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國汀 寫於 二零一零年

　　概要

　　作者是執業21年的中國海事和人權律師，法學教授，1984年初提出“馬克思主義是謬論”，“共產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妄想”的論點，因此前後八次受到中共政權的政治迫害；自2003年以來，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進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充分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極權、專制、流氓、吸血鬼、騙子的非法暴政和論證了中共是個犯罪利益集團；從政治，歷史，經濟，法律，社會，新聞，宗教，司法，法院，律師和環境全面詳細論證了中共暴政群體濫殺和搶劫公私財產；毀滅中國傳統文化、宗教、習慣、道德；強暴閹割國人精神，毒化青少年的心靈；嚴重污染自然環境，破壞毀滅生態平衡等滔天大罪；本書是迄今徹底揭批中共極權專制暴政最全面深刻細緻的理論與實務專著，有助於國人徹底認清中共政權的邪惡流氓犯罪本質，是啟發民智喚醒民眾的必讀書，值此中國巨變前夜及時出版，有重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序言

　　《郭國汀論中共》是繼《九評共產黨》之後，又壹本深刻揭批中共暴政邪惡本質的專著。如果說《九評共產黨》側重於從歷史角度全面清算中共暴政罪行的話，那麼，《郭國汀論中共》則是側重於從學術理論和司法實務角度論證中共暴政的非法性、犯罪性、腐朽性及其對中國的深重禍害。

　　2002年被Legal500評選為“亞太地區中國最佳海事律師”的郭國汀先生，是首批獻身於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的著名律師。在21年執業律師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對中共暴政的殘暴和罪惡，有非常深刻的體驗和認識。

　　憑著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勤學善思的特質，郭國汀先生對共產黨暴政產生的理論根據與實務根源，共產主義理論的謬誤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對中共暴政的產生原因，作了尋根究底的研究。除了深入比較研究了所有中文批判中共暴政的各類有代表性著作之外，還認真查閱了有關國際共產暴政整個歷史和根源的上幾十部英文專著。

　　在這些豐富實踐和帶著問題刨根問底奮發求學的基礎上，郭國汀先生自2005年被迫流亡到加拿大以來，對中共暴政作了全方位的系列評論。這些評論是不計報酬的奉獻之作，是出於徹底終結暴政的使命感之作，是出於真正的正直的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之作，是出於面對中國廣大黎民百姓慘遭中共暴政超級奴役和壓榨慘狀而發出深度悲憫的良心之作，也是充滿反抗中共暴政正義感之作。

　　《郭國汀論中共暴政》壹書從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新聞、宗教、歷史、司法、法院、律師、教育、環境……各個層面，論證了中共暴政殺人、搶劫、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罪行，論證了中共暴政在宗教、風俗習慣、道德諸多領域摧毀國人精神信仰、嚴重污染和毀滅中國生態環境、破壞生態平衡、毒化青少年的心靈與精神等等壹系列滔天大罪。

　　《郭國汀論中共暴政》充分論證了中共暴政是個超級專制的極權暴政，中共本質上是壹個不可救藥的名副其實的流氓匪幫騙子黨！中共暴政統治集團就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土匪、騙子、流氓、吸血鬼、徹底喪失了人類良知的五毒俱全的官僚特權階級犯罪集團。

　　《郭國汀論中共暴政》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違背人性違背自然，終必土崩瓦解遭到全體中國民眾徹底唾棄和清算的必然性，作了充分的論證。

　　《郭國汀論中共暴政》壹書堪稱中文世界徹底揭批共產黨極權專制暴政最全面最深入的專著。《郭國汀論中共暴政》壹書是壹部喚醒國民徹底認清中共暴政犯罪邪惡本質的好書。在此中國政治制度必將發生天翻地覆重大變革、中國民主大革命即將到來之際出版此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書所具有的豐富內容和可讀性，會成為當代中共國民主革命非常重要的啟蒙讀物之壹。

　　陳爾晉

　　２０１１－１－１５

　　謹序於丹麥流亡寓所

　　第壹編：中共政權的非法性

　　第壹章：論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的合法性

　　“中共是大陸合法的領導力量，中共建立了統治秩序，中共的統治可以維持中國社會的運轉。即便從自然法的角度講，我們有革命的權利，我們也沒有整合社會秩序的能力，中國只能出現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

　　依“中共是合法的領導力量”推論，中共政權當然合法；其合法理為：①中共建立了統治秩序，可以維持中國社會的運轉；②我們沒有整合社會秩序的能力，（若中共跨台）中國只能軍閥混戰。進壹步推論則是推翻中共極權暴政的行為構成犯罪！如此結論荒謬絕倫。然而，不但國人，甚至有些民運人士也有此種糊塗認識，因而確有深入研討之必要。本文即是回答：中共政權的本質？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暴政嗎？判斷政權合法性的客觀標準？中共政權合法嗎？推翻中共暴政有罪嗎？

　　壹、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流氓暴政

　　1．中共政權是暴政。

　　眾多人類思想大哲早已指出：“把意見當作罪惡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為每個人對自已的思想有不可奪取之權”；  “控制人心(思想)的政府,必定是暴虐的政府”；   “自由判斷之權越受限制，我們離人類的天性愈遠，因此政府越變得暴虐” ； “暴政是行使越權的，任何人沒有權利行使的權力”；  “統治者無論有怎樣正當的資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為準則，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動，不以保護人民的財產而滿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憤，貪慾和任何其他不正當的情慾為目的，那就是暴政”！  “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它容不得知識淵博的人民。禁止議論政府的活動，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無可爭議的證據”；  “暴政在壹切時代都是自由的敵人，它總是殘酷地迫害那些以自己的著作或演說就壹些最重要的問題啟迪本國同胞的人。只有卑鄙齷齪的人才害怕真理”；  “暴政是以暴力為依靠的非正義的行為”；  “暴君甚至對思想也總是力圖實施暴政，凡與其思想不同者，均被視為不能有生存權力的叛亂分子。專制君主厭惡任何自由思想，且會怒不可遏地予以撲滅”；  “絕對權力是荒謬的，專制和暴政和無政府主義壹樣，不能稱為政體，專制君主和暴君是強盜，土匪，是儧位者”；  “利用暴力剝奪人們最根本的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無異於建立暴政或篡奪權力。這樣的政權已經不算政府，只能算是濫用權力，儧越權力，只能算是搶劫作亂”；  “人們優柔寡斷，漫不經心，聽任事件自流和惡習橫行，在國家中就會到處建立起某種冷酷無情的暴政來”；“暴君統治下的庶民，除了忍耐和懶惰，恐怖同時並存的壹些有用的奴隸品質以外，別無其他德行”。

　　哲學家霍爾巴赫對暴政的概括最為經典：“凡是力圖滿足私慾，而不遵守自然法和不關心社會利益的政治；凡是利用人民為了自身安全而委託給政府的權力來奴役人民的政治；凡是用不法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財產，人身和自由的政治；凡是毫無理由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費人民財產的政治；凡是抹殺人類良心，強使人們服從自己的宗教，觀點，成見和偏見的政治；凡是統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時，就採取強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摧殘的政治；凡是違反人民意願而力圖統治人民的政治。就是暴政”！

　　共產黨人以建設無剝削的理想社會為藉口，肆無忌憚地用血腥暴力消滅壹切被稱作萬惡之源的私有財產制和有產階級。凡是反對其謬論或對此持疑的所有國民皆被指控為“人民的敵人”，於是實行肉體消滅和剝奪基本生存條件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從控制人的腸胃到大腦的無所不在的超級暴政。中共極權暴政剝奪了人民的基本人權，摧毀壹切傳統文明文化宗教習慣，成為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中共依賴蘇聯財政軍事援助，憑藉非法暴力顛覆了亞洲第壹個共和民主政府，不但復辟專制，而且陷於比滿清還要殘暴腐敗專制百倍的共產極權暴政的深淵。因此，中共武裝叛亂奪權是逆歷史潮流的社會大倒退，而中共政權是比封建專制更惡劣百倍的極權專制暴政!

　　在中共暴政下，整整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被摧殘壹空，九州生氣消耗殆盡，中國陷入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歷史時期，國民為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犧牲，經受了“人不成其人”的極端的屈辱和痛苦。 因此，中共政權是貨真價實的暴政！

　　2．中共政權是極權暴政。依胡適歸納極權主義有20個基本特徵：其中最突出者有三：①絕對性的官方意識形態；②官僚特權集團控制壹切權力，壟斷大眾傳媒、軍隊、國家機器及全部社團組織；③實行秘密警察特務統治。維持極權統治主要依賴：暴力鎮壓、恐怖威脅、欺騙。極權制度現化化表現在三個主要方面。壹是用現代化通訊、交通手段對從大都市到窮鄉僻壤進行無時不在的洗腦和精神控制。人們無法避開聆聽統治者每天貌似公正的訓示、接受精心偽造、閹割具導向性的各種資訊、觀點。長此以往，於潛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識，成為奴隸而不自覺！成為統治者的走狗，或御用文人。二是實力差距絕對化，沒有組織的民眾對絕對擁有大眾傳播、軍隊、全部的權力組織武裝到牙齒的極權統治者，幾近斷絕了被統治者組織武力反抗的可能。極權制度是用現代化武裝起來的“超級暴政”。 中共盜國竊政57年，強制洗腦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主義壹以貫之；中共獨裁壟斷壹切國家權力，精緻化的新聞控制與封鎖；厲行黨禁，報禁，言禁，網禁；軍警特公檢法司監獄完全淪為暴政奴役國人的工具；禁絕公民社會，諸如宗教業工會農民協會及各行業協會均強制黨化奴化；行政管理日益黑社會流氓化，秘密警察特務無孔不入的恐怖統治已滲透到全社會各角落。大陸國人在中共極權暴政下，實質上淪為沒有政治權力的猶如《動物莊園》裡的豬那樣的超級奴隸。

　　3．中共政權是專制暴政。霍爾姆斯精闢地指出“專制制度，以荒謬絕倫的貪心為基礎儧竊政權，它認為當權者的任何旨意對社會都應當是法律”； 專制政體的殘酷統治靠恐怖來鞏固；專制制度總是力求窒息會使人獲得真正自由的觀念，這些觀念使人變得有理性；專制國家的原則絕不是榮譽，因為在那裡人人都是奴隸。人們不知道什麼是榮譽；專制政體需要恐怖，品德是絕對不需要的，而榮譽則是危險的東西。專制制度需要用恐怖去壓制人們的壹切勇氣，窒息壹切雄心。專制國家，政體的性質要求絕對服從。 中共專制暴政下，全體國人被剝奪了基本人權而唯剩下豬權-敢怒不敢言的生存權，人們皆生活在人權毫無法律保障的沒有思想言論信仰輿論新聞結社出版學術自由的可悲的非人奴役之中。

　　4．中共政權是流氓暴政。無論政治流氓抑或社會流氓，皆以無視道德與法律，不憚天道人倫為特徵，社會流氓欺人、竊鈎；政治流氓欺國、竊政。從文革中殺戮婦孺、輪姦女囚、逼迫女“反革命”和公牛交配，到警察屢屢公然強姦法輪功女學員，以殘害女性生殖器為樂，將女性學員集體剝光強行投入男性牢中，太石村毆打記者、教授、任意剝奪人權律師執業權，直至威脅暗殺人權律師高智晟，酷刑人權鬥士郭飛雄，軟禁絕食抗暴人士，無不突顯中共暴政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5．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論證：萬官貪污不抵壹黨竊國。公款養黨是竊國行為，其罪惡程度超過壹切經濟犯罪的總和。養黨費最保守計為兩千二百六十多億人民幣。 此外，鎮壓法輪功每年濫用國庫資金數百億。這些養黨費和鎮壓費皆屬中共濫用民膏民脂的罪惡。

　　6．中共政權是愚蠢無能下流無恥禍國殃民的暴政中共政權是壹個極端邪惡毫無人性的暴政。

　　① 竊取大陸政權後，為了維護其獨裁無能的統治，長期不制定法律，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監禁、濫殺無辜國民，製造數千萬冤假錯案；② 強制反科學悖常識的農業集體化，人為製造謀殺性大饑荒餓死四千五百萬中國農民。

　　③ 強行反人道的計劃生育政策，非法剝奪數百萬婦女和數千萬嬰兒的生命。

　　④ 強施政治高壓政策，隨心所欲地迫害監禁殺害數百萬萬異議人士；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坦克、野戰軍屠城，殺害三千多名大學生和北京市民，鎮壓維護土地權屬的農民。

　　⑤ 推行反人道的民族宗教政策，殘酷鎮壓不滿暴政統治的少數民族人民。1950年代殺害數十萬維吾爾族人；1975年前用火焰噴射器將整村的維吾爾族人殺害；用大炮轟平整個回民村莊；殺害無數西藏佛教徒。近年來，至少酷刑至死2850名法輪功信徒，酷刑致死10000餘名家庭教會信眾，無辜監禁關押勞改勞教數百萬法輪功學員，天主教徒和基督教信徒。

　　⑥ 奉馬列邪說為國教，摧毀中華傳統文化，禁止各類宗教信仰的傳播，用馬列共產唯物無神論毒化億萬國民心靈和精神，導致國人物慾，權欲，肉慾，色慾惡性膨脹，致使官民道德淪喪、良知泯滅，全民族的道德精神危機已屆崩潰邊邊緣。

　　⑦ 始終與國際邪惡政權同流，鼓動蘇聯出兵匈牙利，扶持北朝鮮金家流氓王朝，資助野蠻殘暴的紅色高棉，支持古巴卡斯特羅極權專制政權，扶植阿拉伯恐怖主義勢力，暗助薩達姆，背書緬甸，伊朗，蘇丹……。與國際主流文明為敵，貶抑普世價值，對全世界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

　　⑧ 製造鎮反，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躍進，四清，文革，壹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右傾翻案，四五鎮壓，鎮壓民主牆，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教庭教會，異議人士，人權戰士，虐殺八千餘萬國民。

　　⑨ 長期欺騙愚弄國民，強制洗腦精神言論思想控制，導致全民道德墮落，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無知愚昧。

　　⑩強竊國軍為黨衛軍，強盜國庫為黨庫。製造了每26個國民須養活壹名黨政官員的奇蹟！

　　⑾ 跛足改革開放30年，官僚特權階級勾結不法奸商和道德倫喪的知識精英大規模欺詐，奴役，剝削國人，瓜分國有資產銷贓海外，搶劫城市平民房屋，掠奪國有和農民土地，導致耕者無田，工者失業，學童失學，病者無醫，居者無屋。

　　⑿ 打著人民民主專政的荒謬旗號，搖著穩定壓倒壹切的幌子，從未舉行過壹次合法的自由公開民主選舉，徹底剝奪了全體國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是個無德乏能下流無恥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的流氓專制暴政，是人民公敵！中共政權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野蠻殘暴的非法政權。 從中共建政之日起，中國大陸即陷入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清理時期，即通過壹系列政治運動（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四清、文革、壹打三反等等）動用黨政軍警特公檢法司監獄全部國家暴力機器及工農商學兵全社會力量反覆清洗，，旨在把社會上壹切反抗或不屈服共產黨極權統治的人，當做階級敵人（即地富反壞右黑九類）鎮壓，從肉體到精神徹底清除：或殺，或關，或管，或強勞，或流放大西北，如今則流放海外；經反覆清洗後的倖存者，才被黨恩准為“人民”，實質上淪為沒有獨立思想缺乏創造精神無工作積極性的奴隸，因而全社會生產力受到巨大損害，這正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皆國窮民貧的根本原因。

　　二、判斷政權合法性的公認標準

　　政權是否合法，應符合普世的標準；若無公認的標準，必然陷於公理婆理之虛無主義的陷阱。當代國際社會公認的標準乃是：主權在民，政權的合法性源於人民的同意授權，此種同意授權唯有通過定期公開公正不受暴力威脅的自由選舉證明。

　　就政治的性質而言：有傳統專制政治與現代民主政治及工具性政治與目的性政治之分；中共自稱是‘共和’國，自欺是‘人民民主’制，因而不適用傳統專制政治標準；若適用現代民主政治標準，則中共從建政之日迄今從未獲得合法性證明。就政權的合法性評判標準而論，有暴力、政績、道義、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天命、政治選舉、非常時期、正常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毛澤東之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等等。“六?四”大屠殺，既扼殺了中國社會和平改革的最後希望，同時毀掉了中共本身；至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業已徹底喪失。中共政權的苟延殘喘已完全靠暴力，秘密警察和黑社會流氓手段高壓維繫，它的謊言和欺騙不再靈驗。

　　暴力並非政權合法性的標準，否則純屬強盜邏輯；政績也非政權合法性標準，何況中共的所謂政績，禍國殃民性質遠比造福人民大得多，在中共暴政下，造成全社會政治經濟，道德信仰、生態環境危機三危並臨，實在談不上什麼政績；依道義價值判斷，中共不具絲毫合法性，它奪權靠暴力謊言和欺騙，維持政權依賴暴力謊言恐怖，因而毫無道義基礎可言；從事實層面看，中共政權在奪權之初表面的合法性基礎 稍加分析也不能成立，因為它是建立在信息壟斷封鎖愚民政策基礎上的，是在受欺騙的情況下，信息不通人民處於無知狀態下的同意，因而並非真實意思表示；而受騙的非真實意思表示自始無效；因此即便從事實本身分析，中共從執政之日即不具備合法性！ 天命說對中共政權更不適用，中共極力主張唯物無神論，建政後干盡了欺天悖理誹謗上帝詆毀神靈毀滅傳統宗教文明道德習慣的勾當；至於非常時期說同樣不能挽救中共，首先非常時期說本身不能成立，除非對所謂正常與非常時期有明確的定義，不具可操作性；如果奪權之初或當時或建政後壹段必要時期可稱之為‘非常時期’的話，中共早已進入正常執政時期，因而必須還政於民！至於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專政或毛氏95%人民實行民主對5%敵人實行專政之論，更是荒唐至極；因為論煽動仇恨鬥爭，且該5%的敵人是不確定的，任何人隨時可以成為敵人因而被中共專政！因此依現代法律原則和民主政治本意，政權合法性的唯壹標誌即主權在民，即政權的合法性源於人民的同意授權，此種同意授權必須經過定期的在不受暴力威脅利誘的情況下，公開自由選舉得以證明。凡是不經定期公開自由選舉，憑暴力欺騙恐怖手段獲取和維持的政權，均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中共政權始終不合法，這正是中共始終強行黨禁、報禁、言禁和網禁的根源。

　　三、中共政權始終是個非法政權

　　1．中共政權依國際法和普世公認的法律原則屬不合法的政權如果依中共獨裁泡製的“法律”，中共政權可能是合法的。世上決沒有當權者自定已之政權不合法之理。政權是否合法有國際公認的標準，其唯壹的標準乃是：主權在民。凡符合該標準的政權即合法，反之，則不合法。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莊嚴宣告：“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壹個新的政府；” “當追逐同壹目標的壹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 該宣言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確政府權力源於人民的同意。壹旦政府或政權違背國民意志，人民即有權廢除或推翻該竊權的政府；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專制政權。

　　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明文：“整個主權的本原根本上乃寄託於國民。任何團體或任何個人皆不得行使國民所未明白授與的權力”。 這裡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任何違背國民意志的政權肯定非法。

　　1948年《世界人權公約》肯定：“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壹意志應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標程序進行。” 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是對國際社會成員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法，中國不能例外。據此政權合法性的唯壹依據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凡是充分體現該國人民意志的政權即是合法的，反之，凡是違背國民意志的政權即非法。而證明國民意志的途徑和程序必須是：“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進行”。質言之，只有經過全體國民在公平公開自由的基礎上定期投票選舉產生的政權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國際法的效力高於內國法，中國是該公約的締約國，其法律效力高於內國法；中共自1949年通過暴力和欺騙盜國竊政以來，迄今未舉行過任何符合上述法定要求的全民公投選舉。因此，中共政權肯定不合法！上述國際法原則實際上源於《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公約》及西方人文思想家的思想。

　　即便按中共制定的法律，中共專制暴政也不合法。《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亦即，中共自已制定的憲法亦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然而在中共壹黨專制暴政下，這壹切僅成為口頭上的權利而沒有任何實質及程序上的保障。中共以虛偽至極的人大及完全虛假的選舉盜國竊政，全體國民被欺騙愚弄卻在暴力恐怖統治下，要麼壹無所知，要麼忍氣吞聲，或者麻木不仁甘願做奴隸。

　　2．依古今中外思想家的思想中共專制暴政絕對非法孟子云：“聞誅壹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壹夫’。 孟子之論可謂至論。暴君甚至不能視為君王，僅是‘殘賊之人’，依理推論暴政當然不能稱做合法政權。推翻暴政天經地義，實乃天賦人權。

　　陳爾晉先生認為：國家主權只有來源於“主權在民”的原則，經過無暴力威脅之政黨競選公民普選而產生的國家政權，才是國家主權的合法代表者。建立在暴力與欺騙基礎之上的政權，鎮壓人民奴役人民，剝奪異已公民的政治權利，實質上是否定和反對人權的國家機器，根本不具有代表國家主權的合法性，中共政權實質上不合法。

　　袁紅冰先生指出：人民意志是政治權力的基礎，人民意志必須通過定期的、自由而真實的選舉產生──這是現代社會公認的政治權力合法性的理念。靠國家恐怖主義維持極權統治的中共政治沒有任何合法性。未經人民選舉的中共政權，是非法的權力。

　　倪育賢先生論證：中共政權完全不合法。共產黨政權是殘殺人民，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政權；共產黨是左翼法西斯，法西斯是右翼共產黨；共產黨的宗旨是用暴力奪取和維持其政治寡頭的特權，共產黨政權的特徵是其非法性。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林培瑞教授認為，“合法性概念嚴格地講，是被統治的人民承認統治他們的力量是合法的。意即，我不壹定同意妳的任何行動，但我承認妳採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會，如選舉出的總統侵略別的國家，選民可以不同意這個行動，但還是同意它的合法性。這個概念很難用於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其沒有原本意義的合法性。”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政策研究所所長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認為，“北京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依據，跟共產主義無關，而是它較成功地推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維持了社會的穩定。 其次，中國沒有可以替代現任掌權者的人，中國是壹黨執政，而執政黨相對比較成功而已。”  南郭以為所謂‘成功推進社會經濟轉型’之說並不成立，中國社會實質上已演變成四不象的官僚特權缺德奸商與無行文人壟斷專製法西斯社會；中共維持的‘穩定’是暴力恐怖高壓專制下的暫時穩定，潛伏著巨大的社會政治危機；至於‘沒有可以替代現任掌權者’之說更屬混淆視聽的歪理；民運志士及民間德才兼備比中共官員能力強得多，品德高尚得多者大有人在；中共執政水準之差空前絕後。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始終是壹個非法政權。其奪取政權靠暴力和欺騙，維持政權仍依賴暴力謊言和恐怖，完全沒有人民的自由意志支撐，根本違背主權在民的國際公認的政權合法性原則，完全不符合《憲法》規定之“中國壹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明確規定。自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從未舉行過任何自由公正的普選。正因為中共當權者深知其政權不具有合法性，故其蠻橫無理長期拒絕公開自由普選；野蠻實行黨禁、報禁、言禁和網禁；獨裁操控司法，封鎖新聞，強制洗腦，強暴國民精神心靈，劫持國軍成黨衛軍，盜竊國庫成黨庫，對國民實行特務法西欺統治，導致國民除了獨裁者之外，上自中共最高黨魁下次平民百姓無壹生活在毫無法律保障的奴隸恐懼之中。因為壹旦開放黨禁、報禁，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中共專制暴政必將迅速跨台。靠謊言暴力恐怖支撐的非法政權因其完全沒有合法性更無任何民意基礎，當然無法長期維持。

　　四、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是替天行道

　　1．人民有權推翻暴政。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壹個生於專制政府之下的人對它沒有忠順的義務”.  彌爾頓主張：“人民完全擁有廢除和處死暴君的神聖權利”。 狄德羅強調：“反抗暴君政治的起義是正義的”。 摩萊里指出：“專制政體的殘酷統治靠恐怖來鞏固；專制制度總是力求窒息會使人獲得真正自由的觀念，這些觀念使人變得有理性；專制國家的原則絕不是榮譽，因為在那裡人人都是奴隸，人們不知道什麼是榮譽；專制政體需要恐怖，品德是絕對不需要的，而榮譽則是危險的東西。專制制度需要用恐怖去壓制人們的壹切勇氣，窒息壹切雄心。專制國家，政體的性質要求絕對服從”。  霍爾巴赫強調：“不取得人民同意的權力是不合法的，因為人民只能服從合乎人性的法律，並且不能放棄自己的福利，所以社會不能容忍壓迫壓榨，人民有權收回他們交給國王（即政府）的權力，有權用武力反抗壓迫自己的暴力”。 “當統治者頒布的法律危害人民或違反人民的意願時，人民有權對該法律提出抗議，有權取消統治者的全部權力，有權反對他的瀆職罪行”。 “利用暴力剝奪人們最根本的神聖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無異於建立暴政或篡奪權力。這樣的政權已經不算政府，只能算是濫用權力，儧越權力，只能算是搶劫作亂”。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實質上將上述哲學家和法律思想家們的哲思上升為法律並莊嚴宣告：“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壹個新的政府；” “當追逐同壹目標的壹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

　　前已論證，中共政權是壹個地地道道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因此推翻中共暴政不但完全合法，而且是替天行道！

　　2．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必要性。首先，清除吸血鬼，解除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沉重負擔。其次，清除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精神，心靈，思想三座大山，使國人獲得身心靈魂精神的真正自由；再次，清除捆綁中國人民想象力創造力的精神枷鎖；第四，唯有徹底唾棄中共，中國人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思想、信仰，言論、出版、輿論、新聞、結社、講學、教育和學信的自由。第五，唯有推翻中共暴政，中國才能真正走上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的道路。第六、唯有推翻中共暴政，中華文化文明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復興與重建。第七、中共暴政絕無實質改良的任何可能。對此李天笑博士指出：中共的殺人史、謊言史、搞運動史、整人史等每壹個歷史都證明中共壹直在重蹈覆轍，狗改不了吃屎，因此中共是不可能改良變好的。中共內部是壹個逆向淘汰機制。中共的洗牌規律是“兩頭”清理，即有正義感的人士和罪惡昭彰的惡人都被洗刷出去，留下的都是非常尖滑的惡人。能在中共的逆向淘汰機制中生存和上升到高層的壹定是最善於偽裝的，最能壓抑和泯滅良知的。中共的逆向淘汰機制使中共成為充滿惡人的黑幫，而社會精英在蛻化為中共幫凶後又加強了中共的自我保護和統治，使中共每壹次表面的改良都成了對罪惡的掩飾，從而使真正的改良成為不可能。

　　3．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可能性。《特權論》從制度根源和理論高度掘了共產邪教的祖墳，《九評共產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誰是新中國》，《紅色紀念碑》，《自由在落日中》，《悲愴的靈魂》分別從各角度揭批了中共暴政的罪惡，使廣大國人認清了中共的流氓真面目；民運人士幾十年如壹日的英勇頑強鬥爭，法輪功十年不屈不撓英勇和平抗暴，人權律師群雄的堀起，新聞媒體自由戰士風起雲湧，法律人積極參與公民維權，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如潮如涌的維權抗暴運動，風起去涌的退黨大潮，席捲全球的絕食維權抗暴運動，標誌著全民已經開始覺醒，中共流氓本質已經徹底曝露；海內外民運力量大集結，全球正義力量的聲援支持，中共早已喪失精神、道義、理論資源，徹底淪落成為壹個犯罪利益集團。維繫整個官僚特權階層的動力僅剩下赤裸裸的物質利益，因而中共暴政實際上極為脆弱，而大陸中國猶如到處堆積如山的乾柴烈火，猶如火藥桶，壹有風吹草動，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隨後可能壹夜之間崩潰，中共內部業已成為朽木腐肉無可救藥，摧枯拉朽的最後壹擊迫在眉睫，這壹切為徹底唾棄中共，終結中共專制暴政提供了堅實基礎。

　　4．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合法性。鑑於中共政權是壹個反人性反人類反道德無恥下流野蠻殘暴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鑑於中共是壹個以暴力謊言竊取的非法政權；鑑於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政權決不等於中國國家政權；鑑於推翻暴政乃天賦人權，因此推翻中共專制暴政不但完全合法，實乃替天行道，更屬正義公道之舉。必須強調：中共政權與中國國家政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中共壹小撮官僚特權犯罪分子採取不正當手段非法竊取劫持的政權；後者是依法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國家政權；因此推翻中共暴政不過是還政於民，還權於民的正義之舉。歷史已經到了公開為推翻中共暴政正名的時刻。過去對於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政治異議人士，律師往往不敢理直氣壯地為之抗辯，大多僅在當事人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沒有煽動用暴力推翻國家政權等方面做軟弱無力的抗辯。清水君僅因壹篇《顛覆無罪，民主有理》短文，就被中共專製法院枉法無罪重判12年；杜導斌僅因壹篇顛覆文字被捕被判。張林、楊天水、李智、羅永忠、何德普等皆因為公開批評中共而被強加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關被判刑。實質上皆屬枉法裁判，然而在中共跨台之前，此種強行指鹿為馬的胡判還將繼續。

　　結論：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流氓暴政，依國際法和現代法律原則及精神中共政權是壹個非法的政權，而推翻專制暴政是人民的天賦權利；因此推翻中共專制暴政完全合法純屬替天行道。

　　2005年10月10日於溫哥華 2010年10月10日修定第二章：駁中共政權合法論

　　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辯護的論點，大體上有如下幾種：（1）中共建立了有效的統治秩序；（2）若中共跨台，中國必將大亂；（3）中共的基本結構已改變可以改良成自由民主制；（4）革命將導致新的暴力專制；（5）中共政權是用千百萬人的生命換來的；（6）武裝鬥爭的勝利和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7）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8）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9）中共在長期的革命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10）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取得了偉大成就；上述十項即是中共政權合法論的主要依據。然而，稍加分析便可證明，上述論點不是因為無知就是出於糊塗或是由於奴才心態，而為中共塗脂抹粉的謬論。茲分析如下：

　　壹．建立統治秩序者並不必然合法

　　“強力並不構成權利，人民只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 建立統治秩序維持社會運轉並非政權合法性的標準，此論不過是成王敗寇的強盜邏輯的另類表述。

　　現代國際社會政權合法性的唯壹的標準在於是否符合主權在民的現代法理。因為土匪惡霸流氓獨裁專制者憑藉暴力欺騙同樣可以在其勢力範圍內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照樣可以維持社會運轉。只不過在此種土匪惡霸流氓獨裁專制者統治下的人民根本沒有人的尊嚴，沒有人權，而變成奴隸，過著毫無人權，沒有幸福可言的非人生活。正由於此種統治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有權也有義務推翻暴政的統治秩序。

　　中共依賴蘇聯支持發動武裝叛亂推翻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用暴力欺騙手段盜國竊政以來，雖然對中國大陸實行了有效的暴力欺騙恐怖統治，但其是以非法剝奪全體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論出版輿論教育學術自由權等基本人權及實質剝奪全體國民的選舉與被選舉權為巨大代價的。正由於中共明知其統治的非法性，故長期以來濫用黨禁報禁言禁網禁及強制洗腦方式，進行愚民專制統治。依據自然法和國際法，人民有權以自由公開的選舉委託授權政府；而政府必須按照人民的意志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同時，保障少數人的利益並尊重其意見。人民有權採取和平或其他方式推翻違背人民意志的暴政；因此推翻中共專制暴政，僅是行使還政權於民的天賦權利。

　　二、中共跨台中國並不必然出現軍閥混戰局面，中國人民沒有了中共的恐怖暴力統治，必須會有美好的明天沒有中共，中國會大亂。這是中共故意混淆是非攪亂人們思維的謬論。首先，海內外民運人士日益發展壯大為接管國家政權準備了後備力量，原國家管理機關行政人員中有不少有真才實學者；黨禁報禁開放後，中國大陸迅速誕生上百個政黨不足為奇，反對黨之所以目前壹時半會似乎力量不足，是因為長期黨禁所致。然而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慧吃苦耐勞能幹的民族之壹，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自治，根本無需缺德乏能野蠻殘暴的中共來實行極權專制統治。

　　當今中國在中共61年愚蠢至極的無能統治下，每26個國民必須養活壹個黨政官員！中共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沉重負擔，按最保守估算僅共黨官員工資壹項每年高達三千億人民幣！黨政官員的公車消費壹年耗資超過三千億元！黨政官員出國“考查”壹年耗資三千億元！公車消費三千億元！吃喝二千億元！因此，清除吸血鬼般的惡魔附體中共，於國於民百利而無壹害！

　　正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占有，才造成中國嚴重的官員腐敗，造成中國深刻的政治危機，同時嚴重抑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共產黨之前，中國雖然有戰亂瘟疫等天災人禍，分合交融，內憂外患，但大部分期間是和平的。在和平年代，從來沒有共產黨製造的那麼大，那麼慘烈的亂子。歷史上任何開國元勛，殺人是為了奪取江山，打下江山後都知道讓人民休養生息，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奪取江山後以革命的名義爛殺無辜。

　　中共倒台中國不會大亂，因為：

　　中國軍隊的文化素質和民主素養正在提高。以劉亞洲將軍為代表的很多年輕的軍官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壹黨專制是死路，中國必將走向自由民主。中國軍隊壹旦國家化，就會成為社會變革的穩定力量。

　　中國的民主勢力正在崛起。中國海內外的民運組織，雖然經歷了內鬥分裂，遭受到共產黨殘酷打擊，目前人數不多，氣勢不大，但是民主運動代表了中國和人類的發展方向，手中有真理，已經逐漸形成了壹個比較穩定的領導集團，對民運的競爭與合作有了許多共識，海內外各民運組織之間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民運組織必將有氣魄，有能力，主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

　　有第壹共和國的旗幟作為號召。第壹共和國在中國大陸雖然被共產黨顛覆了，但還存在於台灣，取得了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舉世屬目。不管台灣方面有無重登大陸政台的雄心壯志，大陸的民運勢力在必要時，可以統和在第壹共和國的旗幟下，避免重大紛爭。

　　有宗教信仰團體和人士的配合與支持。近20多年來，中國的宗教信仰有了長足發展。基督教，佛教，道教和法輪功等發展很快。特別是法輪功的發展，是壹個地地道道的神跡。法輪功學員已經有上億人，堅持真善忍的信念，寧死不屈，是穩定社會的中間力量。

　　有台灣和香港民主制的成功經驗作為樣板，能得到台灣和香港政府和民眾的大力支持。

　　世界民主潮流勢不可擋。中國的民主化有利於全球和平發展，將會得到西方民主國家和聯合國的大力支持。

　　中國也不會分裂。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比前蘇聯輕。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人口稀少，且大多業已漢化，與漢族的關係密切，經濟上各民族互補關係很強。中國民主化以後，各民族各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自治權。中國的民運團體已經同少數民族的異議人士和民運組織進行了壹些溝通和協商。我們相信中國的民族問題能根據人權至上的原則得到合理解決。

　　三． “由於中國共產黨基本結構的改變，民運應當與共產黨構成朝野良性互動的關係”

　　倪育賢先生正確地指出：共產黨追求的從來不是民主自由，其極力主張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國家機器，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根據列寧的經典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把追求民主自由的桂冠套在民主自由最兇惡的敵人——共產黨的頭上，是壹種歪曲基本歷史事實的惡作劇。改良主義在中共業已全面墮落成貨真價實的專制流氓暴政犯罪利益集團的今天絕對行不通。袁紅冰先生在其《改良還是革命》文中已作令人信服的蓋棺定論。

　　四．革命並不必然導致暴力專政

　　有壹種論調認為：共產黨走上專制獨裁是由於他們推行暴力革命的結果。因此，有些人擔心革命會引起新壹輪的暴力專制。然而這純屬本末倒置。 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世界大多數文明大國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確立幾乎都是通過革命暴力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才最後成功的。倪育賢先生正確地指出：在通過壹個特定的社會改革運動之後建立什麼性質的政體這個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這個運動本身的性質，即這個運動要達成的目標。共產黨的本質可以用壹句話加以總結，亦即：它是壹個用武裝暴力剝奪人民基本權利以維護其特權統治的法西斯犯罪利益集團！壹概否認暴力革命之論，實際上混淆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五。中共政權是用千百萬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因而是合法的此論純屬強盜邏輯。古希臘哲人德莫克利特有句千古傳頌的名言：“我寧可在民主制度下受窮，也不去專制制度下享福。”它簡潔地道出了制度合法性之源的優劣——來自道義的合法性遠優於來自暴力及政績的合法性。

　　六、混淆是非的無恥謬論

　　壹位匿名御用文人搜腸括肚找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有如下五項：第壹，武裝鬥爭的勝利和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的存在（暴力）。第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特別是毛澤東的魅力（偶像）。第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邪說）。第四，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人力）。第五，建國以來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領域取得了偉大成就（政績）。該作者接著大言不慚地說：總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極為豐富，其合法性基礎十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最終選擇。

　　上述“極為豐富”的合法性資源“十分鞏固”的合法性基礎的所謂五大資源居然是：暴力、偶像、邪說、人力、政績！無壹是國際公認的合法性標準諸如：道義、民主選舉、主權在民。由此可見，中共厚顏無恥到了不知羞恥為何物之境。聲稱中共領導是中國人民的“最終選擇”，好比土匪強搶良家民女為妻卻說是這個民女最終選擇了土匪為丈夫！充其量僅能說，因為共產黨打贏內戰，中國人民別無選擇被迫接受共產黨的統治。然而時過境遷，即便當年國人上當受騙被迫接受中共，現時的條件與環境早已今非惜比。豈有壹次性終身選定之理。

　　結論：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判定壹個政權合法性的唯壹標準乃是主權在民，而主權在民則體現為以在公平公正的條件下定期公開全民選舉決定政權歸屬，依國際法和自然法中共政權肯定是壹個非法的政權，推翻專制暴政是人民的天賦權利，推翻中共專制暴政完全合法純屬替天行道。

　　第三章：判斷壹個政權合法性的公認標準

　　壹個政權是否合法，要看以何種標準衡量。若沒有壹個公認的標準，即無法得出普遍公認的結論，必然陷於公理婆理之虛無主義的陷阱。儘管眾說紛紜，壹個公認的標準乃是：主權在民，政權的合法性源於人民的同意授權，此種同意授權唯有通過定期公開公正的不受暴力威脅利誘的自由選舉證明。

　　1．張英紅認為：政治可分為傳統專制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前者的理念是控制和唯我獨尊，手段是強權、人治、壟斷和剷除異己，結果是政治鬥爭的失范化、殘酷化、血腥化和民眾的馴服、奴役；後者的理念是自由和普遍平等，手段是民主、法治和平等競爭，結果是政治博弈的有序化、理性化、非暴力化和民眾自由的實現、人權的保障。

　　2．劉宗正提出：政治分為目的性政治與工具性政治。前者統治者具有愛人民與關懷土地的特質；後者統治者不具有愛人民與關懷土地的特質。只有經由人民直選所建立的政府，才具有本土政權的特性；凡是非經由人民直選所建立的政府，不是專制政權，就是外來政權。所謂的專制政權，具有“內部殖民”的特質，屬於類殖民的政權；所謂的外來政權，具有“外來殖民”的特色，屬於殖民地的政權。

　　3．劉曉波主張：中共從執政之日起，其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績來支撐的，卻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 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的否定並非基於民主價值而是基於傳統觀念，他們所期盼的主要是政府的廉潔、公平和有效率；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大多數民眾對民主的價值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序規則知之甚少，對中共統治帶來的災難，多數人都不曾從制度層面去檢討其原因。

　　4．雪球先生指出：共產政權既然反對神的存在否定天命，又反對西方的政治選舉制度，那麼其權利合法性的證明靠的是馬克思編造出來的、無需科學證明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共產黨因自稱代表“壹切階級社會掘墓者的無產階級”而自動獲得權力。由於共產黨政權存在著權力合法性來源的騙局隨時都有穿幫的可能，所以它們反對民主、實行黨禁、鉗制輿論、禁錮思想、鎮壓壹切反對派就順理成章。

　　5．王潤生說道：政權否合法有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之分，前者即根據壹定的價值標準，判斷該政權與該價值是否吻合；後者即觀察該政權管轄下的絕大多數人民是否承認該政權的合法性（代表性）。如果以民主為政權的合法性之價值標準，中共從執政之初便不具有合法性。但問題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懷疑它的合法性，他們接受甚至自願地選擇了它，雖然這個選擇過程沒有經過壹套嚴格的程序。從事實這個層面看，中共政權在產生之初是具有合法性基礎的。

　　6．吳中英寫道：“權力黨”，是指掌握、占有或壟斷國家權力的政黨。而“政黨領導國家政權”，就是政黨對國家權力的占有或壟斷的壹種方式。 政黨是壹個政治組織。而國家，也可以說是壹個獨壹無二的壟斷的政治組織。如果不受其他國家或政黨的控制，那麼，他就是壹個獨立的政治組織。也就是說，政黨與國家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政治組織。所以，政黨占有國家的權力，就像是壹個人占有另壹個人的權力。在國家的非常時期， 國家不能獨立地、很好地實施自己的權力，為了國家的權力可以更合理地實施、更好地實現，為了國家可以有更好的發展方向等等，可以讓政黨占有或壟斷國家的權力。這就是政黨合法地占有了國家的權力。但是，在國家的正常時期，國家完全能夠獨立地、很好地實施自己的權力，那麼，不管政黨以任何理由占有或壟斷國家的權力，都是非法的。這就是政黨非法侵占了國家的權力。因此，在國家的正常時期，“權力黨”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非法的。

　　歸納上述各種主張，就政治的性質而言：傳統專制政治與現代民主政治及工具性政治與目的性政治之分；中共自稱是共和國，也自欺是人民民主制，因而肯定不能適用傳統專制政治標準；適用現代民主政治標準，則中共肯定從建政之初迄今從未獲得合法性證明。就政權的合法性評判標準而論，則有如下幾種：暴力、政績、道義、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天命、政治選舉、非常時期、正常時期、列寧主義提供的合法性價值觀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毛澤東則將之修改為易於為具有傳統意識的中國民眾接受的壹套準則：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等等。“六?四”大屠殺，既扼殺了中國社會和平改革的最後希望，同時毀掉了中共自己。至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在國人心中徹底喪失。中共政權的苟延殘喘已經完全靠暴力和黑社會流氓手段高壓維繫了，它的謊言和欺騙業已失靈。

　　暴力並非政權合法性的標準，否則純屬成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流氓強盜依賴暴力同樣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統治，但並不能因此而自動獲得政權的合法性。況且此壹時彼壹時，壹切因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政績也非政權合法性標準，希特勒法西斯統治的政績可謂輝煌但決不能因此證明法西斯黨的合法！何況中共的所謂政績與法西斯德國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其禍國殃民性質遠比造福人民大得多，在中共專制暴政下，造成國人道德、信仰、生態危機三危並臨，實在談不上什麼政績；就道義價值判斷，中共完全不具絲毫合法性，它奪權靠暴力謊言和欺騙，維持政權還是靠暴力謊言恐怖專制，毫無道義基礎可言；從事實層面看，中共政權在產生之初表面的合法性基礎 稍加分析也不能成立。因為民眾接受中共統治的事實是建立在信息壟斷封鎖愚民政策基礎上的，實質上是在受欺騙的情況下，信息不通人們處於無知狀態下受中共欺騙宣傳誤導下的同意，因而並非真實意思表示；而受騙的非真實意思表示自始無效。因此即便從事實層面判斷分析，中共從執政之初即不具備合法性！更不用說中共執政57年從未舉行過壹次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選舉！

　　古代社會的天命說標準對中共政權更不適用。中共極力鼓吹無神論，中共建政後干盡了欺天悖理誹謗上帝詆毀神明毀滅傳統文明道德的勾當；因此用天命來為中共合法性辯護顯然對不上號；至於非常時期說同樣不能證明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首先該非常時期說本身不能成立，除非對所謂正常與非常時期有明確的定義，難以實際操作；如果奪權之初或當時或建政後壹段必要時期可稱之為非常時期的話，中共早已進入正常執政時期，因而必須還政於民！

　　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專政或毛氏95%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之論，更是荒唐至極；因為該理論並非真理，僅是人為提出的壹種謬論而已；它煸動仇恨鼓動鬥爭，至於5%的敵人是不確定的，實質成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奴才標準，任何人只要不隨獨裁專制者之意隨時可以打成敵人因而被中共專政！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王張江姚四人幫在文革中的下場，胡躍邦，趙紫陽在鄧小平時代的遭遇皆是明證；現代民主政治政權合法性的公認標誌即是主權在民，政權的合法性源於人民的同意授權，此種同意授權必須經過定期的在不受暴力威脅利誘的情況下，公開自由選舉得以證明。凡是不經定期自由選舉，憑武力暴力欺騙恐怖手段獲取和維持的政權，均不具有合法性。既然中共自建政以來從未舉行過任何壹次真正意義上的公開自由選擇，既然中共迄今無法證明其政權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同意授權，因此，中共政權實質上始終不合法，事實上中共自已始終對自已非法竊取的政權合法性缺乏自信也不敢相信，這正是中共始終強制實行黨禁、報禁、言禁的根源。

　　第二編：中共政權的暴虐性

　　第四章：論中共政權是個超級暴政

　　中共政權為什麼說它是個超級暴政？四年前我便定義“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極權的、專制的、流氓的，這三個定語修飾“暴政”。那麼什麼是暴政？

　　從文義上看，所謂“暴”就是殘暴；“政”是指政權或政府。因此暴政，就是殘暴的政權或殘暴的政府。從哲學角度看，眾多人類思想家，哲學家，法學家早已給暴政下了很多定義。我在辦理清水君顛覆國家政權案中，特意把人類思想大哲關於暴政的定義都提供給了法官參考。歸納言之：

　　第壹，把異見當作罪惡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思想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第二，控制思想的政府，必定是暴虐的政府。

　　第三，自由判斷的權利越受限制，我們離人類的天性越遠，因此政府就變得越來越暴虐。

　　第四，暴政是行使越權的，任何人沒有權利行使的權力。

　　第五，統治者無論有怎樣的正當資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它們的意志為準則，如果它們的命令和行動不是以保護人民的財產，而滿足它們自己的野心、私忿、貪慾和其它任何不正當的情意為目地，那就是暴政。

　　第六，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因為它容不得知識淵博的人民，禁止議論政府的活動，禁止教育人民，這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無可爭議的證據。

　　第七，暴政在壹切時代都是自由的敵人。它總是殘暴的、殘酷的迫害那些以自己的著作或演說，就壹些最重要的社會的問題，公眾的問題，啟迪本國同胞的人，只有卑鄙齷齪的人才害怕真理。

　　第八，暴政是以暴力為依據的非正義的行為。

　　第九，暴君甚至對思想也總是力圖實施暴政。凡與其思想不同者，均被視為不能有生存權利的叛亂份子，專制君主厭惡任何自由思想，而且會以怒不可遏的與以撲滅。

　　第十，絕對權力是荒謬的。專制的暴政和無政府主義壹樣，不能稱之為政體。專制君主和暴君是強盜，是土匪，是篡位者。

　　第十壹，利用暴政剝奪人們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無疑是建立暴政和篡奪權利，而這樣的政權，已經不算是政府，只能算是濫用權力，只能算是搶劫作亂。

　　第十二，當人們優柔寡斷，漫不經心，聽任事件滯留或者是惡習的橫行，在國家中就會到處建立起某種冷酷無情的暴政來。暴君統治下的庶民，除了忍耐和懶惰，恐怖同時並存的壹些有用的奴隸品質以外，別無其它德性。

　　上述十二種說法，歷史上大哲學家、大思想家關於什麼是暴政的定義。其中哲學家赫爾巴赫對暴政的概括，最為經典。他的定義為：

　　“凡是力圖滿足私慾，而不遵守自然法和不關心社會利益的政治；凡是利用人民為了自身安全而委託給政府的權力，來奴役人民的政治；凡是用不法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財產、人身和自由的政治；凡是毫無理由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費人民財產的政治；凡是抹殺人類良心，強迫人們服從自己的宗教、觀點、成見和偏見的政治；凡是統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時，就採取強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摧殘的政治；凡是違反人民意願，而力圖統治人民的政治就是暴政”。

　　上述是哲學上有關暴政的壹些權威定義。

　　第三，從法律上看，凡是不遵守法律的國家，凡是不遵守法治的國家，凡是壹個國家中法律充滿了惡法的國家，這樣的政權就是暴政。所以從上述詞義、哲學與法律三方面考察，中共政權都是貨真價實的暴政。具體言之：

　　首先，“中共是在滿足私慾嗎”？

　　中共是否力圖滿足它的私慾？這本來應當屬於無須論證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我認為中共不但為了滿足私慾，而且是胡作非為極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利益集團。中共蠻橫無理堅持六十年壹黨獨裁專制，強制壟斷中國全部政治權力。而獨裁壟斷政治權力的目地，就是為了壟斷任何社會中最稀有的資源----政治權力，這就是中共力圖滿足私慾的證據。因為政治權力本質上是壹種極其稀有的資源，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任何集團都無權獨裁、獨占屬於全體社會成員共有的政治權力。但是中共盜國竊政60年來，獨裁壟斷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政治權力，從未舉行過任何壹次合法的選舉，這是無可爭議的鐵的事實。

　　我本人是壹個大學法律專業的畢業生，在大陸執業二十壹年，連我都從來沒有投過票，因為沒有任何機會投票、選舉，更何況壹般的人？！事實上直到今天，中共的所謂選舉，仍然停留在村壹級。而鄉村，從秦始皇時代壹直到清朝政府末期，中國的鄉村是完全自治的。因為當時的行政體制是兩分法：就是中央政權的行政權力，僅到縣壹級為止，縣以下全都是鄉紳自治。中共實際上目前連腐敗無能清末政府都遠遠不如，這壹事實本身足以證明，中共是壹個極端自私自利的強盜匪幫！

　　第二，“中共是不是不遵守自然法”？

　　中共始終奉行馬克思“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的強盜法理，這是中共不遵守自然法的鐵證。因為自然法實質上是萬法之母，任何違背自然法原理的階級意志，均可能是不公不義的惡法。因而都是短命的。“惡法”非法，國民沒有義務遵守惡法。

　　自然法表現為公正、公平、公道和正義，而中共有關政治權力方面的法律，實質上全部是違反自然法原理的。具體而言，比如勞教的法律制度；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有關顛覆國家政權以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法條；有關國家秘密的相關法條，有關不問因果關係如何也不問是否有社會危害結果及行為人是否有實際能力而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法條，全部都是違反自然法的，極度不公、不義的惡法。

　　此外關於新聞出版，網絡管理，以及其它眾多的法律同樣是惡法。因為中共暴政下，根本不存在能夠代表真實民意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質上僅僅是中共用來欺騙愚弄國人的擺設和花瓶。人大代表的選舉，幾乎全部由中共流氓壹黨操控。此種強暴民意的所謂立法者，它制定的所謂法律，本質上只能是惡法。因為它反映的僅是中共流氓的意志，違背自然法精神且不反映人民的意志。

　　從時間上來看也是壹以貫之，從1949年到今天，中共的立法機構，從來沒有制定任何壹部公平、公正、公道、正義，符合自然法的法律。在1979年以前，甚至中共國根本沒有法律，它是用紅頭文件，用毛語錄來統治國家，所以說這是不折不扣不遵守自然法的表現。

　　第三，“中共是否不關心社會利益”？

　　不關心社會公共利益的政權，顯然是壹個暴政。我認為中共從未真正關心過社會公共利益，它所關心的乃是如何維護壹黨專政的特權。即便1979年以來所謂改革開放，它的拐腳發展經濟政策，也絕不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是為了避免中共政權因為喪失合法性，因為國民經濟面臨崩潰，中共政權搖搖欲墜，害怕被中國人給拋棄，所以它匆匆忙忙推出了鄧小平“瞎貓摸論”經濟發展政策。

　　而此種極度不公不義的拐腳經濟發展政策，則是以嚴重污染環境，摧毀中國生態平衡，剝奪中國人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為巨大代價的殺雞取卵式的政策。今天占人口僅百分之零點四的中國人，居然占有全中國財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中共高幹家族子女。充份證明中共關心的是如何滿足特權犯罪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根本不顧中國社會公共利益。

　　第四，“中共政權是如何利用人民為了自身的安全，而委託給政府的權力來奴役人民的”？

　　這方面的證據多如牛毛。中共自從盜國竊政以來，從未停止濫用權力奴役中國人民。從1950年到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至少濫殺無辜的二百多萬原國民黨軍政、文教人員。

　　1951年強行推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實質上閹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和靈魂。1957年的反右運動，將近四百萬人打成右派和中右份子。當時敢言的知識分子都被打入了地獄。徹底閹割了不光是知識分子的靈魂，而且閹割了全體中國人的靈魂和自由精神。

　　正因為如此，隨後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這種荒唐至極的運動，才能夠暢行無阻。因為從此以後沒有任何人敢公開異議。直接導致近四千萬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文化大革命”則是全面徹底毀滅中華傳統文化和道德。在北京市區，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分別發生了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屠殺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親屬的滅絕人性的事件，都是在中共當局操控下進行的。

　　廣西在文革期間發生了活吃三千多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慘無人道的事件。活活吃掉了三千多人！鄭義先先的《紅色紀念碑》對這壹史實有非常詳盡的論證。這種吃人事件也是在中共政權的縱容放任下發生的。中國人整體道德的淪喪，始自反右運動，到文革時登峰造極。

　　再舉反右運動中被中共暴政殘殺無辜大學生的典型例證。民間認為反右運動中，中國人沒有爭民主，爭自由，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反右運動中，凡是堅決與中共決裂的知識分子，文革中全部被槍斃，我手頭的資料至少有近100餘位右派大學生和教師死於中共暴政槍下。只有向中共投降的人，才有活命的可能。

　　其中最典型的第壹個是林昭，林昭在1957年是北大的壹個非常優秀的學生，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為參加編撰《星火》雜誌，被中共羅織“反革命集團罪”判20年徒刑。1968年又被非法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的當天，公安居然向她的母親，索要五毛錢的子彈費！這是壹個非常典型的事例。

　　張元春、沉原、任大雄均是北大的學生和老師，都是在1957年因為翻譯赫曉夫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被打成右派。在1970年均被槍殺。因為他們在獄中堅持研究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而被中共槍殺！

　　四川大學壹個名叫馮元春的右派學生，甚至比林昭更堅定、更勇敢、更徹底。她的覺悟比林昭還更早，她遭受中共暴政的迫害，也比林昭更厲害，在1957年就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並判刑二十年，然後1968年被槍殺於南充監獄。

　　除了剛才提到的比較有名的右派學生、右派老師外，我手中的材料，至少有壹百餘位右派學生、右派老師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然後在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都被槍斃。

　　此外有壹個名叫劉文輝的上海工人，極可能是反抗文革第壹人。1957年他是個工人而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他第壹個向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數十所大學連續發了四十封公開信，批判文化大革命，結果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由反右運動和文革期間暴露出來的事實，足以證明中共是壹個暴政。說明中共暴政貨真價實。也說明中國文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確實有不少真正英雄好漢。這些英勇犧牲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是無畏中共專制暴政的暴虐，勇敢地站出來批判挑戰中共。但是因為中共專制暴政實在太殘暴，不但將他們精神、肉體消滅，而且把他們的事跡掩蓋的嚴嚴實實。

　　我今天不論證它是個極權流氓暴政，只論證它是個暴政。那麼文化大革命又是怎麼壹回事呢？文化大革命，現在的國內知識分子，居然還有人論證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趕超“美國的憲政”，而且這個人是國內相當有名的壹個知識分子。

　　毛澤東發動文革，實質上就是利用人民的權力，來奴役人民的壹個經典案例。因為毛澤東本質上，是個有濃厚流氓性的無知狂妄的農民。中共建政後，它主導了壹系列政治經濟運動，比如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這些荒謬絕倫的運動都是毛澤東主導的。而這些政治運動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活活餓死了中國四千萬農民！國民經濟則被毛搞得壹踏糊塗。

　　由於這些愚蠢的運動造成的巨大災難，使得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地位與聲望日益下降。與此同時，劉少奇、鄧小平的地位聲望上升。毛澤東也被迫讓出國家主席的職位，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力被劉少奇和鄧小平逐漸架空，這才是毛氏發動文革的根本的原因，旨在奪回被劉少奇、鄧小平架空的權力，這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動機和目的。

　　毛澤東是壹個權力欲望特別大的人，它不顧壹切、處心積慮的準備了好幾年來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這壹班掌控黨、政、軍實權的人物，把權力全部奪回來。它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名義，來實施它的奪權計劃。

　　這種奪權計劃不是壹天兩天內突發奇想，實際上從1962年開始，毛就在做大量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準備，包括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實際上都是在反擊劉少奇、鄧小平，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荒唐致極的政治運動。

　　毛澤東的文革，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摧殘得最厲害的是它把中國幾千年曆經無數戰火，仍然保留完好的中華大地無數極寶貴的歷史文物，文化典籍給摧毀壹空，把中華傳統道德、傳統文化，中華文明幾乎給摧毀得喪失殆盡。它造成的巨大文化的損失、巨大財產損失，根本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它對中國人的精神、心靈、道德的摧殘更是慘不堪言。所以說毛澤東是壹個貨真價實的禍國殃民的魔頭，根本不是所謂“偉人”。

　　而剛才我提到的那位知識分子，居然還說毛澤東是中國五百年壹遇的“偉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多人的腦袋裡是壹團漿糊，才會糊塗到這種地步。文化大革命登峰造及，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壹打三反運動”，全中國有壹百多萬人被中共當局羅織“反革命罪”逮捕、判刑、監禁、流放、槍決。有案可查的至少數千人被槍殺。

　　我當年在大陸讀到的壹個文革期間的秘密文件，提到文革期間，全中國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共有七十幾萬，其中近三十萬人被槍決，但具體被槍殺者的姓名只有待中共暴政跨台後才可能從歷史檔案中披露。但至少數千人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槍決則是鐵的事實。

　　這些所謂反革命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他們比如喊了壹句“反動口”號，或者在私人信件中寫了不滿意毛澤東，或林彪之類的話，或在私人日記中批判中共政權，他們就是反革命，就可以被槍決。因為中共中央在1966年頒布了壹個條例，叫做“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污衊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人都構成反革命罪。而根據該“公安六條”構成反革命罪的最高刑期是死刑。所以事實上，中共當局將大量的這種反對毛澤東、反對共產黨、反對所謂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判處死刑。因為它們特別害怕人民了解真相，害怕人民的覺醒，把反對共產黨的人當作頭號敵人，這就是為什麼它們槍殺了這麼多人的原因。

　　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做了什麼事呢？不過是口頭喊了句口號，或者在私人信件或私人日記中言及對中共政權的不滿而已，有的則是在朋友之間的私下交流中流露過對共產黨、對所謂社會主義的不滿，及組織馬克思學習小組之類的，這些人，很大的壹批人被中共槍決。這是個什麼樣的政權？這是貨真價實的暴政！

　　我們舉壹個簡單的例子來對比，就知道它的殘暴到什麼程度。納粹的希特勒時代，也有壹個類似法律規定：“凡是侮辱元首者，可以判處兩個星期的監禁”，對照毛澤東時代的“公安六條”，凡是污衊毛澤東及林彪者皆構成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則可以判死刑。兩相對照，希特勒是個魔頭，殺人魔王，希特勒納粹政權以日爾曼人優越論作為理論基礎，屠殺了六百多萬猶太人；而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理論，屠殺了何止六百萬？！1949年以後，毛共匪幫屠殺了近三千萬人，加上被它活活餓死的近四千萬人，加在壹起將近八千萬人死於非命。同樣屬於侮辱、污衊元首，希特勒時代僅是判兩個星期的監禁；而毛澤東時代可以把人給槍斃了。僅此壹點，足以證實中共政權是個極端殘酷的暴政！

　　第五，“中共是不是用不法的手段主宰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的自由？

　　我舉幾個例子，第壹，中共的土改，搶奪、搶劫了無數的地主、富農，全中國不下五十萬地主被屠殺；隨後的公私合營，搶劫了中國的工商業資本家，美其名曰叫做“贖買政策”即用資本家自己的財產分二十年提取利息，然後就把資本家原有的工商業產權全部剝奪壹空，這就是中共的所謂公私合營政策。

　　然後三大改造運動，其中包括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徹底閹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靈魂；三反五反運動；接下來反胡風、反胡適整風運動，又把黨內的知識分子給修理了壹番；光反胡風運動就有兩千多人被捕，七十二人被判刑，被逼自殺十幾人。反右運動更是徹底閹割了全體中國人自由精神和靈魂。

　　象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嚴重的毀滅了中國無數的綠水青山。極度無知的毛澤東頭腦壹熱就要在三年超英趕美，瘋狂的大煉鋼鐵。家家戶戶，甚至把禍、碗、瓢、勺都給煉成了廢鐵。燃料除了煤炭之外，大量就來自原始森林。1958年，中共匪幫統治下的中國，全國到處瘋狂砍樹，很多青山綠水毀於壹旦。保留了數千年的青山綠水，就是被極端無知的流氓中共匪幫給毀掉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共槍殺了數十萬的政治思想犯。而六四天安門屠城，中共公然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了至少三千名和平請願要求自由民主的大學生和市民。

　　1999年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僅僅是酷刑致死壹項，至少已有三千二百名學員被中共屠殺，更不用說被關進精神病院，或是被非法勞教、非法判刑的人，尤其值得壹提的是，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種最殘暴的人類歷史上最新類型罪刑，就是江胡匪幫的最新罪孽。剛才提到這些事實，難道還不足於證明它是不法主宰人民的生命、財產、人生和自由嗎？

　　另值壹提的是，中共政權直到1979年以後才制定刑法、民法通則、民訴法、刑訴法、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而在此之前的中共國是沒有法律的。毛澤東曾自豪地對外國記者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也就是說在毛澤東時代，不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是用中共中央的紅頭文件和毛語錄，等朝令夕改隨時變化的壹點都不規範的東西統治國家。

　　我看過不少文革期間的判決書，首先都是毛語錄，在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是毛最高指示，這種荒唐至極的現象，當代中學生、大學生、留學生幾乎都壹無所知。毛澤東時代全體國人幾乎都被毛澤東迫害成了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當今在胡錦濤匪黨的控制下，中共專制暴政實際上演變成壹種純屬靠公安、國安特務，對中國人民實行無孔不入的精神肉身控制的，特務統治下的警察社會，警察國家。每個在大陸生活的人，只要敢於發表異議，敢於對中共表示不滿， 壹定會立刻體會到這種恐怖現實。

　　我本人自2003年6月份開始，在成為鄭恩寵的辯護律師後，就受到中共的電話，手機監聽、家中和辦公室的電話全部被監聽。而鄭恩寵律師早在2001年開始就被長期監控、監聽。當今中國所有的人權律師，他們的電話、手機、家中和辦公室的電話全部都被監聽。

　　因為中共想通過監控恐赫人權律師，查找任何把柄，以便迫害人權律師。對於敢言正義新聞記者，網絡博客的作家，中共壹律採取這種流氓手段威脅利誘。在中國，除非妳對社會不公不義不聞不問，麻木不仁，埋頭賺錢，那麼妳可能不會受到中共的威脅搔擾。但是任何有思想獨立意志的人，任何關心國家前途與命運的人，任何正義之士，壹定會受到中共這種非常下流手段的控制。我剛才提及的例證，足巳證明，中共不擇手段濫用不法的手段，控制中國人的生命財產。

　　我還要提壹點就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實際上是指周朝的春秋戰國，到秦始皇以前這個時代。而秦始皇以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君主帝制的時代，根本不再是封建社會。中共政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篡改了中國歷史，把中國歷史改的壹塌胡塗。說什麼自秦以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1911年以後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是中共胡說八道。值得壹提的是，任何朝代在改朝換代以後，新上台的帝王，絕大多數是大赦天下，對前朝前代的故人以及刑事罪犯，用大赦天下的方式來安撫收買人心，平定叛亂使整個社會和諧共處。

　　只有中共暴政恰恰相反，中共1949年依非法暴力加欺騙手段奪取大陸政權以後，不但未採取任何的大赦天下的措施，而是恰恰相反，以“鎮壓反革命”為名，大殺、特殺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國軍的軍人（包括大量抗日英雄）；文教系統的職員。

　　而鎮壓反革命，是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呢？並不是以這些已經投降了的舊政府人員的反抗政府的行動或暴力行動，而是以他們的身份為標準，只要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參加過國軍的，在國民政府中當過科長以上的官員，也就是中下級官員，被中共暴政在1950年到1951年，期間至少屠殺了二百多萬，這是保守的估計數字。

　　如果按照毛澤東自己承認的數字，則是七十萬人。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承認鎮壓反革命，槍殺了七十萬人。毛澤東還非常自豪的稱：“秦始皇算什麼！秦始皇不過坑了三百六十個儒生而已，共產黨人超過秦始皇壹百倍。我們槍殺了至少超過三十六萬反革命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毛澤東純屬“我是流氓，我怕誰”？壹副流氓嘴臉暴露無遺。

　　第六，“中共是不是毫無理由的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費人民的財產”？

　　我認為極度無知的流氓中共，搞的所謂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大躍進等禍國殃民的運動，毀滅了中國無數的青山綠水，破壞了中國的生態平衡，餓死了四千萬的農民，這是壹個典型的事例。

　　第二個事例，文革中的打砸搶運動，毀滅了中國無數歷經千年戰火，仍保留完好的無數的極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文化遺產。焚書在文革期間家喻戶曉，紅衛兵焚書，家家戶戶除了毛澤東選集以外，其它所有的歷史、小說、政治、社會科學的書，幾乎無壹例外，全部都被付諸壹炬。

　　第三，比較典型的，像江澤民搞的國家大劇院；李鵬搞的三峽工程；朱容基搞的磁懸浮列車。諸如此類的政績工程，為千萬中共貪官污吏，提供創造了無數貪污受賄的良機，同時卻浪費了無數納稅人的血汗錢。

　　至於中共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瘋狂迫害法輪功的運動，迄今已經整整十年，它濫用民膏民脂，為了迫害法輪功，中共動用的金錢是多大的數字呢？據有關資料披露，至少超過四分之壹每年國民經濟總收入。也就是說每年納稅人繳的血汗錢有四分之壹被用於鎮壓法輪功。這難道不是迫使人民流血，和浪費人民的財產嗎？這不是太明顯了嗎？ ！

　　第七，“中共有沒有抹殺人類的良心？

　　有沒有迫使人民服從它自己的觀點”？姑且不論鎮壓法輪功事件。在法輪功之前，在1950年，中共對壹貫道採取了群體滅絕政策。在1950年到1952年期間，壹貫道信徒，凡是拒不投降，不放棄信仰的，壹律槍決。因此壹貫道在中國大陸幾乎消聲匿跡，而在台灣，現在還有好多壹貫道的信徒。

　　至於後來，中共搞的三自教會，愛國天主教之類的，純屬中共為了欺騙國人，愚弄國際社會的壹個花瓶。1999年的鎮壓法輪功就不用細說了，典型強迫人們改變或者放棄自己的信仰；強迫中國人信仰馬列主義，而且壹以貫之。從1949年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

　　雖然今天的馬列主義已經有所改變，當初叫做毛澤東思想；後來稱做鄧小平理論；然後變成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目前就是胡錦濤所謂新三民主義、和諧社會及科學發展觀之類不倫不類，狗屁不通的東西，強迫中國人天天政治學習，以前是每個星期兩天政治學習，現在中共壹會兒搞保先運動，壹會兒又搞這個、搞那個，強迫所有的共產黨員，甚至強迫非共產黨員也如此。

　　至於中共鋪天蓋地的通過其獨裁撐控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以及現在的互聯網絡，中宣部強制灌輸馬列斯毛鄧江胡意識形態，這都是明擺著的事實。還用舉證嗎？根本不須要舉證。我想任何壹個中國人都非常清楚。所以說中共建政以來，長期實行黨禁、報禁、言禁、網禁，而且濫用文字獄屠殺了無數的志士仁人。除了我已經提到的林昭、遇羅克、王申酉、張志新、陸秀蘭、武文俊、胡懋峰，這些都是比較有名的被中共以文字獄槍殺的民主志士， 實際上還有大批無名英雄慘遭中共流氓暴政槍殺。

　　將來歷史檔案壹旦披露，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嚇倒，因為中共暴政有壹個特點，對所謂成績，它都是乘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狂吹亂捧。比如說1958年大躍進，“水稻畝產13萬斤”！這可是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導的，而且有中國學部委員同時論證，說從科學角度這是可能的，這都是極度無知的流氓中共干出來的好事。

　　與此相反，凡是中共干的壞事和罪惡，能賴的它壹定賴掉，實在賴不掉的，它壹定是十倍二十倍，甚至百倍的濃縮，這方面的例證有的是，遠的不說，我們說近壹點的。去年四川地震，其中映秀鎮小學死了四百多位小學生，溫家寶去這個小學實地作親民秀。當地官員居然向溫家寶匯報說死了二十位小學生！

　　因為提前知道溫家寶要來，所以把所有的屍體都已經秘密的移走了，溫家寶也裝模作樣，相信這個小學總共只死了二十人，但是這個謊言被紐約時報的記者給徹底披露。紐約時報的記者深入現場，到當地的火葬場，及當地受難家屬採訪，取得了第壹手的資料，把這個迷天大謊在國際上披露出來，成為被全球轉載最多的壹篇英文報導。類似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這是中共減了二十倍報憂的典型案例。因此，中共政權真是壹個如假包換的暴政！

　　第八，“中共哪壹個統治者，在本身利益需要時採取強制手段使法律失效，使人民受到摧殘，是何時何事”？

　　那我就再舉證吧。中共歷任的獨裁者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通通是標準的法盲，這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時代，按他自己得意的說法，叫做“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49年建政，毛共匪幫立即廢除了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從此中國進入了壹個無法無天，暗無天日的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中共是按照中共中央文件，也就是說由中共匪幫隨心所欲頒布紅頭文件來治國。按照毛澤東語錄來治國，那個年代，時不時全國上下歡呼“最高指示”，全體國人整天“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百分之九十八的國人被中共暴政變成了精神分裂症！

　　公安六條是最典型的暴政惡法，比殺人魔王希特勒還殘暴百倍。可見中共流氓的下流殘暴，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今天中國大陸許多大學生、中學生、甚至留學生們，很可能對這些事實，根本壹無所知。或者說看到了這些資料，他們也無法相信。因為這實在超出了人們正常理性思維的想象。

　　中共完全不懂什麼是法律的精神？當然更不懂什麼是法治？因為它們按照馬克思的“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識的體現”這種強盜法理來理解法律。中共當局隨心所欲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司法完全受中共壹常獨裁操控，新聞不自由，因此根本沒有法治生存的餘地。

　　中共迫害人權律師所用的十二種方式，包括酷刑折磨、暴力毆打、非法綁架、跟蹤威脅、監聽監控、非法判刑、非法勞教等，這些哪壹項是合法的？全部都是法外的流氓手段。而法外流氓手段誰來行使？黑社會、流氓。因此，實際上中共連黑社會流氓都不如。所以說中共政權是壹個貨真價實的暴政！

　　第九，我曾在《論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合法性》文中提到，“在中共暴政下，整整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菁英被幾乎摧殘壹空。九洲生氣消耗殆盡，中國進入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經受了人不成其人的極端的屈辱和痛苦。因此中共政權是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暴政”。“失望”質問：“幾代人？哪幾代？文化菁英是什麼概念？如何定義？最黑暗的時期是不是比封建社會還黑暗？是不是比蔣介石統治時期還黑暗”？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專家學者，這些作家、記者、律師等等，可以說都是文化菁英，他們基本上被中共暴政閹割了自由精神和靈魂，這是不爭的事實。

　　而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在中共流氓暴政下，由於道德倫理被毀滅且迫於生存的壓力，告密成風。丈夫出賣妻子，子女出賣父母，朋友同事間相互出賣，比比皆是。從1949年到今天，在科技領域，中國大陸沒有出現過任何壹位領先世界的發明創造者。這方面幾乎等於零。

　　而在人文科學方面，整個中國大陸沒有出現過任何壹個大師級的文化人，沒有出過壹部足以傳世的巨著，文學、思想、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有哪壹個值得壹提的東西？沒有。我們知道上個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壹大批大師級的文人，比如說像陳寅恪、辜鴻銘、梁啓超、王國維、陳獨秀、蔡元培、胡適、林語堂、梁實秋、魯迅、劉半農、錢玄同、吳宓、章太炎、梁漱溟、劉師培、黃侃、劉文典都是文化界公認的大師級的文人。

　　而中共建政以後，出現過誰？沒有任何壹個可以跟他們相比，到今天為止，沒有。而今天在大陸名聲大噪的那些所謂文化人，包括余秋雨之流，這些人連骨頭都沒有，怎麼能跟這些人相比？更何況今日中國大陸的文人，整體被抽掉了脊梁。

　　我們不用說遠的，舉壹些最近的例子，像在刑法領域，比如說趙秉志，中國第壹個刑法學博士及北京大學的陳衛東教授，在楊佳案中表現出來的軟骨和媚骨，令中國法律人對這種教授不齒。

　　再如說鄧玉嬌案也出現了壹批所謂刑法專家學者，包括馬文昌、盧建平、高壹飛，齊文遠、梅傳強，這些人都是在鄧玉嬌案判決後，大發議論，拍共產黨的馬屁。昧著良心把鄧玉嬌說成是罪犯，說成是所謂防衛過當。還說鄧玉嬌受到的性侵犯不是嚴重的人身侵害。

　　這些所謂專家學者顯然是被抽掉了脊梁骨的、沒有骨頭的共產黨的走狗奴才，兩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中共政權，遠遠不如1911年以後的北洋政府，也遠遠不如1927年以後的國民政府。

　　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1926年，北京大學生劉和珍被槍殺這個事件，壹共有四十三名大學生因示威被北洋政府槍殺，還有二百多人受傷。這個事件與1989年的六四屠城，性質類似。中共動用三十萬全副武裝的正規軍，用坦克機槍槍殺了至少三千多大學生和市民。中共到今天不但拒絕認罪，而且把所有參與學生運動的，被它們錄像，或者被告密的人，成千上萬投入監獄。

　　判死刑立即執行的近二千人，當場打死了三千多人，還有至少幾萬人被判重刑。天安門母親經過二十年不息的抗爭，中共仍然對她們極盡打壓之能事。而當年的北洋政府的總統段祺瑞，在得知部下槍殺學生以後，親自在現場長跪不起，向死難的學生亡靈懺悔，而且從此以後終生素食。隨後立即把下令槍殺學生的責任人依法處置，採取了壹系列的措施。

　　因為當年的中國是壹個自由的共和國，有五百多家的私營報紙雜誌及眾多大學教授專家學者，猛烈抨擊北洋政府，最終導致北洋政府壹年後垮台。從這壹事實，兩相壹比較，可見中共暴政是遠遠比北洋政府殘暴百倍的暴政。

　　至於中國現在是不是比奴隸社會還黑暗的問題。關於奴隸社會是否黑暗，或者如何黑暗的問題。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什麼是奴隸社會根本就壹無所知。我想舉兩個簡單的例子來談壹下奴隸社會的問題。

　　奴隸制的社會存在於公元前七世紀到三世紀的古希臘雅典，在美國1862年以前也存在奴隸制。也就是說，壹直到林肯宣布解放黑奴之前。從當時這兩個典型的奴隸制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奴隸制社會僅僅是對奴隸本身，沒有人身自由，他必須在奴隸主莊園裡勞動，但是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起碼的保障，這壹點毫無疑問。同樣是在壹個奴隸制並存的時代，古希臘雅典誕生了人類第壹個民主制度，而美國則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現代自由憲政民主制；足以表明所謂奴隸制時代，並不是黑暗到奴隸主可以隨心所欲打死奴隸，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奴隸實質是壹種財富，是壹種財產，奴隸主肯定是愛護財產的，他不會輕易把他的財產毀滅，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這壹點我從美國歷史得到了印證。美國在1776年獨立戰爭打了8年獲得了獨立，1887年通過制憲會議，用憲法創立了美利堅合眾國。從此以後，美國就走上了壹個自由、憲政、共和的民主制度。與此同時，它還並存奴隸制；並存的奴隸制到底黑暗到什麼程度，它並不是多麼黑暗，當然有個別奴隸主非常殘暴，經常打罵奴隸，這個確有其事。但大部份奴隸主實際上是非常愛護他們的奴隸的。

　　中共黨文化灌輸奴隸社會黑暗的說法，並沒有依據。同樣的道理，西藏的所謂農奴制，被中共描述得壹塌胡塗，實際上根本也不像中共描述的那麼黑暗。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餓死了的事例，但在中共暴政下例外。

　　第二，封建社會是不是黑暗到了暗無天日。首先必須指出中共篡改歷史，把秦始皇以後各朝代都當作封建社會，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在這二千年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君主帝制社會。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才是封建社會。

　　春秋戰國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諸子百家誕生的時代，換句話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輝煌的時代。那個時代人們最自由，因為它是壹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什麼概念呢？就是每壹個打天下的功臣，都獲得分封土地，在各自分封的土地領域內，他就是王。

　　因為每壹個領地，都有它自己的領主，所以當時的文化人思想活躍，因為封建制度下，實際上人們可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而到了秦始皇統壹中國以後，這些條件就消失了。中央集權，使得地方自治的因素被全部掐掉了。

　　君主帝制，從某種意義上，實際上不如封建專制。但它是不是黑暗到比中共匪幫還黑暗呢？肯定不是。因為在封建社會或君主帝制時代，中國的文人如果對皇帝或某個政權不滿，可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過那種世外桃源的生活。

　　因為封建社會也好，君主帝制社會也罷，君主帝王對社會的控制力是很有限的。他們不像共產黨極權社會，對全社會每壹個毛孔都實行控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範圍僅僅涉及到縣壹級，也就是州縣壹級，由中央政權控制。地方完全是由鄉紳自治，管理地方的事務。而地方鄉紳因為要在家鄉豎立威信，他們都要修橋補路做好事，才有可能贏得人們遵重與愛戴，所以這個情況下，中國的封建社會君主帝制時代，顯然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度的。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唐詩、宋詞和元曲等，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那麼輝煌燦爛的根源。為什麼呢？朝廷沒有控制中國人的嘴巴，中國人可以不依賴朝廷就能夠生存；而中共暴政控制了所有中國人的嘴巴即生存權，如果任何人不跟中共暴政合作，或者反抗中共暴政，不但他本人無法生存，他的家庭，他的親朋好友全部都受到株連，而失去生存權，這就使得中國人不敢反抗，敢反抗的僅是極少數人，而真正勇於反抗的人，都被中共暴政壹批壹批的屠殺。但是中國人從來沒有被嚇倒過，壹個人倒下去，還有更多的人站起來，到了今天這個變革時代，更多人站了起來。

　　最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實質上要比共產黨政權好得多。為什麼它好得多呢？因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始終以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目標，始終按照“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推行五權憲法。而且如果不是中華民國壹開始就陷入不斷的內憂外患，中國早已實現憲政民主。

　　事實上蔣介石在北伐成功建政後，也就是在1928年，國民政府就已經宣布開始訓政，結束軍政，而且明確規定訓政的時間是六年。也就是說到1934年，開始實行憲政。

　　但是1931年，中共在蘇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在“九壹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四十九天后，中共居然在江西瑞金非法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公然的武裝叛亂，所以中共是壹個標準的顛覆國家政權的非法暴力叛亂犯罪集團。正由於九壹八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加上中共這種武裝叛亂，打斷了國民政府的訓政日程，所以才被迫推遲了訓政時間。

　　壹直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再次提出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由此當年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幾個主要大的政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全部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其成果是通過了雙十協定。明文規定實行憲政。如果不是中共挑起內戰，那麼憲政民主制在中國也早已經實現。所以說國民黨政府要比共產黨暴政，要好上百倍。

　　那麼為什麼蔣介石退守台灣以後，壹直到1980年才開放黨禁呢？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中共大陸暴政虎視眈眈，在台灣海峽布重兵，國民政府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面對中共極權暴政，蔣介石必然要採取對抗防範措施。蔣介石在退守台灣之後，確實採取了黨禁，也採取了報禁的措施。但這都是被逼的，軍事突變後的特殊情況下的產物，所以不能把這些責任，單方推到蔣介石國民黨頭上。

　　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台灣，1950年就開始了縣壹級的民主選舉程序，而且壹以貫之，從此以後，所有的縣長都是由台灣人民主選舉產生的。任何人如果競選成功，他就是掌實權，所以台灣的民主實際上有壹個很雄厚的基礎，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縣壹級的民主選舉，而壹個社會，壹個國家直接對人民關係最直接密切的權力就是縣級的自治權。

　　在台灣不但是1950年開始實行縣級民主選舉，而且還進行了土地改革。台灣採納美國的建議在陳誠將軍主導下進行的土地改革非常成功，被國際社會推崇為向第三世界人多地少的國家，不像共產黨的強盜土匪的搶劫式土改。

　　國民黨的土改政策是政府贖買的政策，由政府出錢，向地主把多餘的土地收購給國有，然後再低價賣給貧苦的農民，使得耕者有其田。而這些地主拿到政府的錢轉向投資工商業，促進了台灣的工商業經濟發展，這些情況，大陸被共產黨洗腦洗得壹無所知的愚民，根本就不懂，所以迄今才會仍有那麼多人胡說八道說蔣介石怎麼陰暗、怎麼腐敗，蔣介石跟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比較，真是天差地別。

　　蔣介石實際上是壹個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這壹點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所以到1980年代，台灣實現了開放黨禁，然後到80年代的中後期，就開始了全面的民主選舉，現在經過了兩輪的民主選舉。台灣的自由憲政民主制度，經受住了考驗，已經是壹個成熟的自由憲政民主制度。亦即共產黨暴政已經差台灣國民政府十萬八千里。

　　無論如何，中共政權是不是壹個暴政，是壹個事實判斷，而不是壹個價值判斷。它不是因為比如說我郭國汀的立場不同，故對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而是壹個事實判斷。

　　這個事實判斷，就是對客觀存在的判斷。不是由壹個人的主觀判斷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大、可小。中共政權是壹個貨真價實的暴政，是壹個如假包換的超級暴政！中共政權既然是壹個超級暴政，推翻暴政是每個國人的天賦人權，推翻暴政不但是國人的天賦人權，而且是每個國人的義務和責任，這就是結論。

　　第五章：論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暴政

　　今天我想進壹步論證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暴政。這也是至關重要，原則性、根本性的問題。許多的中國人，不要說普通民眾，即便是文人知識分子，即便是民運人士，甚至有些對政治、法律有所研究的人，事實上也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例如，有壹位民運人士寫了壹篇“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方案”之類的長篇大論，但是他卻說“中國幾千年的極權專制的傳統”，這是壹種說法。

　　第二個例子，有不少中國文人，而且是有相當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受全盤西化論的影響非常深。他們把當代中國人蒙受的巨大深重的苦難、無窮無盡的災難的根源，往往不假思索把這壹切的罪責都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如何如何，導致當代中國人輕易接受專制暴政，壹個個都沒有正義感，自私自利、麻木不仁、沒有是非心、沒有道德責任感等等。

　　第三類，比較典型的就是08憲章。我本人支持這場08憲章運動。但僅在針對民間的民主啟蒙意義上，它在普及民主基本常識方面有相當作用，也吸引了眾多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參與，這就是它的啟蒙意義。

　　但是08憲章在序言中“威權統治”的提法，卻是它致命的缺陷。它說“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溶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續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制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

　　08憲章在它的序中兩次提到威權統治。換句話說，08憲章的起草者們有意將中共政權的性質定性在威權政體，這是壹個非常值得探討、爭論和辯論的主題。今天我的主題就是論證：為什麼中共政權不是所謂威權政體，而是壹個極權暴政。

　　首先從詞意上來看，什麼叫極權？什麼叫威權？必須指出極權決不是我剛才談到的那個民運人士所說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極權專制傳統。事實上極權概念是1926年才進入英文領域，意大利在1925年首創極權概念。從意大利語totalitario演變成英語totalitarian。由此可見它肯定跟中國傳統文明文化或政治毫無關係。

　　極權的涵義，與專制、獨裁密切相關。但它又不是同壹個意思，在1925年極權概念出現以前，人類歷史上已經有各種各樣的專制獨裁政體，政治學上也已經有至少五、六種詞彙形容專制獨裁政體，包括：despotism 專制統治；dictatorship獨裁統治；tyranny暴政；autocracy 獨裁統治；Authoritarian  獨裁專權。但沒有壹種詞彙能準確的描述極權政體，所以極權概念就由此創製。從基本概念上看，極權肯定是現代西方的產物，而決非中華傳統文化的產物，這壹點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其次，極權分為極左的極權和極右的極權兩大類。從學術意義上則可區分為三類，還有壹種宗教的極權（例如伊朗政教合壹的政權），這裡我們不討論宗教的極權，因為跟中國沒有關係。極左的極權是指共產暴政，共產黨專制政權，都是極左的極權暴政；極右的極權政權，主要是指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軍國。

　　海外有許多論文評價德、意、日這三個軸心國家都是極右的極權國家。而極左的極權政權，就是指共產黨專制暴政，像蘇聯、前東歐的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及目前還存在的中國、北朝鮮、古巴、已經滅亡的紅色高棉，都屬於極左的極權政權。

　　極權政權是不可救藥的。壹個政權壹旦變成極權政權，它就只有馬不停蹄朝前走直至死亡，像孩童玩抽陀螺遊戲壹樣的道理，要是停它幾分鐘不抽陀螺的話，陀螺就會停下來。極權政權的原理壹模壹樣，如果它不採用暴力欺騙和恐怖手段統治的話，它就沒有了動力，就會停下來。事實上所有的極權國家都不可能自動停下來，它必須定期重複採用種種暴力、欺騙、及恐怖的手段來統治國家鎮壓人民，否則人民就會膽子越來越大，最終必然造反。

　　凡是極權政體它的下場壹定是被外國打垮，或內部革命終結，只有這兩條路，根本沒有和平演變第三條路可走。當然內部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能是和平的，但壹定是革命。很可能是人民拋棄了極權政權。像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最後實際上都是被各國人民自己給拋棄的。

　　什麼是威權？英語叫做Authoritarian ，這個詞始創於1879年，也即約壹百三十年前第壹次問世。因為歷史上其它政治學有關專制獨裁概念無法形容這種政體的準確性質，所以政治學家創造了該概念。該詞的涵義，按英文原義包含兩層涵義。

　　第壹層涵義是指：盲目屈從權力；第二層涵義指：將權力集中於壹個領導人，或壹個精英集團，而不按照憲法對人民負責。換句話說，Authoritarian所含的兩層涵義，都與權力有關。中文世界研究極權的專家仲維光先生認為把Authoritarian翻譯成“威權”，是中國體制內文人故意誤導，因為“威權”本身涵義不明，極易誤導公眾，讓人們摸不著頭腦，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玩意。而將中共極權暴政輕描淡寫說成所謂“威權”更有嚴重誤導公眾之嫌。最貼切的翻譯，應是“專權”或“集權獨裁”才符合原意。

　　第三，極權有哪些特徵？學者們有不同的歸納，極權研究專家阿倫特歸納極權政權的六個特徵：第壹，壹個針對階級敵人或者種族的意識形態。第二，密秘警察恐怖制度。第三，國家完全控制和操縱經濟。第四，壟斷的壹黨制政府。第五，完全隸屬於政府的新聞壟斷控制。第六，唯壹的絕對由政府控制的軍隊。我認為胡適博士根據美國政治學家伊斯曼的理論歸納的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徵，顯然更詳細具體。

　　也許這是理論家與實務家的區別，伊斯曼的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徵，主要是包括第壹，把狹隘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第二，由壹個軍隊般的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政權。第三，嚴厲取締壹切反對政府的意見。第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第五，神化領袖，把領袖當做壹般信仰的中心。第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和欺騙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亦即愚民政策）。第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第八，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第九，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第十，使人民陷入文化和訊息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第十壹，由政黨統治壹切藝術文化，第十二，破壞政治信譽，使用虛偽和偽善的手段蒙閉人民。第十三，政府有計劃的實施罪惡行為。第十四，鼓勵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謂人民公敵（也即所謂階級敵人）。第十五，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法，對待所謂人民公敵。第十六，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第十七，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長（極度無知的中共暴政從鼓勵英雄母親至強制計劃生育）。第十八，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到處濫用。第十九，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壹切勞工運動。第二十，工農商各行各業，全部受政黨領袖的控制。

　　這二十個特徵，是傳統極權主義的典型特徵。當代極權主義的特徵，主要是中國和北朝鮮和古巴，我在“論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合法性”文中將其歸納為三大類。

　　第壹，絕對的官方意識形態，例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瞎貓屠夫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新三民主義，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第二，官僚特權犯罪利益集團壟斷壹切權力，政治權力就不用說了，包括壟斷大眾傳媒，立法、行政、司法、軍隊、警察，亦即國家的全部權力機構及公、檢、法、司，警察、特務、監獄等全部國家暴力機器，以及全部非政府組織，即所謂NGO。比如近日像北京當局蠻橫無理查封的公盟，都是由政府絕對控制。第三，對全社會實行密秘警察，特務統治，實質上使整個國家成為壹個特大監獄，國人全部變成實質上的奴隸。這就是我們將胡適先生歸納的二十項及阿倫特提出的六項，簡化為三大類特徵。

　　每個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可以對照壹下，有哪壹項不符合？中共當局現在仍然絕對符合極權政治的全部特徵。除了剛才提及的特徵之外，在當代社會條件下，極權政權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壹，用現代化的通訊交通手段對從大都市到窮鄉僻壤的村民，進行無時不在的強制洗腦，及精神控制。全體國民根本無法避開統治者每天貌似公正的訓示，被迫每天接受精心偽造、精心包裝、閹割了事實真象、或半真半假的各種輿論導向的信息，訊息的灌輸。長此以往，國人就在潛移默化中被奴隸化，被銷磨掉了反抗意識而成為奴隸。目前中國的國民，很大壹部份就是這種狀態。

　　第二，政權壹方和民眾壹方的實力差距絕對化。現代極權政體體現為官民實力差距絕對化。沒有組織的壹盤散沙的民眾，面對的是壹個武裝到牙齒的撐控著軍隊、警察，公、檢、法、司，監獄所有的暴力機器的官方。所以在現代極權國家武裝暴動或武力反抗暴政，成為現實上的不可能，因為民間沒有實力。現代極權國家已經變成了壹個超級專制暴政，所以人民就成了任當權犯罪利益集團宰割砧板上的魚肉。

　　第三，極權政權都是反覆用暴力、欺騙宣傳加恐怖三大手段來統治國民。中共使用暴力統治的例證我已在“論中共政權是個暴政”專題中充分舉證；極權政權下幾乎所有社會訊息，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教育各方面訊息，幾乎都離不開謊言。它的謊言在當代的條件下，已經精緻化，或稱白骨精化。也就是說，從赤裸裸的公然欺騙，已經演變成今天的非常精緻包裝的各種謊言，它都是導向性的，確實很容易令普通民眾受騙上當。

　　中共封殺所有的傳統媒體，它對傳統媒體的封殺嚴厲程度？我在巴黎國際傳媒會議上，做了壹個專題報告《中共政權與媒體控制》，列舉了中共政權對傳統媒體採取的十七種控制手段，使得中國社會所有的傳統媒體的自由度等於零，甚至等於負數。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全是中共灌輸的謊言，或者都是它欺騙公眾的輿論導向式的訊息，所以全部都是虛假訊息，或者變質的訊息，是按中共的要求精心裁製的訊息。

　　當代中國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共政權是壹個所謂的威權政權，或稱威權統治。為什麼這些人對這麼明顯的極權暴政，視而不見呢？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壹個極權政權，大概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將中共說成是威權政權的人，以及西方國家的學者或者中國通們，也都會同意，這是個不爭之論。

　　問題在於極權主義從誕生發展到今天，已經將近90年。極權主義並非機械的壹成不變的，它也會與時俱進，以各種面目出現，而且越落後國家的極權越劣質，面臨滅亡的極權跟初期原始的極權，顯然有所不同。初期的極權像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極權，及斯大林共產極權，或東歐諸共產國極權，跟當代中國鄧江胡搞的極權，確實有相當區別。

　　比如在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是絕對化的，全中國人民每天都被逼得早請示、晚匯報，發明任何東西或做出任何成就，都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那個時候的極權是絕對的。而鄧江胡專權時代的極權是不是不存在了呢？全然不是。那麼是否共產黨變好了呢？更不是。

　　不過共產黨比以前更陰險更狡滑欺騙手段更高明因而欺騙性也更強了，原來那些極度無知的土包子出身的匪黨，現在變成了都有高學歷的（儘管大多是偽造或是騙賄買來的學歷），確實有不少碩士、博士共產黨官員，所以中共的欺騙手段與時俱進，像新聞的出口轉內銷，或者中共乾脆收買國外新聞媒體，進行精緻包裝後向全世界進行宣傳。

　　例如中共在全世界大建孔子學院，但是在中國卻有成百上千萬的兒童失學。中共卻花費納稅人的血汗錢，投資在全世界搞了壹百三十多所孔子學院，理由是要滿足外國人和海外華人學中文和瞭解中國文化，但顯然是胡扯。這完全是為了欺騙國際社會，矇騙國內那些推崇儒學的學者專家們，他們還真洋洋得意，以為中共政權已經聽了他們“帝王師”的勸導，所以現在中共開始遵孔了，壹個徹底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罪魁，壹個徹底摧毀孔聖人故居極珍貴歷史文物的文盲加流氓的政權，壹個將數百萬知識分子打入地獄殘酷迫害二十年的流氓政權，居然突發奇想尊起孔儒來了？！這完全是壹廂情願的自我安慰。

　　中共政權現在是不是已從權權暴政退回專制政權，甚至退回到所謂威權政權了呢？顯然不是！首先，共產政權都是極權暴政，這是定論。茲舉幾個著名的人物來支持我的論點。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喬夫於1991年底，在他的總統講話中明確指出“極權主義制度長期剝奪了我們國家發展的可能，它埋葬了我們國家的繁榮和昌盛”。隨後葉利欽總統也說，“我們國家清楚地高度評價妳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以及對我們為克服極權主義噩夢帶給我們的遺產的努力的幫助和支持。”這是前蘇聯共黨總書記和俄國總統對共產主義極權性質的認定。

　　羅馬尼亞總統特萊揚?伯塞斯庫2006年12月18日在羅馬尼亞國會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共產主義是壹個聲稱掌握‘真理’的政治團伙強加給羅馬尼亞人民的極權；它是 壹個徹頭徹尾的暴力政權；它是壹個把羅馬尼亞人民從五百年的現代文明歷史中剝離出去的鎮壓體制；它違反法律並強迫羅馬尼亞人民生活在謊言和恐懼中。”“共產 政權在統治間殺害了數十萬的羅馬尼亞人民，危害波及數百萬人”。他說，“廣泛深入的研究和證人的證詞，都證實共產極權的反愛國本質，鑒此， 壹九四五年到壹九八九年間統治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是非法的犯罪組織。”

　　東德民選政府國防部長萊納爾? 艾波曼說：“中歐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全都沒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因此它們必然要離開歷史舞台。歷史告訴我們，壹個頑固不化、不能改革的政權早晚會垮台。中共也必須知道，如果它不向民主化方向轉變，不能夠反省自己的錯誤，就會有其他人來接替他們，如果它自己不下台，就會被人趕下台”。

　　上述蘇聯和東歐總書記、總統、國防部長，異口同聲認定，共產政權就是極權。中共鄧、江、胡專權時代，仍然是共產政權， 仍然是共產黨壹黨專政，  共產黨仍然操控公、檢、法、司軍隊警察監獄等全部國家暴力機器，共產黨仍然獨裁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共產黨仍然把持著， 掌控著所有傳統媒體，共產黨還對互聯網進行全面封殺，我剛翻譯的美國自由之家2008年的網絡自由媒體評價“中國互聯網自由度評定”，認定中國僅次於古巴，成為全球第二名互聯網最不自由的國度。這意味著什麼呢？互聯網自由，實際上與傳統媒體自由類似同步。最不自由的國度，基本上都是極權國家，或者特別專制特別獨裁的國家。北朝鮮若參評的話，壹定是第壹名，亦即北朝鮮第壹，古巴第二，中國第三，而胡錦濤公然宣稱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政治！

　　根據著名作家曹常青先生披露：台灣總統馬英九說：“不能用六四當時的尺度，來看今天的大陸”，他還說“大陸最近十年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也稱：“當今的中國，己經不是六四天安門的中國，今天的共產黨，也不是那時的共產黨”。甚至天安門學生領袖柴玲也說，“我想對現在的中國國家領導人講幾句話，因為他們確實跟六四直接屠殺沒有任何的歷史責任，我希望他們能借著這個機會，能夠開始中國真正的政治開放”。從這幾個政治人物對當今中共的評價，認為今天的中共和六四屠殺學生的中共，己經不壹樣了。中共變好了嗎？或者中共己經改良了嗎？或者中共己經從極權暴政退成專制，或退成所謂威權了嗎？！

　　這些人因為是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客多有政治利害考量，像馬英九，呂秀連在發表見解時，往往都受到其身份地位限制，不得不考慮政治現實利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說法，首先就值得懷疑？

　　此外，體制內法律界人士，體制外的民運人士，有人認為與體制內的憲政對話正在形成，也有不少人苦苦懇求與中共對話，甚至要與中共和解，等等。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呢？凡是體制內的人均有壹個致命的弱點，像俞可平，據說是胡錦濤的智囊，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中國第壹個政治學博士，他在國內大論民主，他論民主的文章被官方媒體炒的沸沸揚揚，不過那是中共偽民主論。

　　然而近年來，不但體制內的人，或國內的民眾對他崇拜的五體投地，甚至連博學的劉曉波居然也對他盛讚有加，可見其高明的欺騙性。我對俞可平的中共偽民主論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我歡迎俞先生公開批判反駁我的論點。我的結論是：凡是體制內的人，特別是當權人物，不管他是政治學的也好，法律學的學者也罷，都有壹個致命的弱點：他們根本不敢觸及能夠動搖中共統治根基的根本問題。

　　任何體制內的人，無壹例外。因為“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對體制內的當權人物的論點根本不必當回事，因為它們往往是配合中共當局緩和民眾的憤怒，以撲滅民眾反抗的怒火。這些人絕對不會為中國真正的自由、憲政、民主的明天而努力。

　　中共體制內最先進的賀衛方、張博樹和劉軍寧，他們是最勇於表達真實心聲的體制內的真正學者，即便他們也仍然有所保留，可想而知那些體制內當官的傢伙。因此國人輕易不要相信那些當權者的糊弄國人的胡說八道，它們的目地旨在誤導公眾，它們決非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而是為了中共當權犯罪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為中共充當無恥、無行幫凶幫閒文人角色。

　　至於不少海內外民運人士或其他人士，仍對中共抱有幻想。這個情況錯縱複雜，因為他們當中，許多是偽裝的民運人士，不少是中共打入民運中的臥底共特。對這些故意誤導公眾的傢伙暫且不論。我只是對那些思想認識胡塗的人，談談我的看法。

　　胡錦濤專權以來，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蠻橫關押、殘暴酷刑、枉法無罪重判，是少了還是多了呢？絕對多了！對全社會精神思想信息控制是嚴了還是鬆了？絕對是更嚴了！對法輪功學員、對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的酷刑、迫害致死的人數是多少呢？根據統計法輪功學員是3,300餘人；而根據家庭教會的統計是10,000多人，這些都是在江、胡時代發生的。

　　東州事件，中共用坦克機槍鎮壓失地農民，近年來中共當局頻頻使用武警、或軍隊鎮壓民眾抗暴運動，多得數不勝數。像1989年六四屠城鎮壓學生民主運動；1999年迄今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及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惡性事件；2008年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導致上萬名師生死亡，這些都是極權暴政的產物。因為如果不是壹個極權暴政，僅僅是壹個專制政權，比如軍閥專制政權，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四川土軍閥曾經命令：凡是縣政府的大樓比學校教學大樓好的，縣長立即槍斃！這意味著什麼呢？軍閥的首領，大多受過四書五經，傳統的私塾教育，皆有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素養，因此他們有最起碼的底線，重視教育，因為他們知道兒童關繫到國家的未來，教育關繫到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共產黨關注過教育嗎？共產黨是摧殘教育，它關注的是強制黨化教育、強制洗腦、異化毒化學生，它根本不關心中華民族的未來，而只關心如何獨裁壟斷政權以便更持久地撈取個人私利，雖然軍閥與中共竊政的目的均在於私利，但中共是邪惡黨化因而毫無人性，而軍閥還有中華傳統道德文明的約束故人性尚存，這就是它們本質的區別。

　　軍閥段祺瑞是北洋政府總統，當他得知部下槍殺43名學生以後，親自到現場去跪拜亡靈，而且從此以後素食終身，及時依法處理責任者，最後仍然引疚辭職。犯下六四屠城殺戮三千多名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流氓中共，不但拒不悔罪反而將成千上萬名學生市民逮捕處死或判重刑，甚至嚴密封鎖壹切相關信息迄今。因此，中共政權及鄧江胡之流與四川軍閥、北洋政府及段祺瑞相比天差地別！

　　毛鄧江胡與北洋軍閥或四川的土軍閥比都沒法比，根源就是共產極權。從德國納粹極權的政治宣傳來看，我們就能知道極權的涵義是什麼。

　　納粹極權教導人們說：“只有全權全能的國家，才能夠拯救人民，只有全部權力都掌握在國家手中的這種政權，才能夠拯救德國人民。每個人必須將其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有關個人自由觀念是錯誤的，歷史啟示我們，總是有人為王，有人提供服務；平等的信條也是錯誤的，因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在膚色、人種、智商、體能等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平等；而同胞之愛應當限於相同的種族成員之間；不同的種族之間的爭鬥，歷史上從未間斷，因此戰爭是壹種註定使人類年青化的神聖習慣，戰爭必須是神聖和光榮的”。這就是德國納粹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

　　對照中共的宣傳，明顯可見中共的極權理論，何其相似。毛澤東在1929年發表“論反對自由主義”，希特勒反對自由，反對平等，毛澤東也反對自由主義，強調共產黨官員的特權；共產黨長期強制宣傳共產主義，要人民熱愛集體，熱愛共產主義，要以國家利益為重；與此同時不但不保護個人權利，卻隨心所欲地侵犯個人權利。中共極力煽動階級仇恨，煽動人民仇恨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對他們進行數百上千萬的肉體消滅，他們的子女則被剝奪壹切政治、經濟及受教育的權利，淪為社會最底層賤民。希特勒納粹，以德意志種族優越論，煽動德國人仇恨猶太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中共只不過把“種族優越論”置換成“階級鬥爭，階級仇恨論”而已。

　　為了煽動仇恨，共產黨胡編亂造了《白毛女》、《收租院》，及沉崇被美軍士兵強姦偽案，旨在煽動農民仇恨地主、富農，煽動中國人仇恨美國。毛澤東1959年訪問蘇聯時親口對赫魯曉夫說：我們不怕打核大戰，中國有六億人口，跟美國拼的話，我們拼掉三億，還有三億，打出壹個共產主義新世界是值得的。把赫魯曉夫嚇得直哆嗦，因為赫魯曉夫沒有毛澤東這種視人命如糞土的狂妄。

　　三年前，共軍少將朱成虎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時公然叫囂：如果美國干預解放台灣，共產黨將不惜讓西安以東全部的國土毀滅，我們也要用核武器摧毀美國至少二百座城市。這就是中共狼奶灌出來的將軍的狂妄至極的狂言。

　　在中共極權體制下，人為炮製出壹個階級敵對的社會，等級森嚴的社會，貧富差距之最的社會，共產黨的極權政權，實質上是比希特勒的極權政權更狂妄，更惡劣得多的極權，也是最惡劣、最殘暴、最下流無恥極權暴政。

　　中共政權是極權，具體來說，可以從下述各項壹壹對照。極權有三大特徵：第壹是暴力；第二是欺騙宣傳；第三是恐怖。只要在中國生活過的每個中國人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他們的家庭或家族或親朋好友，幾乎找不到壹個人沒有受過中共極權的暴力、謊言、恐怖的迫害。

　　甚至連劉少奇、林彪、周恩來也都遭到這種極權迫害。最近的例子有北京市長陳希同、上海市長陳良宇同樣是極權暴政的犧牲品，中共極權或許只有獨裁者本人，未受牽扯。事實上，連大獨裁者毛澤東的家屬也不例外，毛夫人江青、毛侄兒毛遠新後來同樣成為極權專制暴政的受害者。

　　所以中共極權之“暴力、謊言、恐怖”，沒有必要更多解釋舉證。不過欺騙宣傳尤其值得壹提，焦國標教授之《炮轟中宣部》對中共極權暴政的欺騙宣傳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批判，我在《中共政權與媒體控制》專題研究報告中亦舉證了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17種手段。接著我具體談幾個問題。極權主要表現在意識行態；以及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新聞、媒體、司法、警察這些領域對國人的控制。

　　意識形態在毛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毛語錄為特徵，所有的東西都跟毛澤東思想掛鈎。毛思想不但統治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甚至統治婚姻家庭愛情性生活，這方面過來人都非常清楚，我就無須細說。

　　文化教育，中共之所以到胡氏暴政的今天，仍然覺得很自信，至少是裝出來的自信，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極權暴政百分之百掌控了中國所有的教育系統，從大學壹直到幼兒園，每個學校都有中共的黨委黨支部，甚至在北京大學和全國較重要的大學，都安插了大量特務。

　　我2003年1月份應邀到北京大學做壹個演講，請我去演講的教授事先善意警告我：學生當中有便衣，叫我演講時不要太激進。這壹事實表明：中共對大學的恐怖控制，事實上很可能自1989年六四屠城後，便在全國各大學推廣此種收買學生特務的恐怖統治術。當然我該講什麼照講不誤，因為我完全是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而共產黨只是偷偷摸摸的干那種下流的勾當。共產黨對學校的統治，除了用黨員以及特務的恐怖控制外，更糟糕的是它對全國教育體系，無論是中學、小學，特別是大學，全部採用統編教材或大同小異的統壹教材。

　　全世界凡是自由憲政民主國家，每個大學都有權出版自己的教材，每個教授都有自已的專著，而中共極權暴政下卻千篇壹律，強行推行統編教材這種制度，就是極權的表現。整齊劃壹，把所有有人變成獨立思想的機器人，這是極權者最喜歡幹的事。

　　中共政權在教育文化領域做得最徹底，迄今絲毫沒有鬆動，反而有更嚴的趨勢。我曾翻譯過壹部法學名著《CIF&FOB合同》。在譯者後記中我寫道：中國唯有實現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科學”的體制才有前途與未來。出版社未經我的同意，私下刪除了“自由、民主”四字，只剩下“法治、科學”。

　　書出版後，我問主編，為什麼刪除“自由民主”四字？他聳聳肩說：我也沒辦法，上峰有令。什麼意思呢？中共對出版界的嚴密控制採用三審終審制。壹本書要出版，要經過層層審查，主要審查政治內容。也即至少早在2000年中共就已經把“自由和民主”，做為禁制詞在所有的出版物中給禁掉。而凡是犯“錯”的編輯、編審、社長、出版社，則全部會面臨經濟行政處罰直至刑事追究，迫使所有出版界從業人員為現實利益而“自律”（即自我閹割）。這壹事實表明中共政權對教育文化出版業的控制比希特勒還希特勒，已經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中共迫害宗教信仰方面我已有數十篇專論。每個人都知道中共蠻橫無理瘋狂鎮壓法輪功的禍國殃民事件，而鎮壓法輪功的殘酷，人為製造了當今全球最大的人權災難。剛才提及馬英九總統之“中國近十年來更重視人權議題”之說，恐怕系睜著眼瞳說瞎話，顯然與客觀事實相悖。

　　至於武裝警察這個概念，大概只有中共才有。實際上是1989年中共暴政血洗天安門事件後，遭到全世界各國政府和政要的強烈譴責，因為中共濫用三十餘萬正規軍鎮壓民眾的民主要求。從那以後，中共就把大量的現役軍人，整團甚至整師轉業搖身壹變，變成所謂武裝警察，迄今武警人數業已超過百萬。

　　武裝警察的任務主要是對付民眾。而世界各國的警察，都是普通的治安警察或交通警察，其主要職責在於維護社會治安，維持公共秩序，保護人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因此警察普遍受到公民的敬重，根本不存在武裝警察的問題。我來加拿大已四年，在這期間，我到過九個國家。見過的警察不超過五十個，其中七名警察還是因為我的交通事故。換句話說，四年來在這麼多國家，我幾乎看不到警察。中國則到處都是警察，穿制服的，便服的，網上的警察比比皆是。所以說中共暴政實際上早已成為警察國家，亦即中國人民實質上生活在壹個特大監獄之中。中共極權性質壹點都沒有變，只是變本加厲，更狡滑更陰險更偽善而已。

　　再者，酷刑也是極權社會的特點，專制社會當然也有酷刑，但是極權社會，酷刑更是泛濫成災。斯大林時代對所有的政治犯採取大屠殺，斯大林極權暴政屠殺了兩千多萬人，屠殺是最嚴厲的酷刑。其次是各種各樣的精神及肉體刑，斯大林時代也是登峰造極。

　　但是斯大林極權暴政的酷刑跟中共極權暴政的酷刑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中共極權暴政不但屠殺了各種政治犯超過三千萬人，而且對全體中國人進行了長達60年的精神強暴，使大量中國人變成沒有靈魂沒有道德的行屍走肉！強姦人的肉體是世界各國刑法公認的重罪，強暴人的精神實質上即閹割人的靈魂，而人的本質乃是靈魂而非肉體，因此強暴人的精神遠比強暴人的肉體對受害者危害大得多，因此，中共極權暴政純屬最下流無恥的犯罪團伙！更惡劣下流的典型酷刑還有上壹講我提到的那些侵犯女性生殖器和強姦的案例，諸如用高壓電棍電生殖器，用電棍捅入肛門，用電棍插入陰道，像這些邪惡至極的暴行，什麼樣的政權才能造成呢？只能是極權流氓暴政！沒有中共當局的長期故意縱容、放任、甚至鼓動，怎麼可能反覆多次出現此類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可恥可恨的下三濫案例？！

　　最後，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暴行，更是驚天黑幕，也只有超級極權暴政才幹得出來，所謂威權政權是比傳統的專制獨裁政權更進步的現代發展中國家為了快速追趕世界先進的體制，絕對不可能大面積出現活體盜賣人體器官的現象。

　　談到所謂威權政權，實際上是指專權或獨裁專政，有必要加以解釋。凡是極權政權，壹定都包含專制獨裁，但專制獨裁的政權，並非都是極權政權。極權對專權是包容的關係，極權要比專制獨裁範圍更大，而專制獨裁卻不包括極權特有的內容。極權比專制獨裁要惡劣得多，而極左的極權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最下流無恥的暴政。

　　極右的極權和極左的極權，兩者的區別在於：極右的極權，是由真正的社會菁英撐權。像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它重用的人，主要是有知識、有文化、在真才實學，非常能幹的人。這三個極右極權政權生存期間，其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年均高達50%，納粹德國甚至高達100%，使得其經濟實力劇增，伴隨著軍事力量同步劇增，導致其獨裁領袖人物稱霸世界爭奪殖民地和自然資源的野心膨脹，因而敢於迎戰同樣經濟軍事實力強大的其它帝國或資本強國。

　　而共產極權即極左的極權恰恰相反，它的理論之壹乃是“人民民主”實質即“極權民主”，其重用的大體上都是無賴、流氓、沒有真才實學、但善於吹牛拍馬精於行賄的社會渣子，或者人渣。共產極權專門打壓屠殺真正有道德、思想、文化、真才實學的社會精英。這就是極左的極權與極右的極權的重大區別。

　　此外，極右的極權很容易侵略他國，因為它們具有種族優越論意識形態，認為自己的種族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優秀的種族，其它種族則是劣等種族，因此他們就要去帶領別人走向文明，就要成為統治者，所以它們就表現出強烈的對外稱王稱霸的欲望。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它們重用的是有能力的人，實行的是私有制資本主義，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也好，軍事也罷，都能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它的經濟實力膨脹。如果當權者又有野心的話，而極權獨裁當權者往往野心十足。所以它往往會拼命的擴充軍備，軍事力量壹膨脹，它必然就要耀武揚威，就要在世界上跟別人較量，爭奪領導權搶奪殖民地和自然資源。

　　極左的極權大多只會玩命欺壓本國的民眾，因為民眾手無寸鐵，跟它無法對抗。但是它從來就不敢對強國較量，因為它科枝經濟壹塌胡塗，軍事實力肯定也不行，根本無法對抗經濟軍事強國。這是由流氓欺軟怕硬的特性決定的。胡錦濤暴政亡命擴充軍備，金正日流氓政權則狂妄發展核武器，妄想對國際社會實施核武威赫。但它們僅僅是打腫臉充胖子。

　　因為國家所有真正的社會精英被它們屠殺壓抑，或驅逐到國外去了，其重用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缺德乏能的奴才，它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實力呢？共產極權的實力都是假的，都是吹出來了。

　　最後，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暴政，而絕非所謂威權政體。認清此點非常重要，絕大多數所謂威權（專權）政體，都有可能通過對話，談判進化改良，最終演變成自由、憲政民主政體。

　　像西班牙軍事專制政權；葡萄牙；希臘獨裁政權；南美洲智利、秘魯那些軍事獨裁的政權；台灣蔣介石政權；南韓全斗煥政權；印度尼西亞蘇哈托專制政權，都曾是獨裁專權的政權，便他們都經過進化改良和平演變成當今的自由憲政民主政體。

　　但是所有的極右極權政權全部是被自由世界打敗後強制改良成自由憲政民主政體的，迄今沒有任何壹個極左的極權政權進化改良演變成自由憲政民主國家， 亦即所有的極權政權全部都是經過外部力量消滅（德國、意大利、日本）都是被外部打敗了以後，強制它改變的。或經過全民革命如蘇聯、東歐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極權政權根本不可能改良。

　　為什麼極權政權不可改良呢？原因就在於它的意識形態。極權政權把自己當作真理的占有者，失了其意識形態，它的合法性基礎就沒了，為了維持政權，它必需象抽打陀螺那樣使之繼續運轉，因此它要定期不停地用強制宣傳欺騙人民，用血腥暴力恐怖來恐嚇人民，使人民成為愚民而不懂反抗，或不敢反抗，因為如果停止欺騙人民或沒有血腥暴力恐怖，人民就會覺悟覺醒，膽子就會越來越大，到壹定程度就會抗爭，就會要求自由民主。

　　有關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政權，還是所謂威權（專權）政權的問題，我本人不是極權研究的專家，我認為仲維光先生是中文世界比較優秀的極權研究專家。當然英文世界也有不少極權研究專家，但是中共政權到底是極權還是專權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壹個常識、實務問題，而不是個純理論問題。

　　任何主義，任何政權，都有壹個從誕生成長壯大強盛衰落最終走向死亡的過程，特別是違背自然規律任何的東西，註定者是短命的。而中共政權很顯然是個反自然反人性反人類的政權，因為它是建立在壹個反人類、反人道、反自然規律的共產主義偽理論基礎之上。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質就是匪幫強盜流氓權貴資本社會主義，這就是為什麼每個共產黨黨魁都要泡製出壹套能夠標上自己標籤的“理論”， 亦即意識形態，因為這是極權政體的特產。

　　傳統的專制政權，雖然也是專制獨裁，但它都有壹定限度，它對社會的控制，留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沒有大規模強制欺騙宣傳洗腦，且均有自由媒體雖然受到政府監控干預；雖然它也殘暴專橫也大量存在酷刑，但基本不存在對國民的精神強暴，專制獨裁當權者只關心自己撈私利，但它不至於因意識形態而濫殺無辜。

　　所謂威權（專權）政權，大體上與傳統的專制政權類似，但它們更注重運用國家力量強制干預經濟發展，強調社會公平，因此威權（專權）政體實質上是比傳統的專制獨裁政權進步的政體。例如新加坡被稱做威權（專權）政體，由於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其司法獨立，法治健全，社會管理制度先進，反腐反貪舉措行之有效，故新加坡除了尚未實行民主選舉之外，其他方面實質上是非常先進富裕社會公正廉潔的國家。

　　在極權政權特別是極左的共產極權暴政下，全部國家行政、立法、司法權力被共產黨獨裁撐控，新聞不自由，司法不獨立，法治無生存餘地，憲法系壹紙空文，流氓惡法充斥，思想、言論、信仰、新聞、輿論、出版、結社、教育、學術、演講自由根本不存在，“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共產極權政體則是個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因此其必然導致絕對腐敗和絕對殘暴，必然導致全社會道德淪喪，社會極度不公不義，司法專橫黑暗腐化墮落，必然導致因意識形態濫殺無辜或重刑懲罰思想犯，極權暴政當權犯罪利益集團，不僅狠撈私利，而且還要對全民強制洗腦愚民，並將所有異議反對者，打入地獄，不但徹底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而且剝奪其生存權。但共產極權暴政的壹切罪惡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共產主義真理的名義下推行的。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不但不是所謂威權（專權）政體，而且不僅僅是專制獨裁政體，而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最惡劣最殘暴最下流無恥的極權暴政！

　　2009年8月23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六章：論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

　　提要：本文曾被編輯改名為：“胡錦濤本身就是個流氓貨色”；“胡錦濤不是在執政而是在犯罪”。此題似更吸引讀者眼球故採納之，並謝謝改題者。此外，原文在《看中國》上載後於24小時內有大量讀者留言，其中有少數五毛黨徒提出質疑，但明顯系故意攪亂或弱智之問；如果其勇於真名實姓上陣，且提出嚴肅認真質疑南郭竭誠歡迎，並承諾另行論辯。鑑於本系列演講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論文，但文中所舉例證全部是我認為真實可信的資料也均有出處，儘管不排除極個別情況可能不夠精確，我對已之言論負法律和道義責任。吾得重申：吾之堅決反共純屬因嚴肅認真的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選擇。兒時我便對中共長期強制洗腦宣傳的做法極為厭惡，對被中共流氓故意紐曲的“政治”極反感，對缺德乏能無知的中共流氓當權者極鄙視。

　　經過大學四年的刻苦學習，於1984年初從理論上初步論證了中共意識形態的根本謬誤；執業二十壹年期間，僅因我的獨立思想，先後受到中共極權暴政至少八次蠻橫無理的政治迫害。儘管如此，吾之堅決反共決非因個人受迫害而尋思報復，也非為所謂仇恨而反共，南郭迄今並不仇恨任何人，對胡錦濤我僅依客觀事實充分論證其乃“政治白痴，法盲，人權惡棍，重度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但談不上對胡氏之恨，但我確實為之可憐可悲可嘆可鄙！因為吾之心胸有如寬闊深邃的太平洋，壹生從不記仇也從不報復任何曾迫害過我的任何人，因為我自1984年2月始便堅信宇宙的本質乃是愛！

　　2009年8月23日

　　今天我的主題是論證為什麼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這個問題我認為非常重要，因為迄今還有許多國人並未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而中共政權最突出的本質：流氓暴政！

　　什麼是流氓政權？流氓政權英文叫做Rogue state 或 Rogue regime，Rogue英文的定義是指聲名狼籍、無原則、沒有道德、不誠實或無用的人或野獸。因此流氓是指人性不足而獸性十足的人。State主要是指 政治或政府意義上的國家，而Regime是指政體與政權，因此Rogue state 應當譯為流氓政權，中共媒體故意將它譯為流氓國家，實質上是為了誤導公眾。因為從來沒有壹個國家全體公民都是流氓的，但是國際上確實有流氓政權的存在。

　　其實最早（1804年）使用流氓政權壹詞的是英國政治家威廉皮特，他稱拿破倫政府為流氓政權，因為當時的法國在國際關係上不守規則。1989年以來，諸如伊朗、北朝鮮、伊拉克、利比亞等政府也被國際社會稱做流氓政權。但是國際社會不敢稱中共為流氓政權，實際上，當今之世最大的流氓政權就是中共暴政。

　　流氓有如下典型的幾個特徵：首先，流氓從不遵守道德、倫理、法律及任何公平遊戲規則；其次，流氓沒有理性，根本不講道理，更無任何原則；再次，流氓信奉暴力欺詐，欺軟怕硬；此外，流氓懼怕真理，害怕公共輿論，因為它們是生活在陰溝里的動物；最後，流氓喜歡陰謀厚黑權術，而從來不敢光明正大，光明磊落行事。因此殘暴、缺德、下流、無恥、不講道理、沒有原則、不分是非、混淆善惡觀念是政治流氓的基本特徵。

　　對照中共匪幫建黨以來的歷史，無不印證中共 政權是個標準的流氓暴政。無論政治流氓或是社會流氓，都是以無視倫理、道德、法律、天道人倫，不講道理、憑藉暴力、欺詐、仗勢欺人為主要特徵。社會流氓主要是欺人、竊勾、霸市；而政治流氓則是以盜國竊政、欺壓國民、殺人如麻、霸道、霸政；利用社會流氓引發危機，自己從中漁利；或者利用流氓暴民化解政治危機，將政治問題刑責化，是政治流氓治國的貫用的手法。以流氓暴民化解轉嫁政治危機，則是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比如說08年的3月5號的西藏事件，以及最近 的7月5號新疆事件，都充份證明了這壹點。

　　再從中共黨魁的流氓作風來看，毛澤東在1964年12月召開的壹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公然宣稱勇敢 份子也要利用壹下，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份子，他們不怕死，有壹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份子，我就不贊成。鄧小平叫囂："殺他20萬，保20年穩定"，壹副流氓的殘暴嘴臉暴露無遺。江澤民回答記者問，如何看待89民運女大學生遭到強姦的這個提問時，脫口而出："六四暴徒，罪有應得"，充份暴露了中共黨魁的流氓本性。胡錦濤專權以後，變本加厲，酷刑、暴力、欺詐、恐怖等流氓手段運用的更加頻繁。近年來針對眾多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家的惡性酷刑、流氓以及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案件，都是在胡錦濤主政後發生的。

　　但迄今胡錦濤沒有任何指示懲處惡警的片言隻語，卻有胡錦濤向朝鮮學習政治，嚴厲打擊"四種人"之說，儘管胡錦濤滿口"和協社會"，"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新三民主義"，然而同時卻嚴厲封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國際互聯網，殘酷打擊報復人權律師及民間公義組織。對政治異議人士濫施文字獄及酷刑。

　　必須強調指出，金正日政權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流氓暴政，而金正日無賴至極，他自己獨霸北朝鮮無數美女，整天花天酒地，奢侈至極，卻活生生的餓死了200多萬的朝鮮人，窮兵黷武的製造原子彈，旨在恐嚇全世界。而胡錦濤壹上台就公然表示要向北朝鮮學習政治，足以證明胡錦濤本身就是壹個流氓貨色。

　　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在中共當權者煽動縱容下，流氓惡警赤膊上陣，悍然踐踏天理人倫，從文革中的殺戮婦孺、輪姦女囚、逼迫女反革命與公牛交配；到惡警履履公然強姦、性污辱法輪功學員，以殘害女性生殖器為樂，將女性學員集體剝光，強行投入男性牢中；至毆打記者、教授、人權律師與人權活動家；甚至暗殺人權律師高智晟，追殺民主鬥士郭永豐，酷刑暴打眾多人權律師；濫施文字獄，大量迫害良心人士，無不突顯中共流氓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亞聖孟子指出："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亦即孟子指出沒有是非之心，沒有羞惡之心的人都是獸類。而中共流氓政權，毫無是非之心，更無羞恥之意，因而純屬獸類。罪大惡極的中共匪幫，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為了獨霸政權，從來憑藉暴力謊言，恐怖等流氓手段，從來不講任何倫理、道德、法律。像鄧小平狂吠"殺20萬，換20年穩定"，可以說殘暴至極。而六四天安門屠城，更是沒有任何人倫道德法律約束的，純屬土匪流氓強盜式的暴力濫殺無辜。

　　如今中共流氓犯罪利益集團，進壹步把共產黨黑社會化，軍隊黨有化，警察強盜化，官員流氓化，社會淫亂化，銀行口袋化，教師醫生紅包化，法官權貴受賄化，律師行賄化，人大代表花瓶化，自然環境污染化，生態環境毀滅化，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印度聖雄甘地曾經指出，有七種情況可以使人類毀滅，其中首要的壹條就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政治"。近日據說中共的元老萬里，也談到中共政權缺乏政治倫理道德的問題。中共流氓政權不但沒有任何政治道德，而且其道德敗壞，超過古今中外任何最下流、最殘暴、最無恥的暴政。

　　胡錦濤流氓犯罪利益集團劫持了國家權力，純屬為了瘋狂掠奪民膏、民脂，隨心所欲強暴國人，其是非不分，善惡不辨，顛倒黑白，缺德無道，以致公然瘋狂迫害正義、公道、責任和道義的代表群體，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家。而且屢屢濫施酷刑暴力流氓手段，對付民主人士。最新的例證，就是郭永豐被黑社會追殺，及中共當局公然封殺由壹批人權律師主辦的聲譽卓著的公益性民間組織--公盟，並拘捕了其法定代表人許志勇博士。

　　中共政權是實際上早已經由早先的流氓無產者，通過壹系列的暴力謊言、欺詐搶劫、殺人等強盜土匪手段、殺搶地主富農，搶劫工商業資本家，超極剝削全國工人職工。用人民公社合作化，奪走全國農民的土地；經過國企改制，搶奪了國有資產；假醫改、教改之名，搶劫了全體國人的社保、醫保，教育福利基金；最後又用強制拆遷的辦法，搶劫城市貧民房產；用強買強賣的方式搶劫農民的土地。最終，今日的中共已經演變成為奉行馬列毛無神論、唯物主義的無德、無義、無恥的流氓強盜資產階級。0.4%中國人（其中90% 是中共的高官子女）已經占有了71%的全國財富，所有的原則、是非、善惡、道德、倫理、公平、公正、公道、正義、自由、法治、人權、憲政、共和、民主、國家的前途、民族的未來，全部都被中共拋到九霄雲外。

　　中共流氓政權還有壹個特點就是道德偽善，加上無道德政治的泛化，也就是中共公開高唱八榮八恥德智，權為民所謀，為民服務等等道德高調，而私下裡卻干盡了雞鳴狗盜、男盜女娼、謀財害命、傷天害理的下流勾當。同時，迫使全社會無道德政治日常化、生活化、大眾化，以致無官不貪、無商不奸、無人不賄。中共流氓政權政治道德早已淪喪殆盡。若再不及時徹底終結中共流氓暴政，它最終必將整個中華民族拖入慘不堪言的空前災難。

　　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政權，其實是我的當事人首先提及的，當時我還勸他不要太過激了。雖然我在經辦鄭恩寵、清水君以及瞿延來案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中共政權的流氓性，對中共政權的暴政性質，我早都很清楚，但對中共政權的流氓性，是在辦理這剛才提到的這三個案件中體現的，才認識到的。但我仍然像政治白痴壹樣的認為，通過持之以恆的個案爭權，可以迫使中共逐步政治改良，然後實現司法公正，最終實現憲政民主。

　　壹直到2005年的2月23日，上海司法局強行搶走了我的律師執業證及工作電腦，特別是3月6日，流氓當局羅熾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將我非法拘留、非法軟禁後，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流氓政權。

　　自 2005年8月開始，我便公開定義，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並發表了相關評論不下30篇。然而流氓當局雖然有數百萬的黨用文人、理論家、法學家、專家、學者，卻迄今沒有壹個人膽敢公開批評或批判我的論點，更不敢公開論戰，而只敢採取病毒攻擊術。今天我要重申，竭誠歡迎任何人以真名實姓公開批 判我的任何論點。如果公開爭辯，公開爭論更加歡迎。

　　其實我對中共政權的描述用語，僅僅是陳述事實，而並非漫罵，更不是因為所謂仇恨，而是出於對共匪流氓暴政的極度厭惡和鄙視。因為我壹生從無敵人，也從不仇恨任何人、任何政黨，包括流氓中共在內，也包括我定義為"政治白痴、人權惡棍、法盲，虛 偽至極的政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胡錦濤，我對這些人都毫無仇恨可言。是因為流氓中共和這些禍國殃民、禍害中華民族的深重罪孽。讓我不可能放縱此等下三濫的毫無人性、充滿獸性的流氓政客。

　　我今天的主題是論證它，中共政權是壹個流氓暴政。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論證，為什麼說中共暴政，首先它是壹個流氓暴政，或者中共政權的本質，它是壹個流氓政權。

　　而中共流氓政權首先體現在徹底破毀或者破滅人倫道德倫理規範，這是第壹個方面。極端下流無恥的中共當局，故意唆使縱容惡警、社會流氓、死刑犯，對男女性法輪功學員性污辱，目地在於精神上、人格上徹底摧垮法輪功修煉者的意志。

　　這裡我舉幾個典型的案例，河北形台公安局以及公安分局的惡警把抓捕的女學員雙手拷住，在警車裡輪姦，送到看守所以後，扒光她們的衣服，用竹條抽打，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這是壹個典型的案例。

　　第二，沉陽馬三家勞教所，把18個女學員剝光衣服後，強行投入男牢房。

　　第三，山東農村女學員被多名年輕幹部凌辱，扒光衣服，然後幹部輪流用靴踢其臀部和大腿，又用打火機燒她的乳頭，再用電棍插入陰道電她。

　　第四，山西惡警把四把牙刷捆在壹起，插入女學員陰道，用手戳轉，逼迫女學員悔過。

　　第五，重慶惡警與女犯人合作，強姦法輪功學員魏星艷，而且還將披露事實真相的七名學員無罪重判七到十二年有期徒刑。

　　第六，河北省隋州市東城方鎮派出所的警察何雪建公然強姦法輪功女學員劉季芝和韓玉芝。

　　第七，遼寧省女子監獄， 獄方故意將八名法輪功女學員投入男犯， 製造強姦案。

　　第八， 遼寧大仁教養院的警察扒光女學員的衣服， 手腳拷成大字形， 然後把陰道裡面塞辣椒，拖把和毛刷。我剛才列舉的八個惡性案例，都是在互連網上，到今天還可以找到。

　　在另外壹篇文章中，我共列舉了十八個類似的案例，這八個案例是最典型的。而高智晟經過壹個月調查，證實了上數案例的真實性，雖然他沒有直接證實，而是間接證實，高智晟明確的提出，明確的指證，"610及惡警完全程序化的，幾無例外的針對我們女同胞生殖器攻擊的下流行徑"，這就是中共惡警在中共黨魁的放任、縱容、帶頭示範下所作所為。那麼這壹方面，可以說上數列舉這方面的暴行或者是惡行，充份證明了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這是第壹方面。

　　第二方面，中共的殘暴流氓本性，壹以貫之，由來以久，首先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1930年在所謂的肅ＡＢ團大清洗中，近萬名，至少幾千名的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民眾慘遭殺害。毛澤東指使李詔九適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等酷刑，將被打者打的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等等，據稱胡躍邦因為系高中生畢業，也差點被當做AB團殺頭。這是第壹個方面的案例。

　　第二，1934年10月，中共在逃離江西瑞金之前，為了出逃的方便，周恩來下令秘密處死了上萬名的傷 殘及所謂出身不好的紅軍官兵。而在上海，周恩來親自下令將原來原中共特務機關的頭目顧勝章壹家老小，近三十人全部屠殺處死，連三歲的小孩也沒有放過，充份 暴露周恩來也是壹個流氓成性的、隱藏極深的高級共特。

　　第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 的典型個案將1941年至 1945年期間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殘暴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不少受害者不但受到肉體創傷，甚至被秘密殺害。例如對黨內" 托派"的處死方式有集體被刺刀捅死、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體槍殺、集體活埋、任憑狗咬，以及用木榔頭把腦殼砸爛等，延安和平醫院竟將三個活生生的"反革 命分子"做醫學解剖！上述披露的史實，證實中共之毫無人性，殘暴至極由來已久，並不存在壹個"解放前"好的共產黨，中共盜國竊政主要依靠非法暴力和欺騙兩種手段。大批幼稚左傾知識分子，被中共承諾的民主所騙而投身革命，甚至不少人為之英勇犧牲；眾多農民則因中共殘暴的土改獲得的分贓實利或被脅迫而支持中共；但是知識分子和農民大眾皆在中共奪取政權後不久便被流氓中共無情拋棄。這都是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的壹些片段，足以證明，中共歷史上就是壹個流氓暴政。

　　其次，中共掌權以後，根據目前掌握的壹些片段資料，也能證實中共是壹個流氓暴政。

　　1、 林昭被獄方雙手用兩付背銬長達450餘日！林昭痛陳："非刑虐待光是以鐐銬，人們不知玩了多少花樣。壹副反銬，兩副反銬，不行，時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之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壹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見彭令范《情懷天下竇娥淡才女林昭》

　　2、張志新被中共惡警故意唆使重刑犯 人強暴後逼瘋，仍然被喪盡天良的中共處死，刑前被殘暴地割喉！而她並非第壹個受此酷刑，此前遼寧已實施近30次！見《張志新七年監獄折磨成瘋死前被割喉 管》。清末秋謹被處決時，當局還能尊重她的遺願不受污辱；共產黨烈士陳鐵軍被國民黨政府依法處死刑前還能享受刑場上的婚禮的人道待遇；兩相比較，中共暴政與腐敗至極的清末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如何可比？

　　3、李九蓮臨刑前中共惡警將她舌頭跟下顎拿尖銳的竹籤穿連在壹起後被拉到贛州西郊槍殺拋屍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屍割去雙乳。見《胡耀邦為"現行反革命"李九蓮昭雪》

　　4、 鍾海源因為李九蓮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嚴刑逼供，打斷小腿骨高喊打倒華國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體取腎！請注意各位聽眾，鍾海原被活體取腎，是發生在1977年，這大概也就是中共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前例。見《因聲援李九蓮鍾海源被判死刑活體取腎》

　　5、曹剛山 1948年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1949年勸說當國民黨鄉長的父親歸順共產黨，1950年鎮壓反革命時親手執行了槍斃父親的死刑。文革期間被判8 年，關押中攻擊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擊毛澤東，判死刑，槍斃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澤東！"被獄卒、獄醫用醫療器械撐開牙齒，連根割斷舌頭！

　　6、史唐楓在因反對而獲罪的"四人幫"倒台後，仍被押上刑場，行刑者怕他臨刑前說出真相，便用東北縫綿被的大號針線縫死了他倔強的嘴唇！

　　7、天安門三君子之壹俞東嶽出獄時，已經被中共迫害成精神失常的廢人。他在獄中受到了酷刑虐待，有兩年單獨監禁，而且受過電擊和其它拷打。見BBC《俞東嶽潑墨毛澤東畫像的代價》

　　8、1967年文革，在中共公安部門的縱容指導下，北京紅衛兵在市區活活打死三千多名“階級敵人”！在京郊大興縣和湖南道縣則對所謂“階級敵人”（即地富反壞右其及子女）瘋狂濫殺，慘遭屠殺者年紀最大者83歲，最小的年僅3歲！

　　9、1968年廣西則在中共當局克意縱容放任下，活吃三千多“階級敵人”，有現殺現烤人肉，甚至有學生殺老師校長活吃者！

　　10、1999年迄今，中共流氓鼓勵縱容活體盜賣大量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至少有四萬餘名人體器官移植，中共無法說明供體來源！

　　前述實例僅僅是中共迫害吾國最優秀正直誠實的中國良心的九牛壹毛，數百萬反革命慘死於毛澤東極權暴政下！華國峰專權短短兩年內，全國至少有50餘政治良心人士慘遭搶殺！鄧小平製造的六四慘案至少三千名大學生和北京市民死於非命！江澤民泡製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僅酷刑壹項業已導致三千三百名學員慘死！胡錦濤兩度屠殺藏民，人為製造東洲慘案，七五慘案，瘋狂迫害吾國最正直誠實的國民，這些都是殘酷至極的暴行，充份證明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

　　第三，至於近年來共產黨隨心所欲，採取流氓手段迫害中國良心人士實例，我列舉28例來證明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

　　1、 8月23日，廣州劉士輝律師因仗義執言為民族英雄郭飛雄代理申訴而被中共流氓當局強行停止執業。這是胡氏流氓當局迫害人權律師的最新案例！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先生第四次被中共流氓暴政羅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逮捕，再次印證了"胡錦濤實質上是個政治白痴、政治流氓、法盲、人權惡棍"及"中共專制暴政壹日不滅亡，國人的深重苦難絕對不止"的論斷！也證明了"上帝欲其滅亡，必令其先瘋狂"！的定律。中共最終逮捕劉曉波，是由中共的 流氓本質決定的，因為流氓根本不講公平公道唯講誰有槍在手，唯依賴暴力和無賴蠻橫。其次是因為中共最高層全部是標準的法盲，這些高官的法律知識就靠那麼幾個小時普法能懂什麼法律？當然更不懂法律的精神了！再次，是因為胡錦錦不但是個政治白痴而且是個法盲加政治流氓和人權惡棍。胡氏專權以來所干的傷天害理禍國殃民的勾當，有興趣者請詳見南郭編輯之《曾節明七評胡錦濤》。最後，是因為中共暴政騎虎難下，於是公開耍流氓。（公然踐踏法律以言治罪）2、2009年6月10日，中共流氓僱傭社會流氓追殺郭永豐。自胡錦濤專權以來中共日益流氓化，但這僅是其沒日瘋狂的垂死掙扎。近年來大量人權律師及人權活動家被共匪酷刑，暴打，綁架，郭永豐先生是最新的壹例。（公然採用暴力殺人滅口）3、 2009年7月5日，新疆"七五"暴亂的根源在於，除了極權專制暴政這壹國人深重苦難的總根源之外，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壹個沒有正義之所。而沒有社會及司法正義的地方，決不可能有任何安定，必定充滿恐怖暴力；因為不存在法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自然甚行，厚黑權謀必然暢行無阻；因為正義是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基石，而建立在沒有基石基礎上的社會當然不可能公正公平公道；因此類似暴亂只會日益加劇，直至中共暴政滅亡。中共頑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拒絕採納人類社會經驗反覆證明為真理的分權制衡的憲政原則，拒絕司法獨立，歷行黨禁，報禁，言禁，網禁，是由中共的流氓本質決定的。中共流氓暴政的統治，必然使得全社會正義蕩然無存。（利用暴民轉嫁政治危機）在這裡我簡單的列舉壹下，為什麼說它是中共暴政利用暴民、或者利用社會流氓來轉嫁政治危機的壹個手段。因為2001年江澤民當局導演了天安門自焚偽案，而1989年胡錦濤在西藏主政時，親自頭戴鋼盔，手持槍械，參與鎮壓西藏藏民的和平抗議，而且由武警特務分隊緊急抽調300人，裝扮成市民和僧侶打入八角街和拉薩其它鬧市地點，配合公安廳、公安局便衣完成鬧事的任務，燒毀大昭寺東北方向的經塔，砸搶鬧市區的糧店，引發市民哄搶糧食，並對藏甘貿易公司煽動性攻擊，鼓勵民眾哄搶商店物資。這兩個事件均被揭露證實是中共做偽干出來的事。歷史往往重演，特別是被掩蓋的歷史；而得手的騙子，非常容易反覆行騙，特別是有恐怖暴力支撐的拙劣的政治騙子；而中共專制暴政純屬憑藉暴力支撐的不折不扣的下流騙子匪幫。所以在七五新疆暴亂事件中，完全有可能中共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就是自編、自導，或者說鼓勵縱容引發這種民族危機，或者民族械鬥。（栽贓陷害術，天安門偽火）4、 自2009年5月始，中共流氓當局非法強行七次剝奪公民馮正虎先生的歸國權，馮先生是壹位上海著名歸國優秀留學生，也是出版自由專家學者，還是壹位上海維權抗暴運動的傑出領袖。他由於披露了近年來兩百多上海市民在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企業轉資、固有資產流失、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等案件中被打死、燒死或者被逼跳樓、跳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兩千多人被打傷、打殘，更有數以萬計的人曾經因此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勞動教養或者沒有任何手續被隨意關押的事實真相。招致威脅、利誘、騷擾、軟禁、跟蹤、非法綁架，發展到今天將其拒之國門之外。（踐踏國際法和法律）5、2009年 4月15日，年逾七十的民主戰士孫文廣教授，因悼念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中共流氓惡棍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打斷四根胸肋骨！上海人權律師嚴義明在律師事 務所內，被中共匪幫委派流氓公然打斷肩骨！廣西人權律師楊在新近日遇中共匪徒第四次暴打！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2008年底被中共秘密綁架後受殘暴酷刑 54天！共匪惡警用高壓電警棍電擊其生殖器。而且自2009年2月日被胡錦濤匪黨再次秘密綁架失蹤迄今！（公然施暴酷刑暴打）6、 2009年3月25日譚作人先生是繼陳道軍先生之後，四川省第二位因環保及追查劣質學校跨塌致死近萬名中小學生之責任而受胡氏流氓中共迫害的的良心作家，中共暴政羅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捕譚作人先生，僅是增加了壹個煽動罪的新類型"追查劣質學校跨塌致死近萬名中＼小學生之顛覆國家政權罪責任"。（羅織罪名，踐踏法律）7、2008年11月26日，中共專制暴政公然強暴億萬國民的精神意志,枉法屠殺英雄義士楊佳.最高法院面對如此事實不 清,證據不實,程序存在極嚴重的瑕疵,極可能是特大冤假錯案的所謂楊佳襲警案,如此草率武斷神速核准死刑,證實中國根本不存在獨立司法，全部公檢法司完全獨裁撐控在中共手中。（司法黑箱作業踐踏法律強暴國民意志）8、2008年3月5日，人權律師李和平遇中共流氓撞車的暴力侵襲！人權律師騰彪最近被北京公安綁架!而人權鬥士胡佳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逮捕！（施暴人權律師）9、 2008年11月15日郭泉博士被流氓中共羅織"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刑拘並隨後逮捕。並將於2009年8月7日開庭審理。郭泉博士是個敢於直言心聲誠實善良勇敢無畏學識淵博心胸寬廣真誠坦率多才多藝愛國愛民有真才實學的真正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有雄心壯志的政治領袖人物，其所有言論旨在反對中共壹黨專 制獨裁，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倡議多黨民主競爭，提出實行全民福利政策，似創建網絡政黨。然而流氓中共指鹿為馬，濫用權力，強加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實施政治迫害。（羅織文字獄，踐踏法律，顛倒黑白）10、2008年 10月日中共流氓政權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無罪判胡佳三年半！流氓政權只能制定流氓法條。中共刑法之"顛覆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典型的流氓條款。胡佳並非第壹個也不是最後壹個受害者。對國際上知名的，高度關注的胡佳，中共政權都敢隨心所欲，表明中共政權已經徹底流氓化，它根本就不是按照既定的法律原 則來辦事，而是用流氓原則。（強暴民意踐踏法律）11、2008年10月9日，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根源在於：政治、司法黑暗和教育腐敗。司 法、政治腐敗就更不用說了，各行各業的全面腐敗墮落，甚至連教育學術領域都已腐敗不堪！因為中共極權專制政治體制是逼良為娼的制度，它摧毀了全體中國人的道德，逼迫大多數人與之同流合污，否則就無法正常謀生、營利、賺錢。共匪綁架了全體中國人與它壹同墮落以謀取匪黨的極端私利。中共當權者絕大多數是極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淺的傢伙，當權的官員，都沒有長遠政治眼光且缺德無知乏智。他們早已經意識到中共政權行將敗亡，很快將喪失政權，都是持"我死後哪怕洪水滔 天"，及"有權不用，過去作廢"的心態，因而拼命撈錢。中共當權官員從上到下，幾乎百分之百都是這種末世心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社會中共官員貪官污吏層出 不窮，而且越來越厲害，越來越貪婪的總根源。因為中國社會已經腐爛透頂，每個官員都在拼命撈自己的私利，根本不會考慮中國人的死活，也不會考慮中國社會的未來和前途。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中共壹黨專制這種極度腐敗殘暴無能的政治體制，中國人經過它六十年長期強制洗腦、愚民統治，中國人的道德底線被徹底摧毀了。 這就是毒奶粉事件的真正根源。摧毀了國人道德底線後，這種體制必然製造大量沒有壹點道德責任感的人。（毀滅道德逼良為娼）12、2007年 2月12日和3月19日郭飛雄被中共流氓惡警陶忠革楊乃新專案組帶到秘密關押地點坐老虎凳4小時，雙手反綁在身後吊起來，打耳光幾十下，更下流無恥的是陶 忠革楊乃新兩度用高壓電警棍電擊他的生殖器。刑訊逼供，身體摧殘，精神強暴。從連續13個日夜強迫不准睡覺的疲勞審訊，到42天被手腳穿插銬在木板床上，再到沉陽警方用黑頭套套住他的頭臉，在寒冬的黑夜，用假槍斃的方式，押出看守所，到秘密地點實施酷刑--坐老虎凳，至把他反手吊起，長期懸空，最後用萬伏高壓電警棍電擊生殖器！（流氓酷刑）13、 2005年12月日，郭飛雄因被秘密警察日夜跟蹤騷擾拍照，他報警卻遭到當地派出所非法扣留12個小時！隨後於半夜被壹群秘密警察從派出所大廳拖出暴打並 搶走他的相機和膠捲，把他按倒在地上，狠狠地踢打他的腎臟和腰部。"打完以後，重新把我的相機掛在我的脖子上，把眼鏡帶在我的臉上。把我扶好。"上海馬亞蓮女士被流氓惡警全身剝光綁在凱迪拉克刑具上三天三夜，並被監控惡警故意踢傷外陰）。（公安流氓施暴）14、 2007年12月15日荊楚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留。荊楚是當代中國壹位著名的網絡寫手,是壹位有獨立思想,高貴人格,文彩出眾,思維敏捷真正獨立的作家；也是壹位關注中國社會現實,關心民生疾苦，疾惡如仇,憂國憂民,情深義重,謹思敢言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還是壹位實話實說的真正的中國人！（濫施文字獄，思想監獄）15、2007年9月29日人權律師李和平遇中共流氓酷刑暴打。“作為律師的我有機會體驗並見證電刑的酷烈。我下班從北京市朝陽區的辦公樓里出來，在停車場裡，被壹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頭，塞進壹輛無牌轎車裡，隨後被 帶到郊外的壹處地下室中。在這裡，幾個人輪番對我進行毒打，打耳光、礦泉水瓶子砸頭、腳踹，高壓電棍電擊，我被打得滿地亂滾。他們還繼續呆著愜意的笑容追打，毆打斷續地進行了四五個小時。9月30日凌晨1時，他們又將我蒙頭，開兩輛無牌轎車行駛很長壹段時間將我放下，揚長而去。我發現自己身處小湯山附近的 壹處野樹林子裡。等我回家查點了壹下，我承辦的曹東案件的申訴材料沒有了，手機卡沒有了，移動硬盤沒有了，筆記本電腦被徹底格式化，連驅動程序都未能幸 免。還有名片夾、紙質筆記本也沒有了”。（酷刑人權律師踐踏法律）16、2007年4 月12日詩人力虹因為法輪功抗辯被流氓中共羅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枉法無罪重判六年！在壹個絕大多數國人皆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社會，詩人作 家力虹出於良知挺身而出公開譴責中共惡意放任縱容大量活割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驚天罪孽之舉當然是英雄，他的言論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完全符合《憲法》第35條規定的言論自由，更符合人類見義勇為的最高道德標準。（濫施文字獄）17、 2007年7月16日民主戰士陳慶樹被中共流氓無罪重判。強姦人的肉體依世界各國法律皆屬公認的重罪，甚至是死罪；強暴人的靈魂與精神實質上遠比強姦人的肉體危害程度要嚴重十倍甚至百倍！實質上將有自由意志的人變成行屍走肉或奴隸。然而，中共專制暴政，不但長期縱容惡警甚至唆使重刑犯人強姦女政治犯、法輪功女學員，家庭教會女信眾，而且公然強暴億萬國人的靈魂、精神60年該當何罪？！（羅織文字獄踐踏法律）18、 2007年7月16日，賀偉華被中共流氓綁架至精神病院迫害。賀偉華先生是壹名知識淵博、有獨立思想、具有相當強分析綜合能力的正直誠實、英勇頑強的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思想者和民主鬥士。構陷他人是精神病是最易損毀其名譽的方法。共產極權專制暴政下，精神病往往成為當權者用來打擊摧殘政治異議人士的工具。（踐踏法律打擊報復）19、2007年呂耿松被中共流氓羅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枉法無罪重判。呂先生是壹名正直誠實勇敢聰慧的自由戰士，也是令人敬佩的民權鬥士，亦堪稱中國良心。他以真名實姓在中共專制暴政日益猖獗瘋狂的情況下，勇敢無畏地發表了大量令中共膽戰心驚的雄文勁論，痛批中共專制暴政腐敗,政治黑暗,司法陰暗；體現出壹位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貴人格與尊嚴。（濫施文字獄踐踏法律）20、2007年3月11 日，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朱宇飆律師因為三名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廣東省司法廳稱他為[反革命]！並被列為公安局監控的[頭號人物]，2月10日被警方綁 架！這業已成為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的常態，再次印證胡溫暴政業已黑社會流氓法西斯化，壹個反覆運用此等下三爛的手段非法迫法人權律師的政權不是流氓暴政還有更恰當的名稱嗎？！（踐踏法律剝奪律師辯護權）21、2007年3月11日，伴隨高智晟律師被綁架,許志永與李和平律師被拘禁,楊在新律師被暴打,何俊仁大律師被流氓暴襲,又聞著名中國人權律師張鑒康及鄧永亮先生在山東沂南遭到警察監控,強行阻止他們旁聽陳光誠案庭審後失蹤! 表明胡氏及中共犯罪集團純屬流氓無賴！（暴打人權律師）22、2006年1月17日 "今天晚上22點24分，我駕車正常高速行駛時，前面的壹輛車尾部牌號被報紙蒙著的小車突然急剎車，非常明顯是故意製造是我"惡意"撞他們的車的事故！我拼命剎住車後，兩車之間的距離不到壹公分！我下車後，因其尾部牌號看不見，我就走到前面去看對方的車牌號，對方突然猛然啟動車直直向我撞來！我的躲閃速度 神奇的快！由於我的身體失去了平衡，在對方車的引擎蓋上留下了我的右手印！我猛然地躍上路旁花園！對方在猛然倒車逃離時，蒙在車尾部牌號上的報紙竟意外脫 落，露出了京EB8233車牌號！現場始終有壹輛神秘的軍車！請速幫忙將此消息發在網絡上！差壹點被撞死掉的高智晟”。（暗殺）23、 2006年9月日，小喬被山東警方驅逐離青島並遭毒打,日前楊在新被警方暴打,香港何俊仁大律師遭流氓暴襲;壹個政權下流到靠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公民,非法剝奪公民赴異地避暑旅遊之權,也算是開天闢地的新鮮事.上海警方居然專門派三員警將小喬押解回上海.北京警方將趙昕強行押解回雲南,廣西警方將楊在新律 師押解回廣西.這接二連三的荒唐至極公然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權的事件,突顯了胡錦濤當局的風聲鶴泣,草木皆兵,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暴打人權活動家）24、 2006年10月嚴正學先生被流氓中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嚴正學先生是中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民權志士，著名畫家、獨立中文作家、行為藝術家。1989年被推選任北京圓明園畫家村村長；1993年因起訴北京公安局侵犯人權，被捕及遭強制勞教兩年半。近年嚴正學壹直在為農民和工人等弱勢群體說話，聲援維權人士以獨特堅忍的行為藝術方式提起30多起民告官行政訴訟全面揭露中共專制暴政的黑暗，先後七次被拘捕。2006年10月，被中共以涉嫌"顛覆國 家政權"刑事拘捕，後被判刑四年。（踐踏法律報復人權活動家）25、2006年1月 13日，楊在新律師處理完劉如平案返回廣州白雲機場，即被佛山市公安強行帶走審訊後扔在兩廣交界處的荒郊野外！13天后，被廣西中馳律師事務所強行解 聘！2006年8月因聲援陳光誠在山東被惡警非法拘禁和暴打！2007年4月7日晚9時在住所學校保安門衛及身份不明者8、9人暴打！由上述楊律師的英雄 壯舉不難看出是誰指使公安、惡警、保安及流氓再三暴打楊律師！真正的兇手正是中共當局！因為楊律師是繼高智晟、張鑒康及蔣海波律師之後公開為法輪功作無罪 辯護的人權律師。近聞張鑒康律師被事務所解聘，而廣東朱宇飆律師被勞教！（暴打人權律師）26、 2006年11月18日中共首次承認人體器官主要來源於死刑犯!原因在於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驚天罪孽在全球遭到強烈譴責.2007年4月19日 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承認割取死刑犯人體器官。而此前中共則反覆否認之，為何中共突然變得[誠實]起來了呢？原來加拿大前國會議員檢察官大衛喬高和國際人權 律師大衛邁塔斯於2006年7月7日發表的有關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大規橫有組織地盜賣的調查研究報告，騙子中共再也不能繼續騙下去了，正如2003年初 的[殺斯]案壹樣，中共歷來要壹直賴到實在賴不下去了才會被迫承認事實。這是由中共流氓政權的邪惡本質決定的。欺騙、謊言、恐怖、暴力是極權專制體制的必然邏輯；中共在其以暴力非法推翻合法的中華民國的28年期間，及在其非法竊取國家權力實行壹黨專制暴政的60年期間，其政綱理念早已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變成四不象的流氓無賴權貴資本義，由馬列毛變成鄧小平之瞎貓屠夫理論，江澤民不倫不類之"三個代表"資本家入黨，及胡錦濤狗屁不通的新三民主義。前後相差十萬八千里；唯壹不變是正是[暴力、欺騙、謊言、恐怖]！（欺騙成性）27、2005 年12月6日，東洲慘案發生。近三千名全副武裝的武警進駐電廠，強行拆毀村民搭建的竹棚，逮捕三名工人黃希俊、林漢儒、黃希讓，毆打村民，發射催淚彈。村民則以燃燒瓶和石塊還擊，隨後警方即突然對空鳴槍，繼而向抗議人群射擊。前後約三個小時。官方事後稱誤殺3人，傷8人；村民資料顯示，至少20人死 亡，50人受傷。汕尾市宣傳部的劉副部長表示，當地村民指稱的20到40人失蹤純屬謠言。但是他承認當局正在繼續抓捕在逃的抗議活動領袖和積極分子。（屠 殺民眾）28、2003年3月日，政府欺詐案。蘇州市相城區城建公司(下稱城建公司)與蘇州市相城區建設局(下稱相城建設局)串通，採用欺 詐手段、假"綠化景觀工程"之名(業已證實為建設高檔商業寫字樓)，弄虛作假非法強行拆除蘇州市衣麗人服飾有限公司(下稱衣麗人公司)的廠房、辦公用房，致使衣麗人公司被迫停產、上百名員工失業、投資者損失慘重。強制拆遷房屋性質上與強迫交易無異。《刑法》第２２６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嚴重的，構成強迫交易罪。強制拆遷關係中，以行政強制力迫使房屋所有權人將自己的房產以其不能接受的時間、價款賣給開發商，純屬強迫交易，儘管行政強制力是否能等同於"暴力、威脅"還有待論證；但是，採取斷水、斷電、斷氣、斷熱手段，以開除公職或解聘相威脅，派黑社會人物打砸搶，或強行闖入私宅，將所有權人的財產棄於街市或安置於其不同意或不知情的處所，這些在強制拆遷中屢見不鮮的暴力行為，構成暴力、威脅當無疑義，其嚴重後果導致不少原私房所有人如喪家之犬在城市中流浪。（政府欺詐）上述列舉的二十八個案例，絕大多數都是我親自辦理，或者關注的人權案件。事實上還有更多的實例，僅僅是因篇幅所限，未能詳列。從上述三個方面，從中共迫害法輪功，特別在道德、倫理、人倫角度，以及從中共歷史上，和近年來非法隨心所欲的採用酷刑，暴打，欺詐、欺騙，羅織文字獄等流氓手段迫害人權律師等方面，已經充份證明，中共政權是個貨真價實的流氓暴政。

　　中國人民面對這種流氓暴政，應該怎麼辦？我認為如果壹個政權僅僅是專制，那麼它還有救。如果壹個政權僅僅是獨裁，仍然有救。但是如果壹個政權是個流氓暴政，那就無可救藥。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如果壹個政權是個流氓政權的話，其本質屬於流氓。而流氓我們已經論證其特點：殘暴、缺德、下流無恥、不講道理、沒有原則、沒有是非、混淆善惡充滿獸性而毫無人性。那壹個政治流氓，壹個流氓政權肯定是無可救藥的。

　　今天我之所以講這個主題，目地就是希望全體國民覺悟覺醒，對中共流氓暴政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2009年8月16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七章：論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

　　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論證：萬官貪污不抵壹黨竊國。公款養黨是竊國行為，其罪惡程度超過壹切經濟犯罪的總和。共產黨是全黨出動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波瀾壯闊地吞噬公款。把中共趕下台也等於在經濟上從中國人民頭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就可以省出來用於人民的福利。中國大批失學的孩子，貧困的農民，嚴重污染惡化的生態環境，將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專用養黨費” 是由於共產黨的存在而額外產生的社會開銷，是伴隨著共產制度而發生的特有的罪惡。謀私謀到為壹黨利益而專門設計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養黨體系的現象只有在中國朝鮮等極少數國家裡才有。這套養黨體系將會隨著共產制度的滅亡而被永遠拋棄。考察“專用養黨費”更使我們知道，推翻共產黨統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時也是經濟負擔的大卸除。

　　各國政黨執政是指該黨“組閣”，黨務機構仍靠自己募捐養活。中共則把全套黨務機構甩給納稅人供養。中國的各級政權，除去鄉鎮壹級外，每級都有五套班子：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其中只有政府和人大這兩套在其他國家找到對應的機構。而黨委、紀委和政協純屬多餘。中國的政府臃腫龐大舉世獨壹無二，以致創下每26個國民必須養活壹名黨政官員的迪尼斯紀錄。 中國納稅人還得常年供養從中央到縣級壹套數目龐大的“在野黨”。其他各國納稅人只養政府。而中國納稅人養了政府還要養執政黨，中共意猶未盡還要人民再養些“在野黨”以美化自己。政協八個民主黨派這騙人的養黨機構必須廢除，骯髒開支必須立即停止。下述七項額外養黨費觸目驚心：

　　第壹項，中國各級“五套班子”中，各級養黨班子供養壹百五十六萬餘人。每年耗用養黨資金約七百二十億元人民幣。第二項，全國學校（不含黨校）系統裡的黨務機構供養約九十六萬人，每年消耗養黨資金約三百六十五億元人民幣。全國有２５００多所黨校。按每所黨校擁有３０名在編教職工、１０名離退休人員算，全國黨校系統每年約需資金三十億人民幣。第三項，黨辦公養“團體”的在職人數，按中央級1000人，省級300人，地市級60人，縣級25人估算，鄉鎮級不計。每年消耗六十多億元人民幣。第四項，軍警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等國家機器中的的養黨支出。總人數為十二萬八千人。每年支出的專用養黨費約六十四億人民幣。法院和檢察院系統內的黨組。中國有各級人民法院3556個，人民檢察院3846個。按每個院內平均兩個黨干來算，共有近二萬人，耗用養黨費用約十億元。第五項，國有企業內黨務機構；根據國家統計局1996年基本單位普查數據。全國國有經濟企業按規模劃分的統計數為：萬人以上的大企業有566家，五千至壹萬的1281 家，壹千至五千的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其中養黨機構供養人員六十多萬人，每年耗用國有資金二百八十多億人民幣。第六項，黨的喉舌以及為黨宣傳項目中開支的養黨費用。中共在媒體、出版、影視藝術等等方面的養黨護黨花費是巨大的，粗略估計應該不少於壹百五十億元人民幣。在干擾國際廣播方面所花的錢肯定是前蘇聯的許多倍。此外中共還要在東南沿海省份壓制港台電視節目的傳播，更要對電腦網絡和電話手機通訊等進行嚴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鎖。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保守的估計，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費不會少於20億美元。即在壹百六十憶人民幣以上。新華網報導過某地居然可為壹座只有三個墓碑的陵園安插二十多份職位的奇聞。全國在革命傳統教育方面的花費，每年應達數十億元。按三十億計算。第七項、資助他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非法外交費用。中共在海外擴張勢力的規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匯也不是個小數目。估計每年應該達到數億美元。這裡且按二十億人民幣估算。以上七項的總和，為兩千二百六十多億人民幣。 此外，鎮壓法輪功每年爛用國庫資金上百億。這些養黨費和鎮壓費皆屬中共爛用民脂的罪惡。

　　第八章：論中共是個騙子暴政

　　今天我論證的主題是中共政權的騙子本能，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簡單回顧壹下中共的詐騙歷史。首先，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政權，而極權政權最大的特徵表現在三個方面：第壹是暴力，第二是謊言，第三是恐怖。其中的謊言就是騙。中共的騙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中共統治中國60年的欺騙謊言壹以貫之。我舉幾個經典的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每壹個在大陸成長起來的中國人都知道《半夜雞叫》，《白毛女》和《收租院》，這三個電影中國人是家喻戶曉，但是現在均被披露，這三個傑作都是中共為了煽動階級仇恨，人為瞎編亂造的欺騙。《半夜雞叫》，《白毛女》和《收租院》，揭批的對象都是所謂惡霸地主，把地主的名譽給毀的壹塌糊塗，黨用文人瞎編亂造編故事，向愚民特別是兒童少年反覆灌輸煽動階級仇恨，旨在為肉體消滅地主階層搶劫其財產製造輿論。

　　中共第二類詐騙是在新聞方面的詐騙。中共統治六十年新聞方面的詐騙在兩個方面表現的特別突出。壹是中共採取的壹整套內參制，就是《國內動態清樣》（大參考）《內部參考》《內參選編》《內部參閱》，中共最高層、省部級、縣級幹部，按不同等級除了享受不同等級的政治經濟特權之外，有權閱的新聞同樣也嚴格分等級。大參考的信息全面，而且及時；內部參考，內參選編，內部參閱，雖然也是真實的，但是不詳細具體，或者不及時。至於大眾則完全受黨的喉舌，像《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以及各省省報的虛假信息欺騙誤導，或是赤裸裸的謊言，或是精緻編造的謊言，或是半真半假的謊言，或是摻雜很多虛假信息的新聞。

　　二是中共的新聞控制，過濾所有真實的信息，或者中共認為對它的政權有所損害的信息，全部被強制過濾。所以中共通過內參制和新聞控制兩個方面互騙，使得中國的公眾，普通國人所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虛假信息，或是被閹割了的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有時候比赤裸裸的虛假信息危害性更大，因為它容易使人上當受騙。質言之，全體國人被中共流氓暴政騙了整整六十年！而且此種欺騙每日每時仍在繼續之中。

　　中共第三類詐騙是隱瞞性的詐騙。這是今天我要談的主題，就是豬流感事件。“加十倍報喜，減十倍、甚至減百倍報憂”，是中共新聞媒體壹以貫之的欺詐性政策。凡是在中共國發生的災難事件，天災人禍，地震火山，中共全部都是採取隱瞞的方式，60年來幾乎毫無例外。僅是近年來中共的詐騙術越來越精緻化，它不但騙中國人，而且騙外國人，騙外國政府、騙外國政要；它的手段也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赤裸裸的強騙，而是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精緻包裝後進行詐騙。

　　中共第四類詐騙是吹捧式的詐騙。中共60年來不遺餘力地進行此類詐騙。從當年的“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好！”“社會主義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到“輝煌六十年！”“經濟成就”以及雷鋒、黃繼光等所謂英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中共瞎吹亂捧出來的，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但這不是我今天談的主題。

　　我今天的要談的是中共的否定式的詐騙。就是矢口否認客觀事實的詐騙。例如：

　　（1）1962年的12月底，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公然宣稱，“中國沒有餓死壹個人！”而當年中國活活餓死近四千萬農民！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也即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荒謬絕倫的政策，中共強征糧食大量出口換取黃金，購買蘇聯的原子彈技術，導致活活餓死近四千萬農民。可是北京市長彭真代表中共公然宣稱，“中國沒有餓死壹個人”！

　　（2）1989年六四屠城後，國務院發言人袁牧公然向全世界宣稱：“天安門沒有死壹個人！”六四天安門屠城，中共槍殺的學生和市民可以確認至少達三千多人，還有上萬、甚至有十幾萬的說法，至少槍殺三千多人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袁牧代表中共公然說謊。

　　（3）2003年11月2日，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柳斌杰宣稱，“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份的國家之壹”。而事實上，由於中共國沒有絲毫的言論出版自由，以致連年被《人權觀察》《大赦國際》《自由之家》等國際人權組織評為全球新聞媒體及互聯網最不自由的國家，互聯網之敵。

　　（4）2006年2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 網絡局副局長劉政榮睜眼瞎說，“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任何人僅僅因為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而被捕”。僅2007年壹年，我知道真名實姓的網民被中共流氓當局羅各種罪名（主要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枉法無罪重判的作者至少五十位。

　　（5）2006年6月1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 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公然稱，“中國政府並沒有對網絡觀點進行控制，壹些人指責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是不符合事實的”。2008年《自由之家》評定中共國是全世界互聯網最不自由之國僅次於古巴的亞軍，中共國是全球互聯網控制最嚴厲的國家，中共通過“金盾工程”“五毛黨”及網上警察對國際互聯網長期實行全面封鎖，是婦孺皆知的鐵的事實。

　　（6）2006年8月份以前，中共壹直在國際媒體上，特別是英文媒體上撒謊說，“中國絕沒有用死刑犯人的器官進行移植，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全部都是自願捐獻的”。自從2006年7月2日加拿大兩位大衛先生“關於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調查報告”（現已第三版）問世後，心稱“中國人體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於死刑犯”否認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指控，但是即便按中共自已報導的有關人體器官移植的數據，與每年死刑犯人數比較，至少有四萬壹千多起人體器官移植無法說明來源。2007年1月和2008年8月兩位調查員經補充取證，已將指控證據由最初的18種增加到了目前的53種，而中共迄今未能辯駁任何壹項證據！

　　（7）2003年4月薩斯疫在中國早已到處漫延，可是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居然還向全世界撒謊：“中國沒有薩斯疫，大家可以放心來中國旅遊”。結果不久即導致薩斯疫傳遍全球。

　　（8）2007年11月，溫家寶在答記者問中共當局將如何處理胡佳案時稱：“我國是個法治國家，中國政府將依法處理胡佳案”。隨後胡佳即因六篇博客文章，被中共暴政枉法重判三年 半！2009年6月，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是個法治國家，中國政府會依法處理劉曉波案”。溫家寶及秦剛反覆宣稱中國是壹個法治國家，但是在壹個極權流氓暴政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法治生存的餘地。此外，中共反覆宣稱：“中國沒有政治犯”，據悉，中共監獄目前在押的政治犯，最保守的估計在7,000人以上，而實際的數字肯定遠遠大於數倍。因為中共從來把政治犯人數當作是國家秘密。

　　（9）2009年2月25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寶東針對聯合國人權報告稱：“中國是個民族平等，充分保障表達自由的民主國家，有超過250個法律保障人權”。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事件業已徹底粉碎“民族平等”的濫言；60年鐵血統治從未舉行過任何壹次全民選舉的流氓暴政，全國沒有任何壹家獨立媒體，任何公開表達真實思想者均隨時面臨中共文字獄迫害的極權暴政，居然大言不禪自稱是“充分保障表達自由的民主國家”，真不知世上還有羞恥二字否？！

　　（10）2009年11月，人權觀察組織公布了經過調查38位曾經在北京被關入黑監獄的受害者以後寫了壹份調查報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公然宣稱，“中國不存在黑監獄”！黑監獄早在六年前在北京就已經悄然出現。實際上准黑監獄就是各省駐京辦，只不過大概六年前開始，由於到北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各省的駐京辦已經無法收容上訪人士，所以各省市就租用北京廢棄的工廠，或是倉庫，及旅館或精神病院當作臨時監獄，專門用於短期非法拘禁到北京的各省上訪人士。許志勇於2008年底曾親自到北京的黑監獄調查，被黑監獄的看守給暴打了壹頓。之所以人權觀察組織會進行專項調查，跟前幾個月壹個叫李蕊蕊的安徽女大學生上訪被強姦事件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有關。

　　我剛才列舉諸多方面中共當局經典謊言，國務院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衛生部發言人全部形同騙子，實際上中共國的發言人也就是騙子的代名詞，甚至連總理溫家寶都膽敢公然以騙子的嘴臉這麼幹，所以說中共政權是個貨真價實的騙子政權。

　　回到今天的主題，可以說是國際上最熱門的壹個話題，在中國大陸可能被消音，或被強制掩蓋，很多人都被蒙在鼓裡。豬流感事件，我認為極可能中共暴政正在重演薩斯疫騙局。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兩方面，壹是豬流感事件到底原發地是在中國，還是在墨西哥，還是在美國？這是壹個大問題。二是中共國到底有多少人已經感染上豬流感？多少人已經死於非命？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充分印證中共政權是個騙子暴政。

　　既然中共政權是壹個騙子政權，既然中共政權到目前為止，它的暴力特徵，它的謊言特徵，它的恐怖特徵都沒有絲毫改變。換句話說，它就是壹個匪幫、強盜、騙子、獨裁、黨控壹切的極權流氓暴政，沒有任何自由媒體和獨立司法。在這種情況下，唯有黨控喉舌宣傳部門隨時閹割的官方的媒體的存在，這種流氓政權所吹噓的所謂經濟成就（GDP數據），它所宣傳的任何重大公共事件有何可信度？！

　　關於豬流感事件，我大量查閱相關文章後不得不提出質疑：到底豬流感最初是在什麼地方發生，以及中共國的現狀如何？根據初步研究分析得出來的結論是，極可能中共正在重複2003年初發生的薩斯疫騙局。證據表明，中共在豬流感事件上公然造假，公然欺騙，不但欺騙中國人也欺騙國際社會，而且它還真把國際社會騙得團團轉。

　　中共在豬流感事件於4月25號被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後，急忙於4月30號也就是四天后出具了壹份衛生部09年第八號文件，說豬流感改名叫甲型H1N1流感，還說之所以改名是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宣布，壹致使用該稱呼，而且還說不再使用“豬流感”壹詞，給人以印象：是國際組織要求不再使用豬流感壹詞的。

　　據查閱英文資料顯示，到今天為止所有的英文媒體仍然稱swine flu即豬流感，當然說H1N1也沒有錯，但是它並沒有把“豬流感”改掉。中共國急急忙忙改名，它的動機是什麼？它說國際組織要求不再使用豬流感壹詞，這個說法明顯在欺騙中國人，肯定是別有用心。那它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國此舉純屬“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墨西哥疫區的州長在4月26日稱（疫情剛被世衛組織確認），是中國遊客帶入病毒引起疫病暴發。美國紐約時報有壹篇報道說，豬流感可能源自中共國。

　　根據我查的資料表明，4月14號西安市就發生過壹個學校有41名學生發熱、咳嗽症狀隨後全校師生停課壹周；此前，福建省的福清市、長樂市都發生過大量病豬死亡事件。更有意思的是4月27號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煥春向媒體透露，“華東農業大學早已經研製出豬流感疫苗，現在尚待有關部門驗收。中國迄今沒有發生人感豬流感的疫情，但是華東農業大學今年來壹直高度重視豬流感的防治研究，他的科研團隊早已經研究出預防豬流感的疫苗，並取得壹系列的科研成果”。儘管陳院士第二天發現他的這個說法似乎有泄密之嫌，所以改口說，“我們研製出來的只是預防傳統的普通豬流感疫苗，如今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的豬流感病毒，肯定已經發生了變異重組。目前連變異後的豬流感病毒基因都沒有掌握，研製出相關疫苗還得壹段時間”。

　　我認為，陳院士第壹次的說法很可能是真實的，而第二天改變的說法很可能是他遭到了上級，或共產黨當局的警告以後做的修補。他解釋說，“可能是記者誤解了他的意思”。可是記者頭壹天報道的是那麼清晰，他卻說當時因為“接受採訪的時候是在小車裡面信號不好”，小車裡信號不好怎麼可能記者報導得這麼明確具體？第二，從後面的壹系列事件來看，陳院士的說法有很大的可信度，其實如果他真的那麼信誓旦旦堅決否認的話，很簡單，請他把在四月份之前向有關部門申報疫苗的報批原件向公眾披露就得了，我量他也不敢。

　　此外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於4月30號宣布，“中國已經成功研製出最靈敏的人感豬流感的快速診斷辦法，而且馬上可以裝備全國疾病控制研究室的網絡系統”。但是聽眾朋友們請注意這個事實，在中共國自稱中國尚無壹例豬流感病人之前的4月30號（中共自稱5月10號才首次發現豬流感病人）。那麼中共國在沒有壹位病人的前提下，它卻能夠成功的研製出最靈敏的人感豬流感快速診斷辦法，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沒有病人，就拿不到病毒樣本，也就無法進行研究，根本不可能研究分析出這種病毒基因成分到底是什麼。怎麼可能就已經研製出了特異的診斷方法？除非已經掌握了豬流感病毒的樣本，而且研究分析出了其病毒基因組成，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研究出診斷辦法。這不是壹個常識問題嗎？

　　事實上中國早在2001年的網路上，就有不少專門研究防治豬流感的專業論文。我敢肯定在2001年以前，中國就已經有這方面的研究，只不過沒有披露而已。更值壹提的是，2006年的2月27號，中國畜牧報報道了壹篇文章叫“冬春季豬流感的危害與防治”，作者指出，“科學研究已證明，豬流感與人流感的關係密切，而在我國豬與人的‘關係’十分密切”。作者還說，“對於豬流感的防治應注意獸醫公共衛生安全和人類公共衛生安全”。

　　換句話說，實際上在中國豬流感與人流感之間的關係及防治問題的研究早就展開，甚至已經研製出了豬流感防疫的疫苗。與此同時好多衛生部的官員、專家都是在4月30號以前壹口咬定，“豬流感不是新病毒，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中國自稱第壹例病例是5月10號發現，據稱這個人是從美國回來的。中國流行病疫苗首席專家曾光壹口咬定，“豬流感是美國的地方病”，他的依據是“2007年美國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所以他認為豬流感是美國的地方病。以該證據來證明豬流感是美國特有的地方病，可以說是胡說八道。

　　事實上美國早在1976年在得克薩斯州的壹個軍港部隊駐紮地發生過500多名士兵感染豬流感，1998年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也暴發過豬流感，但是曾光教授答記者問時卻說是因2007年美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從這壹點上來看，這個專家是不合格的。因為美國1976年和1998年已經有豬流感的報道，事實上傳統的豬流感並不是說它不能傳染人，而是概率特別低，壹般是只有和病豬直接接觸的人才會被感染。

　　而事實上1976年和1998年美國發生豬流感當時。就發生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傳播，1976年和1998年的豬流感事件，它的病毒基因跟這壹次的豬流感是不壹樣的。所以今年發生的豬流感是新的豬流感，不是舊的。問題是中國在1976年以前有沒有豬流感呢？雖然沒有報道過，但不等於沒有，我在開篇中已經談到，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中共通過宣傳部控制的，凡是有任何疫情或災情，它全部都是封鎖的，所以到底有沒有發生過疫情公眾根本不知道，但不等於沒有發生，這應該也是壹個常識問題。

　　全世界人與豬之間關係最密切的就是中國，美國吃牛肉的人遠比吃豬肉的人比率高得多，中國人吃豬肉的人的比率遠遠比美國大得多。中國的養豬場又髒又臭又擁擠，環境衛生條件極差，特別惡劣；而美國的養豬場相對衛生乾淨寬敞得多，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豬流感既然早就在中國存在，它要發生病毒變異要比美國容易的多，這是簡單的道理。

　　中共官員及專家都是在中共自稱中國還沒有發現第壹例豬流感病例的情況下公然宣稱，“豬流感不是壹個新型的病毒，豬流感是可以控制的，可治的，並不可怕”。例如：

　　（1）4月26日，中國疾病預防研究中心的專家稱，“豬流感並不可怕，人感染豬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我們要問，既然中國還沒有發現任何病人，中國的專家是如何得出結論說豬流感不是新病毒，不可怕，而且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2）4月27號，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懷林表示“中國完全有能力、有技術對人感染豬流感病毒進行檢測”。也就是說，中國研究成功了檢測豬流感的方法。中國既然只到5月10日才發現第壹個豬流感病人，那麼在4月27日中國沒有壹個病人的情況下，中國又怎麼可能提前檢測出這種新出現的病毒，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3）4月27號，多年來壹直從事人畜共患傳染病的防治與研究的家畜傳染病學專家陳煥春院士宣稱，“華中農業大學早已研製出豬流感疫苗”，但他第二天否認的他的說法，說這個“只是預防普通的傳統的豬流感疫苗，而不是防止人傳人的這種豬流感疫苗”。那麼我們要問，這個陳教授他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研究的，難道僅是防治豬的而非防治人被感染的？這種說法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為實際上研究豬流感的疫苗就是為了防疫人得病，如果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來專門研究的疫苗是給豬用的，而不是給人用的，這個研究又有什麼用？

　　（4）曾光教授也是在4月27號說“豬流感並非新病毒，是美國的壹種地方病，與1918年在歐洲就曾經流行過的、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相似”。美國1918年豬流感暴發是由壹位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將病毒帶回美國，導致美國當年因該流感流行致死近70萬人。而且該1918年西班牙流感根本無法控制，不可預防且無藥可治，不但可怕而且可怕極了。當年全球因西班牙流感致死二千萬至壹億人。1918年西班牙流感據200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壹篇研究論文稱病毒源於中國。（origins of this influenza variant(Spain flu 1918) is not precisely known. It is thought to have originated in China in a rare genetic shift of the influenza virus. The recombination of its surface proteins created a virus novel to almost everyone and a loss of herd immunity.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http://virus.stanford.edu/uda/ by Molly Billings, June, 1997 modified RDS February, 2005）（此前發生於1347年至1351年的黑死病共導至歐洲死亡數百萬人）。事實上，美洲現有的各種疫病都是從歐亞大陸，包括日本人和中國人移民到那邊以後，把各種疫病帶到美洲的。而中國的首席專家居然指稱豬流感是美國的地方病，什麼叫地方病？地方病也就是地方特有的，實際上美國本來是壹個非常乾淨的淨土。在歐洲移民到達之前的美洲根本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各種疫病。

　　（5）4月27號安徽省淮北礦業岱河煤礦防疫科醫務人員深入社區，向市民宣傳豬流感預防知識，並發放各種傳單兩萬多份。這個事實非常重要。在世界衛生組織鑑定出豬流感的兩天后，壹個小小地方醫療所的醫務人員居然早已印刷好了兩萬份宣傳資料來宣傳豬流感。說明豬流感在中國已經非常熟悉了，早已有深入研究了，否則的話，它的效率未免也太高了！

　　（6）4月29號農業部首席獸醫師于康震則指出，“中國以往發現的豬流感病毒與這次人際傳播的病毒，並不是同壹種病毒”。換句話說，他否定了曾光教授和其他幾個教授的說法，而事實上中國這60年來到底發生過什麼重大疫情從來就沒有公布過，中國發生了太多太多的災難，從來就是被徹底掩蓋。

　　比如當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發生大饑荒，實質上純屬中共人禍導致死亡近四千萬農民，到近幾年才被披露出來；1976年河南省連續發生過17個水庫潰壩事件，淹死近70萬人，也是近幾年才披露出來。類似的事情太多了，當然就無法排除豬流感是在中國發生的，何況中國早已研究成功豬流感疫苗，若未事先取得病毒原體這完全不可能。因為中國養豬業的環境衛條經濟等客觀條件極差，最先感染各種各樣疾病在中國才最有可能。

　　此外美國壹直到今天還公開宣稱“AH1N1型豬流感，此前從未在豬或人身上發現，美國迄今沒有針對人類感染豬流感的特效藥”。美國的醫療技術、科研水準絕對不會比中國差，如果豬流感是美國的地方病，是美國特有的，按常理美國應當首先研製出防治方法，然而中國競能率先研製出美國地方病防治方法來？即便按中共官方後來的說法：9月5日率先在全球研製出人感豬流感防疫疫苗（衛生部長陳竺則稱8月底業已研製成功，按多年來壹直從事人畜共患傳染病的防治與研究的家畜傳染病學專家陳煥春院士的說法則早在4月27日以前早已研究成功並已申報待批），反過來證明所謂豬流感根本不可能是美國地方病，很可能該疫病就是源於中共國。

　　嚴重的環境污染會導致各種病毒產生大量的變異。壹個社會的道德墮落，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最容易導致這個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各種變異病毒的大量出現是其必然的惡果。中共國近三十年來斷子絕孫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嚴重污染環境，毀滅破壞自然生態平衡，已經將中國的大好河山，變成了壹個嚴重污染的巨大的世界垃圾場。根據2009年11月9日紐約時報的壹篇報道，中共國曾經投巨資於污水處理，但是審計表明，絕大多數資金都被貪官污吏貪污和侵吞。因此薩斯在中國首發，禽流感也是在中國首先出現，豬流感豈能例外。

　　豬流感變異的病毒在中共國層出不窮出現，是可想而知，甚至是必然的。可以預料，只要中共暴政繼續存在，類似的變異病毒肯定會在中共國大量出現。從上述專家們的說法，以及從環境污染跟病毒的關係，以及從豬流感的歷史與現實角度綜合分析，極可能豬流感源於中共國。

　　第二個問題，中共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病毒？有多少人死於非命。五月底日本首相訪問中國，當時日本全國豬流感病人已有300餘人，而中共五月底報道只有5個人。與此同時，香港已經有23,898人感染病毒，而且已經死亡了20多人。換句話說，面積是香港近壹萬倍的中國，醫療衛生條件比香港差得多的中國，居然只有五5個人感染病毒且沒有壹個人死亡。10月1號以前整個中國大陸沒有報道壹例死亡病例。第壹例死亡病例居然10月2號出現在西藏；十月四號新疆出現第二例；接著第三例是青海；第四例是北京。似乎豬流感也聽命於中共的指令選時擇地出現。到11月13號為止，按照中共的說法整個中國大陸僅6,4000人感染病毒，只有43人死亡。

　　我們再與美國加拿大和印度比較壹下看看中共的說法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加拿大的環境衛生條件，比中共國好數十倍，但是加拿大目前據稱，已經感染病毒的人數占總人口的5%左右，近200萬，死亡的人數據稱已經高達2,000人。

　　美國的環境衛條醫療條件遠比中共國好上數十倍，據紐約時報確認的感染病毒的人是2,200萬，死亡人數近4,000人。印度跟中國比較接近，但環境污染程度遠比中國輕，自然生態保護比中國好得多，11月初的數據是死亡505個人.而中國居然到11月13日止感染病毒的人不到64,000人死亡只有43人。這可能嗎？通過橫向比較和綜合分析，明顯可見中共國媒體報道的數據肯定是虛假的，而美國、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國的新聞報道大體上都是真實的。

　　因為在壹個自由、憲政的民主國家，根本不存在宣傳部來強制媒體從業人員自律，自我閹割。更不存在對事關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的重大問題實行新聞控制、新聞封鎖，更不存在公然造假。如果這樣做的話，當權者執政者很容易被選民趕下台。正因為如此，自由國家的新聞媒體，沒有必要也絕無任何可能大規模造假。而中共流氓獨裁統治壹切，它不但掌控全國所有的新聞媒體，而且事實上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任何壹家自由媒體。

　　中共鐵血統治60年，它的新聞造假不但是政治、經濟、新聞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全面造假欺騙，而且在天災人禍方面全部都涉及造假；只不過是從原來赤裸裸的造假，到今天精緻化的造假。而造假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共政權的性質，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流氓、專制暴政，它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暴力、謊言加恐怖。

　　既然中共政權在本質上沒有絲毫改變，也永遠不可能實質改變，中共在GDP上的胡吹，在經濟成就上的亂吹，確實欺騙了很多國人，特別是騙倒了國際社會，上當受騙的西方人遠遠比中國人多。因為中國人在中共暴政下，切身體會到自己到底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而且他們對中共流氓本質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不容易上當受騙。而容易上當受騙的就是那些天真的老外。我認為豬流感事件極有可能是中共國的薩斯疫騙局重演，作為壹個貫騙，特別是壹個反覆行騙而不被有效制止的騙子，我們都要對它所說、所為的壹切打壹個大問號。否則的話，人不是豬，豬碰鼻子以後就不會再第二次碰壁，而人如果再反反覆覆上當受騙的話，那就連豬都不如了，那連豬都不如的人得豬流感是應該的。

　　2009年11月15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三編：中共政權的犯罪性

　　第九章：論中共是個犯罪集團

　　針對中共極權統治60年，我想論證壹個主題：中國共產黨是個犯罪組織。有關這個問題，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提及。比如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60年，它犯下的罪行主要有這麼幾項：非法暴力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罪、賣國罪、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虐待人民罪、迫害人民罪、信仰滅絕罪、宗教迫害罪、民族滅絕罪、群體滅絕罪、酷刑罪、掠奪社會財富罪、破壞自然環境資源罪等等罪行。我認為這種說法，從外行角度講是可以的，但是從嚴格意義講，從法律專業角度看是有問題的。

　　壹是罪名不規範，二是不全面。既然中共開動全部國家宣傳機器狂吹亂捧，說什麼它有多麼輝煌的成就，今天我就專門從法律角度來論證中國共產黨是壹個犯罪組織。我們知道犯罪，就是法定的對社會有危害性的行為，達到壹定程度即構成犯罪。剛才提到的那幾種罪行，不是法律專業的術語。我們就根據中共政權自己制定的法律來看，它是不是個犯罪組織。

　　有關這個問題，我曾經在兩篇文章中，做過壹些側面的論述。其中壹篇文章是：中共黨員都是罪犯，第二篇文章：中共的御用文人是重罪犯。我在這兩篇文章中是從側面論證中共是個犯罪組織，但是沒有詳細展開論述。今天借這個機會，首先看壹看，中共做為壹個犯罪組織，到底犯了哪些罪行。我們就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來壹條壹條的論證。

　　首先，中共犯的第壹項罪行就是故意殺人罪（刑法第232條），它的故意殺人罪，按任何壹個法庭，不論是國際法庭，還是未來中國的正義法庭，哪怕是現在任何壹個國家的法庭，適用中國的法律來衡量中共的行為，都可以毫無疑問的認定，中國共產黨做為壹個組織，它犯有故意殺人罪。 具體它殺了多少人？現在比較普遍壹致接受的說法至少在6千萬到8千萬之間，在中共統治中國60年期間，還不包括它奪取政權之前濫殺無辜殺掉的幾千萬人。中共屠殺中國人民高達8千萬，是全世界第壹。蘇聯是第二，蘇聯殺的人是2500萬，這是中共犯下的第壹項罪行。

　　中共犯下的第二項罪行就是故意傷害罪（刑法第234條），中共犯下的故意傷害罪，許多人雖然沒有被槍斃，沒有被殺掉，但是從人身到精神各方面都遭到中共犯罪集團殘酷的迫害，這方面的例子更是多如牛毛，不須要詳細舉證。

　　中共做為壹個組織犯下的第三個罪行就是強姦婦女罪（刑法第236條），聽起來似乎挺奇怪，中共做為壹個犯罪組織，怎麼可能犯強姦婦女罪呢？為什麼這個罪行要由中共這個組織來承擔呢？因為中共大量的官員、警察、610辦公室的人員，犯下了大量這種罪行，而中共從來沒有制止，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這種犯罪行為壹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做為壹個組織，依法要對它的所屬人員的罪行承擔罪責，這就是為什麼它犯了這種罪的歸罪原則。

　　第四，中共還犯有強制猥褻污辱婦女罪（刑法第237條），那條歸罪原則跟上述同理。高智晟律師的證詞證明，中共當局將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逮捕或秘密拘禁後的第壹道程序，就是強制猥褻和污辱男女性法輪功學員。

　　中共所犯下的第五項罪行就是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條），中共近十年來大量非法拘禁各種人士。非法拘禁法輪功學員就不用說了，非法拘禁人權律師、人權衛士的案件也大量發生，包括我本人在內，中共做為壹個組織對我本人也犯下過非法拘禁罪。

　　第六，中共所犯下的第六項罪行就是誣告陷害罪（刑法第240條），為什麼說它犯了誣告陷害罪呢？所有的被以顛覆國家政權，以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判刑的被告人，實際上都是中共這個犯罪組織對這些人的誣告陷害罪行，因為所有這些人，根據中共法庭認定的所有的事實，沒有壹個人可以構成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既然他們不構成犯罪，而中共法院又強行無罪重判，而且是反反覆覆，長期如此，說明中共犯集團明知故犯，所以它犯有大量誣告陷害罪。

　　第七，中共犯有非法搜查罪，以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法第245條），中共犯罪集團同樣犯有這種罪。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異議人士，良知作家及網絡作家，正義新聞記者及人權律師或人權衛士或多或少都遭受過中共當局的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住宅。這方面的例子也是數不勝數，包括我本人也被中共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住宅。

　　第八，中共犯有公然侮辱誹謗罪（刑法第246條），中共犯下的公然污辱和毀謗罪行同樣是大量的。誹謗是指編造謊言，編造虛假的事實，損害他人的名譽構成犯罪的行為。公然侮辱是指可能某件事是真實的，但在公共場合披露他人的隱私損害他人名譽。而中共犯罪集團也大量犯有此種犯罪。

　　第九，中共犯罪組織犯有刑訊逼供罪（刑法247條）。我在上壹講中共專制暴政下的酷刑論題中列舉了大量的證據，證實刑訊逼供在大陸普遍存在。中共幾乎對拒絕認罪的所有的嫌疑人，所有的被告人，以及所有被拘禁、監禁的人，幾乎100%採取刑訊逼供。

　　第十，中共犯有酷刑被監禁人員罪，就是酷刑罪（刑法第248條），這個問題同樣在論中共專制暴政下的酷刑也作充分論證，這裡也無須進壹步論證。

　　第十壹，中共犯有煽動民族仇恨罪（刑法第249條），中共為了壹黨之私，煽動民族仇恨，在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上表現得特別突出。西藏問題現在國際社會，包括廣大的中國人已經比較清楚，中共在1959年，1989年和2008年在拉薩以及在西藏其他地區的所謂鎮壓暴亂，都是利用指使公安特務化妝成藏人，故意挑起藏民和漢民之間的民族仇恨趁機鎮壓。這方面的事實已經有所披露。中共採取欺詐，欺騙的手段得逞以後，它很容易重犯，這是對西藏人而言。新疆問題同樣如此，所謂7.5暴亂事件，種種跡象表明中共當局肯定也重複採取這種欺詐下流的方式，煽動維族與漢族之間的仇恨，達到轉嫁統治危機的目的，所以說中共政權犯的第十壹項罪行就是煽動民族仇恨罪。

　　第十二，非法剝奪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以及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罪（刑法第251條）。中共犯罪集團同樣犯了這兩種罪行。比較明顯的體現是在少數民族，特別是西藏和新疆，包括中國大陸的廣大的漢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教會和法輪功）同樣是被剝奪的壹乾二淨，而中國漢民族的風俗習慣同樣也被中共當局徹底剝奪，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第十三，中共犯有報復陷害罪（刑法第254條）。同樣的中共當局的報復陷害罪也是大面積的發生。凡是對中共政權不滿，或者對中共的貪官污吏不滿的人或對中共公開批評批判者或舉報的人，他們往往都遭到中共任意報復陷害。我本人也受到中共當局的報復陷害。幾乎所有的人權律師和人權衛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報復陷害，包括鄭恩寵，高智晟，李和平，李方平及最近的劉士輝律師，都被中共報復陷害。

　　第十四，中共犯罪利益集團犯有破壞選舉罪（刑法第256條），中共執政60年有哪壹天舉行過合法的選舉？沒有！它全部都是採用欺騙、威脅、收買等非法手段壟斷壹切，沒有舉行過任何壹次合法選舉，所以說它是公然破壞選舉，儘管法律規定選舉，它從來沒有實行過。

　　第十五，中共犯罪集團犯有搶劫罪（刑法第263條），中共犯下了對中國人民的三次公然大搶劫。第壹次大搶劫是毛澤東時代的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除了將地主、富農、資本家大批屠殺之外，還公然搶劫他們的私有財產。在毛澤東時代被共產黨屠殺的地主、富農至少是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可能是幾百萬人。資本家雖然沒有公然被槍決，但是被中共逼迫自殺的人數十萬，當年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都等著下面報告，每天有多少降落傘，指資本家被逼跳樓自殺，陳毅戲稱之為空降兵、降落傘，因為他們甚至不敢投河自殺，要死在中共面前讓他們看，害怕中共會繼續迫害他們的家人，這是何等的悲劇？

　　第二次公然搶劫，是在鄧、江、胡專權時壹直持續之中的，將第壹次搶劫積累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利用特權——中共官僚特權階級通過權錢交易，跟奸商勾結，將大量國有資產轉化成中共官員及其親屬的私有財產。

　　而第三次公然搶劫，就是中共自1980年開始到今天壹直在愈演愈烈的瘋狂污染自然環境，瘋狂開發挖掘自然礦產資源，採取斷子絕孫式的經濟發展政策。它的實質就是中共犯罪集團對中國人民最後壹次的公然搶劫。所以中共犯有搶劫罪，用民間的說法就是掠奪社會財富罪。法律上歸罪，應該就是搶劫罪。

　　第十六，中共犯有盜竊罪（刑法第264條），中共犯有盜竊罪這個概念，怎麼來理解呢？有壹位作者說過壹句非常形象的話：萬官貪污不抵壹黨竊國。壹個政黨盜竊國家政權，它的罪惡遠遠超過壹萬個官員貪污的罪行。而中國共產黨，就是天下最大的盜竊犯，它把整個國庫盜竊成黨庫，供它隨心所欲的揮霍。

　　網上最近披露，中共退休高官，每年還要揮霍大量的金錢。比如包括江澤民在內的12名中共中央政治局離休常委，他們每個人，每年要消耗中國的資產是2千多萬元，其它的105位的部長、副部長級離退休幹部，每人平均每年消耗中國的資產是63萬。還有5千多名中共省部級的離退休官員，每人每人每年要消耗國家的資產是70萬到600萬之間。中共6千個已經離退休的官員每年還要吞噬如此具大的國家資產。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中共犯罪集團，是不是天下最大的盜竊犯？！

　　第十七，中共犯有詐騙罪（刑法第266條）。這個詐騙罪我想很好理解，因為中共統治中國60年，從來沒有停止過壹天欺詐中國人民，它是公然欺詐，而且是長期壹以貫之的欺詐，它採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堵住國人的耳朵，掩蓋國人的眼睛，長期欺騙強制洗腦。詐騙不光光是為了洗腦，它最終的目地就是為了搶錢。所以人們稱中共是壹個土匪騙子黨。這是非常準確的定義。

　　第十八，中共還犯有搶奪罪（刑法第267條），搶奪罪與搶劫罪唯壹的區別就是搶奪是公然強搶便沒有直接用暴力，而搶劫則公然使用了暴力或暴力威脅。毫無疑問，中共同樣犯有搶奪罪。

　　第十九，中共還犯有敲詐勒索罪（刑法第274條）。特別是在1949年以前，中共大量犯這種罪，特別是在江西瑞金根據地，張國濤在安徽壹帶的紅色根據地，以及中共控制下的所有的根據地都發生過大量的敲詐勒索罪。敲詐勒索那些所謂土豪劣紳（即富人），都是採用土匪綁架人質，敲詐勒索親屬拿錢贖回人質。那麼1949年以後，中共是不是停止了敲詐勒索呢？實際上它沒有停止，比如高智晟事件中對高智晟親屬的迫害。

　　第二十，中共還犯有偽證罪（刑法307條）。幾乎每壹個政治案件，中共都是強迫檢察官，公安機關做偽證。這方面只要舉個例子來說明就可以了。像郭飛雄被以非法出版罪為名判五年徒刑，所有的證據都是偽證。所謂有罪供述，是公安通過用高壓電棍電擊生殖器取得的標準的偽證，而中共偽法官居然公然用此種偽證作為定罪判刑的依據！郭飛雄案太典型了，其它所有的政治案件幾乎100%都是中共撐控下的公檢法司串通壹氣，用偽證的方式強迫或迫使那些根本沒有獨立審判權的偽法官，枉法裁判的結果。

　　第二十壹，中共還犯有破壞環保罪（刑法第338條）。有關中共破壞環保罪，我也有個專題論文，中共鐵血統治60年的所謂輝煌成就，是建立在瘋狂污染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生態平衡基礎上的禍國殃民斷子絕孫的罪行。

　　第二十二，中共還犯有非法種植毒品罪（刑法第351條）。中共犯這個罪發生在延安時期，所謂南泥灣大生產，實際上就是大面積種植鴉片毒品，被中共吹成英雄的張思德實際上是在燒制鴉片的過程中出事故而喪生的。

　　第二十三，中共犯罪集團犯有貪污罪（刑法第382條）。中共犯有貪污罪跟剛才談到的搶劫罪、盜竊罪密切相關，因為中共政權實際上綁架了整個中國，包括全體中國人。它把所有的國家財產視為自己的黨產，供它隨心所欲的揮霍無度。中共犯下貪污罪是超級貪污罪。最近中共政治鬥爭中落馬的替罪羊，每壹個貪污都是上千萬，甚至上億。

　　我最近看到壹個數據顯示，中共當局省部級的官員90%以上，每個人都有千萬元以上的資產，而廣東省的省部級的官員99%以上都有超過千萬元的資產。這就是中共死抓住政權不放的原因。因為它通過掌握政權，通過權錢交易，可以輕而易舉的暴富，這個99%超過千萬元資產什麼概念？中共的省部級的官員，按他們每個月充其量幾千塊錢的工資收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積攢下千萬元的資產。這個事實充份表明中共官員個個都是貪污受賄罪犯。

　　第二十四，中共犯有受賄罪（刑法第385條）。受賄和貪污是密切連繫的，而中共官員的貪污和受賄，受賄更為突出。因為每個中共官員從鄉鎮壹級，壹直到中共中央最高層，早已賄賂公行，因為每壹級官員要想提升，指望提拔，都要向上級進貢，而這種進貢是公開的，或者說大家都心知肚明。由於中共體制是個典型的劣勝優汰的逆向淘汰制，賄賂公行是必然的，壹個人如果不行賄，那麼他永遠沒有獲提拔的機會，只有那些善於精於行賄吹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提拔，這就是這種行賄風氣越演越烈的原因。

　　第二十五，中共犯罪集團還犯有瀆職罪（刑法第397條），包括朱容基，溫家寶均極可能犯有瀆職罪，因為中共整體的腐敗，整體的腐爛，跟他們的不作為，或他們在其位不謀其政密切相關。當然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共政權整個組織黑爛透了，比黑社會、黑幫組織還不如，我業已充分論證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暴政，純屬流氓暴政。

　　第二十六，中共犯有枉法裁判罪和循私枉法罪（刑法第397條）。枉法裁判罪大量表現在幾乎所有的政治案件，敏感案件及宗教信仰案件，中共法院對這幾類案件的判決，幾乎100%屬於枉法裁判。枉法裁判罪和循私枉法罪性質相同。這裡特別強調壹點，我剛才提到的好些具體罪行表面上看，是具體的人犯的，為什麼把它歸罪為中共組織的犯罪罪行呢？原因在於中共任命的這些官員，他們犯了大量的這些罪行，而中共政權是睜壹眼閉壹眼，甚至鼓勵縱容指使。

　　充其量在人民的怨恨憤怒太大的時候，它會抓幾個替罪羊。或者是在權力鬥爭中，用幾個落馬的替罪羊試圖轉移削弱民眾的憤怒；而中共做為壹個組織，它為了極端的壹黨之私，必須讓它的官員嘗到些甜頭，它們才能擁護維持這個流氓政權。所以我剛才列舉的壹共是28項罪行，都是中共犯罪組織依法必須承擔的罪責。

　　對中共這個犯罪組織要不要追究它的犯罪責任？要不要進行正義的審判？我認為正義的審判必須進行，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道理：犯罪以後可以逍遙法外，可以不受追究。

　　今天我把中共犯罪組織所犯的28項罪行，按照中共自已制定的法律衡量，將它明確化。事實上，凡是共產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最終全部都被認定為犯罪組織。蘇聯雖然沒有公開認定，但是蘇聯共產黨，已經變成整個社會人人喊打，過街老鼠般的黨。其它東歐前共產國家的所有的共產黨都已改掉了名字，絕大部份的人已經退黨，或不再是共產黨了。而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全世界最大的犯罪組織。

　　歸納言之，中共做為犯罪組織它犯下的嚴重罪行是哪幾項呢？按國際法分類就是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這兩項是它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反人類罪就是大量屠殺，殺人罪這方面的內容。而群體滅絕罪，就包括種族滅絕、宗教滅絕、文化滅絕。

　　而中共的所做所為，完全符合國際法上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至於中共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新出現的壹種反人類罪。到今天為止，甚至連國際法上都還沒有壹個確切的法條能夠吻合，但是它構成反人類罪則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認為所有的中共黨員都是罪犯，這是從法律邏輯推論的結論。

　　因為中共是壹個犯罪集團，是壹個犯罪組織，而犯罪集團和犯罪組織的成員理所當然全部都是罪犯，只不過犯罪集團中有主犯從犯和協從犯而已，胡錦濤就是標準的犯罪頭子、罪魁禍首，中共的黨政軍，比如省部級官員，都是重罪犯；基層的縣長鄉鎮壹級的所有共產黨書記，都是犯罪份子。

　　但是廣大的沒有權力的普通中共黨員，他們很多人從法律上講僅僅是壹個協從犯，或是從犯，儘管他們可能本身沒有親自參與上述28種罪行，但是由於他們仍然做為共產黨員，仍然在支持整個共產黨犯罪組織統治中國，所以它們就是犯罪集團中的壹員，只不過將來審判中共時，他們的罪責比較輕，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已。

　　其次，迄今仍在做中共黨用文人的壹幫各行各業所謂的專家學者，他們不是普通的犯罪份子，而是重罪犯，因為這些專家和學者，有嚴重的欺騙性，欺騙了眾多國人，甚至欺騙國際社會，所以他們的罪行就特別嚴重。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那些為了撈取殘羹剩飯，不遺餘力的討好中共，為中共歌功頌德與中共同流合污的黨用文人這幫傢伙，是標準的重罪犯，將來他們必將受到正義法庭的公正審判。

　　最後我想提壹點，中共政權還是壹個吸血鬼暴政，因為我在前面已經充分論證中共政權是個暴政，是個極權暴政，是個流氓暴政。這裡補充壹點就是，中共還是壹個吸血鬼般的暴政。有些人故意放風：如果壹旦失去中共統治，中國就會四分五裂，就會內亂不已，就會發生大規模流血，就會倒退四五十年之類的。

　　他們認為只有中共才能維持中國的秩序，因為整個中國現在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這種荒唐至極的說法，實際上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本身，中共通過其高級五毛故意放風，灌輸此種胡說八道：中國共產黨雖然不好，但中國民運比共產黨更壞，是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維持了統治秩序，使中國社會還存在壹個穩定的秩序，所以不能把中共政權推翻，如果推翻中共的話，那麼中國就會陷入血流成河的局面。

　　這種說法不是第壹次出現，它早已反覆出現，它的根本目的在於進壹步恐嚇中國人民，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本質，它是壹個極權流氓吸血鬼般的暴政，把這個附體邪靈吸血鬼消滅，對中國人只是減輕無數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使中國人民的精神、心靈、思想及人身全部得到徹底的解放。 中國人決非天生的奴隸，更非劣等種族，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智慧勇敢與能力自我管理和自治。

　　第十章：中共黨員都是罪犯！黨用文人是重罪犯！

　　賀衛方教授在西山會議上說 “我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因為侵犯了自由，踐踏了法律，而且有壹個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權利資格的機構，不斷的行使媒體的生殺與奪大權，這種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任何活動都應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中宣部、團中央中宣部，整個黨沒有註冊登記。壹個民主的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團體要有壹個資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訴和起訴的權利資格，中共沒有，它行使的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胡錦濤說，我們要全國人大嚴格糾正各種違憲行為，但是中共本身是壹個法律之外的機構；多黨制度，新聞自由，國家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按台灣現在的模式，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賀衛方教授的上述演講相當精彩，因為在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下能公開如是說當屬不易，體制內人士若得罪中共很可能立即失去原有的地位與待遇利益。據稱由於賀教授的上述中共分成兩派說及中共未經註冊本身即是非法組織說，主張多黨制，軍隊國有化，新聞自由化等，在網上受到壹些極左派的攻擊。諸如：張帆之“賀衛方的反動言論再壹次敲響了警鐘”；東方明亮的“西山會議上大放厥詞的賀衛方，難道還有壹絲壹毫共產黨員的氣味嗎”？ 也有些人公開支持賀衛方：賀偉華的“中共在五年內分解成兩黨勢在必然”；劉路在為賀衛方辯護的同時卻又說：“如果當初奪取政權的手段不合法，但是經過多少年，妳取得了人民的同意，人民已經認同妳的統治，妳這個政權就不能說是非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會維持三十年””這裡劉路再次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辯護，並提出中共還有三十年命之說，吾不以為然；因為劉路此說肯定受中共當局讚賞，因為甚至胡錦濤也不敢夢想中共還能活十年！當今中共官員個個都是“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的心態，能撈則大撈特撈，哪管中國普通民眾的死活或是中國的前途。

　　吾以為，賀教授無疑是中國法學教授中最有國家民族責任感也是最正直誠實勇敢直言心聲令人敬佩的教授。除了“共產黨形成兩派”之外的其他主張，我均十分贊同。如果賀教授是在1989年6月4日以前主張共產黨兩派輪流執政說，亦多少說得過去。然而，17年前中共的“天安門屠城”及殘暴鎮壓法輪功，業已使中共喪失了壹切繼續執政的任何法律、道義、民意基礎和資源。中共業已淪為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犯罪利益集團，中共政權是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在此情況下，仍主張由中共壹分為二繼續獨裁專政，似乎過於看重外強中乾的流氓政黨而忽視正在覺醒的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力量了。

　　吾以為全體共產黨員，在法律意義上都是“罪犯”。共產黨員身份絕對是永恆的恥辱而決非榮譽！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壹認定過於偏激有失公允。然而依法律、法理、邏輯推理演譯，該結論則順理成章。

　　首先，中共是個犯罪利益集團，且中共政權是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我在《論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的合法性》文中已作全面詳細論證，真誠歡迎任何人提出反駁論證。然而這已是公認的客觀事實似無需再行論證。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分析，中共皆乃標準的犯罪集團。歷史上看，中共實際上是在蘇聯扶持下，用暴力加欺騙手段非法顛覆亞洲第壹個合法的民主政權的犯罪集團。在其28年武裝奪權鬥爭過程中對中國人民犯下了謦竹難書的滔天罪惡；而自1949年至1989年6月4日，則通過壹系列所謂群眾性政治運動，諸如：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適胡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四清、文革、壹打三反、批林批孔、反擊右翻案風、反資產階級自化、反精神污染、四五鎮壓、六四屠城；故意屠殺及事實上造成至少六千萬國民非正常死亡；中華文化道傳道德文明幾乎被中共摧毀壹空。就現實而言，中共在六四學生市民血跡未乾之際，又爛用黨政軍媒體及全社會力量瘋狂殘暴鎮壓法輪功，再次武力彈壓維護土地權屬的東洲農民，封鎖國際互聯網，非法打壓敢言知識分子，極力推行愚民政策；胡錦濤上台後變本加厲，中華最優秀的兒女黃金秋、師濤、張林、楊天水、許萬平。。。等正直敢言知識分子均是在胡上台後被無罪枉法重判的，至於中共打壓中國人權律師的惡行更是有目共睹，尤其在打壓高智晟、郭飛雄、陳光誠、郭起真及眾多正直律師、學者、記者、義士時更是不遺餘力，實質上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最新罪行！

　　既然中共是個公認的犯罪利益流氓集團，其成員當然難免罪犯之嫌，無論是積極參與者或者被動消極參加者還是被脅迫而為者甚至黨內保持沉默者，均似難脫罪犯之名。其實即使按照中共《刑法》共同犯罪相關條款對照分析亦不難推論：迄今仍在黨內的所有的中共黨員皆為罪犯同謀，只不過有主、次、從、及脅從犯之別。

　　第二十五條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條 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

　　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

　　第二十七條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

　　第二十八條 對於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陳泱潮先生撰寫於1976年之《特權論》，已充分論證中共的犯罪集團性質；而自2004年12月問世的《九評共產黨》，更使得中共的犯罪集團性質得以徹底暴露。如今中共的流氓本質更是家俞戶曉。是故迄今仍貪念中共黨員特權利益者，無論是體制內外的主從次或脅從者，在法律意義上皆有罪犯嫌疑！至少屬於脅從犯之列。朱鎔基等個人正直清廉的人品確有令人敬佩之處，然而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在中共作為壹個犯罪集團任意妄為的罪惡面前均無大作為，也沒有公開的批評制止中共的犯罪行為或缺乏堅持真理的勇氣，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也仍然是中共犯罪集團內的壹分子，因而多少也是“罪犯”，至少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犯有脅從罪。

　　中共黨員雪洗罪犯恥辱的途徑之壹便是公開真名實姓退黨。只要有500萬人真名實姓退黨，中共的末日恐怕隨即到來。如今已到了全體退黨人士公開聲明退黨之時。或許可以相約在某日同時公開退黨人士的真名實姓，很可能會出現奇蹟。中共黨員唯有真誠慚愧懺悔，不但自已應當停止與中共同流合污，更應立即停止繼續作惡，或參與或默許中共犯罪集團作惡，更應當勇敢地揭露制止中共歷史上及現實中犯下的壹切罪行，才能獲得中國人民的原諒。對中共犯罪集團的正義審判勢在必行。任何人應當對其言行負責，中共黨員當然不能例外，儘管審判的目的不在於報復，而是申張正義維護公理公道。

　　我於去年公開發表了“中共黨員是罪犯”壹文,從法律和邏輯兩方面充分論證了中共黨員即便依照中共刑法相關條款衡量也是標準的罪犯，迄今未見中共官方或其黨用無恥文人的任何批駁反駁,僅有幾個匿名網特作了蒼白無力的評論.

　　近日閱及數篇為[中國特色政治民主制度]辯護的文章，我不得不再次強調,不但中共黨員是罪犯,所有的無恥無行文人皆系罪犯!因為他們是明知故犯因而 其罪孽遠比壹般中共黨員深重.比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 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劉春教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陳惠豐;全國政協委員陳漱渝; 梅寧華北京日報社社長;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明德; 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王金紅;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趙成根教授;中央統戰部研究室副主任張獻生; 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陳家剛博士; 盧啟發;徐理。。。等.他們有的是中共黨用文人;有的是所謂教授,博士,有的是號稱的[民主黨頭]或政府官員,壹個共同的特點即是睜眼說胡話無恥拍流氓中 共馬屁不臉紅!這些人遠比壹般中共罪犯罪孽嚴重得多,因為他們完全為了壹已之私,不顧壹切緊密配合流氓中共欺騙全體國人，拖延國人苦難.因為若非這些無恥 文人緊密配合，早已病入膏肓的中共流氓專制暴政業已跨台，正由於這幫無行文人出賣良心的犯罪行為，人為的延長了中共專制暴政的狗命，害得南郭的絕食抗暴日 仍得無限延長。

　　如果他們膽敢公開承認他們發表的有關中國特色政治民主制度的論文是其真實意思表示是其真實信念，而非出於弱智無知或是出於出賣良知，南郭立即收回他們是無恥文人的價值判斷，但南郭在此公開向諸位挑戰：就民主政治問題來壹場公開辯論．期望諸位有膽公開應戰．第十壹章：論中共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及酷刑犯罪最近在國際國內有諸多重大事件發生，其中郭泉博士因組黨被中共流氓枉法重判十年；賈甲以身作則打破中共極權恐怖；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中國；留學生英雄馮正虎八次闖關回國被非法拒絕，如今在日本東京機楊持續抗爭業已20餘日；人權律師江天勇被中共反覆嚴重騷擾；人權鬥士范亞峰被中共社科院開除公職；民運英雄張林欲出國養傷，民主鬥士李國濤欲出國均被中共軟禁；民運志士楊天水和王榮青均被中共監獄迫害成病危。上述每壹個事件都值得評論。但是今天我想著重評論：西班牙法庭正式受理江澤民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及酷刑罪訴訟案。

　　我認為這個案件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據悉西班牙國家法院正式受理了起訴江澤民、羅干、薄熙來、賈慶林、吳官正這五名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法庭給與上述被告四到六周的抗辯期。換句話說，根據報道，我們可以推論，西班牙國家法院已經正式立案，而江澤民等五名罪犯（犯罪嫌疑人）將會接到通過外交途徑送達的包括20個問題的問卷，且必須在法定的六個星期內答辯，亦即提出書面答辯或委託律師抗辯。否則，這個法庭將發出國際通緝令，只要他們出現在任何與西班牙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均將被依法逮捕引渡，甚至可能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缺席審判，作出缺席判決。據稱西班牙法律禁止缺席審判，但是壹旦他們出國被第三國逮捕，則很可能被引渡至西班牙受審。這個事件可以說是當今追訴中共有關的所有案件中最突出的壹個。

　　目前全世界有三十幾個國家七十多個法庭已經受理或正在受理起訴江澤民等人權惡棍迫害法輪功的刑事和民事損害賠償案。但是西班牙國家法庭是第壹個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正式受理起訴的，所以我認為此案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因為壹旦簽發國際通緝、逮捕令，意味著這五個中共黨魁都是被依國際法初步認定的國際罪犯。本案從國際法上看涉及國際法基本原則、國際管轄權、普遍管轄權、國家元首刑事豁免權等要點，很值得國人關注：

　　首先，國際公法、國際法基本原則的重大發展與突破，在國際人權法上表現得最為顯著。傳統的國際法，亦即，國際公法的壹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國家主權原則，而國家主權原則在傳統的國際公法上屬於首要原則。但是這項原則在國際人權法上已經有重大突破，在國際法理論界有壹個流行的說法：人權高於主權。

　　人權高於主權原則，聽起來好像有探討餘地，但是如果國際人權法來看人權高於主權，這個原則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人權是落實到每個國家的全部自然人，而國家主權是落實到國家，包括它的領土、領空等國家權利和責任。

　　歷史上國家元首和外交、領事官員，依傳統的國際法原則都具有外交豁免權和國家元首刑事豁免權。但是如果犯罪人所犯下的罪行屬於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或者酷刑罪，這些人將可能被例外。也就是說如果壹個國家的元首犯下了這些國際罪行，那麼他就可能喪失他的國家元首豁免權；外交官犯下了這種罪行，他也將喪失外交豁免權。儘管國際法院在2002年仍作出國家元首即使犯有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也仍應享有國家元首豁免權的認定。但西班牙國家法院1999年發出對智利前總統皮諾切逮捕令，2003年對利比里亞前總統Charles Taylor發出逮捕令，近日據稱北朝鮮金正日也已受到國際逮捕令，表明國家元首豁免權並非絕對的，至少對於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除外。如果訴江案成立，那意味著在全世界各國均可以成立。

　　也就是說凡是犯下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的中共官員將無處可逃，我認為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國際法最初出於十六世紀初，荷蘭的格勞秀斯寫了壹本書叫《戰爭法》。在該書中，他首次提出國際法的壹項最重要的原則，即國家主權原則，而且國際法僅調整國家之間的關係，個人不受國際法的調整。換句話說，個人無論是侵害者或是被侵害者，都不受國際法的制約。 至於外交和元首豁免權則是由國際習慣法確立的，主要是為保證國家間的正常交往所必需。

　　這個原則壹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紐倫堡國際法庭審判德國納粹戰犯，在東京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在這兩個國際法庭審判中確立了壹個原則，就是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和戰爭罪的罪犯不能免受懲罰而不受審判。這個原則在國際法上早已確立，但是在中國卻從來沒有實現過。因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罪犯，亦即中共高官及中共黨魁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的國際罪犯。

　　西班牙國家法院受理的訴江案為什麼說具有劃時代意義呢？因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之所以如此胡作非為濫殺政治犯，血洗天安門，迫害法輪功，鎮壓家庭教會，活體盜賣法輪功信眾人體器官，原因之壹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認為自己在犯罪，迄今以內政為由胡作非為認為他國管不著。事實上宗教滅絕、文化滅絕及種族滅絕，都構成群體滅絕罪，中共在西藏也犯下了群體滅絕、反人類和酷刑罪，西班牙國家法院早在2006年也正式啟動支持西藏委員會起訴江澤民李鵬等七名中共軍官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的調查程序。

　　鎮壓法輪功群體中共採取“經濟上搞跨，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動用上百種酷刑至死有案可查者已高達3320人，數千人關入精神病院迫害，十萬計的學員被枉法無罪重判，數十上百萬學員被非法勞教，數百萬學員被非法剝奪升學工作權利，數以萬計的學員的人體器官被中共活體盜賣，這些足以構成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和西藏藏族宗教文化的滅絕政策，也都構成群體滅絕罪。國際人權法實際上早已確立海盜、販賣奴隸、群體滅絕、反人類、酷刑、戰爭及強制失蹤均屬國際犯罪，而非壹國內政。

　　由於受中共黨控教育體制的制約，導致中國大陸的法學研究嚴重落後與脫節。中共官方法學界，甚至迄今不承認國際人權法的基本原則，不承認個人可以成為國際法的主體，否定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

　　該案如果江澤民等人權惡棍拒絕答辯、可以預料中共肯定不敢抗辯。假設六個星期答辯期滿，從法律上看，將被推定被告放棄答辯權。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可能，壹是西班牙法院指定辯護律師為其辯護；二是法庭因被告藐視法庭不為其指定公派律師，而是由西班牙國家法院主審法官直接簽發國際逮捕令，只要江等犯罪嫌疑人出國到任何與西班牙有引渡條約的國家，都將被逮捕並引渡到西班牙受審。無論哪壹種情況，江澤民等罪嫌都面臨被西班牙國家法院，按照國際法、國際人權法初步判定為國際罪犯，儘管最終判決要待引渡成功後才能進行，因為西班牙法律不允許缺席審判。

　　這個後果雖然對江澤民等罪嫌的人身無法直接制約，但是從法律意義上，等於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由國際社會的壹個國家法院依國際人權法作出正式法律認定。此前，袁紅冰教授曾經在2005年7月，由民間組建的壹個審判中共委員會授權任命出任審判江澤民等人權惡棍的大法官。起訴的罪名也是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起訴不是由公訴人提出，而是由受害人直接起訴。而該審判江澤民等罪犯的悉尼國際法庭，是由民間組成審判中共委員會授權組建，畢竟不是傳統意義正式法庭作出的立案以及判決，由於其不具備國家強制力，其頒發的相關法律文件，不易被國際社會承認，在這個意義上，西班牙國家法院的立案是壹個歷史性的突破。

　　如果西班牙法律允許缺席審判，法庭根據江澤民拒絕答辯，由法庭為他指定公設律師辯護；或法庭不為其指定公派律師，而直接經過缺席審理，控方指控的初步證據就會變成終結性證據。本來按正當法律程序所有的證據，包括證人證言、書證、物證、視聽材料，都要經過法庭控辯雙方的交叉質證，經過雙方充分的辯論、質疑、質證，法官才能根據證據規則決定採信與否。由於被告，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放棄抗辯，這種情況下，法院就將根據案件缺席審理的情況，直接做出有利於控方的判決。換句話說江澤民等罪嫌將承受絕對不利的判決結果，喪失他所有的權利，包括國家元首豁免權及外交豁免權。

　　訴江案從國際法上看，涉及兩個問題，壹是國家元首刑事豁免權和外交豁免權；二是涉及法院的管轄權，也即國際法的管轄權。原則上，國際刑事管轄權壹般分為屬地管轄（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國家對其領域內（包括飛機上及在公海上的輪船上）發生的犯罪有法律管轄權；屬人管轄（包括本國人在本國和外國的犯罪（Active personality jurisdiction）及外國人在外國和本國針對本國人的犯罪（Passive personality jurisdiction:）；保護性管轄（protective principle）即國家對於那些被視為對該國根本利益構成犯罪的事項有法律管轄權；域外管轄（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即國家對外國發生的針對本國的犯罪有法律管轄權；普遍管轄（universal jurisdiction）亦即對於海盜、販賣奴隸、恐怖分子、戰爭、群體滅絕、反人類、酷刑及強制失蹤等國際犯罪，無論該犯罪發生在何國，也無論犯罪人的國籍，國家均有責任對此種國際犯罪起訴或將其移送其他有權管轄的國家進行審判。普遍管轄權即是國際法的最新發展，國家元首豁免權已不再是傳統國際法上的絕對權，而有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等國際犯罪的例外適用。

　　壹般刑事案件都是就被告原則，對江澤民而言，被告所在地中國法院才有管轄權。第二是犯罪所在地原則，針對法輪功的犯罪所在地，大規模的犯罪在中國發生，主要的犯罪地也是在中國。但是現在法輪功學員，包括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已經遍布全世界，中共將迫害法輪功的犯罪行為也擴散到了全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它的犯罪地已經遍布全世界。因為中共通過其獨裁撐據的全部國家宣傳機器，諸如新華社及CCTV之類的，還有通過駐外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對法輪功長期公然誹謗和迫害。所以它的犯罪地已擴散變成全球化了。有些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到了海外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因此無論按屬地還是屬人原則，也使許多國家有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犯罪有管轄權。

　　更重要的是，因為犯下反人類罪，或群體滅絕罪，以及酷刑罪的罪犯，從國際人權法上講，罪犯將被視為人類的公敵。就像海盜是人類的公敵壹樣，犯有上述國際罪行的人也是人類的公敵。既然是人類的公敵，任何壹個國家的法院都有責任起訴此種罪犯或將其依國際法引渡給他國法院審判。

　　傳統的國際法的管轄權受嚴格的屬地屬人原則限制，但對國際犯罪依普遍管轄原則每個國家均有權管轄。普遍管轄權起源於針對海盜犯罪；1949年日內瓦戰爭法公約首次明確該原則，公約規定每個締約國有責任起訴或引渡任何嚴重違反公約的犯罪嫌疑人；不過，該公約僅限於國際戰爭引起的群體滅絕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而對壹國境內發生者不適用；1961年以色列依普遍管轄權起訴德國納粹高級官員Aldolf Eichmann ；1970年反恐怖劫機公約第4條；1973年禁止和懲罰種族隔離犯罪公約第4條；1979年反劫持人質公約第5條；1984年反酷刑公約第5條規定“各國政府應當起訴該國領域內發現的任何酷刑罪犯或將犯罪嫌疑人引渡給第三國審判”；1985年聯合國雇員人身安全公約第10條；2006年反強制失蹤公約第9條及美洲反強制失蹤公約第4條均確立了普遍管轄原則。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公約序言規定：該法院的管轄權是對各國法院管轄權的補充，因此，如果證明締約國法院對國際罪犯不能起訴或拒絕起訴，則國際刑事法院有管轄權；第4條規定：法院得依特殊協議對非締約國行使管轄權，亦即對非締約國發生的國際犯罪要有特殊協議，國際刑事法院才有管轄權；而且該法院只能審理2002年以後發生的犯罪，而且只能由檢察官而不能由受害人提起訴訟；因此各國法院的普遍管轄權仍有重大意義。

　　審理國際犯罪的法院分為三類：壹是國際法院，例如1945年聯合國下屬的國際法院和1998年建立的國際刑事法院；但前者僅能管轄締約國，該院的管轄權屬自願管轄而非強制管轄，主要審理國家間的法律爭議，個人不能成為該法院的管轄對象；後者則得依特殊協議才能對非締約國行使管轄權，且有權審判個人犯罪者；二是由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授權組建的專門國際法庭，諸如1993年南斯拉夫國際法庭，1994年蘆旺達國際法庭，2008年柬普寨國際法庭；三是依普遍管轄原則對國際犯罪行使審判權的各國專門法院，迄今已有十六個國家實際行使過普遍管轄權，包括：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Canada, Denmark, France, Finland, Germany, Mexico, Norway, The Netherlands, Spain, Senegal,Sweden, Switzer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國際上行使普遍管轄權主要分為兩類，壹是限制管轄，要求受害者必須是本國公民或與本國有密切聯繫，同時要求犯罪嫌疑人在本國領域內才能受理起訴；二是寬鬆管轄，不要求受害人是本國公民，也不以罪犯在本國領域內為立案受理的前提條件。

　　西班牙國家法院最為傑出。迄今依普遍管轄原則已受理15起國際犯罪訴訟，其中已審結六起，但西班牙政府亦因此而受到國際上強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以至今年7月25日國會（待參議院批准）通過了壹項旨在限制行使普遍管轄權的新法規，要求受害人是西班牙公民，案件須西班牙有聯繫，同時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須在西班牙領域內而且須查明國際上沒有任何其他法院受理了同壹訴訟才能正式立案審理。該法預計年底將生效，但依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則其應當不能約束業已立案的案件。

　　西班牙高等法院於2006年1月11日立案調查“支持西藏委員會”訴江澤民、李鵬及五名中共駐西藏軍官和安全部官員群體滅絕藏民案（涉及自1951年迄今屠殺和強制失蹤100餘萬西藏藏民），並於同年6月6日正式啟動調查程序。同日中共指責西班牙法官調查中共群體滅絕西藏人是干涉中國內政並駁斥該指控“純屬捏造”；2008年3月Santiago Pedraz法官開始調查西藏群體滅絕案，Servimedia媒體報導稱：壹個中共駐馬德里大使館官員公然威脅說：“如果Pedraz法官到中國將被逮捕並得到他應得的（懲罰）”。2009年5月，Santiago Pedraz法官正在審理針對江澤民、李鵬等七名中共高官的制度性侵害藏民的指控，該著名案例使得西班牙國家法院成為各媒體頭版關注的對象，並使西班牙政府置於外國的壓力之下，中共粗暴地拒絕了Santiago Pedraz法官提出到中國調查這些被指控罪嫌的申請，中共政府公然威脅壹旦該法官進入中國將立即被逮捕，中共外交部還警告西班牙政府：事關兩國良好的貿易關係利益，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或支持西藏分裂主義者。2009年11月16日Santiago Pedraz法官開始庭審程序，西班牙國家法院將質證查明事實以便確定是否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國家恐怖主義罪和酷刑罪指控江澤民、李鵬和另五名前駐西藏軍官與安全部高官。同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則駁斥道：“反對任何對中國內政（包括西藏問題）的干涉”。

　　從上述中共駐外使館官員、中共外交部及其發言人，公然威脅要逮捕西班牙國家法院主審訴江、李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案的法官及使他得到應得的懲罰，足以證實中共外交官純屬國際法盲加流氓的貨色。因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法官依國際法和西班牙法律辦案，既不違反西國法也不違反中國法律，中國政府憑什麼逮捕壹個依法辦案的法官？！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及酷刑罪均是國際習慣法業已確立的國際犯罪而決非屬壹國內政，南斯拉夫國際法庭，蘆旺達國際法庭審理的均是在壹國境內發生的群體滅絕罪。而中共豈圖壹概假“干涉內政”為由，將罪責推得壹干二淨？！

　　法輪功訴江案比支持西藏委員會訴江案進展更順利，前者法院業已正式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立案並已完成調查程序進入正式審理程序，後者尚在法庭質證調查階段。訴江案涉及三種罪行都屬公認的國際犯罪，因此依國際人權法上的普遍管轄權原則，從理論上講每個國家都有管轄權。如果西班牙國家法院初步裁定江澤民等人權惡棍罪名成立，可以肯定其它國家將會有大量類似的起訴，凡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直接責任人，包括各省高官及六壹零辦公室人員和警特及積極惡意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官、檢察官都將面臨像西班牙法庭壹樣的追訴。中共的犯罪將會被全世界各國法院追訴，所以這種法庭的判決，當然令所有的中共當權官員人權惡棍，都會顫顫驚驚，無處可逃。

　　我認為西班牙國家法院受理訴江案有如下兩方面的重大意義。首先它在國際層面，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因為國際社會對於中共迫害法輪功事件，經過法輪功群體十年來，向全世界各國政府、政要，民眾堅持不懈地講真相，使得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越來越多的被人們廣為知情。但很多人也就是知道壹些皮毛，並不了解詳細的內容。但是如果被壹個國家的法院正式以生效的法律文書確認的話，那就大不壹樣了。可以肯定如果西班牙國家法院真的做出缺席判決，它壹定會成為國際主流媒體的重大新聞。它會在國際上對於有效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繼續迫害，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第二個方面的意義，既然西班牙國家法院正式受理案件，若又做出缺席審判的話，對喚醒中國大陸所民眾，了解中共迫害法輪功，中共的人權迫害的事實，同樣會起到很重大的作用。中共的防火牆是封堵不住這種信息的，國人知道真相越多，對中共政權的極權、專政、流氓暴政的本質就會認識越清楚。而國人對中共政權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本質認識清楚，正是終結中共專制暴政的前提條件。

　　我認為凡是知道中共滔天罪惡真相的中國人，無壹不希望早日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只有那些被洗腦、被欺騙的愚民到今天仍然認為中共執政好，誤以為唯有中共執政才能使中國經濟發展，使得中國變成強國，或者其他各種幻想，甚至包括壹些民運人士，好些知識分子都還懷抱幻想，壹箱情願地認為可以通過中共黨內民主，由中共主導，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用改良漸進的方式來改變中國。

　　這種糊裡糊塗的想法其實僅是壹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國為這些國人迄今未認清中共極權流氓暴政本質的必然反映。我認為通過西班牙國家法院審判江澤民等中共人權惡棍，案件事實真相的披露會起到壹個很好的作用，就是使國人真正覺醒，徹底認清中共暴政的邪惡本質。這是西班牙法院審江案對喚醒中國大陸民眾的意義。

　　第三，我對西班牙國家法院審江案的預測。首先我認為江澤民、羅干、薄熙來、李長春和吳官正，均不可能答辯，也絕對不敢應訴，不會甚至不屑聘請律師抗辯。因為中共高官及當權集團基本上全部是法盲，他們不但是中國法律的法盲，對國際法更是法盲，這不光是中共官員的問題，甚至中共暴政下國際法研究的研究人員很多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法盲。

　　這是中共設立的政治、法學研究禁區所致。國際人權法實際上在中國大陸迄仍然是中共惡黨人為設置障的禁區。例如，中共2005年5月在對我進行政治迫害期間，反覆強迫我“不再介入人權律師業務，不主辦或協助辦人權律師培訓班，不為政治犯及法輪功辯護”！中國人權律師迄今受到中共暴政持續迫害打壓，表明中共仇視國際人權法的立場絲毫未變。也就是說國際人權法研究，中國法學研究人員被捆住了手腳，不能突破中共設置的禁區。這是指專門的國際公法研究人員而言的。

　　壹般的國際法專業學生和壹般的法學院學生，實際上不學國際人權法，很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課程，有該課程也是限於非常小的範圍，而且小範圍的專業研究人員也都被限制死了，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都被中共劃框框限制死了。

　　在中共專制暴政下，中國大陸法學界所謂專家學者到今天為止，仍然持壹種觀點，認為個人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認為國家元首豁免權是絕對的；認為外交豁免權是絕對的；認為外國法院無權受理象訴江案這種起訴其它國家的人的案件，因為這是干涉他國內政；認為主權高於人權。在這種學術根本自由的環境下，在壹個連法學專家群體，國際公法研究的群體都是這種非常落後，過時落伍的法學觀念，中共高官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法治及國際人權法的觀念呢？

　　這壹切決定了江澤民等人權惡棍肯定不會答辯，也不會聘請律師抗辯；它既然不答辯，也不聘請律師抗辯，那西班牙法院是不是坐著乾等呢？肯定不是。它將按照法定程序走，答辯期六個星期屆滿，那它將繼續下壹程序。

　　如果原、被告或其他訴訟當事人不尊重法庭，從法律上講，首先就構成藐視法庭罪。妳若藐視法庭，那麼法庭除了有權依法懲處外，當然有權按照法定程序繼續審理，由於西班牙法律不允許缺席審判，它勢必要發出國際逮捕令，將罪犯強制帶到西班牙法庭接受審判。若法律認可缺席審判程序，就是壹個缺席審理和缺席判決的問題。所以我預測這個案件很可能最後變成缺席審理和缺席判決。缺席審理和缺席判決生效後，具體執行涉及國際通緝令逮捕罪犯，把他們投到監獄裡服刑。

　　比如判江澤民二十年徒刑。實際執行要實際控制他人身自由才有可能。壹旦發布國際通緝逮捕令，客觀上就使江等罪犯根本就不敢出國，只能躲在中國大陸。因為他們壹出國就面臨被相關國家刑警追捕的問題，壹旦逮捕就會被引渡至西班牙受審最終投入監獄。

　　中共政權，從性質上看是壹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有關此點我已經做了系列充分論證。它同時還是壹個最野蠻、最無恥、最殘暴的政權。我想舉幾個最典型的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首先，為什麼說中共政權是古今中外最殘暴、最下流無恥的政權呢？

　　中共黨員張志新，因為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批評了毛澤東若干思想，為劉少奇鳴冤。由此她遭到了人類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壹種酷刑。她在被執行死刑前，暴政當局首割斷她的喉管，然後再執行槍決。原因是害怕她在臨刑前呼喊“反動”口號，而且在她被槍決之前監獄當局故意安排重罪犯多次強姦致使她精神失常。據悉在張志新被執行這種殘暴野蠻的刑罰之前，遼寧省已經發生過三十多起類似的對政治犯刑前割喉的野蠻殘暴刑罰。

　　在五八年到六壹年期間，中共偽稱做“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量故意對勞教勞改的右派及政治犯，採用飢餓、勞累、勞役的方式，群體餓死滅絕了大批右派分子。甘肅省的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3200多名右派被活活餓死累死近3000人，很多人的死亡，都是中共故意用這種非常野蠻殘暴的方式群體滅絕所致。

　　第三，法輪功群體受到的人權迫害，除了上述提及者外，遼寧馬三家教養院把18名女學員集體剝光，強行投入男犯人牢房，而且這種下流無恥野蠻殘暴致極的酷刑並非孤例。目前法輪功受到的迫害是全中國最大的人權迫害案，甚至在全世界都可能是最大的，最嚴重的人權迫害。（20世紀全球發生的著名群體滅絕案主要有：奧斯曼帝國對阿美尼亞人進行的群體滅絕（1915-1917），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的群體滅絕（1939-1945），柬普寨的紅色高棉所犯大屠殺（1975-1978）薩達姆政權對伊拉克北部的the Kurds 人進行的種族滅絕（1988），南斯拉夫種族群體滅絕（1993），蘆旺達種族群體滅絕（1994），波斯尼亞內戰期間的屠殺（1995），蘇丹的達富爾發生的大屠殺（2003），中共對西藏藏民的群體滅絕（1951-2009）及中共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1999-2009）。除了迫害法輪功以外，中共對其他宗教的迫害，比如對壹貫道的迫害，在1949年到1951年期間，中共對壹貫道信眾採取了宗教滅絕政策。中共目前對家庭教會同樣極盡打壓迫害之能事。

　　儘管如此，海內外還有許多人，各國政府、政要、傳媒不相信。比如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中共大規模活體盜賣的人類最新類型的群體滅絕罪惡，國際上還有很多人持懷疑，或否定態度，更不用說大陸的國民了，大陸的國民因為信息被封鎖，知道中共罪惡真相的人更少。諸如類似的中共酷刑罪行，我在前幾講中已經列舉了大量充分的證據論證。所以我認為中共暴政對中國人犯下了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是鐵板釘釘的客觀事實。

　　我認為西班牙國家法院正式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和酷刑罪受理法輪功起訴江澤民等人權惡棍案，它會對徹底揭露中共的野蠻殘暴下流無恥滔天大罪，以及中共的恐怖、暴力、欺騙，都將在法院質證審理中被質證、被確認，被判決，所以我認為訴江案是個具有劃時代重大歷史意義的案件，值得每個人關注。

　　2009年11月22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十二章：論中共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最新類型犯罪最近我在網上看到壹些信息，也跟幾位來自大陸、香港的法律研究生，及其它專業的研究生有個交談。有兩位學生問我，“中共難道這麼窮嗎？為什麼中共會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的人體器官？也就是說（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問題看來通過網絡信息，中共想徹底封鎖，已經做不到。

　　它不像郭飛雄事件，高智晟事件及胡佳事件那樣，很多大陸來的留學生，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這些轟動海內外的重大事件。但是談到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問題，與他們交談時發現他們都知道這回事。但是他們都持壹種懷疑的態度。這引起我沉思。

　　第二個方面，我在網絡上很早就發現，民運人士中有相當壹部份人，對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問題，也是持高度懷疑態度。最著名的就是吳弘達，吳曾經在2006年的3月22號給美國國會議員寫過壹封密信，然後在兩個大衛第壹份關於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研究調查報告，於2006年7月7日正式發表後大概壹周，吳弘達又在《觀察》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專門談這個問題。

　　壹篇是“有關法輪功活摘人體器官之我見”；還有另壹篇就是他對活摘人體器官證據方面的質疑，而且也把這份密信公開了。由此在民運，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響。壹個典型就是余杰先生，於在網上跟帖，明確說這個問題他相信吳弘達的說法。

　　我還注意到壹個事實，有許多作家，包括獨立筆會的作家，也都或多或少在很多場合表露了這種意思。或者對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問題從來不揭露，也不批判。更讓我吃驚的是民運最著名的人物，陳泱朝先生，最近發表的壹篇文章提到，“法輪功的滑鐵盧之壹就是蘇家屯事件”。

　　由此我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實在是讓我覺得我有話說。這就是今天我想談論的主題，蘇家屯事件到底是法輪功的滑鐵盧？還是中共或者是胡錦濤共產極權專制暴政的滑鐵盧？

　　這個問題，我準備從下面五個方面來談我個人的看法。我可先說我的結論，非常明確，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暴行，是中共專制暴政的滑鐵盧，而不是法輪功的滑鐵盧。為什麼我敢這樣說呢？我想就從下面五個方面，來論證我的論點，當然如果聽眾朋友覺得我的看法不對，或認為有疑議，歡迎來信討論。我覺得這個問題至關重要。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共在盜賣人體器官問題上，長期以來壹以貫之謊話連篇。有關這個問題，我曾做過專項研究，這個專項研究，我是用英文寫的，在2007年已經公開發表，因為可能是用英文寫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而在該專項研究中，我查閱了從1998年壹直到2007年，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壹些其它報紙存在的相關信息，查證有關中共對盜賣人體器官的說法。在這項專題研究中，我發現在2006年的11月以前，中共長期以來壹直矢口否認曾經利用死刑犯人的人體器官，中共壹直強調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都是人們自願捐助的，絕對沒有用死刑犯人的人體器官去做移植。

　　中共壹以貫之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公然欺騙國際社會，壹直到2006年11月，衛生部副部長黃杰夫在壹個國際會議上才首次公開承認中國人體器官移植主要來源於死刑犯人。

　　那我們就要問壹個問題，聽眾朋友也可以思考，為甚麼中共在此之前，從來壹貫否認，中共的外交發言人章啟月、朱邦肇及秦剛，他們幾乎眾口壹詞全部否認中共利用死刑犯人的人體器官移植。這是我提出的第壹個論據。它證明中共在盜賣人體器官這個問題上，長期欺騙做假，這是壹。

　　第二，蘇家屯事件最初曝光是在2006年的3月9號，同時由大紀元、看中國等等網站在網絡上披露了第壹個證人皮特的證詞，他是日本壹家報社駐中國的記者。他在2003年，調查薩斯的過程中，在沉陽地區偶然發現，在蘇家屯的某個醫院，關押了近6,000法輪功學員，而且這些學員有去無回。凡是關進去以後，沒有壹個活著出來的。因此他做了些初步的調查，發現這件事，非常吃驚。

　　這個事件曝光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也就是兩個星期之間，始終只有法輪功的媒體報導這種駭人聽聞的故事，而國際主流媒體沒有壹個報導這壹重大新聞，所以這件事，似乎是壹種編造的謊言，或者是壹種譁眾取寵的東西，目的是為了給中共臉上或給中國政府臉上抹黑。事實當然不是如此。

　　當時還沒有壹個國際媒體報導這件事之前，我接受採訪時，提及我認為蘇家屯事件是真實的。西方主流媒體之所以還沒有報導，主要原因不是因為這件事是虛假編造的，或者是因沒有真憑實據，而是由於媒體的老闆，也就是投資者的利益考慮，以及國際主流媒體，或自由媒體比較注重證據來源的可靠性、客觀性。

　　問題是他們忽略了道德問題。任何人，任何媒體基於生存的壹種道德，他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問題。我斷言西方主流媒體報導這件事是時間問題，而不是他們不報導的問題。果然在我發表這番見解後，第二天美國主流媒體的第壹份報紙即美國華盛頓時報率先報導了蘇家屯事件。

　　華盛頓時報劉荻稱之為“小報”，她要麼對美國媒體不了解或故意誤導公眾。實際上華盛頓時報是美國共和黨最主要的報紙。所以這壹共和黨主要報紙率先報導後，打開了全球媒體關注法輪功人權災難，關注蘇家屯事件這個閘門。

　　到今天為止，根據我不完全的查證，至少不下100家以上，全世界各國的報紙、電視台、廣播、雜誌，對蘇家屯事件做了充份多次的報導。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國際媒體是否不關注?或者是否報導，是否僅僅是有指控壹方的報導，只有法輪功的報導，問題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有關這個問題，特別值得壹題的是，張鶴慈先生曾經在2007年的8月份，專門指責質疑我，他提出只有法輪功媒體報導，而國際主流媒體幾乎沒有報導，說明他是信口開河。當時我給他專門回復，2007年8月份，我正式回答張鶴慈先生。列舉了近60家報導該事件的國際媒體的名稱。

　　而張先生居然在2008年的2月份，在自由中國論壇重複提這個話題，只是變換了壹種說法，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張先生本身也是壹個著名異議人士，他居然會如此武斷地說，國際上對這個事件早已消聲匿跡。這是我要說的第二方面的證明，問題不是這麼回事。

　　國際上對中共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問題，並沒有消聲匿跡，而是壹直在強烈關注。只不過是由於新聞界總是隨時、不停的有各種各樣的新聞事件發生。後面的新聞往往會衝擊前面的舊聞，使媒體有時似乎已經淡忘了這件事。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淡忘。

　　從我剛才提到的第二方面的證據來看，國際媒體對這個問題的報導、追蹤壹直沒有放鬆，他們是緊盯著這件事情的發展。這裡有必要提及兩個大衛。壹個叫大衛.喬高，另壹位叫大衛.麥塔斯，這兩位先生是加拿大的律師，壹個是著名國際人權律師，第二個是前外交官、檢察官、律師和國會議員。

　　這兩個人的品德、人格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聲譽，他們不是為了名利，來做這項調查研究工作。而純屬出於他們維護正義，支持全球的人權事業，而做的工作之壹而已。我知道的大衛.喬高先生，他關注中國問題的精力，如果按他從政近30年的角度來看，充其量放到他在全球人權問題上的精力十分之壹還不到。

　　事實上就是在今天，他仍然重點關注非洲的人權問題，比如像蘇丹，達富爾大屠殺，以及全球各地方發生的人權事件，都有他的聲音，都有他的身影。至於中共及其御用文人玩命攻擊麥塔斯為賴昌星辯護，攻擊他反華，是為中國的犯罪份子辯護的律師。試圖論證兩位大衛的報告是基於偏見而做出。

　　麥塔斯確實是賴昌星申請政治避難，以及對抗遣返案的主要辯護律師。但是值得壹提的是，麥塔斯及另壹位著名人權律師安世立自2006年2月開始，就是義務為賴昌星繼續辯護。因為賴昌星到這個時候已經破產，付不起他們的律師費了。但是麥塔斯和安世立大律師繼續為他辯護。

　　麥塔斯並不是為賴昌星的犯罪行為辯護，他是為賴昌星的人權辯護。因為賴昌星這種情況，如果引渡回中國必然是死路壹條。即使法院不判他死刑，中共也會用千百種手段，置之於死地，這是毫無疑問的。麥塔斯作為人權律師，他根據加拿大及國際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履行壹個人權律師的義務。所以兩位大衛先生的品德，人格，立場都是無可非議的。

　　據我所知，他們為調查研究所付出的所有時間與精力，都是分文未取，這是我要強調的壹點。我認為兩位大衛先生，是非常值得全體中國人敬重的人物。絕對不是中共瞎指責的，說他們是被法輪功收買的人物。

　　既然提到兩位大衛，第三個問題，我要談的是兩位大衛的調查研究報告，第壹份報告花了約壹個半月的時間研究，於2006年的7月7號正式公布了有關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活體盜賣的專題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壹共提出了3大類18種證據，談到18種證據的問題，我先簡要介紹壹下有關證據學的壹些基本常識。

　　刑事訴訟對證據的要求非常嚴格，證據要具有排他性，還必需充分確實才會被認定，對壹般刑事案件，都是這麼要求的。但是對於特殊的案件，卻有特殊的規則，比如說像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這個事件，如果說完全按照普通刑事證據規則要求的話，那麼誰也無法追究到希特勒頭上。

　　因為被殺的猶太人，被殺得壹乾二淨，而參與殺猶太人的納粹黨徒根本不可能出來作證，已經被殺的猶太人，人已經死了，根本無法為自己作證。那600萬冤魂最終被紐倫堡國際法庭確認，相關的納粹黨徒黨棍全部被依國際法追究刑事責任。其中被判刑絞死的10幾個人，猶太人對參與屠殺猶太人的納粹黨徒進行全球性的，長期不懈的追捕，追捕直到今天仍未終止。

　　他們適用證據規則即採用了推理、歸納的、綜合證據分析原則,因為直接證據大多被消毀了。而今天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中共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事件，就是壹起跟希特勒屠殺600萬猷太人性質類似的極端殘暴的罪行，只不過是壹種人類歷史上最新類型的邪惡犯罪行為。

　　刑事證據分為：原始證據與傳來證據；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證人證言分為可信度高（無利害關係人）與可信度低（利害關係人及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的證言。物證分為實物證據，書面證據，視聽材料證據；還有理證據，及推理證據。證據學與證據規則是壹個非常龐大的體系，中國的證據學與證據規則，可以說處在小學階段。

　　據我所知，英美法學的證據規則，是非常的完善的，而且非常複雜，兩個大衛，壹個是前檢察官，壹個是人權大律師，他們對證據學是非常精通，對證據規則的應用，非常到位。我作為大陸執業21年的出庭律師，說句實話，在證據學與證據規則方面，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我對兩位大衛運用證據規則的能力非常佩服。

　　他們在第壹次的報告中提出了三大類18種證據，相互印證、環環緊扣，形成了壹條完整的證據鏈，論證支持他們的結論，認定證人提出的指控中共大規模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是真實存在的。

　　這份報告2006年的7月7號正式發表，隨後國際社會日益高度關注這壹人類最新類型的重大犯罪。報告發表次日，中國駐加拿大的大使公開發表了壹篇反駁大衛報告的短評，僅僅說大衛調查報告根本不值壹駁。

　　其反駁僅指出這份報告居然把兩個城市名字，由東擺到了西，由南擺到了北，在整個報告中雞蛋裡挑骨頭，真的找到了兩處錯誤，但是這顯然是筆誤，兩位大衛隨即糾正了這種筆誤。此外中共的反駁就沒有下文了。中共以為壹句“不值壹駁”，就已經足以將指控舉證的18種證據全部駁倒。

　　此外中共在全球的各國使領館都轉載了類似的說法，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可以是騙子的代名詞，在盜賣死刑犯人體器官問題上，章啟月、朱邦造和秦剛全部謊話連篇，當然他們是奉中共之命行事，若不按中共旨意言說，他們壹天也不可能在該位置上。他們的說法，都是大同小異，沒有實值內容。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中共正式反駁兩位大衛調查報告的指控。

　　換句話說，兩位大衛的獨立調查報告非常嚴肅地對中共政權提出了刑事指控，也就是正式向國際社會提出控告，而被控告方，居然到今天為止，不對報告提出的18種證據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反駁，這是壹個事實。

　　調查報告發表以後，兩位大衛分別應邀到15個國家做巡迴演講。在巡迴演講過程中，所到各國均有壹些大陸移植器官的人，繼續向他們提供了壹些新的證據。

　　由此2007年1月，修正報告的證據從18種擴充到33種。除了原來18種證據沒有壹項被駁倒之外，增加了15種新證據，中共當局到今天為止，沒有對該新證據提出任何反駁。

　　2008年8月，指控證據已經增加到53種，這些證據互相印證，證明中共持續大規模及仍在繼續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種罪惡，中共當局對這項嚴重指控仍然沒有任何抗辯。換句話說，中共當局對這項獨立調查的指控，對有53種證據支持的指控，到目前為止沒有進行任何反駁或辯駁。中共僅是用壹些御用文人，或者流氓，或者是外交部那些壹貫撒謊成性的發言人，來詆毀攻擊兩位大衛的人格人品。

　　此外中共沒有對指控進行任何實質性的駁斥，僅是在網上匿名造謠惑眾，誹謗兩個大衛的所有的文章，幾乎都是匿名，而他們提及整個事件，對其來龍去脈，對證人、證言全是斷章取義，或者用人身攻擊式而不是理性論證方式。這是第三方面的證據。足以證實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事情客觀存在。中共當局企圖用沉默，或用胡攪蠻纏耍無賴的方式想逃避過去，這根本做不到。

　　第四，中共當局列舉了四家媒體到蘇家屯進行調查。包括鳳凰衛視、日本廣播公司、香港大公報和中國新聞社；另外美國駐沉陽領事館官員，曾經兩次到現場訪問，到蘇家屯被指控的這家醫院做了壹些調查。中共據此稱調查的結果證明這是法輪功造謠。

　　這種見解，在網絡上鋪天蓋地。問題是美國外交官兩次訪問調查，及上述四家媒體的調查，都是在蘇家屯事件曝光後的三個星期以後發生的事，中共有足夠的時間消毀證據，這是壹。

　　第二，中共當局拒絕了兩位大衛要求親自到大陸去調查的申請，也拒絕了海外組織壹個志願調查團，來自歐洲北美以及大洋洲的志願人士，包括大陸的人權律師，張鑒康，楊再興，高智晟。中共當局拒絕了這些人士的調查，只允許中共安排下的人員的調查。

　　第三，這些調查，時間是在三個星期之後，這些調查人員都是記者或外交官員，他們並沒有特殊的技術手段，也沒有經過專門訓練。外交官不負有刑事調查的責任或者義務，更沒有調查的專業技術手段。所以他們只是做了壹些表面上的了解而已，根本談不上調查。

　　而中共當局居然對這麼嚴重的指控，保持沉默將近三個星期，這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破綻。凡是正常的政府，面對任何人如此嚴重的指控，如果真是清白無辜，必然會及時做出反應，這是任何壹個正常的政府、政黨或者正常的人必然有的反應。

　　此外，蘇家屯涉嫌醫院，第壹次作出回應是在3月31號，距指控事件曝光日已長達22天。這家醫院只是否認壹切，說醫院沒有地下室，醫院根本不具備關押6,000人的基礎設施，它的鍋爐房不具備焚屍爐的效用，也否認第二位證人安妮和她的丈夫曾在該醫院工作。

　　其實稍加分析就知道，這家醫院的抗辯是蒼白無力的，因為安妮到今天沒有向外界透露她的真名實姓，也未透露她的前夫的真名實姓，這家醫院是如何否定該醫院不存在這兩個連真名實姓都不知道的人呢？

　　從安妮第壹次公開作證時我就相信她說的話是真實的，我絕對不相信中共當局的說法。因為如果我作為壹名法官，我的態度立場，對於採納當事人的言說，有壹個前題條件，看這個人是不是可信。

　　剛才我在壹開篇就提到，中共在盜賣人體器官這個問題上壹貫說謊，這個謊言我查到證據至少是從1998年開始，實際上遠遠不止，中共在這個問題上說謊應該是從1984年開始，甚至還要往前推至1962年，但中共壹直到2006年11月，才被國際社會逼得承認它是用大量死刑犯人的人體器官來做器官移植。

　　換句話說，中共當局是長期欺騙的騙子，我作為法官，倒底是採信壹位長期欺騙的騙子，還是採信壹位沒有任何前科的證人的說法？因為中共和安妮兩者必有壹方在騙人，很顯然，如果在這兩者之間的說法，我當然採信安妮的說法，而不會採信中共的說法。

　　中共自認為最強有力的抗辯，就是美國外交官的兩次訪問，及四家媒體所謂的調查。這些抗辯真正叫做蒼白無力，如果把此案提交法庭審理，顯然中共的抗辯無法對抗兩位大衛的獨立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的18項證據，更不用說對其後補充的壹共33種證據，當然也更談不上對抗如今的53項證據，這是我的分析和看法的第三個方面。

　　第四，有必要提幾個關鍵點，3月9號蘇家屯事件首次曝光，3月17號，第二位證人安妮公開作證，3月22號吳弘達向美國國會寫了壹封密信，強烈質疑蘇家屯慘案的真實性。

　　在這份密信中，他下結論說，“報導不可信，報導與事實不符，對報導持疑，質疑消息編造者的意圖”，吳弘達密信的這種武斷的說法，確實在客觀上嚴重誤導了美國國會。

　　還應提幾個關鍵點，3月25號以前，中共發了壹個密件，通知各省各部委各黨組銷毀機密文件，這決不是巧合，而是中共當局採取的毀滅證據的手段措施之壹。證據是中共黑龍江省委辦公廳的壹份文件。

　　從這份文件可以明確推斷，中共中央壹定在3月25號前，向全國發布過這種所謂的機密文件。然後3月27號，也就是事件曝光後第18天，中共官方媒體居然在頭版頭條，公布說中共將立法禁止人體器官買賣，但聲稱從2006年的7月1號開始實施，這又是壹個非常有意思的證據。

　　“此地無銀三百兩”，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在中共的身上表現的特別突出。壹則表明中共當局完全亂了方寸，在如此敏感的時刻頒布該禁止人體器官買賣的法令，無疑向世人公布中國大量存在人體器官買賣現象。同時該法不立即實施而是留下三個半月後才生效，亦即公開通知各有關醫院趕緊在7月1日以前盜賣！歐盟壹位議員，於2006年10月假裝自已需要移植人體器官與中國壹家醫院聯繫並得到確認：沒問題！因此中共的所謂法律純屬欺騙國際社會的恍子。

　　2006年3月28日，秦剛是章啟月，朱邦造等騙子的繼承人。秦剛在新聞發布會上否認蘇家屯事件，而且指控法輪功製造謊言，邀請外國記者到蘇家屯親自去看看，他認為蘇家屯集中營太荒唐，也太離奇，他還問壹個小小的醫院能夠容納6,000人嗎？他還鐵口咬定中國從執行死刑後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說法是蓄意捏造，詆毀中國的司法制度，等等。

　　2006年的5月9日，解放軍上海長征醫院，這家醫院也叫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 發布了壹個通知，通知全軍器官移植會議緊急推遲，這份通知也是跟前面談到的第四個問題密切相關。我剛才提到的幾個關鍵日期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還要提壹點，事實上1984年中共最高法院，跟其他幾個單位聯合發布了壹個文件，是專門針對有關死刑犯人人體器官利用的壹個文件。另值壹提的是，2005年12月胡錦濤在中共的壹次內部講話當中提到，要繼續執行（包括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在內）涉外經濟交往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胡錦濤間接鼓勵，或變相鼓勵、支持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種作法。因為在此之前，也是胡錦濤公開確認法輪功是壹個反動政治組織。

　　如果各位聽眾把這幾個日期，及其內容串起來，加以分析的話，我想不需要過多的法律訓練，就能夠知道其中的奧秘。胡錦濤之所以把法輪功定性為反動政治組織不是沒有原因的。事實上中共迫害法輪功，剛開始對法輪功的定性，在1999年7月20號的定性僅是“非法組織”。同年10月份，江澤民在答法國壹位記者問的時候，第壹次提到法輪功是壹個“邪教”。

　　胡錦濤在2005年12月，第壹次將法輪功從所謂“非法組織”和所謂“邪教”上升為或者說變成“反動政治組織”，這不是壹個小小的變動，而是壹個非常重大的變動。這種變動就是中共從法律上，從政策上，對法輪功採取真正的滅絕政策。

　　因為中共歷史上，對所謂階級敵人，歷來採取殘酷無情的打擊。這方面的歷史，這方面中共所干的滔天罪行數不勝數。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滿懷期望所謂“胡溫新政”有所作為，而得到的僅僅是失望加絕望的根源。

　　最後，關於蘇家屯事件，亦即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事件，我想還要提出最後壹個方面的看法。這第五個方面，就是有關吳弘達先生在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吳先生在2006年3月22號，給美國國會議員寫了封密信，要害在它的定論，如果僅僅是寫信，提出客觀公正的解釋，我覺得是情由可原。但他在沒有作任何實質性的調查，沒有任何充份的證據的情況下，匆匆忙忙得出結論。這種作法是非常草率的，而且它的影響之壞，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據他自己稱他在寫這封信之前，已經派在中國大陸的有關人員到蘇家屯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反饋的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沒有找到任何蛛絲馬跡，沒有看到蘇家屯這家醫院，或蘇家屯周圍地區有地下工程。

　　事實上在吳先生7月份的第二次解釋中，還把這個來龍去脈披露。在他寫這封密信的時候，他的調查人員根本還沒到這個地區去調查。換句話說，吳弘達是先下結論後做調查。其實有關吳弘達說法的可信度，我看到的材料，力虹，也即張建紅先生，駁斥吳弘達的說法是最有力的壹篇。

　　此外還有壹個叫老九的，在網上發表了壹篇批駁吳弘達的看法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力度的。如果說人們認真研讀過這兩份文件，我相信吳弘達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但是奇怪的是會有這麼多民運人士，甚至這麼有名的民運人士會相信吳弘達的這種漏洞百出的荒唐說法。

　　比如說張鶴慈，余杰甚至陳泱朝，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和民運人士，他們居然會相信吳弘達作出的帶有嚴重偏見的判斷，而不相信兩個完全無利害關係的國際人權律師和前外交官、檢察官、律師，獨立調查人做出的有53項證據支撐的調查報告，這讓我覺得真不可思議。我認為這些人要麼從來沒有認真讀過獨立調查報告，要麼讀不懂調查報告的內在邏輯性。

　　英美法律，特別是它的民事證據，刑事證據的規則是非常完善的。這與西方文化中傳統中的邏輯訓練很有關係。兩位大衛在他們的調查報告中提出的證據，證實他們應用證據的能力，遠遠超過壹般中國律師，他們運用證據學的理論、原理、規則，將33份證據分成三大類互相印證，並未單獨肯定其中任何壹份證據。

　　比如說甲證據有乙證據支持；乙證據有丁證據支持；形成了壹個證據連和證據網，目的指向都是壹個。我認為相信吳弘達的說法，而不相信獨立報告指控的人， 只能是這兩種情況，壹是沒有看過該調查報告；或者僅是粗粗地看，看不懂，才使他們產生了這種偏見。

　　吳弘達的說法之所以不可信，根源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吳弘達因為他本身在盜賣人體器官這個問題上有利害關係。從法律術語上來講，吳弘達的證詞，因為他是個利害關係人，所以其證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之所以他有利害關係，因為他是中共盜賣死刑犯人體器官問題的研究專家。也就是說，吳弘達已經有15年研究中國死刑犯人體器官被盜賣這個問題，也因此吳弘達在美國國會，美國主流社會有相當的知名度。

　　吳弘達手上有好幾個基金，這些基金都有來源資助。而2006年3月份突然出現的蘇家屯事件，使得吳弘達壹時之間方寸大亂。因為如果讓蘇家屯事件占了風頭，他的專家身份、地位，或者他的穩穩的資金來源連條可能就要受到衝擊，受到影響。這個利害就是他會在毫無證據，沒有任何依據的任何情況下，發出帶有嚴重偏見，而且是明顯錯誤的結論的密信的根源所在。

　　說到這裡，我的結論已經非常明確，中共犯罪利益集團對法輪功實施的滅絕政策，是壹以貫之、長期推行。這方面有甚麼證據呢？

　　其中在剛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也就是99年的7月份，江澤民曾經說：我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不能戰勝這些老頭、老太組成的迷信團伙（大意），換句話說，他說我是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人。而法輪功只不過是壹些老頭、老太組成的迷信修煉團體，共產黨怎麼可能會敗在法輪功身上呢？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江澤民提出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結果3個月過去了，法輪功不但沒有消滅，而是每天成百上千的人，從全國各地涌到北京去上訪。到天安門廣場去打橫幅，喊口號講真相。1999年7月20號以後，在天安門廣場上， 每天抗議的法輪功學員都是成百上千。

　　而且這種情況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至少壹年以上，不但有來自本地或者附近的，有來自千里迢迢南方的、北方的、西部的到處都是，甚至還有來自海外全世界各地的白人法輪功學員，都到北京抗議、講真相。

　　因為大批的法輪功學員，那個時候跟中共並沒有徹底對抗。他們僅僅是認為中共不了解真相，江澤民也不了解真相，所以法輪功的信眾以為只要把真相講明白了，  中共也就會放他們壹馬了，或者江澤民也就會改正他的錯誤了。江澤民之所以會說法輪功是邪教，是因為他的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狂言破產以後，老羞成怒，所以進壹步升級打壓法輪功。  也就在這個三個月之後，江澤民要徹底消滅法輪功。

　　所謂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當時指的是消滅法輪功的勢力，把法輪功打壓下去，不是從肉體上要消滅掉法輪功。但是根據這個情況推理，江澤民在此時應當說已經開始要在經濟上搞垮，名義上搞臭，肉體上消滅法輪功。而且在監獄或者看守所，或者勞改勞教場所，“打死法輪功算自殺，不追查身源，直接火化”，這些都是在這個階段出現。

　　從1999年底，中共開始從這些被打死，被酷刑至死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打主意。把這些由於被刑訊逼供、被酷刑，還有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被強制灌食，導至不少學員死亡，沒有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種滅絕政策實施壹段時間沒有效果以後，2001年1月份，中共炮製了天安門偽火，也就是進壹步促使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事情膨脹發展。與此同時，中共在全國大建人體器官移植醫院，從原來的最多總共20幾家醫院從事器官移植的醫院，突然之間膨脹到300多家。

　　2001年1月天安門偽火也就是這麼炮製出來的，天安們偽火發生以後，顯然煽動起全體普通中國人對法輪功的仇恨，很多人也真的認為法輪功是邪教。中共大事宣揚法輪功得精神病上千人，法輪功學員殺人、殺親人、殺兒子、殺母親、整天在報紙上狂轟亂炸。

　　還有壹個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浙江省有個精神病人，殺了十七個乞丐這個事件，  中共把它強扣在法輪功的頭上。這些都是旨在煽動中國人厭惡、 仇恨法輪功，把法輪功非人化，中共鼓勵縱容醫院的醫生、法院的法官、公安人員，  公檢法司串通壹氣，聯合迫害法輪功，盜賣學員的人體器官，從中分贓。

　　他們有壹個心理上的基礎，既然法輪功是邪教，既然法輪功這麼邪惡，又是殺人，  又是放火，又是精神病，既然如此，把這些人殺掉打死都不受法律追究，那就使人性中本身存在的惡的壹面得到徹底的釋放。所以在全國各地就出現大量法輪功學員被打死，被酷刑至死，這方面的案例特別多，絕大多數都是在天安門偽火之後出現的。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人體器官移植生意特別的火爆，完全與中共打壓法輪功越來越厲害互相同步進行。也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在全國各地，投資巨款建造專門移植人體器官的醫院，顯然它們事前有做市場調查研究。

　　因為這是壹項巨大的投資，在全國各地至少投資了幾百家大型的專門的人體器官移植醫院。這種投資，顯然有預算、有研究、有摸底，就是說在中國有這種人體器官移植供體的巨大市場。

　　這個市場來自哪裡呢？很顯然就是來自活著的人，而且活著又可以隨時隨地調用的人，這種人是誰呢？只能是法輪功，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群體。因為只有法輪功受到中共大規模肆無忌憚，法外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就能夠解釋為甚麼在這個時段，出現了這麼多的醫院，冒出來都搶著做人體器官移植的生意。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上，大量的廣告，包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東北的就不用說，像天津、沉陽各大醫院，都拼命的在網絡上做廣告，而且他們廣告的對象主要是對外，對外國人做廣告。用的都是英文、法文的，有五六種語言，這些廣告提供的這廣告用語，非常有意思，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比如說移植壹個腎是三萬美元；移植壹個心臟六萬美元；還有移植眼角膜三萬美元；移植肝臟五萬美元。幾乎每個這些醫院都能查到這種網上廣告。這些鋪天蓋地的廣告，難道是空的嗎？顯然不是。

　　因為在國外，每個國家等待人體器官移植，都要等好幾年。比如說像腎臟移植，在加拿大西部要等54個月，在美國至少也要等6至7個月，長的壹年多。但是中國各大醫院，出具的廣告居然等待的時間只要壹個星期，長的不到兩個星期，最長的是壹個月，而大量的都是壹個星期左右。

　　所以在外國有很多人，用金錢買人體器官。很多外國人，包括日本、南韓，  新加坡、台灣、香港、泰國、還有北美、加拿大、美國、到中國進行人體器官移植的生意都特別火爆。因為外國人花上幾萬美金，換壹個健康的，質量特別好的人體器官，對於他來說是合算的。

　　而法輪功學員是不吸煙，不喝酒，也不從事任何違法亂紀行為。他們的人體器官質量好，所以才會得到國際上這麼多人的青睞。這些原因，就促使了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種生意越來越火爆。

　　兩位大衛報告對這個問題，有非常詳細、細緻的調查結論及原因的分析，我把它的結論，告訴各位聽眾。

　　但我建議各位聽眾，壹定要花時間好好的精讀，至少認真通讀這份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在網上可以查到，中文、英文，現在已經翻譯了大概12種語言。他的結論很簡單，按照中共當局官方的數字和實際執行的數字，從1999年到2005年期間，至少有41,500起器官移植沒有來源，依中共官方數據無法說明用於移植的人體器官來源來自哪裡？

　　我們知道中國是壹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治的地區。官方的數字往往是大大壓縮了的數字，真實發生的數字，往往要遠遠大於官方的數字。如果考慮到這壹點，情況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說中共實際上在大力鼓勵和縱容公檢法司醫生全部介入這種罪惡。這也就是為什麼安妮的丈夫，最終良心發現，洗手不干，而長期受到中共追殺。

　　因為賺這種錢，這種不義之財，會使每壹個有良心的人，每壹個良心未泯的人會內疚。由內疚最終會發展成心靈、靈魂上的折磨，所以他後來決定洗手不干。這也是為什麼安妮的證詞特別有力的原因。

　　實際上這份調查報告的證據13、就是安妮回答調查員的原始對話，這份調查對話特別生動，而且也非常具體。可以明顯看出，絕對不是壹個外行或壹個人編造謊言能編得出來的。她非常詳細、具體。因為她是蘇家屯醫院搞後勤的工作人員，所以她披露的證據，具有直接性和確證性，再加上她的前夫就是蘇家屯醫院直接參加了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主刀醫生之壹。

　　這幾個方面結合起來分析，壹個畫面已經越來越清晰，疑問就越來越少。我剛才還提到壹點，中共當局之所以會有這種滅絕政策，它的來龍去脈，它的逐步發展。而發展到最後，胡錦濤變成了壹位關鍵人物。

　　前述胡錦濤在2005年連續兩次發言，他為什麼會有這種看法，有這種想法，  非常簡單，我提醒各位注意壹個事實。大紀元時報在2004年12月開始，陸續發表壹個系列文章叫做《九評共產黨》。

　　《九評共產黨》發表以後，引發了退黨大潮，退黨大潮衝擊了中共政權的基礎。所以胡錦濤就搞了壹個“保先運動”，這是專門針對《九評共產黨》和退黨大潮搞的。此後大紀元推出另外壹個系列，就是解體黨文化，這個解體黨文化壹直到2005年10月份才結束。

　　所以胡錦濤這個時候將法輪功定性為反動政治組織，以及在另壹次講話中，鼓勵軍隊各部門，黨政各部門支持對外經濟交往，其中的壹項就是涉外人體器官移植的這種生意。把這些情況串起來綜合分析，就能夠很好的理解為什麼胡錦濤會對法輪功這麼仇恨，以及所有的參與者會沒有內疚感，或者說沒有犯罪的感覺。

　　因為既然中共已經決定要消滅法輪功，而且也已經把法輪功上升為政治敵人，而消滅階級敵人是共產黨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共產黨殺人不眨眼，不是今天才這樣子，從共產黨成立起家開始，歷來就是殺人不眨眼，這麼壹個流氓匪幫團伙。在戰爭年代，被共產黨消滅的所謂的敵人數千萬，具體的數字誰也搞不清楚。

　　但是至少是幾千萬，特別是在中共掌權以後，在沒有戰爭，既沒有外敵入侵，也沒有內亂的情況下，中共政權還導致至少七千萬到八千萬中國人喪失生命。其中包括相當壹大部份是被中共故意槍斃掉的。像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壹打三反運動，這些運動都是中共故意槍殺中國人的犯罪行為。

　　中共歷來為什麼壹波又壹波不停的殺人、不停的搞政治運動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性質決定的，中共政權的性質實際上是壹種我們稱之為邪惡的政權。這個邪惡政權，它有嗜血的本能，它要靠什麼東西來維持它的統治地位呢？它要靠恐怖，欺騙加恐怖，就能夠使中國人變得乖乖的、  老老實實的聽從中共的指令，像奴隸壹般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所以有壹個規律性的現象出現，每隔10年左右，中共就要搞壹場政治運動，就要殺人。遠的不說，從最近的來看，就算從1989年開始計算，89年鎮壓了北京天安門學生，就是北京屠城。99年又鎮壓了法輪功，鎮壓法輪功這個事件還沒有了，又在廣東的東州事件中鎮壓農民。還有四川的廣安地區鎮壓農民，都是用正規軍，用坦克來殺人。去年在西藏又第二次屠殺西藏人。

　　也就是說，中共實際上是壹個邪惡至極的暴政。如果把中共政權跟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個事情連繫起來看，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今天之所以就這個問題，把我個人的看法展開來談。是因為陳泱朝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壹個民運老前輩，他到今天為止，相信的是吳弘達的說法，而不相信獨立調查人的證明。但是我相信陳先生沒有看過這份調查報告，至少是沒有認真看，所以他才會相信吳弘達的說法。而吳弘達個人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為他犯了壹個很嚴重的錯誤。

　　我不管他主觀上如何想，客觀上他真的幫了中共暴政壹個大忙。而這種忙是任何人都起不到這種幫忙的作用。因為吳弘達事實上在中國大陸影響了壹大批知識分子，也影響了壹大批比較溫和派的民運人士。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將他在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中共活體盜賣這個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澄清。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向兩位大衛深深表達我崇高的敬意，因為我實際上也是對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盜賣這個事件非常關注。我寫過兩篇英文論文，壹篇是關於王文怡在美國對胡錦濤公開呼喊，呼籲胡錦濤關注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被盜賣事件，我寫了壹篇英文論文來闡述這件事。

　　後來在大衛調查報告發表後，我又寫了壹篇英文論文，印證大衛的報告。所以應當說我對這件事情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我的研究結果，實際上從很多側面都能夠印證大衛報告提出的主題。

　　也就是說中共是整體參與活體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但是到底是中共中央直接指令這樣做，還是中共中央放任縱容地方當局這樣做？這壹點還沒有確實的證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放任和縱容全國軍隊的醫院以及地方的醫院，公檢法用經濟利益的方式，引誘大量的中國人犯罪，使人們的道德醫德淪喪，不但造成嚴重的人權災難。而且也製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新類型的犯罪，而且是最殘暴的犯罪。 最後我想呼籲聽眾們能夠花壹點時間，認真閱讀兩位大衛的調查報告。

　　第十三章：論中共專制暴政與酷刑

　　驚悉著名人權活動家郭飛雄近遭中共惡警多次酷刑逼供 ：2月12日，坐老虎凳四個小時，手被反綁於後三百六十度吊起來。公安用高壓電棍擊打他的手和臉致腫。還打幾十下耳光並用通電的電棍擊打他的生殖器！3月19日，直接用電棍猛烈打他的生殖器，動作非常兇猛，長達五、六分鐘時間！此後,郭飛雄問什麼承認什麼!而聞名全球的人權律師高智晟同樣受到中共暴政的酷刑虐待 。胡錦濤對兩位著名人士受到的酷刑虐待不可能不知情，他對於惡警發生的眾多公然強姦女法輪功學員的惡性案件同樣知情，但從未聞胡氏採取什麼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若胡氏對郭飛雄、高智晟受酷刑虐待仍然裝聾作啞，南郭認為胡氏難辭其咎！據此，敬請胡錦濤先生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已的清白，立即無條件釋放郭飛雄，立即無條件釋放壹切政治犯、信仰犯、和全部法輪功學員，並將酷刑責任人繩之以法，並公諸於眾，以證明閣下並非口是心非的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

　　壹、中共專制暴政下的酷刑歷史與現狀

　　中共專制暴政歷來以欺騙謊言愚民,以暴力恐赫民眾，旨在維持鞏固其專非法竊取的國家政權.因此專制暴政對無論是普通刑事犯、還是政治犯、思想言論犯、或是家庭教會成員、法輪功學員均普遍實行程度不同的酷刑，雖然原因目的各異。

　　“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為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壹種歧視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 。

　　據此定義,酷刑的主要目的在於取得情報或供述,但也有故意折磨他人,以虐待他人為樂者；手段包括體罰、威脅、恐嚇；被害人表現為肉體或精神極度痛苦；實施者包括公職人員、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及在前兩類人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施暴的人：例如：人犯、醫生。

　　歷史上中共歷來殘民以逞，黨內則爭權奪利從未間斷,為權力不擇手段。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毛澤東借打AB團之名，假公濟私殘暴迫壓異已，酷刑逼供後屠殺了成千上萬名無辜紅軍將士和地方幹部民眾 ，目的在於消滅政治竟爭對手或敢於異議的黨內同志,以鞏固自已的權力。而四十年代在抗日烽火連天的歲月，毛卻躲在延安搞了三年整風 ，旨在打壓黨內蘇聯歸國的國際派，同樣是為了爭奪共黨最高權力。毛指使康生採用酷刑逼供打死打傷無數熱血青年知識分子，其中馬列原著翻譯家王實味因《野百合花》壹文批評中共特權得罪了毛澤東，被假特務托派為名殺頭!

　　中共憑藉暴力加欺騙手段奪取國家政權後，在毛澤東和華國峰專權時,始終採取酷刑屠殺壹切敢於反抗的任何人士。而在鄧江胡專權時期,對政治犯的爛殺雖然有所收斂 ,中共監獄、看守所、勞教、勞改場所及雙規對被監禁人員、犯人、勞教勞改、雙規人員的酷刑虐待是常態。我在中國執業21年期間曾為多名刑事犯、政治犯辯護，我的當事人幾無例外全部都是中共專制暴政酷刑的受害者。例如，陳道傳因刑訊逼供致死案、陳被刑警用三角皮帶抽打大腿及部20餘次導致急性心肌炎發作而死亡；張春雙規案，張被紀檢人員兩次關押暴打污辱恐嚇威脅；陳誠受賄案，陳被警察用手銬懸空整夜吊在窗台上，次日便問什麼認什麼；壹山東劉姓青年被關入福州古樓看守所當天即被同監人員十餘名暴打致死；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廣泛實施酷刑，其主要目的在於精神強暴，即強迫政治犯無罪認罪悔罪。例如：林昭 、張志新 、李九蓮 、鍾海源 、曹剛山 、史唐楓 、黃翔 、王炳章、 俞東嶽 、胡適根 、秦永敏、陳西、廖雙元、盧勇祥、黃燕明、曾寧 、楊天水 、許萬平、清水君 、張林 、陳破空 、高智晟 、陳光誠 、朱逸夫 、郭飛雄 、郭起真 均受酷刑。也有不少政治異議人士在獄中被迫寫下悔罪認罪書 。但是具我所知林昭、劉文輝、王炳章、楊建立、陳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徐水良、楊天水、張林、清水君及毛時代因反革命罪被處決的成千上萬的民運先驅並無悔罪認罪之事。因為壹般而言政治犯只要認罪悔罪，決無被處死之虞。中共流氓暴政對於政治強暴的快感是如此強烈，以致對凡是悔罪認罪者皆從寬至少不至於處以極刑。

　　中共對家庭教會成員普遍實施酷刑，旨在強迫信眾放棄信仰。據紐約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主席李世雄致(2003年3月17日)第59屆聯合國人權大會函稱：“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6千萬以上的家庭教會信徒中至少 有270萬人被任意拘捕過（即每22人中就有壹個）、44萬人被判勞改勞教、750人被通緝追捕、20萬人被迫離家外逃或失蹤、1萬多人被迫害致死、2萬 多人被酷刑致殘、13萬人被監視居住、112萬人被勒索性罰款。”這些統計數字是根據他們從2000年秋開始，由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22省207個大小 城市及無數個鄉村的56萬多名家庭教會基督徒所進行的走訪調查，得出的保守數字 。

　　2006年4月12日對華援助協會、美國宗教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國際禧年運動美國分會以及德克薩斯州美德蘭牧師聯盟共同向全世界公佈了“2005年中國對家庭教會基督徒酷刑虐待報告”。披露了在2005年5個省市19名家庭教會信徒和領袖被國安和警方酷刑虐待的情況 。

　　中共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更是令人髮指，目的在於強迫學員放棄正信。據法輪功方面的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江氏暴政鎮壓以來，有案可查且已核實的已有3039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早在六年前，據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已高達1600餘人，全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還有數量眾多的女學員惡警或惡警唆使犯人強暴，凌辱。事實上，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使用的酷刑種類上百種 ，有許多是中共的發明創造。

　　最為惡毒下流無恥的是，中共故意唆使放縱惡警流氓死刑犯對男女性法輪功學員性污辱，旨在精神上人格上徹底摧毀修煉者的意志。例如據互聯網上披露的案例有：

　　A、北京前門派出所所長強姦女學員；

　　B、河北邢臺公安局及壹個區分局的衣冠禽獸把所抓捕的女學員雙手銬住，在警車裡輪姦，送到後扒光她們衣服用竹條抽打，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C、馬三家勞教所把１８個女學員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D、山東農村女學員被多名年輕幹部凌辱：扒光衣服幹部輪流用靴踢其臀部和大腿，又用打火機燒她的乳頭，再用電棍插入陰道電她；E、山西惡警將４把牙刷捆綁壹起，插入女學員陰道用手搓轉，逼學員“悔過”；F、年輕幹警有的用手指摳女學員陰道；

　　G、河北惡警把大學講師女學員雙手反銬，用電線把她兩個乳頭穿壹起電她；H、重慶惡警與女犯人合作強姦法輪功學員魏星艷 ，且為了掩蓋真相重慶公檢法聯手將披露該駭人聽聞的惡性案件的七名學員無罪重叛七至十二年有期徒刑；J、河北省涿州市東城坊鎮派出所警察何雪健公然強姦法輪功學員劉季芝和韓玉芝；K、北京警察當街毒打並強姦法輪功女學員；

　　L、在長治精神病院，19歲的姑娘肖亦在三個晚上被輪姦了14次，胸部和下體被強姦者用香煙頭燙出了壹個個疤，最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壹些年輕漂亮的女法輪功學員本來沒有精神病，在多次的強姦、輪姦下真的成了精神病患者；N、遼寧省女子監獄獄方故意將八名法輪功女學員投入男犯製造的強姦案；O、北京市密雲縣惡警強姦17歲法輪功女學員；P、河南省鎮平縣侯集鎮壹些幹部把馬三家的禽獸手段也用到了學習班，讓流氓將壹位年約二十五、六歲女學員強暴；Q、在新疆地區，被抓的法輪功修煉者在臨時關押期間，執法人員給他們帶手銬、腳鐐，吊起來打得遍體鱗傷不能走路，長時間白天晚上不讓睡覺，抓著頭髮將頭在牆上無數次撞擊、用電棒電擊全身及敏感部位直到皮膚被電焦，將人強迫送進精神病院，給頭腦完全正常的人注射大劑量的鎮靜藥，被迫害人至今常常頭痛欲裂承受不了時滿地打滾，在修煉者被打的痛苦喊叫時，給他們嘴裡塞進使用過的無比骯髒的衛生巾或用膠布貼在嘴上，南疆地區將四名女修煉者強暴後致使懷孕；R、2001年，河北邢臺警察輪姦多名女學員；

　　S、2004年，四川32歲的朱霞因在“洗腦班”受到連續的強姦，變得精神失常。

　　T、遼寧大連教養院警察扒光女學員衣服，手腳都銬成大字形，然後往陰道裡面塞辣椒、拖把和毛刷，導致受害者流血不止，疼的死去活來，並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從上述中共專制暴政的種種殘暴下流無恥的暴行，足證中共政權是個典型的流氓暴政！我曾在兩年前論證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流氓，無論政治流氓抑或社會流氓，皆以無視禮、律、法、規，不憚天道人倫為主要特徵，社會流氓欺人、竊鈎；政治流氓欺國、竊政。利用社會流氓引發危機，然後從中漁利，或者用流氓暴民化解危機，將政治問題刑責化，是政治流氓的治國貫用手法。以流氓暴民化解政治危機，是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毛澤東在 1964年12月召開的壹次中央工作座談會上坦言："勇敢分子也要利用壹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壹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可見，中共以流氓來維護統治的理念由來已久。只要中共當權者煽動縱容，總不乏壹些流氓赤膊上陣，悍然踐踏天理人倫。從文革中殺戮婦孺、 輪姦女囚、逼迫女"反革命"和公牛交配，到警察屢屢公然強姦法輪功女學員，以殘害女性生殖器為樂，將女性學員集體剝光強行投入男性牢中，太石村毆打記者、 教授、任意剝奪人權律師執業權，直至暗殺維權律師高智晟，暴打郭飛雄，軟禁絕食抗暴人士，無不突顯中共流氓日益猖獗的流氓本性] ] 。

　　中共惡警之所以如此殘暴，尤其是瘋狂迫害法輪功手段之惡劣下流之流氓化，本質上言是中共專制暴政走向滅亡末日的必然反映，也與毛澤東與江澤民的流氓治國術不無有關。

　　據稱江澤民在中央電視台，回答記者"如何看待八九民運女大學生遭到強姦"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6.4"暴徒，罪有應得！！ 暴露了中共黨魁的流氓本性。必須指出的是，上述眾多惡性案例不少是在胡錦濤主政後發生的，但迄今未見胡指示嚴懲作惡警察的片言隻語，反之卻有胡氏向朝鮮學政治之說，嚴厲打擊[四種人] 之論，儘管胡氏滿口[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然而同時卻嚴厲封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國際互聯網，殘酷打擊報復諦造真正和諧社會的主力軍--人權律師，對政治異議人士濫施酷刑，繼續瘋狂迫害法輪功。因此，很難看出胡氏與毛、江之流有何實質不同。

　　上述鐵的事實反覆證實：酷刑之所以在中國盛行並非中國沒有法律或缺乏所謂正當程序，根源在於壹黨專制獨裁暴政。因為不受有效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與絕對殘暴！而中共專制暴政正是此種沒有任何有效制約的絕對權力。酷刑是古今中外歷史與現實中均存在的惡劣現象，但象中共此種將酷刑發揮到極致，下流到無以復加者極為罕見，蓋西方民主國家有新聞媒體自由，也有政治言論自由，根本不可能容忍如此殘暴下流的酷刑大面積發生。中共的酷刑實質上是中共壹黨專制獨裁的罪惡政治體制的必然惡果。因此，欲杜絕或從根本上抑制酷刑，唯有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政治民主化後才有可能。而中共實乃極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利益集團，其自知犯下的滔天罪孽過於深重，故要其自動開放黨禁報禁比登天還難。除了徹底終結中共專制暴政的罪惡政治體制，別無他途。本文披露的中共專制暴政的殘暴下流無恥的罪惡僅是中共對國人犯下的滔天罪孽中的壹小部分，對於邪惡殘暴下流至極的中共專制暴政難道還有任何值得期待留戀的理由嗎？！徹底認清中共專制暴政的本質，儘早退出這個犯罪集團，是和平終結專制暴政的最佳途徑。

　　二、法律現狀與司法實際

　　（壹）法律現狀

　　前已論及，中共專制暴政下酷刑相當普遍，受害者不但包括普通刑事犯、政治犯、思想文字犯、信仰犯（家庭教會、法輪功），而且包括中共失勢官吏軍官，即便象劉少奇、陳良宇這樣的中共高官恐怕同樣難逃酷刑迫害。

　　表面上看，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警察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賠償法》等法律均明定，酷刑行為系犯罪行為應予嚴厲處罰，相關的司法解釋亦規定禁止酷刑，且中國於1988年簽署並批准加入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中共壹黨專制獨裁的罪惡政治體制，國人既無結社自由，也沒有新聞媒體自由，沒有思想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更無從談起 。因而根本不存在對中共現行政權任何有效的制約力量。所謂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社會監督，要麼形同虛設要麼根本不存在。因此酷刑的大面積惡性發生可想而知。而所謂[中國實行包括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在內的多種有效的監督保障機制，切實防止酷刑的發生]之說， 純屬自欺欺人的謊言而已。

　　就實體法而言，《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 。《刑法》用刑訊逼供罪 （第 247條）、暴力取證罪（第247條）和體罰虐待被監管人員罪 （第248條）明定施用酷刑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予以法律制裁。嚴禁“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行為，嚴禁“監獄、拘留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的行為和“監管人員指使被監管人毆打或者體罰虐待其他被監管人”的行為。依據《刑法》第254報復陷害罪 ，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控告司法工作人員的酷刑行為，後者以酷刑進行報復，則同時構成刑訊逼供或虐待被監管人罪，及報復陷害罪，應數罪併罰。1954年的《勞改法》規定：勞動改造機關對於壹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在監管期間應當實施嚴格管制……嚴禁虐待、肉刑。  此外，《法官法》 第32條、《檢察官法》 第35條《警察法》 第22條、《國家賠償法》 第15條均規定：不得刑訊逼供。再者，與酷刑有關的其他法條包括非法拘禁罪 （第238條）、侮辱罪 （第246條）、偽證罪 （第307條）等。

　　上述法律確實明文禁止酷刑，刑訊逼供。然而鄭恩寵在獄中因舉報確到獄方唆使犯人方海暴打致眼睛出血；獄方隨卻後將他關禁閉5個多月並威嚇他，要他承認是自己撞傷的 ！清水君、朱逸夫同樣受到獄方指使的重刑犯人暴打，黑龍江省馬三家勞教所將18名女法輪功學員、遼寧教養院將8名學員剝光衣服投入男牢房的邪惡之舉更是最下流的酷刑，而類似鄭恩寵壹樣遭遇的政治思想犯，信仰犯，法輪功學員比比皆是。

　　就程序法而論，《刑事訴訟法》對反酷刑及預防酷刑也作了的規定。該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 據。 ”同時第46條規定了重調查、不輕信口供的原則，明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旨在削減警察用刑訊逼供獲取證據的意義。該法還規定，要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凡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且第96條規定的所謂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 “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壹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包括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其實此種[提前]與國際標準相距甚遠。

　　就司法解釋以觀，最高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了刑訊逼供非法取得的證據無效的原則。同時最高檢察院亦在其頒布實施的《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亦有相似規定 。若能真正實行倒是能有效制止刑訊逼供的行為發生，酷刑之所以普遍發生的重要原因之壹便是逼供；而逼供之主要目的在於獲取口供以便定罪。若嚴格執行凡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壹律無效的原則，應當可以大幅度消除酷刑的利益動因，從而大量減少酷刑的發生。但實際情況乃是，吾迄今未聞中國法院有任何以該第61條規定而否定相關證據的案例。象高智晟、郭飛雄這樣全球聞名的著名人士尚且勻受酷刑，可想可知中共專制暴政下酷刑現象是多麼普遍。問題在於如何證明之，中共警方不可能主動承認，而刑訊當時又沒有任何無利害關係的第三人在場，參與酷刑的責任人或知情警察作證似乎也不可能，除非取得醫學上的證據或將舉證責任倒置，即由被控告人舉證證明其在指控的時間地點沒有實施酷刑，才是合理的。但中國相關法規並無任何此種規定，而司法實踐中往往以[查無實據]否定指控。

　　此外，最高法院於1999年3月8日頒發了《關於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明確要求除涉及有關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案件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外，壹律公開審理。公開審判可以防止對被告人可能採取的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公開審判還可以使被告人在法庭上揭發的訴訟過程中司法人員使用酷刑、刑訊逼供的問題為公眾所知，促使司法機關查清問題，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但實際上，中共法庭對絕大多數所謂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均非法採取秘密審判方式，旨在黑箱作業迫害政治異議人士。例如楊天水、郭起真、嚴正學、張建紅等案均被秘密審判，而實際上這些案件沒有壹起是所謂有關國家秘密的案件。而對所有[敏感案件]，實質上均是變相秘密審判，例如馬亞蓮因強制拆遷兩次被勞教案，上海黃浦法院不顧當事人和辯護律師的強烈抗議強行在看守所內[公開審理]！還有故意選擇小法庭，或故意安排大量官方人員占據法庭的方式達到秘密審判的目的。

　　1998年1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聯合制定之《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0條規定：“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的，可以自己聘請，也可以由其親屬代為聘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請律師的，看守機關應當及時將其請示轉達辦理案件的有關偵查機關。” 第11條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不能以偵查過程需要保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對於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複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5日內安排會見。公安部於1998年5月14日修定之《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作了與之相似的規定。

　　上述規定與民主國家的相關規定相距甚遠，即便如此，仍然得不到實際執行。監獄、看守所、勞改勞教場所往往不是依據法律規定行事，而是根據中共當局的政治需要任意作為，尤其是對中共重點打擊對象諸如政治良心犯和法輪功，不執行相關法律規定是常態。例如，我曾連續四次被絕會見法輪功學員瞿延來，他的案件完全與國家秘密無關，在為鄭恩寵申訴時亦曾被反覆拒絕會見。此外，看守所還往往故意拖延至最後甚至故意以經辦人出差等藉口，拖延允許會見。重大敏感案件往往本地律師害怕打擊報復而由外地律師異地辦案，以至增加律師辦案成本，加重當事人經濟負擔，讓刑辯律師知難而退。

　　此外，還有壹些程序規定本來旨在防止和糾正酷刑行為，但由於有法不依形同虛設。例如：《監獄法》 第22條、《看守所條例》 第46條、《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第153條均規定不得扣押、拖延、阻撓人犯、犯人或被羈押人的申訴、上訴、控告、檢舉材料。實際上，被告人的上述權利往往被非法任意剝奪。例如，我在任清水君辯護律師期間，他共郵給我八封信，我僅收到過兩封。而且獄方禁止他閱報紙、雜誌及任何政治書籍，甚至連我郵給他的壹箱經濟學專著也全被原封退回！而鄭恩寵申訴案上海獄方故意以阻止律師會見的方式，阻止他在《刑事申訴狀》上署名，旨在阻擾他申訴。

　　（二）、中國有關反酷刑的國家責任與國際法義務國際法包括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議定書、憲章、聯合公報、宣言、備忘錄等多種形式，含有反酷刑條款的國際法文件主要有：《聯合國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簡稱《聯合國反酷刑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簡稱《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執法人員行為守則》、《歐洲人權公約》、《歐洲預防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中美洲預防和懲罰酷刑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世界醫學學會東京宣言》等。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 宣告：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這是最早確立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則的國際法律規定。1966年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7條除重申上述原則外並規定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第11條還規定：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1975年《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進壹步詳細規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則的內容。1984年12月10日通過並開放簽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對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則內容規定得更臻完善，使該原則成為在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開展反對酷刑和不人道待遇鬥爭的較完整的指導方針。此外，《囚犯待遇最低標準公約》第31條規定：體罰、暗室禁閉和壹切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懲罰應壹律完全禁止，不得作為對違犯行為的懲罰。中國已批准加入除《囚犯待遇最低標準公約》外的上述三個重要的人權公約，依國際法效力高於內國法的原則，中國負有國家責任和國際法義務實施上述公約確定的國際法原則。

　　具體言之依《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各締約國有如下國家責任與國際法義務：

　　1、應採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出現酷刑的行為；任何特殊情況，不論是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級官員或政府當局的命令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的理由；2、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壹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3、應保證將壹切酷刑行為，包括施行酷刑的企圖及任何人合謀或參與酷刑的行為，定為刑事罪行，並根據罪行的嚴重程度，規定適當的懲罰；4、對管轄領土內如有被控犯有酷刑行為的人，應於審查所獲情報後確認根據情況有此必要時，將此人拘留，或採取其他法律措施確保此人留在當地，並應立即對事實進行初步調查；5、應確保在有適當理由認為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當局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確保幾聲稱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遭到酷刑的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當局申訴，並由該國主管當局對其案件進行迅速而公正的審查；6、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補償，並享有獲得公平和充分賠償的強制執行權利，其中包括儘量使其完全復原；7、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根據上述國際法原則，中國當局有義務對酷刑指控立即採取措施進行公正調查。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女士及其辯護律師莫少平已分別於2007年6月6日正式代表郭飛雄提出《控告書》，依法中國政府有國家責任和國際法義務責成廣州市公安局及遼寧公安局的上級主管部門即兩省公安廳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並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同時對郭飛雄作出國家賠償並立即無條件釋放。

　　（三）司法實際

　　中共官方不時有現在是中國人權狀況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的高論。然而，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指出，中國地方執法人員經常採用虐待逼供的方式來獲取嫌疑犯的認罪口供。這些違法行為包括：司法人員涉嫌以毆打、捆綁、違法使用械具等惡劣手段逼取口供的；以較長時間的凍、餓、曬、烤等手段逼取口供，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健康，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體傷殘或死亡等行為。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錯判事件至少有30宗，而幾乎每個誤判案件都與警方的刑訊逼供有關 。

　　雖然王先生承認警方獄方經常刑訊逼供受害人的事實，但我認為因酷刑導致的冤假錯案實際數據遠大於這壹數字。因為中共有無數故意數十倍跨大成績，數十倍掩蓋錯誤的前科。而未記錄在案的錯判事件成十倍上百倍，例如，法輪功學員八年來被中共酷刑折磨致死3031人，恐怕均屬未記錄在案的案例，而家庭教會成員被酷刑折磨致死人數據稱高達壹萬人以上，同樣屬未記錄在案的案例。至於迄今在押的至少7500名政治犯幾乎百分之百屬冤假錯案，他們受到酷刑的比率決不會低於家庭教會成員及法輪功學員。

　　據中共向聯合國所作的執行《聯合國反酷刑公約》的第三次報告稱：“1996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處刑訊逼供案409起，1997年立案查處412起。據統計，1998年1-7月全國法院共受理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虐待被監管人案件154件；其中，判決有罪的150件，宣告無罪的4件，判處刑罰的136件，免除刑罰的14件，並對因遭受酷刑造成損害的公民給予國家賠償。1997年，全國在押罪犯144萬，監獄人民警察28萬。全年共查處嚴重打罵、體罰、虐待罪犯的監獄人民警察55名，其中被判處刑罰的14人” 。 “2000年5月中國稱因為使用暴力迫疑犯招供而被起訴的人過去壹年從193人下降到173人 ”。

　　若據此推斷，中共警方的刑訊逼供率僅達萬分之二！1997年立案查處的刑訊逼案有412起，但1997年被查處的55名警察卻僅14人被判定有罪，亦即有罪率僅四分之壹！該412起刑訊逼供案難道僅涉及55名警察？那中國真應當是個執法模範最佳國度了。然而1998年1-7月間查處154件刑訊逼供案判決有罪者150件，亦即判決有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由此可見，中共隨心所欲玩弄數字遊戲愚弄世人。事實上，有關酷刑逼供案件幾乎從不見媒體報導，其所列數據從未見報，僅是用於欺騙國際社會，因為都被中共當作國家秘密。根據我經辦的刑事、政治及法輪功案的經驗，中共刑訊逼供率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李和平律師亦證實達90%。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些刑訊逼供的案件無論案情，實際處理情況，從不見中國電視、報紙、雜誌報導。我作為壹名在中國大際執業21專業律師幾乎從未聞。因為中共[輿論導向]故意掩蓋真相，使得刑訊逼供的惡劣現象根本得不到有效制止。

　　中共壹向吹噓：中國政府壹貫重視司法領域的人權保護，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把反對和禁止酷刑置於重要地位 。

　　此種所謂[壹貫重視民法領域的人權保護]可謂經典謊言。毛澤東無法無天時代不必說，我八十年代初作為國際法專業學生竟然不知道國際人權法為何物，因為當年國際人權法實質上是國際法教研的禁區。至於近期發生的中共當局對政治思想良心犯、家庭教會成員及法輪功學員的大面積殘暴下流至極的酷刑虐待，以及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地活割盜賣死刑犯和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驚天暴行，以鐵的事實證實中共專制暴政是典型的騙子政權 ！中國雖已加入22個與國際人權有關的公約 ，然而其中與國人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最重要的幾個國際人權權公約，中共卻有意不簽署批准加入，他們是：1950年7月4日《結社自由和組織權利保護公約》、1955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1962年5月22日《取締教育歧視公約》、1960年6月15日《關於就業及職業歧視的公約》、1981年11月25日《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壹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 、1999年3月8日《在促進和保護普遍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宣言》、1990年9月《Basic Principles on the Role of Lawyers》、1985年9月《Basic Principle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1988年《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

　　概言之，中國法律雖明文禁止刑訊逼供與酷刑。但由於中共壹黨專制獨裁的罪惡政治體制，加之中共掌控的立法者有意在程序法律方面的缺位，使得這些實體法律法規形同虛設，特別是由於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缺乏國際通行的[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及[舉證責任倒置]，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司法不獨立，法院實際上成為中共鎮壓異已，任意打壓民眾的工具；加之沒有獨立媒體，新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反酷刑法律規定形同虛設。

　　三、酷刑的根源與預防根治

　　（壹）專制暴政是酷刑的主要根源

　　酷刑產生的土壤相當豐厚，有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觀念、歷史、傳統、諸方面的原因。本文著重探討政治和法律根源。

　　本質上言，酷刑是罪惡的專制獨裁政治體制的必然產物。舉凡專制獨裁國度皆將其人民視同奴隸而不當人看待，因而國民沒有人權，而統治集團則普遍喪失人性。共產極權專制暴政通過長期欺騙洗腦暴力恐怖威脅，眾多國人變成道德墮落、自私自利、人性蕩然無存，因而往往將酷刑發揮到極致。在所有極權專制獨裁國家均普遍存在酷刑,反之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則屬例外 特別是在所有正宗老牌自由民主國家酷刑幾近絕跡，儘管仍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指控 。專制暴政國的共同特點在於濫用酷刑迫害政治犯、思想犯、言論犯、信仰犯，諸如伊拉克薩達姆專權期間據稱全國有500萬政治犯其中100萬人被處死、 智利前總統的軍人專制政府同樣殺政治犯如麻、 朝鮮金正日政權對政治犯動輒槍決、 紅色高棉波爾布特共產暴政殘暴至極，在其當政短短幾年內屠殺了占全國人口四分之壹的200多萬人、 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斯大林槍殺近2000萬政治異已、中共專制暴政的政治恐怖令古今中外所有的專制暴政望塵莫及。例如，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共燒死壹萬人,法國革命雅各賓專政,上斷頭台的共有壹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壹百年處死政治犯只有幾十人。中共專制暴政自1949年迄今人為害死的國人高達七、八千萬之眾！ 其中被屠殺比例最大者是政治思想犯和信仰犯，可見毛澤東及中共專制暴政穩坐世界殺人惡魔冠軍。雖然美國也存在酷刑，但決不存在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僅在對付恐怖分子嫌疑人時例如911慘案發生後，美軍也發生了以反恐為名對伊拉克人，伊斯蘭人中的嫌疑人或俘虜的酷刑，依國際法即使是最嚴重的犯罪諸如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嫌疑人，也仍應享有無罪推定權。加拿大、德國、法國同樣存在冤案 ，然而不僅數量極少而且僅在殺人命案中出現，且冤案的產生大多與酷刑無關；更重要的是所有冤案均無壹例外地隨時面臨國內媒體、公共人物及在野黨的無情揭露批判抨擊。因此，在自由民主憲政社會發生酷刑僅是例外而非常態，且受害人也容易獲得公正獨立審判並獲得公平合理的巨額經濟賠償 。正由於在專制暴政下既無獨立司法，也沒有獨立公正媒體，既無結社自由，也沒有政治言論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因而缺乏有效的制約力量，整個社會政治生態極不平衡；因此，酷刑大量發生公眾卻既不知情也無法關注，是故，酷刑是極權專制獨裁政治體制的必然產品。

　　（二）酷刑的預防與根治

　　舉凡行專制獨裁國度，酷刑如影隨形。而凡是自由民主憲政國度，幾無酷刑生存的餘地。既然酷刑與專制暴政有必然的邏輯關係，欲根治酷刑顯然唯有徹底剷除專制暴政才有可能。但是專制暴政消失後，酷刑並不能自然隨之消亡，原因在於專制獨裁是酷刑產生的主要根源，但酷刑還有法律、經濟、文化、觀念、傳統、習俗、人性、心理多種原因。因此，在剷除專制暴政的前提下，還必須輔之以相應法律規範。正因為酷刑的客觀存在，才有制定反酷刑法的必要。國際社會基於封建專制刑事制度的殘酷野蠻，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野蠻粗暴踐踏破壞基本人權，濫用酷刑，殘酷屠殺人犯，促使人權國際保護意識加強，導致國際人權法包括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的確立。

　　1948年12月1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莊嚴宣告：“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這是確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最早的國際人權法律條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66）第7條重申了上述原則並規定：“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聯合國大會1975年12月9日通過的《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進壹步詳細地規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則的內容。向聯合國大會1984牛12月10日通過並開放簽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總結上述國際人權法律實施的經驗，結合各國開展反對酷刑鬥爭的經驗的基礎上，使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更加具體化和具有可操作性，從而成為全球範圍內更有效地開展反對酷刑鬥爭的行動指南。

　　（三）預防酷刑行之有效的國際法律規範

　　依據各國反酷刑法律與實踐經驗，法律專家總結出壹整套行之有效的反酷刑規則並通過立法途徑使之上升為對國際社會各國成員均有約束力的法律規則，旨在充分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人權，特別是保障被告人被拘押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受侵犯。諸如，迅速帶至法官或司法官員面前聽證的權利、無罪推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禁止強迫供述或自證罪責、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及刑訊逼供指控舉證責任倒置。

　　1、迅速帶至法官或司法官員面前聽證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judicial officer）。

　　任何被捕或拘留的人均應迅速帶至壹位獨立法官或法律授權的獨立司法官員面前，以便由該法官或司法官員獨立審查確認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是否有必要在審訊之前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確保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受到恰當對待，保障其基本人權，防止司法權力的爛用 。這裡的[獨立]是指法官不得與當事方有利害關係，而當事方則指被逮捕被拘禁者與公安機關。而中國司法不獨立，法官幾乎百分之百是中共黨員,中共事實上撐控了中國的公、檢、法、司壹切司法部門,因此中共法院與公檢實質是壹家,有極為密切的利害關係。至於[迅速]依國際標準則指自某人被逮捕或拘禁之日起應迅速舉行法官聽證，壹般認為應當在48小時內，國際人權委員會認為在被指控為殺人罪的情況下，超過壹周即被認為不恰當 。歐洲法院曾判決某人被拘禁4天另6小時後才舉行聽證違背了迅速聽證的規定。 中國不但完全缺乏這壹法律程序，而且動輒將依憲法行使政治思想言論結社自由權的大量優秀青年秘密綁架，非法長期拘禁。例如，清水君、師濤、高智晟均是被秘密綁架後長期關押非法秘密審判後判重刑的。而郭飛雄被非法拘禁已超過九個月仍未公開審判,更不用說[迅速]在無利害關係的獨立法官面前聽證。

　　2、無罪推定（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指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任何被懷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經司法程序最終確認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應假定其無罪 。既然假定其無罪其理所應當享有國人所應享有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嚴不受任意侵犯。這是壹項最重要的權利，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或不被強迫供述權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均源於無罪推定權。

　　中國直至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才首次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法條僅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核，但尚未確立完全的無罪推定原則。因為與無罪推定權密切相關的不被強迫供述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等具體制度，中國立法者有意或是出於無知使而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缺位。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及第162條第3款“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之規定，中國僅確立了疑罪從無規則。

　　[不得確定有罪]與[應假定其無罪]兩者有質的不同，前者含義不明確，不得確定有罪，不等於宣告其無罪；後者其實等於宣告嫌疑人在最終判決之前無罪，故應予之與普通公民享有同等法律保護與人格尊嚴。然而中國司法實踐中確壹直將被告人或嫌疑人視同罪犯，並不能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正當合法權利，也沒有人格尊嚴。例如，迄今嫌疑人出庭參加審判時被戴手銬腳索，被理光頭，穿著囚服，不能與親屬交談甚至不能與其辯護律師自由交流，在法庭上也不能與律師坐在壹起；這些細節皆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例如，我作為清水君的辯護律師，既無法與他在法庭上自由交流，甚至庭後也被禁止；而主審法官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彬彬有禮的人。同時他進入法庭時被戴著手銬腳索。清水君不過是壹個文彩出眾的詩人作家學者，並非殺人放火強姦的暴徒。中共法庭之所以採用如此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方式對待他，似乎並非旨在當庭羞辱他，而是中共長期普遍違法以致見怪不怪。

　　因為事實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中國極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錯案率最高的國度。2005年4月13日，因"殺妻"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獄中度過了11年的佘祥林，因[被殺]的妻子重現，被湖北省京山縣法院當庭宣判無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殺妻案則因真兇落網才倖免於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訊逼供下[承認]了壹切殺妻與其情人的事實！據中組部知識分子辦公室所編《知識分子手冊》“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另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85年，全國共約300多萬名幹部曾遭受冤假錯案之苦，數以千萬計的幹部、公民被株連！此外，《瞭望東方周報》報道：“最近十年中，全國共發生有據可查的冤案（即改判無罪和直接宣判無罪）多達20萬起……”。尤其值得壹提的是，中國的冤假錯案酷刑刑訊逼供密切相關，而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的冤案壹是數量極少，二則幾乎皆與酷刑無關，而主要是目擊證人誤認或證人作偽證陷害或由於法庭科枝失誤及誤供所致。有意思的是西方人的誤供有不少是出於心理疾病，強烈的出名欲望而承認自已從未犯過的罪行導致冤案發生。

　　由於中國司法不獨立，使無罪推定的規定形同虛設。中國法律規定的是法院獨立審判而非法官獨立審判，而且法官均受到本院黨委、審判委員會、政法委、政府層層干預，舉凡政治案及信仰案法輪功案和重大敏感案件，大多在審前便已由中共上層定調交給聽話的法官執行而已。亦即[審者不判，審者不審]。更有甚者中共地方當權者往往指令公、檢、法三家聯合辦案，而此種辦案方式必然十個案件辦出十二個冤假錯案。我曾親自主辦的兩起特大案件最為典型。壹是福建省華僑服裝廠訴泉州海關不服違字第024號處罰決定及要求特大行政侵權損害賠償案。該案中原告系歸國華僑，因未滿足海關官員的要求，被打擊報復舉報為走私，假進口許可證，等五個罪名將其逮捕拘禁兩年後，以[少報到岸價格]為由令其補稅兩百萬元另罰款四百萬元，而此前由於海關的非法侵權行為業已造成該破產直接經濟損失1300萬元。我在閱卷時發現，該案實際上是泉州市政府組織公檢法三家聯合辦案辦出來的壹起當年特大走私案，最終變成海關首個部分敗訴的行政訴訟案 。另壹起則是涉港億元合同詐騙案，當年公安受市政府指令先關無辜人質,後找證據,必將被告整死為快的決心,使得有關當局不惜動用上百名警員忙了壹整年,耗資巨大,搞出個近兩億元[合同詐騙]驚天大案.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個別權勢人物為保自已的烏沙帽,在明知該案被告無罪的情況下,動用國家強制力專政工具人為地搞出個所謂億元大案. 該案福州市政府指令壹名副市長任組長由公安檢察紀檢聯合辦案。我認為這兩起案件均為典型的冤假錯案。

　　3、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略）4、不被強迫供述或自證罪責權（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該規則禁止當局採用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肉體的還是精神心理的任何強制手段，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禁止有違被拘禁者作為人所與生俱來的尊嚴的權利的任何待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無知的中共的所謂司法原則,直接與該國際法原則背道而馳.因為指控罪責的舉證責任歸控方。控方負有證明犯罪的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存在合理懷疑則不能對嫌疑人定罪 。

　　高智晟在經歷中共專制暴政野蠻酷刑折磨600個小時後，被迫寫下的[公開聲明] 是這方面中共違背國際法義務的典型例證。而郭飛雄同樣因無法忍受中共下流無恥的酷刑，被迫[承認]壹切刑訊人員指供。

　　5、排除非法證據規則。依國際法凡依酷刑或殘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須從證據中排除 . 此規則是國際公認的規則 。即便尚不構成上述情況的脅迫所取得的供述也應排除在證據之外 。

　　依美國證據法中“毒樹之果”理論 ，不但採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證據須排除，而且根據該證據所獲得的線索而獲取的證據也作為“毒樹之果”而被排除，體現出美國對執法人員取證權的嚴格限制和對人權保障的重視。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雖然規定了禁止以刑訊逼供的方式收集證據，但卻有意不規定必須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儘管最高法院關於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及最高檢察院《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均規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但在司法實踐中，即使是非法獲得的證據，只要查證屬實，依然被作為定案的根據。

　　6、沉默權 （The right to silence）。被告人在調查及審訊過程中的沉默權源於無罪推定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和不被強迫供述權，即便在最嚴重的犯罪指控中諸如種族滅絕及戰爭罪，此種權利同樣不可剝奪 。

　　依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必須遵守下述程序：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妳有權保持沉默，妳所講的壹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妳不利的證據；2、妳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妳沒有錢委託律師，我們將為妳指定壹名律師。(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麼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壹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沉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采性的先決條件。……”。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卻規定：犯罪嫌疑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壹法定義務不僅使嫌疑人、被告人面對指控時無權保持沉默， 而且給了偵控人員強制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權力。因而使得第12條規定的無罪推定規則不僅成為虛設，而且成為欺騙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恍子。

　　7、律師在場權（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在防止酷刑方面最關健的是在偵察、審訊過程中的律師在場權 。該項權利包括：警察必須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其任何陳述都將被當作呈堂證供，其有權請律師，每次訊問其有權要求律師在場；規定違反這些程序規定的強制後果。採用錄音錄像紀錄審訊的時間地點全過程以供查核，律師有權查閱複製 。

　　但依現行中國相關法規，不但源於無罪推定的律師在場權不存在，而且為律師辦案故意人為設置了種種非理障礙，事實上否定了無罪推定權。例如：嫌疑人僅在被偵查機關第壹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若其被逮捕，律師可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律師可以了解罪名、會見並向其了解案情，公安有權決定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其聘請律師，律師會見嫌疑人均應經偵查機關批准 。公訴案件直至案件移送審查後才有權請辯護律師 。辯護律師僅在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後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鑑定材料，可以與嫌疑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僅在法院受理案件後，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

　　司法實踐中，即便上述被嚴格限制的律師有限的權利也往往被公檢法機關任意剝奪。首先，嫌疑人受酷刑往往是在公安偵察階段大量發生，而此期中國律師根本無法介入，直到1996年後才有刑訴法第96條之所謂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權，但公安國安往往故意推拖甚至公然違法拒絕律師會見當事人；律師不但無法在審訊期間在場，反之，公安國安卻可決定其是否在場監視監聽；其次，律師會見權同樣被從人數時間上嚴重限制，如必須兩名律師包括律師助理才能會見，必須等四十八小時至五日才能會見，人為加大律師辦案成本，我在辦理鄭恩寵、師濤、清水君案時均數次遇到人為故意推拖非法拒絕會見之情形；再次，通信權亦被非法任意剝奪限制，鄭恩寵曾寫給我數十封信我壹封也未收到，清水君曾郵給我八封信我僅收到過兩封，師濤連壹封信也未收到而他不可能不給我寫信；第四，律師調查權實質上被嚴重限制，因為等到法院受理案件後律師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而此時離開庭日期往往僅剩下數日以致辯護律師受時間等客觀條件制約，事實上很難做有效的調查取證。尤其值得壹提的是，1996年以前，檢察院依法必須將涉案所有證據材料移送法院，律師得查閱複製；但依現行刑訴法辯護律師僅能查閱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因此，控方往往故意隱瞞當事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在清水君[顛覆國家政權上訴案]中，江蘇高院主審法官居然公然非法剝奪辯護律師複製案件證據材料！而壹審中控方僅向法院移送十餘篇指控清水君的文章，但在庭審中卻連續拋出120餘篇文章作為證據！

　　8、刑訊逼供案的舉證責任應倒置。犯罪嫌疑人壹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則完全處於壹種孤立無援和與外界隔離的狀態，審訊又是在秘密、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壹旦發生了刑訊逼供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受到刑訊逼供，必須實行刑訊逼供舉證責任倒置制度。依反酷刑公約第13條和第16條之規定，凡有此種指控即應迅速由公正權力機構或法官舉行公正的審查。而且不得應嫌疑人舉報加重處罰。

　　在我主辦的政治案及刑事案中，我的當事人及相對人幾乎都是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與處罰的受害者，但沒有壹例能成功地指控刑訊逼供。根源在於當他們受到刑訊逼供時沒有任何無利害關係的第三人在場，而酷刑責任人及警方自然不可能良心發現自證其罪。加之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事人的舊傷表面癒合很難舉證。因此，[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在刑訊逼供指控案中應當倒置，即應由被指控的警方舉證證明其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未刑訊逼供，因此全程錄音錄相及律師在場權至關重要，且該錄音錄相不得剪接，否則應作出對被控方不利的證據。

　　四、結論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是古今中外各國均存在的惡劣現象；舉凡專制獨裁國度均普遍發生，且多發生於政治思想犯和信仰自由犯，而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特別是老牌正宗自由民主國家酷刑幾近絕跡，即便個別酷刑也僅發生於恐怖嫌疑人、殺人搶劫強姦案，根本不存在對政治思想犯或信仰自由犯實施酷刑的可能，因為政治結社思想言論信仰自由受法律保障，也就不存在政治思想罪或信仰自由罪或組黨罪，儘管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還時有發生。

　　凡是共產專制暴政國家無壹例外地普遍存在殘暴至極的酷刑，大量屠殺政治犯如中共專制暴政那樣縱容放任酷刑大面積發生，且將酷刑發揮到極政，下流無恥到無以得加者絕無僅有。當今之世，法輪功所受到的酷刑當屬最慘烈，不但有案可查因中共上百種酷刑致死者高達3054人，而且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遭有組織有計劃的活體盜賣人體器官！

　　酷刑的主要根源在於罪惡的專制獨裁政治體制，中共壹黨專政、司法不獨立，新聞不自由，沒有政治思想言論信仰出版結社自由，具體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規定有意的缺位是中國普遍存在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及處罰的重要原因。中國現行法律雖然明定酷刑是犯罪行為，並規定將嚴格禁止、嚴厲處罰，但由於中共實行壹黨專政的罪惡政治制度，沒有政治思想言論信仰出版結社自由。或是出於無知而在立法上缺乏行之有效的迅速在法官面前的聽證、無罪推定、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不被強制供述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刑訊逼供舉證責任倒置等具體法律制度；或是出於故意在規定無罪推定、非法證據排除的同時，抽掉與無罪推定不可分割的不被強迫供述權、不被強制自證其罪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從而使得禁止酷刑的相關實體規定形同虛設，變成主要用於欺騙國際社會的法律謊言。

　　中共專制暴政酷刑大面積發生的主要原因與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之目擊證人誤證，證人作偽證，法庭科學失誤及錯供大不相同，主因是中共長期欺騙愚民洗腦加暴力恐怖威脅，使得眾多國人道德墜落人性喪失，加之立法旨在欺騙公眾及國際社會，故表面上規定嚴禁酷刑實質上不但使相關規定缺位而且故意設置種種障礙。

　　中共專制暴政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不但普遍實施於殺人搶劫強姦罪犯，而且大面積實施於政治思想言論信仰結社犯，且所有的真相皆被人為掩蓋，即便最終證實系冤假錯案，受害人也僅能獲得微不足道的可憐至極的補償；而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酷刑極罕見，且僅涉及恐怖嫌疑人種族滅絕罪及戰爭罪嫌疑人，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雖時有所聞，但絕無對政治思想信仰結社犯實施的例證，同時若證實系冤案，受害人皆能獲得公平合理的高額經濟賠償，新聞媒體皆及時報導披露綜上所述，欲根除酷刑，必須首先剷除中共專制暴政，並在此基礎上採納國際通行的且被各國司法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上述具體八項法律制度，唯其如此，中國的政治司法體制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之路，中國的法律才能真正走上現代文明之路。

　　2007年6月24日

　　第十四章：論中共極權暴政是嚴重污染毀滅中國生態環境的罪魁禍首今年是中共盜國竊政鐵血統治強暴國人精神靈魂六十周年，中共為此又全力開動全部國家宣傳機器自我表揚吹噓，胡說什麼在偉光正的領導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輝煌成就，試圖依此來為中共流氓的執政合法性背書。本文以充分的事實和證據證實：中共六十年極權統治，不但沒有所謂輝煌經濟成就，其殺雞取卵斷子絕孫式的經濟發展政策，實質業已嚴重污染和毀滅中國的生態環境，使中國變得不適宜人類居住之所。因此，為中國人民子孫後代的生存權，必須立即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

　　壹、中國環境污染的現狀

　　（壹）中共官方承認的環污現實

　　中國環保局副局長潘岳2006年12月3日在 “南郵晨報”發文稱中國離環境災難的距離並不遙遠，環境污染繼續以現在的速度發展的話，每年環境破壞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高達國民收入的13%。換言之，自中國70年代末積累的經濟成就因環境惡化將全部抵銷，環境污染的嚴重後果基本由普通百姓承擔，幾乎沒有人關心那些貧困、無權勢人的基本生存現狀。三分之壹的中國城市空氣嚴重污染，四分之壹全國百姓飲用的水質沒有達到基本的清潔標準。幾乎每隔壹天就發生壹起嚴重污染水源的事故。90%的中國城鎮飲用的水源都有毒素存在。將全國的水質重新恢復潔淨，達到正常標準，需要數百年時間。

　　國家環保總局綠色ＧＤＰ課題專家組指出：“很多地方的ＧＤＰ如果算上生態成本的話就是個負數，整個買賣實際是個虧本買賣。”二氧化硫多是排放在人口密集地區，中國城區河流的九成被嚴重污染。農村人口的三分之二沒有乾淨的自來水。在中國，由水質污染導致的各種消化道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稱：近年來，污染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2005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5.1萬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發生以來， 全國發生各類突發環境事件76起，平均每兩天就發生壹起。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透露，每生產價值為壹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印度的2 倍。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蹟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中國自然資源消耗比例大約是日本、法國和韓國的１００多倍；中國工業廢物密度大約是德國的２０倍、意大利的１８倍、韓國和英國的１２倍；中國城市空氣污染程度大約是法國、加拿大和瑞典的７倍多，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４倍多。  在消化吸收、創新方面，日本引進是壹，創新是五，韓國引進是壹，創新是八，而中國引進是壹，創新則只有 0.075。可見它改革的舉措和開放的效果 。國家環保總局提供的資料顯示，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來，GDP增長了十多倍。與此同時，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了四十多倍。中國單位資源產出水平僅相當於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8～9倍。

　　中國人大常委會2006年8月 26日在壹份環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來形容污染的嚴重性。中央電視台2頻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產出的GDP當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和資源取得的 。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來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環境保護部近日發布了《2008年中國環境狀況》報告，中國污染狀況嚴重。壹是地表水污染依然嚴重。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遼河等七大水系總體水質與上年持平。200條河流409個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55.0%、24.2%和20.8%。珠江、長江總體水質良好，松花江為輕度污染，黃河、淮河、遼河為中度污染，海河為重度污染。在監測營養狀態的26個湖泊(水庫)中，呈富營養狀態的湖(庫)占 46.2%。二是空氣污染嚴重。2008年全國有519個城市報告了空氣質量數據，達到壹級標準的城市只有21個(占4.0%)，二級標準的城市378個 (占72.8%)，三級標準的城市113個(占21.8%)，劣於三級標準的城市7個(占1.4%)。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達標比例為71.6%，縣級城市的達標比例為85.6%。

　　據中國環保總局報告顯示，中國目前已具規模的 21000多座化工廠，50%以上分布在長江和黃河流域。化工廢料時刻威脅著依賴於長江和黃河飲水的5億多居民。中國的環境污染是全方位的，不僅水污染，空氣，食品等污染也非常嚴重。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報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的排放國，並已“蟬聯”該頭銜10多年。

　　《中國生態保護》白皮書稱：“生態環境脆弱區占國土面積的60％以上”， 近1/3的國土生態環境質量優良，1/3的國土生態環境處於差或較差水平。  中國天然草原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41％，但其中90％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為我國主要的沙塵源；中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其中僅約40％得到有效保護，但天然濕地大面積萎縮、消亡、退化仍很嚴重。

　　中國正向“世界工廠”推進，由於技術落後，發達國家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寶貴的的資源環境生產了眾多的物美價廉的消費品，儘管中國賺取了微薄的利潤，但留下嚴重的環境污染。據專家估算，外國投資商投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潤， 特別是“貼牌生產”，92%的利潤為外國投資者所有，中國僅占有8%。 據有關研究機構計算，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ＧＤＰ的比重達到８％以上 。

　　溫家寶2007年3月14日在回答記者有關環境污染的問題時避重就輕承認：“環境污染確實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發展中的壹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

　　從上述國家環保局、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溫家寶等官方承認的中國環境污染及生態毀壞的事實，足以令人震驚，然而這只是中國環境污染實際狀況之冰山壹角，因為中共鐵血統治六十年來壹直實行嚴厲的新聞控制愚民政策，“加十倍報喜，減十倍甚至百倍報憂”則是中共壹以貫之的欺騙性輿論導向，因此，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嚴重性肯定遠比官方承認的要大數十倍！

　　（二）國際社會的相關報導

　　據世界銀行報告分析，由於技術和管理水平低下，經營方式粗放，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大，資源效率低，污染物排放嚴重，因而環境污染所導致的經濟損失近年來不斷呈上升的態勢。據估算：中國1986年環境污染損失之和為381.55億元，占GNP的6.75％；1993年損失上升約 1085.1億元，占GNP的3.16％。1997年統計，僅每年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高達540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8％ 。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占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到GDP的15%。  據世界銀行報告，世界上10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6個 。

　　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指出，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有16個在中國，中國城市地區空氣中懸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山西太原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含量是世界衛生組織規定標準的8倍，濟南接近7倍，北京和沉陽接近6倍。空氣中二氧化硫的含量，重慶最高，接近世界衛生組織規定標準的7倍。另外，如果把污染給中國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折合成美元計算，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加在壹起造成的損失高達540億美元。

　　我國北方20世紀50年代共發生大範圍強沙塵暴災害5次，60年代8次，80年代14次，到了90年代已達23次。而從去年至今已發生6次。近年來，土地沙漠化面積已超過全國耕地淨減面積。生態破壞導致的自然災害損失僅1998年就高達3007億元；1994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值約為4201.6億元 。然而中國科學院生態專家王如松教授居然稱 ：“拋開對人的作用性，沙塵暴在自然界中是有它特定作用的，沙塵暴可以淨化環境，給海洋帶去豐富的營養元素。”

　　世界銀行對中國環境污染狀況所作的評估，事實上也遠未反映真實情況，事實上世行的報導公開發表前，被迫按中共當局的要求作了相當的刪節。

　　（三）、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現狀

　　由於中共當權犯罪利益集團是由早期的流氓無產者，通過非法暴力盜國竊政，經過兩度公然搶劫演變而成的流氓資產階級，其毫無人性，道德墮落，貪慾無窮，下流無恥無以復加，因此在實施對中國人民的第三次公然搶劫過程，其為了短期經濟利益不顧中國人子孫後代的生存權對中國自然環境進行了令人髮指的污染和毀滅性破壞。中共對作為政府職責範圍內的事，諸如環保、公共醫療衛生、教育、交通、道路、綠化、幾乎不管或管不好，而與民爭利的或不該管的事則大管特管。具體表現在下述十三個方面：

　　1、水體污染嚴重惡化。2009年5月下旬，國家環保總局監察局成立六個調查組，對全國流域性檢查。 結果令人震驚：流經城市的水質多數為重度污染。長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為V類；黃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潁河的周口市的國控斷面今年前4個月的監測結果全部為劣Ⅴ類。 而淮河和海河流域的水質情況更加嚴重，海河和淮河流域幹流和支流67個斷面水質抽樣監測結果全部為劣Ⅴ類。限批流域的飲用水安全隱患巨大 。 “Ⅴ類水已不能和人體接觸，劣Ⅴ類水更是喪失基本生態功能，甚至不能用作農業用水。中國環境監查總站的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七大水系Ⅴ類和劣Ⅴ類水質占26%。國家重點監控的9個大湖泊中整體水質為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就達7個。滇池草海為劣V類水質，巢湖V類、劣V類水質各占壹半，滇池外海為V類水質，太湖V類和劣V類水質比例達到60％。城市內湖除北京昆明湖水質達到 Ⅲ類之外，杭州西湖、武漢東胡、濟南大明湖水質均為劣V類。 據1987年典型城市監測調查，有42%的城市飲用水源地受到嚴重污染；63%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調查的532條河流中，有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約有1.7億人飲用受有機物污染的水。黃河流域有四分之壹的監測斷面為劣五類水質。黃河流域共有12條支流，檢查組實地察看了污染比較嚴重的4條支流。這四條支流及其流域現在幾乎到了有水皆污的地步，污染之重，觸目驚心。陝西渭河被形容為“八百里秦川，壹千里污染”。渭河每年接納的廢水達到6億噸以上，接納的化學需氧量達到27萬噸，幾乎相當於其環境容量的4倍。延河是黃河支流，監測斷面有40%為劣五類水質。汾河被稱為山西的母親河，現在的監測斷面中，有66%已經成為劣五類水質，自太原以下的水體完全失去了生態功能。汾河每年流入黃河的水量在3億噸以上，其化學需氧量濃度超過國家三類水質標準的7.3倍，氨氮超標20倍。三峽水庫幹流仍然保持著三類水質，但庫區支流水質逐步變差，在監測斷面中，有57%為四類水質。2005年國廢水排放量達到524億噸，比2000年增加了26%。全國有近三分之壹的監測斷面依然為劣五類水質，失去了生態功能。

　　2、大氣污染嚴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煤是壹種骯髒能源，燃燒產生大量的粉塵、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是中國大氣污染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2005年，全國煙塵排放量達到1182萬噸，不僅沒有完成“十五”計劃削減9%的指標，反而還有所增加；工業粉塵排放量達到911萬噸。 全國燃煤電廠建成脫硫設施的裝機容量只有5300萬千瓦，僅占燃煤電廠裝機容量的14%。山西省現有的680多家焦化企業中，僅有65家辦理了環保審批手續，而能夠做到穩定達標排放的只有30多家，僅占總數的5%左右。福建省政府節能辦主任胡渡南透露："福建省能源消耗造成的污染比較嚴重，目前２３個城市中有２１個城市出現酸雨。 壹半以上的城市空氣不達標，1/3的城市污染非常嚴重；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

　　3、廢渣，垃圾包圍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低。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 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 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2005年產生量達13.4億噸，比2000年增加64%。全國固體廢物堆存量累積已近80億噸，占用和損毀土地200萬畝以上，對土壤和水體造成了嚴重污染。2005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集中處理率雖已達52%，但從有關部門的調查數據看，實際無害化處理率只有 35%。亦即，全國有超過壹半的城市生活垃圾沒有經過有效處理，而是簡易堆放，污染環境；即使集中處理的，也有15%遠未達到無害化處理的標準。

　　4、噪聲污染。目前全國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聲超標的環境中。近年來，由於城市機動車輛保有量的迅速增加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噪聲污染範圍有所擴大，並有向近郊和鄉鎮 擴散的趨勢。全國道路交通噪聲等效聲級分布在67.3～77.8分貝之間，全國平均值為71分貝（長度加權）。在監測的49個城市道路中，聲級超過70分 貝的占監測總長度的54.9％。城市區域環境噪聲等效聲級分布在53.5～65.8分貝之間，全國平均值為56.5分貝（面積加權）。在統計的43個城市中，聲級超過55分貝的有33個，其中，大同、開封、蘭州三市的等效聲級超過60分貝。

　　5、化肥年使用量嚴重超標導致嚴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已增加到4766萬噸/年。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接近40噸/平方公里，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我國農藥的年使用量超過130萬噸，單位耕地面積用量比發達國家高出1倍以上。但只有不到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其餘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直接威脅到人體健康。

　　6、資源嚴重浪費。據國土資源部統計，全國近百處煤礦、磷礦、銅礦、鋁礦濫開墾的面積達到82％，而回採率不到20％，煤層厚度6─7米，實際只採回2─3米。

　　7、水土流失嚴重。建政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里。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寧夏大學回族研究中心學者咸春林提交的壹份研究報告稱，目前，西部地區水土流失面積已達282．59萬平方公里，占中國水土流失總面積的 77％。西部草原退化嚴重，內蒙古、甘肅、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區擁有全國80％以上的天然牧場，但青海嚴重退化草原面積已達440萬公頃，內蒙古草原遭嚴重破壞的達973萬公頃。由於生態植被的人為破壞，西部地區1000多萬人口吃水長期困難 。

　　8、沙漠化迅發展。中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2.2萬平方公里，占我國國土面積的27.3%，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15.5%。20世紀 80年代，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長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近25年共喪失土地3.9萬平方公里。目前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 2000多公里鐵路以及許多城鎮、工礦、鄉村受到沙漠化威脅。

　　9、草原退化加劇。20世紀的70年代，草場面積退化率為15%，80年代中期已達30%以上。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萬畝退化速度在擴大。

　　10、森林資源銳減。中國森林面積僅剩下不到8%，加拿大森林面積占國土70%，日本占60%。

　　11、生物物種加速滅絕。中國的植物物種中約15%-20%處於瀕巍☆態，僅高等植物中瀕危植物就高達4000-5000種。屬於中國特有的物種和國家規定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有 312個種和種類，正式列入國家瀕危植物名錄的第壹批植物有354種。川西北地區約5%的生物種類已經滅絕，約10—20%的種類面臨瀕危境地。 隨著人口的增加、社會經濟的發展，給生物多樣性造成極大威脅。由於嚴重的有機污染，岷、沱江枯水期部分時段水中溶解氧低至0.3mg/L以下，絕大部分水生生物根本無法生存，許多珍稀魚類幾乎絕跡；水電、水利工程的建設，改變了原有的生態環境，給原棲息生物物種造成威脅，特別是引水式電站在上游地區廣泛建設，使回遊性魚類完全喪失了生殖繁衍的基本條件；“開發區熱”、“採礦熱”、“房地產熱”、“開墾熱”等都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給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嚴重威脅。

　　12、湖泊大量消失或面積縮小，地下水位下降。記者從前日在江西召開的全國首屆內陸湖泊暨鄱陽湖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了解到，中國每年平均有20個天然湖泊在消亡，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面積縮小約 1.86萬平方公里，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北方地區形成8個總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的超產區，導致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據統計，目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中國西北、華北、東北、等北方城市幾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約60億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只相當於發達國家首都的1/3；農村有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 。

　　13、環境污染向農村蔓延。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據建設部2005年對全國 74個村的抽樣調查，96%的村莊沒有排水溝渠和污水處理系統，89%的村莊將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後、坑邊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內外池塘，無人負責垃圾收集與處理。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於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水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5年的0.0839‰，且顯著高於同期城市的這壹比例0.0572‰。 近百個癌症村絕大部分出現在農村。

　　近期惡性環境污染案件：2008年9月，雲南省陽宗海水體污染案；2009年2月20日，江蘇省鹽城市飲用水取水口水源污染案；7月29日，湖南省瀏陽市鎘污染案件；8月16日，陝西省鳳翔鉛污染事件以及8月18日，湖南省武岡鉛污染案件。

　　（四）環境污染的惡果

　　1、中國因環境污染產生了超過百個“癌症村”。 黃河沿岸污染嚴重支流成排污溝 村民患癌陸續離世(寧夏、內蒙古、山西、陝西十幾條重要支流污染使得當地村民陸續患上癌症，淮河沿岸及太湖沿岸同樣眾多村莊成為癌症村。近年來甚至出現了癌症鎮、癌症縣！

　　2、近年來中國各類重金屬中毒案急劇增加。例如：鉛中毒、鎘中毒、砷中毒、銦中毒等 。

　　3、環境污染造成癌症死亡率高達年500萬人。中國衛生部稱，2005年全國有760萬人死於癌症。相當於全球癌症死亡總人數的13%。中國醫學家指出癌症劇增的三大原因，壹是，空氣，水等的環境污染，特別的地下水污染；二是，食品污染；三是，細菌、病毒的增加。據中國衛生部消息，近年來，中國癌症患者急劇增加，2006年全國因癌症死亡的人數第壹次超過了腦血管疾病成為第壹位。在城市癌症占據死亡原因的 27.3％，農村占25.1％。中國衛生部指出：環境污染的增加是導致這壹數字增加的重要原因之壹。   2008年7月10日，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中國人癌症死亡率在過去30年增長八成以上。2007年7月16日《明報》中國每年污染致死238萬人全球第二。

　　4、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年均近70萬人。世界銀行有關中國環境污染的報告，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早逝的人估計為65到70萬。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1千億美元，大約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8％。中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每年導致35萬至40萬人提早死亡，還有約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污染而早逝。另外，中國每年還有6萬多人因為水質問題，患上嚴重腹瀉、胃癌、肝癌或膀胱癌而身亡。

　　5、環境污染導致新生嬰兒先天畸形兒缺陷發生率連年劇增。據BBC報導：中國每年出生缺陷兒數量高達80萬-120萬人，每30秒鐘就會出生壹個缺陷兒，約占人口的4%到6%。 這個數字中包括約22萬例先天性心臟病，10萬例神經管畸形，5萬例唇齶裂及3萬例先天愚型。 中國出生缺陷占出生人口的4至6%。專家披露，環境污染為導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因素。出生缺陷是指嬰兒出生時就存在的各種身體結構、智力或代謝方面的異常，如唇顎裂、先天性耳聾、先天性心臟病等。 南京鼓樓醫院婦產科主任胡婭莉主持《江蘇省出生缺陷干預項目綜合實施的系列研究》。她指出，出生缺陷已經成為中國人口安全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而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為導致內地出生缺陷的重要因素。 她說，研究發現，25%至30%是由於遺傳因素，10%為環境污染，剩下的為遺傳因素與環境污染共同作用所致。很顯然，環境污染已經占據重要比例。 研究結果表明，日益嚴重的化工污染、長期接觸重金屬如鉛、鎘、汞等，還有接觸甲醛、有機溶劑都可以導致出生缺陷。 據新華社報導，在中國東部的浙江省，在2003年1萬名新生兒中，115名有先天缺陷。而這壹比例上升到2004年的1.33%和去年的1.47%。在廣東省，新生兒先天缺陷率則從10年前的0.96%，上升到最近的2.12%。

　　6、環境污染造成各種疾病人數劇增。據測算，我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導致約1500萬人患支氣管病，2.3萬人患呼吸道疾病，1.3萬人死於心臟病。醫學專家認為，我國每年200多萬的癌症死亡者，70%與環境污染相關（中國衛生部稱僅2005年壹年因癌症死亡人數即達760萬人，此後連年上升）。全國20%的兒童有鉛中毒症狀，城市中1/10的夫婦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形兒 。

　　7、環境污染造成經濟損失嚴重。2006年9月7日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二00四》承認：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 但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這只是冰山壹角”。此次核算沒有包含自然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態破壞成本，只計算了環境污染損失。 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項，此次核算僅算了其中的十項，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沒有涉及。 如果將2004年排放到環境中的點源污染物在目前的治理技術水平下全部去除，需要壹次性直接投資約為10792億元  。另據2006年６月４日據新華社銀川記者從“ＡＰＥＣ循環經濟與中國西部大開發”會議上了解到，西部地區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１５００億元，占當地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１３％。據悉，西部地區水土流失面積已達２８２．５９萬平 方公里，占中國水土流失總面積的７７％。由於生態植被的人為破壞，西部地區１０００多萬人口吃水長期困難。

　　二、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破壞的根本原因

　　中國官方人士說：造成中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原因主要來自三大壓力：人口壓力、工業化壓力、市場壓力 。以資源高消費、環境高代價換取經濟繁榮，重視近利，失之遠謀；重視經濟，忽視生態，短期性經濟行為為中國生態環境帶來長期性、積累性後果。

　　季鑄教授認為：“造成污染的表面原因是企業肆意排放，而根本原因是政府沒有關閉污染企業，各級政府上下同心把環境變成了GDP” 。

　　何清蓮女士認為：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態環境為代價而追求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發展觀念錯誤之外，就是中國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真實的原因是掌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制度問題的複雜“混合體”之上的邪惡幽靈——中共所致！潘岳在《財富》全球論壇上指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可能會成為“世界垃圾廠”，他公開指出，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壹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和制度問題的複雜混合體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

　　鄭義先生指出：中國的污染是制度性的污染，西方的污染是知識性的污染。中國允許官宦豪強搶奪人民。環境是壹種資源。應該屬於人民。在中國所有的污染事件衝突，警察、政府站在豪強壹邊，所以它是壹個制度性的 。

　　從上述官方體制內專家與民間對中國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破壞的原因分析明顯不同。有人口壓力、工業化壓力、市場壓力說；有政府責任說；有中共論；有制度論。我認為：中共的經濟政策是以犧牲環境和斷絕子孫後代的生存資源不擇手段為中共“執政合法搶劫”殺雞取卵為代價的禍國殃民政策。因此，中共極權暴政是污染和毀滅中國環境與生態平衡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三十年拐腳經濟改革，表面上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實質上正在將整個中國變成世界垃圾場，正在毀滅中國生態環境，這是中共賴著執政旨在對中國人民進行第三次搶劫，而嚴重透支浪費自然資源、以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直接導致每年上千萬平民死亡，嚴重損害了億萬國人的健康，得不償失的巨大代價。

　　該所謂“經濟成就”姑且不論其中絕大部分皆被外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特權階級及奸商分髒壹空，普通國人並未分享經濟成就帶來的任何利益，僅是承擔了其直接和間接的巨大損害，若扣除污染毀滅自然生態環境造成的直接與間接經濟損失，甚至很可能是負增長。因為自然環境具有污染容易治理難的特徵，“毒性富積定律”呈等比級數變化，自然生態環境平衡壹旦破壞，需要投入十倍甚至百倍的資金且花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也無法恢復原狀,而且極可能造成慘不堪言的人為大災難。諸如類似“薩斯”“豬流感”之類的怪病爆發。

　　水源、空氣、土地的嚴重污染、自然資源被瘋狂掠奪和生態平衡陽被毀壞，不僅導致中國每年死於環境污染的人數超過千萬，而且製造了大批失地農民，人為破壞生態環境平衡。這壹切罪惡根源何在？僅是地方官員為升官GDP崇拜還是污染企業唯利是圖？僅是因為人口壓力或是工業化的結果？是由於制度還是因為中共本身？是地方之罪還是中共中央之罪？是國民無知無膽抗爭？吾以為中共極權專制獨裁暴政才是污染和毀滅生態環境的根源！唯有自由憲政民主體制能夠挽救中國的生態環境。中共賴著強行執政，旨在對中國人民實行第三次搶劫（第壹次是毛澤東主導的搶動地主富農資金本家等有產階級，第二次是鄧江主導的化公為私搶劫國有資產），而推出的盲目經濟發展政策，實質上是殺雞取卵斷子絕孫式的強盜匪徒對中國人民的最後公然搶劫和毀滅中國的嚴重犯罪。而極度不公不義的罪惡的中共極權暴政則是嚴重污染毀滅中國生態環境的罪魁禍首。120萬中共官僚及親屬子女早已移民海外的事實充分證明：中共當權者皆知中共暴政行將滅亡，故皆欲最後狠撈壹把，“那怕我死後洪水濤天！我曾在四年前指出：中共極權專制暴政是缺德乏能極度無知且狂妄的流氓暴政 。上述充分的事實和證據再次證實：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欲免中國生態環境被徹底毀滅，唯有全民行動起來，儘快徹底終結中共極權流氓暴政，否則很可能中國將被中共暴政變成不適宜人類居住之所。

　　2009年9月20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十五章：論中共與精神迫害

　　最近在網上看到博訊網披露的壹份中共610的內部文件，上面標明秘密，這份文件談到幾個要點，這裡我把它歸納壹下，第壹，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反邪教鬥爭是壹個特殊的政治鬥爭，是跟與美國為代表的反華勢力，以台獨份子的分裂勢力，所進行的嚴肅政治鬥爭。

　　第二，它要求公檢法司各部門，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要堅決與法輪功作鬥爭，絕對不能出現政治錯誤。所謂政治錯誤，就是法院絕對不容許對法輪功的案件做無罪判決，否則就要鬧政治大笑話。

　　第三，該文件透露610召集了公安、國安、檢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門領導和有關的部門的領導專門研究如何對付法輪功。

　　第四，該文件說，處置法輪功的案件，不但是對刑事案件的處置，更重要的是政治鬥爭的具體表現。

　　第五，該文件強調，要求司法局、司法廳對辯護律師的辯護詞進行審察，要求法院安排比較小的審判空間，限制到庭人員，對外省、市的律師要對其姓名及所在律師事務所進行調查了解，還要求本地律師不得參與對法輪功的維權做無罪辯護。這就是上述這份標題叫做“關於應對敵情動向防控要求”所謂的秘密文件。它由610辦公室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頒布。這份文件既不是偽造也非變造，是有關人員在內部拿到這份文件後把它上網公開化。

　　今天我為什麼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評價呢？因為中共當局實際上是壹個騙子組成的匪幫集團，我今天就來披露披露中共當局是如何騙人的，如何欺騙全體國人的。

　　談到這個問題，我首先延引北京大學的壹個教授叫任定晨，也就是我在第三集評論當中提到的那個教授，他曾經說當代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平台，涉及到法輪功的平台的研究報告中，有關弄虛作假或無中生有的部份，其中壹點他指出，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其中有壹項就是用精神迫害，用精神病院這個方式來迫害法輪功的問題，這位任定晨教授，認為是所謂的無中生有或者說虛構。

　　那麼我還要再提另外壹個教授的說法，另外壹個教授也是北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學院的教授叫孫東東，他在上周的壹個新聞採訪中提到，上訪專業戶百分之九十九精神有問題，因此當局有權對他們採取強制治療的措施，這是第二個教授提到的有關精神病的問題。當然這個孫東東教授所談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專業上訪戶有精神病問題，不是專指法輪功。

　　第三個方面，根據中共官方的數據，全中國有壹千六百萬的精神病人，這個數據顯然是大大縮小的數據。實際上周東理教授在壹篇文章中提到，中國目前至少有壹億以上的人是精神病人，那麼還有另外壹個教授叫楊景端的，這是美國的壹個精神病學的專家。他實際上是中國人，但是在美國當教授，他認為中國目前至少有四億左右的精神病人，當然這個我認為這個楊教授所說的中國有四億左右精神病人，這個說法可能過於誇張了，也可能他把所有的精神上的，神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疾病都當做精神病這個大的概念划進去了。

　　其實周東理教授估計，或者說中國至少有壹億左右的精神病人，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中共官方的壹千六百萬之說，顯然是假冒的數據。那之所以舉這幾個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今天我談的主題就是中共與精神病這麼壹個話題。

　　實際上聽眾可能都已經知道從二零零五年開始，我在很多篇文章中都公開指出胡錦濤實際上是壹個政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胡錦濤是壹個非常典型的兩面人。他壹方面表現的很會作秀、作親民秀，就是表現的好像很有人性。而且他的說法為了騙人，他編造了壹套又壹套的美麗的謊言，可是他的實際做法卻是完全相反。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定他是壹個政治精神分裂症的重症患者。那既然今天談的主題，是中共與精神病，那麼這裡我準備從兩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第壹就是中共當局到底有沒有用精神病學的方式來迫害法輪功，這是壹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共享精神病學方面的手段迫害政治思想犯，我現在先談第壹個方面的問題。

　　剛才我們已經提到中共御用文人北大教授任定晨，他否認中共當局濫用精神病方式迫害法輪功學員，這裡我就簡單舉例說明，首先中共官方自己在二零零零年底承認，因為修煉法輪功全國有六百多人得精神病，這是第壹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北京市的壹個何風教授，他是北京市回龍貫醫院的主任醫生，他承認北京安定醫院、回龍貫醫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都有收容法輪功的精神病人，這是他公開承認的。第二方面的證據。

　　第三個方面的證據，是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壹號在美國精神病年會當中，中國與會代表，中國精神病學會首次承認，在過去的幾年，確實發生濫用精神病學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而且還表示要注意糾正。這是第三個方面證據。

　　第四個方面證據是法輪功媒體，明慧網其實早都已經有大量這方面的證據。主要是有壹個叫“追查國際組織”經過大量調查確認，到目前為止，至少上千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當局強制關入精神病院。

　　第五個方面，就是領賞的證據，實際上第五個方面領賞的證據，我本人就曾經披露了壹個事件，就是湖南省腦科醫院，將壹個叫賀香姑的護士，湖南省婦幼保健醫院的壹位護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迫害。

　　此外有壹個叫張天素的，他是被關入四川復原退伍軍人醫院精神病科，也就是圓通精神病院進行迫害；還有壹個叫作徐大為的，他是遼寧撫順市的法輪功學員；此外還有壹個叫欒愛螢的，他是福建明德市的法輪功學員；另外還有兩個江西九江的，壹個叫王映，另外壹個叫江曉春，被關入九江的精神病院。湖南城西縣另外有壹個叫余少奇法輪功學員，被關入湖南的精神病院；而山東濰坊的高洪傑，是壹位電大的教師，也是法輪功學員，也是被關入精神病院迫害；湖南貴陽縣的謝水花是關入湖南省的精神病院；最近發生了壹起類似的案件是石家莊市的壹個叫邱力英的被關入唐山安康醫院。

　　那麼上述五個方面的證據，足以證明北京大學的這位任定晨教授說謊，他公然說謊，而且是公然向全世界撒謊，當然他說謊，很顯然是受中共指令。我認為他作為壹個教授，特別作為壹個專們研究法輪功現象的這麼壹個教授，他難道對這些事情都不知道嗎？或者他可能不知道嗎？完全沒有可能。可能的話，就是他睜著眼睛說瞎話，這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用精神病學的方式，或者用這種方式來迫害法輪功學員。這個方面的手段是非常卑鄙，也是非常下流無恥的。

　　中共當局迫害法輪功學員，他用精神病的方式來迫害法輪功學員，這個手段實際上起源於蘇聯，蘇聯迫害政治犯是有歷史來由的。而且這段歷史，壹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還仍然普遍，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逐漸終止。

　　事實上，蘇聯壹直到壹九八九年才徹底放棄用精神病學的方式來迫害政治犯。那中共實際上就是學了蘇聯的這壹套，首先是用在迫害政治思想犯，而在對付法輪功的運動當中，也就是中共自己在剛才那份秘密文件中所提到。因為中共將與法輪功的鬥爭視為特殊的政治鬥爭，而且是與西方反華勢力和台獨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

　　換句話說，中共自己在這裡不小心就露出了馬腳。它壹方面在全國鋪天蓋地的通過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壹切渠道，玩命的污衊毀謗法輪功是邪教。但是在這個秘密文件中，它就徹底的暴露它真實的目地，是因為中共當局將法輪功視為所謂的“政治敵人”，把它當做“對敵鬥爭”，而且把它當做“政治鬥爭“。

　　所以既然是對敵鬥爭，既然是政治鬥爭，所以中共最後無可奈何或者說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最終就拿出他們最為得意的武器，想通過用精神迫害的方式來強迫那些非常堅定的學員放棄法輪功。

　　那中共當局自己就不知道，實際上如果是真正的精神病人的話，那麼社會對這種精神病人要特別關注、特別關愛的。但中共確把這種本來屬於醫療科學人道主義關懷，轉變成了對人的迫害，對信仰人士的迫害，而這種迫害是特別殘酷的。實際上正常的人，如果說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強制吃藥打針，打這種消除人記憶力，消除妳的思維能力的這種手段，它是會把正常人變成廢人的。

　　而事實上，很可能就有不少法輪功學員經過這種非常慘忍的手段迫害以後，真的成了病人，這完全可能。所以這是第壹個方面，中共濫用精神病手段迫害法輪功的事實的鐵證，可以說是鐵證如山。當然如果任定晨教授答應站出來公開辯論的話，我會非常歡迎他，我現在就是公開指認他、指定任定晨教授是個說謊的人。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我想談壹下中共當局濫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思想犯的問題。二零零二年有壹個英國專家，名字叫羅賓，經過大量研究，研究中共歷史上從壹九四九年以後，壹直到二零零二年為止的大量的文獻檔案以後，做壹個研究報告。研究報告指出，根據他研究的結果，中共至少將三千名以上的政治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這是最起碼的數據，實際上當然遠遠不止。因為他作為壹個外國專家，他能接觸到的中共當局內部檔案是很有限的，是不可能對他完全開放的。

　　但是他根據這麼有限的資料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共當局從壹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二年為止，至少將三千名以上的政治思想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另外有壹個說法，就是壹九九零年代，在中共精神病院內強制治療的所謂的病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是政治犯，那麼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那麼這個數據就特別可怕，因為即便按中共官方承認的，現在中國壹共有壹千六百萬精神病人，我們假設這壹千六百萬病人當中，有百分之十是在關在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的，那麼如果這個百分之十再乘以百分之十五，是多少人？這個很容易得出壹個數據來，那至少也就是以數十萬來乘了。也就是說至少有十萬人以上的政治犯被關在精神病院。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吧，實際上中國到目前為止，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始終沒有壹個數據。有的說法說至少有七千人以上，有的說法是至少幾十萬。但是中共當局把這些有多少政治犯，有多少精神病人都當做國家機密來保守的，也就是說，不容許醫生也不容許律師或者是大學的教授查閱這些檔案，所以幾乎沒有人知到它確切的數據。

　　但是這些上述的估計，上述的研究，它實際上都是基於壹種理論的研究，結合了壹些辦案的研究，然後作出的推測，其實就我本人而言，我所知道的政治思想犯有這麼幾個非常著明的角，其中第壹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誰呢?就是張國堂先生，根據張博堂自己披露，自從壹九九九年他向江澤民寫壹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在當時，不但是為法輪功辯護，同時也批判中共，而且他提出了非常大膽的想法說法，我們姑且不論他這些大膽的想法說法是有沒有道理，從此以後，張國堂本人從壹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十月份，在這個五年期間，他五次被投入精神病院，強制關押強制關在精神病院迫害，這是壹個鐵的事實，那麼至於張國堂本身有沒有精神病呢？我認為他不可能是個精神病。

　　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大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查壹下張國堂的文章，他寫大量的文章，我個人認為張國堂如果說從智商這個角度來看，或說從政治智慧這個角度來看，他的政治智慧應該是相當高的，他的學識，也就是知識能力，無疑是相當深厚的，功底都是相當不錯的。

　　而他本身原來是學數學專業的壹個學生，後來當了大學教師，當了大學教師以後，他有從政的雄心。所以他就特意的辭職，不當大學老師，然後到企業去專們研究中國的企業經營的運作。後來當然他研究了很多，比如說中國的儒學，同時也讀了大量政治學的專著，所以使他事實上成為壹個民間政治學的研究者，或者政治家。但是就是這麼壹個人，被中共五次投入精神病院迫害，這是第壹位。

　　第二位值得壹提的叫王旺興這麼壹位民運人士，他實際上是在壹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屠城之後，在壹九九零年還是九壹年，公開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平反六四，從此被抓，被抓以後是投入精神病院迫害，不是投入監獄，而且投入精神病院裡壹關就是十三年，現在王旺興也是壹個真名實姓，確有其人。

　　而王旺興本人，他實質上僅僅是壹個民運人士，而且是壹個敢於說真話的民運人士，敢於見義勇為的民運人士。我曾經在德國見過他。他即使被關入精神病院藥物迫害，可以想之把壹個人的精神狀態，把壹個人的思維能力、記憶能力、分析能力會破壞到甚麼程度?我見到他的時候他仍然心態是很平和的壹個人，而且他的思路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只是相對而言，比非常敏感的人或者敏銳的人，顯得要那麼遲鈍壹些了。這是精神病迫害的後遺症，非常嚴重的後遺症造成的。

　　再看第三位我認識的人，第三位名字叫做賀偉華，他是湖南省的壹個自由作家。賀偉華是大學畢業以後，原是食品加工專業的壹位專業個人士，後來主要是因為他寫作大量的政論文章，批評中共當局種種的劣跡，因此被兩次投入精神病院迫害。

　　當然賀偉華本身是很有才華的人，他是個中專畢業生，然後升大專，最後又自學本科達到他現在的程度，應當說很了不起。他寫的文章大部份的文章都是相當不錯的，當然不排除其中有個別文章顯得過激，顯得過於偏激，但這個偏激和精神病顯然是兩碼事，他很可能性子比較急燥，這裡有可能，但是賀偉華顯然絕對不是所謂的精神病人。

　　第四個人，網名叫清水君，真名叫黃金秋，今天他被關在江蘇省，南京市虎口監獄，他是壹個留學生，是留學畢業歸國的，非常有才華的壹個年青有為的留學生。他在被中共當局羅織罪名，羅織了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經過壹審、二審判決，判下來當天，就被中共當局強行送入精神病院，中共當局將他當做精神病來迫害。目地就是用藥物的方式來洗腦。

　　中共的洗腦有兩種方式，壹種是通常意義上我們理解的洗腦，就是中共實際上對全中國人民進行長達六十年的強制洗腦，而中共當局採取這種非常下流，非常殘暴的方式對清水君進行另外壹種意義上的洗腦，就是用藥物強制洗腦，這是最可恨的，而且是最殘暴不過的手段。那麼僅僅是因為精神病院醫生通過鑑定，認定清水君沒有精神病，拒絕收清水君入院，也因此呢他才逃過了壹劫。

　　我們知道實際上，清水君或者是叫黃金秋，在我看來他是中國千千萬萬留學生當中最優秀的壹位，我可以這麼說。特別是他的政治才華，他的組織領導能力，都是壹流的。本來如果黃金秋在外面的話，他做壹個組織領導人，或者做為壹個政治領導人，他完全具有壹種成為政壇上頭面人物的這種權利，而中共當局就這麼下流，也把他投入精神病院。

　　第五個人名字叫申曦，他的筆名叫曾節明，曾節明已經成為當代中文世界非常傑出的壹位政治評論家。而2001年9月份卻因為幫助壹位法輪功學員，從互聯網上下載講真相的文章，然後由於這位學員將這些文章散發到市政府而被捕，曾節明受牽連也被捕，要他自認是精神病做為釋放他的條件。

　　那麼申曦是來自壹個普通工人家庭，家裡面他的父親已經因病去逝，而母親也是壹個平民，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其它方面關係上的能力。而唯壹大學生的兒子，被中共關入看守所，最後是被迫選擇自己承認，自認是精神病，然後中共當局安排公安，然後由壹家精神病院，還真的給他出具壹份精神病鑑定，鑑定他是所謂的精神分裂者。以此為條件，申曦才得到釋放。在看守所被關了壹個月，強制勞改壹樣，就是當奴隸壹樣的勞改。我上面已經提到了六位，都是我認識的，政治思想異議人士，被中共當局當做精神病人迫害。

　　而我本人，實際上當我還在吉林大學上學的時候，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壹個所謂的政治思想異議人士，而僅僅是壹個有獨立思想的大學生，也因為我的政治思想，政治觀點被當年中共當局在大學的黨委、大學法律系的黨組織決定，把我投入精神病院，壹共二十壹天。

　　所以我本人對於精神病的這個現象，我是有親身體驗的人，這個在四平市精神病院的二十壹天，令我終身難忘。事實上經過這二十壹天的強製藥物灌輸，徹底摧毀我的思維能力，而且幾乎把我的記憶力洗的壹乾二淨，僅僅二十壹天。而當時醫院當局，居然認定我是精神分裂症，而且醫生明確告訴我，精神分裂症的療程是六十天，最短的療程是六十天、換句話說，任何人壹旦被認定為精神分裂病症，必須經過六十天的強制治療，才有可能出院。也因此我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以後，我原來超強的記憶力，原來超強的思維能力被洗得壹乾二淨。由此可見用精神病學的方式來迫害人，是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不單單損壞壹個人的名譽，因為精神病人大家都知道“聞虎色變”，聞精神病人色變，社會上的觀念肯定是這樣的，更何況它不光徹底損壞壹個人名譽，還徹底摧毀壹個人的思維能力，這才是最要害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事實上我是在大概三年以後，因為辦理壹起精神病人犯罪的案，我專門研究了司法精神醫學，才知道所謂的精神病人，居然沒有壹個科學的定義。所謂的精神分裂症，它的定義是可左可右，伸縮性非常大的這麼壹個概念，它不是科學概念，科學概念是有定量分析的，可以用定量來約束的。所以中共當局就濫用了這種所謂精神病人的這種概念，來大量的迫害中國人，我剛才在開篇中提到的這個孫東東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孫東東教授，如果他真是所謂教授的話，我認為這種教授他到底是壹個專家、學者還是御用文人，還是中共的黨棍，聽眾可以自己判斷。因為他說上訪專業戶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人，而且可以由當局強制送精神病院治療，這種人哪有壹點人性？

　　上訪專業戶，這是中國才有的特點，全世界各國據我所知，只有中國才有這種現象，而且在中國北京，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上訪的民眾，實際上大量集中在安定門的火車站附近，有壹個地方是專門全國的上訪民眾，由最高法院安排接待的壹個地方。這個地方我去過，每天可以說人山人海，每天能輪到真的由最高法院的法官來接待的人是少得可憐的。而上訪的這些人，實際上真正的精神病人肯定不到百分之壹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恰恰相反。

　　從今天我們談到的這個秘密文件來看，中共迫害法輪功，可以說吃了鐵心丸，中共胡錦濤當局，實際上是不但沒有放鬆對法輪功的打壓，而是強化了。因為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曾經在壹個講話中對法輪功定性，將法輪功定性為“反動政治組織”。而按照中共壹貫的作法，反動的政治組織是可以隨心所欲打壓而無須通過法律的，這種壹旦被定性為反動政治犯以後，這種人是沒有任何法律的權利的，這也就是為甚麼在胡錦濤當政時期，盜賣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種最新的反人類罪行，得以猖獗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實際上中共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事實上當今全世界已經確認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澤東實際上都是精神病人，這個才是真正的，因為獨裁者特別容易得精神病，得精神分裂症。中國現在每年自殺的人數上百萬，而自殺死亡的人數也至少二十萬以上，每年在中國大陸。而這些人，其中有很多人有精神障礙，很多人有心理障礙，嚴重心理障礙，這可能都是事實。但是精神病實際上是壹個很龐雜的，而且是科學定義嚴重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慎之又慎。而做為壹個當局，沒有權利將任何人隨心所欲的投入精神病院進行所謂的治療，而這種治療實際上是壹種最殘忍的迫害，它不是治療。

　　今天可以說看到這份中共610的秘密文件，可以肯定，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得不到任何的法律保障。因為我歸納了這個文件的五個要點，就已經明確指出，不許律師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而且不許法院對法輪功案件做無罪判決，這不是法治原則，這個就叫做專制，這個就叫做暴政。

　　所以只要中共繼續存在壹天，中共暴政對中國人的迫害就絕對不可能停止，我想每壹位聽眾都應該好好想壹想，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為自己爭得做人的權利，做人的尊嚴，才能夠有幸福和快樂的人生。

　　第十六章：論中共司法黑暗

　　我想就中國的司法公正，借壹個案例來談這個問題。聽眾朋友們都知到劉賓雁。劉賓雁先生寫過壹篇非常有名的報告文學，名字叫做“第二種忠誠”。這篇報告文學的主人公之壹，名字叫做陳世忠。陳老先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因為通過第二種忠誠這篇報告文學，可以看出這位先生是非常正直、執著、獨特的壹位奇人。

　　他1960年從莫斯科工業大學畢業，當年他是中國留學生會的主席，長期擔任莫斯科工業大學學生會主席。他畢業的時候，各門功課成績都是五分，也就說他是壹個品學皆優的留學生。因為他實際上本來是壹個非常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毛澤東的，劉賓雁稱之為“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我們可以想象，這麼壹個人，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充分印證了中共實際上是壹個徹頭徹尾的靠暴力說謊起家，靠謊言恐怖維持政權的騙子匪幫集團。

　　今天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展開來談，看看為什麼會這樣。劉賓雁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提到兩位主人公，壹位叫倪育賢，另壹位就是陳世忠，那倪育賢因時間關係我下次再談，今天主要談陳世忠的經歷。陳世忠的父親在他壹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他母親在他三歲的時候也去世了，換句話說陳世忠從小就是個孤兒。他是由他的外祖母撫養長大成人，1949年，他的外祖母也去逝了，變成了壹個實實在在的孤兒，此後他的生活上學經歷，包括留學，全部都是當時的中共政府全部資助，就是說他的成長成材，包括他的生活，學業、留學全部都是共產黨政府培養出來的這麼壹個留學生。所以他從內心是非常感激共產黨，非常感激政府的。

　　這壹點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提出任何疑問。但是今天我知道的陳世忠先生是壹個堅決反共的義士，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幾乎所有作為，當然現在他也反對毛澤東。

　　從這個事例本身，我們可以悟出什麼東西來？1963年他已經從蘇聯留學畢業回到中國，任當壹家大工廠的技術員。陳世忠先生出於他的真誠愛黨愛毛澤東愛國的情懷，寫了第壹份給中共中央，給毛澤東長達三萬字的親筆萬言書，發自內心如實地闡述批評了毛澤東的壹系列做法，包括批評中共中央當時的壹系列的政策。像大躍進、三面紅旗，包括反對蘇聯的外交政策等，在這封萬言書中，他很直率的非常勇敢的把自己心裡怎麼想的，包括對毛澤東當時搞個人崇拜等，直接了當的指出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以及可能的後果。甚至預言若不及時糾正，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壹大班中共黨魁們，都將面臨被當做敵人來處理的結局。

　　換句話說，他在1963年就已經以壹個受益於中共政權的留學生的身份，當年他本人雖不是中共黨員，但完全出於感恩，熱愛共產黨和毛澤東，因為不想看著共產黨壹步步滑向罪惡的深淵，他勇敢地提交了這份公開信。當然我們可想而知，他面臨了什麼結局。

　　他隨時被拘捕審訊。審訊他的公安人員反覆勸他說現在是在挽救他，只要他放棄那些想法，那麼還可以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陳世忠先生堅信他的主張是真理因而拒絕投降，結果被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徒刑。實際壹共執行了16年，其中6年是被留在勞改農場勞動。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就發生在強制勞改期間發生的壹起重大事件。這個事件可以說影響了他的壹生，甚至影響了整個中國司法體制。通過壹個小麻鵲，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五臟俱全；通過壹個實際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壹黨專制下的中國法院到底是怎麼回事。它有沒有可能，有所謂的司法公正？或者法院是否能夠維護國民的正當合法權益？

　　這個案件的主人公的名字叫做李植榮，他是壹個前國民黨軍隊的少尉排長，1949年他跟隨傅作義在北京起義，投降了共產黨軍隊，後來復員轉業，在北京壹個小學當體育老師。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李植榮先生因為對共產黨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評意見，共產黨馬上翻臉不認人，壹不做二不休，把他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少尉的所謂歷史問題，和他反右運動中的言論，把他給抓起來，羅織反革命罪，判10年徒刑。

　　李植榮先生實質上是應中共要求，對共產黨提意見，因此被枉判10年徒刑，當然不服。他就提出上訴，上訴以後不但沒有伸冤，反而被蠻橫無理地加刑5年，壹共判15年！中共當權階層幾乎都是無法無天的法盲那懂什麼法律，膽敢上訴說明拒不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共黨長期的刑事政策，李植榮面對引種流氓，真是無話可說，所以只好老老實實被押到勞改農場強制勞改去了。

　　陳世忠先生由於1963年向毛澤東發出公開信，被判刑10年，也被關押到東北的勞改農場，就在這個勞改農場勞改期間，1969年4月份的壹天，他們在勞改農場割草的時候，李植榮由於比較認命，在長達13年的勞改期間，勞動非常積極肯干，而且他身強力壯，勞動效率很高，實際上人們對他的評價也都很不錯。

　　那天兩個看守，壹個是班長，名字叫王忠全，另外壹個是剛剛入伍的還不到18歲的戰士，名字叫做周洪才，周洪才看到李植榮在割草過程中超越了警界線，埋頭割草看不到周圍的情況，李又非常賣力，在埋頭割草的過程中，無意越出了警界線五六米，周洪才命令李植榮停住並準備懲罰他，李植榮則覺得有點委屈。因為他提前半天已完成了全天的工作定額任務。下午他僅僅是義務作貢獻，結果不但未受表楊反而被懲罰，他有點不滿，因而發了點牢騷。這時王忠全班長從另壹邊趕過來，厲聲喝令斥責李植榮，李當然不服，故頂了幾句；這個班長命令李直榮朝警戒線外走，李只得聽從命令往外走了幾步。

　　王忠全命令他繼續朝外走，李則繼續服從，在這種情況下，王忠全命令周洪才開槍，這個小戰士就真的壹槍打中李植榮的腹部，李當場倒地，班長命令周洪才朝天補開了壹槍，偽裝成先鳴槍警告後犯人繼續逃跑，故將犯人擊斃，整個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這壹事件發生在1969年4月份，在中蘇邊境不遠的東北勞改農場，當時兩位解放軍戰士把李植榮槍殺在勞動現場的時候，實際上當場他並沒有死，長達十幾個小時，軍方既不採取任何搶救措施，同時又將有場的100餘犯人押離現場，結果眼睜睜的故意讓他在又冷、又餓、又疼給凍死。這壹方面反應當時解放軍戰士那種人性的喪失，完全是被中共洗腦灌輸將所謂階級仇恨都撒在李植榮身上。

　　如果說沒有碰到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陳世忠先生，那麼這件事也就壹了百了了，但陳世忠是壹個非常正直誠實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當時雖然敢怒不敢言，但他把這件事記在心上。壹直到1981年他在為自己的冤案平反過程中，問及來調查的法官，應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法官指點他，應當向黑龍江高級法院控告，陳世忠先生在他自己的案子獲得平反的第三天，寫了壹封控告書，直接向黑龍江省高級法院提出控告。

　　從此以後歷經五年多，每月陳先生發壹封舉報信，向中共中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全國人大，政法委以及幾乎所有部門控告這起故意殺人犯罪行為。在63個月期間，前後控告63次，最後還把控告信直接送到胡耀邦手上，據說是由於胡耀邦的過問、批轉，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在陳先生不屈不撓控告六年後才正式立案，指定當地的壹個縣法院來受理。

　　縣法院拖了三年於1989年的1月份，公開開庭審理，傳喚了當時在場的十幾位勞改犯人出庭做證，所有的證據都證明這兩個解放軍戰士當年，在李植榮根本沒有逃跑的行為的情況下故意殺人，殺人的目地是為了邀功請賞，也是在壹種大背景下，當年在珍寶島事件之後，中共中央曾有壹個命令，若蘇聯侵犯我國命令邊防部隊就地處置這些犯人。也就是說對這些重刑犯人格殺勿論。在這種背景下，當年的解放軍被洗腦洗得沒有壹點人性，才會發生這場悲劇。

　　李植榮是在剛剛結婚第6天就被捕，被枉法濫判15年重刑，投入勞改監獄奴隸般服苦役，他的妻子，曾專門到勞改農場跟他共同生活了壹個月，以後生了個男孩。由於這起悲劇他的妻子和孩子，人們可想而知，受到了甚麼樣的待遇，變成了社會最底層任人賤踏，任人蹂躪的賤民。

　　這起解放軍故意殺人案由於胡耀邦的過問，法院拖了六年才立案九年後才開庭審理，經過辯論，法庭質證，最後法庭確認兩位解放軍戰士構成故意殺人罪，主犯是王忠全，周洪才是從犯，周洪才被判兩年徒刑，緩刑三年；主犯王忠全，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按理說這起殺人案到此為止，李植榮的沉冤多少得到壹點昭雪，正義得到了壹點伸張，壹切都清楚明白水落石出。

　　但是王忠全在被判之前，已經是壹個縣法院的法官，換句話說，做為壹個殺人犯，他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是壹路升遷，復員轉業後，成了壹名法官。做為法官他當然更懂得如何保護他自己的利益，跟周洪才相比，他更狡滑的多。

　　周洪才在審理過程中，始終承認認罪悔罪，而王忠全卻始終拒絕認罪。事實上是他命令周洪才開槍的，也是他命令周洪才為了做假對空鳴槍。但是後來發生壹系列故事，才真正暴露了中共政治、司法體制的黑暗。

　　王忠全的頂頭上司，也就是他的法院院長，為了王忠全不遺餘力。他親自到北京最高法院，向當時的任建新院長匯報，任建新指派刑三庭的壹位姓陳的庭長接待他，最高法院刑事三庭的陳庭長，向王院長保證他們會認真處理這個案子。所謂認真，後面發生的壹系列故事，徹底暴露了中共操控的法院法官是如何枉法裁判這起故意殺人案。離奇的故事就發生了。

　　首先縣法院判決確認兩位犯故意殺人罪，居然僅判刑二、三年，嚴重倚輕，因為兩位解放軍戰士殺的是壹個國民黨軍隊的軍人和右派反革命，所以他們殺“階級敵人”就有理了，哪怕殺人即使構成犯罪，中共法院也是重罪輕判。

　　由於最高法院的插手，這個王忠全也就放心大膽的上訴，他上訴以後，黑龍江高級法院，在上訴審時，莫名其妙的將這案件給撤消了，認定的犯罪事實沒有變，但是在最高法院的授意下，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將這個故意殺人案以超過追訴時效為由，判決撤消原判，也就是說讓這兩位已經被壹審判決定罪的故意殺人罪犯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而這壹重大變故，被害人的家屬，及出庭做證的十幾個證人，包括舉報人陳世忠先生，事後壹概壹無所知。

　　換句話說，1989年1月份，兩位故意殺罪犯被判刑以後，二審沒有通知被害人家屬，也沒有通知任何證人，全部都是秘密審判，黑箱作業秘密搞鬼的。1989年的6月23號，也就是1989年“六四”北京大屠殺後不久，二審法院改判王忠全和周洪才都不再追究刑事責任，事實上他們倆根本就沒有服刑，後面披露的事實表明，在壹月份判決他們有罪以後，他們立即被保釋，根本未被拘押在監獄，半年後即被改判不追究邢事責任。

　　實際上是最高法院玩了壹個貓膩，最高法院指令黑龍江高院改判該案，改判的唯壹的理由是已經超過追訴時效。那麼這個案子有沒有超過追訴時效呢？外行可能很容易被欺騙，但稍加分析明顯可見是上下級法院串通枉法玩弄法律愚弄國人，案發時間是在1969年的4月份，而舉報人陳世忠先生是在1981年的6月份第壹次舉報，且持續舉報了6年，法院才被迫立案。那麼從1969年到1981年期間總共只有11年時間，而故意殺人罪的追訴時效是20年，那麼11年如何可能過追訴時效呢？！但最高法院公然玩這種貓膩，以超過追訴時效為由，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把這兩個故意殺人犯給放出來。

　　故意殺人犯不但獲得自由，而且王忠全還繼續升官，從原來的助理審判員，變成了庭長，還多次被評為所謂廉潔法官，這個事實表明了什麼問題呢？首先它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如果說壹審有罪判決要改判，二審必須通知有關的當事人及相對人，包括李植榮先生的家屬，他的妻子 、兒子，應當包括舉報人陳世忠，還有本案出庭的所有證人。

　　但是在中共操控下的法院，完全黑箱作業，把這兩個故意殺人犯偷偷摸摸地給放了。而王忠全被放出來後繼續當他的法官，也就是說，壹個故意殺人犯繼續當法官，不但當法官，而且還提升為庭長。這種荒唐事也只有在中共壹黨專制這種罪惡的政治體制下，才可能發生。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的玩弄法律。

　　追訴時效是指如果壹個罪行，比如說壹起殺人案發生後，沒有人知道這個事件的發生，那麼過了20年，沒有人追究的話，真正的殺人犯也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如果壹起殺人犯罪案發後，犯罪事實被人所知，但沒有立案，或者沒有任何人追究，因為無法追究，或者不可能追究，如果超過20年，也會超過追訴時效，但是這起故意殺人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述情況，陳世忠早就在11年左右就已經提出正式的控告。從這壹天開始，時效就已經中斷，時效中斷後重新開始計算，也就是說從1981年開始，追訴時效要重新起算。在隨後6年期間，陳先生壹直不停的追訴，時效不時中斷，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訴訟時效過期這個問題。

　　但是最高法院居然明目張胆這樣干，這不是明擺著在玩弄法律嗎？雖然說受害人李植榮早已經被軍人槍殺，他的冤魂也已飄泊30多年。但是法律的公正，怎能隨心所欲破壞，壹個國家，壹個社會，維護社會公正、正義與公道，維護公民、國民對法律的信念至關重要。如果壹個社會，壹個國家，社會成員對法律都沒有信心，那麼這個社會正義公道必定蕩然無存，壹定是動亂不安的。

　　共產黨操控下的法院，經常干人為破壞法律權威，破壞司法公正的事，根本原因在哪裡呢？實質上是因為兩個解放軍戰士槍殺犯人這個事件，它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大量存在，在中國的監獄、勞改勞教場所，每年都有類似的犯人越獄，逃跑，獄警、軍人隨心所欲開槍殺害這些越獄者的行為，相當壹部份，很可能就是類似李植榮先生這種情況。

　　由於被強制洗腦的軍人獄警，像王忠全這壹類非常狡滑，為了個人邀功請賞的私利而不顧他人死活或象周洪材這種被強制洗腦而對“階級敵人”莫明其妙仇恨入骨而不將他們當成人，因而幹壞事者並不是壹個兩個，在軍警中有不少這樣的人。類似的情況，如果都披露，就影響到軍警的形象，所以中共他們為了維護軍警形象旨在確保政權，它就不惜編造謊言來欺騙國人玩弄法律以愚弄世人。

　　既然是謊言，很容易被戳穿，而編造的謊言被揭穿後，必然要用十個謊言來圓謊，所以它就不停的製造謊言，用大量的謊言來掩蓋前面的謊言，這就是中共反覆行騙欺騙國人的歷史，這個案件之所以會變得如此撲朔迷離，根源即在此。

　　中共法院之所以能這麼幹，根源在於中國不存在獨立司法，中共完全操控掌控司法系統，法院系統，使得司法公正沒有任何可能。前天我讀到壹篇文章，談到澳大利亞壹個聯邦大法官，僅僅因為77元的超速罰單就被判刑3年。因為這個大法官開車超速，他在限速50公里的街區超速開車速60公里。結果收到了壹份罰單，要他繳納77澳元罰款。同時要扣駕照兩分，大概這位退休的法官為了保持駕駛執照的記錄，避免將來保險費上升，所以他就編造了壹個謊言，說當時他沒有開這部車，開車的人是美國的壹個朋友，借他的車開的。結果這麼巧，這個謊言被壹個記者非常偶然給戳穿了，記者在google上搜索，查到美國這個人的人名，證實該人三年前已經去世。為圓壹個謊，就必須用十個謊言圓謊，這個法官也是這樣，因為編了壹個謊言，被戳穿以後，又編第二個謊言想圓謊，結果越編越離譜，後來變得壹蹋胡塗。

　　結果，這位前聯邦大法官被控犯有偽證罪和妨害司法罪，澳洲法院在審理後判決罪名成立數罪併罰，判3年實刑。這就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真正的平等，不會因為妳是聯邦大法官，妳過去對社會有多大的貢獻，然後妳就可以逍遙法外，就可以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享受特權。這個案件非常典型，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案件中最典型的壹個案例。

　　反過來我們來看中共控制下的法院，中共士兵槍殺犯人以後立功受獎，沒有任何人追訴，直到11年後才因為壹個非常正直誠實的具有第二種忠誠的陳世忠不屈不撓控告六年才被立案受理，法院確認罪名成立且判處三年實刑後六個月又被秘密撤銷原判，以根本不存在的超過追訴時效為由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而且該案據說是胡耀邦親自過問才得以立案審判。但是判下來不到半年，中共卻用秘密的手段，以莫須有的理由，把真正的故意殺人罪犯又釋放了！這個事件怎麼又公開披露了呢？是由於沉陽軍區的壹位軍人作家，他將該案在1998年寫了壹篇批判劉賓雁的文章，說劉賓雁的筆製造冤假錯案，才把中共法院串通作偽枉法裁判的事情真相給無意中抖露出來。本來這個軍人作家想通過批名人出名，應法官王忠全的要求，為其臉上貼金，沒想到把這壹重大司法黑幕給徹底抖了出來。

　　從這個故意殺人案，明顯可見最高法院參與做假，參與包庇罪犯；從最高法院破壞法治的事實來看，真正的幕後黑手，顯然不是壹個犯罪法官的問題，也不是最高法院的庭長或院長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共壹黨獨裁專制制度的問題。

　　中共壹黨專制下法院法官沒有獨立審判權，誰來決定呢？是由中共政法委員會，而政法委員會又聽命於中共中央。也就是說操控壹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也就是為什麼陳世忠先生會從壹個被譽為“第二種忠誠”這種對共產黨無限忠誠的人，最終會覺悟、覺醒，徹底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徹底認清中共政治體制，司法體制的黑暗。

　　陳世忠現在已經被逼迫出國，他原來是黑龍江工人業餘大學的教師，系主任，他的壹生富有傳奇色彩，在中共極權暴政體制下，從壹個中共培養出來的孤兒，壹個傑出正直誠實的知識分子，到最終與中共徹底決裂，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陳世忠先生是壹個非常誠實正直忠誠的人。他是有什麼就會說什麼，完全出於真心誠意想幫助中共的人，最後由於徹底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才徹底拋棄中共。

　　我們通過這起故意殺人案的跌盪起伏件，可以看出，只要中國共產黨繼續把持中國政權壹天，中國的司法公正，法律的公正，社會正義與公道永遠沒有希望。因此任何指望中共主持公道正義的這種想法，不是天真就是別有用心，絕對不可能。必須徹底拋棄流氓中共，將中共勢力永遠趕出立法、行政、司法領域，中國才可能有司法公正。

　　第十七章：論中共暴政惡法

　　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是“暴政惡法不除，國民無寧日”。這是有關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系列講座的倒數第二講。因為我們已經從各個角度充分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論證了它的非法性，犯罪性，騙子性；論證了它的無法無天、司法腐敗、道德墮落；論證了它的酷刑，精神病迫害；論證了它對教育、文化，自然環境生態平衡的毀滅性破壞等等。

　　今天我們重點論證惡法的問題。中共的惡法多如牛毛。惡法如何產生？它的定義如何？哪些法律是惡法？惡法的根源何在？惡法的理論依據何在？惡法對中國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問題？如何終結惡法？這些問題我想跟各位聽眾朋友討論交流。

　　首先，惡法的定義。法學者蕭翰漢認為“惡法是違背人類的天理良心，人類社會的基本文明規則，憲政、法治的精神，但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起到奴役人的自由和尊嚴，剝奪人的基本人權的行為規範”。我基本上贊同該惡法的定義。

　　孫文廣教授說“惡法就是侵犯人權，旨在維護專制和極權的法律”。還有人說，“惡法實際上就指邪惡的法律”，這是從字面上意義上的解釋。“惡法是普通公眾覺的不合理的法律，實際上是將少數人的意志強加給民眾，將法律推向人民的對立面，維護專制，維護人治的法律”。

　　惡法的定義，歸納言之有幾個特點：壹是違背人類的天理和良心；二則違背社會道德文明的準則，三違背憲政法治精神，四違背普通公眾的意志維護專制和人治，五是邪惡。

　　今天的論題叫作“暴政惡法不除，國民無寧日”。國民包括國家和國民，亦即暴政惡法不除，國家沒有安寧日，人民更無安寧日。因此惡法問題是有關法治社會的壹個核心問題。我們剛才介紹惡法的定義，接著我們來介紹壹下惡法的實例，舉例來印證。惡法壹般來說，主要體現在社會政治法律方面，即所謂上層建築領域體現得最為明顯。

　　在壹般的刑、民事法律上，惡法體現得不那麼明顯，但是涉及人權，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特別明顯。比如中共壹奪權建政，就頒布了三個相關《鎮壓反革命暫行條例》《土地改革法》就是典型的惡法。

　　它不是根據當事人的現行行為，而是根據當事人歷史上的行為，或言論，或身份；不是根據行為人的現行犯罪行為來追求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定罪量刑，而是根據這個人的歷史身份，比如地主，富農，或前國民黨政府的黨政軍文教人員，就可以定為反革命罪，沒收財產判處極刑。

　　當年中共暴政在長達三年的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中，壹共鎮壓了“反革命”至少六百萬人，儘管中共僅承認殺了七十壹萬，實際殺人至少在三百萬以上，甚至可能更多。因為當年中共以各種名義，除了所謂反革命，另有幾百萬國民政府原黨政軍文教人員，被當作土匪鎮壓；而土改殺害的地主、富農也高達300萬至600萬人。

　　第二，惡法的實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壹個《公安六條》，全稱是《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直到壹九七九年二月才被撤消。

　　這個《公安六條》，就是個標準的惡法。其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第四條還規定“地、富、反、壞、右份子等二十壹種人”的黑名單。過去壹直是黑五類，文革中增加至黑九類，而實際上文革中劇增至黑二十壹類，也就是全中國有二十壹種人屬於中共鎮壓迫害的對象。甚至胡氏專權時仍有所謂“四種人”屬於打擊迫害目標。

　　正因為這個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導致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國人被中共屠殺，被迫自殺、被武鬥打死，以及被群體滅絕的總數高達二千萬人，而受株連的人數超過壹億。公安六條直接導致壹九六八年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和紹陽縣大屠殺，江西瑞金和興國縣大屠殺，以及廣西省十餘個縣活吃三千多名“階級敵人”等重大惡性事件，實際上都起源於該公安六條。

　　第三例，就是現行刑法第壹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刑法壹百零壹條壹直到壹百零八條，都是標準的惡法。此外還有壹九五七年為了反右，由國務院炮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也就是關於勞教的行政規章，也是標準的惡法，到今天仍未廢除。

　　還有壹九八二年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遣送辦法”，就是導致孫志剛在廣州收容所被打死的惡法，這條惡法現在已經被取消。還有許許多多的，比如強制拆遷的法律，有關批准宗教信仰的規定，有關思想信仰言論結社出版自由方面的行政規章等都是惡法。

　　中共暴政幾乎在所有的領域制定的所有的法規，存在著大量惡法，通過惡法的實例，使我們對惡法能夠有壹個概況了解。為什麼說中共惡法遠遠超過歷朝歷代，超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惡法總合還更邪惡。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希特勒是全世界公認的惡魔，因為他用“最後解決方案”殘忍地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把在西歐各國的猶太人押送到在波蘭專門建造的五個大型毒氣室，其中的奧斯維辛毒氣集中營，就屠殺了幾百萬人，所以希特勒是全球公認的惡魔。但是在希特勒統治期間他的法律明文規定，“凡是污辱元首的，處兩個星期的拘禁”。這個條款跟中共的公安六條壹比較，可見公安六條是比希特勒這個惡魔的法律要殘暴上萬倍。

　　在中共暴政下，不要說污衊污辱毛澤東，根本沒有達到污辱程度，只不過是喊了句“打倒毛澤東！”這種口號，就有可能被槍斃。因為按照公安六條這個行為是現行反革命，而現行反革命，根據公安六條第六條，最高刑就是槍決。

　　事實上，文革期間二千萬中國人被中共暴政屠殺，其中至少幾十萬人。我在大陸的時曾看過中共的壹個內部文件，列舉文革期間以反革命罪被槍決的人數，至少三十六萬人；這個所謂內部文件，是不是真實的呢？它是不是真的把所有被槍決的反革命罪都列清楚了呢？我認為很可能還是隱瞞的數字。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惡法產生的根源何在？惡法要是不剷除其根源，惡法會源源不斷地炮製出來。惡法的根源首先是立法不公。立法者決定誰來立法？如果立法者不公不義，那麼立法者天天都在制定法律，每日每時都可能炮製出大量惡法。

　　立法者為什麼不公？立法者就是國家的上議院、下議院（參議院、眾議院）的代表。當代全世界各國立法機構均由上、下兩院，或參眾兩院組成，其代表就是立法者，如果立法者的產生不公不義的話，那麼它必然成為惡法的母機。中共的立法機構理論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質上卻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完全受中共壹黨操控。

　　全國人大本身是中共壹黨操控，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是中共壹黨操控，所以中國所有的惡法產生的機構，其來源根源，就是中共壹黨操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中共的人大不分上、下（參眾）兩院，而唯有壹院，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嚴重違悖共和的基本原則，但是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全部是由中共包辦。

　　自中共壹九四九年盜國竊政迄今，從來沒有舉行過任何壹次合法、公平、公開的自由選舉。所謂人大代表全部是中共指定，或在軍警特的操控下產生的虛假的代表，純屬中共壹黨獨裁專制的代理人。所有的代表，包括所謂工人農民士兵的代表，婦女代表，中青年的代表，少數民族的代表，無壹例外都是符合中共的意志的奴僕式的人物，只有極少數個別的點綴。也就說中共的人大常委會，人民代表大會就是惡法產生的根源。

　　第四，惡法要怎麼根除呢？首先必須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這種罪惡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根除惡法。如果不終結這個罪惡的政治制度，中國人民的抗爭，為廢除惡法所進行的具體的每壹項呼籲抗爭，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因為即使經過長期艱苦的抗爭，廢除了壹個惡法，中共立馬就能炮製出壹百個惡法來，所以惡法的根源壹定要剷除，才有可能根除惡法，也才有可能使國民無寧日這種現狀得到徹底糾正。

　　根據政治學原理，壹個國家如果立法機構的上下兩院的代表，超過比如五百人以後，它就會效率低下，若超過壹千人，立法機構的上下兩院代表就會受其中壹小撮人操控，而中共的人大代表超過三千人，故中共通過操縱人大常委會控制了立法機構。從政治科學代表制原理來說，它違背政治科學原理。

　　因為全國人大代表高達三千人，根本無法操作。所以中共就玩了壹個貓膩，把全國人大代表的立法權變成由人大常委會撐控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把立法權按行業劃分，由各行各業自己立法。比如工商管理、教育、醫療部門，人大時常將立法權放行給各行業的行政官僚自己制定法律規章。自己給自己立法的話，肯定忽視民眾的利益，而重視自己這個官僚機構的利益，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顯然從壹開始就是不公不義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草案以後，最後是通過全國人大每年年會表決通過，但由於代表們都是中共自已指定或操縱的代理人，故他們僅是起到像皮圖章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法律十有八九都是惡法。這就是惡法產生的根源。

　　第五，惡法的理論依據。從理論上講，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壹是惡法亦法，也就是惡法也是法律；二是惡法非法理論。惡法亦法論認為，惡法也是法律。

　　追根朔源，在古希臘時就已有惡法亦法的理論萌芽，蘇格拉底主張惡法也是法律。他認為只要法律是符合法定程序制定的，不管這個法律制定得好還是壞，當事人都要無條件地服從，要執行。這是惡法亦法論的最早來源。

　　但是蘇格拉底本人並沒有闡述惡法亦法的理論根據，真正創立惡法亦法理論者，是分析法學派的奧古斯丁，他是古羅馬的壹個法學家，他嚴格區分法律和道德，認為法學的任務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與惡 。“法的存在是壹個問題。法的優劣則是另外壹個問題。法是否符合壹個假定的標準，是壹種需要研究的問題。” 奧斯丁主張，在法理學中必須剔除“應當存在的法”，因為那是壹種道德的要求，是倫理學和立法學的任務，而不是法學或法理學的任務。“最有害的法，即便與上帝意旨矛盾，也是且繼續將是司法審判機構強制實施的法。”  但是惡法亦法論，無論分析法學派，還是實證法學派，均強調必須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

　　如果法律是由合法的立法機關的代表制定的，且經下議院和上議院分別通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來的，也就不太可能產生惡法，在這種意義上我是贊同惡法亦法論的。我認為如果壹個法律是經過合法的立法機構，然後又通過合法的法定程序，嚴格制定出來的法律，在這種前提保證下惡法亦法論是可以成立的。

　　但問題是從邏輯上推論，如果壹個國家的法律是由他的合法的立法機構，通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制定出來的，很難產生惡法。根本不可能產生象中共暴政下產生的，比如公安六條、或鎮壓反革命條例等這種惡法。

　　因為立法者合法，首先保障了立法源頭的正義、良知、公理的存在。而中共暴政立法者的產生本身就不合法，必然導致立法者本身不合法，且中共立法機構不分上下兩院，導致立法過程中沒有制約權力的機制，使得法律單純反映的是中共壹黨的意志；加上它制定法律的程序既不嚴格又不合法，所以不能夠把國際上，或法學理論家們認定惡法亦法論套在中共暴政上。

　　問題是在中共暴政下的法學者，現在中國大陸許多法學教授們，實際上是拋開上述前提來論惡法亦法。舉例而言，陳金釗教授在他的壹篇文章中寫道，“現在歐美的許多法學家，長期在規則下生活，久聞不知其香，都遺忘了規則對法治的意義，批評規則的缺陷，這種批評對歐美有現實意義，但卻誤導了我國大陸的法學。  其結果必然是消解剛剛起步的中國法治的權威性和絕對性。時下我們所面臨的是樹立規則崇拜意識、法律至上意識，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傳統的“治法”觀念脫胎換骨成現代法治觀念。中國社會法治初級階段的客觀現實註定了我們高揚惡法亦法理論具有其價值和目的合理性”。

　　他的意思是若否定惡法亦法，結果是必然消減剛剛起步的中國法治的權威性和絕對性；他要樹立規則崇拜意識，法律至上意識；說白了陳金釗就是要充分肯定中共暴政惡法的合法性。實際上陳教授是個黨用文人。他拋開立法者本身的合法性，不顧制定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卻奢談什麼法律至上規則，規則崇拜意識。這種教授顯然是把良知賣給了魔鬼的沒有良心的教授。

　　第二個例子，北京大學周旺生教授說（中國）法律、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法律文件中的很大壹個數量，是由壹些不怎麼懂法甚至全然不懂法的人搞出來的，更不是主要由懂得立法科學 的人們制定和完善的。特別是無論是立法決策者還是實際運作者，普遍不諳運用立法技術。”  今日中國的法和法治，既不是良法和良法之治，也不是惡法和惡法之治，而是壹種‘笨法’和‘笨法之治’。

　　我認為周教授的說法真假參半，中國的立法者大多數都是不懂法，根本就是外行立法，這是對的；但是他說中國現在的法和法治不是惡法和惡法之治，而僅是壹種笨法和笨法之治，這種說法是錯的。

　　因為中共暴政炮製了很多惡法，雖然是由不懂良法之治的人炮製的，但是中共是精通惡法之治的，所以它炮製大量的惡法；只不過周教授不敢直言不諱公開批判中共惡法，或許他為了他自保，保護既得利益，所以他裝作不知道或僅作不痛不癢的評價，這是第二個教授的說法。

　　再舉個例子，中國人民大學韓大元教授在《中國憲法學的專業精神與專業化》文中寫道“面對憲法問題，中國憲法學者（應該樹立）護憲意識和憲法文本的‘保守主義’意識”。“憲法學的專業精神中不應該提倡‘革命’式的學術傾向……克服過分的革命意識，過多的改革意識，過多的激進意識……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維護已經確定下來的憲法文本的規範意識，謹防社會現象突破規範的界限。”

　　我非常遺憾看到韓大元教授居然會有這種論點，這種論點似乎是喪失了良知的御用文人的論點。很顯然，他要憲法學者不應當提倡革命意識、改革意識、激進意識，而要維護已經確定下來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共產黨領導壹切的這種憲法體制。這種觀點只能是黨棍的意識，決非什麼憲法學者的意識。

　　上述三位中國法學界所謂權威人士的論述，這些人確有以良知跟魔鬼交易，然後昧著良心為中共暴政塗脂抹粉，維護暴政的重大嫌疑。

　　什麼叫惡法非法？惡法非法在法學界爭論很多，但是惡法非法是西方，特別是英美法學界長期倡導的觀點，主要源於自然法學派。著名哲學家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類的共同理性，尊嚴和權利作為展示內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棄人類理性，漠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權利為特徵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惡法，惡法非法也。”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強力所剝奪，則人民有革命的權利，可以運用強力奪回自己的自由。”

　　因此自然法學派認為，正義是衡量法是否合法的標準：凡是以背棄人類理性，漠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權利的法即是惡法。正義是自然法的核心，是高於國家制定法的實在法的準則，因此惡法非法。我非常贊同自然法學派有關惡法非法的論點。

　　我壹九八零年上吉林大學時，就壹直非常欣賞自然法觀點，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叫Thomas Guo ，因為Thomas 阿奎那是十二世紀意大利的壹個神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他將自然法歸類為四類法律中的壹種：永恆法（宇宙物理法則），神法（啟示），自然法和實在法。自然法是自然理性的產物，據此能夠區別什麼是好的，什麼是邪惡 的。神法和自然法均包含道德規範。神法包括的道德原則是通過啟示而教給人們的（聖經和神聖傳統），自然法中包括的道德原則，不是通過啟示，而純屬通過理性辯識的。

　　它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普遍適用的永恆法律原則，也就是說現行社會適用的法律，不能違背自然法，而自然法源於上帝法。自然法的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也就是現實社會中的實用法律，凡是違背自然法，違背上帝法的實在法都是非法無效的。這就是惡法非法的理論依據。

　　人類社會剛開始時並沒有法律，原始社會只有習慣，就是對同類事件長期反覆適用的行為規則，部落首領，皆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就是部落的立法者、執法者。因為當時並沒有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對部落里人們之間的各種爭議，是由部落首領根據習慣來公正處理，經過漫長的歲月，對同類事物的處理形成慣例，最後變成所有的人共同遵守的規則。這種規則顯然要符合正義的原則。

　　正義就是公平、公正、公道。正義符合壹個社會共同體所有人的利益，如果壹個法律違背正義原則，比如不公不義，這樣的法律當然從壹開始就會受到所有人的反對，特別是制定壹個法律，首先要考慮這個社會各種利益的平衡，維護社會成員的利益。

　　他不能只顧皇帝壹個人的利益而不考慮農民的利益，或只顧奴隸的利益，而不考慮主人的利益，不考慮中間階層的利益，所以任何法律規則，壹般來說，都是考慮到這個社會各方利益條件下的壹種妥協的產物，這種妥協顯然要符合真實、善良、美好的原則。所以法律應當符合自然規律、符合正義，公正、公道、公平原則。

　　唯有這種法律才是合法的，如果這個原則能成立，自然的結論就是，凡是違背正義、違背天良、違背法治原則、違背自然法原理的法律，就是惡法。既然是惡法，由於它違反了正義原則，故從壹開始就不是法律，它不是說後來變成了非法。

　　惡法非法是從惡法誕生之日起即無效，正由於惡法非法，所以人民沒有義務遵守這個惡法。所以只要保證立法者的客觀公正，惡法的根源就斷了。我們特別強調不能僅針對某壹個具體的惡法，而不針對它的根源，如果這樣僅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只有徹底廢除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這種罪惡政治體制，中國人才有可能擺脫惡法的蹂躪，這是我要講的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惡法非法與惡法亦法的優劣比較，哪壹個優，哪壹個劣？壹般來說大陸法系，惡法亦法觀念較流行，而在英美法系，即英國和美國及英聯邦國家則惡法非法論占主導。但是有壹個事實，英美國家及英聯邦國家，如英國自1688年和美國自1787年，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自其建國以來，他們的政權從沒有被人民推翻過，這是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英美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也從來沒有輸過，都是打贏的，原因何在？其中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惡法亦法在英美國家跟本沒有市場，英美國家的法律和他的執法相對而言要比大陸法系國家公正得多。

　　而且英美國家的法官，受賄犯罪的犯罪率低的驚人。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上百年沒有壹個法官犯罪的，美國法官的犯罪率則非常低；但是大陸法系的法官犯罪率要遠遠高於英美法系的法官。原因之壹在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承認惡法也是法律。就是哪怕某個法律不公不義，甚至邪惡，它也要執行。但是在英美國家，惡法跟本沒有任何效力。哪壹個優，哪壹個劣？壹比較就能明顯可見。

　　與此同時，將西方自由憲政民主國家跟共產黨國家比較，全世界共產黨的法官的犯罪率成百倍高於英美國家的法官；在共產黨奪權以後，均發生過多次戰爭。舉中國為例。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後，參與和發動了多場戰爭。第壹場戰爭就是韓戰，即所謂抗美援朝；1962年中印邊境之戰；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的珍寶島之戰；1979年的中越邊境之戰，以及自1958年壹直到1977年的炮擊金門之戰。

　　正因為中共的法律是惡法橫行，它根本不考慮法律的正義性，也不顧忌戰爭的正義性，而是用謊言欺騙國人。根據我近期的研究，上述五場戰爭，沒有壹場是正義戰爭。

　　朝鮮戰爭純屬金日成為了獨占南韓，而積極發動侵略南朝鮮。他首先1949年的3月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承諾等他拿下全中國以後派兵幫助他打南朝鮮，然後金日成又獲得斯大林的同意支持武器裝備，朝鮮向蘇聯大量購進軍火。而中共毛澤東支持北朝鮮打南朝鮮，是中國政府自己出錢出兵，所有戰爭經費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承擔，幫助金日成打南朝鮮，幫助金日成締造了壹個極權專制世襲野蠻流氓暴政。

　　1962年中越邊境之戰，嚴格講起來，也不是什么正義戰爭。中印邊境之戰實際上帶有非常濃厚的毛澤東個人權力色彩。毛為了迫使赫魯曉夫支持大力發展中國的軍事工業，使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的軍事強國，而玩的壹些小手段。

　　1979年中越邊境之戰，實質上是鄧小平為了制裁越南，越南打柬埔寨是因為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屠殺了十八萬越南裔（紅色高棉亦群體屠殺了華裔20餘萬人，但中共連屁也未敢放壹個），所以越共政權出兵把紅色高棉給滅了。鄧小平是為了挽救紅色高棉，出兵打越南，卻胡編越南侵略中國。每個有頭腦的人可以想壹想，越南這麼壹個小小的國家，它怎麼可能侵略中國？論武力軍力跟中國根本沒法比，中越之戰跟本不是正義之戰。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還打台灣打了二十年，炮擊金門也是毛澤東玩的壹個花招，他主要是為了訛詐蘇聯赫魯曉夫提供原子彈技術和核潛艇技術，用訛詐的方式激怒美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對中共炮擊台灣問題上威脅中共，說美國只要用核武器對付中國。

　　這正中毛澤東下懷。毛澤東就拿美國人的核武威脅去訛詐赫魯曉夫，美國人要用核武器攻擊中國，中蘇是友好同盟國，妳有條約義務來幫助我對抗美國。現在中國不要妳蘇聯介入核大戰，妳幫助我製造原子彈，然後由中國獨家對付美國，這就是毛澤東個人搞的名堂。

　　毛澤東是個狂妄至極的自大狂、變態狂，精神分裂重症患者，這是我給他下的定義。從他的所做所為我認為完全符合。毛是個野心惡性膨脹、自我膨脹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毛澤東1957年在共產黨國家首腦會議上公然宣稱，“我們不怕打核大戰，若打核大戰，全世界人口，可能死三分之壹，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死壹半”全世界人口當時是二十七億，死壹半人至少是十三億人。毛澤東口出狂言，因核大戰全世界哪怕死十三億人都不要緊，“把帝國主義消滅了，全世界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值得的”。這是毛澤東在國際會議上公然口出狂言，令所有共產黨的領導人震驚。

　　毛澤東在獨裁專權控制中國的二十幾年中，干下無數傷天害理荒唐至極的勾當。迄今大陸還有眾多毛澤東迷，我建議所有的人好好的精讀三遍張戎女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我認為是全世界研究毛澤東最權威的專著，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評價毛澤東可以超過張戎女士。

　　首先，張戎女士是十年磨壹劍，她跟她的丈夫花了十年時間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她又受過博士教育，她的研究方法很科學。這本書所援引的資料，高達壹千二百部專著，書中的每壹個論點，甚至每壹句話都有根有據，真是非常難得，做學問做到這個地步，令人佩服。她的立論，論據，論述和和結論，確實令人信服。做學問，做專家做到這種程度，我還沒有看到有幾個人達到這種水平。這本書是壹本能夠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書，所以是每個中國人必讀的經典之作。

　　第六，國際法律實踐不承認惡法亦法論。國際法院是1945年聯合國設立的。在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和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中，首次在國際法層面涉及惡法的問題。

　　所有的戰犯都用壹個理由來為自己辯護，“執行法律的人不應當受到法律的追究”，因為殺害猶太人是執行德國的法律，而執行法律的人不應受法律追究，是壹個古訓。

　　希特勒和法西斯群體屠殺猶太人的法律表面上是完善的，但是它的實質卻是非法的惡法。納粹為消滅猶太人，是通過立法程序干的，即利用國家機器實行種族滅絕。

　　紐倫堡國際法庭確立了壹個原則：納粹戰犯執行的不是法律，而是壹種罪惡的惡法。這種惡法從壹開始就不是法律故自始無效。國際法庭以惡法非法這個原則，駁回了納粹戰犯的辯護律師的辯護理由，也才使得紐倫堡審判得以順利進行。換句話說，國際法院否決惡法亦法論。

　　最後壹個問題，惡法不除，國無寧日，民更無寧日。惡法關繫到國民的切身利益，我們剛才講的都是涉及政治和人權的法律，其實現在大陸最普遍的惡法，是涉及土地及強制拆遷和宗教及結社自由的法律，正是因為大量惡法的存在和惡法的統治，才使中國大陸人民每日每時都在慘遭暴政的蹂躪。

　　要廢除惡法，首先必須廢除不公不義的立法機構，要廢除這個不公不義的立法機構，首先必須終結中共專制暴政，中共專制暴政壹天不除，中國人民的苦難絕對不止，這就是本問題的結論。

　　有關這個問題，我已經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詳細論證，我的論證始終圍繞壹個主題，即中共極權暴政，始終是個非法的政權、是個極權的政權、是個流氓的政權、是個專制的政權、是個吸血鬼的政權、而且是壹個極度無知乏能殘暴野蠻的暴政。

　　中共暴政，從合法性、從道德性、從正義性、還是從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無論從任何壹個角度，它都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存在，中國人民只有明白這個道理，徹底拋棄終結中共暴政，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終結暴政，用所謂專制改良的手段是永遠不可能終結專制暴政。

　　我是在2005年2月23日，我本人遭受中共暴政迫害，被非法取消律師資格那壹天得出這個結論的。我雖然早在1984年2月便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荒謬性，共產黨政權的非法性，當時我僅在吉林大學法律系考研究生的同學之間，公開討論爭辯過程中提出否定馬克思的論點。

　　我認為馬列主義已經過時，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批判，對馬列的好多論點進行批駁，但是那時我並沒有認為中國非要革命不可，我認為中共可以改良。在二十年執業過程中，中共暴政對我進行過壹系列政治迫害，重大的迫害至少八次，但是我仍然認為中共可以改良，壹直到最後壹次政治迫害後，我才意識到我的改良夢徹底破滅。

　　因為我在大陸執業二十壹年，沒有任何非法行為，既不存在行賄法官，也不存在任何貪污受賄行為，更不存在任何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任何行為，那麼可想而知，連我這樣小有名氣的人權律師，中共暴政都可以隨心所欲、輕而易舉的把妳滅掉，那麼對於任何其他人，他要滅掉不是太容易了嗎？既然中共對我這樣溫和遵守法律的人權律師都能輕易滅掉，對於任何其他敢於反抗的人，要滅掉不是太容易了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暴政不可能改良；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共政權本質上是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它獨家撐控和封鎖了所有的傳統媒體；電視、廣播、雜誌、報紙，全部沒有任何自由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根本無法知道真相，因而無法覺醒；國際互聯網的問世，才產生了壹種可能性，使得真相傳播有了可能，進而人民有可能覺悟覺醒。

　　但是國際互聯網壹問世，中共立即花巨資建起金盾工程，阻塞自由信息，封堵全中國人民的耳朵，蒙住全中國人民的眼睛，在這種條件下，政治改良可能完全行不通。我們進行簡單的對比就知道為什麼行不通。

　　滿清晚期非常腐敗，在統治中國的268年期間，實際上滿清在統治中國100年後，就開始走下坡路，越來越腐敗，到晚清已經是非常腐敗。然而晚清事實上比今日中共暴政要好得多；首先在康有為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有國家最高當權者光緒皇帝支持政治改良，也就說在最高當權者親自支持政治改良；其次，當年滿清王朝全國有六十六份民間自由的報紙，這些報紙可以自由討論任何問題，包括革命、推翻清朝這些問題都可以討論，鄒容的《革命軍》於1903年正式在上海出版，這個《革命軍》就是鼓吹革命的，所以從自由媒體角度來講，在滿清晚期遠比中共暴政要好上百倍；再次，憲政改革滿清政府1905年慈禧承諾用九年時間實現君主立憲，1908年慈禧死後，新攝政王載灃答應提前六年，把原先九年實現君主立憲的時間表，縮短為六年。第四，1910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屆責任內閣誕生。13位內閣大臣中滿蒙族占9人，其中皇親貴族5人；四個漢人閣員分別擔任學務、外務和郵傳等非樞密閒職；軍事、財政、組織、司法、民政等決定國家命運的軍政要職全部由“滿貴太子黨”把持。正因為滿清政府的自私自利，使得所有的中國人，包括改良派都徹底絕望，所以都倒向革命。

　　直到今天，中共根本沒有承諾政治改革的任何時間表，沒有任何壹個中共高層實權人物公開支持憲政或政治改革，也沒有任何壹份民間自由報紙，更沒有絲毫政治改革的實際行動；上述四方面跟滿清政府比較，完全不在壹個層次；上述比較說明滿清雖然腐敗無能，他還有相對的言論出版自由，皇帝本人親自支持政治體制改革，慈禧承諾明確的立憲時間表，還確實立了憲。只不過是因為滿清當權者非常自私自利，他的改革改良，盡力考慮維護自身的權益，只考慮王宮貴族的利益，而人民大眾的利益考慮得很少，正因為滿清當權者的自私，最後導致他滅亡。

　　然而，中共暴政在所有的問題上跟滿清晚期的上述四方面改良意願比較都相差的十萬八千里，所以在這種條件下，還堅持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無敵人”說要跟中共進行對話合作談判，進行和平改良轉型，這不是明擺著白日說夢話嗎？這不是絕對死路又是什麼呢？！

　　在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這種條件下，我認為未來中國必然是革命，絕對不可能是改良，但中國革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他是以全民認清中共暴政的極權專制流氓本質，認清中共暴政犯下的所有滔天大罪的前提下，全民覺悟覺醒的基礎上的政治民主大革命，全民覺悟覺醒，很重要的是軍、警、特，就是軍隊、公安、國安，警察的覺悟覺醒。

　　那他們會不會覺悟覺醒呢？我認為他們壹定會覺悟覺醒，壹切只是時間問題，壹旦全體中國人民，或絕大多數人民覺悟覺醒了，這種政治民主大革命並不需要大流血，就可以實現天鵝絨革命。所以前提是全中國人民的覺悟覺醒，這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大方向。如果繼續誤導國人抱著對共產黨的幻想，壹天到晚還想由中共主導所謂專制改良或極權改良，那絕對是死路壹條！

　　我想向所有的聽眾朋友傳達壹個非常強烈的信息：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不可能走政治改良之路，這已經是死路壹條。如果今天有人繼續誤導公眾，要走這種跟中共合作對話談判的和平改良之路，這種人顯然要麼別有用心、要麼糊塗弱智至極、要麼很可能是中共五毛共特。除此以外，很難設想還有任何其他情況。無論如何我認為中國的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的明天要依靠中國人自己，中國人的前途和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上，掌握在妳、我、他每壹個人身上。

　　2010年12月5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十八章：論中共暴政體制性司法腐敗

　　今天我想論證“中共腐敗的司法體制”。有關這個論題，實際上分為兩部分：壹是論法官的腐敗；二是論律師被逼良為娼的問題。今天我主要論述有關法官的腐敗問題。

　　有官方文章稱讚肖揚是“壹個最具平民情結的首席大法官，壹個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壹個最具朝氣的當代法學家”；肖楊有句名言：“各級法院要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壯士斷臂的氣概，堅決徹底的清除法官隊伍中的害群之馬”。肖揚曾先後１１次專門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發表講話，2006年10月肖揚在關於“加強法官廉潔制度建設”的講話中稱，要“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不願為的自律機制、不敢為的懲戒機制、不能為的防範機制、不必為的保障機制”。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肖揚自己正被調查！原因是涉嫌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受賄案，黃已被撤職雙規。

　　廣東紀檢委有個幹部用匿名文章披露了肖楊也涉及司法腐敗的問題，肖楊的女兒，深圳市保安區法院副院長肖景羽，跟她的丈夫涉嫌數億元的司法腐敗問題。肖揚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黃松有是副院長，連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副院長都涉嫌司法腐敗，人們可想而知中共專制暴政下，它的司法體制腐敗、腐爛到了什麼程度？！

　　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沉德詠承認：“當前，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壹種極其可怕的現象。” 然而最高法院紀檢組組長李育誠卻說：“中國總體上有壹個說廉潔的政府，廉潔的法院”；當然這種說法純屬胡說八道，但是他同時又證明說1998年以來，每年都要處置壹批違法違紀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員。1998年處置了2,500多人。1999年處置了1,500多人，2000年，法院系統犯罪率按他說已經降到了千分之二。2003年資料顯示全國查處了794名違紀違法的法官。內蒙古在2000年至2005年的5年半中，全區司法人員中被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案件共有476件641人，分貪污、枉法、瀆職、侵權等犯罪類型。其中135名領導幹部，大多數為基層公安局正、副局長，派出所正、副所長，法院正、副院長， 法庭正、副庭長以及看守所正、副所長等具有壹定職務職級的幹警。  僅湖北壹省，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檢察機關共 立案查辦涉嫌職務犯罪的法官91人。

　　當然也有人說：由於壹審法院，基層法院的判決，大多數都得到終審判決的維持，因此司法腐敗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腐敗或者那麼嚴重，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程度。這些說法是不是事實呢？今天就根據我從報紙、雜誌以及網絡上了解到的中國法院法官腐敗現狀，列舉個事實來說明法官腐敗到了壹個什麼樣的觸目心驚的程度。

　　有關法官腐敗問題，我從四個方面來論證。第壹是中共官方的說法，就是剛才我已經提到的。第二是司法腐敗的現狀，到底有多麼嚴重。第三是司法腐敗的根源，它的根源到底在什麼地方。第四是司法腐敗的防治或根治的措施，到底應該怎麼做。

　　今天我重點講第二個問題：司法腐敗的現狀。壹般的人或沒親身經歷的人可能不了解，或說感受不深，剛才提到的最高法院紀檢組組長李玉成的說法，每年都是上千名法官被處置。但是見報的，被披露出來的，僅是零散的幾個。近年來得益於互聯網，腐敗法官時有被網絡上披露。

　　這裡我列舉幾個著名的案例，我們就知道法官腐敗到了什麼程度。首先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這壹級。最高法院的法官，它的腐敗到了什麼程度呢？首先肖楊本人現在正在被調查，這是第壹號人物；第二號人物，官職最高、被調查的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他已被雙規，結果還沒有出來。前幾年最高法院副院長高昌禮同樣涉嫌腐敗，在調任司法部長几個月後即事發，儘管後來不了了之。

　　1995年河北省高院院長平義傑，由於嚴重違法違規被撤職。1998年，廣西省高院副院長叫潘宜樂，因為受賄被判刑15年。2003年廣東省高院院長麥崇楷，因受賄報被判15年。2003年遼寧省高院院長田鳳歧，因受賄被判無期徒刑。2005年，黑龍江省高院院長徐衍東因受賄被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是否最終被判刑不明。2007年，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吳振漢，因受賄被判死緩。2009年9月，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韜因受賄而被捕。2009年北京市西城區法院院長郭生貴因為受賄和貪污，壹審被判處死緩。

　　上述提及的都是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級法院院長副院長，都是因為受賄、貪污或挪用等等罪刑被判決。連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都大面積腐敗，那麼中國的法院腐敗到了什麼程度？壹般來說，中級法院的院長或庭長，腐敗的就更多了，數不勝數。我收集的資料顯示幾乎每壹個省、市、縣都有這種法官因受賄，貪污被判刑。

　　因為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因腐敗被查處。據悉，全國至少有壹千個縣的法院院長之離任審計報告被地方紀委與組織部“暫不公布”，涉及腐敗金額上百億，這還未涉及市級中院、省級高院。“黃松有到處有！”壹位縣級法院的副庭長在狀告離任前院長失敗後，十分喪氣地如是說。 在中共專制暴政下，法院系統已經腐敗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據我所知，中國法院人數是30萬左右。法官至少有20萬以上，每年都有上千名法官落網。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根本的原因在哪裡呢？

　　法院法官每年成千上萬，個個都是貪官污吏，剛才提到的是法院院長，副院長的腐敗，這是第壹類。第二類是法院集體腐敗。最典型的案例有：

　　壹個是發生在2004年的安徽省阜陽中級法院，阜陽中院連續發生過三任院長尚軍、劉家義、張自民先後“前腐後繼”。阜陽中院院長與壹窩子法官同時犯罪。2004年武漢中級法院13名法官集體犯案，牽涉到律師44名，其中涉及兩名副院長柯昌信、副院長胡昌尤，三名庭長，六名審判員，書記員、執行員各壹名。隨後不久，武漢中級法院院長周文軒也因貪污、受賄100萬元，在07年被判刑。

　　第三個典型的案例是深圳中級法院5名法官，包括副院長裴洪泉、破產庭庭長張庭華、涉外庭庭長蔡曉玲、執行局二處處長李慧麗集體犯案。特別是在副院長裴洪泉家中搜出人民幣現金2,700萬，和美元95萬。從這幾個集體受賄案來看，第二類腐敗也是觸目心驚。按理說犯罪人都希望悄悄的干，而不會明目張胆集體犯罪，因為犯罪是明顯見不得人的，特別是受賄這種罪行，妳要是兩個人或三人或五人壹起干，那很容易穿幫，或被披露。但現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已經發展到了明目張胆毫無顧忌的團伙犯罪。其它案例還很多，我們舉這三個就足夠了。

　　第三種情況，法院做為壹個單位犯罪，最典型的就是新疆烏魯木齊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院長楊志明、執行局局長蔡紅軍、辦公室財務會計王青梅被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級法院分別壹審判處有期徒刑15年、2年和6年。新疆鐵路法院不但院長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且法院做為受賄犯罪主體，這是全國首例。

　　第四種情況，諸如“三盲”院長被判刑，像山西省降縣法院副院長姚小紅，就是壹個三盲院長，即文盲、法盲加政治盲，也是因為受賄，看破網上披露甚至中共法院還有妓女當院長的，妓女之所以當院長，就是因為買通了有關官員，然後搖身壹變就變成法院院長。

　　諸如此類的現象，在全世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有個學者曾經歸納列舉了壹些數據，提到新加坡、德國、澳大利亞及美國的法院，上百年來幾乎沒有法官貪污受賄這種案例。美國是250年來只有40來位法官落網。美國有些州，上百年都沒有壹個法官落網。據我所知加拿大法院法官也未聞有法官因受賄，或者犯罪被查處的。

　　對照中共法院，它不是壹兩個，而是成千上萬法官受賄；不僅是壹般的法官，而且是院長、庭長，連最高法院的院長都這麼腐敗，這個現狀說明中共專制暴政下，它是壹種體制性、制度性的司法腐敗，而這種腐敗已經病入膏肓。實際上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比如像最高法院紀檢組組長所說的“總體上中國是壹個廉潔的政府，廉潔的法院，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法官受賄這類腐敗案件數不勝數，每日每時都在發生這種案子。下述互聯網披露的自2005年迄今的部分法官司法腐敗案例雖然僅是冰山壹角卻大體上能反映出中共流氓暴政下的司法黑暗概況：

　　（1）2009年

　　2009年9月26日，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韜、審判委員會委員烏小青、執行庭副庭長楊政、審判員周旭；重慶市第壹中級法院民庭第四庭庭長彭朴、副庭長張偉、民庭第二庭庭長張仁輝；重慶市第五中級法院立案庭庭長王德華、審判監督庭庭長朱曉波、執行庭庭長郭劍。皆因受賄罪被送上法庭。

　　2009年9月日天津高院民二庭副庭長孫偉民因受賄被判十年；秦立軍判二年緩刑二年；田長友判六年；天津市第壹中級法院經濟庭審判員王躍有判三年緩刑４年。

　　2009年5月20日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中級法院刑事審判第壹庭審判員肖清秀因受賄被判刑三年。

　　2009年5月1日安微阜陽中院法官呂振良因受賄罪被判六年。

　　2009年3月25日，淅江台州市中級法院刑二庭副庭長黃建忠因涉嫌受賄受審。

　　（2）2008年

　　2008年12月17日，安徽蕪湖市中級法院民壹庭庭長陶海光因受賄18萬元受審；2008年11月21日淅江衢州市中級法院審判員謝宏、吳斌、呂桂芳因受賄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五年和七年；2008年11月18日淅江溫州中院法官吳雲虎、尹建楚、李俊毅因涉嫌受賄罪，均已被逮捕；2008年8月30日廣東省高級法院執行局局長楊賢才因貪污舞弊案被批捕，涉案金額高達4億元人民幣。

　　2008年8月，廣東番愚法官郭永強因受賄罪被判刑三年六個月；2008年3月至5月寧夏高院民二庭副庭長徐福榮因玩忽職守罪被判處1年6個月有期徒刑；寧夏石嘴山中院院長魏蘭芬；石嘴山中院副院長楊金彪因受賄97851元，被判5年刑。石嘴山中院立案庭庭長吳平因受賄罪被判3年徒刑，緩期4年執行。石嘴山中院法官申保金因受賄罪和民事枉法裁判罪判處其1年2個月有期徒刑，緩期1年6個月執行。

　　石嘴山中院法官樊長友因民事枉法裁判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

　　2008年1月3日哈爾濱市中級法院刑壹庭審判員趙海濱因受賄20萬元被判十二年；2008年1月日河南商丘中院院長鄭全成受賄40萬元被判5年；民二庭副庭長王慎傑受賄21萬元被判10年；（3）2007年

　　2007年11月9日吉林省高級法院刑壹庭庭長宋翔、刑三庭副庭長劉建偉、審判監督庭法官於承烈與刑三庭法官李永軍以及四平市中院執行局副局長趙大偉因涉嫌監獄撈人受賄案被審判。

　　2007年8月21日河南新鄉市中級法院法官張林因受賄３０萬元被判刑１１年；2007年8月15日，鄭州市中級法院執行二庭副庭長劉春意因受賄57萬元被判刑19年，並沒收個人財產55萬元。

　　2007年上半年，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吉林省高級法院有7名法官即：省高院朱國法官，合議庭成員胡晏誠、蘇迎旭，省高法執行局案件監督處副處長高正海、審監庭副庭長馬媛，相繼因受賄罪被判處五年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07年10月12日，湖南株洲市中級法院民二庭正科級審判員陳明福，因受賄76.27萬元被判刑八年；其妻郭利華因共同受賄，亦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2007年，山西省高級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孟來貴因受賄253萬餘元，美元15000元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壹審被判刑15年。

　　2007年1月4日，湖南長沙市中級法院執行局局長呂小瑞因受賄人民幣125000元，2000美元被判三年緩刑四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20萬員。而執行員李德軍因受賄166000元則被判刑五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0萬元。據稱是因為兩人分別具有自首、立功情節，依法對其減輕處罰。

　　2007年2月14日，四川省宜賓市中院院長阮世能、成都市中院執行庭副庭長曾林受賄案等壹系列大案被曝光；2007年10月19日浙江省寧波奉化市法院法官錢偉星，因受賄30500元被判刑二年，緩刑二年。

　　2007年月日江蘇南通中級法院司法鑑定中心副主任石國治；中級法院行政裝備處副處長朱志明；中級法院執行局局長徐文泉；中級法院審判員孫大華皆因受賄罪被審判。

　　2007年1月15日廣東潮州市中級法院法官黃中坤涉嫌受賄35430 元、謝細文受賄3萬元被捕。

　　（4）2006年

　　2006年10月，四川達州市中級法院刑二庭庭長張益勛因受賄1。1萬元、副庭長賈波濤受賄3萬元和主審法官姚春林受賄9000元被審。

　　2006年年初,徐州中級法院民壹庭審判長 "席某" 因受賄被起訴判刑;2006年3月,徐州中級法院民壹庭法官 "張某" 因受賄被起訴判刑;2006年6月,徐州市九里區法院執行局局長兼院黨組成員 +++因受賄被"雙規";2006年---,江蘇沛縣法院辦公室領導 "王某某" 因受賄等多種原因被審查;2006----江蘇賈汪區法院辦公室領導 "王某某"因貪污被審查起訴.

　　2006年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席里龍、執行員伍春發因受賄分別被判刑壹年緩刑兩年和判刑三年緩刑四年。

　　2006年湖南省高級法院法官吳涌受賄５１．７萬元、張湘榮受賄１３．７萬元，被分別判處12年和8年刑。

　　2006年9 月3日阜陽市中級法院在爆發“腐敗窩案”之後，相繼爆發了三任院長（尚軍(女)、劉家義、張自民），“前腐後繼”的驚人案例。壹群吃喝嫖賭樣樣具全的阜陽中級法院法官。這個法院有壹群法官，不僅用當事人的錢吃喝嫖賭；而且還有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法官之間互相介紹參加吃喝和受賄；侵呑執行款 24萬元達8年之久；強姦當事人的妻子、姦污當事人的母親；該院副院長、經壹庭庭長陳和平和執行庭壹位工作人員也被“雙規”；經濟二庭庭長薛懿因受賄被查處；刑壹庭庭長巫繼成，收下壹位想給丈夫辦假釋的女人賣地的幾千元後，在辦公室里強姦了她，其犯有重刑的丈夫隨後假釋出獄。壹名案犯強姦、輪姦多位少女，巫繼成與他的母親發生性關係後，大力相助讓他差點逃出法網。至少與6名當事人親屬發生性關係的巫繼成，去年11月因強姦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刑二庭副庭長李先義因徇私舞弊被判刑3年；執行庭副庭長尚傑因職務犯罪被判刑緩期執行。

　　2006年5月24日，湖南長沙中院副院長唐吉凱因受賄22萬元及行賄15萬元被數罪併罰判七年徒刑，沒收個人財產七萬元。在唐出事前，唐已經以長沙市中院常務副院長的身份，擬破格兼任湖南省高院副院長，但文件尚未下發，他就於2004年8月份被“雙規”。

　　2006年6至10月，深圳中院先後5名法官被中紀委、最高檢“雙規”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長、3名庭長、1名已退休老法官，深圳市中院已有20多名法官、8名律師被調查，另有幾名律師“出國”，調查還在逐漸向基層法院滲透。深圳中院這次已被“雙規”或逮捕的法官中，有“先進工作者”，還有“人民滿意好法官”。開始對中院法官廖昭輝、破產庭庭長張庭華、涉外庭庭長蔡曉玲、執行局二處處長李慧利、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裴洪泉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裴洪泉和他的前妻李慧麗今年9月底因涉嫌受賄被捕。李慧麗當時任職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死刑部主任。檢察官表示，他們在裴洪泉的家裡查到2700萬元人民幣和95萬美元的現鈔。

　　（5）2005年

　　2005年３月２日，安微阜陽中院副院長朱亞、執行庭長王春友、經二庭長董炳緒被紀委 "雙規"；此後不久，經壹庭庭長陳和平和執行庭壹位工作人員也被"雙規" 。現在，這些法官已經大部分被定罪判刑。

　　2005年4月22日湖南省高級法院法官吳涌、張湘榮分別受賄七萬元，分別被判刑12年和8年。

　　2005年5月25日，四川省高院吳文學受賄16萬元，成都中院執行庭副庭長曾林受賄130.5萬元，被分別判10年和無期徒刑。

　　2005年12月末，據稱：廣東省紀檢委就掌握了時任廣東省高院院長李伯濤與其女兒、女婿多起受賄的重大案件，並向時任廣東省書記的張德江批示跟蹤審查。可是被省長黃華的老婆姜樂儀扣發不辦。2006年1月10日，羅干在與肖揚密談了5個小時後，李伯濤被允許回廣東繼續工作。李伯濤回到廣東並沒有悔過自新的表現，而是變本加厲打擊舉報人，並讓其女婿不惜買兇追殺舉報人。李伯濤女婿為虎作倀以律師身份在廣東大搞撤訴和“撈人”生意，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律師，執業不到8年積蓄資產超過十億元人民幣。直至2008年8月中紀委才將李伯濤女婿抓捕。 (2005年11月28日，山青島市中級法院執行局執行二庭副庭長鄧寧因涉嫌濫用職權、受賄88萬元、挪用公款罪被審判。

　　中共法院的腐敗，或者司法腐敗，事實上已經到了壹種無法遏制的狀態。儘管近年來，中共當局為了政權，為了壹黨之私，也在採取壹些措施，打擊懲處腐敗的法官。但問題是中共法官腐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專制暴政體制本身。它在隨時隨地製造大量腐敗的法官，不杜絕中共極權暴政這個根源，它的反腐僅僅是形式，僅僅是作給國際社會看，欺騙中國人的壹種手段而已，壹種表演而已。

　　中共司法腐敗的現狀，根據上述描述，我們有壹個基本的概念，目前披露出來的僅僅是倒霉的那些傢伙而已。事實上據我所知，中共法院體制性腐敗造成普遍性的腐敗，而決不是個別的腐敗，只不過被揭露的是個別人而已。中共司法腐敗的根本原因何在?有人認為是中國貪腐的文化造成的。因為中國文化當中的行賄受賄風氣自古以來壹直非常盛。

　　這是不是司法腐敗的根本原因呢？肯定不是！因為台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保留得比較好的地區，但是台灣的法院現在明顯就比大陸中共的法院要廉潔的多。而且台灣的法官，因受賄被懲處的法官，數目少得可以忽略不計，這就證明文化傳統並非根本原因，只是其中的原因之壹，是次要的原因。

　　我認為，中共法院腐敗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壹，是黨控壹切的罪惡體制，黨控壹切的體制是製造司法腐敗的體制性根源，黨控壹切表現在四個方面，第壹是黨首先控制軍隊，它是通過中央軍委控制全國的軍隊。而中國的軍隊，目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壹支軍隊。有關這壹點有必要提及實際上在清朝整個三百年統治期間，清朝的軍隊人數從來沒有超過40萬，而到民國以後，軍隊的人數增加到250萬，而當今中共專制暴政下的軍隊人數至少目前超過400萬，還不包括武警100萬，加起來是500萬，還有其它眾多準軍事單位，所以黨控壹切首先就體現在中共通過中央軍委控制軍隊，從而使得軍隊國家化這個全世界各國自由憲政民主制國家的基石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共產黨控制軍隊，使軍隊變成黨衛軍，而不是國家的軍隊，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壹。

　　第二是黨控幹部，黨控幹部是通過中組部來控制的，也就是說各級行政單位，從中央到地方，從部長、省長、縣長到法院的院長，全部都是中共中央組織部或地方黨的組織部來指定、任命的，也就是任命制，它嚴重破壞民主選舉制度。據我所知，比如加拿大所有的省長、市長，全部都是由選民選舉產生。聯邦和各省議員也全部都是選舉產生。根本不存在由什麼組織部來指定或任命的問題，這就是民主選舉制度的體現。

　　第三是黨控意識形態，它是透過中宣部來控制意識形態，它嚴重損害的是國民的表達自由權。而這壹點我在論證中共專制暴政下不可能有任何新聞自由的論文中已經充分論證。

　　第四，最重要最直接導致司法腐敗的就是黨控司法。它是通過政法委來控制，嚴重破壞司法獨立原則，事實上中共暴政下根本不存在獨立司法。在中共專制暴政下，由於政法委的存在，使得獨立司法根本不可能生存，這壹點是導致中共體制下司法腐敗黑暗的根本原因。政法委這種極度蠻橫無理無知的作法，也是全世界獨壹無二的。

　　根據呂耿松先生的研究，政法委起源於延安時期，在當時對司法判決的最終裁定，就是由黨委控制，當時不叫政法委，政法委的名稱是在1949年開始，中共黨內設置了壹個政法委員會來控製法院、公安、檢察、司法、監獄。

　　而政法委在運作的幾十年當中，只有在1987年到1989年六四之前，政法委曾經被取消過壹段時間。但是自八九六四天安門屠城以後，鄧小平和江澤民恢復了政法委的反動罪惡制度，使得中共對整個司法體制的控制更加強化。換句話說，肖楊作為最高法院的院長，甚至必需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

　　也就是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要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這就是中共流氓特色。肖楊作為院長要向公安部長匯報工作，那麼各省法院院長同樣都要向各省的公安廳長匯報工作，因為公安部長廳長都是兼職中共政法委書記。這就是中共專制暴政下，法院為什麼這麼腐敗，黑暗，直接的根源就是黨控壹切，特別是第四點，黨控司法，由政法委這個罪惡體製造成的。

　　政法委大權在握，它的手伸的特別長，它有壹個職責叫做協調，所謂協調職能，就是協調公、檢、法、司聯合辦案，特別是對重大敏感案件，政治案件，都是由政法委定案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獨立司法根本不可能存在，法院獨立審判也不能存在，更不用說法官獨立審判權。既然法官、法院沒有獨立審判權，最終的司法審判權是控制在政法委手上。而政法委又受中共控制，所以事實上中共就是所有重大政治敏感案件最後的裁決者。

　　在這種前題下，壹切都是以中共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是以法律為出發點，更不是以法治為出發點，當然與司法公正司法正義公平公道毫不相關，所以這就是在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為什麼這麼腐敗，而司法腐敗日益嚴重的趨勢，無法遏制的根本原因。

　　有人認為：“大陸司法系統的腐敗是體制腐敗，大醬缸大污染源只要在，就沒有希望。中共司法制度腐敗是社會亂源，壹個社會腐敗，首先是因為司法制度腐敗”  。我認為這種說法顛倒了順序。除了中共通過政法委控制公、檢、法、司所有的國家機器造成司法腐敗的原因之外，第二個原因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吏治腐 敗，或者說全社會全面的腐敗導致司法腐敗。因為客觀的說，中共專制暴政下的司法腐敗並不是最先發生的，而是比較後發生的。我的親身經驗告訴我，在律師制度 恢復初期階段，實際上法院包括公、檢、法、司還相對較廉潔，從八十年代初壹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司法體制腐敗還沒有那麼嚴重，而且那個時候法官的整體 教育水平、專業素質還遠遠不如現在的法官。

　　當初中國的法院大學生的比例少得可憐，大量的法官都是中共的復員軍人。他們的基礎教育水平嚴重不足，僅僅是受過三個月的法律培訓就變成了法官。儘管如此， 當年實際上各級法院法官的腐敗的現象並不多，這說明導致目前全國司法腐敗如此觸目驚心的根源，首先是因為吏治腐敗，即政治腐敗。

　　因為政治腐敗、吏治腐敗逐漸擴散導致了全社會的腐敗；朱熔基指出：“中紀委調查顯示、高層領導幾乎全都爛光了 。在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現職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係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 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壞的和最壞的高達百分之三十；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壞的和 最壞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 尉健行還披露：去年共產中央、中紀委收到對中央部委副部長級以上的舉報信就有九百多宗，而對地方副省級以上幹部的舉報信更多達七千多宗；而且，所有的舉報 信內容，都離不開貪污受賄、生活腐化、濫用權力、配偶和家屬靠權斂財、大搞宗派和山頭活動、欺上瞞下搞假業績等六個方面。  江澤民承認：“吏治上的腐敗，司法上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是滋生和助長其他腐敗的重要根源。”“當前政法隊伍中還存在壹些突出問題。有法不依、執 法不嚴、執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賄受賄、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問題時有發生，群眾反映很強烈。” “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

　　全社會的腐敗，在兩個領域特別突出，壹是教育系統的腐敗，二是醫療系統的腐敗。這兩個本來應當最純潔的系統都腐敗不堪，政治上的腐敗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中 共的各級行政官員，從中央到各省以及各縣、市所有的黨委書記、縣長、市長、省長之類的，其中腐敗的比例非常之大。這是全社會腐敗已經病入膏肓，根本無法遏 制，也無可救藥。所以全社會腐敗之風日益蔓延，最後就蔓延到了教育系統、醫療系統。

　　連這兩類理論及實踐角度來講最清純的領域都變成了腐敗的群體，所以說司法腐敗實際上是全社會大面積腐敗後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吏治政治腐敗是司法腐敗的第 二個原因。眾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壹個社會公正、社會正義及社會公道的最後壹道防線，如果連司法都腐敗了，那麼這個社會肯定是全面腐敗、腐爛了。

　　全社會腐敗最突出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全社會道德淪喪，假冒偽劣產品橫行肆虐，最典型的就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發。連嬰兒吃的奶粉都是含毒的，為了賺錢不 擇手段，表明人心的腐敗墮落。司法體制在壹個全面腐敗、腐爛的社會中，它當然不可能獨善其身，所以司法腐敗的第二個根源就是政治腐敗導致的全社會腐敗。

　　第三個根源是法官個人素質問題。這首先涉及法官的來源、組成，也就是法官的素質，包括教育水準、道德水準，以及生活常識和法學專業等基本素質的問題。法官素質又取決於選任法官的程序，這個程序問題，實質上是從中共壹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來，壹直存在的大問題。

　　首先是由於中共當權集團，不光是對司法，實質上對如何管理社會各行各業，它都是極度無知的。從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壹項荒唐至極的原則：凡是出身於所謂“黑五 類”（地、富、反、壞、右）家庭，及來自於所謂“舊社會”的人員，比如國民黨時代的政府司法工作人員壹概清洗出司法領域。而他們選拔的法官首先是所謂政治 上可靠的工農兵子弟，他們是否懂法律，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及職業道德則無關緊要，而恰恰此點違反了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實踐經驗告訴人們的壹個真理。

　　由富人當法官實際上是最公正，也是最符合人性的體制。如果窮人當法官，那麼這個法官就非常容易腐敗。因為法官的職業不但具有神聖尊嚴性而且本身有很大的權 力，而人很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而變腐敗。因為權力具有天然的像硫酸壹樣的強烈的腐蝕性，而不受制約、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所以凡是窮人當法官的， 十個有九個都可能因無法抗拒的金錢誘惑變腐敗；凡是富人當法官的，因為其本身有足夠的財富過體面的生活因而更注重法官職業帶來的榮譽感和職業尊嚴，因而十 個可能最多壹兩個貪婪過度者會變質，這是由人性及人類社會歷史長期實踐經驗得出來的結論。

　　而中共從壹九四九年始把整個聘用司法官的體制給顛倒了，當然四九年以後，中共首先廢除了“六法全書”，直至1979年壹直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連法律都沒 有了，更談不上法官。七九年司法體制恢復以來，中共的指導思想仍然沒有變，它們仍然以意識形態決定壹切，只信任和重用高幹及工農子弟，這些非常窮的人，既 沒有經濟基礎，又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樣就很容易使他們在權力巨大金錢誘惑等客觀條件下走向腐敗，這是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也是中共當權集團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的腐敗。對法官根本不存在 “高薪養廉”這個全球通行的制度。因為法官如果本身很窮，如果靠他們的工資收入，甚至無法維持體面的家庭生活甚至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的話，這種法官顯然只 要壹有機會就必然會腐敗，這個腐敗主要就是受賄。

　　中國法官的待遇到底如何呢？據我了解，沿海城市中級法院的法官月薪僅兩千塊錢左右，北方的壹些中等城市的中級法院的法官才壹千五百塊錢月薪；基層法院的法 官可能才壹千塊錢。現在壹個人要是他的月薪才壹兩千塊錢，他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的有體面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孩子上學，買房、車之類的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但是 他們的權力又特別大，他們在判案時，往往涉及當事人和律師的誘惑，所以很容易導致腐敗，這是第四個原因。

　　第五個原因是中國審判程序設置的漏洞造成的。國際上主要有三大法系，壹是英美共同法法系；二是大陸民法法系即法國和德國的大陸法系；三是所謂社會主義的法 系，就是前蘇聯和中國這壹類的法系。比較而言，英美法系的體制，司法公正廉潔是最好的，其次是大陸法系，最差勁的就是各共產黨國家。

　　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香港及所有英聯邦國家，由於法治倡明，司法審判體製程序上非常嚴格，公正，所以他們的法官腐敗的現象特別 少，甚至像斯里蘭卡，我剛看過壹篇文章說他們自1960年代到今天，整個國家沒有壹個法官腐敗的。澳大利亞也是壹百多年來沒有壹個法官腐敗。美國的情況比 較特殊，美國全國披露的資料有四十餘個法官曾經因為腐敗被彈劾。英國也是幾乎沒有法官腐敗，但是英國在十七世紀初，培根大法官是第壹個因受賄被揭彈劾的大 法官，當時他的年薪是三千英鎊（當年壹般工人年薪僅30英鎊），他受賄賂三萬英鎊。從他以後英國的法官司法腐敗非常罕見，基本上沒有聽說，這與司法審判體 製程序設置科學有關。

　　比如英美法官在案件開庭之前根本不知道是哪個法官受理哪個案子，都是要等到開庭當天，人們才知道是哪個法官受理這個案子。這就使開庭之前想收買法官的人根 本不知道應該找哪個法官。其次，案子壹旦開庭，法官與當事人或律師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私下接觸，完全是隔離的；第三，壹旦開庭結束，法官大多都是當庭宣判， 這樣就使得當事人以及律師在確認是哪個法官主審案件之後，根本沒有機會接觸收買法官。在他還沒有接觸收買法官之前法官已經把案件判下來了。這樣就從程序上 排除了法官受賄的機會。

　　這就涉及到法官的專業素質的問題，如果壹個法官在開庭當天才開始接觸案件，這要求他具有非常高超的專業素質，法律知識、生活常識、判斷力、歸納綜合能力，判斷證據的真假，證人證詞的可信度，他都要有壹整套的東西，這就要求訓練有素司法經驗豐富的法官才能做到。

　　英美的法官的聘用制度就保證了法官高素質的可能性。因為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美法系國家，至少需執業十五年以上的大律師，才有資格 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高級法院的法官至少要有十年以上執業經驗；普通法院及基層法院的法官，至少是執業七年以上的律師。換句話說，英美法系的法官都是來自 經驗豐富的律師，而且經過執業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和司法經驗，使得他們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當庭做出高水準的判決。

　　反過來看中共法院的法官是什麼情況呢？中共法院的法官實際上是大學畢業分配同班同學，既可以分到最高法院當法官，也可以分到最基層的法院當法官，而並不是 取決於這些同班同學的素質相差那麼大。換句話說，水準相同的人，由於家庭背景的不同，就可以在畢業分配的同壹段時間，壹下子就拉開壹個巨大的距離。分配到 最高法院的人，很容易就變成壹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其與基層法院的法官等級相差十萬八千里，這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與此同時這些分配到法院當法官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司法實踐經驗，也沒有當過律師，這樣他們既沒有司法經驗的實踐基礎，也沒有財力上的基礎，這樣使得他們 當法官往往不具備壹個法官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所以在中共法院，法官非常少能夠當庭宣判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能力，沒有專業素質。更何況中共 的法官沒有獨立審判權，他們審判的案子，主辦案件的法官根本無最終裁決權，只有提出建議權，而最後決定權在審判委員會，在壹般情況下，重大或複雜的案件都 是由審判委員會決定的，而審判委員往往都是沒有審理案件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審理案件的人沒有判案權，而沒有審理案件的人卻有判案的決定權即“審者不判，判 者不審”。至於政治案件或所謂敏感案件，則往往連審判委員會都無權定案而是由中共政法委書記亦即中共才有最終決定權。所以整個法院系統導致審委會大家負 責，大家都不負責。中共法院目前全國至少有二十萬名法官，從數量上講肯定是全世界第壹。從法官的素質來說卻是差得遠。

　　儘管表面上看中共法院，現在法官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已經占百分之九十，而且百分之四十五是研究生學歷。聽起來好像中國法官的素質都很高了，而實際上這個 百分之九十的大學生，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全日制正規大學科班畢業的學生。其餘百分之七十都是通過在職學習培訓出來的所謂大學生。而中共暴政下的教育腐敗 導致它的所有後續教育水分大得不得了。包括百分之四十五的所謂研究生其實正規的研究生畢業的只占百分之二點五，也就是說壹切都是假，虛假在法院系統同樣表 現得特別突出。

　　上述五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共司法制度的腐敗，法官的腐敗是體制性的腐敗，特別是目前中共司法腐敗已經到了不可遏制、無可救藥的程度，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 為全社會都已高度腐敗。而且中共當權集團對自己能否繼續執政，還能執政多久心中都沒有數。所以他們都是抱著壹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 天”的沒世心態，能撈則大撈特撈，想盡壹切辦法要迅速暴富。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各省高級法院、各中級法院及基層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以及各庭的庭長之類的法官都不顧壹切地拼命受賄撈錢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對這個中共暴政徹底失望，才會普遍產生這種末世心態。 鄧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同時指出：“不是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 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從上述司法腐敗的根源，最後得出壹個結論，在司法腐敗的情況下，必然導致腐敗法官徇私舞弊大量枉法裁判。什麼是徇私舞弊呢？通俗地說就是人為製造大量冤假 錯案，這也是中國為什麼會有成百萬常年不斷的上訪民眾的根源。因為司法腐敗必然導致司法公正司法正義蕩然無存。導致全社會的法律爭議沒有地方可以解決，沒 有地方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解決。所以法律的尊嚴也蕩然無存。整個國民對法律不信任、對法官不信任、對法治不信任，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上訪民眾，整個就是惡性 循環，越來越糟糕，壹直到中共滅亡。

　　最後壹個問題是關於司法腐敗的防治措施。中共各法院的院長，往往拼命在大會小會發表演說和文章，論述如何根治司法腐敗的問題。它們眾口壹詞提及要“加強黨 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實際上司法腐敗的第壹號根源就是黨控壹切，就是政法委的罪惡體制，而這些共產黨的法院院長們還口口聲聲說要加強黨的領 導，這不是南轅北轍嗎？！防治司法腐敗，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做法可以根治，但是在中共專制暴政下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必須廢除中共政法委罪惡制度，取消共產黨對司法的控制和所謂領導，也就是說要實現真正的獨立司法。因為共產黨控制壹切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體制性的根源。 獨立司法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的東西，而是政治法律思想家早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已經詳細從理論上充分論證了這種制度的科學性和必要性。首先實現司法獨立的 國家是英國。英國大約在壹六壹六年左右已經實現了司法獨立。文藝復興以後特別是到了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以後，使得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在各國都成為政治法律 現實。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卻拋棄司法獨立的精神和原則，完全採用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那壹套罪惡政治司法體制，這是導致中共暴政體制下司法腐敗不可抑制 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治司法腐敗的第壹項措施就是徹底廢除政法委制度，徹底取消共產黨控制領導司法的罪惡制度。中共憲法第126條故意含糊規定：“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 1954年憲法第78條：“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都取消了有關獨立審判的規定。1985年8月經聯合國 《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規定：“司法獨立應該由各國以憲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並遵守司法獨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組織的義務。” 1993年6月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行動綱領》將司法獨立列為實現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壹項重要條件。

　　法官，應從無黨無派的人士中選任。任何政黨都不得控制、領導、支配法院，這是防治司法腐敗的第壹項措施。賀衛方教授正確指出“要逐步實現司法的非黨化，擔任法官應該避免具有任何政黨背景”。

　　第二，徹底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應當將壹切司法活動都置於新聞監督下，才有可能保證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因為如果壹切都是在陽光下進行，司法腐敗根本無 法藏身。而腐敗最喜歡在沒有陽光的陰溝裡面生長。而中共專制暴政故意將所有的自由媒體、獨立媒體、私人媒體扼殺殆盡，壹切都是黨控媒體，黨控喉舌，什麼能 報什麼不能報，報多少程度全部都是共產黨控制的，所以在這種司法黑箱作業條件下根本不可能遏制司法腐敗。

　　第三是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中國的司法制度和中國的法官制度已經是壹個積重難返的重災區，如果徹底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那麼涉及現有的二十萬法官怎麼辦？ 大量的法官實際上是不合格的法官。改革法官的選任制度應當從職業律師中選任法官，此種方式至少保證了兩點。壹是保證了法官來源的高素質；二是保證了法官的 司法經驗及財產基礎。與此同時應當提高法官的待遇，高薪養廉應該成為目標，法官應當是具有神聖尊嚴的得到社會尊重的崇高的職業，法官的職業責任感，職業榮 譽感，有助於保證防止司法腐敗。例如：英國有個勞倫斯爵士，1794年至1812年期間任法官18年。臨死時立下壹份遺囑，把財產贈予他多年前判決其敗訴 的壹位當事人。因為他認為自己當年作出的判決存在嚴重錯誤，並為此懊悔不已，他希望用自己的遺產彌補當事人因敗訴而受的損失。勞倫斯法官顯然具有崇高的職 業榮譽感，雖然因過失判錯了案，他並沒有喪失內心深處追求正義與公平的良知。此外，在美國，法官必須從最優秀的律師中選任，擔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 安法官），必須有不少於7年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擔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須具有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法官最初時的平均年齡為47歲，高級法院的法官年 齡壹般都在60歲以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個大法官，年齡最小的是55 歲，最大的80多歲。

　　第四是改革審判程序，要把英美法官的審判程序引進，就是在開庭之前不指定具體辦案法官，而壹旦開庭後法官不得有任何私下會見律師和當事人的機會，而且必須在開庭結束後當庭宣判，這樣才有可能引導中國的司法體制回歸正道。

　　中共法官大面積腐敗，實際上與中國律師制度的腐敗密切相關。法官的腐敗往往都是通過律師中介進行。中國律師在社會上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司法娼妓，從中起到行賄受賄中間交易角色作用。中共法院體制與逼良為娼的律師制度，都是中共壹黨專政暴政下的變態產物。

　　壹個社會如果連它的司法體制都腐敗不堪的話，這個社會已經無可救藥。中共社會目前就是處在司法體制已經徹底腐敗、腐爛透頂的狀態，所以中共的司法體制腐敗 是不可救藥的，因為中共政權首先政治體制腐敗，進而全社會全面腐敗最終導致司法體制也不可避免地徹底腐敗，而且中共司法體制已經越來越爛日益黑暗，直至中 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徹底滅亡。

　　2009年10月25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十九章：論逼良為娼的中共律師體制

　　今天我的主題是論證“逼良為娼”的中共律師體制。在上壹講中我已經比較充分的論證了中共暴政下的體制性司法腐敗，披露了從最高法院到各省高級法院、各中級法院以及基層法院的大量院長、副院長、庭長等眾多法官受賄的司法腐敗案例。而法官受賄案件絕大多數通過律師中介進行，不少律師樂於充當皮條客，也即當行賄和受賄的中介人。律師和法官拉關係主要是為了勝訴，這當然是用當事人的錢，有些精於行賄的律師還會用自己的錢去和法官拉關係，主要是為長期經營，在潛移默化中跟本地區的法官打好關係，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若法官給當事人介紹律師的話，當事人都會接受，所以在全國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更不用各中小城市，都有那麼幾個律師是法官固定的黑線人物。比如說，如果要在天津打某類官司或者在上海打某類官司，必須通過哪個律師才最有把握。

　　最高法院同樣如此。據稱至少有三四條專門的黑線，最高法院的法官放心的律師，他們都是跟最高法院已經建立了某種非常秘密的保險的渠道，通過這幾個律師作皮條客就能打贏官司，或就能夠立案再審。基層法院應該送多少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該送多少錢？給什麼法官，給哪個法官送多少錢，什麼案子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價碼。據稱2003年時最高法院再審案立案所需行賄的錢。聽說到了2005年已漲到了五十萬元，現在只會多不會少。

　　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上會流行這樣的說法：“法院黑，最高法院最黑”！為什麼說最高法院最黑呢？因為基層法院的法官也許吃喝玩樂就滿足了，而最高法院的法官連立壹個案的立案費，就是私下打點行賄的費用就超過三十至五十萬元才可能立起來，而且並不保證勝訴。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吃喝玩樂那才令人瞠目結舌。壹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我律師及幾個當事人共六個人，壹頓飯吃下來是八千塊錢。法官看律師、當事人的錢就好像不是錢壹樣。這僅僅是冰山壹角。據比較熟悉的法官私下告訴我，最高法院吃喝玩樂早就不在話下，他們吃喝玩樂全是最高檔的。六個人吃八千塊錢並不怎麼樣，壹頓飯吃幾萬塊錢的大有人在。可想而知，最高法院有多麼黑暗。我在上壹講中直接點了肖揚大法官的名，我的壹個案件就是在肖揚任上從壹九九六年壹直打到今天，最高法院故意以拖延戰術拒絕下判。雖然該案不是肖揚親自干預，據說是唐德華副院長，最高法院都如此黑暗，又如何指望基層法院、中級法院或高級法院廉潔高效呢？

　　最高檢察院有壹個王新環法學博士，他對律師行賄的問題有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當事人是否請律師，請誰不請誰？其判定標準往往不是律師的業務能力，而是律師能不能接近法官，亦即與法官是否能交易？這才是很多當事人請律師的標準。因此包勝訴、包放人（撈人）、包無罪的‘三包律師’就出來了；陪吟酒、陪賭博、陪娛樂的‘三陪律師’也增加了。而這些三包律師、三陪律師未必對法律有多麼精通，還有許多實際上是充當司法中介的黑律師，他們只是能夠向當事人承諾保證贏官司或者保證他有關係，因此客戶往往就找這樣的律師來打官司”。

　　有關這個問題我有個經典案例。我的壹個福州當事人，我在上海幫他打了三場官司全部勝訴。他有個在最高法院二審的案件，卻要我介紹北京的律師，而不請我，唯壹的條件是跟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密切關係。因此，我向他推薦了北京的三個律師，第壹個是我的同學，他是非常善於公關交際的律師。第二個律師也是我的北京同學，他本人倒不見得有多善於公關，但他的妻子就是最高法院經濟庭的法官，他還向我保證有位剛從最高法院退下來到他們所當顧問副院長，因此他們與最高法院的法官關係非常密切；第三個律師是傅洋，也就是彭真的兒子太子黨級的律師。

　　結果我的當事人到北京找了這三位律師，壹個個談條件。最後他沒有請我推薦的第壹個律師（開價六十萬），也沒有請彭真的兒子傅洋（開價兩百萬）。他最後請的是我的第二個同學，律師費為壹百二十萬。

　　換句話說，我的當事人，既不要開價六十萬的律師，也不要開價兩百萬的律師，而是要了壹個開價壹百二十萬的律師，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的第二位同學他的太太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上壹個最高法院的副院長剛剛退到他們事務所，向他親自保證沒有問題，所以這個官司就給了他們。此案印證了王新環博士歸納的規律。

　　事實上他這個案子讓任何壹個律師來打，都是包贏的官司。因為他的案子法律證據非常充分，我在上海連續給他打了三場勝訴官司，而且我做案子非常認真細緻負責，我的專業能力在律師界和法律界是有口皆碑的，可是當事人居然不要我，而寧要高價數十倍的北京律師。這很能說明司法現狀。

　　儘管中共法律也禁止律師行賄，比如《律師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禁止律師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或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二零零四年中共司法部還頒布了壹個《律師與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規定，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向法官行賄的，壹經發現將不得再從事律師職業，換句話說，律師將徹底將打爛飯碗。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確實有不少律師因行賄法官已經被砸爛飯碗。法官受賄絕大多數都是律師中介干出來的。但是從報紙及網路上披露的律師因行賄而被砸爛飯碗的律師似乎少的可憐，這是壹個悖論。這裡我簡單介紹壹下官方承認的律師行賄的現狀。

　　零三年九月份，司法部調查組發現，在查處湖北武漢中院、宜昌中院、蘇州中級法院、廣州高級法院、東莞中級法院、珠海等六個城市的法官受賄案件中，涉及八十八位行賄的律師；司法部在壹份報告中稱，壹九九七年到二零零二年底這五年中，全國司法機關立案偵查的律師在職業活動中涉嫌犯罪的案件壹共壹百零九起，涉及壹百二十四位律師，最後四十九名律師被判刑。最近幾年象武漢中院、深圳中院、天津高院、吉林高級法院被曝光的法官受賄案件，絕大多數都涉及律師行賄，而且不是壹個律師行賄，是多名律師行賄。

　　北京西城區法院院長郭生貴受賄七百萬元，全部是通過四名律師進行的。正因為如此，中國律師的社會評價不斷的下降，可以說目前律師已經遭到了中國人普遍的質疑，譏諷和譴責。律師被罵作“才子加流氓”、“不帶槍的強盜”、“精神乞丐、文痞、訟棍”、“中共司法妓院的娼妓”“為錢說話、功夫在庭外”等等。

　　這種對律師的評價，在全世界各國的律師當中是絕無僅有的。雖然西方國家民眾對律師的評價也不高，也有諷刺形容律師的說法：“鯊魚”、“錢袋子”，因為鯊魚胃口特別大、特別貪婪，所以西方人形容律師有時也認為律師唯金錢至上，但是絕對沒有中國人形容律師是司法娼妓、強盜、乞丐、文痞。

　　在歐洲和北美國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許多世紀以來，有三種專業是公認的富於學識和有崇高榮譽的：神學，醫生和法律。這些專業區別於其他職業主因在於他們均涉及自由教育，特殊培訓和高水準的自律。更重要的是，每個專業均要求由聲譽良好的人士按照專業倫理規則出具證明某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作業其執業的前提條件。由於法律職業在整 個歷史進程中壹直致力於追求正義，平等和個人自由，甚至反對政權本身，因此律師幾個世紀以來，壹直成為暴政和專制者的首要打擊目標。正如贏利是商業的主 要目的，公共利益則是律師專業的主要目標。 中國大陸由於共匪故意採取逼良為娼的司法體制，眾多律師專業精神遠遠不足，職業道德倫理幾無所知，既缺專業素質，又乏職業道德倫理，許多人淪為主要靠行賄法官或其他權貴謀生的職業司法娼妓。以至“法官受賄化，律師行賄化”早已成為大陸司法界公開的秘密。

　　中共官方對律師行賄，它也有壹些輕描淡寫的說法：“由於出現了壹些道德失范，不遵守職業道德職業紀律的現象；有的律師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不認真履行職責，或者在辦理法律事務中敷衍失責，應付當事人；甚至出現收錢不辦案；或者說收錢不服務，亂收費、私自收費、收費不入賬；還有好多律師辦理刑事案件心有餘悸，以及少數律師拉攏辦案人員、辦關係案，個別律師走上犯罪的道路”，這是官方的說法。

　　我們再來看壹看民間對中國律師的評價。除了剛才所提及的幾個難聽的字眼以外，有壹位網民寫道：“中共國的司法部就是政治妓院，上法院去打官司就是去嫖娼，原告、被告、法官都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嫖客，這種政治性的嫖客行為有主動和被動之分，而法官是主動嫖客；被告、原告時而是被動、時而是主動嫖客。無論誰主動、誰被動，律師都是政治娼妓，律師在中共司法妓院的職業角色就是出賣法律，以滿足原被告法官等嫖客的需求從而獲得鈔票。在中共國律師都是這個假共和國的政治娼妓，檢察官是公娼，壹般的律師是私娼”。當然這位網民對中國律師的評價我認為是過頭了，實際上人權律師肯定是例外。凡是不與中共同流合污的律師，哪怕是商業刑的律師，也應除外。

　　另壹位網名叫“魏仁後”的網民憤怒的指責說：“國家失去了它的法制的功能，法庭變成了法與權、法與錢的交易的紐帶，律師成了有冤無處申者的第二次宰殺者，而且這是全國普遍的現象。甚至很多律師成了絞殺當事人的專業惡棍，中國律師簡直就是比騙子還騙子的騙子。中國律師就是對受害者再捅壹刀者，中國律師是比專制主義還要惡毒千百萬倍的現代專制的擺設。中國律師除了壓迫和假象欺騙，還有其他意義嗎？原被告律師與法官私下會商以宰殺當事人，早已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律師是靠法官混飯吃的下三濫，是法官貪贓枉法的幫凶和小丑，律師是專製法侵害當事人的罪犯”。

　　這位“魏仁後”對律師的指責，我認為同樣明顯過頭。可以斷言前面那個網民和這個“魏仁後”都是親身受到過他聘請的律師傷害的人。但是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對中共暴政下律師的評價是片面的，把片面、局部當成了整體，至少人權律師和不與中共流氓同流合污的律師絕對除外，不是這麼回事兒。

　　第三我再舉個例子來說明社會公眾對律師的評價：有個網民說目前中國律師的問題可歸納為四症：“政治思想上的侏儒症；物慾財富上的貪慾症；組織紀律上的渙散症；主觀心理上的麻木症，四症歸於壹根，那就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迷失與失落”。我認為除了“組織紀律上的渙散症”不敢苟同他的說法之外，其它三症應該說比較符合事實。

　　因為律師本質上是高度自治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僅受律師職業道德倫理的約束，而不應受中共強加的所謂組織紀律的捆綁。雖然他還說“律師是聖潔殿堂上的法律之師，是真理正義的使者，絕不能貪利而忘本，圖財而喪德，嫉賢而苟安，慕虛榮而屈尊。

　　我認為張思之律師對什麼是真正的律師的定義，比較恰當：“真正的律師必有赤子之心、純正善良、扶弱濟困、或者濟危、仗義執言、疾惡如仇，決不屈服於壓力、權貴或者勾結貪官、徇私舞弊；決不奔走於豪門、拉拉扯扯、奴顏婢膝；絕不見利忘義、禮拜趙公元帥、結緣市儈，他自始至終與人民站在壹起”。

　　當然張思之大律師對真正的律師的要求，我認為中國律師真正的做到這壹點的律師，只有人權律師群體。人權律師大多是理想主義者，絕大多數特別是真正的人權律師都有赤子之心，而且純正善良、仗義執言、疾惡如仇，不媚權貴、貪官，而且敢於與所有的權貴做毫不妥協的鬥爭。

　　我上述談到的這幾個方面對中國律師的指責或肯定，絕大多數人對中共暴政下的律師是持否定態度的。儘管如此，我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對人權律師和哪怕是商業型的律師，只要不與中共同流合污，不應當將他們與那些唯錢是追唯權是媚的軟骨貪婪律師混為壹談。

　　中共律師制度為什麼是壹個逼良為娼的制度？壹般的人認為，律師被逼良為娼很可能是法官逼良為娼。不對，我認為在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如果說是法官逼良為娼，那麼絕對不可能出現如此大面積的中國律師的墮落，或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之所以說它是個逼良為娼的律師體制，我想從下述八個方面來論證：

　　第壹，中共強行綁控律師，這是首要的根源。比如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第七屆全國律師代表大會上叫囂：“律師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堅定不移的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捍衛者，它強調要律師真正做到黨在心中”。

　　此外，司法部長吳愛英，還有像鄧小平、江澤民之流對中國律師有類似說法，但周永康的所謂三個至上說代表了所有黨控律師的典型說法。黨的事業至上，與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至上並列，把黨的事業與人民利益與憲法法律捆綁在壹起，它的目的在於把共產黨的所謂事業，也即共產黨的利益作為高於壹切的目標，強加給全體中國律師，所以這是制度性逼良為娼的第壹點。

　　第二，零八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律師法》特別明確限制律師辯護權，將律師在法庭上言論不受追究這壹國際通例改掉了，改為實際上將於追究的流氓惡法。這是中共蓄謀迫害人權律師，用心惡毒下流的最新例證。修改後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

　　換句話說，律師將不再享有法庭言論豁免權，也即國際通行的刑事辯護豁免權在中共國不復存在。而且四十九條還規定，“律師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言論的，予以停止執業六個月以上壹年以下的處罰，並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什麼意思呢？因為自二零零三年以來中國人權律師通過國際互聯網，將中共專制暴政的司法腐敗與司法黑暗徹底揭穿，大量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共黨文字獄的案件，律師的辯護大多已經公開進行。這就使得中共當局虛偽至極的所謂法制被徹底揭露，也把中共當局的野蠻殘暴給徹底披露。

　　因此自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八年五年期間，中國人權律師從無到有，從原來僅有張思之、莫少平兩人發展到現在五十幾人。但是中共當局對人權律師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恨不能將全體人權律師全部封口封殺而後快，所以它就授意其操控的人大常委會臨時炮製了這個《律師法》修訂。其目的專門針對中國人權律師。這是中國律師制度被逼良為娼的第二個例證。

　　第三，零八年的四月二十九號四川阿壩州司法局召開了壹個全體律師，包括司法局長，公律股長參加的會議。在會上明確要求“司法系統要堅決圍繞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在三.壹四事件，也就是去年三月十四日西藏所謂暴亂事件中有所作為，全體律師要把思想和行動統壹到中央、省、州黨委政府的統壹部署上來，密切配合各黨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認清形勢，提高警惕，以實際行動回擊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行徑”。

　　這個地方性司法文件不是偶然的，顯然是受中共中央的指令下發的，也就是說不但要限制律師為涉案藏族同胞辯護，而且要禁止任何律師辯護，還要上綱上線；誣衊達賴喇嘛集團是分裂破壞行徑，這是典型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中共流氓暴政的行徑。

　　第四，西安市律師協會有壹個宣傳文件，明確要求“全市律師在進行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要堅持用正確的思想武裝律師的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加強黨對律師工作的領導，保持律師隊伍永遠忠於共產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實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職責”。從西安市律師協會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共產黨控制律師無孔不入。西安市律師協會有這樣的文件，各省的律師協會肯定都有類似的，壹定是受司法部的統壹部署這麼幹的。

　　第五，零八年六月三十號北京市司法局下令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簽字，保證不代理四川地震受害人的有關案件。而零八年初東北蟻力神事件，北京律師也是被要求不得介入蟻力神事件，有三名律師受理案件以後，因此遭到沉陽市公安局的刑事拘留。同樣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師協會禁止北京律師為西藏三.壹四事件當事人辯護；北京律師協會還禁止律師為七.五所謂新疆暴亂事件的當事人辯護。這說明什麼問題呢？中共當局蠻橫無理的強制干預律師的職業，對這些社會正義需求的事件，中共中央濫用職權屢屢強制干涉，禁止律師辦案。

　　北京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居然公然指責“高智晟是害群之馬，是壹粒老鼠屎壞了壹鍋湯，所以要把他清除出去”。他還公然威脅，“凡是敢於代理西藏事件，或者新疆事件當事人的律師就修理他們”！這就是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而且他還曾是所謂北京市十大優秀律師之壹！換句話說李大進實際上是已經墮落變質的共黨黨棍而已。

　　第六，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實質上是壹個被強制閹割的太監型的律師協會，所以它完全不可能保障維護律師的基本權利。儘管全國律師協會的章程規定律師協會是所謂社團法人，是全國性律師行業自律性的組織。但律師協會實際上是中共控制，而且被強制閹割，完全沒有獨立意志的半官方的機構。

　　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律師協會中都設有黨委，或黨支部加以控制。客觀點說，律師協會僅是在壹般刑民行政案件中起到十分有限的作用。而對於所謂政治案件、或敏感案件、或群體性案件、以及法輪功案件，律師協會不但完全失聲，甚至私下秘密配合中共當局打壓人權律師。

　　比如說零六年三月二十日通過的《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嚴格限制人權律師受理重大敏感案件及群體性案件。凡是群體性案件，重大敏感性案件，都應遵循該指導意見，否則將被司法機關予以處罰。

　　而重大敏感案件何指？就是政治案件，法輪功案件，以及強制拆遷，特別是群體性的，還有各種群體維權的案件。正因為如此，人權律師受到中共當局迫害時，全國律師協會包括地方協會無壹例外，全部保持高度沉默。

　　諸如鄭恩寵、我本人及高智晟案，包括最新的江天勇、李和平、陳海、唐吉田等四、五十名先後受政治迫害的人權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各省的律師協會，從來沒有為他們說過半句公道話，而北京律師協會甚至落井下石，儘管律師協會章程明文規定，其宗旨之壹就是“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全國律師協會及各省的律師協會，迄今強行收取每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管理費是兩萬五千元，每個律師是兩千元（是鄭恩寵狀告上海市司法局勝訴後，全國律師受益減了壹半）。

　　換句話說律師協會是強制收錢，卻不辦事，不維護會員的基本權利。儘管自零六年始，全國各省的律師協會開始實行由職業律師中選任會長，目前據稱全國有二十四個省市律師會長由專職律師擔任。表面上似乎有所進步，因為過去都是由司法廳（局）長兼任律師協會會長。但是由於中共控制壹切，控制司法、控制律師，以及控制律師協會的局面，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儘管律師協會會長不再由司法廳（局）長兼任，但是在壹黨極權專制獨裁暴政下，律師協會基本上無所作為。

　　因此律師協會的性質按照它的章程，是壹個獨立的社團法人，是全國性的律師行業的自律性組織，但是由於中共嚴厲控制律師，包括律師協會，律師協會實際上是被徹底閹割了的沒有獨立意志的太監型的偽協會。

　　第七，導致中國律師制度成為逼良為娼的制度的根源在哪呢？就是我前幾期中講到的中共當局濫用十二種法外方式迫害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包括但不限於酷刑折磨、綁架、強制失蹤、暴力毆打、判刑監禁、勞教、暫停註冊，不予註冊、強行停業、變相驅逐出境、威脅恐嚇，非法監聽、非法監控、騷擾軟禁）。也就是說中共當局專門打壓的是中國律師當中為數極少的最寶貴的人權律師。

　　律師也是人，也得養家糊口。而所有的人權律師，是最敢於為政治思想犯辯護的，為法輪功辯護的，為家庭教會辯護的，為強制拆遷受害戶，為礦難的受害者，以及為失業工人、失地農民和轉業復員軍人辯護爭權的正義律師。為這些人真實強烈抗辯的人權律師幾無例外都受到中共當局完全是法外的野蠻殘酷的政治迫害。這給其他所有的中國律師壹個什麼警示呢？就是妳們不要涉及這個領域，如果膽敢涉及這個領域妳們就跟這些人權律師壹樣。

　　中國律師也是人，妳不能要求每壹個律師都大公無私，或每個律師都以社會正義公道公益為第壹己任，真正能做到此點的律師很少，大多數律師僅把律師作為謀生的職業而已，那麼由於中共當局專門打壓迫害正義的人權律師，必然鼓勵律師麻木不仁自私自利，鼓動律師埋頭賺錢，對社會正義公平公道公益不聞不問，鼓動律師去行賄法官，因為只有善於行賄法官的律師才可能搛大錢。

　　為什麼律師做正義的事，做受人民歡迎的律師要倍受打壓迫害，而那些黑律師，那些精於行賄法官權貴的娼妓型律師，卻極少被揭露或處罰呢？僅是那些沒有背景靠山又被迫行賄了幾次的倒霉律師被抓出來當替罪羊，甚至被當作為中共暴政臉上貼金的樣板，才被打壓。真正精於行賄的眾多律師卻極少被懲罰。

　　例如，我在上壹講論中共體制性司法腐敗中提及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的女婿是壹名律師，雖名不見經傳，但在他執業八年期間，竟然積攢了超過十億元的律師費收入，這是典型的司法腐敗，官僚腐敗，政治腐敗結合的產物，如果不是他的丈人當廣東省高級法院院長的話，這個律師哪怕有通天的本領都絕無任何可能。

　　有個“太子黨”律師叫做劉紅宇。我個人對他沒有任何恩怨，但是他對我恩怨非常深，就是在辦理我剛才提及的在肖揚任上，從壹九九六年迄今，最高法院拒絕判決的壹個重大涉港經濟案件，他是對方二審代理律師，對方就是通過他干預司法，而他的律師收費跟我的律師收費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是按照律師收費標準，上訴審收費八萬元，而劉紅宇律師據稱收費八十萬，是收費標準的十倍。他憑的就是劉復之，而劉復之是當過司法部長，檢察總長以及公安部長的“司法三公”的人物，所以他的手下有眾多的官員，遍布全國司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馬仔。

　　所以劉紅宇才能膽豪氣壯對按收費標準能夠收八萬元的案件，收上八十萬。如果說劉紅宇年創收超過千萬元壹點都不用奇怪。這就是中共逼良為娼律師體制的另壹例證。據稱他當年的出庭費，是以出庭壹次三萬元以上。換句話說他是當年全世界收費最貴的律師，西方國家的律師每小時收費大律師可能有達到五百美元的，但恐怖沒有象他那樣高的。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壹個問題，在中共專制暴政下，像劉紅宇那樣靠父輩遺威撈錢的太子黨律師，像成群的蝗蟲壹般，在全國各地法院和最高法院橫衝直撞。在最高法院和各高級法院溝通的黑道，大部分都是這種有來頭的律師，而這種律師絕大多數是不學無術的，或專業素質非常差的人。他們憑藉父輩，就是中共那些土匪、軍閥、遊民出生的這些傢伙的餘蔭，然後利用權力權錢交換，大肆行賄受賄交易，從中撈錢，這就是中共專制暴政下律師體制的現狀。

　　第八，中國律師中有極少數律師在為全體律師的根本長遠利益奮戰犧牲著。比如鄭恩寵律師，零壹年他就在上海首先狀告司法局亂收律師註冊管理費，他打贏了官司，卻因此受到報復而被不予年檢註冊以致失業。而且2003年10月還被中共當局羅織“非法為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枉法報復判刑三年。另外壹個律師叫做李蘇濱，他零三年在河南鄭州，也狀告河南司法局亂收費，他也打贏了官司，同樣也失去了在河南的執業權，後來他被迫到北京謀生。李蘇濱律師在零九年二月，再次向北京公安局提交了舉報北京市司法局局長吳玉華、會長李大進，敲詐勒索律師十億元律師管理費、註冊費和會費的舉報信。李律師確實厲害，他與鄭恩寵律師，代表了中國律師為全體律師的根本長遠利益奮勇當先，爭權維權勇於犧牲、善於鬥爭的非常可貴的精神。至於律師行賄的原因到底何在？

　　律師行賄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律師行賄是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貪財，或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有人說是因為法官逼迫索賄，可能法官口頭上沒有講，但是他故意用拖延程序的方式迫使律師為早日結案而行賄；還有人說律師行賄是因為司法環境敗壞，司法環境黑暗，律師不得不如此。

　　我認為，嚴格說來律師之所以行賄，很大程度上是不公不義的制度造成的。我可以斗膽地說，我本人是在大陸執業二十壹年的學者專家型律師，是專業聲譽良好的律師，而且是非常正直、誠實認真負責的律師。但是連我本人都兩次曾經被迫試圖向法官送錢以促使法官早日下判。

　　我不相信中國十三萬律師中還有比我更清廉的人，連我本人曾經兩次試圖通過送錢給法官的方式來促使法官依法及時判案。我執業二十壹年，從來沒有為了顛倒黑白，或為了我個人的私利而行賄法官。但是我確實為了促使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及時判案，試圖送錢給法官。

　　換句話說，我之所以能夠執業二十壹年都不走行賄路，是因為我本人非常敬業負責，辦案非常認真細緻，憑我的專業技能，加上我在法律界有相當知名度，我能夠有尊嚴體面的謀生，至少能夠養家糊口，而不至於貧窮，所以我才能這麼做。但是其他12萬中國律師沒有幾人有我這種背景，資歷，專業素質和知名度。可想而知中國律師的行賄率有多高，我不敢說百分之百，但說中國律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過行賄的經歷，絕對是保守的估計，當然我指的是執業有壹定的年限的律師，因為有些人剛剛執業剛剛幾個月，可能還沒有來得及有機會行賄。

　　自1990年始，特別是胡錦濤專權以來，司法體制日益黑暗；與此同時，年輕律師行賄者爭先恐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原因就在於榜樣的作用。因為在中共控制下的逼良為娼的司法體制下，那些精於行賄法官，以及其他權貴的人，行賄法官壹般是指出庭律師、訴訟律師。而行賄其它當權者是指那些非訴訟的律師，專門辦理企業改制，企業上市的證券律師，他們行賄的對象是政府的行政官員，特別是負責審批企業上市的官員，那些律師幾乎百分之百也都行賄，而且他們行賄的數目更驚人，只不過是很少被揭露而已。

　　在這種逼良為娼的體制下，中國律師常在河邊走，豈能不濕鞋？這是中國律師界的悲哀，那麼又如何解決根治這個問題呢？與根治司法腐敗類似，只有廢除黨控司法的體制，只有終結中共專制暴政，只有真正確立司法獨立，確立自由媒體，確立法治，律師自治，建立真正獨立的律師公會。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有可能杜絕或根治律師業被“逼良為娼”的司法腐敗現狀現，只要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中國律師將繼續被逼良為娼。

　　最後我想以北京律師劉曉原“喪鐘為誰而鳴”的感想作為結束語。他寫道：“礦工不斷死去，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用下井；農民工被欠薪，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是農民；貧困兒童失學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的孩子還有書念；窮人看不起病等死，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付得起醫療費；農民土地被強征，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需要種地；百姓住房被強拆，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的住房不用拆遷；無辜者被錯捕錯判，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沒有蒙受冤情；妓女被公開示眾，我沒有為他們吶喊，因為我不會被示眾。但是，等到那壹天不幸降落在我的頭上時，誰來為我吶喊？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就在每個人的頭上，隨時敲響。

　　劉曉原律師這段話實際上不是他的原創，是仿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事件引起壹個牧師寫的壹段話。我認為非常有意義，他提到的這些事情，恰恰說明十三萬中國律師的現狀，以及他們應該怎麼做的啟示。

　　最後我覺得人權律師張鑒康的說法也很值壹提，他說“中國律師應該明白，如果僅僅是積累財富，結果只能是提高自身物質生活的消費水準，並不能改變自身政治生活無地位的狀態。中國律師應當明白，如果不肩負起維護人權的神聖職責，中國律師整體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中國律師應當明白，如果不能斷然地與專制體制決絕，不能促使中國憲政民主化的實現，中國律師整體最終將被淘汰的宿命不會改變。”

　　2009年11月8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四編：中共政權的司法強盜匪幫性

　　第二十章：中共專制暴政下冤假錯案堆積如山

　　人類社會政治體制大體上可分為專制、極權、民主體制。專制分為君主專制，貴族專制，軍事專制等；極權可分兩類，極左即為共產黨體制，極右則為法西斯體制；民主可分直接民主制如古希臘，現代間接民主制如共和民主，自由民主，憲政民主。

　　中共政權是個集壹切邪惡大成的壹黨特權獨裁極權專制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人類歷史上最惡劣最壞的政治體制。對此中國民主運動的傑出理論家思想家陳泱潮先生早在1976年便深刻指出"共產國家的政治，乃是人數極少的壹小撮黨閥兼軍閥、財閥、派閥的 寡頭政治、宗派政治、行幫政治、法西斯政治、騙子政治，根本就沒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與其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經濟上的剝削方法相壹致，這種政治只崇拜進行極端無恥的欺騙宣傳和法西斯專政的屠刀。這種政治用神化黨強化官僚軍事機器，實行恐怖政策來壓制批評，鎮壓革命；用批判別人的卑鄙來掩蓋自己的更卑鄙……因而這種政治是標準的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到處都散發著特權屠刀的血腥氣。殺人和說假話， 是（中共）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的本色，其實質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1]。

　　由於中共實際撐控了政軍警特公檢法司監獄媒體文化教育宗教，亦即中共獨裁撐控壹切，而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的政治學定律可以推論出"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則必然導致絕對腐敗和絕對殘暴！"中共專制暴政正是此種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陳先生進壹步指出："權力專制化即權力被極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勢必使權力特權化，註定要產生壹個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其必然要使特權資本化，必然要將名義上的公有制 ，變成實質上的官僚特權所有制。並按權力大小進行攫取，通過權力交換達到無不占有 ，不顧血本進行揮霍……官僚特權階級不是依靠公理和正義引導社會，而是從指導思想上就明確依仗暴力專政和欺騙與控制信息輿論來維系統治……任命制、等級制、神化黨、權力機關實行壹元化集中掌控，沒有真正有效的監督機制，而新聞信息輿論亦在壹元化管制之下，這壹切使官僚特權階級對權力的追逐絕無正大光明可言，不可避免地充滿陰謀詭計，上行下效，欺騙和殘酷鬥爭，無仁和不義風行於世，且以無神論毀壞宗教信仰，整個社會倫理道德全面淪喪，官是貪官，民多刁民；官僚特權階級在最高統治交接班前後，總會出現政治危機；官僚特權階級對內實行社會法西斯專制奴役和壓榨人民 ，對外則實行社會帝國主義擴張爭霸……"[2] 他還論證："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神論〕和〔暴力迷信〕、被列寧斯大林惡劣發展成〔 專制教條〕〔黨國體制〕〔領袖獨裁〕、被中共更進壹步惡劣變成〔煽仇斗恨〕〔運動群眾〕〔輿論壹律〕〔軍隊匪黨私有化〕……這壹切，是嚴重敗壞人心、污染和扭曲社會、禍國殃民的劇毒之藥。"他深刻論證："中共本質上根本不是什麼"為消滅壹切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為理想和正義奮鬥"的健康力量，而是明知故犯、十分邪惡的製造更為嚴重、更為殘酷、更為黑暗的新的階級壓迫和新的階級剝削的名副其實的〔騙子集團〕和〔匪黨〕！"[3] 因此，"共產專制特權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最虛偽最狡詐的新型超奴役制度！"[4]

　　其次是因為中共專制暴政下，立法嚴重不公，而立法不公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因為水源受污染，必然使整條河流受污染。

　　再次是因為中共獨裁撐控公檢法司軍警特，使得司法獨立及法官獨立審判成為不可能。中共立法時故意將全世界通行的"法官獨立審判權"掉包為"法院獨立審判"，而中共通過審判委員會（成員百分之百系中共黨員）法院黨委及政府特設政法委書記，嚴密撐控法院，因而使得法官根本無法依良知與法律（本身即包括大量惡法）獨立判案。事實上，所有政治案及敏感案件，均是由審判委員會或政法委書記定案，經辦法官僅是按其指示園案而已，也即"審者無判案權，判者未經審案"。

　　再者，中國根本不存在獨立媒體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新聞自由，為了生存所有媒體要麼自宮要麼被閹，使得所有敏感案及政治案全部被強制消音，因而沒有新聞監督社會監督。

　　此外，律師同樣很大程度上被偽司法部和偽律師協會撐控生存權，中共司法體制實質上是個逼良為娼的罪惡體制，事實上眾多中國律師業已被逼淪為司法娼妓，成為唯錢是追喪失律師職業道德倫理的經濟動物，還有不少律師則成為中共專制暴政的幫凶，最典型的即是所謂北京十大優秀律師，現任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若律師堅持真理堅持法治原則辦案十有八九必受中共流氓秋後算賬，輕者停業，失業，如張鑒康，楊再新，唐荊陵，郭燕及筆者；重者勞教判刑，如劉如平，朱宇飈，鄭恩寵，高智晟，陳光誠，郭飛雄；或隨時受中共特務監控騷擾暴打，如張思之，浦志強，李和平，莫少平，騰飈，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冰。。。

　　因為事實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非常普遍，中國極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錯案率最高的國度。2005 年4月13日，因"殺妻"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獄中度過了11年的佘祥林，因 [被殺]的妻子重現，被湖北省京山縣法院當庭宣判無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殺妻案則因真兇落網才倖免於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訊逼供下[承認] 了壹切殺妻與其情人的事實！據中組部知識分子辦公室所編《知識分子手冊》" 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另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85年，全國共約300多萬名幹部曾遭受冤假錯案之苦，數以千萬計的幹部、公民被株連！而依《司法手冊第壹集》文革期間全國被以反革命罪處死者36萬餘人！此外，《瞭望東方周報》報道："最近十年中，全國共發生有據可查的冤案（即改判無罪和直接宣判無罪）多達20萬起……" 。尤值得壹提的是，中國的冤假錯案與刑訊逼供密切相關，而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的冤案壹是數量極少，二則幾乎皆與酷刑無關，而主要是目擊證人誤認或證人作偽證陷害或由於法庭科枝失誤及誤供所致。西方人的[誤供]有不少是出於心理疾病，有些是基於強烈的出名欲望而承認自已從未犯過的罪行導致冤案發生；加拿大有壹起典型案例則是由於低智商（IQ60）之故承認多達18起強姦案而坐冤獄六年，但隨後的DHA測試排除其為犯罪人後，該傻小子竟獲 230萬加元冤獄賠償。

　　鑑於上述原因，中共專制暴政下必然源源不斷地泡製大量冤假錯案。另壹重要原因乃是受害人的正當合法權益受侵害者，得不到及時公正合理賠償也是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的原因。

　　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冤假錯案極少發生，因為其政治體制屬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代議制民主政體，所有政府官員立法代表均系全民定期選舉產生，他們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而必須對選民負責而非對任何政黨負責；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法治的保障，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權力非常有限；獨立自由媒體對政府及其官員和全社會生活的全面隨時跟蹤監督報導；獨立司法體制下法官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有至高無上的真正獨立審判權；律師則完全自治得以全力為當事人辯護；因此在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下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正義、公正貨真價實。即便偶爾發生冤案受害人也能及時獲得豐厚國家賠償。例如加拿大著名冤案賠償甚至令受害人成為富翁：

　　?         David Milgaard因強姦殺人冤案於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後經DNA證據排除，宣布無罪；1999年名叫Larry Fisher的真兇落網，David 獲Saskatchewan政府賠償1000萬加元；?         壹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15起強姦罪，他認罪服刑6年後釋放，隨後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強姦罪再次被捕，他亦認罪，並被媒體戲稱做the Ste-Foy Rapist，但最終經DNA檢測證明其完全無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賠償了24歲的SIMON230萬加元。

　　?         Thomas Sophonow 因殺人冤案於1981年被三次審判並坐牢四年，上訴法院1985年判其無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證據宣告系錯案，2001年獲賠260萬加元；?         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殺人罪被冤判無期，1983年上訴法院改判其無罪，後政府賠償他25萬加元另加每月的養老金。

　　反觀中國著名冤假錯案的賠償情況則令人心酸：

　　?         安微王忠志反革命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絕村書記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關禁閉，理由是其不服從指揮，這壹關便是12 年，隨後被當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後加刑4年。經2000多次申訴於50年後的2007年1月獲平反現索賠86萬元；?         湖北佘祥林因殺妻冤案坐牢11年獲賠46萬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元/天)；無名女屍安葬費1100元，家庭生活困難補助20萬元；?         雲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搶槍殺人冤案被分別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後獲25萬元賠償（每天76元1角）；?         湖南省湘鄉市東郊鄉石江村農民王威發1972年被屈打成招的搶劫、強姦罪冤案30年後得以平反昭雪，僅獲33000元補償（每天3元8角）；?         2001年陝西咸陽發生荒唐的"處女嫖娼案"，法院判決被告涇陽縣公安局事後向慘遭蹂躪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賠償金74．66元！

　　?         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無罪時已坐牢十年，為討賠償上訪二十六年迄今未獲分文賠償壹直在京上訪。前幾年已患直腸癌，開刀手術治療後，癌症已經轉移，由於經濟困難錢，無法再作治療；?         1997年黑龍江宋德文[強姦殺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獲賠；黑龍江哈爾濱鐵路工人史延生因"搶劫殺人"被判死緩，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壹家七口共被羈押5101天，獲賠6000餘元（每天1元2角）！

　　?         2004年11月份，半月談披露了河南三門峽市高鐵鋼"殺人餵狗冤案"，三門峽市湖濱公安分局刑警對高鐵鋼連續逼供16個晝夜，湖濱區檢察院在違法的批捕書上籤上：批准逮捕高鐵鋼證據不足，暫時批捕。局長譚魯生編造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教授認定高鐵鋼有殺人嫌疑的結論。由此，高鐵鋼作為"殺人餵狗"嫌疑犯被無辜關押677天。事後，公安局和檢察院分別按超期羈押日均55.93元賠償標準給高鐵鋼國家賠償，再無下文；?         2005年9月安徽學生張虎張峰焦華王浩等四名學生因殺人冤案受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訊逼供致精神崩潰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日真相大白，協議中不提刑訊逼供每人獲賠6萬元（每天600元）。

　　比較上述加中冤案賠償案可見加拿大的冤案賠償標準是按中產階級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賠償冤案受害者（1034—1800加元/天相當於每天賠償人民幣7238元至12600元）。中國冤案國家賠償之可憐可悲荒唐至極！大量冤民長達數十年甚至終其壹生得不到平反，北京上訪民眾長年累月數十上百萬，其中真能幸運獲得平反者不到1%，即便平反其賠償標準是按城市下層最低收入標準（從分文不賠至每天1元2角，最高者也僅每天600元），不賠精神損害和其他實際損失；且無權無勢越老實者，越得不到分文賠償，由此可見中共特色的所謂社會主義是什麼貨色。因為中共竊國盜政上千萬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國庫（詳見郭國汀《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且在無知缺德乏能的中共專制暴政下每26個國民必須養活壹位如蝗蟲般的中共黨政幹部，加之專制暴政必然時刻人為製造無數冤假錯案。使得國庫根本不堪重負當然無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標準賠償。欲根除冤假錯案，唯有徹底拋棄中共專制暴政，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2008年8月17日

　　第二十壹章：論中共政權新聞控制-

　　提要: 中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新聞自由並嚴厲控制新聞自由，根源在於其取得及維持政權期間始終未獲得中國人民真實意思表示的同意因而不具合法性。

　　壹、引言

　　中共系依賴暴力謊言強奪騙取的政權，執政58年來從未舉行過任何合法的選舉，因而不具合法性，而由於政權取得及維持皆不合法，故其長期蠻橫無理地堅持黨禁報禁，以便推行愚民政策，確保其專制暴政永世長存，維護少數特權犯罪利益集團之壹已私利。因此壹貫公然撒謊成性，在有關媒體新聞方面尤其突出。例如，2003年11月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大言不慚地稱,"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壹[1]！2006年6月1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公然撒謊："中國政府並沒有對（網路）觀點進行控制。壹些人指責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是不符合事實的[2]".2006年2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局副局長劉正榮也信誓旦旦地稱："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任何人僅僅因在互聯網發表言論而被捕".[3]此類經典謊言數不勝數，足以證明中共實質上是個拙劣無恥的政治騙子。實際上，中共專制暴政下 ,個人或公司完全不存在所謂出版自由權,任何出版單位均必須經層層審批,必須獲得出版許可書號，同時還須經嚴格的事先檢查即所謂自律(自閹)，[4] 而中共特別是自胡錦濤專權後對國際互聯網的嚴密控制，實質系中共犯罪利益集團對中華民族的嚴重犯罪！[5],而純屬因在互聯網發表言論被捕被無罪重判的作家,記者,異議人士，本人知道者的達48人[6]，不知名者肯定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本文著重論證中共如何控制新聞媒體，實行愚民政策妄圖達到中共壹黨專制暴政永世長存之罪惡目的。

　　二、中共嚴厲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實際情況中國的“宣傳紀律”歷來是加倍報喜減十倍報憂，對任何災害事故，均嚴格控制對災情事故實際狀況的報導[7]，如規定公開報導的死亡人數不得超過幾人（不管事實上死了多少人），更無恥的是將災情損失匯報演變成中共表彰官員們勤政[8]。報喜數十倍虛報，報憂則數十倍縮水幾成規律。

　　因在互聯網公開發表真實思想評論遇中共政治迫害較著名的有: 鄭貽春、徐偉、楊子立、張宏海、靳海科、羅永忠、杜導斌、清水君。焦國標副教授因2004年5月4日發表《討伐中宣部》[9]壹文被北京大學奉命取消教職[10];《冰點》周刊因2006年1月發表袁偉時教授壹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章, 被"停刊整頓"，李大同主編被撤職。[11]最新的是[12]2007年11月29日，上海市文化執法大隊十餘人私闖《民間》雜誌主編翟明磊家中，非法查抄他家剩餘的《民間》雜誌41本，並強行拆除帶走了他的電腦硬盤。《民間》印刷版於2007年7月6日 被停刊，網絡電子版於8月20日被查封。

　　在冰點案中，全國各媒體均接到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北京市新聞局的通知，"不許刊登任何《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和評論"、"不許參加《冰點》編採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不許炒作"、"要保持距離"等等。《冰點》因刊發《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壹文，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龍應台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妳可能不知道的台灣》。被中宣部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黨".《冰點》刊發胡啟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打電話到報社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2005年11月30日《冰點》刊發記者調查，披露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遭到中宣部問罪，蠻橫地指責這篇報道有嚴重的輿論導向問題。中宣部以其狹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專制蠻橫的工作方法，將本新聞業管製得萬馬齊喑、壹片死氣沉沉。另據焦國標披露:連[公民][民主][自由]諸詞皆被中宣部規定為禁刊詞.而本人的譯著《CIF 和FOB合同》第四版譯後記中被編輯按中宣部的指令強行刪除"自由、民主"四字。

　　中共嚴格審查政治性言論，凡涉及政治性言論的網媒皆被嚴格管制。2006 年2 月北京市新聞主管部門以網站發表言論涉及"政治性質"及資金少於1000萬元為由，下令關閉關註失業工人和弱勢群體的"中國工人網"，"工農兵BBS"，以及宣傳毛思想的"共產黨人網"。2002 年以來，思想的境界、世紀沙龍、中國哲學網、自由中國論壇、孤獨書齋、憲政論衡、愛琴海、凱迪網整頓、天涯網整頓、三聯生活周刊網絡論壇、世紀中國等大批思想網站和論壇被關閉或整頓。[13]致使網站談政治而色變，要麼關閉，要麼被迫轉向情感、娛樂、體育類欄目。以政治性言論活躍而著稱的高校BBS 自2004年10月亦被嚴歷管制。繼北京大學壹塌糊塗BBS 2004 年被關閉，2005年實施的網絡管制措施涉及：高校BBS 內部化；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年審；論壇、信息服務、信息服務場所、管理員等實名化，IP 地址備案監管；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詳化；不能備案者大量關閉。教育部強令所有校園網內的BBS 向校內平台模式轉變，限制校外用戶登錄，並實行實名制。復旦日月光華、西交兵馬俑、上交飲水思源、南大小百合、北大未名、水木清華等BBS ，相繼轉為校內限制，拒絕校外IP 的訪問，拒絕公眾對公共討論的參與。[14]而我原來在中國人大，中南政法大學，廈門大學，北大法律信息網，中國律師網的發言權全部被中共當局強行取消。

　　中國著名知識分子仲維光先生在分析314西藏暴力事件時指出："今日中國沒有任何[實質]變化，是因為中共壟斷了壹切媒體，實際上今天的中共整個的精神思想，所用的方法完全和冷戰時期，五、六十年代壹樣。在中國所有的媒體、宣傳機關、所有的出版物都是中共控制的。[15]

　　奧組委新聞中心主任李湛軍在今年初用壹組數字來糊弄外國人：2007年北京奧組委新聞中心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已達百場，比2006年增加了70場；參會媒體達9682家次，其中境外媒體超過3600家次；共有290家單位的367名新聞發言人參加了發布會。另外，2007年共收到採訪申請740件，安排落實580件，落實率超過78%；安排了3806名境外記者採訪，接待人次是前壹年的8倍多。[16] 試圖證明中國新聞多麼[自由]。

　　然而，2007年1月實施“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規定外國駐華記者在北京奧運期間可在中國境內自由採訪，且範圍不僅僅限於對奧運會，也包括政治、技術、文化和經濟等領域的報導活動。北京駐華外國記者協會8月1日公布的壹項調查報告卻顯示，在受訪的163位駐華記者當中，95％認為中國的報導環境沒有達到國際普遍接受的標準；67％認為中國政府沒有履行給予外國記者更多報導自由的承諾。40％的外國記者反饋表示，從2007年1月以來在報導過程中受到中國政府的某種干預和限制，包括跟蹤監視、恐嚇騷擾、非法拘禁、對記者本人及消息來源的暴力侵犯等。部分外國駐華記者亦認為，在公共場所採訪諸如抗議等敏感事件時還是會遭官方禁止，在深入報導少數民族等敏感問題時，還是會遇到很多來自行政部門。

　　2006年10月，中國資訊產業部宣布即將實行博客實名制，隨後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胡啟恆透露，中國將逐步試行網路實名制。記者無國界《2006年新聞自由度指數報告》中國[榮獲]"互聯網之敵"第三名！中國因其先進的技術手段被列為對互聯網進行檢查最嚴密的國家，而且能夠成功地"既將互聯網作為壹種壓制的工具，又將其作為壹種宣傳手段。" 胡錦濤被"記者無國界"組織評為2007年度"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殺手"。胡錦濤自2002年掌權以來，中國官方針對人權律師及活動人士[16A]、網絡異議人士和獨立新聞工作者掀起壹波波鎮壓，尤其是逮捕判刑外國媒體記者，例如《紐約時報》的趙岩和 《海峽時報》的程翔。

　　2007年1 月，“人權觀察”公布“2006年世界人權報告”指出，中國自胡溫主政後，人權和新聞自由均呈現倒退現象。2007年3月，美國國務院公布“2006年人 權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部分領域的人權狀況逐漸惡化”。2007年6月，“記者無國界”、“國際特赦”、“人權聯盟”、“廢除酷刑基督行動”、“國際人權協會”、“中國團結聯盟”、“人權行動組織”、“支持西藏人民委員會”、“團結對抗死刑”等9個國際人權組織，在巴黎共同發起對北京 提出8點要求的運動，以促進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同年8月6日，記者無國界在北京奧運組委會總部對面舉行記者會，要求釋放近百名中國記者和網上異議人士，並為 此示威抗議。8月7日“保護記者協會”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批評中國政府沒有信守承諾。 據美國自由之家對全球190多個國家新聞自由度的評比，中國大陸是拘禁新聞記者最多的國家，新聞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77名。

　　因此，中國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所謂新聞自由，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政權來源取得與維持均不合法。而為了維持其非法統治地位，中共長期以來壹直實行極為嚴厲的黨禁報禁，旨在推行愚民政策，以便維護其特權犯罪利益集團壹已私利。

　　三、中共控制媒體主要有壟斷所有權、壟斷記者證核發權、虛無憲法、濫定行政規章、濫施刑罰、審批登記制、洗腦與封官、禁載、網評員誤導、網絡封鎖、網警威脅、經濟處罰、預先審讀制、內參制和黑社會暴力等種種手段1壟斷媒體所有權.

　　中國媒體自1949年始全部被強行國有化，由於中共掌控了中國壹切政治經濟社會權力，因而媒體實質上被黨化。雖然近年來對媒體投資者有所鬆動，有少數私人資本介入媒體，實質上仍在中共的嚴密撐控之中。例如：1999年10月21日國家機關事物管理局、 財政部和新聞出版署在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中國經營報》和《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的產權界定的批覆”中規定：中國媒體是國家的特殊行業，不同於壹般的企事業單位，因此不適用“誰投資誰所有”的企業資產認定的原則，壹律視為國有資產。而且，此規定適用於所有中國報紙。

　　在中國，不論誰投資，都必須服從中共的意志，那些私人資本投資的媒體如：《環球企業家》、《港澳經濟》、《新周刊》等民間資本投資的媒體，在中共專制體制下生存環境惡劣。稍有不慎，便會被停業整肅甚至關門停刊，因此，他們要麼同中共的喉舌同流合污，要麼被迫關門，因為中共決不會允許任何不同的聲音存在。結果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中國媒體後成為陪襯。師濤先生在《壹不小心就被搞死》文[17]中對中國新聞媒體生存環境之險惡有極為生動的描述。

　　中國迄今沒有壹家私營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憲法》確立的公民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權形同虛設，而私人設立或經營的互聯網站，隨時會因為言論出格或傳播敏感信息而被關閉，國家及各地新聞出版部門無視《憲法》，更談不上尊重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動輒蠻橫地查封媒體，封殺當局不喜歡的作家、學者和公民發言權， 禁止發表章詒和、李銳、何家棟、戴煌、楊繼繩等著名敏感人物和壹些著名敢言知識分子賀衛方、劉軍寧、劉曉波的文章，處罰敢於直言真相的記者。任何人壹旦在網上公開發表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就會受到監控、關押、拘禁甚至判刑，僅2007年就有數十名網絡作者、記者、自由撰稿人、異議作家和普通市民，分別被公開通報批評、暴力毆打、經濟處罰、警告、罰款、拘留、逮捕和判刑，壹些披露敏感問題的圖書被禁止發行，追求新聞自由的記者、作家成為中共"文字獄"的受害者。此外，還有壹些記者因為發布突發事件新聞、內幕新聞而被誣控為捏造假新聞，被剝奪記者工作權。[18]

　　2壟斷記者證的核發權

　　新聞出版總署壟斷了全中國記者證件的核發，旨在控制時常批評政府揭陰暗面的記者、並防止異議人士獲新聞記者證件。《記者證管理辦法》規定記者必須持有新聞記者證後才有採訪權，同時規定從事記者工作壹年後才能申請領取記者證件，記者證由新聞出版總署獨家統壹印製並核發。依此手段將不少正直誠實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記者清理。我在為鄭恩寵律師辯護過程中結識的六位優秀記者（如陶峰）便被當局清理出局。

　　3中共控制媒體的特徵

　　如今中共控制媒體業已精治化因而更狡猾、更隱蔽。何清蓮女士歸納了六點特點[19]：

　　（1）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

　　（2）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部門雙重領導，宣傳部權力更大於新聞出版署/局。

　　（3）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所有政治思想犯，皆以貪污腐敗等經濟問題的罪名懲治；或直接羅織“危害國家安全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及“顛覆國家政權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罪名懲治。而且發布懲治通知時改由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內容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旨在避免留下證據。

　　（4）在新聞報導上，改以往的沉默，用攪渾水的方式，發布“混合著部份事實真相的謊言”。從而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

　　（5）國安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任意逮捕不聽從中共禁令的政論作者。

　　（6）在嚴厲設定各種禁載規定的同時，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如色情、性、吃喝玩樂、休閒等領域。 誘導網民日益商業化、庸俗化。

　　此外，絕大多數中國媒體互聯網站為了生存自保而被迫自我閹割亦成為中國媒體獨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壹大景觀。

　　4中國憲法形同廢紙

　　《憲法》35條抽象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由中共獨家撐控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及地方性法規的內容均是有關如何控制、管制新聞媒體，亦即是具體否定上述國際法確定的普世公認的自由惡法！媒體往往只有義務而根本沒有權利可言。 在實務中，憲法權利形同虛設，起實際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論自由的各種法律與不斷頒布的“行政法規”與種種“政令” 。 例如有關出版自由：

　　（1）國務院 1987年 《關於嚴厲打擊非法出版活動的通知》規定：壹，除國家批準的出版單位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出版在社會上公開發行的圖書、報刊和音像出版物，違者屬非法出版活動；二，非出版單位編印、翻錄內部使用的資料性圖書、報刊和音像出版物， 必須申辦准印證，方可印製，違者亦視為非法出版活動。

　　（2）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六機關發布的《依法查處非法出版犯罪活動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 凡不是國家批準的出版單位印製的在社會上公開發行的報紙、期刊、圖書、錄音帶、錄像帶等，都屬於非法出版物。".

　　（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1989 年《關於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嚴厲打擊犯罪活動的通知》以及新聞出版署1991年《關於認定、查禁非法 出版物的若干問題的通知》等規範性文件列明了非法出版物的七種主要形式即：① "偽稱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單位，印製的出版物； "②"盜用國家批準的出版單位的名義，印製的出版物； "③"盜印、盜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會上公開發行銷售的出版物； "④"在社會上公開發行的、不署名出版單位或署名非出版單位的出版物； "⑤"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⑥"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單位的成員，擅自重印或以原編輯部名義出版的出版物； "⑦"其它非出版單位印製的供公開發行的出版物。 "（4） 199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堅決取締非法出版活動的通知》第壹條：" 根據國家規定，未經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及電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刷、複製和發行活動。"（5） 1997年制定，2001年修改的《出版管理條例》規定：報紙、期刊及其它各種出版物 應當由國家批準的出版單位出版，否則須承擔法律責任。

　　（6） 1998年12月 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實施了《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將非法出版物犯罪依照刑法第225 條第三項規定以"非法經營罪 "定罪處罰。

　　由上述規定可見，中共惡意非法徹底剝奪了國人的出版自由權。而國務院、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皆非立法機構，它們卻幾近隨心所欲地制定體現中共單方意志的規定，並強行實施。

　　5 通過濫施刑罰，徹底剝奪國民的言論自由權

　　例如《刑法》105條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它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111條規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賣、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者”，構成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這兩條業已成為中共專門用來對敢言知識份子和政治異議人士 實施政治迫害的“專用武器”。前述提及的48名因網絡寫作而被捕被判刑者絕大多數系被以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非法為境外提供提國家秘密罪名被羅織罪名[20]。

　　6. 隨心所欲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  以[掃黃打非]為藉口行封殺政治言論之實中共故意無限期拖延正式新聞立法，而由受其撐控的政府行政部門頒布實質管制出版新聞業的壹系列行政法規：

　　《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新聞出版署發布的《關於認 定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暫行規定》公安部與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關於鑑定淫穢錄 像 帶、淫穢圖片有關問題的通知》《關於嚴厲打擊非法出版物的通知》、《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音像製品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 版管理條例》、《加強對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暫行規定》《中央宣傳部關於期刊對外發行問題的通知》《印刷業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中國科學 院關於科技人員向國外投稿問題的通知》、《中央宣傳部關於防止在文章或學術資料中泄露黨和國家機密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管理對外發表統計數字的通知》、《中央宣傳部關於不得在新聞報導、文學作品中泄露中緬邊境貿易情況的 通知》這些行政法規從表面上看似乎著重社會管理職，其真實目的則旨在政治監控 。在中共專制暴政下，從繁華光怪陸離的大城市，到邊遠的窮鄉僻壤，實質上是中共有意放任引導色情業早已泛濫成災，故掃黃僅是警匪壹家分髒的重金礦，打非（政治封殺）才是中共真正著力點。

　　7 以反動的審批登記製取代國際通用的登記註冊制"凡是任何公民個人及公司均有權行使的，凡是無需政府或任何其他部門許可的，凡是無須事先審查的，凡是允許猛烈嚴厲批評政府及公眾人物的，凡是允許議論任何政治宗教信仰的出版權利皆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反之必然是虛假的出版自由。中共對出版、報紙及網絡的管制表現出明顯的失權恐懼症"。[21]

　　（1）《出版管理條例》第10條明顯違悖與憲法第35條之規定：設立出版單位，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二)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必要的上級主管機關；  (四)有30萬元以上的註冊資本。 此種規定遠比清朝及民國時期的相關規定反動。後者採用報刊出版物登記註冊制，預審和追懲相結合；而中共則開歷史倒車故意採用反動的審批制旨在阻止私營報刊業的誕生。

　　（2）《報紙管理暫行規定》第10條規定："創辦正式報紙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有確定的、能切實擔負領導責任的主辦單位和主管部門。"（2）報紙要由主辦單位經其主管部門同意後提出申請，報國家新聞出版署審批；（3）經批准後辦理註冊登記手續，領取"報刊登記證"方可出版。

　　註冊登記、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制度是中共控制傳媒的重要環節。主管單位必須屬於黨政系統的"黨、政、工、青、婦"組織。依《關於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職責的暫行規定》"主管單位、主辦單位 與出版單位之間必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主辦單位對所辦出版單位的責任之壹是"領導、監督出版單位遵照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以及辦社（報、刊）方針、宗旨、事業範圍，做好出版工作；審核出版單位的重要宣傳報導或選題計劃，審核批准重要稿件 （書稿、評論、報導等）的出版或發表；決定所屬出版單位的出版物發行不發行，對出版單位在出版物內容等方面發生的錯誤和其它重大問題，承擔主要領導責 任"。 此種規定迫使出版單位凡事皆得看主管單位即中共的臉色行事。

　　（3）《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第5條、第7條 對新聞網站的設立條件做了極苛刻的限定：第壹，互聯網登載新聞業務全部需經審批，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全國互聯網站新聞登載業務的管理工作；第二，新聞 網站的設立權僅限於中央和省級以上政府（及省會市）直屬新聞單位經批准設立的網站；第三，綜合性非新聞單位網站經批准可以登載新聞，但僅限於中央及省級以 上直屬新聞單位發布的新聞。非新聞單位的信息服務機構的設立條件要求很高，申請組織為企業法人的，註冊資本不低於1000 萬元人民幣；有10 名以上專職新聞編輯，其中在新聞單位從事新聞工作3 年以上新聞編輯人員不少於5 名；其他互聯網站壹律不得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第四，鏈接境外新聞網站，登載境外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站發布的新聞，必須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審批。通過苛刻的事前審批制，設置荒唐的高額註冊資本金等手段非法剝奪了個人網站從事新聞刊登服務的可能性，其唯壹目的在於新聞封鎖。

　　（4）中國對境外新聞信息和境內突發事件的發布控制更為嚴格。2006 年頒布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新聞信息管理辦法》禁止外國通訊機構向中國本土用戶直接出售新聞信息，而由新華社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新聞信息實行統壹管理；《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新聞媒體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的，處５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的罰款。[22]此種規定目的決非為了新聞自由，而是以經濟處罰手段封殺新聞自由。

　　由於網媒易突破中共對傳統媒體的徹底撐控，中共對國際互聯網的嚴厲控制反映了其極為恐懼新聞自由。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08年1月17日日發布《第2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稱：截止2007年12月31日，網民總人數達2.1億人。寬帶網民數1.63億人，手機網民數5040萬人。2007年12月26日,該項中心公布的《2007年中國博客調查報告》表明,截止2007年11月底,中國博客空間達7282萬個，博客作者人數達4700萬。依據最新統計中國網民已於4月24日躍居世界第壹達2.21億人[23]。

　　自1996 年始，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安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等十四個部門針對網絡管制，居然泡製了五十部相關的法規規章！但中國人大迄今未對互聯網言論專門立法，人大常委於2000 年 頒布之《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主要規定對通過網絡誹謗等犯罪的刑事規範。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之《關於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終端、聲訊台、製作、 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人大常委之《決定》及兩高的《解釋》都是從禁止色情言論、有害言論，及社會 秩序的角度對網絡言論進行管制。國務院制定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對互聯網信息服務及上網場所進行 了相應的規範。信息產業部，單獨或與相關主管部門共同頒布了大量有關互聯網言論的規章。如《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電子公告服 務管理規定》、《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等。除了上述法律法規，行業規定和自律協定等也對互聯網進行控制，如《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互聯網站禁 止傳播淫穢、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規範》等。

　　由此可見，中共對互聯網極度害怕恐懼。中共之所以不遺餘力苛嚴控制國際互聯網，是因為中共早已嚴控全部傳統媒體，而互聯網是唯壹仍有漏洞而無法完全控制的新傳媒。中共為此特設“中央外宣辦網絡宣傳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1月23日舉行第38次集體學習會上，胡錦濤稱：互聯網"關繫到國家文化資訊安全和國家長治久安"。！[24]所謂文化資訊安全是假，中共政權安全才是真的。因為中共長期以來主要依賴暴力為後盾的謊言愚民治國術，因而特別畏懼事實真相。然而大江東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互聯網是打破中共新聞封鎖最有力的壹環，國際互聯網極可能是為中共專制暴政送終起重大作用的傳媒。

　　8  通過抵層級文件、辦法之類的架空憲法明定權利《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網路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製作、複製、發布、傳播九類訊息：

　　壹、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壹的；三、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四、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五、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七、散布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這些禁止性規定概念含糊，表意不清，幾乎每個詞皆可作廣義及狹義解釋，實質上將國民依憲法35條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剝奪得壹干二淨。隨後，國務院新聞辦和信息產業部聯合發布《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與《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其禁止內容與上述規定相同。此外《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規定不准出現"損害國家機關信譽"內容。而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公民批評國家機關不可能不損害國家機關信譽。

　　9 利用經濟處罰迫使威脅媒體自我閹割

　　《禁止媒體擅自發布突發事件報導》所謂突發事件包括工業事故、自然災害、衛生健康或社會安全事件等, 新聞媒體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導虛假情況，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統壹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 傳媒本質上系商業公司，私人民間資本投資參股者不必說，即便中共控制的國有傳媒仍然以贏利為其主經營目標。動輒重罰迫使投資者不得不自我閹割以免蒙受經濟損失甚至破產。直接後果便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媒體皆自我設置了層層[自律]，中國境內幾乎所有網站協議中皆有壹條：不得談論敏感政治問題！

　　10 通過任意頒布各種禁載規定操控新聞媒體

　　何清蓮女士對此作了詳細研究並指出：1990年代以前，禁載規定多以書面形式出現，如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 針的決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新聞報導工作的幾點規定》等。[25]90年代後不用文件形式而是通過電話、小範圍會議等"內部傳達"的形式通知。 旨在避免留下其操控媒體的證據。每周各報都有例行"總編辦公擴大會議"[26]主要是傳達中宣部最新精神，以及各種禁載規定與處理"犯錯誤"媒體與人士的消息。何女士歸納了11個方面"媒體報導原則" ，由此可見中共封殺新聞自由已屆草木皆兵的程度。[27]

　　中共政權與西方奸商合作採用最先進技術手段對互聯網言論進行全面監控，採用以阻止進入技術和過濾技術為主的技術控制體系。壹方面通過在互聯網的國際主出口設定對訪問某些IP 地址的限制，使得網民無法直接登陸這些國外網站獲取信息，發表言論；另壹方面通過在Google 等搜索引擎中設定關鍵詞對言論進行過濾，旨在封閉網絡封殺真實的新聞。

　　中共政權加緊網絡封殺打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中共威脅利誘下，百度網，雅虎網皆為虎作倀,均設置敏感詞過濾，主要包括政治敏感詞，政治人物，異議人士等詞;谷歌網在中國設立的"谷歌"也進行敏感詞過濾，敏感詞包括蟻力神、六四、黨禁、報禁、陳泱潮、陳光誠、高智晟、喬崇懷、劉曉波、醬豬媳、江澤民、江核心、江core、李洪志、法輪、練功、大法、FLG、上訪、泄密、瞞報、1989、美國之音、勞教、民主牆、賣國賊江澤民、毛廁洞、兩個中國、明慧網、信息柏林牆、熱比婭、宋祖英、天怒、天安門錄影帶、王丹、西單民主牆、趙紫陽、壹黨專政、末日看絕 望、平反六四、朱琳、暴政、反共、共黨、僵澤民、江豬媳等五千餘組敏感詞。而且上述網站的海外網也主動挨或被動配合中共對民運人士根據等級不同設置了不同級別封殺率，對中共政權不具有致命威脅者採納放任或捧楊術，反之對中共專制暴政有致命威脅的民運領袖人物則極力封殺[27A]。

　　更為典型的是： 2004 年湖北赤壁市提出"搞垮壹家網吧，挽救壹批孩子"的口號關閉了全市57 家網吧。2006 年山西方山縣以保護未成年人為名，壹夜之間取締全縣所有網吧，成為有網絡而無網吧的縣城， 2006 年深圳警方要求該市300 余家網吧業主在3 個月內全部安裝視頻監控器材，網絡警察壹旦發現有人在網上閱讀或刊登敏感內容，通過IP 地址就可以立即找到他在網吧的即時錄像，掌握他的壹舉壹動。對網吧進行視頻監控的做法正在北京、重慶等大城市推廣。[28]

　　11通過審讀制預先對新聞媒體進行全方位管制

　　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制定了審讀工作的規章，旨在審查報刊是否"貫徹了黨的方針、政策"等。從中央、省（自治區）直至辦有媒體的市縣等各級宣傳部門，都有專職"審讀（審聽、審看）小組"，按級別負責審查其轄區內的媒體。凡是不符合中共定調的新聞皆被封殺。全國此類審讀員至少數十萬，大多是退休媒體編輯記者，貪圖幾個金錢不惜出賣靈魂，實質充任中共的編外警察，成為文字獄打手，助肘為虐.

　　12由宣傳部門確定某壹時期的重點報導內容，對重大事件先"定調子"，統壹報導2006年4月1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關於重申電視國際新聞管理規定的通知》，要求各級電視台播出的國際新聞必須統壹使用由中央電視台、中 國國際廣播電台提供的電視國際新聞，嚴禁擅自使用從境外衛星電視收錄或從其他渠道獲得的國際新聞素材製作、播出廣播電視國際新聞節目和國際時事政治專題節目，不得將境外衛星電視圖像配以新華社文字稿進行播出。 因此，儘管中國號稱有2000多家報紙，9000餘家雜誌周刊，數百家電視台，但其播出的新聞千篇壹律，形同機器復製品。

　　據業內人士揭露，中共對網媒的監控日益精緻化．全國性的大網站由北京市新聞辦公室管理（簡稱北新辦），包括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等網站。各地的新聞網站由各省的新聞辦管理。近期反藏獨及保聖火傳遞的報道，均由中共統壹部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指令到北新辦及全國各省新聞辦，北新辦負責通知全國性的大網站，各省新聞辦知道自己的新聞網站。以往的指令僅要求刪除內容，近年來多了要求發布指定的新聞內容，更詳細到要求發到 指定的位置，甚至要求發在指定的頭條的位置。近期不僅要求 刊發新聞，甚至還要求各網站利用論壇及博客進行全方位的覆蓋，發布"網友"文章。為增加欺騙性，指令甚至具體到要求各網站以自己的名義在指定的 位置發布這些指定的文章[29]。

　　13　通過政治特權的內部參考制非法剝奪國民知情權推行愚民政策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國際新聞，都被中共隨意當作"國家機密"，以"內部文件"的形式按行政級別提供給官員閱讀。"內部參考資料"是指經過嚴格過濾，只能讓黨與政府官員按照級別閱讀的社會新聞[30]。這種極端反動制度剝奪了中國公眾最起碼的知情權，同時使得中國各媒體必然提供虛假信息誤導公眾。

　　14、對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思想控制 對媒體負責人則政治與經濟利益掛鈎通過傳媒的行政級別與傳媒負責人的任命 及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所謂政治教育長期強制洗腦，打壓壹切敢於直言不諱的正直記者，同時予媒體負責人部級、局級、處級、科級等政治經濟待遇利誘，造成眾多新聞從業人員良知喪失，職業道德整體嚴重下降的惡果。

　　15  五萬名網上警察政治監控,無數網絡評論員誤導網上輿論2004 年底，中紀委監察部培訓了全國首批全球獨壹無二的127 名[網絡評論員]，專門組建了網絡宣傳工作領導小組(反腐倡廉網絡宣傳工作領導小組)，與中宣部，中央外宣辦，及人民網，新華網組成了網絡宣傳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統壹管制和調控網絡新聞和言論，採用網絡評論員監督網絡言論。此後全國各地大量招聘網評員,具體人數按最保守估計至少數十萬人.中共就是如此濫用民膏民脂,專干此種堵口塞耳使國人皆變成睜眼瞎的無知愚民的工作.近期在海內外發生的由眾多無知愚民甚至海外大批留學生為主體的所謂[反藏獨保奧運聖火現代義和團運動],便是這些網評員的工作成效之壹.中共此舉純屬對中華民族赤裸裸的犯罪行為!

　　16  利用、縱容、放任黑社會用恐怖暴力手段對付威脅記者作家依著名記者昝愛宗披露[31]僅2007年，至少有香港、德國、美國、法國多名記者在中國採訪群體性事件遭到警察的盤查。輿論監督的報道被綁手綁腳，中央電視台記者亦然，異地 監督僅是在局部小範圍內進行，如《南方都市報》對廈門PX化工項目、山西黑磚窯、陝西華南虎政府不誠信等外地突發事件進行大幅報道，卻對本省發生的番禺太石村維權、東洲村民對當地建設電廠的抗議群體性事件、被指控非法出版的異議人士楊茂東（郭飛雄）的冤案等卻禁止報道。據國際人權組織"無國界記者"統計， 中國現有三十多名記者、新聞撰稿人被關押，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32]。眾多記者採訪中被打、被枉法拘禁判刑。[33]大量網民因捍衛網絡言論自由權被任意拘禁判刑。

　　據業內人士稱：2007年以來中共當局對媒體的管制明顯加強，業內被整肅的個案不斷，中宣部指令的頻率比以前更高："在宣傳上說我們現在新聞自由了，國外記者可以來採訪，可以召開新聞招待會，看起來自由度大了，實際上控制更嚴，在較大的活動之前，媒體這種收縮是肯定的。很多敏感的東西不讓說，近期較敏感的有上訪、民辦教師、退伍軍人等問題。 中宣部幾乎每周都有通知，像雪災，不許說雪災不好，根本不讓反映真實的情況。 "四、結論

　　綜上所述，在中共壹黨專制獨裁的條件下，中國根本沒有也決不可能有新聞自由存在的餘地。中共極度害怕新聞自由，近年來尤其恐懼國際互聯網。中共政權實質上是壹個極權專制暴政，本文以詳實的證據從新聞自由角度再度論證了這壹結論。

　　中共通過前述15種方式全方位立體式從壟斷媒體所有權、壟斷記者證核發權、虛無憲法、濫定行政規章、濫施刑罰、審批登記制、預先審讀制、網評員制、洗腦與封官、禁載、網絡封鎖、網警監控、經濟處罰、內參制和黑社會暴力等種種手段從政治、經濟、行政與刑罰各方面不遺餘力地全面封鎖新聞信息，進而使得中國2000多份報紙，9000餘份周刊月刊，數百家廣播電視所發布的新聞皆千篇壹律，且大多是經嚴格過慮摻假跨大或縮小失真的片面甚至假新聞。因而實質上58年來中國人民壹直處於被欺騙愚民宣傳受矇騙愚弄的可悲可憐境地。

　　中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新聞自由並嚴厲控制新聞自由，根源在於其取得及維持政權期間始終未獲得中國人民真實意思表示的同意因而不具合法性，同時由於其對中國人民犯下了謦竹難書,罪不容赦的滔天罪孽，因而害怕失去統治權力。經過58年殘暴無能的極權專制獨裁統治，通過壹系列群眾性政治運動，既嚴重破壞了中國自然生態環境，又幾乎毀滅性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造成全國各族人民在既無外侵又無內亂也沒有天災的和平時期近八千萬人被以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壞分子等名義屠殺或活活死的慘絕人寰空前絕後的大悲劇，全民族整體道德水準急劇下降至歷史最低點，因而中共當局隨時處於擔心喪失政權被清算的極度恐懼之中。因為壹旦真相被徹底披露，中共專制暴政必將被中國人民徹底拋棄，且中共當權犯罪利益集團必定難逃未來中國正義法庭審判的命運。

　　通過本文列舉的大量事實證據充分證明：中共官員有關新聞自由方面的說法全系謊言，也印證了眾多國際人權機構評定的胡錦濤是[國際互聯網之敵]，中共政權是[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殺手]，及中國新聞自由排行世界倒數第177名等皆貨真價實。筆者認為只要中共專制暴政存在壹日，中國即不可能有所謂新聞自由。

　　2008年4月19日法國巴黎2008年《巴黎中國新聞媒體控制國際研討會》演講稿。附註請查閱博訊郭國汀律師專欄，此外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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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詹新惠"柳斌杰中國是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國家之壹"，人民網 2003-11-3[2]"外交部發言人駁斥所謂中國控制互聯網說法"，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 中國新聞網[3]劉正榮,"中國沒有任何人僅僅因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而被捕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2/15/content_4182750.htm,新華網.

　　[4]例如: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主辦的 《中國律師網》公然規定 :"不得談論任何政治敏感問題!"《自由中國論壇網 》規定:"禁止涉及法輪功 ,三退及活割話題!"大陸中國幾乎所有的網站均有相類的自我閹割規定 .

　　[5] 以前，任何人均可能在任何中國大學網站公開發表任何言論，儘管政治言論很快即會被刪除； 但自2004年10月以後，禁止任何校外人士在校內網站發言。

　　[6]郭國汀，"中國爭人權言論表達自由權的先驅者與英雄名錄"《博訊》，2008年4月。

　　自2003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將壹大批正直誠實優秀的青年因在互聯網發表文章以顛覆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判刑。他們是楊天水（1990年10年加2006年12年）、許萬平（1989年8年1998年3年加2006年12年）、張林（13年）、黃金秋（清水君12年）、師濤（10年）、王小寧（10年）、任志遠（10年）努爾莫哈提?亞辛（10年）、任自元（10年）、徐偉（10年）、靳海科（10年）、何德普（8年）、楊子立（8年）、張宏海（8年）、李國濤（7年）、鄭貽春（7年）、陶海東（7年）、張建紅（力虹6年）、趙常青（5年）、陳光誠（4年）、姜力鈞（4年）、郭起真（4年）、鄭恩寵（3年）、高智晟（3年緩5年）、羅永忠（3年）、桑堅成（3年）、羅長福（3年）、杜導斌（3年緩4年）、嚴正學（3年）李長青(3年)、張汝泉（3年）、池建偉（3年）歐陽懿（2年）、盧雪松(2年勞教)、李元龍（2年）、李建平（2年）、郭飛雄(5年)、陳慶樹(4年)、易曉斌(2年)、陽小青、趙岩、程翔、譚凱（1年另6個月）、王德邦、楊春林、胡佳（3年半）章建宏、孫林、何方。以上作家記者或政治異議人士皆因網絡寫作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起訴及判刑。另據《2007年中國法律年鑑》2006年，中國總共有604人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警方和國家安全部門拘捕外界知者不到5%。

　　[7] 例如：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發生煤層大爆炸，造成682人死亡。這壹在中外採煤史上史無前例的慘劇過了將近40年才被披露；1975年河南省發生造成8.5萬人死亡的堤壩 崩潰事故直到1988年才在壹本談到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災害性事故的書中提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萬人死亡，直到本世紀初才披露真相；上世紀 九十年代肆虐於河南的艾滋病疫情2001年8月23日衛生部才予以公布。

　　[8]何清漣 ，"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 中國人權研究報告"<博訊> 2004年月日[9]何清蓮女士在她的研究報告指出:溫家寶當然知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偉大"功能，知道這個部的職能就是監控、引導全國輿論導向，日常工作"除了整人還是整人"（前中宣 部長陸定壹語）；作為政治局常委，他更清楚中國花費巨資建立金盾工程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壹切現代科技，包括網路、聲控、攝像等壹切手段將中國人管制起來―― 當然，如今這年代要想管制思想已經不太可能，但管制發表思想的渠道卻正是中國政府竭盡全力在做的事情。[9]他已經將新極權政治下的"扮傻遊戲"玩得爐火純青，將"透明的謊言" 撒得聲情並茂。多少年來，中國官場就已經習慣了在公開場合說謊話，官員們知道自己說謊，但卻非常認真投入地將撒謊遊戲進行到底；聽眾們也知道官員在說謊， 卻必須十二分認真地傾聽並給予掌聲，表示被領導的真誠、廉政、愛民親民之情深深感動；而媒體更是必須配合宣傳的需要，給予大量版面予以報道。

　　2002年1月，中宣部在全國宣傳工作會後，通報批評中國傳媒"存在10大問題"。從中可看出中共新聞控制已屆登峰造級之地步：

　　（1）把關不嚴。有些報導出現嚴重錯誤，例如有報紙鼓動起訴黨委。（2）公開報導內部消息，引起社會混亂。例如去年公務員加薪 30％、中央領導有關國有股減持的內部講話等。（3）對重大突發事件任意炒作。（4）公開報導重大疫情，影響社會穩定，例如愛滋病的報導等。（5）民族宗 教問題報導不當，傷害民族感情（主要指西藏與新疆兩個"獨立運動"頻發的自治區。（6）追求獵奇，刊登不實新聞，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對災情有誇大之 處。（7）刊登格調低下、庸俗的文章。（8）泄密。（9）隨意從互聯網上下載新聞刊登。（10）推崇宣揚西方的新聞觀、價值觀。 出處同注7.

　　[10][敢言北大學者焦國標"被解職"] BBC CHINESE NEWS NET 2005年3月30日[11]鑑於中宣部對《冰點》的批評指摘從來就沒有斷過，又見到中宣部閱評小組對《冰點》刊發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蠻橫指摘。

　　[12]郭國汀，"論出版自由——聲援支持《民間》及主編翟明磊"，《自由聖火》，2007年12月2日[13]賈西津. 互聯網管理之路[EB/OL]. [2006-12-27].http://www.blogcn.com/u2/4/1/muguiren/index.html.

　　[14]鄒東升，車邱彥，"言論自由互聯網輿論管制政策與網絡治道變革"（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Mar. 2007, Volume 4, No.3 (Serial No.28)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 USA[15]專訪仲維光從西藏事件看當代中國的極權統治, 大紀元新聞網, 2008年4月12日。

　　[16]"流言稱中國政府新聞管制 中國外交部反擊，"http://2008.qq.com ，《環球》雜誌 ，2008年2月27日。

　　[16A] 至少有15位中國人權律師及人權活動家因為法輪功作無罪辯護或為政治敏感案件辯護而受到中共當局的政治迫害，被捕被判刑被驅逐出境被暴打或被原所在律師事務所強行解聘而失業。他們是鄭恩寵、郭國汀、高智晟、郭飛雄、劉如平、朱宇飈、張鑒康、陳光誠、楊在新、李和平、李方平、騰彪、唐荊凌、郭燕、胡佳。

　　[17] 師濤，"壹不小心就被搞死"，《民主論壇》2003年4月5日。透露：《銀潮》雜誌2001年第5期刊載《徐景賢刑滿釋放後開口說話》壹文，因"存在重大選題沒有報批的問題，嚴重違反有關管理規定"。此外，"該刊去年（2000年）和今年（2001年）以來刊載的部份文章、圖片有為數不少涉及黨和國家前任和現任主要領導人，而且其中有明顯失實的內容"，"該刊去年還刊載了篇幅較多的社會紀實類文章，其中壹些文章社會效果不好"。鑑於該雜誌存在的上述問題，江蘇省新聞出版局已決定對《銀潮》雜誌作出停刊整頓的處理。

　　[18]昝愛宗,<2007年中國新聞出版言論不自由之典型案例實錄> ,民主中國  2008-1-4 11:51:47[19] 何清蓮，"中國政府如何控制新聞"。

　　[20] 部分新聞記者作家被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泄露國家秘密罪或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名判刑的案例：

　　1、山東高唐縣三政府工作人員在網上六字留言遭逮捕。2006年12月20日，高唐縣民政局地名辦主任董偉上網看到"百度貼吧"稱高唐進入全省六強，成為經濟領頭羊".董偉知道虛假故留言"孫爛魚更黑啊"，指責縣委書記孫蘭雨。12月31日，董偉因涉嫌"侮辱"、"誹謗"縣委書記孫蘭雨，被警察從縣民政局辦公室拘捕，該縣醫院醫師王子峰和縣壹中體育教師扈東臣同時被拘。

　　2、2007年8月24日杭州作家呂耿松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隨後被判刑四年。

　　2、獨立中文筆會作家王德佳筆名為"荊楚"，因撰寫文章批評北京奧運被以煽動顛國家政權罪名遭捕，後在巨大的海內外壓力呼籲下取保侯審壹年。

　　3、異議作家、獨立出版人、人權活動家楊茂東（郭飛 雄），假"非法經營罪"2007年11月14日被判五年徒刑。他在關押期間受到極為嚴重殘暴的酷刑。包括拷打、不讓睡覺、捆吊、用電棍電擊生殖器等。

　　4、陳樹慶，異議作家、中國民主黨浙江黨部負責人，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7年8月14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壹年。

　　5、黑龍江失地民代表楊春林因提出"要人權，不要奧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五年刑。

　　6、北京異議人士、作家胡佳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三年半徒刑。

　　7、異議作家、畫家和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嚴正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三年刑。

　　8自由撰稿人、劇作家、詩人和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張建紅（力虹），因在海外網站上發表政論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7年3月19日判六年徒刑。他患有肌肉萎縮症，由於缺乏醫療而惡化。但中共當局仍毫無人道地拒絕了其保外就醫的申請。

　　9、網絡作家、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壹朱虞夫，曾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服刑七年，獲釋後於2007年4月18日再次以襲警為由被捕，同年7月10日以"妨害公務罪"被判二年徒刑。

　　10、廣 州《南方都市報》前副總編輯兼總經理喻華峰，因該報長期真實新聞報導被政治迫害以行賄財務違法等罪名，壹審判十二年徒刑，二審改判八年。

　　11、《當代商報》前記者兼副總編師濤因電郵壹份涉及天安門慘案及法輪功問題的口頭傳達文件，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判10年刑。

　　12、《福州日報》採訪部副主任李長青因發表批評中共當局的評論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刑二年。

　　13、新加坡《海峽時報》前駐香港記者程翔被以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名判刑五年。

　　14、前《中國改革》雜誌記者、《紐約時報》研究員趙岩因透露江澤民將退位信息被以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判五年刑。

　　15、貴州《畢節日報》前記者李元龍因發表數篇諷刺中共的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刑二年。

　　[21] 郭國汀，“論出版自由——聲援支持翟明磊記者”，《自由聖火》，2007年6月。

　　[22]鄒東升，車邱彥，"言論自由互聯網輿論管制政策與網絡治道變革"（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23] [23]China reports it's tied US for most Internet users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New York Time, April 24, 2008[24]李怡，"中共新設壹個網絡宣傳局"《博訊》2007年1月30日 轉載[25]這些禁載規定十分具體。如《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請的選題的通知》規定，"涉及國民黨上層人物的"、"涉及黨史陳獨秀、王明、張國燾壹類人物的"選題需報上級有關單位審批。《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規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辭典工具書"，以及"著作"、"回憶錄"、"傳記"、"紀實文學作品"等，"原則上不要再安排"出版。這些規定是為了防止共產黨醜惡歷史的內容披 露於世。此類規定還有《關於涉及蘇聯、東歐國家的圖書的出版加強管理的通知》，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為 了防止東歐民主化的消息傳入中國，需要嚴格控制這些國家的書籍在中國翻譯出版而作的規定；還有《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中央宣傳部關於編輯出版回憶地下鬥爭讀物應當注意問題的通知》等，中宣部隨心所欲髮禁令干涉新聞媒體自由報導新聞。

　　[26] 師濤便是因為在此種[總編辦公擴大會議]上聽取傳達中共中央辦公廳有關六四學生領袖闖關，法輪功及群體事件的口頭傳達後將摘要電郵給《民主論壇》而被中共羅織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無罪重判10年徒刑。

　　[27] 同注7 （1）禁止新聞從業人員給海外（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在內）寫稿，尤其是新聞稿；壹旦發現，嚴肅處理，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2）不要組織跨區域的研討活動，不要讓壹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異地發表意見，給他們提供舞台和機會。（3）對 腐敗案件的報導不要集中於壹個時期，以免讓群眾產生"共產黨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的錯覺；在報導貪污腐敗案件時要將重點集中於黨與政府痛下決心懲治腐 敗，而不是貪污腐敗有多嚴重。（4）公安局抓捕壞人的報導多報，殺人的報導少報；案例不要報細節，不要讓人借案例攻擊黨與政府；尤其是有關金融犯罪案件， 細節不能報導，以免讓其他罪犯從中學習作案經驗。（5）天災人禍的報導必須受到嚴格監督，避免加劇公眾怨恨；在不能避免（即指無法隱瞞）的情況下進行報導 時要統壹口徑，著重報導政府組織救災活動，以及在救災活動中湧現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災情，不能出現具體數字，所有有關數字必須經宣傳部門審查後方予公 布。（6）壹些敏感時期如每年的"六四"前半個月，不能出現有關政治、經濟包括社會新聞方面的負面報導；1999年以後，在李洪志生日的5月21日要避免 在媒體廣告中出現"祝賀生日"等字句，內容要嚴格審查。（7）不要過多宣傳福利彩票壹夜暴富；對高收入階層的奢侈消費，不要過度渲染；儘量不要報導貧富差 距這類敏感問題；對下崗工人的生活狀況要從黨與政府對他們的關心出發進行報導，而不要單純渲染下崗工人的窮困。（8）出版社在出古籍等歷史題材書籍時，要 注意書中不要出現影射現實的傾向。（9）出版社及報社在出版或刊登有關歷史書籍或文章時，要注意有些人為自己翻案；有關中央領導人的傳記與回憶錄，需要報 中央辦公廳黨史辦審批。（10）出版少數民族的書籍要謹慎。（11）對有關社會經濟的重大題材的報導，需要事先報新聞主管部門有關部門審批；不得發表對中央經濟政策進行負面評論的任何文章。

　　[27A]對中國民運先驅者代表人物陳泱潮先生長期克意封殺冷凍。谷歌網陳先生信息正常情況下有120000個，最高時達230000個，而低時僅23000；然而雅虎網海外網則長期僅有93至103個信息。明顯可見陳先生是中共重點封殺對象。

　　[28]鄒東升，車邱彥，"言論自由互聯網輿論管制政策與網絡治道變革"（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Mar. 2007, Volume 4, No.3 (Serial No.28)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ISSN1548-6591, USA[29]"大陸網絡宣傳的真相"(博訊)2008年4月10日[30] 同注7。 中共人為地將大量社會新聞隨心所欲地定為國家秘密旨在嚴格新聞封殺．因此正式報導的新聞幾乎全部是不實或片面或跨大或縮小的虛假新聞．而中共官員則按等級森嚴的行政級別分級獨家撐控真實信，客觀上使得為官極為容易，根本無需1.《國內動態清樣》（新華社編）：登載國內突發重大事件和黨內高層重要建議，俗稱"大參考"。這種文件有定期回收制度，遺失者需要承擔政治責任。 2.《內部參考》（新華社編）：刊登國內大事和重要言論。 3.《內參選編》（新華社編）：確實無秘密 可言，故此允許副處級幹部（含此級別）以上私人訂閱，而且不再需要定期回收。  4《國內動 態清樣》上當天就得發上壹篇內容詳細的專稿，詳盡報導事件的全部情況，鬧事者的"反動言論"和"無理要求"，地方當局的應對措施等等。《內部參考》則會在 壹周內，比較詳細地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起始原因。《內參選編》則可能會在第二周簡單地介紹壹下事件的經過，在披露真實原因方面不會象前兩者那樣直白，尤 其是牽涉到政治方面更是如此。5《內部參閱》（人民日報總編室編）：《內部參閱》屬於秘密級，並不刊發新聞性稿件，主要刊發政策性建議的"理論"文章與壹些調查報告。

　　[31]昝愛宗，"2007年中國新聞出版言論不自由之典型案例實錄"， 《民主中國》  2008-1-4：如廣東汕尾的東洲村當地漁民 阻止電廠施工現場，禁止外國記者採訪；河北定州油坊村村民因失地引發抗爭，當地政府嚴密防範境外記者採訪，並密切監視記者，壹旦發現就將該記者驅逐出本 地。1、2007年7、8月間浙江杭州市吳山景區大井巷歷史街區私房業主不願意搬遷，壹名德國自由撰稿人自願陪同房主壹同居住，守衛私房，表達無聲的抗 議，引起了當地警察和政府人員的密切監控，進行盤問，要其出示護照和證件，最後警察要求這名德國人離開這個地方。2、2007年12 月5日山西洪洞縣發生壹起導致105名礦工死難的礦井爆炸事件，香港鳳凰電視台女記者雷宇前往採訪礦工家屬及醫院裡的受傷礦工，受到當地警察的粗暴對待。3、南京的孫林（孑木）以博訊新聞網、博訊電視台中國記者身份在南京及浙江等地進行採訪，遭到 當地警察的嚴密監視，隨後被警方羅織涉嫌非法持有槍支罪和擾亂秩序罪而被刑事拘留和逮捕，迄今仍被關押侯審。其妻何方也被構陷"非法持有爆裂物"而遭到關押。孫林何方夫妻倆本系中共軍中高乾子女。

　　[32]知名在獄作家有:陳樹慶，程翔，郭起真，達瓦堅贊，江白加措， 哈達，何德普，胡石根，黃金秋（清水君），卡拉什?侯塞因，靳海科，孔佑平，卓瑪嘉，李長青，李志， 呂耿松，陸建華，盧正奇，寧先華，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喬崇懷，師濤，陶海東，拖乎提?吐尼雅孜（穆查特），王小寧， 吳義龍，徐偉，徐澤榮，嚴正學，楊茂東（郭飛雄），楊同彥（楊天水），楊子立，努爾莫哈提?亞辛，喻華峰，袁湫雁， 張宏海，張建紅（力虹），張林，鄭貽春，朱虞夫。

　　[33]  依昝愛宗先生不完全歸納僅2007年中國記者被打的案例有：來源同注281 、  2007年1月9日，中國日報記者攝影記者高先生拍攝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遭保安圍毆，遭4名保安拳打腳踢，身體 多處受傷，照相器材嚴重受損。

　　2、2007年1月10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因為2005年5月18日該報刊發《壹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被 告上北京東城區法院。此前，他在多起採訪中被遼寧阜新地方勢力組織人員在法院謾罵、圍攻，有六七十人迅速向他圍堵過來，幾個壯漢叫囂著："打他，打他！"3、2007年1月10日，《中國貿易報》駐山西聘用記者蘭成長、常漢文雇壹轎車，前往山西大同市渾源縣大仁莊鄉西王鋪村北壹無證煤礦採訪，因不能出示蓋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徽公章的新聞記者證，而被非法礦主侯振潤疑為圖謀敲詐5000元人民幣的假記者，遂率領多名打手將蘭成長暴力毆打至死。

　　4、2007年1月13日，《南方日報》記者梁文祥在自家小區門前遭兩男子襲擊，肋骨骨折、大腦積血。由於隨身 攜帶的價值數萬元的攝影器材並沒有被劫，梁懷疑打人者是為了報復。2006年10月7日南方日報記者梁文祥和南方都市報記者在採訪廣州增城市新塘鎮西洲乙炔氣廠爆炸事件過程中被打，壹名行兇者當著警察的面，奪走南方都市報攝影記者手中的相機，將之砸落在地。

　　5、2007年2月7日，廣西電視台記者在玉林市採訪壹起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時，遭遇暴力阻撓，其中兩名記者被打。

　　6、2007年4月6日，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3名記者前往河北省昌黎縣朱各莊鎮拍攝違規並污染的小鐵廠並採訪，遭20餘人圍毆，壹名女記者被揪著頭髮拖下車後，暴徒數次試圖把她往深達10多米的河裡扔。

　　7、2007年8月，原《甘肅青年報》女記者何紅，"蘭州女記者向黑社會下跪"真相被披露。

　　8、2007年8月13日，湖南湘西自治州鳳凰縣壹在建並即將竣工的大橋在拆除腳手架時倒塌，死亡64人，更惡劣的是事故發生後，鳳凰縣政府各部門數百人被抽調出來嚴防死守不許記者報道， 塌橋現場、醫院、停屍場地、"813"事故指揮部等地，均有警察和宣傳部專職人員把守。又"按湖南有關部門規定"禁止報道。當地無壹媒體參與報道。而中央級及省外媒體記者採訪則受到阻擾。有五名記者在現場外採訪遇難者家屬楊菊葉時，遭到當地政府幹部群毆。其中包括《人民日報》王偉健、《中國青年報》洪克非、《南方都市報》龍志（以上三人被打傷），以及《經濟觀察報》 記者魏黎明及新華社記者。事後湘西宣傳官員宣稱其他媒體來採訪屬於"違規"，聲稱"非法採訪人身安全不受保護"，記者人身權和採訪權受到嚴重侵害。2007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稱記者被打事件是"比湘西塌橋更邪的醜聞"，其新浪博客上被系統管理員刪除，其背後有可能來自中宣部的統壹指令。

　　9、2007年11月5日，長沙電視台記者趙勇輝在常德暗訪傳銷過程中，在常德市武陵區政府大門前，遭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護城派出所聯防隊員圍毆和用電棍電擊。

　　10、山東《法制早報》記者齊崇淮，2007年8月2日被以"涉嫌敲詐勒索罪"批捕超期壹個月拘禁。齊以報導山東省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為弱勢群體主持公道而知名。2007年6月25日深夜，山東騰州警方破門而入將他帶走。關押期間被警方暴力毆打。齊妻焦霞透露，齊因揭露腐敗還因營救另壹揭黑記者馬世平的仗義行為，引起網友對騰州市政府的腐敗聲討使官員恨之入骨。齊案驚動了省公安廳及省委宣傳部。相關領導決意要使齊崇淮身敗名裂。馬世平將滕州市政府拖入網絡世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曝光了該市豪華政府大樓的照片。曝光政府豪華大樓被抓，引起10萬網友強烈關注和憤慨。6月16日，馬即被騰州刑警壹中隊以"招搖撞騙"刑事拘留。齊崇淮被捕前表示，馬世平敢於揭腐令當地官員頭痛。山東警方在6月25日深夜同時抓捕賀彥傑特約記者。

　　11、湖南《瀟湘晨報》記者真實報道漲價新聞而被權力迫害，報社解聘記者肖世峰。2007年7月30日，該報刊登記者肖世峰的獨家報道《豆腐香乾擬8月起漲價》，被國家發改委認定為"不實報道"，事實上，新華社新聞才是假新聞。

　　12、2007年7月9日，北京電視台"透明度"曝光欄目播出訾北佳記者采寫的"紙做的包子 "。據稱有人用紙皮軟化混雜死豬肉，造成肉包子牟取暴利，世界各地傳媒爭相轉載。事後北京市政府指有人製造假新聞，結果記者被拘捕。最後懲處壹批記者，包括北京電視台副總編輯張松華被解聘，多人被處分。訾北佳被以損害商品信譽罪而被判刑1年。

　　13、2007年5月，特約記者、中國輿論監督網主持人李新德被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強迫《工商導報》註銷其特約記者證。李 2003年10月創辦中國輿論監督網，2004年首發"下跪副市長醜行錄"壹文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民間反腐網站46天 扳倒下跪副市長》（城市快報）、《他們最害怕光》（中國青年報）、《中國網絡自由飛翔的雄鷹》（路透社）、《互聯網改變中國政治版圖》（紐約時報）。他還參與報道了遼寧阜新"退休高官"王亞忱、河北國投公司董事長梁雲才雙規致死案、天津塘沽區政府"腐敗樓"事件、"兩頭通吃"的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湖南省）、《強姦女雇員報復男下屬——江蘇省外辦主任受黨紀處分壹案再起波瀾》等。他參與報道的文章還有《遼寧省紀委書記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中國最牛的社長和他神秘的愛人》、"江西高院副院長郭兵"濫用職權系列報道等。李公開抨擊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壟斷記者證，認為由於壟斷核發全國新聞記者證權限導致黑市，尤其是壹些法制報社的記者證，由過去5萬漲成30萬元。

　　14、2007年7月，中國經濟時報刊登記者龐皎明采寫的調查報道《武廣鐵路假粉煤灰舉報人被懸紅300萬買命》、《中國首條客運高速鐵路被曝使用"假粉煤灰"》，揭露湖南廣州"武廣高速鐵路"工程施工弄虛作假，偷工減料，使用假煤粉灰。7月 26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在網站上披露，7月22日晚21時許龐皎明遭遇死亡威脅。鐵道部認為該報道為虛假新聞，要求不能再報，並通報中宣部。後該報繼續發表跟蹤報道，鐵道部和中宣部聯合向中國經濟時報施壓。該報社領導層決定領導"自保"（中宣部規定，出現假新聞要追究新聞單位領導責任）並按照中宣部的要求，認定龐所報道為假新聞，認為龐以"人權衛士"自居，解除聘用關係，並決定"新聞單位不得錄用其人".此前，龐還在中國經濟時報做了關於廈門"PX項目"的深度報道，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2007年3月到4月，王克勤與龐皎明壹起到山西進行煤礦非法用工真相的調查。

　　15、因 採訪重慶最牛釘子戶維權事件而聞名的大陸博客作者周曙光，2007年11月29日從湖南乘火車趕赴沉陽，尋訪蟻力神養殖戶。12月3日在採訪養殖戶時，被遼陽市國保警察強行傳喚24小時，並沒收他隨身的1200 元錢，由兩名警察搭飛機將他押回湖南。

　　16、2008 1月7日，湖北省天門市竟陵辦事處灣壩村部分村民因垃圾堆放場租賃費用問題，與環境衛生管理局發生糾紛。四十餘名城管人員趕到現場強行驅散村民，引發衝突。天門市水利建築工程公司經理魏文華開車路經事發地點，下車對現場進行手機拍攝。市城 管局紀委書記發現後令下屬強行收繳其手機刪除照片。被團團圍住的掙脫逃跑後，幾十名城管人員對魏文華圍堵毆打致他昏迷倒地在送醫院搶救途中死亡第二十二章：論中共極權暴政摧殘教育的深重罪孽今天我想談有關教育的問題--中共專制暴政推行黨化奴化教育的深重罪孽。中共在教育領域推行的黨化和奴化教育是中共罪惡的重中之重。教育是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與未來最重大的事，國內發展，國際競爭，歸根結底就是人才的競爭。而唯有教育公民化，或者公民教育、自由教育、國民教育，才有可能培養出有知識、有文化、有教養的真正的紳士、專家、學者，以及合格的公民。所以中國教育必須立即廢止黨化、奴化教育，中華民族才有可能復興，因此，共產黨必須退出壹切教育機構。

　　現在雖然已經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各種信息鋪天蓋地，但是，由於中共把持了所有教育系統，它毒化中華民族兒童、青少年心靈的速度，要遠遠大於公民教育的正面影響，今天我想從八個方面來論證這個問題。

　　首先，對每個中國人關係最密切的，就是教育經費的問題。我舉壹些數據來證明，中共專制暴政是壹個極端自私自利，又極度無知的暴政。比如：江澤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宣稱：“西方實行普選制度，中國十壹億人口中有二億文盲，實行普選在中國不合適”。

　　那麼我們要問，中共掌權六十年它幹了些什麼事？中共盜國竊政六十年來，它對國民教育到底幹了哪些事？中國人為什麼還有二億文盲？這個問題我們從教育經費這個問題來分析，就能得出結論。1949年以來，中共政權對教育的投資，長期故意使之處於全世界最低水準，我這麼講是有根據的。

　　從1952年到1980年，中國曆年浪費的基建投資總額高達6千億元。姑且不論中共暴政在大躍進期間浪費的上萬億人民幣，那時的人民幣壹塊錢等於現在1百、甚至幾百塊錢。而52年到80年長達三十年，中共投資教育的總金額，只有1千億元，年平均僅34億元。而教育經費占世界各國財政的比例支出，我們舉幾個例子對比壹下，我們就知道中共暴政是個什麼玩藝。

　　印度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20.8%，日本高達22.3%，世界壹般平均水平在15%～20%之間 ，而中國只有4%！全世界倒數第壹，這個數據是1970年代的。1976年中國人均教育經費在全世界151個國家（有資料報給聯合國的151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中國是第149位，倒數第三名。中國現在是多少呢？中國的教育投資比例迄今仍未達到世界教科文組織最低要求的6%，只有3.5%！換句話說，2010年仍然是這麼低的水平。

　　前面我們簡單介紹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基本概況。我們再來看壹看1980年代到現在，中共對教育是怎麼投資的。1984年我在吉林大學時，曾經讀過壹本《國際經濟導論》，其中談到中國的教育經費，1983年占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比例僅是3%；1993年國務院頒布了壹個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其中規定，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到二十世紀要達到4%（亦即仍低於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最低要求的6%）。

　　但是，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根本沒有上升，反而持續下滑。1991年只有2.85%；92年2.73%；93和94年是2.52%；到99年2.97%；2000年2.9%。從上述數據明顯可見，中共的教育投資吝嗇得像葛朗台壹樣。

　　但與此同時中共的貪官污吏，早在2005年公款吃喝、公車開支、公款旅遊三項相加即高達九千億，這還是最保守的數據，現在肯定遠遠超過萬億。此外中共每年軍費開支近五千億，而近年來維穩開支居然也高達四千五百億！都是高達國民總收入的30%～40%，而且中共政權把70%的國民收入用於政府的開支，僅30%用於國民福利。剛剛好跟歐、美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相反、倒過來的。因此，從教育投資這個角度，證明中共是嚴重摧殘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極度腐敗無能的暴政。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年後還有2億文盲的根源。

　　第二，教育機會的歧視政策。孔夫子二千五百年前就主張實行“有教無類”的偉大教育思想，而中共奪取政權後，對中國教育卻採用極端反動的“唯成分論”，也就是說，按階級出身來錄取學生，哪些人有權上學、哪些人有權接受高等教育、哪些人被剝奪高等教育，也就是說，荒唐至極的出身論。

　　中國非常有名的人權鬥士遇羅克，就是因為批判出身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來親自下令槍決。中共為什麼要推行出身論這種反動教育政策？它的目的是為了給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子女保留特權，以便獨占極稀的教育資源，好讓特權家庭，或者所謂無產階級家庭的子女享受。

　　而實際上真正享受這種教育資源的人都是高官子女，就是中共軍閥、流氓出身的當權高官，也就是從流氓無產者變成了流氓官僚特權階級的這幫人，而不是真正的工農子女，工農子女只是極少數點綴。

　　與此同時，中共政權剝奪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子女的受教育權、特別是受高等教育權，其中黑五類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成黑九類，知識分子被劃作老九，在《公安六條》中擴充成黑二十壹類！茲舉例來說明中共是怎麼幹的。民運前輩陳爾晉，當年以第壹名的成績小學畢業，但是由於他的家庭出身是所謂地主，被剝奪上初中的權利，然後當了11年的農民和泥水匠。當然今天的陳爾晉早已不是小學生水平，我認為他至少是博士後的水平。

　　再比如我的家庭，我的大姐當年是福建長汀壹中的高材生，1964年高考名列前茅，因為政審評議：“此生家庭海外政治背景複雜”，即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而我本人曾經兩次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海運學院國際海商法研究生，都因為政審評語：“此人思想反動，不宜從事涉外工作”，剝奪我的研究生入學權。

　　像這種情況凡是所謂黑五類或黑九類或黑二十壹類子弟大有人在，他們都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反之，眾多中共高官子弟的博士學歷，其水分姑且不論，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共這種公然歧視的極度不公不義反動教育政策造成的，這也是造成中國教育腐敗的壹個很重要的原因。

　　值得壹提的是，有個中共高幹名字叫張守愚，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行政八級），出身貧寒，自學成材，有獨立思想又非常正直誠實，由於他反對文化大革命，所以兩次他以黨內提意見的形式給毛澤東寫信，批評毛澤東的做法，結果被中共整的死去活來，後被迫害精神失常，在文革期間死去，致死沒有獲得中共平反。為什麼要提他呢？他的女兒名字叫張戎，她寫了壹本書叫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值得每個中國人精讀，它是壹本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書，是迄今全世界評價毛澤東最權威的壹本書。

　　張戎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把毛澤東的邪惡真相揭得體無完膚，把毛澤東醜陋的真面目揭露的入木三分，而且她的每壹個論點，每壹個論據，都有貨真價實的充分資料依據。張戎女士雖然也是個高乾子女，她能夠寫出這本傳世之作原因何在？原因是因為她的父親遭受了這麼不公不義的對待，所以才有這本書的問世。按常理說，如果張戎女士的父親沒有受過中共暴政如此對待的話，她是否有可能最後成為壹名堅決反共的女作家，我想這種可能性會小得多。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中共暴政反動的教育政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是無法用金錢、用經濟損失來衡量的，它剝奪了大量中華優秀兒女的受教育權，摧殘了壹代又壹代精英。壹直到今天中共暴政實質上仍然沒有停止這種反動教育政策。換句話說，到今天為止，中共雖然不公開，但是秘密或私下仍然在執行這種反動教育政策，就是對中共信得過的人，它就給予所有的優待，對於它不相信的人，或者它認為不屬於自己人的人，就千方百計的打壓，我的兩次被剝奪研究生入學權，發生在1987年和1991年。這是中共暴政摧殘中國教育的第二個方面的罪孽。

　　第三，中共在教材、教師的選任方面的奴化、黨化教育的問題。中國的教育，從幼兒園壹直到博士後的教育，學校的教材都受到中共統壹強制的干預。換句話說學校從大學、中學、小學的統編教材，以及教材編輯組，全部受到中共控制，亦即教育不自由。

　　中國的教育是黨化奴化教育，強制灌輸的黨化奴化教育，使得中國人從幼兒園開始就被強制反覆洗腦，連續洗了幾十年，所以造成中國大陸壹代又壹代憤青，壹代又壹代表面上有文憑，實際上非常無知的青年，成批成批地象工廠製造廢品壹樣製造出來。根源就是黨控教育，教育的黨化奴化必然排擠教育的國民化，教育的公民化，教育的自由化。

　　如果教學不自由，那麼教師講授給學生的東西，本身的源頭就是被嚴重污染毒化的，比如被隨心所谷篡改的歷史、被灌輸的虛假信息，從小到大都是受黨化奴化教育出來的人，那他長大以後怎麼可能會對國家有用呢？特別是有關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歷史等社會科學領域，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危害極大，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我當初上大學時，中國的法學教育全部是全國統編教材，也就是說，那怕中國有壹百個、壹千個大學，它用的教材是壹模壹樣的，是統壹編制的。共產黨則控制教材編寫組，哪些可以寫，哪些問題應該怎麼寫，是這樣寫、還是那樣寫？寫到什麼程度，全部都要經過至少三道關卡審批、審查，合格以後才能出籠。

　　經過這種程序出來的教材，基本上是廢物，不但是廢物，而且是毒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培養教育出來的學生，絕大多數都變成廢物，甚至很多人帶有濃厚的毒性，這是中共對中國教育事業摧殘的第三個方面的表現。

　　第四，中共對教師教授的摧殘迫害。近年來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華東政法學院另外壹個教授，南京師範大學的郭泉教授，都是因為他們有良知有獨立思想敢於講真話，敢於按自己的想法向學生傳授知識、學習方法，因此，賀衛方被調離北京大學，強制遣送新疆石河子大學，這等於流放。而郭泉博士被中共羅織顛覆國家政權罪枉法重判十年，強制關進監獄。這是中共暴政對中國有良心良知、對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有責任感有擔戴的教師教授的打擊迫害，以此來嚇唬其他的老師、教授令其從此閉嘴，或強制閹割或逼迫自宮。使得教師教授根本不敢講授真實的歷史，不敢披露真實的社會現實，不敢傳授真實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它如何可能培養有用的人才呢？當然不可能！

　　對教師的迫害，除了政治迫害以外，還有經濟上的迫害。如果教師有自己的獨立性，那麼中共首先就會從經濟上打壓，比如不漲工資；如果經濟上的打壓無效，就可能進升級到行政處罰，比如在職稱上卡壓；行政處罰仍然不能制止的話，那就會升級成刑事處罰，比如羅織罪名枉法裁判。這麼壹來在整個中國大陸，實際上從大學教授到中學、小學、幼兒園老師，真正合格者少之又少。

　　老師不合格，老師沒有了骨氣，學生怎麼能合格，學生怎麼能得到真正的教育呢？所以對老師、對教授的迫害，實際上是對全體國民的迫害；迫害壹個教授教師，等於就是迫害全體教授教師，而迫害全體教授教師，實質上就是迫害全體學生。所以中共暴政對中國教育的摧殘是罪大惡極！這是第四個方面。

　　第五，中共暴政對學生的摧殘。中共對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的摧殘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除了剛才提到的教材被閹割、被篡改、被下毒；對老師的打壓，使得老師都戰戰兢兢，根本不敢按照自己的良知來傳授知識教授學習方法，這就使得學生根本學不到真才實學，而被強制灌輸的都是黨化、奴化的廢物。

　　與此同時還有壹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共用利誘的方式在學生中發展特務學生，大量的特務學生遍布各大學院校甚至中學。它目的是將中共統治的觸角深入到教學領域、深入到大學中學，這種做法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民運後，在全國各大學院校發展特務學生，這種做法嚴重閹割了大學生的自由精神。

　　上述中共摧殘教育的五個方面罪孽，綜合起來就使得中國的教育實際上，目前處在中國自有現代學校（大學、中學）以來最低點，現在中國大學教育水準的落後與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的教育根本沒法相比。因為中共的教育是黨化奴化教育，它不是國民教育、不是公民教育，不是正常的教育，而是為了維護共產黨壹黨專制永世長存這個目的，並圍繞這個目的展開的，所以中共暴政在教育領域的罪孽無以復加，特別是它嚴重摧殘了國家的後備力量，就是建設國家的生力軍。

　　而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產生第六個問題，中共暴政對教育體制的摧殘的第六個後果使中國大量最優秀的青少年流失。中國最優秀的精英，往往都是出國留學，而大批留學生，往往選擇留在西方國家，而不願意回到中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的大環境是壹個封閉的社會，政治制度則是極權專制暴政，使得青年學者回國後，不可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也不可能充分享受快樂、幸福、自由的人生。

　　在中國的生活，實質上是在壹種沒有政治自由、沒有思想信仰言論自由，眼睛被蒙住，耳朵被堵住，手腳被捆綁住的奴隸般的生活，必然使得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有頭腦的人不願意生活在這種地方，因此導致中華民族的青少年精英大量流失，它的根源往往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但是受害者是誰呢？當然是中國和中華民族本身。因為國家最優秀的人材都流失了，在國際競爭中肯定無法和西方國家較量，這是中共暴政對教育的摧殘帶來的必然後果。既然中共暴政對中國的教育犯下了這麼多滔天罪孽，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要走向自由、憲政、民主、共和的明天，前提必須是中共退出壹切教育領域，在任何學校不得有任何黨組織存在，特別是不得掌權，使中國的教育自由化，學術自由、教育自由、講學自由、演講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可能培養出合格的公民，只有有了大量合格的公民，中國的自由、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2010年11月7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二十三章：論中共極權暴政的滔天罪行

　　今天是我們這個系列評論最後壹講，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極權流氓暴政的濤天罪孽。換句話說，這也是該系列評論中最重頭的評論。中國共產黨暴政毫無疑問是所有的共產黨暴政中最野蠻、最殘暴、最下流無恥，也是罪孽最深重的壹個。同時它還是迄今仍在苟延殘喘的五個共產黨政權之壹，是它的邪惡的軸心。

　　而中國人迄今還在容忍這個流氓暴政的原因眾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眾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仍然對中共暴政的深重罪孽幾乎無知，或者說所知甚少。甚至眾多的知識精英認為，中共政權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退化成所謂的威權。

　　而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國情的生疏，以及他們是間接的了解，沒有親身的感受，所以不可避免的會遺漏許多重大事件及細節。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對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罪惡，或者罪行有著非常深入細緻的揭露和批判。儘管他們揭露批判共產黨暴政的有關中國的篇章，它的內容僅次於蘇聯，長達八十多頁，但是本文的作者在撰寫這篇文章時，他用的題目叫作“中國通往黑暗的長征”。

　　這篇文章對中共的暴行有所披露，但是我認為這個作者很顯然對中共犯罪的了解遠遠不夠，這原因我剛才已經講到了，因此我是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同時利用我多年來跟蹤研究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共暴政所有的犯罪行為的資料，同時還著重參考了張戎女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鄭義的《窩裡鬥的民族》，及大量網絡上收集的材料，還有英文版本的《蔣介石傳》，《鄧小平傳》，《康生傳》披露了很多中共專制暴政的罪孽。

　　我此基礎上做了較大的修正和補充，應當說對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的深重罪孽有較詳細完整的披露。但是可以肯定，仍然僅是中共暴政罪孽的冰山之壹角。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當局到今天為止，它的歷史檔案絕大多數都沒有解密。仍然都是中共當局的絕對秘密。它們甚至很可能已經採取大量的銷毀了很多的原始材料檔案。

　　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所有的共產黨都是以欺騙謊言暴力恐怖進行極權統治，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都是罪孽深重。而且它們對其罪行都是百倍濃縮，能抵賴它就壹定抵賴。在所謂功績成就方面，它百倍的吹噓。原因很簡單，因為共產黨控制了壹切宣傳機器，比如說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包括互聯網。

　　在這種條件下，儘管我們已經對中共暴政罪孽，做了比較深入細緻的披露，仍然僅是中共罪孽的非常小的壹部份。本講至少要分成七次才能講完，每壹個論據都有出處，中共每壹個罪行都有罪證，我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寫的這篇論文。每個論據都有出處，決不是瞎編亂造，而且這篇論文已經發表了很長時間了。到今天為止，中共雇用的無數所謂專家學者，沒有壹個敢於公開批判我的論點。

　　接下來言歸正傳。“在中共黨內謀殺式的清洗比較少，而秘密警察相對謹慎”，這是原作者的結論。實際上據我所知，中共秘密警察壹點都不謹慎。中共秘密警察，現在已經遍布中國整個社會，遍布中國社會生活的每壹個細胞，只不過是大量的民眾不知道而已。

　　原因很簡單，任何人只要敢於公開發表對中共不滿的言論，或對社會現實不滿的言論，他們很快就會感受到秘密警察無孔不入的監控，“中國在共產黨暴政統治下，在和平時期，至少有六千萬到壹億中國人直接因為共產主義運動而死亡，其中包括數十萬西藏人，約百分之十左右的西藏人口因在中共占領下而死亡”。此外“還有數千萬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政治犯在中共監獄中渡過漫長的歲月。其中或許有二千萬人死於監獄。1958年到1961年四年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毛澤東的指導錯誤，拒絕認錯的故意犯罪，拒絕採取措施以減輕災難，直接導致二千萬至四千三百萬人餓死”。有關這個數字，我後面將詳細論證，結論至少是四千萬，不是二千萬。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城事件舉世聞名，其中死亡人數有壹千餘人到三千多人之說。甚至還有三萬人之說。但是與中共屠殺中國人的總數相比，微不足道。“由於中國、越南、朝鮮、柬普寨共產黨，都是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以軍隊起家，以暴力為後盾。所以事實上中共的軍隊，起著蘇聯秘密警察的作用”，這個評論是作者的看法。

　　其實我認為不然，因為中共軍隊，實際上武警跟軍隊起相同作用，但是中國的秘密警察是國安系統，還有公安系統中的國保，兩者的人數，特別在胡錦濤專權時期大為膨脹，也就是說中共根本不需要把軍隊當作秘密警察。

　　為什麼中共這麼殘暴，這麼野蠻？有必要回顧壹下中國歷史。必須承認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都發生過很多饑荒，兵荒馬亂，農民暴動，導致無數人喪生。在整個漢朝期間，即東漢和西漢，由於儒學被武漢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奉為國學，造成國人思想禁錮，法律嚴厲，司法嚴酷。但是除了在叛亂和外侵期間（不幸的是此種期間相當多），中國人生命的安全，要遠比西方國家安全的多，也遠比中世紀和現代歐洲安全，這是整個漢朝的情況。

　　“中國在宋朝期間，整個朝庭總共只有三百多人被殺，他們原則上都必須遵行嚴格的審判。每壹個被處死的人，都必須經過皇帝本人的簽署同意”。所以宋朝，這個封建王朝，仍然比較仁慈。中國古代確實也有非常野蠻的殺戮，比如公元前262年的秦將白啟，殺盡四十二萬名趙國降卒。而公元前的207年，楚霸王項羽直接坑殺了秦國降兵二十萬名。直至1928年的8月28日，還發生過宋哲元將軍（宋將軍是個抗日英雄）下令殺盡五千名陝西軍閥的俘虜，僅壹千多人倖免，因為他有個師長於心不忍放走了好些人。秦始皇除了活埋四百六十名儒生之外，燒書、屠殺及流放了將近二萬名的貴族。

　　提到貴族，有必要做個說明，中國歷史上，特別是秦始皇以後，缺乏貴族傳統，為什麼呢？因為貴族被秦始皇殺得壹乾二淨。然後在中唐朝武則天時代，貴族又被武則天大殺特殺，所以中國社會實際上是個平民化的社會。也就是兩個極端，壹個極端是皇帝，他的權力大無邊，另壹極端則是平民，沒有貴族亦即古代的中產階級作為中間緩衝地帶；而西方歐洲國家，始終存在著大量貴族，貴族的權力跟君王、國王分庭抗禮，使得整個社會相對來說，權力不那麼集中。這是中國社會跟西方社會的壹個重大區別。

　　秦始皇建造長城壹共用了幾十萬人，他的後宮凡是沒有生孩子的，全部都被秦始皇培葬，修造秦始皇陵的二十萬名工匠在殯葬完成之後，全部都被封在墓道里陪葬。秦始皇墓到今天還沒有發掘出來，因為用儀器探明在秦始皇墓皇陵地下有壹條水銀河。據說按現有科學技術，如果發掘的話會毀壞無法保留，所以留待後世去開發。

　　秦始皇確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而毛澤東卻公然宣稱，他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由此我們就不難想象，毛澤東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秦始皇的殘暴野蠻家喻戶曉。

　　第三，歷代中國農民暴動殺人不眨眼，野蠻殘暴致極。農民暴動對人命的摧殘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都極為嚴重。中共為了迎合馬列主義歪理邪說，故意美化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亂，漢末黃巢農民暴亂殺人八百萬，而且殺活人充軍糧；張獻忠濫殺六百萬四川人，也是殺活人充軍糧。清朝中葉白蓮教農民暴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將近壹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至少造成兩千萬到壹億人死亡；義和團暴亂，濫殺無辜，成千上萬天主教信徒和外國傳教士成為犧牲品，中共繼承了這些農民暴動的野蠻殘暴，在性質上中共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亂非常相似。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外族征服中國的殺戮最為慘烈。每壹次外族入侵中原，都是殺人如麻。列寧之“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合的產物”這個論點顯然是謬論，因為民族矛盾不可調合才是國家產生的根源。因為亡國奴往往任人宰割，生命毫無保障，因此每當外敵入侵時，全民族往往都是團結壹致，共同對敵，只有中共是個例外。

　　中共在日本侵略中國時，即1931年“九壹八事變”，日軍侵占東北，中共於壹個月後，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即中共趁日本侵略之機武裝叛亂。犯下了貨真價實的顛覆合法政府罪。然後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本戰爭期間，共產黨假合作抗日之名，行拼命發展壯大自己之實，置民族和國家利益不顧，為壹黨謀私謀利；在楊成武將軍和朱德出征前，毛澤東親口對他們說：我們的政策是“壹分抗日，二分周旋（跟國民黨），七分發展（實際則是百倍發展）”。換句話說，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政策，是根本不顧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極端自私自利的犯罪政策。

　　第四，與中共政權有關的中國歷史上的酷刑問題。中國當權者酷刑殺人的手段之狠毒、殘忍堪稱世界第壹。中共在酷刑方面有哪些發明創造？中共在瑞金蘇維埃時期，已經發明了各種各樣的酷刑，"打地雷公燒香火" 等多種刑法，被打者 "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等等，都是中共發明的。

　　而在延安時期，共產黨對托派（托洛斯基派），採用的處死方式有集體用刺刀捅，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體槍殺，集體活埋，任憑狗咬，以及用木榔頭把腦殼敲碎等等，還有把活生生的國民黨士兵，甚至抗日英雄活生生的人做醫學解剖。

　　在土改和鎮反時期，共產黨又發明了切西瓜，就是用鋤刀切腦袋；烤紅薯，將人懸空在烈火上烘烤；點天燈，用油舔棉花用鐵絲綁紮在頭顱上，然後點燃燒是焦頭爛額；拜城皇，逼迫人赤身裸體在碎玻璃上爬行，遍體鱗傷而死；栽大蒜，將人捆起來把頭埋在泥土裡，然後綁在木樁上，任風吹雨打慢慢窒息而死；牽黃牛，用鐵勾勾住舌頭，壹邊用鞭打壹邊用逼供；拖地雷，將人反捆吊在馬後，火燒馬尾巴，馬亂奔將人活活的拖死；貼廣告，將女人強行脫光，然後釘在牆上示眾，直至痛死等等，60多種刑法。

　　而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又發明什麼？除了用傳統的槍決、砍頭、沉溺、拋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嘞死，火燒死，摔死以外，還創下了割喉嚨，用竹籤插入喉嚨，電鋸乳頭，火觸插入陰道，機槍掃射，流彈炮轟平整個村莊，挖死者的心肝炒來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體取腎等滅絕人性的手法。

　　最近的發明就是鎮壓法輪功和人權活動家，中共鎮壓法輪功時，也發明了很多酷刑，比如用精神病的藥物強制摧殘人的大腦，強行用拖把插入受害者陰道，用牙刷刷陰道，把女性學員集體剝光強制投入男性的牢房當中，用高壓電棍電擊陰道和乳房及直接插入肛門電擊，這些都是中共暴政發明創造。中共在科學技術上幾乎沒有任何發明，但是在這些肉體和精神迫害人的酷刑方面，它有眾多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中共暴政典型的罪孽。

　　第五，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後的殺人罪孽。首先是奪權以前的殺人罪孽，1927年到1928年，廣東海陸封農會在共產黨員彭湃的領導下，用極權民主的方式，召開恐怖的群眾大會鬥爭的方式殺害了無數的地主，每壹次開大會都要殺人，而且殺人以後剖腹取心、取肝取肉，然後逼迫地主的子女吃親人的肉，並由大眾分享。後來彭湃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處死；我覺得他既然敢犯這麼多大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並處死刑，這是依法判決。毛澤東在1927年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際上激發了彭湃的野蠻暴行，吃人肉雖然不是共產黨發明的，但是在中共暴政下登峰造極。

　　因為在中共暴政下是在和平時期，不是因為戰爭，而是為了摧毀地主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廣西發生大規模吃人事件，廣西省至少活活吃掉了三千多人，這都是在共產黨政權的縱容下，因為吃階級敵人吃地富反壞右所謂九種人及其子女是革命運動。

　　中共奪權之前還有壹項罪孽，1931年11月，瑞金蘇維埃時期，毛澤東為了權力鬥爭，指使縱容放任他的手下，製造AB團事件（AB是反蘇維埃的縮寫）。濫殺紅軍將士及地方共產黨領導人，將他們當作AB團成員抓起來酷刑逼供，取得口供以後即殺掉。光是紅軍戰士被殺者至少上萬人；而且不光毛澤東這麼幹，張國濤在安徽省和浙江省交界處的蘇維埃同樣發生類似的濫殺紅軍事件。這是共產黨權力鬥爭的殘暴野蠻的共同特徵。作者認為1936年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大恐怖實際上就是受到毛澤東殺AB團事件的啟發。

　　紅軍士兵主要來源之壹就是匪徒、乞丐、和尚、雇用兵和妓女，還有很多農民被逼迫參加，特別是在江西蘇維埃，紅軍徵兵時往往召開群眾大會，反覆用批鬥及鬥爭會的方式作示範，把不願參軍的人，用羞辱，甚至用暴力的方式令之屈服，其他人為免受苦只好參加紅軍。

　　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共產黨在31年到35年1月期間，僅僅在江西中華蘇維埃地區，人口減少，傷亡的人數至少三十萬，實際數據可能大得多。剛才提到1931年毛澤東清洗AB團這個罪行成為蘇聯共產黨大清洗的先例。毛澤東殺AB團事件，經歷了兩波，第壹波殺了二千多名紅軍將士，第二波又濫殺壹萬多名的紅軍將士，其中江西省委地方十九名共產黨高幹，十二人被羅織AB團罪名殺害，五人被國民黨殺害，壹人病死，最後壹人亡命天涯。換句話說十九名江西省地方共產黨高幹，無壹例外全部幹掉，而危害他們的人主要是共產黨自己；實際上當年的胡耀邦，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因為胡耀邦據說是初/高中生，在紅軍當中，他屬於知識分子。

　　因為是知識分子所以就被懷疑成AB團，且差壹點被殺。這個事件實際上對胡耀邦後來變成較有人性有關，因為他自己受過共產黨迫害深有體會，所以他後來大力平反共產黨冤假錯案，他上台後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這顯然跟他的親身經歷有關。

　　共產黨黨內爭權，例來不擇手段，相互殘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中共跟蘇聯共產黨壹樣，起家就跟秘密警察密切相關。1928年4月，周恩來建立起中共第壹個秘密情報機關。

　　這裡有必要提及，周恩來是中共第壹個特務頭子，中共特務頭子往往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比如陳賡、陳雲、康生、顧順章都是中共的特務頭，而顧順章原來是個黑社會頭子，他跟陳賡曾經壹起在蘇聯專門學過暗殺術，他們破獲了朱德前任妻子何芝華叛變事件。何芝華當時準備用350名中共黨員名單來換取5千銀元和外國護照，結果被陳賡和顧順章發現，然後陳賡和顧順章襲擊了在睡夢中的何芝華夫婦。

　　1931年4月25號，顧順章被捕後叛變，供出了大量中共最高機密，如果不是陳賡事先秘密安排特務打入了國民黨高層，壹個特務叫作李克農，另壹個叫作錢壯飛。李、錢為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不是他們兩，當時的中共中央很可能被壹網打盡。

　　因為顧順章掌握了中共所有的秘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下令將顧順章壹家老小全部幹掉。包括顧順章的妻子，未成年的兒子，妻母，妻妹，妹夫。這些人除了顧順章的兒子以外，其它人全部是中共的特勤人員，都是中共特務，但其它人都沒有叛變，與沒有任何叛變意圖，只有顧順章壹個人叛變，執行任務的人就是康生，周恩來的命令是全部幹掉。

　　1931年1月17號，康生為了巴結當時中共領導人王明（中共總書記）在上海出賣了中共高幹何孟雄和20多個中共地下黨員（何是李大釗創辦的中國北京大學第壹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8人小組成員之壹，包括張國濤，羅章龍，何孟雄）。他為什麼出賣呢？因為何夢雄當時在中共黨內實力很強，完全可以跟王明競爭最高領導權，所以康生為了巴結王明把這些人出賣給國民黨，假國民黨之手殺掉潛在的強勁競爭對手。康生還出賣“左聯五君子”中共外圍組織的文化人。這些事實，後來由軍統特務披露出來。這證明中共在奪權以前就是流氓成性的。然後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戰爭正打的不可開交，而毛澤東的共產黨在延安卻關起門來整風三年多！

　　整風的目地，實際上就是權力鬥爭，是毛為了跟以王明為首的蘇聯派，爭奪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同時對所有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強制洗腦，用抓特務方式刑訊逼供、大抓特務，也濫殺了不少人，更重要的是強制閹割了眾多熱血青年的精神靈魂，使他們變成沒有獨立思想唯唯諾諾的奴隸。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1948年5月到10月，林彪的四野圍困長春戰役，故意餓死長春市民至少16萬人，另壹說是餓死了30多萬。林彪實際上多少有點於心不忍，他壹直請示毛澤東，能不能放行那些難民，但是毛澤東下死命令就是壹律不得放人。結果經過5個月的圍困，長春市原有50萬人，到解放軍進城時，只剩下7萬人，這43萬人當然很多已經逃走了，至少活活餓死了16萬人！

　　聽眾朋友可以想象，人被活活餓死，那是什麼滋味？人要餓很久才會餓死，所以整個長春樹皮、黏土被吃得壹乾二淨，所有能吃的全部都被吃掉了，長春還出現賣人肉現象，但仍餓死近20萬人。上述幾個方面，是中共建政以前所犯下的滔天罪孽，而中共建政以後在和平時期的濫殺無辜的罪孽更是駭人聽聞。

　　第壹，中共暴政的第壹項罪孽即是在1949年到1951年，中共在大陸推行所謂土地改革運動。土改運動，最早源於1931年在江西瑞金。在延安時期有所緩和，因為當時國共合作抗日，不再大殺地主；在1931年至1935年期間，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地主富農抓起來當人質敲詐勒索，榨幹了油水再幹掉。

　　而1949年的土改運動（此前在所謂解放區早在1946-1949年便已大規模展開殺地主搶富農的土地運動），是中共奪取政權後進行的土改，按照披露的歷史資料，中共政權屠殺了200萬到500萬人之間，具體數字因為檔案沒有解密，目前無法確證。另外至少有400萬人到600萬人被勞改。1950年初，中國共有2千多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而中共土改的真實目地，有三方面的原因，壹是政治原因，二是經濟原因，三是社會原因。

　　因為1950年6月，中共7屆3中全會提出了8項任務，其中第壹項就是土地改革。毛澤東說，“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甚麼意思呢？就是要搶劫富人的金銀財寶，充實中共政權財政。從理論上講，土改殺人的權力是在縣下面的區級，而實踐中則鄉壹級大量殺人。

　　土改時殺地主，不需要定罪，只需要地主身份就足以殺頭；而土地改革，實際上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第壹次大規模的公然殺人搶劫運動。當然追根溯源的話，可以追到馬克思消滅私有財產制的主張。土地改革，共產黨殺地主只需要妳有土地。這是荒唐透頂的理論。如果說這個理論能成立，那麼今天的共產黨官員，99.9%都應當就地正法，因為共產黨貪官污吏通過特權搶劫所積累的財富，超過當時中國地主1百倍、1千倍、1萬倍。

　　第二，中共暴政的罪孽表現在1949年到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都是大殺特殺舊政權黨政軍文教人員。蘇聯斯大林是在奪取政權,近20年後才開始大規模大清洗。毛澤東則藉“抗美援朝”之機大開殺戒，濫殺無辜。

　　鎮壓反革命是用溯及既往和類推的方式，目地是消滅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行政文教人員和宗教人士。那麼殺多少人呢？毛澤東自己承認70萬。實際上另外有壹個數據，鎮反運動至少殺了300萬。

　　比如，中共自稱消滅了200萬“土匪”，毛澤東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但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承認“殺了100萬人”，1954年壹月公安部長徐子榮在壹份報告上說共殺反革命712000人，關 129萬，管制120萬。而公安部長羅瑞卿估算殺了4百萬人，另外壹種說法是中共鎮反壹共屠殺了6百萬。所以中共在鎮反運動中到底殺了多少人到今天仍然是本胡塗帳。我認為公安部長羅瑞卿確認的殺了四百萬反革命的說法可信度非常大，因為作為公安部長，他能撐握所有的鎮壓機密，他不可能造假跨大殺人業績，而唯有可能縮小殺人罪責，但是，無論如何至少殺70萬，殺了70萬人只能是暴君，無法無天的混蛋才能幹出來的；如果是壹個虔誠的宗教信徒，絕對不敢犯上這種滔天大罪，因為殺人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頭等大罪。

　　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的表現我們列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的罪孽有多麼深，這些指示都是毛澤東著作，講話，白紙黑字的罪證。

　　比如1957年1月17號，毛澤東指示“湘西準備繼續處決反革命‘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區‘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地主威風還沒有打下來，壹貫道甚為猖獗’”。1951年1月21號亦即四天后，毛澤東給上海市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處決1~2千人，春季處決3~5百人；南京春季爭取處決1~2百人”，第二天（1月22號），毛澤東又電告華南分局廣東負責人稱，“妳們已經殺了3,700人，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討論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比例，先殺此數的壹半，毛澤東指示上海和南京負責人說，“上海是有600萬人的大城市，我認為今年內至少應當殺3千人。上半年至少應當殺1,500人；南京殺人太少，應當在南京多殺”。然後又過了幾天，2月17號，北京已經壹夜之間逮捕了反革命675人，第二天公開處決58人，3月7號又逮捕1,050人，2月25號槍決199人；天津市三月份處決150人，然後計劃再處決 1,500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並轉發各地。

　　早在1950年全國各地便已展開濫殺，例如：1950年4月27-28日，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國民黨的報導是25000至30000人）；從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槍決人數：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蘇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來報的數字是：廣東壹省在1950年10個月內，共逮捕89701人，其中槍決28332人。

　　1951年2月17日，北京壹夜之間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開處決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槍決199人。天津市3月已處決150人，計劃再處決1500人；毛對此高度讚賞轉發各地：“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鎮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上海市委隨即報告中央：“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1068人，處死100餘人的基礎上放手捕10000人，殺3000，關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壹舉逮捕8359人，4月30日壹天處決284人，5月9日再殺28人，6月15日再殺284人，此後每隔數日即槍決壹批，少則20-30人，多則150人。

　　4月22日，毛澤東借公安部的報告，公開表楊北京壹天處決200名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

　　1951年5月，兩廣地區業已逮捕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省僅4月間便處決10488人；至1951年4月底，華東共捕反革命358000餘人，處決108400餘人；到10月統計數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殺139435人。

　　中南地區至5月中旬業已處決近200000人；毛澤東於1951年4月20日至電中央局書記：“2月 中央會議決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千分之壹，個別地方已超出。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 須超過千分之壹才能解決問題。我看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太多，不要規定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應將許多犯人從事生產。。是壹批很大的生產力”。“貴州省要求殺千分之三，我覺得貴州已殺13000人，可允許再殺壹萬多壹點。”

　　川西區委1950年11月處決反革命1188人，12月殺942人，1951年1月殺1309人，2月殺3030人，3月殺1076人，4月殺844人，5-6月再殺403人。

　　中共中央於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萬人，已殺50萬人。饒漱石報告中央稱：華東在押26萬犯人，年內至少再殺3萬人。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進行了新壹輪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新逮捕71128人，處決10727人；而還進壹步準備第三階段的鎮反，要求再捕55000人，再殺12279人。

　　江西省第壹期殺17699人，關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期殺7402人，關5954人，管14013人另自殺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殺1019人，關13697人，管4985人。合計殺25588人。

　　中共濫殺的反革命是怎麼樣的人？實際上除了極少數人真的有罪，而且他們的罪都是歷史上的罪，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僅僅是前政府官員、行政人員、文教人員、宗教人員，而按照共產黨的流氓理論，它不需要妳有罪。

　　因為共產黨無法無天，沒有法律而唯有惡法，本來壹個人是否犯罪，應該按照他現行的行為違反了哪些法律條款來衡量，“法無明文不為罪”，這是文明社會公認的法律原則。但是中國共產黨，它的士兵來源，主要就是土匪、流氓、妓女，或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農民，所以他們對法律根本就壹竅不通。

　　毛澤東公然宣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是他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公開說的，所以毛澤東確實是個無法無天的傢伙，才會有這種把殺人當兒戲，天天指示他的部下殺人。為什麼他要殺這麼多人呢？是因為當時發生了所謂抗美抗朝。

　　朝鮮戰爭實際上是毛澤東鼓動金日成干的，還不是金日成主動，也不是斯大林煽動，最早向朝鮮建議出兵攻打南朝鮮的就是毛澤東，而毛澤東之所以這麼幹，是因為他想從蘇聯獲得原子彈技術及軍事援助，他為了要蘇聯的軍事技術，邀功請賞然後藉這個機會發動朝鮮戰爭。朝鮮打起來以後又藉“抗美援朝”，來濫殺政敵，濫殺全社會不穩定因素。因為這些前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宗教人士顯然對共產黨流氓暴政天生反感。

　　歷史上歷朝歷代爭權勝利者，勝者為王的人，奪取政權以後，都是大赦天下，安撫民心；而毛澤東共產黨卻恰恰相反，奪取政權後立刻大殺特殺，濫殺無辜，遂用流氓手段對付已經放下武器，或者根本沒有武器的人。所以從這壹事實，也可以證明中共政權從壹開始就是個流氓暴政，它不是到了2010年以後變成流氓，而是壹開始就是流氓，而且是個超級大政治流氓。

　　我們上壹講是講到中共鎮壓反革命，濫殺無辜，實際上中共殺人的罪惡是中共的頭號大罪。其次中共的罪惡就是閹割強暴全體中國人的精神。這個罪行長達六十年，中共掌握政權後，立刻展開了壹波又壹波的精神強制洗腦運動。

　　1951年12月到1952年4月30號，中共展開第壹波強制閹割中國人精神的運動，首先是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接著是1952年的5月份開始的五反運動（反行賄、反欺詐、反偷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非法獲取國家經濟情報）。前者針對的對象是共產黨官員，後者主要針對資本家；它的目地是什麼呢？非常簡單，就是殺人以後，在經濟領域開刀，把中國工商業資本家壹掃而空。

　　最早發起三反運動的就是東北王，也就是後來被毛澤東用各種手段幹掉的高崗。高崗原來是東北局黨委第壹書記，他是從延安出來的，原來跟劉志丹、習仲勛壹起創辦陝北根據地。毛澤東長征逃到陝北後，實際上把他們都排擠，奪權，並將劉志丹幹掉。

　　劉志丹是被毛澤東設計除掉的。因為當地人最敬佩的是劉志丹，而不是毛澤東。劉自然成為毛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故毛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劉是共產黨爭權奪利中的壹個犧牲品。高崗在東北當權，他壹方面野心膨脹；另壹方面，他跟蘇聯有直接聯繫。而東北三省是中國最雄厚的重工業基地，他覺得自己的翅膀已硬資本雄厚。在中共掌權後，他的實力是最強大的，所以他想問鼎取代劉少奇的地位。而毛澤東鼓動他跟劉少奇爭權，這是後話；就是他最先在東北發起三反，後來搞五反。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逼迫眾多資本家自殺，正中共產黨下懷，趁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壹空。

　　陳毅當時是上海市長，每天早上他讓部下匯報說“又有多少空降兵、降落傘”，這個降落傘和空降兵是陳毅是以調侃的心態來形容資本家自殺的情況。從壹個側面表明陳毅也是個鐵石心腸毫無人性的傢伙。共產黨把資本家逼得自殺以後，陳還跟部下開玩笑，每天要部下匯報有多少空降兵降落，從樓上跳下來自殺。為什麼上海資本家都跳樓自殺呢？實際上是被共產黨鐵血暴政逼迫的，如果資本家跳河、跳海自殺，死不見屍，那麼共產黨就繼續逼迫他們的家屬，要他們交代家長去哪裡了，逼他們繼續把家裡的黃金交出來。所以資本家只好選擇我死在妳面前，用跳樓自殺的方式自殺。而全國特別是上海，跳樓自殺的資本家成百上千。

　　當時中共中央分管經濟的薄壹波說：在七個大城市對四十五家工廠進行的檢查，發現76%有違法現象，實際上中共利用三反五反運動打壓對象就是資本家，當然他也對農民、土八路進城當官的中共官員，發生了壹些貪污受賄現象，也進行了壹些打擊。

　　這種現象表明中共壹開始就是壹個法盲，它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因不懂得該怎麼管理，治理。故用毛澤東壹貫使用的運動群眾，不管是法律問題、政治問題，還是什麼其它的問題，它都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操作。就是採用愚民政策，這樣它必然造成千家萬戶的無數悲劇。

　　接下來中共在1951年9月，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非常明確，針對中國知識分子，它首先在北京大學展開，隨後波及全中國的大中院校。它的目地是閹割和洗腦，閹割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和自由精神。馬上把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給閹割了，把他們的靈魂給閹割了，對全體知識文化人進行精神強暴。所有敢於批評中共的人從此閉嘴，對中共暴政各種胡作非為，整個社會鴉鵲無聲。

　　光這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還不夠，所以共產黨在1950年12月展開另外壹個運動，叫作批判電影武訓傳，武訓傳是描述清朝時有壹個乞丐出身的富翁，他通過要飯，最後把他自己的財富奉獻出來舉辦慈善事業，辦校興學。因此中國人對他很尊重，歷史上對他評價非常高。將他的事跡拍成電影武訓傳，而中共則批判武訓傳，因為武訓傳歌頌了壹個地主，歌頌了壹個富人做好事，辦學，這是共產黨公然強暴民意。武訓是歷史上真實的人物，他原來非常貧窮，非常善良，後來發財，他行善回報社會。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有無數這樣的富人。無數富家子弟地主、或發財致富的人回報社會，興辦學校。

　　比如另壹個很著名大華僑陳嘉庚。他在海外經商致富以後，幾乎把所有財產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他創辦了廈門大學，也創辦了集美大學，集美中學。他把自己所有的財產全部奉獻出來創辦學校。

　　這說明所謂富人地主，並不必然都是壓迫農民，或玩命剝削農民，或非常壞的人，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富人中其實有很多紳士君子善人。而批判武訓傳，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向全中國人民灌輸地主資產階級都是壞蛋，都是必須消滅的敵人。這是共產黨再次強暴全體中國人的精神。

　　接下來1951年10月批判梁漱溟。梁漱溟是中國末代，或最後壹個儒學大師，他是個沒有上過正規大學純屬自學成材的儒學專家。他在中共奪權之前是支持中共的，而且是個民主人士，也比較正派。所以他在中共奪權後，也參加了所謂聯合政府。他對中共當局的種種亂象敢於批評，所以毛澤東很惱火，點名批判他。因為在壹次大會上，他公開質疑毛澤東，毛澤東就對他展開群眾運動大批判。

　　1951年12月，中共開始批判胡適。胡適是1915年跟陳獨秀（後任共產黨第壹任總書記）壹起開創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他提倡白話文，提倡大眾文化，提倡普及教育，他也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人物。在中共奪權之前，他選擇到台灣，胡適是個非常有頭腦的，也比較有政治眼光的和有政治遠見的人，因為他早預見到了國民黨顯然要比共產黨好，因為在政治體制文化及各領域，共產黨是個極權體制，而國民黨實際上是所謂威權體制，而威權體制允許社會上存在各種政黨，允許民間舉辦各種自由報紙，司法多少還獨立。所謂威權體制，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從專制社會向自由民主社會過渡的壹個階段。但是共產黨政權則是極權暴政體制，而胡適因為是留學美國的學者，他很清楚兩者的區別，所以他選擇了去台灣。毛澤東當然對他恨之入骨，所以又展開對他的批判，而大陸成長起來的人，對胡適根本就不了解。

　　比如說我吧！我本人壹直到大學畢業後的1990年，才有機會讀到胡適四本文學專集，才知道胡適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我讀了他的文集以後才知道，他在國民黨時期，批判國民黨的各種劣行，但他這種批判文章，都是在國民黨時代公開在報紙上發表的；如果是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他這樣批判中共，他早就被幹掉了。中共的批判都是壹邊倒的、完全封閉的，共產黨瞎指控的批判，當然是胡說八道的。

　　此外對知識分子的修理還有壹個運動，是1953年1月批判俞平伯的“評紅樓夢”，這不是莫名其妙嗎？共產黨就專門搞這壹套，俞是中國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從學術角度，他有自己的看法，對紅樓夢這部歷史小說，反映的社會現實，描述中國社會在清末所謂封建社會末期的各種現象，能夠從中吸取什麼教訓，他提出了各種看法，共產黨專門組織在文化界對他大批特批。此外還批判丁玲等作家，這些運動壹個接壹個沒完沒了，其目的就是閹割強暴中國人的精神和心靈。

　　第三，中共批判的第三個對象輪到了宗教。中共從1950年開始批判各種宗教。比如壹貫道，中國壹貫道的信徒幾乎被共產黨消滅得壹干二淨，凡是不放棄信仰的人，全部被槍決，也有壹些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幾十年的徒刑；天主教會的主要領導人，及新教的主要領導人；基本上都被判二十年的重刑。

　　1950年，中國大陸還有5千5百名外國天主教神父，另外有4千多名外國新教牧師，共有9千名外國傳教士；而到1955年，只剩下數十人；到1959年最後壹名外國傳教士被趕出中國；其中1955年，有2萬名基督教徒被逮捕。隨後的二十年內，中國壹共有幾十萬名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被逮捕判刑，這就是中共消滅中國大陸各種宗教信仰的舉措。

　　當然中共非常狡猾，比較全世界各國共產黨，中共是最狡猾的壹個，它在消滅外國天主教和正宗基督教的同時，它搞了壹個“三自教會”，然後又搞了壹個愛國天主教會，這兩個教會實際上都是中共幕後操控的，由中共當局派特務、或已經叛變的、或已經出賣自己信仰的人，控制整個教會，所以實際上三自教會，或愛國天主教會，都是假信仰。

　　在這種前提下，中國大陸六十年來，始終還存在所謂基督教，目前官方承認的中國天主教徒最新數據顯示有2千3百萬人。

　　而中共當局稱，1949年，中國大陸總共有70萬信徒，而這個70萬信徒顯然是中共故意嚴重縮水的數據，根據我看的外國人研究的資料，1945年中國大陸實際上大約有5百萬天主教徒，而中共當局對外宣稱中國只有70萬信徒，它不可信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1950年，光是外國傳教士和神父就有9千多名，怎麼可能整個國家只有70萬名信徒，還有大量中國本土的神父和牧師，從這壹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共又在玩手段。這是中共宗教迫害的概況，直到最近中共壹直在嚴厲迫害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按照中共的法律規定，在20名以內的不需要登記，在中國大陸，現在家庭教會的發展非常普遍，特別在鄉村，現在有大量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加入家庭教會。據我了解，中國家庭教會的信眾，人數至少在1億人以上，當然中共否定這個數字。

　　中共鎮壓法輪功時，公安部調查的數據說大陸有7千萬到1億人左右，等到中共正式對外公布信息時，說法輪功有3百萬人，把它嚴重縮水。中共當局的各種報導實際上都是欺騙欺詐。在鎮壓宗教信仰方面同樣如此。

　　第四，1954年2月，把高崗、饒漱石當作反黨集團進行大批判。高崗是東北王，饒漱石是華東地區的首腦，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殺雞儆猴，黨內奪權，清除異己。

　　因為高崗的翅膀越來越硬，人又比毛澤東年輕得多，饒漱石則是留學美國回來的。饒最早是上海大學畢業的，跟康生是壹波的，所以饒漱石理論水平各方面都比較高，後來又到美國留過學。所以這些人都是中共黨內潛在的強勁競爭對手，而毛澤東是綠林大學，就是土匪出身。

　　毛澤東1927年所謂秋收起義，被國民黨打敗後，立刻拉了壹幫人馬上井崗山當土匪，實際上他當時在井崗山就是與當地的兩名土匪頭目合作，然後把這兩個土匪頭子幹掉，奪權後控制整個井崗山地區，所以毛澤東可以說是從土匪出身的，他的很多作法就是土匪。

　　毛澤東跟朱德匯合以後，在井崗山憑什麼吃飯呢？他就是靠所謂打土豪劣紳方式吃飯。那什麼叫土豪劣紳呢？也就是地主及地方上的富人，毛澤東的土匪軍隊就是當時的紅軍，就是到處殺人獵貨，綁架人質，敲詐勒索，這是導致他為什麼在奪權後，修理的對象首選高崗和饒漱石的壹個根源。

　　因為高崗和饒漱石是中共黨內，處在上升、而且權力巨大年輕有為，又有理論水準的有強勁競爭潛力的人物。加之高崗與蘇聯高層關係密切，時常向蘇聯人透露壹些黨內爭議，毛通過把這兩個人幹掉，把他們當成所謂反黨集團幹掉的話，就可以讓其它所有覬覦最高權力位置的人有所收斂，毛很顯然有這種目的。所以把成千上萬高饒手下受牽連的黨政軍幹部判刑開除或者勞教，共產黨與黑社會流氓本質壹模壹樣。

　　不過共產黨比黑社會更流氓更下流最殘暴，因為黑社會流氓，僅僅是控制壹個地區，它的勢力範圍只在壹個地區內，比如上海的黑社會它只能控制上海，它並沒有像共產黨壹樣控制全中國。而且社會流氓，他們的殺人獵貨或者他們幹得犯罪勾當，比如經營賭業，或經營妓院，或走私毒品，就是為了流氓集團賺錢。但是他們在幹這些事時，還有底線，比如他們要殺人，都要經過壹定的程序，最後還有底線，不濫殺無辜，黑社會要消滅某個對象時，或某個競爭對手時，他不會把他們的家人，或者無關的任何人都幹掉。

　　而共產黨連這個底線都沒有，所以說兩相比較，共產黨實際上是連黑社會的流氓都不如的超級政治流氓，在消滅高崗饒漱石，把他們打成所謂反黨集團事件上，可以印證中國共產黨是壹個最下流、最無恥的政治流氓集團。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共產黨在壹奪權以後，就搞了壹個鎮反運動，持續了兩年多，屠殺了幾十萬人，實際上最高的數據，殺害了6百萬人。按照中共當時的公安部長的說法至少是4百萬，毛澤東自己承認是70萬，還有壹次他承認是1百萬。

　　但是到五五年，中共又開展了壹次肅反運動，就是肅清反革命運動，這次的對象主要是針對中共黨政軍內部，還有大學、學校中的所謂反革命。又有8萬1千人到77萬人被逮捕，或被處決；這個運動，跟中共整體的犯罪比較起來，只是壹個小配角。

　　1955年1月，毛澤東又發動反胡風運動。胡風實際上是中共的文藝理論家，胡是魯迅的弟子，中共在1930年代搞的左聯，是中共黨外的外圍組織，當時胡風是左聯的共產黨負責人之壹。胡風實際上非常左，是左得出奇的共產黨文藝理論家，由於他多少還是個文藝理論家，儘管他左得出奇，他對毛澤東始終非常敬佩，時常吹捧毛澤東。

　　比如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高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胡風則說“時間開始了”。他吹牛拍馬屁毛澤東很厲害，仿佛在此之前連時間都不存在了，是1949年10月1號，毛澤東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以後，時間才開始。

　　由此可見，胡風根本不是所謂反黨的人，他是因為在跟中宣部長周楊爭奪權力時，跟周比賽誰更能得到毛澤東的寵愛，所以他向毛澤東寫了壹份長達30萬字的上書，等於向皇帝上書壹樣的東西，他的本意是為了捧毛澤東，或捧共產黨，儘管在某些方面他也有他的獨立見解，比如他堅持他的文藝理論，他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所謂原則，提出他個人的壹些看法。

　　而毛澤東是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對他的任何主張提出疑義的，為什麼呢？很簡單，如果毛澤東的思想，他的指示有漏洞或者有錯誤，他壹旦承認，他的神的地位，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就必然被挖了壹個小洞，那很容易就會擴大，最後垮台，所以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人批評他任何觀點，或他的任何主張。

　　胡風本來想拍馬屁，結果拍到馬蹄子上去了，所以他被周楊在後面又挑弄是非，因此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胡風壹案牽連了7千3百人被逮捕，其中有20幾人自殺，胡風本人被判決20年徒刑，壹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後，胡風才被改判，但是此前胡風已被迫害成精神病，換句話說胡風到死，他都沒有明白過來，是誰害了他？

　　實際上也不是毛澤東本人要對他過不去，而是共產黨這種流氓政治體制，或極權體制，其性質上不允許任何人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批評質疑。因為從本質上看，共產主義就是壹種無神論宗教，更是壹種邪教，所以這種帶有濃厚宗教性質的東西，它哪裡會允許任何人來批評質疑它呢？

　　本來按理說，壹個國家的政治或如何治理國家，或在文化領域宗教領域，應該怎麼做？在壹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開放的，大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爭論討論來解決問題。但是由於毛澤東是個所謂革命家，中共是以鬥爭哲學作為理論根據，所以它們把所有的問題，不管是文藝理論問題、宗教信仰問題、還是政治爭議的問題，全部都是當作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問題。

　　換句話說它是將壹切問題者當作可以用暴力手段，用軍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競爭的東西就不再是理論，也不是真理，更不是正義，而是憑誰的拳頭大，誰有權在手，誰有軍隊在手，誰有警察在手，誰有國家機器，所以任何事情在毛澤東共產黨統治下，就變成了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共產黨當然根本不講道理了，根本不講任何法律，全部是壹網打盡，就是把胡風手下的人，以及欣賞胡風才華的人，還有很多文學青年，全部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壹網打盡。

　　我們剛才列舉了五個運動就是從共產黨奪權後，不到幾年它就搞了壹系列運動，這些運動的目的是為了閹割強暴中國人的精神，把中國人都控治在共產黨設定的框架內，只能聽我共產黨的，只能按照共產黨要妳們學的東西，要妳們知道的東西，別的事情妳們壹概不要知道，所以共產黨或毛澤東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政策。

　　這個愚民政策就是要讓所有的被統治者，也就是中國人民變成愚蠢的人，變成沒有知識、沒有文化，沒有獨立思想的人，這樣就可以聽從共產黨，或毛澤東的指示，全國人民都變成了沒有大腦，沒有思想，沒有獨立精神的猶如行屍走肉壹般的人，只能聽毛澤東的。

　　毛澤東就可以隨心所欲宣布，實行他的計劃，實行他的宏偉目標，實行他的五年計劃、十年計劃，中國共產黨要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實行共產主義，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所謂反右運動，原因就在於前面中共已經把這些運動作了充分的鋪墊，已經把中國人的獨立精神給消滅了，所以才會有反右運動的出現。

　　共產黨奪權後，短短的幾年就搞了五個運動。接著中共就發動了壹個驚天動地的反右運動。其幕後操縱者即毛澤東，但具體操作的人則是鄧小平。鄧小平是中共中央反右小組組長，而且鄧特別賣力。在反右運動中，鄧毫不留情，執行毛澤東的旨意不遺餘力。也正因為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認為鄧小平表現傑出，故得到毛的賞識，也因此隨後他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至於反右運動的來源，實際上是1956年匈牙利爆發了壹場反抗共產黨暴政的武裝起義，這場武裝起義是由當時匈牙利的領導人納吉領導的，他是個共產黨員，但是他是個很有頭腦的，有獨立精神的人。他不滿斯大林暴政，因為匈牙利跟東歐所有共產黨政權實際上都是傀儡政府，都要聽斯大林的指示。

　　匈牙利爆發的反抗共產黨極權暴政的武裝起義，是因為斯大林1953年去逝，赫魯曉夫1956年做了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這個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匈牙利引發了這場反抗共產黨暴政的武裝起義。但起義被蘇聯軍隊殘酷鎮壓，雖然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殘酷鎮壓反對派，黨內同仁，以及異議人士的罪惡有所披露，但是赫魯曉夫僅僅是批判斯大林而已，他並不想改變蘇共極權體制，他只是要找壹個替罪羊，把已經發生的罪惡，都推到斯大林個人身上，而不承認是共產黨體制本身的罪惡。

　　斯大林本身當然是個暴君，而且他的罪惡滔天，但更重要的是蘇聯共產黨極權專制體制，才是製造罪惡的母雞。赫魯曉夫並不想把蘇聯共產黨體制改掉，因為這個特權體制對共產黨官員，對當權者是最好不過的，因為共產黨當權者，他們能夠過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任何封建專制國家的帝王還要奢侈，還要有權力，隨心所欲的帝王般的生活，所以他們怎麼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特權呢？

　　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因為毛澤東知道蘇聯在批判斯大林，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北京大學有好些學生和老師把它譯成中文，在社會上秘密流傳。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有不少人知道蘇聯及匈牙利巨變的情況。

　　當時，毛澤東為了顯示他的寬宏，表現他的寬大胸襟，所以毛開始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誘導國人向中共提意見。就是讓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向中共提意見。但是由於中共建政短短七年已經造孽太深，在各行各業它已犯下滔天罪惡。前面提到的五、六個群眾運動那些鬥爭殺害地主、沒收地主土地搶劫資本家財產，就是殺人放火搶劫，已經罪孽積怨太深；再加上中共掌權後，實際上把知識分子打到了底層，表面上工人農民軍人掌權了，而真正掌權的人其實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而是共產黨壹小撮當權黨棍軍頭。共產黨政權實質上是遠比舊軍閥邪惡百倍的新型軍閥。

　　共產黨利用工人、農民和士兵的名義，把全部政治經濟文化權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知識分子被共產黨給剝奪得無絲毫權力，沒有思想信仰言論結社學術自由等基本人權，當然都是壹肚子意見。各行各業全部都是外行領導內行，工農商學兵，各個行業對共產黨都是滿肚子意見。但是中國人由於被強制洗腦，被天真的共產主義理想迷魂藥毒害無法認清中共暴政的極權暴政本質。大批知識分子是1949年以前，接受正規傳統中國文化教育，所以有不少知識分子還有獨立見解，但對共產黨的流氓本質仍認識不清，以為向中共提意見，可以幫助中共改革，促使中共進步。

　　但是由於中共當時已經造了太多的罪孽，所以壹看各行各業提了這麼多意見，毛澤東就受不了了，共產黨更是受不了。因為民主黨派提出要競選，要輪流作莊，要開放黨禁，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說法。毛澤東本來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胸懷，向國人表現壹下他能夠聽取不同意見，而眼看不可收拾，就公然耍流氓。

　　毛說他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陽謀，公開的陰謀叫陽謀。本來是作秀，但毛卻把自己的說法當成陽謀。我認為毛澤東決非所謂陽謀，毛最初的目的，確實是想顯示自已的偉大——因為報紙、廣播、雜誌、電影所有的媒體狂轟濫炸全部都是把毛吹捧成像神壹樣的人，所謂偉大舵手、偉大領袖、偉大導師之類，毛聽了太多吹捧諂媚，以為自己在中國人心中壹定是個至高無上的偉大領袖。

　　但是他沒有料到，國人對共產黨和對毛澤東意見這麼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讓鳴放運動發展下去的話，共產黨政權就會搖搖欲墜，為了保住政權，只好翻臉不認人，公然把提意見的人壹網打盡。假打右派分子之名，把中國殘存的正直誠實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民族、對未來，對公益比較關心有公民責任感的人壹網打盡。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實際執行人，也是最積極反右的幹將。鄧到死從未對他的深重罪孽有過絲毫懺悔，拒絕賠償右派受害者，還拒絕給六名所謂右派平反。其中包括著名的林希翎，中國人民大學的壹個女生。鄧說“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僅是擴大化了”。因為鄧小平自己是反右運動的負責人，為了擺脫自己的罪責，為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所以他在1979年平反右派時，還要留尾巴，說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僅僅是擴大化了！

　　有關右派實際上是中共故意顛倒是非，把左和右的概念公然混淆。在所有的語言當中，不管是英語、法語、還是拉丁語，左和右的概念，左都代表邪惡，笨拙，惡；而右代表正確，進步，靈敏；但是中共卻恰恰相反，左在中國語文也是不好的概念比如旁門左道；但是中共把左當成好，革命，而且越左越好，寧左勿右。中共搞的反右運動，將右派分子打入地獄，令其抬不起頭，連他們的家屬子女，受教育權，和工作權全部都受影響。後來所謂摘帽，就是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直到1979年才大規模平反。

　　中共迄今仍然堅稱壹共有55萬4千人被打成右派，但是解密檔案顯示，實際打成右派的人數，包括中右分子、極右分子和右派總數是461萬人。其中右派317萬8,470人，中右143萬7,562人，這個數據再次證實共產黨對任何壹個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它干的壞事，壹定是縮小10倍、20倍，甚至100倍。

　　在右派人數問題上，再次顯示，很多右派份子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因為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加在壹起總數不會超過五、六百萬。其中居然高達四百多萬人被打成右派，那豈不是把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壹掃而空。很多右派被逼自殺，還有很多人被強制勞教或被判刑勞改。

　　通過這幾年收集的資料，我知道至少有幾十名大學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名處死。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右派學生，大多數都是在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決。有很多右派，是在隨後謀殺性的四年大饑荒中被活活餓死或在強制勞改中由於過度勞累而死，最年輕的右派只有十五歲。有不少工人右派，也有幾萬軍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在大、中院校中的學生、老師，右派比率最大。光壹個北京大學有1,500名學生和老師被打成右派，凡是被打成右派的學生，老師大多數被開除學籍或公職，發配到窮山惡水。右派學生在文革“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殺害者已經查明有名有姓的至少44名。僅北京大學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決的右派學生至少有八名，實際上不知道的肯定更多。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光四川省壹共抓了十多萬右派。光四川大學就有五百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其中物理系學生馮元春，1968年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殺，馮元春與林昭非常相象，是中華民族的真正英雄。

　　這些右派學生，實際上都是當時真正的是中國社會精英，不光光是他們上了大學，而是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有壹種無私無畏的關愛，都被中共假反右運動的名義把他們徹底從政治上消滅，甚至有許多人被肉體上消滅。

　　八個中國花瓶民主黨派，都受到嚴厲打擊。民盟中央負責人有58人被打成右派，而民革154名中央委員，有28名打成右派，2萬4千多名黨員，中、右派占了3,100人；九三學社成員中，600多人打成右派，當時全國九三學社全部成員只有6,000名。

　　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個反右運動的補課，1959年再搞反右傾運動，把大量的中國社會當時最寶貴的知識精英都打入社會最底層，甚至人間地獄。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中國會連續出現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辦食堂等荒唐至極的政治運動的前因。因為中共通過壹系列強制洗腦，及反右運動，把中國社會所有的階層，所有的人全部都用恐怖的方式使他們閉嘴，所以中共才能隨心所欲實施它的荒唐至極的大躍進，導致了壹系列巨大的災難。

　　中共除了殺人之外，它第二項最大的罪孽就是強制閹割中國人的精神60年。用形象的話來說，就是強暴全體中國人的精神，而強暴人的精神，是壹種最大的罪惡，它比壹般的強姦罪更嚴重，而且危害更大，因為它不是僅強暴壹個人的精神，中共是強暴全體中國人的精神。

　　人最突出的特點，特徵在於人有靈魂，有靈性，有精神，壹旦人的靈魂，精神和靈性被閹割，被強暴的話，這個人就等於行屍走肉，等於活死人。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把全體中國人，百分之九十幾，都變成了行屍走肉壹般的人。

　　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即便現在的江胡專權時代，它同樣在繼續公然強暴全體中國人的精神和靈魂，所以我們說，中共政權是壹個流氓暴政。反右運動中，大量所謂右派大學生被槍殺，很多右派學生被判刑勞改勞教，被送到北大荒及北京興凱湖農場，甘肅省的峽邊溝，四川省很多右派，被強制送到建築工地，開山挖石，由此累死餓死了大量右派分子，特別在1958年到1961年的人為謀殺性大饑荒期間，大量右派勞改勞教分子被餓死。

　　這些被迫害的右派大學生，我舉幾個最典型的例子，有個北大學生黃宗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槍決，他很可能是第壹個中共槍殺的右派學生。林昭也是北大右派學生，她被打成右派以後，1960年又參與編輯《星火》雜誌，被反革命集團罪名判處20年徒刑， 後又加刑於1968年4月29日被槍決。因為她在獄中，堅決不服壹直抗爭，她從來沒有屈服，還用自己的鮮血在自己的衣服和被單上寫下血書。她被槍決後，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居然派人到她家，向她母親索取五毛錢的子彈費！

　　上海工人右派劉文輝，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3月23號，因為他寫了壹篇批評文革16條的文章，分別寄了40份給各大學各報紙，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決，他是文革被殺害的第壹人。他的親人也是被上海市公安局強令補交子彈費人民幣五毛！

　　林昭和劉文輝，壹個是北大右派學生，壹個是上海工人右派，兩人都在上海市被槍殺，都被責令親人補交子彈費，為什麼都在上海發生呢？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文革中左得出奇的地方，當時中國的“四人幫”主要成員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都來自上海，所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特別的左，而判處林昭和劉文輝死刑的，不是上海市高級法院，而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公檢法都被砸爛了，司法審判權是由所謂革命委員會行使。所有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權，全部掌握在共產黨造反派手上，所以這些人都被壹個個的槍殺。

　　北大右派學生顧文選， 1957年打成右派以後，1970年3月5號被以反革命罪處死。

　　甘肅大學在派學生張春元，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編輯《星火》雜誌，於1970年被共產黨槍殺，因為《星火》雜誌被中共槍殺的還有甘肅省的壹個縣委書記杜印華和其他七名學生。類似林昭和張春元這樣的右派學生，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殺的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至少有44位，都是在57年被打成右派，在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殺害。這壹事實表明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從來沒有被壓倒，沒有被打垮，因為這些人之所以會被槍決，表明這些人都沒有投降，都是堅持自己的觀點立場，堅持真理，沒有被中共流氓暴政屈服，所以他們才會被槍殺。因為如果他們投降的話，不至於殺頭，這是可以推斷的事實，因為中共最下流無恥最流氓的做法就是強制閹割人的精神靈魂，它就是逼迫妳無罪認罪，用這種方式來饒妳壹命，但是這麼多右派學生被中共槍殺，說明這些右派學生都是非常堅定非常堅強非常英勇的人。

　　在反右運動中湧現出來的許多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幹部，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中華民族的脊梁壹批壹批，壹波又壹波被中共流氓暴政給屠殺，這是從反右運動中我們可以推論基本情況，接著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個大躍進運動。

　　我們今天接著上壹講，1958年中共又搞了壹個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史稱三面紅旗，也就是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躍進。為什麼毛澤東要搞大躍進運動呢？實際上是因為毛澤東當年到蘇聯參加壹個共產國際會議，也是共產黨的國際大會。

　　因為赫魯曉夫在大會上提出：蘇聯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毛澤東因想與赫氏爭當世界無產階級導師故不甘落後，沒有跟任何人商量，他立刻提出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毛澤東在大會上提出15年趕上英國，回國以後頭腦就越加發熱，認為超英趕美15年太長，就把它提成5年內，最後變成了2年！也就是說中國要在兩年內超過英國。當時它超過英國以什麼為標準呢？就是以鋼材的產量，比如說英國的鋼材產量是500萬噸的話，那麼中國要在兩年內超過這個數據（波爾布特則認為自已是馬恩列斯波21世紀的共產主義導師，比毛偉大故不是在毛後，而他的標準不是鋼產量，而是大米產量！）。

　　所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掌權的壹幫人，實際上是壹幫不光是法盲，而且是文盲、科盲、經濟盲，也就是壹幫根本壹竅不通的傢伙掌握國家最高權力。而如此荒唐的主張之所以能暢行無阻，跟反右運動密切相關。因為反右運動是中共奪權後進行的對知識分子最嚴厲的打擊。在反右前它已經展開了壹系列群眾政治運動，比如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鎮反，土地改革，批判胡適，胡風，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之類的，也就是說已經把中國知識分子修理得唯唯諾諾變成了奴才。到五七年反右又把所有敢言的知識分子全部壹網打盡，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全體中國人根本沒有人敢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所以才會使荒唐至極的大躍進暢行無阻。

　　大躍進是個荒謬絕倫妄想的產物，也就是說是沒有壹點科學技術知識甚至常識的當權者想當然，要憑著壹股狂妄的熱情，要超英趕美。因此兩年要趕上英國怎麼辦呢？毛澤東跟中共中央就層層加碼，給各省省長提出指標，各省則把指標下放到各地區，各地區下放到各縣。

　　由此壹來，全中國就是黨、政、軍、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全民投入土法煉鋼。就是用土辦法，每個單位在自己的後院，每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搞土高爐煉鋼鐵。它怎麼煉呢？建造土高爐；沒有燃料怎麼辦呢？就大砍森林，甚至把農民家家戶戶木製的門窗都當作燃料；沒有原材料怎麼辦呢？沒有鐵礦石怎麼辦？就家家戶戶把鍋碗瓢勺，甚至門鈴，任何含鐵的東西全部拆下來充數，用這種土法煉鋼煉出的只能是廢鋼爛鐵。

　　甚至把農民的自流地全部收歸公社集體所有，大辦集體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飽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精力全部投入到大煉鋼鐵，旨在超過英國。土地深挖三尺，每個家庭的兒童全部集中，成年人男女分開，整個社會變成了壹個原始公社的社會。在這個期間還展開除四害運動，最荒唐的是消滅麻雀。當時曾經在全中國到處敲鑼打鼓，每個地方都用敲鑼打鼓的方式驚動麻雀不讓它們停，直到它們累死，大量的麻雀死去。隨後在全中國爆發多起蝗蟲災害，因為生態平衡被破壞，麻雀壹方面會吃稻穀，但另壹方面它會吃很多害蟲。

　　全國大力興建水利工程，就是大建各種各樣的水庫，水渠。實際上大量粗製濫造的水庫在當年建起來以後，在第壹次汛期來臨時，就垮掉了幾百個，以後連年經常發生垮壩。所以大躍進期間興建的所有的工程，幾乎都是豆腐渣工程。在河南省有壹個水利工程工地上，總共有六萬人勞動，其中有壹萬多人餓死、累死。全中國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重工業，整個大躍進運動實際上造成了馬上就要談到的大饑荒。

　　因為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就是壹種文盲愚民運動。毛澤東顯然是個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人，他雖然對中國古文、文學，陰謀厚黑術方面有所造詣，但是由於他十五歲才上高小，終其壹生僅讀過師範，也就是培訓小學教師的學歷，毛澤東事實上也當過小學教師。也就是這麼壹個半桶水的文人，成了大權獨攬的獨裁者以後造孽特別深，他本人沒有知識，缺少文化，都還不要緊，他還不讓全國人民有知識有文化，也不用有知識文化的專家學者。毛澤東終其壹生特別厭惡仇恨知識分子。這跟他年輕時沒有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很有關係。因為他曾經到北京大學當過圖書管理員學徒，每個月只有8塊大洋的工資，當時大學教授的工資至少300至500銀元。

　　當時他雖然很想結識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當教授們來借書時，他很想跟他們交談，但這些教授都不理睬他，因此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壹生中對知識分子特別仇恨。毛澤東有句名言：“知識越多越反動”，“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是典型的數學盲的混蛋邏輯）還有“書不要讀的太多，讀多了就變愚蠢了”。毛澤東認為“馬列主義的書讀它四、五本就夠了”，這就是毛澤東腦袋瓜里建設社會主義所需的資本，也才會有這麼荒唐的大躍進運動出來。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後，對中國造成的危害無以復加。

　　1959年，中共在廬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本來決定是反冒進，糾正大躍進的極左做法。因為大躍進開展以來，在全國各地出現了非常多的災難。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餓死人。因為大多數農民都投入到大煉鋼鐵，田裡的莊稼成熟了都沒有人收。加上各地大放衛星，比賽吹牛，每個地方公社書記，縣委書記，都吹噓當地的業績。糧食畝產，像廣西的環江縣水稻吹到畝產十三萬斤。

　　河南成立了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吹牛最厲害的地方官員都得到了提拔，必然鼓勵別人也跟著學樣，所以全中國各行各業到處都是超級牛皮。在這種情況下，必然造成巨大災難。所以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正大躍進災難，國防部長彭德懷，親自到農村調查，掌握了第壹手材料後，寫了壹個萬言書，對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這種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

　　彭德懷是個比較正直的職業軍人，他出身於貧農，從小非常窮，吃過很多苦，所以他很了解農民。毛澤東本來也是被迫想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危害，由於彭德懷在會上提出萬言書，毛澤東立刻翻臉。為什麼要翻臉呢？因為是毛自己發動的大躍進，如果毛澤東承認大躍進是錯誤的話，那就直接面臨責任與權力，要嘛下台，要嘛辭職。而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辭職下台的概念，只有權力鬥爭失敗後被消滅的概念。

　　這麼壹來，彭德懷由國防部長立刻變成階下囚，所有公開同情或支持彭德懷的人全部跟著倒霉。像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張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黃是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是河南省長。還有數萬黨政軍幹部受牽連丟官去職甚至勞教勞改。這就是五九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本來大躍進運動是個極左運動，應該反極左才對。結果五九年不但不反左，反而還繼續反右。所以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又使壹大批黨政軍幹部，也就是共產黨的當權派中，較有良知，或良心未泯的人全部被清除出黨丟官去職。這個運動雖然不是針對中國普通人，但是把共產黨內本來剩下的有點血性，有壹點正義感的人全部清洗掉。

　　結果只能是那些要嘛非常虛偽的人，要嘛本身就是壞蛋，要嘛是毫無人性的傢伙當權，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中共極左政策得不到糾正，反而繼續發揚光大，由此它必然造成1958年到1961年期間的中國人為謀殺性大饑荒。中共幾十年來始終報刊雜誌等壹切媒體壹直強調“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根本不是所謂自然災害，而是人為故意的謀殺性質的大饑荒。

　　幾乎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在奪權後，都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而強制農業集體化這種政策就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因為所有的共產黨政權，據我所知，只有南斯拉夫、波蘭和古巴保留有私營農場，其它國家農業全部集體化。但是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共產黨政權，除了上述三個保留有私營農場的國家外都發生過大饑荒。

　　有關此點前幾天我在網上看到壹個五毛黨徒說我是造謠，說民主國家不會發生饑荒。我說的是“謀殺性的人為大饑荒，只有在共產黨國家出現，而自由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幾乎沒有壹個國家出現過大饑荒”。這個五毛黨舉了壹個例子：尼日利亞是壹個民主國家，它在2005年出現過饑荒。

　　實際上尼日利亞是不是民主國家，姑且不論，它是不是出現過大饑荒也可以不論，關鍵在於尼日利亞假如出現了饑荒，它肯定不是人為或者故意謀殺性的饑荒；其次尼日利亞是壹個非洲國家，非洲民主制國家是後進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為所謂民主國家的。

　　而任何自由民主國家，如果不是正宗的而是後進的，它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包括前東歐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的都仍存在許多毛病。它們都還處在向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的進程當中，所以必然存在很多問題。

　　1958年到1961年期間的大饑荒，在中國特別是農民被活活餓死至少在3,800萬到4,600萬之間，有關這個數據，中共直到1988後，它才承認約2,000萬人餓死，但是大饑荒實際上餓死的人數，根據我的考證，至少是4,300萬左右，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舉幾個證據來證明。

　　第壹是趙紫陽的說法，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他說當時餓死的人數大約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我認為趙紫陽的說法可信度是最大的壹個。因為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他能夠接觸到所有的秘密，他有資格接觸到任何所謂國家秘密，他不可能也無必要對此編假話說謊；趙紫陽本人對農業生產非常熟悉，“要吃糧找紫陽”，說明他對農業生產相當熟悉，那麼趙紫陽說4,300萬到4,600萬，我們就取最低數4,300萬。

　　第二是劉少奇的報告，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他在大饑荒中的1961年初，也就是饑荒還沒有結束時，報告蘇聯大使謝爾年科，說中國已經有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第二個證據也是非常真實的，因為是共產黨黨魁自己說的。

　　第三個證據，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叢敬的《曲折發展的歲月》（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他說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數，在4,000萬人左右；而同壹出版社另外壹本《口號與中國》確認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出生人口，總共有4,000萬。

　　第四個證據是張戎女士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論證中國的大饑荒，至少導致3,800萬人左右死亡。還有根據楊繼繩的《墓碑》書中考證中國當時餓死3,800萬人；第五個證據，學者金輝，1993年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學術刊物《社會月刊》上發表文章“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論證說死亡人數在4,040萬到4,319萬之間；第六個證據，1996年英國記者貝克，在他的《餓鬼》這本書中，估計中國當時死亡3,000萬人以上。

　　第七個證據，2010年荷蘭學者香港大學講座教授馮客在經四年調查研究，查閱了二十多個檔案館，採訪了許多受害者，所著之《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陽大災難的故事》中指出：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樹基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至3200萬死亡，根據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比縣委和統計部門百分之五十，因此乘以50%實際死亡應在4500萬。陳壹咨根據趙紫陽的指示20多年前作過調查統計死亡數也是4500萬。除了餓死以外，包括被活活打死，殺死約二，三百萬，勞改中死亡約三百萬，病餓而死及自殺而死也有二，三百萬。

　　上述八種證據，都認定在1958年到1961年大饑荒期間，中國人被餓死3,000萬到4,600萬之間，我認為最可信的就是趙紫陽說的4300-4600萬。這就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而且直到今天中共仍死不認罪，不但不認罪，還用各種方式來否定，實際上要否定這項滔天大罪，中共是難上難。

　　很簡單，中共有膽量把這些原始檔案文件開放嗎？諒它不敢，各省市，各縣都有年鑑、縣誌地方志，這些數據總有壹天會全部被證實；中共當局作為被告，作為被指控對象，它有義務舉證為自己辯護，但是中共當局從來沒有也不敢也無法抗辯，所以這是千真萬確的情況。

　　那麼為什麼中國人會被餓死4,000多萬人，而居然沒有人反抗？我在大陸時看過《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作者康健原是個解放軍軍官，退伍後成了作家，他主要根據歷史檔案，用大量當時的報紙披露的原始數據，用紀實手法全面展示了人民公社誕生極其發展和走向滅亡的荒誕史。再現自1958年4月至1961年那段慘不忍睹被掩埋，被遺忘,被扭曲，被欺騙的真相；農民的糧食幾被徵購壹空，而中共還搞挖地三尺的反隱瞞產，村村層層設關卡，不讓已斷絕糧食的農民逃荒要飯，造成慘絕人環的大饑荒。蘇聯共產黨也是在發生大饑荒時，在各個地方設關卡，把逃入城市逃荒的人強制趕回農村，剛開始還沒有設障，後來乾脆堵路。中國壹開始就堵路設關卡，不但用軍隊，而且由農民民兵就地把守。事實上，有個英國作家證明在安徽省鳳陽地區，中共用機槍掃射向城市逃難的農民，光鳳陽地區，機槍掃射死亡的農民就達800多人，鳳陽壹個地區2萬8千多農民，受到各種懲罰。

　　在中國歷史上，在任何朝代，如果發生大饑荒的話，政府和地方壹般來說都是盡力救災，開倉拯災，盡力減少社會災難，絕對不存在共產黨暴政統治下的那種堵死農民逃荒路的這種作法，這隻有在極權暴政下才有可能。

　　中共大饑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原因，這可以從忠於毛澤東的幹部最左的省份，死人最多的事實證明它是政治原因；在中國大饑荒期間，四川省、河南省和安徽省死亡人數最多，其中光四川壹個省死亡壹千萬人以上，四川是中國的糧倉，居然餓死壹千萬農民！

　　四川，安徽，河南，山東和甘肅當權的省長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張仲良都是特別左的，特別忠於毛澤東的，所以這幾個省的農民餓死也最多。大饑荒導致中國農村大量出現吃人事件，河南省，安徽省，廣東省，湖南省，廣西自治區，貴州省，甘肅省都是已經證實的出現吃人事件的地方，還有很多地方有沒有吃人，也許僅是未被披露報導而已。

　　河南省吃人官方僅承認吃了63人，實際上肯定遠遠不止；廣東省公安局記錄過壹個村子有五十多人因吃人才活下來；廣西自治區，貴州省，出現吃人事件，都是從報紙上及內部的匯報上承認的，像貴州省檢察院，遵義地區的遵義分院報導了人吃人的簡報，1958年放出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全國衛星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了3萬人，出現了不少絕戶絕村，出現了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開賣人肉現象。安徽鳳陽縣1960年春天就出現人吃人事件，其中有壹對夫婦，將親生的8 歲男孩勒死然後煮了吃了；甘肅省通謂縣，吃人相當普遍，其中有個公社書記對記者說，“我家那個村壹個婦女把自己的女兒的肉給煮了吃了。那時的人們餓瘋了，看到倒在路邊的死屍，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這些吃人事實都是在和平年代，因為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的直接惡果。

　　大饑荒與所謂自然災害完全無關。壹九五八年到壹九六壹年期間的中國大饑荒，當時從中國整個情況來看，根本不存在所謂自然災害，或者比往年不同的自然災害，因為壹九五四年和壹九八零年的氣候，都遠比壹九五八年到壹九六壹年期間要壞得多。

　　壹九六零年全中國壹百二十個氣象站，只有八個有乾旱後果的紀錄，只有三分之壹的氣象站有提到乾旱的問題。作家張曼書證明說“壹九六零年風調雨順”。壹九六零年全國收穫壹億四千三百萬噸穀物，比壹九五七年的壹億九千五百萬噸少26%而已；壹九五八年穀物收穫量是壹億七千五百萬噸，但是明知這幾年發生大饑荒，中共卻大量出口糧食。

　　比如壹九五八年，中共出口了兩百七十萬噸糧食；壹九五九年出口增加到四百二十萬噸；壹九六零年出口約三百萬噸；到壹九六壹年，實際上沒有出口，而是進口了五百八十萬噸。在大饑荒期間，只有美國主動提出援助中國，據稱蘇聯赫魯曉夫也曾主動提出援助中國糧食但是皆被中共和毛澤東拒絕，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國家都保持沉默。

　　而中國當時援助農村災區的拯災經費，總共只有四億五千萬元，換句話說就是人均零點八元，當時的中國人約六億，每個人攤到頭上只有八毛錢，而當時的自由市場大米的價格每公斤兩塊錢到四塊錢，所以中共撥出來救災的錢，微不足道。劉少奇回湖南農村調查時給毛寫過壹封信說湖南農民的房子百分之四十被拆掉了。195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上海壹個黨內會議上說“要增加糧食徵購三分之壹，農民不會造反，餓死壹半人不要緊，還有壹半人有飯吃”。

　　根本不存在所謂蘇聯逼債。中共當局把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歸因為壹是自然災害，二是蘇聯逼債。不存在自然災害前已論及，事實上當時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編亂造的蘇修逼債，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反而主動減掉了中國約壹半的債務。荷蘭學者香港大學講座教授馮客在經四年調查研究，查閱了二十多個檔案館，採訪了許多受害者，所著之《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陽大災難的故事》中指出：“毛人為製造大饑荒，是最大的屠夫。毛製造了屠殺，還欺騙人民和世界。周恩來1959年1月說“寧可不吃飯也要還賬”；“毛要求加快結賬，赫魯曉夫知道中國困難說不急於結賬，還要提供糧食給中國，毛拒絕。毛加大徵購，從農民那裡逼交糧食，豬肉，糖等。大饑荒不是蘇聯逼債造成的。” 中國大量出口食品壹點也沒有減少，毛澤東還故意提前還債。本來按著中蘇條約的規定，是十六年還清，但是毛澤東決定五年內還清，而且選擇在大饑荒發生的這幾年。

　　就在壹九六零年，中國餓死了兩千兩百萬人，這個數據有個旁證可以證明，壹九六零年十壹月十二日，當時的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率隊到河南南陽調查五個月後，陶鑄說“我看死亡人數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超壹百萬了”。

　　壹九九零年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證明說，“根據八十年代初我們考察過的鳳陽縣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人的占全縣的四分之壹，其中壹個公社每三個人當中就死兩人”。壹九八六年中共甘肅省第壹書記李子奇說，“三年困難時期，甘肅很多人死於飢餓，其中隴中地區死亡壹百三十萬到兩百萬人”。

　　根據張戎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論證：當時既不存在蘇聯逼債，也不存在所謂自然災害，而純屬政治原因。由於人為的原因，由於謀殺性質的原因，導致這麼多農民餓死。實際上這個大饑荒完全人為蓄意製造的。中國壹九五八、五九、六零這三年還在大量出口糧食，壹共出口了近壹千萬噸，還不包括這幾年大量出口的肉類、食油、蛋類等等。換句話說，如果中國這四年期間不出口這壹千萬噸糧食，不出口這些肉類、雞蛋、食油等，中國人壹個都不會餓死。在發生這壹切情況的同時，中國的倉庫裡面屯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它食品，都是由軍隊和民兵把守，這些倉庫裡面的糧食和水果成噸爛掉，但是由於中共上層有規定，餓死也不得開倉。

　　與此同時，中共還把糧食大量地用來提煉高純度的酒精，用作核工業原料。壹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澤東宣布中國的糧食太多吃不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要給糧食找工業方面的出路，比如說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導彈試驗，每壹顆導彈就要消耗壹千萬公斤的糧食。

　　中共故意欺騙國際社會。而且中共在大饑荒問題上長期故意欺騙，他怎麼欺騙法呢？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擔任總統的密特朗壹九六壹年訪問中國，毛澤東對他說，“我再重複說壹遍，中國沒有饑荒”。

　　壹九六零年，後來擔任加拿大總理的特魯多訪問中國，後來他寫了壹本書《兩個單純的人在紅色中國》，書中特別批評外界對中國大饑荒的報道，說“中國沒有饑荒”；甚至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負責人波爾德沃說，“中國的糧食產量從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壹番，中國人看來都豐衣足食”。

　　另外壹個是英國陸軍元帥蒙戈馬利，他在壹九六零年、壹九六壹年兩次訪問中國後，對外宣稱，“中國沒有大規模的饑荒，只在有的地方糧食不足”。壹九六壹年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全世界公然欺騙：“中國沒有餓死壹個人”。而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數據，在所謂大饑荒期間，人均熱卡吸收量僅達壹千五百三十四卡。根據中共另壹個代言人韓素英（旅居英國的作家）說最高人均熱卡不到壹千二百卡。

　　在大饑荒期間中共還把糧食大量援助外國共產黨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壹九五八年毛澤東給了霍察，也就是阿爾巴尼亞五千萬盧布；壹九六壹年壹月又給了他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了大量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而壹九五八年、壹九六壹年中國正是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

　　壹九六零年初，中共開始在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六零年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要在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花大量的錢，而毛澤東和共產黨根本不在乎。所以壹九六零年壹月二十壹號，由外交部、外貿部和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聯合成立了壹個專門向外國提供現款、食品等的機構。

　　也就是說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對外援助急劇增加，而且對外援助是不要還的。比如，古巴革命家格瓦拉，壹九六零年十壹月訪問中國，毛澤東批給他六千萬美金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他，“這貸款可以經過談判不用還”。另外壹個典型是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人實際上已經知道中國餓死人，但是他們仍然要中國向其提供糧食。彭德懷告訴捷克的代表，這個代表卻無動於衷。

　　壹九五八年，東歐和中國易貨貿易，就是用中國出口糧食換取他們的機器達到最高峰；東德要中國給他提供肉食品，說他們每人每年只有八十公斤，而實際上中國當時每人每年肉類不過是壹、兩公斤而已，而東德人每人每年有八十公斤肉類還向中國要求提供糧食、提供肉類！

　　正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在大饑荒期間卻向國外出口壹千萬噸糧食，數千萬上億元無償援助共產黨國家，本來用這些錢購買糧食來救難民的話，中國的難民壹個都不會死，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中共故意蓄謀大規模殺人犯罪，故意謀殺中國農民。

　　它之所以能這麼幹，是因為它是壹個極權暴政，極權暴政最突出的特徵，在於它的極權機器，專政機器，可以滲透到社會的每壹個細胞，每壹個角落，令民眾無處可逃，雖然中國地大，但是中國人卻無處可逃，沒有壹個地方可以避難。

　　農民本來在歷朝歷代發生饑荒，或災荒的時候，都可以到外面去逃荒要飯，只有在中共極權暴政下，這條路被徹底堵死，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災難的根源。而共產黨之所以這麼冷血，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共產黨本身是個唯物無神論者，它們對殺人搶劫放火這些罪大惡極的罪，根本不當壹回事，它們根本不認為是犯罪。

　　而且由於它掌控了所有的國家機器，所有的權力，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網絡，就是媒體監督權、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夠監督制約它，所以它就能夠隨心所欲，採取壹切手段，包括欺騙、欺詐、封鎖，騙外國人騙中國人，所以很多人，實際上在發生大饑荒的時候，中國人本身絕大多數都不知情都不知道真相。

　　生活在城市裡的人不知道農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們都有定量供應，這種現象，它為什麼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黨國家發生呢？因為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是從蘇聯學來的，都是由國家控制新聞，控制消息嚴厲封鎖壹切傳媒。

　　也正因為如此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除了剛才提到的三個國家沒有發生大饑荒以外，其它共產黨國家或多或少都發生過大饑荒，只不過在中國，蘇聯，越南，朝鮮，柬埔寨，阿富汗最嚴重，都是死亡幾百萬，而中共則勇奪“冠軍”，餓死四千三百萬人，四千萬人是個什麼概念？妳們自己可以想象，在四年期間四千萬活生生的人被活活的餓死。所以妳說這個中共是不是個流氓集團？是不是個犯罪集團？我想每個人自己可以得出壹個答案。

　　實際上中共當局還想繼續否認這鐵的事實的話，非常簡單，它應該允許學者專家律師查閱它的檔案，這是壹；第二、它自己公布，自己辯護，對這麼多人的指控，不是今天壹個人指控，中共裝作不知道，把這些信息全部封鎖，但是中共的罪惡是無法掩蓋，因為它無可置辯，所以它只能耍無賴，能賴多長就賴多長，想繼續拖延下去。

　　中共罪惡的勞改和勞教制度。中共強制犯人像奴隸般的長時間勞動，榨取剝削他們的血汗錢，雖然嚴格意義上說不是中共的創造，而是從蘇聯的古拉格學來的。實際上有關這個問題，著名的民運人士張林，曾經三次被中共關到監獄，看守所和勞教所，現在剛出獄。他根據自已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寫了壹本書《悲愴的靈魂》對中共的勞改和勞教制度有非常詳細生動的描述，有令人信服的真實的敘述，中共的勞改和勞教場所，實質上就是人間地獄。劉曉波，在中共無罪重判他十壹年徒刑時，居然莫名其妙地為中共流氓暴政的監獄大唱頌歌，這實際上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到1980年，中國至少有五百萬人被勞改，另外有人數不詳的人被勞教，實際勞教的人數絕對不亞於勞改的人數。壹九五九年到壹九六二年期間，中國犯人死亡人數在四百萬以上，因為犯人比外面的人更容易被餓死。

　　壹九五五年以前，中共監獄裡的犯人，80%以上是政治犯，換句話說，壹九五五年以前，中共關押了至少二千萬政治犯，到壹九六零年初，中共監獄裡的政治犯仍然高達50%；壹九七壹年政治犯下降到33%；壹九六零年代95%的勞改犯在執行完畢以後，被強制留場就業。換句話說，實際上就等於終身勞改，這種留場制度壹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取消。現在全中國到底有多少勞改犯，有多少勞教所，沒有壹個準確的數據，外界不知道，這都被中共當做國家秘密。當今中國到底有多少政治犯，也是壹個秘密，據我估計中國現有的政治犯，至少數以萬計。

　　在另外壹個意義上來說，整個中國人實際上就是被關在壹個巨大的超級監獄裡，那些被關在中共勞教所和勞改所的犯人，跟在中國大陸生存的人，唯壹的區別在於後者人身被囚禁，而後者實際上精神和靈魂被囚禁，這是兩者之間唯壹的區別，其它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中共的勞教和勞改制度，是古今中外最野蠻、最殘酷、最慘無人道，也是最黑暗的。蘇聯的古拉格，跟中國的勞教勞改場所比較，根本不在壹個層次，特別是甘肅省的峽邊溝勞改農場，就是關押右派份子的勞教場，當年被關到這個地方的右派份子，壹共三千多人，最後活著出來的不到壹百人，換句話說，至少95%以上的人被折磨死，這就是中共勞改勞教制度的罪惡，而這個罪惡還在延續。

　　勞教當年是為了整右派份子而泡製出來的，因為右派不是犯罪，無法適用刑法，所以中共就泡製了勞教法，勞教是公安部搞的條例，壹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它的對象現在就是法輪功學員，拆遷上訪戶，以及所有共產黨看不順眼的人，包括壹些記者，作家，律師等知識分子。比如有些為法輪功辯護的人權律師也被勞教，有好多記者，包括著名的記者劉水，民運人士張林，及作家劉曉波也被多次勞教。

　　中共為什麼拒絕廢除勞教制度呢？因為勞教不需要經過正規的審判，而是由公安局決定，公安局作出實質性的決定，然後由司法局或司法廳批准，但是司法廳、司法局從來都是批準的，因為它就是壹個橡皮圖章。而公安局作出的決定，實質上最終是共產黨的決定，也就是勞教法實際上是共產黨利用這個惡法，鎮壓迫害異議人士和所有敢於反抗或批評批判共產黨的人。

　　這種勞教，不構成犯罪，卻可以關押人壹年到三年，然後還可以延長壹年，換句話說可以剝奪人身自由四年，而且被判勞教的人，不能享受訴訟程序壹審二審，律師很多正常的訴訟權利都被剝奪。比如，勞教案件，經常故意放在勞教所裡面開庭，因為勞教案件屬於行政訴訟，公開審理它放在勞教所里，或看守所里。那看守所和勞教所戒備森嚴，任何外界人士，包括記者或旁聽人員，全部不可能進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就達到黑箱作業，秘密審判的目的，這就是中共暴政罪孽的第十三個方面的表現。

　　第十四個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壹生中幹過兩件事，第壹件打倒了蔣介石，第二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這個課題目前在中國大陸還是處在嚴密封鎖狀態。

　　國內有壹位知名自由知識分子，在壹篇文章中稱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趕超美國的憲政”，並稱毛澤東是“中國五百年壹遇的偉人”！當然此人的說法純屬胡說八道。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中共暴政對於傳統文化、傳統文明、傳統倫理道德毀滅性的破壞。

　　中共之所以這麼幹，根源在於共產黨宣言，在於馬克思原教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共產黨的宗旨，就是要與傳統的道德、文化、宗教、倫理及傳統文明做最徹底的決裂，這是共產黨祖師的理論。

　　至於毛澤東還有他私人的意圖，他絕對不是要趕超美國的憲政。因為毛澤東對憲政狗屁不通，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憲政。毛澤東私利是為了傳宗接代，他要把權力傳給他的至親，如果他赤裸裸地傳承給他的親人的話，又違背了他口頭長期宣揚的宗旨，所以他就要掩耳盜鈴。

　　毛利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達到把政權傳給江青和他的侄兒毛遠新的目的；如果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沒有死的話，他肯定傳給毛岸英。這與北朝鮮金日成傳金正日，古巴卡斯特羅傳政權給他的弟弟，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任命老婆為第二把手的心態壹模壹樣。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依據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理論，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包裝，實質上是為了傳承政權的私利。

　　中共長期以來壹直有反傳統、反知識的傾向，毛澤東本人最為典型，毛曾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越愚蠢”，而“大學要培養紅色接班人”，而不是培養專家。所以大學應當向貧下中農子弟開放，而不應當向黑五類、黑九類的子弟開放。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舊觀念、舊文化、舊習俗和舊傳統），砸爛壹切封資修，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所以文革造反派都自稱是保衛毛澤東紅衛兵，中學生也好，大學生也罷，幾乎都不知道自由人權法治民主憲政是什麼，根本沒有絲毫觀念。

　　因為經過中共十七年強制反覆的洗腦灌輸，當時全體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變成了愚民，變成了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那時全體中國人猶如精神病壹般，每天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所有的大中小學校的圖書館全部被封閉，很多圖書付之壹炬；家家戶戶都被迫“自動”焚書，因為如果被查出有各種小說特別是社會科學類圖書，哪怕是文革前的，更不用說壹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書的話，就會被當作反革命，或者當作反抗文革典型被批鬥甚至逮捕。文革壹直延續到壹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壹命嗚呼後才停止。華國鋒當權後，實際上沒有及時糾正文革的做法，對中共極權專制的體制及具體制度，沒有絲毫觸動。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乃是文化文明大毀滅。

　　中共在文革中犯下的罪惡第壹項便是故意殺害了幾百萬、上千萬中國人。中共在文革十年期間到底殺害了多少人，有多種說法。《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指出“大多數作者認為在四十萬到壹百萬之間”，這顯然是嚴重縮水的數據。

　　我最近研究外國歷史學專家學者教授是如何看待文革問題，及中國當代歷史等問題，發現了壹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外國專家可能因為沒有親身經歷，也可能是語言障礙，使他們無法精確理解中國的問題。在文革問題上，外國學者，哪怕頂尖專家，他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有缺陷，對中共暴政的罪惡本質認識不清，包括文革致死亡人數，外國人說文革僅致死僅四十萬到壹百萬，顯然嚴重脫離實際。

　　共產黨在文革期間迫害致死多少人的問題上，有如下各種說法：①有壹位美國教授拉薩爾在其《百年血淋淋的中國》本書中認為文革喪生者約七百七十三萬人；②壹九八零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卡拉奇說：“中國文革死亡多少人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而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的很多”。這是老奸巨猾的政客的說法，鄧很滑頭，既不否定死人，又不確認到底死了多少人。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文革致死總數，因為共產黨政治局常委以上者根本沒有任何秘密；③胡耀邦對南斯拉夫的記者說，“當時有壹億人受株連，占中國的總人口的十分之壹”。胡耀邦提到壹億人受株連，也即壹億人受直接或間接迫害，當中就包括死人，從這個說法可見胡耀邦也是個很狡猾的人，儘管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做了很多工作，但作為政客和黨魁，他要為中共掩蓋真相。④葉劍英壹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整了壹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表明葉劍英是老實人，葉劍英的說法，我認為肯定有根據，因為葉劍英是中共中央當時的軍頭，他作為中共最高層的當權者，包括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他們對中國的災情及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是知情的，他們不可能不知情。因為中共極權專制體制，對信息的控制嚴格分等級，最高級的內參大參考，對中國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的重大秘密都有非常真實的及時報導，最高層的中共黨魁知道所有重大事件及壹切重大秘密。所以我認為葉劍英的說法具有很高的可信度。⑤中共官方估計因為文革大量冤假錯案受到陷害、迫害和株連的人數達到壹億人以上；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建國以來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書中說“文革相關的數據是四百二十壹萬人被審查、關押，其中壹百七十二萬八千人死亡，十三萬五千人被當作反革命罪處決，在武鬥中死亡二十三萬七千人，七百零三萬人致殘，七萬壹千二百個家庭被整個摧毀。這本書中反映的數據有真有假，在致死人命問題上，仍然是嚴重縮水的。⑦學者丁舒認為“文革殺人在兩百萬人以上”⑧，學者余英時認為“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在壹百七十萬以上”。

　　歸納下述說法，我認為中共高層葉劍英、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說法，葉劍英的說法最可信；學者和外國人的研究數據均帶有推論成份，因為他們無法掌握中共最高層的秘密，無法查閱中共檔案。文革到底整死了多少人，只有在中共垮台後，才能得到最後證實。因為在原始檔案中，我相信將來會印證葉劍英所說的文革導致兩千萬人死亡。這兩千萬死亡受害者其中相當壹大部分就是所謂反革命。

　　總體上說，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分為六大類，第壹類是被迫害致死，包括二十萬以上被迫自殺者，被迫自殺者有很多是知名人物，文藝界、電影界、演員、作家、科學家等；第二類是因武鬥致死，即文革期間在江青號召文攻武衛後，發生武鬥相互殘殺而死。全國因武鬥死亡的人數至少五十萬以上，他們大多是大中學院校青年學生或工人，絕大多數都是熱血青年；第三類是因為清理階級隊伍而死亡的人，這部分約五十萬人，絕大多數都是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這壹類；第四類是冤假錯案致死，這部分也有十五萬到二十萬；第五類因為紅色恐怖被殺害，這壹類十萬人以上。此外至少壹千二百名軍人被清洗槍決；而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案牽扯二萬二千人被調查、被拘押；還有三百萬到壹千八百萬幹部被關入監獄和牛棚，其中包括四十萬軍人；第六類是清洗知識分子，有十四萬二千名教師自殺或被整死；五萬三千名科學家和技術員被迫害死；有五百多名醫學院教師、二千六百名藝術家和作家被關入監獄，其中許多人被迫自殺；壹九七八年上海市官方承認“文革期間僅上海市有壹萬多人被殺害”。就是文革殺人的概況。

　　文革是毛澤東壹手發動的，毛澤東是中共文革的罪魁禍首。壹九六六年六月壹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社論，周恩來說“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掃壹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換句話說就是掃所謂黑九類，黑五類從中共奪權後，每壹波政治運動都是首當其衝，屢屢遭受迫害羞辱。壹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澤東對胡志明（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說“這壹次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藝界、大中小學”。而毛澤東的幾百人幾千人，要乘上十倍甚至壹百倍。

　　壹九六六年六月初，紅衛兵開始出現打人事件，並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蜂傳達毛澤東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最高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毛澤東這個指示就是隨後的紅色恐怖的由來，六六年八月二十二號，毛澤東又親自批轉嚴厲禁止出動警察政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壹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壹律不得逮捕人”。實際上，北京隨後興起的大殺特殺的紅色恐怖，就是根據毛澤東這個指示展開的。

　　六六年六月中旬，毛澤東對他的私人醫師李志綏說“這次又要有千百人自殺了，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八月十八號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代表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宋說自己的名字叫宋彬彬，毛澤東脫口而出“要武嘛”，所以宋彬彬隨後就改名叫宋要武。而宋要武和紅衛兵在此之前已經把她的母校--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副校長打死，毛澤東則鼓勵青年學生武鬥。

　　六六年九月十五號，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說，“紅衛兵戰士們，妳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妳們，妳們的革命行動震動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妳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妳們搞得狼狽不堪，妳們做得對、做得好”！這就是當時的正副統帥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

　　也就是說文革殺人完全是按中共最高層的指示受意干的。此外壹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號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武鬥雙邊都發槍，壹共發了壹百萬支槍吧。這壹派軍隊支持這壹派，那壹派軍隊支持那壹派——打”。周恩來在旁邊解釋說，“名義上是搶槍，而實際上是發槍”，亦即毛澤東和周恩來事後承認文革武鬥是中共故意挑起的。

　　美國大學教授王友琴女士曾經作過壹個研究，“根據中共內部報告確認，北京市壹九六八年八月二十號到九月底，紅衛兵在紅色恐怖中，壹共打死壹千七百七十二人，抄家十壹萬四千六百戶，還有八萬四千戶被趕出北京城，趕到鄉下，所謂地、富、反、壞，右的家庭家屬全部被趕到農村去。

　　上海市壹共有十五萬戶被抄家，三十二噸黃金被搶，從各家各戶搜出來的黃金、金條等；上海市市郊川沙縣壹共八千七百戶人家被抄家；浙江澄縣八千餘戶人家被抄家；武漢二萬壹千戶財產被搶劫，三十二人被打死，六十二人自殺。全國城鎮被抄家的總數，超過壹千萬戶；中共在文革期間發布了壹個“五.壹六通知”，僅北京市的幹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冤獄而死九千八百零四人；壹九六七年中共又搞了壹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僅上海市壹個地方，在壹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高潮時，有五千四百四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上海市被審查的人達七萬人。

　　上述我們論證了文革的罪魁禍首除了中共暴政體制以外，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所以毛澤東絕對不是所謂想搞憲政，或要向美國憲政學習的人，絲毫不沾邊。

　　中共在文革中如何殺人，如何在各地利用專政暴力機器鎮壓中國人民？第壹例是北京市大興縣群體屠殺黑五類，首開文革濫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的先河。壹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轉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指示，“妳只要站在紅衛兵壹邊給他們提供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謝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了，就不要勉強；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應該蹲監獄呢，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了，如果把打死人的人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了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公安局就好了，如果妳們把打人的人都扣起來、捕起來的話，妳們就要犯錯誤”。

　　公安局轉達公安部長的指示後第二天，從八月二十七號到九月壹號四天內，在大興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黑五類及子弟，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三百二十五人，二十二戶被殺絕，受害者年紀最大者八十歲，年紀最小的僅三十八天！

　　青海西寧解放軍首開軍隊屠殺平民的先例。壹九六七年壹月二十三號，毛澤東批示安徽省軍區的壹份報告，“林彪同志應當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都要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五天后中央軍委發布八條命令，其中規定“堅決反對右派，所有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二月上旬毛澤東又指示，“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所以二月二十三號，青海省軍區獨立師、獨立團，壹共十三個連，包圍青海日報社，開槍打死壹百六十九人，打傷壹百七十八人，逮捕群眾近萬人，這個就是文革中，中共軍人首次開槍殺人的先例。

　　有大興縣大屠殺的榜樣，其後壹九六七年八月，分別在湖南道縣，湖南省紹陽縣，江西省興國縣，江西省瑞金縣均發生大規模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的惡性事件。湖南道縣屠殺黑五類事件，中共事後由黨組織抽調壹千三百八十九名幹部組成了壹個調查工作組，調查文革殺人問題。調查報告確認，“道縣殺人事件歷時六十六天，從六七年八月到十月，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五百九十個生產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死亡四千五百壹十九人，其中被殺害四千壹百九十三人，自殺三百二十六人。換句話說湖南道縣大屠殺，比北京大興縣第壹起大屠殺的人數多出十二倍。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因為北京大興縣就在首都邊上，其大屠殺事件成為榜樣，湖南道縣，紹陽縣（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續了半個月左右。”“殺人方式花樣翻新：割乳房，挖舌頭，將壹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裡。將煮飯用的鐵鍋燒紅後罩在被害人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壹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江西興國縣（殺了黑五類其及子女共270餘名）和瑞金縣（令黑五類在山上挖樹洞，隨後用鐵鋤鋤死推進樹洞埋掉，全縣有300餘名黑五類被以此種方式謀殺）學樣。事實上，全中國到底有多少地方發生過類似事件，百分之七、八十我想肯定是八、九不離十的，只不過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已。很多地方仍然掩蓋真相，這就是為什麼葉劍英會說死亡二千萬人的數據。因為葉劍英是軍頭，軍隊的情報部門在文革期間並沒有癱瘓，軍情部門，顯然時刻掌握著全國整個動態，它們壹定有統計數據，只不過作為機秘保密，不讓公眾知道。

　　大興縣道縣昭陽縣興國縣瑞金縣大屠殺黑五類其及家屬的公然犯罪是共產黨壹手操控，不是地方當局擅自所為，而是最高層鼓勵煽動的，毛澤東親自指示發槍，公安部長親自指示鼓勵由地方黨政人員組織屠殺黑五類，所以中共暴政的罪孽非常深重。

　　壹九七五年七月份，中共軍隊用大炮轟平雲南省沙殿回民村，群體屠殺六千人。事件是中共自文革以來，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宗教信仰的迫害引發。因為回民不能吃豬肉，而且他們的生活習慣特別強調禮拜宗教儀式。而文革的工作隊，下到村子裡後公開吃豬肉，而且將吃剩的豬肉故意往水井倒，嚴重傷害、侵犯回民的宗教情感。回民是伊斯蘭教徒，伊斯蘭教徒特別強悍，在阿富汗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不少跟國際恐怖組織有關係。原因在於伊斯蘭教徒特別維護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們不會忍氣吞聲，如果受到欺壓他們很容易反抗。由於他們反抗，中共就派軍隊鎮壓，中共出動壹萬多人鎮壓，包括軍區、軍師總後勤部和軍事前線指揮機構，以及基幹民兵，動用了自動步槍，輕、重機槍和七十五門無後座力炮，八十二門迫擊炮，壹百五十二門加濃炮，火焰噴射器，以及數百噸炸藥。壹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號，共產黨把這個回民村整村夷為平地，壹共屠殺了六千多人。剛才介紹的是第壹部分，文革中共產黨有組織、有計劃的殺人，殺的對象都是地、富、反、壞、右及宗教信仰人士。

　　文革中共產黨有組織有計劃大屠殺。第二類文革殺人是武鬥，文革武鬥致使無辜平民近50萬人死亡。其中武漢市1966年1月22號開始，造反派把3,100名幹部和保守派關押。次年5月27號，陳再道將軍（當時武漢的當權者）與造反派發生衝突，第壹次打死人。6月17號造反派頭目被拘捕，25人死亡。6月30號死亡人數增加到158人。保守派被擊敗後，600人被屠殺，6萬6千人受迫害，這是武漢市武鬥的概況。

　　廣東省紅衛兵被打死的人數至少在4萬人以上；雲南省紅衛兵被屠殺至少3萬人。廣西自治區的紅衛兵被廣西自治區軍區司令韋國清屠殺的人數超過10萬。廣東省、雲南省、廣西區這三個省區殺紅衛兵人數最多。他們為什麼屠殺紅衛兵呢？是毛澤東鼓動的“要支持左派，反對右派”。

　　什麼叫左派？擁護毛主席，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殺紅衛兵的武鬥，最典型的是廣西自治區的韋國清大屠殺事件。由聯指（紅衛兵組織）保韋國清派對四.二二造反派（4月22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韋國清派軍隊鎮壓四.二二造反派同情者以及無辜者，殺人的手段非常殘忍，包括掏腹挖心肝吃人肉。

　　這個事件由中共廣西區省長辦公室編制的壹個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紀》中概述：“1968年7月到8月壹個月中，區革命籌委會，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各專區、各市、各縣委會，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萬4千人。成批殺人到處都有，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拋擲礦井，或者成批丟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頭示眾，割除陰部，還有各種各樣的手段，先奸後殺等等，成批溺死，整個廣西大地血雨腥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

　　這是共產黨事後確認的真實慘案。文革殺人，殺的天昏地暗，到底為了什麼？這都是毛澤東頭腦壹熱，壹心爭當新時代的共產主義導師，所以他要繼承發展馬列主義理論。毛髮明的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文革冠冕堂皇檯面上的理由。

　　實際上，是毛澤東利用文革把可能的競爭對手全部幹掉。包括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中共壹大批高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下去。把他們打下去的目地是培養四人幫及陳永貴，吳貴賢之流，真實的目的則要扶江青和毛遠新。這個事實已由中共黨員辛梓林寫的《毛澤東傳》印證，毛澤東最後壹個情婦的回憶錄也印證了這個事實。所以毛澤東是藉文化大革命來達到他自己的目地，壹箭雙鵰。壹是豎立自己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二是依該理論來清除所有潛在的政敵，以達毛氏王朝永繼的目地。

　　文革期間大規模吃人事件。廣西自治區共有八個縣發生大規模吃反革命，吃地主富農的慘絕人寰的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認有137人被吃，大多數是教師、校長、當地幹部，都是在黨組織的操控下這些人被活吃。

　　正如猶太人被納粹消滅壹樣，中共以階級鬥爭取代納粹的種族。中共將階級劃分為應當消滅的黑五類，創造壹個“清純的共產主義新人社會”，所以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是沒有生存權的，是可以任意殺害的。這個理論就是導致文革中廣西大規模吃人事件的根源。事實上文革吃人絕對不是中共官方承認的僅吃了137人的問題。

　　著名作家鄭義，當年是個記者，曾經三次親自到廣西調查，因為他是官方記者，所以有便利條件調查取證，隨後秘密寫了《紅色紀念碑》以大量原始檔案，地方縣誌摘取的資料及訪問了眾多當事人，包括吃人者和被害者家屬，證實被活活吃掉的人數在3千人以上！

　　事實上中共廣西區省長辦公室編印的《廣西文革大事紀》確認武宣縣、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浦北縣、靈山縣、貴縣均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僅廣西武宣縣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壹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在武宣中學，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後，就地架起爐灶將老師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馮於1968年7月1日晚被批鬥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剝肉，只剩下壹副骨架。接著壹批人在學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180人，其中劉維秀和劉家錦等人，打死劉振堅後；輪姦其未滿17歲的女兒，然後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陰。將老師剖腹、割肉、煮熟分食，由學生們煮吃。諸如此類在廣西吃人事件中大規模的發生。

　　在文革期間廣西是不是無政府？不是！廣西在文革期間仍然是共產黨的天下，仍然是共產黨操控。吃的對象是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子女及出身“不好”的教師、校長等。很明顯是中共干的，它不是無政府狀態下的暴民干的，是有組織、有計劃公然干的惡事。只不過廣西區比較特殊，因為廣西自治區是壯族聚居的地區。據說壯族歷史上有吃人的習慣，其實並不確切。因為中國歷史上漢族大規模吃人事件屢屢發生，歷史上只要發生大饑荒，往往都出現吃人事件，1958年至1961年河南，安徽，甘肅，貴州均發生眾多吃人事件；此外歷史上農民起義軍把無辜百姓殺了用他們的肉充軍糧的事件屢屢發生。所以把文革大規模吃階級敵人事件歸咎於廣西壯族的民族特性，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長期強制灌輸精神強暴煽動起普通民眾的階級仇恨。

　　要把壹個人活活吃掉，顯然要對被吃的人有壹種非常仇恨的心理，而且要讓自己完全喪失人性，把對方不當作人，把階級敵人不當人，當做應當消滅的害蟲。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學生才有可能吃自己的老師、校長，只有吃人者被強制洗腦，變成了精神病後才有可能。所以嚴格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對對整個中國的摧殘和危害，不僅僅停留在殺人、逼迫人自殺及吃人問題上，它還把全體中國人變成精神病。而變成精神病的原因在於中共的精神強暴，所以我反覆強調說共產黨暴政的罪惡不僅僅是殺人，它更大的罪惡是它的精神強暴。因為殺人畢竟限於局部，限於少數。但是中共對全體國人長達六十年的精神強暴靈魂閹割的罪孽比殺人罪更加深重，所以在大陸生存的每壹個中國人，實際上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上海這個大都市同樣發生類似的情況，1967年2月，上海發生2月奪權，王洪文作為工人造反派頭子，奪取了上海政權，在4月27號王把對方造反派頭目當場殺掉。張春橋說：“如果少數人被錯殺，這無關大局，但是讓真正的罪犯逃脫將造成大災難”。亦即寧可錯殺壹千決不放過壹個！的翻版。在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整體市民的教育水平是全國最高的，在武鬥過程中，或在奪權過程中濫殺無辜的現象，可想而知，在全中國各地方是不是百分百發生類似的情況？我的老家福建龍巖，也發生大規模武鬥，打死眾多學生和工人，壹方從兵工廠搶奪武器，實際上是半搶半給，駐軍故意給雙方造反派發槍，然後互相打。

　　內蒙古自治區的內人黨事件。內人黨事件共有34萬6千人受株連，1萬6千人被槍決自殺，8萬7千人被酷刑終身致殘，而相似的事件在雲南省造成14000人被槍決。而內人黨事件，袁紅冰的《自由在落日中》對該事件有非常詳細、也非常生動的描述，特別是共產黨的酷刑，它的野蠻殘暴全世界獨壹無二。 我相信每個讀過該書的人肯定知道，全世界沒有任何人可以經受那種酷刑。而事實上中共暴政對政治反對派濫施酷刑迄今未停，隨時隨地發生。最典型的是高智晟和郭飛雄及法輪功學員被活體盜賣人體器官事件，和3300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致死的事實。這說明中共暴政的本質到今天絲毫未變，它僅僅是形式上有所改變，但是實質上壹點都沒變。

　　共產黨暴政只要存在壹天，其邪惡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改變。為什麼？到今天為止，還有很多人寄希望於中共自我改良，或由中共主導進行政治改革。我反覆強調，中共暴政絕不可能進行實質性改良，也絕不可能由中共主導進行政治改革，中共政治改良已經是死路壹條。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暴政是具有濃厚流氓性質的極權專制暴政，它不是壹般性質的所謂威權政體。

　　中共政權跟所有其他共產黨政權比較，最大區別在於它的流氓性特別突出，特別是中共暴政經過1989年6 月4號北京大屠殺以後，使它自我改良的前題和基礎蕩然無存。中共從來沒有放下屠刀，也永遠不可能立地成佛。1999年中共又發起鎮壓法輪功運動，後又發生廣東東州慘案，以及各種各樣的群體事件，中共屢屢出動軍警鎮壓民眾，後來漫延到西藏，新疆都是用武裝警察，甚至由武警偽裝成和尚故意挑起事端，乘機鎮壓。

　　從文革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惡劣本質，可以看到中共沒有任何可能自我改革。到今天任何對中共寄希望的人，如果不是對歷史的無知，就是被洗腦洗成了受虐狂，任何對中共還歌功頌德的人，全部都是腦子壞了的人或缺德的人，這是定論。

　　文革中還發生過5.16事件，5.16事件是中共第壹批紅衛兵，亦即根正苗紅的紅衛兵搞的東西。在追查5.16事件過程中，外交部兩千人中有600人被調查，北京8341部隊（中南海衛戍部隊），從北京大學揪出了178名敵人，也就是共產黨大內總管禁衛軍居然從北京大學揪出178名敵人。部隊到大學裡去抓敵人，證明中共暴政胡作非為在文革期間登峰造極。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幹部和群眾，因冤獄而死的達9,804人。

　　第三，文革中超過20萬人被逼迫自殺。1966年8月24號，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殺；此後至少有100多人，投太平湖自殺；上海名演員嚴鳳英被逼自殺後，她的屍體奉命被解剖來查藏在她體內的收發報機（抓特務）；上海文革中被打死和被鬥爭以後自殺者，根據1984年上海披露的資料，壹共是11,510人。

　　最後壹個文革罪惡，即中共的壹打三反運動。壹打三反運動，中共鎮壓人民登峰造極。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67年1月13號聯名發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工作若干規定》俗稱公安6條。其中第2條規定，“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處”。而依法懲處現行反革命可以槍決。希特勒時代德國刑法規定，“污辱元首者拘留兩個星期”。作個簡單的比較就知道，中共暴政是遠比希特勒納粹暴政殘酷百倍、千倍的暴政。

　　因為希特勒時代的法律規定，污辱元首充其量也就是兩個星期監禁而已；但是在中國，妳要是污辱毀謗或罵毛澤東或林彪，那是死罪！而文革期間被中共暴政槍殺的絕大多數的所謂反革命。絕大多數都是被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中央首長”等罪名給定罪殺害的，很多人僅僅是在天天讀，或在晚匯報時，發表議論，或在日記中寫了對毛共不滿的言論，因此被中共暴政以反革命罪論處。

　　反革命罪是中共暴政經常適用槍決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年壹在其《在大動亂的年月》中稱“根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十個月挖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逮捕了284,800人，殺了數以千計的人”。有關在壹打三反運動中，及文革當中，中共到底殺了多少反革命的問題，我在大陸時曾經看過壹個中共的秘密文件，其中說到文革期間，以反革命罪被殺害的人達36萬；到1972年，僅僅是上海就有3萬多人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僅壹個上海市就有122個反革命集團，其中1,651人被殺害。

　　文革結束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稱，1970年代的壹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的70個人當中，在1970年就有68人；天津市錯殺28人中，1970年占22人，從這個點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面。

　　也就是說文革中絕大多數反革命是在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決的。這裡舉幾個著名的被中共暴政槍殺反革命：共產黨員張志新被中共惡警唆使重刑犯人強姦變成精神病後再槍殺，槍殺前被割喉，而此前受害者刑前被割喉在遼寧已經實施了30次！換句話說比張志新更早被割喉的30名反革命，迄今無人知道其真名實姓。

　　李九蓮是江西省贛州市的壹個工人，她被當成反革命槍決前，中共將她的舌頭跟下顎，用壹個尖銳的竹籤，串連在壹起，然後拉到郊外槍殺，槍殺後，不讓家屬收屍，她的屍體又被暴徒屍奸，再把她的雙乳割走！

　　鍾海源因為李九蓮打抱不平，被中共先判12年，多次酷刑後，她高喊打倒華國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體取腎！

　　黎蓮年僅18歲，於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被以反革命罪處決，刑前也被活體取腎！

　　曹崗山1948年參加共產黨學生組織，文革期間被 判 8 年，關押中攻擊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擊毛澤東，判死刑，槍斃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澤東！槍決前被監獄的獄醫，用鉗子硬撐開他的牙齒，然後連根剪斷他的舌頭！

　　黑龍江的史唐楓，因反對毛而獲罪，四人幫倒台後，在1976年被當作反革命犯處決，行刑者怕他臨刑前說出真相，便用東北縫綿被的大號針線縫死了他的嘴唇！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被當作反革命，1968年4月27號被處死，刑前被割喉！

　　淅江省洞頭縣革委會常委王希貞，執行搶決時為防止他呼喊口號，將其喉管割斷，家屬全部被押不讓他們鳴冤叫屈！

　　海南島白沙縣女醫生關明華，壹打三反運動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生前被用鐵絲從她的嘴裡穿到腦後綁在腦後，使他無法發聲！

　　紅軍出身的蔡鐵根大校，壹打三反運動中1970年3月11號被槍決，被用麻繩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勒得緊緊的讓他不能發聲，然後被處死！

　　上述列舉的幾個例子，是已經披露的真人真事，被共產黨用這種殘暴野蠻至極的手段殺害，槍決之前受盡凌辱。用這種殘暴野蠻的方式，防止受害人發聲，是共產黨的發明創造，雖然在宗教裁判所歷史上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但只有極個別類用某種東西塞住被執行者的喉管。

　　但是中共暴政下卻用割喉、用鐵絲穿脖子、用麻繩勒、用竹桶插入喉管，用針線縫住嘴唇等都是中共獨家發明創造，而且大規模使用，上述僅僅是披露的少數人而已。可以推斷在文革期間被槍殺的所謂反革命份子，可能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這麼處死的。因為中共害怕正義，它害怕這些人臨死前喊出壹句真話，所以共產黨就用極度殘暴的手段，消滅所謂反革命的最後聲音。

　　綜上我們簡單介紹了中共文革罪孽，毛澤東自稱他壹生中干的兩件大事，第壹件是打倒蔣介石，第二件是搞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蔣介石的深重罪孽我們將另行介紹；文化大革命無論從歷史還是文化，或者宗教，或者人類文明等各個角度看，都是壹個最野蠻殘暴的滔天罪孽。殺人、強暴精神、閹割靈魂，對整個國家經濟文化道德空前絕後的摧殘，對中國人民的精神強暴靈魂閹割，都是史無前例。

　　所以當今全體中國人，包括所有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以及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對中共這個流氓犯罪集團，不能再任由中共蹂躪，再放任中共流氓暴政的強暴。我們應當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共暴政壹日不滅亡，中國人的苦難絕對不止！寄希望於中共暴政自我改良，或者由中共這個罪惡累累的犯罪集團，來進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是絕對不可能的。

　　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必須徹底終結，而中共暴政的終結，取決於每個中國人，不取決於任何其他人，所以中國人當務之急，就是還原了解真相，只有在還原了解知道中共的犯罪史，知道了所有的事實真相後，人民才可能真正覺醒。而只有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覺醒以後，才有可能終結中共暴政，只有徹底終結中共暴政，中國人民才有希望才有未來才有明天，否則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必將沒完沒了，而且全體國人會被中共流氓暴政作為被綁架的人質，拖向無底深淵。

　　這個系列已近尾聲，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壹個重要分水嶺。接下來我們進壹步介紹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老聽中共的罪惡，真的使人感到壹種非常強勁的壓抑感。因為中共掌權六十年，所干的都是那麼沉重的罪惡，人們耳聞目睹的，都是讓人高興不起來的事。

　　1971年批林批孔運動，是毛澤東臨死前搞的壹個較大的動作。林彪是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也是從井崗山當土匪時，就跟毛澤東捆綁在壹起的人，是毛澤東最寵的愛將。而林彪確實是毛澤東的鐵杆份子，可是後來連林彪都反叛，足以證明毛澤東是個什麼玩意。

　　林彪的壹生戰功赫赫，特別是在1945年8月開始的內戰過程中，為中共奪權立下了頭號汗馬功勞，可以說沒有林彪，很可能就沒有共產黨的中國。為什麼連赫赫有名的頭號大功臣，而且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居然還要反叛？

　　林彪非常有頭腦，雖然拍毛澤東馬屁也是拍得最厲害的人，由於拍馬屁，他得到了最高獎賞，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倒霉時，他卻壹躍成為黨的第壹副主席，毛澤東親自在九大欽定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澤東萬歲，林彪則永遠健康。

　　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是中國空軍作戰部部長，空軍是各軍種中最先進的，他們掌握的訊息最完整、最全面。林立果當空軍作戰部長，作為高乾子弟能夠接觸到大量中共絕密文件。他父親林彪能看到的絕密文件，林立果也能看到。所以林立果事實上對中國社會現實是非常清楚的。

　　在掌握大量真實訊息的情況下，他是空軍作戰部部長，他的訊息來源特別全面。而且林立果不是等閒之輩，很有頭腦，他有自己的思想和獨立判斷。正因為如此，實際上林立果是中國人中最早覺醒的壹批，是共產黨體制內受益者中最早覺醒的人。他對共產黨暴政持嚴厲批判態度。所以他確實與空軍中壹幫兄弟們準備起義，他們準備了五七壹工程記要。

　　五七壹工程記要就是武裝起義工程記要，也即起義作戰方案。不幸的是毛澤東當時命還不該絕，林立果和他的壹班兄弟們的活動，被毛澤東的走狗發現了。最後逼得林彪所謂反黨集團暴露出來。事實上林彪其實本人並沒有反叛，而是林立果和他的空軍弟兄們，他們確實想起義反對毛澤東，而林彪僅僅是被動牽進去的。毛在林彪死後，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又使成千上萬中共高幹，特別是軍中將官壹大幫人馬，受到中共迫害。林彪壹家人，包括葉群，林立果在逃亡中，很可能是被中共導彈打下來，在蒙古的沙漠上喪生火海。

　　毛借林彪事件，在中國大地掀起批林批孔運動。孔夫子在1966年文革高峰期的批鬥還不夠，毛澤東把林彪跟孔夫子結合起來。當時我上小學四年級，連小學生也整天召開批鬥會，要求每個學生寫批判孔夫子的文章。還從工廠請來工人，從鄉下請來貧農，給我們上課批判孔夫子。事實上這些工人農民本身壹竅不通，對孔夫子的儒學，他的思想精華根本就不懂，居然也能批判。而小學生更是壹竅不通，連東南西北還分不清，卻令小學生去批判孔夫子。由此可見，中共暴政不擇手段強制洗腦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簡單的說批林批孔運動，實質上是中共暴政登峰造極時的產物。登峰造極表現在那段時間，在文化領域，思想領域，蹧踏中國傳統文化，摧毀中國傳統習俗道德。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毀滅性的打擊。當時有個電影叫作“決裂”，就是玩命批判壹切傳統文化，宣稱要與壹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主張的共產黨要與傳統的文化，習俗、習慣、宗教徹底決裂完全吻合。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根據馬克思原教旨來的。

　　1976年北京四.五運動。“1976年的4月5號，北京人藉悼念周恩來表達對毛澤東及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政權的強烈不滿。而毛澤東下令軍方鎮壓，造成10人死亡，200人受傷，全國追捕了數千人，隨後至少有500人被槍決，調查持續到10月份，至少上萬人被調查”。這個說法是外國人的說法，顯然是被濃縮的。因為四.五運動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首次群體自發性公開對被奉為神壹般的毛澤東說不。

　　毛澤東判斷四五運動的後台是鄧小平，因此將四五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指示鎮壓悼念周恩來。周恩來其實也不是好東西，但當年中國人以為周恩來是個好人。而事實上根據披露的檔案及研究顯示，周恩來這個傢伙絕對不是個好東西，是個大奸臣；這是題外話，我們就不展開。

　　事實上四.五運動這麼多人藉悼念周恩來表達對中共暴政、毛澤東、四人幫的強烈不滿，當天晚上有1萬多首都民兵和工人糾察隊，5個營的北京衛戍部隊，3千多公安人員，壹共至少有2萬人，包圍天安門廣場實行武力清場。中共官方宣稱沒有死壹個人，只是逮捕了300多人，但是根據香港作家鄭毅的考證，當天晚上8千多人傷亡，其中600人死於棍下，2千多人傷殘。僅僅北京壹地被逮捕的人超過5萬。直到1978年11月25號，中共才平反這個事件；陳子明、王軍濤、嚴家齊、范真，都是當年四五運動著名的人物。

　　四五運動等於小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死前最後壹次大鎮壓。由此可見，中國人日益覺醒。王軍濤據稱是個高乾子弟，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反抗共產黨暴政，亦即連共產黨人都已明白共產黨暴政到底是什麼東西。

　　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民主牆運動在中國民運史上地位更為重要，因為毛澤東已死去，四人幫已垮台，所以中國出現了壹股民主風氣。鄧小平當時為藉助西單民主牆打他的政敵華國鋒，所以至少表面上鼓勵西單民主牆運動，讓人們用大字報的方式自由言說，當年的西單民主牆每天人山人海，有無數工人、士兵、農民、學生到西單民主牆去看大字報。

　　西單民主牆的發起人據說是詩人黃祥，他在1978年10月1號發起西單民主牆運動，後來被中共暴政嚴厲鎮壓下去，因為鄧小平已經奪權到手，立即過河拆橋，把當年支持他上台的民運人士壹腳踢開，而且把這些人統統關進監獄，無罪重判。

　　當年被關進監獄最著名魏京生也是個高乾子弟，他也能接觸中共高層的內幕，所以他的覺悟比較早，他從部隊轉業後在北京當電工。因為在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明確指出要警惕鄧小平成為獨裁者，使他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很多外國的記者把魏京生事件在國際上炒的沸沸揚揚，所以他就成了大名人，成為西單民主牆造就的第壹號英雄。在西單民主牆運動背後，還有更多無名英雄，迄今默默無聞。陳爾晉（陳泱潮），徐文立，劉青，傅葉華，張希峰，孫維邦，馬文都，任畹町等人都是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中脫穎而出的民運英雄人物。

　　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身於工人、農民、幹部或軍人的家庭，也有高乾子弟。說明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已經激發中國人強烈反抗，所以才會有這麽多人勇敢站出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憲政，要求共和。而自由、民主、憲政、共和，孫中山早在1905年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最初比較簡單，民族是指驅除滿族統治者，擺脫帝國主義的蹂躪，後來民族的涵義擴張成五族共和，即中華民族全體各民族的共和。

　　民權，似乎與民主不是太密切，但1924年孫中山對民權的內部作了全面闡述包括全民公投選舉權在內的當代政治民主的涵義非常接近。所以西方人將“民權”皆譯為Democracy（民主）.

　　民生是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亦即關注民眾的生活，所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政是孫中山畢生奮鬥的目的。在蔣介石領導下最終在台灣實現了孫中山的理想，蔣介石率領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通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朝著人類社會自由、憲政、民主、共和大潮流努力著。而中共卻用非法暴力打斷了中國的自由憲政民主進程，而且倒退復辟成比封建君主獨裁專制更野蠻，更專制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中國眾多青年人，思維敏捷，獨立思考，要民主、要自由，要憲政。迄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未過時。非常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律師、記者、幹部、工人、農民、學生和軍人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中共暴政是怎麼對待要求自由憲政民主的人民的？1976年，中國的政治犯仍有壹千萬人，在1950年代（1949年到1960年）中國的政治犯高達8千萬人。8千萬是什麼樣的概念呢？相當於德國整個國家的人都是政治犯；1982年，中國的政治犯減少到中國人口的0.5%，1986年-1991年中國的政治犯仍有5百萬；此後中國政治犯降到約10萬左右；2005年中國政治犯還有7千人。據我的觀察，當今中國政治犯實際的人數，肯定遠遠超出7千人，絕對不會少，只會多，是十倍還是二十倍，無法斷定，但是可以肯定，中國政治犯仍然非常多，只不過是由反革命罪換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國家顛覆政權罪，還有不少政治犯，被羅織盜竊犯或流氓犯等其它刑事罪名判刑。

　　這進壹步證實，中共專制暴政，是所有的共產黨暴政中，最下流無恥的壹個。因為其它共產黨國家還沒有下流到這壹地步，沒有將政治犯當作刑事犯迫害。所以中共政權是個極端下流無恥的暴政，必須指出：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壹日不滅亡，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絕對不止。原因在於中共專制暴政是壹個極權流氓暴政。從來沒有任何壹個極權流氓政權可以改良，從人類誕生以來，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壹個極權專制暴政能夠改良，這樣的政權只能滅亡；更何況到今天為止，所有的共產黨暴政，全部是被終結的，沒有壹個共產暴政是改良的，全部都是經過政治革命而終結。

　　儘管不壹定是暴力革命，可能是天鵝絨革命，可能是玫瑰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沒有任何壹個共產黨政權，是經過和平改良變成了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的，也沒有任何壹個仍然由共產黨當政的國家。鎮壓西方民主牆運動，是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又壹罪孽。

　　1981年4月5號，中共鎮壓中國公權大同盟。它是中國民運的首次公開組黨。公權大同盟實際上就是政黨，只不過為避開中共黨禁的桎梏，用了壹個不同的名稱而已。它是用論壇、刊物的方式組黨。從地下刊物變成公開刊物，想用打擦邊球方式爭結社權。但是這次組黨運動，甚至還沒有公開形成全國聯盟就被中共壹網打盡，因為中共特務無孔不入，任何信息萌芽，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中，中共把所謂兩非（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當作反革命集團鎮壓。

　　當年中共打擊對象的首犯，就是當今赫赫有名的陳爾晉（筆名陳央潮），被中共中央1981年9號文件定性為兩非首犯，隨後逮捕的是著名的許水良，北京的徐文立等壹批民運前輩，他們在中國歷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奉獻和犧牲。中共極權暴政鎮壓民運政治良心人士，即政治反對派，可謂不遺餘力。

　　1983年中共嚴打運動。嚴打運動是指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中共藉打擊刑事犯罪，目的是迫害政治犯。

　　年輕人追求刺激參加時髦的化妝舞會也當作流氓犯被抓起來。有不少人年輕人因多角戀愛被當作流氓槍斃；什麼叫從重從快？平時按照法律規定，可以判三年徒刑的，居然在嚴打運動中可以判死刑；從快就是本來按法律程序，每壹個訴訟都有法定程序時間要求，從快就是這些程序全沒了，比如按法律規定，拘留嫌疑人應在7天內做出是否逮捕的決定，起訴比如要在三個月內，壹審上訴審要在多少時間內審結。

　　在嚴打期間居然從逮捕到判刑到執行可以在壹個星期內敲定；可想而知，會製造多少冤假錯案；所以在嚴打運動中，全國有很多僅僅是小偷小摸，或者年輕人，僅因尋求刺激被當作流氓團伙槍決，還有很多年輕人從大城市被強制遷徙到新疆等邊遠地區，等於是流放。全國至少100萬人被逮捕，至少1萬多人被槍殺，這實際上是嚴重縮水的數據，其實在嚴打運動中，全國被槍斃的人不下幾十萬，決不是壹萬；嚴打運動實際上是壹種破壞法治的運動，什麼是法治？

　　法治就是法律至上，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平等適用法律，而不是根據哪個人的意志，哪個黨的政策，朝令夕改的東西；而嚴打是鄧小平壹上台就立即破壞法治的典型。

　　既然制定了法律，就應該讓全體公民都遵守法律。要人人遵守法律，法律要有權威，如果法律朝令夕改，那麼這個法律肯定沒有權威，如果法律是厚此薄彼的，比如對某人的死罪卻只判壹年，二年；而對另外壹個人犯的小罪卻判死刑，這都是嚴重破壞法治的行為。

　　共產黨從它當權的第壹天開始，就根本沒有法治概念，因為它是壹個流氓集團，文盲集團，法盲集團，犯罪集團。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九名政治局委員，可以說沒有壹個是懂法律的人，全部都是標準的法盲，當年的鄧小平更是法盲。

　　嚴打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危害非常嚴重，受害人不用說，那些被槍斃，被流放，被判重刑的人，首當其衝。但是嚴打運動的危害實際上是對全體中國人的潛在的看不見的危害，因為他使中國人不相信法律，既然可以朝令夕改，既然法律可以橡皮筋壹樣可以可長可短，法律自然沒有權威。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真正的刑事犯罪份子，很容易破罐破摔，本來某人可能是被迫或者生活所迫，或因各種原因包括個性而犯罪的話，也只是壹種被動的犯罪，但是由於嚴打運動，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犯罪份子變成主動罪犯。比如說殺壹個人是死刑，殺十個人也是死刑，殺壹百個也是死刑，為什麼不多殺呢？多殺壹些人墊背吧，所以嚴打運動造成的後果，從長期宏觀角度看貽害無窮。而嚴打運動居然在2010年的今天，中共居然重新搞嚴打。這再次證明我的定論：在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下，根本沒有法治生存的餘地，溫家寶和中共其它幾個黨魁，公然宣稱“中國是個法治國家，我們會依法辦事”，都是胡說八道！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城。六四天安門屠城是中共建政以來，中國人最大規模的公開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運動。波及了中國80個大、中城市。也就是說在中國大地上80個大中城市轟轟烈烈展開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民眾自發的運動。

　　小城市沒法統計，實際上當年六四運動波及全中國。因為當時有壹段時間電視開放，中國只要是電視普及的地方，肯定都已經波及。有壹段時間報紙也特別自由，所以很多信息報導了天安門事件的來龍去脈，特別是在六四之前，中國的新聞媒體，新聞界人士，全部動員了起來。不光新聞界人士，甚至連軍隊、公、檢、法等國家專政機器全部動員起來了。

　　中共悍然用坦克機槍鎮壓六四天安門自由民主運動，是中共極權流氓暴政本質的徹底大暴露，也是其滅亡前的最後瘋狂。1989年以前，中共還有可能政治改良，或還有可能通過和平方式政治改革途徑改造中國，使中國和平轉軌，從此以後中國的民主運動，只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而不可能再是政治改良，這已是定論。

　　六四事件的起因是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去逝。胡耀邦是中共黨內較有良知，良心未泯，比較有人性的人。他主要是因為主持了中共在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他很得人心。胡耀邦被中共趕下台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做了太多好事，所以鄧小平把他趕下台，胡耀邦因為思想精神壓力使他憂鬱成疾，因此而病死。這就是六四運動的起因，與1976年四五運動類似。當年是為了悼念周恩來引起四五運動，而89年六四運動則是因悼念胡耀邦而引起。

　　但是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卻以“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定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而且指稱這個運動“是壹個有計劃的陰謀，是壹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結果第二天在北京就有十萬大學生遊行示威，抗議人民日報社論。5月19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實際上火上澆油。隨後北京大學生開始絕食抗議，而且中央美術學院集體創作了壹個民主女神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上。這些都是被中共暴政壹步壹步逼出來的，實際上，這表明中共當權者是極度無知無能的壹幫傢伙。

　　本來大學生，剛開始還沒有喊出反共的口號，他們只是要求自由、民主，甚至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旗號。但是因為中共本質上是個流氓、文盲、法盲加情商盲，所以根本分不清東南西北，只會濫用暴力，什麼都不懂，以為用暴力恐怖就能把人民的憤怒鎮壓下去，它只能壓壹時，而不能壓永遠。中共暴政用恐怖暴力把數千萬，數億人，樹成了對立面，從而使中共政權變成了壹個與全體人民為敵的暴政。

　　1989年6月4號，中共動用近30萬正規軍，真槍實彈，數千輛坦克、裝甲車強行開入了北京武力清場。鄧小平下令開槍鎮壓屠殺學生、市民，至少殺害學生市民3千人。外國記者報導說，至少1千人到3千人。大部分是工人、市民，學生也占相當部份，北京市約1萬人被捕，全中國至少3萬人被捕。

　　但是有關六四屠城到底殺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有另外壹個數據。根據1989年10月12日中共軍隊總參謀部統計的數據顯示：1989年6月1日到10日，中共槍殺了31,978人。這個數據我不知道真假，但任畹町證明說總參謀部當年統計的數據，六四死亡3萬多人。

　　另根據蘇聯檔案解密披露的數據是危害3千多人。到底是3萬多人，還是3千多人，現在無法確認。但是可以肯定，中共至少槍殺了3千多人，其中大學生至少超過300人，這是已經可以確定的數據。講到這裡，有必要回顧中國歷史上，在同壹個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另壹起同類事件。

　　1925年3月18號北洋軍閥政府槍殺北京大學生事件，魯迅寫過壹篇文章《悼念劉和珍君》即指此事。當年奉系張作霖和馮玉祥的西北軍撐實權，段祺瑞是執政府的執政，但他沒有實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學生示威抗議北洋政府。軍警開槍鎮壓學生，當場打死了42位學生，打傷500多人，性質跟六四天安門屠城比較接近。

　　但是段祺瑞得知槍殺學生事件後，立刻趕到現場，當場下跪，跪拜亡靈，跪了很長時間不起來，從此以後段祺瑞素食終生以示懺悔，同時他下令嚴厲追查懲處開槍事件責任人。因為確實下令開槍的人不是他，他當年位居總統地位，當時叫執政，他能做到這壹點，應該說這個人是非常有人性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做得非常好。但是由於當年的中國有近壹百個政黨，有500多家私營報紙，所以各政黨、各報紙狂轟濫炸，學者教授對北洋政府口誅筆伐，對段祺瑞政府發起嚴厲批判攻勢，使得這個政府不到壹年就垮台了。段其瑞是個軍閥不錯，但他是個有人性實質上愛國的男子漢，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日本人擬找壹位有相當威望的人出頭組建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首個對象即是段其瑞，但段驕傲地拒絕，因為他不願意做日本人的傀儡。

　　我們再看壹看中共的天安門屠城是怎麼處理的？天安門屠城殺了3千多人，受傷者至少8千人，逮捕了3萬多人，迄今不但沒有任何壹個中共官員道歉，而且中共仍然公然拒絕承認任何罪錯。當年屠城的當事人，除了鄧小平壹命嗚呼以外，李鵬發表他的日記，試圖推卸責任。中共中央領導人，沒有壹個站出來承認、承擔罪責，不但不承認罪責，就是。隨後又以所謂“反革命暴亂份子”罪名槍殺1千多人！

　　國務院發言人袁牧，當年公然宣稱“天安門沒有死壹個人”；前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美國時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但是，當年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壹份文件“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戰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10人，3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這是陳希同的說法。

　　六四屠城始終在現場的中國人大研究生吳仁華，證明在天安門廣場被中共槍殺者，他知道真名實姓者就有3位，戴京平，程仁興；此外吳親眼目睹3輛中共坦克追逐輾壓11名學生的暴行。天安門母親丁子琳已經查證當場被壓死輾傷的14個人的人名（其中受傷的壹個女學生不願意公布姓名）。5名被當場壓死，另9名嚴重傷殘。

　　在六四屠城後10天內，中共暴政以“反革命破壞公共財產罪”等罪名悍然槍殺了數十名北京和上海市工人及市民政治犯。都是有名有姓，非常真實的事情。隨後大規模逮捕學生、工人、士兵近3萬人，全國到處是通緝令，其中現在美國的著名的唐伯僑，當年是湖南學生領袖。唐伯僑六四20年來仍然在頑強抗爭。而唐伯僑是湖南省壹個縣的共產黨檢察院檢察長的兒子。還有30多名被全國通緝的學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地。至於工人市民被判刑十、二十年，甚至無期徒刑者大有人在。

　　其中判刑最重的幾個，我簡單介紹壹下。來自湖南的天安門三君子。在天安門廣場用彩色的雞蛋，投擲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余志堅被判無期，喻東嶽被判20年，魯德成被判18年。其中喻東嶽已經被迫害成了精神病，到現在沒有恢復，另外兩位在坐了十幾年、近二十年牢後，已經逃亡海外。

　　當年還有眾多被判重刑的年輕人，甚至到今天還有人關在監獄裡面，六四勇士都是年輕有為的大學生，或年輕的工人，或年輕的市民。實際上在六四北京天安門事件表現出來的中國人的民心、民情，是真正的民意，反映了壹個非常強烈的願望：要求中國政治改革，要求政治自由，要求開放黨禁，解除報禁，解除言禁網禁，使中國能夠真正成為走向和平發展的自由憲政民主的國家。

　　但是中共暴政卻用坦克機槍血腥殘暴地把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民鎮壓下去。所以兩相比較，中共暴政跟北洋軍閥比較，壹個是天，壹個是地。而北洋軍閥是壹個所謂自私的，像封建領主似的，剝削壓榨其管轄領域內的人民的軍閥，而中共暴政連北洋軍閥都遠遠不如，那麼這個流氓暴政該不該終結呢？每個有理智的人都能夠得出結論，中共極權專制暴政根本沒有任何資格繼續存在壹天！

　　講到軍閥，我再舉個例子。在1920年到1930年期間，四川省約有50個軍閥。這些軍閥互相打來打去，打了十來年，其中有個很有實力的軍閥劉文輝，他說“凡是縣政府大樓蓋得比學校的教學大樓好的，就地正法”。這是什麼意思啊？劉文輝是個軍閥沒有錯，劉文輝搜刮民膏民脂也沒有錯，但是劉文輝這麼重視教育，限制他管轄下的官員貪污受賄。他能夠做到這壹點，表明劉文輝這個軍閥也遠比共產黨暴政好得多。從壹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壹個側面、從壹滴水能看到大海。

　　另外壹個廣東軍閥陳炯明，陳炯明跟孫中山之間有很多矛盾，最後反目成仇，這姑且不論。但是陳炯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個善良的人，他在1921年聘請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到廣東政府當教育部長，陳獨秀欣然赴命。在陳獨秀當廣東政府教育部長期間，廣東政府的財政收入20%用於教育，貧困家庭的子弟如果學業成績優秀的話，由政府免費保送出國留學。從這個角度看，陳炯明這個軍閥也相當不錯，所以中共暴政不用說跟自由憲政民主國家比較，我們把它跟舊軍閥比較，中共暴政連土軍閥它都遠遠不如，更不用說跟當代國際社會自由、憲政、民主國家比較了。

　　所以我認為中共六四屠城是中共暴政走向滅亡的分水嶺，此後，中共暴政已經徹底喪失壹切生存權，中共暴政沒有生存權，它繼續獨霸中國壹切領域的權力，都是用恐怖暴力欺詐非法取得的。中共政權實際上從它1949年10月1號開始，就是壹個非法政權，從來沒有壹天獲得過合法的權利，沒有任何合法的來源。1989年以後它已經徹底喪失了壹切權利，這是從法律上講的權利，從現實角度，中共是否有權續存，那是另壹個問題。

　　我們是從法律上論證中共政權是個非法政權，是個沒有生存權利的暴政，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壹直戰戰兢兢，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提心弔膽，防患於未然，鎮壓壹切動亂因素於萌芽狀態；抓捕無罪重判胡適根，楊天水，張林，許萬平，鄭怡春，清水君，郭泉、高智晟，郭飛雄等眾多當代中國英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中共暴政它比誰都清楚，自己是壹個非法暴政，所以它要把壹切有良心的人，都毫不留情的打壓下去。

　　但是，連溫家寶都公開用間接的方式，證明了中共暴政是壹個流氓暴政，是壹個極權暴政，是壹個違背普世價值的暴政，是壹個沒有生存權利的暴政，為什麼這樣說呢？溫家寶是中共第二號黨魁，也是中共暴政的受益者，但是他有很多言論是正確的，儘管我對溫家寶說謊、當騙子方面，同樣毫不留情的揭露。他宣稱“中國是壹個法治國家”就是彌天大謊；他公然指責“達賴喇嘛說謊”實際上是他自己說謊；但是在其他問題上，溫家寶很多言論是正確的，他是不是跟前任朱容基壹樣？好人在暴政下，在專制暴政下幹不成好事，只能幹壞事，或溫家寶代表了中共黨內壹些良心未泯的人士？

　　共產黨號稱是有七千萬人的世界第壹號大黨，真正的罪犯僅是壹小撮當權者，是壹小撮黨魁，也即中共中央、省、縣、鄉鎮各級頭目才是真正的犯罪份子，而普通廣大中共黨員，實際上跟普通老百姓壹樣，基本上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因為他們同樣被剝奪了壹切權利，在這個條件下，矛頭不應該對準溫家寶正確的言論，應把矛頭對準胡錦濤和其它主張繼續黨指揮槍，繼續黨禁、言禁、報禁、網禁的傢伙。

　　中共暴政瘋狂鎮壓壹切組黨運動。中共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國公民有結社自由權。什麼是結社自由呢？結社自由包括組黨自由，問題是中國人自中共奪權以來，從來沒有壹天享受過結社組黨自由。

　　換句話說，共產黨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流氓暴政，因為凡是組黨的人，無壹例外，60年來全部遭到中共暴政公然踐踏自己的憲法和法律被屠殺或無罪重判。1949年到1981年，被以反革命罪名處死的中國人，至少幾百萬人，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因為組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研究小組之類的組織，而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名處決。

　　為什麼共產黨要以反革命集團罪名，處決這些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或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的人呢？他們不是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嗎？因為中共政權純屬掛羊頭賣狗肉的流氓犯罪集團，我這樣說有些人不服氣，為什麼郭律師口口聲聲說中共政權是流氓暴政。

　　我在壹篇專論中充分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壹個流氓暴政，見為什麼說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但是到今天，沒有任何壹個中共的理論家，或中共黨校的所謂專家教授，敢於公開批判我的論點。

　　它們唯壹做的就是封殺，封殺我的壹切言論，不但在中國封殺，而且在全球封殺，在國際互聯網上封殺，在google上封殺，這說明中共理屈辭窮，無可置辯。中共殘暴鎮壓壹切組黨運動，大體上有：

　　除了1981年鎮壓中國民運最早的組黨運動——中國公權大同盟之外，1990年陳彥彬因組建中國革命民主陣線，並發表地下刊物“鐵流”，1991年3月被判刑十三年，他的同案張亞非被判刑十壹年。

　　1990年，楊天水因組黨被無罪重判十年，2000年出獄，2006年又被羅織罪名無罪重判12年，現在仍被關在南京監獄，因受虐待得病而生命垂危正在絕食抗爭。見民運英雄楊天水危在旦夕。

　　1991年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這三個組織是胡適根牽頭組建，另有劉京生，王天成等人，也被羅織反革命罪分別判刑高達20年，15年，或5年。

　　組黨，是憲法的權利，而共產黨居然可以隨心所欲的把這些人判刑，而且外界根本不知道，媒體全部消音，事實上這些人被判十年、二十年，外界沒有人知道，國際上也不知道，這是中共封殺壹切自由媒體、嚴禁私人媒體造成的必然惡果。

　　1996年廣西陳西等人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被判最高10年，最低二年。

　　1998年因級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幾十人被判重刑，比較著名的人物是徐文立，李作，孔右平，哈達，王有才，秦永敏，劉賢彬。

　　最近“我是劉賢彬”這個運動在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因為他當年被判了13年，出獄後最近又被抓，中共暴政又想對他無罪重判。但是現在的中國人，早已不是毛澤東時代不知道怒，更不敢言的中國人；也非鄧江專權時期，敢怒而不敢言的中國人；胡錦濤專權時代，中國人已經發展成敢怒而敢言！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勇敢的站起來，反抗中共專制暴政，這些民運英雄們的努力奮鬥奉獻和犧牲，必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他們的痕跡，他們最終會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也會被未來民主中國確認表璋。

　　1998年，俞心焦組建“中華復興黨”被中共羅織強姦罪名判刑8年！實際上他是因為組黨而被判刑。由此又再次證明，中共是個流氓暴政。

　　2004年因組建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網絡政黨中華愛民黨，黃金秋（清水君）被中共流氓暴政非法無罪重判12年刑。他是從馬來西亞留學回國的留學生，詩人，作家，他原來是中國大陸的壹名記者和作家，畢業於魯迅文學院，他年輕時，儘管很有才華但是家裡比較窮未能上大學，他的父親是中共基層大隊的黨支書記，家中兄弟姐妹較多，他父親在他初中畢業時，不讓他上高中，要他上中專，以便早點出來養家糊口，所以他在國內錯過了上大學的機會，成為作家後，進入魯迅文學院學習，後在廣州當了好幾年記者。

　　清水君腦袋非常好使，因為沒有上過大學，所以他老想圓大學夢，故前往馬來西亞留學，是壹間英國在馬來西亞辦的學院，他拿的是英國大學的文憑。而清水君聰明到什麼程度呢？

　　他的英文純屬自學，剛入學時，他是倒數第壹名，不到三個月居然變成了全班第壹名，不到半年他居然又成為馬來西亞壹個藝術學院特聘講師，表明這個年輕人聰明絕頂，華人出國要攻下英文，是難上難，而他在三個月內就把英文攻下來，而且能夠邊當留學生，邊做講師。如果他是用英文講課，簡直是個天才，這個共產党家庭出生的貧窮孩子，中共長期培養教育出來的人，到馬來西亞留學三年期間他壹共發表了150篇政論文，而政論文僅是他的業餘之作。

　　他的主要作品是文學作品，詩歌、散文以及壹些專題研究，正因為他出國後，在國際互聯網上得到大量信息，才了解了中共暴政的真相，所以他勇敢的站了出來，批判中共暴政的種種罪惡。因為他是個作家，記者，詩人，所以他的文筆特別好，他的文章自然很具有可讀性。

　　他首先批判江澤民，繼而批判魯迅，中國人徹底揭露批判魯迅真相的，可能他是第壹人，2001年他就公開把魯迅批得體無完膚。魯迅是毛澤東最推崇的壹個文化人，所謂中華文化的旗手，每個大陸中國人大概對魯迅佩服得五體投地，包括劉曉波、余杰均是魯迅迷。

　　可是清水君卻能這麼深刻的揭露批判魯迅的思想錯誤，因為他是魯迅文學院畢業的，加上他的頭腦特別好使，當年他批判魯迅的文章，在國際互聯網上轉載率高達5000個網頁。2001年他還寫了壹篇文章批判中共迫害法輪功，也是被廣為轉載的文章。

　　正因為如此，很快就引起中共當局的嚴密關注，沒有人知道清水君是誰？他們以為清水君是個老頭，是個學識淵博教授之類的，根本沒有料到清水君是個只有27歲的文學青年。直到三年後，他謝絕了來自美國和台灣的邀請。台灣現任總統馬英九曾經邀請清水君到台灣工作，清水君卻寧願回國報效祖國。由此可見清水君實際上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人，在跟中共特務論戰過程中，他意識到壹個人單槍匹馬沒有力量，要組織起來對抗中共才有力量，所以他才組建了壹個網絡中華愛民黨，而且有聲有色的轟轟烈烈展開組黨運動，得到了大量年輕人的支持，很多大學生、留學生，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的支持，這更引起了中共暴政的恐慌；所以當他壹踏上中國大陸（他是偷渡回國，因為被中共拒絕簽證，所以他回國時沒有護照，從緬甸翻山越嶺回到中國），大概五天后就被特務跟上了，他自己還不知道。所以清水君壹個人組建了這個政黨，實際操作的只有他壹個人，儘管網絡上有很多人支持他，把組黨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中共暴政將這個案子當作特大絕密案件，上報中共中央，由中共最高層決定。

　　2004年2月，我自告奮勇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因為我非常欣賞他，我認為他是個很有政治家頭腦的年輕有為的非常有良知的，而且很有潛力的大學生，他不應當被關進中共陰暗的牢獄，而應當在社會上造福國家，造福人類；但是非常遺憾，中共暴政，公然強暴民意，公然踐踏中共自己的法律，羅織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無罪重判12年。而且二審下判後，立即把他關進精神病院，想用精神迫害的方式迫使他屈服，非常幸運的是，精神病院拒絕接收，醫生認為清水君思維完全正常，不存在精神病的問題，所以他逃過了壹劫。他目前仍在南京浦口監獄服刑，我認為清水君是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真正的英雄好漢。

　　中共迫害組黨運動的第八個人物是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博士，他因為組建中國新民黨被中共暴政枉法無罪重判10年。郭泉博士我認為特別值得壹提，為什麼我很欣賞郭泉博士呢？因為郭泉是出身於中共烈士家庭，是根正苗紅的壹個人物。他當過南京中級法院刑事庭的法官5年，當過南京市政府官員三年，他讀碩士、拿博士，取博士後，後成為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自己還開了壹家漢服公司。他有這些背景頭銜，如果跟中共暴政合作，肯定要發大財，如果他不公開反共，那麼毫無疑問，這個人大有前途。那麼他為什麼拋棄壹切堅決反共呢？這說明他的思想境界非常高。

　　第九個因為組黨被中共羅織罪名無罪重判的人是謝長發。謝長發是中國民主黨領導人之壹，這是第二次被判刑12年，他曾被以反革命罪判過10年刑。所以壹直到2009年，中共始終在嚴厲鎮壓壹切組黨運動，枉法裁判迫害衝破黨禁的英雄們。

　　組黨是憲法明定的權利，可是中共卻反覆濫用暴力專政機器鎮壓壹切依法行使憲法權利的人，這反過來證明，中共政權是壹個流氓政權。因為流氓不講法律，不講道理，不遵守任何社會公德，社會規範。中共正是這麼壹個從來不遵守任何社會公德、道德、法律甚至公然踐踏它自己制定頒布的法律的東西，因此流氓性是中共暴政最本質的特徵之壹。

　　在這種條件下，和平政治改良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痴心幻想，和平改革改良，有幾個前提條件，缺壹不可。第壹，要和平變革首先必須是政治多元化，也即黨禁必須開放，就是組黨自由要實實在在的實現。第二，必須媒體自由，也即報禁開放，新聞媒體，電視、廣播、雜誌、報刊、網絡必須私有化，自由化，這是第二項條件。第三，思想、言論、新聞、組黨、結社、教育、講學、學術自由真正實現。如果三大自由缺少任何壹項，那麼和平政治改革之途就是死路壹條。

　　所以當今中國大陸爭權抗暴民權運動，亦即爭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共和民主運動，大家壹定要明白，如果沒有前述三個前提條件，中共的任何當權者，任何人承諾的任何改革、改良全部都是騙人的鬼話。中共當局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等九名政治局常委必須明白，中共極權流氓暴政正在加速逼迫中國人民的暴力反抗。

　　如果中共再無限期不開放黨禁，不開放報禁，不開放言禁、網禁，再這樣運作下去，中國的未來極有可能陷入血海權爭。也即暴力、打仗、暗殺，妳殺我，我殺妳，到處暴動，中國共產黨各級政府官員很多人被暗殺、被屠殺，完全可能陷入這種境況。實際上僅1990壹年，在蘇聯就有4千3百多名地方官員被暗殺，這是歷史檔案披露的事實。而蘇聯的變革還是和平變革，居然在壹年內就有4千多黨政官員被暗殺。那麼中國又是什麼情況呢？如果中國人壹旦被中共逼到絕路的話，可以肯定共產黨將被人人喊殺，這就不是僅僅幾千共黨官員人頭落地的問題。

　　事實上在網絡上有人，甚至有偽裝成民運人士的人，比如有個“人民思想家”，公然煽動要殺盡中共各級黨魁其及家屬子女，這個人指的黨魁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中央壹級全部黨魁，省部級全部黨魁，縣級全部黨魁，全部都必須立即正法，這是他的主張。而且不但是黨魁必須消滅，連他們的家屬，他們的老婆孩子全部都應該幹掉，這是“人民思想家”的公然主張。

　　當然這個“人民思想家”我認為他肯定不是個民運人士，而是個中共打入民運圈中的高級共特。因為他還公然煽動用生化武器攻擊中共，跟臭名昭著的基地組織（國際上公認的恐怖組織）聯合，對中共發起聖戰，聽起來這個人非常反共。這麼極端的反共人物怎麼會是共特呢？這不是壹個悖論嗎？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因為這個所謂思想家自稱是杭州人，還自稱國安、公安履履造訪他，而他居然能活得有滋有味，這麼多年還這麼瀟灑活在外面，沒有在監獄裡面呆著，他自稱國安、公安早就掌握他的情況。每個有頭腦的人可想壹下，這可能嗎？邏輯上不通！

　　為什麼中共放任這種假冒偽劣的民運人士煽動恐怖暴力肉體消滅共產黨及其親屬子女呢？這是中共當局面臨滅亡前的壹種瘋狂變態策略，製造暴力鎮壓反對派的藉口。如果中國民運真的走上恐怖暴力濫殺無辜這條死路，那麼中共暴政暴力鎮壓民運是理所當然的，它就可以理直氣壯採用暴力手段鎮壓全體民運反對派，這就是邪惡致極的中共當權犯罪利益集團鼓勵縱容放任“人民思想家”煽動赤裸裸的恐怖暴力犯罪的真實目的。

　　所以每個中國人都應當警惕這種假冒偽劣的民運人士，決不能按照這種瘋狂、野蠻、邪惡的思想來爭自由人權憲政民主。中國自由憲政共和民主運動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運動，決非恐怖犯罪運動。但是對中共暴政是不是應當放任它呢？當然不是！那麼如何終結中共專制暴政呢？是和平手段，還是武力手段？

　　我認為終結中共專制暴政非常簡單，有幾個途徑很容易做到，壹是郭泉式的組黨運動和他的人權運動，因為郭泉通過組黨，通過他的人權運動，聚集了壹大批人。那麼每個人都組黨，每個人都參加組黨運動，和平的組黨街頭運動，有組織的街頭和平示威，和平抗議力量無邊！

　　如果中國大陸出現10個，100個，1千個郭泉式的人物，我看中共暴政即將完蛋。事實上中共暴政的垮台取決於每壹個中國公民自己，取決於每壹個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中國人自己。既不取決於中共暴政的溫家寶或胡錦濤，也不取決於美國總統，或台灣總統。他們只會注重他們國家的切身利益，而不會實質幫助中國人實現自由民主憲政，但是他們有可能予中國人民精神和道義支持。

　　如果中國反對派團結壹致的話，形成壹個統壹的團結的民運反對組織，它不壹定是政黨，可以是同盟，可以是論壇，也可以是其他壹些名稱，但是反對派壹定要壹個統壹的組織，這種統壹組織形成之日，就是共產黨徹底完蛋之時。中國公民不需要現在馬上就投入，儘量避免跟中共激烈對抗，而是應該儘可能相約眾多民眾同時爭權抗暴。

　　先組織起來，可以秘密組織、地下組織，但是大家都要心照不宣，然後約定壹個時間，同時舉行起義，那麼中共暴政肯定完蛋。因為死心塌地支持中共暴政的人僅是壹小撮當權犯罪利益集團，它們是極少數，不到中國人口的1%，這1%的人如何可能對抗99%的中國人呢？！當然，這是我借題發揮，把中共鎮壓組黨運動的問題展開談我個人的感想。

　　中共暴政第三波迫害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對宗教信仰迫害這方面的罪孽，除了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發生鎮壓天主教、壹貫道、基督教等。最近最突出的就是1999年7月迄今仍沒有結束的瘋狂鎮壓法輪功精神運動。有關法輪功精神運動的話題，我已經說得夠多了，至少有50篇評論，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可以在我的文集上查閱，我就不展開談了。

　　中共第二個鎮壓宗教信仰的問題，是1980年迄今鎮壓基督教家庭教會的運動，這個基督教跟中共的三自教會和愛國天主教會是不壹樣的。三自教會和愛國天主教會是中共幕後操控的偽教會。家庭教會是民間真正的教會。根據2003年統計，有6千萬家庭教會信徒，其中270萬人被任意拘捕過，44萬人被判勞改勞教，750人被全國通緝，20萬人被迫離家外逃或失蹤，還有1萬多人被迫害致死，2萬多人被酷刑致殘，13萬人被監視居住，112萬人被勒索性罰款。

　　家庭教會的信徒現在已經超過1億，7年來中共暴政壹直在加緊打壓家庭教會。中國所謂維穩財政支出居然幾乎相當於軍費支出，原因在於鎮壓法輪功、鎮壓家庭教會、鎮壓民運人士、鎮壓人權律師、鎮壓人權活動家、鎮壓記者、鎮壓作家等巨大開支。

　　中共暴政濫用民膏民脂，把中國人像豬壹樣關到豬欄里養起來，然後中共牧豬人，就可隨心所欲的從中謀取暴利。事實上中共暴政從它誕生到今天為止，可以說沒有做過壹件好事，它所做的全部都是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中共暴政所作的所謂好事，是任何壹個執政者都必然會做的，是理所當然的份內事。但是中共所干的壞事惡事，每壹個聽眾都已經有所了解，其實我提及的中共罪惡，披露的中共罪孽，僅僅是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罪惡的冰山壹角。因為中共當局60年來封鎖壹切資訊，封殺壹切自由言論，所有的權力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上。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絕對殘暴；英國阿克頓勳爵發現的政治學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任何領域，無論在政治領域、在宗教領域，或是在其它領域，只要是涉及權力，就難免出現腐敗，連孫中山、華盛頓這種偉人，都曾被權力腐蝕犯錯，更何況共產黨貪官污吏。

　　我最近看華盛頓傳記，才知道他也幹過壹些壞事，只不過過雲未被披露而已。但是孫中山、華盛頓所干的壞事是極少數，僅是偶爾幹了壹兩次。而共產黨卻恰恰相反，共產黨當權者是好事只偶爾做了壹下，而且是被迫做的。但是他們的壞事惡事確是大干特干，原因在於孫中山和華盛頓的權力都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強大制約，他沒有絕對權力。而全球共產黨暴政，從蘇聯到中國、至東歐、到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及東南亞全部共產黨政權，都是擁有絕對權力的極權專制暴政。

　　儘管共產黨有些當權者，剛開始也許他們抱著壹種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投身共產黨。因為他們不知道共產黨真相，以為共產主義是真理，因共產黨天花亂墜的吹噓而上當受騙。因為每個人，如果有良心的話，年輕時很容易相信共產主義那套說法。問題是共產主義本身是壹種理論，凡是理論，都有可能是真理或是謬誤或有可能半真理半謬論。

　　而共產主義理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歷史上、或是從實踐上都已經反覆充分證明是壹個徹頭徹尾的謬論、是壹個歪理學說、是壹個禍國殃民的東西。只要是真正有頭腦，或有良知、或有良心、或有道德的共產黨人，壹定知道共產黨不是個東西，所以會有這麼多共產黨人最後清醒過來，拋棄共產黨。

　　凡是到了七老八十，或五、六十歲還相信共產黨的，只有兩種情況，壹是沒有頭腦、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就是比較笨比較蠢的人；二是那些雖說不蠢不笨，但是缺德喪失了良知沒有道德的人，就是騙子、流氓這壹類人。

　　換句話說，今天仍然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黨的人只有這兩種人。前者屬於主觀惡性不是太大；後者主觀惡性特別大。但不論如何，共產黨政權給全世界造成的災難、所犯下的滔天罪惡，我相信通過這個系列講座，已經能夠得出壹個結論：世界上沒有好的共產黨、沒有好的共產黨當權者，除非已經反叛共產黨的前共產黨人，有可能還有好人。

　　比如戈爾巴喬夫，溫家寶能不能成為象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呢？我很懷疑！他有這個心，他可能沒有這個力。因為他不是總書記，如果他是總書記的話，那麼他有可能會成為戈爾巴喬夫壹樣的偉人。

　　通過這個講座，我想傳達壹個強烈的信息給全體中國人，所有的聽眾朋友，相信我們自己，相信中國人自己，依靠中國人自己，認清中共暴政的邪惡本質，徹底認清中共暴政是個什麼東西，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談下壹步應該怎麼做，中共暴政的本質用壹句話來歸納就是：極權的、專制的、流氓的、吸血鬼暴政。

　　詳細的論證，只要看壹看我在這個領域發表的眾多文章，應可以得出壹個非常清晰的結論。對這樣壹個極權流氓專制暴政，應當拋棄任何幻想。因為極權流氓暴政根本不是改良的對象，能夠改良的政權對象必須是壹般性的威權體制。

　　因為威權政治可以經過進化、改良而成為自由民主憲政，但是極權流氓暴政絕無任何可能實質改良。原因非常簡單，在威權體制下，政治上雖然不是自由的多元，但它是多元的；媒體自由方面，雖然不像自由憲政國家壹樣那麼自由，但新聞自由多少存在，它允許私人媒體，不會像極權暴政控制的這麼死。它的司法是獨立的，它的法制可能是健全的，甚至可能有高水準的法治（例如新加坡和香港）在這種條件下，為和平對話，為民間反對派跟官方進行和平對話，提供了前提條件也為和平轉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礎。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反覆強調只有思想、言論、信仰、出版、輿論、結社、教育、講學、學術的真正自由才能救中國，原因和道理就在這裡。

　　2010年8月-10月希望之聲演講

　　第二十四章：中共極權暴政的野蠻殘暴殺人罪孽提要：全球各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是極權暴政，皆犯下了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中共極權流氓暴政則是共產黨暴政中最野蠻殘暴，最下流無恥的壹個。充分的證據表明，自中共流氓犯罪組織成立迄今，群體屠殺和虐殺了超過壹億中國人。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屠殺約壹億五千萬人，其中蘇聯2000萬至4000萬；中國壹億；朝鮮250萬；越南150萬；柬普寨200萬；阿富漢180萬；東歐100萬，非洲150萬，拉美20萬，未奪權的共產黨1萬。中共殺人最多也最野蠻殘酷，壹個對中國人民犯下罄竹難書滔天殺人大罪的流氓暴政，還有什麼資格繼續存在壹天？！2011年1月2日中共犯罪集團自成立始，即不停地殺人搶劫犯罪。自1920-1949年至少屠殺中國2000萬人，而自1949-2011年至少屠殺和虐殺8000萬人。中共流氓集團實質上靠搶劫殺人起家，不但殺地主富人，而且殺紅軍，新四軍及共產黨人；不但濫殺“階級敵人，黑21類”，而且殺工農兵學商即中國人民；不但狂殺政治良心人士，而且濫殺宗教信仰人士。下述披露的中共流氓殺人犯罪集團的罪孽僅是冰山之壹角。

　　（1）1928-29年井崗山時期共匪殺人十萬計。毛向部下說，‘我們是特殊的土匪，是世界革命之組成部分’。 1928年2月18日，毛匪公開處死寧崗縣長張開陽，由暴民用棱標捅死；1928年新年共匪又召開群眾大會，當場殺死地主郭偉謙。共匪的殘忍、嗜血遠遠超過土匪，令袁文才和王佐及其手下匪幫甘拜下風皆臣服毛。 毛對部下說：‘如果群眾不理解什麼是 ‘土豪’，妳們可告訴他們它指有錢人或富人。 當時中共的政策是‘殺光每個階級敵人，燒毀他們的家’。口號則是‘燒、燒、燒！殺、殺、殺！’彭拜是個崇拜列寧的嗜血殺人狂，其創建的海陸豐蘇維埃在兩個月內殺害了10000多人；周恩來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說“毛澤東的軍隊含‘部分土匪性質’。 朱德在此政策下率紅軍洗劫陳州和萊陽，結果引發了壹場兵變。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3000人離開井崗山時留下壹片毀滅的土地。在毛統治的15個月期間，毛沒有長期的經濟計劃，故全部靠搶劫維生。當地民眾恨死了毛匪共產黨，他們經歷過土匪和毛共匪的統治，共產黨的統治留給民眾的僅是仇恨和復仇；在寧崗縣，3570間房屋被紅軍燒毀，該縣人口從1927年的13萬下降至1949年的31000人。 1927年，朱、毛紅軍綁架了壹個美國天主教神父愛德華（Edward Young）敲榨勒索2萬美元未果，愛德華逃走，但他的中國信徒被當做人質者被殺害。 1934年10月8日兩名美國傳教士夫婦（師達能（John Cornelius Stam）和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被方志敏紅軍在安微旌德縣綁架敲榨勒索2萬美元未果而殺害。

　　（2）、1931年11月7日，“九壹八”日本侵華事變不到兩個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下了屠殺30-70萬人的罪行。依歷史學家考證當時江西人被屠殺超過30萬，還不包括戰死者；依張女士考證毛共使瑞金人口1931-35年期間淨減20%，導致70萬人死亡，其中至少壹半是被以階級敵人罪名被殺害，或累死或自殺，另壹半死於戰爭。1983年江西省封了238844名烈士，這不包括其他四個紅區的死亡。江西人恨死了共產黨，1949年第壹位蘇聯情報官員訪問江西地區，新抵達的黨頭告訴他，江西全省沒有壹個共產黨員。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說“沒有人夢想北上抗日”。 1927-1931年在江西，絕大多數人是因為對‘打土豪分田地”的匪徒勒索搶劫或對過重的稅負或強征紅軍某種反抗行為；延安時期中共徵稅高達35%，四倍於國統區，當地農民呼喊：“殺死毛澤東！”

　　（3）、1930-1931年，毛澤東張國濤假清洗AB團為名，屠殺近十萬名紅軍將士和地方黨干和農民。（即Anti-Bolshev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剛開始殺了幾名地方幹部，①隨後屠殺了2000多名紅軍將士；②紅二方面軍全軍被繳械，10000餘名紅軍將士被屠殺。③江西省地方19名共產黨高幹，其中12人被羅織“AB團”罪名殺害，5人被國民黨殺害，1人病死，最後壹人退出革命亡命天涯。 1929年4月-5月，毛指使劉士奇奪江西紅軍領導權，引起反抗，劉即以AB團為名屠殺了上千名農民和反對劉毛奪權的紅軍。 ④1930年12月毛開始整彭德懷軍中反對毛的紅軍將士，先抓人酷刑逼供出其他人，再抓更多人，展開大清洗。⑤1930年12月7日，毛派李韶九至富田將江西地方領導人及妻子們抓起來全部施加酷刑，剝光她們的衣服後用火楮插入女性陰道，用小刀割乳。 ⑥紅區全區展開新壹輪打AB團大清洗，僅在Victory壹個縣動用了120種酷刑。1930年12月20日，毛親自向上海中央匯報稱：壹個月內在紅軍中查出4400名AB團成員，大多數殺掉，全部被酷刑。江西數萬人被屠殺，僅紅軍即被殺10000人以上，占當時毛手下1/4紅軍。遠早於斯大林1936-38年期間的大清洗。毛的湖南同鄉劉敵將軍因不忍同志間相互殘殺因而起義反抗，逮捕毛委派的親信李韶九等人後，向共黨中央匯報了毛澤東假公濟私濫殺紅軍將士的罪行，要求上級公正處理，結果反而被共黨中央騙繳槍械後與部下壹道被殺，毛不僅濫殺政敵，而且逼迫其他人手上沾血，令朱德審判劉敵並處死之 。⑦福建紅軍於1930年7月也發生反毛澤東的兵變，數千人被屠殺，中共官方承認屠殺了6352人。⑧中共敲榨勒索無惡不作，紅軍軍長龔楚證實壹家讀書人父子三人被拘，勒索250元，家人東借西湊了120元加上婦女殊寶手，結果父親仍被吊死，兒子皆被殺害；但共產黨卻逼迫家人再交500元！龔楚1954年在香港出版回憶錄，楊尚昆私下對少數人說，龔楚的回憶錄是真實的。 ⑨中共逃跑前周恩來下令將出身不好的不可靠的紅軍將士，傷兵統統在撤走前幹掉，數千人被屠殺，軍校大多數教官（被俘前國軍軍官）被殺害。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壹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⑩張國濤在湘西根據地以打AB團為名假公濟私槍殺了近萬名紅軍將士和地方黨干。張國濤與毛澤東壹樣，為了權力殺人不眨眼，他血腥清洗當地黨干，親自審訊酷刑，通常用刀刺死或至熄，有時則活埋。徐向前說張對阻擋他的人，毫不猶豫幹掉，以建立他個人的統治。 ⑾賀龍1932-34年在湖南湖北根據地也進行了大清洗，賀龍自已1961年承認至少壹萬紅軍被殺；許多人被綁石塊沉入洪湖。

　　（4）1931年周恩來殘殺中共在特務頭子顧順章全家，康生出賣中共高幹何孟雄等20餘位地下黨。1928年4月周恩來建立中共第壹個秘密情報系統，首任負責人是陳賡。陳與顧順章壹道曾在蘇聯學習暗殺術，曾破獲朱德前妻何芝華擬用350名中共地下黨員的名單換取五千銀元和壹本外國護照的秘密。隨即陳與顧順章等共特襲擊殺害睡夢中的何夫婦，但何芝華僅受傷未死，後逃回四川隱名埋姓了此壹生。1931年4月25日， 顧順章被捕後叛變（顧原系上海青邦的壹個頭目），供出大量中共最高機秘，若非陳賡事先秘密安排打入國民黨政府心臟的李克農和錢壯飛兩位高級特工，中共中央極可能因顧順章的叛變被壹網打盡。因此，周恩來下令將顧順章壹家老小全部幹掉，包括顧妻和未成年的兒子、妻母、妻妹、妹夫；儘管除了顧的兒子外，他們全是 中共特情人員，沒有任何人有任何叛變意圖。而執行暗殺任務者正是康生 。1931年1月17日康生為巴結王明，在上海出賣中共高幹何孟雄等20餘名中共地下黨員，並出賣了左聯五君子，導致他們全部被國民黨當局判死刑。吳冰書（Wu Bingshu）,原國民黨軍統特務頭目之壹，1949年被中共逮捕，於1967年披露了出賣何孟雄等中共地下黨員及上海左聯五君子者正是康生。另壹名原28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之壹王雲誠（Wang Yuncheng）, 1933年加入軍統，1949年被中共逮捕，他於1933年2月24日寫過壹份報告稱：“在中共黨內派別爭鬥中，共產黨使用暗殺和披露秘密手段，諸如何孟雄和他的20餘名同黨，均死於趙容的紅色恐怖之手” （‘趙容’是康生1930年代在上海的化名）。

　　（5）1935-36毛在陝北根據地殺劉志丹紅軍。毛逃到陝北後干的第壹件事便是大清洗劉志丹的陝北紅軍，逮捕酷刑，活埋，然後毛裝作無者解救他們，下令釋放劉志丹，停止屠殺，並處分了兩分替罪羊，達到兩個目的：清洗恐赫了劉的陝北紅軍，樹威。劉部至少300人死於非命。 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被毛秘令在戰鬥中由其警衛槍殺。他死時身邊只有兩人，壹是中國克格勃，各種證據強烈指向毛澤東殺害了劉志丹；隨後數周，劉的兩名副手楊奇和楊森分別被殺害。

　　（6）1936年毛澤東借刀殺張國濤的紅四軍至少六萬人。張國濤原有八萬人，被毛故意搞掉四萬人後，於1936年10月抵達延安，儘管仍比毛多壹半人，僅獲低級無實權的職位，毛繼續利用壹切機會，消滅張的軍隊。派其精銳去打通往內蒙的通路，被國軍打敗後，21800人被阻隔在黃河以北，毛即令這支紅軍前往1500公里以外的新疆接收蘇聯武器。實則藉機消滅之。毛故意發相互矛盾的指令，令其無所適從。1937年2月初，被困在沙漠的西路軍無法堅持多久，反覆電告要求返回延安，毛卻電令他們“就地待命，堅持戰鬥到最後壹個人，流盡最後壹粒血”！ 3月中旬張國濤原先的主力部隊終於被毛搞得全軍復沒。1000人被活埋，2000女兵被強姦，有些被酷刑後殺害，其餘被賣為奴隸，僅400餘人歷經千辛萬苦最後回到延安，但隨即被毛全部活埋！ 活埋的命令來自高崗，但肯定是受毛的命令。後來張國濤因不堪忍受毛的迫害憤而出走武漢，在試圖說服王明，博古，周恩來和項英撤掉毛未果後，大失所望而投向國民黨，毛又趁機將張國濤原來的紅四方面軍將士大批屠殺，至少活埋200人。

　　（7）1940年-43年毛共匪在抗日戰爭最艱苦卓絕的歲月中殺抗日國軍將士數萬人！1940年2月22日，毛電莫斯科稱：“在與蔣軍作戰中，勝利總是屬於我方，我們在河北消滅了國軍6000人；在陝西消滅國軍10000人。”斯大林未制止毛共軍的行動，相反，三天后斯大林授權每月給中共30萬美元。 新四軍不但拒不執行命令，反而對國軍發動了最大規模的進攻。10月在江蘇黃橋消滅國軍11000人，殺害兩名國軍將軍。 俄國駐延安克格勃頭子報告稱“1943年夏天，共軍與日軍合作，在山東省消滅了國軍。

　　（8）1940年12月-41年1月，毛澤東借刀殺害項英和新四軍數千人。由於項英反對毛大殺AB團，毛想把項英當成AB團殺掉；項英曾警告中央不要帶毛長征，他會搞陰謀詭計奪權，項英公開批評毛有時嘲諷毛。 毛於12月指令項英過江蘇北移。新四軍北移有兩條路可走。最短的是北上，第二條路是東南方向過長江。1940年12月10日蔣介石第三次電令新四軍走北線北移，毛於29日向蔣確認，次日，毛突然要項英走東南路，毛未告訴蔣改路，故蔣壹直以為新四軍走約定的北線，1941年1月3日蔣電項英：“我已命令沿線軍隊確保妳們的安全”。項英立即電復他將不走蔣指定的北線而走東南線。但這份關健的電報，從未發給蔣，由於毛禁止所有共軍將領直接與蔣介石聯繫，全部必須通過毛本人轉發。項英通過毛轉發蔣，而毛故意扣發了該電。故項英1月4日按毛指定的東南線走而不知道蔣從未收到變更路線的電報。1月13日，九天后當新四軍業已大量傷亡時，毛電周恩來，“我發給妳的項至蔣的電報，若還未轉請別呈交，因用辭不當”。表明此前毛從未轉發蔣。 蘇聯在西方發起反蔣宣傳稱新四軍被消滅了壹萬人，而實際上僅死二千人。另二千人轉走北線安抵江北。宛南事變是毛想挑動蘇聯支持他與蔣爭權，同時藉機消滅政敵項英。1941年4月13日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使得日本得以抽調兵力南下太平洋，最後襲擊珍珠港。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毛的靠山此時自顧無瑕，毛才下收手令“立即停止攻擊所有國民黨軍隊。”

　　（9）延安1942-1945年5月展開三年多的洗腦運動，通過抓特務，精神肉體酷刑，強制自我批評，相互揭發，使大批天真愛國青年學生變成沒有獨立思想的機器人 。煽動階級仇恨，恨蔣，恨國民黨，成為毛共奪權的工具。王實味因公開批評中共搞特權而被毛康下令砍頭。毛和康生指示金醫生毒殺王明。 延安醫院經康生授權殺害三名反革命製作人體標本。

　　（10）日本投降當天毛共發動四年內戰殺害國軍和平民2000萬人。1945年8月9日子夜，在4600公里長的戰線上150萬蘇聯紅軍和蒙古大軍大舉進入中國，早在4月毛已下令靠近俄國邊界的共軍作好準備，配合蘇軍入侵。毛夜以繼日調兵遣將布署共軍進軍東北。 蘇軍壹直推進到距滿洲邊境750公里遠內蒙古包頭，在蘇軍幫助下，共軍占領了察哈爾和交合省大部，包括兩省省會張家口和承德。毛說“如果我們占有滿洲，我們的勝利就有了保障”。 下令進攻國軍，當他在重慶時，毛行前電令八路軍指揮官們：“恨恨地打，妳們打的越好，我就越安全”。當聞知上黨戰役勝利後，毛喊到：“很好！戰越大，勝利越大，我就越有希望返回”。毛兩度在重慶當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但這僅是毛的謊言，毛自已想要中國，他知道他唯壹能實現這壹願望者是通過內戰。 毛10月11日壹返回延安，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拒蔣軍於滿洲外。林彪被任命為東北紅軍總司令，成萬幹部（領導人由蘇聯飛機）在9月中旬已秘送至東北。

　　（11）1948年中共為換取蘇聯援助不惜餓死延安和東北地區幾十萬農民。蘇聯北朝鮮和蒙古對中共的巨大援助壹直高度秘密進行。毛用中國人的苦難換取蘇聯人的巨大援助，1946年8月和10月毛兩度向蘇聯駐哈爾濱貿易代表提議用糧食支付蘇聯援助，被拒。11月毛派劉亞樓赴莫斯科簽定中共每年向蘇聯提供100萬噸糧食換取蘇聯軍援的協議。結果導致共黨占領區好些地區出現饑荒和死亡。延安地區1947年餓死十萬農民，陝西，滿洲1948年餓死幾十萬人，甚至共軍亦時常挨餓。幾乎無人知道饑荒是因為毛將糧食出口蘇聯導致，以為是戰爭原因造成。

　　（12）1948年長春戰役中共故意餓死至少16萬市民。 1948年5月30日，毛指令林彪“將長春變成壹座死城”。鄭洞國將軍決不投降，擬清空城市平民，因長春存糧有限。林彪則嚴厲禁止平民離開長春。直到9月11日林彪經請示毛沒有回答後，才下令立即釋放長春平民。但是該命令未能得以執行，顯然被毛制止。五個月的圍困，長春人口從原來的50萬，下降成17萬。 共軍將軍蘇玉說，這種以飢餓平民的長春模式在許多城市重複使用。

　　（13）、1949年-1951年土改運動中共屠殺了200萬至500萬人。另有400萬至600萬人被勞改；1950年初，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分子。土改的真實目 的主要在於政治和經濟，最後才是社會的原因。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第壹項便是土地革。毛澤東說：要把 ‘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理論上，土地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實踐中則鄉壹級大量殺人；土地時殺地主無需定罪， 只需地主身份便足已殺頭。土改實質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的第壹次大規模公然殺人搶劫。其根源則是馬克思主義之消滅私有財產制。

　　（14）1950-53年毛共利用韓戰消滅原‘起義’國軍幾十萬人。朝鮮內戰的結果造成朝鮮軍民死亡300萬人，南北朝鮮軍和中國軍隊死亡200萬，其中志願軍死45萬，傷50萬；聯合國軍方面美國死33000人，英國1000人，其他國家4000人；幾十萬兒童成為孤兒，數百萬人無家可歸，數百萬人終身殘廢”。 1950年3月1日毛澤東電斯大林：“中國擬用她巨大的人力資源，拖跨美國；中國軍隊業已死亡十萬人，估計今明年還得傷亡三十萬人，我們正在補充12萬兵力，並擬現增兵三十萬。准許與美國打壹場持久戰，花幾年時間，拼掉美國幾十萬人命”。

　　（15）、1949-1952年“鎮反運動”至少殺害400-600萬國民政府前黨政軍人員。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皆大殺舊政權黨軍政文教人員，蘇聯斯大林是在奪取政權近二十年後（1934-36）才開始大洗清，毛澤東則借抗美援朝之機大開殺戒濫殺無辜。鎮反溯及既往並適用類推，旨在消滅前政權黨政軍行政文教人員。至少71萬人被屠殺，數十萬人自殺，另有近300萬人被關押拘禁。①中共自稱消滅了200萬土匪。②毛澤東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③但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承認殺了100 萬人。④1954年1月共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壹份報告稱： “共殺反革命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管制了1200000。” ⑤據張戎女士考證，1950年10月毛髮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約300萬人被殺害或打死或自殺。 ⑥公安部長羅瑞估算則是殺了400萬人。⑦大陸研究鎮反運動的專家楊奎松教授考證“鎮壓反革命屠殺六百萬人”。  早在1950年全國各地便已展開濫殺，例如：1950年4月27-28日，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國民黨的報導是25000至30000人）；從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槍決人數：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蘇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來報的數字是：廣東壹省在1950年10個月內，共逮捕89701人，其中槍決28332人。 ⑧另1955年肅反運動，清洗暗藏在政府機關軍隊及學校中的反革命。81000至770000人被捕或處死。

　　(16)1955年中共搶糧逼迫20萬農民自殺。1955年初，地方眾多報告呈交毛，農民因缺糧食而吃樹葉，賣兒女。趙紫陽的報告稱幹部挨家查抄，搶走農民所有的糧食，在高耀縣110人被逼自殺，全國2000個縣估計被逼自殺者超過20萬。

　　（17）、1957年反右運動迫害死數以萬計知識分子。因1956年匈牙利暴發反抗共產極權暴政的武裝起義，被蘇軍殘酷鎮壓，加之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對斯大林迫害黨內同志殘暴野蠻有所揭露。1957年2月27日毛向人大作了四小時報告宣布請大家批評共產黨，黨需要監督，百花齊放。毛說“有些外國人說我們是思想改造是洗腦， 我認為那是對的。它是確切的洗腦。” 毛現在計劃迫害知識分子階層。毛僅向極少數親信（上海的柯慶施等）透露他的真實目的。四月初毛告訴親信：“知識分子已開始改變謹小慎微變得更開放了，有壹天懲罰將降臨他們頭上。我們讓他們說出來，讓所有的牛鬼蛇神咒罵我們幾個月”。“放長線鈎大魚，引蛇出洞， 我們要讓那些三八蛋跳出來，然後收拾他們。” 毛澤東先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誘導國人向中共提意見，以顯其“寬大虛心”，由於中共建政短短幾年即造孽深重， 工農商學各界批評意見洶湧如潮，毛眼看無法收拾，乾脆公然耍流氓以所謂“陽謀”，將中國敢言正直知識分子壹網打盡。中共迄今稱共554000人被打成右派。依最新解密檔案研究顯示；實際打成右派與中右的中國知識分子高達461萬人。其中右派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 右派被清洗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學術領域長達20年，數十萬人死於非命，大多數被強制勞教，有些被判刑勞改，至少幾十名大學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處死刑，僅北京大學確認有8名右派學生被處決。許多人在隨後的大饑荒年月中因飢餓和過度勞累而喪生。毛後來向高層透露僅湖南壹省10萬人批鬥，1萬人被捕，1000人被殺。 湖北壹個縣中學三名教師因被控煽動學生示威被槍決。因教育經費削減，導致僅1/20學生能上高中，示威被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通報全國。幾乎可以肯定是毛親自下令處死教師。毛抵湖北省次日即被槍決，而此前省當局未決定適用死刑，大規模報導旨在恐赫全國學校抗議教育經費裁減用於製造原子彈。 1957年反右鬥爭四川省抓了十多萬右派，僅四川大學就有五百多名學生被打成右派，物理系女學生馮元春還被殺掉。八個中國“民主黨派”受到了嚴重打擊。如民盟中央負責人有58名被打成右派。民建的154名中央委員中有28名右派，占百分之18，2萬4千多名成員中，右派有3，100名，占百分之13。九三學社成員6，000多，右派有440多名，占百分之7。 僅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有1500人因“反右”蒙受不白之冤，多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亡命了之;不少右派學生隨後在文革高潮及壹打三反運動中被殺害：

　　（18）中共謀殺性人為四年大饑荒餓死3800-4500萬農民。大饑荒死人數量有如下幾種說法：①中共人為製造的大饑荒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估計“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4600萬之間；②劉少奇在大饑荒中的1961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經有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③張戎女士在其《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認為：“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3800萬中國人餓死、累死。④據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叢進之《曲折發展的歲月》稱：“當時”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⑤同壹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披露：“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的出生人口共有4000萬。”⑥楊繼繩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證為3800萬；⑦金輝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學術《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依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依據分析的結果：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⑧1996年英國記者貝克在其《餓鬼》書中估算中國當時至少3000萬人因飢餓致死。⑨《爭鳴》雜誌2005年11月報導，在中共內部解密文件中透露：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后，合計全國餓死3,755.8萬多人！⑩2009年底，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首度提到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4500萬人。⑾2010年初，復旦大學歷史教授曹樹基在公開講座中稱，根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了3,000萬到3,200萬的死亡人數。⑿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otter)，最近在英國出版《毛製造的大饑荒》，綜合各種資料的結論是，有4500萬人被餓死和死於暴力。 “食物還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選擇，有人在決定誰可以吃，誰不可以。” 食物也成為革命的暴力武器，壹些開會睡著、幹活遲到、身體虛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認為是壞人的人，是被餓死的，因為不許他們去公共食堂吃飯。 “在檔案記錄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許到食堂吃飯造成的。” 在湖南，壹個孩子偷了壹把糧食，他的父親被幹部強迫把兒子活埋了。這個父親幾個星期後死於內疚。有的人因為偷壹個土豆被頭朝下吊起來，背上還壓著石頭。 當時中國買了蘇聯很多設備，到期要付帳。周恩來先說：“ 我寧可不吃飯，也不欠債”。鄧小平說：“ 只要每個人少吃壹口就行了”。 毛澤東的理論：“先發制人”，被譚震林在下面講話時解釋成：“在農民吃之前，國家要把糧食拿到手， 否則就是思想有問題”。

　　農民的反抗。早在1953年秋始，中共便為了軍事強國而大量出口糧食換取蘇聯援建項目與農民展開了全方位爭奪糧食的戰爭。毛說“要教育農民少吃，國家應儘可能阻止農民多吃”。 溥壹波事後承認“農民絕大多數糧食均被強制收走，被驅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對政治局說“我們正在為糧食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展開壹場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說過農民是好的。”幾天后，陳雲向各省領導幹部傳達毛指示說：“要準備十萬個村農民暴亂，即中國1/10的村莊暴亂，但這不會危及共產黨的統治。” 毛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確沒有良心，馬克思主義是殘酷的”。 為了更方便奪取農民的糧食，中共發起農業集體化運動。1955年5月在談及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毛說“我們必須在五年內逮捕150萬反革命。反革命占5%”。河南信陽地區1959年秋，至少10000名農民被捕；許多人餓死在監獄中；安徽省當局用機槍掃射向城市逃難的農民，鳳陽地區死於機槍掃射的農民達800人！28000農民受到各種懲罰； 大量村莊死亡率超過50%，有些倖存者僅是幹部家屬。

　　大饑荒導致中國多省出現吃人事件。①河南發生吃人事件，農民往往集體決定吃小孩。②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成簡報；③1958年放出水稻畝產13萬的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30000人，出現不少絕戶絕村，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開賣人肉。 《鄉村三十年》記載：④安徽省鳳陽縣僅壹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 ”，其中壹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⑤在大饑荒中餓死三分之壹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壹個公社書記 對記者說：“我家那個村里壹個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著吃了。那時人們餓瘋了，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死亡率從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達29%；1961年15%。出生率則從1957年的33%，降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萬缺陷兒。⑥僅1960年安徽富陽縣即發生63起吃人事件，壹對夫婦將8歲的兒子勒死後煮吃。 ⑦甘肅省有個縣1/3人口餓死，吃人事件普遍。上面命令“絕對不許開倉即使人民餓死”。 在四年期間至少3800萬人餓死。

　　毛明知大饑荒，確於1958年至59年出口700萬噸糧食。1958年10月9日毛對親信說“死人有好處，可以肥田”。1957年在莫斯科毛說“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以贏得世界革命的勝利”。 1958年5月17日在黨代會上毛說“別對世界大戰大驚小怪，至多人民死壹半，這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死壹半人口最佳，死1/3次之。” 1958年11月21日毛對親信說“大型水利工程，大煉鋼鐵，象這樣工作，完成所有這些項目，壹半中國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壹半，死1/3或1/4，即5000萬得死。死5000萬我會被開除，甚至掉腦袋。但如果妳們堅持，我將不得不讓妳們干，當人民死亡時就不能怪我。”  僅在河南省有個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1961年初，劉少奇知道已餓死三千萬人。4-5月劉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餓死，姐姐快餓死，壹個12歲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劉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劉少奇吩咐釋放他。劉沉重地向鄉親們道歉，回京後，劉對中共高層說“我們不能再象這樣繼續下去”。 周恩來告訴小範圍內的人說“中國製造原子彈非常便宜，僅花了幾億人民幣。”事實上，中國製造原子彈，花費估計達41億美元（1957年的比價）。足以購買全國人每天300卡的小麥兩年，足夠拯救3800萬餓死的人，壹個也不會餓死。毛的原子彈造成的死亡，高於日本因兩顆原子彈致死者100倍！ 甘肅省直到1962年仍在餓死人。甚至連歷史上從未有過饑荒的西藏也餓死近70萬人。 吳宏達先生證明說1970年與獄中壹名因在牆上書寫打倒毛主席口號的犯人被槍決後，他的腦子被壹名安全官員吃了 。

　　（19）中共的勞改和勞教。中共強制犯人象奴隸般地勞作創匯，張林先生的《悲愴的靈魂》對此有非常詳細令人信服的真實描述。中共的勞改勞教場所實質上猶如人間地獄。劉曉波先生在被中共無罪重判之際，卻莫明其妙為中共流氓暴政的監獄塗脂抹粉大唱頌歌！至1980年，至少5000萬人被勞改另有數量不詳的人被勞教。1959-1962年期間，犯人死亡400萬以上；1955年以前監獄犯人80%是政治犯；1960年初政治犯仍占50%，至1971年政治犯仍占33%。勞改勞教，留場就業，直到1960年代，95%的所有勞改犯在刑期執行完畢後，皆成為留場就業人員。至1980年仍有50%的刑滿犯人留場就業。加上20-30%的在勞教人員。1976年有政治犯1000萬人。1982年政治犯減少到0.5%，1986年犯人數降至500萬，以後保持此率。1991年政治犯人數約為100000人，2005年有7000人之說（南郭註：實際政治犯人數肯定遠遠超出此數）。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絕大多數判刑實質上等於終身判決。毛統治期間死於監獄和勞改場的人高達2700萬人。

　　（20）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害死2000萬國人。文革到底多少人死於非命？①法國學者Jean-Louis Margolin在《共產主義黑皮書》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數作者引證在40萬人至100萬之間”。②R.J.Rummel教授在其專著《壹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認為文革喪生者約 為773萬人。③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④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壹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 十分之壹”。中共官方過去的說辭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陷、迫害的株連的達到壹億人以上”。⑤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文革相關數據是：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8000餘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7000人；703萬人傷殘；7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⑥學者丁抒認為文革殺人在200萬以上；⑦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萬以上。⑧然而葉劍英承認文革全國死亡總數二千萬人！屠殺是國家恐怖資助鼓勵的，僅極小部分是紅衛兵所為，絕大多數是毛為重建政權直接有意干的。

　　文革非正常死因分為五大塊：壹是迫害致死，約20萬人被迫自殺。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鬥而死，約50萬人死於非命；三是因清理階級隊伍而亡，約50萬人死亡；四是冤假錯案致死，約15-20萬人死亡；此外還有因紅色恐怖被殺，至少10萬以上屬於此類。1200名軍人被清洗槍決；劉少奇案涉及22000人被調查，拘押；文革期間300萬至1800萬幹部被關入監獄牛棚；其中包括40萬軍人，知識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師，53000名科學家和技術員，500名醫學院教師，2600名藝術家和作家入獄；其中許多人被殺或自殺。

　　王友琴博士據中共內部報告確認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在‘紅色恐怖’中僅北京壹地就有114600戶被抄家，84000戶被驅出北京3，1772人被紅衛兵酷刑歐打致死 ；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譚宗級的《“五壹六通知”評析》稱︰“僅北京市的幹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獄而死的即達九千八百零四人”。上海150000戶被抄家，32噸黃金被搶，上海官方1978年承認，10000人因文革致死；僅上海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高潮時，5449人被迫害致死，審查的有17萬人；上海市郊川沙縣8700戶被抄家；淅江嵊縣8000餘戶被抄家；武漢21000戶財產被搶劫，32人被打死，1967年7月武漢有18萬人捕，傷殘或殺害，62人自殺 ；全國城鎮被抄家總數近1000萬戶。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1968年7月26日-8月6日，僅廣西濱陽縣即打死3681人；廣西省在這場國家恐怖鎮壓下打死10萬人以上。 全省十餘個縣至少3000人被活吃，挖肝，剖心，剜肉，割陰，烘烤下酒。批鬥會上當場屠殺，眾人壹涌而上，人人身帶匕首，小刀參與割肉。 內蒙古騰海清將軍迫害毛的異已最為賣力，他用大面積酷刑逼供。壹名伊斯蘭婦女被虐殺前，她的牙齒被用鉗子拔掉，然後，她的鼻子，耳朵被扯掉；壹名婦女被用木樁強姦後自殺；壹名男子被用鐵釘敲入頭臚而亡；另壹男子舌頭被割斷，然後眼睛被挖出；另壹男子被用棍棒毆打陰部，後用炸藥塞進鼻孔點燃引爆器。毛死後，調查披露36萬人受迫害，16222人被酷刑致死，該省受害者高達100萬。 雲南省在譚富仁將軍把持下，140萬人受迫害，17000人被毆打或酷刑致死或被逼迫自殺而亡。譚後來於1970年12月被暗殺。 毛完成了大清洗，但未停止屠殺，自開始清洗到他於1976年死亡，至少使300萬人暴死，毛死後，中共承認壹億人受迫害。

　　1966年8月北京市大興縣群體屠殺黑五類。首開文革濫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縣公安局傳達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謝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妳們就要犯錯誤。”隨後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黑五類（南郭註：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紅五類則指黨的幹部、軍官、貧農、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屬325人，22戶被殺絕，最老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

　　1967年8月湖南省道縣群體屠殺20000黑五類事件。據1984年5月抽調1389名幹部組成的《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確認：“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據道縣檢察長閻維勝調查，確切數字是打死20000人，傷者不計其數。”“道縣地區文革死亡人數9093人，其中四類分子3576人，因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其殺人決定由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任意決定。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因學校停課而回家結果與父親蔣勛（原道縣壹中校長）和哥哥壹道被貧下中農殺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縣抓革命促生產總結會議上，縣委副書記熊炳恩作報告：“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教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鬥。”8月8日“革聯”衝擊縣武裝部搶走壹批武器彈藥。

　　1967年10月湖南省邵陽縣貧下中農效法道縣大屠殺。何清漣女士曾撰文稱：“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續了半個月左右。”“殺人方式花樣翻新：割乳房，挖舌頭，將壹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裡。將煮飯用的鐵鍋燒紅後罩在被害人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壹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不過，可能何女士對具體時間可能記憶有誤，因為湖南道縣大屠殺發生於1967年8月至10月間，既非1968年也非5月間。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查中南五省專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區聽取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匯報，並指示：“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長江華返鄉，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匯報文革道縣殺人事件，江問道：“妳們道縣有多少和尚？”“殺了那麼多人，無發無天”。他的堂弟也在該屠殺事件中喪生。

　　1968年江西省瑞金縣屠殺黑五類。有個公社將三查對象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樹洞，隨後用鐵鋤鋤死推進樹洞埋掉，全縣有300餘名黑五類被以此種方式謀殺。

　　1968年江西省興國縣屠宰黑五類。在“三查”運動中該縣也殺了黑五類其及子女共270餘名。

　　1975年7月中共命軍隊用大炮轟平雲南省沙甸回民村群體屠殺6000人事件。 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宣揚無神論，歧視和壓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蘭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組進駐沙甸，強迫回民養豬， 改變生活習慣，限製作禮拜等宗教儀式，工作隊員在村子裡公開吃豬肉，並將吃剩的豬肉往水井裡倒等，嚴重傷害了回民的情感，導致回民上訪。中共誣稱回民受國外反華勢力和台灣國民黨特務操控，為其提供武器彈藥，要搞叛亂，推翻人民政權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等。葉劍英，鄧小平下令部隊平叛。由雲南省、州、市黨政領導 組成的地方指揮機構和軍區、軍、師、總後分部組成的軍事前線指揮機構。參戰部隊加基幹民兵達壹萬餘人，使用自動步槍、輕重機槍、75無後座力炮、82迫擊炮、152加農炮、火焰噴射器及數百噸炸藥。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點開始進攻。

　　廣西自治區紅衛兵被韋國清將軍屠殺100000人，（南郭註：主要是由保韋國清的“聯指”，對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無辜的黑五類的大屠殺。自1967年秋直至1968年8月達到高峰。其屠殺規模最大（十萬眾）殺人手段之殘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國首屈壹指。雲南紅衛兵死亡30000人。中共廣西區整黨辦公室編印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紀》概述道：“1968年7至8月壹個多月中，區革籌、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至死84000多人。”“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擲下礦井，成批丟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頭示眾，吊割陰莖，先奸後殺，殺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廣西大地，血雨腥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1968年6月19日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謀殺縣委書記趙永禧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他曾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六名女學生，去中共卻評選他為‘支左’好幹部！”1984年“處遺”工作中概括稱：廣西枉死者數以十萬計，光是活埋的就有十二萬人？）紅衛兵非常殘暴，但鎮壓他們的軍人和執行共產黨的命令鎮壓紅衛兵的民兵武裝更殘忍。（南郭註：1968年8月南寧“四二二”紅衛兵組織的廣播員和成員共26人被“聯指”用機槍掃掃射死。數千反革命被拉到邑江邊用機槍掃射死，死屍壹直漂到港澳地區，在香港領水撈獲的死屍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員的家屬共三千多人，躲進地下人防工事，結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1979年揭露當年的洪水實質上是工兵排長奉命炸毀上游的壹座大水庫的大壩所致）。

　　廣西自治區八個縣大規模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認至少有137人，大多數是老師，校長，在當地幹部和黨組織操控下被活吃。（南郭註：正如納粹的種族清洗猶太人壹樣，中共以階級清洗即消滅黑五類，不是以他們的行為，而是依他們的身份任意處死。鄭義先生在《紅色紀念碑》中說他曾三次親自前往廣西調查取證，證實廣西省數十個縣在文革期間曾發生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吃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惡性事件，被活吃人數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廣西區整黨辦公室編印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紀》確認：武宣縣、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浦北縣、靈山縣、貴縣均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僅廣西武宣縣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壹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在武宣中學，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後，就地架起爐灶將老師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馮於1968年7月1日晚被批鬥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剝肉，只剩下壹副骨架。接著壹批人在學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180人，其中劉維秀和劉家錦等人，打死劉振堅後；輪姦其未滿17歲的女兒，然後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陰。）文革期間超過20萬人被逼自殺。1966年8月24日，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殺，此後至少有100餘人投該湖自殺。上海演藝人嚴鳳英自殺後，屍體奉命被解剖據稱她體內藏有收發報機。僅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鬥爭”後自殺的總人數，根據1984年上海對文革案件的複查，有11510人！

　　（21）1970“壹打三反”運動殺害反革命360000人。“壹打”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聯名發出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第二條說“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而現行反革命則可以槍決。希特勒時代德國法律規定，“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文革時代，對毛林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在此期間出現的“現行反革命案”中，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中央首長”的言論罪案件數量最多。這類案件中，有的是對“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等個人崇拜做法的批評、議論；有的是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被認為是“惡毒攻擊”，以現行反革命罪處以刑罰；有的是支持1976年 “四?五”天安門革命行動，被當作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替“走資派”鳴冤叫屈，以現行反革命論處。中央黨校教授王年壹在《大動亂的年代》中稱：“據統計，1970年2月 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00萬人，殺了數以千計的人（南郭註：我在大陸執業時曾看過壹個中共文革判處反革命罪的秘密文件稱：文革期間全國約36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名處決。）。

　　（22）1976年北京四五運動。1976年4月5日北京人借悼念周恩來，表達對毛澤東及“四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政權的不滿。毛下令軍方鎮壓，10人死亡，200人受傷，全國追捕數千人。隨後至少500人被槍決；調查持續到10月份，至少上萬人被調查。（南郭註：1976年四五運動是自1949年以來國人首次群體自發公開對被捧為神壹般的毛澤東說不；毛判斷事件後台是鄧小平，故將其定性為‘反革命運動’，指示鎮壓禁止悼念周恩來。儘管周其實也非什麼好東西，但當年中國人被長期信息封鎖強制洗腦誤以為周是好人。當晚壹萬餘名首都民兵和工人糾察隊，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 千名公安人員，手持木棍、皮帶包圍天安門廣場擬武力清場。中共官方稱沒有死壹個人，被捕300餘 人。但據香港鄭義先生說：當晚八千多人傷亡，其中600多人死於棍下，2000多人傷殘，僅北京壹地被捕超過50000人。1978年11月25日中共平反之。）（23）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城。1989年6月4日，中共動用30萬正規軍，真槍實彈數千輛坦克，裝甲車強行洗場。鄧小平下令開槍，法國研究專家稱： “至少1000人被殺，10000人受傷，數千人隨後在各省秘密被殺或以其他罪名槍殺；北京至少10000人被捕，全國至少有30000人被捕”。據蘇聯檔案解密披露的數字為3000人死亡；但根據1989年10月12日 總參謀部統計的資料顯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槍殺的死亡總人數為31978人。任畹町先生亦說：總參謀部當年統計六四死亡3萬多人。

　　國務院發言人袁枚公然稱：“天安門沒有死壹個人”！前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北京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中國人大研究生吳仁華證明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被槍殺。吳仁華親眼目睹了三輛坦克追逐輾壓11名學生的暴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目前已經找到坦克軋人慘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傷者，壹共14人。其中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董曉軍、王培文、田道民、龔紀芳；九位傷者是方政、王寬寶、權錫平、劉華等，另壹傷者是位女大學生，不願公開姓名。在六四後十餘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壞公共財產罪等名義悍然槍殺了數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後就被判處極刑，且立即執行。還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則分別被判處1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北京市的監獄中，仍然關押著孫宏、朱更生、郗浩良、楊璞、李玉君、姜亞群、苗德順、武春啟、石學之、常永傑、李志欣、常景強、王連喜等六四抗暴者。法院竟荒唐地以" 毆打、污辱坦克"為名判處孫彥才無期徒刑！

　　（24）2008年3月10日-3月14日，中共鎮壓藏民和平抗議，打死至少上百名藏民；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指控中共屠殺了120萬西藏人，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人在1959年起義中喪生。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數據令人難以置信：120萬受害者，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在1959年起義中喪生，似乎難以置信。中國官方稱自治區人口從1953年的280萬降至1966年的250萬。若扣除流亡者和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萬以上。唯有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可比。1956年西藏新年哲豐寺院被炸毀，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殺死。西藏人不僅被槍殺，但還被歐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燒死，淹死，被肢解，餓死，勒死，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屍，砍頭等野蠻殘忍方式殺害。

　　1950-1960年期間，大量藏人被監禁，活著出獄者極少，不到2%，他們分別關押在166個集中營。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時期，同情起義的村莊被整村炸毀。傷員被遺棄，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員自殺。1959-1963年，70000名西藏人死於饑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顯示，死亡人數遠遠高於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達50%。1968年1月拉薩毛派與保守派武鬥，數百人喪生。1969年另壹次拉薩起義亦被中共血腥鎮壓，康巴游擊隊戰鬥直至1972年；1987年起義又起，1989年西藏實行誡嚴，依張少松將軍稱，18個月期間至少600人喪生。1984年達賴流亡政府估計173800人被槍決；（25）2009年7月5日又在新疆烏魯木齊人為製造了“七五”慘案。1989年胡錦濤在西藏親自主持的血醒鎮壓藏民和平抗議,則由[武警特務分隊緊急抽調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侶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薩其他鬧事地點，配合 公安廳、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勢的任務。燒毀大召寺東北方向的經塔。 砸搶鬧市區的糧店，引發市民哄搶糧食，並對藏甘貿易公司進行煽動性攻擊。鼓勵民眾哄搶商店物資.]雖 然該血債不能由胡氏獨擔,因為當時的趙紫陽,楊尚昆、 喬石及整個中共中央對血腥鎮壓有指令.

　　（26）1999-2010年鎮壓法輪功和家庭教會。至少3300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致死，數以萬計學員被活體盜賣人體器官。據紐約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主席李世雄致 (2003年3 月17日)第59屆聯合國人權大會函稱："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6千萬以上的家庭教會信徒中至少 有270萬人被任意拘捕過（即每 22人中就有壹個）、44萬人被判勞改勞教、750人被通緝追捕、20 萬人被迫離家外逃或失蹤、1萬多人被迫害致死、2萬 多人被酷刑致殘、 13萬人被監視居住、112萬人被勒索性罰款。"第五編：反共的正義性

　　第二十五章：中共人為製造謀殺性大饑荒虐殺農民5000萬提要：中共奉行馬克思之“消滅財產私有制”，自1953年開始搞的農業合作社到1958年連騙帶哄加強制實現人民公社化，同時毛澤東好大喜功，妄圖稱霸世界，完全不顧國貧民窮的現實，想壹步到位發展重工業，挖空心思要購買製造原子彈，核潛艦技術，現代化軍工業，幾乎完全靠出口農產品換取，故對中國農民實行超級剝削。結果步蘇聯後塵，中共也為軍事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人為製造慘絕人環的大饑荒，加上此前中共兩次故意謀殺性質大饑荒，中國實質上故意謀殺了至少5000萬中國農民。2011年1月2日1、1948年中共為換取蘇聯援助不惜餓死延安和東北地區幾十萬農民。蘇聯北朝鮮和蒙古對中共的巨大援助壹直高度秘密進行。毛用中國人的苦難換取蘇聯人的巨大援助，1946年8月和10月毛兩度向蘇聯駐哈爾濱貿易代表提議用糧食支付蘇聯援助，被拒。11月毛派劉亞樓赴莫斯科簽定中共每年向蘇聯提供100萬噸糧食換取蘇聯軍援的協議。結果導致共黨占領區好些地區出現饑荒和死亡。延安地區1947年餓死十萬農民，中共控制的陝西和東北三省1948年餓死幾十萬人，甚至共軍亦時常挨餓。幾乎無人知道饑荒是因為毛將糧食出口蘇聯導致，以為是戰爭原因造成。

　　2、1955年中共搶糧逼迫20萬農民自殺。1955年初，地方眾多報告呈交毛，農民因缺糧食而吃樹葉，賣兒女。趙紫陽的報告稱幹部挨家查抄，搶走農民所有的糧食，在高耀縣110人被逼自殺，全國2000個縣估計被逼自殺者超過20萬。

　　3、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餓死4300萬農民。1988年中共官方承認餓死2000萬。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饑荒。第二大者是1887-1888年中國北方餓死900萬-1300萬人；再次是1932-1934年蘇聯餓死600萬人。1957-1961年，48%的豬，30%的家畜被屠殺。甘肅省直到1962年仍在餓死人。甚至連歷史上從未有過饑荒的西藏1959-1963年也餓死70萬人，占人口的2-3%。 最近的研究顯示，死亡人數遠遠高於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達50%。吳宏達先生證明說1970年與獄中壹名因在牆上書寫打倒毛主席口號的犯人被槍決後，他的腦子被壹名安全官員吃了 。

　　（1）大饑荒到底餓死多少人？①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證實“當時餓死4300萬至4600萬”；②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論證：“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3800萬中國人餓死”。③劉少奇在大饑荒中的1961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已經有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④據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叢進之《曲折發展的歲月》 稱：“當時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⑤同壹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披露：“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的出生人口共4000萬。”⑥楊繼繩在《墓碑》中考證餓死3800萬；⑦金輝先生依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依據分析的結果：全國非正常死亡4040萬至4319萬 。⑧1996年英國記者貝克在其《餓鬼》書中估算中國當時至少3000萬人餓死。⑨《爭鳴》雜誌2005年11月報導，中共解密文件透露：1959年至1962年全國餓死3,755.8萬人！⑩2009年底，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提及大饑荒時餓死4500萬人。⑾2010年初，復旦大學歷史教授曹樹基在公開講座中稱，根據官方人口統計推論3,000萬到3,200萬餓死。⑿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客，2010年6月在英國出版《毛製造的大饑荒》，綜合論證4500萬人餓死和死於暴力。

　　（2）大饑荒導致中國多省出現吃人事件。①河南發生吃人事件，農民往往集體決定吃小孩。②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成簡報；③1958年放出水稻畝產13萬的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30000人，出現不少絕戶絕村，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開賣人肉。 《鄉村三十年》記載：④安徽省鳳陽縣僅壹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 ”，其中壹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⑤在大饑荒中餓死三分之壹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壹個公社書記 對記者說：“我家那個村里壹個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著吃了。那時人們餓瘋了，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死亡率從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達29%；1961年15%。出生率則從1957年的33%，降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萬缺陷兒。⑥僅1960年安徽富陽縣即發生63起吃人事件，壹對夫婦將8歲的兒子勒死後煮吃。 ⑦甘肅省有個縣1/3人口餓死，吃人事件普遍。上面命令“絕對不許開倉即使人民餓死”。

　　（3）大饑荒主要是政治原因。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幹部當權的事實得以證實：四川、河南、安徽。早在1953年秋始，中共便為了軍事強國而大量出口糧食換取蘇聯援建項目與農民展開了全方位爭奪糧食的戰爭。毛說“要教育農民少吃，國家應儘可能阻止農民多吃”。 溥壹波事後承認“農民絕大多數糧食均被強制收走，被驅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對政治局說“我們正在為糧食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展開壹場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說過農民是好的。”幾天后，陳雲向各省領導幹部傳達毛指示說：“要準備十萬個村農民暴亂，即中國1/10的村莊暴亂，但這不會危及共產黨的統治。” 毛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確沒有良心，馬克思主義是殘酷的”。 為了更方便奪取農民的糧食，中共發起農業集體化運動。1955年5月在談及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毛說“我們必須在五年內逮捕150萬反革命。反革命占5%”。河南信陽地區1959年秋，至少10000名農民被捕；許多人餓死在監獄中；安徽省當局用機槍掃射向城市逃難的農民，鳳陽地區死於機槍掃射的農民達800人！28000農民受到各種懲罰； 大量村莊死亡率超過50%，有些倖存者僅是幹部家屬。

　　（4）大饑荒並非所謂自然災害所致。1954年和1980年的氣候均比1959年至1961年期間壞得多。1960年全中國120個氣象站，僅8個有乾旱後果紀錄，僅1/3提及乾旱問題。安微作家張萬舒證明：“1960年，風調雨順”。1960年全國收穫143百萬噸穀物，比1957年的195百萬噸少26%；與1958年的175百萬噸略少。 連劉少奇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儘管這三分天災其實也根本不存在，而純屬人禍體制性謀殺。

　　（5）大饑荒期間中共仍然出口糧食1000萬噸。主要是向蘇聯出口；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加到1959年的420萬噸；1960年出口糧食與1958年相同；1961年實際上進口580萬噸。美國主動欲提供援助，卻被中共政權因政治原因而拒絕。1961年，世界上其他各國，均保持忽視災難。援助農村的經費少於45000萬元（即人均0。8元），而當時自由市場上的大米價格為每公斤2-4元！ 劉少奇推出“三自壹包”政策允許農民有少量的自留地，這些措施使農民迅速擺脫饑荒。

　　（6）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編的所謂蘇修逼債之事。據張戎女士詳細考證，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反而主動減掉了約壹半的債務。食品出口絲毫未減。毛堅持要用它們來提前還清欠蘇聯的債。本來欠蘇聯的債按中蘇協定應該十六年還清，但毛決定五年還清，要老百姓“勒緊腰帶”。就在這壹年，中國人餓死兩千兩百萬”。1960年11月12日， 副總理李先念與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率隊到河南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陶鑄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1990年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據八十年代初我們考查過的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人約占全縣四分之壹”其中壹個公社每三人中死兩人。1986年中共甘肅省委第壹書記李子奇說：“三年困難時期，甘肅很多人死於飢餓”。隴中地區死亡130萬-200萬人。

　　（7）大饑荒完全是人為蓄意製造的。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年和1959年就高達700萬噸，可以為3800萬人每天提供840熱卡，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不出口糧食，中國人壹個人也不會餓死。根據中共統計數字，大饑荒期間人均僅1534熱卡。城市家庭婦女的熱卡量，據親共作家韓素音說，最高不過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奧斯威辛，苦役犯的每日熱卡量還有1300到1700。

　　（8）大饑荒期間中共還用糧食製造航天用酒精，甚至不停止研製原子彈。糧食還被大量用來提煉高純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宣布中國糧食太多吃不完後，在最高國務會上說要給糧食“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導彈試驗，每壹枚消耗1000公斤糧食。” 周恩來說“中國製造原子彈非常便宜，僅花了幾億人民幣。”事實上，中國製造原子彈花費達41億美元（1957年的比價）。足以購買全國人每天300卡的小麥兩年，足夠拯救3800萬餓死的人，如果不研製原子彈中國人壹個也不會餓死。毛因研製原子彈間接造成的死亡，高於日本因兩顆原子彈致死者100倍！

　　（9）中國的倉庫里囤滿了待出口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

　　（10）大饑荒期間中共大量援助外國共產黨因為毛想爭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壹九六○年初中共開始在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為了爭取阿爾巴尼亞（人口300萬），1958年給了霍查5000萬盧布。1961年1月，又給了他5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1960年1月21日，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國最窮，卻最慷慨，而且是無償援助。毛說“我們不是軍火商。”意即中國的軍火不要錢。毛專權期間至少送了200多億美金給印度支那。毛送給正在打法國人的阿爾及利亞的無償援助難以數計。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毛給他6000萬美金的“貸款”，周恩來特告格氏，“可以經過談判不還”。期間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有壹套嚴密控制系統，以矇騙外國人。美國中央情報局1959年2月對中國食品生產量的判斷是“大幅度增長”。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對外援助，也極少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千分之五，美國在二十世紀末的外援低於萬分之壹。可是毛澤東時代壹貧如洗，外援達到財政支出的6.92%（1973年）！更要命的是，中共明知大躍進導致極為嚴重的大饑荒，卻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廣宣傳，要他們學習中國道路，組織公社模仿大躍進。 中共的宣傳開始對保加利亞共產黨產生影響，他們派了壹個代表團訪問中國，回保後，保加利亞的報紙即開始大規模宣傳中共的公社，贊楊大躍進。隨後保加利亞共產黨在保實施中國的口號，將集體農莊擴大到荒唐規模並過度偏重重工業。1959年5月越共發動類似中共的大躍進。胡志明於1958年10月日親自撰寫多篇文章，鼓勵大建大規模的灌溉工程項目，結果由於乾旱導致農業生產欠收，引發了壹場受害人數迄今不祥的大饑荒。

　　（11）中共在大饑荒問題上長期故意欺騙。法國社會黨領袖密特朗（後任總統）1961年訪華，毛澤東對他說：“我再重複說壹遍，中國沒有饑荒。”1960年，後任加拿大總理的特魯多訪華，回去後寫了本天《兩個單純的人在紅色中國》，書中特意批駁外界對大饑荒的報導，說“中國沒有饑荒”。甚至前聯合國糧農組織負責人糧農專家波爾德沃爵土也受騙，1959年訪華後說，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55年到1958年翻倍，中國人“看來都豐衣足食”。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1960年和1961年兩次訪華後稱：“中國沒有大規模的饑荒，只在有的地方糧食不足。”他見毛時甚至鼓勵毛抓住權力不放，說：“中國需要主席，您可不能離開這艘船不管。”

　　（12）毛明知大饑荒大量餓死人卻未採納任何救助措施。1958年10月9日毛對親信說“死人有好處，可以肥田”。1957年在莫斯科毛說“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以贏得世界革命的勝利”。 毛在共產黨峰會上說“我們不應當害怕戰爭。我們不應當害怕原子彈和導彈。無論什麼樣的戰爭爆發，常規戰或核大戰，我們將贏得勝利。對於中國，如果帝國主義對我們發動戰爭，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那又怎麼啦？戰爭就是戰爭。不消幾年，我們將比過去生產更多的嬰兒。” 全場聽眾無不震驚，唯有宋慶齡笑出聲，全場壹片死靜。無人料到毛澤東會說出此瘋狂的狂言。波共總書記哥穆卡對毛的發言極為反感，捷共總書記諾維特尼說“毛澤東說他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那我們呢？我們捷克壹共只有1200萬人，我們將在核戰後死得壹個不剩，將不會有任何活人，留下來傳種接代。”  1958年5月17日在黨代會上毛說“別對世界大戰大驚小怪，至多人民死壹半，這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死壹半人口最佳，死1/3次之。” 1958年11月21日毛對親信說“大型水利工程，大煉鋼鐵，象這樣工作，完成所有這些項目，壹半中國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壹半，死1/3或1/4，即5000萬得死。死5000萬我會被開除，甚至掉腦袋。但如果妳們堅持，我將不得不讓妳們干，當人民死亡時就不能怪我。”  僅在河南省有個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1961年初，劉少奇知道已餓死3000萬人。4-5月劉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餓死，姐姐快餓死，壹個12歲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劉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劉少奇吩咐釋放他。劉沉重地向鄉親們道歉，回京後，劉對中共高層說“我們不能再象這樣繼續下去”。 1962年1月劉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說“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私下對毛說“人相食，妳我要上史書的”。由此種下的日後殺身之禍。

　　第二十六章：論反共與反專制

　　今天我想論證反共與反專制這個話題。前幾天看了李劼寫的壹篇文章《反共還是反專制》？應該說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李先生是壹個有相當水平的人，他的文章中有些論點是正確的，但是與此同時，他在關鍵問題上的論點則錯誤明顯，而且嚴重誤導公眾。之所以引起我關注這篇文章，是因為李劼先生據稱是個博士，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我看過其中幾篇，因而知道李先生是個有水平的人。

　　問題在於他在有些關鍵問題上，發表的文章的立論基礎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令人懷疑。例如，當初袁紅冰教授發起自由文化運動時，他發表專文反對自由文化運動；前幾天他又專文對中國民運，特別是民運的壹些領袖人物，進行了尖酸刻薄的嘲諷。而前兩天他又把舊文新發，題目就叫《反共還是反專制》？

　　這就提出了壹個重大話題，反共和反專制暴政兩者的關係。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今不論在民運領域，還是在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包括壹些看起來象是反共的民運人士，都有某種糊塗概念。

　　比如，有人說他們“只反專制不反中共”，持這種觀點的包括李劼先生，及較知名的網民“少林”；還有種“真正希望中國走向民主的人就不會想推翻共產黨”的論調。第三種說法是壹個網絡名家“東海壹梟”所稱之“中共擁儒我擁共”；“反儒就是反華”！東海壹梟是在中國大陸有相當影響力的高產作家，他的“中共擁儒我擁共”；“反儒就是反華”，均是嚴重誤導公眾的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中共遠不等同於儒家，儒也不等於中華；姑且不論中共極權暴政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僅從邏輯上就說不通。我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做個比較清晰的評論。

　　李先生說“反共”壹詞不僅過氣，而且內涵含糊不清。究竟是反對共產黨，還是反對共產黨人，反對共產黨的專制，或者是反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反對共產主義，或者是反對以共產主義名義的封建主義。他說假如共產黨不執政，那問題就變成了反對的是共產黨的執政，或者壹旦共產黨不專制了，問題就變成了反對共產黨的專制。接著他話鋒壹轉，“專制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前有歷代封建王朝的專制，後有國民黨的專制。而共產黨就是從反對專制開始的，既反對孔儒文化，又反對國民黨的專制”。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反共壹詞的確切涵義，就是反對專制”。

　　我認為李博士在這裡偷換概念的功夫用得非常妙，反共絕對不僅僅是反對專制。因為共產黨並不是專制的同義詞，專制僅僅是共產黨政權特徵之壹而已。因為共產政權具有如下典型特徵：壹是極權；二是專制；三是流氓；四是吸血鬼；五是極度無知無能和殘暴；六是暴政。因此李劼先生把反共歸結為僅是反對專制，顯然偷換了“反共”這個概念。

　　英文，反共稱做：Anti-communism 和Anti-communist，（至少有24，000，000個英文信息，李先生據然稱反共壹詞是“過氣”術語？！）即反共產政治體制和反共產主義。反共當然包括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專制暴政。但是反共壹詞更重要的是反對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流氓、吸血鬼暴政。美國前總統里根精闢地指出：“什麼人是共產黨人？那是閱讀馬克思和列寧著作的人。什麼人是反共人士？那是理解了馬克思和列寧著作的人”。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  Ronald Reagan）第二，李先生說，“在民主政治中，反共這樣的詞語和思維，是不會出現的”。他舉例說在美國是兩黨執政，不會出現“反共和黨，或者反民主黨這樣的詞語和思維。因為民主政治的話語和思維是多元的，而不是黑白分明的”。

　　這裡李先生在邏輯上又偷換了概念。首先李先生故意將中共與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相提並論。正因為他將性質上截然不同的政黨相提並論，使得後面他要論證的話題就轉變了。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流氓專制暴政，因此中共是個專制獨裁流氓成性的惡黨。而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實際上是在壹個自由、共和、憲政民主體制下的政黨，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性質上完全不在壹個層次。所以不具有可比性。如果共和黨或民主黨也主張極權專制暴政，毫無疑問立即就會有反共和黨及反民主黨的話語出現。

　　任何兩個事物必須在同壹個層次進行比較才有意義，否則，偷換或者混淆概念以後，再進行比較是得不出任何可信的結論的。事實上，反共思維，或者反共詞語，不但在民主政治中大量出現，而且美國歷屆總統實際上都是堅決反共的，包括開創中美兩國外交關係的尼克松總統也是堅決反共的；歷任美國總統，沒有壹個是不反共的，即使是奧巴馬總統，同樣堅決反共，他在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的電視演講中，重申了他的反共立場，在他的就職演講中也公開強調了反共信息。

　　事實上，東歐各前共產暴政國家、歐盟各國及美加等國領導人均公開反共。捷克在1993年通過了壹項決議，直接把共產政權稱為犯罪政權，把共產黨定性為犯罪組織；1995年9月22日阿爾巴尼亞通過壹項法律，譴責前共產政權對阿人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屠殺罪行；1996年8月22日拉脫維亞通過壹項宣言，譴責前蘇聯共產極權暴政對拉脫維亞人民的犯罪行為；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亞草擬了壹項法律宣告前共產政權是個非法政權；波蘭總統在2006年作的壹個演講中，明確把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2006年7月3日克羅地亞通過壹項官方文件指稱共產黨是犯罪組織；歐盟議會2006年通過了壹項“反共產極權體制第1481號決議”。美國前總統布什2007年月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落成儀式上的演講中指出；“捷克作家米蘭? 昆德拉曾經將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形容為“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共產黨政權不僅奪走了受難者的生命，他們還企圖盜竊他們的人性，抹殺他們的記憶。隨著這個 紀念碑的落成，我們要恢復受害者的人性，恢復對他們的記憶。自由是我們創世主的禮物，自由是 所有人類天賦的權利，自由將最終取得最後的勝利！”。2009年3月18日，歐盟舉行了歐洲良知和共產極權罪行的聽證會。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指出，“在歐州有兩個極端的系統，共產主義和納粹，造成了人間悲劇，尤其是共產主義，其理念覆蓋整個社會，每個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惡的罪犯。如果我們不能夠反對導致可怕災難的共產理念及其機制，將會是很危險的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籲國民清除共產主義污垢，把帶有共產黨標誌的紀念物和偶像仍進歷史垃圾堆。恢復歷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復興的基礎。尤先科總統2009年5月17日表示應徹底清除共產極權的標誌，同時告誡那些不承認共產主義罪行的人們，必將被淘汰。 這裡發生的大屠殺與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所發生的同樣殘忍，並強調：這樣的罪行不會被歷史所寬容，也將不會歷史被寬容。立陶宛國會通過法令，禁止在該國任何地方公開展示共產黨的鐮刀斧頭的旗幟和納粹的象徵。在立陶宛公展共產和納粹領袖的圖像都是違法。愛沙尼亞決定禁止納粹黨徽和鐮刀斧頭標誌。包括帶有共產黨的鐮刀斧頭和納粹黨徽符號的旗幟、標誌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義共產黨”（通稱“毛派”）為恐怖組織。捷克、阿爾巴尼亞、拉脫維亞、保加利亞、波蘭、克羅地亞、烏克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印度、歐盟諸國、美國如今都是自由憲政民主政治，他們都公開使用反共詞彙，公開譴責共產暴政，公開指控共產黨是犯罪組織。李先生卻睜著眼睛瞎說“在民主社會中，不會出現反共的詞語和思維”？！

　　第三，李先生說：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也就是中共所稱的對立統壹，它容易滋生出鬥爭哲學，骨子裡是充滿暴虐傾向的專制文化。這種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他的特徵是非常封閉，邏輯上自成壹體，僵化、排他、不寬容，非把所反對的對象置於死地不可，沒有任何調解的餘地 ；經常走向極端化和妖魔化。

　　我認為李先生上述論點同樣似是而非。雖然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在某些場合或許有問題，但是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是不是必然導致有暴虐傾向的專制文化呢？不然！因為黑白分明也即是非分明，而不是和稀泥、或者含糊其辭的思維。壹個堅決反共的民運人士，並不是充滿了暴虐專制文化的人，反共人士也不是把共產黨妖魔化，反共人士並非走極端，或者不寬容。

　　問題在於任何寬容，任何原諒都有壹個前提，必須在共產黨認罪、悔罪這個前提下，才有寬容。如果說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條件的所謂寬容和解，這種所謂寬容和解不是正義公道公正的寬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國際法庭經過審判確立了壹項國際法律原則：對任何重大犯罪，（指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戰爭罪、酷刑罪）罪犯不得免除處罰，不得未經公正審判免予刑罰。

　　當今國際社會以色列對這項原則是執行得最好的，西班牙國家法院審理江澤民等五個中共黨魁“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及“酷刑罪”這個案件，表明西班牙對該項原則也執行得非常好。國際上人們津津樂道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他當選總統以後，對南非前政府表示諒解寬容，但是他的寬容有壹個前提，就是前政權必須詳細坦白在他們執政期間，在執行種族隔離政策中，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在這個前提下，也就是說原來的罪犯真正懺悔，才能夠得到寬容。此外，阿根廷政府在專制政權時代，也犯過很多罪惡，阿根廷進化轉變成民主政府以後通過了壹項法律，免除阿根廷專制政權所犯下的所有的罪惡，這麼壹來，使得阿根廷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無處討回公道、實現正義，所以這些受難者也到西班牙起訴前專制政權的罪犯。換句話說阿根廷民主政府的法律並不能約束這些受害者。這表達了壹個信息：對於反人類罪、酷刑罪等國際重罪是不能夠輕易原諒寬容的。這種黑白、是非分明的思維方式本身並不是壞事，而且它跟中共的“對立統壹”，跟中共的鬥爭哲學完全不是壹回事。

　　中共之所以充滿暴力殘暴至極，是因為共產黨本身毫無人性的暴虐的黨文化造成的，直接源於馬列原教旨。馬克思早在1848年便寫道：“即將到來世界大戰（指共產革命）不但要讓地球上的反動階級而且應讓反動的人民全部消失”！馬克思喜歡複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惡魔 Mephistopheles 的話：“壹切存在都應該被毀滅。” 壹切 --- 包括工人和那些為共產主義而戰的人。恩格斯也在1848年稱：“下壹場世界戰爭將令所有的反動的人民在地球上的人種中消失”；列寧在其《左翼共產主義》壹書中公然宣稱：“共產黨人為達目的已作好欺詐，偽證和採取任何手段的壹切準備”。列寧親自下令謀殺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年僅13歲的公子和三個美麗的公主。周恩來親自下令將中共原特務頭子顧順章全家老小十幾口人滿門抄斬。斯大林在1932年至33年故意餓死烏克蘭300萬人，中共及毛澤東在1959年至1961年則故意餓死3800萬農民！全世界共產國際曾確認過90個共產黨，所有的共產黨都充滿暴力，特別是撐權的共產黨均極端殘暴。共產主義運動屠殺了全世界至少壹億至壹億四千五百六十萬人。其中，蘇聯25，000，000至66,700,000; 中國64,000,000至80，000，000; 柬普寨紅色高棉在撐權的三年期間屠殺了占全國人口四分之壹的2,500,000人（其中華人20餘萬！）;北朝鮮迄今僅餓死就已超過2，000，000人。1941年6月蘇聯紅軍從烏克蘭西南部的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撤退時，蘇共秘密警察夜間在傑米亞 諾夫狹口處決了1000多名政治犯。1989年，當地的紀念碑人權組織展開發掘工作，把找到的500多具遇難者的遺骨重新安葬在壹起。遇難者中有婦女、老 人甚至正在哺乳中的嬰兒！因此並非由於所謂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暴力，鬥爭哲學。而是共產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建立在暴力謊言恐怖基礎之上。所以我認為李先生將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跟所謂暴力與鬥爭哲學，跟對立統壹等同起來，也是壹種誤導公眾的謬論。

　　第四，李劼先生說：中國專制文化傳統歷史悠久，專制不僅是壹種制度，而且是壹種意識形態，還是壹種文化，是壹種思維方式，是壹種心理創傷，是壹種集體無意識創傷。簡而言之，就是壹種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病菌。

　　這裡李先生實際上是用文學語言來形容專制文化，他之所以這麼強調，實際上跟中共黨御用文人特意傳播的壹種信息有關。海內外到處都可以看到壹種論調，說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傳統，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傳統，是造成當今中共政權專制的根源。我認為這純屬中共當局故意誤導，而李博士也這麼說令人費解。

　　因為專制制度，是以荒謬絕倫的貪婪為基礎的最惡劣的體制之壹，它將當權者的旨意視作法律； 它靠恐怖實行殘酷統治；它總是極力窒息會使人獲得真正自由理性的觀念；專制制度下沒有榮譽，人人實質上都 是奴隸；專制政體需要恐怖，品德是絕對不需要的，而榮譽則是危險的東西。專制制度用暴力恐怖壓制人們的壹切勇氣，窒息壹切雄心。 專制國家，政體的性質要求絕對服從。 因此專制與“荒謬絕倫的貪婪”“恐怖”“奴隸”“暴力”密切相關。把專制制度與含義不明的專制文化相提並論，除了搞亂人們的思維並無任何益處。中共專制暴政下，全體國人都被徹底剝奪了基本人權，而唯剩下醉生夢死的豬的生存權，國人皆生活在人權毫無保障的沒有思想言論輿論新聞結社出版 自由的可悲的非人奴役之中。

　　首先“中國文化含有專制因素”與“中國專制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中雖含有某些專制因素，但不等於中國文化都是專制文化；其次，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極權的傳統；第三，中國兩千多年並不是所謂封建專制制度，兩千年間實際上是“君主帝制”，與“封建專制”是兩個概念。第四，中國兩千年從秦始皇到清末的文化及制度，並不是壹成不變的，也不都是現代國人理解的那種所謂專制、獨裁。因為中國在君主帝制時代，中國的統治階級除了皇帝之外，自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以來，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向全體中國人平等開放，所有的國人都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躋身於統治階層。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君主帝制，是壹種溫和開明的專制，而不像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暴政。

　　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是把社會精英全部從精神上閹割，甚至肉體上消滅，統治者僅是由工農及無業游民組成的共產黨壹黨獨裁，權力絕對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九人。而最高領導人則是獨裁者，比如毛、鄧、江、胡。這種中共極權專制暴政跟中國傳統的君主帝制的那種專制層次完全不壹樣。何況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帝制時代，有過不少盛世及相對開明的時代，整個中國社會實際上是和諧的，而不像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下六十年是充滿血腥的，沒有壹天不是在中共暴政蹂躪下，不要說人身自由，連生命財產安全隨時都處於毫無法律保障的威脅之中，全體國人都變成了戰戰兢兢的奴隸，根本不敢表達自由的思想；所以把這個中共極權專制暴政歸結於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共當局故意誤導公眾的壹種說法。很遺憾，李劼先生也用這種明顯錯誤的方式來論證中共專制暴政的根源。

　　第五，李先生還提到：要在文化上、心理上、精神上走出專制陰影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海外華人不僅有政治上反共，文化上卻不反專制的學者；還有政治上反共，心理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卻像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者壹樣的異議人士、人權鬥士。反共不反專制，成為壹種政治運作，還成了文化現象。反共不反專制是壹種對共產黨執政和專制的嫉妒。

　　我不知道李先生根據什麼得出結論說，有很多反共不反專制的異議人士、人權鬥士和學者。雖然確實有些民運人士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有某種專制行為的表現，比如不遵守程序正義規則，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但這都不是他們不反專制的表現，而只是由於這些人都是受中共黨文化的長期灌輸和污染，使得每個國人的身上都多少帶有中共專製毒素的病菌。

　　反共而不反專制的人迄今我還沒看見，哪怕那些被人指責為自己也是專制的民運人士。有些民運人士壹旦發生爭論，就把對方指責成比共產黨還專制，比共產黨還壞百倍，壞幾千倍。這顯然不是事實。

　　因為共產黨極權專制者，把所有的國家權力都獨裁撐控在自己的手上，所有的民運人士沒有任何權力，他們憑什麼來行使專制？第二，所有的民運人士沒有控制任何媒體，也沒有掌控任何話語權，所以他們那怕想專制也沒有能力，所以把民運人士由於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而產生的某種內部爭議等同於中共極權專制，甚至比中共還壞，這純屬誤導。

　　第六，李劼先生還說，把反共變成反對專制，應該成為所有爭取民主人士的共識，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黨爭的陰影，走出黑白思維的陰影，走出專制文化和專制病菌的陰影。他還說反對專制者，不僅包括各種黨派，也包括執政的共產黨。

　　他的這種論點我認為是值得爭議的。首先把反共變成反對專制，不但不是所謂應該成為所有爭取民主人士的共識，因為如果不反共，根本不可能反專制，因為專制並不是可以跟中共分割開來的。共產黨不僅僅等同於專制，共產黨是遠遠超出專制比專制更惡劣得多的怪物。

　　反專制首先必須反中共，不反中共卻侈談反專制只能是自欺欺人。至於“反對專制者還包括執政的共產黨”之說，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是當今最專制殘暴的暴政，它不但是專制，而且是極權暴政。

　　有關這個問題有些學者認為專制包括了極權，我認為應該倒過來，極權是所有的政治體制中最糟糕、最壞的政體，極權政治把所有東西都包括進去了，而專制政權本身並不包括極權，所以極權的概念要大於專制的概念，而專制的概念是小於極權的概念才對。

　　李先生說，“反對專制者還包括執政的共產黨”這種說法，沒有任何依據，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它不光光是傳統意義上的專制，更不是有些人所說的所謂的威權政治，而是壹個地地道道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所以把中共僅等同於專制，進而將中共與專制分離，甚至要所有的民運人士只反專制而不反中共，這種似是而非誤導，確實容易搞亂人們的思維。

　　共產暴政在全球曾經風行壹時，先後有44個國家曾受共產暴政奴役。蘇聯 (1917), 蒙古 (1924), 愛莎尼亞(1940), 拉托維亞(1940), 利莎尼亞（Lithuania1940), 貝莎拉比亞（Bessarabia1940), 巴科維納（Bukovina 1940), 阿爾巴尼亞(1944), 譚努圖瓦（Tannu-Tuva1945), 烏克蘭(1945), 南斯拉夫(1945),蒙古(1945), 卡拉福圖（Karafuto1945), 科里爾島（Kurile Islands1945), 保加利亞(1946), 波蘭(1947), 羅馬尼亞(1947), 東德(1948), 匈牙利(1948), 北朝鮮(1948), 捷克斯洛伐克(1948),中國 (1949), 西藏(1951),北越 (1954), 幾內亞(1958), 古巴(1960),利比亞 (1969), 南也門(1969), 圭亞那(1970), 貝寧(1974), 緬甸(1974), 老撾(1975), 南越(1975),馬達加斯加 (1975), 柬普寨(1976),安哥拉(1976) , 索馬里(1976) ,塞拉斯（Seychelles1977), 莫桑比克(1977), 埃塞俄比亞 (1977),格林納達(1979), 剛果(1979),  阿富汗(1980).

　　迄今仍苟延殘喘處於風雨飄搖中者包括中國、古巴、北朝鮮、越南。而政治白痴胡錦濤居然宣稱要向古巴、北朝鮮學習政治！繼承其老子金日成的北朝鮮金正日流氓暴政，實質上不過是中共文革的翻版，而古巴83歲的卡司特羅將政權則私授給了他78歲的弟弟，與中共政權的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稍微有壹點不同，但本質上壹樣，都是公權私授。古巴到今天仍然對整個國家象鐵桶壹般的控制，它的新聞自由度在全球是倒數第壹名，不過，北朝鮮或參評的話肯定是倒數第壹名。它的互聯網控制，也是全球第壹。在古巴的任何異議人士，只要公開表達，非常容易被捕、被判刑，這壹點跟中共政權相似。

　　所以把不反共，做為反專制的前題，這種設想顯然是有意誤導，但是這種論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共產黨才是專制暴政的根源，不斬斷這個根源，不首先徹底終結中共專制暴政，中國的專制制度永遠不可能排除消滅。而將非法盜國竊政的共產黨歸類於“反對專制者”，更是壹種嚴重誤導公眾的胡說。

　　第七，李先生還說，把反對專制和反共混為壹談，邏輯上恰好是非常專制的，民主人士應當首先從思維和話語方式上走出專制文化。共產黨今天沒有改變政治制度，不等於共產黨明天不會改變，或說永遠也不會改變。把共產黨鎖定在專制制度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壹種專制思維。歷史已經證明，把專制政治變成民主政治的，恰好是本來實行專制的執政黨，比如說前蘇聯和台灣都是這麼轉變的。無論是執政的還是在野黨，也無論是有權的還是無權的，無論是有話語權的，還是沒有話語權的，都有將專制政治變成民主政治的權利。

　　首先，把反共與反專制暴政強行分割，是李先生的發明。我認為反共和反專制暴政，在某種意義上是等同的。因為不反共不可能真正反專制，而反專制者，必定反共，不可能有例外。

　　共產黨體制明天是否會改變，它是否會主動放棄極權專制，是否會走向民主化，這是壹個未知數，國際共運史證明，迄今從未有過任何壹個共產暴政是由共產黨主動放棄專制暴政而改良進化成自由民主政治的先例。何況由於中共暴政的罪孽過於深重，使之完全沒有主動實質改良的任何可能。中共暴政在它統治中國60年期間，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大罪。加之中共遠比東歐各國共產暴政惡劣得多，蘇東各國共產黨僅對各該國人民實行過壹次搶劫，而中共暴政則對中國人民實行了三次公然搶劫。亦即毛專權時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工商業者的財產歸所謂國有（實質系黨有）；鄧專權期間搶劫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江、胡專權時實行瘋狂掠奪自然資源嚴重污染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斷子絕孫式的經濟發展政策實質上即中共對中國人民的第三次公然大搶劫。而任何罪犯必須受到法律追究，正義必須伸張，任何罪犯不得未經審判而免除他的刑罰，這是業已確立的被國際社會公認壹個國際法原則。不能因為共產黨100年後有所改變，就讓今天的中國人放棄對共產黨罪責的追究，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

　　前蘇聯放棄極權暴政並非由於共產本身自我改良，而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卿個人的價值選擇及俄國人民拋棄共產黨所致，從未有過任何壹個極權暴政是由於其自身改良進化成為自由民主政治的。至於台灣由於其政權性質屬於“威權政體”而非屬於極權專制暴政，壹般的專制政權確實有不少經改良進化而成為自由憲政民主政體的先例。

　　我認為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完全不可能由它自身主導進行實質性政治改良。這並非所謂專制思維，而是中共極權專制暴政體制運行的歷史邏輯的必然。因為中共暴政，歷史上和現實中犯下了無數的滔天罪行，使它背上了沉重的包伏。

　　第二，中共的意識型態迄今本質上絲毫未變。它仍然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共的指南，包括鄧小平的瞎貓屠夫“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及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等狗屁不通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僅是壹種意識型態，而這種意識型態，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民主反科學，特別是反政治科學的。中共高官吳官正、賈慶林都公然宣稱：我們絕不學習西方三權分立分權制衡的政治，而要堅持“中國特色的政治”，“中國特色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法治”，“中國特色的司法公正”等，實際上所謂中國特色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

　　李先生把批評中共的人，把認定中共無法實質改良的人，把堅決反共的民運志士，說成是對中共擺脫專制的權利的剝奪是壹種非常可笑的說法。當今之世沒有任何人阻止中共改良，而是中共由於它本身運行內在的邏輯，使它不可能做任何實質性的改良。充其量僅可能有皮毛或枝節性的改良，但它絕不可能做實質意義上改良。因為實質改良，例如：黨禁、報禁、言禁開放，中共專制暴政不出半年必定完蛋！

　　第八，李先生說，民主政治首先不是從權力中產生，而是從權利中產生的，美國開國先賢，因為在獨立宣言中，強調了每壹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才得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體制。

　　我認為李先生把美國的民主政治過於簡單化了。哪有這麼容易，壹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就是由獨立宣言中強調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就得以建立，顯然不是。當然他並非專業論文論證，故不必苛求，但我認為這種論點不能成立。因為美國的自由憲政民主政治是經過漫長的政治實踐，逐漸建立進化改良完善起來的。

　　美國在1787年通過憲法建立起美利堅合眾國。當時美國政治的性質，從法律意義上講，它是憲政共和，共和的性質遠遠大於民主的性質。因為當時只有白人才有完全的公民權，也即有投票權、選舉權。而被選舉權，特別是參、眾兩院的議員、州長等則只有那些達到法定資產要求的富人，才有資格作為候選人。

　　黑人（具有財產性質，僅交3/4的稅）、印地安人（無需納稅）及女人（幾乎不介入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初期的美國，它的民主性質實際上並不強，僅白人及有公民權的人，才有民主權利，其它人都沒有。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實踐，逐漸的全民都有了民主權利。黑人是在林肯時代，在1863年獲得了投票選舉權。至少法律上和理論上的民主權利業已確立。而完整的黑人民權則壹直到馬丁?路德金時代才真正得以確立。

　　印地安人的政治權利是在19世紀初才得到確立。而美國的婦女，哪怕是白人，她們的政治權利壹直到1920年代才獲得投票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以說民主政治這種說法本身，是壹個含糊的概念。美國的民主政治確切的說，是壹個自由、共和、憲政的民主聯邦政治體制。

　　第九，李先生認為：要讓中共專制政治變成民主政治，必須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與之相應的文化。如果以黑白分明的專制思維反對專制的執政黨，那麼彼此永遠也走不出專制的文化。

　　首先，他說彼此永遠走不出專制的文化，似乎跟他的論題脫節，因為要終結的是專制制度，而專制制度又跟專制文化有關，如果不放棄黑白分明的專制思維方式，那麼走不出專制制度才對。其次，中共政權的性質並非壹般的專制，而是極權專制暴政；第三，黑白分明的思維，未必就是專制思維，儘管專制思維，可能包含在某種問題上的黑白分明的思維。但黑白分明的思維與專制思維兩者並非壹回事。第四，是不是只有等到全體中國人都改變了思維方式和改變了中國文化以後，才能推翻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呢？顯然不是！因為導致中國人思維僵化停滯，文化滅絕的恰恰是中共極權暴政本身，只有首先徹底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中國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思維才能活躍，文化才能復興。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礙中國人為徹底終結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而努力。

　　第十，李先生說：以專制的思維方式反對專制，是以專制的統治者鎮壓“專制的反抗者”壹樣，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的不是寬容，不是和平，而是緊張和恐懼。即便是以和平的方式使用黑白分明的專制話語，同樣是不寬容，同樣會走向恐懼。任何壹種信仰，無論在不信仰的人看來是如何的荒唐，如何的喪失歷史的合理性，都是壹種自由，都是壹種權利，因此都應當得到尊重。

　　我認為李先生的這段話後半句是對的，也即任何壹種信仰，不論它怎麼荒唐，也不論它是否有市俗的合理性，都是壹種自由的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但是他的前半段話卻不然，這或許是壹個博士的高明之處。他在論述自己的論點時，往往用壹些正確的東西來推銷他錯誤的論點。他的前半段話錯在哪裡呢？

　　首先，中國民主運動，從來不是以“專制的思維方式”來反對中共專制暴政，前已論及將黑白分明的思維等同於專制思維並不能成立。而李先生武斷地認定中國民主運動是以專制的思維方式在反對中共暴政。

　　其次，李先生說“專制的反抗者”與“專制的統治者”壹樣。我從未聞“專制的反抗者”。統治者有可能行專制，被壓迫的人如何可能行使專制？“專制的反抗者”大概是李博士的發明？因為被壓迫者，他想專制都沒有資格和能力。

　　什麼叫專制？簡單地說，專制就是絕對權力；而被壓迫者，反抗者沒有絲毫的權力，又何來專制？！這種概念上的生搬硬造，李博士恐怕無法自圓其說。

　　第十壹，李還說反抗者或被壓迫者，反抗專制暴政會造成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寬容、不和平，而且是緊張和恐懼。

　　反抗者以“專制思維”反對或反抗暴政，居然產生的不是寬容和平，而是緊張和恐懼。共產黨恐懼反抗者的和平言論，只能說明中共本身造孽太多太深太大，以至不能承受和平言論的評論、批評、批判、這是唯壹的結論。李還說，即便以和平的方式使用“黑白分明的專制話語”，也同樣會走向恐懼。他這種說法更是令人莫名其妙。反抗者用和平方式使用話語，也就是說寫文章，或發表演講、演說，也會產生恐懼，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能夠造成人們恐懼的是生命安全，精神威脅，而和平言論如何可能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又如何可能使人產生精神威脅恐懼？共產黨僅是由於反抗者的和平言論就產生恐懼感，只能證明共產黨犯下的滔天大罪太多、太深重，害怕因果報應才使它隨時隨地處於恐懼狀態。

　　第十二李先生說；反對專制應該從反對者本身的不專制開始，應該從反對者本身對他人權利的尊重開始，反對他人專制易，而反對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專制難，但也更為實質。中國歷史走出專制不是以政權的改變為標誌，而是以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改變為轉移。反對專制者以恐懼的方式反對專制的執政者，話語暴力也是壹種恐懼。

　　我要強調指出，李博士在這裡玩弄文字遊戲。首先我認為，反對專制並不是要從反對者本身的不專制開始。李先生有意混淆了專制的本質概念。專制就是絕對權力。反抗者既然沒有絲毫權力，當然不可能有專制權力，沒有權力的人又何來專制？換句話說，唯有當權者才有可能行使專制權力。所以李氏之論根本不能成立。其次反抗者，亦即反抗中共專制暴政的人，應當尊重他人的權利。我們當然尊重中共黨員個人合法的權利，但是我們絕對不認同中共黨員胡作非為的權力，中國歷史走出專制，並非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不是以政權的改變為標誌，而是以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改變為轉移”。

　　壹個掌控壹切國家暴力機器的極權獨裁專制流氓暴政，不首先終結這個流氓暴政，如何可能使中國歷史走出專制？！改變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又如何可能使中國歷史從此不再是專制；反對專制者以“恐懼的方式”反對專制的執政者這句話又是李先生的發明。但是這種發明實在不敢恭維。因為反對專制暴政者，亦即中國民運人士，從來沒有任何人主張以“恐懼的方式”反抗中共暴政。李先生則將那些不與流氓中共同流合污的堅定反共人士，壹概指責為“黑白分明的專制思維”和“專制話語”者，其實，那些煽動以恐怖主義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人，顯然要麼是中共特務，要麼是混入中國民運隊伍中的假冒偽劣者。

　　有個網民用諸多匿名，壹方面大量發表臭罵中共的言論，同時卻到處煽動要殺掉全體中共官員，還要把他們的妻子兒女全部幹掉，而且要用生物化學武器對中共實施毀滅性打擊，還公然宣稱要與基地組織合作，對中共發起發起聖戰。

　　我認為這種所謂民運人士極可能是混入民運隊伍中故意毀壞中國民運聲譽的共特。而李先生所稱“恐懼的方式”，是指“黑白分明的專制思維話語”“話語暴力”。

　　中共之所以是個流氓，是因為它完全是以暴力謊言和恐怖手段實行殘暴至極的流氓統治術來對抗和平言論的批評、批判和抗爭。社會流氓憑拳頭大，憑蠻橫無禮耍無賴欺行霸市，欺軟怕硬；而共產黨是比社會流氓更下流無恥，更殘暴百倍的政治流氓。它自成立的第壹天起就是壹個反人類毫無人性野蠻殘暴沒有任何道德倫理約束的，不遵守任何法律和公平遊戲規則的惡魔。

　　而李先生居然把“恐懼的方式”歸結為造成恐懼“語言暴力”，強加給反抗中共專制暴政的人。中國民運原則上反對暴力，但並不絕對排除革命武力。有能力行使暴力者，是中共暴政，而決非民間反對派。掌控國家全部暴力機器的是中共流氓政權，而絕對不是民運人士。李先生把“恐懼”“暴力”強加給民間反對派身上，未免太離譜。到今天為止據我所知，中國民運人士，沒有人主張用不擇手段的方式反抗中共專制暴政。

　　凡是主張不擇手段的人，實際上不是真正的民運人士，而是中共特務，或是中共御用文人故意攪亂是非。把“暴力”“恐懼”強加給中國民運人士身上，我認為大多是執行中共旨意的人或是思想極端糊塗的人。

　　當然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人隨心所欲胡編亂造胡說八道。我們說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暴政，壹個超級暴政；壹個專制暴政；壹個流氓暴政；壹個吸血鬼暴政；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僅是依據史實所作的事實描述，這種陳述與話語暴力完全不是壹回事，也非行使所謂話語權。

　　因為在中國大陸百分之百的傳統媒體全部被中共獨家掌控；所有的大陸網絡媒體，也全部被中共獨裁掌控，甚至海外大量紙媒和網媒也被中共大量操控。民間反對派，憑什麼行使話語權，如何可能使用語言暴力？憑什麼使用所謂恐懼的方式？中國民運人士除了與生俱來的正義感、道義良知，以及壹種終結中共專制暴政，拯救中華民族於毀滅的崇高歷史責任感之外，他們真是壹無所有。他們憑什麼去對中共暴政這個武裝到牙齒的暴力機器，行使所謂“恐懼的手段”呢？

　　我認為李先生最近異常活躍，拋出的三篇文章都是用心良苦。我相信李先生是個有相當水準的人，他的文章高產且可讀性強，給人的第壹印象似乎是客觀理性批判中共，因此具有相當迷惑性，實際上則具有嚴重的誤導性。

　　我個人對他的幾個主要論點均持否定立場。比如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對中國民運人士的基本評價，反共還是反專制暴政兩者之間的關係，反專制暴政是不是可以不反共，或說反共者是否不反專制，這都是值得每個國人思考的問題。

　　簡單歸納言之，反共不僅從未過時，而且是國際社會壹個方興未艾的熱門話題。特別是仍在共產極權暴政下的中國，更應當大反特反流氓中共暴政！中共不僅僅超級專制。中共政權是壹個極權、專制、流氓、吸血鬼暴政，中共實際上不僅獨裁掌控了全部國家暴力機器，而且獨裁撐控了所有媒體話語權。而中國民運和民間所有反對派沒有任何暴力工具，從來沒有人主張象共產黨那樣不擇手段使用暴力反抗中共，但不排除正當防衛的革命武力。把“暴力”“恐懼”及“專制思維”，“語言暴力”等強加給中國民運及民間反對派，是壹種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說；將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定性為所謂專制思維毫無根據。欲終結極權專制制度，首先必須終結中共專制暴政；要反對專制制度，首先必須反共；不反共而自稱反專制的人，十有八九是共特或假冒偽劣的民主人士。

　　2009年12月6日希望之聲演講

　　第六編：共產主義謬誤罪惡與垮台的理論根源

　　第二十七章：論愛中華必須反共！

　　郭國汀

　　提要：中共絕不等於中國！這是壹個定論；中共也不等於漢族，中共甚至不等於中國政府。這個結論無論從語言，還是從歷史，或是從法律諸方面來考察，都是不難論證的壹個常識問題。

　　我今天主要想談壹下關於反共與反華之間的關係。反共與反華這個題目，似乎有點大，但此話題與中共濫用“顛復國家政權罪”名，反覆迫害大量政治異議人士有關。為什麼我今天要談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把今天談話主題的結論告訴各位聽眾。這結論非常簡單：中共絕不等於中國！這是壹個定論；中共也不等於漢族，中共甚至不等於中國政府。這個結論無論從語言，還是從歷史，或是從法律諸方面來考察，都是不難論證的壹個常識問題。

　　然而由於中共長期以來刻意誤導，加上中共特務，或者黨用文人，故意混淆是非，導致有些有正義感，而且也反共的人士，對這個問題也是稀里胡塗。而對這個問題產生壹些嚴重的誤解，以至壹個簡單的問題，變得居然要用長篇大論來論證。

　　我最近在與壹些網友交流時，談到這個問題，有些人 對我的主張提出質疑。比如說有壹個民運人士，他對我批評劉路將中國政府跟中共劃等號，將中共跟漢族劃等號，將中共與中國完全等同的做法質疑，他居然不同意 我的主張，認為中共就是中國政府與中國不可分割。經過我做了壹番解釋以後，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我想就把這個結論來跟各位聽眾分享。

　　首先我得指出：持中共等於中國論者，壹共四種情 形。第壹種，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長期以來故意將中共等同於中國，將中共等同於中國政府，把它完全混為壹談；實際上，中共將所有反對中共壹黨 專制，反對中共專制暴政的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國家，都當做所謂的反華勢力。而且“反華”的認定從來都是隨心所欲，變化無窮的概念。

　　在中共的宣傳語境中，“反華”含義是不斷變化的。比如說，1949年以後，中共稱美帝，即美國，美帝國主義反華；後來中蘇兩黨，中共和蘇共鬧翻了以後，就把蘇聯稱做“蘇修”，也當作反華勢力；再後來，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中共又編造謊言，說學生運動是受國際反華勢力的操控而反對中國。暗示學生運動是國際反華勢力操控的產物；到了1999年，鎮壓法輪功，中共又將法輪功，也逐漸升級，比如，剛開始說法輪功是壹個非法組織，接著污衊法輪功是個邪教組織。到2005年，胡錦濤將法輪功定性為反動政治組織，因而把它升級為反華勢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時期，中共隨心所欲的將所謂“反華勢力”套在每壹個它不喜歡的人士頭上。這個大帽子套在誰頭上最多呢？就是套在被追究“顛復國家政權罪”以及“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這些正義民主鬥士的頭上。

　　而為什麼它要用“反華”這個帽子來套這些人頭上呢？這與中共的惡法密切相關，有關這壹點我後面展開談。我現在再回到這個話題，就是關於所謂反華的主張。

　　第二個方面的人士是誰呢？我認為就是像劉路這樣的 人士，劉路到底是什麼人？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定論，我僅僅是懷疑，我確實是到今天為止懷疑他是壹個高級共特，因為劉路反覆將中共等同於漢族，將中共等同於 中國政府，特別是反覆將中共等同於中國，這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更不是壹個律師，特別是為政治犯辯護，而且精通刑法的人權律師，會做出這種極為反常，反覆 配合中共搞政治宣傳這種作法。

　　劉路首先反覆指控誰呢？壹個是指控我本人，他在好 多場合用匿名，甚至用劉路筆名，反覆指控我本人“反共反華”，我堅決反共，但是個真正的愛國者；這已有鐵證證明。第二，他指控高智晟律師“做國家的敵 人”；第三，他指控某些六四學生領袖反華。第四，他指控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反共反華。

　　那麼劉路為什麼會把這麼多人說成是反共反華？說他們是所謂國家的敵人，這個問號可得大大的打。儘管劉路自從去年逃到美國以後，發表了壹些文章，從表面上看都相當不錯，甚至他分析中共的邪惡流氓，分析的很到位，但是往往在最關鍵的問題，他就要露出馬腳，露出他的尾巴。

　　這個尾巴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中共與中國、中共與漢族、中共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這是壹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至於他到底是個什麼人，我不做結論，各位聽眾自己可以去考察他的言行。

　　總而言之，我認為劉路是壹個非常自相矛盾、左右搖擺特別厲害的人。為什麼會左右搖擺這麼大？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內心不平衡，實際上，劉路從本質上，我不認為他是壹個壞人，從根本上而言，他也是反對中共專制暴政的人。

　　可是他也許由於政治學的“屁股決定腦袋”這個定律，使他身不由己，時不時身不由己就流露出他的真實想法。所以我認為，劉路從本質上他本應該是個好人，而不是個壞人。但是也許他的職業所限，使他才會有這種非常荒唐的說法，而且反反覆覆。

　　第三類把中共等同於中國的人，是那種應當屬於有良知，而且也有正義感的人士。比如說有個網名叫“秋風秋水”的人，寫了壹篇文章“中共不等於中國----壹個逃避歷史責任的託辭”。他列舉了好多例證，說的似乎頭頭是道，也有相當道理。

　　但是非常遺憾，我必須指出：這位秋風秋水先生，從這篇文章，能夠判斷他是個有正義感，而且是有良知的人，也有相當的分析能力。但是在中共是否等於中國這個問題上，真正邏輯不通混淆是非的人是他自己。

　　他客觀上在幫助中共，如果他的說法能成立的話，特別是從法律因素考察的話，就會得出壹個悖論。關於法律因素我後面要談。我想這位秋風秋水是屬於第三種。我認為他不是中共特務，也不是是非不分，或喪失良知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有良知，而且也有責任感的人。

　　第四種人是壹個典型，大概是壹個主張台獨的台灣 人，他的名字叫做劉宗正，劉先生實際上我對他的評價應當說相當高。劉先生知識非常淵博，而且他的反共立場非常堅定，是真正的反共人士，他的不少論文有根有 據，他還懂得很多基本常識。包括中國歷史、中西文化，他寫了很多文章。實際上在出國之前，我認為劉先生是個非常優秀的網絡評論家。但是非常遺憾，在中共和 中國這個問題上，他同樣犯胡塗，他稀里胡塗的認為反共必須反華，他專門寫了兩篇文章，壹篇題目叫做“反華才能反共”，還有壹篇叫做“反共不反對中國文化與 中華民族怎麼可能”？但是，他的論點、主張，實際上僅僅從他文章本身就能夠駁倒他的這種說法。

　　有關劉先生的說法，我會另外撰寫專文批駁他的論點。但劉宗正我認為他是個相當傑出的反共人士。他對人權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概念都相當不錯。但是偏偏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他壹樣犯錯。

　　好了。我列舉了上述四種情形，四個不同方面的人都犯胡塗，居然把中共與中國混為壹談。為什麼會這樣？這些人是不是沒有頭腦？不是；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懂歷史文化，或者是語言？也不是。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確實值得討論。我今天就準備談談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展開談之前，還有必要提壹個人，這個人跟秋風秋 水類似，也是個我認為應該不是犯胡塗的人。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樣非常胡塗。他實際上就是針對我把中共跟漢族混為壹談的劉路的批評。就是有關西藏問題，劉 路發表了壹篇文章，把本來應該批判中共專制暴政的內容，完全避開中共不談，直接批判漢族。

　　從表面上看，雖然沒有大錯，但是從根本上，劉不批 中共而批漢族顯然是錯誤的。因此我寫了壹個點評，評論他的文章，而這個讀者（左中人）看了他這篇文章以後，說：“我非常欽佩（劉路）仗義直言的勇氣，可惜 的是不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所左右，而勇於以事實為根據，仗義直言的中國人太少，看到郭國汀律師對妳的咒罵，我特意瀏濫了妳的文章，認為妳寫的句句在理。 很多人竭力把中共和中國分割開來，這無異是迴避自己的民族歷史責任。郭國汀律師也不能正視這個問題。如果那些憎恨共產暴政的人士，在譴責中共的同時，卻竭 力為自己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開脫和辯解，而沒有認識到這是壹個民族對另外壹個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中國人還有資格對日本人說三道四嗎”？

　　這位“左中人”實際上對剛才列舉的四種情形，對什麼是中共，什麼是中華，做了壹個註解，這個註解是不是荒謬，另當別論。但是至少可以反應有許多有頭腦的人，也很容易被中共及高級共特所誤導。

　　這裡言歸正傳，什麼叫做反華？什麼叫做反華勢力？所謂反華，顧名思義應該很簡單，華可以有兩層涵義，壹個是指中國，第二個就是指中國人，可以說華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的簡稱。因為中華民族，中華文明，至少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五千年文明歷史。

　　而“華”在指國家的時候，它是指發源於黃河流域，從小到大，壹直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二十五史，我們中國歷史上的二十五個朝代，不斷的變更，不斷的擴張，不斷的丟失領土，然後又是吞併、或者侵占、或者買進、或帶進，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曾經多次被外族入侵，被侵占。

　　比如說像元朝、清朝，都是外族吞併中國，但是外族吞併中國後，反而帶來了大量的領土，所以使中國從最初小小的中原地區，發展到今天，具有960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大國。全世界按領土計算是第三大國，這還不包括被江澤民等中共賣國賊給非法出賣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就是從“華”指中國這個角度來看。

　　那麼“華”指中國人的時候，實際上這個華，是指最 初也是活躍在黃河流域地區的各個氏族，和由眾多氏族組成的部落，及眾多部落組成的華夏民族。這個華夏民族，夏是指夏朝，至於後來中國人被稱作漢族、漢人， 實際上是在秦始皇之後的事情。是在劉邦農民起義，推翻了秦始皇的暴政建立漢朝政府以後，才被稱之為漢族的。

　　所以嚴格意義上講，中國人並不是漢族，應該是更前 面的華夏民族才對，所以，從“華”由人組成這個角度來看，發展到今天已經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這就是華的兩層涵義。由此歸納，中國人可以稱之 為“華夏兒女”，也可稱之為“炎黃子孫”，當然還可以稱之為“中華兒女或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因此“反華”當然就是反對中國，或者反對中華民族，反對炎黃子孫，反對華夏兒女，反對中華文化，或者出賣中國領土的行為，都可以稱之為反華，由反華者組成的組織、政黨便是“反華勢力”，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華。

　　由上述概念，我們分析來看，明顯可見，誰是反華呢？是中共，而絕對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漢族或中國政府，更不是所有的這些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而英勇奮鬥的正義民主之士。

　　比如我在上壹講中提到的郭泉、劉曉波、陳道軍，更 不用說像楊天水、胡適根、清水君、張林、師濤、許萬平、鄭怡春及被中共當做政治犯關押的成千上萬的民主鬥士，他們是真正愛中華的人士，他們是真正愛國、愛 民之士。而真正反華的就是中共專制暴政當權犯罪利益集團，中共犯罪利益集團，我認為真正罪大惡極的人，就是壹小撮當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通的中共黨員，雖然 從刑法意義上看，也是犯罪份子，只不過是協從犯的犯罪份子。他們本身或許沒有直接參與犯罪，甚至也沒有得到絲毫的利益，大部份普通中共黨員都是這樣。但是 他們本身雖然不是犯罪份子，但是他們至少在客觀上幫助支持中共暴政延續下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中共黨員都是罪犯。這就是我曾經專門論證過的“中 共黨員都是罪犯”的論題，到今天為止，已經發表快三年了，沒有任何壹個中共黨徒，或中共的御用文人曾經膽敢像模象樣的來反駁我的論點。

　　只有個別匿名共特做了些蒼白無力的三言兩語式的反駁。提到誰是真正的反華，我已經下了定論。真正反華的人，實際上就是中共專制暴政的當權者，頭號人物目前就是胡錦濤、溫家寶，也就是江澤民，包括鄧小平、毛澤東，這些人實際上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華份子。

　　我在開篇中已經提及我的結論，我的結論提到了三個 概念。第壹，反共絕不等於反華，愛華必須反共，反華未必等於反共，而擁共必定反華。這是“華”與“共”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是個結論，如果有聽眾對此有疑 問，我非常歡迎各位能夠討論爭辯。關於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在不少場合，已經做過壹些評論。

　　這裡我想從歷史，從語言文字，從法律這三個方面來論證。反華絕不等於反共，反共也絕不等於反華。我的結論就是，所有的反共人士，應該說都是真正的愛華的人士，而所有擁共的人士，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就是真正反華的人。

　　從語言文字這個角度來講最簡單，中國共產黨跟中國怎麼可能是相等的呢？這從語言的定義上看，當“華”指中國國家時，中國共產黨是壹個政黨，按它自吹有六千萬黨員的政黨。而中國是什麼？中國從國家這個角度講，是壹個有960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國家，中共政黨跟中國國家顯然無法相等。

　　那麼從“華”指人這個定義上講，中國人來講，15億中國人怎麼可能就等於妳這個六千萬中共黨員呢？中共黨員充其量也僅僅是1/28中國人而已，更何況其中的中共黨員中的真正的犯罪份子，或者罪大惡極的那些傢伙，充其量不到1/1000甚至萬分之壹。中共根本不是什麼可以相等於中國的問題，所以從語言這個角度壹下子就能夠駁倒中共等於中國，或者中共等於漢族這個荒謬說法。

　　後面的兩個概念，壹個是漢族，還有壹個是中國政 府，跟中國類似，中共跟中國政府之間沒有等號關係，相對來說，跟前面兩個概念還比較接近壹點，因為中國政府畢竟完全受中共操控，因為中共確實實實在在把握 了中國政府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對它進行無孔不入的控制，所以這兩者關係會比較密切，但儘管如此，中共仍然不等於中國政府。實際上中國政府，僅僅是被中共流 氓用強盜的手段，給綁架了而已。

　　因為中國政府中的行政人員，還有大量的工作人員， 並不是中共黨員，而且還有大量的技術人員，他們也都是普通的中國人，他們心裡或許都想為中國人做好事，維護國家的利益，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共卻不 然，所以我認為這三種關係，都絕對不能把它等同中共，這是從語言文字這個角度分析的第壹點。

　　其次，我們再來從歷史角度考察，中共實際上是在1920年 由蘇聯共產黨，也就是由列寧當時組建的第三國際，就是共產國際直接操控壹手操辦起來的壹個真正禍國殃民的政黨。因為中共從它的組織，到它的財力、物力全部 都是由共產國際壹手操控。甚至連共產黨的歷任總書記，共產黨中的重要幹部，很多方針、政策的決策，全部都是直接由共產國際直接操控的政黨。

　　而這個政黨是貨真價實的犯有顛復國家政權罪，顛複合法政府罪，中共暴政把這個罪名套在它自己身上完全吻合。因為中共政權，從它成立政黨開始，就不斷的武裝工農，建立所謂工農紅軍。

　　後來在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改成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有很多的游擊隊，這些實際上都是非法武裝，儘管在抗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得到了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在那個階段，可以說不是非法武裝，但是到後來，以及在此之前，在江西瑞金搞的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及在延安1945年10月10日雙十協定簽定以後不久，中共撕毀協議，發動內戰，進行顛復中華民國政府的武裝叛亂行為，都是貨真價實的顛複合法政府的犯罪。

　　所以中共實際上是個標準的犯罪集團。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至少已經有五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怎麼可能壹個在20世紀20年代才成立的壹個壹小撮犯罪份子組成的武裝叛亂犯罪集團，可以等同於我們中華民族呢？可以等同於中國呢？可以等同於中國人呢？顯然不可以，從歷史角度看，也完全不能成立。

　　更何況中國是壹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而中國的領土，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國。所以從歷史和它的領土以及它的文化各方面來分析，顯然中國不等於中共，中共不等於中國，這是無可置辯的。

　　第三，我想從法律上區別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最重要，也最根本。之所以我要作為壹個單獨的論題來論證，就是因為做為人權律師的劉路反反覆覆在這個問題上，愚弄中國公眾，我必需非常嚴肅的指出他是別有用心，而且用心非常歹毒。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還是因為弱智，或是因為不懂法律。

　　如果說壹個人權律師，壹個刑事辯護律師不懂法律，這說得過去嗎？如果說壹個專門為政治犯辯護的人權律師，居然不懂得其中的要害或者道理所在，這說不過去。只要說清這個道理說，我想每個有正常思維的人，都能很清楚的了解到他的用心或者說用意所在。

　　中共的刑法第105條，實際上是繼承改頭換面的1979年的刑法反革命罪和反革命煽動宣傳罪，這兩個罪名就變成了現在的105條，“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而這兩個罪名，實際上換湯不換藥，現在的刑法條款，實質上跟“反革命罪”的條款壹模壹樣，實質上沒有變，只是文字上做了壹些改變。實質內容沒有變，甚至還更倒退。

　　這個條款規定的要件之壹是顛復“國家政權”，以及煽動顛復國家政權，和顛復“社會主義制度”，以及煽動顛復社會主義制度，其中既沒有“非法暴力”的要件，也沒有顛復或推翻“合法政府”這個要件。

　　反之中共故意將“合法政府”這個明確的概念，置換成含意不明不白的“國家政權”。在全世界同類刑法條款中，這是中國特色。只有中國的刑法有顛復“國家政權”之說，而其它所有的國家的刑法都只有顛復“合法政府”或者“政府”之說。

　　而且在絕大多數的世界各國的刑法中的同類條款，就是顛複合法政府罪，都必需具備“非法暴力”這壹要件。只有中國的刑法故意不明文規定“非法暴力”這壹法定要件。

　　但是根據中國文字，也就是中文的涵義，“顛復”本身就含有暴力的意思，沒有暴力談不上顛復，所以中共流氓政權玩弄了壹個貓膩，它故意把全體中國人都當做白痴，然後以便隨心所欲的迫害中國人。

　　因為“顛復”從文義上解釋，包含著公開的和秘密的 暴力兩種情形。沒有暴力的“顛復”，完全不能成立。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當代國際社會，民主已經成為普世價值，而自由憲政的民主，就要求給全社會各成員、各 組織壹個平等的權利，人民可以用選舉的方式，來改變或者變更政府。所以在這種條件下，沒有任何人需要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政府、或變更顛復政府。

　　中共政權是壹個極端自私自利的流氓政權，當然它制定的法律，也就充滿了流氓條款。而第105條之顛復國家政權罪這個條款就是典型的流氓條款，亦即流氓惡法。而中共與中國這個問題我說它特別關鍵的原因就在這裡。

　　如果說中共就等於中國政府；如果說中共就等於中國。各位大概學過形式邏輯，可以做非常簡單的推論，既然中共等於中國政府，既然中共就等於中國，那麼豈不是所有反對中共的人，都可以直接套用刑法第105條，“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了嗎？！這不是非常簡單的邏輯嗎？而劉路做為壹個人權律師，難到不懂得其中的奧妙嗎？

　　所以說，這是壹個最要害的法律上的因素，我們必需 堅決反對它這種陰謀，這種陰謀導致什麼後果呢？導致中共專制暴政下的法院，可以閉著眼睛把所有的反共人士，把所有批評中共的人士，批評中共政府，批評中共 的黨魁等敢言之士，都堂而皇之的當做“顛復國家政權罪”，以及“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罪犯判刑，這就是為什麼中共法院能夠隨心所欲的迫害中國民主鬥士的 根本原因。

　　而這個問題，我早在2004年，也就是在我主辦清水君（黃金秋）顛復國家政權案中，我公開將全案的事實、證據、法理，包括兩審的辯護詞及上訴狀，全部在網絡上公開，已經非常明確闡明了其中的道理。

　　而劉路居然在此後還反反覆覆將中共故意等同於中國，將中共故意等同於中國政府。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只能有壹個解釋，就是劉路極有可能是共特，而且是高級共特。

　　他今天到了美國以後，偽裝得越來越像民主鬥士，但是在根本的問題上，他壹點都沒有改，壹點沒有變。

　　因為他故意將中共等同於中國是在他出國之前，反反 復復這樣做，我反覆揭批他這壹點。他出來以後就克意把中共跟中國政府混為壹談，把中共跟漢族混為壹談，這都是有意這樣干的，不是壹個疏忽，不是弱智不懂， 更非他不懂得法律，或者不懂得它的要害。這就是我為什麼堅決毫不留情的披露他這種刻意的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幫助中共流氓的做法。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我只能提綱挈領式的闡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有關這個問題，即便按照中共現行105條的“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條款，目前以這個罪名判刑的所有的政治犯，全部都是枉法裁判。到目前為止，大陸的人權律師都還不敢用我早就給他們提供的理論依據來為這些政治犯辯護，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因為實際上中共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是在枉法裁判，用它的流氓法條都套不上。我在2005年 寫了壹篇歸納性的論文，論證了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合法性。實際上所有的被追究顛復國家政權罪的民主鬥士那怕直接套用中共的惡法都不構成犯罪，更不用說適用 國際上通行的相類似的條款，所以我再重複壹下我的結論，反共絕不等於反華，愛中華必須反共，反華未必是反共，而擁共的人，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反華，這就是我的結論。

　　2009年5月10日

　　第二十八章：論共產黨極權暴政的縮命

　　這個系列講座已近尾聲，今天的論題，題目是“論共產黨極權暴政的宿命”，也即其歸宿。共產黨極權暴政罪孽深重，通過這十幾講下來，我相信每壹個有正常理智的人，都已經能夠得出壹個非常明確的結論，共產暴政對人類的迫害史無前例。其野蠻殘暴絕不亞於希特勒，或者法西斯。

　　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侵略了好多國家，也殺害了很多人，但是希特勒最重大的罪責，就是屠殺六百萬的猶太人。但是共產黨迫害全世界各國人民，它殺害了多少人呢？殺害了至少壹億到壹億五千萬人。

　　其中蘇聯兩千萬到四千萬；中國是六千五百萬到壹億人；朝鮮至少兩百萬，實際上朝鮮現在遠遠超過兩百萬，朝鮮現在加在壹起可能已經達到四百萬；柬埔寨兩百萬；阿富汗壹百五十萬；越南壹百萬；整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壹百萬；非洲幾個共產黨國家加在壹起是壹百七十萬；拉丁美洲壹共屠殺了十五萬。

　　還有共產主義運動各國沒有掌權的共產黨，屠殺了至少壹萬人，全部加在壹起，光亞洲共產黨政權就屠殺了八千六百五十萬到壹億六百五十萬人，因此亞洲共產黨是所有的共產黨中最野蠻、最殘暴的。

　　亞洲共產黨政權為什麼最野蠻、最殘暴呢？因為亞洲的無神論者占全球無神論總數的79%，其中中國又占亞洲的無神論者總數的88%，這是不是個巧合呢？顯然不是，有關宗教信仰跟人類的關係問題，不是本論題的主題，我以後有機會再講。

　　全世界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上都是極度無知又極度狂妄的野心家。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頭子都或多或少患有偏執狂、自大狂、病態狂精神分裂症。像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齊奧塞斯庫、戈斯曼，都是非常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林彪拍馬屁稱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澤東最喜歡的稱呼是偉大的導師。必須承認毛澤東厚黑陰謀術出類拔粹，但是毛澤東同時又是個非常典型的無知而狂妄之徒，毛澤東是壹個自然科學經濟盲，數學白痴，法盲，這三盲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他狂妄的要爭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他要當現代馬克思。毛澤東的狂妄至極到了病態程度，甚至不惜打核大戰。

　　毛曾在蘇聯的壹個國際會議上，公然宣稱“我們不怕打核大戰，即使因此全球死掉二十七億人，消滅了資本主義也是值得的”。這種狂妄之言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都嚇癱，把赫魯曉夫也嚇倒了，因為沒有任何壹個共產黨的國家領導人有這種狂妄的胸懷。毛澤東為什麼特別欣賞林彪的“偉大的導師”這個馬屁？是因為毛澤東狂妄自大到了變態，他才會要爭當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

　　中共在1960年專門設置了壹個向全世界推銷毛主義的機構，主要負責向全世界各國推銷毛主義，支持各國馬列主義政黨推翻當地政權。這麼壹來就要大量花錢，宣傳要錢，援助要錢，而中國卻是大量餓死人，而且在餓死人的高峰時期。所以毛澤東真是個不可理喻的傢伙！

　　我們再看波爾布特，他自認為自已是個超級天才，他相信他可以超越馬、恩、列、斯、毛，成為二十壹世紀的革命導師。他狂稱：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只需要不超過壹百萬的優良革命者，我們寧可殺掉十個朋友，決不容許壹個敵人生存。

　　秘魯共產黨的毛派頭目戈斯曼，他是個哲學教授，他也自封為馬、列、斯、毛、戈斯曼！他也公開宣稱準備犧牲壹百萬人的生命奪權；阿富汗共產黨政權亦公然宣稱：我們只需要壹百萬人來建設社會主義。

　　上述幾例說明全世界的共產黨的頭目都是這種狂妄的野心家，或陰謀家，忘乎所以到了病態精神病的程度。共產黨政權全部都是由壹小撮左派無知文人，受馬克思、列寧似是而非的共產主義的歪理邪說的迷惑。開始時都是抱著戰天鬥地的狂熱激情，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不惜犧牲千百萬工農兵及普通平民和廣大知識分子最寶貴的生命，踐踏千百年來人類積累下來的壹切文明成果，毀滅壹切傳統倫理道德、宗教信仰、習慣習俗，狂想創製共產主義新人，因此他們全部不把人當人看，而是當成可以隨心所欲屠殺毀滅的害蟲，這就是共產黨政權殺人如麻的根源。

　　共產黨政權全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全世界共產黨政權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全部都是採用純屬黑社會流氓強盜分贓的法則和競爭模式，故意毀棄人類文明社會的人人遵守公平遊戲規則的競爭規則，因此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必定首先殺戮壹切反對派，然後殺盡黨內的異議派或反對派，接著閹割所有的知識分子，以及社會上其它團體的異議者。

　　剛才講的是黨外竟，而共產黨的黨內競爭最後勝出者壹定是最厚黑、最黑心爛肝、毫無人性的傢伙，對國家和人民實行超法西斯的極權專制流氓暴政，這種暴政是以獨裁的方式把全部的國家權力大權獨攬，然後獨占國家壹切經濟財富，這是其最終目的。

　　舉例而言，共產黨政權是比滿清專制政權要腐敗、殘暴、專製得多的暴權，僅從壹個側面就能證明。1792年，滿清政府最高層官員53%是滿族人或蒙族人，或其它少數民族，43%是漢人；在中層大約是對半，各50%，而到基層縣壹級的官員近90%是漢人。

　　這個數據可以告訴我們壹個現實：滿清政權雖然專制，但是它還分權，還把好多權力分給漢人，分給其它少數民族。當然滿族作為壹個民族而言，在整個中國占人口的比例比例不到3%，也獨占了很多大權，但它仍然沒有把所有的權力歸於滿族，它還分了好多權力給其它民族，包括漢族。

　　可是共產黨政權是壹統天下，把所有的權力都牢牢掌控在中共壹黨手中，它靠解放軍、武警以及法院、警察、監獄，就是軍、警、法、司所有的國家暴力機器，以及控制所有的媒體，對全民進行全方位，無恐不入的極權恐怖統治；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共產黨手上，所以共產黨政權是比滿清政府要專制不知多少倍的流氓政權。

　　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實際都是罪惡魔鬼的化身，它們之間只有量的區別，而沒有質的不同。換句話說，世界上根本沒有任何壹個好的共產黨政權。現在還有人，包括不少民運人士，說中共已經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了，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真正的共產黨還有好的共產黨，只不過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我認為這種論點大錯特錯，因為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共產黨，從來沒有壹個共產黨是所謂好的共產黨，到今天為止壹個都沒有！全世界有過90個共產黨，其中44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這44個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都是極權專制暴政。

　　唯有壹個共產黨政權它的罪孽不是那麼深重，就是1971到1973年的智利阿聯德共產黨政權，因為這個政權是自由選舉產生的，它是當時智利全國大選選舉產生的政權，當時它沒有得到足夠的選票，基督教民主黨跟共產黨協商，把它推出來，但是有個約定：第壹，必須保證憲法執行，第二，必須保證獨立媒體，第三，必須保證司法獨立。這三個前提條件限制了阿聯德共產黨政權的權力。所以這個政權只生存了三年，它實行了壹些共產主義的措施以後，把國家搞得壹踏糊塗，根本就搞不下去，所以它很快就垮台了。

　　這是全世界唯壹的壹個共產黨政權沒有殺太多的人，只是在經濟上搞得壹塌糊塗，它也殺了壹些人，但殺了很少。其它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殺人如麻，都是犯下壹系列我前面提及的各種罪孽——共產暴政的罪孽，全部都是壹犯再犯。所以說全世界共產黨政權都是罪惡魔鬼的化身，共產黨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狼絕對無法改變吃羊的本性。

　　國際共運史的史實無可辯駁的證明了壹個真理，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極端自私自利，殘暴無恥，虛偽至極，殺人如麻，搶劫成性，道德淪喪，毫無人性，充滿獸性，純屬依靠暴力、欺騙、謊言、封鎖信息、恐怖來維持其壹黨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斯大林曾經說過，“共產黨黨國體制能夠生存，唯有對其人民，包括其高級官員完全與世隔絕才有可能”。

　　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是五個仍在苟延殘喘的共產黨政權，它之所以能夠苟延殘喘，最重要的原因之壹就是嚴密封鎖壹切信息，然後用虛假的信息誤導欺騙公眾，所以壹旦共產黨無法繼續欺騙人民大眾之時，就是共產黨暴政垮台之日。

　　古巴、朝鮮都是嚴密封鎖信息全世界倒數第壹、第二，在朝鮮的電視、收音機全部無法接受任何外國信息。在古巴的互聯網根本上不了國際互聯網，它只能上國內的互聯網。而中共的金盾工程起到的作用，跟古巴、朝鮮壹模壹樣，所以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靠欺詐、詐騙方式把全國百姓變成像豬壹樣，沒有頭腦的幸福的豬，把人民變成奴隸的愚民統治。

　　今天中共暴政這壹手早已失效，失效的原因就是互聯網。有必要提壹點，法輪功學員衝破共產黨的封鎖這方面的功績是怎麼讚揚都不為過的偉大功績；我反覆強調，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跟信息自由是密切相關的，而打破信息封鎖功績最大的人，顯然就是立功勞最大的人之壹。

　　有必要指出壹點 ，共產主義、共產黨、共產黨人和共產黨政權這幾個概念不是壹回事。共產主義作為壹種理論、空想、幻想未嘗不可。儘管當權的共產黨人基本上是貪官污吏，共產黨員當中仍然有不少好人。但是共產黨員從法律上看，都是標準的罪犯。因為共產黨是壹個犯罪組織，凡是屬於犯罪集團成員的，當然是罪犯，至少是協同犯。

　　全世界九十個共產黨，沒有壹個是所謂好的共產黨，特別是四十四個當權的共產黨無壹例外全部都是極權暴政，全部都是依賴暴力、謊言實行恐怖統治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把它區分開。比如最近有幾十位前中共黨政軍，包括各部門的官員，聯名要求中共開放報禁，言禁，網禁，但他們還不敢提開放黨禁。

　　儘管遠遠不夠，儘管他們是共產黨員，我認為應當支持他們這種要求，因為這反映了民心民意，不能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人就否定壹切，因為這種主張跟我們的要求是壹樣的，是我們力爭的前提。還有象溫家寶連續七次提出政改，這些都應當支持。

　　作為中國人不要對這些中共黨內良心未泯的人，包括溫家寶、劉亞洲等抱任何希望，但是對他們正確的言論與主張應當支持，但不要依賴他們，而要依賴我們自己，這是必須明確的概念。因為共產黨人不完全等於共產黨政權，儘管我已充分論證所有的共產黨員從法律上講都是罪犯.

　　但是除了當權的壹小撮犯罪利益集團分子以外，其他無權力的普通共產黨員，本身絕對不是鐵板壹塊，他們很多人內心也反共，至少不像共產黨當權官員，所以這些人都是可以改變的，他們將來在政治民主大革命爆發時，很多人會反戈壹擊，像東歐、蘇聯共產黨的黨員壹樣，很多人會站出來，所以不能把他們打成鐵板壹塊。

　　他們實際上是民主運動的後備力量，共產黨罪惡體現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毀滅壹切傳統、道德、宗教、習俗、習慣等等，是馬克思原教旨決定的，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掛羊頭賣狗肉，中共暴政本身邪惡，不是馬克思邪惡，所以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主義。

　　我認為他們不了解共產主義罪惡的根源，馬克思主本身，是壹個邪惡的邪教，共產黨的罪惡根源源於馬克思本人的上述主張。馬克思本人，根據我的研究，似乎是為普通民眾爭權力，事實上並非如此。他的主張顯然是謬論，因為根本違反人性，違背自然規律，正是由於馬克思原教旨的邪惡基因，才導致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都那麼邪惡。

　　不是中共偏離了馬列主義，不是這麼回事，中共從本質上壹點都沒有偏離馬列主義，中共在歷史上所犯的所有的罪惡，從本質上看，真正實行了馬列主義，人類的自私貪婪天性，在權力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條件下，必然導致腐敗、殘暴。

　　真正的西方文明實質上就是基督教文明。由於西方層出不窮的政治思想家，對人性與政治經濟制度相互之間的關係研究非常深透，早都設計出了壹整套限制人的自私貪婪的天性，限制使人變質、腐蝕，惡性膨脹等等有效的方法，以及可操作性很強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且付諸實踐，把國王、總統、首相都牢牢鎖進了法治的牢籠里，使得政府的權力分權制衡，也即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平衡，這種政治設計、制度安排，使得任何野心家，陰謀家，政客們那怕他們權力欲望再大，也無法隨心所欲。

　　正由於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有效地制約了總統或國王的政治雄心和權力欲，從而保障了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中國人老是有壹種排外思想，排斥基督教文明，排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因為他們對基督教文明對法治對西方政治體制壹無所知，或者只有錯誤的信息灌輸下的錯誤的觀念。

　　共產黨極權暴政的實質是根據錯誤的理論實施犯罪。國際共運史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凡是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都以極權、獨裁專制、血腥暴力、恐怖、秘密警察、謊言欺騙、強制洗腦、宗教迫害、人為大饑荒、經濟落後、毀滅傳統文化習慣、社會動盪不安、國民普遍道德淪喪、精神人格分裂密切相關。

　　從國際法上看，共產黨犯下了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從內國法上分析，各國共產黨都犯有殺人罪、群體屠殺罪、搶劫罪（搶劫公私財產罪）、詐騙罪、貪污受賄罪、酷刑罪、信仰滅絕罪、宗教迫害罪、破壞自然環境資源罪；從理論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共產主義理論歸結為壹句話，就是消滅財產私有制。

　　這裡的財產私有制主要是指生產資料私有制，比如擁有土地、工廠、以及所有能夠產生財富，創造財富的財產都強制變成名義上國有實質上黨有。“共產主義的理論歸納為壹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而“人類社會所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因此共產黨要徹底摧毀壹切傳統道德、宗教和習慣，要打碎壹切國家機器，要實行無償階級專政。

　　列寧在壹九零二年寫的《怎麼辦》書中，首創了職業共產黨（職業革命黨），公然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約的專政。共產主義實際上作為壹種僵化的理論，壹種偽科學轉化成的壹種偽宗教，並植入了壹個沒有靈活性的體制。

　　歷史業已充分證明，共產黨政權無法擺脫錯誤概念，依據錯誤理論建立的體制。共產黨沒有辦法改變它的理論，擺脫這種錯誤概念，它也沒有辦法擺脫根據錯誤理論建立的體制。所以共產黨政權惟有壽終正寢，這是壹個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理查德明確指出的結論。

　　為什麼說馬克思理論是個謬論？壹是他說要消滅私有制，有關這個問題我曾在大學時代，在1984年寫過壹篇短評，批駁了這個觀點。馬克思的另外壹個謬論叫作人類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至於馬克思要徹底摧毀壹切傳統習俗、道德、宗教，更是荒謬絕倫。沒有傳統，哪有現代？不尊重傳統的社會無壹例外將在地球上徹底消失。任何壹個社會都存在階級，但是階級之間實際上是調和，互相依存的，它不是非要鬥爭，非要妳死我活的。共產黨的罪惡根源起源於它的基礎理論是謬論，因此它產生的結果必然是毒果。不找出根源，根本無法糾正它的錯誤。至於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壹種歷史的大倒退。人類歷史，就是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進化史。

　　野蠻最大的標誌是比賽殺人，比賽妳殺我，我殺妳。所有的競爭者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這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區別。文明社會就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遵守公平競爭規則，唯其如此，才可能有文明。而共產黨的理論，提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壹旦存在專政，必然有壹方要鎮壓另壹方。

　　壹個社會如果可以人為區分，壹部份是人民，壹部份是敵人，人民有權鎮壓敵人，敵人無權亂說亂動，那麼這個社會是永遠動亂不安的。因為人民也好，敵人也罷，都是變化無窮的。亦即當權者可以隨心所欲把任何他不喜歡的人當作敵人消滅，這就是共產黨的理論根據，或理論基礎的錯誤。而這種錯誤導致所有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演變成極權專制暴政。

　　就共產黨政權的實踐看，列寧是共產黨暴政的始作俑者，殘酷鎮壓，冷酷無情，秘密警察，特務統治，欺詐謊言，集中營（古拉格）迫害，黨國體制，不擇手段的暴力恐怖，都是列寧的發明創造。全世界當權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都是依賴暴力、謊言、恐怖對全民實行極權恐怖統治，實行強制洗腦，所以暴力謊言和恐怖是共產黨政權壹開始就有的本質特徵。

　　如果共產黨政權不依賴暴力，不依賴欺詐，也不依賴國家恐怖主義了，那麼這個政權必定完蛋。因為從誕生之日起，它就是靠這幾項東西維持它的極權專制統治的，所以凡是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全部都是以暴力騙子恐怖始，均以暴力騙子恐怖終，不可能有例外。因此暴力、欺詐、恐怖是共產黨暴政的本質特徵。什麼叫本質？本質是永恆不變的特定性質，就是某壹事物，它不隨著時間的改變，或隨著外界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屬於壹種內在的特性，它就叫本質。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暴力、欺詐、恐怖，這是它最本質的特徵，具體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第壹，強製取締其他壹切政黨，與人民為敵，消滅黨內外壹切競爭對手，鎮壓前政府黨政軍文職人員，鎮壓工農兵，閹割知識分子，消滅公民社會，強製取締或強製取消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結社、學術、教育自由權，消滅神職人員，摧毀宗教，毀滅傳統道德、習慣和文化，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及教會財產，秘密政治警察結全社會實行恐怖統治，暗無天日的集中營古拉格，勞改營、勞教營，無孔不入的強制洗腦欺騙，這就是共產黨極權政權本質的具體體現。

　　全世界共產黨政權沒有壹例是由於其自身政治改良，而成為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的，到今天為止，沒有壹例。無論是蘇聯還是東歐各國的天鵝絨革命，東歐國家主要是波蘭、匈牙利、捷克、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這些國家全部都不是它自身政治改良變成了自由憲政國家的。

　　蘇聯壹共有15個加盟共和國，現在全部獨立了，這15個加盟共和國全部都是顏色革命，沒有壹個是政治改良而成，都是經過政治民主大革命。此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其它的共產黨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比如秘魯、智利、尼加拉瓜，非洲的索馬里、南也門、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無壹例外，沒有壹個是共產黨自己政治改良，全部都是政治民主革命。原盜國竊政的共產黨全部要麼煙消雲散，要麼改名換姓，要麼壽終正寢。

　　20世紀1900年到2000年期間，全世界各國只有共產黨國家發生過人為謀殺性大饑荒。世界上有很多專制國家，也有不少威權國家，只有共產黨國家發生大規模的人為謀殺性質大饑荒。其中僅三個共產黨國家沒有發生大饑荒，即古巴、南斯拉夫和波蘭，但是這三個國家恰恰都保留了私人農場，也就是說農業沒有強制集體化，所以他們沒有發生大饑荒。

　　這不是偶然現象，這是馬克思原教旨是否貫徹執行的問題，凡是貫徹馬克思原教旨最徹底，亦即消滅財產私有制最徹底的地方，必定發生災難也越大。

　　其次，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其奪權全部經過血腥的野蠻殘暴的惡鬥，共產黨政權全部不遵守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否定文明社會公平競爭的最高價值觀。唯有壹個例外，智利阿聯德共產黨政權，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共產黨政權的競爭規則，奉行的是黑社會厚黑流氓強盜競爭術。

　　第三，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依賴秘密政治警察對全民實行無孔不入的嚴密監控恐怖極權特務統治。

　　第四，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實質上都不是由於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發展的產物，而是由於外國因素的強制介入引進的產物。

　　第五，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全部殺人如麻，毫無人性充滿獸性，同時道德高調唱得最動聽。口頭說的和心中想及行動做的全部都是背道而馳的，也即人人被迫幾乎天天說假話，爾虞我詐，道德淪喪，不仁不義；因此共產黨政權的本質結論就是：共產黨極權暴政，它的黨國體制不可能進行實質改良，因為它是壹種反人性、反自然、反人類的極度虛偽野蠻殘暴的極權暴政，因此必須徹底終結，徹底拋棄。

　　那種到今天為止還希望，期待中共自己改良，或依賴共產黨主導政治改良的人，第壹種人，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政治白痴；第二種人，是思想糊塗至極；第三，很可能是跟中共合作，個人得私利，裝模作樣假冒偽劣的民運人士。這種人大有人在。

　　他在中共暴政下活的有滋有味，所以他無所謂，妳共產黨再統治100年都不要緊，因為他個人不受影響，但是他又沽名釣譽，撈取所有名利。這樣的人有沒有？不乏其人。但是必須反覆強調指出：共產黨極權暴政必須終結，而不是進行極權專制改良，因為它絕對不可能實質性改良。

　　全世界共產黨暴政都經歷過類似的暴力鎮壓同盟，殘酷清洗黨內競爭對手，迫害壓制閹割知識分子，摧毀道德倫理宗教習慣文化，反覆殘暴血腥鎮壓工農兵的反抗，肉體消滅地主富農，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強制農業集體化，取締壹切非共產黨的政治組織，消滅公民社會，利用秘密政治警察對全社會實行無孔不入的特務恐怖統治。利用強迫勞教集中營進行非法的奴役，超體力勞動，超級剝削，以及用精神病院迫害，或酷刑迫害所有敢於反抗暴政的人士。這種下流野蠻殘暴至極的極權罪孽，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基本相同。

　　共產黨極權罪孽具體地說，蘇聯布爾什維克是全世界共產黨暴政的始作俑者。列寧的殘暴殘忍無法無天，從他對布爾什維克黨下的眾多原始命令信件中暴露無遺。現在蘇聯共產黨檔案早已解封，1991年，特別是在葉利欽總統上台後，把蘇共的檔案公開了，所以現在人們才能知道列寧的真相。

　　列寧不是出於人道主義，或出於同情工農大眾，或同情窮苦人而投身革命。他是由於他的哥哥亞歷山大，因為參與暗殺亞歷山大三世沙皇，經審判定罪被當作恐怖分子吊死，列寧的姐姐由於同案被抓。儘管他的兄長被當作恐怖份子處死後，列寧考上大學法學院，但由於他在大學壹年級時參加學生運動，被沙皇警察查明他是恐怖份子的弟弟，大學把他開除，而且沙皇政府命令所有的大學不得錄取列寧。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對沙皇政府的專制非常仇恨，因為兩個仇，壹是殺兄之仇，二是剝奪他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之仇恨。這就是列寧為什麼投身革命，而且那麼野蠻殘暴的根源。蘇聯共產黨奪權不到半年，列寧親自下令謀殺沙皇全家人，包括沙皇夫婦，壹個年僅十五歲的王子，就是未來的沙皇，和三個公主，以及他們的僕人，還有沙皇的哥哥弟弟等，就是王族全部都被列寧瘋狂謀殺。

　　殺掉沙皇全家人，跟法國路易十六被處死，和英國查理國王被處決，兩相比較可知，共產黨暴政真是慘無人道，因為英國和法國處死他們的國王都經過特別法庭，按照當時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公平的判決。而列寧純屬報私仇濫殺無辜，無法無天，既沒有按照任何法律，也未經任何審判。其實沙皇本身並沒有犯罪，他的親屬、他的家人，或他的僕人更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僅從這壹具體實例比較就知道，共產黨政權是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殘暴的暴權。

　　斯大林是個非常殘暴毫無人性精神變態的東西，是個變態狂、自大狂，偏執狂，實質上是精神分裂症的重症患者。列寧建立的世界上第壹個共產黨政權，實質上是由壹小撮左派知識分子主導的共產黨，打著工農兵的旗號，實際上與人民為敵的極權暴政，共產黨迫害全社會所有的階級，它不僅僅迫害哪壹個階級，而是分階段按不同的時間針對不同的對象。

　　共產黨首先迫害它的政敵；然後迫害它的革命同盟；再迫害所有反抗的工農兵；繼而迫害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教授、神職人員，對他們強制精神洗腦或閹割或逼迫其自宮。蘇共統治七十年期間，蘇聯居然發生過三次人為大饑荒。蘇聯農民真是被共產黨給害慘了，三次大饑荒加在壹起，死亡總數至少超過壹千萬人，這是蘇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共產黨對全社會進行壹波又壹波的反覆清洗，把社會成員壹遍壹遍的過濾，最後剩下來的人大多變成沒有獨立思想，沒有獨立見解，唯唯諾諾不敢反抗的人，就是所謂共產主義新人。變成沒有腦子的，全部都是聽共產黨的話的愚夫蠢婦。所以整個蘇聯共產黨歷史，就是壹部暴力恐怖謊言殺人史。

　　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罪孽都可以從蘇聯共產黨的罪惡中找到原創，蘇聯的三次人為大饑荒，與中共相比相形見絀，中共人為製造的謀殺性大饑荒更是慘絕人寰“勇奪冠軍”，這是毛澤東壹手泡製，中共罪惡犯罪體制壹手造成，而且是標準的謀殺，它決非所謂‘自然災害’，有關這個問題，我在前幾講中已經做了充分的論證就不再展開。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下得了毒手？故意餓死四千三百萬人，根本不當回事，這是共產主義理論原教旨的邪惡基因決定的，它不是後天形成的。

　　共產黨毀掉了原來已經邁向自由、憲政、民主政體坦途的阿富汗的光明前程。對阿富汗人民製造了空前絕後的巨大災難，迄今阿富汗人民還在蒙受源於共產主義運動而引發的伊斯蘭教原教旨恐怖主義無窮無盡的危害。恐怖、暴力、欺騙、秘密警察，群體屠殺、酷刑，共產黨內黑社會流氓競爭互相殘殺，打壓宗教信仰，毀滅傳統文化遺產、死亡，這就是阿富汗共產黨給阿富汗人民帶來的遺產。

　　阿富汗是個小國，因為共產黨統治期間，死亡壹百五十萬人，製造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傷殘群體高達七百萬人，還有流亡各國的難民六百萬人，這壹切都是共產黨帶給阿富汗人民的“禮物”。蘇聯軍隊在阿富汗犯下了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蘇軍的野蠻殘暴程度，已經遠遠超過納粹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

　　另壹個慘遭共產黨蹂躪的國家是柬埔寨，柬埔寨共產黨除了在西哈努克以及朗諾政權內戰期間，殺害至少六十萬軍民以外，在共產黨奪權後的三年時間內，以馬列原教旨為指南，受中共專家指導，憑藉超級極權獨裁體制，利用秘密政治警察和少年兒童軍人，通過體制性屠殺前政府黨、政、軍官員，恐怖暗殺、反覆清洗黨內外壹切潛在或假想的競爭對手，謀殺性質的反覆強制大遷徙，群體虐殺城市平民，滅絕少數民族，利用地方的監獄和集中營，殘酷滅殺、謀殺性的大饑荒，以及體制性的強制勞動，屠殺和害死了兩百萬平民，包括二十萬的華裔，到今天為止，中共連屁都沒有放壹個，不但從沒有譴責過柬埔寨共產黨殺害華人這個罪孽，而且極力阻止國際社會審判柬埔寨共產黨。

　　我們做個比較挺有意思，柬埔寨共產黨同時殺害了十八萬越南裔，越南共產黨對柬埔寨共產黨實行報復，於壹九七九年初，起兵入侵柬埔寨，消滅了紅色高棉，也即波爾布特共產黨政權，這是越南共產黨在本國人受到大屠殺以後，對柬埔寨進行的報復。

　　可是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對柬共的滔天罪行實行任何制裁，連屁也沒放壹個，而反過來出兵打越南，這就是鄧小平壹九七九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通過簡單的比較可知，中共暴政比越南暴政更下三濫。

　　柬埔寨共產黨除了上述罪孽以外，還系統毀滅宗教，瘋狂屠殺信眾，宗教信徒，摧毀壹切傳統文化，顛倒壹切人類文明價值觀，廢除金錢、清空城市、消滅市場、消滅階級、毀滅學校文化知識、迫害知識分子和壹切專業人士、強制農業集體化、狂想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七十萬人。

　　柬埔寨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全部的目的就是實現共產主義，波爾布特自認為是超級天才，所以他想成為超越馬、恩、列、斯、毛的二十壹世紀的偉大無產階級導師，共產黨政權實際上是壹個極權專制暴政，而紅色高棉是最野蠻、殘暴、也最無知、最愚蠢，因此造孽最深的壹個。

　　柬埔寨共產黨害死了兩百萬人，這兩百萬人是在三年之內被殺掉，或被虐待致死，而柬埔寨國家人口當時只有七百多萬人，也即整個國家四分之壹的人被柬埔寨共產黨幹掉了，而且柬埔寨的那些做法，確確實實想實現共產主義，清空城市，取消貨幣。

　　而取消貨幣蘇聯是最早干的，在列寧時代蘇聯曾經想取消貨幣，取消市場，蘇聯想這樣做沒有做成，因為壹試就行不通，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居然搞成了，所以他真是癲狂陷入了精神變態，到了壹種完全瘋狂的狀態，他完全是按照馬克思設想的壹整套做法干的。

　　之所以這麼做，因為波爾布特是留學法國的歸國留學生，柬埔寨共產黨高官，基本上都是留學法國回來的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實質上法國文化文明跟英國文化文明相比，有很大的區別。法國文明文化，或西班牙文化文明，其實根本沒法比跟英國相比。法國文化有個特徵，就是特別愛幻想，波爾布特之所以這麼大刀闊斧屠殺自己的人民，強制國家廢除傳統，就是因為百分之百採納馬克思原教旨付諸實踐，所以他製造了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波蘭共產黨政權是依靠蘇聯紅軍暴力奪取政權的，然後依賴暴力謊言恐怖的鎮壓維持政權，從來沒有取得波蘭人民的同意。因此它始終不合法，實際上依賴暴力、謊言、欺騙、壹黨獨裁，秘密警察的特務恐怖統治，波蘭共產黨奪權伊始，即建立起數十萬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統，對各行各業全體波蘭人進行無孔不入的恐怖統治。

　　波蘭全國成人三分之壹，即五百六十萬人被國安部隊秘密警察列入黑名單，進行嚴密監控。壹九八零年開始，波蘭共產黨改換手段，採用滲透和建立假反對派組織，這種方式企圖操控和誤導反對派。提出這個思路的是特務頭子庫戎，他建議不用去摧毀民運組織，組織妳自己的，這就是中共暴政當今採用的對付中國民運的新手法。

　　中共暴政在海外，也建立了壹些中共特務組建或操控的偽民運組織，從中故意攪渾水，這種做法即來自波蘭共產黨的實踐。波蘭共產黨僱傭了大量線人，打入團結工會，因為波蘭團結工會實力強大，團結工會在波蘭有壹千二百萬會員，而波蘭人口僅三千萬，換句話說，三分之壹的波蘭人是團結工會成員，工會有相當大的實力，而波蘭共產黨打入團結工會大量特務，目的就是從團結工會內部搞破壞，攪渾水。

　　全世界共產黨政權，第壹個崩潰的就是波共政權。表面上，波共似乎解體有主觀意願妥協的壹面，但是，實質上是因為團結工會實力強大，是波蘭工人階級和民運知識分子結合、以及天主教會長期堅決抗爭的結果，絕對不是跟政府合作妥協的結果。儘管表面上好像共產黨願意妥協、讓步。他憑什麼妥協讓步呢？是因為波蘭團結工會力量強大，波蘭知識分子積極幫助團結工會，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波蘭人是天主教徒，而且保羅三世教皇是波蘭人，他是羅馬天主教會建立以來，第壹個非意大利人當選羅馬教皇的人。而保羅教皇，具有非凡親和力，特別有人格魅魅力。我舉個簡單例子，看看他的人格魅力有多大？

　　壹共有三百五十萬人為了見保羅壹面，雲集波蘭首都華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人任何人有這種魅力，350萬人，來自世界各國就是為了要見他壹面，原因何在？原因在於保羅教皇很有人性，尊重人權，又非常寬容，他意大利羅馬教廷以教皇的身份拜訪意大利猶太教教宗的第壹人。

　　因為羅馬教廷誕生以來，歷來與猶太教不和，但是保羅教皇是第壹個拜訪猶太教宗的天主教皇，而且保羅也是第壹個正式代表天主教，向十字軍東征的受害者道歉的教皇，所以他非常有人格魅力，同時他又很有學識，知識淵博，是個真正的大學者，大博士。

　　而他就是推動波蘭民主政治革命的壹個巨大的推手，按照瓦文薩的說法，波蘭人民取得推翻共產黨暴政的勝利，第壹功臣就是保羅，他壹個人就占百分之五十。其次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以及美國的里根總統，這三個人起到的作用占百分之二十。另外百分之三十是波蘭工人階級，就是波蘭人民自己，所以波蘭共產黨暴政垮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波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天主教徒，保羅教皇巨大的精神領袖的作用，他跟瓦文薩有過好幾次談話，給瓦文薩精神信仰力量至關重要。

　　其次，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採取了改革開放的措施，蘇聯改革開放最重要體現在蘇聯共產黨不再出兵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蘇聯沒有放棄對外干涉的政策，那波蘭壹個小小的國家，哪裡可能抗拒強大的蘇聯軍隊的干涉，這就是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占了百分之二十中的壹塊的原因。

　　波蘭軍方的統帥，比較有人性，他們不象中共軍頭那樣慘無人道，波蘭軍方統帥雅魯澤爾津斯基將軍，比較理性，且較有人性，所以他拒絕波共高層多次要求派軍隊鎮壓的命令，拒絕開槍，拒絕下令鎮壓人民反抗，這是很重要原因。中共暴政鄧小平則宣稱：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這就是唯物無神論者和有神信仰者的巨大差別。

　　而且波蘭壹九五三年斯大林壹命嗚呼以後，對民眾的鎮壓就呈逐漸弱化的趨勢，從剛開始的普遍恐怖，到普遍迫害，再到普通迫害，然後再降入到選擇性迫害，繼爾再降到有限迫害，最後被迫談判妥協、讓步、放棄獨裁權力。

　　波共政權跟團結工會舉行圓桌談判，約定三個月以後舉行公投，第壹次舉行公投是投票選舉上議院和下議院的部分議員，第壹次自由選舉公投還沒有全面普遍的公投，不是直接選舉總統全部放開，而是有限放開。舉行圓桌談判是在壹九八九年二月份，自由選舉定於壹九八九年六月四號，波蘭舉行共產黨暴政統以來第壹次自由選舉。同壹天中共八九“六、四”北京屠城。波蘭人的命運跟中國人的命運大不相同，而且波蘭共產黨對政治反對派的屠殺和所判刑的刑期遠遠比中共暴政輕得多。波蘭共產黨殺人沒有像中共那樣大規模殺人，或者判重刑。例如，瓦文薩是團結工會第壹號人物，壹九八零年因為號召波蘭工會舉行總罷工，持續了壹年多，最後波蘭共產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津斯基，下令清場，但是他沒有像六、四屠殺那樣，僅是抓了幾千名工人，包括瓦文薩。

　　瓦文薩僅被判四年徒刑，如果瓦文薩是在中國，若在毛澤東和華國鋒時代，他早都壹命嗚呼了，如果是在鄧小平、江澤民、或胡錦濤專權的時代，他至少被判二十年重刑，但是在波蘭他作為團結工會頭號人物，煽動全國曾罷工且持續了壹年多，造成全國巨大經濟損失，社會動盪不安，卻僅僅判了四年刑；對其他所有工會領導人，僅判三個月至六個月、或壹年，所以這是波共和中共的巨大區別。

　　此外波蘭共產黨對波蘭人民只發生壹次公然搶劫，就是搶劫富農的財產，而中共卻對中國人民進行了公然持續三次大搶劫，第壹次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變成名義上的國有資產，實質上黨有；第二次搶劫國有資產轉化成中共太子黨，以及特權官僚階級的私有財產，即所謂體制改革國企改民企，現在百分之零點四的中國人居然占有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七十壹，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共高官子弟，這就是中共流氓幹的事，波共沒有這麼幹。中共第三次大搶劫就是嚴重破壞、污染生態環境、毀滅生態平衡、搶劫中國人子孫後代，中國人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資源，這是壹個更嚴重的搶劫，甚至比前兩次搶劫更厲害的搶劫。因為中共暴政再繼續統治下去，不消多少年，它會把中國變成壹個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事實上當今中國大陸早已出現上百個癌症村鎮，連癌症縣都出來了，所以中共暴政再繼續賴著執政的話 ，中國會被中共當作人質壹樣綁架，然後拖入無窮無盡的災難。

　　最後波蘭跟中國的國情不同，波蘭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是無神論者，據說中國人口已經將近十六億，其中只有壹億左右是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還有七千萬是法輪功學員，其他剩下的還有壹些佛道教徒，估計中國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無神論者。

　　根據我個人對全世界各國宗教研究得出壹個結論：虔誠的宗教信徒的道德水準要遠遠高於無神論者，這個區別我們分析了以後，就知道最後的結論是什麼，這個我放在後面講。

　　我們已經論證了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所犯下的滔天罪孽，結論是：中共暴政是最野蠻、最殘暴、最下流、最無恥，罪孽最深重的壹個，也是全球迄今仍在苟延殘喘的五個共產黨邪惡的軸心。

　　只要中共暴政滅亡，其它四個共產黨政權無壹例外立馬就完蛋。中共暴政在和平年代至少害死八千萬中國人，加上中共在1945年8月11號開始發動的國共四年內戰，害死中國人至少二千萬，中共殺害的中國人至少是壹億。

　　世界各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多如牛毛，但是有三個問題限制了外國專家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第壹是語言障礙，第二是國情生疏，第三沒有實際經驗體驗，所以他們不可避免會遺漏重大事件的細節，也必然產生理解上的偏差。

　　儘管《共產主義黑皮書》是世界公認的權威專著，但作者在論述中共暴政的罪惡時，揭露遠遠不夠，而且對中共政權性質認定嚴重偏差，甚至有些專家學者懷著天真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往往把中共罪惡輕描淡寫，為共產黨開脫。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事實最有說服力，既然外國專家學者對中共暴政罪惡的揭露遠遠不夠，那麼我們中國人就有義務、有責任徹底揭露批判中共暴政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共極權暴政是全球仍然逍遙法外，肆無忌憚盤剝億萬中國人的邪惡軸心。中國人到今天還在容忍這個流氓至極的暴政，根源何在？我認為最重要原因就是國人迄今對中共暴政的罪惡非常無知，有很多人不但無知，而且被中共長期強制灌輸洗腦，輸入了非常多虛假信息以後，把大腦搞混了，因為所接受的信息、訊息全是虛假信息，所以他們已經形成嚴重偏見。

　　中共暴政之所以能夠苟延殘喘，耀武揚威，除了廣大民眾對中共暴政的流氓本質認識嚴重不清以外，對中共暴政的罪孽真相相當無知，這是第二個原因。由於無知，當然就無法覺醒，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還有很多至今還在無恥至極，極度自私自利的拍極權專制暴政的馬屁的所謂專家學者，我稱之為流氓教授。

　　他們出賣靈魂，天良喪盡，刻意誤導公眾，導致中共暴政得以苟延殘喘，這是他們犯下的嚴重罪行。這就是我說，中共黨員是罪犯，而黨用文人是重罪犯的原因。假如沒有中國大陸這些假冒偽劣的流氓教授，玩命為中共暴政塗脂抹粉宣傳辯護的話，中共暴政早就完蛋了，這是第三個原因。

　　第四，還有不少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認為中共政權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退化成了所謂威權，中共政權哪裡是什麼威權呢？中共政權是個標準的極權暴政、流氓專制暴政，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流氓專制暴政這個問題，我把它分解成中共政權是個超級暴政；是個流氓暴政；是個專制暴政，是個極權暴政，四個主題作了充分論證。

　　威權跟極權有原則性本質性的區別。威權政權可以進化改良，可以從開明專制進化改良成為自由憲政民主國家，世界上確實有很多國家已經從威權政權進化改良成為自由憲政民主國家；但是迄今世界上沒有壹個極權政權進化改良成為自由憲政民主國家。無論是極左的極權（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經過政治民主大革命），還是極右的極權（納粹、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都是被外國打敗的）無壹例外。中共暴政之所以還能夠苟延殘喘，還能夠欺騙大眾，知識分子責無旁貸。中共極權專制暴政，肯定是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中最邪惡的壹個，最下流無恥的壹個，最野蠻殘暴的壹個，也是最無人性，早已經病入膏肓，無可就藥的流氓暴政。

　　所以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共政權，它是不是壹個暴政？第二，它是不是壹個極權暴政？第三，它是不是壹個流氓暴政？第四，它是不是壹個騙子暴政？第五，它是不是壹個吸血鬼暴政？如果這些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作為極權專制流氓暴政的實施者，它肯定是壹個反人類的犯罪組織，因此取締該流氓犯罪組織順理成章。

　　正如納粹法西斯均被國際法庭定性為犯罪組織壹樣，中共絕無可能例外。因為中共暴政所犯下的滔天大罪，遠遠比法西斯、納粹、日本軍國主義要嚴重十倍甚至百倍。有關這個問題，我在2005年10月就已論證了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的合法性，論證了中共政權始終是壹個非法政權，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超級暴政，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極權暴政，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流氓暴政，論證了中共政權是個專制暴政。後面幾篇專論都是去年完成的，所以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既然答案皆是肯定的，那麼中共暴政還有什麼資格繼續存在壹天呢？有人認為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因此就有了合法性。

　　辜且不論中共所謂經濟成就的虛假與欺騙性，也不論中共之所謂經濟成就是建立在殺雞取卵，毀滅污染中國生態環境，亦即對中國人民進行的第三次公然大搶劫，這種斷子絕孫式的犯罪經濟政策基礎上的經濟成根本不是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因為政府合法性的唯壹根據乃是主權在民，也就是全體公民同意授權的政府，此種全體公民的授權同意體現為公開、定期、自由的選舉。

　　為什麼這樣說呢？舉例而言，納粹統治德國時，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國有六百萬人失業人口，因為192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德國也陷入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之中，希特勒1933年上台，他上台時德國整個國家，經濟低迷，失業人口高達600萬。

　　但是希特勒上台不到兩年，就把失業人口從六百萬，降到三十多萬；第三年是零失業；第四年以後是負增長，已經缺乏勞動力，大量引進外國工人、農民來德國就業，他取得了連年經濟增長高達百分之百的增長率。所以納粹德國的全國的零失業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但是納粹黨希特勒政權合法嗎？不用大腦思考，我們就能得出結論，納粹是個犯罪組織，納粹政權是個非法暴政，納粹政權是個反人類暴政。

　　說句題外話，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取得這麼高的經濟成就，根源何在？因為納粹政權是個極右的極權，極右的極權跟極左的極權不壹樣，極右的極權是充分發揮國民的積極性，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發展經濟，調動整個民族的民族性，通過宣傳煽動，使德國人都認為，日爾曼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所以納粹政權，各行各業重用的全部是人才，就是非常重視人才，引進人才，它不用那些吹牛拍馬不學無術的人，這是德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這壹歷史事實表明經濟成就不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更何況中共的任何宣傳妳都不能相信，中共是個超級騙子呀，它從始到終始終是壹個巨騙，騙子是中共的本能，它已經病入膏肓，深入骨髓，它每說的壹句話，每做的壹件事都帶有濃厚的欺騙欺詐成分。

　　蔣介石在1923年訪問蘇聯四個月，考察歸來，就得出結論：共產黨不可信！蘇聯人說的話充其量只能相信30%。蔣介石的眼光可謂高瞻遠矚，他還得出結論：“根據我的考察、我的結論，蘇聯的政治體制是壹個極權暴政體制”，這是蔣介石在1923年經實地考察蘇聯後得出的結論，這就是為什麼蔣介石壹生堅決反共的根源。

　　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所謂巨大經濟成就，根本不可信。中國人被騙了60年還不夠？雖然說人民生活水平好像跟毛澤東時代比較有了提高，但是毛澤東時代，壹個家庭都是七、八個小孩，甚至十幾個小孩，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自然人們覺得好像生活水平提高了，實質上並沒有提高多少，這還僅是縱向比較；若橫向比較，跟台灣比較、跟南韓比較、跟日本比較、跟美國比較，跟歐洲各國、甚至跟印度人比較，中國人都不值壹提，印度人現在的潛力要比中國大得多，中國人靠的是污染環境破產生態平衡的汐陽產業，大量勞工的血汗錢及低端產品，印度人的電腦軟件產業產值是全球第二名。

　　即使拉丁美洲國家，現在大部分也都富裕起來了。所以說，所謂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就，使得中共政權又有了合法性，根本不能成立。共產黨政權全部是極權暴政。但是中共集所有共產黨暴政之最糟糕、最壞、最邪惡之大成。

　　比如，東歐各前共產黨國家，波蘭和匈牙利暴力鎮壓的程度最輕，羅馬尼亞最重，而阿爾巴尼亞最封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居中。但是他們有個共同特點，所有的東歐前共產黨國家要麼銷聲匿跡、要麼全部改名，因為共產黨已成過街老鼠，所以共產黨皆改成社會主義黨，或社會民主黨，或自動解散。而且所有的前共產黨國家，都宣布共產黨是個犯罪組織，所以共產黨不但改名，他們的指導思想也全部改掉了，不再信奉馬列主義了。

　　唯有德國社會民主黨，起源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國際，在伯恩斯坦手上發展成修正主義，他們號稱信奉馬克思主義，所以中國大陸那些假冒偽劣文人，以此為由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不好，妳看德國社會民主黨今天還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甚至胡說北歐國家也都信奉馬克思主義。然而這些說法都是公然欺詐、欺騙。

　　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在1956年正式徹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北歐國家今天信奉馬克思或者共產黨的人不到0.5%。所以大陸公眾被中共及那些無行文人騙得團團轉，這是信息封鎖導致的必然結果。

　　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曾經是共產黨專政、秘密警察、恐怖統治、黨控軍隊、黨控傳媒、黨控司法，也就說全部都是壹黨極權專制暴政。而凡是極權專制政權，沒有壹個可以永世長存，凡是極權、專制流氓暴政，註定的歸宿只能是歷史的垃圾堆。所以中共極權專制流氓暴政，必定徹底滅亡！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結論。中共暴政隨時面臨滅亡，那麼壓垮中共暴政最後壹根稻草是什麼呢？是和平過渡這樣壹種政治民主革命方式？還是短期內，或是需要長期，要多長時間？是共產黨內良知未泯的人士改革派主動？還是被全體中國人消滅，這都是問題。

　　我個人認為，中國不可能有保加利亞式的溫柔革命，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或者是愛沙尼亞的唱歌式革命、或者是波蘭和匈牙利的自治改革過渡式革命、或者蘇聯戈爾巴喬夫這種模式的革命，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暴政本質上是壹個犯罪組織，而且是壹個極權、專制、流氓暴政，是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極權國家當中的最下流、最無恥、最殘暴、最野蠻、犯罪最嚴重的流氓暴政，因此絕對無可救藥。但是中共暴政決不會輕易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我認為中共極權暴政必定徹底滅亡，它的下場只會比羅馬尼亞的暴君齊奧塞斯庫的下場更慘！這是基本上可以下定論的。我要傳達壹個非常強烈的信息，全體中國人應當徹底拋棄對中共暴政本身任何的幻想，這是壹。

　　第二，全體中國人對於共產黨內良知未泯的人士的正確言論，前共產黨高官提出要求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言禁或政治改革應當支持，但是絕對不要抱希望，因為當權的中共集團是個犯罪利益流氓集團，流氓是不講理不守法的，它們沒有理性，是反人性、反人類的罪犯。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三權分立，為什麼需要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國人要相信自己、要依靠自己、要團結起來、要組織起來，拋棄對中共暴政的任何幻想，中國人的明天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2010年10月31日希望之聲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