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共产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 中共百年历史略谈

作者 颜智华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统治中国大陆也71年了。特别在建政后它利用掌控和垄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媒体等资源，篡改和歪曲人类文明历史、掩盖它百年共产革命和专政反人类犯罪真相，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骗了不少没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与学界。最近40年，它借助外资，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利用加入WTO后所享受的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在牺牲环境（包括水源、空气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破坏性开采为代价，以及对亿万农民工劳动所创造财富的盘剥，打造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以经贸利益作为诱惑，甚至以金钱收买等方式，对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渗透；还操控联合国下属的如人权组织、WHO等。还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在国内，特别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盘颠覆了中共体制内政治改革派从1978年开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面遗产，完全撕掉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假面具，打造了一个21世纪的流氓、黑社会、匪帮共产政权：媒体姓党、法院是党的刀把子；对包括法轮功、基督教等在内的宗教迫害进一步升级；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使用包括互联网、无线通讯、数字技术在内的高科技监视全国民众，封杀言论自由，全面镇压社会异议群体；迫害维权上访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统司空见惯……。由于中共信息封锁和媒体的谎言，国内国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谎言和假象蒙骗。本文章将对中共百年反人类犯罪历史做简要回顾，还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产主义是恐怖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实际操盘者是列宁，其思想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也非指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革命和专政的主体也非字面的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或者卷入其中的社会群体）。更需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工人阶级整体专政”，而是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共产党专政，即共产党专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在党的内部则由几个寡头甚至是一人独裁，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当以列宁为头目的苏共于1917年10月在俄罗斯共和国发动暴动，颠覆合法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并在控制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初始的19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上述警告。面对考茨基一针见血的斥责，列宁气急败坏，马上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谩骂。作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的考茨基对共产主义政治本质的定性，纵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33年的血腥残暴统治证明是准确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卡尔‧考茨基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反人类罪行从政治学角度又做出了严厉的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员警。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承传自卡尔‧考茨基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认识的社会党国际领袖们，对共产主义反人类本质的洞察力远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派政客们。

二、共产党是国际恐怖组织
苏共的创始人是列宁。1919年，他使用篡夺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资源，招揽欧美各国被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唾弃的左派，到莫斯科组建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颠覆世界各国合法政府，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一行几人携带卢布来到北京，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名俄国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又认识了陈独秀。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坐地指挥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日本东京等地先后建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共产国际把它的红色魔爪伸进了中国，准确说，中共建立于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的路费也靠共产国际事先发给的每人100元大洋。这次会议的筹划者和主持者都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马林。党章、党纲都是共产国际的规范版本。由此，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开始了它长达29年的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共产革命活动。陈独秀还用共产国际的钱，复刊了早就停办的《新青年》等几种刊物、还办工人夜校等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活动，这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不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而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党史编纂者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历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导“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爱、尚贤、节俭”等价值观，还有在所有制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信条，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和它的载体共产党都是苏共移植进中国的，当然得用卢布铺路，中共的活动经费全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给的。

三、中共能够最终颠覆中华民国的几个国内国际因素
（一）苏俄援助 中共藉壳发展
1. 中共“借壳上市”发展壮大

中共从建立到1923年底，4年才发展到四百余名党员，在有4亿多人口和政治党派众多繁杂的中国社会上无声无息。更何谈闹革命？于是，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指示，在中国另外找寻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并用金钱收买，把它改造成一个为苏共政治利益服务的党，类似现在流行的“颜色革命”说法。具体办理这件事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过中共方面的推荐，选定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孙中山谈判，由苏共给孙中山经济和军事援助为前提条件，换取孙中山联俄容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语）。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大佬都进入国民党高层核心，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部长、地方（各省）党部负责人等，到1926年中共党员猛增到6万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秘书处等中枢要害部门。各个省的党部牌子是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的党部。国民党仿效苏共政权组织模式，党政军一体，以党代政，各级党部就是政权机关。中共还渗透军队，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可以控制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在国民党中还结下广泛的人缘关系。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国民党需要的经费和枪支弹药都得由他去向苏共要，手捏国民党的经济来路，实际成为国民党的太上皇。苏共派出的政治、经济、军事顾问有200人。

共产党全面渗透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用国民党的招牌在全国各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很多省的县一级都建立了中共党委，在北伐军攻占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用操控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农会、工会，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武装组织）。省以下的各级政权大都被中共掌握，用政权的力量，组织农村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充当骨干，用利益诱惑其他一些人，斗争“地主阶级”，掠夺其财产财物，普遍地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甚至杀害“土豪劣绅”。这是中共农村共产革命的开端，称为所谓的“反封建革命”。

所谓“农民运动”都不是农民阶层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运动，而是共产党谋划、组织的“赤化”运动。发动运动的前提是共产党在当地拥有政治权力或者军事武装，或者两者皆有。农民运动的主体是共产党而非农民。搞农民运动的目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或者配合城市里的革命，最后夺取整个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

到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迁都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次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基本上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代表，赤色政权。这个结论在毛泽东著书里有。

2. 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从1924年孙中山搞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借壳上市初始，国民党内右派就极力反对。孙中山从中调和，加上苏俄第一批武器弹药及时海运到广州，反对声音稍微平息，“吃别人的饭口软”。苏共军舰送来的第一批武器有步枪8千支，子弹4百万发。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人数只有两个连，这批武器可以装备1个师，苏共雪中送炭。从1924～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苏共分6批，共计运送步枪4万6千支、机枪190挺，各种炮24门；还有很充足的子弹炮弹，还有经济上的巨额援助。于是，包括桂系、湘系、粤系、滇系等在内的南方各路军阀才聚集孙中山国民党旗帜下。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了惟一的政治权威和领袖，左、右两派斗争再也不可调和。对于共产党从内部篡夺国民党政治权力的行为，党内右派忍无可忍，绝地反击，先后发生过：

（1）党内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并发出训令，指示各级党部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籍。

（2）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并联合其他大佬通过中央会议程序出台《整理党务案》，有效反击了共产党方对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力的篡夺。

（3）蒋介石“清党”和汪精卫“分共”——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蒋介石“清党”发生在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联合党中央里面的右派在1927年4月14日，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建都南京，取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新国民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即所谓“清党”，清除在党、政、军中担任官职的共产党员。解雇全部苏共顾问。共产党所谓蒋介石“宁可错杀1千，不让1人漏网”完全是夸大其词的政治谎言。由此，国民党分裂成了政治上反共的南京政府和仍然由共产党控制的武汉政府。

汪精卫“分共”。汪精卫时任武汉国民党政权党政军一把手，属于国民党左派。促使他“分共”的起因是在1927年5月31日看见了共产国际发给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中央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即《5月紧急指示》。主要内容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汪精卫看后大惊失色，如梦初醒，才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于是开始和党内军内亲信秘密商议，防备共产党政变夺权。6月5日，解除了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等一百四十余名苏共方面人员在国民政府和北伐军队里面的职务，瓦解了共产党方可能搞政变的阴谋。共产党方面始料未及也无还手之力。军权都控制在汪精卫一派手中。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张国焘、周恩来等几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13日，中共方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表示愿意继续国共两党合作搞“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应对共产党方退出政府的决定，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分共。内容是：“国民党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必须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所任党、政、军中的职务。共产党员不能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其它党。”汪精卫只是要求国民党员不准脚踏两只船，吃里扒外，不准共产党打国民党招牌牟共产党一党之利，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的事情。相反，汪精卫还想继续获取苏共经济援助，在政治上与中共藕断丝连。共产党在武汉仍然合法经营，照常活动。

这是共产党遭遇的第一次失败。但它不甘心，决定冒险搞暴动。

3. 共产党铤而走险武装暴动——遭遇第二次滑铁卢

（1）南昌暴动。国民党有几支军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约2万人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动成功，直接责任在负责江西省防务的第5路军（下辖2个军和教导团）总指挥朱培德“失职”。他事先获悉贺龙、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叶挺等和共产党要人来往频繁，知道有大事发生，但却请假上庐山“休息”，静观其变。南昌暴动2万人马本就是乌合之众，南下途中逃离过半。在广东的潮州地区遭到粤军围剿，随军周恩来等共产党大佬偷渡去香港后回到上海，朱德、陈毅收罗残兵败将约800人，进入赣、粤、湘三省边境一带苟延残喘。暴动惨败。

（2）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汉口开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动”。其中对历史发生了影响的都在湖南，有毛泽东在湘赣边境的暴动、彭德怀的平江县暴动、朱德、陈毅军队作为主力的湘南暴动（又叫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规模涉及七八个县数万众参加，持续时间达两三个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动。时值湘、桂两省军阀开战，湘南驻军调离。中共趁机先后在七八个县组织暴动，占领了8个县城，恢复在马日事变后偃旗息鼓的农会、农民自卫军。共产党组织由隐蔽转为公开，共产革命死灰复燃，残暴血腥恐怖更甚于之前。据共产党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回忆：在暴动前，上级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印象里却很深地留著有：‘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语句。”要“极端严厉、毫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不许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等。”

暴动开始后，“湘南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五华里（原来指示烧掉公路两旁30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

共产党烧杀抢激起民众无比愤恨，被迫卷入暴动的人纷纷“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红袖标，戴上白袖标，加入反共民团，保家保村庄，杀共产党干部。其中郴县反水民众杀了县委书记和其他县委干部。在政府军队来到前夕，朱德、陈毅和各个县委带领暴动队伍仓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据黄克诚回忆，有一个叫刘英的，大约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他在农民暴动时，拿著一把刀赶来参加，路上遇见一个“土豪劣绅”，就拿刀把他杀掉。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捆送到民团被杀。许许多多参加暴动、积极打“土豪劣绅”的农民被杀。包括尹子韶带领的县警卫团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条枪还在桂阳，后来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连朱德留在永兴的一个主力排也和他们一起损失了。

如果说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是在共产党控制了省、县政权（国民党党部）后的自上而下的共产革命，湘南暴动则是共产党“在野”后，利用控制的武装搞的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的共产革命。追随与被迫卷入者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根本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共产革命从来不得民心。追随与卷入者类似历朝历代社会乱局中出现的土匪，打家劫舍罢了，多是出于从众心理，和共产政治革命属性无关。

在湘、桂军阀战争停息后，湖南政府军回头镇压暴动，朱德带领自己的一个团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冈山，尾随的有落荒而逃的几千农军（拖家带口）。湘南暴动和其它暴动一样彻底失败。这是共产党第二次滑铁卢。

4. 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铁卢——8万人败走江西，逃到陕北剩下万余人

朱、毛红军在赣南（包括闽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三路人马共四五千人，草寇，从1929年初下山后，竟在赣南横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据二十多个县，红军最多上10万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史都归结为当时军阀混战，无暇剿共，但实际也与蒋介石中央军和军阀内部复杂的关系有关。

1933年底，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广东军阀陈济堂在赣粤边境堵截红军，结果陈济棠事先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借道粤北（去湖南、广西）”，“粤军不拦头、不断中，只追尾”，即等待红军人马走过后尾随放空枪，目的是敷衍蒋介石。红军8万人包括印刷厂机器在内都随军搬运走了。所谓突围蒋介石的“五道封锁线”是子虚乌有。蒋介石只是驱赶红军出他的地盘。

湘江战役网开一面。被国、共双方都渲染的湘江战役，实际是桂系军阀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湘江的。按照蒋介石统一指挥：以广西省全州县为界，以北的湘江东岸由湘军封锁；包括全州在内以南的湘江东岸由桂军封锁。南北夹击围歼红军。得知红军进入全州境内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借故南撤驻守全州一线100公里的守军，故意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江。蒋介石得知急令湘军南下接防全州。由于路途几百公里，赶到全州时候红军已经先期占领渡口并在周边布防停当。湘江和红军展开血战，结果还是有近4万红军渡江西去，打死打伤打散4万人，活捉7千人。血染湘江，尸塞断流。但中共大佬全部漏网。

四川军阀刘文辉放红军过川康。四川军阀刘文辉防区范围为四川西北，即红军“强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铁索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近千公里地段都是刘文辉的防区，叫川康地区。刘文辉和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早有交往，放任红军过境。否则，该地段山高谷深崎岖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本插翅难逃。

红军逃到陕北后，只剩下1万余残兵败将。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滑铁卢，也是最后一次。咸鱼能否翻身呢？

（二）苏共插手，共产党咸鱼翻身
1.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让其两败俱伤是中共假话。疲惫不堪的红军万余人在极端贫穷的陕北陷入困境，东渡黄河去富庶的山西打劫。阎锡山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封锁黄河西岸渡口，切断红军回陕北的归路。张学良阳奉阴违，使红军满载而归，所抢财物够半年给养。张学良在陕西有20万精兵强将，怎么打红军会两败俱伤？张学良早就勾结中共，以图通过中共媒介得到苏俄援助。

2. 与苏俄、中共谈判重蹈政治覆辙

（1）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1935年7月3日，蒋介石派孔祥熙会见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10月18日晚，蒋介石亲自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向苏俄表达签订两国军事互助协议，目的是拉拢苏俄共同对付日本。苏俄方要求先签订贸易协议，后签订军事协议。蒋介石还安排中国驻苏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去与北伐战争时期的苏共军事总顾问加伦进行会面，加伦给蒋介石当顾问约2年，目的是希望加伦出面游说苏俄高层，尽快签订军事协议。

蒋介石派人在莫斯科会见王明。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实际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是通过苏俄驻华大使要求苏俄指示中共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并归降政府，遭到苏俄大使的回绝，转而派邓文仪直接在莫斯科会见王明。1936年“1月13日开始，到2月23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邓对王明说：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

（2）中共耍花招得以咸鱼翻身

蒋介石方面从1937年年初开始，到7月，先后和中共方进行了5次谈判。斯大林在2月释放蒋经国回国。7月，蒋介石正式批准收编陕北红军为“国军”，4.5万人编制，军饷、军服、武器弹药由政府发放，番号第八路军，划归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指挥，设置陕甘宁边区为省级行政区，实际是给共产党“合法”统治的地盘。中共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享受政府军待遇，划归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毛泽东们欣喜若狂。咸鱼终于可以翻身了。

毛泽东一开始就耍弄蒋介石，指示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本不接受战区司令部指挥，不固守在指定防区，而是去“敌后”抢占地盘，甚至军事进攻驻防的国军。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军陈毅部违犯军令从苏南偷渡长江，进占苏北国军苏鲁战区司令韩德勤（兼任江苏省主席）防区，拒不退出。并设计围歼了韩部2万余人，此战役叫“黄桥战役”。这整个战略计划事先由毛泽东设计，指示山东八路军一部南下苏北与陈毅部南北夹击苏北国军，独占苏北地盘。

对八路军、新四军拒不服从军令，“游而不击”，专门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叛国行为，国军将领们，特别是受到攻击国军战区的将领，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命令打击。但苏俄驻华（重庆）大使就威胁说：如果蒋介石反共，就中断援助。蒋介石不愿得罪苏俄，压下了将领们要求反制中共方军队违反军令、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要求。

八路军的防区原本划定在晋东北五台山周边几个县，后允许扩大到二十余县，又同意共产党方建立晋察冀行政区。但共产党还不满足，根据毛泽东预先战略，分兵去河北、察哈尔、河南、山东等“敌后”抢占地盘，招兵买马，建立共产党政权。在“敌后”山东，国民党政府从省到县都有留守政府和军队。八路军擅自进入山东后，经常袭击国民党政府的敌后地方政府和驻军，抢夺地盘。蹊跷的是日军主要攻击对象是留守的国军，很少打属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长江以北新四军计划发展到20万。

抗战结束，共产党拥有了120万正规军，还有非正规武装数十万；占据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盘，具备了和蒋介石逐鹿中原的资源。共产党咸鱼翻身了。

（三）美国决策错误是国军败于共军的主要国际因素
1.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和美国、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整个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8%。而苏共获得约110亿，占22.76%。但中国政府并非无偿获得美国援助，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相当于1亿多美元。抗战结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密约，主要有外蒙独立问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享有东北特权问题等，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为中共夺取东北埋下了伏笔。

当时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为“在野党”，合法地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对等“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偏袒共产党方，使国军失去战略优势。

最要命的是从1946年8月开始对民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导致东北50万国军（美式武器装备）战斗力锐减，受严重影响的还有华东国军精锐部队。

2. 苏俄在东北给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把被俘虏的满洲国几十万军队交给中共，但当时美国政府错误决策背弃国军是主要国际因素。

（四）时局逆转
蒋介石即使收编共产党、允许它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咸鱼翻身了，但抗战结束时国军仍然占据优势力量。蒋介石独裁的民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国内民众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非共产党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压倒共产党的优势。但此时国军因为长期抗战已经伤痕累累，伤亡惨重，中共却在大后方养精蓄锐。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包括蒋介石身边已经布下了重重间谍，让中共高层对国军的决策了如指掌。国民党的腐败，也让中共政治宣传颇为得势。与此同时，蒋介石希望不战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谈判，结果引入美国政治干涉，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认可中共在中国政治游戏中的合法地位，并派亲共政客马歇尔代表他来中国充当国共和平谈判调停人。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战后经济援助，不采纳党内反共派提出的不与共产党谈判、坚决武力剿共的主张，导致政治上失去主动权，军事战略上不首先清剿华北共军而派重兵去争夺“飞地”东北。

在蒋介石、美国、苏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变方向，国军可能都不至于最终败于共军。

四、结束语
中共把它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28年共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就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杀乡村中具有较高文化和较高生产力，并引领乡村社会不断向现代文明前进的阶层并掠夺其财产的反人类犯罪行动，其革命的关键环节是颠覆民国各级政府，然后使用取得的政权的力量（暴力）改造乡村社会。

如在乡村先后发动的所谓农民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间的北方“解放区”土改为例，它根本就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同时遭到地方基层干部的抵制，因为经过中共在抗战期间假抗战之名的敲诈勒索和盘剥，抗战前富裕的农户大都完全破产成为贫民，大多数村庄已经没有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农户了，抗战结束，都梦想能够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产党刻意谋划的旨在制造社会矛盾、分化民众并挑动一个群体去斗争杀戮另一个群体同时抢劫财物的恶意的反人类罪恶行为。在山西最贫穷的晋绥边区，有的村庄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样才有斗争对象，抢劫对象。不是抢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财物。贫农对分土地根本没有兴趣，希望分浮财（地面上的财物），挖地财（埋在地下的）。在山东，“地主”没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乱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补瘦”，目的是瘦“中农”，肥“贫农”。同时进行整党运动，叫“搬石头”。基层干部大都抵制土改，是阻碍土改的石头。干部家庭一般都较普通农家富裕，打成地主斗争可以分得浮财、挖得地财。干部平时给政府催粮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产党就是挑动矛盾搞群众斗群众从中得利。共产党在北方土改运动的三四年间直接杀害和间接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在1030万人以上。整个“解放区”人心惶惶，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社会恐怖，遍地饥荒。带了血债的积极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一条路；没有带血债也只有跟共产党才能活命。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于是共产党就把所有人捆绑在它的战车上了。这就是“土改使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真相。当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党运动，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于引起党内干部普遍不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饥荒更加严重。

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大标志。连马克思主义元老恩格斯都写进他的书里面的，何况共产党的所谓公有制就是党有制的代名词，给贫农分土地的目的是暂时利用其为共产党充当打手。紧接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体农民的土地就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充公，属于共产党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贫农在内，没有任何人真拥护农业合作化，共产党是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强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之前共产农民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又共产农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家具甚至锅碗瓢盆，还有私人喂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为镇压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1955年的“社会镇反运动”逮捕了七十多万人，为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路，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

中共建政后从土改运动（指南方）开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语）。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实际被杀的人数更多。如四川涪陵县土改运动，所杀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数的约千分之四以上，约4,000人。其中清溪区，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见一次就枪毙二三十人。罗云乡，仅一次就枪毙十多个人。蔺市区，枪毙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杀人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土改大肆杀人，如刘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不但震慑地主，同时还震慑农民，否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会有如此顺利。杀人立威贯穿共产革命和专政的全过程。

还有1959年开始延续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数根据本文作者抽样调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万至1亿2千5百万之间。在特大饥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饿死人数约在4千万左右。结束饥荒是在1980年农民自发性搞包产到户后。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在专了党外（体制外）阶级敌人的政后，就专党内（体制内）的右派、右倾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整走资派、文革整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后又反林彪集团、反四人帮等。共产党革命和专政犹如一架庞大的永不停息的绞肉机，可能绞杀所有人。（限于文章篇幅，不谈1980年后的反人类犯罪）。

中共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反人类犯罪的历史，恐怖主义屠杀和掠夺的历史，对其百年犯罪进行清算，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罹难者的悼念。

百年中共，一部叛国史和卖国史

作者 陈破空

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搞了一个党史展览馆。展出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各阶段的图像或雕塑，然而，却回避了党史中至少一半的重大事件，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屠城、迫害信仰群体等。选择性的展示，对应选择性的隐瞒。向人们展示表面的光鲜，却隐瞒内在的肮脏。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所有它今日所诬指的反对派的一切罪名：勾结外国势力，搞乱国家，颠覆国家，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甚至于，充当卖国贼和汉奸。

早期中共，在江西建立国中之国，自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图谋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全力剿共，中国险些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可见，中共建党，一开始就犯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意图出卖领土等叛国罪。

当时，日本进据东北，扶持满洲国，国民政府备战抗日，但盘踞江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完全不顾及保家卫国、保卫中国，提出的口号竟然是“武装保卫苏联”。当时已经退出领导层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对这个口号，竟遭毛泽东等人把持的“中央”开除出党。中共不仅奉旨俄国人传来的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而且接受俄国人的顾问、领取俄国人的经费，故而发誓“武装包围苏联”。在这里，中共明确犯下里通外国、勾结外国势力、分裂、颠覆和出卖国家的叛国罪。

在国军五次大规模围剿下，共军在江西溃败，被迫从江西流窜到陕北，意图背靠苏联，重谋鼠起。当时，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部署保家卫国，其中一环，是“攘外必先安内”，拟先剿灭中共这个心腹大患。但中共却狡诈地利诱、利用国军中的军阀张学良，加上已经潜伏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突袭扣押到西北考察的蒋介石，配合苏联指示，逼迫蒋停止剿共。中共得以苟延残喘，中国历史就此逆转。

日军全面侵华，中日战争全面开打，始于卢沟桥事变。根据大量史料，这一事变，乃是共产党精心策划、通过它的别动队施行，挑起日军与国军冲突，再利用潜伏在国军中的中共军官，活生生地，把一起卢沟桥事件，演绎成全面的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开打后，在蒋介石的号召下，国军奋起抗日，浴血抗战，付出重大牺牲。然而，中共，却在毛泽东的算计下，不抗日、暗中与日军勾结，图谋让日军消耗、消灭国军，共军则火中取栗、抢夺地盘、壮大武装，为战后下山摘桃子囤积实力。在八年中日战争过程中，中共干尽了通敌、卖国、充当汉奸、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日本在太平洋遭美国打败后，宣布投降，并从中国撤军。果然，共军开始下山摘桃子，突袭因浴血抗战、消耗过半、精疲力尽、还要守护漫长国防线的国军。中共通过无处不在的谍报战、毫无底线的超限战，并在苏联支持和残余日军的扶持下，打败了国军，夺取了政权，从此把中国拉入专制复辟、血雨腥风、暗无天日的当代奴隶社会。

在历史上，俄罗斯侵略中国最多，掠夺中国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4个台湾。自辛亥革命后，历代中国政府不承认中俄边界，官方地图上以虚线示之。但到了江泽民当政，竟然主动与俄罗斯媾和，划定中俄边界，意图使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成为双方认可的既成事实。江泽民卖国，成为中共卖国、叛国的升级版。

纵观中共的发迹史，就是勾结外寇、祸害中华的历史。论近代中国之外寇，莫过于俄国和日本。中共通俄、通日，与苏军明的结盟，与日军暗通款曲，联手夹击国军。这两大史实，铁证如山，把中共永远钉在了汉奸和卖国贼的历史恶名册上。

中共当政，千百万人头落地，千百万人被活活饿死，这已是铁板钉钉的反人类罪；引进外来的马列主义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证明中共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意识形态上的外来政权，与历史上的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外来政权毫无二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至今阻碍中国的民主与宪政之路、顽固坚持剥夺中国人民的天赋人权，更是行迹昭然的叛国行径。

当今中共，口口声声反对台湾独立，无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无任何关联的基本史实，乱喊“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并单方面上纲上线到所谓“民族大义”，又在所谓“统一大业”的幌子下，不断派出军机军舰袭扰台湾，极限威胁台湾，声称随时攻打台湾。然而，当年盘踞延安的中共却是这样昭告世人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1947年3月8日，中共《解放日报》社论）

这就是中共，前后不一、自相否定、自食其言的厚黑集团。当今它所宣扬的所谓“爱国主义”，不过就是愚弄中国人民、维持中共一党专政的工具。这种“爱国主义”，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暗自窃笑不已。

中共进攻香港，砸烂“一国两制”，砸烂东方之珠，中南海宣称“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决心”，其实，真正的意思却是：不要低估我们维护既得利益和腐败所得的决心。比如，有消息披露，中共第三号人物、人大委员长栗战书，通过其女儿和女婿，在香港拥有的灰色资产就高达百亿港币以上，他怎能容忍香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进而拥有民主选举的完整监督机制？

中共高官，栗战书们，为了保住他们的家族利益，把香港当成其家族的摇钱树和洗钱中心，当然要不惜一切，阻挡香港的双普选之路，而且不惜一切，砸毁香港原先拥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悍然砸毁“一国两制”，公然背信港人，是中共最新犯下的叛国大罪。

其实，拒绝建立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拒绝公布领导人财产、拒绝司法独立的中共统治集团，等于公开宣告：我们就是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我们就是要贪污腐败，我们就是要掠夺中国人民、坑害这个民族。永不停手，腐败到底，其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叛国和卖国。

百年中共，在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之后，更图谋统治和奴役各国人民；在祸害了中国之后，开始祸害世界。除了对内镇压带来的对外威胁，近年这场源自武汉、祸及世界、无一国得以幸免的大瘟疫，就是无情的、铁的见证。

中共的所作所为、败行劣迹，玷污了中华民族的名声，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丧权辱国，另一种意义上的叛国。

这是真正的百年国耻。中国人语境，每道“百年国耻”。然而，曾陷入重重误区。国耻，或百年国耻，从来不是外国人所加，从来就是本国统治者所为。落后不会挨打，愚昧才会挨打，腐败才会挨打，专制才会挨打，这是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颠扑不破的真相。举凡清英战争（1840年）、清英法战争（1860年）、清日战争（1894年）、大清与八国联军之战（1900年），其中的因果关系，概莫例外。

中共貌似强大、傲慢而猖狂，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不过是一股逆流、一瓢浊浪、一抹污泥，终将被历史的巨浪所吞噬。罗马尼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独裁者倒台之后，遭审判或处置，都被论以叛国罪。同理，未来中国，当邪不压正的那一天到来，中共头目，除了他们累累的腐败和谋杀罪行，更终将以叛国罪受审，并遭到公理和正义的裁决。

中共摧毁传统文化与道德

作者 高天韵

中国，孕育和承传了五千年辉煌文明。曾经，文物古迹遍布于神州大地，辉映上天的造化、先人的智慧；曾经，古老的价值观代代相传，维系社会的稳定与谐和，激发盎然的生机与创造力。然而，中共建政后，宣扬阶级斗争和无神论，从器物、精神、信仰、人才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摧毁传统文化，令几代中国人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导致大陆乱象丛生，危机四伏。

一、毁灭文物古迹 残害文化精英
文物古迹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历朝历代留下了数不清的杰作：城墙、城门、庙宇、宫殿、桥梁、楼阁、民居、书法、绘画、服饰、雕塑、陶瓷、玉器等等，从创意、造型到色彩、工艺，再到其中蕴涵的哲思，每一件都引人惊叹。那是点点星光，折射出历史长河的璀璨，又如一条瑰丽的纽带，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然而，这些宏伟、古朴、秀丽、纤巧的器物，却被中共视为封建、落后，被疯狂地砸毁、铲除。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大陆各地相继推倒了古代城墙和城门，破坏了原有的城池格局。在天安门南端，曾有一座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中华门”，此门是明、清、民国三朝的象征性国门，中共当局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将其拆除。

文革掀起“破四旧”之风，要扫除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引来一场文物之殇。1966年8月起，北京及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砸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开棺掘墓，查抄和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典籍、私人财产遭到疯狂洗劫。

1966年11月10日，二百多名红卫兵冲到山东曲阜造反。29天内，他们扫荡了孔府、孔庙、孔林，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毁坏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5000多株古松柏被伐，2000多座坟墓被盗掘。

公开资料显示，在文革中，湖南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陵墓被刨挖，焚骨扬灰。内存物被抢夺一空。山西舜帝陵也被毁。陇西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万寿山顶，千尊琉璃浮雕佛像尽毁。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欧阳修所记醉翁亭，内有苏轼手书刻碑。乱民不仅将碑砸倒，还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

北京学者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街头焚烧。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业主郭琳爽被中学生抄家，所藏百余件名贵玉器砸毁无遗。

此外，文革期间，大批文化知识精英惨遭横祸，国学大师、文学翻译家、音乐家、戏剧表演艺术家，泰斗、名流，一个接一个含冤自尽或被迫害致死。

仅以上海为例，1966年9月2日夜，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在上海音乐学院，有五位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1966年9月6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同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开煤气自杀。1967年1月31日夜，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在受到造反派的羞辱和威胁后与母亲、弟弟开煤气自杀。1968年，著名音乐理论家沉知白教授自杀。

文革结束了，文化劫难却未终止。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诸多城市和乡村大搞土地开发，以“发展”为名拆毁了大批传统建筑，包括四合院、民居、古桥、古庙、宗祠、牌坊等，同时销毁了与之连带的、传承千百年的古代科技、文化、艺术与民俗，导致全国千城一面、假古董盛行。

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据大陆媒体报导，2011年5月，辽宁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调查时，全省共有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和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辽金元时期的护心屯遗址，2009年因城市改扩建，农村变社区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北岗子遗址，因修京沉高速公路卖土绝迹……

2011年底，中国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万6001处，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北京地区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高达969处。

有人说，今天，文物毁灭速度是文革的700多倍！

知名古都保护工作者华新民女士痛心地说：“从北京到全中国，就这么无情地拆呀拆呀，我们还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2019年4月，当世界关注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时，大陆网友由此讨论中国文物的命运。作者“量子妹”说，“当你在为全世界哭泣时，请留一滴泪给自己，因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有N个巴黎圣母院要么已经被摧毁，或者正在被摧毁。我们该如何守护它们？”

二、否定传统 打倒圣贤
文革“破四旧”鼓动全民与先祖之文化财富决裂。从先秦诸子到其后历朝历代的学说及著作，从礼仪制度、文学艺术到教育思想，从衣食住行、年节娱乐到婚丧嫁娶，从内在心理到外在风气，中共把传统的一切都视为落后、腐朽，坚决予以剔除。

九评编辑部著作《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写道：“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封资修’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伟光正’，或者为今天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

中共在打倒圣贤、丑化历史名人、歪曲经典著作时，往往回避其所倡导和体现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轮回观等精髓，而是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批驳和反面解读。这一做法持续至今，与销毁文物、屠杀文化精英相结合，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断层。

三、变异宗教 迫害信仰
几千年来，世间正教都是教人向善、归真，而中共却严禁党员信教，而且禁止民众自由地追寻信仰。它的目的就是强迫人们远离神、拜倒在党的脚下，与其共同作恶。

《九评共产党》指出：“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九评之六 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中共在清除宗教的同时设立了宗教事务局，以“指导”、“审核”为名严控境内的宗教活动，并以“爱国”相要胁，要求宗教人员遵循“党的领导”。文革后的几十年间，中共变换手段，打著宗教改革的旗号，营造宗教自由的假象，实际上是要从内而外地改变宗教实质，企图把各种宗教都异化为替中共的宣传工具。中共一方面培植跟党走的红色假信徒，另一方面加紧监控宗教场所，并且残酷地打压那些追求信仰自由、不向中共屈服的信众。

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传出，净化身心显示奇效，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至1999年初，中国大陆约有7千万至1亿人学炼法轮功。当时全国人大的调查结果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时任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巨大感召力又妒又恨，宣扬无神论的中共亦十分恐惧法轮功的精神力量。于是，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迫害数以千万计的善良修炼人，这实际上是中共“假、恶、暴”基因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挑战。

2016年9月13日，余文生等维权律师在天津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进行无罪辩护，余文生律师当庭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违法违宪，法轮功学员所展现出的境界“已被看作中华复兴，道德回升的希望。定罪这样的好人，打压‘真、善、忍’信仰，就是无视自己的良知，在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毁我道德，毁我美好，毁我希望！”

2017年12月，大纪元披露，1999年，时任中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在一次讲座中表示，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他说，中共在其五十年的统治中，将中国现存的各种宗教转变成了中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中共政治服务。

2018年3月，中共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共统战部，“宗教中共化”的政策被延伸。自那年5月起，当局强制大陆各地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在显著位置悬挂五星红旗。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强拆了近2,000个十字架，强制地换上了五星红旗。

四、党性压倒人性 颠倒善恶 颠覆道德
《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是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党，暴力和谎言是中共的基因。因此，这个党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仁、义、礼、智、信”理念必然不可兼容。这便解释了中共为何仇视和摧毁传统文化。因为只有砸烂美好的一切，中共才能确立党所需要的“道德”原则，才能无所顾忌地欺骗和利用人民。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写道：“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这样一来只要挂著‘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多么高尚，也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第四章 共产邪灵，毁人不倦）

中共要求党性压倒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了维护党的统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滥杀无辜。中共暴力属性的外在表现之一是宣讲“斗争”，例如鼓吹“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从土改到今天，中共一直杀气腾腾，不断地杀人立威，制造恐惧。这也是消灭人的本性善念、消除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过程。

日复一日，中国人被强令听党话跟党走，被迫沉浸在狼性的“教导”中，同时被抽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那么，不可避免地，因为持久的恐惧与欺骗，人的思想便一步步朝著党所要的冷酷、自私、残忍的方向转化、变异。

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充斥著父母、子女、夫妻、同事、朋友之间互相揭发的人性悲剧。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事情更加普遍。

和凤鸣女士曾任《甘肃日报》编辑，她的丈夫王景超在“反右”中被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在那里活活饿死。和凤鸣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月内就打死1772人。学者丁抒有评：“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王友琴在《芝加哥大学的文革受难者》里记载：“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在（北京大学）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的话，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后被枪毙。当时张红兵还被宣传是“大义灭亲”。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张红兵的行为说明当时的洗脑教育，是怎样泯灭了亲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变成魔鬼。”

浙江民运人士黄河清在《告密与特务统治》一文里讲述了邻居向领导告发他的事件，他写道：“邻居卖了我，领导人又卖了邻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变得格外丑恶下作。这种告密制度已经演变成一种党文化，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墙旮旯，充斥著6亿、7亿、8亿、10亿、12亿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种种切切、点点滴滴。一斑可窥全豹，中国大陆的人心被中共糟蹋到何种程度！”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颠倒善恶就更加明显。江泽民为了维持镇压，大搞腐败治国，引诱大批官员参与和配合镇压，因为这是跟党走、站稳立场的一种表现，而且还能让你升官发财。此外，当局鼓励民众举报炼法轮功的邻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甚至为此给予奖金。这实际上是逼迫全民与“真、善、忍”为敌、放弃良知。

2016年，北京地产大亨、出身中共高官家庭的任志强质疑“党媒姓党”，被党媒批评是“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这充分说明，中共所要的，就是党性的猖狂、人性的泯灭。

不难想像，当人性被泯灭，当传统和普世的价值被推翻，这个社会将发生怎样灾难性的变化！

五、中共破坏传统带来的恶果
《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中国大陆的现实印证了《九评》的剖析。2018年6月20日，甘肃庆阳市西峰区19岁女子李奕奕跳楼身亡事件引起震动。当时，不少围观群众起哄大喊，“你到底跳不跳啊。”有人慨叹：“这个社会畸形到了什么程度了。”

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市中心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开车撞车、碾人、持刀捅人。现场视频引大批网民惊呼：“不敢相信，我可爱的南京怎么这样了？”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变成了什么样？金钱至上、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成为“主旋律”。越来越多人不屑于行善积德，不羞于互骗互害、不耻于暴力攻击。假货、假药、毒食品泛滥；毒奶粉、毒疫苗残害了数百万儿童，家属上诉无门，反成“寻衅滋事”。人们路见老者倒地，不敢伸手相扶；路人看到儿童被车碾压，视若无睹。恶性案件频发，腐败、吸毒、性侵、盗卖器官、告密领赏等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众多坚守正义良知、守护传统的真正爱国者却遭到无情打压和迫害。置身于这个放纵魔性、抑善扬恶的社会，每个中国人都随时可能成为灾难和意外的受害者。

2015年，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对外媒表示，“每个人都想，习近平也得想，为什么经过了共产党60年的领导，像他所说的‘没信仰没道德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就是共产党没道德，共产党没信仰，所以才把老百姓教坏了。”

一个否定和摧毁优秀民族传统、残害文化精英、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政党，不可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也不可能为人民谋福。此际，透视百年党史，辨识中共破坏传统文化之祸害，有助于我们回归传统，回归普世价值。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党

作者 王友群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中共经常高举“爱国主义”旗号，利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幌子，批判“台独”、“藏独”、“疆独”、“港独”，这个“反华”，那个“卖国”。其实，中共根本不爱中国，中共曾大张旗鼓地在中华民国境内搞“共独”，中共是当代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卖国党。

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党操控下于1921年7月建立的。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目的，从国际上说，就是保卫苏联；从中国国内来说，就是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建立一个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国家。

从1921年开始，作为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长期围绕苏共的指挥棒转，以维护苏共的利益为最高行为标准，成为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苏联共产党指挥中共叛乱的据点，张下令逮捕了正在这里开会的39名中共党员，并根据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公开发表的“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夺取的中国一切领土”、“将沙俄夺取的中国一切东西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由苏联掌控的“中东铁路管理权”。

但是，苏联共产党不仅不承认自己以前的两次对华宣言，而且在1929年7月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借机发动入侵中国的战争，动用海军、陆军、空军、骑兵、炮兵等，向中国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强行夺回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还趁机强占了中国的黑瞎子岛。

苏军侵华战争打响后，1929年9月2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发给中共的命令中指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中共不仅不谴责苏联共产党背信弃义，入侵中国，反而积极响应斯大林的号召，一再发表通告，抨击国民党“向苏联进攻”，呼吁中共党员“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

1929年11月，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之后，遍及中国城乡各地的新一轮武装暴动接连发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中共多次响应苏共号召，掀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浪潮。

建立“国中之国”
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选择在苏联的“国庆日”，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仿照苏联模式，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天，中共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指出，其目标是“不但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

当天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也就是说，中共率先搞起“共独”之后，还要煽动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弱小民族”都起来“搞独立”。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谁“搞独立”，中共支持谁。

对中华民国而言，中共成立这个“国中之国”，套用今天中共的话说，是犯了“分裂国家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个非法政权发动了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从江西撤退，开始所谓“长征”。

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道：“这个在莫斯科指导下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却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勾结侵华日军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充分利用日军侵华、中华民国军队受到重创之机，与日军勾结，使中共军队得到大规模扩展，为日后颠覆中华民国创造条件。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来电完全清楚地证实：中共领导人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著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书中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情报人员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的黑幕。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毛泽东下令逮捕。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年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周指示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感谢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美元。

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毛泽东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多次反复感谢日本侵华。比如，1964年7月10日，毛接见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时，佐佐木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毛感谢日本侵华还体现在不要日本一分钱的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像是参战国。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参战国获得日本战争赔款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越南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未参战的国家马来西亚要了2500万新元，韩国要了3亿美元；中立国瑞士要了11亿日元，西班牙要了20亿日元，瑞典要了5亿日元，丹麦要了7亿日元。

1953年到1977年，日本和二十多个国家签署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约5,000亿日元。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中共却一分钱不要！

出卖领土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以来，在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上，是出卖中国领土最多的党。

在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当政的时代，中共在处理与朝鲜、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边界问题上，都存在卖国问题。

1962年10月12日，中共与朝鲜签订边界条约时，将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天池的54.5%，图门江江源地区12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无条件送给朝鲜。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因领土争端爆发边界战争，中共军队突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迅速推进到中印传统边界线。但是，到11月21日，中共突然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主动后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印军很快返回，获得比战前更多的地盘（共计9.21万平方公里）。这场战争，中共大胜而失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9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完全承认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条约，将先由沙俄侵占的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其中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等。

2002年，江泽民决定跟俄罗斯“大体平分”中国的黑瞎子岛；将黑瞎子岛的一半（约164平方公里）无条件送给俄罗斯。

对于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江泽民在跟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签订边界协定时，也慷慨得很。比如，中塔有争议领土面积2万8000平方公里，中国仅得3.5%。

此外，浸透了中国军人鲜血的云南老山、者阴山和广西法卡山的一部分，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白龙尾岛，也被江泽民无条件送给越南。

上面提到的这么多中国领土被中共出卖给外国，有一个中共的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组、党委、党媒公开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吗？答案是：没有。

中共卖国的原因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表象与本质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剖析后发现，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

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线，随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样的领土问题，在中共话语体系里，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答案，且中共认为，这两个答案都对。

比如，中共一会儿对英国人说，香港的“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1997年，“中共国”建立48周年时，中共必须收回，否则，“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一转脸，中共又对俄国人说，黑瞎子岛的主权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2002年，“中共国”建立53周年时，中共不必收回。不过，不收回也没关系，中共可以继续当政。

中共唯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在中共看来，只要有利于维护中共的权力，它什么都可以做。当它觉得对手强硬，它会退让；当它觉得对手软弱，它会显示强硬；有时对手并不强大，它会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它有时表现出“卖国”，有时表现出“爱国”。

对于没有底线的中共来说，“爱国”或者“卖国”都是手段。时机和条件一变，它说翻脸就翻脸，立即摆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

中共政权 黑帮 流氓 邪教

作者 王赫

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它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哪些东西？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国家的选择和人类的未来，因此不能不慎重。本文先概述中共百年“成绩单”，再从意识形态、党国体制、党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中共何以取得如此“成绩”，最后给中共政权定性。

中共百年“成绩单”
中共这一百年中，前28年打江山，最大的成绩是把中华民国赶去了台湾，独霸大陆。后72年“治国理政”，其总成绩用当局的话说，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意，此小康非传统中国所说“大同、小康”中之“小康”）。果真如此吗？

本文主要讨论中共后72年的“成绩”。讨论应该基于事实。讨论之先，提请读者特别注意一点：中共所提供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问题。众所周知，证人在法庭上作证，需要宣誓，宣誓时往往说这样一句话：“我所说的都是事实，并且是全部事实”。如果说的不是事实，或者不是全部事实（问题往往出在这点上），那就是做伪证。讨论中共的“成绩”，我们可不能被“伪证”带著跑。事实上，做到这点非常的不容易。的确，中共每年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等大量数据；但是，公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国内外却遭普遍质疑，中国被称为“统计学家的地狱”；同时，中共又控制著国家所有的数据、档案、信息，控制著新闻媒体、学术研究、教育，控制著国际交流……因此，在中国探求事实真相并非易事。

中共总结其72年“成绩”的要点：第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了；第二，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经济增长奇迹”（例如人均GDP过万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一是“社会稳定奇迹”（例如，邓小平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此外，还有所谓“脱贫奇迹”。

这些“政绩”是否属于事实，争论甚烈。本文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只是为上述“政绩”提供一个中共刻意回避的背景，也就是作为中共国72年历史基本事实的八个方面，这样才便综合权衡中共的“成绩”：

——杀人。多方推算，和平环境下，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因“人祸”而造成的“三年灾害”时期之人数，当超过八千万。远远超过中国历朝非正常死亡人数之总和，也远远超过日军侵华造成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之人数，亦超过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死亡人数之总和。

——卖国。中国陆地面积，中共各省数据汇总只有9,338,226平方公里（据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分省中国地图集》），少于惯称的960万平方公里，更少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11,418,194平方公里。中共之卖国远甚于石敬瑭。

——劫财。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普遍贫穷，跃升到今日世界贫富差距最高之列，“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也仅“5%的人口掌握了60%财富”），“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故老百姓曰：“解放是抢劫，改革是分赃”。

——奴民。一般讲国富民强，中共则搞国强民穷。故一则与民争利，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国进民退”，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鸟笼经济”；二则愚民，钳制民智发育，无思想、学术、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故文革可一呼而起也。

——人口乱。“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并行，实为大屠杀。1980至2009人工引流产2.75亿例（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长期“计划生育”严重扭曲人口规律，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人口老年化严重。危机举世独一无二，危局几近无解。

——生态毁。战天斗地，“改造自然”，致使黄河断流、长江“无鱼”、青藏高原生态崩毁、森林危机、土地荒漠化、水污染与水短缺、阴霾翳空、垃圾围城。从“大炼钢铁”、“以粮为纲”运动到“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经济增长（单位资源产出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十分之一、二），仅七十年，“国破山河已不再”。

——传统断。五千年风霜雪雨、金戈铁马、沧海桑田，中华血脉、文脉、国脉连绵不绝，每朝神采斐然；然而，仅仅几年时间，“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横空出世，一朝尽毁，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绝无仅有的党文化体系。今日中国人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儿女”差之远矣。

——道德残。传统中国的“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被“亲不亲，阶级分”所代替，而又“一切向钱看”，导致社会衰败（互害社会），“宰熟”、老人摔倒不敢扶、“现在强盗在公安”、砍杀小学生等等不一而足，大陆几成狼世界。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共为什么能这么做？

综合权衡中共所宣称的“成绩”与其刻意回避的背景，我们就朝事实真相更进一步了。据此，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共真坏，中国人真苦，中国真危险！

不过，本文要问的是：中共在72年统治里，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能这么做？《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两书，对此问题有全面、深刻剖析，可资读者进一步研读。本文仅对意识形态、党国体制、党文化三个因素进行概略讨论，分列如下。

意识形态之邪恶至极
中共并非中国历史文化的自然产物，而是在世界近代史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被苏俄（苏联）强行移植过来的。中共的意识形态，源自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在这本小册子里，马恩提出“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且，公开宣布——共产党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邪恶的理论：全盘否定人类的既往文明，无论是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还是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都统统打倒，暴力至上；以建设“人间天堂”的名义来摧毁这个世界。可以说，马恩就此为喧嚣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一个邪灵。

但是，它居然能诱骗世界上许多人相信了，从而演变为罪恶的实践。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后，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地球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政权。从此，共产党所到之处伴随著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从苏联、东欧多国、中国、朝鲜到柬埔寨等等无不如此。这无数暴行、兽行的思想根源，就是控制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一切灾难都是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著的，就绝不是个人问题、个别问题，而是体系问题、普遍问题；就也绝不是临时起意、随机所为，而是蓄谋已久、执意而行。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最鲜明的就是一个“斗”字，而这个“斗”的根源又是“恨”。就中共而言，从它的头子毛泽东起就高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并把这个“斗”字落实在“阶级斗争”中，诸如“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等等；同时，毛还有一种核战争狂热，高谈“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令人不寒而栗。直到今天，中共也没有本质变化，当局不是仍在大喊斗争吗（什么“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等等）？不是仍在大力发展核武器，拒不参加国际核裁军吗？中共构成了今日人类的最大威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讲阴阳平衡、相生相克，讲敬天崇道、盗亦有道，讲中庸中和、诚生万物，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中共将此破坏殆尽，而以“斗争”的绝对性来凌驾相生相克，这是一种无底线的坏，反自然反人性，的的确确是一种“反宇宙的力量”（《九评共产党》语），“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序言）。因此，中共敢做任何坏事、恶事、丑事。

任何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无视或低估，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202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反思美国对中共的错误估计——“随著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实现自由化，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他说：“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党国体制之癌变
中共敢做任何坏事、恶事、丑事，但能否做成，则需要一系列条件。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共能做成那么大、那么多的坏事，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党国体制的支持。

从人类历史看，党国体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迄今人们知晓和公认的国家体制，主要是三种，即专制、贵族（寡头）和民主政体形式。但苏俄问世后，出现了第四种——共产主义党治制形式。中共的党国体制在苏联的基础做了些改变，并还在动态调整中；但这个国家体制，从根本性上讲，是有致命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又是自身解决不了。邓小平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远不限于此），迄今没有实质改变（诸如党政不分、党凌驾一切、控制一切、“一切统一口径”、个人独裁等等），甚至还在倒退（例如2018年“修宪”）。

中共的党国体制，不同于当今世界上的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无论从普世价值、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角度讲，还是从管理常识来讲，都是怪胎，是必须予以革除的。这可从下面两个问题中得以印证。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党国体制最初来自国民党（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一度向苏俄学习），但国民党后来能够民主转型，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呢？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与共产党的有本质不同。这个话题很大，这里只简单提两点。第一，主义不同。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西合璧，是中国政治传统之精髓与西方政治文明之结合，民本、自由、共和、法治等是其价值观核心；且孙先生提出之“军政-训政-宪政”民主发展路径，又是国民党的路线图。

第二，国民党实行有限度的党国体制，保留和维护社会自由空间；而共产党则是“支部建在连上”，社会控制极端化，以杀立威。举例而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六百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由此可见其社会控制力度之大。两相对比，泾渭分明。（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一书，全面推翻中共近代史观，雄辩的提出：中共国乃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华民国才是走向共和之路。）

第二个问题，日本战后自民党也是长期执政（或谓“一党独大制”），为什么没有像中共这样滋生独裁与腐败？

日吉秀松写的“日本是不是一党制国家？”文章，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第一，日本绝对不是一党制，日本有众多的真正的在野党，一党独大也是建立在多党制度之上的；第二，日本有自由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使政治人物谦恭；第三，日本有言论自由以及成熟的舆论监督机制，新闻自由的影响力防止政客堕落；第四，三权分立与特别搜查部机构（类似香港廉政公署或台湾的特侦组），任何政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以上四点，恰恰是中共党国体制所不具备的，也是其所排斥的，因此独裁与腐败横行。百年之际，中共情势有如末路狂奔，而党国体制则成了其摆不脱的枷锁（中共自己也不满意，一直都在“改革”，但却无法重塑）。

党文化之毁灭人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共能做成那么大、那么多的坏事，在意识形态、党国体制意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党文化：党文化使中国人“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否则，如果中国人都有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怎么可能成功上演呢？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学生告发老师的人伦悲剧怎么可能在中原大地处处发生呢？

那么，什么是党文化呢？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如是定义：“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党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中共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精心塑造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产物。

党文化贯穿中共百年历史，一方面让人们对事实无从了解（党文化的一大功能就是对事实本身的掩盖或歪曲），另一方面通过灌输让人们以中共规定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话语系统、行为方式去思考、工作和生活，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中共在党文化环境中维持统治，继续为恶；同时也使人的心灵、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偏离正常人类状态，最终使人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愚弄和异化，是包括中共高级干部在内的。虽然党文化维护了中共的统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共统治的僵化和僵硬，中共也是自尝苦果，或许这就是中共的自我毁灭的途径之一。

本文不能展开论述，这里只提出党文化在为中共统治辩护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变换中，中共为什么不能自我重塑？

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里，“马上打江山”不可“马上治江山”，从“打江山”到“治江山”，有个巨大的转换，就是“王道”的推崇（虽然这个“王道”也是杂以“霸道”的）。“王道”的政治哲学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典籍中都有明确阐述，例如，“德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等。

但是，中共从本性上仇视中国传统文化，它否认有从“马上打江山”到“马下治江山”这么一个转换（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说，就是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因为能成功打下江山已经证明了其党文化的正确，在“治江山”这个新环境，它需要转换的不是党文化本身，而是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虽然文革浩劫对中共本身也是严重的摧残，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一再强调“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革命会吞噬掉自己的儿女”，而且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二，中共为什么只会用暴力来解决“合法性”问题？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主题，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正当性）问题，强调“除非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

中共对此断然排斥，根本否认合法性问题。它强词夺理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六四”时中共老军头王震说的非常露骨：共产党政权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对此，网络上流传著这样一个回答：问题是，当年那些人是冲著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和耕者有其田的信仰掉了自己人头的！首长们不掉人头，而是用掉别人家三千万人头来换得仅仅他们儿孙的世代权力和尊贵！而那三千万人的家族呢，更多的千千万万参与人的后代呢！

中共对这样回答的反应，就是两个字：封杀。就像它对1989年天安门前要求民主、反腐败的大学生们大开杀戒。就像他对2019年以来的港人“反送中”、争取“双普选”运动的暴力镇压。这也是它至今仍然实施党禁、报禁、拒绝普选的原因所在。

百年党庆前夕，中共发布《中国共产党与人权保护——百年的探索》白皮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推特分享（注意：推特在大陆是被封禁的），称中共致力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中共高达95%支持率的原因，“这是真正的民主”。这就是党文化的鲜明表现。

中共政权性质——黑帮+流氓+邪教
作为苏俄（苏联）的移植物，中共能够全国建政，这实在是个异数。它颠覆了中华民国，截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统治中国的72年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笔者在《评中共窃国七十年》一文中，曾给中共做了三个定位：灾难制造者、人民迫害者、传统毁灭者。

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共能制造那么多、那么大的灾难，是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实现的。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称，“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从此成为了中共的治国纲领，直至今天。

那么，中共政权——“专政”——具有哪些性质呢？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点。

第一，黑帮性质。近期媒体披露有最高级中共官员叛逃美国，中共的反应在惯常的否认之外，还有两个个特别的动作：

其一，6月18日，习近平带著中共中央官员一行人，到中共党史展览馆，进行所谓的“重温入党誓词”，称“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网友一针见血指出：“永不叛党？”这不就是黑社会誓言嘛！“保守党的秘密”——肯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二，6月19日，中纪委罕见刊发一篇回顾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叛变”的文章。当时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务机构头子（是周恩来的副手），1931年4月24日被国民党特工抓获，供认了他所掌握的机密。周恩来在躲过随后的大抓捕之后，把顾顺章的亲属、朋友共39人全部灭口，其中包括一位周恩来的救命恩人（碰巧在顾家玩）。中纪委刊发这样一篇文章，不就是明摆著威胁任何“叛逃者”“小心灭门”吗？

以上只是表明中共“黑帮性质”的最新案例。事实上，中共是按列宁建党原则建立的，其“黑帮性质”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建党原则。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中的党员来去自由，中共强调必须有巩固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具有战斗性，要党员把命都交给党（入党誓词称“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永不叛党”），只能进不能退出（除非是被党清除）。

第二，流氓性质。中共称“人民民主专政”，但是，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这是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意划定的。今天你还是“人民”，明天就可以 “右派”、“动乱分子”、“邪教成员”等等捏造的名义将你划为“反动派”，随意迫害。中共不仅对普通民众如此，对自己人也是一样的，例如刘少奇昨天还是中共国家主席，改天就变成了“工贼、叛徒、内奸”，没多长时间又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可以说，在中共的暴政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中共耍起流氓来，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整个国家机器都能被调动起来，炮制弥天大谎。这里举一个例子。2000年1月23日，大年三十，5人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行自焚，中共当即宣称这是法轮功学员自焚。然而，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清楚地看到（放慢镜头）自焚者之一刘春玲是被警察用硬物当头一击，倒地而死；医院里的镜头也做了假……。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对中共流氓本性的深刻、系统揭露，首推大纪元2004年末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八评）：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无论是毛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是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中共的流氓本性从来没有改变；而最近四十年的经济爆发反而成了中共的祭品，用来加强对内专制、对外胁迫；洗脑术也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用人权伪装来掩饰独裁统治；最邪恶的是竟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概而言之，中共搞的就是“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第三，邪教性质。现代学术研究表明：马克思是个魔教崇拜者。其葬身之所高门墓地，就是伦敦地区的撒旦教崇拜中心。据《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所述，马克思读大学期间发生灵异之事后加入魔教，做撒旦的代理人，要毁灭全人类，社会主义只是撒旦的圈套。由此不难理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夺取政权后，毫无例外的政教合一，限制、攻击、变异、剿灭传统政教，以无神论、进化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漠视、抹杀生命的价值，使数亿人无辜丧生，制造了人类历史史无前例的灾难。

就中共而言，它为什么那么热衷“人海战术”？它为什么在“三年灾害时期”，宁可大量出口粮食换取外汇或者让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开仓放粮让人活命？它为什么大力发展核武器，必要时不惜与美国打核战争（共军少将公开放言“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它为什么大搞“计划生育”，倡导和强制堕胎数以亿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它为什么敢“工业化”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来做移植而谋取暴利？这不都一清二楚了吗！

《九评共产党》（第九评）把中共的邪教本质揭露的淋漓尽致：中共具足一切邪教的基本特征（诸如编造交易、消灭异己，暴力洗脑、组织严密，鼓吹暴力、崇尚血腥，否定有神、扼杀人性等等），把“残酷斗争”作为其生存法宝，用“亡党”恐惧来强化统治，其危害超出一般邪教千万倍——这突出表现为邪教国教化、社会控制极端化、杀人无底线无极限等等方面。

纵观百年历史，中共可谓一个十恶俱全的真正邪教，政教合一，集历史上害人的邪恶经验和流氓手段之大全，在控制一切的极端狂妄变态心理作用下，一帮子道德极其低下的流氓操控著政权，干出的事都是没有底线的坏。

中共的十大骗局

作者 曹长青

共产党三个字就是撒大谎的代名词。中共党史，就是挡住真相、编造历史。本文仅简述几件主要的。

第一，五四运动。中共一向歌颂五四，美化其为暴政铺路的真相。五四有两个内容，胡适强调它是新文化运动，期待它能启蒙国人，走美式民主的西化之路。但后来当上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把文化启蒙搬了道岔，变成政治运动，打著反帝反封建的幌子，宣扬苏俄的共产主义。胡适提出“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变相反对中国走苏俄道路。五四两年后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在“五四是中共的接生婆”、“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等专文中详述了共产党如何借五四发迹、通过宣扬苏俄共产主义为中共暴政铺路的真相。

第二，所谓“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1927年发动政变，杀了一些共产党人，被中共党史痛斥，指控为开历史倒车。其实这是蒋介石的最正确之举，他很早就看请中共是暴力集团、要建立暴政的企图。当年孙中山提出“联俄、容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他们和汪精卫、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联手，已形成多数要掏空国民党。同时中共武装在上海等地打砸抢，已是暴民政治。蒋介石当机立断，镇压共匪，阻止了共产党提早夺权。所以它不是政变，而是“4.12反共革命”，是蒋介石的历史功绩！

第三，西安事变。1991年，张学良首次（被李登辉总统批准）离开台湾到美国，我和刘宾雁等东北老乡去他纽约住所看望，谈了近3小时。他明确说，918事变时放弃东三省并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手谕”，而是他自己决定的；但对西安事变张学良却三缄其口，因他不敢公开真相：他捉蒋不是为抗日，而是为夺权！他以抗日为幌子，要建立以他为首（毛泽东、周恩来都捧他为王，杨虎城愿当副手）的西北联合政府，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斯大林认为离开蒋，中国将内战分裂，给日军抽身进攻苏联提供机会，所以命令毛、周必须放蒋。失去斯大林支持，毛、周、张都成政治孤儿，所以才赶忙放蒋。这场事变导致三恶果：1，剿共被停止，红军得以幸存，还被编入国民政府体制得到军饷；2，促使日军提前全面侵华，因中国无充足准备而抗战极为艰难；3，导致中共借机壮大而最后夺权建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极可能就被消灭在萌芽中。张学良用一场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轨道，罪莫大焉！

第四，国共内战。这是一场清晰的中共暴力夺权之战；因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政府编制下的武装，下属造反不是内战，而是夺权！当时美国政府的“中国不通们”建议国共像美国两党那样建立联合政府，由此束缚了蒋介石反共力度；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全力支持中共，提供军事武装，所以共军才能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美国糊涂（不全力支持蒋），苏俄清醒（力挺中共），是导致中共夺权成功的重要外因。

第五，合作化运动。中共建政不久就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更是一场大骗局。当年为打败国民党，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用提供土地换取农民子弟参军，使中共有了不断的兵源。打败国军后，中共卸磨杀驴，立即用“合作化运动”把土地又收归国有，全部成为共产党产。这场“土地交换”是中共最流氓的骗局之一；今天又把这抢夺的资产最大程度地变成了共产党官的私人财产。

第六，反右运动。1956年的反右运动就是中共一言堂的封嘴运动。据共产党官方数字，55万2,973人被打成“右派”，全部遭迫害，其中2万5,600人被杀和自杀。后来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了，除96人外，其他全部都予平反。如以96人没平反来计算，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扼杀思想、彻底镇压言论自由、建立党天下的暴行！

第七，60年代大饥荒。这更是一场被编造成“自然灾害”的骗局，因在1961年后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但毛泽东们认为农民受阶级敌人蛊惑、藏粮不交，不仅没开仓放粮，反而更严厉搜粮，并阻止农民逃荒，而且镇压手段极为残忍，多达270万人被枪杀和折磨致死，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有6.7万人是被砖头砸死的。据外国学者研究，当时中国有4千万人被饿死；中共官方学者也从人口出生、死亡率推算出同样的数字。这是共产党人为政策导致的最严重大众死亡！连当时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承认，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为百分之百的人祸！

第八，文革。这更是一场人为制造的从思想到文化到生命的浩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肆虐，仅据中国官方报告，就导致200万人丧生，700万人伤残，7万个家庭被毁。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对外国记者说，文革中有一亿人受株连（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后来连发动者毛泽东也承认，文革有很多人反对，等于变相承认是一场灾难。

第九，天安门屠杀。中共当局对该事件不断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降级称为“动乱”，后来改称“事件”，再后来又把它叫做“风波”，最后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说法，一次比一次调子低，说明共产党也感到理屈，无法理直气壮。据中共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在香港出版的《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引述的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数字，“六四”事件死亡727人。国际红十字会估计，“六四”至少有3,700人死亡。中共三十多年来封锁“六四”消息，给国人洗脑，当今很多年轻人居然就真以为没有“六四”屠杀这回事。中共洗脑的本质同样是在杀人。

第十，法轮功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气功在中国兴起，法轮功应运而生，发展迅猛。但迅速遭中共镇压，主因有三点：一是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不同意在法轮功内建立党支部、归属中共管辖，当局感到恼火；二是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等中国传统价值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严重冲突，尤其是有神哲学和无神论明显对立；三是1999年4月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吓坏了当局，因中共最恐惧群体活动，哪怕是一个全国爱好动物的团体，如有那么多人到官方机构前请愿，中共都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强烈排它性决定了法轮功被迫害的命运。

中共镇压法轮功首先靠的是制造关于法轮功的谎言，随之就是严酷肉体镇压。据2008年美国国会报告引述的外国专家估计，中国劳改营被关押者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后有报导指出，超过6.3万起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事件；迄今已超过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随著中国成为器官移植最多国家，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国际媒体不断报导。大量事实证明，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绝不是当局抹黑的邪教。真正的邪教是中共！中共邪教不仅屠杀迫害中国人，现在邪恶到用病毒袭击世界，造成全球近2亿人感染、350万人丧生的世纪灾难！很多研究和证据都证实，病毒是中共武汉实验室泄露，而且很可能是共军研制的生物武器。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百年来这个邪恶组织制造骗局、谎言治国、害人无数；靠暴力撑腰的谎言迄今肆虐中国。在中共邪教祸害中国百年之际，更令人痛感戳破谎言对摧毁暴政的重要意义。只有真相才能让谎言的黑暗无处躲藏；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在黑暗中点亮一只蜡烛。

中共的经济谎言

作者 程晓农

中共在经济方面靠一系列谎言左右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认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结果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本文从几个最大的谎言入手，为读者们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不是硬道理
过去几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经济政策谎言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只是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目的。所以，发展只有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才是正当的。

谈到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如果经济发展只能满足各级政府和统治集团的需要，而大多数民众受益相对很少，这样的发展就背离了社会公正；而如此的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对多数民众来说，就是一种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曾开展过“什么是生产目的”之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钢产量、石油产量）。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等到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就悄然中止了。

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不管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变得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中共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引导著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汇，出口了大量农产品，代价是更多农民饿死。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大多数国民如何从发展中获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

二、贪官为何层出不穷？
中共的第二个经济方面的谎言是，贪官只是个人行为，中共的制度总是好的。事实上，中共改革中出现的腐败，是从高层亲属到各级机构全面腐烂的必然结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贪官，而看不到整个中共制度的腐败糜烂，就看不到腐败的真正温床。

共产党建立政权是为了得到现实利益，为了各级官员们有不受挑战的权力和特权享受。改革之前，官员们的以权谋私主要表现为按级别分配特权，从三年大饥荒时食品的分级别特供，到住房的按级别无偿供给，医疗的按级别服务，再到私生活上以权谋性、淫乱不究，都受到共产党制度的保障。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淫乱已多少为人所知，其实，各级官员也同样效仿。我在安徽插队期间1973年到巢县开会，就偶然看见巢湖军分区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轻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权力让他肆无忌惮到连房门都不关。民众对制度型腐败往往只从贪官的个案去认识，而制度化的腐败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后更是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

改革中，从中央政府到县级政府，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架构依旧运转，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彻底取消或否定过，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个人的行为目标在改革中表现为“创收”或“捞钱第一”。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同时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公务员，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像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借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党政机关为了谋利，不但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而在这种出于官员私利的干预背后，以权谋财就成了常态，少数正派一些的官员若置身事外，反而会成为其他官员发财途中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北京的干部子弟带头，倒卖计划分配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物资高价出卖，从中赚差价，或倒卖汽车或家用电器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往往被称为“捞第一桶金”，极少受惩处。90年代初期，通过贿赂批地盖房，再倒手发财，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风。接下来，通过为外国金融企业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纪开始，官场上的受贿卖官更是给大批官员带来了坐地发横财的良机，郭伯雄、徐才厚只是两个后来被揪出来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
中共改革以后的第三个政策谎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已四十余年，富起来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团和依靠他们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数文化精英之外，还有一部分家有父辈单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产价格暴涨而获利。当然，后一种与前一种相比，只不过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则是迅速暴富。

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毛时代的制度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变成了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著“下等国民”的苦楚。他们为了改善经济处境，一代又一代进城打工。中共统治之前，农民进城没有户籍限制，务工时与城市务工者也没有户籍差异，租一个住处，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进学校念书，一两代之后他们就自然成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农村居民仅仅因为中共的歧视性户籍限制，在城里如果不能买房，就永远是“农民工”，没有长久的医保、社保，子女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学、高考。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半辈子，最后仍然得回到农村养老。

虽然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曾经比较快，经济果实的“饼”也足够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权贵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进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农村居民却依然相对贫困。若没有那一亿多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近6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5,163元，人均日消费是41元（相当于6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5.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数亿农村居民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上下。很显然，这个事实表明，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谎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体现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而农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则几乎永远没有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长期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农民并非唯一未能从改革开放中翻身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上亿城市贫民，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的主体是90年代的下岗工人。

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相对贫困的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四、国企“改制”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个政策谎言是国企“改制”。1997年中共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盗铃，拒不承认它二十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国企“改制”，至于改为谁所有，则故意避而不谈。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强制推行中小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经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业公有制完全失败了，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国企贷款属于坏帐；1996年银行系统的国企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国企私有化，把几十万家国有工商企业里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

由于中共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所谓的“改制”，就是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他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收购企业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许国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发现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他们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1996年全国工业国企为11万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国企。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它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过去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也是个巨大的谎言。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各级政府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共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做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结果，几千万原国企职工就这样沦落到城市贫民的状态，生存艰难，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无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国模式真相：寅吃卯粮，国债民偿
中共现在大肆吹嘘其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本文要讲的第五个谎言。不知就里的民众很容易被城市建设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表面繁华所迷惑，以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实，那是中国经济寅吃卯粮的结果，后患无穷。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将留下什么？那就是巨额的债务和越来越严重的内在困境。

由于中共的经济发展只让少部分人大大获益，这种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费十分拮据，整个经济就必得另外寻找一个拉动力来支撑。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共从一度依赖国际市场，到完全依靠房地产和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依靠卖地收入维持地方财政，这条路现在也走到头了。

在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情况下，中共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经济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关系方面仍然期待美国能取消进口关税，让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车”的原因。但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共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未来。

出口“快车”没有了，房地产泡沫又越来越危险，中共正不断用高利息借外债，来进口维持经济所必须的粮食、石油、铁矿石和芯片。这就是在国际金融方面寅吃卯粮的的表现。在国内，中共财政部不久前承认，“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累计46.6万亿元，占GDP的46%”。这还没包括地方发现的许多城建债券和中央政策性银行发债的数量。可以说，各级财政的寅吃卯粮也快到了背不动的时候了。

本来，地方政府大手笔发行债券，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指望用卖地收入偿还，现在这种国内寅吃卯粮的途径又因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源而被切断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财政宣布，今后地方卖地收入转归中央，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为了活下去，地方财政将会加快开征房产税，由此便击破房地产泡沫，有房族将掏出大笔资金来为当局的寅吃卯粮还债。

现在中国的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现在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教科书里谎言知多少？

作者 王清心

中共建政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政治教育法规化，授课必须用中共的统编教材。利用教科书给青少年洗脑、灌输党文化，是中共的教育方针。

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不断调整教材。以2017年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新编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不但又增加了不少“红色”内容，而且一些已经被删去的造假课文又被重新收录。

仅《语文》教材，新增版收录了宣传中共和中共党人的小学约40篇，初中30篇以上。宣传的人物包括中共党魁、高官和中共在各历史时期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

教材须树立正面形象吹捧中共伟光正，同时还要有反面典型，如杜撰恶霸地主，丑化阶级敌人，以激起民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对“新社会”的热爱，从而对中共感恩戴德。

为还原历史，我们选取了教科书中部分广为人知、影响巨大的人物和事件，让人们了解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

一、中共“英雄模范”的真实面目
百年党庆，中共“讲好红色故事，承传红色基因”，这些“英雄模范”、“标杆旗帜”经再包装，又粉墨登场 。

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是因犯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的
中国人从教科书获知，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上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被张作霖送上断绞刑架绞死的，被中共称为是为中共献身的头号英烈。

对洗脑纪录片《人民的选择》中“还原李大钊行刑现场”视频片段，有人留言表达了“敬仰”之情。如果人们得知李大钊是因叛国被绞死的，还会敬仰他吗？

中共对李大钊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李大钊等中共党员，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李大钊等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1927年4月北洋政府派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同时搜走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据此，李大钊与苏联勾结叛国，实施了颠覆政府活动，证据确凿，叛国罪成立。李大钊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北洋政府绞刑处决，时年38岁。他被推上绞刑架是罪有应得。

方志敏——因绑杀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党政府枪决。方志敏写的《清贫》一文，被收入小学课本，它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感动。但中共从来不敢告诉中国人，方志敏为什么被国民政府抓捕并枪毙的真实原因。

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后，方志敏等逃到偏远山区继续从事暴动颠覆活动。1933年，他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1934年12月，方志敏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要求他们付巨额赎金2万元，师达能夫妇拒绝后遭枪杀。

杀死美国传教士夫妇的恶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当年方志敏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被俘。1935年8月方志敏被民国政府以谋杀师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死刑枪决。

刘胡兰——不是英雄，而是暴力革命的牺牲品。她14岁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5岁被铡刀铡死。她的“英烈事迹”一直被写进小学语文课本半个多世纪。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刘胡兰背著父亲，去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回村后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当时刚满13岁。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到中共第五区当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年14岁。

12月21日，中共区长陈德照带领刘胡兰和几个民兵秘密杀死了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理由是石村长曾受命为国军准备粮草、钱款，递送情报。

此事惊动了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的部队，随即派出副营长侯雨寅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师第二一五团第一营第二连，于1947年1月8日包围了云周西村。12日，国军把全村人集中于村南的观音庙前，抓出了刘胡兰。刘胡兰被“自己人”前中共农会秘书石玺玉举报杀害村长的事。

刘胡兰犯有杀人罪，她宁为中共邪党赴死，也不思悔改。她不是什么女英雄，而是中共暴力革命的牺牲品。

毛泽东曾为刘胡兰两次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过是为了欺骗诱惑更多无理智的人为共产党卖命而已。

张思德——是为中共烧制鸦片被砸死的。他的死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该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多年，并要求学生全文背诵。

据大量史料披露，中共一直宣传的在南泥湾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只有少部分地种了粮食，大部分地区都种植了鸦片。据大陆学者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时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对此，中共内部文献《南泥湾调查》有记载。但中共把南泥湾种植的罂粟花香，唱成“花篮的花儿香”，把种鸦片唱成种庄稼养牛羊。于是，烧炼鸦片的张思德被说成是烧木炭而窑塌身亡。

为此，前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问毛泽东，一旁的邓发替毛回答说：“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一些学者还查到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的文件，规定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以及征收鸦片烟土税。国民党命令禁止种植和交易鸦片，中共则为了自身利益发文件倡导，不惜残害民众。可见，其嘴上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弥天大谎。

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的“战斗英雄事迹”漏洞百出 不能自圆其说
董存瑞——那个单手托著炸药包顶住桥型碉堡高呼，“为了新中国冲啊”的军人形象，就是“战斗英雄”董存瑞，被陆续写入了大陆小学课本、军史和党史。

然而，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在2006年对记者说：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是事后专家们推断的。也就是说，董存瑞“英勇就义”的这一幕，不过是艺术创作。

唯一目击者，董存瑞战友郅顺义先说，冲上去后找不著董存瑞了。几年后改口：“……最后他高呼一声，为了新中国冲啊！”但事实上，“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句话，是电影中为塑造主人公形象杜撰出来的，编剧赵寰也证明了这句话是他创作的。导演郭维直到晚年一直说，董存瑞炸碉堡没有目击证人，只能是个传说。

邱少云——死得很有争议。对于邱少云的牺牲过程、细节，多年来民众一直在向当局要真相，因为疑点太多，难以服众。

课本宣传邱少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三十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从医学常识说，活人被燃烧弹击中燃烧，不可能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超强意志力只是一种假说。如果被击中，忍不过30秒，就烧死了；假如邱少云没有即刻阵亡，还有几秒的生命体征，即便最浅度的昏迷，就已经无法控制意识了。官方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黄继光——根本没有“黄继光堵枪眼”这回事，但黄继光在“抗美援朝”中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这一最高荣誉称号。

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朝鲜上甘岭战役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枪眼的事迹，当即有人问，既然还有手雷，为什么不先用手雷？

一个月后，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俩人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新文章对前版遭质疑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故事改成了先扔手雷，再堵枪眼。但敌人的“三挺机关枪”变成了“七挺机关枪”。新华社在文后还加了编者按称：“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这回有多人问，黄继光烈士的胸膛被7挺机枪打成啥样啦！他还能继续战斗吗？人身强过钢锭？

2000年中共纪念韩战50周年前后，官方找到一批黄继光战友出面回忆。半个世纪后冒出的目击证人们，咬定都看见黄继光堵枪眼了。但谎话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节”又被否定不少，于是不得不再做删改。第三版黄继光堵枪眼刊登在新华网。

前后N个版本“黄继光堵枪眼”基本事实出入很大，细节更是破绽百出，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历史瞬间被删来改去，涂抹得不知所云。

蹊跷的是，黄继光于1952年上甘岭阵亡，这位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居然没出现在四年后长影拍摄的《上甘岭》里。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电影，单单不拍黄继光这样的“钢铁之躯”？说明编纂得太离谱，连假戏都难做。

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的“模范事迹”造假严重
雷锋——名声最大，造假最厉害。在中共树立的所有英雄模范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过于雷锋。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官方宣传称雷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天天做好事。而雷锋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他搀扶大娘过马路、给贫下中农寄钱、“精心”保养汽车、打著手电筒在被窝里学毛选、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为雷锋摆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张。

不仅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补拍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雷锋日记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们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据说，《雷锋日记》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全国人民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年时髦的高级商品，如毛料裤、皮夹克、皮鞋……，还有一块价格不菲的瑞士手表，这在当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这在当时是被看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招致批判的。遗物中的这些高档消费品和雷锋那双千针万线、补了又补的破袜子形成鲜明对比，哪个代表真实的雷锋？

焦裕禄——“什么焦裕禄精神？你一提我就烦！” 这是1999年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冲记者喊的话，随后记者被赶出门去。

焦裕禄1962年12月被调到河南兰考任县委书记，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1966年2月《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播报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领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称大通讯)，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据说把全国人都感动哭了，但开封地区和兰考县的干部却十分反感，说报导严重失实。地委宣传部长发怒：“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彦芳编写的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在地县干部中传阅，得到认可。任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他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时，据县委档案中焦裕禄亲自起草、批阅的全部文件，及县委工作日志和同事的回忆，为自己编写了这份素材。看过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禄在兰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长时间、花费的最多心血、干的最多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

而新华社的“大通讯”报导，把焦裕禄做过的事情丢掉没写，而写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把县长张钦礼的一些事安装到焦裕禄身上，又添加了关心群众疾苦和活学活用毛著作的虚构故事。

穆青为什么不写焦裕禄做过的事？因为兰考县的“三害”并不只是“风沙、内涝、盐碱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禄坚决贯彻执行的“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这个昂扬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

但真实的情况是，焦裕禄到兰考走马上任时，见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离开兰考去开封治病时，送他的还是乞丐。

新华社是党中央喉舌，大喉舌报导的意图来自最高层。大通讯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已相去甚远，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说白了，是要掩盖“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把丧事当喜事办。于是“焦裕禄精神”这个荒唐的政治神话出笼了。

王进喜——“工业学大庆”旗帜下的标杆人物。其“铁人”先进事迹造假。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点讲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进喜打的。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王进喜调到大庆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网至今说“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不是王进喜。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不顾一切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为何成了先进典型？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手下的王进喜。伴随著中共对大庆油田的高调宣传，王进喜紧跟其后，成为了工业战线上的标杆人物。

文革中，王进喜被批斗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1月15日病逝，终年47岁。原本朴实本分的一名工人，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卖力配合中共虚假宣传，结果早早把自己折腾死了。

二、吹捧中共领导人的谎言
教科书里，有关中共领袖高官们“丰功伟绩”、“感人事迹”“光辉形象”越来越多，以“伟大领袖”占的篇幅居首。

《朱德的扁担》引出的故事多
孩子们都读过《朱德的扁担》，几十年来放在小学教材里传颂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的艰苦奋斗”。

文章是时任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征文作品，后被收进小学课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当事人、原红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误，说那根扁担是朱德让他范处长买的一根毛竹，削成了两根扁担，一根给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担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写的，是他用毛笔写的，一端是“朱德扁担”，另一端是“不准乱拿”；挑粮重量，不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

范树德的回忆公开后，让井冈山博物馆不得不重新复制这个文物。他们派人带著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欣然题写后，扁担陈列出来，有人发现“不准乱拿”的“乱”字写成了简体，而井冈山时期还没有简化字，这等于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馆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门，不幸的是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

更离谱的，莫过于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后，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著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课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

一根竹扁担，事情不大也不复杂，但围绕它发生的故事令人唏嘘。中共百年历史里充斥著这样大大小小的谎言。

八角楼的灯光和真实的毛泽东
中共小学语文课文用《一根灯芯》和《八角楼的灯光》来吹捧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时的“光辉岁月”。

《一根灯芯》也出自朱良才将军之笔。如果说《朱德的扁担》把40斤变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么《一根灯芯》就是文学创作了。

《八角楼的灯光》则刻意表现毛的艰苦生活和为了革命呕心沥血的感人形象：“寒冬腊月的深夜”，“穿著单军衣，披著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

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吗？

1927年毛逃到了井冈山，在得到了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帮助后，得以立足。毛那时已经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有三个儿子，却看上了年轻活泼的只有17岁的贺子珍，两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结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写那几篇文章时，正和贺在八角楼里过他们的蜜月。

毛逃到井冈山后，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艰难的杨开慧和三个儿子接到井冈山避险，但却选择了自己寻欢作乐。

毛明知道妻儿生活在国统区，居然不顾他们的生死安危，两次攻打长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长沙后，令何键极为恼怒，他逮捕了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何键给出的条件是，只要杨公开宣布与毛脱离关系，就可以饶其不死。虽然怨恨著毛，但骨子里依然传统的杨开慧并没有背弃毛，而是选择了拒绝。毛在听到消息后反应漠然，没有来营救杨开慧。不久，杨开慧被处死。李锐曾谈到，在杨开慧的遗书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删掉。

后来，毛坐在担架上让人抬著过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结舌，它和八角楼的灯光反差也很大。而担架上的毛，正是毛泽东真实的一面。

周恩来的人鬼双面人生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夜的工作》、《周总理的睡衣》、《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些歌颂周恩来的课文，孩子们从小读到大。课文里的周恩来，就是他们心目中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廉洁奉公，忍辱负重，勤政爱民，近乎完美” 。

中共有史以来，内斗不断，倒下一批又一批。尤其文革中，让多数领导人的圣徒形象崩塌，毛泽东也走下了神坛，只剩周恩来还披著道德圣人的外衣，被称为“共产党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周恩来的课文增加，表明中共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

然而，随著真相的披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周恩来开始蔑视厌恶，认为他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两面三刀，似忠实奸。

周恩来道貌岸然、温文尔雅，杀起人来毫不手软。1930年代顾顺章叛变，他灭门顾顺章一家11口，包括救过自己性命的黄埔军校学生斯励，全都用绳子活活勒死，就地深埋。

周在文革中批示遇罗克案：此人不杀，杀谁！胡耀邦助手阮铭在1994年发文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一代奸相，罪恶昭彰。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象行事，但掩盖的是内心的自私狡诈。周保护的那些人，也一定是毛要的人，否则他会大义灭亲。周为了政治上自保，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刘少奇、彭真、贺龙，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多年贴身警卫长成元功等等。

三年大饥荒期间，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遵从毛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充实国库，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的。

当年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时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大量的粮食，满载粮食的运粮船驶向中国途中，周恩来下令调转方向，开向阿尔巴尼亚，连中国国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总理吗？

三、“英雄战事”造假
在中共不计其数的谎言中，关于“长征”、“八年抗战”、“抗美援朝”这些历史性谎言，中共除了有人物的红色经典，还有战事的。“长征”中彰显北上抗日的“英雄诗篇”首推“飞夺泸定桥”，但有秘档披露，那是虚构的；中共号称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却拿不出像样的战役，就连《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这几个红色经典，也倍受质疑，三番五次被删删改改，从教科书里进进出出。“抗美援朝”中用电影、歌曲、绘画、雕塑等吹捧最多的是上甘岭战役，也被揭穿是自吹自擂的虚假宣传。

“飞夺泸定桥”纯属虚构
《飞夺泸定桥》是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册第13篇。文中对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途中为过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的战斗记述得可谓惊心动魄。

但据中共密档记载：1935年红军5月29日到达泸定桥的时候，泸定桥并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守桥的原国民党24军二旅部队已经都撤走了。6月2日红军全部从泸定桥过河。

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曾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关于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拜把子”一事，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生前曾写报告说：“他同刘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动，没有见到刘伯承司令与小叶丹结盟之举，要有的话，一定是我帮助筹划。没有此事。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回复：那是文艺宣传，不是历史，也不必纠正。”

秘档还披露：红军到来之前，把守的国民党军撤离，是蒋介石下的命令。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苏联大使转达了蒋介石给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应把我的儿子放回吧！”

关于“飞夺泸定桥”，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列津斯基对邓说，他去了泸定桥现场，感叹红军当年英勇高超的战斗力。邓却说：“嗯，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这段对话披露在当时的英文媒体上。

夸大其词、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的“平型关大捷”
是凡中共编写的抗战史，毫无例外的都会津津乐道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平型关战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军而是国军刘茂恩将军率领的第15军，整个平型关战役是由刘茂恩将军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平型关”及“大捷”不过是中共故意夸大事实的说法。

据亲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刘茂恩将军的《平型关之役始末》回忆录记载：

“至于18集团军（八路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后来竟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以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证明我的顾虑是不错的。”

另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区营级及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也说：“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

中共的“平型关大捷”宣传材料中故意夸大及无中生有的事情有：

一、将“蔡家峪”夸大成了“平型关”；

二、将“缴到不上100条的完整步枪”夸大了十倍变成了“步枪1000支”；

三、将“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凭空生出“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

四、将“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夸大十倍且变成了主力作战部队，变成了“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约4000余人，100余辆汽车在前，200多辆大车在中间，少数骑兵殿后，联成一线，沿著公路向平型关前进。”

五、将“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夸大成了“中国军队取得的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在抗战期间，参加大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2011年，国民党前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郝柏村说：“中共抗战了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到百分之一！”

“狼牙山五壮士”从造假到立法看护
“狼牙山五壮士”七十年来，始终招致非议，近年被人公开发文指责“除了时间外，其它元素都有虚假成分”。如跳崖地点、带头跳崖六班班长的名字、六班的人数、跳崖的目的和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版本。下面收录几点对官方造假的质疑。

一、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是棋盘坨顶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提出是小莲花峰。2014年中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就使用了小莲花峰。

二、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的作战目的是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撤退，阻击敌人到中午12时，所以故意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的绝路。而有关档案明示，日伪军当日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棋盘坨，并在中午12时就已占领棋盘坨，可见日军不是被“引”到那里的。六班战士是“退路被敌截断”，无路可走，即被追杀。

据大陆媒体1985年报导，有人向龙王庄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了解情况，冉元同称，那五人是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已无路可走，就与鬼子拼起了刺刀，边拼边退，只顾前不顾后，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三、官方称“五壮士”都纵身一跳，跳下悬崖。但《羊城晚报》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而葛振林、宋学义是挨著崖壁“溜”、“滑”下去，所以幸免遇难。葛振林后来承认跳的地点不完全一样，牺牲的三人或许是跳悬崖，他俩是“溜、滚”下去的。

四、官方称“五壮士”相继跳崖时，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据冉元同说，当时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

2005年葛振林去世后，《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从小学课本开始淡出。

2013年9月9日，财经网发表了洪振快先生的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不久，《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其相关文章。

2015年8月17日，“五壮士”幸存者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在北京西城法院起诉洪振快侵犯名誉权、荣誉权。2016年一、二审法院都判裁洪振快败诉。

10月19日最高法将这两起案件公布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被选入最高法院第19批指导性案例。最高法院称，此案推动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

可见，“狼牙山五壮士”已经被捧到神坛上不许人碰，不惜立法看护。这表明，中共非常需要“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抗日英雄群体”形象为自己涂脂抹粉，以掩盖中共不抗日的丑恶历史。

美国档案里没有“上甘岭”
电影《上甘岭》让中国人以为，抗美援朝有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上甘岭战役。可惜，让美军“闻风丧胆”的上甘岭战役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又一个谎言。在美军的史料和美国人的回忆录里，找不到有关“上甘岭”的描述。

据大陆网易军事栏目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披露，2014年12月，中共国防大学教授乔良撰文称，在北韩停战协议签字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试图用计算器仿真再现直接导致板门店停火协议的上甘岭战役，但却怎么也搞不明白。

事实真相是：在美军的战史中，关于上甘岭战役及“金化攻势”等名词完全没有，只在中国战史数据中出现，而且对于所谓“金化攻势”的目标、范围都模糊带过，所使用的兵力也语焉不详。中共所推崇的上甘岭战役，不过是“白马山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书面语或可这样表述：战术性出击或反击中的大型高强度战斗。此外，在美军公开的档案里，能够和上甘岭战役的时间相对应的，仅仅是一次代号“摊牌作战（1952年10月14日—24日）”的记录。

对于这样一场美国档案都没有给出名称的战役，西点军校当然不可能将其列入教科书。近年来，中共重新注释了“上甘岭”战役，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借此煽动爱国情绪。

四、四大“恶霸地主”的谎言
中共为在全国抢土地、杀地主，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艺术手段捏造地主形象。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四大“恶霸地主”都编进了教科书。

没有半夜鸡叫 哪来的周扒皮
《半夜鸡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编进了大陆小学语文课本，直至2010年前后才取消。

《半夜鸡叫》出自《高玉宝》自传。书出版后，作者高玉宝便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次接见。

《高玉宝》出版前，前13章经郭永江大手笔改编，“半夜鸡叫”是改编后的第9章。关于这一章节的内容，按后来高玉宝的说法，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创作。也就是说“半夜鸡叫”是郭永江帮高玉宝编造的，周扒皮是虚构的。

《半夜鸡叫》内容多处违背生活常识，属于胡编乱造。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学鸡叫没有趴到鸡笼子旁边的，更不可打开鸡笼子去看。再说，黑天里把长工赶到地里干活，即使有人干，也干不了……这些细节明显是瞎编滥造的。

另外，地主为了自家田亩的收成，一般会善待长工。像周扒皮做“半夜鸡叫”这种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傻事，显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周扒皮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也有原型。他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正是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周富春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恶霸”后被打死。

此地没有南霸天 有个地主是善人
1961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上映。官媒报，全国8亿人有6亿人观看。这是一部煽动仇恨和宣传红色暴力的电影。之后的芭蕾舞“红剧”在海外上演了三千多场。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著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著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红色娘子军》的原型女子武装特务连。中共党史记载，1930年8月，中共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女子特务连有一百余人，连长为庞琼花。“娘子军”在成立了五百多天后，19人死亡和部分人员失散。

这些红军女战士，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们接受完全军事化的武装训练后便投入战斗，个个“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琼崖红军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女子特务连“女子不让须眉”，照样也什么都干。

荧幕舞台上的南霸天，据《海南窗口》报导，其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

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娘子军”的指导员王时香回忆说，吴琼花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黄世仁和白毛女都是艺术创作
作为中共最早的红色经典《白毛女》，无论是电影、歌剧、舞剧、京剧，还是小人书、连环画，中国人从小看到大。恶霸地主黄世仁欺压杨白劳和喜儿父女的故事，让人流泪和愤怒，更让人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痛恨不已。由前《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出，它完全是由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演出一部以“白毛仙姑”为题材的舞台剧。但舞台剧的演出本，在周扬的授意下，主题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斗争了，地主黄世仁是如何剥削欺压喜儿和杨白劳父女的。

试排后，周扬还是不满意。他提出：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的主题，要体现出人民的反抗意识。

于是，新歌剧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主题。这十六个字极具煽动性，契合了当时民间充斥著含混不清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后。刘少奇派人来传达他的意见，说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于是，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刘文彩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在中共塑造的四大“恶霸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其他三个都是中共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无中生有杜撰出的。

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实的刘文彩在当地口碑很好，称他是大善人。刘文彩的罪证“水牢”、“收租院”也都是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编纂创作出来的。

水牢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有座“水牢”。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亲侄儿）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

之后有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了刘文彩抹不去的“罪恶”。

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文革十年，冷月英全国巡讲，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但据1999年陕西师大出版的笑蜀先生《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覆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后有记者找到冷月英问她水牢的真相。冷月英没有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泥塑收租院
1965年在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由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组49年前农民向地主刘文彩交租的群雕《收租院》。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所塑人物如真人大小，形象逼真，且情节连贯，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意图表现刘文彩当年“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种种罪恶”。

为进一步表现地主刘文彩的残暴，馆内还用石膏做成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制作了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改造”后的庄园，令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异常繁忙。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更有外宾慕名而至。

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此后，《收租院》漂洋过海，68年到阿尔巴尼亚展出，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刘文彩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代表。

真正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还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学校建好后，他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也不得占有校产。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2010年向海外媒体披露，在安仁民间方圆几十里，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刘文彩当年的长工谷能山儿子对刘小飞讲过当年父辈的事，他父亲说过：“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结语
中共把学校教育当作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为了吹捧中共的“伟、光、正”，灌输中共的斗争意识形态和党文化，让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为此中共不惜造假，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有一说十、无限拔高，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炮制了各种“高大全”的假英模，并以此给自己脸上贴金，并诱惑更多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学习这些假英模，追随中共走邪路。

同时为了煽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中共制造各种反面典型，手段与树立“英雄模范”人物类似，或栽赃抹黑，极尽丑化之能事，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些编造的故事，从必须就学的小孩子下手，从幼小的心灵开始，再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那些人成年后又会继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和其他人。

对中共缺乏了解的人，很难相信中共竟会在常被奉为“权威”的教科书中公然造假，处处充斥著弥天大谎。在官方的消息封锁和高压下，大多数中国人难以通过独立渠道了解历史真相，那些谎言对他们的人格、行为与思维造成了巨大扭曲。这也是中共能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对民众施暴逞凶、能奴役残害中国人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极其令人哀痛的一页。还原历史的真相，看清中共的各种谎言，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剖析中共洗脑术

作者 司马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韩战期间，美国人发现他们被俘虏的人在经过中共的宣传教育后，很多人变得反美亲共。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就是中共研制出了一种可以用来控制大脑的秘密神经武器。“Brainwashing”这个词就是那时从中文的“洗脑”一词翻译过去并介绍给了西方社会。当时美国人非常紧张，甚至CIA也专门立项开始进行控脑试验。

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中共并没有什么能够控制大脑的秘密武器。怎么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采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而已，用中共的话说，就是“思想改造”。洗脑并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搞运动。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的怕，到心理的依赖，反复洗脑，直到成为听党的话的驯服工具。几十年下来，洗了几代人之后的今天，中共的洗脑效果终于显露出来了。

一、共产党洗脑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脑也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话说，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一切都是为了洗脑，一切都是为了控制人的思想。效果体现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几个：

1)  接受共产党统治的现实：共产党不好，可是，没有替代方案。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

2)  设身处地为共产党著想：“我要是共产党，也会这么干”，所以不是共产党的错，是被整的人的错。

3)  中共等同于中国：批评中共就是反华辱华。为中国百姓的人权发声的人，却遭到很多中国人的痛骂。

4)  自觉抵制敏感信息：翻墙甚至人到了海外，对于被中共隐瞒的真相，不看不听不信，认为都是假的。

5)  “厉害了我的国”：把人民血汗创造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党，在自豪和狂妄的混杂情绪中为中共摇旗呐喊。

6)  与“敌人”做斗争：对于中共用谎言树立起来的国内外敌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愤怒声讨和抵制。

7)  相信中共的“制度优势”：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西方的党派轮替，成不了大事，美国的衰败是必然的，未来是中共国的世纪。

8)  替中共的恶行开脱：他没看见的，他就认为共产党不会干。只要中共没有整到他头上，就不信共产党有这么坏。说中共不好就等于说他自己一样，面对多少证据，就是要替中共辩护。

9)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哪个国家没有贫富不均？于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脑的症状还多得很，这里也不过是蜻蜓点水。

二、细数中共的洗脑术
要细数中共的洗脑术，还真是数不过来。笼统的说，我们可以大致从下面几个角度来看一看。

1) 基于无神论的党文化，营造了洗脑的大酱缸
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改造”的运动，现在也少了。中共洗脑越来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几十年下来，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恶有报、仁义礼智信的的神传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于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党文化。共产党本是黑帮、流氓、邪教的集合体，搞出来的党文化漠视生命，崇尚暴力，好勇斗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恶有报，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评判一件事的对错，不是从爱惜生命出发，而是“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如何如何”，“活该，为什么要跟党作对？”，不是指责共产党，而是责怪被共产党整的人。有了党文化这个大酱缸，有了无神论作为国教，中共做起恶来，就如鱼得水。

学生都很反感“政治课”，可是，从小学到大学漫长的政治课学习，不知不觉孩子们还是接受了无神论是真理，接受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斗争史。

被中共洗脑过的许多症状，往根里挖，很多都能找到无神论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会，没有三尺头上的约束，道德自然会堕落，很多人却鄙视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权迫害，很多都与信仰团体有关，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对中共的打压也就听之任之了，甚至还帮著中共助纣为虐。因为无神论，也就没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沉迷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吃喝玩乐，没自由就没自由，被监控就被监控，只要党不整到自己头上就好，甘于被圈养。

2) 混淆中共与中国，“反党就是不爱国”
一个党不等于一个国家，这是常识，但是，在党文化中，这个常识就是“歪理邪说”。“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党和群众”，党永远在前面，党不但代表国家，而且比国家还大。从出生，上学，就业，到退休，从生几个孩子，到允许看什么网站，从给不给你饭吃，到给你什么饭吃，让你生让你死，什么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记不得共产党是一百年前从欧洲传过来的舶来品，而感觉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如同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一般，如同“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一样，不但从心理上觉得离不开党，从生理上也觉得离不党了。

奠定了“党等同于国”这个邪说之后，中共接下来的洗脑就是顺水推舟了：离开党去谈论国家，会变成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所言，一听到反党，就以为是在反对国家。

那些所谓的“反华”“辱华”风波，大多都是这样的产物。人家批评中共的人权，揭露的是中共的恶行，是在为中国百姓的权利和福祉发声，被洗脑的人们却无线上纲成“反华势力”，大作文章配合共产党的宣传起哄。人权，是谁的人权？是中国人民的人权，你发不了声，人家帮你发声，不但不感谢，还骂人家是“反华势力”，多么可悲可叹啊。

3) 营造“共产党跨了，中国就会乱”之类的伪命题
共产党摄取政权之后各种运动搞乱了中国，中国人对“动乱”谈虎色变。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中共反过来就用“动乱”来恐吓百姓，宣传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强权，中国就又会陷入动乱，堂而皇之地“维稳”，为镇压百姓制造借口。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共产党是各种动乱的根本因素，没有了共产党，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展开大书特书，这里就不细说。

4) 盗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国崛起”为党贴金
再怎么“思想改造”，如果没有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共产党的洗脑不过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国门，就会明白中共的谎言。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给了中共用来洗脑的本钱。但是，经济发展是不是就归功于共产党呢？中国人吃苦耐劳，只要有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来，只要政府不阻挡，经济当然能发展起来。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没有共产党，不也是发展得很好吗？

流行一时的“厉害了我的国”，就是用这些年的高楼大厦，基础设施，高铁，支付宝这些东西来为中共唱赞歌。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是人民血汗积累的成果，人民养肥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悉数拿来为自己贴金。

要说中共对于“中国崛起”有没有贡献，也是有的。中共因为作恶太多，最后的合法性就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于是，开启了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包括强取和盗窃知识产权，不给劳工合法权益，利用监狱劳教所奴工，不顾环境污染，上上下下的官员贪腐受贿权钱交易，没有底线的道德败坏，不守规矩的贸易政策，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不脚踏实地而幻想弯道超车等等，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短期内好像是刺激了经济发展，结果造成国内矛盾重重，国际上也四面树敌。国际社会给了中国一个相当友好的经济发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够改弦更张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为了维持统治而糟蹋了这个机会。

面对西方对中共的警觉和制裁，中共也会一如既往地鼓噪西方在围堵中国的崛起，把国际普世价值与中共马列专制意识形态的冲突渲染成西方与中国的冲突。

5) 暴力，暴力，还是暴力
虽然我们上面谈到了依靠党文化与经济发展来洗脑，但是，中共最经典的洗脑手段——暴力和谎言——仍然是中共洗脑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除了从肉体上折磨和消灭人，中共还有一招就是用饭碗来控制你，不给你饭吃。古人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为可以脱掉乌纱帽回家过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中共掌控著一切资源，没有米你就熬不过今天，在生理极限下强制洗脑。

到了数字时代，中共把暴力也与时俱进到了互联网领域，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数字暴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监视器，手机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制人民的身上，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高科技还给中共带来了一种洗脑的新理论。中共把道德搞坏了，现在说要用高科技来提升道德，打造诚信社会。遍地都是监控摄像头，小偷们自然望而却步；人脸识别羞辱闯红灯者，用来解决闯红灯这个老大难问题；电脑处理交通罚单，找人托关系就行不通了。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窃取国库的大偷们却越来越多。用高科技遏制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时候，能够对善和恶做出选择的时候，谈论道德才有意义。在等级最高的戒备森严的监狱里，犯人没有偷东西的自由，没有杀人的自由，那么这个监狱是不是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区呢？当然不是，因为犯人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杀人，如何偷东西。

中共热烈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欢技术，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诚信，而是喜欢这种技术带来的对人监控的力度和规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现在加上人工智能，一个警察变成了十个、百个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强了维稳？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这样的独裁极权国家钟爱的根本原因。

6) 一言堂，一言堂，还是一言堂
任何洗脑都离不开封闭性的谎言灌输。无论中共号称自己如何盛世了，国力如何强大了，都绝没有放松对信息的控制。连亲共的一些人都觉得共产党太没自信了。不是共产党不自信，是共产党知道它隐瞒了太多的真相，制造了太多的谎言，一旦真相暴露，共产党就绝对只有垮台一条路。

中共掩盖国内真相是家常便饭，报喜不报忧，天天伟大成就，浮华喧嚣，歌舞升平，看不到底层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无处讲的绝望，看不到道德堕落带来的千疮百孔的腐烂，美其名曰所谓“正能量”宣传。同时，中共也大量报导外国的负面新闻。中共喉舌的驻外记者平时没有事，一遇到国外哪里有抗议，骚乱，疫情，枪击案，火灾水灾，大楼垮塌等悲剧事件时，马上实况转播。大陆人知道美国发生的这种事情可能比在美国的华人知道得还快。长期下来，中国大陆的民众自然而然地就觉得只有中共统治的地方最稳定最安全，西方社会都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7) 制造洗脑的网络生态圈
这是党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延伸。中共有网络封锁，但是，却在自己的局域网里制造出了一个自己的生态圈，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从网购到视频，几乎西方有的中共都复制了一个，大陆民众在这个局域网里感觉什么都有了，甚至比别人的还丰富。

长期下来，人们就习惯于这个生态圈了，对外界反而有了抵触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媒体审查的影响力：来自中国现场的实验”（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对逾1800名北京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访问网站的习惯。其中大约80%的学生从未试图通过翻墙等工具绕过防火墙。结果显示，虽然大学生们获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制的访问互联网，但他们对被屏蔽的新闻网站的需求并不高。仅有不到5%的人会在实验期间浏览外国网站。调查还发现，学生们浏览国外网站时，看的网站内容大多与政治敏感事件无关。

这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中共制造的网络生态圈真的能把网民圈起来。中共也会有意识地去占领舆论阵地，五毛大军就不说了，中共还会制造很多看起来很精致的电视节目，讲解从中国到世界的历史文化发展，对很多历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解读。这种精致的洗脑很恶毒，好像是给人扩展了视野，了解到很多国内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动不动就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什么什么，但是，报导和解读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话只说一半对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断章取义，或者干脆杜撰，真真假假掺在一起，这种洗脑是真的很厉害。

曾经看过大陆的报导说美国杀了以千万计的土著印第安人，因为文章引经据典，让人不得不信服，以为是白人用枪实施的大屠杀。事实是如何呢？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殖民者把天花、疟疾等传染病也带过来了，由于土著人完全没有对于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传开，就不堪设想。据历史学家考证，百分之九十的土著人是死于疾病，而不是死于跟白人的冲突。无论在历史上如何，民主社会现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调查过去的事情。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边上也有土著人博物馆，讲述他们的历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纪念馆吗？

如果说过去中共洗脑主要是不让你知道什么，现在的洗脑更多的是让你什么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实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径修剪过，想让你知道的部分。他们判断海外消息的真假，凭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于是，很多人认为西方和台湾的新闻网站和媒体都是充斥著谎言和诋毁中国的，不信不看不传。

不少华人到了西方，天天还是上大陆国内的网站看新闻，甚至带著机顶盒出来，天天看国内的新闻和娱乐。因为那个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亲切。这也是洗脑的一种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样，离开不了了，中共就如一个无形的背影笼罩在他们身上。自己可以骂共产党，但是一听见有外人批评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觉是在抹黑中国，就如同在骂他自己一样。共产党不把他当自己人，自己却把自己当作党的人。

8) 煽动民族主义

这是老套路，人作为个体都有民族情结，这一点被中共利用得得心应手，是转嫁矛盾的拿手好戏。宣扬百年屈辱，没有共产党，就如何如何，可是，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比如印度，也独立了，也站起来了。宣扬共产党可以两弹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还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学，大飞机也还没有成气候，可是，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想要去，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中共想要用这种特殊科技上的成就来给人民洗脑，要让人民相信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为飞机是要重复使用的，对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发射不过是一次性买卖，失败了也不过就是烧钱而已。

在共产主义理想泡汤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共用来动员、煽动国人的利器。在国内要树立敌人，在国际上也要树立敌人，然后，把这些中共的敌人，宣扬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摇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鼓噪人们去斗争。

9) 集中运动式洗脑
针对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样沿用著“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关到一个地方，集中学习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训班”“职业培训班”的名义，其实就是一个黑监狱，地地道道的洗脑班。针对法轮功学员如此，针对新疆维吾尔人也如此。

中国有681所监狱，310个劳教所。这些监狱和劳教所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据明慧网报导，整理出的洗脑班名单多达3600个。

洗脑班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黑监狱。在里面要强制看诽谤法轮功的各种谎言，搞车轮战，疲劳战，剥夺睡眠的权利（这是中共专家总结出的最有效的洗脑经验），用尽歪理邪说来进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灭绝掉，用签署“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作为转化指标。转化率是中共对各级官员和职能机构的硬性考核杠杆，于是中共就动员起整部国家机器来对付法轮功。不转化的学员就面临可怕的后果：酷刑折磨，送劳教、送监狱，开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劳教所和监狱，那里一样有洗脑班，继续强制转化。

10) 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脑手法
正如前面说的，中共的洗脑是一项系统工程，几乎一切都是为了给人洗脑，甚至娱乐和晚会节目都是为了给人洗脑。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脑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下面再简要地说说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场”诱惑西方。中共与西方打交道，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常常被中共拿来做诱饵，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贪婪丑恶的一面勾起来，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权挂在嘴上的西方社会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价值观丢在一边，与中共同流合污。他们自愿被中共洗脑，也会充当帮凶替中共洗脑中国和西方民众。脸书的扎克伯格在天安门广场跑步，在采访时桌上放著习近平著作，就是一个可笑的例子。

有“钱”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给海外的人洗脑，再出口转内销，把被洗脑的外国人帮中共说的话，转回国内继续给大陆民众洗脑。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媒体财政困难，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购，去投广告，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主流报纸里把中共的报纸当作广告插页，用钱让西方媒体不敢对中共的人权恶行吱声，甚至还为中共的人权恶行辩护漂白。在西方各国的大学、智库大力渗透投资，收买、培养代言人，还重金投资好莱坞，让好莱坞的影片自我审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话题。NBA的球员为了钱，也成为中共的旗子，用他们的嘴给中国人民洗脑。

制度对比，扭曲报导，这是中共玩弄“田忌赛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专制的所谓“优势”去对比西方社会的制度“劣势”，用专制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去嘲笑民主制度的“党派争论”。其实，党派争论恰恰是民间意见分裂在民选官员身上的反应。如果民间没有分裂的意见，比如，疫情期间需要呼吸机，需要疫苗，这个民众没有分歧，民主社会同样展现著快速的反应，同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与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中共在无法掩盖自己的恶行时候，瞒天过海的常用招式。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只要挑出别人的问题，然后就告诉中国人民大家都一样，这不是中共的错。有问题不可怕，如何处理问题还是重点。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真诚反思，是不是毫无保留的放到台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绝不再发生。中共掩盖的正是其它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

你是民主社会，你有自由，你就应该让我胡来。你不是有新闻自由吗？你就应该让我的喉舌媒体长驱直入，安营扎寨。你不是市场经济吗？你就应该让我的商品随便倾销。中共大钻民主自由社会的空子，大喊“时间站在中共一边”，幻想假以时日，就会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脑真会一直有效吗？
本文的重点是揭露中共洗脑招数，把中共洗脑的方方面面尽量列举出来，会给人一种中共洗脑无处不在，“无坚不摧”的错觉。其实，就在共产党如此强大的洗脑场中，仍然有很多人翻墙主动寻求真相，就在无神论肆虐几十年的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对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会，包括几千万法轮功修炼者，这些都是对中共洗脑的有力回击。海外华人致力于恢复真正的五千年神传文化，特别是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是对共产党洗脑大环境党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会也并非是让中共任意宰割的鱼肉，国际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远随心所欲玩弄的东西，别以为中共是在给中国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滥的做法，早晚会激起西方的反弹，川普（特朗普）的“对等”政策，就是对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气。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会变得恶劣，中共还想要用经济发展来给百姓洗脑的资本就会不复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做的“媒体审查的影响力：来自中国现场的实验”，虽然发现很多人不翻墙，甚至翻墙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发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研究人员使用了有奖问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个问题，其答案在《纽约时报》的报导内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对就能拿到一个小红包。在这组研究结束时，大学生们在《纽约时报》等网站上浏览时间增加了九倍。他们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浏览在中国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群体“在知识、观念和态度上发生了实质性和持续性的变化。”他们对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变得更加悲观，许多人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根本的改观。

心病还得心药医，洗脑是用错误的信息进行灌输，突破它还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构建起来的虚假的经济繁荣，终会浮云散去。中国人民要想长治久安，要想与文明世界和平共处，互相提携，就得拔出共产党这个毒瘤。

抗击中共为何成为国际潮流？

作者 王赫

成立100年、建政72年之际，中共却深陷亡党危机之中。亡党危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内，暗斗激化，随时可能分崩离析；第二，国内，红祸人神共愤，超过3.7亿人宣布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第三，国际，围剿中共的联盟隐隐成形。本文试就第三方面略作解析，谈三点。

一、中共对世界的百年欺骗
中共在头28年，成功窃国。中共何以能窃国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美国的战略欺骗，这里提两件事。

第一件事，中共第一次有意识地大外宣工作——1936年安排美国记者斯诺赴陕北根据地采访。斯诺将毛泽东比作林肯，其《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引起轰动，其被罗斯福总统三次接见，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例如一度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第二件事，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11日，美国向延安派遣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军事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中共的精心设计使军事观察组认为共产党人能“比蒋介石对我们有用得多”，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等等。这直接影响了之后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大背景下，苏联大力援助中共，而美国竟一度中断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中共占领全国宣布对苏“一边倒”，美国竟还在空等“尘埃落定”。

中共窃国后的72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胡直至习近平，其对国际社会的愚弄更是登峰造极，这里讲三条。

第一条，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崩溃，原殖民地纷纷独立，中共自称是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勒紧裤腰带饿死无数中国人也要搞“外援”，1971年被非洲国家“抬进联合国”（毛泽东语）；但是，后毛泽东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对亚非拉搞“新殖民主义”，推“一带一路”输出过剩产能和腐败，制造了一个个“债务陷阱”。

第二条，中共“改革开放”，一方面声称“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迅速暴发，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开始挑战美国，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大搞“经济胁迫”（如对澳大利亚）、“经济侵略”（2018年6月19日，美国白宫发布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到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报告，揭露中共经济侵略的六大策略），成为了西方的“经济威胁”。

第三条，中共对外长期打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高唱“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还写入了联合国文件），但其霸权行径、军事扩张和全球野心，严重冲击著周边、区域甚至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从大外宣到“统一战线”、谍报战，从网络攻击到深海对抗、太空威胁，从中印冲突到台海险境、南海风云等等，中共已然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了。

中共对国际社会的愚弄，在201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出版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书中，得到揭露：西方世界一直对中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误认为中共迟早会民主化、中共向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迟早会融入国际社会秩序；然而，中共早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套通盘的战略，计划要在2049年（即中共建国一百年，第二个“百年目标”），取代美国，称霸全世界。“摸著石头过河”只是邓小平的欺敌诡计。

不过，中共当局对此现在似乎也不再刻意掩饰了。这里举两个例子。其一，今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其二，今年2月25日，中共祁连县委宣传部的官网，刊登了县委书记何斌的一篇讲话，该文称“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习近平）作出‘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在谈到中美战略博弈时，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等重大判断。”

今年“百年党庆”，中共声称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跃进到了“强起来”的新阶段，现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看来，骄横的中共已经在开撕自己之前长期所戴的面罩了。

二、世界的觉醒：以美国为例
中共对世界的威胁，从其来到世上就存在著。成功窃国后，中共不仅直接与美国开打，从朝鲜打到越南；在饿死几千万老百姓的同时，还不顾一切的研制“两弹一星”，开始对世界实施核威慑。

从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即“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到今天当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共的全球野心可谓一以贯之。可惜，国际社会的醒悟却姗姗来迟。

武力一直是中共实施对外政策的拿手工具。一手是“输出革命”。例如，对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在毛时代，就支持各国共产党打游击。另一手是战争。例如，虽然中共是喝著苏联的奶水长大的，但共产党政权之间没有任何情谊可讲，1969年中苏兵戎相见（珍宝岛事件）；又如，中越号称“同志加兄弟”，也于1979年打了场野蛮的边境战争。既然中共对共产国家都能大打出手，对其它国家就更不在话下了。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共政权建交的非共产国家，曾为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中共四处奔走，却于1962年被中共暴打一顿（中印边境战争）。

1978年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武力这只手一般都藏在了背后（但仍在大力发展，时而露峥嵘），发展经济成为了主体。即使爆发了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共的邪恶本质已暴露无遗，西方也只是象征性的制裁了下，又赶快把酒言欢。如美国先是取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又让中共于2001年加入了WTO。甚至，中美“G2”共治论一度颇为流行。

几十年里，利用西方国家的幻想和绥靖政策，制造了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经济全球化走向一个极端，出现了全球生产链“一国化”（中国化）现象（例如，世界500强公司中约490家在华投资；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1,492.8亿美元），而中国恰恰又被中共这个专制、残暴且有全球野心的政权所控制，世界就掉进了陷阱里（这在2020年以来的疫情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全世界都在依赖中共作为医疗产品和供应品的来源；而中共借此“甩锅”，大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

2010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共陷阱”；但是，只有到2017年川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当局才真正觉醒起来。2017年12月18日，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共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取代恐怖主义，与俄罗斯一起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历史性转变。

这里有个小插曲：2017年4月9日，川普与习近平海湖庄园会晤，两人或许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由于中共故技重施，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无疾而终，转年川普即对中共开打贸易战，直至2020年1月美中才就贸易争端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此外，2019年中共强行镇压因港府修改“引渡条例”而引发了港人浩大的“反送中”民主运动，促使中美在香港问题上摊牌，美国取消了对香港不同于内地的特殊待遇。2018年和201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两次发表对华政策讲话，显示美国对中共的扩张开始进行全面反制。

进入2020年，由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爆发，先后肆虐中国、美国和全世界。中共不仅隐瞒疫情、数据造假使全世界错失防控的黄金时间，还向美国“甩锅”，而美国本身疫情之严重为世界之最，遂使中美关系直线下坠，开打新冷战。例如，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共关闭驻休斯敦（Houston）总领事馆（中共随即报复，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又如，12月2日，川普政府发布新规，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将其旅行签证最长有效期限制在单月单次入境，立即生效）。

就在这年夏天，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发表对华政策系列演讲，标志著“美国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是川普政府“保护美国人民所做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白宫语）。

这一切，正如蓬佩奥在其演讲——“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中所说：“今天中国（中共）正在国内加剧专制，并在其它所有地方更咄咄逼人与自由为敌”；“保护我们的自由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危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且今天，觉醒正在发生”。

三、国际抗共蔚然成风
抗击中共，2020年的川普政府达到了高潮。但是，中共与美国多种势力合作，介入美国大选；在争议中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美中关系面临著重新调整的可能。不过，从2021年上半年情况来看，因2020年中美新冷战而初步形成的美中两极对抗格局，不仅没有逆转，反而向前深入发展。这主要有如下几个表现。

第一，拜登政府推进反共联盟，高举联盟的旗帜。在印太方面，拜登把四方会谈提升到首脑级（3月12日，网络会议）；拜登政府外长、防长出访的第一站是日本、韩国，拜登又先后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4月16日）、韩国总统（5月21日）；在欧洲方面，拜登先后参加美英峰会（6月10日）、北约峰会（6月14日）、美欧峰会（6月15日）；此外，拜登以在任总统身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9日，网络会议），参加G7峰会（6月11-13日）。所有这些会议，中共都是关注焦点，绝大多数会议公报都首次点名中共、关注台海问题。

第二，英国成为抗击中共的新先锋。前几年，中共重点渗透英国，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但是，中共的倒行逆施，尤其2019年强令港府修例引发声势浩大的港人“反送中”运动、2020年强推《港版国安法》，瘟疫重击英国，2021年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等等，使中英关系逆转，英国成为抗击中共的新先锋，连出4拳：为香港具备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人（BNO，英国当局估算约30万港人）提供特别签证服务；驱逐了3名中共国安间谍；吊销了中共大外宣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调查涉嫌帮助中共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英国近二百名大学学者。更重要的是，英国主办今年G7会议，邀请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南非等参加，推进民主国家联盟；英美峰会签署《新大西洋宪章》，特意如此命名这个文件，就是明白告诉世界：现在形势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需要“战时精神”，我们需要并且正为现在和今后的世界设计蓝图。

第三，日本对华政策重大调整。去年菅义伟接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明显发生变化。不仅习近平访日遥遥无期，日本更是加强与美协调。美日2+2会谈和美日峰会，都突出了中共问题。日本尤其关注台海形势，为此开展了大量运作。中共对日本的变化非常敏感，反应也极强烈。3月17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大骂日本。而中南海智囊时殷弘在接受大外宣《多维》采访时表示，现在日本对中共基本上已经“撕破脸皮”。

第四，综合6月份先后发布的英美《新大西洋宪章》、G7峰会公报、北约峰会公报、美欧峰会公报，可以看出，为应对中共的“整体性威胁”，西方正在战略重整。其主体框架是：紧急抑制中共在台海的蠢蠢欲动；明确中共对西方构成的“系统性安全挑战”；加快数字社会转型，应对中共的经济、科技挑战；推出全球基础建设倡议，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坚守普世价值，有效回击中共劣行。

第五，反制中共的军事联盟正在形成。进入2021年以来，中共军事咄咄逼人，在台海、东海、南海秀肌肉，大搞“灰色冲突”，致使国际形势有些类似于二战之前（并非一战之前）。针对中共军事扩张，相关各国各自针对性强化军备，并且，以美国为中心的庞大军事联盟或军事合作，当前正在迅速展开。举例而言：全面提升美台关系，而以军事合作为重心；加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美日印澳“四方会谈”从部长级提升为首脑级（3月12日召开首次首脑会议），军事指向日益明显，四国的双边军事合作取得若干重大实质性进展；北约警惕中共威胁，北约一些成员国特意加强在印太的军事存在。

此外，今年3月3日，欧洲小国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共主导的“17+1”合作机制；而稍前，2月9日，习近平主导的“17+1”领导人视频峰会，包括立陶宛在内的6个国家只派了低层级代表出席，法广就此戏问中共这是“17+1”还是“17-6”？而2020年以来，中东欧多国与美签署5G安全协议（排除华为），甚至捷克议长访问台湾，接连打脸中共。

综上所述，难道不可以说抗击中共已成国际潮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