为他本身在盗卖人体器官这个问题上有利害关系。从法律术语上来讲，吴弘达的证词，因为他是个利害关系人，所以其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之所以他有利害关系，因为他是中共盗卖死刑犯人体器官问题的研究专家。也就是说，吴弘达已经有15年研究中国死刑犯人体器官被盗卖这个问题，也因此吴弘达在美国国会，美国主流社会有相当的知名度。

　　吴弘达手上有好几个基金，这些基金都有来源资助。而2006年3月份突然出现的苏家屯事件，使得吴弘达壹时之间方寸大乱。因为如果让苏家屯事件占了风头，他的专家身份、地位，或者他的稳稳的资金来源连条可能就要受到冲击，受到影响。这个利害就是他会在毫无证据，没有任何依据的任何情况下，发出带有严重偏见，而且是明显错误的结论的密信的根源所在。

　　说到这里，我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中共犯罪利益集团对法轮功实施的灭绝政策，是壹以贯之、长期推行。这方面有甚么证据呢？

　　其中在刚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也就是99年的7月份，江泽民曾经说：我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能战胜这些老头、老太组成的迷信团伙（大意），换句话说，他说我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人。而法轮功只不过是壹些老头、老太组成的迷信修炼团体，共产党怎么可能会败在法轮功身上呢？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江泽民提出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结果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消灭，而是每天成百上千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去上访。到天安门广场去打横幅，喊口号讲真相。1999年7月20号以后，在天安门广场上， 每天抗议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成百上千。

　　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壹年以上，不但有来自本地或者附近的，有来自千里迢迢南方的、北方的、西部的到处都是，甚至还有来自海外全世界各地的白人法轮功学员，都到北京抗议、讲真相。

　　因为大批的法轮功学员，那个时候跟中共并没有彻底对抗。他们仅仅是认为中共不了解真相，江泽民也不了解真相，所以法轮功的信众以为只要把真相讲明白了，  中共也就会放他们壹马了，或者江泽民也就会改正他的错误了。江泽民之所以会说法轮功是邪教，是因为他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狂言破产以后，老羞成怒，所以进壹步升级打压法轮功。  也就在这个三个月之后，江泽民要彻底消灭法轮功。

　　所谓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当时指的是消灭法轮功的势力，把法轮功打压下去，不是从肉体上要消灭掉法轮功。但是根据这个情况推理，江泽民在此时应当说已经开始要在经济上搞垮，名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法轮功。而且在监狱或者看守所，或者劳改劳教场所，“打死法轮功算自杀，不追查身源，直接火化”，这些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

　　从1999年底，中共开始从这些被打死，被酷刑至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打主意。把这些由于被刑讯逼供、被酷刑，还有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被强制灌食，导至不少学员死亡，没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灭绝政策实施壹段时间没有效果以后，2001年1月份，中共炮制了天安门伪火，也就是进壹步促使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膨胀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大建人体器官移植医院，从原来的最多总共20几家医院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突然之间膨胀到300多家。

　　2001年1月天安门伪火也就是这么炮制出来的，天安们伪火发生以后，显然煽动起全体普通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人也真的认为法轮功是邪教。中共大事宣扬法轮功得精神病上千人，法轮功学员杀人、杀亲人、杀儿子、杀母亲、整天在报纸上狂轰乱炸。

　　还有壹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浙江省有个精神病人，杀了十七个乞丐这个事件，  中共把它强扣在法轮功的头上。这些都是旨在煽动中国人厌恶、 仇恨法轮功，把法轮功非人化，中共鼓励纵容医院的医生、法院的法官、公安人员，  公检法司串通壹气，联合迫害法轮功，盗卖学员的人体器官，从中分赃。

　　他们有壹个心理上的基础，既然法轮功是邪教，既然法轮功这么邪恶，又是杀人，  又是放火，又是精神病，既然如此，把这些人杀掉打死都不受法律追究，那就使人性中本身存在的恶的壹面得到彻底的释放。所以在全国各地就出现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酷刑至死，这方面的案例特别多，绝大多数都是在天安门伪火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人体器官移植生意特别的火爆，完全与中共打压法轮功越来越厉害互相同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在全国各地，投资巨款建造专门移植人体器官的医院，显然它们事前有做市场调查研究。

　　因为这是壹项巨大的投资，在全国各地至少投资了几百家大型的专门的人体器官移植医院。这种投资，显然有预算、有研究、有摸底，就是说在中国有这种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的巨大市场。

　　这个市场来自哪里呢？很显然就是来自活著的人，而且活著又可以随时随地调用的人，这种人是谁呢？只能是法轮功，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群体。因为只有法轮功受到中共大规模肆无忌惮，法外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解释为甚么在这个时段，出现了这么多的医院，冒出来都抢著做人体器官移植的生意。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大量的广告，包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东北的就不用说，像天津、沉阳各大医院，都拼命的在网络上做广告，而且他们广告的对象主要是对外，对外国人做广告。用的都是英文、法文的，有五六种语言，这些广告提供的这广告用语，非常有意思，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比如说移植壹个肾是三万美元；移植壹个心脏六万美元；还有移植眼角膜三万美元；移植肝脏五万美元。几乎每个这些医院都能查到这种网上广告。这些铺天盖地的广告，难道是空的吗？显然不是。

　　因为在国外，每个国家等待人体器官移植，都要等好几年。比如说像肾脏移植，在加拿大西部要等54个月，在美国至少也要等6至7个月，长的壹年多。但是中国各大医院，出具的广告居然等待的时间只要壹个星期，长的不到两个星期，最长的是壹个月，而大量的都是壹个星期左右。

　　所以在外国有很多人，用金钱买人体器官。很多外国人，包括日本、南韩，  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还有北美、加拿大、美国、到中国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生意都特别火爆。因为外国人花上几万美金，换壹个健康的，质量特别好的人体器官，对于他来说是合算的。

　　而法轮功学员是不吸烟，不喝酒，也不从事任何违法乱纪行为。他们的人体器官质量好，所以才会得到国际上这么多人的青睐。这些原因，就促使了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种生意越来越火爆。

　　两位大卫报告对这个问题，有非常详细、细致的调查结论及原因的分析，我把它的结论，告诉各位听众。

　　但我建议各位听众，壹定要花时间好好的精读，至少认真通读这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在网上可以查到，中文、英文，现在已经翻译了大概12种语言。他的结论很简单，按照中共当局官方的数字和实际执行的数字，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至少有41,500起器官移植没有来源，依中共官方数据无法说明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来源来自哪里？

　　我们知道中国是壹个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治的地区。官方的数字往往是大大压缩了的数字，真实发生的数字，往往要远远大于官方的数字。如果考虑到这壹点，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在大力鼓励和纵容公检法司医生全部介入这种罪恶。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妮的丈夫，最终良心发现，洗手不干，而长期受到中共追杀。

　　因为赚这种钱，这种不义之财，会使每壹个有良心的人，每壹个良心未泯的人会内疚。由内疚最终会发展成心灵、灵魂上的折磨，所以他后来决定洗手不干。这也是为什么安妮的证词特别有力的原因。

　　实际上这份调查报告的证据13、就是安妮回答调查员的原始对话，这份调查对话特别生动，而且也非常具体。可以明显看出，绝对不是壹个外行或壹个人编造谎言能编得出来的。她非常详细、具体。因为她是苏家屯医院搞后勤的工作人员，所以她披露的证据，具有直接性和确证性，再加上她的前夫就是苏家屯医院直接参加了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主刀医生之壹。

　　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分析，壹个画面已经越来越清晰，疑问就越来越少。我刚才还提到壹点，中共当局之所以会有这种灭绝政策，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逐步发展。而发展到最后，胡锦涛变成了壹位关键人物。

　　前述胡锦涛在2005年连续两次发言，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有这种想法，  非常简单，我提醒各位注意壹个事实。大纪元时报在2004年12月开始，陆续发表壹个系列文章叫做《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引发了退党大潮，退党大潮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基础。所以胡锦涛就搞了壹个“保先运动”，这是专门针对《九评共产党》和退党大潮搞的。此后大纪元推出另外壹个系列，就是解体党文化，这个解体党文化壹直到2005年10月份才结束。

　　所以胡锦涛这个时候将法轮功定性为反动政治组织，以及在另壹次讲话中，鼓励军队各部门，党政各部门支持对外经济交往，其中的壹项就是涉外人体器官移植的这种生意。把这些情况串起来综合分析，就能够很好的理解为什么胡锦涛会对法轮功这么仇恨，以及所有的参与者会没有内疚感，或者说没有犯罪的感觉。

　　因为既然中共已经决定要消灭法轮功，而且也已经把法轮功上升为政治敌人，而消灭阶级敌人是共产党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共产党杀人不眨眼，不是今天才这样子，从共产党成立起家开始，历来就是杀人不眨眼，这么壹个流氓匪帮团伙。在战争年代，被共产党消灭的所谓的敌人数千万，具体的数字谁也搞不清楚。

　　但是至少是几千万，特别是在中共掌权以后，在没有战争，既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内乱的情况下，中共政权还导致至少七千万到八千万中国人丧失生命。其中包括相当壹大部份是被中共故意枪毙掉的。像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壹打三反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中共故意枪杀中国人的犯罪行为。

　　中共历来为什么壹波又壹波不停的杀人、不停的搞政治运动呢？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中共政权的性质实际上是壹种我们称之为邪恶的政权。这个邪恶政权，它有嗜血的本能，它要靠什么东西来维持它的统治地位呢？它要靠恐怖，欺骗加恐怖，就能够使中国人变得乖乖的、  老老实实的听从中共的指令，像奴隶壹般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壹个规律性的现象出现，每隔10年左右，中共就要搞壹场政治运动，就要杀人。远的不说，从最近的来看，就算从1989年开始计算，89年镇压了北京天安门学生，就是北京屠城。99年又镇压了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这个事件还没有了，又在广东的东州事件中镇压农民。还有四川的广安地区镇压农民，都是用正规军，用坦克来杀人。去年在西藏又第二次屠杀西藏人。

　　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是壹个邪恶至极的暴政。如果把中共政权跟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连系起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会这样做。

　　今天之所以就这个问题，把我个人的看法展开来谈。是因为陈泱朝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壹个民运老前辈，他到今天为止，相信的是吴弘达的说法，而不相信独立调查人的证明。但是我相信陈先生没有看过这份调查报告，至少是没有认真看，所以他才会相信吴弘达的说法。而吴弘达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犯了壹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不管他主观上如何想，客观上他真的帮了中共暴政壹个大忙。而这种忙是任何人都起不到这种帮忙的作用。因为吴弘达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影响了壹大批知识分子，也影响了壹大批比较温和派的民运人士。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他在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中共活体盗卖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澄清。

　　最后我想藉此机会，再次向两位大卫深深表达我崇高的敬意，因为我实际上也是对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盗卖这个事件非常关注。我写过两篇英文论文，壹篇是关于王文怡在美国对胡锦涛公开呼喊，呼吁胡锦涛关注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被盗卖事件，我写了壹篇英文论文来阐述这件事。

　　后来在大卫调查报告发表后，我又写了壹篇英文论文，印证大卫的报告。所以应当说我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我的研究结果，实际上从很多侧面都能够印证大卫报告提出的主题。

　　也就是说中共是整体参与活体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但是到底是中共中央直接指令这样做，还是中共中央放任纵容地方当局这样做？这壹点还没有确实的证据。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放任和纵容全国军队的医院以及地方的医院，公检法用经济利益的方式，引诱大量的中国人犯罪，使人们的道德医德沦丧，不但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而且也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新类型的犯罪，而且是最残暴的犯罪。 最后我想呼吁听众们能够花壹点时间，认真阅读两位大卫的调查报告。

　　第十三章：论中共专制暴政与酷刑

　　惊悉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近遭中共恶警多次酷刑逼供 ：2月12日，坐老虎凳四个小时，手被反绑于后三百六十度吊起来。公安用高压电棍击打他的手和脸致肿。还打几十下耳光并用通电的电棍击打他的生殖器！3月19日，直接用电棍猛烈打他的生殖器，动作非常凶猛，长达五、六分钟时间！此后,郭飞雄问什么承认什么!而闻名全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同样受到中共暴政的酷刑虐待 。胡锦涛对两位著名人士受到的酷刑虐待不可能不知情，他对于恶警发生的众多公然强奸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案件同样知情，但从未闻胡氏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若胡氏对郭飞雄、高智晟受酷刑虐待仍然装聋作哑，南郭认为胡氏难辞其咎！据此，敬请胡锦涛先生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已的清白，立即无条件释放郭飞雄，立即无条件释放壹切政治犯、信仰犯、和全部法轮功学员，并将酷刑责任人绳之以法，并公诸于众，以证明阁下并非口是心非的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壹、中共专制暴政下的酷刑历史与现状

　　中共专制暴政历来以欺骗谎言愚民,以暴力恐赫民众，旨在维持巩固其专非法窃取的国家政权.因此专制暴政对无论是普通刑事犯、还是政治犯、思想言论犯、或是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均普遍实行程度不同的酷刑，虽然原因目的各异。

　　“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为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壹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 。

　　据此定义,酷刑的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情报或供述,但也有故意折磨他人,以虐待他人为乐者；手段包括体罚、威胁、恐吓；被害人表现为肉体或精神极度痛苦；实施者包括公职人员、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及在前两类人唆使、同意或默许下施暴的人：例如：人犯、医生。

　　历史上中共历来残民以逞，党内则争权夺利从未间断,为权力不择手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借打AB团之名，假公济私残暴迫压异已，酷刑逼供后屠杀了成千上万名无辜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民众 ，目的在于消灭政治竟争对手或敢于异议的党内同志,以巩固自已的权力。而四十年代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毛却躲在延安搞了三年整风 ，旨在打压党内苏联归国的国际派，同样是为了争夺共党最高权力。毛指使康生采用酷刑逼供打死打伤无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其中马列原著翻译家王实味因《野百合花》壹文批评中共特权得罪了毛泽东，被假特务托派为名杀头!

　　中共凭借暴力加欺骗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后，在毛泽东和华国峰专权时,始终采取酷刑屠杀壹切敢于反抗的任何人士。而在邓江胡专权时期,对政治犯的烂杀虽然有所收敛 ,中共监狱、看守所、劳教、劳改场所及双规对被监禁人员、犯人、劳教劳改、双规人员的酷刑虐待是常态。我在中国执业21年期间曾为多名刑事犯、政治犯辩护，我的当事人几无例外全部都是中共专制暴政酷刑的受害者。例如，陈道传因刑讯逼供致死案、陈被刑警用三角皮带抽打大腿及部20余次导致急性心肌炎发作而死亡；张春双规案，张被纪检人员两次关押暴打污辱恐吓威胁；陈诚受贿案，陈被警察用手铐悬空整夜吊在窗台上，次日便问什么认什么；壹山东刘姓青年被关入福州古楼看守所当天即被同监人员十余名暴打致死；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广泛实施酷刑，其主要目的在于精神强暴，即强迫政治犯无罪认罪悔罪。例如：林昭 、张志新 、李九莲 、钟海源 、曹刚山 、史唐枫 、黄翔 、王炳章、 俞东岳 、胡适根 、秦永敏、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曾宁 、杨天水 、许万平、清水君 、张林 、陈破空 、高智晟 、陈光诚 、朱逸夫 、郭飞雄 、郭起真 均受酷刑。也有不少政治异议人士在狱中被迫写下悔罪认罪书 。但是具我所知林昭、刘文辉、王炳章、杨建立、陈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徐水良、杨天水、张林、清水君及毛时代因反革命罪被处决的成千上万的民运先驱并无悔罪认罪之事。因为壹般而言政治犯只要认罪悔罪，决无被处死之虞。中共流氓暴政对于政治强暴的快感是如此强烈，以致对凡是悔罪认罪者皆从宽至少不至于处以极刑。

　　中共对家庭教会成员普遍实施酷刑，旨在强迫信众放弃信仰。据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致(2003年3月17日)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函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6千万以上的家庭教会信徒中至少 有270万人被任意拘捕过（即每22人中就有壹个）、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人被通缉追捕、20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 多人被酷刑致残、13万人被监视居住、112万人被勒索性罚款。”这些统计数字是根据他们从2000年秋开始，由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省207个大小 城市及无数个乡村的56万多名家庭教会基督徒所进行的走访调查，得出的保守数字 。

　　2006年4月12日对华援助协会、美国宗教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国际禧年运动美国分会以及德克萨斯州美德兰牧师联盟共同向全世界公佈了“2005年中国对家庭教会基督徒酷刑虐待报告”。披露了在2005年5个省市19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国安和警方酷刑虐待的情况 。

　　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更是令人发指，目的在于强迫学员放弃正信。据法轮功方面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江氏暴政镇压以来，有案可查且已核实的已有3039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早在六年前，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高达1600余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还有数量众多的女学员恶警或恶警唆使犯人强暴，凌辱。事实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种类上百种 ，有许多是中共的发明创造。

　　最为恶毒下流无耻的是，中共故意唆使放纵恶警流氓死刑犯对男女性法轮功学员性污辱，旨在精神上人格上彻底摧毁修炼者的意志。例如据互联网上披露的案例有：

　　A、北京前门派出所所长强奸女学员；

　　B、河北邢台公安局及壹个区分局的衣冠禽兽把所抓捕的女学员双手铐住，在警车里轮奸，送到后扒光她们衣服用竹条抽打，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C、马三家劳教所把１８个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D、山东农村女学员被多名年轻干部凌辱：扒光衣服干部轮流用靴踢其臀部和大腿，又用打火机烧她的乳头，再用电棍插入阴道电她；E、山西恶警将４把牙刷捆绑壹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逼学员“悔过”；F、年轻干警有的用手指抠女学员阴道；

　　G、河北恶警把大学讲师女学员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她两个乳头穿壹起电她；H、重庆恶警与女犯人合作强奸法轮功学员魏星艳 ，且为了掩盖真相重庆公检法联手将披露该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的七名学员无罪重叛七至十二年有期徒刑；J、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何雪健公然强奸法轮功学员刘季芝和韩玉芝；K、北京警察当街毒打并强奸法轮功女学员；

　　L、在长治精神病院，19岁的姑娘肖亦在三个晚上被轮奸了14次，胸部和下体被强奸者用香烟头烫出了壹个个疤，最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壹些年轻漂亮的女法轮功学员本来没有精神病，在多次的强奸、轮奸下真的成了精神病患者；N、辽宁省女子监狱狱方故意将八名法轮功女学员投入男犯制造的强奸案；O、北京市密云县恶警强奸17岁法轮功女学员；P、河南省镇平县侯集镇壹些干部把马三家的禽兽手段也用到了学习班，让流氓将壹位年约二十五、六岁女学员强暴；Q、在新疆地区，被抓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临时关押期间，执法人员给他们带手铐、脚镣，吊起来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走路，长时间白天晚上不让睡觉，抓著头发将头在墙上无数次撞击、用电棒电击全身及敏感部位直到皮肤被电焦，将人强迫送进精神病院，给头脑完全正常的人注射大剂量的镇静药，被迫害人至今常常头痛欲裂承受不了时满地打滚，在修炼者被打的痛苦喊叫时，给他们嘴里塞进使用过的无比肮脏的卫生巾或用胶布贴在嘴上，南疆地区将四名女修炼者强暴后致使怀孕；R、2001年，河北邢台警察轮奸多名女学员；

　　S、2004年，四川32岁的朱霞因在“洗脑班”受到连续的强奸，变得精神失常。

　　T、辽宁大连教养院警察扒光女学员衣服，手脚都铐成大字形，然后往阴道里面塞辣椒、拖把和毛刷，导致受害者流血不止，疼的死去活来，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从上述中共专制暴政的种种残暴下流无耻的暴行，足证中共政权是个典型的流氓暴政！我曾在两年前论证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流氓，无论政治流氓抑或社会流氓，皆以无视礼、律、法、规，不惮天道人伦为主要特征，社会流氓欺人、窃钩；政治流氓欺国、窃政。利用社会流氓引发危机，然后从中渔利，或者用流氓暴民化解危机，将政治问题刑责化，是政治流氓的治国贯用手法。以流氓暴民化解政治危机，是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在 1964年12月召开的壹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坦言："勇敢分子也要利用壹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壹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可见，中共以流氓来维护统治的理念由来已久。只要中共当权者煽动纵容，总不乏壹些流氓赤膊上阵，悍然践踏天理人伦。从文革中杀戮妇孺、 轮奸女囚、逼迫女"反革命"和公牛交配，到警察屡屡公然强奸法轮功女学员，以残害女性生殖器为乐，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中，太石村殴打记者、 教授、任意剥夺人权律师执业权，直至暗杀维权律师高智晟，暴打郭飞雄，软禁绝食抗暴人士，无不突显中共流氓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 。

　　中共恶警之所以如此残暴，尤其是疯狂迫害法轮功手段之恶劣下流之流氓化，本质上言是中共专制暴政走向灭亡末日的必然反映，也与毛泽东与江泽民的流氓治国术不无有关。

　　据称江泽民在中央电视台，回答记者"如何看待八九民运女大学生遭到强奸"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6.4"暴徒，罪有应得！！ 暴露了中共党魁的流氓本性。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众多恶性案例不少是在胡锦涛主政后发生的，但迄今未见胡指示严惩作恶警察的片言只语，反之却有胡氏向朝鲜学政治之说，严厉打击[四种人] 之论，尽管胡氏满口[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然而同时却严厉封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国际互联网，残酷打击报复谛造真正和谐社会的主力军--人权律师，对政治异议人士滥施酷刑，继续疯狂迫害法轮功。因此，很难看出胡氏与毛、江之流有何实质不同。

　　上述铁的事实反复证实：酷刑之所以在中国盛行并非中国没有法律或缺乏所谓正当程序，根源在于壹党专制独裁暴政。因为不受有效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与绝对残暴！而中共专制暴政正是此种没有任何有效制约的绝对权力。酷刑是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均存在的恶劣现象，但象中共此种将酷刑发挥到极致，下流到无以复加者极为罕见，盖西方民主国家有新闻媒体自由，也有政治言论自由，根本不可能容忍如此残暴下流的酷刑大面积发生。中共的酷刑实质上是中共壹党专制独裁的罪恶政治体制的必然恶果。因此，欲杜绝或从根本上抑制酷刑，唯有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政治民主化后才有可能。而中共实乃极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利益集团，其自知犯下的滔天罪孽过于深重，故要其自动开放党禁报禁比登天还难。除了彻底终结中共专制暴政的罪恶政治体制，别无他途。本文披露的中共专制暴政的残暴下流无耻的罪恶仅是中共对国人犯下的滔天罪孽中的壹小部分，对于邪恶残暴下流至极的中共专制暴政难道还有任何值得期待留恋的理由吗？！彻底认清中共专制暴政的本质，尽早退出这个犯罪集团，是和平终结专制暴政的最佳途径。

　　二、法律现状与司法实际

　　（壹）法律现状

　　前已论及，中共专制暴政下酷刑相当普遍，受害者不但包括普通刑事犯、政治犯、思想文字犯、信仰犯（家庭教会、法轮功），而且包括中共失势官吏军官，即便象刘少奇、陈良宇这样的中共高官恐怕同样难逃酷刑迫害。

　　表面上看，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均明定，酷刑行为系犯罪行为应予严厉处罚，相关的司法解释亦规定禁止酷刑，且中国于1988年签署并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共壹党专制独裁的罪恶政治体制，国人既无结社自由，也没有新闻媒体自由，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更无从谈起 。因而根本不存在对中共现行政权任何有效的制约力量。所谓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根本不存在。因此酷刑的大面积恶性发生可想而知。而所谓[中国实行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多种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切实防止酷刑的发生]之说， 纯属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

　　就实体法而言，《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刑法》用刑讯逼供罪 （第 247条）、暴力取证罪（第247条）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 （第248条）明定施用酷刑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予以法律制裁。严禁“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严禁“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的行为和“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行为。依据《刑法》第254报复陷害罪 ，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控告司法工作人员的酷刑行为，后者以酷刑进行报复，则同时构成刑讯逼供或虐待被监管人罪，及报复陷害罪，应数罪并罚。1954年的《劳改法》规定：劳动改造机关对于壹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在监管期间应当实施严格管制……严禁虐待、肉刑。  此外，《法官法》 第32条、《检察官法》 第35条《警察法》 第22条、《国家赔偿法》 第15条均规定：不得刑讯逼供。再者，与酷刑有关的其他法条包括非法拘禁罪 （第238条）、侮辱罪 （第246条）、伪证罪 （第307条）等。

　　上述法律确实明文禁止酷刑，刑讯逼供。然而郑恩宠在狱中因举报确到狱方唆使犯人方海暴打致眼睛出血；狱方随却后将他关禁闭5个多月并威吓他，要他承认是自己撞伤的 ！清水君、朱逸夫同样受到狱方指使的重刑犯人暴打，黑龙江省马三家劳教所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辽宁教养院将8名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牢房的邪恶之举更是最下流的酷刑，而类似郑恩宠壹样遭遇的政治思想犯，信仰犯，法轮功学员比比皆是。

　　就程序法而论，《刑事诉讼法》对反酷刑及预防酷刑也作了的规定。该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 ”同时第46条规定了重调查、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明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旨在削减警察用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意义。该法还规定，要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凡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且第96条规定的所谓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壹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其实此种[提前]与国际标准相距甚远。

　　就司法解释以观，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了刑讯逼供非法取得的证据无效的原则。同时最高检察院亦在其颁布实施的《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亦有相似规定 。若能真正实行倒是能有效制止刑讯逼供的行为发生，酷刑之所以普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壹便是逼供；而逼供之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口供以便定罪。若严格执行凡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壹律无效的原则，应当可以大幅度消除酷刑的利益动因，从而大量减少酷刑的发生。但实际情况乃是，吾迄今未闻中国法院有任何以该第61条规定而否定相关证据的案例。象高智晟、郭飞雄这样全球闻名的著名人士尚且匀受酷刑，可想可知中共专制暴政下酷刑现象是多么普遍。问题在于如何证明之，中共警方不可能主动承认，而刑讯当时又没有任何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参与酷刑的责任人或知情警察作证似乎也不可能，除非取得医学上的证据或将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告人举证证明其在指控的时间地点没有实施酷刑，才是合理的。但中国相关法规并无任何此种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往往以[查无实据]否定指控。

　　此外，最高法院于1999年3月8日颁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除涉及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壹律公开审理。公开审判可以防止对被告人可能采取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公开审判还可以使被告人在法庭上揭发的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使用酷刑、刑讯逼供的问题为公众所知，促使司法机关查清问题，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但实际上，中共法庭对绝大多数所谓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均非法采取秘密审判方式，旨在黑箱作业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例如杨天水、郭起真、严正学、张建红等案均被秘密审判，而实际上这些案件没有壹起是所谓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而对所有[敏感案件]，实质上均是变相秘密审判，例如马亚莲因强制拆迁两次被劳教案，上海黄浦法院不顾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强烈抗议强行在看守所内[公开审理]！还有故意选择小法庭，或故意安排大量官方人员占据法庭的方式达到秘密审判的目的。

　　199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之《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机关应当及时将其请示转达办理案件的有关侦查机关。” 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5日内安排会见。公安部于1998年5月14日修定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了与之相似的规定。

　　上述规定与民主国家的相关规定相距甚远，即便如此，仍然得不到实际执行。监狱、看守所、劳改劳教场所往往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事，而是根据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任意作为，尤其是对中共重点打击对象诸如政治良心犯和法轮功，不执行相关法律规定是常态。例如，我曾连续四次被绝会见法轮功学员瞿延来，他的案件完全与国家秘密无关，在为郑恩宠申诉时亦曾被反复拒绝会见。此外，看守所还往往故意拖延至最后甚至故意以经办人出差等借口，拖延允许会见。重大敏感案件往往本地律师害怕打击报复而由外地律师异地办案，以至增加律师办案成本，加重当事人经济负担，让刑辩律师知难而退。

　　此外，还有壹些程序规定本来旨在防止和纠正酷刑行为，但由于有法不依形同虚设。例如：《监狱法》 第22条、《看守所条例》 第46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153条均规定不得扣押、拖延、阻挠人犯、犯人或被羁押人的申诉、上诉、控告、检举材料。实际上，被告人的上述权利往往被非法任意剥夺。例如，我在任清水君辩护律师期间，他共邮给我八封信，我仅收到过两封。而且狱方禁止他阅报纸、杂志及任何政治书籍，甚至连我邮给他的壹箱经济学专著也全被原封退回！而郑恩宠申诉案上海狱方故意以阻止律师会见的方式，阻止他在《刑事申诉状》上署名，旨在阻扰他申诉。

　　（二）、中国有关反酷刑的国家责任与国际法义务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宪章、联合公报、宣言、备忘录等多种形式，含有反酷刑条款的国际法文件主要有：《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欧洲人权公约》、《欧洲预防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美洲预防和惩罚酷刑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世界医学学会东京宣言》等。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 宣告：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是最早确立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国际法律规定。1966年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7条除重申上述原则外并规定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第11条还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1975年《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进壹步详细规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内容。1984年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签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对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内容规定得更臻完善，使该原则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斗争的较完整的指导方针。此外，《囚犯待遇最低标准公约》第31条规定：体罚、暗室禁闭和壹切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惩罚应壹律完全禁止，不得作为对违犯行为的惩罚。中国已批准加入除《囚犯待遇最低标准公约》外的上述三个重要的人权公约，依国际法效力高于内国法的原则，中国负有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义务实施上述公约确定的国际法原则。

　　具体言之依《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各缔约国有如下国家责任与国际法义务：

　　1、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2、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壹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3、应保证将壹切酷刑行为，包括施行酷刑的企图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定为刑事罪行，并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4、对管辖领土内如有被控犯有酷刑行为的人，应于审查所获情报后确认根据情况有此必要时，将此人拘留，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确保此人留在当地，并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5、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确保几声称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遭到酷刑的个人有权向该国主管当局申诉，并由该国主管当局对其案件进行迅速而公正的审查；6、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7、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根据上述国际法原则，中国当局有义务对酷刑指控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公正调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及其辩护律师莫少平已分别于2007年6月6日正式代表郭飞雄提出《控告书》，依法中国政府有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义务责成广州市公安局及辽宁公安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即两省公安厅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对郭飞雄作出国家赔偿并立即无条件释放。

　　（三）司法实际

　　中共官方不时有现在是中国人权状况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高论。然而，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指出，中国地方执法人员经常采用虐待逼供的方式来获取嫌疑犯的认罪口供。这些违法行为包括：司法人员涉嫌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以较长时间的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体伤残或死亡等行为。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错判事件至少有30宗，而几乎每个误判案件都与警方的刑讯逼供有关 。

　　虽然王先生承认警方狱方经常刑讯逼供受害人的事实，但我认为因酷刑导致的冤假错案实际数据远大于这壹数字。因为中共有无数故意数十倍跨大成绩，数十倍掩盖错误的前科。而未记录在案的错判事件成十倍上百倍，例如，法轮功学员八年来被中共酷刑折磨致死3031人，恐怕均属未记录在案的案例，而家庭教会成员被酷刑折磨致死人数据称高达壹万人以上，同样属未记录在案的案例。至于迄今在押的至少7500名政治犯几乎百分之百属冤假错案，他们受到酷刑的比率决不会低于家庭教会成员及法轮功学员。

　　据中共向联合国所作的执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第三次报告称：“199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刑讯逼供案409起，1997年立案查处412起。据统计，1998年1-7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案件154件；其中，判决有罪的150件，宣告无罪的4件，判处刑罚的136件，免除刑罚的14件，并对因遭受酷刑造成损害的公民给予国家赔偿。1997年，全国在押罪犯144万，监狱人民警察28万。全年共查处严重打骂、体罚、虐待罪犯的监狱人民警察55名，其中被判处刑罚的14人” 。 “2000年5月中国称因为使用暴力迫疑犯招供而被起诉的人过去壹年从193人下降到173人 ”。

　　若据此推断，中共警方的刑讯逼供率仅达万分之二！1997年立案查处的刑讯逼案有412起，但1997年被查处的55名警察却仅14人被判定有罪，亦即有罪率仅四分之壹！该412起刑讯逼供案难道仅涉及55名警察？那中国真应当是个执法模范最佳国度了。然而1998年1-7月间查处154件刑讯逼供案判决有罪者150件，亦即判决有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由此可见，中共随心所欲玩弄数字游戏愚弄世人。事实上，有关酷刑逼供案件几乎从不见媒体报导，其所列数据从未见报，仅是用于欺骗国际社会，因为都被中共当作国家秘密。根据我经办的刑事、政治及法轮功案的经验，中共刑讯逼供率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李和平律师亦证实达90%。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刑讯逼供的案件无论案情，实际处理情况，从不见中国电视、报纸、杂志报导。我作为壹名在中国大际执业21专业律师几乎从未闻。因为中共[舆论导向]故意掩盖真相，使得刑讯逼供的恶劣现象根本得不到有效制止。

　　中共壹向吹嘘：中国政府壹贯重视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把反对和禁止酷刑置于重要地位 。

　　此种所谓[壹贯重视民法领域的人权保护]可谓经典谎言。毛泽东无法无天时代不必说，我八十年代初作为国际法专业学生竟然不知道国际人权法为何物，因为当年国际人权法实质上是国际法教研的禁区。至于近期发生的中共当局对政治思想良心犯、家庭教会成员及法轮功学员的大面积残暴下流至极的酷刑虐待，以及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活割盗卖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暴行，以铁的事实证实中共专制暴政是典型的骗子政权 ！中国虽已加入22个与国际人权有关的公约 ，然而其中与国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最重要的几个国际人权权公约，中共却有意不签署批准加入，他们是：1950年7月4日《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1955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1962年5月22日《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6月15日《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1981年11月25日《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壹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1999年3月8日《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90年9月《Basic Principles on the Role of Lawyers》、1985年9月《Basic Principle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1988年《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

　　概言之，中国法律虽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与酷刑。但由于中共壹党专制独裁的罪恶政治体制，加之中共掌控的立法者有意在程序法律方面的缺位，使得这些实体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特别是由于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缺乏国际通行的[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及[举证责任倒置]，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司法不独立，法院实际上成为中共镇压异已，任意打压民众的工具；加之没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反酷刑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三、酷刑的根源与预防根治

　　（壹）专制暴政是酷刑的主要根源

　　酷刑产生的土壤相当丰厚，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观念、历史、传统、诸方面的原因。本文著重探讨政治和法律根源。

　　本质上言，酷刑是罪恶的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举凡专制独裁国度皆将其人民视同奴隶而不当人看待，因而国民没有人权，而统治集团则普遍丧失人性。共产极权专制暴政通过长期欺骗洗脑暴力恐怖威胁，众多国人变成道德堕落、自私自利、人性荡然无存，因而往往将酷刑发挥到极致。在所有极权专制独裁国家均普遍存在酷刑,反之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则属例外 特别是在所有正宗老牌自由民主国家酷刑几近绝迹，尽管仍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指控 。专制暴政国的共同特点在于滥用酷刑迫害政治犯、思想犯、言论犯、信仰犯，诸如伊拉克萨达姆专权期间据称全国有500万政治犯其中100万人被处死、 智利前总统的军人专制政府同样杀政治犯如麻、 朝鲜金正日政权对政治犯动辄枪决、 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共产暴政残暴至极，在其当政短短几年内屠杀了占全国人口四分之壹的200多万人、 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斯大林枪杀近2000万政治异已、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恐怖令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暴政望尘莫及。例如，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共烧死壹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共有壹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壹百年处死政治犯只有几十人。中共专制暴政自1949年迄今人为害死的国人高达七、八千万之众！ 其中被屠杀比例最大者是政治思想犯和信仰犯，可见毛泽东及中共专制暴政稳坐世界杀人恶魔冠军。虽然美国也存在酷刑，但决不存在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仅在对付恐怖分子嫌疑人时例如911惨案发生后，美军也发生了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人，伊斯兰人中的嫌疑人或俘虏的酷刑，依国际法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诸如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嫌疑人，也仍应享有无罪推定权。加拿大、德国、法国同样存在冤案 ，然而不仅数量极少而且仅在杀人命案中出现，且冤案的产生大多与酷刑无关；更重要的是所有冤案均无壹例外地随时面临国内媒体、公共人物及在野党的无情揭露批判抨击。因此，在自由民主宪政社会发生酷刑仅是例外而非常态，且受害人也容易获得公正独立审判并获得公平合理的巨额经济赔偿 。正由于在专制暴政下既无独立司法，也没有独立公正媒体，既无结社自由，也没有政治言论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因而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极不平衡；因此，酷刑大量发生公众却既不知情也无法关注，是故，酷刑是极权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必然产品。

　　（二）酷刑的预防与根治

　　举凡行专制独裁国度，酷刑如影随形。而凡是自由民主宪政国度，几无酷刑生存的余地。既然酷刑与专制暴政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欲根治酷刑显然唯有彻底铲除专制暴政才有可能。但是专制暴政消失后，酷刑并不能自然随之消亡，原因在于专制独裁是酷刑产生的主要根源，但酷刑还有法律、经济、文化、观念、传统、习俗、人性、心理多种原因。因此，在铲除专制暴政的前提下，还必须辅之以相应法律规范。正因为酷刑的客观存在，才有制定反酷刑法的必要。国际社会基于封建专制刑事制度的残酷野蛮，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野蛮粗暴践踏破坏基本人权，滥用酷刑，残酷屠杀人犯，促使人权国际保护意识加强，导致国际人权法包括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的确立。

　　1948年12月1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庄严宣告：“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是确立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最早的国际人权法律条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66）第7条重申了上述原则并规定：“特别是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联合国大会1975年12月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进壹步详细地规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内容。向联合国大会1984牛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签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总结上述国际人权法律实施的经验，结合各国开展反对酷刑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使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原则更加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斗争的行动指南。

　　（三）预防酷刑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律规范

　　依据各国反酷刑法律与实践经验，法律专家总结出壹整套行之有效的反酷刑规则并通过立法途径使之上升为对国际社会各国成员均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旨在充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特别是保障被告人被拘押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诸如，迅速带至法官或司法官员面前听证的权利、无罪推定、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禁止强迫供述或自证罪责、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及刑讯逼供指控举证责任倒置。

　　1、迅速带至法官或司法官员面前听证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judicial officer）。

　　任何被捕或拘留的人均应迅速带至壹位独立法官或法律授权的独立司法官员面前，以便由该法官或司法官员独立审查确认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是否有必要在审讯之前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确保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受到恰当对待，保障其基本人权，防止司法权力的烂用 。这里的[独立]是指法官不得与当事方有利害关系，而当事方则指被逮捕被拘禁者与公安机关。而中国司法不独立，法官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共党员,中共事实上撑控了中国的公、检、法、司壹切司法部门,因此中共法院与公检实质是壹家,有极为密切的利害关系。至于[迅速]依国际标准则指自某人被逮捕或拘禁之日起应迅速举行法官听证，壹般认为应当在48小时内，国际人权委员会认为在被指控为杀人罪的情况下，超过壹周即被认为不恰当 。欧洲法院曾判决某人被拘禁4天另6小时后才举行听证违背了迅速听证的规定。 中国不但完全缺乏这壹法律程序，而且动辄将依宪法行使政治思想言论结社自由权的大量优秀青年秘密绑架，非法长期拘禁。例如，清水君、师涛、高智晟均是被秘密绑架后长期关押非法秘密审判后判重刑的。而郭飞雄被非法拘禁已超过九个月仍未公开审判,更不用说[迅速]在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法官面前听证。

　　2、无罪推定（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任何被怀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 。既然假定其无罪其理所应当享有国人所应享有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不受任意侵犯。这是壹项最重要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或不被强迫供述权及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均源于无罪推定权。

　　中国直至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才首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法条仅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与无罪推定权密切相关的不被强迫供述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等具体制度，中国立法者有意或是出于无知使而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缺位。依《刑事诉讼法》第140条“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及第162条第3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规定，中国仅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

　　[不得确定有罪]与[应假定其无罪]两者有质的不同，前者含义不明确，不得确定有罪，不等于宣告其无罪；后者其实等于宣告嫌疑人在最终判决之前无罪，故应予之与普通公民享有同等法律保护与人格尊严。然而中国司法实践中确壹直将被告人或嫌疑人视同罪犯，并不能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正当合法权利，也没有人格尊严。例如，迄今嫌疑人出庭参加审判时被戴手铐脚索，被理光头，穿著囚服，不能与亲属交谈甚至不能与其辩护律师自由交流，在法庭上也不能与律师坐在壹起；这些细节皆有违无罪推定原则 。例如，我作为清水君的辩护律师，既无法与他在法庭上自由交流，甚至庭后也被禁止；而主审法官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彬彬有礼的人。同时他进入法庭时被戴著手铐脚索。清水君不过是壹个文彩出众的诗人作家学者，并非杀人放火强奸的暴徒。中共法庭之所以采用如此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他，似乎并非旨在当庭羞辱他，而是中共长期普遍违法以致见怪不怪。

　　因为事实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中国极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错案率最高的国度。2005年4月13日，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年的佘祥林，因[被杀]的妻子重现，被湖北省京山县法院当庭宣判无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杀妻案则因真凶落网才幸免于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讯逼供下[承认]了壹切杀妻与其情人的事实！据中组部知识分子办公室所编《知识分子手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5年，全国共约300多万名干部曾遭受冤假错案之苦，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公民被株连！此外，《瞭望东方周报》报道：“最近十年中，全国共发生有据可查的冤案（即改判无罪和直接宣判无罪）多达20万起……”。尤其值得壹提的是，中国的冤假错案酷刑刑讯逼供密切相关，而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冤案壹是数量极少，二则几乎皆与酷刑无关，而主要是目击证人误认或证人作伪证陷害或由于法庭科枝失误及误供所致。有意思的是西方人的误供有不少是出于心理疾病，强烈的出名欲望而承认自已从未犯过的罪行导致冤案发生。

　　由于中国司法不独立，使无罪推定的规定形同虚设。中国法律规定的是法院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独立审判，而且法官均受到本院党委、审判委员会、政法委、政府层层干预，举凡政治案及信仰案法轮功案和重大敏感案件，大多在审前便已由中共上层定调交给听话的法官执行而已。亦即[审者不判，审者不审]。更有甚者中共地方当权者往往指令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而此种办案方式必然十个案件办出十二个冤假错案。我曾亲自主办的两起特大案件最为典型。壹是福建省华侨服装厂诉泉州海关不服违字第024号处罚决定及要求特大行政侵权损害赔偿案。该案中原告系归国华侨，因未满足海关官员的要求，被打击报复举报为走私，假进口许可证，等五个罪名将其逮捕拘禁两年后，以[少报到岸价格]为由令其补税两百万元另罚款四百万元，而此前由于海关的非法侵权行为业已造成该破产直接经济损失1300万元。我在阅卷时发现，该案实际上是泉州市政府组织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办出来的壹起当年特大走私案，最终变成海关首个部分败诉的行政诉讼案 。另壹起则是涉港亿元合同诈骗案，当年公安受市政府指令先关无辜人质,后找证据,必将被告整死为快的决心,使得有关当局不惜动用上百名警员忙了壹整年,耗资巨大,搞出个近两亿元[合同诈骗]惊天大案.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个别权势人物为保自已的乌沙帽,在明知该案被告无罪的情况下,动用国家强制力专政工具人为地搞出个所谓亿元大案. 该案福州市政府指令壹名副市长任组长由公安检察纪检联合办案。我认为这两起案件均为典型的冤假错案。

　　3、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略）4、不被强迫供述或自证罪责权（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该规则禁止当局采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肉体的还是精神心理的任何强制手段，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禁止有违被拘禁者作为人所与生俱来的尊严的权利的任何待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无知的中共的所谓司法原则,直接与该国际法原则背道而驰.因为指控罪责的举证责任归控方。控方负有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若其所举证据存在合理怀疑则不能对嫌疑人定罪 。

　　高智晟在经历中共专制暴政野蛮酷刑折磨600个小时后，被迫写下的[公开声明] 是这方面中共违背国际法义务的典型例证。而郭飞雄同样因无法忍受中共下流无耻的酷刑，被迫[承认]壹切刑讯人员指供。

　　5、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依国际法凡依酷刑或残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须从证据中排除 . 此规则是国际公认的规则 。即便尚不构成上述情况的胁迫所取得的供述也应排除在证据之外 。

　　依美国证据法中“毒树之果”理论 ，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须排除，而且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获取的证据也作为“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美国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规定了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收集证据，但却有意不规定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尽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及最高检察院《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均规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被作为定案的根据。

　　6、沉默权 （The right to silence）。被告人在调查及审讯过程中的沉默权源于无罪推定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和不被强迫供述权，即便在最严重的犯罪指控中诸如种族灭绝及战争罪，此种权利同样不可剥夺 。

　　依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必须遵守下述程序：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必须清楚的告知被羁押人：1、妳有权保持沉默，妳所讲的壹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对妳不利的证据；2、妳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3、如果妳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妳指定壹名律师。(e)在讯问之前或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见律师，讯问必须停止，直到律师到来。(f)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并且取得了供述，那么要由政府来证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弃了律师权。(g) 在被羁押讯问期间，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壹些问题，但没放弃他的特权，他还可以在后来的讯问中主张保持沉默。(h)给予警告并且放弃权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辩解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壹法定义务不仅使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 而且给了侦控人员强制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权力。因而使得第12条规定的无罪推定规则不仅成为虚设，而且成为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恍子。

　　7、律师在场权（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在防止酷刑方面最关健的是在侦察、审讯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 。该项权利包括：警察必须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其任何陈述都将被当作呈堂证供，其有权请律师，每次讯问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规定违反这些程序规定的强制后果。采用录音录像纪录审讯的时间地点全过程以供查核，律师有权查阅复制 。

　　但依现行中国相关法规，不但源于无罪推定的律师在场权不存在，而且为律师办案故意人为设置了种种非理障碍，事实上否定了无罪推定权。例如：嫌疑人仅在被侦查机关第壹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若其被逮捕，律师可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律师可以了解罪名、会见并向其了解案情，公安有权决定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其聘请律师，律师会见嫌疑人均应经侦查机关批准 。公诉案件直至案件移送审查后才有权请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仅在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与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仅在法院受理案件后，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

　　司法实践中，即便上述被严格限制的律师有限的权利也往往被公检法机关任意剥夺。首先，嫌疑人受酷刑往往是在公安侦察阶段大量发生，而此期中国律师根本无法介入，直到1996年后才有刑诉法第96条之所谓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权，但公安国安往往故意推拖甚至公然违法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律师不但无法在审讯期间在场，反之，公安国安却可决定其是否在场监视监听；其次，律师会见权同样被从人数时间上严重限制，如必须两名律师包括律师助理才能会见，必须等四十八小时至五日才能会见，人为加大律师办案成本，我在办理郑恩宠、师涛、清水君案时均数次遇到人为故意推拖非法拒绝会见之情形；再次，通信权亦被非法任意剥夺限制，郑恩宠曾写给我数十封信我壹封也未收到，清水君曾邮给我八封信我仅收到过两封，师涛连壹封信也未收到而他不可能不给我写信；第四，律师调查权实质上被严重限制，因为等到法院受理案件后律师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此时离开庭日期往往仅剩下数日以致辩护律师受时间等客观条件制约，事实上很难做有效的调查取证。尤其值得壹提的是，1996年以前，检察院依法必须将涉案所有证据材料移送法院，律师得查阅复制；但依现行刑诉法辩护律师仅能查阅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因此，控方往往故意隐瞒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上诉案]中，江苏高院主审法官居然公然非法剥夺辩护律师复制案件证据材料！而壹审中控方仅向法院移送十余篇指控清水君的文章，但在庭审中却连续抛出120余篇文章作为证据！

　　8、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应倒置。犯罪嫌疑人壹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则完全处于壹种孤立无援和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审讯又是在秘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壹旦发生了刑讯逼供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受到刑讯逼供，必须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依反酷刑公约第13条和第16条之规定，凡有此种指控即应迅速由公正权力机构或法官举行公正的审查。而且不得应嫌疑人举报加重处罚。

　　在我主办的政治案及刑事案中，我的当事人及相对人几乎都是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与处罚的受害者，但没有壹例能成功地指控刑讯逼供。根源在于当他们受到刑讯逼供时没有任何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而酷刑责任人及警方自然不可能良心发现自证其罪。加之随著时间的推移，当事人的旧伤表面愈合很难举证。因此，[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刑讯逼供指控案中应当倒置，即应由被指控的警方举证证明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未刑讯逼供，因此全程录音录相及律师在场权至关重要，且该录音录相不得剪接，否则应作出对被控方不利的证据。

　　四、结论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是古今中外各国均存在的恶劣现象；举凡专制独裁国度均普遍发生，且多发生于政治思想犯和信仰自由犯，而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特别是老牌正宗自由民主国家酷刑几近绝迹，即便个别酷刑也仅发生于恐怖嫌疑人、杀人抢劫强奸案，根本不存在对政治思想犯或信仰自由犯实施酷刑的可能，因为政治结社思想言论信仰自由受法律保障，也就不存在政治思想罪或信仰自由罪或组党罪，尽管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还时有发生。

　　凡是共产专制暴政国家无壹例外地普遍存在残暴至极的酷刑，大量屠杀政治犯如中共专制暴政那样纵容放任酷刑大面积发生，且将酷刑发挥到极政，下流无耻到无以得加者绝无仅有。当今之世，法轮功所受到的酷刑当属最惨烈，不但有案可查因中共上百种酷刑致死者高达3054人，而且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有组织有计划的活体盗卖人体器官！

　　酷刑的主要根源在于罪恶的专制独裁政治体制，中共壹党专政、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没有政治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结社自由，具体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规定有意的缺位是中国普遍存在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及处罚的重要原因。中国现行法律虽然明定酷刑是犯罪行为，并规定将严格禁止、严厉处罚，但由于中共实行壹党专政的罪恶政治制度，没有政治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结社自由。或是出于无知而在立法上缺乏行之有效的迅速在法官面前的听证、无罪推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被强制供述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等具体法律制度；或是出于故意在规定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同时，抽掉与无罪推定不可分割的不被强迫供述权、不被强制自证其罪权、沉默权、律师在场权，从而使得禁止酷刑的相关实体规定形同虚设，变成主要用于欺骗国际社会的法律谎言。

　　中共专制暴政酷刑大面积发生的主要原因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之目击证人误证，证人作伪证，法庭科学失误及错供大不相同，主因是中共长期欺骗愚民洗脑加暴力恐怖威胁，使得众多国人道德坠落人性丧失，加之立法旨在欺骗公众及国际社会，故表面上规定严禁酷刑实质上不但使相关规定缺位而且故意设置种种障碍。

　　中共专制暴政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不但普遍实施于杀人抢劫强奸罪犯，而且大面积实施于政治思想言论信仰结社犯，且所有的真相皆被人为掩盖，即便最终证实系冤假错案，受害人也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可怜至极的补偿；而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酷刑极罕见，且仅涉及恐怖嫌疑人种族灭绝罪及战争罪嫌疑人，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虽时有所闻，但绝无对政治思想信仰结社犯实施的例证，同时若证实系冤案，受害人皆能获得公平合理的高额经济赔偿，新闻媒体皆及时报导披露综上所述，欲根除酷刑，必须首先铲除中共专制暴政，并在此基础上采纳国际通行的且被各国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上述具体八项法律制度，唯其如此，中国的政治司法体制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之路，中国的法律才能真正走上现代文明之路。

　　2007年6月24日

　　第十四章：论中共极权暴政是严重污染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今年是中共盗国窃政铁血统治强暴国人精神灵魂六十周年，中共为此又全力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自我表扬吹嘘，胡说什么在伟光正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辉煌成就，试图依此来为中共流氓的执政合法性背书。本文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实：中共六十年极权统治，不但没有所谓辉煌经济成就，其杀鸡取卵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发展政策，实质业已严重污染和毁灭中国的生态环境，使中国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之所。因此，为中国人民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必须立即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暴政。

　　壹、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壹）中共官方承认的环污现实

　　中国环保局副局长潘岳2006年12月3日在 “南邮晨报”发文称中国离环境灾难的距离并不遥远，环境污染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发展的话，每年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将高达国民收入的13%。换言之，自中国70年代末积累的经济成就因环境恶化将全部抵销，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基本由普通百姓承担，几乎没有人关心那些贫困、无权势人的基本生存现状。三分之壹的中国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四分之壹全国百姓饮用的水质没有达到基本的清洁标准。几乎每隔壹天就发生壹起严重污染水源的事故。90%的中国城镇饮用的水源都有毒素存在。将全国的水质重新恢复洁净，达到正常标准，需要数百年时间。

　　国家环保总局绿色ＧＤＰ课题专家组指出：“很多地方的ＧＤＰ如果算上生态成本的话就是个负数，整个买卖实际是个亏本买卖。”二氧化硫多是排放在人口密集地区，中国城区河流的九成被严重污染。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没有干净的自来水。在中国，由水质污染导致的各种消化道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称：近年来，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 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壹起。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壹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 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中国自然资源消耗比例大约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１００多倍；中国工业废物密度大约是德国的２０倍、意大利的１８倍、韩国和英国的１２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大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７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４倍多。  在消化吸收、创新方面，日本引进是壹，创新是五，韩国引进是壹，创新是八，而中国引进是壹，创新则只有 0.075。可见它改革的举措和开放的效果 。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来，GDP增长了十多倍。与此同时，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中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

　　中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8月 26日在壹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环境保护部近日发布了《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中国污染状况严重。壹是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水质与上年持平。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5.0%、24.2%和20.8%。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呈富营养状态的湖(库)占 46.2%。二是空气污染严重。2008年全国有519个城市报告了空气质量数据，达到壹级标准的城市只有21个(占4.0%)，二级标准的城市378个 (占72.8%)，三级标准的城市113个(占21.8%)，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7个(占1.4%)。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达标比例为71.6%，县级城市的达标比例为85.6%。

　　据中国环保总局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已具规模的 21000多座化工厂，50%以上分布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化工废料时刻威胁著依赖于长江和黄河饮水的5亿多居民。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全方位的，不仅水污染，空气，食品等污染也非常严重。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报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的排放国，并已“蝉联”该头衔10多年。

　　《中国生态保护》白皮书称：“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 近1/3的国土生态环境质量优良，1/3的国土生态环境处于差或较差水平。  中国天然草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41％，但其中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我国主要的沙尘源；中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壹，世界第四，其中仅约40％得到有效保护，但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仍很严重。

　　中国正向“世界工厂”推进，由于技术落后，发达国家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宝贵的的资源环境生产了众多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尽管中国赚取了微薄的利润，但留下严重的环境污染。据专家估算，外国投资商投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特别是“贴牌生产”，92%的利润为外国投资者所有，中国仅占有8%。 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８％以上 。

　　温家宝2007年3月14日在回答记者有关环境污染的问题时避重就轻承认：“环境污染确实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中的壹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从上述国家环保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温家宝等官方承认的中国环境污染及生态毁坏的事实，足以令人震惊，然而这只是中国环境污染实际状况之冰山壹角，因为中共铁血统治六十年来壹直实行严厉的新闻控制愚民政策，“加十倍报喜，减十倍甚至百倍报忧”则是中共壹以贯之的欺骗性舆论导向，因此，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肯定远比官方承认的要大数十倍！

　　（二）国际社会的相关报导

　　据世界银行报告分析，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经营方式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资源效率低，污染物排放严重，因而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近年来不断呈上升的态势。据估算：中国1986年环境污染损失之和为381.55亿元，占GNP的6.75％；1993年损失上升约 1085.1亿元，占GNP的3.16％。1997年统计，仅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8％ 。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6个 。

　　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城市地区空气中悬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山西太原空气中悬浮微粒的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8倍，济南接近7倍，北京和沉阳接近6倍。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重庆最高，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7倍。另外，如果把污染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折合成美元计算，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加在壹起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美元。

　　我国北方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5次，60年代8次，80年代14次，到了90年代已达23次。而从去年至今已发生6次。近年来，土地沙漠化面积已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生态破坏导致的自然灾害损失仅1998年就高达3007亿元；1994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为4201.6亿元 。然而中国科学院生态专家王如松教授居然称 ：“抛开对人的作用性，沙尘暴在自然界中是有它特定作用的，沙尘暴可以净化环境，给海洋带去丰富的营养元素。”

　　世界银行对中国环境污染状况所作的评估，事实上也远未反映真实情况，事实上世行的报导公开发表前，被迫按中共当局的要求作了相当的删节。

　　（三）、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现状

　　由于中共当权犯罪利益集团是由早期的流氓无产者，通过非法暴力盗国窃政，经过两度公然抢劫演变而成的流氓资产阶级，其毫无人性，道德堕落，贪欲无穷，下流无耻无以复加，因此在实施对中国人民的第三次公然抢劫过程，其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顾中国人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对中国自然环境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污染和毁灭性破坏。中共对作为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诸如环保、公共医疗卫生、教育、交通、道路、绿化、几乎不管或管不好，而与民争利的或不该管的事则大管特管。具体表现在下述十三个方面：

　　1、水体污染严重恶化。2009年5月下旬，国家环保总局监察局成立六个调查组，对全国流域性检查。 结果令人震惊：流经城市的水质多数为重度污染。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V类；黄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颍河的周口市的国控断面今年前4个月的监测结果全部为劣Ⅴ类。 而淮河和海河流域的水质情况更加严重，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全部为劣Ⅴ类。限批流域的饮用水安全隐患巨大 。 “Ⅴ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Ⅴ类水更是丧失基本生态功能，甚至不能用作农业用水。中国环境监查总站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七大水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个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就达7个。滇池草海为劣V类水质，巢湖V类、劣V类水质各占壹半，滇池外海为V类水质，太湖V类和劣V类水质比例达到60％。城市内湖除北京昆明湖水质达到 Ⅲ类之外，杭州西湖、武汉东胡、济南大明湖水质均为劣V类。 据1987年典型城市监测调查，有42%的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63%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调查的532条河流中，有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约有1.7亿人饮用受有机物污染的水。黄河流域有四分之壹的监测断面为劣五类水质。黄河流域共有12条支流，检查组实地察看了污染比较严重的4条支流。这四条支流及其流域现在几乎到了有水皆污的地步，污染之重，触目惊心。陕西渭河被形容为“八百里秦川，壹千里污染”。渭河每年接纳的废水达到6亿吨以上，接纳的化学需氧量达到27万吨，几乎相当于其环境容量的4倍。延河是黄河支流，监测断面有40%为劣五类水质。汾河被称为山西的母亲河，现在的监测断面中，有66%已经成为劣五类水质，自太原以下的水体完全失去了生态功能。汾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水量在3亿吨以上，其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国家三类水质标准的7.3倍，氨氮超标20倍。三峡水库干流仍然保持著三类水质，但库区支流水质逐步变差，在监测断面中，有57%为四类水质。2005年国废水排放量达到524亿吨，比2000年增加了26%。全国有近三分之壹的监测断面依然为劣五类水质，失去了生态功能。

　　2、大气污染严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3/4。煤是壹种肮脏能源，燃烧产生大量的粉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是中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2005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到1182万吨，不仅没有完成“十五”计划削减9%的指标，反而还有所增加；工业粉尘排放量达到911万吨。 全国燃煤电厂建成脱硫设施的装机容量只有5300万千瓦，仅占燃煤电厂装机容量的14%。山西省现有的680多家焦化企业中，仅有65家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而能够做到稳定达标排放的只有30多家，仅占总数的5%左右。福建省政府节能办主任胡渡南透露："福建省能源消耗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目前２３个城市中有２１个城市出现酸雨。 壹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1/3的城市污染非常严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

　　3、废渣，垃圾包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中国废渣年产生量已超 过5亿吨，处理能力赶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为6000万吨/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 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仅北京三环、四环路之间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过7000亩。2005年产生量达13.4亿吨，比2000年增加64%。全国固体废物堆存量累积已近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虽已达52%，但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看，实际无害化处理率只有 35%。亦即，全国有超过壹半的城市生活垃圾没有经过有效处理，而是简易堆放，污染环境；即使集中处理的，也有15%远未达到无害化处理的标准。

　　4、噪声污染。目前全国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近年来，由于城市机动车辆保有量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噪声污染范围有所扩大，并有向近郊和乡镇 扩散的趋势。全国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67.3～77.8分贝之间，全国平均值为71分贝（长度加权）。在监测的49个城市道路中，声级超过70分 贝的占监测总长度的54.9％。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53.5～65.8分贝之间，全国平均值为56.5分贝（面积加权）。在统计的43个城市中，声级超过55分贝的有33个，其中，大同、开封、兰州三市的等效声级超过60分贝。

　　5、化肥年使用量严重超标导致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已增加到4766万吨/年。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接近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的年使用量超过130万吨，单位耕地面积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以上。但只有不到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其余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

　　6、资源严重浪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近百处煤矿、磷矿、铜矿、铝矿滥开垦的面积达到82％，而回采率不到20％，煤层厚度6─7米，实际只采回2─3米。

　　7、水土流失严重。建政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学者咸春林提交的壹份研究报告称，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82．5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77％。西部草原退化严重，内蒙古、甘肃、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拥有全国80％以上的天然牧场，但青海严重退化草原面积已达440万公顷，内蒙古草原遭严重破坏的达973万公顷。由于生态植被的人为破坏，西部地区1000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 。

　　8、沙漠化迅发展。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7.3%，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20世纪 80年代，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长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近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目前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 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城镇、工矿、乡村受到沙漠化威胁。

　　9、草原退化加剧。20世纪的70年代，草场面积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已达30%以上。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在扩大。

　　10、森林资源锐减。中国森林面积仅剩下不到8%，加拿大森林面积占国土70%，日本占60%。

　　11、生物物种加速灭绝。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巍☆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植物就高达4000-5000种。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和国家规定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 312个种和种类，正式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的第壹批植物有354种。川西北地区约5%的生物种类已经灭绝，约10—20%的种类面临濒危境地。 随著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威胁。由于严重的有机污染，岷、沱江枯水期部分时段水中溶解氧低至0.3mg/L以下，绝大部分水生生物根本无法生存，许多珍稀鱼类几乎绝迹；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给原栖息生物物种造成威胁，特别是引水式电站在上游地区广泛建设，使回游性鱼类完全丧失了生殖繁衍的基本条件；“开发区热”、“采矿热”、“房地产热”、“开垦热”等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严重威胁。

　　12、湖泊大量消失或面积缩小，地下水位下降。记者从前日在江西召开的全国首届内陆湖泊暨鄱阳湖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1000多个，面积缩小约 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北方地区形成8个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的超产区，导致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据统计，目前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几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只相当于发达国家首都的1/3；农村有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

　　13、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据建设部2005年对全国 74个村的抽样调查，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水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5年的0.0839‰，且显著高于同期城市的这壹比例0.0572‰。 近百个癌症村绝大部分出现在农村。

　　近期恶性环境污染案件：2008年9月，云南省阳宗海水体污染案；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饮用水取水口水源污染案；7月29日，湖南省浏阳市镉污染案件；8月16日，陕西省凤翔铅污染事件以及8月18日，湖南省武冈铅污染案件。

　　（四）环境污染的恶果

　　1、中国因环境污染产生了超过百个“癌症村”。 黄河沿岸污染严重支流成排污沟 村民患癌陆续离世(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十几条重要支流污染使得当地村民陆续患上癌症，淮河沿岸及太湖沿岸同样众多村庄成为癌症村。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癌症镇、癌症县！

　　2、近年来中国各类重金属中毒案急剧增加。例如：铅中毒、镉中毒、砷中毒、铟中毒等 。

　　3、环境污染造成癌症死亡率高达年500万人。中国卫生部称，2005年全国有760万人死于癌症。相当于全球癌症死亡总人数的13%。中国医学家指出癌症剧增的三大原因，壹是，空气，水等的环境污染，特别的地下水污染；二是，食品污染；三是，细菌、病毒的增加。据中国卫生部消息，近年来，中国癌症患者急剧增加，2006年全国因癌症死亡的人数第壹次超过了脑血管疾病成为第壹位。在城市癌症占据死亡原因的 27.3％，农村占25.1％。中国卫生部指出：环境污染的增加是导致这壹数字增加的重要原因之壹。   2008年7月10日，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中国人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增长八成以上。2007年7月16日《明报》中国每年污染致死238万人全球第二。

　　4、因空气污染导致死亡年均近70万人。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告，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早逝的人估计为65到70万。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1千亿美元，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35万至40万人提早死亡，还有约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早逝。另外，中国每年还有6万多人因为水质问题，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或膀胱癌而身亡。

　　5、环境污染导致新生婴儿先天畸形儿缺陷发生率连年剧增。据BBC报导：中国每年出生缺陷儿数量高达80万-120万人，每30秒钟就会出生壹个缺陷儿，约占人口的4%到6%。 这个数字中包括约22万例先天性心脏病，10万例神经管畸形，5万例唇腭裂及3万例先天愚型。 中国出生缺陷占出生人口的4至6%。专家披露，环境污染为导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因素。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时就存在的各种身体结构、智力或代谢方面的异常，如唇颚裂、先天性耳聋、先天性心脏病等。 南京鼓楼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娅莉主持《江苏省出生缺陷干预项目综合实施的系列研究》。她指出，出生缺陷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安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为导致内地出生缺陷的重要因素。 她说，研究发现，25%至30%是由于遗传因素，10%为环境污染，剩下的为遗传因素与环境污染共同作用所致。很显然，环境污染已经占据重要比例。 研究结果表明，日益严重的化工污染、长期接触重金属如铅、镉、汞等，还有接触甲醛、有机溶剂都可以导致出生缺陷。 据新华社报导，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在2003年1万名新生儿中，115名有先天缺陷。而这壹比例上升到2004年的1.33%和去年的1.47%。在广东省，新生儿先天缺陷率则从10年前的0.96%，上升到最近的2.12%。

　　6、环境污染造成各种疾病人数剧增。据测算，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医学专家认为，我国每年200多万的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相关（中国卫生部称仅2005年壹年因癌症死亡人数即达760万人，此后连年上升）。全国20%的儿童有铅中毒症状，城市中1/10的夫妇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形儿 。

　　7、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严重。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二00四》承认：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 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这只是冰山壹角”。此次核算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 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项，此次核算仅算了其中的十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 如果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点源污染物在目前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去除，需要壹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792亿元  。另据2006年６月４日据新华社银川记者从“ＡＰＥＣ循环经济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会议上了解到，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５００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３％。据悉，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２８２．５９万平 方公里，占中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７７％。由于生态植被的人为破坏，西部地区１０００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

　　二、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破坏的根本原因

　　中国官方人士说：造成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大压力：人口压力、工业化压力、市场压力 。以资源高消费、环境高代价换取经济繁荣，重视近利，失之远谋；重视经济，忽视生态，短期性经济行为为中国生态环境带来长期性、积累性后果。

　　季铸教授认为：“造成污染的表面原因是企业肆意排放，而根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关闭污染企业，各级政府上下同心把环境变成了GDP” 。

　　何清莲女士认为：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发展观念错误之外，就是中国官员政绩的考核体制。真实的原因是掌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问题的复杂“混合体”之上的邪恶幽灵——中共所致！潘岳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可能会成为“世界垃圾厂”，他公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壹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复杂混合体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

　　郑义先生指出：中国的污染是制度性的污染，西方的污染是知识性的污染。中国允许官宦豪强抢夺人民。环境是壹种资源。应该属于人民。在中国所有的污染事件冲突，警察、政府站在豪强壹边，所以它是壹个制度性的 。

　　从上述官方体制内专家与民间对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破坏的原因分析明显不同。有人口压力、工业化压力、市场压力说；有政府责任说；有中共论；有制度论。我认为：中共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环境和断绝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不择手段为中共“执政合法抢劫”杀鸡取卵为代价的祸国殃民政策。因此，中共极权暴政是污染和毁灭中国环境与生态平衡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三十年拐脚经济改革，表面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质上正在将整个中国变成世界垃圾场，正在毁灭中国生态环境，这是中共赖著执政旨在对中国人民进行第三次抢劫，而严重透支浪费自然资源、以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直接导致每年上千万平民死亡，严重损害了亿万国人的健康，得不偿失的巨大代价。

　　该所谓“经济成就”姑且不论其中绝大部分皆被外国资本家和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及奸商分脏壹空，普通国人并未分享经济成就带来的任何利益，仅是承担了其直接和间接的巨大损害，若扣除污染毁灭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甚至很可能是负增长。因为自然环境具有污染容易治理难的特征，“毒性富积定律”呈等比级数变化，自然生态环境平衡壹旦破坏，需要投入十倍甚至百倍的资金且花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也无法恢复原状,而且极可能造成惨不堪言的人为大灾难。诸如类似“萨斯”“猪流感”之类的怪病爆发。

　　水源、空气、土地的严重污染、自然资源被疯狂掠夺和生态平衡阳被毁坏，不仅导致中国每年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超过千万，而且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平衡。这壹切罪恶根源何在？仅是地方官员为升官GDP崇拜还是污染企业唯利是图？仅是因为人口压力或是工业化的结果？是由于制度还是因为中共本身？是地方之罪还是中共中央之罪？是国民无知无胆抗争？吾以为中共极权专制独裁暴政才是污染和毁灭生态环境的根源！唯有自由宪政民主体制能够挽救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共赖著强行执政，旨在对中国人民实行第三次抢劫（第壹次是毛泽东主导的抢动地主富农资金本家等有产阶级，第二次是邓江主导的化公为私抢劫国有资产），而推出的盲目经济发展政策，实质上是杀鸡取卵断子绝孙式的强盗匪徒对中国人民的最后公然抢劫和毁灭中国的严重犯罪。而极度不公不义的罪恶的中共极权暴政则是严重污染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120万中共官僚及亲属子女早已移民海外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共当权者皆知中共暴政行将灭亡，故皆欲最后狠捞壹把，“那怕我死后洪水涛天！我曾在四年前指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是缺德乏能极度无知且狂妄的流氓暴政 。上述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再次证实：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欲免中国生态环境被彻底毁灭，唯有全民行动起来，尽快彻底终结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否则很可能中国将被中共暴政变成不适宜人类居住之所。

　　2009年9月20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十五章：论中共与精神迫害

　　最近在网上看到博讯网披露的壹份中共610的内部文件，上面标明秘密，这份文件谈到几个要点，这里我把它归纳壹下，第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反邪教斗争是壹个特殊的政治斗争，是跟与美国为代表的反华势力，以台独份子的分裂势力，所进行的严肃政治斗争。

　　第二，它要求公检法司各部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要坚决与法轮功作斗争，绝对不能出现政治错误。所谓政治错误，就是法院绝对不容许对法轮功的案件做无罪判决，否则就要闹政治大笑话。

　　第三，该文件透露610召集了公安、国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和有关的部门的领导专门研究如何对付法轮功。

　　第四，该文件说，处置法轮功的案件，不但是对刑事案件的处置，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

　　第五，该文件强调，要求司法局、司法厅对辩护律师的辩护词进行审察，要求法院安排比较小的审判空间，限制到庭人员，对外省、市的律师要对其姓名及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了解，还要求本地律师不得参与对法轮功的维权做无罪辩护。这就是上述这份标题叫做“关于应对敌情动向防控要求”所谓的秘密文件。它由610办公室于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颁布。这份文件既不是伪造也非变造，是有关人员在内部拿到这份文件后把它上网公开化。

　　今天我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价呢？因为中共当局实际上是壹个骗子组成的匪帮集团，我今天就来披露披露中共当局是如何骗人的，如何欺骗全体国人的。

　　谈到这个问题，我首先延引北京大学的壹个教授叫任定晨，也就是我在第三集评论当中提到的那个教授，他曾经说当代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平台，涉及到法轮功的平台的研究报告中，有关弄虚作假或无中生有的部份，其中壹点他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壹项就是用精神迫害，用精神病院这个方式来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这位任定晨教授，认为是所谓的无中生有或者说虚构。

　　那么我还要再提另外壹个教授的说法，另外壹个教授也是北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学院的教授叫孙东东，他在上周的壹个新闻采访中提到，上访专业户百分之九十九精神有问题，因此当局有权对他们采取强制治疗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教授提到的有关精神病的问题。当然这个孙东东教授所谈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专业上访户有精神病问题，不是专指法轮功。

　　第三个方面，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全中国有壹千六百万的精神病人，这个数据显然是大大缩小的数据。实际上周东理教授在壹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目前至少有壹亿以上的人是精神病人，那么还有另外壹个教授叫杨景端的，这是美国的壹个精神病学的专家。他实际上是中国人，但是在美国当教授，他认为中国目前至少有四亿左右的精神病人，当然这个我认为这个杨教授所说的中国有四亿左右精神病人，这个说法可能过于夸张了，也可能他把所有的精神上的，神经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疾病都当做精神病这个大的概念划进去了。

　　其实周东理教授估计，或者说中国至少有壹亿左右的精神病人，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中共官方的壹千六百万之说，显然是假冒的数据。那之所以举这几个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今天我谈的主题就是中共与精神病这么壹个话题。

　　实际上听众可能都已经知道从二零零五年开始，我在很多篇文章中都公开指出胡锦涛实际上是壹个政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胡锦涛是壹个非常典型的两面人。他壹方面表现的很会作秀、作亲民秀，就是表现的好像很有人性。而且他的说法为了骗人，他编造了壹套又壹套的美丽的谎言，可是他的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定他是壹个政治精神分裂症的重症患者。那既然今天谈的主题，是中共与精神病，那么这里我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第壹就是中共当局到底有没有用精神病学的方式来迫害法轮功，这是壹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共享精神病学方面的手段迫害政治思想犯，我现在先谈第壹个方面的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中共御用文人北大教授任定晨，他否认中共当局滥用精神病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这里我就简单举例说明，首先中共官方自己在二零零零年底承认，因为修炼法轮功全国有六百多人得精神病，这是第壹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北京市的壹个何风教授，他是北京市回龙贯医院的主任医生，他承认北京安定医院、回龙贯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都有收容法轮功的精神病人，这是他公开承认的。第二方面的证据。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壹号在美国精神病年会当中，中国与会代表，中国精神病学会首次承认，在过去的几年，确实发生滥用精神病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而且还表示要注意纠正。这是第三个方面证据。

　　第四个方面证据是法轮功媒体，明慧网其实早都已经有大量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是有壹个叫“追查国际组织”经过大量调查确认，到目前为止，至少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强制关入精神病院。

　　第五个方面，就是领赏的证据，实际上第五个方面领赏的证据，我本人就曾经披露了壹个事件，就是湖南省脑科医院，将壹个叫贺香姑的护士，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的壹位护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迫害。

　　此外有壹个叫张天素的，他是被关入四川复原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病科，也就是圆通精神病院进行迫害；还有壹个叫作徐大为的，他是辽宁抚顺市的法轮功学员；此外还有壹个叫栾爱萤的，他是福建明德市的法轮功学员；另外还有两个江西九江的，壹个叫王映，另外壹个叫江晓春，被关入九江的精神病院。湖南城西县另外有壹个叫余少奇法轮功学员，被关入湖南的精神病院；而山东潍坊的高洪杰，是壹位电大的教师，也是法轮功学员，也是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湖南贵阳县的谢水花是关入湖南省的精神病院；最近发生了壹起类似的案件是石家庄市的壹个叫邱力英的被关入唐山安康医院。

　　那么上述五个方面的证据，足以证明北京大学的这位任定晨教授说谎，他公然说谎，而且是公然向全世界撒谎，当然他说谎，很显然是受中共指令。我认为他作为壹个教授，特别作为壹个专们研究法轮功现象的这么壹个教授，他难道对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吗？或者他可能不知道吗？完全没有可能。可能的话，就是他睁著眼睛说瞎话，这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用精神病学的方式，或者用这种方式来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方面的手段是非常卑鄙，也是非常下流无耻的。

　　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用精神病的方式来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手段实际上起源于苏联，苏联迫害政治犯是有历史来由的。而且这段历史，壹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还仍然普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逐渐终止。

　　事实上，苏联壹直到壹九八九年才彻底放弃用精神病学的方式来迫害政治犯。那中共实际上就是学了苏联的这壹套，首先是用在迫害政治思想犯，而在对付法轮功的运动当中，也就是中共自己在刚才那份秘密文件中所提到。因为中共将与法轮功的斗争视为特殊的政治斗争，而且是与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的严肃政治斗争。

　　换句话说，中共自己在这里不小心就露出了马脚。它壹方面在全国铺天盖地的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壹切渠道，玩命的污蔑毁谤法轮功是邪教。但是在这个秘密文件中，它就彻底的暴露它真实的目地，是因为中共当局将法轮功视为所谓的“政治敌人”，把它当做“对敌斗争”，而且把它当做“政治斗争“。

　　所以既然是对敌斗争，既然是政治斗争，所以中共最后无可奈何或者说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终就拿出他们最为得意的武器，想通过用精神迫害的方式来强迫那些非常坚定的学员放弃法轮功。

　　那中共当局自己就不知道，实际上如果是真正的精神病人的话，那么社会对这种精神病人要特别关注、特别关爱的。但中共确把这种本来属于医疗科学人道主义关怀，转变成了对人的迫害，对信仰人士的迫害，而这种迫害是特别残酷的。实际上正常的人，如果说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强制吃药打针，打这种消除人记忆力，消除妳的思维能力的这种手段，它是会把正常人变成废人的。

　　而事实上，很可能就有不少法轮功学员经过这种非常惨忍的手段迫害以后，真的成了病人，这完全可能。所以这是第壹个方面，中共滥用精神病手段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的铁证，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当然如果任定晨教授答应站出来公开辩论的话，我会非常欢迎他，我现在就是公开指认他、指定任定晨教授是个说谎的人。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想谈壹下中共当局滥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思想犯的问题。二零零二年有壹个英国专家，名字叫罗宾，经过大量研究，研究中共历史上从壹九四九年以后，壹直到二零零二年为止的大量的文献档案以后，做壹个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指出，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中共至少将三千名以上的政治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这是最起码的数据，实际上当然远远不止。因为他作为壹个外国专家，他能接触到的中共当局内部档案是很有限的，是不可能对他完全开放的。

　　但是他根据这么有限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从壹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二年为止，至少将三千名以上的政治思想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另外有壹个说法，就是壹九九零年代，在中共精神病院内强制治疗的所谓的病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是政治犯，那么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数据就特别可怕，因为即便按中共官方承认的，现在中国壹共有壹千六百万精神病人，我们假设这壹千六百万病人当中，有百分之十是在关在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那么如果这个百分之十再乘以百分之十五，是多少人？这个很容易得出壹个数据来，那至少也就是以数十万来乘了。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万人以上的政治犯被关在精神病院。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吧，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始终没有壹个数据。有的说法说至少有七千人以上，有的说法是至少几十万。但是中共当局把这些有多少政治犯，有多少精神病人都当做国家机密来保守的，也就是说，不容许医生也不容许律师或者是大学的教授查阅这些档案，所以几乎没有人知到它确切的数据。

　　但是这些上述的估计，上述的研究，它实际上都是基于壹种理论的研究，结合了壹些办案的研究，然后作出的推测，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我所知道的政治思想犯有这么几个非常著明的角，其中第壹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张国堂先生，根据张博堂自己披露，自从壹九九九年他向江泽民写壹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不但是为法轮功辩护，同时也批判中共，而且他提出了非常大胆的想法说法，我们姑且不论他这些大胆的想法说法是有没有道理，从此以后，张国堂本人从壹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十月份，在这个五年期间，他五次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强制关在精神病院迫害，这是壹个铁的事实，那么至于张国堂本身有没有精神病呢？我认为他不可能是个精神病。

　　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大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壹下张国堂的文章，他写大量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张国堂如果说从智商这个角度来看，或说从政治智慧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政治智慧应该是相当高的，他的学识，也就是知识能力，无疑是相当深厚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他本身原来是学数学专业的壹个学生，后来当了大学教师，当了大学教师以后，他有从政的雄心。所以他就特意的辞职，不当大学老师，然后到企业去专们研究中国的企业经营的运作。后来当然他研究了很多，比如说中国的儒学，同时也读了大量政治学的专著，所以使他事实上成为壹个民间政治学的研究者，或者政治家。但是就是这么壹个人，被中共五次投入精神病院迫害，这是第壹位。

　　第二位值得壹提的叫王旺兴这么壹位民运人士，他实际上是在壹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屠城之后，在壹九九零年还是九壹年，公开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平反六四，从此被抓，被抓以后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不是投入监狱，而且投入精神病院里壹关就是十三年，现在王旺兴也是壹个真名实姓，确有其人。

　　而王旺兴本人，他实质上仅仅是壹个民运人士，而且是壹个敢于说真话的民运人士，敢于见义勇为的民运人士。我曾经在德国见过他。他即使被关入精神病院药物迫害，可以想之把壹个人的精神状态，把壹个人的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分析能力会破坏到甚么程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仍然心态是很平和的壹个人，而且他的思路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比非常敏感的人或者敏锐的人，显得要那么迟钝壹些了。这是精神病迫害的后遗症，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造成的。

　　再看第三位我认识的人，第三位名字叫做贺伟华，他是湖南省的壹个自由作家。贺伟华是大学毕业以后，原是食品加工专业的壹位专业个人士，后来主要是因为他写作大量的政论文章，批评中共当局种种的劣迹，因此被两次投入精神病院迫害。

　　当然贺伟华本身是很有才华的人，他是个中专毕业生，然后升大专，最后又自学本科达到他现在的程度，应当说很了不起。他写的文章大部份的文章都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个别文章显得过激，显得过于偏激，但这个偏激和精神病显然是两码事，他很可能性子比较急燥，这里有可能，但是贺伟华显然绝对不是所谓的精神病人。

　　第四个人，网名叫清水君，真名叫黄金秋，今天他被关在江苏省，南京市虎口监狱，他是壹个留学生，是留学毕业归国的，非常有才华的壹个年青有为的留学生。他在被中共当局罗织罪名，罗织了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经过壹审、二审判决，判下来当天，就被中共当局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中共当局将他当做精神病来迫害。目地就是用药物的方式来洗脑。

　　中共的洗脑有两种方式，壹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洗脑，就是中共实际上对全中国人民进行长达六十年的强制洗脑，而中共当局采取这种非常下流，非常残暴的方式对清水君进行另外壹种意义上的洗脑，就是用药物强制洗脑，这是最可恨的，而且是最残暴不过的手段。那么仅仅是因为精神病院医生通过鉴定，认定清水君没有精神病，拒绝收清水君入院，也因此呢他才逃过了壹劫。

　　我们知道实际上，清水君或者是叫黄金秋，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千千万万留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壹位，我可以这么说。特别是他的政治才华，他的组织领导能力，都是壹流的。本来如果黄金秋在外面的话，他做壹个组织领导人，或者做为壹个政治领导人，他完全具有壹种成为政坛上头面人物的这种权利，而中共当局就这么下流，也把他投入精神病院。

　　第五个人名字叫申曦，他的笔名叫曾节明，曾节明已经成为当代中文世界非常杰出的壹位政治评论家。而2001年9月份却因为帮助壹位法轮功学员，从互联网上下载讲真相的文章，然后由于这位学员将这些文章散发到市政府而被捕，曾节明受牵连也被捕，要他自认是精神病做为释放他的条件。

　　那么申曦是来自壹个普通工人家庭，家里面他的父亲已经因病去逝，而母亲也是壹个平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其它方面关系上的能力。而唯壹大学生的儿子，被中共关入看守所，最后是被迫选择自己承认，自认是精神病，然后中共当局安排公安，然后由壹家精神病院，还真的给他出具壹份精神病鉴定，鉴定他是所谓的精神分裂者。以此为条件，申曦才得到释放。在看守所被关了壹个月，强制劳改壹样，就是当奴隶壹样的劳改。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六位，都是我认识的，政治思想异议人士，被中共当局当做精神病人迫害。

　　而我本人，实际上当我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壹个所谓的政治思想异议人士，而仅仅是壹个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也因为我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被当年中共当局在大学的党委、大学法律系的党组织决定，把我投入精神病院，壹共二十壹天。

　　所以我本人对于精神病的这个现象，我是有亲身体验的人，这个在四平市精神病院的二十壹天，令我终身难忘。事实上经过这二十壹天的强制药物灌输，彻底摧毁我的思维能力，而且几乎把我的记忆力洗的壹乾二净，仅仅二十壹天。而当时医院当局，居然认定我是精神分裂症，而且医生明确告诉我，精神分裂症的疗程是六十天，最短的疗程是六十天、换句话说，任何人壹旦被认定为精神分裂病症，必须经过六十天的强制治疗，才有可能出院。也因此我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以后，我原来超强的记忆力，原来超强的思维能力被洗得壹乾二净。由此可见用精神病学的方式来迫害人，是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不单单损坏壹个人的名誉，因为精神病人大家都知道“闻虎色变”，闻精神病人色变，社会上的观念肯定是这样的，更何况它不光彻底损坏壹个人名誉，还彻底摧毁壹个人的思维能力，这才是最要害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事实上我是在大概三年以后，因为办理壹起精神病人犯罪的案，我专门研究了司法精神医学，才知道所谓的精神病人，居然没有壹个科学的定义。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它的定义是可左可右，伸缩性非常大的这么壹个概念，它不是科学概念，科学概念是有定量分析的，可以用定量来约束的。所以中共当局就滥用了这种所谓精神病人的这种概念，来大量的迫害中国人，我刚才在开篇中提到的这个孙东东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孙东东教授，如果他真是所谓教授的话，我认为这种教授他到底是壹个专家、学者还是御用文人，还是中共的党棍，听众可以自己判断。因为他说上访专业户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人，而且可以由当局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这种人哪有壹点人性？

　　上访专业户，这是中国才有的特点，全世界各国据我所知，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而且在中国北京，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上访的民众，实际上大量集中在安定门的火车站附近，有壹个地方是专门全国的上访民众，由最高法院安排接待的壹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去过，每天可以说人山人海，每天能轮到真的由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接待的人是少得可怜的。而上访的这些人，实际上真正的精神病人肯定不到百分之壹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恰恰相反。

　　从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秘密文件来看，中共迫害法轮功，可以说吃了铁心丸，中共胡锦涛当局，实际上是不但没有放松对法轮功的打压，而是强化了。因为胡锦涛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曾经在壹个讲话中对法轮功定性，将法轮功定性为“反动政治组织”。而按照中共壹贯的作法，反动的政治组织是可以随心所欲打压而无须通过法律的，这种壹旦被定性为反动政治犯以后，这种人是没有任何法律的权利的，这也就是为甚么在胡锦涛当政时期，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种最新的反人类罪行，得以猖獗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实际上中共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事实上当今全世界已经确认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实际上都是精神病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为独裁者特别容易得精神病，得精神分裂症。中国现在每年自杀的人数上百万，而自杀死亡的人数也至少二十万以上，每年在中国大陆。而这些人，其中有很多人有精神障碍，很多人有心理障碍，严重心理障碍，这可能都是事实。但是精神病实际上是壹个很庞杂的，而且是科学定义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慎之又慎。而做为壹个当局，没有权利将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投入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而这种治疗实际上是壹种最残忍的迫害，它不是治疗。

　　今天可以说看到这份中共610的秘密文件，可以肯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得不到任何的法律保障。因为我归纳了这个文件的五个要点，就已经明确指出，不许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且不许法院对法轮功案件做无罪判决，这不是法治原则，这个就叫做专制，这个就叫做暴政。

　　所以只要中共继续存在壹天，中共暴政对中国人的迫害就绝对不可能停止，我想每壹位听众都应该好好想壹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为自己争得做人的权利，做人的尊严，才能够有幸福和快乐的人生。

　　第十六章：论中共司法黑暗

　　我想就中国的司法公正，借壹个案例来谈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都知到刘宾雁。刘宾雁先生写过壹篇非常有名的报告文学，名字叫做“第二种忠诚”。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之壹，名字叫做陈世忠。陈老先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因为通过第二种忠诚这篇报告文学，可以看出这位先生是非常正直、执著、独特的壹位奇人。

　　他1960年从莫斯科工业大学毕业，当年他是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长期担任莫斯科工业大学学生会主席。他毕业的时候，各门功课成绩都是五分，也就说他是壹个品学皆优的留学生。因为他实际上本来是壹个非常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泽东的，刘宾雁称之为“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我们可以想象，这么壹个人，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充分印证了中共实际上是壹个彻头彻尾的靠暴力说谎起家，靠谎言恐怖维持政权的骗子匪帮集团。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谈，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刘宾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两位主人公，壹位叫倪育贤，另壹位就是陈世忠，那倪育贤因时间关系我下次再谈，今天主要谈陈世忠的经历。陈世忠的父亲在他壹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也去世了，换句话说陈世忠从小就是个孤儿。他是由他的外祖母抚养长大成人，1949年，他的外祖母也去逝了，变成了壹个实实在在的孤儿，此后他的生活上学经历，包括留学，全部都是当时的中共政府全部资助，就是说他的成长成材，包括他的生活，学业、留学全部都是共产党政府培养出来的这么壹个留学生。所以他从内心是非常感激共产党，非常感激政府的。

　　这壹点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但是今天我知道的陈世忠先生是壹个坚决反共的义士，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几乎所有作为，当然现在他也反对毛泽东。

　　从这个事例本身，我们可以悟出什么东西来？1963年他已经从苏联留学毕业回到中国，任当壹家大工厂的技术员。陈世忠先生出于他的真诚爱党爱毛泽东爱国的情怀，写了第壹份给中共中央，给毛泽东长达三万字的亲笔万言书，发自内心如实地阐述批评了毛泽东的壹系列做法，包括批评中共中央当时的壹系列的政策。像大跃进、三面红旗，包括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等，在这封万言书中，他很直率的非常勇敢的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包括对毛泽东当时搞个人崇拜等，直接了当的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以及可能的后果。甚至预言若不及时纠正，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壹大班中共党魁们，都将面临被当做敌人来处理的结局。

　　换句话说，他在1963年就已经以壹个受益于中共政权的留学生的身份，当年他本人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完全出于感恩，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因为不想看著共产党壹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他勇敢地提交了这份公开信。当然我们可想而知，他面临了什么结局。

　　他随时被拘捕审讯。审讯他的公安人员反复劝他说现在是在挽救他，只要他放弃那些想法，那么还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陈世忠先生坚信他的主张是真理因而拒绝投降，结果被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徒刑。实际壹共执行了16年，其中6年是被留在劳改农场劳动。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就发生在强制劳改期间发生的壹起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说影响了他的壹生，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司法体制。通过壹个小麻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五脏俱全；通过壹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壹党专制下的中国法院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没有可能，有所谓的司法公正？或者法院是否能够维护国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的名字叫做李植荣，他是壹个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排长，1949年他跟随傅作义在北京起义，投降了共产党军队，后来复员转业，在北京壹个小学当体育老师。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李植荣先生因为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共产党马上翻脸不认人，壹不做二不休，把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少尉的所谓历史问题，和他反右运动中的言论，把他给抓起来，罗织反革命罪，判10年徒刑。

　　李植荣先生实质上是应中共要求，对共产党提意见，因此被枉判10年徒刑，当然不服。他就提出上诉，上诉以后不但没有伸冤，反而被蛮横无理地加刑5年，壹共判15年！中共当权阶层几乎都是无法无天的法盲那懂什么法律，胆敢上诉说明拒不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共党长期的刑事政策，李植荣面对引种流氓，真是无话可说，所以只好老老实实被押到劳改农场强制劳改去了。

　　陈世忠先生由于1963年向毛泽东发出公开信，被判刑10年，也被关押到东北的劳改农场，就在这个劳改农场劳改期间，1969年4月份的壹天，他们在劳改农场割草的时候，李植荣由于比较认命，在长达13年的劳改期间，劳动非常积极肯干，而且他身强力壮，劳动效率很高，实际上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很不错。

　　那天两个看守，壹个是班长，名字叫王忠全，另外壹个是刚刚入伍的还不到18岁的战士，名字叫做周洪才，周洪才看到李植荣在割草过程中超越了警界线，埋头割草看不到周围的情况，李又非常卖力，在埋头割草的过程中，无意越出了警界线五六米，周洪才命令李植荣停住并准备惩罚他，李植荣则觉得有点委屈。因为他提前半天已完成了全天的工作定额任务。下午他仅仅是义务作贡献，结果不但未受表杨反而被惩罚，他有点不满，因而发了点牢骚。这时王忠全班长从另壹边赶过来，厉声喝令斥责李植荣，李当然不服，故顶了几句；这个班长命令李直荣朝警戒线外走，李只得听从命令往外走了几步。

　　王忠全命令他继续朝外走，李则继续服从，在这种情况下，王忠全命令周洪才开枪，这个小战士就真的壹枪打中李植荣的腹部，李当场倒地，班长命令周洪才朝天补开了壹枪，伪装成先鸣枪警告后犯人继续逃跑，故将犯人击毙，整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

　　这壹事件发生在1969年4月份，在中苏边境不远的东北劳改农场，当时两位解放军战士把李植荣枪杀在劳动现场的时候，实际上当场他并没有死，长达十几个小时，军方既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同时又将有场的100余犯人押离现场，结果眼睁睁的故意让他在又冷、又饿、又疼给冻死。这壹方面反应当时解放军战士那种人性的丧失，完全是被中共洗脑灌输将所谓阶级仇恨都撒在李植荣身上。

　　如果说没有碰到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陈世忠先生，那么这件事也就壹了百了了，但陈世忠是壹个非常正直诚实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当时虽然敢怒不敢言，但他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壹直到1981年他在为自己的冤案平反过程中，问及来调查的法官，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法官指点他，应当向黑龙江高级法院控告，陈世忠先生在他自己的案子获得平反的第三天，写了壹封控告书，直接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控告。

　　从此以后历经五年多，每月陈先生发壹封举报信，向中共中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政法委以及几乎所有部门控告这起故意杀人犯罪行为。在63个月期间，前后控告63次，最后还把控告信直接送到胡耀邦手上，据说是由于胡耀邦的过问、批转，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在陈先生不屈不挠控告六年后才正式立案，指定当地的壹个县法院来受理。

　　县法院拖了三年于1989年的1月份，公开开庭审理，传唤了当时在场的十几位劳改犯人出庭做证，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两个解放军战士当年，在李植荣根本没有逃跑的行为的情况下故意杀人，杀人的目地是为了邀功请赏，也是在壹种大背景下，当年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共中央曾有壹个命令，若苏联侵犯我国命令边防部队就地处置这些犯人。也就是说对这些重刑犯人格杀勿论。在这种背景下，当年的解放军被洗脑洗得没有壹点人性，才会发生这场悲剧。

　　李植荣是在刚刚结婚第6天就被捕，被枉法滥判15年重刑，投入劳改监狱奴隶般服苦役，他的妻子，曾专门到劳改农场跟他共同生活了壹个月，以后生了个男孩。由于这起悲剧他的妻子和孩子，人们可想而知，受到了甚么样的待遇，变成了社会最底层任人贱踏，任人蹂躏的贱民。

　　这起解放军故意杀人案由于胡耀邦的过问，法院拖了六年才立案九年后才开庭审理，经过辩论，法庭质证，最后法庭确认两位解放军战士构成故意杀人罪，主犯是王忠全，周洪才是从犯，周洪才被判两年徒刑，缓刑三年；主犯王忠全，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按理说这起杀人案到此为止，李植荣的沉冤多少得到壹点昭雪，正义得到了壹点伸张，壹切都清楚明白水落石出。

　　但是王忠全在被判之前，已经是壹个县法院的法官，换句话说，做为壹个杀人犯，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是壹路升迁，复员转业后，成了壹名法官。做为法官他当然更懂得如何保护他自己的利益，跟周洪才相比，他更狡滑的多。

　　周洪才在审理过程中，始终承认认罪悔罪，而王忠全却始终拒绝认罪。事实上是他命令周洪才开枪的，也是他命令周洪才为了做假对空鸣枪。但是后来发生壹系列故事，才真正暴露了中共政治、司法体制的黑暗。

　　王忠全的顶头上司，也就是他的法院院长，为了王忠全不遗余力。他亲自到北京最高法院，向当时的任建新院长汇报，任建新指派刑三庭的壹位姓陈的庭长接待他，最高法院刑事三庭的陈庭长，向王院长保证他们会认真处理这个案子。所谓认真，后面发生的壹系列故事，彻底暴露了中共操控的法院法官是如何枉法裁判这起故意杀人案。离奇的故事就发生了。

　　首先县法院判决确认两位犯故意杀人罪，居然仅判刑二、三年，严重倚轻，因为两位解放军战士杀的是壹个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和右派反革命，所以他们杀“阶级敌人”就有理了，哪怕杀人即使构成犯罪，中共法院也是重罪轻判。

　　由于最高法院的插手，这个王忠全也就放心大胆的上诉，他上诉以后，黑龙江高级法院，在上诉审时，莫名其妙的将这案件给撤消了，认定的犯罪事实没有变，但是在最高法院的授意下，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将这个故意杀人案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判决撤消原判，也就是说让这两位已经被壹审判决定罪的故意杀人罪犯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这壹重大变故，被害人的家属，及出庭做证的十几个证人，包括举报人陈世忠先生，事后壹概壹无所知。

　　换句话说，1989年1月份，两位故意杀罪犯被判刑以后，二审没有通知被害人家属，也没有通知任何证人，全部都是秘密审判，黑箱作业秘密搞鬼的。1989年的6月23号，也就是1989年“六四”北京大屠杀后不久，二审法院改判王忠全和周洪才都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服刑，后面披露的事实表明，在壹月份判决他们有罪以后，他们立即被保释，根本未被拘押在监狱，半年后即被改判不追究邢事责任。

　　实际上是最高法院玩了壹个猫腻，最高法院指令黑龙江高院改判该案，改判的唯壹的理由是已经超过追诉时效。那么这个案子有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呢？外行可能很容易被欺骗，但稍加分析明显可见是上下级法院串通枉法玩弄法律愚弄国人，案发时间是在1969年的4月份，而举报人陈世忠先生是在1981年的6月份第壹次举报，且持续举报了6年，法院才被迫立案。那么从1969年到1981年期间总共只有11年时间，而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是20年，那么11年如何可能过追诉时效呢？！但最高法院公然玩这种猫腻，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把这两个故意杀人犯给放出来。

　　故意杀人犯不但获得自由，而且王忠全还继续升官，从原来的助理审判员，变成了庭长，还多次被评为所谓廉洁法官，这个事实表明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如果说壹审有罪判决要改判，二审必须通知有关的当事人及相对人，包括李植荣先生的家属，他的妻子 、儿子，应当包括举报人陈世忠，还有本案出庭的所有证人。

　　但是在中共操控下的法院，完全黑箱作业，把这两个故意杀人犯偷偷摸摸地给放了。而王忠全被放出来后继续当他的法官，也就是说，壹个故意杀人犯继续当法官，不但当法官，而且还提升为庭长。这种荒唐事也只有在中共壹党专制这种罪恶的政治体制下，才可能发生。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的玩弄法律。

　　追诉时效是指如果壹个罪行，比如说壹起杀人案发生后，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的发生，那么过了20年，没有人追究的话，真正的杀人犯也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壹起杀人犯罪案发后，犯罪事实被人所知，但没有立案，或者没有任何人追究，因为无法追究，或者不可能追究，如果超过20年，也会超过追诉时效，但是这起故意杀人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述情况，陈世忠早就在11年左右就已经提出正式的控告。从这壹天开始，时效就已经中断，时效中断后重新开始计算，也就是说从1981年开始，追诉时效要重新起算。在随后6年期间，陈先生壹直不停的追诉，时效不时中断，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过期这个问题。

　　但是最高法院居然明目张胆这样干，这不是明摆著在玩弄法律吗？虽然说受害人李植荣早已经被军人枪杀，他的冤魂也已飘泊30多年。但是法律的公正，怎能随心所欲破坏，壹个国家，壹个社会，维护社会公正、正义与公道，维护公民、国民对法律的信念至关重要。如果壹个社会，壹个国家，社会成员对法律都没有信心，那么这个社会正义公道必定荡然无存，壹定是动乱不安的。

　　共产党操控下的法院，经常干人为破坏法律权威，破坏司法公正的事，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实质上是因为两个解放军战士枪杀犯人这个事件，它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大量存在，在中国的监狱、劳改劳教场所，每年都有类似的犯人越狱，逃跑，狱警、军人随心所欲开枪杀害这些越狱者的行为，相当壹部份，很可能就是类似李植荣先生这种情况。

　　由于被强制洗脑的军人狱警，像王忠全这壹类非常狡滑，为了个人邀功请赏的私利而不顾他人死活或象周洪材这种被强制洗脑而对“阶级敌人”莫明其妙仇恨入骨而不将他们当成人，因而干坏事者并不是壹个两个，在军警中有不少这样的人。类似的情况，如果都披露，就影响到军警的形象，所以中共他们为了维护军警形象旨在确保政权，它就不惜编造谎言来欺骗国人玩弄法律以愚弄世人。

　　既然是谎言，很容易被戳穿，而编造的谎言被揭穿后，必然要用十个谎言来圆谎，所以它就不停的制造谎言，用大量的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这就是中共反复行骗欺骗国人的历史，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扑朔迷离，根源即在此。

　　中共法院之所以能这么干，根源在于中国不存在独立司法，中共完全操控掌控司法系统，法院系统，使得司法公正没有任何可能。前天我读到壹篇文章，谈到澳大利亚壹个联邦大法官，仅仅因为77元的超速罚单就被判刑3年。因为这个大法官开车超速，他在限速50公里的街区超速开车速60公里。结果收到了壹份罚单，要他缴纳77澳元罚款。同时要扣驾照两分，大概这位退休的法官为了保持驾驶执照的记录，避免将来保险费上升，所以他就编造了壹个谎言，说当时他没有开这部车，开车的人是美国的壹个朋友，借他的车开的。结果这么巧，这个谎言被壹个记者非常偶然给戳穿了，记者在google上搜索，查到美国这个人的人名，证实该人三年前已经去世。为圆壹个谎，就必须用十个谎言圆谎，这个法官也是这样，因为编了壹个谎言，被戳穿以后，又编第二个谎言想圆谎，结果越编越离谱，后来变得壹蹋胡涂。

　　结果，这位前联邦大法官被控犯有伪证罪和妨害司法罪，澳洲法院在审理后判决罪名成立数罪并罚，判3年实刑。这就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真正的平等，不会因为妳是联邦大法官，妳过去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然后妳就可以逍遥法外，就可以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享受特权。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案件中最典型的壹个案例。

　　反过来我们来看中共控制下的法院，中共士兵枪杀犯人以后立功受奖，没有任何人追诉，直到11年后才因为壹个非常正直诚实的具有第二种忠诚的陈世忠不屈不挠控告六年才被立案受理，法院确认罪名成立且判处三年实刑后六个月又被秘密撤销原判，以根本不存在的超过追诉时效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该案据说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得以立案审判。但是判下来不到半年，中共却用秘密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理由，把真正的故意杀人罪犯又释放了！这个事件怎么又公开披露了呢？是由于沉阳军区的壹位军人作家，他将该案在1998年写了壹篇批判刘宾雁的文章，说刘宾雁的笔制造冤假错案，才把中共法院串通作伪枉法裁判的事情真相给无意中抖露出来。本来这个军人作家想通过批名人出名，应法官王忠全的要求，为其脸上贴金，没想到把这壹重大司法黑幕给彻底抖了出来。

　　从这个故意杀人案，明显可见最高法院参与做假，参与包庇罪犯；从最高法院破坏法治的事实来看，真正的幕后黑手，显然不是壹个犯罪法官的问题，也不是最高法院的庭长或院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壹党独裁专制制度的问题。

　　中共壹党专制下法院法官没有独立审判权，谁来决定呢？是由中共政法委员会，而政法委员会又听命于中共中央。也就是说操控壹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也就是为什么陈世忠先生会从壹个被誉为“第二种忠诚”这种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人，最终会觉悟、觉醒，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彻底认清中共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的黑暗。

　　陈世忠现在已经被逼迫出国，他原来是黑龙江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系主任，他的壹生富有传奇色彩，在中共极权暴政体制下，从壹个中共培养出来的孤儿，壹个杰出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到最终与中共彻底决裂，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陈世忠先生是壹个非常诚实正直忠诚的人。他是有什么就会说什么，完全出于真心诚意想帮助中共的人，最后由于彻底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才彻底抛弃中共。

　　我们通过这起故意杀人案的跌荡起伏件，可以看出，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持中国政权壹天，中国的司法公正，法律的公正，社会正义与公道永远没有希望。因此任何指望中共主持公道正义的这种想法，不是天真就是别有用心，绝对不可能。必须彻底抛弃流氓中共，将中共势力永远赶出立法、行政、司法领域，中国才可能有司法公正。

　　第十七章：论中共暴政恶法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暴政恶法不除，国民无宁日”。这是有关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系列讲座的倒数第二讲。因为我们已经从各个角度充分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论证了它的非法性，犯罪性，骗子性；论证了它的无法无天、司法腐败、道德堕落；论证了它的酷刑，精神病迫害；论证了它对教育、文化，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毁灭性破坏等等。

　　今天我们重点论证恶法的问题。中共的恶法多如牛毛。恶法如何产生？它的定义如何？哪些法律是恶法？恶法的根源何在？恶法的理论依据何在？恶法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何终结恶法？这些问题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讨论交流。

　　首先，恶法的定义。法学者萧翰汉认为“恶法是违背人类的天理良心，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规则，宪政、法治的精神，但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起到奴役人的自由和尊严，剥夺人的基本人权的行为规范”。我基本上赞同该恶法的定义。

　　孙文广教授说“恶法就是侵犯人权，旨在维护专制和极权的法律”。还有人说，“恶法实际上就指邪恶的法律”，这是从字面上意义上的解释。“恶法是普通公众觉的不合理的法律，实际上是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民众，将法律推向人民的对立面，维护专制，维护人治的法律”。

　　恶法的定义，归纳言之有几个特点：壹是违背人类的天理和良心；二则违背社会道德文明的准则，三违背宪政法治精神，四违背普通公众的意志维护专制和人治，五是邪恶。

　　今天的论题叫作“暴政恶法不除，国民无宁日”。国民包括国家和国民，亦即暴政恶法不除，国家没有安宁日，人民更无安宁日。因此恶法问题是有关法治社会的壹个核心问题。我们刚才介绍恶法的定义，接著我们来介绍壹下恶法的实例，举例来印证。恶法壹般来说，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法律方面，即所谓上层建筑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壹般的刑、民事法律上，恶法体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涉及人权，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特别明显。比如中共壹夺权建政，就颁布了三个相关《镇压反革命暂行条例》《土地改革法》就是典型的恶法。

　　它不是根据当事人的现行行为，而是根据当事人历史上的行为，或言论，或身份；不是根据行为人的现行犯罪行为来追求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定罪量刑，而是根据这个人的历史身份，比如地主，富农，或前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文教人员，就可以定为反革命罪，没收财产判处极刑。

　　当年中共暴政在长达三年的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壹共镇压了“反革命”至少六百万人，尽管中共仅承认杀了七十壹万，实际杀人至少在三百万以上，甚至可能更多。因为当年中共以各种名义，除了所谓反革命，另有几百万国民政府原党政军文教人员，被当作土匪镇压；而土改杀害的地主、富农也高达300万至600万人。

　　第二，恶法的实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壹个《公安六条》，全称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直到壹九七九年二月才被撤消。

　　这个《公安六条》，就是个标准的恶法。其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第四条还规定“地、富、反、坏、右份子等二十壹种人”的黑名单。过去壹直是黑五类，文革中增加至黑九类，而实际上文革中剧增至黑二十壹类，也就是全中国有二十壹种人属于中共镇压迫害的对象。甚至胡氏专权时仍有所谓“四种人”属于打击迫害目标。

　　正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人被中共屠杀，被迫自杀、被武斗打死，以及被群体灭绝的总数高达二千万人，而受株连的人数超过壹亿。公安六条直接导致壹九六八年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湖南道县和绍阳县大屠杀，江西瑞金和兴国县大屠杀，以及广西省十余个县活吃三千多名“阶级敌人”等重大恶性事件，实际上都起源于该公安六条。

　　第三例，就是现行刑法第壹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刑法壹百零壹条壹直到壹百零八条，都是标准的恶法。此外还有壹九五七年为了反右，由国务院炮制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也就是关于劳教的行政规章，也是标准的恶法，到今天仍未废除。

　　还有壹九八二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遣送办法”，就是导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打死的恶法，这条恶法现在已经被取消。还有许许多多的，比如强制拆迁的法律，有关批准宗教信仰的规定，有关思想信仰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方面的行政规章等都是恶法。

　　中共暴政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制定的所有的法规，存在著大量恶法，通过恶法的实例，使我们对恶法能够有壹个概况了解。为什么说中共恶法远远超过历朝历代，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恶法总合还更邪恶。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希特勒是全世界公认的恶魔，因为他用“最后解决方案”残忍地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把在西欧各国的犹太人押送到在波兰专门建造的五个大型毒气室，其中的奥斯维辛毒气集中营，就屠杀了几百万人，所以希特勒是全球公认的恶魔。但是在希特勒统治期间他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污辱元首的，处两个星期的拘禁”。这个条款跟中共的公安六条壹比较，可见公安六条是比希特勒这个恶魔的法律要残暴上万倍。

　　在中共暴政下，不要说污蔑污辱毛泽东，根本没有达到污辱程度，只不过是喊了句“打倒毛泽东！”这种口号，就有可能被枪毙。因为按照公安六条这个行为是现行反革命，而现行反革命，根据公安六条第六条，最高刑就是枪决。

　　事实上，文革期间二千万中国人被中共暴政屠杀，其中至少几十万人。我在大陆的时曾看过中共的壹个内部文件，列举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人数，至少三十六万人；这个所谓内部文件，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是不是真的把所有被枪决的反革命罪都列清楚了呢？我认为很可能还是隐瞒的数字。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恶法产生的根源何在？恶法要是不铲除其根源，恶法会源源不断地炮制出来。恶法的根源首先是立法不公。立法者决定谁来立法？如果立法者不公不义，那么立法者天天都在制定法律，每日每时都可能炮制出大量恶法。

　　立法者为什么不公？立法者就是国家的上议院、下议院（参议院、众议院）的代表。当代全世界各国立法机构均由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组成，其代表就是立法者，如果立法者的产生不公不义的话，那么它必然成为恶法的母机。中共的立法机构理论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完全受中共壹党操控。

　　全国人大本身是中共壹党操控，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中共壹党操控，所以中国所有的恶法产生的机构，其来源根源，就是中共壹党操纵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共的人大不分上、下（参众）两院，而唯有壹院，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重违悖共和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全部是由中共包办。

　　自中共壹九四九年盗国窃政迄今，从来没有举行过任何壹次合法、公平、公开的自由选举。所谓人大代表全部是中共指定，或在军警特的操控下产生的虚假的代表，纯属中共壹党独裁专制的代理人。所有的代表，包括所谓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妇女代表，中青年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无壹例外都是符合中共的意志的奴仆式的人物，只有极少数个别的点缀。也就说中共的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恶法产生的根源。

　　第四，恶法要怎么根除呢？首先必须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这种罪恶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根除恶法。如果不终结这个罪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的抗争，为废除恶法所进行的具体的每壹项呼吁抗争，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即使经过长期艰苦的抗争，废除了壹个恶法，中共立马就能炮制出壹百个恶法来，所以恶法的根源壹定要铲除，才有可能根除恶法，也才有可能使国民无宁日这种现状得到彻底纠正。

　　根据政治学原理，壹个国家如果立法机构的上下两院的代表，超过比如五百人以后，它就会效率低下，若超过壹千人，立法机构的上下两院代表就会受其中壹小撮人操控，而中共的人大代表超过三千人，故中共通过操纵人大常委会控制了立法机构。从政治科学代表制原理来说，它违背政治科学原理。

　　因为全国人大代表高达三千人，根本无法操作。所以中共就玩了壹个猫腻，把全国人大代表的立法权变成由人大常委会撑控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把立法权按行业划分，由各行各业自己立法。比如工商管理、教育、医疗部门，人大时常将立法权放行给各行业的行政官僚自己制定法律规章。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话，肯定忽视民众的利益，而重视自己这个官僚机构的利益，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显然从壹开始就是不公不义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草案以后，最后是通过全国人大每年年会表决通过，但由于代表们都是中共自已指定或操纵的代理人，故他们仅是起到像皮图章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法律十有八九都是恶法。这就是恶法产生的根源。

　　第五，恶法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壹是恶法亦法，也就是恶法也是法律；二是恶法非法理论。恶法亦法论认为，恶法也是法律。

　　追根朔源，在古希腊时就已有恶法亦法的理论萌芽，苏格拉底主张恶法也是法律。他认为只要法律是符合法定程序制定的，不管这个法律制定得好还是坏，当事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要执行。这是恶法亦法论的最早来源。

　　但是苏格拉底本人并没有阐述恶法亦法的理论根据，真正创立恶法亦法理论者，是分析法学派的奥古斯丁，他是古罗马的壹个法学家，他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 。“法的存在是壹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壹个问题。法是否符合壹个假定的标准，是壹种需要研究的问题。” 奥斯丁主张，在法理学中必须剔除“应当存在的法”，因为那是壹种道德的要求，是伦理学和立法学的任务，而不是法学或法理学的任务。“最有害的法，即便与上帝意旨矛盾，也是且继续将是司法审判机构强制实施的法。”  但是恶法亦法论，无论分析法学派，还是实证法学派，均强调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

　　如果法律是由合法的立法机关的代表制定的，且经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来的，也就不太可能产生恶法，在这种意义上我是赞同恶法亦法论的。我认为如果壹个法律是经过合法的立法机构，然后又通过合法的法定程序，严格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这种前提保证下恶法亦法论是可以成立的。

　　但问题是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壹个国家的法律是由他的合法的立法机构，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来的，很难产生恶法。根本不可能产生象中共暴政下产生的，比如公安六条、或镇压反革命条例等这种恶法。

　　因为立法者合法，首先保障了立法源头的正义、良知、公理的存在。而中共暴政立法者的产生本身就不合法，必然导致立法者本身不合法，且中共立法机构不分上下两院，导致立法过程中没有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得法律单纯反映的是中共壹党的意志；加上它制定法律的程序既不严格又不合法，所以不能够把国际上，或法学理论家们认定恶法亦法论套在中共暴政上。

　　问题是在中共暴政下的法学者，现在中国大陆许多法学教授们，实际上是抛开上述前提来论恶法亦法。举例而言，陈金钊教授在他的壹篇文章中写道，“现在欧美的许多法学家，长期在规则下生活，久闻不知其香，都遗忘了规则对法治的意义，批评规则的缺陷，这种批评对欧美有现实意义，但却误导了我国大陆的法学。  其结果必然是消解刚刚起步的中国法治的权威性和绝对性。时下我们所面临的是树立规则崇拜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传统的“治法”观念脱胎换骨成现代法治观念。中国社会法治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注定了我们高扬恶法亦法理论具有其价值和目的合理性”。

　　他的意思是若否定恶法亦法，结果是必然消减刚刚起步的中国法治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他要树立规则崇拜意识，法律至上意识；说白了陈金钊就是要充分肯定中共暴政恶法的合法性。实际上陈教授是个党用文人。他抛开立法者本身的合法性，不顾制定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却奢谈什么法律至上规则，规则崇拜意识。这种教授显然是把良知卖给了魔鬼的没有良心的教授。

　　第二个例子，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说（中国）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很大壹个数量，是由壹些不怎么懂法甚至全然不懂法的人搞出来的，更不是主要由懂得立法科学 的人们制定和完善的。特别是无论是立法决策者还是实际运作者，普遍不谙运用立法技术。”  今日中国的法和法治，既不是良法和良法之治，也不是恶法和恶法之治，而是壹种‘笨法’和‘笨法之治’。

　　我认为周教授的说法真假参半，中国的立法者大多数都是不懂法，根本就是外行立法，这是对的；但是他说中国现在的法和法治不是恶法和恶法之治，而仅是壹种笨法和笨法之治，这种说法是错的。

　　因为中共暴政炮制了很多恶法，虽然是由不懂良法之治的人炮制的，但是中共是精通恶法之治的，所以它炮制大量的恶法；只不过周教授不敢直言不讳公开批判中共恶法，或许他为了他自保，保护既得利益，所以他装作不知道或仅作不痛不痒的评价，这是第二个教授的说法。

　　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在《中国宪法学的专业精神与专业化》文中写道“面对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者（应该树立）护宪意识和宪法文本的‘保守主义’意识”。“宪法学的专业精神中不应该提倡‘革命’式的学术倾向……克服过分的革命意识，过多的改革意识，过多的激进意识……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维护已经确定下来的宪法文本的规范意识，谨防社会现象突破规范的界限。”

　　我非常遗憾看到韩大元教授居然会有这种论点，这种论点似乎是丧失了良知的御用文人的论点。很显然，他要宪法学者不应当提倡革命意识、改革意识、激进意识，而要维护已经确定下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领导壹切的这种宪法体制。这种观点只能是党棍的意识，决非什么宪法学者的意识。

　　上述三位中国法学界所谓权威人士的论述，这些人确有以良知跟魔鬼交易，然后昧著良心为中共暴政涂脂抹粉，维护暴政的重大嫌疑。

　　什么叫恶法非法？恶法非法在法学界争论很多，但是恶法非法是西方，特别是英美法学界长期倡导的观点，主要源于自然法学派。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运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

　　因此自然法学派认为，正义是衡量法是否合法的标准：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的法即是恶法。正义是自然法的核心，是高于国家制定法的实在法的准则，因此恶法非法。我非常赞同自然法学派有关恶法非法的论点。

　　我壹九八零年上吉林大学时，就壹直非常欣赏自然法观点，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叫Thomas Guo ，因为Thomas 阿奎那是十二世纪意大利的壹个神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将自然法归类为四类法律中的壹种：永恒法（宇宙物理法则），神法（启示），自然法和实在法。自然法是自然理性的产物，据此能够区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邪恶 的。神法和自然法均包含道德规范。神法包括的道德原则是通过启示而教给人们的（圣经和神圣传统），自然法中包括的道德原则，不是通过启示，而纯属通过理性辩识的。

　　它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普遍适用的永恒法律原则，也就是说现行社会适用的法律，不能违背自然法，而自然法源于上帝法。自然法的基本原则高于实在法，也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实用法律，凡是违背自然法，违背上帝法的实在法都是非法无效的。这就是恶法非法的理论依据。

　　人类社会刚开始时并没有法律，原始社会只有习惯，就是对同类事件长期反复适用的行为规则，部落首领，皆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就是部落的立法者、执法者。因为当时并没有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对部落里人们之间的各种争议，是由部落首领根据习惯来公正处理，经过漫长的岁月，对同类事物的处理形成惯例，最后变成所有的人共同遵守的规则。这种规则显然要符合正义的原则。

　　正义就是公平、公正、公道。正义符合壹个社会共同体所有人的利益，如果壹个法律违背正义原则，比如不公不义，这样的法律当然从壹开始就会受到所有人的反对，特别是制定壹个法律，首先要考虑这个社会各种利益的平衡，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

　　他不能只顾皇帝壹个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农民的利益，或只顾奴隶的利益，而不考虑主人的利益，不考虑中间阶层的利益，所以任何法律规则，壹般来说，都是考虑到这个社会各方利益条件下的壹种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显然要符合真实、善良、美好的原则。所以法律应当符合自然规律、符合正义，公正、公道、公平原则。

　　唯有这种法律才是合法的，如果这个原则能成立，自然的结论就是，凡是违背正义、违背天良、违背法治原则、违背自然法原理的法律，就是恶法。既然是恶法，由于它违反了正义原则，故从壹开始就不是法律，它不是说后来变成了非法。

　　恶法非法是从恶法诞生之日起即无效，正由于恶法非法，所以人民没有义务遵守这个恶法。所以只要保证立法者的客观公正，恶法的根源就断了。我们特别强调不能仅针对某壹个具体的恶法，而不针对它的根源，如果这样仅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只有彻底废除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这种罪恶政治体制，中国人才有可能摆脱恶法的蹂躏，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优劣比较，哪壹个优，哪壹个劣？壹般来说大陆法系，恶法亦法观念较流行，而在英美法系，即英国和美国及英联邦国家则恶法非法论占主导。但是有壹个事实，英美国家及英联邦国家，如英国自1688年和美国自1787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自其建国以来，他们的政权从没有被人民推翻过，这是壹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英美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也从来没有输过，都是打赢的，原因何在？其中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恶法亦法在英美国家跟本没有市场，英美国家的法律和他的执法相对而言要比大陆法系国家公正得多。

　　而且英美国家的法官，受贿犯罪的犯罪率低的惊人。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上百年没有壹个法官犯罪的，美国法官的犯罪率则非常低；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犯罪率要远远高于英美法系的法官。原因之壹在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承认恶法也是法律。就是哪怕某个法律不公不义，甚至邪恶，它也要执行。但是在英美国家，恶法跟本没有任何效力。哪壹个优，哪壹个劣？壹比较就能明显可见。

　　与此同时，将西方自由宪政民主国家跟共产党国家比较，全世界共产党的法官的犯罪率成百倍高于英美国家的法官；在共产党夺权以后，均发生过多次战争。举中国为例。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参与和发动了多场战争。第壹场战争就是韩战，即所谓抗美援朝；1962年中印边境之战；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的珍宝岛之战；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以及自1958年壹直到1977年的炮击金门之战。

　　正因为中共的法律是恶法横行，它根本不考虑法律的正义性，也不顾忌战争的正义性，而是用谎言欺骗国人。根据我近期的研究，上述五场战争，没有壹场是正义战争。

　　朝鲜战争纯属金日成为了独占南韩，而积极发动侵略南朝鲜。他首先1949年的3月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承诺等他拿下全中国以后派兵帮助他打南朝鲜，然后金日成又获得斯大林的同意支持武器装备，朝鲜向苏联大量购进军火。而中共毛泽东支持北朝鲜打南朝鲜，是中国政府自己出钱出兵，所有战争经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承担，帮助金日成打南朝鲜，帮助金日成缔造了壹个极权专制世袭野蛮流氓暴政。

　　1962年中越边境之战，严格讲起来，也不是什么正义战争。中印边境之战实际上带有非常浓厚的毛泽东个人权力色彩。毛为了迫使赫鲁晓夫支持大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使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军事强国，而玩的壹些小手段。

　　1979年中越边境之战，实质上是邓小平为了制裁越南，越南打柬埔寨是因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杀了十八万越南裔（红色高棉亦群体屠杀了华裔20余万人，但中共连屁也未敢放壹个），所以越共政权出兵把红色高棉给灭了。邓小平是为了挽救红色高棉，出兵打越南，却胡编越南侵略中国。每个有头脑的人可以想壹想，越南这么壹个小小的国家，它怎么可能侵略中国？论武力军力跟中国根本没法比，中越之战跟本不是正义之战。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还打台湾打了二十年，炮击金门也是毛泽东玩的壹个花招，他主要是为了讹诈苏联赫鲁晓夫提供原子弹技术和核潜艇技术，用讹诈的方式激怒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对中共炮击台湾问题上威胁中共，说美国只要用核武器对付中国。

　　这正中毛泽东下怀。毛泽东就拿美国人的核武威胁去讹诈赫鲁晓夫，美国人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中苏是友好同盟国，妳有条约义务来帮助我对抗美国。现在中国不要妳苏联介入核大战，妳帮助我制造原子弹，然后由中国独家对付美国，这就是毛泽东个人搞的名堂。

　　毛泽东是个狂妄至极的自大狂、变态狂，精神分裂重症患者，这是我给他下的定义。从他的所做所为我认为完全符合。毛是个野心恶性膨胀、自我膨胀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毛泽东1957年在共产党国家首脑会议上公然宣称，“我们不怕打核大战，若打核大战，全世界人口，可能死三分之壹，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死壹半”全世界人口当时是二十七亿，死壹半人至少是十三亿人。毛泽东口出狂言，因核大战全世界哪怕死十三亿人都不要紧，“把帝国主义消灭了，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值得的”。这是毛泽东在国际会议上公然口出狂言，令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震惊。

　　毛泽东在独裁专权控制中国的二十几年中，干下无数伤天害理荒唐至极的勾当。迄今大陆还有众多毛泽东迷，我建议所有的人好好的精读三遍张戎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我认为是全世界研究毛泽东最权威的专著，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评价毛泽东可以超过张戎女士。

　　首先，张戎女士是十年磨壹剑，她跟她的丈夫花了十年时间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她又受过博士教育，她的研究方法很科学。这本书所援引的资料，高达壹千二百部专著，书中的每壹个论点，甚至每壹句话都有根有据，真是非常难得，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令人佩服。她的立论，论据，论述和和结论，确实令人信服。做学问，做专家做到这种程度，我还没有看到有几个人达到这种水平。这本书是壹本能够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书，所以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经典之作。

　　第六，国际法律实践不承认恶法亦法论。国际法院是1945年联合国设立的。在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首次在国际法层面涉及恶法的问题。

　　所有的战犯都用壹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杀害犹太人是执行德国的法律，而执行法律的人不应受法律追究，是壹个古训。

　　希特勒和法西斯群体屠杀犹太人的法律表面上是完善的，但是它的实质却是非法的恶法。纳粹为消灭犹太人，是通过立法程序干的，即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种族灭绝。

　　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了壹个原则：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壹种罪恶的恶法。这种恶法从壹开始就不是法律故自始无效。国际法庭以恶法非法这个原则，驳回了纳粹战犯的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也才使得纽伦堡审判得以顺利进行。换句话说，国际法院否决恶法亦法论。

　　最后壹个问题，恶法不除，国无宁日，民更无宁日。恶法关系到国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涉及政治和人权的法律，其实现在大陆最普遍的恶法，是涉及土地及强制拆迁和宗教及结社自由的法律，正是因为大量恶法的存在和恶法的统治，才使中国大陆人民每日每时都在惨遭暴政的蹂躏。

　　要废除恶法，首先必须废除不公不义的立法机构，要废除这个不公不义的立法机构，首先必须终结中共专制暴政，中共专制暴政壹天不除，中国人民的苦难绝对不止，这就是本问题的结论。

　　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详细论证，我的论证始终围绕壹个主题，即中共极权暴政，始终是个非法的政权、是个极权的政权、是个流氓的政权、是个专制的政权、是个吸血鬼的政权、而且是壹个极度无知乏能残暴野蛮的暴政。

　　中共暴政，从合法性、从道德性、从正义性、还是从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无论从任何壹个角度，它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中国人民只有明白这个道理，彻底抛弃终结中共暴政，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终结暴政，用所谓专制改良的手段是永远不可能终结专制暴政。

　　我是在2005年2月23日，我本人遭受中共暴政迫害，被非法取消律师资格那壹天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虽然早在1984年2月便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当时我仅在吉林大学法律系考研究生的同学之间，公开讨论争辩过程中提出否定马克思的论点。

　　我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批判，对马列的好多论点进行批驳，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认为中国非要革命不可，我认为中共可以改良。在二十年执业过程中，中共暴政对我进行过壹系列政治迫害，重大的迫害至少八次，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共可以改良，壹直到最后壹次政治迫害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改良梦彻底破灭。

　　因为我在大陆执业二十壹年，没有任何非法行为，既不存在行贿法官，也不存在任何贪污受贿行为，更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任何行为，那么可想而知，连我这样小有名气的人权律师，中共暴政都可以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把妳灭掉，那么对于任何其他人，他要灭掉不是太容易了吗？既然中共对我这样温和遵守法律的人权律师都能轻易灭掉，对于任何其他敢于反抗的人，要灭掉不是太容易了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暴政不可能改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它独家撑控和封锁了所有的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杂志、报纸，全部没有任何自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根本无法知道真相，因而无法觉醒；国际互联网的问世，才产生了壹种可能性，使得真相传播有了可能，进而人民有可能觉悟觉醒。

　　但是国际互联网壹问世，中共立即花巨资建起金盾工程，阻塞自由信息，封堵全中国人民的耳朵，蒙住全中国人民的眼睛，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改良可能完全行不通。我们进行简单的对比就知道为什么行不通。

　　满清晚期非常腐败，在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实际上满清在统治中国100年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腐败，到晚清已经是非常腐败。然而晚清事实上比今日中共暴政要好得多；首先在康有为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有国家最高当权者光绪皇帝支持政治改良，也就说在最高当权者亲自支持政治改良；其次，当年满清王朝全国有六十六份民间自由的报纸，这些报纸可以自由讨论任何问题，包括革命、推翻清朝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邹容的《革命军》于1903年正式在上海出版，这个《革命军》就是鼓吹革命的，所以从自由媒体角度来讲，在满清晚期远比中共暴政要好上百倍；再次，宪政改革满清政府1905年慈禧承诺用九年时间实现君主立宪，1908年慈禧死后，新摄政王载沣答应提前六年，把原先九年实现君主立宪的时间表，缩短为六年。第四，1910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诞生。13位内阁大臣中满蒙族占9人，其中皇亲贵族5人；四个汉人阁员分别担任学务、外务和邮传等非枢密闲职；军事、财政、组织、司法、民政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要职全部由“满贵太子党”把持。正因为满清政府的自私自利，使得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改良派都彻底绝望，所以都倒向革命。

　　直到今天，中共根本没有承诺政治改革的任何时间表，没有任何壹个中共高层实权人物公开支持宪政或政治改革，也没有任何壹份民间自由报纸，更没有丝毫政治改革的实际行动；上述四方面跟满清政府比较，完全不在壹个层次；上述比较说明满清虽然腐败无能，他还有相对的言论出版自由，皇帝本人亲自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慈禧承诺明确的立宪时间表，还确实立了宪。只不过是因为满清当权者非常自私自利，他的改革改良，尽力考虑维护自身的权益，只考虑王宫贵族的利益，而人民大众的利益考虑得很少，正因为满清当权者的自私，最后导致他灭亡。

　　然而，中共暴政在所有的问题上跟满清晚期的上述四方面改良意愿比较都相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还坚持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无敌人”说要跟中共进行对话合作谈判，进行和平改良转型，这不是明摆著白日说梦话吗？这不是绝对死路又是什么呢？！

　　在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未来中国必然是革命，绝对不可能是改良，但中国革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他是以全民认清中共暴政的极权专制流氓本质，认清中共暴政犯下的所有滔天大罪的前提下，全民觉悟觉醒的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大革命，全民觉悟觉醒，很重要的是军、警、特，就是军队、公安、国安，警察的觉悟觉醒。

　　那他们会不会觉悟觉醒呢？我认为他们壹定会觉悟觉醒，壹切只是时间问题，壹旦全体中国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觉悟觉醒了，这种政治民主大革命并不需要大流血，就可以实现天鹅绒革命。所以前提是全中国人民的觉悟觉醒，这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正确大方向。如果继续误导国人抱著对共产党的幻想，壹天到晚还想由中共主导所谓专制改良或极权改良，那绝对是死路壹条！

　　我想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传达壹个非常强烈的信息：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不可能走政治改良之路，这已经是死路壹条。如果今天有人继续误导公众，要走这种跟中共合作对话谈判的和平改良之路，这种人显然要么别有用心、要么糊涂弱智至极、要么很可能是中共五毛共特。除此以外，很难设想还有任何其他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的明天要依靠中国人自己，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掌握在妳、我、他每壹个人身上。

　　2010年12月5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十八章：论中共暴政体制性司法腐败

　　今天我想论证“中共腐败的司法体制”。有关这个论题，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壹是论法官的腐败；二是论律师被逼良为娼的问题。今天我主要论述有关法官的腐败问题。

　　有官方文章称赞肖扬是“壹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壹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壹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肖杨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肖扬曾先后１１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2006年10月肖扬在关于“加强法官廉洁制度建设”的讲话中称，要“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肖扬自己正被调查！原因是涉嫌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黄已被撤职双规。

　　广东纪检委有个干部用匿名文章披露了肖杨也涉及司法腐败的问题，肖杨的女儿，深圳市保安区法院副院长肖景羽，跟她的丈夫涉嫌数亿元的司法腐败问题。肖扬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黄松有是副院长，连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都涉嫌司法腐败，人们可想而知中共专制暴政下，它的司法体制腐败、腐烂到了什么程度？！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沉德咏承认：“当前，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壹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然而最高法院纪检组组长李育诚却说：“中国总体上有壹个说廉洁的政府，廉洁的法院”；当然这种说法纯属胡说八道，但是他同时又证明说1998年以来，每年都要处置壹批违法违纪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1998年处置了2,500多人。1999年处置了1,500多人，2000年，法院系统犯罪率按他说已经降到了千分之二。2003年资料显示全国查处了794名违纪违法的法官。内蒙古在2000年至2005年的5年半中，全区司法人员中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共有476件641人，分贪污、枉法、渎职、侵权等犯罪类型。其中135名领导干部，大多数为基层公安局正、副局长，派出所正、副所长，法院正、副院长， 法庭正、副庭长以及看守所正、副所长等具有壹定职务职级的干警。  仅湖北壹省，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检察机关共 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

　　当然也有人说：由于壹审法院，基层法院的判决，大多数都得到终审判决的维持，因此司法腐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腐败或者那么严重，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程度。这些说法是不是事实呢？今天就根据我从报纸、杂志以及网络上了解到的中国法院法官腐败现状，列举个事实来说明法官腐败到了壹个什么样的触目心惊的程度。

　　有关法官腐败问题，我从四个方面来论证。第壹是中共官方的说法，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第二是司法腐败的现状，到底有多么严重。第三是司法腐败的根源，它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第四是司法腐败的防治或根治的措施，到底应该怎么做。

　　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问题：司法腐败的现状。壹般的人或没亲身经历的人可能不了解，或说感受不深，刚才提到的最高法院纪检组组长李玉成的说法，每年都是上千名法官被处置。但是见报的，被披露出来的，仅是零散的几个。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腐败法官时有被网络上披露。

　　这里我列举几个著名的案例，我们就知道法官腐败到了什么程度。首先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这壹级。最高法院的法官，它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首先肖杨本人现在正在被调查，这是第壹号人物；第二号人物，官职最高、被调查的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他已被双规，结果还没有出来。前几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高昌礼同样涉嫌腐败，在调任司法部长几个月后即事发，尽管后来不了了之。

　　1995年河北省高院院长平义杰，由于严重违法违规被撤职。1998年，广西省高院副院长叫潘宜乐，因为受贿被判刑15年。2003年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因受贿报被判15年。2003年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歧，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2005年，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徐衍东因受贿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否最终被判刑不明。2007年，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吴振汉，因受贿被判死缓。2009年9月，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韬因受贿而被捕。2009年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郭生贵因为受贿和贪污，壹审被判处死缓。

　　上述提及的都是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级法院院长副院长，都是因为受贿、贪污或挪用等等罪刑被判决。连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都大面积腐败，那么中国的法院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壹般来说，中级法院的院长或庭长，腐败的就更多了，数不胜数。我收集的资料显示几乎每壹个省、市、县都有这种法官因受贿，贪污被判刑。

　　因为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因腐败被查处。据悉，全国至少有壹千个县的法院院长之离任审计报告被地方纪委与组织部“暂不公布”，涉及腐败金额上百亿，这还未涉及市级中院、省级高院。“黄松有到处有！”壹位县级法院的副庭长在状告离任前院长失败后，十分丧气地如是说。 在中共专制暴政下，法院系统已经腐败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据我所知，中国法院人数是30万左右。法官至少有20万以上，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落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法院法官每年成千上万，个个都是贪官污吏，刚才提到的是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腐败，这是第壹类。第二类是法院集体腐败。最典型的案例有：

　　壹个是发生在2004年的安徽省阜阳中级法院，阜阳中院连续发生过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先后“前腐后继”。阜阳中院院长与壹窝子法官同时犯罪。2004年武汉中级法院13名法官集体犯案，牵涉到律师44名，其中涉及两名副院长柯昌信、副院长胡昌尤，三名庭长，六名审判员，书记员、执行员各壹名。随后不久，武汉中级法院院长周文轩也因贪污、受贿100万元，在07年被判刑。

　　第三个典型的案例是深圳中级法院5名法官，包括副院长裴洪泉、破产庭庭长张庭华、涉外庭庭长蔡晓玲、执行局二处处长李慧丽集体犯案。特别是在副院长裴洪泉家中搜出人民币现金2,700万，和美元95万。从这几个集体受贿案来看，第二类腐败也是触目心惊。按理说犯罪人都希望悄悄的干，而不会明目张胆集体犯罪，因为犯罪是明显见不得人的，特别是受贿这种罪行，妳要是两个人或三人或五人壹起干，那很容易穿帮，或被披露。但现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已经发展到了明目张胆毫无顾忌的团伙犯罪。其它案例还很多，我们举这三个就足够了。

　　第三种情况，法院做为壹个单位犯罪，最典型的就是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杨志明、执行局局长蔡红军、办公室财务会计王青梅被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分别壹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年和6年。新疆铁路法院不但院长本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法院做为受贿犯罪主体，这是全国首例。

　　第四种情况，诸如“三盲”院长被判刑，像山西省降县法院副院长姚小红，就是壹个三盲院长，即文盲、法盲加政治盲，也是因为受贿，看破网上披露甚至中共法院还有妓女当院长的，妓女之所以当院长，就是因为买通了有关官员，然后摇身壹变就变成法院院长。

　　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有个学者曾经归纳列举了壹些数据，提到新加坡、德国、澳大利亚及美国的法院，上百年来几乎没有法官贪污受贿这种案例。美国是250年来只有40来位法官落网。美国有些州，上百年都没有壹个法官落网。据我所知加拿大法院法官也未闻有法官因受贿，或者犯罪被查处的。

　　对照中共法院，它不是壹两个，而是成千上万法官受贿；不仅是壹般的法官，而且是院长、庭长，连最高法院的院长都这么腐败，这个现状说明中共专制暴政下，它是壹种体制性、制度性的司法腐败，而这种腐败已经病入膏肓。实际上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比如像最高法院纪检组组长所说的“总体上中国是壹个廉洁的政府，廉洁的法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法官受贿这类腐败案件数不胜数，每日每时都在发生这种案子。下述互联网披露的自2005年迄今的部分法官司法腐败案例虽然仅是冰山壹角却大体上能反映出中共流氓暴政下的司法黑暗概况：

　　（1）2009年

　　2009年9月26日，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韬、审判委员会委员乌小青、执行庭副庭长杨政、审判员周旭；重庆市第壹中级法院民庭第四庭庭长彭朴、副庭长张伟、民庭第二庭庭长张仁辉；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立案庭庭长王德华、审判监督庭庭长朱晓波、执行庭庭长郭剑。皆因受贿罪被送上法庭。

　　2009年9月日天津高院民二庭副庭长孙伟民因受贿被判十年；秦立军判二年缓刑二年；田长友判六年；天津市第壹中级法院经济庭审判员王跃有判三年缓刑４年。

　　2009年5月20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壹庭审判员肖清秀因受贿被判刑三年。

　　2009年5月1日安微阜阳中院法官吕振良因受贿罪被判六年。

　　2009年3月25日，淅江台州市中级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黄建忠因涉嫌受贿受审。

　　（2）2008年

　　2008年12月17日，安徽芜湖市中级法院民壹庭庭长陶海光因受贿18万元受审；2008年11月21日淅江衢州市中级法院审判员谢宏、吴斌、吕桂芳因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年和七年；2008年11月18日淅江温州中院法官吴云虎、尹建楚、李俊毅因涉嫌受贿罪，均已被逮捕；2008年8月30日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贪污舞弊案被批捕，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

　　2008年8月，广东番愚法官郭永强因受贿罪被判刑三年六个月；2008年3月至5月宁夏高院民二庭副庭长徐福荣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宁夏石嘴山中院院长魏兰芬；石嘴山中院副院长杨金彪因受贿97851元，被判5年刑。石嘴山中院立案庭庭长吴平因受贿罪被判3年徒刑，缓期4年执行。石嘴山中院法官申保金因受贿罪和民事枉法裁判罪判处其1年2个月有期徒刑，缓期1年6个月执行。

　　石嘴山中院法官樊长友因民事枉法裁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2008年1月3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刑壹庭审判员赵海滨因受贿20万元被判十二年；2008年1月日河南商丘中院院长郑全成受贿40万元被判5年；民二庭副庭长王慎杰受贿21万元被判10年；（3）2007年

　　2007年11月9日吉林省高级法院刑壹庭庭长宋翔、刑三庭副庭长刘建伟、审判监督庭法官于承烈与刑三庭法官李永军以及四平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赵大伟因涉嫌监狱捞人受贿案被审判。

　　2007年8月21日河南新乡市中级法院法官张林因受贿３０万元被判刑１１年；2007年8月15日，郑州市中级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刘春意因受贿57万元被判刑19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5万元。

　　2007年上半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吉林省高级法院有7名法官即：省高院朱国法官，合议庭成员胡晏诚、苏迎旭，省高法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副处长高正海、审监庭副庭长马媛，相继因受贿罪被判处五年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07年10月12日，湖南株洲市中级法院民二庭正科级审判员陈明福，因受贿76.27万元被判刑八年；其妻郭利华因共同受贿，亦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07年，山西省高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孟来贵因受贿253万余元，美元15000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壹审被判刑15年。

　　2007年1月4日，湖南长沙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吕小瑞因受贿人民币125000元，2000美元被判三年缓刑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员。而执行员李德军因受贿166000元则被判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据称是因为两人分别具有自首、立功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2007年2月14日，四川省宜宾市中院院长阮世能、成都市中院执行庭副庭长曾林受贿案等壹系列大案被曝光；2007年10月19日浙江省宁波奉化市法院法官钱伟星，因受贿30500元被判刑二年，缓刑二年。

　　2007年月日江苏南通中级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石国治；中级法院行政装备处副处长朱志明；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徐文泉；中级法院审判员孙大华皆因受贿罪被审判。

　　2007年1月15日广东潮州市中级法院法官黄中坤涉嫌受贿35430 元、谢细文受贿3万元被捕。

　　（4）2006年

　　2006年10月，四川达州市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张益勋因受贿1。1万元、副庭长贾波涛受贿3万元和主审法官姚春林受贿9000元被审。

　　2006年年初,徐州中级法院民壹庭审判长 "席某" 因受贿被起诉判刑;2006年3月,徐州中级法院民壹庭法官 "张某" 因受贿被起诉判刑;2006年6月,徐州市九里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兼院党组成员 +++因受贿被"双规";2006年---,江苏沛县法院办公室领导 "王某某" 因受贿等多种原因被审查;2006----江苏贾汪区法院办公室领导 "王某某"因贪污被审查起诉.

　　2006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席里龙、执行员伍春发因受贿分别被判刑壹年缓刑两年和判刑三年缓刑四年。

　　2006年湖南省高级法院法官吴涌受贿５１．７万元、张湘荣受贿１３．７万元，被分别判处12年和8年刑。

　　2006年9 月3日阜阳市中级法院在爆发“腐败窝案”之后，相继爆发了三任院长（尚军(女)、刘家义、张自民），“前腐后继”的惊人案例。壹群吃喝嫖赌样样具全的阜阳中级法院法官。这个法院有壹群法官，不仅用当事人的钱吃喝嫖赌；而且还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官之间互相介绍参加吃喝和受贿；侵呑执行款 24万元达8年之久；强奸当事人的妻子、奸污当事人的母亲；该院副院长、经壹庭庭长陈和平和执行庭壹位工作人员也被“双规”；经济二庭庭长薛懿因受贿被查处；刑壹庭庭长巫继成，收下壹位想给丈夫办假释的女人卖地的几千元后，在办公室里强奸了她，其犯有重刑的丈夫随后假释出狱。壹名案犯强奸、轮奸多位少女，巫继成与他的母亲发生性关系后，大力相助让他差点逃出法网。至少与6名当事人亲属发生性关系的巫继成，去年11月因强奸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刑二庭副庭长李先义因徇私舞弊被判刑3年；执行庭副庭长尚杰因职务犯罪被判刑缓期执行。

　　2006年5月24日，湖南长沙中院副院长唐吉凯因受贿22万元及行贿15万元被数罪并罚判七年徒刑，没收个人财产七万元。在唐出事前，唐已经以长沙市中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拟破格兼任湖南省高院副院长，但文件尚未下发，他就于2004年8月份被“双规”。

　　2006年6至10月，深圳中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深圳市中院已有20多名法官、8名律师被调查，另有几名律师“出国”，调查还在逐渐向基层法院渗透。深圳中院这次已被“双规”或逮捕的法官中，有“先进工作者”，还有“人民满意好法官”。开始对中院法官廖昭辉、破产庭庭长张庭华、涉外庭庭长蔡晓玲、执行局二处处长李慧利、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裴洪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裴洪泉和他的前妻李慧丽今年9月底因涉嫌受贿被捕。李慧丽当时任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部主任。检察官表示，他们在裴洪泉的家里查到2700万元人民币和95万美元的现钞。

　　（5）2005年

　　2005年３月２日，安微阜阳中院副院长朱亚、执行庭长王春友、经二庭长董炳绪被纪委 "双规"；此后不久，经壹庭庭长陈和平和执行庭壹位工作人员也被"双规" 。现在，这些法官已经大部分被定罪判刑。

　　2005年4月22日湖南省高级法院法官吴涌、张湘荣分别受贿七万元，分别被判刑12年和8年。

　　2005年5月25日，四川省高院吴文学受贿16万元，成都中院执行庭副庭长曾林受贿130.5万元，被分别判10年和无期徒刑。

　　2005年12月末，据称：广东省纪检委就掌握了时任广东省高院院长李伯涛与其女儿、女婿多起受贿的重大案件，并向时任广东省书记的张德江批示跟踪审查。可是被省长黄华的老婆姜乐仪扣发不办。2006年1月10日，罗干在与肖扬密谈了5个小时后，李伯涛被允许回广东继续工作。李伯涛回到广东并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现，而是变本加厉打击举报人，并让其女婿不惜买凶追杀举报人。李伯涛女婿为虎作伥以律师身份在广东大搞撤诉和“捞人”生意，壹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执业不到8年积蓄资产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直至2008年8月中纪委才将李伯涛女婿抓捕。 (2005年11月28日，山青岛市中级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邓宁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88万元、挪用公款罪被审判。

　　中共法院的腐败，或者司法腐败，事实上已经到了壹种无法遏制的状态。尽管近年来，中共当局为了政权，为了壹党之私，也在采取壹些措施，打击惩处腐败的法官。但问题是中共法官腐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专制暴政体制本身。它在随时随地制造大量腐败的法官，不杜绝中共极权暴政这个根源，它的反腐仅仅是形式，仅仅是作给国际社会看，欺骗中国人的壹种手段而已，壹种表演而已。

　　中共司法腐败的现状，根据上述描述，我们有壹个基本的概念，目前披露出来的仅仅是倒霉的那些家伙而已。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共法院体制性腐败造成普遍性的腐败，而决不是个别的腐败，只不过被揭露的是个别人而已。中共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中国贪腐的文化造成的。因为中国文化当中的行贿受贿风气自古以来壹直非常盛。

　　这是不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呢？肯定不是！因为台湾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好的地区，但是台湾的法院现在明显就比大陆中共的法院要廉洁的多。而且台湾的法官，因受贿被惩处的法官，数目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这就证明文化传统并非根本原因，只是其中的原因之壹，是次要的原因。

　　我认为，中共法院腐败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壹，是党控壹切的罪恶体制，党控壹切的体制是制造司法腐败的体制性根源，党控壹切表现在四个方面，第壹是党首先控制军队，它是通过中央军委控制全国的军队。而中国的军队，目前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壹支军队。有关这壹点有必要提及实际上在清朝整个三百年统治期间，清朝的军队人数从来没有超过40万，而到民国以后，军队的人数增加到250万，而当今中共专制暴政下的军队人数至少目前超过400万，还不包括武警100万，加起来是500万，还有其它众多准军事单位，所以党控壹切首先就体现在中共通过中央军委控制军队，从而使得军队国家化这个全世界各国自由宪政民主制国家的基石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共产党控制军队，使军队变成党卫军，而不是国家的军队，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壹。

　　第二是党控干部，党控干部是通过中组部来控制的，也就是说各级行政单位，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长、省长、县长到法院的院长，全部都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或地方党的组织部来指定、任命的，也就是任命制，它严重破坏民主选举制度。据我所知，比如加拿大所有的省长、市长，全部都是由选民选举产生。联邦和各省议员也全部都是选举产生。根本不存在由什么组织部来指定或任命的问题，这就是民主选举制度的体现。

　　第三是党控意识形态，它是透过中宣部来控制意识形态，它严重损害的是国民的表达自由权。而这壹点我在论证中共专制暴政下不可能有任何新闻自由的论文中已经充分论证。

　　第四，最重要最直接导致司法腐败的就是党控司法。它是通过政法委来控制，严重破坏司法独立原则，事实上中共暴政下根本不存在独立司法。在中共专制暴政下，由于政法委的存在，使得独立司法根本不可能生存，这壹点是导致中共体制下司法腐败黑暗的根本原因。政法委这种极度蛮横无理无知的作法，也是全世界独壹无二的。

　　根据吕耿松先生的研究，政法委起源于延安时期，在当时对司法判决的最终裁定，就是由党委控制，当时不叫政法委，政法委的名称是在1949年开始，中共党内设置了壹个政法委员会来控制法院、公安、检察、司法、监狱。

　　而政法委在运作的几十年当中，只有在1987年到1989年六四之前，政法委曾经被取消过壹段时间。但是自八九六四天安门屠城以后，邓小平和江泽民恢复了政法委的反动罪恶制度，使得中共对整个司法体制的控制更加强化。换句话说，肖杨作为最高法院的院长，甚至必需向公安部长汇报工作。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要向公安部长汇报工作，这就是中共流氓特色。肖杨作为院长要向公安部长汇报工作，那么各省法院院长同样都要向各省的公安厅长汇报工作，因为公安部长厅长都是兼职中共政法委书记。这就是中共专制暴政下，法院为什么这么腐败，黑暗，直接的根源就是党控壹切，特别是第四点，党控司法，由政法委这个罪恶体制造成的。

　　政法委大权在握，它的手伸的特别长，它有壹个职责叫做协调，所谓协调职能，就是协调公、检、法、司联合办案，特别是对重大敏感案件，政治案件，都是由政法委定案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独立司法根本不可能存在，法院独立审判也不能存在，更不用说法官独立审判权。既然法官、法院没有独立审判权，最终的司法审判权是控制在政法委手上。而政法委又受中共控制，所以事实上中共就是所有重大政治敏感案件最后的裁决者。

　　在这种前题下，壹切都是以中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法律为出发点，更不是以法治为出发点，当然与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公平公道毫不相关，所以这就是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为什么这么腐败，而司法腐败日益严重的趋势，无法遏制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大陆司法系统的腐败是体制腐败，大酱缸大污染源只要在，就没有希望。中共司法制度腐败是社会乱源，壹个社会腐败，首先是因为司法制度腐败”  。我认为这种说法颠倒了顺序。除了中共通过政法委控制公、检、法、司所有的国家机器造成司法腐败的原因之外，第二个原因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吏治腐 败，或者说全社会全面的腐败导致司法腐败。因为客观的说，中共专制暴政下的司法腐败并不是最先发生的，而是比较后发生的。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律师制度 恢复初期阶段，实际上法院包括公、检、法、司还相对较廉洁，从八十年代初壹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司法体制腐败还没有那么严重，而且那个时候法官的整体 教育水平、专业素质还远远不如现在的法官。

　　当初中国的法院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大量的法官都是中共的复员军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严重不足，仅仅是受过三个月的法律培训就变成了法官。尽管如此， 当年实际上各级法院法官的腐败的现象并不多，这说明导致目前全国司法腐败如此触目惊心的根源，首先是因为吏治腐败，即政治腐败。

　　因为政治腐败、吏治腐败逐渐扩散导致了全社会的腐败；朱熔基指出：“中纪委调查显示、高层领导几乎全都烂光了 。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尉健行公布了壹项对现职中央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级干部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的三项指标调查结果：其中， 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坏的和最坏的高达百分之三十；而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坏的和 最坏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 尉健行还披露：去年共产中央、中纪委收到对中央部委副部长级以上的举报信就有九百多宗，而对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举报信更多达七千多宗；而且，所有的举报 信内容，都离不开贪污受贿、生活腐化、滥用权力、配偶和家属靠权敛财、大搞宗派和山头活动、欺上瞒下搞假业绩等六个方面。  江泽民承认：“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政法队伍中还存在壹些突出问题。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问题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很强烈。”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全社会的腐败，在两个领域特别突出，壹是教育系统的腐败，二是医疗系统的腐败。这两个本来应当最纯洁的系统都腐败不堪，政治上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中 共的各级行政官员，从中央到各省以及各县、市所有的党委书记、县长、市长、省长之类的，其中腐败的比例非常之大。这是全社会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法遏 制，也无可救药。所以全社会腐败之风日益蔓延，最后就蔓延到了教育系统、医疗系统。

　　连这两类理论及实践角度来讲最清纯的领域都变成了腐败的群体，所以说司法腐败实际上是全社会大面积腐败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吏治政治腐败是司法腐败的第 二个原因。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壹个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及社会公道的最后壹道防线，如果连司法都腐败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全面腐败、腐烂了。

　　全社会腐败最突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全社会道德沦丧，假冒伪劣产品横行肆虐，最典型的就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发。连婴儿吃的奶粉都是含毒的，为了赚钱不 择手段，表明人心的腐败堕落。司法体制在壹个全面腐败、腐烂的社会中，它当然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司法腐败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政治腐败导致的全社会腐败。

　　第三个根源是法官个人素质问题。这首先涉及法官的来源、组成，也就是法官的素质，包括教育水准、道德水准，以及生活常识和法学专业等基本素质的问题。法官素质又取决于选任法官的程序，这个程序问题，实质上是从中共壹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来，壹直存在的大问题。

　　首先是由于中共当权集团，不光是对司法，实质上对如何管理社会各行各业，它都是极度无知的。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壹项荒唐至极的原则：凡是出身于所谓“黑五 类”（地、富、反、坏、右）家庭，及来自于所谓“旧社会”的人员，比如国民党时代的政府司法工作人员壹概清洗出司法领域。而他们选拔的法官首先是所谓政治 上可靠的工农兵子弟，他们是否懂法律，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及职业道德则无关紧要，而恰恰此点违反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实践经验告诉人们的壹个真理。

　　由富人当法官实际上是最公正，也是最符合人性的体制。如果穷人当法官，那么这个法官就非常容易腐败。因为法官的职业不但具有神圣尊严性而且本身有很大的权 力，而人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而变腐败。因为权力具有天然的像硫酸壹样的强烈的腐蚀性，而不受制约、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以凡是穷人当法官的， 十个有九个都可能因无法抗拒的金钱诱惑变腐败；凡是富人当法官的，因为其本身有足够的财富过体面的生活因而更注重法官职业带来的荣誉感和职业尊严，因而十 个可能最多壹两个贪婪过度者会变质，这是由人性及人类社会历史长期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而中共从壹九四九年始把整个聘用司法官的体制给颠倒了，当然四九年以后，中共首先废除了“六法全书”，直至1979年壹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连法律都没 有了，更谈不上法官。七九年司法体制恢复以来，中共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变，它们仍然以意识形态决定壹切，只信任和重用高干及工农子弟，这些非常穷的人，既 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就很容易使他们在权力巨大金钱诱惑等客观条件下走向腐败，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也是中共当权集团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的腐败。对法官根本不存在 “高薪养廉”这个全球通行的制度。因为法官如果本身很穷，如果靠他们的工资收入，甚至无法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的话，这种法官显然只 要壹有机会就必然会腐败，这个腐败主要就是受贿。

　　中国法官的待遇到底如何呢？据我了解，沿海城市中级法院的法官月薪仅两千块钱左右，北方的壹些中等城市的中级法院的法官才壹千五百块钱月薪；基层法院的法 官可能才壹千块钱。现在壹个人要是他的月薪才壹两千块钱，他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有体面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孩子上学，买房、车之类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但是 他们的权力又特别大，他们在判案时，往往涉及当事人和律师的诱惑，所以很容易导致腐败，这是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审判程序设置的漏洞造成的。国际上主要有三大法系，壹是英美共同法法系；二是大陆民法法系即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法系；三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法 系，就是前苏联和中国这壹类的法系。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体制，司法公正廉洁是最好的，其次是大陆法系，最差劲的就是各共产党国家。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及所有英联邦国家，由于法治倡明，司法审判体制程序上非常严格，公正，所以他们的法官腐败的现象特别 少，甚至像斯里兰卡，我刚看过壹篇文章说他们自1960年代到今天，整个国家没有壹个法官腐败的。澳大利亚也是壹百多年来没有壹个法官腐败。美国的情况比 较特殊，美国全国披露的资料有四十余个法官曾经因为腐败被弹劾。英国也是几乎没有法官腐败，但是英国在十七世纪初，培根大法官是第壹个因受贿被揭弹劾的大 法官，当时他的年薪是三千英镑（当年壹般工人年薪仅30英镑），他受贿赂三万英镑。从他以后英国的法官司法腐败非常罕见，基本上没有听说，这与司法审判体 制程序设置科学有关。

　　比如英美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法官受理哪个案子，都是要等到开庭当天，人们才知道是哪个法官受理这个案子。这就使开庭之前想收买法官的人根 本不知道应该找哪个法官。其次，案子壹旦开庭，法官与当事人或律师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私下接触，完全是隔离的；第三，壹旦开庭结束，法官大多都是当庭宣判， 这样就使得当事人以及律师在确认是哪个法官主审案件之后，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收买法官。在他还没有接触收买法官之前法官已经把案件判下来了。这样就从程序上 排除了法官受贿的机会。

　　这就涉及到法官的专业素质的问题，如果壹个法官在开庭当天才开始接触案件，这要求他具有非常高超的专业素质，法律知识、生活常识、判断力、归纳综合能力，判断证据的真假，证人证词的可信度，他都要有壹整套的东西，这就要求训练有素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官才能做到。

　　英美的法官的聘用制度就保证了法官高素质的可能性。因为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至少需执业十五年以上的大律师，才有资格 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高级法院的法官至少要有十年以上执业经验；普通法院及基层法院的法官，至少是执业七年以上的律师。换句话说，英美法系的法官都是来自 经验丰富的律师，而且经过执业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和司法经验，使得他们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当庭做出高水准的判决。

　　反过来看中共法院的法官是什么情况呢？中共法院的法官实际上是大学毕业分配同班同学，既可以分到最高法院当法官，也可以分到最基层的法院当法官，而并不是 取决于这些同班同学的素质相差那么大。换句话说，水准相同的人，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就可以在毕业分配的同壹段时间，壹下子就拉开壹个巨大的距离。分配到 最高法院的人，很容易就变成壹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与基层法院的法官等级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与此同时这些分配到法院当法官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司法实践经验，也没有当过律师，这样他们既没有司法经验的实践基础，也没有财力上的基础，这样使得他们 当法官往往不具备壹个法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所以在中共法院，法官非常少能够当庭宣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专业素质。更何况中共 的法官没有独立审判权，他们审判的案子，主办案件的法官根本无最终裁决权，只有提出建议权，而最后决定权在审判委员会，在壹般情况下，重大或复杂的案件都 是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而审判委员往往都是没有审理案件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审理案件的人没有判案权，而没有审理案件的人却有判案的决定权即“审者不判，判 者不审”。至于政治案件或所谓敏感案件，则往往连审判委员会都无权定案而是由中共政法委书记亦即中共才有最终决定权。所以整个法院系统导致审委会大家负 责，大家都不负责。中共法院目前全国至少有二十万名法官，从数量上讲肯定是全世界第壹。从法官的素质来说却是差得远。

　　尽管表面上看中共法院，现在法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已经占百分之九十，而且百分之四十五是研究生学历。听起来好像中国法官的素质都很高了，而实际上这个 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全日制正规大学科班毕业的学生。其余百分之七十都是通过在职学习培训出来的所谓大学生。而中共暴政下的教育腐败 导致它的所有后续教育水分大得不得了。包括百分之四十五的所谓研究生其实正规的研究生毕业的只占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说壹切都是假，虚假在法院系统同样表 现得特别突出。

　　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共司法制度的腐败，法官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特别是目前中共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不可遏制、无可救药的程度，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 为全社会都已高度腐败。而且中共当权集团对自己能否继续执政，还能执政多久心中都没有数。所以他们都是抱著壹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的没世心态，能捞则大捞特捞，想尽壹切办法要迅速暴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各省高级法院、各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以及各庭的庭长之类的法官都不顾壹切地拼命受贿捞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对这个中共暴政彻底失望，才会普遍产生这种末世心态。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同时指出：“不是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 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从上述司法腐败的根源，最后得出壹个结论，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腐败法官徇私舞弊大量枉法裁判。什么是徇私舞弊呢？通俗地说就是人为制造大量冤假 错案，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会有成百万常年不断的上访民众的根源。因为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司法公正司法正义荡然无存。导致全社会的法律争议没有地方可以解决，没 有地方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所以法律的尊严也荡然无存。整个国民对法律不信任、对法官不信任、对法治不信任，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上访民众，整个就是恶性 循环，越来越糟糕，壹直到中共灭亡。

　　最后壹个问题是关于司法腐败的防治措施。中共各法院的院长，往往拼命在大会小会发表演说和文章，论述如何根治司法腐败的问题。它们众口壹词提及要“加强党 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实际上司法腐败的第壹号根源就是党控壹切，就是政法委的罪恶体制，而这些共产党的法院院长们还口口声声说要加强党的领 导，这不是南辕北辙吗？！防治司法腐败，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做法可以根治，但是在中共专制暴政下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必须废除中共政法委罪恶制度，取消共产党对司法的控制和所谓领导，也就是说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司法。因为共产党控制壹切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体制性的根源。 独立司法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的东西，而是政治法律思想家早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已经详细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这种制度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首先实现司法独立的 国家是英国。英国大约在壹六壹六年左右已经实现了司法独立。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到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以后，使得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在各国都成为政治法律 现实。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却抛弃司法独立的精神和原则，完全采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那壹套罪恶政治司法体制，这是导致中共暴政体制下司法腐败不可抑制 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治司法腐败的第壹项措施就是彻底废除政法委制度，彻底取消共产党控制领导司法的罪恶制度。中共宪法第126条故意含糊规定：“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1954年宪法第78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取消了有关独立审判的规定。1985年8月经联合国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 1993年6月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壹项重要条件。

　　法官，应从无党无派的人士中选任。任何政党都不得控制、领导、支配法院，这是防治司法腐败的第壹项措施。贺卫方教授正确指出“要逐步实现司法的非党化，担任法官应该避免具有任何政党背景”。

　　第二，彻底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应当将壹切司法活动都置于新闻监督下，才有可能保证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因为如果壹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司法腐败根本无 法藏身。而腐败最喜欢在没有阳光的阴沟里面生长。而中共专制暴政故意将所有的自由媒体、独立媒体、私人媒体扼杀殆尽，壹切都是党控媒体，党控喉舌，什么能 报什么不能报，报多少程度全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在这种司法黑箱作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遏制司法腐败。

　　第三是改革法官的选任制度。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国的法官制度已经是壹个积重难返的重灾区，如果彻底改革法官的选任制度，那么涉及现有的二十万法官怎么办？ 大量的法官实际上是不合格的法官。改革法官的选任制度应当从职业律师中选任法官，此种方式至少保证了两点。壹是保证了法官来源的高素质；二是保证了法官的 司法经验及财产基础。与此同时应当提高法官的待遇，高薪养廉应该成为目标，法官应当是具有神圣尊严的得到社会尊重的崇高的职业，法官的职业责任感，职业荣 誉感，有助于保证防止司法腐败。例如：英国有个劳伦斯爵士，1794年至1812年期间任法官18年。临死时立下壹份遗嘱，把财产赠予他多年前判决其败诉 的壹位当事人。因为他认为自己当年作出的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并为此懊悔不已，他希望用自己的遗产弥补当事人因败诉而受的损失。劳伦斯法官显然具有崇高的职 业荣誉感，虽然因过失判错了案，他并没有丧失内心深处追求正义与公平的良知。此外，在美国，法官必须从最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 安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担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须具有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法官最初时的平均年龄为47岁，高级法院的法官年 龄壹般都在60岁以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年龄最小的是55 岁，最大的80多岁。

　　第四是改革审判程序，要把英美法官的审判程序引进，就是在开庭之前不指定具体办案法官，而壹旦开庭后法官不得有任何私下会见律师和当事人的机会，而且必须在开庭结束后当庭宣判，这样才有可能引导中国的司法体制回归正道。

　　中共法官大面积腐败，实际上与中国律师制度的腐败密切相关。法官的腐败往往都是通过律师中介进行。中国律师在社会上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司法娼妓，从中起到行贿受贿中间交易角色作用。中共法院体制与逼良为娼的律师制度，都是中共壹党专政暴政下的变态产物。

　　壹个社会如果连它的司法体制都腐败不堪的话，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中共社会目前就是处在司法体制已经彻底腐败、腐烂透顶的状态，所以中共的司法体制腐败 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中共政权首先政治体制腐败，进而全社会全面腐败最终导致司法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彻底腐败，而且中共司法体制已经越来越烂日益黑暗，直至中 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彻底灭亡。

　　2009年10月25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十九章：论逼良为娼的中共律师体制

　　今天我的主题是论证“逼良为娼”的中共律师体制。在上壹讲中我已经比较充分的论证了中共暴政下的体制性司法腐败，披露了从最高法院到各省高级法院、各中级法院以及基层法院的大量院长、副院长、庭长等众多法官受贿的司法腐败案例。而法官受贿案件绝大多数通过律师中介进行，不少律师乐于充当皮条客，也即当行贿和受贿的中介人。律师和法官拉关系主要是为了胜诉，这当然是用当事人的钱，有些精于行贿的律师还会用自己的钱去和法官拉关系，主要是为长期经营，在潜移默化中跟本地区的法官打好关系，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若法官给当事人介绍律师的话，当事人都会接受，所以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更不用各中小城市，都有那么几个律师是法官固定的黑线人物。比如说，如果要在天津打某类官司或者在上海打某类官司，必须通过哪个律师才最有把握。

　　最高法院同样如此。据称至少有三四条专门的黑线，最高法院的法官放心的律师，他们都是跟最高法院已经建立了某种非常秘密的保险的渠道，通过这几个律师作皮条客就能打赢官司，或就能够立案再审。基层法院应该送多少钱？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该送多少钱？给什么法官，给哪个法官送多少钱，什么案子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价码。据称2003年时最高法院再审案立案所需行贿的钱。听说到了2005年已涨到了五十万元，现在只会多不会少。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会流行这样的说法：“法院黑，最高法院最黑”！为什么说最高法院最黑呢？因为基层法院的法官也许吃喝玩乐就满足了，而最高法院的法官连立壹个案的立案费，就是私下打点行贿的费用就超过三十至五十万元才可能立起来，而且并不保证胜诉。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吃喝玩乐那才令人瞠目结舌。壹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我律师及几个当事人共六个人，壹顿饭吃下来是八千块钱。法官看律师、当事人的钱就好像不是钱壹样。这仅仅是冰山壹角。据比较熟悉的法官私下告诉我，最高法院吃喝玩乐早就不在话下，他们吃喝玩乐全是最高档的。六个人吃八千块钱并不怎么样，壹顿饭吃几万块钱的大有人在。可想而知，最高法院有多么黑暗。我在上壹讲中直接点了肖扬大法官的名，我的壹个案件就是在肖扬任上从壹九九六年壹直打到今天，最高法院故意以拖延战术拒绝下判。虽然该案不是肖扬亲自干预，据说是唐德华副院长，最高法院都如此黑暗，又如何指望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廉洁高效呢？

　　最高检察院有壹个王新环法学博士，他对律师行贿的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当事人是否请律师，请谁不请谁？其判定标准往往不是律师的业务能力，而是律师能不能接近法官，亦即与法官是否能交易？这才是很多当事人请律师的标准。因此包胜诉、包放人（捞人）、包无罪的‘三包律师’就出来了；陪吟酒、陪赌博、陪娱乐的‘三陪律师’也增加了。而这些三包律师、三陪律师未必对法律有多么精通，还有许多实际上是充当司法中介的黑律师，他们只是能够向当事人承诺保证赢官司或者保证他有关系，因此客户往往就找这样的律师来打官司”。

　　有关这个问题我有个经典案例。我的壹个福州当事人，我在上海帮他打了三场官司全部胜诉。他有个在最高法院二审的案件，却要我介绍北京的律师，而不请我，唯壹的条件是跟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密切关系。因此，我向他推荐了北京的三个律师，第壹个是我的同学，他是非常善于公关交际的律师。第二个律师也是我的北京同学，他本人倒不见得有多善于公关，但他的妻子就是最高法院经济庭的法官，他还向我保证有位刚从最高法院退下来到他们所当顾问副院长，因此他们与最高法院的法官关系非常密切；第三个律师是傅洋，也就是彭真的儿子太子党级的律师。

　　结果我的当事人到北京找了这三位律师，壹个个谈条件。最后他没有请我推荐的第壹个律师（开价六十万），也没有请彭真的儿子傅洋（开价两百万）。他最后请的是我的第二个同学，律师费为壹百二十万。

　　换句话说，我的当事人，既不要开价六十万的律师，也不要开价两百万的律师，而是要了壹个开价壹百二十万的律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第二位同学他的太太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壹个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刚刚退到他们事务所，向他亲自保证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官司就给了他们。此案印证了王新环博士归纳的规律。

　　事实上他这个案子让任何壹个律师来打，都是包赢的官司。因为他的案子法律证据非常充分，我在上海连续给他打了三场胜诉官司，而且我做案子非常认真细致负责，我的专业能力在律师界和法律界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当事人居然不要我，而宁要高价数十倍的北京律师。这很能说明司法现状。

　　尽管中共法律也禁止律师行贿，比如《律师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禁止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二零零四年中共司法部还颁布了壹个《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向法官行贿的，壹经发现将不得再从事律师职业，换句话说，律师将彻底将打烂饭碗。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确实有不少律师因行贿法官已经被砸烂饭碗。法官受贿绝大多数都是律师中介干出来的。但是从报纸及网路上披露的律师因行贿而被砸烂饭碗的律师似乎少的可怜，这是壹个悖论。这里我简单介绍壹下官方承认的律师行贿的现状。

　　零三年九月份，司法部调查组发现，在查处湖北武汉中院、宜昌中院、苏州中级法院、广州高级法院、东莞中级法院、珠海等六个城市的法官受贿案件中，涉及八十八位行贿的律师；司法部在壹份报告中称，壹九九七年到二零零二年底这五年中，全国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律师在职业活动中涉嫌犯罪的案件壹共壹百零九起，涉及壹百二十四位律师，最后四十九名律师被判刑。最近几年象武汉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吉林高级法院被曝光的法官受贿案件，绝大多数都涉及律师行贿，而且不是壹个律师行贿，是多名律师行贿。

　　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郭生贵受贿七百万元，全部是通过四名律师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律师的社会评价不断的下降，可以说目前律师已经遭到了中国人普遍的质疑，讥讽和谴责。律师被骂作“才子加流氓”、“不带枪的强盗”、“精神乞丐、文痞、讼棍”、“中共司法妓院的娼妓”“为钱说话、功夫在庭外”等等。

　　这种对律师的评价，在全世界各国的律师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西方国家民众对律师的评价也不高，也有讽刺形容律师的说法：“鲨鱼”、“钱袋子”，因为鲨鱼胃口特别大、特别贪婪，所以西方人形容律师有时也认为律师唯金钱至上，但是绝对没有中国人形容律师是司法娼妓、强盗、乞丐、文痞。

　　在欧洲和北美国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许多世纪以来，有三种专业是公认的富于学识和有崇高荣誉的：神学，医生和法律。这些专业区别于其他职业主因在于他们均涉及自由教育，特殊培训和高水准的自律。更重要的是，每个专业均要求由声誉良好的人士按照专业伦理规则出具证明某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业其执业的前提条件。由于法律职业在整 个历史进程中壹直致力于追求正义，平等和个人自由，甚至反对政权本身，因此律师几个世纪以来，壹直成为暴政和专制者的首要打击目标。正如赢利是商业的主 要目的，公共利益则是律师专业的主要目标。 中国大陆由于共匪故意采取逼良为娼的司法体制，众多律师专业精神远远不足，职业道德伦理几无所知，既缺专业素质，又乏职业道德伦理，许多人沦为主要靠行贿法官或其他权贵谋生的职业司法娼妓。以至“法官受贿化，律师行贿化”早已成为大陆司法界公开的秘密。

　　中共官方对律师行贿，它也有壹些轻描淡写的说法：“由于出现了壹些道德失范，不遵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现象；有的律师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者在办理法律事务中敷衍失责，应付当事人；甚至出现收钱不办案；或者说收钱不服务，乱收费、私自收费、收费不入账；还有好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心有余悸，以及少数律师拉拢办案人员、办关系案，个别律师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官方的说法。

　　我们再来看壹看民间对中国律师的评价。除了刚才所提及的几个难听的字眼以外，有壹位网民写道：“中共国的司法部就是政治妓院，上法院去打官司就是去嫖娼，原告、被告、法官都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嫖客，这种政治性的嫖客行为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而法官是主动嫖客；被告、原告时而是被动、时而是主动嫖客。无论谁主动、谁被动，律师都是政治娼妓，律师在中共司法妓院的职业角色就是出卖法律，以满足原被告法官等嫖客的需求从而获得钞票。在中共国律师都是这个假共和国的政治娼妓，检察官是公娼，壹般的律师是私娼”。当然这位网民对中国律师的评价我认为是过头了，实际上人权律师肯定是例外。凡是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律师，哪怕是商业刑的律师，也应除外。

　　另壹位网名叫“魏仁后”的网民愤怒的指责说：“国家失去了它的法制的功能，法庭变成了法与权、法与钱的交易的纽带，律师成了有冤无处申者的第二次宰杀者，而且这是全国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律师成了绞杀当事人的专业恶棍，中国律师简直就是比骗子还骗子的骗子。中国律师就是对受害者再捅壹刀者，中国律师是比专制主义还要恶毒千百万倍的现代专制的摆设。中国律师除了压迫和假象欺骗，还有其他意义吗？原被告律师与法官私下会商以宰杀当事人，早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律师是靠法官混饭吃的下三滥，是法官贪赃枉法的帮凶和小丑，律师是专制法侵害当事人的罪犯”。

　　这位“魏仁后”对律师的指责，我认为同样明显过头。可以断言前面那个网民和这个“魏仁后”都是亲身受到过他聘请的律师伤害的人。但是我可以肯定，他的这种对中共暴政下律师的评价是片面的，把片面、局部当成了整体，至少人权律师和不与中共流氓同流合污的律师绝对除外，不是这么回事儿。

　　第三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社会公众对律师的评价：有个网民说目前中国律师的问题可归纳为四症：“政治思想上的侏儒症；物欲财富上的贪欲症；组织纪律上的涣散症；主观心理上的麻木症，四症归于壹根，那就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迷失与失落”。我认为除了“组织纪律上的涣散症”不敢苟同他的说法之外，其它三症应该说比较符合事实。

　　因为律师本质上是高度自治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仅受律师职业道德伦理的约束，而不应受中共强加的所谓组织纪律的捆绑。虽然他还说“律师是圣洁殿堂上的法律之师，是真理正义的使者，绝不能贪利而忘本，图财而丧德，嫉贤而苟安，慕虚荣而屈尊。

　　我认为张思之律师对什么是真正的律师的定义，比较恰当：“真正的律师必有赤子之心、纯正善良、扶弱济困、或者济危、仗义执言、疾恶如仇，决不屈服于压力、权贵或者勾结贪官、徇私舞弊；决不奔走于豪门、拉拉扯扯、奴颜婢膝；绝不见利忘义、礼拜赵公元帅、结缘市侩，他自始至终与人民站在壹起”。

　　当然张思之大律师对真正的律师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律师真正的做到这壹点的律师，只有人权律师群体。人权律师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绝大多数特别是真正的人权律师都有赤子之心，而且纯正善良、仗义执言、疾恶如仇，不媚权贵、贪官，而且敢于与所有的权贵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我上述谈到的这几个方面对中国律师的指责或肯定，绝大多数人对中共暴政下的律师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人权律师和哪怕是商业型的律师，只要不与中共同流合污，不应当将他们与那些唯钱是追唯权是媚的软骨贪婪律师混为壹谈。

　　中共律师制度为什么是壹个逼良为娼的制度？壹般的人认为，律师被逼良为娼很可能是法官逼良为娼。不对，我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说是法官逼良为娼，那么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中国律师的堕落，或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之所以说它是个逼良为娼的律师体制，我想从下述八个方面来论证：

　　第壹，中共强行绑控律师，这是首要的根源。比如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第七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叫嚣：“律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定不移的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它强调要律师真正做到党在心中”。

　　此外，司法部长吴爱英，还有像邓小平、江泽民之流对中国律师有类似说法，但周永康的所谓三个至上说代表了所有党控律师的典型说法。党的事业至上，与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并列，把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与宪法法律捆绑在壹起，它的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的所谓事业，也即共产党的利益作为高于壹切的目标，强加给全体中国律师，所以这是制度性逼良为娼的第壹点。

　　第二，零八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律师法》特别明确限制律师辩护权，将律师在法庭上言论不受追究这壹国际通例改掉了，改为实际上将于追究的流氓恶法。这是中共蓄谋迫害人权律师，用心恶毒下流的最新例证。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换句话说，律师将不再享有法庭言论豁免权，也即国际通行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在中共国不复存在。而且四十九条还规定，“律师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言论的，予以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壹年以下的处罚，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什么意思呢？因为自二零零三年以来中国人权律师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中共专制暴政的司法腐败与司法黑暗彻底揭穿，大量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共党文字狱的案件，律师的辩护大多已经公开进行。这就使得中共当局虚伪至极的所谓法制被彻底揭露，也把中共当局的野蛮残暴给彻底披露。

　　因此自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八年五年期间，中国人权律师从无到有，从原来仅有张思之、莫少平两人发展到现在五十几人。但是中共当局对人权律师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恨不能将全体人权律师全部封口封杀而后快，所以它就授意其操控的人大常委会临时炮制了这个《律师法》修订。其目的专门针对中国人权律师。这是中国律师制度被逼良为娼的第二个例证。

　　第三，零八年的四月二十九号四川阿坝州司法局召开了壹个全体律师，包括司法局长，公律股长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明确要求“司法系统要坚决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在三.壹四事件，也就是去年三月十四日西藏所谓暴乱事件中有所作为，全体律师要把思想和行动统壹到中央、省、州党委政府的统壹部署上来，密切配合各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认清形势，提高警惕，以实际行动回击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行径”。

　　这个地方性司法文件不是偶然的，显然是受中共中央的指令下发的，也就是说不但要限制律师为涉案藏族同胞辩护，而且要禁止任何律师辩护，还要上纲上线；诬蔑达赖喇嘛集团是分裂破坏行径，这是典型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中共流氓暴政的行径。

　　第四，西安市律师协会有壹个宣传文件，明确要求“全市律师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要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律师的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保持律师队伍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从西安市律师协会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共产党控制律师无孔不入。西安市律师协会有这样的文件，各省的律师协会肯定都有类似的，壹定是受司法部的统壹部署这么干的。

　　第五，零八年六月三十号北京市司法局下令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字，保证不代理四川地震受害人的有关案件。而零八年初东北蚁力神事件，北京律师也是被要求不得介入蚁力神事件，有三名律师受理案件以后，因此遭到沉阳市公安局的刑事拘留。同样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禁止北京律师为西藏三.壹四事件当事人辩护；北京律师协会还禁止律师为七.五所谓新疆暴乱事件的当事人辩护。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共当局蛮横无理的强制干预律师的职业，对这些社会正义需求的事件，中共中央滥用职权屡屡强制干涉，禁止律师办案。

　　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居然公然指责“高智晟是害群之马，是壹粒老鼠屎坏了壹锅汤，所以要把他清除出去”。他还公然威胁，“凡是敢于代理西藏事件，或者新疆事件当事人的律师就修理他们”！这就是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而且他还曾是所谓北京市十大优秀律师之壹！换句话说李大进实际上是已经堕落变质的共党党棍而已。

　　第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实质上是壹个被强制阉割的太监型的律师协会，所以它完全不可能保障维护律师的基本权利。尽管全国律师协会的章程规定律师协会是所谓社团法人，是全国性律师行业自律性的组织。但律师协会实际上是中共控制，而且被强制阉割，完全没有独立意志的半官方的机构。

　　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律师协会中都设有党委，或党支部加以控制。客观点说，律师协会仅是在壹般刑民行政案件中起到十分有限的作用。而对于所谓政治案件、或敏感案件、或群体性案件、以及法轮功案件，律师协会不但完全失声，甚至私下秘密配合中共当局打压人权律师。

　　比如说零六年三月二十日通过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严格限制人权律师受理重大敏感案件及群体性案件。凡是群体性案件，重大敏感性案件，都应遵循该指导意见，否则将被司法机关予以处罚。

　　而重大敏感案件何指？就是政治案件，法轮功案件，以及强制拆迁，特别是群体性的，还有各种群体维权的案件。正因为如此，人权律师受到中共当局迫害时，全国律师协会包括地方协会无壹例外，全部保持高度沉默。

　　诸如郑恩宠、我本人及高智晟案，包括最新的江天勇、李和平、陈海、唐吉田等四、五十名先后受政治迫害的人权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各省的律师协会，从来没有为他们说过半句公道话，而北京律师协会甚至落井下石，尽管律师协会章程明文规定，其宗旨之壹就是“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全国律师协会及各省的律师协会，迄今强行收取每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管理费是两万五千元，每个律师是两千元（是郑恩宠状告上海市司法局胜诉后，全国律师受益减了壹半）。

　　换句话说律师协会是强制收钱，却不办事，不维护会员的基本权利。尽管自零六年始，全国各省的律师协会开始实行由职业律师中选任会长，目前据称全国有二十四个省市律师会长由专职律师担任。表面上似乎有所进步，因为过去都是由司法厅（局）长兼任律师协会会长。但是由于中共控制壹切，控制司法、控制律师，以及控制律师协会的局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律师协会会长不再由司法厅（局）长兼任，但是在壹党极权专制独裁暴政下，律师协会基本上无所作为。

　　因此律师协会的性质按照它的章程，是壹个独立的社团法人，是全国性的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组织，但是由于中共严厉控制律师，包括律师协会，律师协会实际上是被彻底阉割了的没有独立意志的太监型的伪协会。

　　第七，导致中国律师制度成为逼良为娼的制度的根源在哪呢？就是我前几期中讲到的中共当局滥用十二种法外方式迫害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包括但不限于酷刑折磨、绑架、强制失踪、暴力殴打、判刑监禁、劳教、暂停注册，不予注册、强行停业、变相驱逐出境、威胁恐吓，非法监听、非法监控、骚扰软禁）。也就是说中共当局专门打压的是中国律师当中为数极少的最宝贵的人权律师。

　　律师也是人，也得养家糊口。而所有的人权律师，是最敢于为政治思想犯辩护的，为法轮功辩护的，为家庭教会辩护的，为强制拆迁受害户，为矿难的受害者，以及为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和转业复员军人辩护争权的正义律师。为这些人真实强烈抗辩的人权律师几无例外都受到中共当局完全是法外的野蛮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给其他所有的中国律师壹个什么警示呢？就是妳们不要涉及这个领域，如果胆敢涉及这个领域妳们就跟这些人权律师壹样。

　　中国律师也是人，妳不能要求每壹个律师都大公无私，或每个律师都以社会正义公道公益为第壹己任，真正能做到此点的律师很少，大多数律师仅把律师作为谋生的职业而已，那么由于中共当局专门打压迫害正义的人权律师，必然鼓励律师麻木不仁自私自利，鼓动律师埋头赚钱，对社会正义公平公道公益不闻不问，鼓动律师去行贿法官，因为只有善于行贿法官的律师才可能搛大钱。

　　为什么律师做正义的事，做受人民欢迎的律师要倍受打压迫害，而那些黑律师，那些精于行贿法官权贵的娼妓型律师，却极少被揭露或处罚呢？仅是那些没有背景靠山又被迫行贿了几次的倒霉律师被抓出来当替罪羊，甚至被当作为中共暴政脸上贴金的样板，才被打压。真正精于行贿的众多律师却极少被惩罚。

　　例如，我在上壹讲论中共体制性司法腐败中提及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的女婿是壹名律师，虽名不见经传，但在他执业八年期间，竟然积攒了超过十亿元的律师费收入，这是典型的司法腐败，官僚腐败，政治腐败结合的产物，如果不是他的丈人当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的话，这个律师哪怕有通天的本领都绝无任何可能。

　　有个“太子党”律师叫做刘红宇。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恩怨，但是他对我恩怨非常深，就是在办理我刚才提及的在肖扬任上，从壹九九六年迄今，最高法院拒绝判决的壹个重大涉港经济案件，他是对方二审代理律师，对方就是通过他干预司法，而他的律师收费跟我的律师收费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按照律师收费标准，上诉审收费八万元，而刘红宇律师据称收费八十万，是收费标准的十倍。他凭的就是刘复之，而刘复之是当过司法部长，检察总长以及公安部长的“司法三公”的人物，所以他的手下有众多的官员，遍布全国司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马仔。

　　所以刘红宇才能胆豪气壮对按收费标准能够收八万元的案件，收上八十万。如果说刘红宇年创收超过千万元壹点都不用奇怪。这就是中共逼良为娼律师体制的另壹例证。据称他当年的出庭费，是以出庭壹次三万元以上。换句话说他是当年全世界收费最贵的律师，西方国家的律师每小时收费大律师可能有达到五百美元的，但恐怖没有象他那样高的。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壹个问题，在中共专制暴政下，像刘红宇那样靠父辈遗威捞钱的太子党律师，像成群的蝗虫壹般，在全国各地法院和最高法院横冲直撞。在最高法院和各高级法院沟通的黑道，大部分都是这种有来头的律师，而这种律师绝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或专业素质非常差的人。他们凭借父辈，就是中共那些土匪、军阀、游民出生的这些家伙的余荫，然后利用权力权钱交换，大肆行贿受贿交易，从中捞钱，这就是中共专制暴政下律师体制的现状。

　　第八，中国律师中有极少数律师在为全体律师的根本长远利益奋战牺牲著。比如郑恩宠律师，零壹年他就在上海首先状告司法局乱收律师注册管理费，他打赢了官司，却因此受到报复而被不予年检注册以致失业。而且2003年10月还被中共当局罗织“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枉法报复判刑三年。另外壹个律师叫做李苏滨，他零三年在河南郑州，也状告河南司法局乱收费，他也打赢了官司，同样也失去了在河南的执业权，后来他被迫到北京谋生。李苏滨律师在零九年二月，再次向北京公安局提交了举报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会长李大进，敲诈勒索律师十亿元律师管理费、注册费和会费的举报信。李律师确实厉害，他与郑恩宠律师，代表了中国律师为全体律师的根本长远利益奋勇当先，争权维权勇于牺牲、善于斗争的非常可贵的精神。至于律师行贿的原因到底何在？

　　律师行贿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律师行贿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贪财，或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有人说是因为法官逼迫索贿，可能法官口头上没有讲，但是他故意用拖延程序的方式迫使律师为早日结案而行贿；还有人说律师行贿是因为司法环境败坏，司法环境黑暗，律师不得不如此。

　　我认为，严格说来律师之所以行贿，很大程度上是不公不义的制度造成的。我可以斗胆地说，我本人是在大陆执业二十壹年的学者专家型律师，是专业声誉良好的律师，而且是非常正直、诚实认真负责的律师。但是连我本人都两次曾经被迫试图向法官送钱以促使法官早日下判。

　　我不相信中国十三万律师中还有比我更清廉的人，连我本人曾经两次试图通过送钱给法官的方式来促使法官依法及时判案。我执业二十壹年，从来没有为了颠倒黑白，或为了我个人的私利而行贿法官。但是我确实为了促使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判案，试图送钱给法官。

　　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能够执业二十壹年都不走行贿路，是因为我本人非常敬业负责，办案非常认真细致，凭我的专业技能，加上我在法律界有相当知名度，我能够有尊严体面的谋生，至少能够养家糊口，而不至于贫穷，所以我才能这么做。但是其他12万中国律师没有几人有我这种背景，资历，专业素质和知名度。可想而知中国律师的行贿率有多高，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说中国律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过行贿的经历，绝对是保守的估计，当然我指的是执业有壹定的年限的律师，因为有些人刚刚执业刚刚几个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有机会行贿。

　　自1990年始，特别是胡锦涛专权以来，司法体制日益黑暗；与此同时，年轻律师行贿者争先恐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榜样的作用。因为在中共控制下的逼良为娼的司法体制下，那些精于行贿法官，以及其他权贵的人，行贿法官壹般是指出庭律师、诉讼律师。而行贿其它当权者是指那些非诉讼的律师，专门办理企业改制，企业上市的证券律师，他们行贿的对象是政府的行政官员，特别是负责审批企业上市的官员，那些律师几乎百分之百也都行贿，而且他们行贿的数目更惊人，只不过是很少被揭露而已。

　　在这种逼良为娼的体制下，中国律师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这是中国律师界的悲哀，那么又如何解决根治这个问题呢？与根治司法腐败类似，只有废除党控司法的体制，只有终结中共专制暴政，只有真正确立司法独立，确立自由媒体，确立法治，律师自治，建立真正独立的律师公会。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杜绝或根治律师业被“逼良为娼”的司法腐败现状现，只要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中国律师将继续被逼良为娼。

　　最后我想以北京律师刘晓原“丧钟为谁而鸣”的感想作为结束语。他写道：“矿工不断死去，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不用下井；农民工被欠薪，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不是农民；贫困儿童失学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的孩子还有书念；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付得起医疗费；农民土地被强征，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不需要种地；百姓住房被强拆，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的住房不用拆迁；无辜者被错捕错判，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没有蒙受冤情；妓女被公开示众，我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不会被示众。但是，等到那壹天不幸降落在我的头上时，谁来为我呐喊？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在每个人的头上，随时敲响。

　　刘晓原律师这段话实际上不是他的原创，是仿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事件引起壹个牧师写的壹段话。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提到的这些事情，恰恰说明十三万中国律师的现状，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做的启示。

　　最后我觉得人权律师张鉴康的说法也很值壹提，他说“中国律师应该明白，如果仅仅是积累财富，结果只能是提高自身物质生活的消费水准，并不能改变自身政治生活无地位的状态。中国律师应当明白，如果不肩负起维护人权的神圣职责，中国律师整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中国律师应当明白，如果不能断然地与专制体制决绝，不能促使中国宪政民主化的实现，中国律师整体最终将被淘汰的宿命不会改变。”

　　2009年11月8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四编：中共政权的司法强盗匪帮性

　　第二十章：中共专制暴政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人类社会政治体制大体上可分为专制、极权、民主体制。专制分为君主专制，贵族专制，军事专制等；极权可分两类，极左即为共产党体制，极右则为法西斯体制；民主可分直接民主制如古希腊，现代间接民主制如共和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

　　中共政权是个集壹切邪恶大成的壹党特权独裁极权专制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人类历史上最恶劣最坏的政治体制。对此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理论家思想家陈泱潮先生早在1976年便深刻指出"共产国家的政治，乃是人数极少的壹小撮党阀兼军阀、财阀、派阀的 寡头政治、宗派政治、行帮政治、法西斯政治、骗子政治，根本就没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与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方法相壹致，这种政治只崇拜进行极端无耻的欺骗宣传和法西斯专政的屠刀。这种政治用神化党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恐怖政策来压制批评，镇压革命；用批判别人的卑鄙来掩盖自己的更卑鄙……因而这种政治是标准的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到处都散发著特权屠刀的血腥气。杀人和说假话， 是（中共）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的本色，其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1]。

　　由于中共实际撑控了政军警特公检法司监狱媒体文化教育宗教，亦即中共独裁撑控壹切，而由"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的政治学定律可以推论出"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则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残暴！"中共专制暴政正是此种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陈先生进壹步指出："权力专制化即权力被极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势必使权力特权化，注定要产生壹个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其必然要使特权资本化，必然要将名义上的公有制 ，变成实质上的官僚特权所有制。并按权力大小进行攫取，通过权力交换达到无不占有 ，不顾血本进行挥霍……官僚特权阶级不是依靠公理和正义引导社会，而是从指导思想上就明确依仗暴力专政和欺骗与控制信息舆论来维系统治……任命制、等级制、神化党、权力机关实行壹元化集中掌控，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新闻信息舆论亦在壹元化管制之下，这壹切使官僚特权阶级对权力的追逐绝无正大光明可言，不可避免地充满阴谋诡计，上行下效，欺骗和残酷斗争，无仁和不义风行于世，且以无神论毁坏宗教信仰，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全面沦丧，官是贪官，民多刁民；官僚特权阶级在最高统治交接班前后，总会出现政治危机；官僚特权阶级对内实行社会法西斯专制奴役和压榨人民 ，对外则实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争霸……"[2] 他还论证："马克思所主张的〔无神论〕和〔暴力迷信〕、被列宁斯大林恶劣发展成〔 专制教条〕〔党国体制〕〔领袖独裁〕、被中共更进壹步恶劣变成〔煽仇斗恨〕〔运动群众〕〔舆论壹律〕〔军队匪党私有化〕……这壹切，是严重败坏人心、污染和扭曲社会、祸国殃民的剧毒之药。"他深刻论证："中共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为消灭壹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为理想和正义奋斗"的健康力量，而是明知故犯、十分邪恶的制造更为严重、更为残酷、更为黑暗的新的阶级压迫和新的阶级剥削的名副其实的〔骗子集团〕和〔匪党〕！"[3] 因此，"共产专制特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虚伪最狡诈的新型超奴役制度！"[4]

　　其次是因为中共专制暴政下，立法严重不公，而立法不公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因为水源受污染，必然使整条河流受污染。

　　再次是因为中共独裁撑控公检法司军警特，使得司法独立及法官独立审判成为不可能。中共立法时故意将全世界通行的"法官独立审判权"掉包为"法院独立审判"，而中共通过审判委员会（成员百分之百系中共党员）法院党委及政府特设政法委书记，严密撑控法院，因而使得法官根本无法依良知与法律（本身即包括大量恶法）独立判案。事实上，所有政治案及敏感案件，均是由审判委员会或政法委书记定案，经办法官仅是按其指示园案而已，也即"审者无判案权，判者未经审案"。

　　再者，中国根本不存在独立媒体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新闻自由，为了生存所有媒体要么自宫要么被阉，使得所有敏感案及政治案全部被强制消音，因而没有新闻监督社会监督。

　　此外，律师同样很大程度上被伪司法部和伪律师协会撑控生存权，中共司法体制实质上是个逼良为娼的罪恶体制，事实上众多中国律师业已被逼沦为司法娼妓，成为唯钱是追丧失律师职业道德伦理的经济动物，还有不少律师则成为中共专制暴政的帮凶，最典型的即是所谓北京十大优秀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若律师坚持真理坚持法治原则办案十有八九必受中共流氓秋后算账，轻者停业，失业，如张鉴康，杨再新，唐荆陵，郭燕及笔者；重者劳教判刑，如刘如平，朱宇飚，郑恩宠，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或随时受中共特务监控骚扰暴打，如张思之，浦志强，李和平，莫少平，腾飚，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冰。。。

　　因为事实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非常普遍，中国极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错案率最高的国度。2005 年4月13日，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年的佘祥林，因 [被杀]的妻子重现，被湖北省京山县法院当庭宣判无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杀妻案则因真凶落网才幸免于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讯逼供下[承认] 了壹切杀妻与其情人的事实！据中组部知识分子办公室所编《知识分子手册》"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5年，全国共约300多万名干部曾遭受冤假错案之苦，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公民被株连！而依《司法手册第壹集》文革期间全国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者36万余人！此外，《瞭望东方周报》报道："最近十年中，全国共发生有据可查的冤案（即改判无罪和直接宣判无罪）多达20万起……" 。尤值得壹提的是，中国的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密切相关，而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冤案壹是数量极少，二则几乎皆与酷刑无关，而主要是目击证人误认或证人作伪证陷害或由于法庭科枝失误及误供所致。西方人的[误供]有不少是出于心理疾病，有些是基于强烈的出名欲望而承认自已从未犯过的罪行导致冤案发生；加拿大有壹起典型案例则是由于低智商（IQ60）之故承认多达18起强奸案而坐冤狱六年，但随后的DHA测试排除其为犯罪人后，该傻小子竟获 230万加元冤狱赔偿。

　　鉴于上述原因，中共专制暴政下必然源源不断地泡制大量冤假错案。另壹重要原因乃是受害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侵害者，得不到及时公正合理赔偿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的原因。

　　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冤假错案极少发生，因为其政治体制属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代议制民主政体，所有政府官员立法代表均系全民定期选举产生，他们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而必须对选民负责而非对任何政党负责；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权法治的保障，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权力非常有限；独立自由媒体对政府及其官员和全社会生活的全面随时跟踪监督报导；独立司法体制下法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有至高无上的真正独立审判权；律师则完全自治得以全力为当事人辩护；因此在自由民主宪政体制下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正义、公正货真价实。即便偶尔发生冤案受害人也能及时获得丰厚国家赔偿。例如加拿大著名冤案赔偿甚至令受害人成为富翁：

　　?         David Milgaard因强奸杀人冤案于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后经DNA证据排除，宣布无罪；1999年名叫Larry Fisher的真凶落网，David 获Saskatchewan政府赔偿1000万加元；?         壹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15起强奸罪，他认罪服刑6年后释放，随后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强奸罪再次被捕，他亦认罪，并被媒体戏称做the Ste-Foy Rapist，但最终经DNA检测证明其完全无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赔偿了24岁的SIMON230万加元。

　　?         Thomas Sophonow 因杀人冤案于1981年被三次审判并坐牢四年，上诉法院1985年判其无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证据宣告系错案，2001年获赔260万加元；?         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杀人罪被冤判无期，1983年上诉法院改判其无罪，后政府赔偿他25万加元另加每月的养老金。

　　反观中国著名冤假错案的赔偿情况则令人心酸：

　　?         安微王忠志反革命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绝村书记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关禁闭，理由是其不服从指挥，这壹关便是12 年，随后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后加刑4年。经2000多次申诉于50年后的2007年1月获平反现索赔86万元；?         湖北佘祥林因杀妻冤案坐牢11年获赔46万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元/天)；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家庭生活困难补助20万元；?         云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抢枪杀人冤案被分别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后获25万元赔偿（每天76元1角）；?         湖南省湘乡市东郊乡石江村农民王威发1972年被屈打成招的抢劫、强奸罪冤案30年后得以平反昭雪，仅获33000元补偿（每天3元8角）；?         2001年陕西咸阳发生荒唐的"处女嫖娼案"，法院判决被告泾阳县公安局事后向惨遭蹂躏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赔偿金74．66元！

　　?         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无罪时已坐牢十年，为讨赔偿上访二十六年迄今未获分文赔偿壹直在京上访。前几年已患直肠癌，开刀手术治疗后，癌症已经转移，由于经济困难钱，无法再作治疗；?         1997年黑龙江宋德文[强奸杀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获赔；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工人史延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壹家七口共被羁押5101天，获赔6000余元（每天1元2角）！

　　?         2004年11月份，半月谈披露了河南三门峡市高铁钢"杀人喂狗冤案"，三门峡市湖滨公安分局刑警对高铁钢连续逼供16个昼夜，湖滨区检察院在违法的批捕书上签上：批准逮捕高铁钢证据不足，暂时批捕。局长谭鲁生编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教授认定高铁钢有杀人嫌疑的结论。由此，高铁钢作为"杀人喂狗"嫌疑犯被无辜关押677天。事后，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按超期羁押日均55.93元赔偿标准给高铁钢国家赔偿，再无下文；?         2005年9月安徽学生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四名学生因杀人冤案受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讯逼供致精神崩溃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日真相大白，协议中不提刑讯逼供每人获赔6万元（每天600元）。

　　比较上述加中冤案赔偿案可见加拿大的冤案赔偿标准是按中产阶级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赔偿冤案受害者（1034—1800加元/天相当于每天赔偿人民币7238元至12600元）。中国冤案国家赔偿之可怜可悲荒唐至极！大量冤民长达数十年甚至终其壹生得不到平反，北京上访民众长年累月数十上百万，其中真能幸运获得平反者不到1%，即便平反其赔偿标准是按城市下层最低收入标准（从分文不赔至每天1元2角，最高者也仅每天600元），不赔精神损害和其他实际损失；且无权无势越老实者，越得不到分文赔偿，由此可见中共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因为中共窃国盗政上千万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国库（详见郭国汀《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且在无知缺德乏能的中共专制暴政下每26个国民必须养活壹位如蝗虫般的中共党政干部，加之专制暴政必然时刻人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使得国库根本不堪重负当然无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标准赔偿。欲根除冤假错案，唯有彻底抛弃中共专制暴政，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2008年8月17日

　　第二十壹章：论中共政权新闻控制-

　　提要: 中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新闻自由并严厉控制新闻自由，根源在于其取得及维持政权期间始终未获得中国人民真实意思表示的同意因而不具合法性。

　　壹、引言

　　中共系依赖暴力谎言强夺骗取的政权，执政58年来从未举行过任何合法的选举，因而不具合法性，而由于政权取得及维持皆不合法，故其长期蛮横无理地坚持党禁报禁，以便推行愚民政策，确保其专制暴政永世长存，维护少数特权犯罪利益集团之壹已私利。因此壹贯公然撒谎成性，在有关媒体新闻方面尤其突出。例如，2003年11月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大言不惭地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壹[1]！2006年6月1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公然撒谎："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网路）观点进行控制。壹些人指责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是不符合事实的[2]".2006年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也信誓旦旦地称："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3]此类经典谎言数不胜数，足以证明中共实质上是个拙劣无耻的政治骗子。实际上，中共专制暴政下 ,个人或公司完全不存在所谓出版自由权,任何出版单位均必须经层层审批,必须获得出版许可书号，同时还须经严格的事先检查即所谓自律(自阉)，[4] 而中共特别是自胡锦涛专权后对国际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实质系中共犯罪利益集团对中华民族的严重犯罪！[5],而纯属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被捕被无罪重判的作家,记者,异议人士，本人知道者的达48人[6]，不知名者肯定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本文著重论证中共如何控制新闻媒体，实行愚民政策妄图达到中共壹党专制暴政永世长存之罪恶目的。

　　二、中共严厉打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宣传纪律”历来是加倍报喜减十倍报忧，对任何灾害事故，均严格控制对灾情事故实际状况的报导[7]，如规定公开报导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更无耻的是将灾情损失汇报演变成中共表彰官员们勤政[8]。报喜数十倍虚报，报忧则数十倍缩水几成规律。

　　因在互联网公开发表真实思想评论遇中共政治迫害较著名的有: 郑贻春、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罗永忠、杜导斌、清水君。焦国标副教授因2004年5月4日发表《讨伐中宣部》[9]壹文被北京大学奉命取消教职[10];《冰点》周刊因2006年1月发表袁伟时教授壹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 被"停刊整顿"，李大同主编被撤职。[11]最新的是[12]2007年11月29日，上海市文化执法大队十余人私闯《民间》杂志主编翟明磊家中，非法查抄他家剩余的《民间》杂志41本，并强行拆除带走了他的电脑硬盘。《民间》印刷版于2007年7月6日 被停刊，网络电子版于8月20日被查封。

　　在冰点案中，全国各媒体均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冰点》因刊发《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壹文，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妳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被中宣部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冰点》刊发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打电话到报社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遭到中宣部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中宣部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新闻业管制得万马齐喑、壹片死气沉沉。另据焦国标披露:连[公民][民主][自由]诸词皆被中宣部规定为禁刊词.而本人的译著《CIF 和FOB合同》第四版译后记中被编辑按中宣部的指令强行删除"自由、民主"四字。

　　中共严格审查政治性言论，凡涉及政治性言论的网媒皆被严格管制。2006 年2 月北京市新闻主管部门以网站发表言论涉及"政治性质"及资金少于1000万元为由，下令关闭关注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体的"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以及宣传毛思想的"共产党人网"。2002 年以来，思想的境界、世纪沙龙、中国哲学网、自由中国论坛、孤独书斋、宪政论衡、爱琴海、凯迪网整顿、天涯网整顿、三联生活周刊网络论坛、世纪中国等大批思想网站和论坛被关闭或整顿。[13]致使网站谈政治而色变，要么关闭，要么被迫转向情感、娱乐、体育类栏目。以政治性言论活跃而著称的高校BBS 自2004年10月亦被严历管制。继北京大学壹塌糊涂BBS 2004 年被关闭，2005年实施的网络管制措施涉及：高校BBS 内部化；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年审；论坛、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场所、管理员等实名化，IP 地址备案监管；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详化；不能备案者大量关闭。教育部强令所有校园网内的BBS 向校内平台模式转变，限制校外用户登录，并实行实名制。复旦日月光华、西交兵马俑、上交饮水思源、南大小百合、北大未名、水木清华等BBS ，相继转为校内限制，拒绝校外IP 的访问，拒绝公众对公共讨论的参与。[14]而我原来在中国人大，中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律师网的发言权全部被中共当局强行取消。

　　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仲维光先生在分析314西藏暴力事件时指出："今日中国没有任何[实质]变化，是因为中共垄断了壹切媒体，实际上今天的中共整个的精神思想，所用的方法完全和冷战时期，五、六十年代壹样。在中国所有的媒体、宣传机关、所有的出版物都是中共控制的。[15]

　　奥组委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在今年初用壹组数字来糊弄外国人：2007年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已达百场，比2006年增加了70场；参会媒体达9682家次，其中境外媒体超过3600家次；共有290家单位的367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发布会。另外，2007年共收到采访申请740件，安排落实580件，落实率超过78%；安排了3806名境外记者采访，接待人次是前壹年的8倍多。[16] 试图证明中国新闻多么[自由]。

　　然而，2007年1月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外国驻华记者在北京奥运期间可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且范围不仅仅限于对奥运会，也包括政治、技术、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报导活动。北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8月1日公布的壹项调查报告却显示，在受访的163位驻华记者当中，95％认为中国的报导环境没有达到国际普遍接受的标准；67％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履行给予外国记者更多报导自由的承诺。40％的外国记者反馈表示，从2007年1月以来在报导过程中受到中国政府的某种干预和限制，包括跟踪监视、恐吓骚扰、非法拘禁、对记者本人及消息来源的暴力侵犯等。部分外国驻华记者亦认为，在公共场所采访诸如抗议等敏感事件时还是会遭官方禁止，在深入报导少数民族等敏感问题时，还是会遇到很多来自行政部门。

　　2006年10月，中国资讯产业部宣布即将实行博客实名制，随后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透露，中国将逐步试行网路实名制。记者无国界《2006年新闻自由度指数报告》中国[荣获]"互联网之敌"第三名！中国因其先进的技术手段被列为对互联网进行检查最严密的国家，而且能够成功地"既将互联网作为壹种压制的工具，又将其作为壹种宣传手段。" 胡锦涛被"记者无国界"组织评为2007年度"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杀手"。胡锦涛自2002年掌权以来，中国官方针对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16A]、网络异议人士和独立新闻工作者掀起壹波波镇压，尤其是逮捕判刑外国媒体记者，例如《纽约时报》的赵岩和 《海峡时报》的程翔。

　　2007年1 月，“人权观察”公布“2006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中国自胡温主政后，人权和新闻自由均呈现倒退现象。2007年3月，美国国务院公布“2006年人 权报告”指出，中国大陆“部分领域的人权状况逐渐恶化”。2007年6月，“记者无国界”、“国际特赦”、“人权联盟”、“废除酷刑基督行动”、“国际人权协会”、“中国团结联盟”、“人权行动组织”、“支持西藏人民委员会”、“团结对抗死刑”等9个国际人权组织，在巴黎共同发起对北京 提出8点要求的运动，以促进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同年8月6日，记者无国界在北京奥运组委会总部对面举行记者会，要求释放近百名中国记者和网上异议人士，并为 此示威抗议。8月7日“保护记者协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批评中国政府没有信守承诺。 据美国自由之家对全球19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度的评比，中国大陆是拘禁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77名。

　　因此，中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新闻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政权来源取得与维持均不合法。而为了维持其非法统治地位，中共长期以来壹直实行极为严厉的党禁报禁，旨在推行愚民政策，以便维护其特权犯罪利益集团壹已私利。

　　三、中共控制媒体主要有垄断所有权、垄断记者证核发权、虚无宪法、滥定行政规章、滥施刑罚、审批登记制、洗脑与封官、禁载、网评员误导、网络封锁、网警威胁、经济处罚、预先审读制、内参制和黑社会暴力等种种手段1垄断媒体所有权.

　　中国媒体自1949年始全部被强行国有化，由于中共掌控了中国壹切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因而媒体实质上被党化。虽然近年来对媒体投资者有所松动，有少数私人资本介入媒体，实质上仍在中共的严密撑控之中。例如：1999年10月21日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 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规定：中国媒体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壹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壹律视为国有资产。而且，此规定适用于所有中国报纸。

　　在中国，不论谁投资，都必须服从中共的意志，那些私人资本投资的媒体如：《环球企业家》、《港澳经济》、《新周刊》等民间资本投资的媒体，在中共专制体制下生存环境恶劣。稍有不慎，便会被停业整肃甚至关门停刊，因此，他们要么同中共的喉舌同流合污，要么被迫关门，因为中共决不会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存在。结果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中国媒体后成为陪衬。师涛先生在《壹不小心就被搞死》文[17]中对中国新闻媒体生存环境之险恶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中国迄今没有壹家私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宪法》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形同虚设，而私人设立或经营的互联网站，随时会因为言论出格或传播敏感信息而被关闭，国家及各地新闻出版部门无视《宪法》，更谈不上尊重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动辄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当局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公民发言权， 禁止发表章诒和、李锐、何家栋、戴煌、杨继绳等著名敏感人物和壹些著名敢言知识分子贺卫方、刘军宁、刘晓波的文章，处罚敢于直言真相的记者。任何人壹旦在网上公开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文章就会受到监控、关押、拘禁甚至判刑，仅2007年就有数十名网络作者、记者、自由撰稿人、异议作家和普通市民，分别被公开通报批评、暴力殴打、经济处罚、警告、罚款、拘留、逮捕和判刑，壹些披露敏感问题的图书被禁止发行，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作家成为中共"文字狱"的受害者。此外，还有壹些记者因为发布突发事件新闻、内幕新闻而被诬控为捏造假新闻，被剥夺记者工作权。[18]

　　2垄断记者证的核发权

　　新闻出版总署垄断了全中国记者证件的核发，旨在控制时常批评政府揭阴暗面的记者、并防止异议人士获新闻记者证件。《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记者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后才有采访权，同时规定从事记者工作壹年后才能申请领取记者证件，记者证由新闻出版总署独家统壹印制并核发。依此手段将不少正直诚实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清理。我在为郑恩宠律师辩护过程中结识的六位优秀记者（如陶峰）便被当局清理出局。

　　3中共控制媒体的特征

　　如今中共控制媒体业已精治化因而更狡猾、更隐蔽。何清莲女士归纳了六点特点[19]：

　　（1）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

　　（2）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重领导，宣传部权力更大于新闻出版署/局。

　　（3）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所有政治思想犯，皆以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的罪名惩治；或直接罗织“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罪名惩治。而且发布惩治通知时改由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旨在避免留下证据。

　　（4）在新闻报导上，改以往的沉默，用搅浑水的方式，发布“混合著部份事实真相的谎言”。从而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5）国安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任意逮捕不听从中共禁令的政论作者。

　　（6）在严厉设定各种禁载规定的同时，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如色情、性、吃喝玩乐、休闲等领域。 诱导网民日益商业化、庸俗化。

　　此外，绝大多数中国媒体互联网站为了生存自保而被迫自我阉割亦成为中国媒体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壹大景观。

　　4中国宪法形同废纸

　　《宪法》35条抽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由中共独家撑控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均是有关如何控制、管制新闻媒体，亦即是具体否定上述国际法确定的普世公认的自由恶法！媒体往往只有义务而根本没有权利可言。 在实务中，宪法权利形同虚设，起实际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法律与不断颁布的“行政法规”与种种“政令” 。 例如有关出版自由：

　　（1）国务院 1987年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规定：壹，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二，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 必须申办准印证，方可印制，违者亦视为非法出版活动。

　　（2）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机关发布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89 年《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以及新闻出版署1991年《关于认定、查禁非法 出版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列明了非法出版物的七种主要形式即：①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②"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③"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④"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⑤"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⑥"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⑦"其它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4） 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第壹条：" 根据国家规定，未经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活动。"（5） 1997年制定，2001年修改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报纸、期刊及其它各种出版物 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

　　（6） 1998年12月 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非法出版物犯罪依照刑法第225 条第三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由上述规定可见，中共恶意非法彻底剥夺了国人的出版自由权。而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皆非立法机构，它们却几近随心所欲地制定体现中共单方意志的规定，并强行实施。

　　5 通过滥施刑罚，彻底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权

　　例如《刑法》105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1条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者”，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这两条业已成为中共专门用来对敢言知识份子和政治异议人士 实施政治迫害的“专用武器”。前述提及的48名因网络写作而被捕被判刑者绝大多数系被以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非法为境外提供提国家秘密罪名被罗织罪名[20]。

　　6. 随心所欲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  以[扫黄打非]为借口行封杀政治言论之实中共故意无限期拖延正式新闻立法，而由受其撑控的政府行政部门颁布实质管制出版新闻业的壹系列行政法规：

　　《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认 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公安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鉴定淫秽录 像 带、淫秽图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 版管理条例》、《加强对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央宣传部关于期刊对外发行问题的通知》《印刷业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国科学 院关于科技人员向国外投稿问题的通知》、《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在文章或学术资料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管理对外发表统计数字的通知》、《中央宣传部关于不得在新闻报导、文学作品中泄露中缅边境贸易情况的 通知》这些行政法规从表面上看似乎著重社会管理职，其真实目的则旨在政治监控 。在中共专制暴政下，从繁华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到边远的穷乡僻壤，实质上是中共有意放任引导色情业早已泛滥成灾，故扫黄仅是警匪壹家分脏的重金矿，打非（政治封杀）才是中共真正著力点。

　　7 以反动的审批登记制取代国际通用的登记注册制"凡是任何公民个人及公司均有权行使的，凡是无需政府或任何其他部门许可的，凡是无须事先审查的，凡是允许猛烈严厉批评政府及公众人物的，凡是允许议论任何政治宗教信仰的出版权利皆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反之必然是虚假的出版自由。中共对出版、报纸及网络的管制表现出明显的失权恐惧症"。[21]

　　（1）《出版管理条例》第10条明显违悖与宪法第35条之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此种规定远比清朝及民国时期的相关规定反动。后者采用报刊出版物登记注册制，预审和追惩相结合；而中共则开历史倒车故意采用反动的审批制旨在阻止私营报刊业的诞生。

　　（2）《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规定："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2）报纸要由主办单位经其主管部门同意后提出申请，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3）经批准后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报刊登记证"方可出版。

　　注册登记、主办单位与主管单位制度是中共控制传媒的重要环节。主管单位必须属于党政系统的"党、政、工、青、妇"组织。依《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主管单位、主办单位 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办单位对所办出版单位的责任之壹是"领导、监督出版单位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办社（报、刊）方针、宗旨、事业范围，做好出版工作；审核出版单位的重要宣传报导或选题计划，审核批准重要稿件 （书稿、评论、报导等）的出版或发表；决定所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发行不发行，对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内容等方面发生的错误和其它重大问题，承担主要领导责 任"。 此种规定迫使出版单位凡事皆得看主管单位即中共的脸色行事。

　　（3）《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第7条 对新闻网站的设立条件做了极苛刻的限定：第壹，互联网登载新闻业务全部需经审批，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站新闻登载业务的管理工作；第二，新闻 网站的设立权仅限于中央和省级以上政府（及省会市）直属新闻单位经批准设立的网站；第三，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经批准可以登载新闻，但仅限于中央及省级以 上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非新闻单位的信息服务机构的设立条件要求很高，申请组织为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 万元人民币；有10 名以上专职新闻编辑，其中在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3 年以上新闻编辑人员不少于5 名；其他互联网站壹律不得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第四，链接境外新闻网站，登载境外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发布的新闻，必须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通过苛刻的事前审批制，设置荒唐的高额注册资本金等手段非法剥夺了个人网站从事新闻刊登服务的可能性，其唯壹目的在于新闻封锁。

　　（4）中国对境外新闻信息和境内突发事件的发布控制更为严格。2006 年颁布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禁止外国通讯机构向中国本土用户直接出售新闻信息，而由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壹管理；《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新闻媒体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处５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22]此种规定目的决非为了新闻自由，而是以经济处罚手段封杀新闻自由。

　　由于网媒易突破中共对传统媒体的彻底撑控，中共对国际互联网的严厉控制反映了其极为恐惧新闻自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8年1月17日日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2007年12月31日，网民总人数达2.1亿人。宽带网民数1.63亿人，手机网民数5040万人。2007年12月26日,该项中心公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表明,截止2007年11月底,中国博客空间达7282万个，博客作者人数达4700万。依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已于4月24日跃居世界第壹达2.21亿人[23]。

　　自1996 年始，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十四个部门针对网络管制，居然泡制了五十部相关的法规规章！但中国人大迄今未对互联网言论专门立法，人大常委于2000 年 颁布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主要规定对通过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刑事规范。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之《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 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大常委之《决定》及两高的《解释》都是从禁止色情言论、有害言论，及社会 秩序的角度对网络言论进行管制。国务院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及上网场所进行 了相应的规范。信息产业部，单独或与相关主管部门共同颁布了大量有关互联网言论的规章。如《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 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除了上述法律法规，行业规定和自律协定等也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如《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 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等。

　　由此可见，中共对互联网极度害怕恐惧。中共之所以不遗余力苛严控制国际互联网，是因为中共早已严控全部传统媒体，而互联网是唯壹仍有漏洞而无法完全控制的新传媒。中共为此特设“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1月23日举行第38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称：互联网"关系到国家文化资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24]所谓文化资讯安全是假，中共政权安全才是真的。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暴力为后盾的谎言愚民治国术，因而特别畏惧事实真相。然而大江东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互联网是打破中共新闻封锁最有力的壹环，国际互联网极可能是为中共专制暴政送终起重大作用的传媒。

　　8  通过抵层级文件、办法之类的架空宪法明定权利《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网路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九类讯息：

　　壹、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壹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些禁止性规定概念含糊，表意不清，几乎每个词皆可作广义及狭义解释，实质上将国民依宪法35条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剥夺得壹干二净。随后，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与《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其禁止内容与上述规定相同。此外《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不准出现"损害国家机关信誉"内容。而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民批评国家机关不可能不损害国家机关信誉。

　　9 利用经济处罚迫使威胁媒体自我阉割

　　《禁止媒体擅自发布突发事件报导》所谓突发事件包括工业事故、自然灾害、卫生健康或社会安全事件等, 新闻媒体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导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壹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传媒本质上系商业公司，私人民间资本投资参股者不必说，即便中共控制的国有传媒仍然以赢利为其主经营目标。动辄重罚迫使投资者不得不自我阉割以免蒙受经济损失甚至破产。直接后果便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媒体皆自我设置了层层[自律]，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网站协议中皆有壹条：不得谈论敏感政治问题！

　　10 通过任意颁布各种禁载规定操控新闻媒体

　　何清莲女士对此作了详细研究并指出：1990年代以前，禁载规定多以书面形式出现，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 针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导工作的几点规定》等。[25]90年代后不用文件形式而是通过电话、小范围会议等"内部传达"的形式通知。 旨在避免留下其操控媒体的证据。每周各报都有例行"总编办公扩大会议"[26]主要是传达中宣部最新精神，以及各种禁载规定与处理"犯错误"媒体与人士的消息。何女士归纳了11个方面"媒体报导原则" ，由此可见中共封杀新闻自由已届草木皆兵的程度。[27]

　　中共政权与西方奸商合作采用最先进技术手段对互联网言论进行全面监控，采用以阻止进入技术和过滤技术为主的技术控制体系。壹方面通过在互联网的国际主出口设定对访问某些IP 地址的限制，使得网民无法直接登陆这些国外网站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另壹方面通过在Google 等搜索引擎中设定关键词对言论进行过滤，旨在封闭网络封杀真实的新闻。

　　中共政权加紧网络封杀打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中共威胁利诱下，百度网，雅虎网皆为虎作伥,均设置敏感词过滤，主要包括政治敏感词，政治人物，异议人士等词;谷歌网在中国设立的"谷歌"也进行敏感词过滤，敏感词包括蚁力神、六四、党禁、报禁、陈泱潮、陈光诚、高智晟、乔崇怀、刘晓波、酱猪媳、江泽民、江核心、江core、李洪志、法轮、练功、大法、FLG、上访、泄密、瞒报、1989、美国之音、劳教、民主墙、卖国贼江泽民、毛厕洞、两个中国、明慧网、信息柏林墙、热比娅、宋祖英、天怒、天安门录影带、王丹、西单民主墙、赵紫阳、壹党专政、末日看绝 望、平反六四、朱琳、暴政、反共、共党、僵泽民、江猪媳等五千余组敏感词。而且上述网站的海外网也主动挨或被动配合中共对民运人士根据等级不同设置了不同级别封杀率，对中共政权不具有致命威胁者采纳放任或捧杨术，反之对中共专制暴政有致命威胁的民运领袖人物则极力封杀[27A]。

　　更为典型的是： 2004 年湖北赤壁市提出"搞垮壹家网吧，挽救壹批孩子"的口号关闭了全市57 家网吧。2006 年山西方山县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壹夜之间取缔全县所有网吧，成为有网络而无网吧的县城， 2006 年深圳警方要求该市300 余家网吧业主在3 个月内全部安装视频监控器材，网络警察壹旦发现有人在网上阅读或刊登敏感内容，通过IP 地址就可以立即找到他在网吧的即时录像，掌握他的壹举壹动。对网吧进行视频监控的做法正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推广。[28]

　　11通过审读制预先对新闻媒体进行全方位管制

　　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制定了审读工作的规章，旨在审查报刊是否"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等。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至办有媒体的市县等各级宣传部门，都有专职"审读（审听、审看）小组"，按级别负责审查其辖区内的媒体。凡是不符合中共定调的新闻皆被封杀。全国此类审读员至少数十万，大多是退休媒体编辑记者，贪图几个金钱不惜出卖灵魂，实质充任中共的编外警察，成为文字狱打手，助肘为虐.

　　12由宣传部门确定某壹时期的重点报导内容，对重大事件先"定调子"，统壹报导2006年4月12日，中国广电总局发布《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壹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 因此，尽管中国号称有2000多家报纸，9000余家杂志周刊，数百家电视台，但其播出的新闻千篇壹律，形同机器复制品。

　　据业内人士揭露，中共对网媒的监控日益精致化．全国性的大网站由北京市新闻办公室管理（简称北新办），包括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网站。各地的新闻网站由各省的新闻办管理。近期反藏独及保圣火传递的报道，均由中共统壹部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指令到北新办及全国各省新闻办，北新办负责通知全国性的大网站，各省新闻办知道自己的新闻网站。以往的指令仅要求删除内容，近年来多了要求发布指定的新闻内容，更详细到要求发到 指定的位置，甚至要求发在指定的头条的位置。近期不仅要求 刊发新闻，甚至还要求各网站利用论坛及博客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发布"网友"文章。为增加欺骗性，指令甚至具体到要求各网站以自己的名义在指定的 位置发布这些指定的文章[29]。

　　13　通过政治特权的内部参考制非法剥夺国民知情权推行愚民政策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新闻，都被中共随意当作"国家机密"，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按行政级别提供给官员阅读。"内部参考资料"是指经过严格过滤，只能让党与政府官员按照级别阅读的社会新闻[30]。这种极端反动制度剥夺了中国公众最起码的知情权，同时使得中国各媒体必然提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

　　14、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思想控制 对媒体负责人则政治与经济利益挂钩通过传媒的行政级别与传媒负责人的任命 及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所谓政治教育长期强制洗脑，打压壹切敢于直言不讳的正直记者，同时予媒体负责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政治经济待遇利诱，造成众多新闻从业人员良知丧失，职业道德整体严重下降的恶果。

　　15  五万名网上警察政治监控,无数网络评论员误导网上舆论2004 年底，中纪委监察部培训了全国首批全球独壹无二的127 名[网络评论员]，专门组建了网络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反腐倡廉网络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及人民网，新华网组成了网络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壹管制和调控网络新闻和言论，采用网络评论员监督网络言论。此后全国各地大量招聘网评员,具体人数按最保守估计至少数十万人.中共就是如此滥用民膏民脂,专干此种堵口塞耳使国人皆变成睁眼瞎的无知愚民的工作.近期在海内外发生的由众多无知愚民甚至海外大批留学生为主体的所谓[反藏独保奥运圣火现代义和团运动],便是这些网评员的工作成效之壹.中共此举纯属对中华民族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16  利用、纵容、放任黑社会用恐怖暴力手段对付威胁记者作家依著名记者昝爱宗披露[31]仅2007年，至少有香港、德国、美国、法国多名记者在中国采访群体性事件遭到警察的盘查。舆论监督的报道被绑手绑脚，中央电视台记者亦然，异地 监督仅是在局部小范围内进行，如《南方都市报》对厦门PX化工项目、山西黑砖窑、陕西华南虎政府不诚信等外地突发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却对本省发生的番禺太石村维权、东洲村民对当地建设电厂的抗议群体性事件、被指控非法出版的异议人士杨茂东（郭飞雄）的冤案等却禁止报道。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统计， 中国现有三十多名记者、新闻撰稿人被关押，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32]。众多记者采访中被打、被枉法拘禁判刑。[33]大量网民因捍卫网络言论自由权被任意拘禁判刑。

　　据业内人士称：2007年以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明显加强，业内被整肃的个案不断，中宣部指令的频率比以前更高："在宣传上说我们现在新闻自由了，国外记者可以来采访，可以召开新闻招待会，看起来自由度大了，实际上控制更严，在较大的活动之前，媒体这种收缩是肯定的。很多敏感的东西不让说，近期较敏感的有上访、民办教师、退伍军人等问题。 中宣部几乎每周都有通知，像雪灾，不许说雪灾不好，根本不让反映真实的情况。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中共壹党专制独裁的条件下，中国根本没有也决不可能有新闻自由存在的余地。中共极度害怕新闻自由，近年来尤其恐惧国际互联网。中共政权实质上是壹个极权专制暴政，本文以详实的证据从新闻自由角度再度论证了这壹结论。

　　中共通过前述15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式从垄断媒体所有权、垄断记者证核发权、虚无宪法、滥定行政规章、滥施刑罚、审批登记制、预先审读制、网评员制、洗脑与封官、禁载、网络封锁、网警监控、经济处罚、内参制和黑社会暴力等种种手段从政治、经济、行政与刑罚各方面不遗余力地全面封锁新闻信息，进而使得中国2000多份报纸，9000余份周刊月刊，数百家广播电视所发布的新闻皆千篇壹律，且大多是经严格过虑掺假跨大或缩小失真的片面甚至假新闻。因而实质上58年来中国人民壹直处于被欺骗愚民宣传受蒙骗愚弄的可悲可怜境地。

　　中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新闻自由并严厉控制新闻自由，根源在于其取得及维持政权期间始终未获得中国人民真实意思表示的同意因而不具合法性，同时由于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謦竹难书,罪不容赦的滔天罪孽，因而害怕失去统治权力。经过58年残暴无能的极权专制独裁统治，通过壹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既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又几乎毁灭性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全国各族人民在既无外侵又无内乱也没有天灾的和平时期近八千万人被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等名义屠杀或活活死的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大悲剧，全民族整体道德水准急剧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因而中共当局随时处于担心丧失政权被清算的极度恐惧之中。因为壹旦真相被彻底披露，中共专制暴政必将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且中共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必定难逃未来中国正义法庭审判的命运。

　　通过本文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充分证明：中共官员有关新闻自由方面的说法全系谎言，也印证了众多国际人权机构评定的胡锦涛是[国际互联网之敌]，中共政权是[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杀手]，及中国新闻自由排行世界倒数第177名等皆货真价实。笔者认为只要中共专制暴政存在壹日，中国即不可能有所谓新闻自由。

　　2008年4月19日法国巴黎2008年《巴黎中国新闻媒体控制国际研讨会》演讲稿。附注请查阅博讯郭国汀律师专栏，此外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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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詹新惠"柳斌杰中国是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国家之壹"，人民网 2003-11-3[2]"外交部发言人驳斥所谓中国控制互联网说法"，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 中国新闻网[3]刘正荣,"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捕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2/15/content_4182750.htm,新华网.

　　[4]例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 《中国律师网》公然规定 :"不得谈论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自由中国论坛网 》规定:"禁止涉及法轮功 ,三退及活割话题!"大陆中国几乎所有的网站均有相类的自我阉割规定 .

　　[5] 以前，任何人均可能在任何中国大学网站公开发表任何言论，尽管政治言论很快即会被删除； 但自2004年10月以后，禁止任何校外人士在校内网站发言。

　　[6]郭国汀，"中国争人权言论表达自由权的先驱者与英雄名录"《博讯》，2008年4月。

　　自2003年以来，中共专制暴政将壹大批正直诚实优秀的青年因在互联网发表文章以颠覆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判刑。他们是杨天水（1990年10年加2006年12年）、许万平（1989年8年1998年3年加2006年12年）、张林（13年）、黄金秋（清水君12年）、师涛（10年）、王小宁（10年）、任志远（10年）努尔莫哈提?亚辛（10年）、任自元（10年）、徐伟（10年）、靳海科（10年）、何德普（8年）、杨子立（8年）、张宏海（8年）、李国涛（7年）、郑贻春（7年）、陶海东（7年）、张建红（力虹6年）、赵常青（5年）、陈光诚（4年）、姜力钧（4年）、郭起真（4年）、郑恩宠（3年）、高智晟（3年缓5年）、罗永忠（3年）、桑坚成（3年）、罗长福（3年）、杜导斌（3年缓4年）、严正学（3年）李长青(3年)、张汝泉（3年）、池建伟（3年）欧阳懿（2年）、卢雪松(2年劳教)、李元龙（2年）、李建平（2年）、郭飞雄(5年)、陈庆树(4年)、易晓斌(2年)、阳小青、赵岩、程翔、谭凯（1年另6个月）、王德邦、杨春林、胡佳（3年半）章建宏、孙林、何方。以上作家记者或政治异议人士皆因网络写作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起诉及判刑。另据《2007年中国法律年鉴》2006年，中国总共有604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外界知者不到5%。

　　[7] 例如：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发生煤层大爆炸，造成682人死亡。这壹在中外采煤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过了将近40年才被披露；1975年河南省发生造成8.5万人死亡的堤坝 崩溃事故直到1988年才在壹本谈到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灾害性事故的书中提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直到本世纪初才披露真相；上世纪 九十年代肆虐于河南的艾滋病疫情2001年8月23日卫生部才予以公布。

　　[8]何清涟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博讯> 2004年月日[9]何清莲女士在她的研究报告指出:温家宝当然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伟大"功能，知道这个部的职能就是监控、引导全国舆论导向，日常工作"除了整人还是整人"（前中宣 部长陆定壹语）；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更清楚中国花费巨资建立金盾工程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壹切现代科技，包括网路、声控、摄像等壹切手段将中国人管制起来―― 当然，如今这年代要想管制思想已经不太可能，但管制发表思想的渠道却正是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在做的事情。[9]他已经将新极权政治下的"扮傻游戏"玩得炉火纯青，将"透明的谎言" 撒得声情并茂。多少年来，中国官场就已经习惯了在公开场合说谎话，官员们知道自己说谎，但却非常认真投入地将撒谎游戏进行到底；听众们也知道官员在说谎， 却必须十二分认真地倾听并给予掌声，表示被领导的真诚、廉政、爱民亲民之情深深感动；而媒体更是必须配合宣传的需要，给予大量版面予以报道。

　　2002年1月，中宣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后，通报批评中国传媒"存在10大问题"。从中可看出中共新闻控制已届登峰造级之地步：

　　（1）把关不严。有些报导出现严重错误，例如有报纸鼓动起诉党委。（2）公开报导内部消息，引起社会混乱。例如去年公务员加薪 30％、中央领导有关国有股减持的内部讲话等。（3）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4）公开报导重大疫情，影响社会稳定，例如爱滋病的报导等。（5）民族宗 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主要指西藏与新疆两个"独立运动"频发的自治区。（6）追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对灾情有夸大之 处。（7）刊登格调低下、庸俗的文章。（8）泄密。（9）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新闻刊登。（10）推崇宣扬西方的新闻观、价值观。 出处同注7.

　　[10][敢言北大学者焦国标"被解职"] BBC CHINESE NEWS NET 2005年3月30日[11]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摘从来就没有断过，又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蛮横指摘。

　　[12]郭国汀，"论出版自由——声援支持《民间》及主编翟明磊"，《自由圣火》，2007年12月2日[13]贾西津. 互联网管理之路[EB/OL]. [2006-12-27].http://www.blogcn.com/u2/4/1/muguiren/index.html.

　　[14]邹东升，车邱彦，"言论自由互联网舆论管制政策与网络治道变革"（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Mar. 2007, Volume 4, No.3 (Serial No.28)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 USA[15]专访仲维光从西藏事件看当代中国的极权统治, 大纪元新闻网, 2008年4月12日。

　　[16]"流言称中国政府新闻管制 中国外交部反击，"http://2008.qq.com ，《环球》杂志 ，2008年2月27日。

　　[16A] 至少有15位中国人权律师及人权活动家因为法轮功作无罪辩护或为政治敏感案件辩护而受到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被捕被判刑被驱逐出境被暴打或被原所在律师事务所强行解聘而失业。他们是郑恩宠、郭国汀、高智晟、郭飞雄、刘如平、朱宇飚、张鉴康、陈光诚、杨在新、李和平、李方平、腾彪、唐荆凌、郭燕、胡佳。

　　[17] 师涛，"壹不小心就被搞死"，《民主论坛》2003年4月5日。透露：《银潮》杂志2001年第5期刊载《徐景贤刑满释放后开口说话》壹文，因"存在重大选题没有报批的问题，严重违反有关管理规定"。此外，"该刊去年（2000年）和今年（2001年）以来刊载的部份文章、图片有为数不少涉及党和国家前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而且其中有明显失实的内容"，"该刊去年还刊载了篇幅较多的社会纪实类文章，其中壹些文章社会效果不好"。鉴于该杂志存在的上述问题，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已决定对《银潮》杂志作出停刊整顿的处理。

　　[18]昝爱宗,<2007年中国新闻出版言论不自由之典型案例实录> ,民主中国  2008-1-4 11:51:47[19] 何清莲，"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新闻"。

　　[20] 部分新闻记者作家被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秘密罪或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的案例：

　　1、山东高唐县三政府工作人员在网上六字留言遭逮捕。2006年12月20日，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上网看到"百度贴吧"称高唐进入全省六强，成为经济领头羊".董伟知道虚假故留言"孙烂鱼更黑啊"，指责县委书记孙兰雨。12月31日，董伟因涉嫌"侮辱"、"诽谤"县委书记孙兰雨，被警察从县民政局办公室拘捕，该县医院医师王子峰和县壹中体育教师扈东臣同时被拘。

　　2、2007年8月24日杭州作家吕耿松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随后被判刑四年。

　　2、独立中文笔会作家王德佳笔名为"荆楚"，因撰写文章批评北京奥运被以煽动颠国家政权罪名遭捕，后在巨大的海内外压力呼吁下取保侯审壹年。

　　3、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人权活动家杨茂东（郭飞 雄），假"非法经营罪"2007年11月14日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期间受到极为严重残暴的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电击生殖器等。

　　4、陈树庆，异议作家、中国民主党浙江党部负责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7年8月14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壹年。

　　5、黑龙江失地民代表杨春林因提出"要人权，不要奥运"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五年刑。

　　6、北京异议人士、作家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三年半徒刑。

　　7、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严正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三年刑。

　　8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建红（力虹），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政论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7年3月19日判六年徒刑。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但中共当局仍毫无人道地拒绝了其保外就医的申请。

　　9、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壹朱虞夫，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七年，获释后于2007年4月18日再次以袭警为由被捕，同年7月10日以"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

　　10、广 州《南方都市报》前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因该报长期真实新闻报导被政治迫害以行贿财务违法等罪名，壹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改判八年。

　　11、《当代商报》前记者兼副总编师涛因电邮壹份涉及天安门惨案及法轮功问题的口头传达文件，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10年刑。

　　12、《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因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评论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二年。

　　13、新加坡《海峡时报》前驻香港记者程翔被以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五年。

　　14、前《中国改革》杂志记者、《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因透露江泽民将退位信息被以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五年刑。

　　15、贵州《毕节日报》前记者李元龙因发表数篇讽刺中共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二年。

　　[21] 郭国汀，“论出版自由——声援支持翟明磊记者”，《自由圣火》，2007年6月。

　　[22]邹东升，车邱彦，"言论自由互联网舆论管制政策与网络治道变革"（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23] [23]China reports it's tied US for most Internet users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New York Time, April 24, 2008[24]李怡，"中共新设壹个网络宣传局"《博讯》2007年1月30日 转载[25]这些禁载规定十分具体。如《重申几类需经专项申请的选题的通知》规定，"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涉及党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壹类人物的"选题需报上级有关单位审批。《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工具书"，以及"著作"、"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原则上不要再安排"出版。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丑恶历史的内容披 露于世。此类规定还有《关于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为 了防止东欧民主化的消息传入中国，需要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作的规定；还有《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中央宣传部关于编辑出版回忆地下斗争读物应当注意问题的通知》等，中宣部随心所欲发禁令干涉新闻媒体自由报导新闻。

　　[26] 师涛便是因为在此种[总编办公扩大会议]上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六四学生领袖闯关，法轮功及群体事件的口头传达后将摘要电邮给《民主论坛》而被中共罗织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无罪重判10年徒刑。

　　[27] 同注7 （1）禁止新闻从业人员给海外（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写稿，尤其是新闻稿；壹旦发现，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2）不要组织跨区域的研讨活动，不要让壹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异地发表意见，给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3）对 腐败案件的报导不要集中于壹个时期，以免让群众产生"共产党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的错觉；在报导贪污腐败案件时要将重点集中于党与政府痛下决心惩治腐 败，而不是贪污腐败有多严重。（4）公安局抓捕坏人的报导多报，杀人的报导少报；案例不要报细节，不要让人借案例攻击党与政府；尤其是有关金融犯罪案件， 细节不能报导，以免让其他罪犯从中学习作案经验。（5）天灾人祸的报导必须受到严格监督，避免加剧公众怨恨；在不能避免（即指无法隐瞒）的情况下进行报导 时要统壹口径，著重报导政府组织救灾活动，以及在救灾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灾情，不能出现具体数字，所有有关数字必须经宣传部门审查后方予公 布。（6）壹些敏感时期如每年的"六四"前半个月，不能出现有关政治、经济包括社会新闻方面的负面报导；1999年以后，在李洪志生日的5月21日要避免 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生日"等字句，内容要严格审查。（7）不要过多宣传福利彩票壹夜暴富；对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消费，不要过度渲染；尽量不要报导贫富差 距这类敏感问题；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要从党与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出发进行报导，而不要单纯渲染下岗工人的穷困。（8）出版社在出古籍等历史题材书籍时，要 注意书中不要出现影射现实的倾向。（9）出版社及报社在出版或刊登有关历史书籍或文章时，要注意有些人为自己翻案；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传记与回忆录，需要报 中央办公厅党史办审批。（10）出版少数民族的书籍要谨慎。（11）对有关社会经济的重大题材的报导，需要事先报新闻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审批；不得发表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负面评论的任何文章。

　　[27A]对中国民运先驱者代表人物陈泱潮先生长期克意封杀冷冻。谷歌网陈先生信息正常情况下有120000个，最高时达230000个，而低时仅23000；然而雅虎网海外网则长期仅有93至103个信息。明显可见陈先生是中共重点封杀对象。

　　[28]邹东升，车邱彦，"言论自由互联网舆论管制政策与网络治道变革"（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Mar. 2007, Volume 4, No.3 (Serial No.28)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 USA[29]"大陆网络宣传的真相"(博讯)2008年4月10日[30] 同注7。 中共人为地将大量社会新闻随心所欲地定为国家秘密旨在严格新闻封杀．因此正式报导的新闻几乎全部是不实或片面或跨大或缩小的虚假新闻．而中共官员则按等级森严的行政级别分级独家撑控真实信，客观上使得为官极为容易，根本无需1.《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编）：登载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党内高层重要建议，俗称"大参考"。这种文件有定期回收制度，遗失者需要承担政治责任。 2.《内部参考》（新华社编）：刊登国内大事和重要言论。 3.《内参选编》（新华社编）：确实无秘密 可言，故此允许副处级干部（含此级别）以上私人订阅，而且不再需要定期回收。  4《国内动 态清样》上当天就得发上壹篇内容详细的专稿，详尽报导事件的全部情况，闹事者的"反动言论"和"无理要求"，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等等。《内部参考》则会在 壹周内，比较详细地报导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始原因。《内参选编》则可能会在第二周简单地介绍壹下事件的经过，在披露真实原因方面不会象前两者那样直白，尤 其是牵涉到政治方面更是如此。5《内部参阅》（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内部参阅》属于秘密级，并不刊发新闻性稿件，主要刊发政策性建议的"理论"文章与壹些调查报告。

　　[31]昝爱宗，"2007年中国新闻出版言论不自由之典型案例实录"， 《民主中国》  2008-1-4：如广东汕尾的东洲村当地渔民 阻止电厂施工现场，禁止外国记者采访；河北定州油坊村村民因失地引发抗争，当地政府严密防范境外记者采访，并密切监视记者，壹旦发现就将该记者驱逐出本 地。1、2007年7、8月间浙江杭州市吴山景区大井巷历史街区私房业主不愿意搬迁，壹名德国自由撰稿人自愿陪同房主壹同居住，守卫私房，表达无声的抗 议，引起了当地警察和政府人员的密切监控，进行盘问，要其出示护照和证件，最后警察要求这名德国人离开这个地方。2、2007年12 月5日山西洪洞县发生壹起导致105名矿工死难的矿井爆炸事件，香港凤凰电视台女记者雷宇前往采访矿工家属及医院里的受伤矿工，受到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3、南京的孙林（孑木）以博讯新闻网、博讯电视台中国记者身份在南京及浙江等地进行采访，遭到 当地警察的严密监视，随后被警方罗织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秩序罪而被刑事拘留和逮捕，迄今仍被关押侯审。其妻何方也被构陷"非法持有爆裂物"而遭到关押。孙林何方夫妻俩本系中共军中高干子女。

　　[32]知名在狱作家有:陈树庆，程翔，郭起真，达瓦坚赞，江白加措， 哈达，何德普，胡石根，黄金秋（清水君），卡拉什?侯塞因，靳海科，孔佑平，卓玛嘉，李长青，李志， 吕耿松，陆建华，卢正奇，宁先华，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乔崇怀，师涛，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穆查特），王小宁， 吴义龙，徐伟，徐泽荣，严正学，杨茂东（郭飞雄），杨同彦（杨天水），杨子立，努尔莫哈提?亚辛，喻华峰，袁湫雁， 张宏海，张建红（力虹），张林，郑贻春，朱虞夫。

　　[33]  依昝爱宗先生不完全归纳仅2007年中国记者被打的案例有：来源同注281 、  2007年1月9日，中国日报记者摄影记者高先生拍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遭保安围殴，遭4名保安拳打脚踢，身体 多处受伤，照相器材严重受损。

　　2、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因为2005年5月18日该报刊发《壹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被 告上北京东城区法院。此前，他在多起采访中被辽宁阜新地方势力组织人员在法院谩骂、围攻，有六七十人迅速向他围堵过来，几个壮汉叫嚣著："打他，打他！"3、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聘用记者兰成长、常汉文雇壹轿车，前往山西大同市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北壹无证煤矿采访，因不能出示盖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徽公章的新闻记者证，而被非法矿主侯振润疑为图谋敲诈5000元人民币的假记者，遂率领多名打手将兰成长暴力殴打至死。

　　4、2007年1月13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在自家小区门前遭两男子袭击，肋骨骨折、大脑积血。由于随身 携带的价值数万元的摄影器材并没有被劫，梁怀疑打人者是为了报复。2006年10月7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西洲乙炔气厂爆炸事件过程中被打，壹名行凶者当著警察的面，夺走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将之砸落在地。

　　5、2007年2月7日，广西电视台记者在玉林市采访壹起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时，遭遇暴力阻挠，其中两名记者被打。

　　6、2007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3名记者前往河北省昌黎县朱各庄镇拍摄违规并污染的小铁厂并采访，遭20余人围殴，壹名女记者被揪著头发拖下车后，暴徒数次试图把她往深达10多米的河里扔。

　　7、2007年8月，原《甘肃青年报》女记者何红，"兰州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真相被披露。

　　8、2007年8月13日，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壹在建并即将竣工的大桥在拆除脚手架时倒塌，死亡64人，更恶劣的是事故发生后，凤凰县政府各部门数百人被抽调出来严防死守不许记者报道， 塌桥现场、医院、停尸场地、"813"事故指挥部等地，均有警察和宣传部专职人员把守。又"按湖南有关部门规定"禁止报道。当地无壹媒体参与报道。而中央级及省外媒体记者采访则受到阻扰。有五名记者在现场外采访遇难者家属杨菊叶时，遭到当地政府干部群殴。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王伟健、《中国青年报》洪克非、《南方都市报》龙志（以上三人被打伤），以及《经济观察报》 记者魏黎明及新华社记者。事后湘西宣传官员宣称其他媒体来采访属于"违规"，声称"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记者人身权和采访权受到严重侵害。2007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称记者被打事件是"比湘西塌桥更邪的丑闻"，其新浪博客上被系统管理员删除，其背后有可能来自中宣部的统壹指令。

　　9、2007年11月5日，长沙电视台记者赵勇辉在常德暗访传销过程中，在常德市武陵区政府大门前，遭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护城派出所联防队员围殴和用电棍电击。

　　10、山东《法制早报》记者齐崇淮，2007年8月2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超期壹个月拘禁。齐以报导山东省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而知名。2007年6月25日深夜，山东腾州警方破门而入将他带走。关押期间被警方暴力殴打。齐妻焦霞透露，齐因揭露腐败还因营救另壹揭黑记者马世平的仗义行为，引起网友对腾州市政府的腐败声讨使官员恨之入骨。齐案惊动了省公安厅及省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决意要使齐崇淮身败名裂。马世平将滕州市政府拖入网络世界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曝光了该市豪华政府大楼的照片。曝光政府豪华大楼被抓，引起10万网友强烈关注和愤慨。6月16日，马即被腾州刑警壹中队以"招摇撞骗"刑事拘留。齐崇淮被捕前表示，马世平敢于揭腐令当地官员头痛。山东警方在6月25日深夜同时抓捕贺彦杰特约记者。

　　11、湖南《潇湘晨报》记者真实报道涨价新闻而被权力迫害，报社解聘记者肖世峰。2007年7月30日，该报刊登记者肖世峰的独家报道《豆腐香干拟8月起涨价》，被国家发改委认定为"不实报道"，事实上，新华社新闻才是假新闻。

　　12、2007年7月9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曝光栏目播出訾北佳记者采写的"纸做的包子 "。据称有人用纸皮软化混杂死猪肉，造成肉包子牟取暴利，世界各地传媒争相转载。事后北京市政府指有人制造假新闻，结果记者被拘捕。最后惩处壹批记者，包括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张松华被解聘，多人被处分。訾北佳被以损害商品信誉罪而被判刑1年。

　　13、2007年5月，特约记者、中国舆论监督网主持人李新德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强迫《工商导报》注销其特约记者证。李 2003年10月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壹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民间反腐网站46天 扳倒下跪副市长》（城市快报）、《他们最害怕光》（中国青年报）、《中国网络自由飞翔的雄鹰》（路透社）、《互联网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纽约时报）。他还参与报道了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河北国投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致死案、天津塘沽区政府"腐败楼"事件、"两头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湖南省）、《强奸女雇员报复男下属——江苏省外办主任受党纪处分壹案再起波澜》等。他参与报道的文章还有《辽宁省纪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国最牛的社长和他神秘的爱人》、"江西高院副院长郭兵"滥用职权系列报道等。李公开抨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认为由于垄断核发全国新闻记者证权限导致黑市，尤其是壹些法制报社的记者证，由过去5万涨成30万元。

　　14、2007年7月，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庞皎明采写的调查报道《武广铁路假粉煤灰举报人被悬红300万买命》、《中国首条客运高速铁路被曝使用"假粉煤灰"》，揭露湖南广州"武广高速铁路"工程施工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使用假煤粉灰。7月 2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网站上披露，7月22日晚21时许庞皎明遭遇死亡威胁。铁道部认为该报道为虚假新闻，要求不能再报，并通报中宣部。后该报继续发表跟踪报道，铁道部和中宣部联合向中国经济时报施压。该报社领导层决定领导"自保"（中宣部规定，出现假新闻要追究新闻单位领导责任）并按照中宣部的要求，认定庞所报道为假新闻，认为庞以"人权卫士"自居，解除聘用关系，并决定"新闻单位不得录用其人".此前，庞还在中国经济时报做了关于厦门"PX项目"的深度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07年3月到4月，王克勤与庞皎明壹起到山西进行煤矿非法用工真相的调查。

　　15、因 采访重庆最牛钉子户维权事件而闻名的大陆博客作者周曙光，2007年11月29日从湖南乘火车赶赴沉阳，寻访蚁力神养殖户。12月3日在采访养殖户时，被辽阳市国保警察强行传唤24小时，并没收他随身的1200 元钱，由两名警察搭飞机将他押回湖南。

　　16、2008 1月7日，湖北省天门市竟陵办事处湾坝村部分村民因垃圾堆放场租赁费用问题，与环境卫生管理局发生纠纷。四十余名城管人员赶到现场强行驱散村民，引发冲突。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魏文华开车路经事发地点，下车对现场进行手机拍摄。市城 管局纪委书记发现后令下属强行收缴其手机删除照片。被团团围住的挣脱逃跑后，几十名城管人员对魏文华围堵殴打致他昏迷倒地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第二十二章：论中共极权暴政摧残教育的深重罪孽今天我想谈有关教育的问题--中共专制暴政推行党化奴化教育的深重罪孽。中共在教育领域推行的党化和奴化教育是中共罪恶的重中之重。教育是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与未来最重大的事，国内发展，国际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而唯有教育公民化，或者公民教育、自由教育、国民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真正的绅士、专家、学者，以及合格的公民。所以中国教育必须立即废止党化、奴化教育，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复兴，因此，共产党必须退出壹切教育机构。

　　现在虽然已经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但是，由于中共把持了所有教育系统，它毒化中华民族儿童、青少年心灵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公民教育的正面影响，今天我想从八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首先，对每个中国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教育经费的问题。我举壹些数据来证明，中共专制暴政是壹个极端自私自利，又极度无知的暴政。比如：江泽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西方实行普选制度，中国十壹亿人口中有二亿文盲，实行普选在中国不合适”。

　　那么我们要问，中共掌权六十年它干了些什么事？中共盗国窃政六十年来，它对国民教育到底干了哪些事？中国人为什么还有二亿文盲？这个问题我们从教育经费这个问题来分析，就能得出结论。1949年以来，中共政权对教育的投资，长期故意使之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准，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

　　从1952年到1980年，中国历年浪费的基建投资总额高达6千亿元。姑且不论中共暴政在大跃进期间浪费的上万亿人民币，那时的人民币壹块钱等于现在1百、甚至几百块钱。而52年到80年长达三十年，中共投资教育的总金额，只有1千亿元，年平均仅34亿元。而教育经费占世界各国财政的比例支出，我们举几个例子对比壹下，我们就知道中共暴政是个什么玩艺。

　　印度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20.8%，日本高达22.3%，世界壹般平均水平在15%～20%之间 ，而中国只有4%！全世界倒数第壹，这个数据是1970年代的。1976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在全世界151个国家（有资料报给联合国的15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是第149位，倒数第三名。中国现在是多少呢？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迄今仍未达到世界教科文组织最低要求的6%，只有3.5%！换句话说，2010年仍然是这么低的水平。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基本概况。我们再来看壹看1980年代到现在，中共对教育是怎么投资的。1984年我在吉林大学时，曾经读过壹本《国际经济导论》，其中谈到中国的教育经费，1983年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是3%；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壹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规定，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到二十世纪要达到4%（亦即仍低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低要求的6%）。

　　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根本没有上升，反而持续下滑。1991年只有2.85%；92年2.73%；93和94年是2.52%；到99年2.97%；2000年2.9%。从上述数据明显可见，中共的教育投资吝啬得像葛朗台壹样。

　　但与此同时中共的贪官污吏，早在2005年公款吃喝、公车开支、公款旅游三项相加即高达九千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现在肯定远远超过万亿。此外中共每年军费开支近五千亿，而近年来维稳开支居然也高达四千五百亿！都是高达国民总收入的30%～40%，而且中共政权把70%的国民收入用于政府的开支，仅30%用于国民福利。刚刚好跟欧、美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相反、倒过来的。因此，从教育投资这个角度，证明中共是严重摧残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极度腐败无能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年后还有2亿文盲的根源。

　　第二，教育机会的歧视政策。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前就主张实行“有教无类”的伟大教育思想，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对中国教育却采用极端反动的“唯成分论”，也就是说，按阶级出身来录取学生，哪些人有权上学、哪些人有权接受高等教育、哪些人被剥夺高等教育，也就是说，荒唐至极的出身论。

　　中国非常有名的人权斗士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出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亲自下令枪决。中共为什么要推行出身论这种反动教育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子女保留特权，以便独占极稀的教育资源，好让特权家庭，或者所谓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享受。

　　而实际上真正享受这种教育资源的人都是高官子女，就是中共军阀、流氓出身的当权高官，也就是从流氓无产者变成了流氓官僚特权阶级的这帮人，而不是真正的工农子女，工农子女只是极少数点缀。

　　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剥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的受教育权、特别是受高等教育权，其中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黑九类，知识分子被划作老九，在《公安六条》中扩充成黑二十壹类！兹举例来说明中共是怎么干的。民运前辈陈尔晋，当年以第壹名的成绩小学毕业，但是由于他的家庭出身是所谓地主，被剥夺上初中的权利，然后当了11年的农民和泥水匠。当然今天的陈尔晋早已不是小学生水平，我认为他至少是博士后的水平。

　　再比如我的家庭，我的大姐当年是福建长汀壹中的高材生，1964年高考名列前茅，因为政审评议：“此生家庭海外政治背景复杂”，即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而我本人曾经两次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都因为政审评语：“此人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剥夺我的研究生入学权。

　　像这种情况凡是所谓黑五类或黑九类或黑二十壹类子弟大有人在，他们都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反之，众多中共高官子弟的博士学历，其水分姑且不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共这种公然歧视的极度不公不义反动教育政策造成的，这也是造成中国教育腐败的壹个很重要的原因。

　　值得壹提的是，有个中共高干名字叫张守愚，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行政八级），出身贫寒，自学成材，有独立思想又非常正直诚实，由于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两次他以党内提意见的形式给毛泽东写信，批评毛泽东的做法，结果被中共整的死去活来，后被迫害精神失常，在文革期间死去，致死没有获得中共平反。为什么要提他呢？他的女儿名字叫张戎，她写了壹本书叫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值得每个中国人精读，它是壹本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书，是迄今全世界评价毛泽东最权威的壹本书。

　　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把毛泽东的邪恶真相揭得体无完肤，把毛泽东丑陋的真面目揭露的入木三分，而且她的每壹个论点，每壹个论据，都有货真价实的充分资料依据。张戎女士虽然也是个高干子女，她能够写出这本传世之作原因何在？原因是因为她的父亲遭受了这么不公不义的对待，所以才有这本书的问世。按常理说，如果张戎女士的父亲没有受过中共暴政如此对待的话，她是否有可能最后成为壹名坚决反共的女作家，我想这种可能性会小得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共暴政反动的教育政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是无法用金钱、用经济损失来衡量的，它剥夺了大量中华优秀儿女的受教育权，摧残了壹代又壹代精英。壹直到今天中共暴政实质上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反动教育政策。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中共虽然不公开，但是秘密或私下仍然在执行这种反动教育政策，就是对中共信得过的人，它就给予所有的优待，对于它不相信的人，或者它认为不属于自己人的人，就千方百计的打压，我的两次被剥夺研究生入学权，发生在1987年和1991年。这是中共暴政摧残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方面的罪孽。

　　第三，中共在教材、教师的选任方面的奴化、党化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壹直到博士后的教育，学校的教材都受到中共统壹强制的干预。换句话说学校从大学、中学、小学的统编教材，以及教材编辑组，全部受到中共控制，亦即教育不自由。

　　中国的教育是党化奴化教育，强制灌输的党化奴化教育，使得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被强制反复洗脑，连续洗了几十年，所以造成中国大陆壹代又壹代愤青，壹代又壹代表面上有文凭，实际上非常无知的青年，成批成批地象工厂制造废品壹样制造出来。根源就是党控教育，教育的党化奴化必然排挤教育的国民化，教育的公民化，教育的自由化。

　　如果教学不自由，那么教师讲授给学生的东西，本身的源头就是被严重污染毒化的，比如被随心所谷篡改的历史、被灌输的虚假信息，从小到大都是受党化奴化教育出来的人，那他长大以后怎么可能会对国家有用呢？特别是有关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危害极大，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我当初上大学时，中国的法学教育全部是全国统编教材，也就是说，那怕中国有壹百个、壹千个大学，它用的教材是壹模壹样的，是统壹编制的。共产党则控制教材编写组，哪些可以写，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写，是这样写、还是那样写？写到什么程度，全部都要经过至少三道关卡审批、审查，合格以后才能出笼。

　　经过这种程序出来的教材，基本上是废物，不但是废物，而且是毒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变成废物，甚至很多人带有浓厚的毒性，这是中共对中国教育事业摧残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四，中共对教师教授的摧残迫害。近年来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另外壹个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教授，都是因为他们有良知有独立思想敢于讲真话，敢于按自己的想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学习方法，因此，贺卫方被调离北京大学，强制遣送新疆石河子大学，这等于流放。而郭泉博士被中共罗织颠覆国家政权罪枉法重判十年，强制关进监狱。这是中共暴政对中国有良心良知、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有责任感有担戴的教师教授的打击迫害，以此来吓唬其他的老师、教授令其从此闭嘴，或强制阉割或逼迫自宫。使得教师教授根本不敢讲授真实的历史，不敢披露真实的社会现实，不敢传授真实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它如何可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呢？当然不可能！

　　对教师的迫害，除了政治迫害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迫害。如果教师有自己的独立性，那么中共首先就会从经济上打压，比如不涨工资；如果经济上的打压无效，就可能进升级到行政处罚，比如在职称上卡压；行政处罚仍然不能制止的话，那就会升级成刑事处罚，比如罗织罪名枉法裁判。这么壹来在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从大学教授到中学、小学、幼儿园老师，真正合格者少之又少。

　　老师不合格，老师没有了骨气，学生怎么能合格，学生怎么能得到真正的教育呢？所以对老师、对教授的迫害，实际上是对全体国民的迫害；迫害壹个教授教师，等于就是迫害全体教授教师，而迫害全体教授教师，实质上就是迫害全体学生。所以中共暴政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罪大恶极！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中共暴政对学生的摧残。中共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的摧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教材被阉割、被篡改、被下毒；对老师的打压，使得老师都战战兢兢，根本不敢按照自己的良知来传授知识教授学习方法，这就使得学生根本学不到真才实学，而被强制灌输的都是党化、奴化的废物。

　　与此同时还有壹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共用利诱的方式在学生中发展特务学生，大量的特务学生遍布各大学院校甚至中学。它目的是将中共统治的触角深入到教学领域、深入到大学中学，这种做法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民运后，在全国各大学院校发展特务学生，这种做法严重阉割了大学生的自由精神。

　　上述中共摧残教育的五个方面罪孽，综合起来就使得中国的教育实际上，目前处在中国自有现代学校（大学、中学）以来最低点，现在中国大学教育水准的落后与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教育根本没法相比。因为中共的教育是党化奴化教育，它不是国民教育、不是公民教育，不是正常的教育，而是为了维护共产党壹党专制永世长存这个目的，并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所以中共暴政在教育领域的罪孽无以复加，特别是它严重摧残了国家的后备力量，就是建设国家的生力军。

　　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第六个问题，中共暴政对教育体制的摧残的第六个后果使中国大量最优秀的青少年流失。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往往都是出国留学，而大批留学生，往往选择留在西方国家，而不愿意回到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大环境是壹个封闭的社会，政治制度则是极权专制暴政，使得青年学者回国后，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不可能充分享受快乐、幸福、自由的人生。

　　在中国的生活，实质上是在壹种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思想信仰言论自由，眼睛被蒙住，耳朵被堵住，手脚被捆绑住的奴隶般的生活，必然使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人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地方，因此导致中华民族的青少年精英大量流失，它的根源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但是受害者是谁呢？当然是中国和中华民族本身。因为国家最优秀的人材都流失了，在国际竞争中肯定无法和西方国家较量，这是中共暴政对教育的摧残带来的必然后果。既然中共暴政对中国的教育犯下了这么多滔天罪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要走向自由、宪政、民主、共和的明天，前提必须是中共退出壹切教育领域，在任何学校不得有任何党组织存在，特别是不得掌权，使中国的教育自由化，学术自由、教育自由、讲学自由、演讲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只有有了大量合格的公民，中国的自由、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2010年11月7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二十三章：论中共极权暴政的滔天罪行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评论最后壹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极权流氓暴政的涛天罪孽。换句话说，这也是该系列评论中最重头的评论。中国共产党暴政毫无疑问是所有的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最残暴、最下流无耻，也是罪孽最深重的壹个。同时它还是迄今仍在苟延残喘的五个共产党政权之壹，是它的邪恶的轴心。

　　而中国人迄今还在容忍这个流氓暴政的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众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仍然对中共暴政的深重罪孽几乎无知，或者说所知甚少。甚至众多的知识精英认为，中共政权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退化成所谓的威权。

　　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情的生疏，以及他们是间接的了解，没有亲身的感受，所以不可避免的会遗漏许多重大事件及细节。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罪恶，或者罪行有著非常深入细致的揭露和批判。尽管他们揭露批判共产党暴政的有关中国的篇章，它的内容仅次于苏联，长达八十多页，但是本文的作者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他用的题目叫作“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这篇文章对中共的暴行有所披露，但是我认为这个作者很显然对中共犯罪的了解远远不够，这原因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因此我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同时利用我多年来跟踪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共暴政所有的犯罪行为的资料，同时还著重参考了张戎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郑义的《窝里斗的民族》，及大量网络上收集的材料，还有英文版本的《蒋介石传》，《邓小平传》，《康生传》披露了很多中共专制暴政的罪孽。

　　我此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应当说对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深重罪孽有较详细完整的披露。但是可以肯定，仍然仅是中共暴政罪孽的冰山之壹角。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当局到今天为止，它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都没有解密。仍然都是中共当局的绝对秘密。它们甚至很可能已经采取大量的销毁了很多的原始材料档案。

　　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以欺骗谎言暴力恐怖进行极权统治，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都是罪孽深重。而且它们对其罪行都是百倍浓缩，能抵赖它就壹定抵赖。在所谓功绩成就方面，它百倍的吹嘘。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壹切宣传机器，比如说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包括互联网。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我们已经对中共暴政罪孽，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披露，仍然仅是中共罪孽的非常小的壹部份。本讲至少要分成七次才能讲完，每壹个论据都有出处，中共每壹个罪行都有罪证，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写的这篇论文。每个论据都有出处，决不是瞎编乱造，而且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很长时间了。到今天为止，中共雇用的无数所谓专家学者，没有壹个敢于公开批判我的论点。

　　接下来言归正传。“在中共党内谋杀式的清洗比较少，而秘密警察相对谨慎”，这是原作者的结论。实际上据我所知，中共秘密警察壹点都不谨慎。中共秘密警察，现在已经遍布中国整个社会，遍布中国社会生活的每壹个细胞，只不过是大量的民众不知道而已。

　　原因很简单，任何人只要敢于公开发表对中共不满的言论，或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言论，他们很快就会感受到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监控，“中国在共产党暴政统治下，在和平时期，至少有六千万到壹亿中国人直接因为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其中包括数十万西藏人，约百分之十左右的西藏人口因在中共占领下而死亡”。此外“还有数千万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渡过漫长的岁月。其中或许有二千万人死于监狱。1958年到1961年四年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毛泽东的指导错误，拒绝认错的故意犯罪，拒绝采取措施以减轻灾难，直接导致二千万至四千三百万人饿死”。有关这个数字，我后面将详细论证，结论至少是四千万，不是二千万。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城事件举世闻名，其中死亡人数有壹千余人到三千多人之说。甚至还有三万人之说。但是与中共屠杀中国人的总数相比，微不足道。“由于中国、越南、朝鲜、柬普寨共产党，都是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以军队起家，以暴力为后盾。所以事实上中共的军队，起著苏联秘密警察的作用”，这个评论是作者的看法。

　　其实我认为不然，因为中共军队，实际上武警跟军队起相同作用，但是中国的秘密警察是国安系统，还有公安系统中的国保，两者的人数，特别在胡锦涛专权时期大为膨胀，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需要把军队当作秘密警察。

　　为什么中共这么残暴，这么野蛮？有必要回顾壹下中国历史。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发生过很多饥荒，兵荒马乱，农民暴动，导致无数人丧生。在整个汉朝期间，即东汉和西汉，由于儒学被武汉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为国学，造成国人思想禁锢，法律严厉，司法严酷。但是除了在叛乱和外侵期间（不幸的是此种期间相当多），中国人生命的安全，要远比西方国家安全的多，也远比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安全，这是整个汉朝的情况。

　　“中国在宋朝期间，整个朝庭总共只有三百多人被杀，他们原则上都必须遵行严格的审判。每壹个被处死的人，都必须经过皇帝本人的签署同意”。所以宋朝，这个封建王朝，仍然比较仁慈。中国古代确实也有非常野蛮的杀戮，比如公元前262年的秦将白启，杀尽四十二万名赵国降卒。而公元前的207年，楚霸王项羽直接坑杀了秦国降兵二十万名。直至1928年的8月28日，还发生过宋哲元将军（宋将军是个抗日英雄）下令杀尽五千名陕西军阀的俘虏，仅壹千多人幸免，因为他有个师长于心不忍放走了好些人。秦始皇除了活埋四百六十名儒生之外，烧书、屠杀及流放了将近二万名的贵族。

　　提到贵族，有必要做个说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秦始皇以后，缺乏贵族传统，为什么呢？因为贵族被秦始皇杀得壹乾二净。然后在中唐朝武则天时代，贵族又被武则天大杀特杀，所以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个平民化的社会。也就是两个极端，壹个极端是皇帝，他的权力大无边，另壹极端则是平民，没有贵族亦即古代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缓冲地带；而西方欧洲国家，始终存在著大量贵族，贵族的权力跟君王、国王分庭抗礼，使得整个社会相对来说，权力不那么集中。这是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的壹个重大区别。

　　秦始皇建造长城壹共用了几十万人，他的后宫凡是没有生孩子的，全部都被秦始皇培葬，修造秦始皇陵的二十万名工匠在殡葬完成之后，全部都被封在墓道里陪葬。秦始皇墓到今天还没有发掘出来，因为用仪器探明在秦始皇墓皇陵地下有壹条水银河。据说按现有科学技术，如果发掘的话会毁坏无法保留，所以留待后世去开发。

　　秦始皇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而毛泽东却公然宣称，他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由此我们就不难想象，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秦始皇的残暴野蛮家喻户晓。

　　第三，历代中国农民暴动杀人不眨眼，野蛮残暴致极。农民暴动对人命的摧残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都极为严重。中共为了迎合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故意美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乱，汉末黄巢农民暴乱杀人八百万，而且杀活人充军粮；张献忠滥杀六百万四川人，也是杀活人充军粮。清朝中叶白莲教农民暴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将近壹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至少造成两千万到壹亿人死亡；义和团暴乱，滥杀无辜，成千上万天主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成为牺牲品，中共继承了这些农民暴动的野蛮残暴，在性质上中共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乱非常相似。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外族征服中国的杀戮最为惨烈。每壹次外族入侵中原，都是杀人如麻。列宁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合的产物”这个论点显然是谬论，因为民族矛盾不可调合才是国家产生的根源。因为亡国奴往往任人宰割，生命毫无保障，因此每当外敌入侵时，全民族往往都是团结壹致，共同对敌，只有中共是个例外。

　　中共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即1931年“九壹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中共于壹个月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即中共趁日本侵略之机武装叛乱。犯下了货真价实的颠覆合法政府罪。然后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本战争期间，共产党假合作抗日之名，行拼命发展壮大自己之实，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不顾，为壹党谋私谋利；在杨成武将军和朱德出征前，毛泽东亲口对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壹分抗日，二分周旋（跟国民党），七分发展（实际则是百倍发展）”。换句话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是根本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犯罪政策。

　　第四，与中共政权有关的中国历史上的酷刑问题。中国当权者酷刑杀人的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壹。中共在酷刑方面有哪些发明创造？中共在瑞金苏维埃时期，已经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打地雷公烧香火" 等多种刑法，被打者 "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等，都是中共发明的。

　　而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对托派（托洛斯基派），采用的处死方式有集体用刺刀捅，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敲碎等等，还有把活生生的国民党士兵，甚至抗日英雄活生生的人做医学解剖。

　　在土改和镇反时期，共产党又发明了切西瓜，就是用锄刀切脑袋；烤红薯，将人悬空在烈火上烘烤；点天灯，用油舔棉花用铁丝绑扎在头颅上，然后点燃烧是焦头烂额；拜城皇，逼迫人赤身裸体在碎玻璃上爬行，遍体鳞伤而死；栽大蒜，将人捆起来把头埋在泥土里，然后绑在木桩上，任风吹雨打慢慢窒息而死；牵黄牛，用铁勾勾住舌头，壹边用鞭打壹边用逼供；拖地雷，将人反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巴，马乱奔将人活活的拖死；贴广告，将女人强行脱光，然后钉在墙上示众，直至痛死等等，60多种刑法。

　　而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又发明什么？除了用传统的枪决、砍头、沉溺、抛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嘞死，火烧死，摔死以外，还创下了割喉咙，用竹签插入喉咙，电锯乳头，火触插入阴道，机枪扫射，流弹炮轰平整个村庄，挖死者的心肝炒来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体取肾等灭绝人性的手法。

　　最近的发明就是镇压法轮功和人权活动家，中共镇压法轮功时，也发明了很多酷刑，比如用精神病的药物强制摧残人的大脑，强行用拖把插入受害者阴道，用牙刷刷阴道，把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制投入男性的牢房当中，用高压电棍电击阴道和乳房及直接插入肛门电击，这些都是中共暴政发明创造。中共在科学技术上几乎没有任何发明，但是在这些肉体和精神迫害人的酷刑方面，它有众多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中共暴政典型的罪孽。

　　第五，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的杀人罪孽。首先是夺权以前的杀人罪孽，1927年到1928年，广东海陆封农会在共产党员彭湃的领导下，用极权民主的方式，召开恐怖的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杀害了无数的地主，每壹次开大会都要杀人，而且杀人以后剖腹取心、取肝取肉，然后逼迫地主的子女吃亲人的肉，并由大众分享。后来彭湃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处死；我觉得他既然敢犯这么多大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处死刑，这是依法判决。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激发了彭湃的野蛮暴行，吃人肉虽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但是在中共暴政下登峰造极。

　　因为在中共暴政下是在和平时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摧毁地主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发生大规模吃人事件，广西省至少活活吃掉了三千多人，这都是在共产党政权的纵容下，因为吃阶级敌人吃地富反坏右所谓九种人及其子女是革命运动。

　　中共夺权之前还有壹项罪孽，1931年11月，瑞金苏维埃时期，毛泽东为了权力斗争，指使纵容放任他的手下，制造AB团事件（AB是反苏维埃的缩写）。滥杀红军将士及地方共产党领导人，将他们当作AB团成员抓起来酷刑逼供，取得口供以后即杀掉。光是红军战士被杀者至少上万人；而且不光毛泽东这么干，张国涛在安徽省和浙江省交界处的苏维埃同样发生类似的滥杀红军事件。这是共产党权力斗争的残暴野蛮的共同特征。作者认为1936年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大恐怖实际上就是受到毛泽东杀AB团事件的启发。

　　红军士兵主要来源之壹就是匪徒、乞丐、和尚、雇用兵和妓女，还有很多农民被逼迫参加，特别是在江西苏维埃，红军征兵时往往召开群众大会，反复用批斗及斗争会的方式作示范，把不愿参军的人，用羞辱，甚至用暴力的方式令之屈服，其他人为免受苦只好参加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产党在31年到35年1月期间，仅仅在江西中华苏维埃地区，人口减少，伤亡的人数至少三十万，实际数据可能大得多。刚才提到1931年毛泽东清洗AB团这个罪行成为苏联共产党大清洗的先例。毛泽东杀AB团事件，经历了两波，第壹波杀了二千多名红军将士，第二波又滥杀壹万多名的红军将士，其中江西省委地方十九名共产党高干，十二人被罗织AB团罪名杀害，五人被国民党杀害，壹人病死，最后壹人亡命天涯。换句话说十九名江西省地方共产党高干，无壹例外全部干掉，而危害他们的人主要是共产党自己；实际上当年的胡耀邦，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因为胡耀邦据说是初/高中生，在红军当中，他属于知识分子。

　　因为是知识分子所以就被怀疑成AB团，且差壹点被杀。这个事件实际上对胡耀邦后来变成较有人性有关，因为他自己受过共产党迫害深有体会，所以他后来大力平反共产党冤假错案，他上台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这显然跟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共产党党内争权，例来不择手段，相互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中共跟苏联共产党壹样，起家就跟秘密警察密切相关。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起中共第壹个秘密情报机关。

　　这里有必要提及，周恩来是中共第壹个特务头子，中共特务头子往往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比如陈赓、陈云、康生、顾顺章都是中共的特务头，而顾顺章原来是个黑社会头子，他跟陈赓曾经壹起在苏联专门学过暗杀术，他们破获了朱德前任妻子何芝华叛变事件。何芝华当时准备用350名中共党员名单来换取5千银元和外国护照，结果被陈赓和顾顺章发现，然后陈赓和顾顺章袭击了在睡梦中的何芝华夫妇。

　　1931年4月25号，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大量中共最高机密，如果不是陈赓事先秘密安排特务打入了国民党高层，壹个特务叫作李克农，另壹个叫作钱壮飞。李、钱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不是他们两，当时的中共中央很可能被壹网打尽。

　　因为顾顺章掌握了中共所有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壹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顺章的妻子，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这些人除了顾顺章的儿子以外，其它人全部是中共的特勤人员，都是中共特务，但其它人都没有叛变，与没有任何叛变意图，只有顾顺章壹个人叛变，执行任务的人就是康生，周恩来的命令是全部干掉。

　　1931年1月17号，康生为了巴结当时中共领导人王明（中共总书记）在上海出卖了中共高干何孟雄和20多个中共地下党员（何是李大钊创办的中国北京大学第壹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8人小组成员之壹，包括张国涛，罗章龙，何孟雄）。他为什么出卖呢？因为何梦雄当时在中共党内实力很强，完全可以跟王明竞争最高领导权，所以康生为了巴结王明把这些人出卖给国民党，假国民党之手杀掉潜在的强劲竞争对手。康生还出卖“左联五君子”中共外围组织的文化人。这些事实，后来由军统特务披露出来。这证明中共在夺权以前就是流氓成性的。然后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正打的不可开交，而毛泽东的共产党在延安却关起门来整风三年多！

　　整风的目地，实际上就是权力斗争，是毛为了跟以王明为首的苏联派，争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同时对所有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强制洗脑，用抓特务方式刑讯逼供、大抓特务，也滥杀了不少人，更重要的是强制阉割了众多热血青年的精神灵魂，使他们变成没有独立思想唯唯诺诺的奴隶。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1948年5月到10月，林彪的四野围困长春战役，故意饿死长春市民至少16万人，另壹说是饿死了30多万。林彪实际上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他壹直请示毛泽东，能不能放行那些难民，但是毛泽东下死命令就是壹律不得放人。结果经过5个月的围困，长春市原有50万人，到解放军进城时，只剩下7万人，这43万人当然很多已经逃走了，至少活活饿死了16万人！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人被活活饿死，那是什么滋味？人要饿很久才会饿死，所以整个长春树皮、黏土被吃得壹乾二净，所有能吃的全部都被吃掉了，长春还出现卖人肉现象，但仍饿死近20万人。上述几个方面，是中共建政以前所犯下的滔天罪孽，而中共建政以后在和平时期的滥杀无辜的罪孽更是骇人听闻。

　　第壹，中共暴政的第壹项罪孽即是在1949年到1951年，中共在大陆推行所谓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最早源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在延安时期有所缓和，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不再大杀地主；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地主富农抓起来当人质敲诈勒索，榨干了油水再干掉。

　　而1949年的土改运动（此前在所谓解放区早在1946-1949年便已大规模展开杀地主抢富农的土地运动），是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的土改，按照披露的历史资料，中共政权屠杀了200万到500万人之间，具体数字因为档案没有解密，目前无法确证。另外至少有400万人到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共有2千多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而中共土改的真实目地，有三方面的原因，壹是政治原因，二是经济原因，三是社会原因。

　　因为1950年6月，中共7届3中全会提出了8项任务，其中第壹项就是土地改革。毛泽东说，“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甚么意思呢？就是要抢劫富人的金银财宝，充实中共政权财政。从理论上讲，土改杀人的权力是在县下面的区级，而实践中则乡壹级大量杀人。

　　土改时杀地主，不需要定罪，只需要地主身份就足以杀头；而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第壹次大规模的公然杀人抢劫运动。当然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到马克思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土地改革，共产党杀地主只需要妳有土地。这是荒唐透顶的理论。如果说这个理论能成立，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官员，99.9%都应当就地正法，因为共产党贪官污吏通过特权抢劫所积累的财富，超过当时中国地主1百倍、1千倍、1万倍。

　　第二，中共暴政的罪孽表现在1949年到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都是大杀特杀旧政权党政军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20年后才开始大规模大清洗。毛泽东则藉“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

　　镇压反革命是用溯及既往和类推的方式，目地是消灭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和宗教人士。那么杀多少人呢？毛泽东自己承认70万。实际上另外有壹个数据，镇反运动至少杀了300万。

　　比如，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万人”，1954年壹月公安部长徐子荣在壹份报告上说共杀反革命712000人，关 129万，管制120万。而公安部长罗瑞卿估算杀了4百万人，另外壹种说法是中共镇反壹共屠杀了6百万。所以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到底杀了多少人到今天仍然是本胡涂帐。我认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确认的杀了四百万反革命的说法可信度非常大，因为作为公安部长，他能撑握所有的镇压机密，他不可能造假跨大杀人业绩，而唯有可能缩小杀人罪责，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杀70万，杀了70万人只能是暴君，无法无天的混蛋才能干出来的；如果是壹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绝对不敢犯上这种滔天大罪，因为杀人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头等大罪。

　　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列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的罪孽有多么深，这些指示都是毛泽东著作，讲话，白纸黑字的罪证。

　　比如1957年1月17号，毛泽东指示“湘西准备继续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地主威风还没有打下来，壹贯道甚为猖獗’”。1951年1月21号亦即四天后，毛泽东给上海市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1~2千人，春季处决3~5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1~2百人”，第二天（1月22号），毛泽东又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妳们已经杀了3,700人，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壹比例，先杀此数的壹半，毛泽东指示上海和南京负责人说，“上海是有600万人的大城市，我认为今年内至少应当杀3千人。上半年至少应当杀1,500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当在南京多杀”。然后又过了几天，2月17号，北京已经壹夜之间逮捕了反革命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58人，3月7号又逮捕1,050人，2月25号枪决199人；天津市三月份处决150人，然后计划再处决 1,500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并转发各地。

　　早在1950年全国各地便已展开滥杀，例如：1950年4月27-28日，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国民党的报导是25000至30000人）；从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枪决人数：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苏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来报的数字是：广东壹省在1950年10个月内，共逮捕89701人，其中枪决28332人。

　　1951年2月17日，北京壹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枪决199人。天津市3月已处决150人，计划再处决1500人；毛对此高度赞赏转发各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馀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壹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壹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壹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4月22日，毛泽东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杨北京壹天处决200名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0488人；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8000馀人，处决108400馀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杀139435人。

　　中南地区至5月中旬业已处决近200000人；毛泽东于1951年4月20日至电中央局书记：“2月 中央会议决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壹，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千分之壹，个别地方已超出。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 须超过千分之壹才能解决问题。我看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规定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应将许多犯人从事生产。。是壹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要求杀千分之三，我觉得贵州已杀13000人，可允许再杀壹万多壹点。”

　　川西区委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1188人，12月杀942人，1951年1月杀1309人，2月杀3030人，3月杀1076人，4月杀844人，5-6月再杀403人。

　　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万人，已杀50万人。饶漱石报告中央称：华东在押26万犯人，年内至少再杀3万人。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进行了新壹轮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新逮捕71128人，处决10727人；而还进壹步准备第三阶段的镇反，要求再捕55000人，再杀12279人。

　　江西省第壹期杀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期杀740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另自杀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杀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合计杀25588人。

　　中共滥杀的反革命是怎么样的人？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真的有罪，而且他们的罪都是历史上的罪，绝大多数人，实际上仅仅是前政府官员、行政人员、文教人员、宗教人员，而按照共产党的流氓理论，它不需要妳有罪。

　　因为共产党无法无天，没有法律而唯有恶法，本来壹个人是否犯罪，应该按照他现行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条款来衡量，“法无明文不为罪”，这是文明社会公认的法律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它的士兵来源，主要就是土匪、流氓、妓女，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所以他们对法律根本就壹窍不通。

　　毛泽东公然宣称，“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他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公开说的，所以毛泽东确实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才会有这种把杀人当儿戏，天天指示他的部下杀人。为什么他要杀这么多人呢？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所谓抗美抗朝。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毛泽东鼓动金日成干的，还不是金日成主动，也不是斯大林煽动，最早向朝鲜建议出兵攻打南朝鲜的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他想从苏联获得原子弹技术及军事援助，他为了要苏联的军事技术，邀功请赏然后藉这个机会发动朝鲜战争。朝鲜打起来以后又藉“抗美援朝”，来滥杀政敌，滥杀全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这些前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显然对共产党流氓暴政天生反感。

　　历史上历朝历代争权胜利者，胜者为王的人，夺取政权以后，都是大赦天下，安抚民心；而毛泽东共产党却恰恰相反，夺取政权后立刻大杀特杀，滥杀无辜，遂用流氓手段对付已经放下武器，或者根本没有武器的人。所以从这壹事实，也可以证明中共政权从壹开始就是个流氓暴政，它不是到了2010年以后变成流氓，而是壹开始就是流氓，而且是个超级大政治流氓。

　　我们上壹讲是讲到中共镇压反革命，滥杀无辜，实际上中共杀人的罪恶是中共的头号大罪。其次中共的罪恶就是阉割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这个罪行长达六十年，中共掌握政权后，立刻展开了壹波又壹波的精神强制洗脑运动。

　　1951年12月到1952年4月30号，中共展开第壹波强制阉割中国人精神的运动，首先是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接著是1952年的5月份开始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欺诈、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非法获取国家经济情报）。前者针对的对象是共产党官员，后者主要针对资本家；它的目地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杀人以后，在经济领域开刀，把中国工商业资本家壹扫而空。

　　最早发起三反运动的就是东北王，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用各种手段干掉的高岗。高岗原来是东北局党委第壹书记，他是从延安出来的，原来跟刘志丹、习仲勋壹起创办陕北根据地。毛泽东长征逃到陕北后，实际上把他们都排挤，夺权，并将刘志丹干掉。

　　刘志丹是被毛泽东设计除掉的。因为当地人最敬佩的是刘志丹，而不是毛泽东。刘自然成为毛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故毛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刘是共产党争权夺利中的壹个牺牲品。高岗在东北当权，他壹方面野心膨胀；另壹方面，他跟苏联有直接联系。而东北三省是中国最雄厚的重工业基地，他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硬资本雄厚。在中共掌权后，他的实力是最强大的，所以他想问鼎取代刘少奇的地位。而毛泽东鼓动他跟刘少奇争权，这是后话；就是他最先在东北发起三反，后来搞五反。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逼迫众多资本家自杀，正中共产党下怀，趁机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壹空。

　　陈毅当时是上海市长，每天早上他让部下汇报说“又有多少空降兵、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和空降兵是陈毅是以调侃的心态来形容资本家自杀的情况。从壹个侧面表明陈毅也是个铁石心肠毫无人性的家伙。共产党把资本家逼得自杀以后，陈还跟部下开玩笑，每天要部下汇报有多少空降兵降落，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为什么上海资本家都跳楼自杀呢？实际上是被共产党铁血暴政逼迫的，如果资本家跳河、跳海自杀，死不见尸，那么共产党就继续逼迫他们的家属，要他们交代家长去哪里了，逼他们继续把家里的黄金交出来。所以资本家只好选择我死在妳面前，用跳楼自杀的方式自杀。而全国特别是上海，跳楼自杀的资本家成百上千。

　　当时中共中央分管经济的薄壹波说：在七个大城市对四十五家工厂进行的检查，发现76%有违法现象，实际上中共利用三反五反运动打压对象就是资本家，当然他也对农民、土八路进城当官的中共官员，发生了壹些贪污受贿现象，也进行了壹些打击。

　　这种现象表明中共壹开始就是壹个法盲，它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因不懂得该怎么管理，治理。故用毛泽东壹贯使用的运动群众，不管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什么其它的问题，它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操作。就是采用愚民政策，这样它必然造成千家万户的无数悲剧。

　　接下来中共在1951年9月，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非常明确，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它首先在北京大学展开，随后波及全中国的大中院校。它的目地是阉割和洗脑，阉割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和自由精神。马上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给阉割了，把他们的灵魂给阉割了，对全体知识文化人进行精神强暴。所有敢于批评中共的人从此闭嘴，对中共暴政各种胡作非为，整个社会鸦鹊无声。

　　光这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还不够，所以共产党在1950年12月展开另外壹个运动，叫作批判电影武训传，武训传是描述清朝时有壹个乞丐出身的富翁，他通过要饭，最后把他自己的财富奉献出来举办慈善事业，办校兴学。因此中国人对他很尊重，历史上对他评价非常高。将他的事迹拍成电影武训传，而中共则批判武训传，因为武训传歌颂了壹个地主，歌颂了壹个富人做好事，办学，这是共产党公然强暴民意。武训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原来非常贫穷，非常善良，后来发财，他行善回报社会。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富人。无数富家子弟地主、或发财致富的人回报社会，兴办学校。

　　比如另壹个很著名大华侨陈嘉庚。他在海外经商致富以后，几乎把所有财产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办了厦门大学，也创办了集美大学，集美中学。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奉献出来创办学校。

　　这说明所谓富人地主，并不必然都是压迫农民，或玩命剥削农民，或非常坏的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富人中其实有很多绅士君子善人。而批判武训传，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向全中国人民灌输地主资产阶级都是坏蛋，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这是共产党再次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

　　接下来1951年10月批判梁漱溟。梁漱溟是中国末代，或最后壹个儒学大师，他是个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纯属自学成材的儒学专家。他在中共夺权之前是支持中共的，而且是个民主人士，也比较正派。所以他在中共夺权后，也参加了所谓联合政府。他对中共当局的种种乱象敢于批评，所以毛泽东很恼火，点名批判他。因为在壹次大会上，他公开质疑毛泽东，毛泽东就对他展开群众运动大批判。

　　1951年12月，中共开始批判胡适。胡适是1915年跟陈独秀（后任共产党第壹任总书记）壹起开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他提倡白话文，提倡大众文化，提倡普及教育，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在中共夺权之前，他选择到台湾，胡适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也比较有政治眼光的和有政治远见的人，因为他早预见到了国民党显然要比共产党好，因为在政治体制文化及各领域，共产党是个极权体制，而国民党实际上是所谓威权体制，而威权体制允许社会上存在各种政党，允许民间举办各种自由报纸，司法多少还独立。所谓威权体制，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从专制社会向自由民主社会过渡的壹个阶段。但是共产党政权则是极权暴政体制，而胡适因为是留学美国的学者，他很清楚两者的区别，所以他选择了去台湾。毛泽东当然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又展开对他的批判，而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对胡适根本就不了解。

　　比如说我吧！我本人壹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90年，才有机会读到胡适四本文学专集，才知道胡适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读了他的文集以后才知道，他在国民党时期，批判国民党的各种劣行，但他这种批判文章，都是在国民党时代公开在报纸上发表的；如果是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他这样批判中共，他早就被干掉了。中共的批判都是壹边倒的、完全封闭的，共产党瞎指控的批判，当然是胡说八道的。

　　此外对知识分子的修理还有壹个运动，是1953年1月批判俞平伯的“评红楼梦”，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共产党就专门搞这壹套，俞是中国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从学术角度，他有自己的看法，对红楼梦这部历史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描述中国社会在清末所谓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现象，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他提出了各种看法，共产党专门组织在文化界对他大批特批。此外还批判丁玲等作家，这些运动壹个接壹个没完没了，其目的就是阉割强暴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

　　第三，中共批判的第三个对象轮到了宗教。中共从1950年开始批判各种宗教。比如壹贯道，中国壹贯道的信徒几乎被共产党消灭得壹干二净，凡是不放弃信仰的人，全部被枪决，也有壹些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几十年的徒刑；天主教会的主要领导人，及新教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被判二十年的重刑。

　　1950年，中国大陆还有5千5百名外国天主教神父，另外有4千多名外国新教牧师，共有9千名外国传教士；而到1955年，只剩下数十人；到1959年最后壹名外国传教士被赶出中国；其中1955年，有2万名基督教徒被逮捕。随后的二十年内，中国壹共有几十万名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被逮捕判刑，这就是中共消灭中国大陆各种宗教信仰的举措。

　　当然中共非常狡猾，比较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共是最狡猾的壹个，它在消灭外国天主教和正宗基督教的同时，它搞了壹个“三自教会”，然后又搞了壹个爱国天主教会，这两个教会实际上都是中共幕后操控的，由中共当局派特务、或已经叛变的、或已经出卖自己信仰的人，控制整个教会，所以实际上三自教会，或爱国天主教会，都是假信仰。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大陆六十年来，始终还存在所谓基督教，目前官方承认的中国天主教徒最新数据显示有2千3百万人。

　　而中共当局称，1949年，中国大陆总共有70万信徒，而这个70万信徒显然是中共故意严重缩水的数据，根据我看的外国人研究的资料，1945年中国大陆实际上大约有5百万天主教徒，而中共当局对外宣称中国只有70万信徒，它不可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950年，光是外国传教士和神父就有9千多名，怎么可能整个国家只有70万名信徒，还有大量中国本土的神父和牧师，从这壹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又在玩手段。这是中共宗教迫害的概况，直到最近中共壹直在严厉迫害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按照中共的法律规定，在20名以内的不需要登记，在中国大陆，现在家庭教会的发展非常普遍，特别在乡村，现在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加入家庭教会。据我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众，人数至少在1亿人以上，当然中共否定这个数字。

　　中共镇压法轮功时，公安部调查的数据说大陆有7千万到1亿人左右，等到中共正式对外公布信息时，说法轮功有3百万人，把它严重缩水。中共当局的各种报导实际上都是欺骗欺诈。在镇压宗教信仰方面同样如此。

　　第四，1954年2月，把高岗、饶漱石当作反党集团进行大批判。高岗是东北王，饶漱石是华东地区的首脑，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党内夺权，清除异己。

　　因为高岗的翅膀越来越硬，人又比毛泽东年轻得多，饶漱石则是留学美国回来的。饶最早是上海大学毕业的，跟康生是壹波的，所以饶漱石理论水平各方面都比较高，后来又到美国留过学。所以这些人都是中共党内潜在的强劲竞争对手，而毛泽东是绿林大学，就是土匪出身。

　　毛泽东1927年所谓秋收起义，被国民党打败后，立刻拉了壹帮人马上井岗山当土匪，实际上他当时在井岗山就是与当地的两名土匪头目合作，然后把这两个土匪头子干掉，夺权后控制整个井岗山地区，所以毛泽东可以说是从土匪出身的，他的很多作法就是土匪。

　　毛泽东跟朱德汇合以后，在井岗山凭什么吃饭呢？他就是靠所谓打土豪劣绅方式吃饭。那什么叫土豪劣绅呢？也就是地主及地方上的富人，毛泽东的土匪军队就是当时的红军，就是到处杀人猎货，绑架人质，敲诈勒索，这是导致他为什么在夺权后，修理的对象首选高岗和饶漱石的壹个根源。

　　因为高岗和饶漱石是中共党内，处在上升、而且权力巨大年轻有为，又有理论水准的有强劲竞争潜力的人物。加之高岗与苏联高层关系密切，时常向苏联人透露壹些党内争议，毛通过把这两个人干掉，把他们当成所谓反党集团干掉的话，就可以让其它所有觊觎最高权力位置的人有所收敛，毛很显然有这种目的。所以把成千上万高饶手下受牵连的党政军干部判刑开除或者劳教，共产党与黑社会流氓本质壹模壹样。

　　不过共产党比黑社会更流氓更下流最残暴，因为黑社会流氓，仅仅是控制壹个地区，它的势力范围只在壹个地区内，比如上海的黑社会它只能控制上海，它并没有像共产党壹样控制全中国。而且社会流氓，他们的杀人猎货或者他们干得犯罪勾当，比如经营赌业，或经营妓院，或走私毒品，就是为了流氓集团赚钱。但是他们在干这些事时，还有底线，比如他们要杀人，都要经过壹定的程序，最后还有底线，不滥杀无辜，黑社会要消灭某个对象时，或某个竞争对手时，他不会把他们的家人，或者无关的任何人都干掉。

　　而共产党连这个底线都没有，所以说两相比较，共产党实际上是连黑社会的流氓都不如的超级政治流氓，在消灭高岗饶漱石，把他们打成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上，可以印证中国共产党是壹个最下流、最无耻的政治流氓集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共产党在壹夺权以后，就搞了壹个镇反运动，持续了两年多，屠杀了几十万人，实际上最高的数据，杀害了6百万人。按照中共当时的公安部长的说法至少是4百万，毛泽东自己承认是70万，还有壹次他承认是1百万。

　　但是到五五年，中共又开展了壹次肃反运动，就是肃清反革命运动，这次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中共党政军内部，还有大学、学校中的所谓反革命。又有8万1千人到77万人被逮捕，或被处决；这个运动，跟中共整体的犯罪比较起来，只是壹个小配角。

　　1955年1月，毛泽东又发动反胡风运动。胡风实际上是中共的文艺理论家，胡是鲁迅的弟子，中共在1930年代搞的左联，是中共党外的外围组织，当时胡风是左联的共产党负责人之壹。胡风实际上非常左，是左得出奇的共产党文艺理论家，由于他多少还是个文艺理论家，尽管他左得出奇，他对毛泽东始终非常敬佩，时常吹捧毛泽东。

　　比如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胡风则说“时间开始了”。他吹牛拍马屁毛泽东很厉害，仿佛在此之前连时间都不存在了，是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以后，时间才开始。

　　由此可见，胡风根本不是所谓反党的人，他是因为在跟中宣部长周杨争夺权力时，跟周比赛谁更能得到毛泽东的宠爱，所以他向毛泽东写了壹份长达30万字的上书，等于向皇帝上书壹样的东西，他的本意是为了捧毛泽东，或捧共产党，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也有他的独立见解，比如他坚持他的文艺理论，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所谓原则，提出他个人的壹些看法。

　　而毛泽东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任何主张提出疑义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毛泽东的思想，他的指示有漏洞或者有错误，他壹旦承认，他的神的地位，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必然被挖了壹个小洞，那很容易就会扩大，最后垮台，所以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他任何观点，或他的任何主张。

　　胡风本来想拍马屁，结果拍到马蹄子上去了，所以他被周杨在后面又挑弄是非，因此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壹案牵连了7千3百人被逮捕，其中有20几人自杀，胡风本人被判决20年徒刑，壹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后，胡风才被改判，但是此前胡风已被迫害成精神病，换句话说胡风到死，他都没有明白过来，是谁害了他？

　　实际上也不是毛泽东本人要对他过不去，而是共产党这种流氓政治体制，或极权体制，其性质上不允许任何人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批评质疑。因为从本质上看，共产主义就是壹种无神论宗教，更是壹种邪教，所以这种带有浓厚宗教性质的东西，它哪里会允许任何人来批评质疑它呢？

　　本来按理说，壹个国家的政治或如何治理国家，或在文化领域宗教领域，应该怎么做？在壹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争论讨论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是个所谓革命家，中共是以斗争哲学作为理论根据，所以它们把所有的问题，不管是文艺理论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还是政治争议的问题，全部都是当作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

　　换句话说它是将壹切问题者当作可以用暴力手段，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竞争的东西就不再是理论，也不是真理，更不是正义，而是凭谁的拳头大，谁有权在手，谁有军队在手，谁有警察在手，谁有国家机器，所以任何事情在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下，就变成了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共产党当然根本不讲道理了，根本不讲任何法律，全部是壹网打尽，就是把胡风手下的人，以及欣赏胡风才华的人，还有很多文学青年，全部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壹网打尽。

　　我们刚才列举了五个运动就是从共产党夺权后，不到几年它就搞了壹系列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阉割强暴中国人的精神，把中国人都控治在共产党设定的框架内，只能听我共产党的，只能按照共产党要妳们学的东西，要妳们知道的东西，别的事情妳们壹概不要知道，所以共产党或毛泽东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政策。

　　这个愚民政策就是要让所有的被统治者，也就是中国人民变成愚蠢的人，变成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样就可以听从共产党，或毛泽东的指示，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没有大脑，没有思想，没有独立精神的犹如行尸走肉壹般的人，只能听毛泽东的。

　　毛泽东就可以随心所欲宣布，实行他的计划，实行他的宏伟目标，实行他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中国共产党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实行共产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反右运动，原因就在于前面中共已经把这些运动作了充分的铺垫，已经把中国人的独立精神给消灭了，所以才会有反右运动的出现。

　　共产党夺权后，短短的几年就搞了五个运动。接著中共就发动了壹个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其幕后操纵者即毛泽东，但具体操作的人则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反右小组组长，而且邓特别卖力。在反右运动中，邓毫不留情，执行毛泽东的旨意不遗余力。也正因为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表现杰出，故得到毛的赏识，也因此随后他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至于反右运动的来源，实际上是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壹场反抗共产党暴政的武装起义，这场武装起义是由当时匈牙利的领导人纳吉领导的，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他是个很有头脑的，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不满斯大林暴政，因为匈牙利跟东欧所有共产党政权实际上都是傀儡政府，都要听斯大林的指示。

　　匈牙利爆发的反抗共产党极权暴政的武装起义，是因为斯大林1953年去逝，赫鲁晓夫1956年做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这个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匈牙利引发了这场反抗共产党暴政的武装起义。但起义被苏联军队残酷镇压，虽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残酷镇压反对派，党内同仁，以及异议人士的罪恶有所披露，但是赫鲁晓夫仅仅是批判斯大林而已，他并不想改变苏共极权体制，他只是要找壹个替罪羊，把已经发生的罪恶，都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不承认是共产党体制本身的罪恶。

　　斯大林本身当然是个暴君，而且他的罪恶滔天，但更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极权专制体制，才是制造罪恶的母鸡。赫鲁晓夫并不想把苏联共产党体制改掉，因为这个特权体制对共产党官员，对当权者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共产党当权者，他们能够过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封建专制国家的帝王还要奢侈，还要有权力，随心所欲的帝王般的生活，所以他们怎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呢？

　　中国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因为毛泽东知道苏联在批判斯大林，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北京大学有好些学生和老师把它译成中文，在社会上秘密流传。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人知道苏联及匈牙利巨变的情况。

　　当时，毛泽东为了显示他的宽宏，表现他的宽大胸襟，所以毛开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诱导国人向中共提意见。就是让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向中共提意见。但是由于中共建政短短七年已经造孽太深，在各行各业它已犯下滔天罪恶。前面提到的五、六个群众运动那些斗争杀害地主、没收地主土地抢劫资本家财产，就是杀人放火抢劫，已经罪孽积怨太深；再加上中共掌权后，实际上把知识分子打到了底层，表面上工人农民军人掌权了，而真正掌权的人其实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共产党壹小撮当权党棍军头。共产党政权实质上是远比旧军阀邪恶百倍的新型军阀。

　　共产党利用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名义，把全部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给剥夺得无丝毫权力，没有思想信仰言论结社学术自由等基本人权，当然都是壹肚子意见。各行各业全部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对共产党都是满肚子意见。但是中国人由于被强制洗脑，被天真的共产主义理想迷魂药毒害无法认清中共暴政的极权暴政本质。大批知识分子是1949年以前，接受正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还有独立见解，但对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仍认识不清，以为向中共提意见，可以帮助中共改革，促使中共进步。

　　但是由于中共当时已经造了太多的罪孽，所以壹看各行各业提了这么多意见，毛泽东就受不了了，共产党更是受不了。因为民主党派提出要竞选，要轮流作庄，要开放党禁，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毛泽东本来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胸怀，向国人表现壹下他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而眼看不可收拾，就公然耍流氓。

　　毛说他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阳谋，公开的阴谋叫阳谋。本来是作秀，但毛却把自己的说法当成阳谋。我认为毛泽东决非所谓阳谋，毛最初的目的，确实是想显示自已的伟大——因为报纸、广播、杂志、电影所有的媒体狂轰滥炸全部都是把毛吹捧成像神壹样的人，所谓伟大舵手、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之类，毛听了太多吹捧谄媚，以为自己在中国人心中壹定是个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

　　但是他没有料到，国人对共产党和对毛泽东意见这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让鸣放运动发展下去的话，共产党政权就会摇摇欲坠，为了保住政权，只好翻脸不认人，公然把提意见的人壹网打尽。假打右派分子之名，把中国残存的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对公益比较关心有公民责任感的人壹网打尽。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实际执行人，也是最积极反右的干将。邓到死从未对他的深重罪孽有过丝毫忏悔，拒绝赔偿右派受害者，还拒绝给六名所谓右派平反。其中包括著名的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的壹个女生。邓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仅是扩大化了”。因为邓小平自己是反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摆脱自己的罪责，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他在1979年平反右派时，还要留尾巴，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仅仅是扩大化了！

　　有关右派实际上是中共故意颠倒是非，把左和右的概念公然混淆。在所有的语言当中，不管是英语、法语、还是拉丁语，左和右的概念，左都代表邪恶，笨拙，恶；而右代表正确，进步，灵敏；但是中共却恰恰相反，左在中国语文也是不好的概念比如旁门左道；但是中共把左当成好，革命，而且越左越好，宁左勿右。中共搞的反右运动，将右派分子打入地狱，令其抬不起头，连他们的家属子女，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全部都受影响。后来所谓摘帽，就是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直到1979年才大规模平反。

　　中共迄今仍然坚称壹共有55万4千人被打成右派，但是解密档案显示，实际打成右派的人数，包括中右分子、极右分子和右派总数是461万人。其中右派317万8,470人，中右143万7,562人，这个数据再次证实共产党对任何壹个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它干的坏事，壹定是缩小10倍、20倍，甚至100倍。

　　在右派人数问题上，再次显示，很多右派份子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加在壹起总数不会超过五、六百万。其中居然高达四百多万人被打成右派，那岂不是把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壹扫而空。很多右派被逼自杀，还有很多人被强制劳教或被判刑劳改。

　　通过这几年收集的资料，我知道至少有几十名大学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右派学生，大多数都是在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枪决。有很多右派，是在随后谋杀性的四年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或在强制劳改中由于过度劳累而死，最年轻的右派只有十五岁。有不少工人右派，也有几万军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在大、中院校中的学生、老师，右派比率最大。光壹个北京大学有1,500名学生和老师被打成右派，凡是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老师大多数被开除学籍或公职，发配到穷山恶水。右派学生在文革“壹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者已经查明有名有姓的至少44名。仅北京大学被以反革命罪名枪决的右派学生至少有八名，实际上不知道的肯定更多。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光四川省壹共抓了十多万右派。光四川大学就有五百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其中物理系学生冯元春，1968年被以反革命罪名枪杀，冯元春与林昭非常相象，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英雄。

　　这些右派学生，实际上都是当时真正的是中国社会精英，不光光是他们上了大学，而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有壹种无私无畏的关爱，都被中共假反右运动的名义把他们彻底从政治上消灭，甚至有许多人被肉体上消灭。

　　八个中国花瓶民主党派，都受到严厉打击。民盟中央负责人有58人被打成右派，而民革154名中央委员，有28名打成右派，2万4千多名党员，中、右派占了3,100人；九三学社成员中，600多人打成右派，当时全国九三学社全部成员只有6,000名。

　　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个反右运动的补课，1959年再搞反右倾运动，把大量的中国社会当时最宝贵的知识精英都打入社会最底层，甚至人间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会连续出现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荒唐至极的政治运动的前因。因为中共通过壹系列强制洗脑，及反右运动，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所有的人全部都用恐怖的方式使他们闭嘴，所以中共才能随心所欲实施它的荒唐至极的大跃进，导致了壹系列巨大的灾难。

　　中共除了杀人之外，它第二项最大的罪孽就是强制阉割中国人的精神60年。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而强暴人的精神，是壹种最大的罪恶，它比壹般的强奸罪更严重，而且危害更大，因为它不是仅强暴壹个人的精神，中共是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

　　人最突出的特点，特征在于人有灵魂，有灵性，有精神，壹旦人的灵魂，精神和灵性被阉割，被强暴的话，这个人就等于行尸走肉，等于活死人。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把全体中国人，百分之九十几，都变成了行尸走肉壹般的人。

　　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即便现在的江胡专权时代，它同样在继续公然强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所以我们说，中共政权是壹个流氓暴政。反右运动中，大量所谓右派大学生被枪杀，很多右派学生被判刑劳改劳教，被送到北大荒及北京兴凯湖农场，甘肃省的峡边沟，四川省很多右派，被强制送到建筑工地，开山挖石，由此累死饿死了大量右派分子，特别在1958年到1961年的人为谋杀性大饥荒期间，大量右派劳改劳教分子被饿死。

　　这些被迫害的右派大学生，我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个北大学生黄宗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枪决，他很可能是第壹个中共枪杀的右派学生。林昭也是北大右派学生，她被打成右派以后，1960年又参与编辑《星火》杂志，被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 后又加刑于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因为她在狱中，坚决不服壹直抗争，她从来没有屈服，还用自己的鲜血在自己的衣服和被单上写下血书。她被枪决后，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居然派人到她家，向她母亲索取五毛钱的子弹费！

　　上海工人右派刘文辉，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3月23号，因为他写了壹篇批评文革16条的文章，分别寄了40份给各大学各报纸，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名枪决，他是文革被杀害的第壹人。他的亲人也是被上海市公安局强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五毛！

　　林昭和刘文辉，壹个是北大右派学生，壹个是上海工人右派，两人都在上海市被枪杀，都被责令亲人补交子弹费，为什么都在上海发生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革中左得出奇的地方，当时中国的“四人帮”主要成员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所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别的左，而判处林昭和刘文辉死刑的，不是上海市高级法院，而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司法审判权是由所谓革命委员会行使。所有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造反派手上，所以这些人都被壹个个的枪杀。

　　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 1957年打成右派以后，1970年3月5号被以反革命罪处死。

　　甘肃大学在派学生张春元，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编辑《星火》杂志，于1970年被共产党枪杀，因为《星火》杂志被中共枪杀的还有甘肃省的壹个县委书记杜印华和其他七名学生。类似林昭和张春元这样的右派学生，被以反革命罪名枪杀的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至少有44位，都是在57年被打成右派，在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这壹事实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从来没有被压倒，没有被打垮，因为这些人之所以会被枪决，表明这些人都没有投降，都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坚持真理，没有被中共流氓暴政屈服，所以他们才会被枪杀。因为如果他们投降的话，不至于杀头，这是可以推断的事实，因为中共最下流无耻最流氓的做法就是强制阉割人的精神灵魂，它就是逼迫妳无罪认罪，用这种方式来饶妳壹命，但是这么多右派学生被中共枪杀，说明这些右派学生都是非常坚定非常坚强非常英勇的人。

　　在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干部，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壹批壹批，壹波又壹波被中共流氓暴政给屠杀，这是从反右运动中我们可以推论基本情况，接著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个大跃进运动。

　　我们今天接著上壹讲，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个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史称三面红旗，也就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为什么毛泽东要搞大跃进运动呢？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当年到苏联参加壹个共产国际会议，也是共产党的国际大会。

　　因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因想与赫氏争当世界无产阶级导师故不甘落后，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他立刻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15年赶上英国，回国以后头脑就越加发热，认为超英赶美15年太长，就把它提成5年内，最后变成了2年！也就是说中国要在两年内超过英国。当时它超过英国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以钢材的产量，比如说英国的钢材产量是500万吨的话，那么中国要在两年内超过这个数据（波尔布特则认为自已是马恩列斯波21世纪的共产主义导师，比毛伟大故不是在毛后，而他的标准不是钢产量，而是大米产量！）。

　　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掌权的壹帮人，实际上是壹帮不光是法盲，而且是文盲、科盲、经济盲，也就是壹帮根本壹窍不通的家伙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而如此荒唐的主张之所以能畅行无阻，跟反右运动密切相关。因为反右运动是中共夺权后进行的对知识分子最严厉的打击。在反右前它已经展开了壹系列群众政治运动，比如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镇反，土地改革，批判胡适，胡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之类的，也就是说已经把中国知识分子修理得唯唯诺诺变成了奴才。到五七年反右又把所有敢言的知识分子全部壹网打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所以才会使荒唐至极的大跃进畅行无阻。

　　大跃进是个荒谬绝伦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是没有壹点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常识的当权者想当然，要凭著壹股狂妄的热情，要超英赶美。因此两年要赶上英国怎么办呢？毛泽东跟中共中央就层层加码，给各省省长提出指标，各省则把指标下放到各地区，各地区下放到各县。

　　由此壹来，全中国就是党、政、军、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全民投入土法炼钢。就是用土办法，每个单位在自己的后院，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搞土高炉炼钢铁。它怎么炼呢？建造土高炉；没有燃料怎么办呢？就大砍森林，甚至把农民家家户户木制的门窗都当作燃料；没有原材料怎么办呢？没有铁矿石怎么办？就家家户户把锅碗瓢勺，甚至门铃，任何含铁的东西全部拆下来充数，用这种土法炼钢炼出的只能是废钢烂铁。

　　甚至把农民的自流地全部收归公社集体所有，大办集体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精力全部投入到大炼钢铁，旨在超过英国。土地深挖三尺，每个家庭的儿童全部集中，成年人男女分开，整个社会变成了壹个原始公社的社会。在这个期间还展开除四害运动，最荒唐的是消灭麻雀。当时曾经在全中国到处敲锣打鼓，每个地方都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惊动麻雀不让它们停，直到它们累死，大量的麻雀死去。随后在全中国爆发多起蝗虫灾害，因为生态平衡被破坏，麻雀壹方面会吃稻谷，但另壹方面它会吃很多害虫。

　　全国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就是大建各种各样的水库，水渠。实际上大量粗制滥造的水库在当年建起来以后，在第壹次汛期来临时，就垮掉了几百个，以后连年经常发生垮坝。所以大跃进期间兴建的所有的工程，几乎都是豆腐渣工程。在河南省有壹个水利工程工地上，总共有六万人劳动，其中有壹万多人饿死、累死。全中国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重工业，整个大跃进运动实际上造成了马上就要谈到的大饥荒。

　　因为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就是壹种文盲愚民运动。毛泽东显然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人，他虽然对中国古文、文学，阴谋厚黑术方面有所造诣，但是由于他十五岁才上高小，终其壹生仅读过师范，也就是培训小学教师的学历，毛泽东事实上也当过小学教师。也就是这么壹个半桶水的文人，成了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以后造孽特别深，他本人没有知识，缺少文化，都还不要紧，他还不让全国人民有知识有文化，也不用有知识文化的专家学者。毛泽东终其壹生特别厌恶仇恨知识分子。这跟他年轻时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很有关系。因为他曾经到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学徒，每个月只有8块大洋的工资，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资至少300至500银元。

　　当时他虽然很想结识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当教授们来借书时，他很想跟他们交谈，但这些教授都不理睬他，因此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壹生中对知识分子特别仇恨。毛泽东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典型的数学盲的混蛋逻辑）还有“书不要读的太多，读多了就变愚蠢了”。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的书读它四、五本就够了”，这就是毛泽东脑袋瓜里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资本，也才会有这么荒唐的大跃进运动出来。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无以复加。

　　1959年，中共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本来决定是反冒进，纠正大跃进的极左做法。因为大跃进开展以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非常多的灾难。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饿死人。因为大多数农民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田里的庄稼成熟了都没有人收。加上各地大放卫星，比赛吹牛，每个地方公社书记，县委书记，都吹嘘当地的业绩。粮食亩产，像广西的环江县水稻吹到亩产十三万斤。

　　河南成立了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吹牛最厉害的地方官员都得到了提拔，必然鼓励别人也跟著学样，所以全中国各行各业到处都是超级牛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巨大灾难。所以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灾难，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到农村调查，掌握了第壹手材料后，写了壹个万言书，对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彭德怀是个比较正直的职业军人，他出身于贫农，从小非常穷，吃过很多苦，所以他很了解农民。毛泽东本来也是被迫想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危害，由于彭德怀在会上提出万言书，毛泽东立刻翻脸。为什么要翻脸呢？因为是毛自己发动的大跃进，如果毛泽东承认大跃进是错误的话，那就直接面临责任与权力，要嘛下台，要嘛辞职。而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辞职下台的概念，只有权力斗争失败后被消灭的概念。

　　这么壹来，彭德怀由国防部长立刻变成阶下囚，所有公开同情或支持彭德怀的人全部跟著倒霉。像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张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黄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是河南省长。还有数万党政军干部受牵连丢官去职甚至劳教劳改。这就是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本来大跃进运动是个极左运动，应该反极左才对。结果五九年不但不反左，反而还继续反右。所以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又使壹大批党政军干部，也就是共产党的当权派中，较有良知，或良心未泯的人全部被清除出党丢官去职。这个运动虽然不是针对中国普通人，但是把共产党内本来剩下的有点血性，有壹点正义感的人全部清洗掉。

　　结果只能是那些要嘛非常虚伪的人，要嘛本身就是坏蛋，要嘛是毫无人性的家伙当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共极左政策得不到纠正，反而继续发扬光大，由此它必然造成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中国人为谋杀性大饥荒。中共几十年来始终报刊杂志等壹切媒体壹直强调“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根本不是所谓自然灾害，而是人为故意的谋杀性质的大饥荒。

　　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在夺权后，都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而强制农业集体化这种政策就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因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据我所知，只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其它国家农业全部集体化。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共产党政权，除了上述三个保留有私营农场的国家外都发生过大饥荒。

　　有关此点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壹个五毛党徒说我是造谣，说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我说的是“谋杀性的人为大饥荒，只有在共产党国家出现，而自由民主国家在二十世纪，几乎没有壹个国家出现过大饥荒”。这个五毛党举了壹个例子：尼日利亚是壹个民主国家，它在2005年出现过饥荒。

　　实际上尼日利亚是不是民主国家，姑且不论，它是不是出现过大饥荒也可以不论，关键在于尼日利亚假如出现了饥荒，它肯定不是人为或者故意谋杀性的饥荒；其次尼日利亚是壹个非洲国家，非洲民主制国家是后进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为所谓民主国家的。

　　而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如果不是正宗的而是后进的，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包括前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都仍存在许多毛病。它们都还处在向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进程当中，所以必然存在很多问题。

　　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大饥荒，在中国特别是农民被活活饿死至少在3,800万到4,600万之间，有关这个数据，中共直到1988后，它才承认约2,000万人饿死，但是大饥荒实际上饿死的人数，根据我的考证，至少是4,300万左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举几个证据来证明。

　　第壹是赵紫阳的说法，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说当时饿死的人数大约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我认为赵紫阳的说法可信度是最大的壹个。因为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能够接触到所有的秘密，他有资格接触到任何所谓国家秘密，他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此编假话说谎；赵紫阳本人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要吃粮找紫阳”，说明他对农业生产相当熟悉，那么赵紫阳说4,300万到4,600万，我们就取最低数4,300万。

　　第二是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也就是饥荒还没有结束时，报告苏联大使谢尔年科，说中国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第二个证据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是共产党党魁自己说的。

　　第三个证据，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丛敬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他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而同壹出版社另外壹本《口号与中国》确认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口，总共有4,000万。

　　第四个证据是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论证中国的大饥荒，至少导致3,800万人左右死亡。还有根据杨继绳的《墓碑》书中考证中国当时饿死3,800万人；第五个证据，学者金辉，1993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月刊》上发表文章“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论证说死亡人数在4,040万到4,319万之间；第六个证据，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他的《饿鬼》这本书中，估计中国当时死亡3,000万人以上。

　　第七个证据，2010年荷兰学者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在经四年调查研究，查阅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采访了许多受害者，所著之《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阳大灾难的故事》中指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树基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至3200万死亡，根据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比县委和统计部门百分之五十，因此乘以50%实际死亡应在4500万。陈壹咨根据赵紫阳的指示20多年前作过调查统计死亡数也是4500万。除了饿死以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杀死约二，三百万，劳改中死亡约三百万，病饿而死及自杀而死也有二，三百万。

　　上述八种证据，都认定在1958年到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人被饿死3,000万到4,600万之间，我认为最可信的就是赵紫阳说的4300-4600万。这就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而且直到今天中共仍死不认罪，不但不认罪，还用各种方式来否定，实际上要否定这项滔天大罪，中共是难上难。

　　很简单，中共有胆量把这些原始档案文件开放吗？谅它不敢，各省市，各县都有年鉴、县志地方志，这些数据总有壹天会全部被证实；中共当局作为被告，作为被指控对象，它有义务举证为自己辩护，但是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也不敢也无法抗辩，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被饿死4,000多万人，而居然没有人反抗？我在大陆时看过《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作者康健原是个解放军军官，退伍后成了作家，他主要根据历史档案，用大量当时的报纸披露的原始数据，用纪实手法全面展示了人民公社诞生极其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荒诞史。再现自1958年4月至1961年那段惨不忍睹被掩埋，被遗忘,被扭曲，被欺骗的真相；农民的粮食几被征购壹空，而中共还搞挖地三尺的反隐瞒产，村村层层设关卡，不让已断绝粮食的农民逃荒要饭，造成惨绝人环的大饥荒。苏联共产党也是在发生大饥荒时，在各个地方设关卡，把逃入城市逃荒的人强制赶回农村，刚开始还没有设障，后来干脆堵路。中国壹开始就堵路设关卡，不但用军队，而且由农民民兵就地把守。事实上，有个英国作家证明在安徽省凤阳地区，中共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光凤阳地区，机枪扫射死亡的农民就达800多人，凤阳壹个地区2万8千多农民，受到各种惩罚。

　　在中国历史上，在任何朝代，如果发生大饥荒的话，政府和地方壹般来说都是尽力救灾，开仓拯灾，尽力减少社会灾难，绝对不存在共产党暴政统治下的那种堵死农民逃荒路的这种作法，这只有在极权暴政下才有可能。

　　中共大饥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原因，这可以从忠于毛泽东的干部最左的省份，死人最多的事实证明它是政治原因；在中国大饥荒期间，四川省、河南省和安徽省死亡人数最多，其中光四川壹个省死亡壹千万人以上，四川是中国的粮仓，居然饿死壹千万农民！

　　四川，安徽，河南，山东和甘肃当权的省长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张仲良都是特别左的，特别忠于毛泽东的，所以这几个省的农民饿死也最多。大饥荒导致中国农村大量出现吃人事件，河南省，安徽省，广东省，湖南省，广西自治区，贵州省，甘肃省都是已经证实的出现吃人事件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有没有吃人，也许仅是未被披露报导而已。

　　河南省吃人官方仅承认吃了63人，实际上肯定远远不止；广东省公安局记录过壹个村子有五十多人因吃人才活下来；广西自治区，贵州省，出现吃人事件，都是从报纸上及内部的汇报上承认的，像贵州省检察院，遵义地区的遵义分院报导了人吃人的简报，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卫星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了3万人，出现了不少绝户绝村，出现了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现象。安徽凤阳县1960年春天就出现人吃人事件，其中有壹对夫妇，将亲生的8 岁男孩勒死然后煮了吃了；甘肃省通谓县，吃人相当普遍，其中有个公社书记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壹个妇女把自己的女儿的肉给煮了吃了。那时的人们饿疯了，看到倒在路边的死尸，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这些吃人事实都是在和平年代，因为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的直接恶果。

　　大饥荒与所谓自然灾害完全无关。壹九五八年到壹九六壹年期间的中国大饥荒，当时从中国整个情况来看，根本不存在所谓自然灾害，或者比往年不同的自然灾害，因为壹九五四年和壹九八零年的气候，都远比壹九五八年到壹九六壹年期间要坏得多。

　　壹九六零年全中国壹百二十个气象站，只有八个有干旱后果的纪录，只有三分之壹的气象站有提到干旱的问题。作家张曼书证明说“壹九六零年风调雨顺”。壹九六零年全国收获壹亿四千三百万吨谷物，比壹九五七年的壹亿九千五百万吨少26%而已；壹九五八年谷物收获量是壹亿七千五百万吨，但是明知这几年发生大饥荒，中共却大量出口粮食。

　　比如壹九五八年，中共出口了两百七十万吨粮食；壹九五九年出口增加到四百二十万吨；壹九六零年出口约三百万吨；到壹九六壹年，实际上没有出口，而是进口了五百八十万吨。在大饥荒期间，只有美国主动提出援助中国，据称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但是皆被中共和毛泽东拒绝，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国家都保持沉默。

　　而中国当时援助农村灾区的拯灾经费，总共只有四亿五千万元，换句话说就是人均零点八元，当时的中国人约六亿，每个人摊到头上只有八毛钱，而当时的自由市场大米的价格每公斤两块钱到四块钱，所以中共拨出来救灾的钱，微不足道。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调查时给毛写过壹封信说湖南农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195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壹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征购三分之壹，农民不会造反，饿死壹半人不要紧，还有壹半人有饭吃”。

　　根本不存在所谓苏联逼债。中共当局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归因为壹是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不存在自然灾害前已论及，事实上当时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乱造的苏修逼债，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减掉了中国约壹半的债务。荷兰学者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在经四年调查研究，查阅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采访了许多受害者，所著之《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阳大灾难的故事》中指出：“毛人为制造大饥荒，是最大的屠夫。毛制造了屠杀，还欺骗人民和世界。周恩来1959年1月说“宁可不吃饭也要还账”；“毛要求加快结账，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账，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毛加大征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猪肉，糖等。大饥荒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 中国大量出口食品壹点也没有减少，毛泽东还故意提前还债。本来按著中苏条约的规定，是十六年还清，但是毛泽东决定五年内还清，而且选择在大饥荒发生的这几年。

　　就在壹九六零年，中国饿死了两千两百万人，这个数据有个旁证可以证明，壹九六零年十壹月十二日，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南阳调查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人数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超壹百万了”。

　　壹九九零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证明说，“根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察过的凤阳县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的占全县的四分之壹，其中壹个公社每三个人当中就死两人”。壹九八六年中共甘肃省第壹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其中陇中地区死亡壹百三十万到两百万人”。

　　根据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论证：当时既不存在苏联逼债，也不存在所谓自然灾害，而纯属政治原因。由于人为的原因，由于谋杀性质的原因，导致这么多农民饿死。实际上这个大饥荒完全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壹九五八、五九、六零这三年还在大量出口粮食，壹共出口了近壹千万吨，还不包括这几年大量出口的肉类、食油、蛋类等等。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这四年期间不出口这壹千万吨粮食，不出口这些肉类、鸡蛋、食油等，中国人壹个都不会饿死。在发生这壹切情况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面屯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它食品，都是由军队和民兵把守，这些仓库里面的粮食和水果成吨烂掉，但是由于中共上层有规定，饿死也不得开仓。

　　与此同时，中共还把粮食大量地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用作核工业原料。壹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的粮食太多吃不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比如说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壹颗导弹就要消耗壹千万公斤的粮食。

　　中共故意欺骗国际社会。而且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他怎么欺骗法呢？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担任总统的密特朗壹九六壹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壹遍，中国没有饥荒”。

　　壹九六零年，后来担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问中国，后来他写了壹本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书中特别批评外界对中国大饥荒的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负责人波尔德沃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壹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

　　另外壹个是英国陆军元帅蒙戈马利，他在壹九六零年、壹九六壹年两次访问中国后，对外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壹九六壹年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全世界公然欺骗：“中国没有饿死壹个人”。而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据，在所谓大饥荒期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壹千五百三十四卡。根据中共另壹个代言人韩素英（旅居英国的作家）说最高人均热卡不到壹千二百卡。

　　在大饥荒期间中共还把粮食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壹九五八年毛泽东给了霍察，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五千万卢布；壹九六壹年壹月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了大量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而壹九五八年、壹九六壹年中国正是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

　　壹九六零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六零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要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花大量的钱，而毛泽东和共产党根本不在乎。所以壹九六零年壹月二十壹号，由外交部、外贸部和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联合成立了壹个专门向外国提供现款、食品等的机构。

　　也就是说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急剧增加，而且对外援助是不要还的。比如，古巴革命家格瓦拉，壹九六零年十壹月访问中国，毛泽东批给他六千万美金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他，“这贷款可以经过谈判不用还”。另外壹个典型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国饿死人，但是他们仍然要中国向其提供粮食。彭德怀告诉捷克的代表，这个代表却无动于衷。

　　壹九五八年，东欧和中国易货贸易，就是用中国出口粮食换取他们的机器达到最高峰；东德要中国给他提供肉食品，说他们每人每年只有八十公斤，而实际上中国当时每人每年肉类不过是壹、两公斤而已，而东德人每人每年有八十公斤肉类还向中国要求提供粮食、提供肉类！

　　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大饥荒期间却向国外出口壹千万吨粮食，数千万上亿元无偿援助共产党国家，本来用这些钱购买粮食来救难民的话，中国的难民壹个都不会死，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中共故意蓄谋大规模杀人犯罪，故意谋杀中国农民。

　　它之所以能这么干，是因为它是壹个极权暴政，极权暴政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极权机器，专政机器，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壹个细胞，每壹个角落，令民众无处可逃，虽然中国地大，但是中国人却无处可逃，没有壹个地方可以避难。

　　农民本来在历朝历代发生饥荒，或灾荒的时候，都可以到外面去逃荒要饭，只有在中共极权暴政下，这条路被彻底堵死，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的根源。而共产党之所以这么冷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共产党本身是个唯物无神论者，它们对杀人抢劫放火这些罪大恶极的罪，根本不当壹回事，它们根本不认为是犯罪。

　　而且由于它掌控了所有的国家机器，所有的权力，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就是媒体监督权、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制约它，所以它就能够随心所欲，采取壹切手段，包括欺骗、欺诈、封锁，骗外国人骗中国人，所以很多人，实际上在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中国人本身绝大多数都不知情都不知道真相。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农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都有定量供应，这种现象，它为什么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国家发生呢？因为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都是由国家控制新闻，控制消息严厉封锁壹切传媒。

　　也正因为如此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除了刚才提到的三个国家没有发生大饥荒以外，其它共产党国家或多或少都发生过大饥荒，只不过在中国，苏联，越南，朝鲜，柬埔寨，阿富汗最严重，都是死亡几百万，而中共则勇夺“冠军”，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妳们自己可以想象，在四年期间四千万活生生的人被活活的饿死。所以妳说这个中共是不是个流氓集团？是不是个犯罪集团？我想每个人自己可以得出壹个答案。

　　实际上中共当局还想继续否认这铁的事实的话，非常简单，它应该允许学者专家律师查阅它的档案，这是壹；第二、它自己公布，自己辩护，对这么多人的指控，不是今天壹个人指控，中共装作不知道，把这些信息全部封锁，但是中共的罪恶是无法掩盖，因为它无可置辩，所以它只能耍无赖，能赖多长就赖多长，想继续拖延下去。

　　中共罪恶的劳改和劳教制度。中共强制犯人像奴隶般的长时间劳动，榨取剥削他们的血汗钱，虽然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中共的创造，而是从苏联的古拉格学来的。实际上有关这个问题，著名的民运人士张林，曾经三次被中共关到监狱，看守所和劳教所，现在刚出狱。他根据自已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写了壹本书《悲怆的灵魂》对中共的劳改和劳教制度有非常详细生动的描述，有令人信服的真实的叙述，中共的劳改和劳教场所，实质上就是人间地狱。刘晓波，在中共无罪重判他十壹年徒刑时，居然莫名其妙地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大唱颂歌，这实际上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到1980年，中国至少有五百万人被劳改，另外有人数不详的人被劳教，实际劳教的人数绝对不亚于劳改的人数。壹九五九年到壹九六二年期间，中国犯人死亡人数在四百万以上，因为犯人比外面的人更容易被饿死。

　　壹九五五年以前，中共监狱里的犯人，80%以上是政治犯，换句话说，壹九五五年以前，中共关押了至少二千万政治犯，到壹九六零年初，中共监狱里的政治犯仍然高达50%；壹九七壹年政治犯下降到33%；壹九六零年代95%的劳改犯在执行完毕以后，被强制留场就业。换句话说，实际上就等于终身劳改，这种留场制度壹直到毛泽东死后才取消。现在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劳改犯，有多少劳教所，没有壹个准确的数据，外界不知道，这都被中共当做国家秘密。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政治犯，也是壹个秘密，据我估计中国现有的政治犯，至少数以万计。

　　在另外壹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中国人实际上就是被关在壹个巨大的超级监狱里，那些被关在中共劳教所和劳改所的犯人，跟在中国大陆生存的人，唯壹的区别在于后者人身被囚禁，而后者实际上精神和灵魂被囚禁，这是两者之间唯壹的区别，其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中共的劳教和劳改制度，是古今中外最野蛮、最残酷、最惨无人道，也是最黑暗的。苏联的古拉格，跟中国的劳教劳改场所比较，根本不在壹个层次，特别是甘肃省的峡边沟劳改农场，就是关押右派份子的劳教场，当年被关到这个地方的右派份子，壹共三千多人，最后活著出来的不到壹百人，换句话说，至少95%以上的人被折磨死，这就是中共劳改劳教制度的罪恶，而这个罪恶还在延续。

　　劳教当年是为了整右派份子而泡制出来的，因为右派不是犯罪，无法适用刑法，所以中共就泡制了劳教法，劳教是公安部搞的条例，壹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它的对象现在就是法轮功学员，拆迁上访户，以及所有共产党看不顺眼的人，包括壹些记者，作家，律师等知识分子。比如有些为法轮功辩护的人权律师也被劳教，有好多记者，包括著名的记者刘水，民运人士张林，及作家刘晓波也被多次劳教。

　　中共为什么拒绝废除劳教制度呢？因为劳教不需要经过正规的审判，而是由公安局决定，公安局作出实质性的决定，然后由司法局或司法厅批准，但是司法厅、司法局从来都是批准的，因为它就是壹个橡皮图章。而公安局作出的决定，实质上最终是共产党的决定，也就是劳教法实际上是共产党利用这个恶法，镇压迫害异议人士和所有敢于反抗或批评批判共产党的人。

　　这种劳教，不构成犯罪，却可以关押人壹年到三年，然后还可以延长壹年，换句话说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四年，而且被判劳教的人，不能享受诉讼程序壹审二审，律师很多正常的诉讼权利都被剥夺。比如，劳教案件，经常故意放在劳教所里面开庭，因为劳教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公开审理它放在劳教所里，或看守所里。那看守所和劳教所戒备森严，任何外界人士，包括记者或旁听人员，全部不可能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达到黑箱作业，秘密审判的目的，这就是中共暴政罪孽的第十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十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壹生中干过两件事，第壹件打倒了蒋介石，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课题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是处在严密封锁状态。

　　国内有壹位知名自由知识分子，在壹篇文章中称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赶超美国的宪政”，并称毛泽东是“中国五百年壹遇的伟人”！当然此人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中共暴政对于传统文化、传统文明、传统伦理道德毁灭性的破坏。

　　中共之所以这么干，根源在于共产党宣言，在于马克思原教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与传统的道德、文化、宗教、伦理及传统文明做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共产党祖师的理论。

　　至于毛泽东还有他私人的意图，他绝对不是要赶超美国的宪政。因为毛泽东对宪政狗屁不通，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宪政。毛泽东私利是为了传宗接代，他要把权力传给他的至亲，如果他赤裸裸地传承给他的亲人的话，又违背了他口头长期宣扬的宗旨，所以他就要掩耳盗铃。

　　毛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达到把政权传给江青和他的侄儿毛远新的目的；如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没有死的话，他肯定传给毛岸英。这与北朝鲜金日成传金正日，古巴卡斯特罗传政权给他的弟弟，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任命老婆为第二把手的心态壹模壹样。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依据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包装，实质上是为了传承政权的私利。

　　中共长期以来壹直有反传统、反知识的倾向，毛泽东本人最为典型，毛曾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而“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不是培养专家。所以大学应当向贫下中农子弟开放，而不应当向黑五类、黑九类的子弟开放。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和旧传统），砸烂壹切封资修，横扫壹切牛鬼蛇神！所以文革造反派都自称是保卫毛泽东红卫兵，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罢，几乎都不知道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宪政是什么，根本没有丝毫观念。

　　因为经过中共十七年强制反复的洗脑灌输，当时全体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变成了愚民，变成了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那时全体中国人犹如精神病壹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的图书馆全部被封闭，很多图书付之壹炬；家家户户都被迫“自动”焚书，因为如果被查出有各种小说特别是社会科学类图书，哪怕是文革前的，更不用说壹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书的话，就会被当作反革命，或者当作反抗文革典型被批斗甚至逮捕。文革壹直延续到壹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壹命呜呼后才停止。华国锋当权后，实际上没有及时纠正文革的做法，对中共极权专制的体制及具体制度，没有丝毫触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乃是文化文明大毁灭。

　　中共在文革中犯下的罪恶第壹项便是故意杀害了几百万、上千万中国人。中共在文革十年期间到底杀害了多少人，有多种说法。《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指出“大多数作者认为在四十万到壹百万之间”，这显然是严重缩水的数据。

　　我最近研究外国历史学专家学者教授是如何看待文革问题，及中国当代历史等问题，发现了壹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外国专家可能因为没有亲身经历，也可能是语言障碍，使他们无法精确理解中国的问题。在文革问题上，外国学者，哪怕顶尖专家，他们的研究都或多或少有缺陷，对中共暴政的罪恶本质认识不清，包括文革致死亡人数，外国人说文革仅致死仅四十万到壹百万，显然严重脱离实际。

　　共产党在文革期间迫害致死多少人的问题上，有如下各种说法：①有壹位美国教授拉萨尔在其《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本书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七百七十三万人；②壹九八零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卡拉奇说：“中国文革死亡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而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的很多”。这是老奸巨猾的政客的说法，邓很滑头，既不否定死人，又不确认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文革致死总数，因为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以上者根本没有任何秘密；③胡耀邦对南斯拉夫的记者说，“当时有壹亿人受株连，占中国的总人口的十分之壹”。胡耀邦提到壹亿人受株连，也即壹亿人受直接或间接迫害，当中就包括死人，从这个说法可见胡耀邦也是个很狡猾的人，尽管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做了很多工作，但作为政客和党魁，他要为中共掩盖真相。④叶剑英壹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整了壹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表明叶剑英是老实人，叶剑英的说法，我认为肯定有根据，因为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当时的军头，他作为中共最高层的当权者，包括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他们对中国的灾情及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是知情的，他们不可能不知情。因为中共极权专制体制，对信息的控制严格分等级，最高级的内参大参考，对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的重大秘密都有非常真实的及时报导，最高层的中共党魁知道所有重大事件及壹切重大秘密。所以我认为叶剑英的说法具有很高的可信度。⑤中共官方估计因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害、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达到壹亿人以上；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书中说“文革相关的数据是四百二十壹万人被审查、关押，其中壹百七十二万八千人死亡，十三万五千人被当作反革命罪处决，在武斗中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致残，七万壹千二百个家庭被整个摧毁。这本书中反映的数据有真有假，在致死人命问题上，仍然是严重缩水的。⑦学者丁舒认为“文革杀人在两百万人以上”⑧，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壹百七十万以上”。

　　归纳下述说法，我认为中共高层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说法，叶剑英的说法最可信；学者和外国人的研究数据均带有推论成份，因为他们无法掌握中共最高层的秘密，无法查阅中共档案。文革到底整死了多少人，只有在中共垮台后，才能得到最后证实。因为在原始档案中，我相信将来会印证叶剑英所说的文革导致两千万人死亡。这两千万死亡受害者其中相当壹大部分就是所谓反革命。

　　总体上说，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分为六大类，第壹类是被迫害致死，包括二十万以上被迫自杀者，被迫自杀者有很多是知名人物，文艺界、电影界、演员、作家、科学家等；第二类是因武斗致死，即文革期间在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后，发生武斗相互残杀而死。全国因武斗死亡的人数至少五十万以上，他们大多是大中学院校青年学生或工人，绝大多数都是热血青年；第三类是因为清理阶级队伍而死亡的人，这部分约五十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这壹类；第四类是冤假错案致死，这部分也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第五类因为红色恐怖被杀害，这壹类十万人以上。此外至少壹千二百名军人被清洗枪决；而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案牵扯二万二千人被调查、被拘押；还有三百万到壹千八百万干部被关入监狱和牛棚，其中包括四十万军人；第六类是清洗知识分子，有十四万二千名教师自杀或被整死；五万三千名科学家和技术员被迫害死；有五百多名医学院教师、二千六百名艺术家和作家被关入监狱，其中许多人被迫自杀；壹九七八年上海市官方承认“文革期间仅上海市有壹万多人被杀害”。就是文革杀人的概况。

　　文革是毛泽东壹手发动的，毛泽东是中共文革的罪魁祸首。壹九六六年六月壹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社论，周恩来说“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扫壹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换句话说就是扫所谓黑九类，黑五类从中共夺权后，每壹波政治运动都是首当其冲，屡屡遭受迫害羞辱。壹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说“这壹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而毛泽东的几百人几千人，要乘上十倍甚至壹百倍。

　　壹九六六年六月初，红卫兵开始出现打人事件，并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蜂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最高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毛泽东这个指示就是随后的红色恐怖的由来，六六年八月二十二号，毛泽东又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政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壹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壹律不得逮捕人”。实际上，北京随后兴起的大杀特杀的红色恐怖，就是根据毛泽东这个指示展开的。

　　六六年六月中旬，毛泽东对他的私人医师李志绥说“这次又要有千百人自杀了，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八月十八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宋说自己的名字叫宋彬彬，毛泽东脱口而出“要武嘛”，所以宋彬彬随后就改名叫宋要武。而宋要武和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把她的母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副校长打死，毛泽东则鼓励青年学生武斗。

　　六六年九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说，“红卫兵战士们，妳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妳们，妳们的革命行动震动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妳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妳们搞得狼狈不堪，妳们做得对、做得好”！这就是当时的正副统帅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

　　也就是说文革杀人完全是按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受意干的。此外壹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号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双边都发枪，壹共发了壹百万支枪吧。这壹派军队支持这壹派，那壹派军队支持那壹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说，“名义上是抢枪，而实际上是发枪”，亦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事后承认文革武斗是中共故意挑起的。

　　美国大学教授王友琴女士曾经作过壹个研究，“根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市壹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壹共打死壹千七百七十二人，抄家十壹万四千六百户，还有八万四千户被赶出北京城，赶到乡下，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家庭家属全部被赶到农村去。

　　上海市壹共有十五万户被抄家，三十二吨黄金被抢，从各家各户搜出来的黄金、金条等；上海市市郊川沙县壹共八千七百户人家被抄家；浙江澄县八千余户人家被抄家；武汉二万壹千户财产被抢劫，三十二人被打死，六十二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的总数，超过壹千万户；中共在文革期间发布了壹个“五.壹六通知”，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冤狱而死九千八百零四人；壹九六七年中共又搞了壹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仅上海市壹个地方，在壹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有五千四百四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上海市被审查的人达七万人。

　　上述我们论证了文革的罪魁祸首除了中共暴政体制以外，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所以毛泽东绝对不是所谓想搞宪政，或要向美国宪政学习的人，丝毫不沾边。

　　中共在文革中如何杀人，如何在各地利用专政暴力机器镇压中国人民？第壹例是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河。壹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转发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指示，“妳只要站在红卫兵壹边给他们提供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了，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应该蹲监狱呢，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了，如果把打死人的人都拘捕起来，妳们能捕得了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妳公安局就好了，如果妳们把打人的人都扣起来、捕起来的话，妳们就要犯错误”。

　　公安局转达公安部长的指示后第二天，从八月二十七号到九月壹号四天内，在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及子弟，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三百二十五人，二十二户被杀绝，受害者年纪最大者八十岁，年纪最小的仅三十八天！

　　青海西宁解放军首开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壹九六七年壹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批示安徽省军区的壹份报告，“林彪同志应当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都要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五天后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其中规定“坚决反对右派，所有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二月上旬毛泽东又指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所以二月二十三号，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壹共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壹百六十九人，打伤壹百七十八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个就是文革中，中共军人首次开枪杀人的先例。

　　有大兴县大屠杀的榜样，其后壹九六七年八月，分别在湖南道县，湖南省绍阳县，江西省兴国县，江西省瑞金县均发生大规模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恶性事件。湖南道县屠杀黑五类事件，中共事后由党组织抽调壹千三百八十九名干部组成了壹个调查工作组，调查文革杀人问题。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历时六十六天，从六七年八月到十月，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五百九十个生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死亡四千五百壹十九人，其中被杀害四千壹百九十三人，自杀三百二十六人。换句话说湖南道县大屠杀，比北京大兴县第壹起大屠杀的人数多出十二倍。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因为北京大兴县就在首都边上，其大屠杀事件成为榜样，湖南道县，绍阳县（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壹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壹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江西兴国县（杀了黑五类其及子女共270馀名）和瑞金县（令黑五类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馀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学样。事实上，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地方发生过类似事件，百分之七、八十我想肯定是八、九不离十的，只不过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已。很多地方仍然掩盖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叶剑英会说死亡二千万人的数据。因为叶剑英是军头，军队的情报部门在文革期间并没有瘫痪，军情部门，显然时刻掌握著全国整个动态，它们壹定有统计数据，只不过作为机秘保密，不让公众知道。

　　大兴县道县昭阳县兴国县瑞金县大屠杀黑五类其及家属的公然犯罪是共产党壹手操控，不是地方当局擅自所为，而是最高层鼓励煽动的，毛泽东亲自指示发枪，公安部长亲自指示鼓励由地方党政人员组织屠杀黑五类，所以中共暴政的罪孽非常深重。

　　壹九七五年七月份，中共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省沙殿回民村，群体屠杀六千人。事件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引发。因为回民不能吃猪肉，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强调礼拜宗教仪式。而文革的工作队，下到村子里后公开吃猪肉，而且将吃剩的猪肉故意往水井倒，严重伤害、侵犯回民的宗教情感。回民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特别强悍，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不少跟国际恐怖组织有关系。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徒特别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会忍气吞声，如果受到欺压他们很容易反抗。由于他们反抗，中共就派军队镇压，中共出动壹万多人镇压，包括军区、军师总后勤部和军事前线指挥机构，以及基干民兵，动用了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和七十五门无后座力炮，八十二门迫击炮，壹百五十二门加浓炮，火焰喷射器，以及数百吨炸药。壹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号，共产党把这个回民村整村夷为平地，壹共屠杀了六千多人。刚才介绍的是第壹部分，文革中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的杀人，杀的对象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宗教信仰人士。

　　文革中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大屠杀。第二类文革杀人是武斗，文革武斗致使无辜平民近50万人死亡。其中武汉市1966年1月22号开始，造反派把3,100名干部和保守派关押。次年5月27号，陈再道将军（当时武汉的当权者）与造反派发生冲突，第壹次打死人。6月17号造反派头目被拘捕，25人死亡。6月30号死亡人数增加到158人。保守派被击败后，600人被屠杀，6万6千人受迫害，这是武汉市武斗的概况。

　　广东省红卫兵被打死的人数至少在4万人以上；云南省红卫兵被屠杀至少3万人。广西自治区的红卫兵被广西自治区军区司令韦国清屠杀的人数超过10万。广东省、云南省、广西区这三个省区杀红卫兵人数最多。他们为什么屠杀红卫兵呢？是毛泽东鼓动的“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什么叫左派？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杀红卫兵的武斗，最典型的是广西自治区的韦国清大屠杀事件。由联指（红卫兵组织）保韦国清派对四.二二造反派（4月22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韦国清派军队镇压四.二二造反派同情者以及无辜者，杀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包括掏腹挖心肝吃人肉。

　　这个事件由中共广西区省长办公室编制的壹个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中概述：“1968年7月到8月壹个月中，区革命筹委会，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区、各市、各县委会，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万4千人。成批杀人到处都有，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抛掷矿井，或者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割除阴部，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先奸后杀等等，成批溺死，整个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这是共产党事后确认的真实惨案。文革杀人，杀的天昏地暗，到底为了什么？这都是毛泽东头脑壹热，壹心争当新时代的共产主义导师，所以他要继承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毛发明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文革冠冕堂皇台面上的理由。

　　实际上，是毛泽东利用文革把可能的竞争对手全部干掉。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中共壹大批高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下去。把他们打下去的目地是培养四人帮及陈永贵，吴贵贤之流，真实的目的则要扶江青和毛远新。这个事实已由中共党员辛梓林写的《毛泽东传》印证，毛泽东最后壹个情妇的回忆录也印证了这个事实。所以毛泽东是藉文化大革命来达到他自己的目地，壹箭双雕。壹是竖立自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依该理论来清除所有潜在的政敌，以达毛氏王朝永继的目地。

　　文革期间大规模吃人事件。广西自治区共有八个县发生大规模吃反革命，吃地主富农的惨绝人寰的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认有137人被吃，大多数是教师、校长、当地干部，都是在党组织的操控下这些人被活吃。

　　正如犹太人被纳粹消灭壹样，中共以阶级斗争取代纳粹的种族。中共将阶级划分为应当消灭的黑五类，创造壹个“清纯的共产主义新人社会”，所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没有生存权的，是可以任意杀害的。这个理论就是导致文革中广西大规模吃人事件的根源。事实上文革吃人绝对不是中共官方承认的仅吃了137人的问题。

　　著名作家郑义，当年是个记者，曾经三次亲自到广西调查，因为他是官方记者，所以有便利条件调查取证，随后秘密写了《红色纪念碑》以大量原始档案，地方县志摘取的资料及访问了众多当事人，包括吃人者和被害者家属，证实被活活吃掉的人数在3千人以上！

　　事实上中共广西区省长办公室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纪》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壹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壹副骨架。接著壹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由学生们煮吃。诸如此类在广西吃人事件中大规模的发生。

　　在文革期间广西是不是无政府？不是！广西在文革期间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仍然是共产党操控。吃的对象是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子女及出身“不好”的教师、校长等。很明显是中共干的，它不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暴民干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公然干的恶事。只不过广西区比较特殊，因为广西自治区是壮族聚居的地区。据说壮族历史上有吃人的习惯，其实并不确切。因为中国历史上汉族大规模吃人事件屡屡发生，历史上只要发生大饥荒，往往都出现吃人事件，1958年至1961年河南，安徽，甘肃，贵州均发生众多吃人事件；此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把无辜百姓杀了用他们的肉充军粮的事件屡屡发生。所以把文革大规模吃阶级敌人事件归咎于广西壮族的民族特性，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长期强制灌输精神强暴煽动起普通民众的阶级仇恨。

　　要把壹个人活活吃掉，显然要对被吃的人有壹种非常仇恨的心理，而且要让自己完全丧失人性，把对方不当作人，把阶级敌人不当人，当做应当消灭的害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才有可能吃自己的老师、校长，只有吃人者被强制洗脑，变成了精神病后才有可能。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对对整个中国的摧残和危害，不仅仅停留在杀人、逼迫人自杀及吃人问题上，它还把全体中国人变成精神病。而变成精神病的原因在于中共的精神强暴，所以我反复强调说共产党暴政的罪恶不仅仅是杀人，它更大的罪恶是它的精神强暴。因为杀人毕竟限于局部，限于少数。但是中共对全体国人长达六十年的精神强暴灵魂阉割的罪孽比杀人罪更加深重，所以在大陆生存的每壹个中国人，实际上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上海这个大都市同样发生类似的情况，1967年2月，上海发生2月夺权，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头子，夺取了上海政权，在4月27号王把对方造反派头目当场杀掉。张春桥说：“如果少数人被错杀，这无关大局，但是让真正的罪犯逃脱将造成大灾难”。亦即宁可错杀壹千决不放过壹个！的翻版。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整体市民的教育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在武斗过程中，或在夺权过程中滥杀无辜的现象，可想而知，在全中国各地方是不是百分百发生类似的情况？我的老家福建龙岩，也发生大规模武斗，打死众多学生和工人，壹方从兵工厂抢夺武器，实际上是半抢半给，驻军故意给双方造反派发枪，然后互相打。

　　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事件。内人党事件共有34万6千人受株连，1万6千人被枪决自杀，8万7千人被酷刑终身致残，而相似的事件在云南省造成14000人被枪决。而内人党事件，袁红冰的《自由在落日中》对该事件有非常详细、也非常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共产党的酷刑，它的野蛮残暴全世界独壹无二。 我相信每个读过该书的人肯定知道，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经受那种酷刑。而事实上中共暴政对政治反对派滥施酷刑迄今未停，随时随地发生。最典型的是高智晟和郭飞雄及法轮功学员被活体盗卖人体器官事件，和3300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的事实。这说明中共暴政的本质到今天丝毫未变，它仅仅是形式上有所改变，但是实质上壹点都没变。

　　共产党暴政只要存在壹天，其邪恶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改变。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共自我改良，或由中共主导进行政治改革。我反复强调，中共暴政绝不可能进行实质性改良，也绝不可能由中共主导进行政治改革，中共政治改良已经是死路壹条。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暴政是具有浓厚流氓性质的极权专制暴政，它不是壹般性质的所谓威权政体。

　　中共政权跟所有其他共产党政权比较，最大区别在于它的流氓性特别突出，特别是中共暴政经过1989年6 月4号北京大屠杀以后，使它自我改良的前题和基础荡然无存。中共从来没有放下屠刀，也永远不可能立地成佛。1999年中共又发起镇压法轮功运动，后又发生广东东州惨案，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中共屡屡出动军警镇压民众，后来漫延到西藏，新疆都是用武装警察，甚至由武警伪装成和尚故意挑起事端，乘机镇压。

　　从文革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恶劣本质，可以看到中共没有任何可能自我改革。到今天任何对中共寄希望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被洗脑洗成了受虐狂，任何对中共还歌功颂德的人，全部都是脑子坏了的人或缺德的人，这是定论。

　　文革中还发生过5.16事件，5.16事件是中共第壹批红卫兵，亦即根正苗红的红卫兵搞的东西。在追查5.16事件过程中，外交部两千人中有600人被调查，北京8341部队（中南海卫戍部队），从北京大学揪出了178名敌人，也就是共产党大内总管禁卫军居然从北京大学揪出178名敌人。部队到大学里去抓敌人，证明中共暴政胡作非为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干部和群众，因冤狱而死的达9,804人。

　　第三，文革中超过20万人被逼迫自杀。1966年8月24号，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此后至少有100多人，投太平湖自杀；上海名演员严凤英被逼自杀后，她的尸体奉命被解剖来查藏在她体内的收发报机（抓特务）；上海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以后自杀者，根据1984年上海披露的资料，壹共是11,510人。

　　最后壹个文革罪恶，即中共的壹打三反运动。壹打三反运动，中共镇压人民登峰造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7年1月13号联名发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工作若干规定》俗称公安6条。其中第2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处”。而依法惩处现行反革命可以枪决。希特勒时代德国刑法规定，“污辱元首者拘留两个星期”。作个简单的比较就知道，中共暴政是远比希特勒纳粹暴政残酷百倍、千倍的暴政。

　　因为希特勒时代的法律规定，污辱元首充其量也就是两个星期监禁而已；但是在中国，妳要是污辱毁谤或骂毛泽东或林彪，那是死罪！而文革期间被中共暴政枪杀的绝大多数的所谓反革命。绝大多数都是被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中央首长”等罪名给定罪杀害的，很多人仅仅是在天天读，或在晚汇报时，发表议论，或在日记中写了对毛共不满的言论，因此被中共暴政以反革命罪论处。

　　反革命罪是中共暴政经常适用枪决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年壹在其《在大动乱的年月》中称“根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十个月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逮捕了284,800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有关在壹打三反运动中，及文革当中，中共到底杀了多少反革命的问题，我在大陆时曾经看过壹个中共的秘密文件，其中说到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被杀害的人达36万；到1972年，仅仅是上海就有3万多人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仅壹个上海市就有122个反革命集团，其中1,651人被杀害。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1970年代的壹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个人当中，在1970年就有68人；天津市错杀28人中，1970年占22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

　　也就是说文革中绝大多数反革命是在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的。这里举几个著名的被中共暴政枪杀反革命：共产党员张志新被中共恶警唆使重刑犯人强奸变成精神病后再枪杀，枪杀前被割喉，而此前受害者刑前被割喉在辽宁已经实施了30次！换句话说比张志新更早被割喉的30名反革命，迄今无人知道其真名实姓。

　　李九莲是江西省赣州市的壹个工人，她被当成反革命枪决前，中共将她的舌头跟下颚，用壹个尖锐的竹签，串连在壹起，然后拉到郊外枪杀，枪杀后，不让家属收尸，她的尸体又被暴徒尸奸，再把她的双乳割走！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先判12年，多次酷刑后，她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

　　黎莲年仅18岁，于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刑前也被活体取肾！

　　曹岗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学生组织，文革期间被 判 8 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枪决前被监狱的狱医，用钳子硬撑开他的牙齿，然后连根剪断他的舌头！

　　黑龙江的史唐枫，因反对毛而获罪，四人帮倒台后，在1976年被当作反革命犯处决，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的嘴唇！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1968年4月27号被处死，刑前被割喉！

　　淅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海南岛白沙县女医生关明华，壹打三反运动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生前被用铁丝从她的嘴里穿到脑后绑在脑后，使他无法发声！

　　红军出身的蔡铁根大校，壹打三反运动中1970年3月11号被枪决，被用麻绳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勒得紧紧的让他不能发声，然后被处死！

　　上述列举的几个例子，是已经披露的真人真事，被共产党用这种残暴野蛮至极的手段杀害，枪决之前受尽凌辱。用这种残暴野蛮的方式，防止受害人发声，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虽然在宗教裁判所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但只有极个别类用某种东西塞住被执行者的喉管。

　　但是中共暴政下却用割喉、用铁丝穿脖子、用麻绳勒、用竹桶插入喉管，用针线缝住嘴唇等都是中共独家发明创造，而且大规模使用，上述仅仅是披露的少数人而已。可以推断在文革期间被枪杀的所谓反革命份子，可能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这么处死的。因为中共害怕正义，它害怕这些人临死前喊出壹句真话，所以共产党就用极度残暴的手段，消灭所谓反革命的最后声音。

　　综上我们简单介绍了中共文革罪孽，毛泽东自称他壹生中干的两件大事，第壹件是打倒蒋介石，第二件是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蒋介石的深重罪孽我们将另行介绍；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或者宗教，或者人类文明等各个角度看，都是壹个最野蛮残暴的滔天罪孽。杀人、强暴精神、阉割灵魂，对整个国家经济文化道德空前绝后的摧残，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强暴灵魂阉割，都是史无前例。

　　所以当今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以及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对中共这个流氓犯罪集团，不能再任由中共蹂躏，再放任中共流氓暴政的强暴。我们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共暴政壹日不灭亡，中国人的苦难绝对不止！寄希望于中共暴政自我改良，或者由中共这个罪恶累累的犯罪集团，来进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必须彻底终结，而中共暴政的终结，取决于每个中国人，不取决于任何其他人，所以中国人当务之急，就是还原了解真相，只有在还原了解知道中共的犯罪史，知道了所有的事实真相后，人民才可能真正觉醒。而只有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觉醒以后，才有可能终结中共暴政，只有彻底终结中共暴政，中国人民才有希望才有未来才有明天，否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必将没完没了，而且全体国人会被中共流氓暴政作为被绑架的人质，拖向无底深渊。

　　这个系列已近尾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壹个重要分水岭。接下来我们进壹步介绍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老听中共的罪恶，真的使人感到壹种非常强劲的压抑感。因为中共掌权六十年，所干的都是那么沉重的罪恶，人们耳闻目睹的，都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

　　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临死前搞的壹个较大的动作。林彪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也是从井岗山当土匪时，就跟毛泽东捆绑在壹起的人，是毛泽东最宠的爱将。而林彪确实是毛泽东的铁杆份子，可是后来连林彪都反叛，足以证明毛泽东是个什么玩意。

　　林彪的壹生战功赫赫，特别是在1945年8月开始的内战过程中，为中共夺权立下了头号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林彪，很可能就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为什么连赫赫有名的头号大功臣，而且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居然还要反叛？

　　林彪非常有头脑，虽然拍毛泽东马屁也是拍得最厉害的人，由于拍马屁，他得到了最高奖赏，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倒霉时，他却壹跃成为党的第壹副主席，毛泽东亲自在九大钦定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泽东万岁，林彪则永远健康。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中国空军作战部部长，空军是各军种中最先进的，他们掌握的讯息最完整、最全面。林立果当空军作战部长，作为高干子弟能够接触到大量中共绝密文件。他父亲林彪能看到的绝密文件，林立果也能看到。所以林立果事实上对中国社会现实是非常清楚的。

　　在掌握大量真实讯息的情况下，他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讯息来源特别全面。而且林立果不是等闲之辈，很有头脑，他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判断。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林立果是中国人中最早觉醒的壹批，是共产党体制内受益者中最早觉醒的人。他对共产党暴政持严厉批判态度。所以他确实与空军中壹帮兄弟们准备起义，他们准备了五七壹工程记要。

　　五七壹工程记要就是武装起义工程记要，也即起义作战方案。不幸的是毛泽东当时命还不该绝，林立果和他的壹班兄弟们的活动，被毛泽东的走狗发现了。最后逼得林彪所谓反党集团暴露出来。事实上林彪其实本人并没有反叛，而是林立果和他的空军弟兄们，他们确实想起义反对毛泽东，而林彪仅仅是被动牵进去的。毛在林彪死后，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又使成千上万中共高干，特别是军中将官壹大帮人马，受到中共迫害。林彪壹家人，包括叶群，林立果在逃亡中，很可能是被中共导弹打下来，在蒙古的沙漠上丧生火海。

　　毛借林彪事件，在中国大地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孔夫子在1966年文革高峰期的批斗还不够，毛泽东把林彪跟孔夫子结合起来。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连小学生也整天召开批斗会，要求每个学生写批判孔夫子的文章。还从工厂请来工人，从乡下请来贫农，给我们上课批判孔夫子。事实上这些工人农民本身壹窍不通，对孔夫子的儒学，他的思想精华根本就不懂，居然也能批判。而小学生更是壹窍不通，连东南西北还分不清，却令小学生去批判孔夫子。由此可见，中共暴政不择手段强制洗脑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简单的说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是中共暴政登峰造极时的产物。登峰造极表现在那段时间，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蹧踏中国传统文化，摧毁中国传统习俗道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有个电影叫作“决裂”，就是玩命批判壹切传统文化，宣称要与壹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共产党要与传统的文化，习俗、习惯、宗教彻底决裂完全吻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根据马克思原教旨来的。

　　1976年北京四.五运动。“1976年的4月5号，北京人藉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及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政权的强烈不满。而毛泽东下令军方镇压，造成10人死亡，200人受伤，全国追捕了数千人，随后至少有500人被枪决，调查持续到10月份，至少上万人被调查”。这个说法是外国人的说法，显然是被浓缩的。因为四.五运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首次群体自发性公开对被奉为神壹般的毛泽东说不。

　　毛泽东判断四五运动的后台是邓小平，因此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指示镇压悼念周恩来。周恩来其实也不是好东西，但当年中国人以为周恩来是个好人。而事实上根据披露的档案及研究显示，周恩来这个家伙绝对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大奸臣；这是题外话，我们就不展开。

　　事实上四.五运动这么多人藉悼念周恩来表达对中共暴政、毛泽东、四人帮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有1万多首都民兵和工人纠察队，5个营的北京卫戍部队，3千多公安人员，壹共至少有2万人，包围天安门广场实行武力清场。中共官方宣称没有死壹个人，只是逮捕了300多人，但是根据香港作家郑毅的考证，当天晚上8千多人伤亡，其中600人死于棍下，2千多人伤残。仅仅北京壹地被逮捕的人超过5万。直到1978年11月25号，中共才平反这个事件；陈子明、王军涛、严家齐、范真，都是当年四五运动著名的人物。

　　四五运动等于小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死前最后壹次大镇压。由此可见，中国人日益觉醒。王军涛据称是个高干子弟，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共产党暴政，亦即连共产党人都已明白共产党暴政到底是什么东西。

　　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民主墙运动在中国民运史上地位更为重要，因为毛泽东已死去，四人帮已垮台，所以中国出现了壹股民主风气。邓小平当时为藉助西单民主墙打他的政敌华国锋，所以至少表面上鼓励西单民主墙运动，让人们用大字报的方式自由言说，当年的西单民主墙每天人山人海，有无数工人、士兵、农民、学生到西单民主墙去看大字报。

　　西单民主墙的发起人据说是诗人黄祥，他在1978年10月1号发起西单民主墙运动，后来被中共暴政严厉镇压下去，因为邓小平已经夺权到手，立即过河拆桥，把当年支持他上台的民运人士壹脚踢开，而且把这些人统统关进监狱，无罪重判。

　　当年被关进监狱最著名魏京生也是个高干子弟，他也能接触中共高层的内幕，所以他的觉悟比较早，他从部队转业后在北京当电工。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明确指出要警惕邓小平成为独裁者，使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很多外国的记者把魏京生事件在国际上炒的沸沸扬扬，所以他就成了大名人，成为西单民主墙造就的第壹号英雄。在西单民主墙运动背后，还有更多无名英雄，迄今默默无闻。陈尔晋（陈泱潮），徐文立，刘青，傅叶华，张希峰，孙维邦，马文都，任畹町等人都是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民运英雄人物。

　　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工人、农民、干部或军人的家庭，也有高干子弟。说明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已经激发中国人强烈反抗，所以才会有这麽多人勇敢站出来，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宪政，要求共和。而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最初比较简单，民族是指驱除满族统治者，摆脱帝国主义的蹂躏，后来民族的涵义扩张成五族共和，即中华民族全体各民族的共和。

　　民权，似乎与民主不是太密切，但1924年孙中山对民权的内部作了全面阐述包括全民公投选举权在内的当代政治民主的涵义非常接近。所以西方人将“民权”皆译为Democracy（民主）.

　　民生是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亦即关注民众的生活，所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政是孙中山毕生奋斗的目的。在蒋介石领导下最终在台湾实现了孙中山的理想，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朝著人类社会自由、宪政、民主、共和大潮流努力著。而中共却用非法暴力打断了中国的自由宪政民主进程，而且倒退复辟成比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更野蛮，更专制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中国众多青年人，思维敏捷，独立思考，要民主、要自由，要宪政。迄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未过时。非常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律师、记者、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军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共暴政是怎么对待要求自由宪政民主的人民的？1976年，中国的政治犯仍有壹千万人，在1950年代（1949年到1960年）中国的政治犯高达8千万人。8千万是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德国整个国家的人都是政治犯；1982年，中国的政治犯减少到中国人口的0.5%，1986年-1991年中国的政治犯仍有5百万；此后中国政治犯降到约10万左右；2005年中国政治犯还有7千人。据我的观察，当今中国政治犯实际的人数，肯定远远超出7千人，绝对不会少，只会多，是十倍还是二十倍，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肯定，中国政治犯仍然非常多，只不过是由反革命罪换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还有不少政治犯，被罗织盗窃犯或流氓犯等其它刑事罪名判刑。

　　这进壹步证实，中共专制暴政，是所有的共产党暴政中，最下流无耻的壹个。因为其它共产党国家还没有下流到这壹地步，没有将政治犯当作刑事犯迫害。所以中共政权是个极端下流无耻的暴政，必须指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壹日不灭亡，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绝对不止。原因在于中共专制暴政是壹个极权流氓暴政。从来没有任何壹个极权流氓政权可以改良，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壹个极权专制暴政能够改良，这样的政权只能灭亡；更何况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共产党暴政，全部是被终结的，没有壹个共产暴政是改良的，全部都是经过政治革命而终结。

　　尽管不壹定是暴力革命，可能是天鹅绒革命，可能是玫瑰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没有任何壹个共产党政权，是经过和平改良变成了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也没有任何壹个仍然由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镇压西方民主墙运动，是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壹罪孽。

　　1981年4月5号，中共镇压中国公权大同盟。它是中国民运的首次公开组党。公权大同盟实际上就是政党，只不过为避开中共党禁的桎梏，用了壹个不同的名称而已。它是用论坛、刊物的方式组党。从地下刊物变成公开刊物，想用打擦边球方式争结社权。但是这次组党运动，甚至还没有公开形成全国联盟就被中共壹网打尽，因为中共特务无孔不入，任何信息萌芽，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中，中共把所谓两非（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当作反革命集团镇压。

　　当年中共打击对象的首犯，就是当今赫赫有名的陈尔晋（笔名陈央潮），被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件定性为两非首犯，随后逮捕的是著名的许水良，北京的徐文立等壹批民运前辈，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和牺牲。中共极权暴政镇压民运政治良心人士，即政治反对派，可谓不遗余力。

　　1983年中共严打运动。严打运动是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共藉打击刑事犯罪，目的是迫害政治犯。

　　年轻人追求刺激参加时髦的化妆舞会也当作流氓犯被抓起来。有不少人年轻人因多角恋爱被当作流氓枪毙；什么叫从重从快？平时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判三年徒刑的，居然在严打运动中可以判死刑；从快就是本来按法律程序，每壹个诉讼都有法定程序时间要求，从快就是这些程序全没了，比如按法律规定，拘留嫌疑人应在7天内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起诉比如要在三个月内，壹审上诉审要在多少时间内审结。

　　在严打期间居然从逮捕到判刑到执行可以在壹个星期内敲定；可想而知，会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所以在严打运动中，全国有很多仅仅是小偷小摸，或者年轻人，仅因寻求刺激被当作流氓团伙枪决，还有很多年轻人从大城市被强制迁徙到新疆等边远地区，等于是流放。全国至少100万人被逮捕，至少1万多人被枪杀，这实际上是严重缩水的数据，其实在严打运动中，全国被枪毙的人不下几十万，决不是壹万；严打运动实际上是壹种破坏法治的运动，什么是法治？

　　法治就是法律至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平等适用法律，而不是根据哪个人的意志，哪个党的政策，朝令夕改的东西；而严打是邓小平壹上台就立即破坏法治的典型。

　　既然制定了法律，就应该让全体公民都遵守法律。要人人遵守法律，法律要有权威，如果法律朝令夕改，那么这个法律肯定没有权威，如果法律是厚此薄彼的，比如对某人的死罪却只判壹年，二年；而对另外壹个人犯的小罪却判死刑，这都是严重破坏法治的行为。

　　共产党从它当权的第壹天开始，就根本没有法治概念，因为它是壹个流氓集团，文盲集团，法盲集团，犯罪集团。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九名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没有壹个是懂法律的人，全部都是标准的法盲，当年的邓小平更是法盲。

　　严打运动给中国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受害人不用说，那些被枪毙，被流放，被判重刑的人，首当其冲。但是严打运动的危害实际上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潜在的看不见的危害，因为他使中国人不相信法律，既然可以朝令夕改，既然法律可以橡皮筋壹样可以可长可短，法律自然没有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真正的刑事犯罪份子，很容易破罐破摔，本来某人可能是被迫或者生活所迫，或因各种原因包括个性而犯罪的话，也只是壹种被动的犯罪，但是由于严打运动，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犯罪份子变成主动罪犯。比如说杀壹个人是死刑，杀十个人也是死刑，杀壹百个也是死刑，为什么不多杀呢？多杀壹些人垫背吧，所以严打运动造成的后果，从长期宏观角度看贻害无穷。而严打运动居然在2010年的今天，中共居然重新搞严打。这再次证明我的定论：在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下，根本没有法治生存的余地，温家宝和中共其它几个党魁，公然宣称“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会依法办事”，都是胡说八道！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六四天安门屠城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波及了中国80个大、中城市。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地上80个大中城市轰轰烈烈展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民众自发的运动。

　　小城市没法统计，实际上当年六四运动波及全中国。因为当时有壹段时间电视开放，中国只要是电视普及的地方，肯定都已经波及。有壹段时间报纸也特别自由，所以很多信息报导了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六四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新闻界人士，全部动员了起来。不光新闻界人士，甚至连军队、公、检、法等国家专政机器全部动员起来了。

　　中共悍然用坦克机枪镇压六四天安门自由民主运动，是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的彻底大暴露，也是其灭亡前的最后疯狂。1989年以前，中共还有可能政治改良，或还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政治改革途径改造中国，使中国和平转轨，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只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而不可能再是政治改良，这已是定论。

　　六四事件的起因是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逝。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较有良知，良心未泯，比较有人性的人。他主要是因为主持了中共在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他很得人心。胡耀邦被中共赶下台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做了太多好事，所以邓小平把他赶下台，胡耀邦因为思想精神压力使他忧郁成疾，因此而病死。这就是六四运动的起因，与1976年四五运动类似。当年是为了悼念周恩来引起四五运动，而89年六四运动则是因悼念胡耀邦而引起。

　　但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却以“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定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且指称这个运动“是壹个有计划的阴谋，是壹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第二天在北京就有十万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人民日报社论。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实际上火上浇油。随后北京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而且中央美术学院集体创作了壹个民主女神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些都是被中共暴政壹步壹步逼出来的，实际上，这表明中共当权者是极度无知无能的壹帮家伙。

　　本来大学生，刚开始还没有喊出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要求自由、民主，甚至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旗号。但是因为中共本质上是个流氓、文盲、法盲加情商盲，所以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会滥用暴力，什么都不懂，以为用暴力恐怖就能把人民的愤怒镇压下去，它只能压壹时，而不能压永远。中共暴政用恐怖暴力把数千万，数亿人，树成了对立面，从而使中共政权变成了壹个与全体人民为敌的暴政。

　　1989年6月4号，中共动用近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开入了北京武力清场。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屠杀学生、市民，至少杀害学生市民3千人。外国记者报导说，至少1千人到3千人。大部分是工人、市民，学生也占相当部份，北京市约1万人被捕，全中国至少3万人被捕。

　　但是有关六四屠城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有另外壹个数据。根据1989年10月12日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统计的数据显示：1989年6月1日到10日，中共枪杀了31,978人。这个数据我不知道真假，但任畹町证明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的数据，六四死亡3万多人。

　　另根据苏联档案解密披露的数据是危害3千多人。到底是3万多人，还是3千多人，现在无法确认。但是可以肯定，中共至少枪杀了3千多人，其中大学生至少超过300人，这是已经可以确定的数据。讲到这里，有必要回顾中国历史上，在同壹个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另壹起同类事件。

　　1925年3月18号北洋军阀政府枪杀北京大学生事件，鲁迅写过壹篇文章《悼念刘和珍君》即指此事。当年奉系张作霖和冯玉祥的西北军撑实权，段祺瑞是执政府的执政，但他没有实权。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学生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军警开枪镇压学生，当场打死了42位学生，打伤500多人，性质跟六四天安门屠城比较接近。

　　但是段祺瑞得知枪杀学生事件后，立刻赶到现场，当场下跪，跪拜亡灵，跪了很长时间不起来，从此以后段祺瑞素食终生以示忏悔，同时他下令严厉追查惩处开枪事件责任人。因为确实下令开枪的人不是他，他当年位居总统地位，当时叫执政，他能做到这壹点，应该说这个人是非常有人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做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当年的中国有近壹百个政党，有500多家私营报纸，所以各政党、各报纸狂轰滥炸，学者教授对北洋政府口诛笔伐，对段祺瑞政府发起严厉批判攻势，使得这个政府不到壹年就垮台了。段其瑞是个军阀不错，但他是个有人性实质上爱国的男子汉，1931年九壹八事变后，日本人拟找壹位有相当威望的人出头组建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首个对象即是段其瑞，但段骄傲地拒绝，因为他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傀儡。

　　我们再看壹看中共的天安门屠城是怎么处理的？天安门屠城杀了3千多人，受伤者至少8千人，逮捕了3万多人，迄今不但没有任何壹个中共官员道歉，而且中共仍然公然拒绝承认任何罪错。当年屠城的当事人，除了邓小平壹命呜呼以外，李鹏发表他的日记，试图推卸责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壹个站出来承认、承担罪责，不但不承认罪责，就是。随后又以所谓“反革命暴乱份子”罪名枪杀1千多人！

　　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当年公然宣称“天安门没有死壹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但是，当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壹份文件“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战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10人，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是陈希同的说法。

　　六四屠城始终在现场的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在天安门广场被中共枪杀者，他知道真名实姓者就有3位，戴京平，程仁兴；此外吴亲眼目睹3辆中共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琳已经查证当场被压死辗伤的14个人的人名（其中受伤的壹个女学生不愿意公布姓名）。5名被当场压死，另9名严重伤残。

　　在六四屠城后10天内，中共暴政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罪名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工人及市民政治犯。都是有名有姓，非常真实的事情。随后大规模逮捕学生、工人、士兵近3万人，全国到处是通缉令，其中现在美国的著名的唐伯侨，当年是湖南学生领袖。唐伯侨六四20年来仍然在顽强抗争。而唐伯侨是湖南省壹个县的共产党检察院检察长的儿子。还有30多名被全国通缉的学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地。至于工人市民被判刑十、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者大有人在。

　　其中判刑最重的几个，我简单介绍壹下。来自湖南的天安门三君子。在天安门广场用彩色的鸡蛋，投掷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余志坚被判无期，喻东岳被判20年，鲁德成被判18年。其中喻东岳已经被迫害成了精神病，到现在没有恢复，另外两位在坐了十几年、近二十年牢后，已经逃亡海外。

　　当年还有众多被判重刑的年轻人，甚至到今天还有人关在监狱里面，六四勇士都是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或年轻的工人，或年轻的市民。实际上在六四北京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民心、民情，是真正的民意，反映了壹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求中国政治改革，要求政治自由，要求开放党禁，解除报禁，解除言禁网禁，使中国能够真正成为走向和平发展的自由宪政民主的国家。

　　但是中共暴政却用坦克机枪血腥残暴地把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民镇压下去。所以两相比较，中共暴政跟北洋军阀比较，壹个是天，壹个是地。而北洋军阀是壹个所谓自私的，像封建领主似的，剥削压榨其管辖领域内的人民的军阀，而中共暴政连北洋军阀都远远不如，那么这个流氓暴政该不该终结呢？每个有理智的人都能够得出结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继续存在壹天！

　　讲到军阀，我再举个例子。在1920年到1930年期间，四川省约有50个军阀。这些军阀互相打来打去，打了十来年，其中有个很有实力的军阀刘文辉，他说“凡是县政府大楼盖得比学校的教学大楼好的，就地正法”。这是什么意思啊？刘文辉是个军阀没有错，刘文辉搜刮民膏民脂也没有错，但是刘文辉这么重视教育，限制他管辖下的官员贪污受贿。他能够做到这壹点，表明刘文辉这个军阀也远比共产党暴政好得多。从壹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壹个侧面、从壹滴水能看到大海。

　　另外壹个广东军阀陈炯明，陈炯明跟孙中山之间有很多矛盾，最后反目成仇，这姑且不论。但是陈炯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善良的人，他在1921年聘请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到广东政府当教育部长，陈独秀欣然赴命。在陈独秀当广东政府教育部长期间，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20%用于教育，贫困家庭的子弟如果学业成绩优秀的话，由政府免费保送出国留学。从这个角度看，陈炯明这个军阀也相当不错，所以中共暴政不用说跟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比较，我们把它跟旧军阀比较，中共暴政连土军阀它都远远不如，更不用说跟当代国际社会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比较了。

　　所以我认为中共六四屠城是中共暴政走向灭亡的分水岭，此后，中共暴政已经彻底丧失壹切生存权，中共暴政没有生存权，它继续独霸中国壹切领域的权力，都是用恐怖暴力欺诈非法取得的。中共政权实际上从它1949年10月1号开始，就是壹个非法政权，从来没有壹天获得过合法的权利，没有任何合法的来源。1989年以后它已经彻底丧失了壹切权利，这是从法律上讲的权利，从现实角度，中共是否有权续存，那是另壹个问题。

　　我们是从法律上论证中共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是个没有生存权利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壹直战战兢兢，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防患于未然，镇压壹切动乱因素于萌芽状态；抓捕无罪重判胡适根，杨天水，张林，许万平，郑怡春，清水君，郭泉、高智晟，郭飞雄等众多当代中国英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中共暴政它比谁都清楚，自己是壹个非法暴政，所以它要把壹切有良心的人，都毫不留情的打压下去。

　　但是，连温家宝都公开用间接的方式，证明了中共暴政是壹个流氓暴政，是壹个极权暴政，是壹个违背普世价值的暴政，是壹个没有生存权利的暴政，为什么这样说呢？温家宝是中共第二号党魁，也是中共暴政的受益者，但是他有很多言论是正确的，尽管我对温家宝说谎、当骗子方面，同样毫不留情的揭露。他宣称“中国是壹个法治国家”就是弥天大谎；他公然指责“达赖喇嘛说谎”实际上是他自己说谎；但是在其他问题上，温家宝很多言论是正确的，他是不是跟前任朱容基壹样？好人在暴政下，在专制暴政下干不成好事，只能干坏事，或温家宝代表了中共党内壹些良心未泯的人士？

　　共产党号称是有七千万人的世界第壹号大党，真正的罪犯仅是壹小撮当权者，是壹小撮党魁，也即中共中央、省、县、乡镇各级头目才是真正的犯罪份子，而普通广大中共党员，实际上跟普通老百姓壹样，基本上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同样被剥夺了壹切权利，在这个条件下，矛头不应该对准温家宝正确的言论，应把矛头对准胡锦涛和其它主张继续党指挥枪，继续党禁、言禁、报禁、网禁的家伙。

　　中共暴政疯狂镇压壹切组党运动。中共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权。什么是结社自由呢？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问题是中国人自中共夺权以来，从来没有壹天享受过结社组党自由。

　　换句话说，共产党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暴政，因为凡是组党的人，无壹例外，60年来全部遭到中共暴政公然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被屠杀或无罪重判。1949年到1981年，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的中国人，至少几百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组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之类的组织，而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处决。

　　为什么共产党要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处决这些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或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人呢？他们不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因为中共政权纯属挂羊头卖狗肉的流氓犯罪集团，我这样说有些人不服气，为什么郭律师口口声声说中共政权是流氓暴政。

　　我在壹篇专论中充分论证了中共政权是壹个流氓暴政，见为什么说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但是到今天，没有任何壹个中共的理论家，或中共党校的所谓专家教授，敢于公开批判我的论点。

　　它们唯壹做的就是封杀，封杀我的壹切言论，不但在中国封杀，而且在全球封杀，在国际互联网上封杀，在google上封杀，这说明中共理屈辞穷，无可置辩。中共残暴镇压壹切组党运动，大体上有：

　　除了1981年镇压中国民运最早的组党运动——中国公权大同盟之外，1990年陈彦彬因组建中国革命民主阵线，并发表地下刊物“铁流”，1991年3月被判刑十三年，他的同案张亚非被判刑十壹年。

　　1990年，杨天水因组党被无罪重判十年，2000年出狱，2006年又被罗织罪名无罪重判12年，现在仍被关在南京监狱，因受虐待得病而生命垂危正在绝食抗争。见民运英雄杨天水危在旦夕。

　　1991年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这三个组织是胡适根牵头组建，另有刘京生，王天成等人，也被罗织反革命罪分别判刑高达20年，15年，或5年。

　　组党，是宪法的权利，而共产党居然可以随心所欲的把这些人判刑，而且外界根本不知道，媒体全部消音，事实上这些人被判十年、二十年，外界没有人知道，国际上也不知道，这是中共封杀壹切自由媒体、严禁私人媒体造成的必然恶果。

　　1996年广西陈西等人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最高10年，最低二年。

　　1998年因级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几十人被判重刑，比较著名的人物是徐文立，李作，孔右平，哈达，王有才，秦永敏，刘贤彬。

　　最近“我是刘贤彬”这个运动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展开，因为他当年被判了13年，出狱后最近又被抓，中共暴政又想对他无罪重判。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不知道怒，更不敢言的中国人；也非邓江专权时期，敢怒而不敢言的中国人；胡锦涛专权时代，中国人已经发展成敢怒而敢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勇敢的站起来，反抗中共专制暴政，这些民运英雄们的努力奋斗奉献和牺牲，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他们的痕迹，他们最终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也会被未来民主中国确认表璋。

　　1998年，俞心焦组建“中华复兴党”被中共罗织强奸罪名判刑8年！实际上他是因为组党而被判刑。由此又再次证明，中共是个流氓暴政。

　　2004年因组建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网络政党中华爱民党，黄金秋（清水君）被中共流氓暴政非法无罪重判12年刑。他是从马来西亚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诗人，作家，他原来是中国大陆的壹名记者和作家，毕业于鲁迅文学院，他年轻时，尽管很有才华但是家里比较穷未能上大学，他的父亲是中共基层大队的党支书记，家中兄弟姐妹较多，他父亲在他初中毕业时，不让他上高中，要他上中专，以便早点出来养家糊口，所以他在国内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作家后，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后在广州当了好几年记者。

　　清水君脑袋非常好使，因为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他老想圆大学梦，故前往马来西亚留学，是壹间英国在马来西亚办的学院，他拿的是英国大学的文凭。而清水君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英文纯属自学，刚入学时，他是倒数第壹名，不到三个月居然变成了全班第壹名，不到半年他居然又成为马来西亚壹个艺术学院特聘讲师，表明这个年轻人聪明绝顶，华人出国要攻下英文，是难上难，而他在三个月内就把英文攻下来，而且能够边当留学生，边做讲师。如果他是用英文讲课，简直是个天才，这个共产党家庭出生的贫穷孩子，中共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到马来西亚留学三年期间他壹共发表了150篇政论文，而政论文仅是他的业余之作。

　　他的主要作品是文学作品，诗歌、散文以及壹些专题研究，正因为他出国后，在国际互联网上得到大量信息，才了解了中共暴政的真相，所以他勇敢的站了出来，批判中共暴政的种种罪恶。因为他是个作家，记者，诗人，所以他的文笔特别好，他的文章自然很具有可读性。

　　他首先批判江泽民，继而批判鲁迅，中国人彻底揭露批判鲁迅真相的，可能他是第壹人，2001年他就公开把鲁迅批得体无完肤。鲁迅是毛泽东最推崇的壹个文化人，所谓中华文化的旗手，每个大陆中国人大概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包括刘晓波、余杰均是鲁迅迷。

　　可是清水君却能这么深刻的揭露批判鲁迅的思想错误，因为他是鲁迅文学院毕业的，加上他的头脑特别好使，当年他批判鲁迅的文章，在国际互联网上转载率高达5000个网页。2001年他还写了壹篇文章批判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是被广为转载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很快就引起中共当局的严密关注，没有人知道清水君是谁？他们以为清水君是个老头，是个学识渊博教授之类的，根本没有料到清水君是个只有27岁的文学青年。直到三年后，他谢绝了来自美国和台湾的邀请。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曾经邀请清水君到台湾工作，清水君却宁愿回国报效祖国。由此可见清水君实际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在跟中共特务论战过程中，他意识到壹个人单枪匹马没有力量，要组织起来对抗中共才有力量，所以他才组建了壹个网络中华爱民党，而且有声有色的轰轰烈烈展开组党运动，得到了大量年轻人的支持，很多大学生、留学生，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的支持，这更引起了中共暴政的恐慌；所以当他壹踏上中国大陆（他是偷渡回国，因为被中共拒绝签证，所以他回国时没有护照，从缅甸翻山越岭回到中国），大概五天后就被特务跟上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清水君壹个人组建了这个政党，实际操作的只有他壹个人，尽管网络上有很多人支持他，把组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中共暴政将这个案子当作特大绝密案件，上报中共中央，由中共最高层决定。

　　2004年2月，我自告奋勇成为他的辩护律师，因为我非常欣赏他，我认为他是个很有政治家头脑的年轻有为的非常有良知的，而且很有潜力的大学生，他不应当被关进中共阴暗的牢狱，而应当在社会上造福国家，造福人类；但是非常遗憾，中共暴政，公然强暴民意，公然践踏中共自己的法律，罗织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无罪重判12年。而且二审下判后，立即把他关进精神病院，想用精神迫害的方式迫使他屈服，非常幸运的是，精神病院拒绝接收，医生认为清水君思维完全正常，不存在精神病的问题，所以他逃过了壹劫。他目前仍在南京浦口监狱服刑，我认为清水君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真正的英雄好汉。

　　中共迫害组党运动的第八个人物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博士，他因为组建中国新民党被中共暴政枉法无罪重判10年。郭泉博士我认为特别值得壹提，为什么我很欣赏郭泉博士呢？因为郭泉是出身于中共烈士家庭，是根正苗红的壹个人物。他当过南京中级法院刑事庭的法官5年，当过南京市政府官员三年，他读硕士、拿博士，取博士后，后成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自己还开了壹家汉服公司。他有这些背景头衔，如果跟中共暴政合作，肯定要发大财，如果他不公开反共，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大有前途。那么他为什么抛弃壹切坚决反共呢？这说明他的思想境界非常高。

　　第九个因为组党被中共罗织罪名无罪重判的人是谢长发。谢长发是中国民主党领导人之壹，这是第二次被判刑12年，他曾被以反革命罪判过10年刑。所以壹直到2009年，中共始终在严厉镇压壹切组党运动，枉法裁判迫害冲破党禁的英雄们。

　　组党是宪法明定的权利，可是中共却反复滥用暴力专政机器镇压壹切依法行使宪法权利的人，这反过来证明，中共政权是壹个流氓政权。因为流氓不讲法律，不讲道理，不遵守任何社会公德，社会规范。中共正是这么壹个从来不遵守任何社会公德、道德、法律甚至公然践踏它自己制定颁布的法律的东西，因此流氓性是中共暴政最本质的特征之壹。

　　在这种条件下，和平政治改良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幻想，和平改革改良，有几个前提条件，缺壹不可。第壹，要和平变革首先必须是政治多元化，也即党禁必须开放，就是组党自由要实实在在的实现。第二，必须媒体自由，也即报禁开放，新闻媒体，电视、广播、杂志、报刊、网络必须私有化，自由化，这是第二项条件。第三，思想、言论、新闻、组党、结社、教育、讲学、学术自由真正实现。如果三大自由缺少任何壹项，那么和平政治改革之途就是死路壹条。

　　所以当今中国大陆争权抗暴民权运动，亦即争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共和民主运动，大家壹定要明白，如果没有前述三个前提条件，中共的任何当权者，任何人承诺的任何改革、改良全部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共当局包括胡锦涛、温家宝等九名政治局常委必须明白，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正在加速逼迫中国人民的暴力反抗。

　　如果中共再无限期不开放党禁，不开放报禁，不开放言禁、网禁，再这样运作下去，中国的未来极有可能陷入血海权争。也即暴力、打仗、暗杀，妳杀我，我杀妳，到处暴动，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官员很多人被暗杀、被屠杀，完全可能陷入这种境况。实际上仅1990壹年，在苏联就有4千3百多名地方官员被暗杀，这是历史档案披露的事实。而苏联的变革还是和平变革，居然在壹年内就有4千多党政官员被暗杀。那么中国又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中国人壹旦被中共逼到绝路的话，可以肯定共产党将被人人喊杀，这就不是仅仅几千共党官员人头落地的问题。

　　事实上在网络上有人，甚至有伪装成民运人士的人，比如有个“人民思想家”，公然煽动要杀尽中共各级党魁其及家属子女，这个人指的党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央壹级全部党魁，省部级全部党魁，县级全部党魁，全部都必须立即正法，这是他的主张。而且不但是党魁必须消灭，连他们的家属，他们的老婆孩子全部都应该干掉，这是“人民思想家”的公然主张。

　　当然这个“人民思想家”我认为他肯定不是个民运人士，而是个中共打入民运圈中的高级共特。因为他还公然煽动用生化武器攻击中共，跟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国际上公认的恐怖组织）联合，对中共发起圣战，听起来这个人非常反共。这么极端的反共人物怎么会是共特呢？这不是壹个悖论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个所谓思想家自称是杭州人，还自称国安、公安履履造访他，而他居然能活得有滋有味，这么多年还这么潇洒活在外面，没有在监狱里面呆著，他自称国安、公安早就掌握他的情况。每个有头脑的人可想壹下，这可能吗？逻辑上不通！

　　为什么中共放任这种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煽动恐怖暴力肉体消灭共产党及其亲属子女呢？这是中共当局面临灭亡前的壹种疯狂变态策略，制造暴力镇压反对派的借口。如果中国民运真的走上恐怖暴力滥杀无辜这条死路，那么中共暴政暴力镇压民运是理所当然的，它就可以理直气壮采用暴力手段镇压全体民运反对派，这就是邪恶致极的中共当权犯罪利益集团鼓励纵容放任“人民思想家”煽动赤裸裸的恐怖暴力犯罪的真实目的。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警惕这种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决不能按照这种疯狂、野蛮、邪恶的思想来争自由人权宪政民主。中国自由宪政共和民主运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决非恐怖犯罪运动。但是对中共暴政是不是应当放任它呢？当然不是！那么如何终结中共专制暴政呢？是和平手段，还是武力手段？

　　我认为终结中共专制暴政非常简单，有几个途径很容易做到，壹是郭泉式的组党运动和他的人权运动，因为郭泉通过组党，通过他的人权运动，聚集了壹大批人。那么每个人都组党，每个人都参加组党运动，和平的组党街头运动，有组织的街头和平示威，和平抗议力量无边！

　　如果中国大陆出现10个，100个，1千个郭泉式的人物，我看中共暴政即将完蛋。事实上中共暴政的垮台取决于每壹个中国公民自己，取决于每壹个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自己。既不取决于中共暴政的温家宝或胡锦涛，也不取决于美国总统，或台湾总统。他们只会注重他们国家的切身利益，而不会实质帮助中国人实现自由民主宪政，但是他们有可能予中国人民精神和道义支持。

　　如果中国反对派团结壹致的话，形成壹个统壹的团结的民运反对组织，它不壹定是政党，可以是同盟，可以是论坛，也可以是其他壹些名称，但是反对派壹定要壹个统壹的组织，这种统壹组织形成之日，就是共产党彻底完蛋之时。中国公民不需要现在马上就投入，尽量避免跟中共激烈对抗，而是应该尽可能相约众多民众同时争权抗暴。

　　先组织起来，可以秘密组织、地下组织，但是大家都要心照不宣，然后约定壹个时间，同时举行起义，那么中共暴政肯定完蛋。因为死心塌地支持中共暴政的人仅是壹小撮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它们是极少数，不到中国人口的1%，这1%的人如何可能对抗99%的中国人呢？！当然，这是我借题发挥，把中共镇压组党运动的问题展开谈我个人的感想。

　　中共暴政第三波迫害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迫害这方面的罪孽，除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发生镇压天主教、壹贯道、基督教等。最近最突出的就是1999年7月迄今仍没有结束的疯狂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有关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话题，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至少有50篇评论，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我的文集上查阅，我就不展开谈了。

　　中共第二个镇压宗教信仰的问题，是1980年迄今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运动，这个基督教跟中共的三自教会和爱国天主教会是不壹样的。三自教会和爱国天主教会是中共幕后操控的伪教会。家庭教会是民间真正的教会。根据2003年统计，有6千万家庭教会信徒，其中270万人被任意拘捕过，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人被全国通缉，20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还有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多人被酷刑致残，13万人被监视居住，112万人被勒索性罚款。

　　家庭教会的信徒现在已经超过1亿，7年来中共暴政壹直在加紧打压家庭教会。中国所谓维稳财政支出居然几乎相当于军费支出，原因在于镇压法轮功、镇压家庭教会、镇压民运人士、镇压人权律师、镇压人权活动家、镇压记者、镇压作家等巨大开支。

　　中共暴政滥用民膏民脂，把中国人像猪壹样关到猪栏里养起来，然后中共牧猪人，就可随心所欲的从中谋取暴利。事实上中共暴政从它诞生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没有做过壹件好事，它所做的全部都是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共暴政所作的所谓好事，是任何壹个执政者都必然会做的，是理所当然的份内事。但是中共所干的坏事恶事，每壹个听众都已经有所了解，其实我提及的中共罪恶，披露的中共罪孽，仅仅是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罪恶的冰山壹角。因为中共当局60年来封锁壹切资讯，封杀壹切自由言论，所有的权力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上。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残暴；英国阿克顿勋爵发现的政治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任何领域，无论在政治领域、在宗教领域，或是在其它领域，只要是涉及权力，就难免出现腐败，连孙中山、华盛顿这种伟人，都曾被权力腐蚀犯错，更何况共产党贪官污吏。

　　我最近看华盛顿传记，才知道他也干过壹些坏事，只不过过云未被披露而已。但是孙中山、华盛顿所干的坏事是极少数，仅是偶尔干了壹两次。而共产党却恰恰相反，共产党当权者是好事只偶尔做了壹下，而且是被迫做的。但是他们的坏事恶事确是大干特干，原因在于孙中山和华盛顿的权力都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大制约，他没有绝对权力。而全球共产党暴政，从苏联到中国、至东欧、到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及东南亚全部共产党政权，都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极权专制暴政。

　　尽管共产党有些当权者，刚开始也许他们抱著壹种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投身共产党。因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真相，以为共产主义是真理，因共产党天花乱坠的吹嘘而上当受骗。因为每个人，如果有良心的话，年轻时很容易相信共产主义那套说法。问题是共产主义本身是壹种理论，凡是理论，都有可能是真理或是谬误或有可能半真理半谬论。

　　而共产主义理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上、或是从实践上都已经反复充分证明是壹个彻头彻尾的谬论、是壹个歪理学说、是壹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只要是真正有头脑，或有良知、或有良心、或有道德的共产党人，壹定知道共产党不是个东西，所以会有这么多共产党人最后清醒过来，抛弃共产党。

　　凡是到了七老八十，或五、六十岁还相信共产党的，只有两种情况，壹是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就是比较笨比较蠢的人；二是那些虽说不蠢不笨，但是缺德丧失了良知没有道德的人，就是骗子、流氓这壹类人。

　　换句话说，今天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的人只有这两种人。前者属于主观恶性不是太大；后者主观恶性特别大。但不论如何，共产党政权给全世界造成的灾难、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我相信通过这个系列讲座，已经能够得出壹个结论：世界上没有好的共产党、没有好的共产党当权者，除非已经反叛共产党的前共产党人，有可能还有好人。

　　比如戈尔巴乔夫，温家宝能不能成为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呢？我很怀疑！他有这个心，他可能没有这个力。因为他不是总书记，如果他是总书记的话，那么他有可能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壹样的伟人。

　　通过这个讲座，我想传达壹个强烈的信息给全体中国人，所有的听众朋友，相信我们自己，相信中国人自己，依靠中国人自己，认清中共暴政的邪恶本质，彻底认清中共暴政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谈下壹步应该怎么做，中共暴政的本质用壹句话来归纳就是：极权的、专制的、流氓的、吸血鬼暴政。

　　详细的论证，只要看壹看我在这个领域发表的众多文章，应可以得出壹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对这样壹个极权流氓专制暴政，应当抛弃任何幻想。因为极权流氓暴政根本不是改良的对象，能够改良的政权对象必须是壹般性的威权体制。

　　因为威权政治可以经过进化、改良而成为自由民主宪政，但是极权流氓暴政绝无任何可能实质改良。原因非常简单，在威权体制下，政治上虽然不是自由的多元，但它是多元的；媒体自由方面，虽然不像自由宪政国家壹样那么自由，但新闻自由多少存在，它允许私人媒体，不会像极权暴政控制的这么死。它的司法是独立的，它的法制可能是健全的，甚至可能有高水准的法治（例如新加坡和香港）在这种条件下，为和平对话，为民间反对派跟官方进行和平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和平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有思想、言论、信仰、出版、舆论、结社、教育、讲学、学术的真正自由才能救中国，原因和道理就在这里。

　　2010年8月-10月希望之声演讲

　　第二十四章：中共极权暴政的野蛮残暴杀人罪孽提要：全球各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是极权暴政，皆犯下了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则是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残暴，最下流无耻的壹个。充分的证据表明，自中共流氓犯罪组织成立迄今，群体屠杀和虐杀了超过壹亿中国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屠杀约壹亿五千万人，其中苏联2000万至4000万；中国壹亿；朝鲜250万；越南150万；柬普寨200万；阿富汉180万；东欧100万，非洲150万，拉美20万，未夺权的共产党1万。中共杀人最多也最野蛮残酷，壹个对中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滔天杀人大罪的流氓暴政，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壹天？！2011年1月2日中共犯罪集团自成立始，即不停地杀人抢劫犯罪。自1920-1949年至少屠杀中国2000万人，而自1949-2011年至少屠杀和虐杀8000万人。中共流氓集团实质上靠抢劫杀人起家，不但杀地主富人，而且杀红军，新四军及共产党人；不但滥杀“阶级敌人，黑21类”，而且杀工农兵学商即中国人民；不但狂杀政治良心人士，而且滥杀宗教信仰人士。下述披露的中共流氓杀人犯罪集团的罪孽仅是冰山之壹角。

　　（1）1928-29年井岗山时期共匪杀人十万计。毛向部下说，‘我们是特殊的土匪，是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 1928年2月18日，毛匪公开处死宁岗县长张开阳，由暴民用棱标捅死；1928年新年共匪又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杀死地主郭伟谦。共匪的残忍、嗜血远远超过土匪，令袁文才和王佐及其手下匪帮甘拜下风皆臣服毛。 毛对部下说：‘如果群众不理解什么是 ‘土豪’，妳们可告诉他们它指有钱人或富人。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杀光每个阶级敌人，烧毁他们的家’。口号则是‘烧、烧、烧！杀、杀、杀！’彭拜是个崇拜列宁的嗜血杀人狂，其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在两个月内杀害了10000多人；周恩来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说“毛泽东的军队含‘部分土匪性质’。 朱德在此政策下率红军洗劫陈州和莱阳，结果引发了壹场兵变。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3000人离开井岗山时留下壹片毁灭的土地。在毛统治的15个月期间，毛没有长期的经济计划，故全部靠抢劫维生。当地民众恨死了毛匪共产党，他们经历过土匪和毛共匪的统治，共产党的统治留给民众的仅是仇恨和复仇；在宁岗县，3570间房屋被红军烧毁，该县人口从1927年的13万下降至1949年的31000人。 1927年，朱、毛红军绑架了壹个美国天主教神父爱德华（Edward Young）敲榨勒索2万美元未果，爱德华逃走，但他的中国信徒被当做人质者被杀害。 1934年10月8日两名美国传教士夫妇（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和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被方志敏红军在安微旌德县绑架敲榨勒索2万美元未果而杀害。

　　（2）、1931年11月7日，“九壹八”日本侵华事变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犯下了屠杀30-70万人的罪行。依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江西人被屠杀超过30万，还不包括战死者；依张女士考证毛共使瑞金人口1931-35年期间净减20%，导致70万人死亡，其中至少壹半是被以阶级敌人罪名被杀害，或累死或自杀，另壹半死于战争。1983年江西省封了238844名烈士，这不包括其他四个红区的死亡。江西人恨死了共产党，1949年第壹位苏联情报官员访问江西地区，新抵达的党头告诉他，江西全省没有壹个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说“没有人梦想北上抗日”。 1927-1931年在江西，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匪徒勒索抢劫或对过重的税负或强征红军某种反抗行为；延安时期中共征税高达35%，四倍于国统区，当地农民呼喊：“杀死毛泽东！”

　　（3）、1930-1931年，毛泽东张国涛假清洗AB团为名，屠杀近十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和农民。（即Anti-Bolshev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刚开始杀了几名地方干部，①随后屠杀了2000多名红军将士；②红二方面军全军被缴械，10000余名红军将士被屠杀。③江西省地方19名共产党高干，其中12人被罗织“AB团”罪名杀害，5人被国民党杀害，1人病死，最后壹人退出革命亡命天涯。 1929年4月-5月，毛指使刘士奇夺江西红军领导权，引起反抗，刘即以AB团为名屠杀了上千名农民和反对刘毛夺权的红军。 ④1930年12月毛开始整彭德怀军中反对毛的红军将士，先抓人酷刑逼供出其他人，再抓更多人，展开大清洗。⑤1930年12月7日，毛派李韶九至富田将江西地方领导人及妻子们抓起来全部施加酷刑，剥光她们的衣服后用火楮插入女性阴道，用小刀割乳。 ⑥红区全区展开新壹轮打AB团大清洗，仅在Victory壹个县动用了120种酷刑。1930年12月20日，毛亲自向上海中央汇报称：壹个月内在红军中查出4400名AB团成员，大多数杀掉，全部被酷刑。江西数万人被屠杀，仅红军即被杀10000人以上，占当时毛手下1/4红军。远早于斯大林1936-38年期间的大清洗。毛的湖南同乡刘敌将军因不忍同志间相互残杀因而起义反抗，逮捕毛委派的亲信李韶九等人后，向共党中央汇报了毛泽东假公济私滥杀红军将士的罪行，要求上级公正处理，结果反而被共党中央骗缴枪械后与部下壹道被杀，毛不仅滥杀政敌，而且逼迫其他人手上沾血，令朱德审判刘敌并处死之 。⑦福建红军于1930年7月也发生反毛泽东的兵变，数千人被屠杀，中共官方承认屠杀了6352人。⑧中共敲榨勒索无恶不作，红军军长龚楚证实壹家读书人父子三人被拘，勒索250元，家人东借西凑了120元加上妇女殊宝手，结果父亲仍被吊死，儿子皆被杀害；但共产党却逼迫家人再交500元！龚楚1954年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杨尚昆私下对少数人说，龚楚的回忆录是真实的。 ⑨中共逃跑前周恩来下令将出身不好的不可靠的红军将士，伤兵统统在撤走前干掉，数千人被屠杀，军校大多数教官（被俘前国军军官）被杀害。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壹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⑩张国涛在湘西根据地以打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张国涛与毛泽东壹样，为了权力杀人不眨眼，他血腥清洗当地党干，亲自审讯酷刑，通常用刀刺死或至熄，有时则活埋。徐向前说张对阻挡他的人，毫不犹豫干掉，以建立他个人的统治。 ⑾贺龙1932-34年在湖南湖北根据地也进行了大清洗，贺龙自已1961年承认至少壹万红军被杀；许多人被绑石块沉入洪湖。

　　（4）1931年周恩来残杀中共在特务头子顾顺章全家，康生出卖中共高干何孟雄等20余位地下党。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中共第壹个秘密情报系统，首任负责人是陈赓。陈与顾顺章壹道曾在苏联学习暗杀术，曾破获朱德前妻何芝华拟用350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换取五千银元和壹本外国护照的秘密。随即陈与顾顺章等共特袭击杀害睡梦中的何夫妇，但何芝华仅受伤未死，后逃回四川隐名埋姓了此壹生。1931年4月25日， 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顾原系上海青邦的壹个头目），供出大量中共最高机秘，若非陈赓事先秘密安排打入国民党政府心脏的李克农和钱壮飞两位高级特工，中共中央极可能因顾顺章的叛变被壹网打尽。因此，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壹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尽管除了顾的儿子外，他们全是 中共特情人员，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叛变意图。而执行暗杀任务者正是康生 。1931年1月17日康生为巴结王明，在上海出卖中共高干何孟雄等20馀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出卖了左联五君子，导致他们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吴冰书（Wu Bingshu）,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壹，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左联五君子者正是康生。另壹名原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壹王云诚（Wang Yuncheng）, 1933年加入军统，1949年被中共逮捕，他于1933年2月24日写过壹份报告称：“在中共党内派别争斗中，共产党使用暗杀和披露秘密手段，诸如何孟雄和他的20馀名同党，均死于赵容的红色恐怖之手” （‘赵容’是康生1930年代在上海的化名）。

　　（5）1935-36毛在陕北根据地杀刘志丹红军。毛逃到陕北后干的第壹件事便是大清洗刘志丹的陕北红军，逮捕酷刑，活埋，然后毛装作无者解救他们，下令释放刘志丹，停止屠杀，并处分了两分替罪羊，达到两个目的：清洗恐赫了刘的陕北红军，树威。刘部至少300人死于非命。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被毛秘令在战斗中由其警卫枪杀。他死时身边只有两人，壹是中国克格勃，各种证据强烈指向毛泽东杀害了刘志丹；随后数周，刘的两名副手杨奇和杨森分别被杀害。

　　（6）1936年毛泽东借刀杀张国涛的红四军至少六万人。张国涛原有八万人，被毛故意搞掉四万人后，于1936年10月抵达延安，尽管仍比毛多壹半人，仅获低级无实权的职位，毛继续利用壹切机会，消灭张的军队。派其精锐去打通往内蒙的通路，被国军打败后，21800人被阻隔在黄河以北，毛即令这支红军前往1500公里以外的新疆接收苏联武器。实则借机消灭之。毛故意发相互矛盾的指令，令其无所适从。1937年2月初，被困在沙漠的西路军无法坚持多久，反复电告要求返回延安，毛却电令他们“就地待命，坚持战斗到最后壹个人，流尽最后壹粒血”！ 3月中旬张国涛原先的主力部队终于被毛搞得全军复没。1000人被活埋，2000女兵被强奸，有些被酷刑后杀害，其余被卖为奴隶，仅400余人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延安，但随即被毛全部活埋！ 活埋的命令来自高岗，但肯定是受毛的命令。后来张国涛因不堪忍受毛的迫害愤而出走武汉，在试图说服王明，博古，周恩来和项英撤掉毛未果后，大失所望而投向国民党，毛又趁机将张国涛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大批屠杀，至少活埋200人。

　　（7）1940年-43年毛共匪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杀抗日国军将士数万人！1940年2月22日，毛电莫斯科称：“在与蒋军作战中，胜利总是属于我方，我们在河北消灭了国军6000人；在陕西消灭国军10000人。”斯大林未制止毛共军的行动，相反，三天后斯大林授权每月给中共30万美元。 新四军不但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对国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10月在江苏黄桥消灭国军11000人，杀害两名国军将军。 俄国驻延安克格勃头子报告称“1943年夏天，共军与日军合作，在山东省消灭了国军。

　　（8）1940年12月-41年1月，毛泽东借刀杀害项英和新四军数千人。由于项英反对毛大杀AB团，毛想把项英当成AB团杀掉；项英曾警告中央不要带毛长征，他会搞阴谋诡计夺权，项英公开批评毛有时嘲讽毛。 毛于12月指令项英过江苏北移。新四军北移有两条路可走。最短的是北上，第二条路是东南方向过长江。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第三次电令新四军走北线北移，毛于29日向蒋确认，次日，毛突然要项英走东南路，毛未告诉蒋改路，故蒋壹直以为新四军走约定的北线，1941年1月3日蒋电项英：“我已命令沿线军队确保妳们的安全”。项英立即电复他将不走蒋指定的北线而走东南线。但这份关健的电报，从未发给蒋，由于毛禁止所有共军将领直接与蒋介石联系，全部必须通过毛本人转发。项英通过毛转发蒋，而毛故意扣发了该电。故项英1月4日按毛指定的东南线走而不知道蒋从未收到变更路线的电报。1月13日，九天后当新四军业已大量伤亡时，毛电周恩来，“我发给妳的项至蒋的电报，若还未转请别呈交，因用辞不当”。表明此前毛从未转发蒋。 苏联在西方发起反蒋宣传称新四军被消灭了壹万人，而实际上仅死二千人。另二千人转走北线安抵江北。宛南事变是毛想挑动苏联支持他与蒋争权，同时借机消灭政敌项英。1941年4月13日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使得日本得以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最后袭击珍珠港。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毛的靠山此时自顾无瑕，毛才下收手令“立即停止攻击所有国民党军队。”

　　（9）延安1942-1945年5月展开三年多的洗脑运动，通过抓特务，精神肉体酷刑，强制自我批评，相互揭发，使大批天真爱国青年学生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机器人 。煽动阶级仇恨，恨蒋，恨国民党，成为毛共夺权的工具。王实味因公开批评中共搞特权而被毛康下令砍头。毛和康生指示金医生毒杀王明。 延安医院经康生授权杀害三名反革命制作人体标本。

　　（10）日本投降当天毛共发动四年内战杀害国军和平民2000万人。1945年8月9日子夜，在4600公里长的战线上150万苏联红军和蒙古大军大举进入中国，早在4月毛已下令靠近俄国边界的共军作好准备，配合苏军入侵。毛夜以继日调兵遣将布署共军进军东北。 苏军壹直推进到距满洲边境750公里远内蒙古包头，在苏军帮助下，共军占领了察哈尔和交合省大部，包括两省省会张家口和承德。毛说“如果我们占有满洲，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障”。 下令进攻国军，当他在重庆时，毛行前电令八路军指挥官们：“恨恨地打，妳们打的越好，我就越安全”。当闻知上党战役胜利后，毛喊到：“很好！战越大，胜利越大，我就越有希望返回”。毛两度在重庆当众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但这仅是毛的谎言，毛自已想要中国，他知道他唯壹能实现这壹愿望者是通过内战。 毛10月11日壹返回延安，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拒蒋军于满洲外。林彪被任命为东北红军总司令，成万干部（领导人由苏联飞机）在9月中旬已秘送至东北。

　　（11）1948年中共为换取苏联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几十万农民。苏联北朝鲜和蒙古对中共的巨大援助壹直高度秘密进行。毛用中国人的苦难换取苏联人的巨大援助，1946年8月和10月毛两度向苏联驻哈尔滨贸易代表提议用粮食支付苏联援助，被拒。11月毛派刘亚楼赴莫斯科签定中共每年向苏联提供100万吨粮食换取苏联军援的协议。结果导致共党占领区好些地区出现饥荒和死亡。延安地区1947年饿死十万农民，陕西，满洲1948年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共军亦时常挨饿。几乎无人知道饥荒是因为毛将粮食出口苏联导致，以为是战争原因造成。

　　（12）1948年长春战役中共故意饿死至少16万市民。 1948年5月30日，毛指令林彪“将长春变成壹座死城”。郑洞国将军决不投降，拟清空城市平民，因长春存粮有限。林彪则严厉禁止平民离开长春。直到9月11日林彪经请示毛没有回答后，才下令立即释放长春平民。但是该命令未能得以执行，显然被毛制止。五个月的围困，长春人口从原来的50万，下降成17万。 共军将军苏玉说，这种以饥饿平民的长春模式在许多城市重复使用。

　　（13）、1949年-1951年土改运动中共屠杀了200万至500万人。另有400万至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分子。土改的真实目 的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最后才是社会的原因。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壹项便是土地革。毛泽东说：要把 ‘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理论上，土地杀人的权力在区壹级；实践中则乡壹级大量杀人；土地时杀地主无需定罪， 只需地主身份便足已杀头。土改实质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第壹次大规模公然杀人抢劫。其根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之消灭私有财产制。

　　（14）1950-53年毛共利用韩战消灭原‘起义’国军几十万人。朝鲜内战的结果造成朝鲜军民死亡300万人，南北朝鲜军和中国军队死亡200万，其中志愿军死45万，伤50万；联合国军方面美国死33000人，英国1000人，其他国家4000人；几十万儿童成为孤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终身残废”。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电斯大林：“中国拟用她巨大的人力资源，拖跨美国；中国军队业已死亡十万人，估计今明年还得伤亡三十万人，我们正在补充12万兵力，并拟现增兵三十万。准许与美国打壹场持久战，花几年时间，拼掉美国几十万人命”。

　　（15）、1949-1952年“镇反运动”至少杀害400-600万国民政府前党政军人员。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皆大杀旧政权党军政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二十年后（1934-36）才开始大洗清，毛泽东则借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镇反溯及既往并适用类推，旨在消灭前政权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至少71万人被屠杀，数十万人自杀，另有近300万人被关押拘禁。①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②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③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 万人。④1954年1月共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壹份报告称： “共杀反革命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管制了1200000。” ⑤据张戎女士考证，1950年10月毛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约300万人被杀害或打死或自杀。 ⑥公安部长罗瑞估算则是杀了400万人。⑦大陆研究镇反运动的专家杨奎松教授考证“镇压反革命屠杀六百万人”。  早在1950年全国各地便已展开滥杀，例如：1950年4月27-28日，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国民党的报导是25000至30000人）；从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枪决人数：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苏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来报的数字是：广东壹省在1950年10个月内，共逮捕89701人，其中枪决28332人。 ⑧另1955年肃反运动，清洗暗藏在政府机关军队及学校中的反革命。81000至770000人被捕或处死。

　　(16)1955年中共抢粮逼迫20万农民自杀。1955年初，地方众多报告呈交毛，农民因缺粮食而吃树叶，卖儿女。赵紫阳的报告称干部挨家查抄，抢走农民所有的粮食，在高耀县110人被逼自杀，全国2000个县估计被逼自杀者超过20万。

　　（17）、1957年反右运动迫害死数以万计知识分子。因1956年匈牙利暴发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武装起义，被苏军残酷镇压，加之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对斯大林迫害党内同志残暴野蛮有所揭露。1957年2月27日毛向人大作了四小时报告宣布请大家批评共产党，党需要监督，百花齐放。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是思想改造是洗脑， 我认为那是对的。它是确切的洗脑。” 毛现在计划迫害知识分子阶层。毛仅向极少数亲信（上海的柯庆施等）透露他的真实目的。四月初毛告诉亲信：“知识分子已开始改变谨小慎微变得更开放了，有壹天惩罚将降临他们头上。我们让他们说出来，让所有的牛鬼蛇神咒骂我们几个月”。“放长线钩大鱼，引蛇出洞， 我们要让那些三八蛋跳出来，然后收拾他们。” 毛泽东先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诱导国人向中共提意见，以显其“宽大虚心”，由于中共建政短短几年即造孽深重， 工农商学各界批评意见汹涌如潮，毛眼看无法收拾，干脆公然耍流氓以所谓“阳谋”，将中国敢言正直知识分子壹网打尽。中共迄今称共554000人被打成右派。依最新解密档案研究显示；实际打成右派与中右的中国知识分子高达461万人。其中右派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 右派被清洗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领域长达20年，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大多数被强制劳教，有些被判刑劳改，至少几十名大学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仅北京大学确认有8名右派学生被处决。许多人在随后的大饥荒年月中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丧生。毛后来向高层透露仅湖南壹省10万人批斗，1万人被捕，1000人被杀。 湖北壹个县中学三名教师因被控煽动学生示威被枪决。因教育经费削减，导致仅1/20学生能上高中，示威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通报全国。几乎可以肯定是毛亲自下令处死教师。毛抵湖北省次日即被枪决，而此前省当局未决定适用死刑，大规模报导旨在恐赫全国学校抗议教育经费裁减用于制造原子弹。 1957年反右斗争四川省抓了十多万右派，仅四川大学就有五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还被杀掉。八个中国“民主党派”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民盟中央负责人有58名被打成右派。民建的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右派，占百分之18，2万4千多名成员中，右派有3，100名，占百分之13。九三学社成员6，000多，右派有440多名，占百分之7。 仅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有1500人因“反右”蒙受不白之冤，多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亡命了之;不少右派学生随后在文革高潮及壹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

　　（18）中共谋杀性人为四年大饥荒饿死3800-4500万农民。大饥荒死人数量有如下几种说法：①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估计“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4600万之间；②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③张戎女士在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认为：“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3800万中国人饿死、累死。④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⑤同壹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4000万。”⑥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证为3800万；⑦金辉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⑧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3000万人因饥饿致死。⑨《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在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⑩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500万人。⑾2010年初，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曹树基在公开讲座中称，根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了3,000万到3,200万的死亡人数。⑿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otter)，最近在英国出版《毛制造的大饥荒》，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500万人被饿死和死于暴力。 “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壹些开会睡著、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 “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 在湖南，壹个孩子偷了壹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壹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著石头。 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 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 只要每个人少吃壹口就行了”。 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 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农民的反抗。早在1953年秋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而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项目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争夺粮食的战争。毛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国家应尽可能阻止农民多吃”。 溥壹波事后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收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对政治局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壹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农民是好的。”几天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指示说：“要准备十万个村农民暴乱，即中国1/10的村庄暴乱，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毛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 为了更方便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年5月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150万反革命。反革命占5%”。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至少10000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28000农民受到各种惩罚； 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①河南发生吃人事件，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②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③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13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0000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 《乡村三十年》记载：④安徽省凤阳县仅壹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 ”，其中壹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⑤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壹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壹个公社书记 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壹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著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达29%；1961年15%。出生率则从1957年的33%，降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万缺陷儿。⑥仅1960年安徽富阳县即发生63起吃人事件，壹对夫妇将8岁的儿子勒死后煮吃。 ⑦甘肃省有个县1/3人口饿死，吃人事件普遍。上面命令“绝对不许开仓即使人民饿死”。 在四年期间至少3800万人饿死。

　　毛明知大饥荒，确于1958年至59年出口700万吨粮食。1958年10月9日毛对亲信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7年在莫斯科毛说“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以赢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1958年5月17日在党代会上毛说“别对世界大战大惊小怪，至多人民死壹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死壹半人口最佳，死1/3次之。” 1958年11月21日毛对亲信说“大型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象这样工作，完成所有这些项目，壹半中国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壹半，死1/3或1/4，即5000万得死。死5000万我会被开除，甚至掉脑袋。但如果妳们坚持，我将不得不让妳们干，当人民死亡时就不能怪我。”  仅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1961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三千万人。4-5月刘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快饿死，壹个12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吩咐释放他。刘沉重地向乡亲们道歉，回京后，刘对中共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 周恩来告诉小范围内的人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仅花了几亿人民币。”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花费估计达41亿美元（1957年的比价）。足以购买全国人每天300卡的小麦两年，足够拯救3800万饿死的人，壹个也不会饿死。毛的原子弹造成的死亡，高于日本因两颗原子弹致死者100倍！ 甘肃省直到1962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70万人。 吴宏达先生证明说1970年与狱中壹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壹名安全官员吃了 。

　　（19）中共的劳改和劳教。中共强制犯人象奴隶般地劳作创汇，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对此有非常详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述。中共的劳改劳教场所实质上犹如人间地狱。刘晓波先生在被中共无罪重判之际，却莫明其妙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涂脂抹粉大唱颂歌！至1980年，至少5000万人被劳改另有数量不详的人被劳教。1959-1962年期间，犯人死亡400万以上；1955年以前监狱犯人80%是政治犯；1960年初政治犯仍占50%，至1971年政治犯仍占33%。劳改劳教，留场就业，直到1960年代，95%的所有劳改犯在刑期执行完毕后，皆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至1980年仍有50%的刑满犯人留场就业。加上20-30%的在劳教人员。1976年有政治犯1000万人。1982年政治犯减少到0.5%，1986年犯人数降至500万，以后保持此率。1991年政治犯人数约为100000人，2005年有7000人之说（南郭注：实际政治犯人数肯定远远超出此数）。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判刑实质上等于终身判决。毛统治期间死于监狱和劳改场的人高达2700万人。

　　（2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害死2000万国人。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①法国学者Jean-Louis Margolin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40万人至100万之间”。②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壹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 为773万人。③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④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壹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 十分之壹”。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壹亿人以上”。⑤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000人；703万人伤残；7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⑥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200万以上；⑦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万以上。⑧然而叶剑英承认文革全国死亡总数二千万人！屠杀是国家恐怖资助鼓励的，仅极小部分是红卫兵所为，绝大多数是毛为重建政权直接有意干的。

　　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五大块：壹是迫害致死，约20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50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50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15-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10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22000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300万至1800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40万军人，知识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师，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名医学院教师，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在‘红色恐怖’中仅北京壹地就有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3，1772人被红卫兵酷刑欧打致死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壹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0000人因文革致死；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馀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1967年7月武汉有18万人捕，伤残或杀害，62人自杀 ；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1968年7月26日-8月6日，仅广西滨阳县即打死3681人；广西省在这场国家恐怖镇压下打死10万人以上。 全省十余个县至少3000人被活吃，挖肝，剖心，剜肉，割阴，烘烤下酒。批斗会上当场屠杀，众人壹涌而上，人人身带匕首，小刀参与割肉。 内蒙古腾海清将军迫害毛的异已最为卖力，他用大面积酷刑逼供。壹名伊斯兰妇女被虐杀前，她的牙齿被用钳子拔掉，然后，她的鼻子，耳朵被扯掉；壹名妇女被用木桩强奸后自杀；壹名男子被用铁钉敲入头胪而亡；另壹男子舌头被割断，然后眼睛被挖出；另壹男子被用棍棒殴打阴部，后用炸药塞进鼻孔点燃引爆器。毛死后，调查披露36万人受迫害，16222人被酷刑致死，该省受害者高达100万。 云南省在谭富仁将军把持下，140万人受迫害，17000人被殴打或酷刑致死或被逼迫自杀而亡。谭后来于1970年12月被暗杀。 毛完成了大清洗，但未停止屠杀，自开始清洗到他于1976年死亡，至少使300万人暴死，毛死后，中共承认壹亿人受迫害。

　　1966年8月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壹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妳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妳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妳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南郭注：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325人，22户被杀绝，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

　　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20000黑五类事件。据1984年5月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20000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9093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因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壹中校长）和哥哥壹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月8日“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壹批武器弹药。

　　1967年10月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大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壹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壹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1967年8月至10月间，既非1968年也非5月间。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妳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1968年江西省瑞金县屠杀黑五类。有个公社将三查对象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馀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

　　1968年江西省兴国县屠宰黑五类。在“三查”运动中该县也杀了黑五类其及子女共270馀名。

　　1975年7月中共命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省沙甸回民村群体屠杀6000人事件。 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宣扬无神论，歧视和压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组进驻沙甸，强迫回民养猪， 改变生活习惯，限制作礼拜等宗教仪式，工作队员在村子里公开吃猪肉，并将吃剩的猪肉往水井里倒等，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情感，导致回民上访。中共诬称回民受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操控，为其提供武器弹药，要搞叛乱，推翻人民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叶剑英，邓小平下令部队平叛。由云南省、州、市党政领导 组成的地方指挥机构和军区、军、师、总后分部组成的军事前线指挥机构。参战部队加基干民兵达壹万馀人，使用自动步枪、轻重机枪、75无后座力炮、82迫击炮、152加农炮、火焰喷射器及数百吨炸药。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点开始进攻。

　　广西自治区红卫兵被韦国清将军屠杀100000人，（南郭注：主要是由保韦国清的“联指”，对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无辜的黑五类的大屠杀。自1967年秋直至1968年8月达到高峰。其屠杀规模最大（十万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首屈壹指。云南红卫兵死亡30000人。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概述道：“1968年7至8月壹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至死84000多人。”“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掷下矿井，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1968年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谋杀县委书记赵永禧等21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他曾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六名女学生，去中共却评选他为‘支左’好干部！”1984年“处遗”工作中概括称：广西枉死者数以十万计，光是活埋的就有十二万人？）红卫兵非常残暴，但镇压他们的军人和执行共产党的命令镇压红卫兵的民兵武装更残忍。（南郭注：1968年8月南宁“四二二”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员和成员共26人被“联指”用机枪扫扫射死。数千反革命被拉到邑江边用机枪扫射死，死尸壹直漂到港澳地区，在香港领水捞获的死尸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员的家属共三千多人，躲进地下人防工事，结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1979年揭露当年的洪水实质上是工兵排长奉命炸毁上游的壹座大水库的大坝所致）。

　　广西自治区八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认至少有137人，大多数是老师，校长，在当地干部和党组织操控下被活吃。（南郭注：正如纳粹的种族清洗犹太人壹样，中共以阶级清洗即消灭黑五类，不是以他们的行为，而是依他们的身份任意处死。郑义先生在《红色纪念碑》中说他曾三次亲自前往广西调查取证，证实广西省数十个县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吃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恶性事件，被活吃人数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壹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壹副骨架。接著壹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文革期间超过20万人被逼自杀。1966年8月24日，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此后至少有100馀人投该湖自杀。上海演艺人严凤英自杀后，尸体奉命被解剖据称她体内藏有收发报机。仅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1984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11510人！

　　（21）1970“壹打三反”运动杀害反革命360000人。“壹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现行反革命则可以枪决。希特勒时代德国法律规定，“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毛林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在此期间出现的“现行反革命案”中，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中央首长”的言论罪案件数量最多。这类案件中，有的是对“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议论；有的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刑罚；有的是支持1976年 “四?五”天安门革命行动，被当作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替“走资派”鸣冤叫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中央党校教授王年壹在《大动乱的年代》中称：“据统计，1970年2月 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00万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南郭注：我在大陆执业时曾看过壹个中共文革判处反革命罪的秘密文件称：文革期间全国约36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

　　（22）1976年北京四五运动。1976年4月5日北京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及“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政权的不满。毛下令军方镇压，10人死亡，200人受伤，全国追捕数千人。随后至少500人被枪决；调查持续到10月份，至少上万人被调查。（南郭注：1976年四五运动是自1949年以来国人首次群体自发公开对被捧为神壹般的毛泽东说不；毛判断事件后台是邓小平，故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指示镇压禁止悼念周恩来。尽管周其实也非什么好东西，但当年中国人被长期信息封锁强制洗脑误以为周是好人。当晚壹万余名首都民兵和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 千名公安人员，手持木棍、皮带包围天安门广场拟武力清场。中共官方称没有死壹个人，被捕300余 人。但据香港郑义先生说：当晚八千多人伤亡，其中600多人死于棍下，2000多人伤残，仅北京壹地被捕超过50000人。1978年11月25日中共平反之。）（23）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洗场。邓小平下令开枪，法国研究专家称： “至少1000人被杀，10000人受伤，数千人随后在各省秘密被杀或以其他罪名枪杀；北京至少10000人被捕，全国至少有30000人被捕”。据苏联档案解密披露的数字为3000人死亡；但根据1989年10月12日 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1978人。任畹町先生亦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

　　国务院发言人袁枚公然称：“天安门没有死壹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馀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已经找到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壹共14人。其中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九位伤者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另壹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在六四后十馀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名义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著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连喜等六四抗暴者。法院竟荒唐地以" 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

　　（24）2008年3月10日-3月14日，中共镇压藏民和平抗议，打死至少上百名藏民；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指控中共屠杀了120万西藏人，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人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120万受害者，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似乎难以置信。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若扣除流亡者和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1956年西藏新年哲丰寺院被炸毁，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但还被欧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

　　1950-1960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著出狱者极少，不到2%，他们分别关押在166个集中营。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年，70000名西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1968年1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数百人丧生。1969年另壹次拉萨起义亦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1972年；1987年起义又起，1989年西藏实行诫严，依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1984年达赖流亡政府估计173800人被枪决；（25）2009年7月5日又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为制造了“七五”惨案。1989年胡锦涛在西藏亲自主持的血醒镇压藏民和平抗议,则由[武警特务分队紧急抽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 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 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虽 然该血债不能由胡氏独担,因为当时的赵紫阳,杨尚昆、 乔石及整个中共中央对血腥镇压有指令.

　　（26）1999-2010年镇压法轮功和家庭教会。至少3300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数以万计学员被活体盗卖人体器官。据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致 (2003年3 月17日)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函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6千万以上的家庭教会信徒中至少 有270万人被任意拘捕过（即每 22人中就有壹个）、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人被通缉追捕、20 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 多人被酷刑致残、 13万人被监视居住、112万人被勒索性罚款。"第五编：反共的正义性

　　第二十五章：中共人为制造谋杀性大饥荒虐杀农民5000万提要：中共奉行马克思之“消灭财产私有制”，自1953年开始搞的农业合作社到1958年连骗带哄加强制实现人民公社化，同时毛泽东好大喜功，妄图称霸世界，完全不顾国贫民穷的现实，想壹步到位发展重工业，挖空心思要购买制造原子弹，核潜舰技术，现代化军工业，几乎完全靠出口农产品换取，故对中国农民实行超级剥削。结果步苏联后尘，中共也为军事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人为制造惨绝人环的大饥荒，加上此前中共两次故意谋杀性质大饥荒，中国实质上故意谋杀了至少5000万中国农民。2011年1月2日1、1948年中共为换取苏联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几十万农民。苏联北朝鲜和蒙古对中共的巨大援助壹直高度秘密进行。毛用中国人的苦难换取苏联人的巨大援助，1946年8月和10月毛两度向苏联驻哈尔滨贸易代表提议用粮食支付苏联援助，被拒。11月毛派刘亚楼赴莫斯科签定中共每年向苏联提供100万吨粮食换取苏联军援的协议。结果导致共党占领区好些地区出现饥荒和死亡。延安地区1947年饿死十万农民，中共控制的陕西和东北三省1948年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共军亦时常挨饿。几乎无人知道饥荒是因为毛将粮食出口苏联导致，以为是战争原因造成。

　　2、1955年中共抢粮逼迫20万农民自杀。1955年初，地方众多报告呈交毛，农民因缺粮食而吃树叶，卖儿女。赵紫阳的报告称干部挨家查抄，抢走农民所有的粮食，在高耀县110人被逼自杀，全国2000个县估计被逼自杀者超过20万。

　　3、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饿死4300万农民。1988年中共官方承认饿死2000万。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1887-1888年中国北方饿死900万-1300万人；再次是1932-1934年苏联饿死600万人。1957-1961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1962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1959-1963年也饿死70万人，占人口的2-3%。 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吴宏达先生证明说1970年与狱中壹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壹名安全官员吃了 。

　　（1）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①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证实“当时饿死4300万至4600万”；②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论证：“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3800万中国人饿死”。③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④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 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⑤同壹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4000万。”⑥杨继绳在《墓碑》中考证饿死3800万；⑦金辉先生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4040万至4319万 。⑧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3000万人饿死。⑨《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中共解密文件透露：1959年至1962年全国饿死3,755.8万人！⑩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大饥荒时饿死4500万人。⑾2010年初，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曹树基在公开讲座中称，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推论3,000万到3,200万饿死。⑿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2010年6月在英国出版《毛制造的大饥荒》，综合论证4500万人饿死和死于暴力。

　　（2）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①河南发生吃人事件，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②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③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13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0000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 《乡村三十年》记载：④安徽省凤阳县仅壹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 ”，其中壹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⑤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壹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壹个公社书记 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壹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著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达29%；1961年15%。出生率则从1957年的33%，降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万缺陷儿。⑥仅1960年安徽富阳县即发生63起吃人事件，壹对夫妇将8岁的儿子勒死后煮吃。 ⑦甘肃省有个县1/3人口饿死，吃人事件普遍。上面命令“绝对不许开仓即使人民饿死”。

　　（3）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早在1953年秋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而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项目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争夺粮食的战争。毛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国家应尽可能阻止农民多吃”。 溥壹波事后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收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对政治局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壹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农民是好的。”几天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指示说：“要准备十万个村农民暴乱，即中国1/10的村庄暴乱，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毛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 为了更方便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年5月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150万反革命。反革命占5%”。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至少10000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28000农民受到各种惩罚； 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4）大饥荒并非所谓自然灾害所致。1954年和1980年的气候均比1959年至1961年期间坏得多。1960年全中国120个气象站，仅8个有干旱后果纪录，仅1/3提及干旱问题。安微作家张万舒证明：“1960年，风调雨顺”。1960年全国收获143百万吨谷物，比1957年的195百万吨少26%；与1958年的175百万吨略少。 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这三分天灾其实也根本不存在，而纯属人祸体制性谋杀。

　　（5）大饥荒期间中共仍然出口粮食1000万吨。主要是向苏联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加到1959年的420万吨；1960年出口粮食与1958年相同；1961年实际上进口580万吨。美国主动欲提供援助，却被中共政权因政治原因而拒绝。1961年，世界上其他各国，均保持忽视灾难。援助农村的经费少于45000万元（即人均0。8元），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为每公斤2-4元！ 刘少奇推出“三自壹包”政策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这些措施使农民迅速摆脱饥荒。

　　（6）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的所谓苏修逼债之事。据张戎女士详细考证，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减掉了约壹半的债务。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壹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1960年11月12日， 副总理李先念与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壹百多万了”。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查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约占全县四分之壹”其中壹个公社每三人中死两人。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第壹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陇中地区死亡130万-200万人。

　　（7）大饥荒完全是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和1959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人壹个人也不会饿死。根据中共统计数字，大饥荒期间人均仅1534热卡。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亲共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1300到1700。

　　（8）大饥荒期间中共还用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甚至不停止研制原子弹。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壹枚消耗1000公斤粮食。” 周恩来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仅花了几亿人民币。”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花费达41亿美元（1957年的比价）。足以购买全国人每天300卡的小麦两年，足够拯救3800万饿死的人，如果不研制原子弹中国人壹个也不会饿死。毛因研制原子弹间接造成的死亡，高于日本因两颗原子弹致死者100倍！

　　（9）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10）大饥荒期间中共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因为毛想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壹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为了争取阿尔巴尼亚（人口300万），1958年给了霍查5000万卢布。1961年1月，又给了他5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1960年1月21日，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国最穷，却最慷慨，而且是无偿援助。毛说“我们不是军火商。”意即中国的军火不要钱。毛专权期间至少送了200多亿美金给印度支那。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毛给他6000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告格氏，“可以经过谈判不还”。期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有壹套严密控制系统，以蒙骗外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1959年2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低于万分之壹。可是毛泽东时代壹贫如洗，外援达到财政支出的6.92%（1973年）！更要命的是，中共明知大跃进导致极为严重的大饥荒，却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宣传，要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公社模仿大跃进。 中共的宣传开始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产生影响，他们派了壹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回保后，保加利亚的报纸即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共的公社，赞杨大跃进。随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保实施中国的口号，将集体农庄扩大到荒唐规模并过度偏重重工业。1959年5月越共发动类似中共的大跃进。胡志明于1958年10月日亲自撰写多篇文章，鼓励大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项目，结果由于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欠收，引发了壹场受害人数迄今不祥的大饥荒。

　　（11）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后任总统）1961年访华，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壹遍，中国没有饥荒。”1960年，后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华，回去后写了本天《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书中特意批驳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粮农专家波尔德沃爵土也受骗，1959年访华后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55年到1958年翻倍，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后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见毛时甚至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12）毛明知大饥荒大量饿死人却未采纳任何救助措施。1958年10月9日毛对亲信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7年在莫斯科毛说“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以赢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毛在共产党峰会上说“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 全场听众无不震惊，唯有宋庆龄笑出声，全场壹片死静。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此疯狂的狂言。波共总书记哥穆卡对毛的发言极为反感，捷共总书记诺维特尼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壹共只有1200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壹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  1958年5月17日在党代会上毛说“别对世界大战大惊小怪，至多人民死壹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死壹半人口最佳，死1/3次之。” 1958年11月21日毛对亲信说“大型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象这样工作，完成所有这些项目，壹半中国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壹半，死1/3或1/4，即5000万得死。死5000万我会被开除，甚至掉脑袋。但如果妳们坚持，我将不得不让妳们干，当人民死亡时就不能怪我。”  仅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1961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3000万人。4-5月刘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快饿死，壹个12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吩咐释放他。刘沉重地向乡亲们道歉，回京后，刘对中共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 1962年1月刘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私下对毛说“人相食，妳我要上史书的”。由此种下的日后杀身之祸。

　　第二十六章：论反共与反专制

　　今天我想论证反共与反专制这个话题。前几天看了李劼写的壹篇文章《反共还是反专制》？应该说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李先生是壹个有相当水平的人，他的文章中有些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关键问题上的论点则错误明显，而且严重误导公众。之所以引起我关注这篇文章，是因为李劼先生据称是个博士，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我看过其中几篇，因而知道李先生是个有水平的人。

　　问题在于他在有些关键问题上，发表的文章的立论基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令人怀疑。例如，当初袁红冰教授发起自由文化运动时，他发表专文反对自由文化运动；前几天他又专文对中国民运，特别是民运的壹些领袖人物，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讽。而前两天他又把旧文新发，题目就叫《反共还是反专制》？

　　这就提出了壹个重大话题，反共和反专制暴政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今不论在民运领域，还是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包括壹些看起来象是反共的民运人士，都有某种糊涂概念。

　　比如，有人说他们“只反专制不反中共”，持这种观点的包括李劼先生，及较知名的网民“少林”；还有种“真正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的人就不会想推翻共产党”的论调。第三种说法是壹个网络名家“东海壹枭”所称之“中共拥儒我拥共”；“反儒就是反华”！东海壹枭是在中国大陆有相当影响力的高产作家，他的“中共拥儒我拥共”；“反儒就是反华”，均是严重误导公众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中共远不等同于儒家，儒也不等于中华；姑且不论中共极权暴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仅从逻辑上就说不通。我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做个比较清晰的评论。

　　李先生说“反共”壹词不仅过气，而且内涵含糊不清。究竟是反对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或者是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共产主义，或者是反对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封建主义。他说假如共产党不执政，那问题就变成了反对的是共产党的执政，或者壹旦共产党不专制了，问题就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接著他话锋壹转，“专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前有历代封建王朝的专制，后有国民党的专制。而共产党就是从反对专制开始的，既反对孔儒文化，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反共壹词的确切涵义，就是反对专制”。

　　我认为李博士在这里偷换概念的功夫用得非常妙，反共绝对不仅仅是反对专制。因为共产党并不是专制的同义词，专制仅仅是共产党政权特征之壹而已。因为共产政权具有如下典型特征：壹是极权；二是专制；三是流氓；四是吸血鬼；五是极度无知无能和残暴；六是暴政。因此李劼先生把反共归结为仅是反对专制，显然偷换了“反共”这个概念。

　　英文，反共称做：Anti-communism 和Anti-communist，（至少有24，000，000个英文信息，李先生据然称反共壹词是“过气”术语？！）即反共产政治体制和反共产主义。反共当然包括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专制暴政。但是反共壹词更重要的是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流氓、吸血鬼暴政。美国前总统里根精辟地指出：“什么人是共产党人？那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什么人是反共人士？那是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  Ronald Reagan）第二，李先生说，“在民主政治中，反共这样的词语和思维，是不会出现的”。他举例说在美国是两党执政，不会出现“反共和党，或者反民主党这样的词语和思维。因为民主政治的话语和思维是多元的，而不是黑白分明的”。

　　这里李先生在逻辑上又偷换了概念。首先李先生故意将中共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相提并论。正因为他将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政党相提并论，使得后面他要论证的话题就转变了。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流氓专制暴政，因此中共是个专制独裁流氓成性的恶党。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实际上是在壹个自由、共和、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政党，两者有著本质的区别，性质上完全不在壹个层次。所以不具有可比性。如果共和党或民主党也主张极权专制暴政，毫无疑问立即就会有反共和党及反民主党的话语出现。

　　任何两个事物必须在同壹个层次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否则，偷换或者混淆概念以后，再进行比较是得不出任何可信的结论的。事实上，反共思维，或者反共词语，不但在民主政治中大量出现，而且美国历届总统实际上都是坚决反共的，包括开创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尼克松总统也是坚决反共的；历任美国总统，没有壹个是不反共的，即使是奥巴马总统，同样坚决反共，他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电视演讲中，重申了他的反共立场，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也公开强调了反共信息。

　　事实上，东欧各前共产暴政国家、欧盟各国及美加等国领导人均公开反共。捷克在1993年通过了壹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1995年9月22日阿尔巴尼亚通过壹项法律，谴责前共产政权对阿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屠杀罪行；1996年8月22日拉脱维亚通过壹项宣言，谴责前苏联共产极权暴政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犯罪行为；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亚草拟了壹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波兰总统在2006年作的壹个演讲中，明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壹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壹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1481号决议”。美国前总统布什2007年月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著这个 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 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2009年3月18日，欧盟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在欧州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国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尤先科总统2009年5月17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捷克、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印度、欧盟诸国、美国如今都是自由宪政民主政治，他们都公开使用反共词汇，公开谴责共产暴政，公开指控共产党是犯罪组织。李先生却睁著眼睛瞎说“在民主社会中，不会出现反共的词语和思维”？！

　　第三，李先生说：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中共所称的对立统壹，它容易滋生出斗争哲学，骨子里是充满暴虐倾向的专制文化。这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他的特征是非常封闭，逻辑上自成壹体，僵化、排他、不宽容，非把所反对的对象置于死地不可，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 ；经常走向极端化和妖魔化。

　　我认为李先生上述论点同样似是而非。虽然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在某些场合或许有问题，但是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必然导致有暴虐倾向的专制文化呢？不然！因为黑白分明也即是非分明，而不是和稀泥、或者含糊其辞的思维。壹个坚决反共的民运人士，并不是充满了暴虐专制文化的人，反共人士也不是把共产党妖魔化，反共人士并非走极端，或者不宽容。

　　问题在于任何宽容，任何原谅都有壹个前提，必须在共产党认罪、悔罪这个前提下，才有宽容。如果说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条件的所谓宽容和解，这种所谓宽容和解不是正义公道公正的宽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经过审判确立了壹项国际法律原则：对任何重大犯罪，（指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酷刑罪）罪犯不得免除处罚，不得未经公正审判免予刑罚。

　　当今国际社会以色列对这项原则是执行得最好的，西班牙国家法院审理江泽民等五个中共党魁“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这个案件，表明西班牙对该项原则也执行得非常好。国际上人们津津乐道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对南非前政府表示谅解宽容，但是他的宽容有壹个前提，就是前政权必须详细坦白在他们执政期间，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中，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在这个前提下，也就是说原来的罪犯真正忏悔，才能够得到宽容。此外，阿根廷政府在专制政权时代，也犯过很多罪恶，阿根廷进化转变成民主政府以后通过了壹项法律，免除阿根廷专制政权所犯下的所有的罪恶，这么壹来，使得阿根廷专制政权的受害者无处讨回公道、实现正义，所以这些受难者也到西班牙起诉前专制政权的罪犯。换句话说阿根廷民主政府的法律并不能约束这些受害者。这表达了壹个信息：对于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国际重罪是不能够轻易原谅宽容的。这种黑白、是非分明的思维方式本身并不是坏事，而且它跟中共的“对立统壹”，跟中共的斗争哲学完全不是壹回事。

　　中共之所以充满暴力残暴至极，是因为共产党本身毫无人性的暴虐的党文化造成的，直接源于马列原教旨。马克思早在1848年便写道：“即将到来世界大战（指共产革命）不但要让地球上的反动阶级而且应让反动的人民全部消失”！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 Mephistopheles 的话：“壹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 壹切 --- 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恩格斯也在1848年称：“下壹场世界战争将令所有的反动的人民在地球上的人种中消失”；列宁在其《左翼共产主义》壹书中公然宣称：“共产党人为达目的已作好欺诈，伪证和采取任何手段的壹切准备”。列宁亲自下令谋杀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及年仅13岁的公子和三个美丽的公主。周恩来亲自下令将中共原特务头子顾顺章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满门抄斩。斯大林在1932年至33年故意饿死乌克兰300万人，中共及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1年则故意饿死3800万农民！全世界共产国际曾确认过90个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充满暴力，特别是撑权的共产党均极端残暴。共产主义运动屠杀了全世界至少壹亿至壹亿四千五百六十万人。其中，苏联25，000，000至66,700,000; 中国64,000,000至80，000，000; 柬普寨红色高棉在撑权的三年期间屠杀了占全国人口四分之壹的2,500,000人（其中华人20余万！）;北朝鲜迄今仅饿死就已超过2，000，000人。1941年6月苏联红军从乌克兰西南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撤退时，苏共秘密警察夜间在杰米亚 诺夫狭口处决了1000多名政治犯。1989年，当地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展开发掘工作，把找到的500多具遇难者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壹起。遇难者中有妇女、老 人甚至正在哺乳中的婴儿！因此并非由于所谓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暴力，斗争哲学。而是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暴力谎言恐怖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李先生将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跟所谓暴力与斗争哲学，跟对立统壹等同起来，也是壹种误导公众的谬论。

　　第四，李劼先生说：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专制不仅是壹种制度，而且是壹种意识形态，还是壹种文化，是壹种思维方式，是壹种心理创伤，是壹种集体无意识创伤。简而言之，就是壹种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病菌。

　　这里李先生实际上是用文学语言来形容专制文化，他之所以这么强调，实际上跟中共党御用文人特意传播的壹种信息有关。海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壹种论调，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统，是造成当今中共政权专制的根源。我认为这纯属中共当局故意误导，而李博士也这么说令人费解。

　　因为专制制度，是以荒谬绝伦的贪婪为基础的最恶劣的体制之壹，它将当权者的旨意视作法律； 它靠恐怖实行残酷统治；它总是极力窒息会使人获得真正自由理性的观念；专制制度下没有荣誉，人人实质上都 是奴隶；专制政体需要恐怖，品德是绝对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专制制度用暴力恐怖压制人们的壹切勇气，窒息壹切雄心。 专制国家，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 因此专制与“荒谬绝伦的贪婪”“恐怖”“奴隶”“暴力”密切相关。把专制制度与含义不明的专制文化相提并论，除了搞乱人们的思维并无任何益处。中共专制暴政下，全体国人都被彻底剥夺了基本人权，而唯剩下醉生梦死的猪的生存权，国人皆生活在人权毫无保障的没有思想言论舆论新闻结社出版 自由的可悲的非人奴役之中。

　　首先“中国文化含有专制因素”与“中国专制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虽含有某些专制因素，但不等于中国文化都是专制文化；其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极权的传统；第三，中国两千多年并不是所谓封建专制制度，两千年间实际上是“君主帝制”，与“封建专制”是两个概念。第四，中国两千年从秦始皇到清末的文化及制度，并不是壹成不变的，也不都是现代国人理解的那种所谓专制、独裁。因为中国在君主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阶级除了皇帝之外，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以来，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向全体中国人平等开放，所有的国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统治阶层。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君主帝制，是壹种温和开明的专制，而不像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暴政。

　　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是把社会精英全部从精神上阉割，甚至肉体上消灭，统治者仅是由工农及无业游民组成的共产党壹党独裁，权力绝对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人。而最高领导人则是独裁者，比如毛、邓、江、胡。这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跟中国传统的君主帝制的那种专制层次完全不壹样。何况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时代，有过不少盛世及相对开明的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和谐的，而不像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下六十年是充满血腥的，没有壹天不是在中共暴政蹂躏下，不要说人身自由，连生命财产安全随时都处于毫无法律保障的威胁之中，全体国人都变成了战战兢兢的奴隶，根本不敢表达自由的思想；所以把这个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共当局故意误导公众的壹种说法。很遗憾，李劼先生也用这种明显错误的方式来论证中共专制暴政的根源。

　　第五，李先生还提到：要在文化上、心理上、精神上走出专制阴影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海外华人不仅有政治上反共，文化上却不反专制的学者；还有政治上反共，心理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却像毛泽东时代的统治者壹样的异议人士、人权斗士。反共不反专制，成为壹种政治运作，还成了文化现象。反共不反专制是壹种对共产党执政和专制的嫉妒。

　　我不知道李先生根据什么得出结论说，有很多反共不反专制的异议人士、人权斗士和学者。虽然确实有些民运人士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有某种专制行为的表现，比如不遵守程序正义规则，不遵守公平游戏规则，但这都不是他们不反专制的表现，而只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受中共党文化的长期灌输和污染，使得每个国人的身上都多少带有中共专制毒素的病菌。

　　反共而不反专制的人迄今我还没看见，哪怕那些被人指责为自己也是专制的民运人士。有些民运人士壹旦发生争论，就把对方指责成比共产党还专制，比共产党还坏百倍，坏几千倍。这显然不是事实。

　　因为共产党极权专制者，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独裁撑控在自己的手上，所有的民运人士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凭什么来行使专制？第二，所有的民运人士没有控制任何媒体，也没有掌控任何话语权，所以他们那怕想专制也没有能力，所以把民运人士由于不遵守公平游戏规则，而产生的某种内部争议等同于中共极权专制，甚至比中共还坏，这纯属误导。

　　第六，李劼先生还说，把反共变成反对专制，应该成为所有争取民主人士的共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党争的阴影，走出黑白思维的阴影，走出专制文化和专制病菌的阴影。他还说反对专制者，不仅包括各种党派，也包括执政的共产党。

　　他的这种论点我认为是值得争议的。首先把反共变成反对专制，不但不是所谓应该成为所有争取民主人士的共识，因为如果不反共，根本不可能反专制，因为专制并不是可以跟中共分割开来的。共产党不仅仅等同于专制，共产党是远远超出专制比专制更恶劣得多的怪物。

　　反专制首先必须反中共，不反中共却侈谈反专制只能是自欺欺人。至于“反对专制者还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之说，这是睁著眼睛说瞎话，共产党是当今最专制残暴的暴政，它不但是专制，而且是极权暴政。

　　有关这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专制包括了极权，我认为应该倒过来，极权是所有的政治体制中最糟糕、最坏的政体，极权政治把所有东西都包括进去了，而专制政权本身并不包括极权，所以极权的概念要大于专制的概念，而专制的概念是小于极权的概念才对。

　　李先生说，“反对专制者还包括执政的共产党”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它不光光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制，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所谓的威权政治，而是壹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所以把中共仅等同于专制，进而将中共与专制分离，甚至要所有的民运人士只反专制而不反中共，这种似是而非误导，确实容易搞乱人们的思维。

　　共产暴政在全球曾经风行壹时，先后有44个国家曾受共产暴政奴役。苏联 (1917), 蒙古 (1924), 爱莎尼亚(1940), 拉托维亚(1940), 利莎尼亚（Lithuania1940), 贝莎拉比亚（Bessarabia1940), 巴科维纳（Bukovina 1940), 阿尔巴尼亚(1944), 谭努图瓦（Tannu-Tuva1945), 乌克兰(1945), 南斯拉夫(1945),蒙古(1945), 卡拉福图（Karafuto1945), 科里尔岛（Kurile Islands1945), 保加利亚(1946), 波兰(1947), 罗马尼亚(1947), 东德(1948), 匈牙利(1948), 北朝鲜(1948), 捷克斯洛伐克(1948),中国 (1949), 西藏(1951),北越 (1954), 几内亚(1958), 古巴(1960),利比亚 (1969), 南也门(1969), 圭亚那(1970), 贝宁(1974), 缅甸(1974), 老挝(1975), 南越(1975),马达加斯加 (1975), 柬普寨(1976),安哥拉(1976) , 索马里(1976) ,塞拉斯（Seychelles1977), 莫桑比克(1977), 埃塞俄比亚 (1977),格林纳达(1979), 刚果(1979),  阿富汗(1980).

　　迄今仍苟延残喘处于风雨飘摇中者包括中国、古巴、北朝鲜、越南。而政治白痴胡锦涛居然宣称要向古巴、北朝鲜学习政治！继承其老子金日成的北朝鲜金正日流氓暴政，实质上不过是中共文革的翻版，而古巴83岁的卡司特罗将政权则私授给了他78岁的弟弟，与中共政权的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稍微有壹点不同，但本质上壹样，都是公权私授。古巴到今天仍然对整个国家象铁桶壹般的控制，它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是倒数第壹名，不过，北朝鲜或参评的话肯定是倒数第壹名。它的互联网控制，也是全球第壹。在古巴的任何异议人士，只要公开表达，非常容易被捕、被判刑，这壹点跟中共政权相似。

　　所以把不反共，做为反专制的前题，这种设想显然是有意误导，但是这种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才是专制暴政的根源，不斩断这个根源，不首先彻底终结中共专制暴政，中国的专制制度永远不可能排除消灭。而将非法盗国窃政的共产党归类于“反对专制者”，更是壹种严重误导公众的胡说。

　　第七，李先生还说，把反对专制和反共混为壹谈，逻辑上恰好是非常专制的，民主人士应当首先从思维和话语方式上走出专制文化。共产党今天没有改变政治制度，不等于共产党明天不会改变，或说永远也不会改变。把共产党锁定在专制制度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壹种专制思维。历史已经证明，把专制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的，恰好是本来实行专制的执政党，比如说前苏联和台湾都是这么转变的。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党，也无论是有权的还是无权的，无论是有话语权的，还是没有话语权的，都有将专制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的权利。

　　首先，把反共与反专制暴政强行分割，是李先生的发明。我认为反共和反专制暴政，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因为不反共不可能真正反专制，而反专制者，必定反共，不可能有例外。

　　共产党体制明天是否会改变，它是否会主动放弃极权专制，是否会走向民主化，这是壹个未知数，国际共运史证明，迄今从未有过任何壹个共产暴政是由共产党主动放弃专制暴政而改良进化成自由民主政治的先例。何况由于中共暴政的罪孽过于深重，使之完全没有主动实质改良的任何可能。中共暴政在它统治中国60年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加之中共远比东欧各国共产暴政恶劣得多，苏东各国共产党仅对各该国人民实行过壹次抢劫，而中共暴政则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三次公然抢劫。亦即毛专权时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财产归所谓国有（实质系党有）；邓专权期间抢劫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江、胡专权时实行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发展政策实质上即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第三次公然大抢劫。而任何罪犯必须受到法律追究，正义必须伸张，任何罪犯不得未经审判而免除他的刑罚，这是业已确立的被国际社会公认壹个国际法原则。不能因为共产党100年后有所改变，就让今天的中国人放弃对共产党罪责的追究，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前苏联放弃极权暴政并非由于共产本身自我改良，而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卿个人的价值选择及俄国人民抛弃共产党所致，从未有过任何壹个极权暴政是由于其自身改良进化成为自由民主政治的。至于台湾由于其政权性质属于“威权政体”而非属于极权专制暴政，壹般的专制政权确实有不少经改良进化而成为自由宪政民主政体的先例。

　　我认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完全不可能由它自身主导进行实质性政治改良。这并非所谓专制思维，而是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体制运行的历史逻辑的必然。因为中共暴政，历史上和现实中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使它背上了沉重的包伏。

　　第二，中共的意识型态迄今本质上丝毫未变。它仍然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南，包括邓小平的瞎猫屠夫“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及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等狗屁不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仅是壹种意识型态，而这种意识型态，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民主反科学，特别是反政治科学的。中共高官吴官正、贾庆林都公然宣称：我们绝不学习西方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政治，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法治”，“中国特色的司法公正”等，实际上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

　　李先生把批评中共的人，把认定中共无法实质改良的人，把坚决反共的民运志士，说成是对中共摆脱专制的权利的剥夺是壹种非常可笑的说法。当今之世没有任何人阻止中共改良，而是中共由于它本身运行内在的逻辑，使它不可能做任何实质性的改良。充其量仅可能有皮毛或枝节性的改良，但它绝不可能做实质意义上改良。因为实质改良，例如：党禁、报禁、言禁开放，中共专制暴政不出半年必定完蛋！

　　第八，李先生说，民主政治首先不是从权力中产生，而是从权利中产生的，美国开国先贤，因为在独立宣言中，强调了每壹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才得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

　　我认为李先生把美国的民主政治过于简单化了。哪有这么容易，壹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就是由独立宣言中强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得以建立，显然不是。当然他并非专业论文论证，故不必苛求，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不能成立。因为美国的自由宪政民主政治是经过漫长的政治实践，逐渐建立进化改良完善起来的。

　　美国在1787年通过宪法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美国政治的性质，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是宪政共和，共和的性质远远大于民主的性质。因为当时只有白人才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即有投票权、选举权。而被选举权，特别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州长等则只有那些达到法定资产要求的富人，才有资格作为候选人。

　　黑人（具有财产性质，仅交3/4的税）、印地安人（无需纳税）及女人（几乎不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初期的美国，它的民主性质实际上并不强，仅白人及有公民权的人，才有民主权利，其它人都没有。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逐渐的全民都有了民主权利。黑人是在林肯时代，在1863年获得了投票选举权。至少法律上和理论上的民主权利业已确立。而完整的黑人民权则壹直到马丁?路德金时代才真正得以确立。

　　印地安人的政治权利是在19世纪初才得到确立。而美国的妇女，哪怕是白人，她们的政治权利壹直到1920年代才获得投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说民主政治这种说法本身，是壹个含糊的概念。美国的民主政治确切的说，是壹个自由、共和、宪政的民主联邦政治体制。

　　第九，李先生认为：要让中共专制政治变成民主政治，必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如果以黑白分明的专制思维反对专制的执政党，那么彼此永远也走不出专制的文化。

　　首先，他说彼此永远走不出专制的文化，似乎跟他的论题脱节，因为要终结的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又跟专制文化有关，如果不放弃黑白分明的专制思维方式，那么走不出专制制度才对。其次，中共政权的性质并非壹般的专制，而是极权专制暴政；第三，黑白分明的思维，未必就是专制思维，尽管专制思维，可能包含在某种问题上的黑白分明的思维。但黑白分明的思维与专制思维两者并非壹回事。第四，是不是只有等到全体中国人都改变了思维方式和改变了中国文化以后，才能推翻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呢？显然不是！因为导致中国人思维僵化停滞，文化灭绝的恰恰是中共极权暴政本身，只有首先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中国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思维才能活跃，文化才能复兴。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中国人为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而努力。

　　第十，李先生说：以专制的思维方式反对专制，是以专制的统治者镇压“专制的反抗者”壹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的不是宽容，不是和平，而是紧张和恐惧。即便是以和平的方式使用黑白分明的专制话语，同样是不宽容，同样会走向恐惧。任何壹种信仰，无论在不信仰的人看来是如何的荒唐，如何的丧失历史的合理性，都是壹种自由，都是壹种权利，因此都应当得到尊重。

　　我认为李先生的这段话后半句是对的，也即任何壹种信仰，不论它怎么荒唐，也不论它是否有市俗的合理性，都是壹种自由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他的前半段话却不然，这或许是壹个博士的高明之处。他在论述自己的论点时，往往用壹些正确的东西来推销他错误的论点。他的前半段话错在哪里呢？

　　首先，中国民主运动，从来不是以“专制的思维方式”来反对中共专制暴政，前已论及将黑白分明的思维等同于专制思维并不能成立。而李先生武断地认定中国民主运动是以专制的思维方式在反对中共暴政。

　　其次，李先生说“专制的反抗者”与“专制的统治者”壹样。我从未闻“专制的反抗者”。统治者有可能行专制，被压迫的人如何可能行使专制？“专制的反抗者”大概是李博士的发明？因为被压迫者，他想专制都没有资格和能力。

　　什么叫专制？简单地说，专制就是绝对权力；而被压迫者，反抗者没有丝毫的权力，又何来专制？！这种概念上的生搬硬造，李博士恐怕无法自圆其说。

　　第十壹，李还说反抗者或被压迫者，反抗专制暴政会造成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宽容、不和平，而且是紧张和恐惧。

　　反抗者以“专制思维”反对或反抗暴政，居然产生的不是宽容和平，而是紧张和恐惧。共产党恐惧反抗者的和平言论，只能说明中共本身造孽太多太深太大，以至不能承受和平言论的评论、批评、批判、这是唯壹的结论。李还说，即便以和平的方式使用“黑白分明的专制话语”，也同样会走向恐惧。他这种说法更是令人莫名其妙。反抗者用和平方式使用话语，也就是说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演说，也会产生恐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能够造成人们恐惧的是生命安全，精神威胁，而和平言论如何可能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又如何可能使人产生精神威胁恐惧？共产党仅是由于反抗者的和平言论就产生恐惧感，只能证明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罪太多、太深重，害怕因果报应才使它随时随地处于恐惧状态。

　　第十二李先生说；反对专制应该从反对者本身的不专制开始，应该从反对者本身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开始，反对他人专制易，而反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专制难，但也更为实质。中国历史走出专制不是以政权的改变为标志，而是以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改变为转移。反对专制者以恐惧的方式反对专制的执政者，话语暴力也是壹种恐惧。

　　我要强调指出，李博士在这里玩弄文字游戏。首先我认为，反对专制并不是要从反对者本身的不专制开始。李先生有意混淆了专制的本质概念。专制就是绝对权力。反抗者既然没有丝毫权力，当然不可能有专制权力，没有权力的人又何来专制？换句话说，唯有当权者才有可能行使专制权力。所以李氏之论根本不能成立。其次反抗者，亦即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人，应当尊重他人的权利。我们当然尊重中共党员个人合法的权利，但是我们绝对不认同中共党员胡作非为的权力，中国历史走出专制，并非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是以政权的改变为标志，而是以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改变为转移”。

　　壹个掌控壹切国家暴力机器的极权独裁专制流氓暴政，不首先终结这个流氓暴政，如何可能使中国历史走出专制？！改变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又如何可能使中国历史从此不再是专制；反对专制者以“恐惧的方式”反对专制的执政者这句话又是李先生的发明。但是这种发明实在不敢恭维。因为反对专制暴政者，亦即中国民运人士，从来没有任何人主张以“恐惧的方式”反抗中共暴政。李先生则将那些不与流氓中共同流合污的坚定反共人士，壹概指责为“黑白分明的专制思维”和“专制话语”者，其实，那些煽动以恐怖主义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人，显然要么是中共特务，要么是混入中国民运队伍中的假冒伪劣者。

　　有个网民用诸多匿名，壹方面大量发表臭骂中共的言论，同时却到处煽动要杀掉全体中共官员，还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干掉，而且要用生物化学武器对中共实施毁灭性打击，还公然宣称要与基地组织合作，对中共发起发起圣战。

　　我认为这种所谓民运人士极可能是混入民运队伍中故意毁坏中国民运声誉的共特。而李先生所称“恐惧的方式”，是指“黑白分明的专制思维话语”“话语暴力”。

　　中共之所以是个流氓，是因为它完全是以暴力谎言和恐怖手段实行残暴至极的流氓统治术来对抗和平言论的批评、批判和抗争。社会流氓凭拳头大，凭蛮横无礼耍无赖欺行霸市，欺软怕硬；而共产党是比社会流氓更下流无耻，更残暴百倍的政治流氓。它自成立的第壹天起就是壹个反人类毫无人性野蛮残暴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约束的，不遵守任何法律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恶魔。

　　而李先生居然把“恐惧的方式”归结为造成恐惧“语言暴力”，强加给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人。中国民运原则上反对暴力，但并不绝对排除革命武力。有能力行使暴力者，是中共暴政，而决非民间反对派。掌控国家全部暴力机器的是中共流氓政权，而绝对不是民运人士。李先生把“恐惧”“暴力”强加给民间反对派身上，未免太离谱。到今天为止据我所知，中国民运人士，没有人主张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反抗中共专制暴政。

　　凡是主张不择手段的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民运人士，而是中共特务，或是中共御用文人故意搅乱是非。把“暴力”“恐惧”强加给中国民运人士身上，我认为大多是执行中共旨意的人或是思想极端糊涂的人。

　　当然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随心所欲胡编乱造胡说八道。我们说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暴政，壹个超级暴政；壹个专制暴政；壹个流氓暴政；壹个吸血鬼暴政；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仅是依据史实所作的事实描述，这种陈述与话语暴力完全不是壹回事，也非行使所谓话语权。

　　因为在中国大陆百分之百的传统媒体全部被中共独家掌控；所有的大陆网络媒体，也全部被中共独裁掌控，甚至海外大量纸媒和网媒也被中共大量操控。民间反对派，凭什么行使话语权，如何可能使用语言暴力？凭什么使用所谓恐惧的方式？中国民运人士除了与生俱来的正义感、道义良知，以及壹种终结中共专制暴政，拯救中华民族于毁灭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之外，他们真是壹无所有。他们凭什么去对中共暴政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行使所谓“恐惧的手段”呢？

　　我认为李先生最近异常活跃，抛出的三篇文章都是用心良苦。我相信李先生是个有相当水准的人，他的文章高产且可读性强，给人的第壹印象似乎是客观理性批判中共，因此具有相当迷惑性，实际上则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我个人对他的几个主要论点均持否定立场。比如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对中国民运人士的基本评价，反共还是反专制暴政两者之间的关系，反专制暴政是不是可以不反共，或说反共者是否不反专制，这都是值得每个国人思考的问题。

　　简单归纳言之，反共不仅从未过时，而且是国际社会壹个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仍在共产极权暴政下的中国，更应当大反特反流氓中共暴政！中共不仅仅超级专制。中共政权是壹个极权、专制、流氓、吸血鬼暴政，中共实际上不仅独裁掌控了全部国家暴力机器，而且独裁撑控了所有媒体话语权。而中国民运和民间所有反对派没有任何暴力工具，从来没有人主张象共产党那样不择手段使用暴力反抗中共，但不排除正当防卫的革命武力。把“暴力”“恐惧”及“专制思维”，“语言暴力”等强加给中国民运及民间反对派，是壹种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将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定性为所谓专制思维毫无根据。欲终结极权专制制度，首先必须终结中共专制暴政；要反对专制制度，首先必须反共；不反共而自称反专制的人，十有八九是共特或假冒伪劣的民主人士。

　　2009年12月6日希望之声演讲

　　第六编：共产主义谬误罪恶与垮台的理论根源

　　第二十七章：论爱中华必须反共！

　　郭国汀

　　提要：中共绝不等于中国！这是壹个定论；中共也不等于汉族，中共甚至不等于中国政府。这个结论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历史，或是从法律诸方面来考察，都是不难论证的壹个常识问题。

　　我今天主要想谈壹下关于反共与反华之间的关系。反共与反华这个题目，似乎有点大，但此话题与中共滥用“颠复国家政权罪”名，反复迫害大量政治异议人士有关。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把今天谈话主题的结论告诉各位听众。这结论非常简单：中共绝不等于中国！这是壹个定论；中共也不等于汉族，中共甚至不等于中国政府。这个结论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历史，或是从法律诸方面来考察，都是不难论证的壹个常识问题。

　　然而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误导，加上中共特务，或者党用文人，故意混淆是非，导致有些有正义感，而且也反共的人士，对这个问题也是稀里胡涂。而对这个问题产生壹些严重的误解，以至壹个简单的问题，变得居然要用长篇大论来论证。

　　我最近在与壹些网友交流时，谈到这个问题，有些人 对我的主张提出质疑。比如说有壹个民运人士，他对我批评刘路将中国政府跟中共划等号，将中共跟汉族划等号，将中共与中国完全等同的做法质疑，他居然不同意 我的主张，认为中共就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不可分割。经过我做了壹番解释以后，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我想就把这个结论来跟各位听众分享。

　　首先我得指出：持中共等于中国论者，壹共四种情 形。第壹种，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长期以来故意将中共等同于中国，将中共等同于中国政府，把它完全混为壹谈；实际上，中共将所有反对中共壹党 专制，反对中共专制暴政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都当做所谓的反华势力。而且“反华”的认定从来都是随心所欲，变化无穷的概念。

　　在中共的宣传语境中，“反华”含义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1949年以后，中共称美帝，即美国，美帝国主义反华；后来中苏两党，中共和苏共闹翻了以后，就把苏联称做“苏修”，也当作反华势力；再后来，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中共又编造谎言，说学生运动是受国际反华势力的操控而反对中国。暗示学生运动是国际反华势力操控的产物；到了1999年，镇压法轮功，中共又将法轮功，也逐渐升级，比如，刚开始说法轮功是壹个非法组织，接著污蔑法轮功是个邪教组织。到2005年，胡锦涛将法轮功定性为反动政治组织，因而把它升级为反华势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中共随心所欲的将所谓“反华势力”套在每壹个它不喜欢的人士头上。这个大帽子套在谁头上最多呢？就是套在被追究“颠复国家政权罪”以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这些正义民主斗士的头上。

　　而为什么它要用“反华”这个帽子来套这些人头上呢？这与中共的恶法密切相关，有关这壹点我后面展开谈。我现在再回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所谓反华的主张。

　　第二个方面的人士是谁呢？我认为就是像刘路这样的 人士，刘路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定论，我仅仅是怀疑，我确实是到今天为止怀疑他是壹个高级共特，因为刘路反复将中共等同于汉族，将中共等同于 中国政府，特别是反复将中共等同于中国，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更不是壹个律师，特别是为政治犯辩护，而且精通刑法的人权律师，会做出这种极为反常，反复 配合中共搞政治宣传这种作法。

　　刘路首先反复指控谁呢？壹个是指控我本人，他在好 多场合用匿名，甚至用刘路笔名，反复指控我本人“反共反华”，我坚决反共，但是个真正的爱国者；这已有铁证证明。第二，他指控高智晟律师“做国家的敌 人”；第三，他指控某些六四学生领袖反华。第四，他指控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反共反华。

　　那么刘路为什么会把这么多人说成是反共反华？说他们是所谓国家的敌人，这个问号可得大大的打。尽管刘路自从去年逃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壹些文章，从表面上看都相当不错，甚至他分析中共的邪恶流氓，分析的很到位，但是往往在最关键的问题，他就要露出马脚，露出他的尾巴。

　　这个尾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中共与中国、中共与汉族、中共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壹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至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不做结论，各位听众自己可以去考察他的言行。

　　总而言之，我认为刘路是壹个非常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特别厉害的人。为什么会左右摇摆这么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内心不平衡，实际上，刘路从本质上，我不认为他是壹个坏人，从根本上而言，他也是反对中共专制暴政的人。

　　可是他也许由于政治学的“屁股决定脑袋”这个定律，使他身不由己，时不时身不由己就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所以我认为，刘路从本质上他本应该是个好人，而不是个坏人。但是也许他的职业所限，使他才会有这种非常荒唐的说法，而且反反复复。

　　第三类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的人，是那种应当属于有良知，而且也有正义感的人士。比如说有个网名叫“秋风秋水”的人，写了壹篇文章“中共不等于中国----壹个逃避历史责任的托辞”。他列举了好多例证，说的似乎头头是道，也有相当道理。

　　但是非常遗憾，我必须指出：这位秋风秋水先生，从这篇文章，能够判断他是个有正义感，而且是有良知的人，也有相当的分析能力。但是在中共是否等于中国这个问题上，真正逻辑不通混淆是非的人是他自己。

　　他客观上在帮助中共，如果他的说法能成立的话，特别是从法律因素考察的话，就会得出壹个悖论。关于法律因素我后面要谈。我想这位秋风秋水是属于第三种。我认为他不是中共特务，也不是是非不分，或丧失良知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有良知，而且也有责任感的人。

　　第四种人是壹个典型，大概是壹个主张台独的台湾 人，他的名字叫做刘宗正，刘先生实际上我对他的评价应当说相当高。刘先生知识非常渊博，而且他的反共立场非常坚定，是真正的反共人士，他的不少论文有根有 据，他还懂得很多基本常识。包括中国历史、中西文化，他写了很多文章。实际上在出国之前，我认为刘先生是个非常优秀的网络评论家。但是非常遗憾，在中共和 中国这个问题上，他同样犯胡涂，他稀里胡涂的认为反共必须反华，他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壹篇题目叫做“反华才能反共”，还有壹篇叫做“反共不反对中国文化与 中华民族怎么可能”？但是，他的论点、主张，实际上仅仅从他文章本身就能够驳倒他的这种说法。

　　有关刘先生的说法，我会另外撰写专文批驳他的论点。但刘宗正我认为他是个相当杰出的反共人士。他对人权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概念都相当不错。但是偏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壹样犯错。

　　好了。我列举了上述四种情形，四个不同方面的人都犯胡涂，居然把中共与中国混为壹谈。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头脑？不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懂历史文化，或者是语言？也不是。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讨论。我今天就准备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展开谈之前，还有必要提壹个人，这个人跟秋风秋 水类似，也是个我认为应该不是犯胡涂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非常胡涂。他实际上就是针对我把中共跟汉族混为壹谈的刘路的批评。就是有关西藏问题，刘 路发表了壹篇文章，把本来应该批判中共专制暴政的内容，完全避开中共不谈，直接批判汉族。

　　从表面上看，虽然没有大错，但是从根本上，刘不批 中共而批汉族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我写了壹个点评，评论他的文章，而这个读者（左中人）看了他这篇文章以后，说：“我非常钦佩（刘路）仗义直言的勇气，可惜 的是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所左右，而勇于以事实为根据，仗义直言的中国人太少，看到郭国汀律师对妳的咒骂，我特意浏滥了妳的文章，认为妳写的句句在理。 很多人竭力把中共和中国分割开来，这无异是回避自己的民族历史责任。郭国汀律师也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如果那些憎恨共产暴政的人士，在谴责中共的同时，却竭 力为自己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开脱和辩解，而没有认识到这是壹个民族对另外壹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中国人还有资格对日本人说三道四吗”？

　　这位“左中人”实际上对刚才列举的四种情形，对什么是中共，什么是中华，做了壹个注解，这个注解是不是荒谬，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可以反应有许多有头脑的人，也很容易被中共及高级共特所误导。

　　这里言归正传，什么叫做反华？什么叫做反华势力？所谓反华，顾名思义应该很简单，华可以有两层涵义，壹个是指中国，第二个就是指中国人，可以说华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简称。因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至少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

　　而“华”在指国家的时候，它是指发源于黄河流域，从小到大，壹直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二十五史，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二十五个朝代，不断的变更，不断的扩张，不断的丢失领土，然后又是吞并、或者侵占、或者买进、或带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多次被外族入侵，被侵占。

　　比如说像元朝、清朝，都是外族吞并中国，但是外族吞并中国后，反而带来了大量的领土，所以使中国从最初小小的中原地区，发展到今天，具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全世界按领土计算是第三大国，这还不包括被江泽民等中共卖国贼给非法出卖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从“华”指中国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华”指中国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华，是指最 初也是活跃在黄河流域地区的各个氏族，和由众多氏族组成的部落，及众多部落组成的华夏民族。这个华夏民族，夏是指夏朝，至于后来中国人被称作汉族、汉人， 实际上是在秦始皇之后的事情。是在刘邦农民起义，推翻了秦始皇的暴政建立汉朝政府以后，才被称之为汉族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并不是汉族，应该是更前 面的华夏民族才对，所以，从“华”由人组成这个角度来看，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就是华的两层涵义。由此归纳，中国人可以称之 为“华夏儿女”，也可称之为“炎黄子孙”，当然还可以称之为“中华儿女或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因此“反华”当然就是反对中国，或者反对中华民族，反对炎黄子孙，反对华夏儿女，反对中华文化，或者出卖中国领土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反华，由反华者组成的组织、政党便是“反华势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华。

　　由上述概念，我们分析来看，明显可见，谁是反华呢？是中共，而绝对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汉族或中国政府，更不是所有的这些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而英勇奋斗的正义民主之士。

　　比如我在上壹讲中提到的郭泉、刘晓波、陈道军，更 不用说像杨天水、胡适根、清水君、张林、师涛、许万平、郑怡春及被中共当做政治犯关押的成千上万的民主斗士，他们是真正爱中华的人士，他们是真正爱国、爱 民之士。而真正反华的就是中共专制暴政当权犯罪利益集团，中共犯罪利益集团，我认为真正罪大恶极的人，就是壹小撮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通的中共党员，虽然 从刑法意义上看，也是犯罪份子，只不过是协从犯的犯罪份子。他们本身或许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甚至也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大部份普通中共党员都是这样。但是 他们本身虽然不是犯罪份子，但是他们至少在客观上帮助支持中共暴政延续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罪犯。这就是我曾经专门论证过的“中 共党员都是罪犯”的论题，到今天为止，已经发表快三年了，没有任何壹个中共党徒，或中共的御用文人曾经胆敢像模象样的来反驳我的论点。

　　只有个别匿名共特做了些苍白无力的三言两语式的反驳。提到谁是真正的反华，我已经下了定论。真正反华的人，实际上就是中共专制暴政的当权者，头号人物目前就是胡锦涛、温家宝，也就是江泽民，包括邓小平、毛泽东，这些人实际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华份子。

　　我在开篇中已经提及我的结论，我的结论提到了三个 概念。第壹，反共绝不等于反华，爱华必须反共，反华未必等于反共，而拥共必定反华。这是“华”与“共”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个结论，如果有听众对此有疑 问，我非常欢迎各位能够讨论争辩。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不少场合，已经做过壹些评论。

　　这里我想从历史，从语言文字，从法律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反华绝不等于反共，反共也绝不等于反华。我的结论就是，所有的反共人士，应该说都是真正的爱华的人士，而所有拥共的人士，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就是真正反华的人。

　　从语言文字这个角度来讲最简单，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怎么可能是相等的呢？这从语言的定义上看，当“华”指中国国家时，中国共产党是壹个政党，按它自吹有六千万党员的政党。而中国是什么？中国从国家这个角度讲，是壹个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中共政党跟中国国家显然无法相等。

　　那么从“华”指人这个定义上讲，中国人来讲，15亿中国人怎么可能就等于妳这个六千万中共党员呢？中共党员充其量也仅仅是1/28中国人而已，更何况其中的中共党员中的真正的犯罪份子，或者罪大恶极的那些家伙，充其量不到1/1000甚至万分之壹。中共根本不是什么可以相等于中国的问题，所以从语言这个角度壹下子就能够驳倒中共等于中国，或者中共等于汉族这个荒谬说法。

　　后面的两个概念，壹个是汉族，还有壹个是中国政 府，跟中国类似，中共跟中国政府之间没有等号关系，相对来说，跟前面两个概念还比较接近壹点，因为中国政府毕竟完全受中共操控，因为中共确实实实在在把握 了中国政府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对它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所以这两者关系会比较密切，但尽管如此，中共仍然不等于中国政府。实际上中国政府，仅仅是被中共流 氓用强盗的手段，给绑架了而已。

　　因为中国政府中的行政人员，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 并不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有大量的技术人员，他们也都是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为中国人做好事，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共却不 然，所以我认为这三种关系，都绝对不能把它等同中共，这是从语言文字这个角度分析的第壹点。

　　其次，我们再来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共实际上是在1920年 由苏联共产党，也就是由列宁当时组建的第三国际，就是共产国际直接操控壹手操办起来的壹个真正祸国殃民的政党。因为中共从它的组织，到它的财力、物力全部 都是由共产国际壹手操控。甚至连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共产党中的重要干部，很多方针、政策的决策，全部都是直接由共产国际直接操控的政党。

　　而这个政党是货真价实的犯有颠复国家政权罪，颠复合法政府罪，中共暴政把这个罪名套在它自己身上完全吻合。因为中共政权，从它成立政党开始，就不断的武装工农，建立所谓工农红军。

　　后来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改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很多的游击队，这些实际上都是非法武装，尽管在抗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在那个阶段，可以说不是非法武装，但是到后来，以及在此之前，在江西瑞金搞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在延安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定以后不久，中共撕毁协议，发动内战，进行颠复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叛乱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颠复合法政府的犯罪。

　　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个标准的犯罪集团。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至少已经有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怎么可能壹个在20世纪20年代才成立的壹个壹小撮犯罪份子组成的武装叛乱犯罪集团，可以等同于我们中华民族呢？可以等同于中国呢？可以等同于中国人呢？显然不可以，从历史角度看，也完全不能成立。

　　更何况中国是壹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而中国的领土，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国。所以从历史和它的领土以及它的文化各方面来分析，显然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这是无可置辩的。

　　第三，我想从法律上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也最根本。之所以我要作为壹个单独的论题来论证，就是因为做为人权律师的刘路反反复复在这个问题上，愚弄中国公众，我必需非常严肃的指出他是别有用心，而且用心非常歹毒。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因为弱智，或是因为不懂法律。

　　如果说壹个人权律师，壹个刑事辩护律师不懂法律，这说得过去吗？如果说壹个专门为政治犯辩护的人权律师，居然不懂得其中的要害或者道理所在，这说不过去。只要说清这个道理说，我想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很清楚的了解到他的用心或者说用意所在。

　　中共的刑法第105条，实际上是继承改头换面的1979年的刑法反革命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这两个罪名就变成了现在的105条，“颠复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而这两个罪名，实际上换汤不换药，现在的刑法条款，实质上跟“反革命罪”的条款壹模壹样，实质上没有变，只是文字上做了壹些改变。实质内容没有变，甚至还更倒退。

　　这个条款规定的要件之壹是颠复“国家政权”，以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和颠复“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煽动颠复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既没有“非法暴力”的要件，也没有颠复或推翻“合法政府”这个要件。

　　反之中共故意将“合法政府”这个明确的概念，置换成含意不明不白的“国家政权”。在全世界同类刑法条款中，这是中国特色。只有中国的刑法有颠复“国家政权”之说，而其它所有的国家的刑法都只有颠复“合法政府”或者“政府”之说。

　　而且在绝大多数的世界各国的刑法中的同类条款，就是颠复合法政府罪，都必需具备“非法暴力”这壹要件。只有中国的刑法故意不明文规定“非法暴力”这壹法定要件。

　　但是根据中国文字，也就是中文的涵义，“颠复”本身就含有暴力的意思，没有暴力谈不上颠复，所以中共流氓政权玩弄了壹个猫腻，它故意把全体中国人都当做白痴，然后以便随心所欲的迫害中国人。

　　因为“颠复”从文义上解释，包含著公开的和秘密的 暴力两种情形。没有暴力的“颠复”，完全不能成立。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代国际社会，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而自由宪政的民主，就要求给全社会各成员、各 组织壹个平等的权利，人民可以用选举的方式，来改变或者变更政府。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人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政府、或变更颠复政府。

　　中共政权是壹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流氓政权，当然它制定的法律，也就充满了流氓条款。而第105条之颠复国家政权罪这个条款就是典型的流氓条款，亦即流氓恶法。而中共与中国这个问题我说它特别关键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说中共就等于中国政府；如果说中共就等于中国。各位大概学过形式逻辑，可以做非常简单的推论，既然中共等于中国政府，既然中共就等于中国，那么岂不是所有反对中共的人，都可以直接套用刑法第105条，“颠复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了吗？！这不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吗？而刘路做为壹个人权律师，难到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吗？

　　所以说，这是壹个最要害的法律上的因素，我们必需 坚决反对它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导致什么后果呢？导致中共专制暴政下的法院，可以闭著眼睛把所有的反共人士，把所有批评中共的人士，批评中共政府，批评中共 的党魁等敢言之士，都堂而皇之的当做“颠复国家政权罪”，以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罪犯判刑，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法院能够随心所欲的迫害中国民主斗士的 根本原因。

　　而这个问题，我早在2004年，也就是在我主办清水君（黄金秋）颠复国家政权案中，我公开将全案的事实、证据、法理，包括两审的辩护词及上诉状，全部在网络上公开，已经非常明确阐明了其中的道理。

　　而刘路居然在此后还反反复复将中共故意等同于中国，将中共故意等同于中国政府。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只能有壹个解释，就是刘路极有可能是共特，而且是高级共特。

　　他今天到了美国以后，伪装得越来越像民主斗士，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他壹点都没有改，壹点没有变。

　　因为他故意将中共等同于中国是在他出国之前，反反 复复这样做，我反复揭批他这壹点。他出来以后就克意把中共跟中国政府混为壹谈，把中共跟汉族混为壹谈，这都是有意这样干的，不是壹个疏忽，不是弱智不懂， 更非他不懂得法律，或者不懂得它的要害。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毫不留情的披露他这种刻意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帮助中共流氓的做法。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纲挈领式的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个问题，即便按照中共现行105条的“颠复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条款，目前以这个罪名判刑的所有的政治犯，全部都是枉法裁判。到目前为止，大陆的人权律师都还不敢用我早就给他们提供的理论依据来为这些政治犯辩护，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因为实际上中共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在枉法裁判，用它的流氓法条都套不上。我在2005年 写了壹篇归纳性的论文，论证了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合法性。实际上所有的被追究颠复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斗士那怕直接套用中共的恶法都不构成犯罪，更不用说适用 国际上通行的相类似的条款，所以我再重复壹下我的结论，反共绝不等于反华，爱中华必须反共，反华未必是反共，而拥共的人，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反华，这就是我的结论。

　　2009年5月10日

　　第二十八章：论共产党极权暴政的缩命

　　这个系列讲座已近尾声，今天的论题，题目是“论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宿命”，也即其归宿。共产党极权暴政罪孽深重，通过这十几讲下来，我相信每壹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已经能够得出壹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共产暴政对人类的迫害史无前例。其野蛮残暴绝不亚于希特勒，或者法西斯。

　　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侵略了好多国家，也杀害了很多人，但是希特勒最重大的罪责，就是屠杀六百万的犹太人。但是共产党迫害全世界各国人民，它杀害了多少人呢？杀害了至少壹亿到壹亿五千万人。

　　其中苏联两千万到四千万；中国是六千五百万到壹亿人；朝鲜至少两百万，实际上朝鲜现在远远超过两百万，朝鲜现在加在壹起可能已经达到四百万；柬埔寨两百万；阿富汗壹百五十万；越南壹百万；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壹百万；非洲几个共产党国家加在壹起是壹百七十万；拉丁美洲壹共屠杀了十五万。

　　还有共产主义运动各国没有掌权的共产党，屠杀了至少壹万人，全部加在壹起，光亚洲共产党政权就屠杀了八千六百五十万到壹亿六百五十万人，因此亚洲共产党是所有的共产党中最野蛮、最残暴的。

　　亚洲共产党政权为什么最野蛮、最残暴呢？因为亚洲的无神论者占全球无神论总数的79%，其中中国又占亚洲的无神论者总数的88%，这是不是个巧合呢？显然不是，有关宗教信仰跟人类的关系问题，不是本论题的主题，我以后有机会再讲。

　　全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都是极度无知又极度狂妄的野心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头子都或多或少患有偏执狂、自大狂、病态狂精神分裂症。像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戈斯曼，都是非常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林彪拍马屁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最喜欢的称呼是伟大的导师。必须承认毛泽东厚黑阴谋术出类拔粹，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是个非常典型的无知而狂妄之徒，毛泽东是壹个自然科学经济盲，数学白痴，法盲，这三盲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他狂妄的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他要当现代马克思。毛泽东的狂妄至极到了病态程度，甚至不惜打核大战。

　　毛曾在苏联的壹个国际会议上，公然宣称“我们不怕打核大战，即使因此全球死掉二十七亿人，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是值得的”。这种狂妄之言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吓瘫，把赫鲁晓夫也吓倒了，因为没有任何壹个共产党的国家领导人有这种狂妄的胸怀。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欣赏林彪的“伟大的导师”这个马屁？是因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到了变态，他才会要争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

　　中共在1960年专门设置了壹个向全世界推销毛主义的机构，主要负责向全世界各国推销毛主义，支持各国马列主义政党推翻当地政权。这么壹来就要大量花钱，宣传要钱，援助要钱，而中国却是大量饿死人，而且在饿死人的高峰时期。所以毛泽东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家伙！

　　我们再看波尔布特，他自认为自已是个超级天才，他相信他可以超越马、恩、列、斯、毛，成为二十壹世纪的革命导师。他狂称：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壹百万的优良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十个朋友，决不容许壹个敌人生存。

　　秘鲁共产党的毛派头目戈斯曼，他是个哲学教授，他也自封为马、列、斯、毛、戈斯曼！他也公开宣称准备牺牲壹百万人的生命夺权；阿富汗共产党政权亦公然宣称：我们只需要壹百万人来建设社会主义。

　　上述几例说明全世界的共产党的头目都是这种狂妄的野心家，或阴谋家，忘乎所以到了病态精神病的程度。共产党政权全部都是由壹小撮左派无知文人，受马克思、列宁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的歪理邪说的迷惑。开始时都是抱著战天斗地的狂热激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不惜牺牲千百万工农兵及普通平民和广大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生命，践踏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壹切文明成果，毁灭壹切传统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习惯习俗，狂想创制共产主义新人，因此他们全部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屠杀毁灭的害虫，这就是共产党政权杀人如麻的根源。

　　共产党政权全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全部都是采用纯属黑社会流氓强盗分赃的法则和竞争模式，故意毁弃人类文明社会的人人遵守公平游戏规则的竞争规则，因此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必定首先杀戮壹切反对派，然后杀尽党内的异议派或反对派，接著阉割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其它团体的异议者。

　　刚才讲的是党外竟，而共产党的党内竞争最后胜出者壹定是最厚黑、最黑心烂肝、毫无人性的家伙，对国家和人民实行超法西斯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这种暴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把全部的国家权力大权独揽，然后独占国家壹切经济财富，这是其最终目的。

　　举例而言，共产党政权是比满清专制政权要腐败、残暴、专制得多的暴权，仅从壹个侧面就能证明。1792年，满清政府最高层官员53%是满族人或蒙族人，或其它少数民族，43%是汉人；在中层大约是对半，各50%，而到基层县壹级的官员近90%是汉人。

　　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壹个现实：满清政权虽然专制，但是它还分权，还把好多权力分给汉人，分给其它少数民族。当然满族作为壹个民族而言，在整个中国占人口的比例比例不到3%，也独占了很多大权，但它仍然没有把所有的权力归于满族，它还分了好多权力给其它民族，包括汉族。

　　可是共产党政权是壹统天下，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控在中共壹党手中，它靠解放军、武警以及法院、警察、监狱，就是军、警、法、司所有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控制所有的媒体，对全民进行全方位，无恐不入的极权恐怖统治；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上，所以共产党政权是比满清政府要专制不知多少倍的流氓政权。

　　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实际都是罪恶魔鬼的化身，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不同。换句话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壹个好的共产党政权。现在还有人，包括不少民运人士，说中共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真正的共产党还有好的共产党，只不过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我认为这种论点大错特错，因为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共产党，从来没有壹个共产党是所谓好的共产党，到今天为止壹个都没有！全世界有过90个共产党，其中44个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44个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都是极权专制暴政。

　　唯有壹个共产党政权它的罪孽不是那么深重，就是1971到1973年的智利阿联德共产党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自由选举产生的，它是当时智利全国大选选举产生的政权，当时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选票，基督教民主党跟共产党协商，把它推出来，但是有个约定：第壹，必须保证宪法执行，第二，必须保证独立媒体，第三，必须保证司法独立。这三个前提条件限制了阿联德共产党政权的权力。所以这个政权只生存了三年，它实行了壹些共产主义的措施以后，把国家搞得壹踏糊涂，根本就搞不下去，所以它很快就垮台了。

　　这是全世界唯壹的壹个共产党政权没有杀太多的人，只是在经济上搞得壹塌糊涂，它也杀了壹些人，但杀了很少。其它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杀人如麻，都是犯下壹系列我前面提及的各种罪孽——共产暴政的罪孽，全部都是壹犯再犯。所以说全世界共产党政权都是罪恶魔鬼的化身，共产党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狼绝对无法改变吃羊的本性。

　　国际共运史的史实无可辩驳的证明了壹个真理，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极端自私自利，残暴无耻，虚伪至极，杀人如麻，抢劫成性，道德沦丧，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纯属依靠暴力、欺骗、谎言、封锁信息、恐怖来维持其壹党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斯大林曾经说过，“共产党党国体制能够生存，唯有对其人民，包括其高级官员完全与世隔绝才有可能”。

　　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是五个仍在苟延残喘的共产党政权，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最重要的原因之壹就是严密封锁壹切信息，然后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欺骗公众，所以壹旦共产党无法继续欺骗人民大众之时，就是共产党暴政垮台之日。

　　古巴、朝鲜都是严密封锁信息全世界倒数第壹、第二，在朝鲜的电视、收音机全部无法接受任何外国信息。在古巴的互联网根本上不了国际互联网，它只能上国内的互联网。而中共的金盾工程起到的作用，跟古巴、朝鲜壹模壹样，所以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靠欺诈、诈骗方式把全国百姓变成像猪壹样，没有头脑的幸福的猪，把人民变成奴隶的愚民统治。

　　今天中共暴政这壹手早已失效，失效的原因就是互联网。有必要提壹点，法轮功学员冲破共产党的封锁这方面的功绩是怎么赞扬都不为过的伟大功绩；我反复强调，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跟信息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打破信息封锁功绩最大的人，显然就是立功劳最大的人之壹。

　　有必要指出壹点 ，共产主义、共产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政权这几个概念不是壹回事。共产主义作为壹种理论、空想、幻想未尝不可。尽管当权的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贪官污吏，共产党员当中仍然有不少好人。但是共产党员从法律上看，都是标准的罪犯。因为共产党是壹个犯罪组织，凡是属于犯罪集团成员的，当然是罪犯，至少是协同犯。

　　全世界九十个共产党，没有壹个是所谓好的共产党，特别是四十四个当权的共产党无壹例外全部都是极权暴政，全部都是依赖暴力、谎言实行恐怖统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把它区分开。比如最近有几十位前中共党政军，包括各部门的官员，联名要求中共开放报禁，言禁，网禁，但他们还不敢提开放党禁。

　　尽管远远不够，尽管他们是共产党员，我认为应当支持他们这种要求，因为这反映了民心民意，不能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就否定壹切，因为这种主张跟我们的要求是壹样的，是我们力争的前提。还有象温家宝连续七次提出政改，这些都应当支持。

　　作为中国人不要对这些中共党内良心未泯的人，包括温家宝、刘亚洲等抱任何希望，但是对他们正确的言论与主张应当支持，但不要依赖他们，而要依赖我们自己，这是必须明确的概念。因为共产党人不完全等于共产党政权，尽管我已充分论证所有的共产党员从法律上讲都是罪犯.

　　但是除了当权的壹小撮犯罪利益集团分子以外，其他无权力的普通共产党员，本身绝对不是铁板壹块，他们很多人内心也反共，至少不像共产党当权官员，所以这些人都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将来在政治民主大革命爆发时，很多人会反戈壹击，像东欧、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壹样，很多人会站出来，所以不能把他们打成铁板壹块。

　　他们实际上是民主运动的后备力量，共产党罪恶体现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毁灭壹切传统、道德、宗教、习俗、习惯等等，是马克思原教旨决定的，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共暴政本身邪恶，不是马克思邪恶，所以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

　　我认为他们不了解共产主义罪恶的根源，马克思主本身，是壹个邪恶的邪教，共产党的罪恶根源源于马克思本人的上述主张。马克思本人，根据我的研究，似乎是为普通民众争权力，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的主张显然是谬论，因为根本违反人性，违背自然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原教旨的邪恶基因，才导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都那么邪恶。

　　不是中共偏离了马列主义，不是这么回事，中共从本质上壹点都没有偏离马列主义，中共在历史上所犯的所有的罪恶，从本质上看，真正实行了马列主义，人类的自私贪婪天性，在权力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条件下，必然导致腐败、残暴。

　　真正的西方文明实质上就是基督教文明。由于西方层出不穷的政治思想家，对人性与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深透，早都设计出了壹整套限制人的自私贪婪的天性，限制使人变质、腐蚀，恶性膨胀等等有效的方法，以及可操作性很强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且付诸实践，把国王、总统、首相都牢牢锁进了法治的牢笼里，使得政府的权力分权制衡，也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平衡，这种政治设计、制度安排，使得任何野心家，阴谋家，政客们那怕他们权力欲望再大，也无法随心所欲。

　　正由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有效地制约了总统或国王的政治雄心和权力欲，从而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国人老是有壹种排外思想，排斥基督教文明，排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文明对法治对西方政治体制壹无所知，或者只有错误的信息灌输下的错误的观念。

　　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实质是根据错误的理论实施犯罪。国际共运史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凡是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都以极权、独裁专制、血腥暴力、恐怖、秘密警察、谎言欺骗、强制洗脑、宗教迫害、人为大饥荒、经济落后、毁灭传统文化习惯、社会动荡不安、国民普遍道德沦丧、精神人格分裂密切相关。

　　从国际法上看，共产党犯下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从内国法上分析，各国共产党都犯有杀人罪、群体屠杀罪、抢劫罪（抢劫公私财产罪）、诈骗罪、贪污受贿罪、酷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主义理论归结为壹句话，就是消灭财产私有制。

　　这里的财产私有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私有制，比如拥有土地、工厂、以及所有能够产生财富，创造财富的财产都强制变成名义上国有实质上党有。“共产主义的理论归纳为壹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而“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因此共产党要彻底摧毁壹切传统道德、宗教和习惯，要打碎壹切国家机器，要实行无偿阶级专政。

　　列宁在壹九零二年写的《怎么办》书中，首创了职业共产党（职业革命党），公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共产主义实际上作为壹种僵化的理论，壹种伪科学转化成的壹种伪宗教，并植入了壹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

　　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依据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共产党没有办法改变它的理论，摆脱这种错误概念，它也没有办法摆脱根据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所以共产党政权惟有寿终正寝，这是壹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明确指出的结论。

　　为什么说马克思理论是个谬论？壹是他说要消灭私有制，有关这个问题我曾在大学时代，在1984年写过壹篇短评，批驳了这个观点。马克思的另外壹个谬论叫作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至于马克思要彻底摧毁壹切传统习俗、道德、宗教，更是荒谬绝伦。没有传统，哪有现代？不尊重传统的社会无壹例外将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任何壹个社会都存在阶级，但是阶级之间实际上是调和，互相依存的，它不是非要斗争，非要妳死我活的。共产党的罪恶根源起源于它的基础理论是谬论，因此它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毒果。不找出根源，根本无法纠正它的错误。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壹种历史的大倒退。人类历史，就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史。

　　野蛮最大的标志是比赛杀人，比赛妳杀我，我杀妳。所有的竞争者不遵守公平游戏规则，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文明社会就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遵守公平竞争规则，唯其如此，才可能有文明。而共产党的理论，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壹旦存在专政，必然有壹方要镇压另壹方。

　　壹个社会如果可以人为区分，壹部份是人民，壹部份是敌人，人民有权镇压敌人，敌人无权乱说乱动，那么这个社会是永远动乱不安的。因为人民也好，敌人也罢，都是变化无穷的。亦即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把任何他不喜欢的人当作敌人消灭，这就是共产党的理论根据，或理论基础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导致所有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演变成极权专制暴政。

　　就共产党政权的实践看，列宁是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残酷镇压，冷酷无情，秘密警察，特务统治，欺诈谎言，集中营（古拉格）迫害，党国体制，不择手段的暴力恐怖，都是列宁的发明创造。全世界当权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都是依赖暴力、谎言、恐怖对全民实行极权恐怖统治，实行强制洗脑，所以暴力谎言和恐怖是共产党政权壹开始就有的本质特征。

　　如果共产党政权不依赖暴力，不依赖欺诈，也不依赖国家恐怖主义了，那么这个政权必定完蛋。因为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靠这几项东西维持它的极权专制统治的，所以凡是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全部都是以暴力骗子恐怖始，均以暴力骗子恐怖终，不可能有例外。因此暴力、欺诈、恐怖是共产党暴政的本质特征。什么叫本质？本质是永恒不变的特定性质，就是某壹事物，它不随著时间的改变，或随著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属于壹种内在的特性，它就叫本质。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暴力、欺诈、恐怖，这是它最本质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壹，强制取缔其他壹切政党，与人民为敌，消灭党内外壹切竞争对手，镇压前政府党政军文职人员，镇压工农兵，阉割知识分子，消灭公民社会，强制取缔或强制取消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结社、学术、教育自由权，消灭神职人员，摧毁宗教，毁灭传统道德、习惯和文化，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及教会财产，秘密政治警察结全社会实行恐怖统治，暗无天日的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劳教营，无孔不入的强制洗脑欺骗，这就是共产党极权政权本质的具体体现。

　　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没有壹例是由于其自身政治改良，而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到今天为止，没有壹例。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各国的天鹅绒革命，东欧国家主要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全部都不是它自身政治改良变成了自由宪政国家的。

　　苏联壹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全部独立了，这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都是颜色革命，没有壹个是政治改良而成，都是经过政治民主大革命。此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其它的共产党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比如秘鲁、智利、尼加拉瓜，非洲的索马里、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无壹例外，没有壹个是共产党自己政治改良，全部都是政治民主革命。原盗国窃政的共产党全部要么烟消云散，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寿终正寝。

　　20世纪1900年到2000年期间，全世界各国只有共产党国家发生过人为谋杀性大饥荒。世界上有很多专制国家，也有不少威权国家，只有共产党国家发生大规模的人为谋杀性质大饥荒。其中仅三个共产党国家没有发生大饥荒，即古巴、南斯拉夫和波兰，但是这三个国家恰恰都保留了私人农场，也就是说农业没有强制集体化，所以他们没有发生大饥荒。

　　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马克思原教旨是否贯彻执行的问题，凡是贯彻马克思原教旨最彻底，亦即消灭财产私有制最彻底的地方，必定发生灾难也越大。

　　其次，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其夺权全部经过血腥的野蛮残暴的恶斗，共产党政权全部不遵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否定文明社会公平竞争的最高价值观。唯有壹个例外，智利阿联德共产党政权，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权的竞争规则，奉行的是黑社会厚黑流氓强盗竞争术。

　　第三，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依赖秘密政治警察对全民实行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恐怖极权特务统治。

　　第四，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实质上都不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由于外国因素的强制介入引进的产物。

　　第五，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全部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充满兽性，同时道德高调唱得最动听。口头说的和心中想及行动做的全部都是背道而驰的，也即人人被迫几乎天天说假话，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不仁不义；因此共产党政权的本质结论就是：共产党极权暴政，它的党国体制不可能进行实质改良，因为它是壹种反人性、反自然、反人类的极度虚伪野蛮残暴的极权暴政，因此必须彻底终结，彻底抛弃。

　　那种到今天为止还希望，期待中共自己改良，或依赖共产党主导政治改良的人，第壹种人，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白痴；第二种人，是思想糊涂至极；第三，很可能是跟中共合作，个人得私利，装模作样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这种人大有人在。

　　他在中共暴政下活的有滋有味，所以他无所谓，妳共产党再统治100年都不要紧，因为他个人不受影响，但是他又沽名钓誉，捞取所有名利。这样的人有没有？不乏其人。但是必须反复强调指出：共产党极权暴政必须终结，而不是进行极权专制改良，因为它绝对不可能实质性改良。

　　全世界共产党暴政都经历过类似的暴力镇压同盟，残酷清洗党内竞争对手，迫害压制阉割知识分子，摧毁道德伦理宗教习惯文化，反复残暴血腥镇压工农兵的反抗，肉体消灭地主富农，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强制农业集体化，取缔壹切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消灭公民社会，利用秘密政治警察对全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特务恐怖统治。利用强迫劳教集中营进行非法的奴役，超体力劳动，超级剥削，以及用精神病院迫害，或酷刑迫害所有敢于反抗暴政的人士。这种下流野蛮残暴至极的极权罪孽，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基本相同。

　　共产党极权罪孽具体地说，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全世界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列宁的残暴残忍无法无天，从他对布尔什维克党下的众多原始命令信件中暴露无遗。现在苏联共产党档案早已解封，1991年，特别是在叶利钦总统上台后，把苏共的档案公开了，所以现在人们才能知道列宁的真相。

　　列宁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或出于同情工农大众，或同情穷苦人而投身革命。他是由于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为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沙皇，经审判定罪被当作恐怖分子吊死，列宁的姐姐由于同案被抓。尽管他的兄长被当作恐怖份子处死后，列宁考上大学法学院，但由于他在大学壹年级时参加学生运动，被沙皇警察查明他是恐怖份子的弟弟，大学把他开除，而且沙皇政府命令所有的大学不得录取列宁。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沙皇政府的专制非常仇恨，因为两个仇，壹是杀兄之仇，二是剥夺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之仇恨。这就是列宁为什么投身革命，而且那么野蛮残暴的根源。苏联共产党夺权不到半年，列宁亲自下令谋杀沙皇全家人，包括沙皇夫妇，壹个年仅十五岁的王子，就是未来的沙皇，和三个公主，以及他们的仆人，还有沙皇的哥哥弟弟等，就是王族全部都被列宁疯狂谋杀。

　　杀掉沙皇全家人，跟法国路易十六被处死，和英国查理国王被处决，两相比较可知，共产党暴政真是惨无人道，因为英国和法国处死他们的国王都经过特别法庭，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公平的判决。而列宁纯属报私仇滥杀无辜，无法无天，既没有按照任何法律，也未经任何审判。其实沙皇本身并没有犯罪，他的亲属、他的家人，或他的仆人更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仅从这壹具体实例比较就知道，共产党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残暴的暴权。

　　斯大林是个非常残暴毫无人性精神变态的东西，是个变态狂、自大狂，偏执狂，实质上是精神分裂症的重症患者。列宁建立的世界上第壹个共产党政权，实质上是由壹小撮左派知识分子主导的共产党，打著工农兵的旗号，实际上与人民为敌的极权暴政，共产党迫害全社会所有的阶级，它不仅仅迫害哪壹个阶级，而是分阶段按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对象。

　　共产党首先迫害它的政敌；然后迫害它的革命同盟；再迫害所有反抗的工农兵；继而迫害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教授、神职人员，对他们强制精神洗脑或阉割或逼迫其自宫。苏共统治七十年期间，苏联居然发生过三次人为大饥荒。苏联农民真是被共产党给害惨了，三次大饥荒加在壹起，死亡总数至少超过壹千万人，这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共产党对全社会进行壹波又壹波的反复清洗，把社会成员壹遍壹遍的过滤，最后剩下来的人大多变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见解，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人，就是所谓共产主义新人。变成没有脑子的，全部都是听共产党的话的愚夫蠢妇。所以整个苏联共产党历史，就是壹部暴力恐怖谎言杀人史。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孽都可以从苏联共产党的罪恶中找到原创，苏联的三次人为大饥荒，与中共相比相形见绌，中共人为制造的谋杀性大饥荒更是惨绝人寰“勇夺冠军”，这是毛泽东壹手泡制，中共罪恶犯罪体制壹手造成，而且是标准的谋杀，它决非所谓‘自然灾害’，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前几讲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就不再展开。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下得了毒手？故意饿死四千三百万人，根本不当回事，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原教旨的邪恶基因决定的，它不是后天形成的。

　　共产党毁掉了原来已经迈向自由、宪政、民主政体坦途的阿富汗的光明前程。对阿富汗人民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迄今阿富汗人民还在蒙受源于共产主义运动而引发的伊斯兰教原教旨恐怖主义无穷无尽的危害。恐怖、暴力、欺骗、秘密警察，群体屠杀、酷刑，共产党内黑社会流氓竞争互相残杀，打压宗教信仰，毁灭传统文化遗产、死亡，这就是阿富汗共产党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的遗产。

　　阿富汗是个小国，因为共产党统治期间，死亡壹百五十万人，制造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伤残群体高达七百万人，还有流亡各国的难民六百万人，这壹切都是共产党带给阿富汗人民的“礼物”。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苏军的野蛮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

　　另壹个惨遭共产党蹂躏的国家是柬埔寨，柬埔寨共产党除了在西哈努克以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至少六十万军民以外，在共产党夺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指导，凭借超级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政治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党、政、军官员，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壹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大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方的监狱和集中营，残酷灭杀、谋杀性的大饥荒，以及体制性的强制劳动，屠杀和害死了两百万平民，包括二十万的华裔，到今天为止，中共连屁都没有放壹个，不但从没有谴责过柬埔寨共产党杀害华人这个罪孽，而且极力阻止国际社会审判柬埔寨共产党。

　　我们做个比较挺有意思，柬埔寨共产党同时杀害了十八万越南裔，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共产党实行报复，于壹九七九年初，起兵入侵柬埔寨，消灭了红色高棉，也即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这是越南共产党在本国人受到大屠杀以后，对柬埔寨进行的报复。

　　可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对柬共的滔天罪行实行任何制裁，连屁也没放壹个，而反过来出兵打越南，这就是邓小平壹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通过简单的比较可知，中共暴政比越南暴政更下三滥。

　　柬埔寨共产党除了上述罪孽以外，还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宗教信徒，摧毁壹切传统文化，颠倒壹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分子和壹切专业人士、强制农业集体化、狂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七十万人。

　　柬埔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部的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波尔布特自认为是超级天才，所以他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二十壹世纪的伟大无产阶级导师，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壹个极权专制暴政，而红色高棉是最野蛮、残暴、也最无知、最愚蠢，因此造孽最深的壹个。

　　柬埔寨共产党害死了两百万人，这两百万人是在三年之内被杀掉，或被虐待致死，而柬埔寨国家人口当时只有七百多万人，也即整个国家四分之壹的人被柬埔寨共产党干掉了，而且柬埔寨的那些做法，确确实实想实现共产主义，清空城市，取消货币。

　　而取消货币苏联是最早干的，在列宁时代苏联曾经想取消货币，取消市场，苏联想这样做没有做成，因为壹试就行不通，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居然搞成了，所以他真是癫狂陷入了精神变态，到了壹种完全疯狂的状态，他完全是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壹整套做法干的。

　　之所以这么做，因为波尔布特是留学法国的归国留学生，柬埔寨共产党高官，基本上都是留学法国回来的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实质上法国文化文明跟英国文化文明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法国文明文化，或西班牙文化文明，其实根本没法比跟英国相比。法国文化有个特征，就是特别爱幻想，波尔布特之所以这么大刀阔斧屠杀自己的人民，强制国家废除传统，就是因为百分之百采纳马克思原教旨付诸实践，所以他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波兰共产党政权是依靠苏联红军暴力夺取政权的，然后依赖暴力谎言恐怖的镇压维持政权，从来没有取得波兰人民的同意。因此它始终不合法，实际上依赖暴力、谎言、欺骗、壹党独裁，秘密警察的特务恐怖统治，波兰共产党夺权伊始，即建立起数十万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对各行各业全体波兰人进行无孔不入的恐怖统治。

　　波兰全国成人三分之壹，即五百六十万人被国安部队秘密警察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密监控。壹九八零年开始，波兰共产党改换手段，采用渗透和建立假反对派组织，这种方式企图操控和误导反对派。提出这个思路的是特务头子库戎，他建议不用去摧毁民运组织，组织妳自己的，这就是中共暴政当今采用的对付中国民运的新手法。

　　中共暴政在海外，也建立了壹些中共特务组建或操控的伪民运组织，从中故意搅浑水，这种做法即来自波兰共产党的实践。波兰共产党雇佣了大量线人，打入团结工会，因为波兰团结工会实力强大，团结工会在波兰有壹千二百万会员，而波兰人口仅三千万，换句话说，三分之壹的波兰人是团结工会成员，工会有相当大的实力，而波兰共产党打入团结工会大量特务，目的就是从团结工会内部搞破坏，搅浑水。

　　全世界共产党政权，第壹个崩溃的就是波共政权。表面上，波共似乎解体有主观意愿妥协的壹面，但是，实质上是因为团结工会实力强大，是波兰工人阶级和民运知识分子结合、以及天主教会长期坚决抗争的结果，绝对不是跟政府合作妥协的结果。尽管表面上好像共产党愿意妥协、让步。他凭什么妥协让步呢？是因为波兰团结工会力量强大，波兰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团结工会，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波兰人是天主教徒，而且保罗三世教皇是波兰人，他是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以来，第壹个非意大利人当选罗马教皇的人。而保罗教皇，具有非凡亲和力，特别有人格魅魅力。我举个简单例子，看看他的人格魅力有多大？

　　壹共有三百五十万人为了见保罗壹面，云集波兰首都华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任何人有这种魅力，350万人，来自世界各国就是为了要见他壹面，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保罗教皇很有人性，尊重人权，又非常宽容，他意大利罗马教廷以教皇的身份拜访意大利犹太教教宗的第壹人。

　　因为罗马教廷诞生以来，历来与犹太教不和，但是保罗教皇是第壹个拜访犹太教宗的天主教皇，而且保罗也是第壹个正式代表天主教，向十字军东征的受害者道歉的教皇，所以他非常有人格魅力，同时他又很有学识，知识渊博，是个真正的大学者，大博士。

　　而他就是推动波兰民主政治革命的壹个巨大的推手，按照瓦文萨的说法，波兰人民取得推翻共产党暴政的胜利，第壹功臣就是保罗，他壹个人就占百分之五十。其次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以及美国的里根总统，这三个人起到的作用占百分之二十。另外百分之三十是波兰工人阶级，就是波兰人民自己，所以波兰共产党暴政垮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波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天主教徒，保罗教皇巨大的精神领袖的作用，他跟瓦文萨有过好几次谈话，给瓦文萨精神信仰力量至关重要。

　　其次，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措施，苏联改革开放最重要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不再出兵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苏联没有放弃对外干涉的政策，那波兰壹个小小的国家，哪里可能抗拒强大的苏联军队的干涉，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占了百分之二十中的壹块的原因。

　　波兰军方的统帅，比较有人性，他们不象中共军头那样惨无人道，波兰军方统帅雅鲁泽尔津斯基将军，比较理性，且较有人性，所以他拒绝波共高层多次要求派军队镇压的命令，拒绝开枪，拒绝下令镇压人民反抗，这是很重要原因。中共暴政邓小平则宣称：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这就是唯物无神论者和有神信仰者的巨大差别。

　　而且波兰壹九五三年斯大林壹命呜呼以后，对民众的镇压就呈逐渐弱化的趋势，从刚开始的普遍恐怖，到普遍迫害，再到普通迫害，然后再降入到选择性迫害，继尔再降到有限迫害，最后被迫谈判妥协、让步、放弃独裁权力。

　　波共政权跟团结工会举行圆桌谈判，约定三个月以后举行公投，第壹次举行公投是投票选举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部分议员，第壹次自由选举公投还没有全面普遍的公投，不是直接选举总统全部放开，而是有限放开。举行圆桌谈判是在壹九八九年二月份，自由选举定于壹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波兰举行共产党暴政统以来第壹次自由选举。同壹天中共八九“六、四”北京屠城。波兰人的命运跟中国人的命运大不相同，而且波兰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的屠杀和所判刑的刑期远远比中共暴政轻得多。波兰共产党杀人没有像中共那样大规模杀人，或者判重刑。例如，瓦文萨是团结工会第壹号人物，壹九八零年因为号召波兰工会举行总罢工，持续了壹年多，最后波兰共产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津斯基，下令清场，但是他没有像六、四屠杀那样，仅是抓了几千名工人，包括瓦文萨。

　　瓦文萨仅被判四年徒刑，如果瓦文萨是在中国，若在毛泽东和华国锋时代，他早都壹命呜呼了，如果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专权的时代，他至少被判二十年重刑，但是在波兰他作为团结工会头号人物，煽动全国曾罢工且持续了壹年多，造成全国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动荡不安，却仅仅判了四年刑；对其他所有工会领导人，仅判三个月至六个月、或壹年，所以这是波共和中共的巨大区别。

　　此外波兰共产党对波兰人民只发生壹次公然抢劫，就是抢劫富农的财产，而中共却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公然持续三次大抢劫，第壹次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名义上的国有资产，实质上党有；第二次抢劫国有资产转化成中共太子党，以及特权官僚阶级的私有财产，即所谓体制改革国企改民企，现在百分之零点四的中国人居然占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七十壹，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共高官子弟，这就是中共流氓干的事，波共没有这么干。中共第三次大抢劫就是严重破坏、污染生态环境、毁灭生态平衡、抢劫中国人子孙后代，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这是壹个更严重的抢劫，甚至比前两次抢劫更厉害的抢劫。因为中共暴政再继续统治下去，不消多少年，它会把中国变成壹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事实上当今中国大陆早已出现上百个癌症村镇，连癌症县都出来了，所以中共暴政再继续赖著执政的话 ，中国会被中共当作人质壹样绑架，然后拖入无穷无尽的灾难。

　　最后波兰跟中国的国情不同，波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据说中国人口已经将近十六亿，其中只有壹亿左右是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还有七千万是法轮功学员，其他剩下的还有壹些佛道教徒，估计中国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无神论者。

　　根据我个人对全世界各国宗教研究得出壹个结论：虔诚的宗教信徒的道德水准要远远高于无神论者，这个区别我们分析了以后，就知道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我放在后面讲。

　　我们已经论证了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所犯下的滔天罪孽，结论是：中共暴政是最野蛮、最残暴、最下流、最无耻，罪孽最深重的壹个，也是全球迄今仍在苟延残喘的五个共产党邪恶的轴心。

　　只要中共暴政灭亡，其它四个共产党政权无壹例外立马就完蛋。中共暴政在和平年代至少害死八千万中国人，加上中共在1945年8月11号开始发动的国共四年内战，害死中国人至少二千万，中共杀害的中国人至少是壹亿。

　　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多如牛毛，但是有三个问题限制了外国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第壹是语言障碍，第二是国情生疏，第三没有实际经验体验，所以他们不可避免会遗漏重大事件的细节，也必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尽管《共产主义黑皮书》是世界公认的权威专著，但作者在论述中共暴政的罪恶时，揭露远远不够，而且对中共政权性质认定严重偏差，甚至有些专家学者怀著天真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往往把中共罪恶轻描淡写，为共产党开脱。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事实最有说服力，既然外国专家学者对中共暴政罪恶的揭露远远不够，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彻底揭露批判中共暴政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共极权暴政是全球仍然逍遥法外，肆无忌惮盘剥亿万中国人的邪恶轴心。中国人到今天还在容忍这个流氓至极的暴政，根源何在？我认为最重要原因就是国人迄今对中共暴政的罪恶非常无知，有很多人不但无知，而且被中共长期强制灌输洗脑，输入了非常多虚假信息以后，把大脑搞混了，因为所接受的信息、讯息全是虚假信息，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严重偏见。

　　中共暴政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耀武扬威，除了广大民众对中共暴政的流氓本质认识严重不清以外，对中共暴政的罪孽真相相当无知，这是第二个原因。由于无知，当然就无法觉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多至今还在无耻至极，极度自私自利的拍极权专制暴政的马屁的所谓专家学者，我称之为流氓教授。

　　他们出卖灵魂，天良丧尽，刻意误导公众，导致中共暴政得以苟延残喘，这是他们犯下的严重罪行。这就是我说，中共党员是罪犯，而党用文人是重罪犯的原因。假如没有中国大陆这些假冒伪劣的流氓教授，玩命为中共暴政涂脂抹粉宣传辩护的话，中共暴政早就完蛋了，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还有不少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中共政权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退化成了所谓威权，中共政权哪里是什么威权呢？中共政权是个标准的极权暴政、流氓专制暴政，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流氓专制暴政这个问题，我把它分解成中共政权是个超级暴政；是个流氓暴政；是个专制暴政，是个极权暴政，四个主题作了充分论证。

　　威权跟极权有原则性本质性的区别。威权政权可以进化改良，可以从开明专制进化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国家已经从威权政权进化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但是迄今世界上没有壹个极权政权进化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家。无论是极左的极权（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经过政治民主大革命），还是极右的极权（纳粹、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都是被外国打败的）无壹例外。中共暴政之所以还能够苟延残喘，还能够欺骗大众，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中共极权专制暴政，肯定是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中最邪恶的壹个，最下流无耻的壹个，最野蛮残暴的壹个，也是最无人性，早已经病入膏肓，无可就药的流氓暴政。

　　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共政权，它是不是壹个暴政？第二，它是不是壹个极权暴政？第三，它是不是壹个流氓暴政？第四，它是不是壹个骗子暴政？第五，它是不是壹个吸血鬼暴政？如果这些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实施者，它肯定是壹个反人类的犯罪组织，因此取缔该流氓犯罪组织顺理成章。

　　正如纳粹法西斯均被国际法庭定性为犯罪组织壹样，中共绝无可能例外。因为中共暴政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远远比法西斯、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要严重十倍甚至百倍。有关这个问题，我在2005年10月就已论证了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合法性，论证了中共政权始终是壹个非法政权，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超级暴政，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流氓暴政，论证了中共政权是个专制暴政。后面几篇专论都是去年完成的，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既然答案皆是肯定的，那么中共暴政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壹天呢？有人认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因此就有了合法性。

　　辜且不论中共所谓经济成就的虚假与欺骗性，也不论中共之所谓经济成就是建立在杀鸡取卵，毁灭污染中国生态环境，亦即对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三次公然大抢劫，这种断子绝孙式的犯罪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成根本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因为政府合法性的唯壹根据乃是主权在民，也就是全体公民同意授权的政府，此种全体公民的授权同意体现为公开、定期、自由的选举。

　　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例而言，纳粹统治德国时，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有六百万人失业人口，因为192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德国也陷入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之中，希特勒1933年上台，他上台时德国整个国家，经济低迷，失业人口高达600万。

　　但是希特勒上台不到两年，就把失业人口从六百万，降到三十多万；第三年是零失业；第四年以后是负增长，已经缺乏劳动力，大量引进外国工人、农民来德国就业，他取得了连年经济增长高达百分之百的增长率。所以纳粹德国的全国的零失业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纳粹党希特勒政权合法吗？不用大脑思考，我们就能得出结论，纳粹是个犯罪组织，纳粹政权是个非法暴政，纳粹政权是个反人类暴政。

　　说句题外话，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经济成就，根源何在？因为纳粹政权是个极右的极权，极右的极权跟极左的极权不壹样，极右的极权是充分发挥国民的积极性，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调动整个民族的民族性，通过宣传煽动，使德国人都认为，日尔曼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所以纳粹政权，各行各业重用的全部是人才，就是非常重视人才，引进人才，它不用那些吹牛拍马不学无术的人，这是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这壹历史事实表明经济成就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更何况中共的任何宣传妳都不能相信，中共是个超级骗子呀，它从始到终始终是壹个巨骗，骗子是中共的本能，它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它每说的壹句话，每做的壹件事都带有浓厚的欺骗欺诈成分。

　　蒋介石在1923年访问苏联四个月，考察归来，就得出结论：共产党不可信！苏联人说的话充其量只能相信30%。蒋介石的眼光可谓高瞻远瞩，他还得出结论：“根据我的考察、我的结论，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壹个极权暴政体制”，这是蒋介石在1923年经实地考察苏联后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壹生坚决反共的根源。

　　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所谓巨大经济成就，根本不可信。中国人被骗了60年还不够？虽然说人民生活水平好像跟毛泽东时代比较有了提高，但是毛泽东时代，壹个家庭都是七、八个小孩，甚至十几个小孩，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自然人们觉得好像生活水平提高了，实质上并没有提高多少，这还仅是纵向比较；若横向比较，跟台湾比较、跟南韩比较、跟日本比较、跟美国比较，跟欧洲各国、甚至跟印度人比较，中国人都不值壹提，印度人现在的潜力要比中国大得多，中国人靠的是污染环境破产生态平衡的汐阳产业，大量劳工的血汗钱及低端产品，印度人的电脑软件产业产值是全球第二名。

　　即使拉丁美洲国家，现在大部分也都富裕起来了。所以说，所谓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共政权又有了合法性，根本不能成立。共产党政权全部是极权暴政。但是中共集所有共产党暴政之最糟糕、最坏、最邪恶之大成。

　　比如，东欧各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暴力镇压的程度最轻，罗马尼亚最重，而阿尔巴尼亚最封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居中。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所有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全部改名，因为共产党已成过街老鼠，所以共产党皆改成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或自动解散。而且所有的前共产党国家，都宣布共产党是个犯罪组织，所以共产党不但改名，他们的指导思想也全部改掉了，不再信奉马列主义了。

　　唯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在伯恩斯坦手上发展成修正主义，他们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中国大陆那些假冒伪劣文人，以此为由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好，妳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还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甚至胡说北欧国家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公然欺诈、欺骗。

　　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6年正式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北欧国家今天信奉马克思或者共产党的人不到0.5%。所以大陆公众被中共及那些无行文人骗得团团转，这是信息封锁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曾经是共产党专政、秘密警察、恐怖统治、党控军队、党控传媒、党控司法，也就说全部都是壹党极权专制暴政。而凡是极权专制政权，没有壹个可以永世长存，凡是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注定的归宿只能是历史的垃圾堆。所以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必定彻底灭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中共暴政随时面临灭亡，那么压垮中共暴政最后壹根稻草是什么呢？是和平过渡这样壹种政治民主革命方式？还是短期内，或是需要长期，要多长时间？是共产党内良知未泯的人士改革派主动？还是被全体中国人消灭，这都是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有保加利亚式的温柔革命，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或者是爱沙尼亚的唱歌式革命、或者是波兰和匈牙利的自治改革过渡式革命、或者苏联戈尔巴乔夫这种模式的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暴政本质上是壹个犯罪组织，而且是壹个极权、专制、流氓暴政，是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极权国家当中的最下流、最无耻、最残暴、最野蛮、犯罪最严重的流氓暴政，因此绝对无可救药。但是中共暴政决不会轻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我认为中共极权暴政必定彻底灭亡，它的下场只会比罗马尼亚的暴君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更惨！这是基本上可以下定论的。我要传达壹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全体中国人应当彻底抛弃对中共暴政本身任何的幻想，这是壹。

　　第二，全体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内良知未泯的人士的正确言论，前共产党高官提出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言禁或政治改革应当支持，但是绝对不要抱希望，因为当权的中共集团是个犯罪利益流氓集团，流氓是不讲理不守法的，它们没有理性，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罪犯。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三权分立，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人要相信自己、要依靠自己、要团结起来、要组织起来，抛弃对中共暴政的任何幻想，中国人的明天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2010年10月31日希望之声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