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猿忧中华401-國人與“惡” 

早自秦漢時期，中華社會就有“十惡”的律條，前三條為“址�”、“执竽�”及“峙�”；佛教傳入後，又有十誡或十“惡業”之說，前三條可分別用“殺”、“盜”和“淫”三字概括之。直至近當代，我們雖無公認的“十惡”，但不忠、不孝、殺人、搶劫、偷竊、強奸等在一般國人眼裏、甚至在法律文獻中、在聖賢哲人看來均屬大惡無疑。 

值得注意的是，通觀中華文化史，對國人而言，所有的（大）惡基本都與個人的行為舉止有關，而且都具體可察。如果與近代法人孟德斯鸠所說的的“十惡”相比 —— 亦即，無人性的政治；無思想的崇拜；無人文的科學；無道德的商業；無良知的知識；無真實的曆史；無獨立的精神；無自由的幸福；無勞動的富裕；無制約的權力 —— 我們似乎從來未曾認識或想到過社會之惡、抽象之惡及“合法”之惡。 

不難看出，這也是我們的文化遠比西方落後最主要的區別或原因之一：正如我們曆史上沒有憲法、沒有民法所以也從無真正的法治傳統一樣，我們也從未對人性之惡、社會之惡、抽象之惡有過認真的思考與探究，更別說對其加以揭露和限制，結果到如今，我們的社會仍無真正的法治，同時也充滿更多的惡。

[2020年7月29日星期6写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