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丹陽 寫於 一九九九年

只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過的人，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術語大概都不陌生；而經歷過文革和其他政治運動的人，對“全面專政”的高壓統治恐怕至今仍心有餘悸。反思過去，不少有識之士都指出，中國所缺乏的是民主和法治，但卻往往將此欠缺歸因於“封建專制主義”[1]的影響。筆者承認，中國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確有壹定影響，但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權組織形式有著更大和更為直接影響的，則是來自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雖然中共近年來強調民主與法制，可是，如果不能對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有清醒、深刻的認識，就難免受到這種過時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的束縛，就不可能進壹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真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依法治國，還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

　　本文利用大量歷史資料，考察俄、中兩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形成、發展及其後果，比較兩者之異同，並試圖揭示出壹些本質性和規律性的特徵。顧准先生曾說，“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僅望此壹拋磚引玉式的研究，能對國人準確地認識切近的歷史和把握現實有所助益，或許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所啟示。

　　在回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之前，　　　

　　有必要先簡要地考察壹下“專政”壹詞的涵義。專政(dictatorship)這個術語是由“dictatura”壹詞衍生而來，原意是指古羅馬在國家危急狀況下某公民被暫時賦予執掌行政、立法最高權力的壹種政體。後經若干歷史演變，其詞義逐漸發生了改變，通常是指用武力奪取政權或在危機時攫取臨時政權的個人或小集團，依恃暴力維持長期乃至終身的、專制的、獨裁的、有時是暴虐的統治。是以，人們往往把專政視為民主的反義詞。　　　

　　從十八世紀末始，專政被賦與了新的內容，如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國民公會專政”、稍後巴貝夫提出的“勞動人民專政”、1848年歐洲大陸革命中出現的民眾專政等。於是，“專政”有時就成了有多數人支持的革命民主的代名詞。至於中國有個別學者把所有的專政都說成是“民主”，甚至把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制度也稱為“封建制的民主”[2]，顯然是謬解。但專政除了表明壹種政體外，也可以表示國家的階級性質，即國體，則大體上是不錯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最早是由馬克思提出來的。1850年他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裡提到了“工人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1852年在“致魏德邁的信”中，他明確地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概念。根據H.　　　

　　Draper的研究，馬克思首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術語是壹種“隱喻”的用法，這壹方面反映了剛過去不久的歐洲革命中出現的專政，另壹方面是由於在工人運動中也流行著各種專政的主張[3]；Draper從而確認，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外乎他和恩格斯早些時候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所表述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而不是指壹個人、壹個小集團或壹個黨的統治。[4]

　　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但是，他這裡講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其實指的是國家政權的性質，沒有談到專政將采何種形式，即未涉及政體問題。只是在有了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公社政權的嘗試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分析和總結其經驗時，把巴黎公社視為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直接掌握政權、實行議行合壹的直接民主制的“社會共和國”的壹定形式。恩格斯後來在為這部著作寫的壹篇序中說:“先生們，您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他把巴黎公社樹為那個時代無產階級專政的唯壹典範。後來恩格斯肯定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5]，但沒有對這種“特殊形式”作出進壹步闡釋。不難看出，馬、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象他們所有的政治理論壹樣缺乏系統性[6]。在實踐上，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政權僅在壹個城市中短暫地存在，而且是失敗了的樣板，實難成為效仿的範式。　　

　　真正對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是在俄國建立的世界上第壹個自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於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對中國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和示範作用，所以，了解其發生、發展和衰變的原因和歷程，對數十載“走俄國人的路”的中國人來說，就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　

壹、暴力奪取政權　

　　俄國的紅色政權是在暴力革命中誕生的。1917年3月(俄歷2月)，俄國爆發了人民自發的大規模起義，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當這場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發生時，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領導人尚遠離革命中心。雖然他們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號召交戰國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但對自己祖國發生的革命還是感到突然。[7]　　

　　儘管如此，列寧壹回到俄國就立刻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綱”，號召迅速將這場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準備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布爾什維克黨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在7月初試圖借蘇維埃之名奪取政權，取代二月革命後由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經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協議組成的臨時政府。由於那時在各蘇維埃中占多數並控制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人，而且蘇維埃領導機關也反對起義，那次奪權嘗試失敗了。　　　

　　若以為十月革命只是壹場推翻臨時政府的武裝政變，這種看法似乎並不完全準確；實際上，十月革命還是壹場用暴力確立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內的領導權的舉動。雖然當時由社會革命黨人、前彼得格勒蘇維埃副主席克倫斯基領導的、其成員大部分為社會主義者的臨時政府已相當左傾，但由於這屆政府依然拖延召集立憲會議，使結束戰爭問題和土地問題未能及時得到解決，已盡失民意。有各進步政黨參加的共和國臨時議會亦準備拋棄它了；況且，布爾什維克由於許諾給人民以麵包、土地及和平，從9月起陸續掌握了幾個大城市的蘇維埃，預定要召開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將占多數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極可能作出將國家政權從臨時政府轉移至蘇維埃的決議。但那樣壹來，投票選出的將是由蘇維埃內各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而這恰恰是列寧所不願看到的。他從暫時藏身的芬蘭壹再去信，催促黨中央組織武裝起義。他認為黨能夠、而且必須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待蘇維埃二大召開將是極端愚蠢、徹底背叛的行為。但由於黨中央沒有多少人支持他的計劃，他的信差點被毀棄。那時基層黨組織的報告也顯示，工人和士兵並不願為壹個黨舉行起義，除非蘇維埃受到威脅他們才會行動。　　　

　　10月底列寧親自參加了黨中央會議，促使黨中央決定起義。關於起義的決議把這壹行動的正當性和緊迫性歸於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增長的國際形勢和克倫斯基要把彼得格勒讓給德國人的軍事形勢[8]。在蘇維埃二大召開前夕的11月6日，列寧迫不及待地敦促:“無論如何不能讓克倫斯基及其同黨把持政權到25日，壹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裡解決問題。......等待10月25日(公曆11月7日)不確定的表決，就是自取滅亡或拘泥於形式；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不用表決，而用強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9]　　　

　　雖然他辯稱奪取政權不是反對蘇維埃，但很顯然提前起義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將布爾什維克的意志強加給蘇維埃，由壹黨掌握絕對權力。　　　

　　11月17日，壹些受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彼得格勒工人赤衛隊（Red　　　

　　Guards，早年曾被譯成紅衛兵）、衛戍部隊士兵和海軍水兵占領了軍事要地和通訊、交通樞紐，解散了臨時議會，並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這次暴動遠沒有二月革命那樣的廣泛的群眾參與，負責軍事指揮的托洛茨基承認，整個起義不過是像壹場政變那樣的壹系列預先策劃和安排好的行動。最熱鬧的場面是群眾、部分赤衛隊員和士兵哄搶冬宮地窖里的酒。緊接著，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隆隆炮聲中開幕，當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們因抗議布爾什維克用軍事陰謀決定政權歸屬問題而退出大會時，托洛茨基無情地要他們“滾進歷史的垃圾堆”[10]，壹個以列寧為首的清壹色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立即宣告組成。　　

　　政治學常識告訴我們，民主國家的主權應當屬於全體國民；任何個人或團體未經國民直接或間接的許可，不得行使國家的威權；用武力及陰謀篡奪的權力雖能強迫人民服從，卻沒有合法性。可是，布爾什維克把這種武力奪權行為稱為革命，並且公然宣稱，暴力革命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手段。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這樣誕生了。　　

　　二、烏托邦式的藍圖　

　　奪權政權前夕，列寧寫了《國家與革命》。不久，其有關暴力革命的論述就因武裝起義的成功變為令他愉快的“革命的經驗”。為後人所重視的是，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特別是關於巴黎公社經驗的總結，並加上自己的發揮，為在粉碎舊的國家機器後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描繪出的壹幅藍圖：用國家的命令剝奪剝奪者，使勞動人民成為壹切財產的集體所有者；由於國家管理被簡化為監督、計算等職能，壹般社會成員都能參加管理；應當對壹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選舉制和撤換制，只需付給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鎮壓剝削者反抗的國家機器雖有必要，但只需要很簡單的“機器”，可以廢除常備軍和警察這種特殊力量，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群眾的組織；用兼管立法和行政的蘇維埃來代替議會制。他深信，通過這種新型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逐漸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最終使國家消亡。儘管列寧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還不那麼完美，但也是相當令人嚮往的烏托邦。　　

　　然而，照馬、恩原來的想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成熟革命應當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生產關係不能容納之時。可是，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還是壹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的國家，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還處於萌芽階段。[11]　　

　　列寧早年說過，“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12]　　　

　　二月革命前，多數俄國社會主義者也認為，俄國落後的生產力不足以使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甚至有人認為，即使在不久的將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也不可能發生，因為“對於整個人類來說，生產力還未充分發展”。[13]

　　但“壹戰”的爆發使布爾什維克相信，戰爭帶來的災難會促使各國無產階級起義，同時大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而後者是“　　　

　　社會主義的入口”，因此“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14]　　　

　　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和在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首先爆發革命的論斷，以及壹些機會主義的策略，使落後的俄國匆匆邁向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之途。然而，理想原則和客觀現實間的巨大差距，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描繪的美好藍圖與其在俄國的實施南轅北轍。當然，從根本上來說，正如韋伯(Max　　　

　　Weber)正確地指出的，馬克思所有的規律和發展的概念是“理念型”的，在它能夠在“經驗事實的汪洋大海中安全航行”之前，無法證明其有效性和正確性。[15]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亦為壹種唯理主義的設想，缺乏可行性，故其在俄國的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和暴露出無法克服的巨大矛盾和弊病，以致最終翻了船。　　　

　　三、多數人專政還是少數人專政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大多數人統治的“　　　

　　民主制度”，他們認為，當時只有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裡的無產者占人民的多數，在其他歐洲國家只能間接地建立。[16]　　　

　　而在俄國，工人約占總人口的2％。[17]　　　

　　普列漢諾夫深信，如果工人階級在那種情況下奪取政權，只能導致“以共產主義形式出現的專制暴政”。1917年4月列寧還說，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壓倒無產階級，後者不僅人數少，還缺乏覺悟性和組織性。到了十月革命爆發之時的11月，這壹基本情況並無變化。可是，布爾什維克仍然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奪取了政權，實行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曾許諾，無產階級專政“將第壹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布爾什維克經常聲稱擁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因而是代表多數人實行統治。可是，1917年底舉行的俄國歷史上首次全民普選──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卻顯示，多數人民（主要是農民）選擇了社會革命黨。該黨（不包括其左翼）在立憲會議中共贏得370席；布爾什維克黨得到的選票僅占24％，獲得175席。[18]　　　

　　這個選舉結果令以人民名義實行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十分尷尬，而且它掌握的蘇維埃政府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19]　　　

　　但絲毫不受任何民主規則束縛的列寧宣稱，工人階級不應當服從農民多數，在階級鬥爭空前尖銳的時期，“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歷史提出的問題。[20]

　　於是，蘇維埃政府以解散立憲民主黨、逮捕和暗殺當選的反對黨代表等手段，企圖阻撓立憲會議的召開。但在人民的壓力下，立憲會議仍於1918年1月18日開幕。是日上午，數萬群眾不顧戒嚴令、遊行支持立憲會議，隊伍行進中突遭設伏士兵的機槍掃射，死傷數十人。高爾基將這次流血事件與1905年沙皇對人民的屠殺相比，憤怒地譴責下令開槍屠殺和平示威者的人民委員們，稱這些“人民委員”以“要麼我們掌權，要麼將消滅所有壹切”的心態，“扼殺整個俄國的民主”。[21]　　　

　　立憲會議開會期間，廳旁長廊里的武裝警衛不時用槍向他們不喜歡的發言人瞄準、比劃。首次會議尚在進行，壹名水兵便奉上級命令、以“警衛累了”為藉口，強迫代表們離場休會。次日蘇維埃政府就正式頒令解散了立憲會議。這壹切完全是預謀的，壹名布爾什維克在會前就聲稱，若立憲會議變得難以駕馭，“我們可能不得不用刺刀來解散它”。[22]　　　

　　排除了立憲會議這個布爾什維克掌權的障礙後，列寧說“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23]，把民主的具體形式和原則統統拋掉了。　　

　　布爾什維克自稱，解散立憲會議是為了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隨後召開的蘇維埃三大上，列寧宣稱，“從今以後，指揮壹切的是大老粗，剝削者必須聽從他們”。他還對到政府來詢問的工農代表說，“妳們自己就是政權，妳們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妳們需要什麼就拿什麼，我們支持妳們......。”[24]　　　

　　在這樣的政策和“剝奪剝奪者”的口號鼓勵下，壹部分貧民懷著仇恨和報復心理，肆無忌憚地搶奪、沒收、燒毀“富有階級”的包括生活資料在內的財產，對被視為上等階級的人毆打、羞辱乃至殺害。在街頭，有壹些群眾甚至把穿戴講究、戴眼鏡的布爾什維克也當作資產階級分子加以襲擊。　　　

　　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布)，列寧在“四月提綱”里解釋說，原來黨的名稱中的“民主”在科學上不正確，“因為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而武裝的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統治自己的”；如果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就會成為壹種妨礙和欺騙，因此必須脫掉這件可愛的、骯髒的襯衫。[25]　　　

　　去掉了民主的束縛，共產黨便可放手實行赤裸裸的階級專政了。　　　

　　是年夏公布的第壹部蘇維埃憲法明文規定，剝奪那些使用僱傭勞動或靠租金為生的人、私商、前政府官員、警察以及神職人員的公民權。因界定這些人的法律概念不明確，實施中往往把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和在前政府工作的壹般職員等都當作剝削階級。[26]　　　

　　列寧認為，“教授、教師、工程師將自己的知識變為剝削勞動者的工具，......以自己的知識為資產階級效勞”[27]，這助長了民眾中原有的反智主義思潮和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以致壹般知識分子也多被視同資產階級，甚至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政治娼妓”[28]，遭到非人待遇。上述各類人占市民中相當大的壹部分。韋伯夫婦認為，“政治民主代表壹定區域內的所有居民”是“淺顯的、無可爭議的事實”。[29]　　　

　　無疑，剝奪了許多居民的公民權也就破壞了民主。　　　

　　在俄國這個農民約占總人口85％的國度，布爾什維克深知，必須與廣大農民結成聯盟才能鞏固政權。因此，十月革命後頒布的土地法令採用了社會革命黨擬訂的、反映了大多數農民願望的廢除土地私有制、土地歸壹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的綱領。當農民尚處在得到土地的興奮之中，就發現共產黨開始向自己開刀了。1918年春，城市發生了饑荒，這被歸因於富農的囤積居奇；壹些貧農也被指責受富農收買和腐蝕而私下買賣糧食。於是，政府開始實行糧食壟斷制、取消自由貿易和壹切市場。因嫌農村蘇維埃（首領多為原村社長老）執行征糧政策不得力，黨遂在城市貧民中徵召征糧隊到農村去搜集餘糧，用列寧的話講就是進行“十字軍討伐”。主要由失業工人、退伍士兵和城市遊民組成的征糧隊到農村後，往往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都搜刮壹空，還捆綁、拷打甚至殺害拒不交糧的農民。有些特別壞的征糧隊員被農民視為“伊凡雷帝的狗腿子”。　　　

　　是年夏，俄共聲稱要實行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貧苦農民的聯合專政，掀起了所謂的農村中“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並廣泛地建立“貧農委員會”，其成員多為原農村公社之外的非耕種者。“貧農委員會”經常誣指那些辛勤勞動、有所收穫的農民為“富農”，任意地勒索農民的生活資料供自己享用，還非法逮捕、刑訊農民，甚至強姦農婦。“貧農委員會”還協助征糧隊搜糧。農民對這種有組織的搶劫忍無可忍，不斷起義反抗。　　　

　　以後列寧多次談到，農民是壹個特殊階級，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糧食的占有者，“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針對社會革命黨提出的工農平等、糧食自由貿易等要求，他的回答是，“為了拯救工人，應當不惜犧牲壹切......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憲法才說工人和農民是不平等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壹個階級”的專政，其國家不能同“勞動的人民國家”相提並論。列寧強調，“在小農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裡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30]　　　

　　這裡，要向誰實行專政不言自明。　　　

　　對農民的嚴厲措施導致農民的極大不滿和農村經濟的嚴重破壞，1921年蘇俄政府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並允許壹定程度的自由貿易，以對農民讓步；但與此同時仍然殘酷鎮壓了各地的農民暴動。由於工業品奇缺，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不斷擴大，農民不願以低價供應城市食物。於是，斯大林發明了“貢賦”說法，說農民必須對國家工業化繳納貢賦。當時，黨內的布哈林、托姆斯基等批評這種政策，認為倘若農民要付貢賦，便意味著農民等於是貢民，是被剝削、壓迫的；從國家的觀點來看，農民就不算公民、而是臣奴。斯大林不管這些，在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甚至動用保安武裝力量包圍和驅逐反抗和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村莊和農戶，遷蓰乃至從肉體上消滅富裕農民。根據秘密警察報告，在壹些地方，有些蘇維埃和黨的基層幹部以及派來推行集體化的工人拿走富農和中農家裡的衣物，甚至直接從孩子們頭上奪帽子、從農民腳上扒鞋子；發現食物和酒便當場吃喝。農民們被迫團結起來，拒絕被劃分為富、中、貧農，並激烈抵制集體化政策。有的農民認定，“與其加入集體農莊，還不如不要出生”。[31]　　　

　　在集體化導致的三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飢餓的農民無所不食，剝樹皮、揀馬糞中的麥粒、掘墳吃新屍、甚至吃自家剛死的孩子。農村餓孚遍地，僅從波爾塔瓦到基輔沿途就收集了壹整列車的屍體；許多村莊因人死絕而被焚燒。可就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令士兵嚴守糧倉，不僅不賑災，反在大災之年增加糧食出口。1932年更建立起國內戶口制度，限制農民流到城市覓食。有的官員甚至說，餓死數百萬農民照樣建設社會主義[32]，根本不把農民當人。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裡曾說：“我們並不期望壹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顯而易見，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實際上是少數人對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專政。　　

　　四、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對無產階級的專政　　

　　若實行專政的少數人真是當時僅占人口少數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專政或許尚能勉強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他們還認為，工人階級經過大生產的訓練，足以勝任管理國家的任務，因而指出新型國家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列寧也說過，要在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後“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那麼，蘇維埃俄國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呢?　　

　　蘇俄政府雖非工人階級自己的政府，但布爾什維克政府起初對二月革命後相繼成立的工廠委員會工人管理的自發要求和做法作了讓步。第壹批法令中“工人監督條例”規定，在企業中由工人和職員直接或由選舉的代表間接對生產、貯藏和買賣實行監督。可是全面施行這壹“條例”的結果卻是，許多工人認為“工人監督”就是工人有權像農民分土地壹樣地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於是給自己增加工資或私拿工廠產品，引起物價上漲；不少工人在工作時間內、以工廠的工具原料製作產品，或直接從工廠盜竊物品，到黑市或農村與農民交換食物，導致工廠的缺勤率上升（平均約30％，個別企業高達80％）；眾多工人根本無視舊廠主和工程師的管理，生產秩序極為混亂，機器得不到保養、修理，任其鏽廢。工人“監督管理”工廠的政策使得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工人們因沒有得到政府許諾的足夠的麵包和生活必需品，以及不滿壹黨獨裁統治，紛紛示威抗議。1918年5月，科爾皮諾蘇維埃機關的衛兵向示威工人開槍，引發了壹波工人的罷工浪潮。在有數十萬成員的“工廠代表非常會議”的領導下，工人在示威中提出了進行民主改革、給予公民自由權等政治要求，莫斯科的壹次四千餘鐵路工人的集會甚至要求結束布爾什維克的統治。[33]　　

　　政府馬上對工人採取了嚴厲措施，在壹些城市和地區實行軍管，禁止集會、逮捕甚至槍斃罷工領導人。某工會發表的文章譴責道，“自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蘇維埃政府，竟以各種鎮壓手段，包括刺刀，來對付不聽話的無產階級”。[34]

　　鑑於“工人監督”和罷工導致的無政府狀態，政府決定在企業里實行壹長制，給高級技術專家高薪以吸引他們參加管理，同時要求工人加強勞動紀律。1918年6月頒布的大工商企業國有化的法令，標誌著戰時共產主義的開始。列寧此時改而大談運用“強迫手段”使群眾“無條件地服從勞動過程中的領導者的統壹意志”，甚至要在工廠中採用資產階級殘酷榨取工人血汗的殘酷手段──泰羅制；他還號召發動對想少工作多賺錢的工人、以及所謂的工人階級中的“上層分子”和“特權工人集團”的鬥爭，“懲處”工人中間的“壞蛋”；他說，“　　　

　　專政就是鐵壹般的政權”，對社會上數量非常多的有盜竊、 投機等行為的壞分子也要使用“鐵的手腕”，甚至“就地槍決”。[35]　　　

　　於是，在列寧眼中，工人不再那麼“先進”了，而是變得又落後又邪惡。托洛茨基甚至主張實行勞動軍事化，他聲言，“勞動者的國家認為自己有權把每個工人送到需要他工作的地方去。......勞動者的國家有懲治那些拒絕履行勞動義務的工人的權力”。　　　

　　對於這些措施，共產黨內的民主集中派領導人批評道，“完全的軍事化必然要限制人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必然把人完全束縛在生產上。”這等於是告訴工人，“妳現在不是公民”了。[36]　　　

　　然而，黨內的這種批評絲毫未能阻礙黨的“九大”通過了“要對所有懶漢、寄生蟲、擾亂者進行鎮壓。......採用強制勞動制度是提高生產力的主要方法”的決議。政府還無視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令，要求工人們履行對國家的義務──在工作時間以外無報酬地“義務勞動”。[37]　　　

　　高強度、長時間的強迫勞動使工廠變成了勞動營。　　　

　　到內戰即將結束的1920年，工人們對政府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非常憤怒。英國哲學家羅素隨英國工人代表團訪俄時發現，壹些工人認為自己是尚未從暴政下解放出來的國家的奴隸。[38]　　　

　　這壹年全國約有四分之三的工廠發生了罷工。列寧和托洛茨基承認，共產黨已失去了工人的支持；季諾維也夫甚至估計約90％到99％的產業工人是反共的追隨者。[39]　

　　他們認為，工人不應罷工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不應有自己獨立的組織。在11月的全俄工會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提議，由國家委派所有工會官員，使工會政府化；黨內的工人反對派則反對用國家機器吞併工會；而列寧希望把工會降為社會服務和教育組織，同時發揮監督作用，但主張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他深知，由於孟什維克黨在工會中有強大影響，獨立工會的存在對共產黨是嚴重的威脅。次年政府用強力解散了不馴從的工會代表大會和工會委員會，並鎮壓工人的抗議。托洛茨基聲稱，黨有權力和義務堅持和維護其專政，不管群眾的自發情緒和暫時的搖擺，也不管專政暫時與壹時流行的工人民主情緒相衝突。[40]

　　俄共批評了黨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壓制了工人反對派、取締了孟什維克黨後，更加肆無忌憚地處理工會問題，黨中央甚至無視壹貫親布爾什維克的冶金工人工會的投票結果，強行按黨提名的人選任命工會委員會。從此工會徹底喪失了獨立性，工會為工人利益所從事的活動壹旦被認為與黨的利益和政策相衝突，就被禁止和鎮壓。首任工會負責人托姆斯基被解除職務後，工會完全失去了為工人的利益與廠方談判的能力和壓力；其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增加報酬的功能讓位於協助當局督促工人完成生產定額；工會領導機構的組成也完全聽命於黨。　　

　　共產黨員在工會領導機構中的比例大大高於在工會會員中的比例。1924年出席全俄工會代表大會的代表有98.9％是黨員，全俄工會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全是黨員。[41]　　　

　　列寧承認，“工會形式上是壹種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工會的領導機構，首先當然是全俄總工會的中央機構或常務機構......都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的壹切指示。......階級專政便是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這個機構來實現的。”[42]　　　

　　結果工會淪為黨控制工人的工具。根據國家保安局的報告，在二、三十年代工人們普遍拒絕與黨控制的工會合作。[43]

　　工人民主、工人管理的幻想破滅後，代之以對工人的嚴密監管和對工人罷工的無情鎮壓；取消壹切獨立、自治的工會後，代之以黨控制的官辦工會。工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名義上的主人翁實際上處於可悲的奴隸狀態，這實際上是對工人階級的專政。1921年10月列寧乾脆宣布，在陷於內戰、外國干涉和經濟崩潰的國家裡，俄國產業工人由於極度貧窮和災禍而墮落，“已不再成為無產階級了”。[44]　　　

　　那麼，在這樣的國家裡又由誰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呢？　　　

　　五、蘇維埃──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　

　　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在俄國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是蘇維埃；斯大林甚至說蘇維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45]　　

　　蘇維埃(俄文原意為代表會議)起源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起初不過是壹些指導罷工的委員會。那時擔任過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孟什維克黨人托洛茨基曾形容蘇維埃為“革命政府的胚胎”。而當時蘇維埃的革命自發性和原始民主性並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胃口，列寧甚至說，如果起義組織得更好些，蘇維埃可能就成為多餘的了。但二月革命後列寧卻提出，蘇維埃是人民自己創造的“工農專政的現成形式”、是“革命政府唯壹可能的形式”。[46]　　　

　　那時各地蘇維埃的許多代表不是選舉產生的，而且代表性不均衡。例如，首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是每壹千個工人選壹名代表，每個連隊士兵約壹百人選壹名代表；結果，士兵代表達兩千名，而工人代表卻只有八百人。以後的蘇維埃也只代表工農兵，並沒有廣泛的社會性。顯然，蘇維埃實際上是階級的戰鬥組織而非合適的政權機關。　　　

　　眾所周知，布爾什維克黨是假借蘇維埃的名義奪取政權的。壹旦政權到手，列寧便私下說蘇維埃不過是“無用的擺設”，對之不屑壹顧。雖然蘇維埃按說應是象巴黎公社那樣的把立法和執法職能結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政權機構，可實際上它既無行政權、又缺乏立法監督權。1917年11月12日人民委員會頒布的壹項法令規定，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由工農臨時政府負責準備和起草各種法律、法令，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修改、取消或推遲發布政府的任何決定的權力。幾天以後，幾名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代表便指出，政府並未按法定程序將公布的法令提交蘇維埃執委會審議和批准。[47]

　　1918年頒布的蘇維埃憲法雖規定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立法、行政機構，但布爾什維克以保衛革命的需要高於壹切形式約定為藉口，無視蘇維埃的權力。蘇維埃執委會很少開會，政府則總攬大權，幾乎每日必會。在1917至1918年間政府頒布的480項法令中僅有68項被提交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或其執委會審議通過，以後政府更是經常繞過最高蘇維埃、頒布自己規定的法律和法規。[48]　　　

　　1924年憲法的有關規定使黨操縱的蘇維埃主席團在休會期間擁有最高立法、執法和行政權，把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乃至執委會的權力架空。此後的憲法雖規定蘇維埃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但蘇維埃無權的情況並無任何改善。　　　

　　列寧反對三權分立的思想源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認為，分權反映了不同階級對統治的爭奪；而他們之所以提出議行合壹的原則，除了以為無產階級統治不必分權，還出於確保人民主權即立法權對行政權絕對支配的考慮。但在象俄國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制根本行不通，以致列寧雖口說議行合壹，實際上他也把蘇維埃視為“代議機構”，實權掌握在行政機構手中。由於議行合壹否定了權力制衡原則，反使行政機構得以僭越、攘奪立法機關的權力而不受後者的制約。這完全違背了馬、恩關於社會制約國家的初衷。　　　

　　蘇維埃本應有充分的代表性，至少應該有反映不同勞動人民利益的各社會主義政黨。巴黎公社就是由蒲魯東派、布朗基派等不同派別聯合掌權的。十月革命前，列寧還說要在蘇維埃掌握政權後，“保證各政黨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和平鬥爭並通過實踐來考驗他們的綱領，保證政權由壹個政黨和平地轉到另壹個政黨手裡”。權力到手後他又說，因為在蘇維埃二大上布爾什維克代表占了多數，才由布爾什維克黨組織政府的；以後“政府由壹個蘇維埃政黨手裡轉到另壹個蘇維埃政黨手裡，無須經過革命，只通過蘇維埃的決議，只通過蘇維埃代表的改選就可以實現了”[49]，似無壟斷政權之意。可是在1918年6月，共產黨把持的蘇維埃中執會先是以反革命罪名把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代表從蘇維埃中開除，後來又驅逐了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逮捕和槍斃了其中的許多人。到了1921年則乾脆取締了這些政黨，從而實現了壹黨對蘇維埃的壟斷。到了三十年代，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才又主張恢復甦維埃內的政黨自由，可那時早就不存在、也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的社會主義政黨了。　　

　　地方蘇維埃起初有壹定的群眾參與和自治性。鑑於蘇維埃有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各地蘇維埃又組織鬆散，常不服從中央，俄共領導人聲稱絕不能用蘇維埃取代黨、使黨適應蘇維埃的社會民主，而是決定用黨的組織系統來對蘇維埃實行集中統壹領導。1919年俄共八大議決:“俄國共產黨應當單獨掌握蘇維埃政治上的最高權力，並對其壹切工作實行監督”；在蘇維埃內成立黨組是“絕對必要的”，所有參加蘇維埃工作的共產黨員必須參加黨組並嚴格服從黨的紀律。[50]　　　

　　列寧更提出“在蘇維埃內部確立鞏固的共產主義者多數”[51]。各級黨組織靠包辦選舉控制了從基層到高層蘇維埃的人員組成。起先，基層選舉單位是按經濟和生產單位劃分，多採取舉手表決的選舉方式。後雖在1936年改採秘密投票方式，但每個選區只許有壹個候選人，無人敢在選票上劃掉黨選擇的候選人。結果，各級蘇維埃的絕大多數代表是共產黨員（除農村壹度例外），在最高蘇維埃中黨員比例尤高[52]，工人代表很少，約半數是黨政軍警高級官員，包括絕大多數的黨中央委員。他們多被安排當選，與所代表的選區毫無聯繫。這樣黨牢牢地控制蘇維埃就有了組織保證。　　

　　人民沒有真正的選擇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權利，並因缺乏罷免的途徑和程序、也無法“隨時撤換”所不滿意者。蘇維埃代表多因其政治態度或地位而當選，故代表中缺少專業人才，議政能力差，也無法真正地代表民意。後來雖然中央執委會設立了數個專職委員會，雇用了許多職員，仍難行使立法監督的功能。蘇維埃的功能不彰，還因為有在蘇維埃中央全會上限制辯論的規則。列寧講過，蘇維埃不是“清談館”。可是議論和爭論是政治的固有特性，密爾在《代議制政府》裡指出，“我不知道代議制議會怎樣能比在談論中工作得更好”。蘇維埃沒有充分的代表性、不同的意見無法充分討論，便形同虛設，不過是表決擁護、認可黨和政府決定的橡皮圖章，是黨用以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的外部裝飾品。　　

　　列寧曾坦承，由於俄國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低，“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群眾的利益服務，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自己來實行管理的機關。”托洛茨基則更直言不諱，“蘇維埃專政只有通過黨的專政才成為可能”。後來他才醒悟，“黨使蘇維埃在政治上服從黨的領導人實質上已取消了蘇維埃制度”[53]。　　

　　六、從壹黨專政到黨的領袖獨裁　

　　只有了解列寧關於黨的理論，才能透徹地理解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Meyer指出，列寧對黨組織的強調是他全部觀點的“核心”。[54]　　

　　在寫於1902年的《怎麼辦》中，列寧完全違背了馬、恩關於無產階級組成獨立的政黨以及真正的政黨即是群眾性政黨的觀點。列寧斷言，工人只能自發地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不可能自動成為社會主義者，他們只有依靠懂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社會主義。他主張建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密組織、鐵的紀律的黨，後來又提出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強調黨中央委員會集權和下級組織及普通黨員的服從，以用“組織的物質統壹”來保證“思想統壹”。[55]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主要就是因為在黨的組織原則問題上的分歧而分裂為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的。後者實際上是主張建立群眾性政黨、重視組織工人群眾開展政治和經濟鬥爭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的顯然反對民主原則的關於黨組織的獨特計劃，也受到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羅莎.盧森堡就指責說，列寧把“布朗基主義陰謀小團體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運動中。”[56]　　　

　　固然，象軍隊壹樣嚴整、有紀律的黨組織有助於布爾什維克在沙皇的專制統治下從事活動並在後來成功地奪取了政權，但把這壹套用於黨內組織的原則搬到對全國的統治上，就為集權制國家奠定了基礎。正如薩拜因所指出的，“共產主義的政府理論實質上就是黨的理論”[57]，蘇維埃政府的組織原則確是黨的組織原則的引申和擴展。　　

　　列寧認為，“被剝削者大眾甚至在最先進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也是閉塞、無知、愚昧、惶恐和分散的”。不言而喻，俄國勞動者的素質更被視為是等而下之的，所以應當服從“較有組織、較具階級覺悟和較好武裝起來的”黨的意志。他早就講過，專政不是由全體人民而是由“革命分子”實行。而按照共產國際“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綱”，共產黨是“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用以在組織上和政治上指導全體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走向正確道路的工具”[58]。把黨說成是無產階級先進部分和勞動人民的指導者，以黨來取代無產階級實行專政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1919年7月，列寧在回擊壹些人對共產黨建立壹黨專政的斥責時說，“是的，是壹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壹黨專政，......只有這個黨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去深刻地改變社會”。[59]　　　

　　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有外國代表提出共產黨專政是否等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擔任共產國際主席的俄共領導人季諾維也夫給予了肯定的答覆，說黨專政擔負著“工人階級專政”的“功能”，是其“象徵和體現”。托洛茨基舉例說，在決定諸如同波蘭議和、農業等問題上，雖有人民委員會，但政府需要服從壹定的控制，“誰來控制?由那完全無形的、處於混噸狀態的群眾──工人階級來控制嗎?不。所以我們召集黨的中央委員會來討論”。[60]　　　

　　斯大林早年還駁斥季諾維也夫的“工人階級的專政只有採取它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專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證”的話為“胡說”，可沒過多久，他自己也聲稱，“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61]。其實，盡人皆知，俄共的組成和成份很難體現工人階級的主導地位，黨的領導人中幾乎鮮有當過工人或工人出身者；1924年全黨僅有18％的工人黨員，1927年工人黨員只占產業工人的8.4％，1973年黨中央委員會有投票權的委員中僅有3％是工人。[62]　　　

　　黨顯然不過是借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專政。　　　

　　儘管列寧重視黨的領導作用，但他領導下制訂的第壹個憲法尚未提到黨的地位。直到1936年蘇聯才在憲法中用法律形式正式、公開地確定了共產黨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黨被說成是“壹切勞動人民的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63]　　　

　　斯大林在解釋壹黨專政的依據時說，新憲法草案保留了工人階級專政制度的效力，也保留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幾個黨，也就是政黨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敵對而不可調和的對抗階級的社會裡才會存在”，在蘇聯只有工人、農民兩個利益不彼此敵對、且互相友愛的階級，“因此，在蘇聯也就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64]　　　

　　斯大林不僅把無產階級專政同共產黨的指導地位完全等同起來，而且把黨說成了全體人民利益的當然代表者，故應當永遠獨自掌權。這等於說黨權像王權壹樣不可轉移與分割。　　　

　　按照列寧的說法，黨的政策不是由壹般黨員決定的，而是由黨內極少數有影響、威信和經驗的領袖決定的。1919年俄共八大議決由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負責制定黨的政策，並建立了中央書記處和組織局，這幾個組織逐漸取代了較少開會的中央委員會。這意味著，黨專政實際上變成了黨的領袖精英的專政。當中央集權傾向剛露頭時，黨內的民主集中派就多次抨擊過中央領導向下級發號施令、指派地方官員的做法，主張黨內應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總的來說，那時黨內還有自由表達意見的風氣，多少實行了列寧早年提出的“自由討論、統壹行動”的方針。儘管建政後黨內有對列寧的“　　　

　　英雄崇拜”[65]，但還是有人敢於批評他的政策。而且，由於規定了政治局、組織局每月定期向中央委員會報告的制度，基本上保證了集體領導。但1921年黨的十大“關於黨的統壹”的決議譴責了黨內“宗派主義”，禁止公開批評黨的缺點，要求立即解散有自己綱領的小組織、違者開除出黨，這給壓制黨內不同意見、用組織手段處理和對付反對派開了路，也為個人獨裁奠定了基礎。　　

　　1922年斯大林擔任黨的總書記後，通過書記處直接領導各州和大城市的黨組織，通過黨中央各部插手各領域的工作，掌握了委派、提升、調動黨的重要幹部的大權，從而實現了對全黨的控制。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儼然以繼承者自居，說派別的存在會導致“多中心”，強調鐵的紀律與服從，號召全黨“統壹意志、統壹行動”，後來乾脆宣布黨的形式民主只不過是“空殼”，“黨的真正利益才是最重要的”。[66]　　　

　　完全取消黨內民主後，黨的高層將命令按等級森嚴的組織系統層層下達，有強制性的約束力；下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權威和指示，完全沒有質疑和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斯大林把黨內持不同意見者打成反黨集團成員，開除出黨並進而實行肉體消滅；同時到處安插心腹，操縱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壹步步地使自己成了黨內無人敢於質疑的終身獨裁者。　　　

　　正象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預言的，“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正如我們還將看到的，(布爾什維克的)這些方法將導致：黨的組織以黨自居，又為中央委員會所取代，最後被壹個‘獨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員會。”[67]　　　

　　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的米高楊死後公諸於世的回憶錄中透露，列寧和斯大林都搞獨裁，但在列寧的獨裁下，尚能保持黨內領導層的壹定平衡；而斯大林的獨裁不允許有不同聲音，各級幹部不得不完完全全地俯首貼耳。斯大林早在1923年就開始在政治局裡召開只有自己的支持者參加的會議；晚年更是常在餐桌上與幾個完全聽從他旨意的親信邊吃喝邊決定黨和國家大事，或乾脆壹切事都由自己作主。1952年以前，蘇共長達13年不召開黨代表大會，連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會議也很少開。　　　

　　由於共產黨是唯壹的執政黨，國家壹切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必然集中在黨手中，國家機構便如亨廷頓所說，“僅僅是黨屬下的行政管理部門”。[68]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曾壹度在黨中央委員會所在的斯莫爾尼宮辦公，那裡的會議常交替討論黨和政府的事務。列寧認為，黨的機構與政府部門靈活結合對貫徹黨的政策有莫大好處。1920年列寧申明，“我們共和國的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69]　　　

　　幾年後，斯大林對這段話作了發揮，“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壹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70]　　　

　　二者的區別顯而易見:斯大林把黨的操縱控制從國家機關擴展至群眾組織，把黨中央的指示泛化為黨的指示，這使黨權更為擴張。黨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成為國家政務的決策和仲裁者，甚至行政上的具體小事也在政治局裡討論，由黨中央和政府聯合發布行政命令竟成了慣例。　　　

　　後來，列寧也意識到黨對行政部門過度干預的危害，建議“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應當劃清職權”。[71]　　　

　　但在他壹手創立的這種領導體制下，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因為，政府部門、各蘇維埃和各單位都有黨組、黨委，黨的主要書記握有很大權力。在生產領域事務上，地方黨的領導也往往比行政領導有更大的決定權。1941年黨中央正式法通知要求城市、地區的各級黨委專設壹名書記負責工交系統的領導工作。黨中央除設有管理黨務的部門外，還有專管農業、工業和文化的眾多部門，直接指導政府各有關部的工作。斯大林、赫魯曉夫先後在1941年和1958年兼任政府首腦，從而不僅在實際上、也在名義上掌握了黨政最高權力。　　　

　　在這種體制中，黨是壹切社會活動的驅動和指揮中心，它不僅牢牢掌握了各級政府，也控制了所有“群眾”組織，工、青、婦組織及合作社、學校、報紙和軍隊都被斯大林稱為黨與群眾之間的“傳送帶”和專政工具。[72]　　　

　　是以，全體公民(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無壹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黨的指示，黨的領袖成了全社會的權威。對黨的最高領袖的個人崇拜也登峰造極，斯大林被吹捧為“太陽”、“造物主”、“世界的希望”。列寧曾表示，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個別的人來實現的，個人獨裁有可能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他本來是就工業的集中指揮講這番話的，可是，在壹黨專政的國家裡，黨的領袖必然成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獨裁者，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黨的專政，壹黨專政又成為黨的領袖的個人專政，這實際上是被稱為列寧主義“基石”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黨的理論付諸實踐後的必然結果。　　　

　　七、專政＝依賴暴力＋不受法律約束　

　　列寧1906年為專政所下的定義是“不受任何法律妨礙並且完全不受任何規則限制而直接依賴於暴力的權力”。以後他仍堅持此定義，並引伸出“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73]　　

　　他表述得很清楚，無論什麼專政都是直接依恃暴力並置法律於不顧的強權統治。但這種視無產階級專政為獨裁的、壓制的特殊形式政權的看法，不僅與馬、恩所說的工人階級國家很不壹樣，也背離了歐洲歷史上推崇法律高於權力的政治文化傳統。按照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的觀點，暴力和強力只能使人們屈從，並不能構成統治的權利；任何人對於自己的同類都沒有任何天然的權威，只有社會公約才可以成為人間壹切合法權威的基礎。從廣義上來講，法律是反映社會全體公民普遍意志的社會行為規範。西賽羅在《共和國》中說，國家若不是根據法律及權力的契約而聯合的話，就會導致獨裁或暴政。無疑，按列寧的定義施行的專政，必然走上瀾施暴力、踐踏法治的道路。　　　

　　列寧講專政不受法律約束，意思是專政者不受法律約束；但他並不壹概反對狹義的法制。他曾指示，“法制應當加強（或得到最嚴格的遵守）”[74]。蘇維埃政權也制訂了憲法及各種法律、法規，有自己的司法系統，但其法律和司法實踐卻很奇特。十月革命後，城鄉各地自發地成立了許多由工人、農民組成的“人民法庭”，列寧認為，它們是群眾式恐怖的有力武器，給予了支持。他在1918年起草的俄共(布)黨綱草案中寫道，要“徹底廢除如舊式法院這類的資產階級統治機關，而代之以階級的工農的法院。......提出‘僅僅由勞動者選舉勞動者出身的法官’的階級口號，......黨向蘇維埃選民選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號：實現無產階級的意志，運用無產階級的法令，在這種法令沒有或不完備時，遵循社會主義的法律意識，掃除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75]

　　由於舊的法律被廢除，過去的律師、法官等專職人員被棄之不用，毫無法律知識的新法官們遂自創了壹些新法典和審判方法。例如，某人挨了壹拳可以回擊被告十下；若當庭驗看被告的手又白又軟，便可斷定其為剝削階級而判有罪；而窮人搶劫或殺了富人則只判很輕的刑。這樣的法律和司法當然毫無公正可言。1917年底又成立了革命審判庭，專門審判那些反政府、怠工和隱藏公共財產者，將許多人按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法律的根本作用是保障人民的權利，與普通法不同，憲法可以被視為人民統治政府的法。[76]　　　

　　而壹些蘇聯法學家卻提出，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無產階級國家不應當用法律束縛自己，甚至連司法系統都無必要；他們主張立法應當有最大的靈活性，用法律為政策服務。[77]　　　

　　雖然先後頒布的蘇維埃憲法載有關於公民權的條款，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公民人身、住宅、通信受法律保護不可侵犯等，但這些規定純為壹紙具文。因為，蘇聯的壹些法典公然載明個人權利是國家賦予的，而領導國家的黨可以隨意地解釋法律，指責某些行為是反革命的，從而剝奪人民的這些權利。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公然聲稱，享有憲法給予的權利是有條件的，“憲法草案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不能也不許用於反對我們的社會制度或損害蘇維埃人民的利益”。[78]

　　在蘇聯司法獨立是假的，因為黨控制了法官的任用，絕大多數法官是黨、團員，許多人到三十年代還未受過法律方面的訓練；法官的工作受法院和地方黨組織領導，高級法院則直接由黨中央指導；黨的領導人有時直接干預重要的、特別是政治性案件的審理，常使司法機關不是依法獨立審判，而是根據黨的決定或領導人的意志判決。黨中央實際成了重要案件的終審法庭。[79]　　　

　　黨和政府違憲和無視法律的現象經常發生，而人民被當局侵犯時，卻難以靠法律來保護自己。蘇聯的苛刑峻法主要是針對人民的。根據1932年的壹條法律，農民拿了集體農莊的壹穗玉米就要判七年徒刑；幾年後甚至制訂了懲治12歲以上少年犯罪的法律。1938年黨、政府和工會聯合通知，對違反勞動紀律者按違法予以懲處；在全國的工廠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人們上班遲到20分鐘就得進監獄，出了生產事故或完不成定額，就被當成有意破壞或怠工的階級敵人關入集中營。在那裡人們象奴隸壹樣被驅使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干非常繁重的勞動。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在《蘇維埃國家的法律》壹書中寫道，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法律是為了維持國家在勞動和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控制、加強嚴格紀律、使全社會服從“嚴整的秩序和強固的權威”。[80]

　　根據列寧1922年5月的指示，俄羅斯刑法把關於恐怖罪的條款故意制訂得不嚴密，以便讓法官可以根據“革命的”“覺悟”和“良心”來隨意定罪量刑。根據關於“反革命”罪和“反蘇宣傳鼓動”罪的條款，人們稍有不慎即可成為反革命。例如，壹個裁縫因隨手把針扎在有領袖像的報紙上，就因反革命恐怖罪而被判處十年徒刑；壹個木匠因幹活時把衣帽掛在列寧的半身塑像上，就因反革命宣傳罪被判刑十年。講政治笑話和在私人信件里非議領導人都會罹禍。如此定罪量刑充分反映出專政國家司法機器的荒唐和殘暴。　　

　　基洛夫謀殺案發生後，斯大林強令倉促通過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這壹決議要求，對恐怖活動及相關組織的案件之偵察審理要迅速；控告結論在開庭前壹晝夜交被告；原、被告都不參加審判；極刑判決宣布後，概不接受上訴，立即執行。維辛斯基甚至說，法庭審判要證據是形式主義，革命的審判只要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立場，不需要證據。這樣的法庭審判只能是走過場，被誣陷、錯判的人唯有壹聲不吭地赴死。僅大清洗時期的喪生者就達400餘萬[81]，比歷代沙皇殺的政治犯總和還要多。　　

　　不難看出，專政制度下的法律是只要人民服從、用來限制人民的自由而不是用來約束、制衡統治者的。黨的意志高於法律，黨的權力大於法律，法定秩序被破壞殆盡，法制墮落為專制工具，毫無法治可言。雖然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新領導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82]，但只要實行專政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以法治國，因為專政的本質與法治是不相容的。　　

　　暴力奪取的政權必然要用暴力來維持。雖然十月革命剛勝利時，列寧還表示新政權不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使用恐怖手段；可是，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奪權馬上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暴力行為和反彈。列寧聲稱“擁護”“被剝削勞動群眾用來反對剝削者的暴力”；說“在歷史上，還沒有壹個階級鬥爭問題，不是用暴力來解決的”。[83]　　　

　　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本身及其採取的壹些嚴厲措施也遭到各種勢力的暴力反抗，包括暗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等。列寧於是認定，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後，階級鬥爭才具有最尖銳的形式，專政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84]，更加強調專政鎮壓的功能。托洛茨基曾毫不隱諱地說，紅色恐怖是武裝暴動的延續。　　

　　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初，由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組織軍事行動、維持社會治安和鎮壓反革命。1917年底成立了隸屬政府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契卡）”，擔負了維持社會治安和鎮壓反革命的職責。但在“契卡”的內部指令中，竟把私下買賣、酗酒、甚至上班遲到，都列為“反革命行為”。“契卡”很快就從單純偵訊發展為兼具司法和執法職能的機構，其行動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可隨意捕人、關人。壹名“契卡”領導告訴下級，無須尋找被告反對蘇維埃的證據，只要問清其階級背景、社會出身、教育程度和職業，就足以確定被告的命運了。　　

　　1918年2月在“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公告裡，列寧以德國進攻為理由，要求“就地槍決”所有奸細、投機商、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等。由於這壹命令導致大量死刑的執行不經法律程序，當時的司法人民委員曾找列寧抗議說，司法人民委員部不如改名為“社會滅絕部”更為恰當。面對瀾殺無辜所引起的社會公憤和批評，有“無產階級的雅各賓”之稱的“契卡”首領捷爾任夫斯基辯護道，“契卡必須捍衛革命並戰勝敵人，縱使它的利劍偶爾會落在無辜者的頭上”。[85]　　　

　　列寧竭力維護“契卡”，說它“直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86]　　　

　　1922年成立的隸屬於內務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取代了“契卡”。此後，這個組織雖然多次更換名稱，時分時合，但其國家恐怖的主要工具之性質絲毫沒有改變。警察、“契卡”人員在日常生活中起著非同尋常的作用。瞿秋白1921年初入俄境，曾耳聞目睹“槍，監獄、監獄...”，感到“全宇宙蓋滿了陰沉沉的肅氣”，自己“人格抑鬱到極處”。[87]

　　斯大林當權後，任用親信把持公、檢、法機關，用以進行排除異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內務人民委員會檔案里將所有居民都分了類，每人的檔案卡上都標明該人的危險程度。大清洗時，政府要內務部在各地按壹定比例捕人，在被認為最不忠誠的地區，比例高達5％。內務部因而不斷通知下屬單位每天必須挖出多少“暗害分子”，完不成任務就要撤下屬的職。[88]　　　

　　為消滅政敵，內務部被授予不受限制的逮捕、關押和處決權。斯大林還秘密指示，黨中央認為對人民的敵人採取肉體的壓迫是正當的做法。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就是在受到飢餓、強光、熱天開暖氣、疲勞審訊等肉體折磨和報復家屬的威脅後，向“無產階級的斧鉞”低頭，簽字認罪的。[89]

　　在蘇聯幾乎所有的大機關和組織、中型以上企業、高等學校中，都有內務部的派出機構；幾乎壹切公共場所(如公園、劇院、圖書館、車站等)都有內務部人員駐足；全國還建立了由大批情報員和告密者組成的龐大情報網。秘密警察有時甚至用故意挑撥煽動的手法尋找批評政府的人，以構人入罪。到了六、七十年代，雖然殺人和監獄關押的數量大大減少了，但當局卻想出了替代辦法，以關押在精神病院、強制注射藥物來迫害政治犯。此時內務部領導的部隊保持在約40萬人，克格勃所屬的秘密警察有70萬人之多[90]。　　

　　作為專政支柱的軍隊的發展也走了類似的道路。1917年11月10日，蘇俄政府頒令要求各級蘇維埃組建工人民兵，以取代戰爭和革命中幾乎陷於瓦解的舊軍隊，這是廢除常備軍的先聲。可是，布爾什維克許諾的停戰與和平不可能靠壹紙聲明和法令便得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並未在各國壹呼百應，幻想中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更是遙遙無期，民兵也無法對付德軍進攻、協約國軍事干涉和大規模武裝反叛，於是不得不於1918年春建立了常備軍──紅軍。紅軍在1920年底已發展到550餘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正規化。三十年代後期，斯大林認為，在資本主義勢力包圍下，國家的功能主要是對外防禦；隨之，國防預算迅速上升[91]，武器裝備不斷更新，蘇軍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有威懾力的武裝力量。　　

　　紅軍與民主國家常備軍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僅是國家的軍隊，還是黨的軍隊；共產黨通過黨負責軍事的委員會和政治委員制度牢牢地控制著每壹支部隊，除初期外，絕大多數軍官是黨團員。紅軍既保衛了國家和政權，亦被用於對外侵略、擴張、占領、干涉。它在波蘭、伊朗、外蒙、捷克、阿富汗等國的行徑，使蘇聯被斥為“紅色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紅軍還被用於對內鎮壓工人、農民和士兵的反抗，成了黨的重要鎮壓機器。　　

　　在紅軍的歷史上，最為殘酷的壹次對內鎮壓竟是對付自己的水兵。駐於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波羅地海艦隊的水兵曾是布爾什維克非常倚重的革命武裝力量，被譽為“俄國革命的驕傲和光榮”，正是他們駕駛的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火給了臨時政府致命的壹擊。1921年春，受工農大規模示威起義的影響，那裡的水兵（其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豎起了起義的旗幟，號召進行對“壹小撮共產主義官僚”的第三次革命。他們發表宣言，要求秘密投票選舉蘇維埃、給人民以言論和結社自由、工會自主選舉、給農民耕作自由、允許自主經營小規模工商業、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等。[92]　　　

　　儘管有不少要求與即將出台的新經濟政策的內容基本壹致，但共產黨絕不允許有人挑戰其統治地位，故決意鎮壓。他們動用了數倍於起義水兵的地面部隊(多是從中亞調來的沒什麼文化的部隊)，由“契卡”部隊在後面架機關槍督戰，以重炮和飛機配合，終於攻陷了喀琅施塔得基地。2,500餘名被捕者未經審訊便被槍決，關進集中營的數百人也多被迫害致死。起義水兵在激戰的炮火中發表的“我們為什麼而戰”的聲明指出，“勞動人民國家光榮的標誌──鐮刀和錘頭──實際已被共產黨換成了刺刀和鐵窗，它們被用來維護共產黨新官僚平靜而又無憂無慮的生活。......第壹個舉起解放旗幟的勞農俄國浸透了人民的鮮血”。[93]　　　

　　英勇的水兵用鮮血和生命發出了反抗共產黨對廣大人民實行恐怖專政的吶喊。　　　

　　在蘇維埃國家，警察和常備軍這種“特殊力量”不僅未被廢除，其規模反而比沙俄時期還大；政權用暴力鎮壓的慘烈程度比舊的國家機器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專政機器不斷擴充和強化的趨勢，與馬、恩設想的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使國家逐漸弱化，最後走向自行消亡的過程，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八、精神奴役: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　

　　布爾什維克不僅靠軍隊、警察來維持統治，還依賴於對每個社會成員思想上的控制。所以意識形態灌輸是另壹個有力的統治手段，正如Arendt指出的，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和恐怖是相輔相成的”。[94]　　

　　列寧曾宣稱，“無產階級專政是成功的，因為它知道如何把強制壓服和使人信服結合起來”。黨的“中心任務之壹”是宣傳[95]，即通過蓄意傳播的消息、主義來迫使人民以黨認為應該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動。在共產黨執政不久的1921年，上面提到的起義水兵們就在聲明中極有見地地指出，黨干的最可譴責的事就是企圖“占領勞動人民內心世界”的“精神奴役”。　　

　　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度里，黨所把持的大眾傳播媒介是人們獲得消息的唯壹渠道。被視為“階級專政的機關報”的黨和政府的報紙上，充斥著列寧曾批評的政治喧囂、吹牛、諾言及擅長的騙人詞句。官方通訊社聲稱，要在新聞界“承擔貫徹執行俄共（布）路線的職責”。傳媒機構從屬於黨的結果是只能有助於形成輿論壹律。出版界亦如此，在各類書刊中，除了政治、歷史書籍塞滿了謊言[96]、空話外，連兒童讀物乃至自然科學教科書都被塞入了宣傳性的說教。口頭鼓動也是面向壹般群眾的壹個宣傳手段，通常是強迫推行的，其形式包括遍及全國各單位每周必舉行的政治談話會、形勢報告會等。政治理論教育則主要針對略有文化的人。通常黨會定期選擇壹些人較有系統地學習馬列理論、聯共黨史等。到八十年代，還有2,100萬人參加了程度不等的理論學習班。[97]

　　學校教育當然地被納入意識形態灌輸軌道。列寧曾明確要求，“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使教師同俄共宣傳鼓動機關有密切的聯繫”。[98]　　　

　　教師被稱為“改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學校則被當成培養造就共產主義新人的地方。天真的少年兒童被灌輸以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思想，告發自己父親的少先隊員莫洛佐夫被樹為榜樣，號召學生們學習，人性從小就被扭曲了。　　　

　　文學藝術亦不例外，列寧認為，文學應當成為黨的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作家不能“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寫他所願意寫的壹切，說他所願意說的壹切”，而應當接受“黨的監督”。[99]　　　

　　黨要求所有作家、藝術家必須堅持黨性，反對“中性的藝術”，奉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頌揚光明的蘇維埃社會和英雄人物。作品稍不合黨的意思，就被禁、被批或被強迫修改。例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原來是寫青年們自發組織起來打擊德寇的，受到斯大林的嚴厲批評後，不得不改為黨組織如何領導青年們戰鬥。左琴科寫了壹篇題為“猴子”的笑話，斯大林認為是針對自己的，勃然大怒，命令全國不准出版左琴科的書。[100]　　　

　　壹個黨的負責人說，在蘇聯藝術家有創作自由，但是“黨和政府有自由選擇什麼可以出版的權利”。[101]

　　從1928年到三十年代初，隨著黨內的反右傾並因壹起偶發的“工程師破壞事件”，斯大林開展了“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旨在讓黨絕對控制知識分子和文化教育領域。在此期間，大批黨員工人被送到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經訓練的工人和社會主義學院及“紅色教授學院”的畢業生取代了機關、學校、工廠里原有的“資產階級專家”。在這壹文化革命中，青年們被鼓勵打頭陣:科學界的年輕學者向黨外學術權威挑戰；作家協會的年輕人甚至發起對高爾基的批判；共青團員組成的“　　　

　　輕騎隊”和掃盲“文化軍”常干擾地方行政部門的工作；他們衝擊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舞台演出；還有人跑到農村去收繳農民的十字架，褻瀆教堂聖物。壹時間，蘇聯社會上推出了許多空想的計劃和口號，諸如“實踐共同生活”、創設“社會主義城市”、改造人性、造就“蘇維埃新人”等等。許多事連斯大林也覺得過於“輕率”，後來他終止了這場漸有失控之勢的文化革命。[102]

　　但此後黨絲毫未放鬆文化專制。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斯大林與主管宣傳工作的日丹諾夫又對理論、文化界知識分子進行了壹次整肅和清洗。甚至在自然科學領域，黨也強行組織意識形態鬥爭，竟然把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當作唯心主義來批判。赫魯曉夫當政時雖然開始了文學藝術的解凍，但黨長期對文藝工作者的不尊重，仍支配他以粗魯的語言將他看不懂的現代雕塑藝術說成是從便桶里向上看人的軀體的某壹部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作家僅因化名在國外發表作品(內容未攻擊蘇聯)就受審判刑；連作協主席的壹言壹行都被克格勃監視。　　

　　九、黨管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束縛和對民眾個人生活的控制　

　　黨對社會最重要而廣泛的干預是在經濟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工人奪取政權後要用“強制性的干涉”手段“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即實行國有制。[103]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已”。按照這個思路，蘇俄先是把銀行收歸國有，不久又實行了工商企業國有化，生產和分配由國家計劃和控制[104]，取消了市場經濟，甚至壹度還取消過貨幣。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各個黨政機構常常向工廠下達數不清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指令。有時，由武裝的“契卡”人員將有關生產的指令帶到工廠，強迫執行。由於上層機關對工廠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故而常出現瞎指揮現象，如下令解僱對生產非常有用的技術人員等。[105]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工業生產總量及工人人均生產率僅及1913年的四分之壹到三分之壹，經濟未完全停頓的主要原因是有半合法的地下私人企業的存在。[106]

　　雖然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政府給小規模的農、商、工業以壹定的自由，但那時黨內的主流派認為，退到國家資本主義是不得已的讓步，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才有鞏固的基礎。於是，自1928年實行第壹個五年計劃後，蘇聯走上了更加高度集中的、指令式的計劃經濟軌道。工業上的計劃很細[107]，但經濟活動中的無效率、浪費和混亂與日俱增。譬如，壹家企業被指定從1,500哩以外的工廠購進釘子，而隔街相望的壹個釘子生產廠家卻奉命把自己的產品運到大約同樣距離的遠方。[108]　　　

　　根據交通人民委員的壹個報告，因調度問題，數十萬台新拖拉機未及運出便鏽成了壹堆爛鐵。[109]　　　

　　所有這些失誤都被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付學費”。在農業上，強制推行集體化或國營化直接造成了三十年代初人為的大饑荒。國家各級計劃管理部門對集體農莊下達的各種計劃指標包羅萬象，從農產量、單位面積產量、播種面積、作物結構到收穫時間、牲畜頭數和品種等，竟多達280多項。[110]　　　

　　但是，集體農莊的經營效率卻越來越低，以至於到了六、七十年代，農業工人甚至懶得及時採收農產品，每年秋季，如果不動員城市裡的幹部、學生下鄉幫助採收，就會有大量成熟的土豆爛在地里。因農民在集體化體制中消極怠耕，以致於壹向有全歐麵包房之稱的俄國農作物產量長期低於沙俄時代的1913年，不得不常年大量進口糧食。　　　

　　俄共領導人深信，用革命和專政可以改變生產關係、並迅速發展生產力。列寧曾說，“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實現社會主義)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111]　　　

　　這意思是說，上層建築可以決定經濟基礎，“先進的”生產關係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還提出了蘇維埃政權加電器化的著名公式，以為最“先進”的政權和最先進的技術相結合，就可以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西方國家。1925年，斯大林提出，“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是迅速實現工業化。後來他又說，“放慢發展速度意味著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我們落後於先進國家50至100年，必須用10年時間趕上”。1939年他又明確指出，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是蘇維埃國家消滅階級後第二階段的主要任務之壹。[112]

　　在政治目的之驅動下、在國家計委的高指標的壓力下，蘇聯依靠集權經濟體制、動員壹切人力物力來發展工業，其三十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曾超過了除日本外的所有國家，二戰後工業還壹度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113]。以致赫魯曉夫於1957年吹噓，要在某些主要產品的生產上15年內超過美國。迅速實現了工業化的蘇聯壹度成為壹些落後國家的榜樣，其經濟模式被不少國家仿效。但從長遠來看，這種體制有壹系列難以克服的弊端:因為產權虛置，代表國家管理企業的官員對生產不負責任、對公有財產浪費放任；由於經濟非市場主導，片面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使消費品奇缺；又因排除了市場競爭，企業往往不計成本、不顧質量、冗員多、效率低下；加上維持高福利、投資飢餓症等，蘇聯財政多年來赤字運行，最終導致了經濟停滯和計劃體制不可避免的瓦解。　　

　　此類經濟體制也在政治方面造成了嚴重後果。列寧曾計劃“把全體公民變為壹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和職員，並使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114]　　　

　　其結果是，每個人都被束縛在壹定的企、事業或國家機關單位里；從屬於國家的工作單位除了承擔其本職功能之外，還要給員工安排福利待遇等，有時並要負責分配購買生活必需品的各種票證。由於每個人必須仰賴國家才能獲取生活資料，國家便得以通過經濟手段、從上到下層層控制所有社會成員，同時也能用剝奪生存權的辦法，來懲罰反對和不服從者。列寧曾贊同用吊銷麵包配給證、不給糧食吃的辦法來威脅資產階級；斯大林也利用是否准予家屬繼續領取配給食物這壹經濟手段來壓政治反對派屈服。顯然，這是壹種最有效而厲害的專政手段。　　　

　　馬克思抨擊資本主義制度時曾說過:“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及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壹切形式的奴役即壹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115]　　　

　　但他恐怕沒有料到，在據稱按他的理論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分毫不差地呈現出他所抨擊的現象。唯壹不同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資料和生活源泉的壟斷者不再是資本家，卻是黨和國家；而黨和國家的這種壟斷比資本家的壟斷更全面、徹底，對社會成員的奴役、所造成的民眾的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也更嚴重、可怕。黨──國對壹切經濟、文化資源高度壟斷和對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絕對控制的專政制度，取消了壹切社會活動空間，使人民的靈與肉受到高度束縛、擠壓和扭曲，扼殺了人的自由和創造性。　　　

　　十、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為何必然排斥民主自由?　

　　列寧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專政。他斷言，“無產階級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制都要民主壹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要民主百萬倍”。[116]　　

　　但俄國人民的切身體驗卻是，無產階級專政並未帶來任何民主。箇中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除了上面談過的專政無視作為民主保障和基礎的法治外，也是專政摧毀了民主政治的支柱──政治自由的結果。這壹切，都首先與俄共領導對民主的錯誤認識有關，　　　

　　基於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列寧堅持國家是階級壓迫工具的看法；認為民主是“壹種國家形式、壹種國家形態”，它“同任何國家壹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他說，從來沒有壹般民主和純粹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貧乏的、虛偽的、騙人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用“窮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才使“假民主變為真民主”。[117]　　　

　　這樣，民主就被完全混同於階級專政，其結果便是否定了民主的具體內容、形式和特點，以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取代了民主；似乎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就理所當然會實現更廣泛、更高級的民主。列寧為共產國際壹大起草的壹個政治提綱竟以“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為題，其中的壹條提到，除非達到廢除壹切國家權力的目標，否則，“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是無法得到的”。[118]　　　

　　他的意思很清楚，不到共產主義社會人類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考察民主的發生，不難發現，歷史上任何壹種民主形態的產生都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內在聯繫:古希臘雅典城邦繁榮的民主有賴於其手工業和貿易的興盛；近代民主制的產生更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資本主義使國家與社會二元化，使經濟擺脫中世紀封建主所施加的無限政治強制，經濟自由創造了政治自由的基礎，而政治自由是民主的先決條件。蘇維埃國家運用行政手段對壹切經濟活動進行超常干預，剝奪了人民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重建了類似封建時代的融國家與社會壹體的超經濟強制體制，形成了個人對國家和政治組織的普遍依附關係。人們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獨立人格，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政治自由，這樣政治民主便失去了前提。　　　

　　馬克思主義認為，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須以經濟平等為前提，社會主義便是以經濟平等或曰經濟民主為主要訴求的。Tocqueville說得很明白，“民主與社會主義只有壹點是共同的：平等。但這也是有區別的：民主從自由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則從束縛與奴役中求平等”。前者的基本原則是分權，而後者的中心觀念則是集權。[119]　　　

　　此評論若用於所有類型的社會主義似嫌武斷，但政治民主之於俄式社會主義確如魚和熊掌無法兼而得之。因為，俄式社會主義追求的不是公民的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的起點平等，而是無視人的自然差別的結果平等；這就需要集權的國家用強制力量來硬使高子、矮子壹般齊，以達致社會成員普遍的經濟平等。下文會談到，這種方法最終也無法實現經濟上的民主。　　　

　　民主是壹種按預訂規則由多數決定的決策過程和方法。在多元的社會裡，民主程序是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進行非強制性調整的唯壹有效方法；它也能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和意見。而布爾什維克靠消滅社會階級、取消其他政治集團、掌控群眾組織等手段，消除了社會上壹切可能獨立的權力中心，根本否認不同利益的存在，並且不經人民任何方式的同意就強行獨占政權，這樣的專政當然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原則。　　　

　　許多先哲早已洞悉，民主不僅僅是壹種政治體制，也是壹種崇高理想和長期形成的社會秩序、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民主主義的真精神在於講究容忍、妥協、調和、中庸與和諧。而布爾什維克歷來的鬥爭方式是或者全贏、或者全輸的零和博弈；其所推崇的精神是毫不妥協或折衷。列寧有壹個口頭禪，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斯大林也常威脅政治局，要麼接受他的主張，要麼他離開黨中央。1917年底，當全俄鐵路工會執委會以號召鐵路工人總罷工來迫使布爾什維克談判建立由各社會主義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時，黨內的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主張讓步，他們甚至辭去黨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的職務、表示不願跟從黨走“政治恐怖主義”道路。列寧在黨的會議上聲言，就是要“清壹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絕不妥協”，還威脅道，加米涅夫等人的意見若獲黨內大多數人贊同，他就要去找水兵。托洛茨基則說，“我們需要刺刀才能坐在這裡。......我們必須準備在今後進行殘酷無情的階級戰爭。那些不能自己決定支持哪方的平庸普通的群氓壹旦發現我們擁有武力，就註定會加入我們壹方”。[120]　　　

　　從布爾什維克黨內主流勢力這種寧冒爆發內戰和黨內分裂的危險，也絕不妥協的態度，足可窺見他們用強力而不是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之傾向。　　　

　　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壹切事情的權利”[121]。可是在俄國革命後，人民比革命前更缺乏自由，甚至在政治問題上保持沉默或在十月革命紀念日等節日裡不笑都會被干預。[122]　　　

　　受到侵害最甚的是被杜威視為構成民權和民主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馬克思曾認為，集會的權利意味著人民可用集會來對代表他們的政府施加影響和壓力，是“人民的壹個老的革命權利”；由於人民的意志只有通過出版物才能形成普遍的社會輿論，“沒有出版自由，其他壹切自由都是泡影”。[123]

　　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均屬社會議政機制的重要內容，人民若不能或無法自由表達意願、意見，民主就無從談起。列寧卻多次把出版和集會自由說成是“純粹民主”的騙人口號。其理由是，剝削者擁有壹切最好的公私建築，才有地方集會；他們擁有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紙張，就有統治報刊的權力。他進而斷言，只有沒收被剝削者霸占的壹切公共建築、豪華的私人建築以及印刷所及紙張等，在共產主義者所建立的制度下，才沒有任何東西能阻礙勞動者享有上述自由並實現平等權利。他先把出版、集會自由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然後再加以攻擊，並把這些自由和財產扯到壹起，設定了前提，似乎只有建立了共產主義制度，人們才能享有自由。這是對自由的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把享有自由推到遙遠的未來。後來他坦言：“我們既不承認自由平等，也不承認勞動民主，如果它們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牴觸的話。”[124]

　　事實上，阻礙人民獲得自由權利的，不是別的，正是被布爾什維克壟斷著的權力和鎮壓機器。蘇維埃政權成立伊始就開始剝奪人民的集會和出版自由，它用強力關閉代表民意的代表會議，用機槍驅散工人和市民的集會、示威、罷工，用逮捕、槍斃等手段對付集會、示威、罷工者。十月革命發生的次日，布爾什維克當局就頒令禁止反對派的出版自由，把壹切不屬於自己控制的、反映了不同聲音的報刊都說成是“毒害大眾的心靈並使群眾意識發生混亂，......危害性甚至勝過炸彈和機槍”的“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武器之壹”；它派遣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小分隊搗毀、封閉壹些報社、收繳印刷設備、逮捕編輯。被封閉的許多報紙並非資產階級的，連當時支持布爾什維克黨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勞動旗幟報》也未能倖免。[125]　　　

　　雖然上述法令聲稱，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暫時的，但此做法實際上壹直延續了下來。以後，出版業全部被國有化，只有黨所認可的“工人階級的組織”才得以使用印刷設備和紙張，出版書籍要由專門管理機構批准，報刊則完全是官辦的，並建立了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當蘇共不得不實行政治改革時，才允許蘇聯人民得到憲法上早就許諾過的自由權利。　　　

　　當蘇維埃政權壓制自由民主的傾向才初露端倪，盧森堡便尖銳地批評說：“自由僅僅給予政府支持者和壹黨的成員──儘管人數可能很多──這不是自由。自由應當總是對於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她說，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會等自由，“公共生活就會逐漸死滅”，就只能是“壹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她進壹步指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創設的救治[資本主義弊病的]方法──全面壓制民主，比他們所期望消除的罪惡更壞”。[126]　　　

　　扼殺了自由、抽掉了民主根基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只能導致人類文明的倒退。　　　

　　十壹、官僚腐敗──實行專政後無法遏止的趨勢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裡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僕，消滅“寄生蟲”國家。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係尚屬融洽。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127]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麼“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划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飢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　　　

　　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志簡直沒法活。”[128]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儘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裡，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髮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餘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裡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129]

　　那時，就連因仰慕赤色之邦乘興而來的中國人，也對蘇俄人生活的懸殊感到莫名驚詫。他們發現，工人、官員的口糧分好幾等，工人在挨餓，官員們卻有豐裕的食物，餐桌上甚至有昂貴的魚子醬；過去壹貧如洗的人壹旦當了官就驟然變富，擁有好房子、汽車，過著優裕的生活。[130]　　　

　　蘇俄外交家越飛批評說：“這裡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壹個人的物質狀況主要取決於他在黨內的地位。......上次清黨前，壹些老布爾什維克生怕被踢出去，主要因為那樣壹來，他們就會失去住大飯店以及與黨員身份相關的其他特權。”[131]

　　布爾什維克建政不過數年，許多“人民公僕”就變成了高踞於人民頭上、享有特權的老爺。黨的官員與壹般人的報酬和生活上的差距迅速擴大。早在二十年代，黨的官員的工資就比同級政府雇員的工資高出50％。[132]　　　

　　1935年，工人的平均年薪僅1,800盧布，而壹名大企業里黨的書記的年薪加津貼則是45,000盧布[133]，為前者的25倍!工人們普遍對這種不平等不滿，稱管理人員為“養尊處優的惡鬼”。[134]　　　

　　在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中，農村黨和蘇維埃的幹部仍可從合作社得到牛奶、黃油等食物，他們聽從中央指示，對周圍普通農民挨餓的狀況漠然置之、不予救濟。壹位俄國人氣憤地說，“由特權而導致的品質敗壞令人感到可怕；這些人數年前自己也是貧苦農民，卻已失去了相類於農民的最後壹絲痕跡。”[135]　　　

　　顯然，在蘇聯，人們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又復活了。　　　

　　針對這種種現象，雅科夫斯基等老布爾什維克批評官僚們把國家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指出“壹個十足的統治者的階級已經形成”。[136]　　　

　　列寧晚年時曾建議，對蘇維埃政權“內部最可惡的敵人”──官僚腐敗進行鬥爭，但他的主要措施無非是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審計、檢查部門的力量，改善幹部選拔制度以及不斷清黨等。這些均無助於扭轉官僚主義和腐敗惡化的趨勢。因為，壹旦黨和國家掌握了無限的權力，而又不允許制約它的力量存在，這種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化。所以，官僚腐敗因壹黨專政而加劇，這反過來又促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政權的變質。　　　

　　十二、權力的異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結果　

　　為什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會是這樣呢？有人的解釋是：由於蘇維埃政權誕生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又面臨內外敵人的壓力，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它採取的壹些應急措施導致了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與馬克思理論的背離。Draper作過壹個比喻，如同在超常拉力下鋼絲壹再被抻長，超過壹定限度時便無法回縮到原來的長度或者就會繃斷，工人民主的原則在例外的情況下也會壹再被扭曲，以致曲解本身相沿成習反倒成了原則。[137]　　

　　許多人把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性歸於壹些特定的人的因素。前蘇聯學者沃爾科格諾夫[138]認為，是列寧設計的權威主義式的共產主義、斯大林追求個人無限權力的傾向和殘暴性格與俄國人民對民主和個人自主的漠然無知的致命結合造成了惡果。的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和實踐的結果與最初設計的出入，同特殊的環境和領導人的某些個人偏好、品性等因素有關。但筆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缺陷和謬誤，它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理論壹樣，出於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錯誤預測，亦出於對人性的根本誤解；就此壹理論而言，特別忽視了權力的異化。[139]

　　首先，馬、恩認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過程中，無產階級隊伍會逐漸擴大並絕對貧困化，必將成為資本主義掘墓人並註定成為新的統治階級。但隨著技術進步和信息革命而來的，是生產過程日益智能化；發達國家工業無產階級的人數不但未增加，反而逐漸減少，其生活水平亦不斷提高。就拿馬、恩當年認為最適宜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英國來說，目前產業工人隊伍大大縮小，清潔工已取代礦工成為主要體力勞動者；中等收入的人占到總人口的60％。[140]　　　

　　其他壹些西方國家的社會階層分布也呈橄欖形，專業人員和白領工人日益增多。工業無產階級沒有、以後也不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如何實行專政呢？　　　

　　退壹步說，就算被馬、恩賦予救世使命的無產階級、或列寧用以取代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應當也能夠實行專政，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漫長時期里，又怎麼能保證他們的性質不改變，其政權不會異化呢？這就牽涉到對人之本性的認識。壹些西方哲學家認為，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的自然本性，壹旦弄清，便可以此為前提用演繹法循序建構關於政治實體的學說。[141]　　　

　　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政治學正是根據凡是人都有私慾、凡掌權者都可能濫用權力，而設計出了壹套權力制衡機制。馬克思顯然是受到他所由成長的環境裡非常盛行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和唯理主義哲學的影響，對人類本性的改善持過於樂觀的態度，故而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不容質疑，其專政必是正確和至善的，沒有認真考慮如何限制和制衡具體實行專政的領導人和集團。他深信，經過無產階級的專政就可以消滅壹切階級，到達共產主義的千年盛世。中國學者陳安批評得好，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薄弱之處便是“對政治體制階級性質的重視和對政治體制結構形式的忽略”。[142]

　　事實是，人類自形成以來從動物那裡繼承的自然本性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曾批評馬克思主義那種希望通過幾代人的時間就改變人類性質的幻想，指出，像布爾什維克那樣靠窮人對富人的仇恨和無權者對昔日統治者的仇恨去改變人性，是“完全辦不到的”。哲學家羅素1920年親自考察過蘇俄後寫出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與理論》也認為，布爾什維克煽動仇恨的教義和企圖用強力完全改變人性，是他們造成的壹系列禍害的最終根源。他以謹嚴的邏輯深刻分析道：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蘇俄領導人信奉歷史唯物主義，即經濟決定論，那麼，人們從政主要就是經濟利益驅動；依此推論，如果壹個人壹旦握有政治權力，肯定會利用來使自己變得富裕，因而，在新掌權的人當中貪污腐敗盛行便不可避免。其實，羅素本人是反對單純的經濟決定論的。他認為，除了人的原始本能外，人的四大欲望──占取欲、虛榮心、競爭欲、權力欲[143]，都可能是政治的原動力，有人甚至把權力和聲譽看得比財富更重要。[144]　　　

　　除了財富不平等，權力不平等也是導致社會不公正的壹個根源；因為權力的滋味是甜的，即便社會革命成功之後，那些壟斷權力的人也不會甘心將之放棄；況且，長期掌權者從經濟利益到思想感情上，都不會再與無產階級有任何共同之處，而是形成了壹個上等階級、壹個官僚貴族，他們必然要用暴政來維護自己少數人的統治和剝削。他深信，這樣只能走到布爾什維克所預想的理想社會的反面。[145]

　　的確，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由於實行單壹政黨領導的黨-國壹體的統治，按壹種精心製作的意識形態、通過絕對壟斷大眾傳播媒介來操縱全體人民的思想，對整個經濟進行集中和指令性的控制，通過黨組織和黨掌握的軍隊、警察對人民實施恐怖統治，結果演變為全權主義的專政，成為法西斯主義國家所仿效的制度。[146]

　　壹位哲人說得好，通向地獄的道路，很可能是用關於天堂的理想鋪成的。曾幾何時，布爾什維克領袖們聲稱，十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他們信誓旦旦地保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人類將擺脫最後壹種奴隸制，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消除社會中的壹切不公平、使國家逐漸消亡，從而使人類第壹次走向真正的自由。可是，實踐的結果卻事與願違：“無產階級”專政異化為壓迫人民的統治，人民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和民主權利。距馬克思所預想的“　　　

　　社會把國家權力重新收回”　　　

　　和“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目標漸行漸遠。儘管在斯大林死後，蘇聯政權有壹些改變，赫魯曉夫甚至曾宣布蘇聯已從“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變成“全民國家”，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蘇共領導人仍固守壹黨專政、社會主義指令經濟以及輿論控制的原則，直到這種制度在蘇聯實行了七十餘年後，最終被人民所唾棄。[147]

10. “無法無天”與“人賦人權”　　　

　　共和國應是實行法治的國家，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但按照列寧的定義，專政是不受法律的限制和約束的，因為專政不講國民間的平等，而是強調法律和司法的階級性，這樣就以行專政為名而讓執政黨高居於法律之上。在這架傾斜的天平上不可能有公正的法治。

　　建國前夕中共曾通令“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壹切反動法律”，因為國民黨的法律雖有保護人民的條文，但那是“老虎的笑臉”、“為著吃人”的；並許諾說，“人民法律的內容，比任何舊時代統治者的法律，要文明豐富”。但建國後新法律卻遲遲不出台。1950年負責政法工作的董必武向毛澤東建議，應重視法制建設，要制定法規來管理國家。毛則答道，法律多了“不方便”，立法不宜太多太細，“以免捆住我們自己的手腳”。毛深諳列寧的專政定義，常愛說，“我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1]。五十年代後期毛甚至公開說：“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壹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他還說：“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2] 在他看來，法律是治人的，不是約束統治者的，自己的個人意志或黨的決定就是法律。他也講過，“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3] 在這段話里他犯了政治學的常識性錯誤，竟然混淆了“權利”與“權力”，“天賦人權”里的“權”不是指權力，而是指國民應享有的權利。他的話表明，他只關心由他授予下屬的“權力”，卻完全漠視憲法規定的人民的基本權利，似乎壹個自稱獲人民支持的黨就既可賜予、亦能隨意剝奪人民的權利。這種目無法治與人權的觀念，必然導致中共領導人把本應受法律限制的權力當作可以自由行使的權利，並隨意侵犯應當受法律保障的人民的權利。　　

　　作為壹個新生國家，沒有法律似乎說不過去。還是在斯大林的建議下，中共著手制訂了第壹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草案“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4]，其他法律的起草也以蘇聯的法律為藍本。在這壹時期，中國的法制建設基本全盤照搬蘇聯，蘇聯的各種法律被大量翻譯成中文，蘇聯司法專家被請來中國講課，中國又派出司法工作者代表團赴蘇學習司法工作經驗，就連蘇聯法制方面的謬誤也壹起學了過來。例如，蘇聯在工礦企業中設專門法庭懲治“破壞份子、違反勞動紀律者”的作法被仿效；蘇聯司法界因對“犯罪”等法律術語有爭論而長期無統壹的刑法，中國便也長期沒有刑法典。　　

　　但中共在制訂法律方面比蘇聯更無知無序。建國後30多年中許多重要法律闕如，國家長期處於幾乎無法可依的狀態。建國初期，總工會這個社會團體居然也代表國家頒布相關法令。同時，有些法令、法規公布後修改頻繁，有的壹個月內修改四次，甚至壹天改兩次，可謂朝令夕改，使得法律毫無嚴肅性、權威性。中共八大曾有決議，“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5] 可是1958年毛澤東說了句“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於是中央政法小組就趕緊向毛、劉“建議”：“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看來，已經沒有必要制訂了。”[6] 在這種情況下，學法律出身、壹心想完善法制的董必武只好無奈地以“亂發粗服，灑脫大方”來形容新中國的法律。[7]　　

　　孫中山說過，憲法“是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可是建國以來，即使憲法明文規定的人民權利也沒有保障，後來制定的憲法甚至取消了先前憲法規定的“遷徒自由”、“通訊秘密”、“罷工自由”等公民權利。1957年北京大學的壹張大字報談到：“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壹個正直的公民自由。”[8]　　

　　憲法本是用來限制國家的權力，可是中國的憲法卻仿照蘇聯憲法的規定，把限制人民的權利、擴張國家和執政黨的權力當做主旨。在1970年中共通過的“憲法修改草案”中，連“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是擁護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條款居然也赫然在目。雖然這壹奇特的憲法草案因林彪死亡而未提交人大通過，但1975年憲法仍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1978年憲法改提公民有“必須擁護”中共領導的“義務”。按照憲法理論，憲法中公民的義務是指公民對國家的義務，而不是指對某個人或某壹政黨承擔義務；強迫人民必須擁護某個人或某壹黨為領導，不啻表明朕即國家、黨即國家。這類寫法在中國歷史上大概只堪與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中“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壹系，永永遵戴”的條款相媲美。或許是覺得憲法中的這壹條款確實有違憲法法理，1982年憲法取消了上述條款，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仍被寫入序言。既然規定了某政黨享有排他的領導權，就意味著人民無法選擇誰來領導國家，中國就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共和國。現任人大委員長多次強調：“要把黨的主張變成法律，......變成國家意志”。這便如某中共法律專家點破的，“就立法來說，應當說黨中央比法大”。[9] 如果只能由壹個黨來領導制定本應代表全體公民意旨的法律，那麼這樣的“法律”就可能成為違反民意的黨法。　　

　　若果真實行憲法載明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的專斷權就難以維持，因此，有法不依甚至故意違法就是很自然的了。1957年中國開始批判“法律至上”。次年毛澤東在壹次會議上說：“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壹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劉少奇也隨聲附和：“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的參考。”[10] 按照他們的說法，法律實際上被置於無用地位，政法機關從此基本上按照“法律從屬於政策的原則辦事”。[11] 例如，黨中央、國務院先後發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和強制勞改的決定，讓公安機關把壹些不服從工作分配、無理取鬧、流躥、思想反動者長期關押在類似於蘇聯的古拉格集中營的農場裡強制勞動，而不必經過法院和檢察院的同意或審判程序，這樣的決定明顯是侵犯了未犯法者的人權。1979年雖然公布了《刑法》，但黨和政府仍然經常祭出“嚴（厲）打（擊）”的政策，突破刑法規定的判刑上限，對犯人按“從重從快”判刑。　　

　　中共建國後的首部憲法雖然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可實際上司法系統被置於黨的政法委員會的嚴格控制下，在審判過程中除了參考法律之外，更多地是遵從黨的指示。這樣，在中國黨的各級幹部的指示就具有法律效用。為了強調司法機關對黨的服從，負責政法工作的領導人長期以來違反憲法的規定、經常告誡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因獨立審判對黨鬧獨立”，事事要“向黨請示匯報，請黨檢查工作”，“法院應當成為黨的助手”。[12] 1957年中共中央明令，本應對人大負責的司法機關改為向同級黨委負責。1959年的二屆人大通過了撤銷司法部的決定，各級司法行政機關也隨之撤銷。不久，各地乾脆把分別從事偵察、檢察、審判不同職能的公檢法機關合併或合署辦公，使得這三個機關不再互相制約。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也合署辦公，統歸屬於政府行政機關的公安部黨組領導。從此，作為執法機關的公安部不僅直接掌管司法機構，而且還參與立法（如頒布“公安六條”等）。在這種體制下，法治蕩然無存，黨治取代了法治。許多案子審判之前便由黨委開會先行量刑，法院只不過是宣讀黨委的量刑決定而已。曾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王斐然痛切地指出，審判不能獨立的主要原因是黨委干涉。許多司法、檢察、監察人員因依法秉公辦案而與黨委發生了衝突，便被黨組織打成右派。　　

　　既然用黨治取代了法治，正規的法律教育就成了累贅或麻煩。舊政權留下的司法人員和法律教師多被視為敵對勢力，被大批調離原崗位，有的甚至被分到醫院掛號處、小學、火葬場去。許多大學裡的法學院、法律系被解散，法學專業被取消。司法人員不再接受正規的法律教育，而是改以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為辦案依據。同時，從農村和部隊將大批文化低、毫無法律知識的人調入司法部門。這些法盲往往胡亂判案，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13] 1958年又進壹步廢除了律師和陪審員制度，否定了關於逮捕、起訴、辯護、監押的壹些程序和規定，司法、執法人員更加為所欲為。1956年7月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各省市公、檢、法負責人會上曾經承認，“我們有少數勞改隊的壹些幹部對待犯人比奴隸主對奴隸還要殘忍... 不僅是違法，簡直是慘無人道”。10年後羅瑞卿也成了階下囚，親身體驗到了他創建的專政機器的“無法無天”。[14]　　

　　文革時期，在毛澤東大講“形勢大好”的同時，“無法無天”的局面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法制被破壞殆盡，到處發生草棺人命的情形。當時身為公安部長的謝富治竟然宣布：“群眾打死人，......我們[警察]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中國的古代皇朝尚規定要對死刑“逐級審轉覆核”、甚至多至“五復奏”，清朝時終審死刑犯要由皇帝親自勾決。[15] 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普通百姓只要喊出“革命”的名義，就可以隨意打人殺人。[16]　　

　　當劉少奇被自己造的神打翻在地時，才想到要拿出憲法小冊子來捍衛其國家主席的尊嚴與自由。可惜，事已晚矣，法治既毀，憲法又如何能救他的命。正是他自己多年來幫著毛澤東褻瀆了憲法的尊嚴，用黨治剝奪了全國公民的人權，才落得如此結果。海明威在For Whom the Bell　　

　　Tolls里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由於人類是壹個個具體的人所組成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失去自由或受迫害而死，都預示著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可能會遭到貶抑和傷害，喪鐘為妳而鳴！　　

　　11. 邁向理想的天堂，跌進現實的地獄　　　

　　中共甫經成立即宣布過：“共產黨底根本主義，是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經濟制度”，要“跟著俄國的共產黨壹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17]，即蘇俄實行的社會主義。黨的壹大通過的綱領寫道，要“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用李達的話說，就是“自由競爭和私產制度永遠除去，......商品生產可以全廢，......人與人的生存競爭完全消滅”。早期的中共黨人對此有種種闡釋：社會主義是要“救濟經濟上的不平均，......恢復人類真正平等的狀態”；為此，應“將壹切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到無產階級的國家手裡，用大速度增加全國生產力”；須用“壹個統壹機關用強制力去干涉調節”各個生產團體，使生產和需要能“壹致、平均，而經濟狀態不至於紊亂”；而這“強制的權力”，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18]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中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遠未發育成熟的國度本不適合推行社會主義，即使要討論，也應比較各種社會主義方案，預估以後可能發現的利弊。對於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梁啓超很早就質疑過：如以國家“為壹獨壹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之衣住，乃所執職業，壹切干涉而負其責任，......此等政府，果適於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無濫用職權專制以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無弊乎？”[19] 國民黨社會主義者林雲孩等也提出，若所有的生產分配交換、包括“壹針壹刀與市上之小買賣手車之輸運”，均須歸社會公有與管理，這是否適當；即便有此能力，“社會政府果能保有壹切生產之器具而分配於其國民，使之各執其業......而不破壞其個人自由乎？”那些受人民委託掌握權柄者“果能正直為公共有益而無流弊與否耳？”[20] 他們所言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弊端在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便暴露無遺，以致列寧也改弦更張，於1921年提出新經濟政策。而恰在那時成立的中共卻把先入為主地接受的集產式社會主義經濟方式當做正統。　　

　　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就確定了中國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出於策略的考慮，建國之始訂的《共同綱領》並未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而是主張實行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可是，壹旦國民經濟恢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毛澤東便迫不及待地要向社會主義過渡了。1953年正式公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依靠蘇聯提供的資金、專家和技術推動了“社會主義工業化 ”，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及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壹改造的方式雖較蘇聯緩和，但方向卻是壹致的。在農業方面，斯大林關於要把小農經濟改造為“巨大的農業”的說法，被用來論證中國農業的出路在於“使勞動農民集體化”。黨報報導了赴蘇參觀學習的中國農民代表團看到的景象，諸如集體農莊莊員如何“勞動不繁重，收穫卻很多”，家裡有電燈、收音機、電話等。這些報導竭力宣傳，從蘇聯這個“最好的榜樣”看到了社會主義農業的“優越性”。[21] 在各級領導的強力推動下，全國各地普遍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僅用了3年時間就完成了原定要花10至15年的社會主義改造。　　

　　隨著公有制經濟居於絕對統治地位，蘇聯模式的集中計劃命令式經濟體制壹度擴展到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然而毛澤東並不以全盤照搬蘇聯體制為滿足，他等不及按步就班的逐年發展，企圖以“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超凡手法來加快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他夢想中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22]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親眼見到蘇聯的經濟實力。當赫魯曉夫講出蘇聯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的豪語時，毛當即毫不遲疑地表示，中國在15年內可以趕上或超過英國。在蘇聯時毛澤東審定的壹篇《人民日報》社論提出，“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1958年初壹場“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神州大地上掀起了為幻想而戰的旋風。這場“躍進”比蘇聯的經濟建設更偏離常規：不講物質、資金、技術條件，忽視科學指導，打破規章制度，也脫離了計劃和比例；妄圖“標新立異”，靠政治掛帥、思想覺悟、群眾運動、人海戰術等創造出經濟奇蹟。黨中央機關報直接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號召工農業放高產“衛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面竟然製造出糧食畝產十幾萬斤、鋼鐵日產36萬噸的謊言。虛報浮誇之風颳遍全國，中央則據此宣布，可以把超英時間縮短到2至3年，甚至還提出8至10年趕上美國。儘管那幾年基本上風調雨順（大饑饉發生後中央才編造出壹個“三年自然災害”來掩飾政策的嚴重失敗），但全國各地抽調了大量農村勞力去興修水利和煉“鋼”，結果播種季節撂荒嚴重，收穫季節則有大量糧食爛在地里未能入倉，造成農業歉收。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用土高爐煉成的廢鐵疙瘩毫無用處，多被掩埋。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後來說，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投資245億，大都白白糟蹋了，全國共損失1,200億國民收入。[23]　　

　　“大躍進”不單是要讓生產力憑空加倍發展，而且要加快生產關係變革，以圖壹步登天，建成共產主義。毛澤東說：“共產黨就是要共產的，哪有不共產之理。”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把小型農業社並為大社。4月，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等在乘列車途中“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車停鄭州，他們指示河南省委書記搞這樣的試驗，於是上千人的大社首先在河南誕生。5月間毛澤東得意洋洋地大談公社及烏托邦理想，他說，“學生應當比先生強，......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24] 中央農口負責人譚震林奉命到豫，授意將第壹個大社改名為“公社”，不久又改稱“人民公社”。[25] 很快人民公社就遍及全國，在公社化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無償調集社員的財物（包括牲畜、住房、現款、存摺），僅1958年冬收取的社員財物折款便達30億元。　　

　　在公社裡農民按准軍隊編制從事強制性勞動，公社則實行部份供給制。在糧食產量已滑坡的情況下，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大食堂體製造成了糧食過度消費。與此同時，政府仍然根據虛報的產量對農村實行高徵購，1959年中央更下令“反瞞產”，有的省的糧食徵購數竟高達產量的49％，把農民僅餘的糊口之糧搜刮壹空。農村的嚴重缺糧很快就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嚴重饑饉，而在公社化過程中為強迫農民進入“共產主義”，曾經扒爐拆灶，結果饑民斷糧後連野菜、樹皮也無法煮食，大批餓死人的慘禍接踵而來。令人髮指的是，壹些地方的政府和基層幹部為了迎合上級、升官保位，在饑饉面前不但不開倉放糧以救災，反而繼續吹牛或隱瞞實情。他們派民兵把守村口和交通要道，截扣告荒信件，阻止饑民外逃；有的地方甚至命令開槍鎮壓搶糧的饑民。中央也於1959年3月再次發出“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通知，不准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於是，壹些地方的農民吃盡了草根樹皮後只好食死人肉。中國並沒有通過人民公社這座“金橋”進入“天堂”[26]，相反卻墮入了“地獄”。1959年至1961年全國約有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死亡人數比蘇聯農業集體化造成的死亡數多10餘倍[27]，在這方面中國的確做到了毛澤東講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儘管造成了慘絕人環的災難，從不認錯的毛澤東還是不放棄以工農兵學商組成大公社的構想，他認定，公社不僅是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也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機構”。[28] 於是，他號召工廠搞農業、學校辦工廠。1960年中央仍指示把人民公社推廣到城市。這類舉措與文革時期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內容相似，被視為“消除三大差別、實現共產主義”的捷徑。其實，建立這種大而全或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簡單同質化的社會單元組織，而不是有複雜社會分工的異質化組織結構，是背離現代化的倒退。[29] Meisner等認為，毛澤東所構想的人民公社是對集權的黨──國官僚體制的挑戰，體現了政治權力的分散，與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談的自治的共同體、生產者自我管理的組織等類似。[30] 這種理解與事實完全不符，只不過是不了解內情者的壹相情願。實際上，人民公社是黨──國官僚機器的壹級機構，公社機關對上級黨政機關的指示奉命惟謹，對下級的生產大隊、生產隊則儼然是基層的“皇上”，它進壹步加強了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的全面滲透和控制，從來也未成為什麼“民眾的自治組織”。正如卞悟所分析的，農業集體化帶來的是“農村組織前所未有的壹元化，任何可能制衡大共同體的自治都不存在”。[31]　

　　人民公社對農民實行超經濟的政治強制和超常剝削，倒的確像馬克思說的“中世紀公社的復活”。[32] 深諳農村情況的萬里描繪得十分淺顯透徹：“搞公社化，......對農民是個剝奪，使農民不僅失去了種植自主權，自身勞動支配的自主權，而且失去了產品支配權。（不僅種什麼，連怎麼種都要上邊說了算；而且自己生產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甚至口糧吃多少，還要縣裡、省里來定。人民公社化，使農民失去了自主權），連吃飯的自主權都沒有了。戶口在公社手裡，口糧在公社手裡，妳哪裡也去不了。廣大農民沒有辦法，只好消極反抗，於是出現了八億農民大怠工。”自公社化後農業生產就壹直徘徊不前，到1978年仍低於1952年合作化之前的水平。[33] 這是農民對這種制度消極反抗的結果和否定的有力證明。農民創造的有限財富的大部份，又都被政府通過政經合壹的公社和國營的商業系統拿走了，從1952年至1986年，國家經由剪刀差從農村隱蔽地取走了大約5,824億元人民幣。[34] 1978年的壹項調查顯示，合作化後全國農民生活水平普遍低於五十年代初，三分之壹的農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三十年代。　　

　　在城市裡實行工商企業的國有化或集體化及計劃體制後，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增強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設有計劃委員會和各類經濟管理部門，壹切生產、流通、銷售都集中計劃管理，條條塊塊層層的管理控制完全剝奪了企業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企業變成了政府的附屬物，事無巨細都要上級審批。企業盈利全部上繳國家，虧損有國家包著，樂得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吃大鍋飯。企業政府化後，不得不養著數量龐大的黨政工團人員[35]，加上企業辦小社會的沉重負擔，使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由於政企不分、責權不清、產權不明晰、工人在普遍低薪下缺乏工作動力等原因，公有企業效益差、虧損普遍嚴重。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尚占世界的4.7％，而到了1980年這壹比例下降到了2.5％；1949年中國的人均所得是世界第42位，而八十年代則下降到第134位。[36] 蘇聯式社會主義經濟病症如物資長期匱乏、經濟停滯等現象在中國日益顯露。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行政權力的代表，又是全民所有制財產的代表，所以造成了政府的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不分、政府機關與經濟組織趨同的結果，經濟運轉低效浪費。中央和地方負責人都有壹定的撥款權，政治權力越大，可批的資金額和項目越多，於是有了各種“首長工程”。工程取得壹些成效，被當做批准該工程的首長的個人功勞；工程失敗了，則誰也不負任何責任。從1958年到1978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高達六千億，其中三分之壹因決策錯誤而完全浪費掉了。有時，政府往往為了維持政權的形像或顯示國家的強大，會不顧人民的基本生活與財政赤字，不惜花費巨額資金來建設炫耀性建築和搞排場，並把壹些生產建設項目當做政治性任務來安排。　　

　　國家掌控了絕大部份經濟資源，大多數城市居民只能為國有部門工作而獲取工資及包括住房在內的各種福利。六、七十年代連購買自行車等大件商品都要靠工作單位發票證。國家在就業管理上的“統包統配”制度和對職工生活的大包大攬也是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任何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在政治上絕對服從。毛澤東說過，“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他還說，教授、科學家、記者等所有人都“吃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飯，吃公有制的飯”。[37] 不聽話者國家就不給飯吃。這種經濟控制手段是中共得以鞏固其專政統治的重要手段。　　

　　雖然社會主義以社會平等與經濟平等為訴求，但實際上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里卻形成了以出身、成份、居住地、黨齡、官員級別等為基礎的最複雜的社會等級制，產生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居於階梯高層者不僅擁有巨大的權力，亦可將國家財產據為己有。黨依靠專政手段實現了全社會範圍內的滅私充公，同時又用專政機器保障著各級幹部們化公為私的特權，而在國家的控制與剝奪、無所不在的強制的“烏托邦”里，在虛幻的平等下，人民普遍陷入貧困。這就是中國改革前三十年的社會經濟的真實寫照。　　

　　12. “百家爭鳴”與壹家獨鳴　　　　

　　俄式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之壹就是把傳播媒介當作黨政方針和意識形態的鼓動、宣傳和教育手段。[38] 中共除維持政治高壓外，也非常注重用筆桿子說服爭取群眾，以維護其專政，它對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不讓蘇共。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部門均歸黨的宣傳部管轄；新聞媒介定位為“黨的喉舌”，時常以空話、假話、套話向人民灌輸官方的意識形態；還用組織和行政的力量強迫征訂發行黨報黨刊，以作為大家的政治學習資料，並通過有線廣播系統把政治宣傳送到農民家中；不僅堵絕國內的任何非官方傳播渠道，而且嚴格查禁境外來的書刊，對收聽外國電台者則以“偷聽敵台”罪論處；實行了嚴格的書刊出版審查批准制度，黨牢牢地控制著從印刷廠到紙張、油印機、油墨等印刷手段，除了文革時期，幾乎沒有人能仿效當年鄧小平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法國當“油印博士”、自辦刊物的行動；中共還特別強調政治思想教育和世界觀改造，所有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甚至商店醫院曾長期實行每周利用工作時間進行政治學習的制度，強迫所有人在學習會上表態贊同黨的精神宣傳。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輿論高度壹律”。　　

　　1956年5月，中宣部長陸定壹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突然作了壹個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題的報告，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儘管該報告劃定了壹些界限，如應當批判“崇拜美國的思想”、必須“向蘇聯學習”，還有胡適、梁漱溟、胡風的思想是應該消滅的“有毒”、“有害”的東西[39]，但中共允許爭鳴的寬容大度還是受到國內外人士的好評。可是，當天真的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剛剛“鳴”了壹下，便遭到反右運動的嚴厲整肅。毛澤東在“引蛇出洞”後才說了實話：沒有什麼百家爭鳴，“而是兩家爭鳴，......壹家是無產階級，壹家是資產階級”。[40] 更準確地講，所有不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資產階級“毒草”，不能爭鳴，只能批判，唯有被捧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壹家獨鳴。　　

　　馬克思這樣批評過他那個時代的專制政府：“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41] 這段話可以原封不動地套用在全權主義專政的國家。馬克思可能怎麼也想不到，高舉著他的“旗幟”的“信徒”們建立的專政國家對輿論的控制遠比他所見過的專制國家要嚴格徹底得多。在文革高潮期間，全中國只聞見毛澤東壹人的聲音，他的語錄每日在報紙的顯著位置反覆刊登，電台播音時間的壹大半在廣播他的語錄或語錄歌；五年內毛的選集、語錄、著作選讀就印了42億冊[42]，全國遍地是毛像和毛語錄的“紅海洋”；人們說話、寫文章必先引語錄，甚至有壹段時間人人要每天履行祈禱般的“早請示、晚匯報”以及毛語錄“天天讀”等政治儀式，還要跳“忠字舞”、唱語錄歌以表政治忠誠；壹旦毛有什麼“最新指示”發表，人們就必須連夜集合、上街遊行慶祝，哪怕頂風冒雨也不能稍歇。幾乎人類歷史上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種思想灌輸手段都被充份調動起來，以便把全體人民的思想定於壹尊。　　

　　中共對文藝的控制比蘇聯更嚴。僅以音樂界為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還有情歌創作的空間；而在中國，把新疆民歌改編成動聽傳世之作的王洛濱卻被關進監獄，創作了表達知識青年思鄉情緒歌曲《我的家鄉》的作者竟被判處死刑，演奏德彪西的無標題音樂也要遭到批判。按照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藝術只能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作品如不表現階級鬥爭、不突出“高、大、全”的工農兵英雄形像，而去描述普通人的所思所為，便會被批判為“人性論”、“寫中間人物論”等。這樣，歌功頌德、充滿火藥味、純屬宣傳的作品走紅，而許多真有才華的作家、藝術家卻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了，有的乾脆擱筆改行。不願媚俗而敢於在作品中表現真實生活或對現實有所批評者，幾乎無壹倖免地要挨整。在數十年時間裡，從毛澤東欽定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始，無計其數的文藝作品被冠以種種罪名遭到批判、禁演、禁出版。[43] 在首先向文藝界開刀的文革中，聲討“反動小說”、“黑戲”、“黑畫”、“黃歌”等聲浪不絕，全國只有八個樣板戲可看。那時創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壹歌，首句竟蠻橫地連用四個“就是好”，似乎謊言多重複幾遍就是真理了。這類空洞、虛假的文藝作品只具有把人們的精神導向簡單化、狂熱與麻痹的功用。　　

　　建國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先後被扣上“資產階級學術”的帽子，甚至被取消，這比蘇聯取消社會學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哲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及其他領域的研究被引導到論證黨和政府的決策、為其解說辯護的方向。學者通過真正的獨立思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若不符合黨的意圖，不僅不被認可，還往往給研究者帶來政治災難。例如，率先研究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作用的顧准、孫冶方，主張歷史主義、反對以論代史的翦伯贊，哲學上提出“合二而壹”論的楊獻珍等都遭了難。在學術界，用政治批判來替代學術爭論，所有的學術批評壹面倒，受批判者沒有申辯的自由。[44] 窒息的空氣造成學術界唯上避真的惡劣風氣，學術刊物的內容陳陳相因、極少創見。壹直到八十年代，雖然黨鼓勵了思想解放，但對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學術探討仍被當作“精神污染”而遭到批判。在思想禁錮下，自然科學壹度也被視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不同學科被插上不同的階級標籤。例如，從事遺傳學研究的被視為搞“資本主義國家的老壹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亦被批判。而蘇聯的科學理論卻被視為金科玉律，如給米丘林的自然科學觀點加上了唯物主義的政治桂冠，欲對之質疑便屬“政治上有問題”。[45] 在專政體制下，科學和科學界也成了權力的附庸。在“大躍進”的狂瀾中，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居然在《中國青年》雜誌撰文，為畝產數萬斤的政治牛皮提供“科學”的背書，玷污了科學家的良心。　　

　　政治上的愚民教育對教育事業造成了嚴重破壞。中共提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學校要培養的是“又紅又專”的“全新的人”。高教部曾規定，大學課程總學時中政治理論課要占百分之十。中小學教材中不僅語文、歷史課本有大量政治內容，甚至在壹些數學應用題里也充斥著政治語言。文革中毛澤東關於“書讀得越多越蠢，學生要把階級鬥爭當作主課”的指示，導致學校里蒙昧主義盛行，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斷，老師不敢教，學生不願學。而壹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要“讓毛澤東思想統帥自己的每壹根神經”的青年卻被樹為榜樣，偏激、盲從、虛矯乃至殘忍的行為反被張揚。如此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貧乏、精神偏狹、思想奴化，恰好成為政權所需要的打手、衛道士與馴從者。多年對教育體系的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從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全國有23.5%的人口是文盲半文盲，而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僅占0.6%。　　

　　在改革之前的相當長時期內，由於民眾長年生活在思想灌輸、愚民教育、言論管制當中，被迫放棄自己的大腦的思考功能，只會機械盲目地“信仰”官方規定的主義思想，習慣於按政府規定的調子表態，民眾的現代政治常識、政治識別能力、政治思維能力、政治參與能力相當低。許多人除了知道“表態”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之外，幾乎沒有個人獨立的政治看法。而凡是敢於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不認同官方觀點的人，壹概被視為異端或反動的思想犯。例如，北京大學學生的“X小組”、銀川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南京壹些中學生組織的馬列小組等，都以反革命罪遭到鎮壓，許多成員被處以極刑。北京農大畢業生魯志立說過，文革“禁止壹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竭力推行愚民政策，施行奴化教育”，結果他竟為此言論而遭槍決。[46] 在國民黨時代，中共領袖瞿秋白尚能唱著國際歌走向就刑地，而在七十年代裡質疑極左路線的張志新臨刑前竟被殘酷地割斷喉管。不同聲音連鳴壹聲都不被允許，中國又何來“百家爭鳴”？！掌權者獨享“鳴”的權利，而廣大人民只好變成“沉默的大多數”。[47]　　

　　13. 不斷找尋專政對象的“運動”　　　　

　　中共掌權以來十分頻繁地發動各種“運動”，據粗略統計，總共有過約40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運動”。鄧小平上台後雖表明“不搞運動”，但仍然主導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類政治運動，其手法與以往的運動相同，都是由上而下層層布置動員，人人被強制“學習”表態，只是範圍小壹些、時間短壹些。中共政權因此被某些學者稱為“動員式或運動型政權”。[48] 不斷發動“運動”是全權主義制度的壹個本質特徵。Arendt指出，在極權主義政權下，“運動始終是國家的行動中心”，這種政權“不是壹個任何壹種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而是壹種運動”。[49] 運動的目的不僅是要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並千方百計地把對自己統治的壹切潛在威脅封殺於萌芽狀態中，還試圖藉此造就順民、最終達致“改變社會及個人、制度、心理等各方面的發展方向”。[50]　　

　　這些運動都是以建立或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進行，每次運動都要尋找和打擊壹些專政對象。劃定階級敵人的標準可能是經濟地位、也可能是思想意識[51]，這樣打擊對象的範圍就可能是無限寬的，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劃入反動分子之列。往往今天的整人者明天就成了挨整者。在改革以前的年代裡，誰壹旦成為階級敵人，就可能被送交公安機關、勞改農場或下放基層或邊遠地區，即使僥倖能留在本單位、本地接受“群眾專政”，其日子也絕不好過，整日受監督，經常陪斗，飽受人格侮辱、生活虐待和精神摧殘。幸而獲釋或平反者，其檔案也永遠被抹上壹筆黑，其子女、乃至孫輩都被視為“狗崽子”，在入學、就業、工作乃至婚姻上倍受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歷次運動常事先確定要整肅的人的數量或百分比。1955年5月毛澤東在15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下達指標：“反革命五年抓150萬，每年30萬。”1957年他又提出，北京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10％左右的右派”。[52] 各級幹部為了完成整肅指標就必然濫整亂抓無辜，許多被整肅、遭關押甚至槍斃的人都是被冤枉的。[53] 劉少奇就承認，三反運動中95％的人都整錯了。毛澤東也透露過，肅反運動審查了4百多萬人，搞出16萬嫌疑分子，僅查出3萬8千反革命分子。1956年公私合營時有70萬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和其他勞動者被當作資產階級工商業者，錯劃率高達81％。反右中有807萬人遭批判，55萬餘人被打成“極右派”（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31萬餘被劃為“中右分子”。[54] 1959年因說實話被打成“右傾分子”的近1千萬人。歷次運動中挨整人數達1億5千萬[55]，加上被株連的親屬，受迫害者人數之多古今中外罕見。壹輪輪大小運動造就了壹批靠誣陷批判別人而升官的人，也為排除異己、打擊報復者提供了機會。[56] 多年的運動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和道德淪喪，朋友、夫妻、父子之間互相揭發、斷絕關係的事屢見不鮮。正如原人民大學政治學院院長錢端升所言，“社會如沙漠和冷冰死氣壹片，不講道德道義，......人騎人，人吃人，......無人性，......成了恐怖殘酷的國家社會。”[57]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深懷戒懼，歷次運動中都不遺餘力地打擊知識分子。他曾大言不慚地自比秦始皇：“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們超過了秦始皇壹百倍。”[58] 被從肉體上消滅的知識分子遠不止毛承認的這個數，對知識分子更毒辣的手段是閹割其獨立人格的慢性殺害。尤其是通過思想改造運動，迫使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洗腦，當眾批判、羞辱自己。光是壹場反“右”運動就使對政治較敏感又富於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襟若寒蟬、三緘其口。上海市長柯慶施曾學著毛澤東的口吻輕蔑地說，中國知識分子“壹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在歧視和不斷打擊下，知識分子只有時時處處夾著尾巴作人，文革十餘年間更是成了賤民、“臭老九”。　　　

　　中共極為嫻熟地將學自列寧的“群眾路線”用於歷次“群眾運動”，不少不明就裡的外國左派也頗為讚賞此道，而壹些多年親歷或領導過運動的人卻深知實情。早年隨維廷斯基來華建黨的楊明齋1930年在蘇聯的黑牢中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書指出，“必須根本地改變從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於群眾，不可照舊地利用群眾虛張聲勢”。[59] 五十年代擔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惠在“大躍進”運動後醒悟道，“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並沒有什麼不同。[60]　　

　　許多運動都是為了達成領導人的政治目的、在違背人民意願的情況下發動的。毛澤東試圖通過政治運動來整肅、乃至消滅所謂的“理應消滅的階級”或社會群體。他多次說，除了工人階級，其他階級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知識分子都是過渡階級，再過若干年，都要“滅掉”，各階級包括農民都要變成工人，“整個社會都是工人”。[61] 他後半生頑固地要推行消除壹切階級差別、取消社會分工以達至人的同質化與絕對平等的龐大社會工程，到快撒手人環時甚至提出實行“全面專政”。[62] 這種全面專政下的社會工程試圖強行把人的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壹的集體同壹性，為此必然會不斷地發動運動，力圖摧毀阻礙這壹目標實現的既成制度和道德倫理。　

　　[63]　　

　　雖然發動某些生產、衛生運動的目標似乎是為了增進人民的利益，但因其中摻雜了最高領導人的無知和自以為是以及各級幹部盲目邀功的因素，就會演變成強制的操縱和無端的折騰，不僅常常徒勞無功，還令人民不得安寧。董必武1956年也承認，每次運動，甚至包括選舉、購糧、貫徹婚姻法、生產、衛生運動都死人，是“強迫命令的惡果”。[64] 毛澤東除了不斷地“與人奮鬥”，還要“與天奮鬥”。壹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57年至1958年間掀起“除四害運動”，企圖壹舉徹底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當動物學家鄭作新等上書指出，麻雀可以吃蟲子、並不是只吃糧食的害鳥時，對自然科學常識所知不多、又剛愎自用的毛澤東仍堅持說：“我看還是把它消滅，它與人爭食。”[65] 於是在全國立刻掀起了壹個消滅麻雀運動，男女老少齊上陣，敲鑼、打鼓、擊盆、吶喊，使驚慌的麻雀不得停落、紛紛累死摔下，眾多他種鳥雀也罹了難。[66] 壹種生物僅因於人有某些不利就被剝奪生存權，成為“理應”消滅的物種，專政的巨掌竟伸到自然界，對動物也不寬容，何霸道至此。　　

　　14. “兩把刀子”與“第三個里程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報告中宣稱：新中國“最好的先生”是蘇聯共產黨，要“走俄國人的路”。1954年劉少奇在憲法草案報告中也說，“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在政治上這條路的主要內容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從俄國學來的。[67] 所以，建國後不久中共就把蘇聯的以黨代政、褻瀆法律、殘酷鎮壓那壹套通通照搬到了中國。　　

　　然而，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批判，揭露出“無產階級專政”鼻祖國家的黑幕，這極大地震動了決心師法蘇聯的中共高層。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後來透露，當時他們看到“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最暴虐的統治”。中共政治局、書記處為此多次開會商討因應之策。最初毛澤東還讚賞赫魯曉夫勇於揭蓋子的舉動，中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壹文，批評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等錯誤。但中共不肯把原因歸結到制度層面，而是歸因於斯大林的主觀主義、脫離群眾、個人專斷等認識問題，強調“無論有怎樣的錯誤，......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不過毛澤東在內部談話中還是承認，斯大林破壞法制的事在西方民主制國家不可能發生，美國的政治制度也有可取之處；他指出，中國現在的辦法比資產階級民主初期“更退步”，並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犯錯誤，包括“對人民的專制主義”。[68] 他甚至極而言之地講到，我們現在還處在訓政時期，實行的是愚民政策。[69] 當時毛的這番反思確實有壹定的深度。　　

　　其他中共領導人也曾對專政的弊害有所省思併力圖補救。劉少奇曾考慮加強人大和報紙對政府的監督並限制國家領導人的權力，認為“資產階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周恩來談到，“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鑑。”“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還是可以學的”。他還說，“現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是：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而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意義”。[70] 在這種氣氛下中共的八大決議認為，國內階級矛盾已讓位於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強調經濟文化的發展，“加強人民民主的法制”。[71] 為了表示中共不搞個人崇拜，八大修改的黨章刪去了“毛澤東思想”壹詞。　　

　　不久後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國國內也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毛澤東立刻警覺起來，他意識到再提擴大民主和改善制度等問題就可能危及黨和自己的統治。於是毛澤東改變了對批判斯大林的態度，在11月30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時他表示：“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他還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東歐國家出事是由於階級鬥爭沒有搞徹底。從此，毛澤東重新祭起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認為蘇聯領導人連列寧主義也基本丟掉了。這樣中共開始為斯大林辯護，在隨後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壹文中明確地強調，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社會主義民主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允許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都不允許同資產階級民主混淆起來”。[72]　　

　　毛澤東雖然知道人民與黨有矛盾，但不同意某些幹部提出的解決辦法，即人民應當有討論國家大政方針的權利與自由的“大民主”，毛認為那是“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壹套”。[73] 他主張的是“有領導的自由”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即只能在黨的控制下搞“小民主，小小民主”，和風細雨地讓群眾幫助黨整風。不料在整風中黨內外都有人指出了制度問題。例如，內蒙古第壹書記烏蘭夫坦言：“黨專了政，黨領導壹切，黨員是領導幹部，自然黨員地位隨黨而提高，......人的職權到了獨專獨領的獨尊地位，......自然造成官僚主義。......壹切必須尊奉馬克思學說為宗派，列寧主義為教條，自然產生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個矛盾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政治上制度上的矛盾。”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則認為：“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100％愚弄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壹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聯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74] 這些真話實話揭露了中國政治制度的要害問題，並指出這是師法蘇聯的結果，等於是指責中共走錯了路。當然，毛澤東及中共上層對此是絕對不會容忍的，壹涉及制度問題便言者有罪。於是，“小民主”、“百家爭鳴”中止了，立刻開始了反右運動。　　　

　　為了捍衛自己的專政體制，抵制國際共運中出現的改革浪潮，中共把壹些外國共產黨批評專政制度、主張“結構改革”的主張以及蘇聯國內外政策的壹些改變壹律視為修正主義，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 等壹系列批判文章。中共重新搬出列寧的話，“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重要的問題上，壹切國家都必然要做俄國已經做過的事情”，藉此表示堅持斯大林模式的決心。在鄧小平具體負責指揮的與蘇聯及東歐國家對壘的“反修”論戰中，爭論的焦點之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為了說明專政有長期存在的理由，中共的“理論家”們大段引用馬恩列斯語錄，論證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還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此需要不斷進行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教條主義式頑固態度確如法共所批評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到只保留壹些僵硬公式的地步，並賦予自己馬列主義大傳教師的權力來負責傳布教條。”[75] 在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壹反中共八大的決議和自己早年關於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90％已經消亡的估計，危言聳聽地誇大國內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提出了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隨後毛就開始不斷地把階級鬥爭擴大化，最後把鬥爭矛頭指向因幫他收拾“大躍進”後的殘局而在黨內贏得威信、讓毛感到威脅的劉少奇，給劉及黨內其他高級幹部套上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等政治帽子。　　

　　文革發動後，毛把他推動的這種以個人崇拜為動員和指揮手段、通過政治高壓強迫群眾為其所用、由下亂上的政治運動模式稱為所謂的“大民主”。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指出，“無產階級大民主”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專政又是實行“大民主的保障”。至此，毛澤東自鳴得意地認為，自己不僅在實行專政方面比斯大林的辦法多，而且在理論上也前進了壹步，因為斯大林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代裡社會上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而毛自己則在理論上提出了整個過渡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鬥爭，因而始終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並通過文革開始了在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於是，在毛授意下寫作班子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壹文，於1967年11月6日發表，該文首次把中共從反修論戰以來逐漸形成的壹些觀點歸納起來，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自我吹捧為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這壹理論後來壹度被載入黨章和憲法。　　

　　壹些西方左翼人士和個別的中國學者認為，毛澤東脫離了列寧主義軌道和蘇聯政治模式、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他們特別對毛式“大民主”稱讚不已，甚至有人主張批判地繼承毛的“大民主”理論來建構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其實，毛式“大民主”是鞏固和強化列寧、斯大林式專政的壹種群眾暴力型手段，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壹點上，毛澤東完全繼承了列寧主義的精髓。[76] 正如Isaac Deutschers所見：“中國共產主義直接傳自布爾什維克主義，毛站在列寧的肩頭。”[77] Miliband注意到，毛從來不讓群眾參與任何不受黨控制的制度設施或結構。[78] 其實，毛像列寧壹樣鄙視任何民主的具體形式，1967年初他就表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主要是看哪壹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問題。”[79] 他眼中的“大民主”不過是鞏固黨與他個人權力的手段而已。毛壹生發動過兩次“民主”運動，即文革中的“大民主”和反右前整風中的“小民主”。比較這兩次運動可以看到，它們都沒有任何制度和法律保障，而是任由統治者予取予奪；其目的都是維護壹黨專政制度，故不可能解決此制度伴生的官僚腐敗；兩次運動的都毫無民主可言，在前者中被批判者失去了辯護的權利和人身安全，在後者中則是批評者的言論自由乃至人身自由隨即被剝奪。龔小夏的“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壹文十分透徹地剖析了“繼續革命”和“大民主”的實質：“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儘管有激進主義的外表，但在本質上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壹種翻版，甚至可以說是斯大林政治、社會專制主義更為嚴厲的壹種表現形式。”　　

　　15. 封建專制主義還是全權主義專政？　　　

　　近年來反思文革悲劇時，中共高層和壹些學者把建國以來政治制度的缺陷和政治生活中的弊端歸於“封建主義”遺毒或烙印[80]，這是重大的認識誤區。首先，把中華民國以前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本身就是個錯誤，其根源在於教條地搬用了歐洲的歷史階段劃分模式。其實自秦以降中國歷代王朝都是集權制而非封建制，秦代在“廢封建置郡縣”的基礎上逐步完備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度，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對立面。把集權制度下形成的傳統政治文化視為封建主義是壹種史學上的重要概念錯誤。其次，把建國後幾十年的失誤推到古人身上，實際上是在為蘇式制度的失敗找替罪羊，是對權勢獻媚。然而，上述誤區至今未得校正。在反思當代制度問題的知識精英中，痛罵幾千前老祖宗者有之，責怪長城黃河者有之，甚而對儒、道、釋等傳統文化大加鞭韃。其實，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並不全是負面經驗[81]，傳統文化中儒、道、佛的仁愛、中庸、寬柔、無為、虛空的思想與“專政”的殘忍偏激、強力鎮壓、無所不管的極端霸道亦相去甚遠。況且，在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的大陸之外的華人社會裡，也有成功的民主化範例。當然，集權專制主義的壹些遺毒，如家長制、壹言堂、等級制、論資排輩、偶像崇拜、世襲制、裙帶關係等，確實影響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熟悉古籍的毛澤東就極其熟練地將歷代王朝的君人之術溶於他的“專政”實踐。但過去幾十年來建立的那些以黨代政、黨大於法、黨政不分、高度集權的領導制度，如黨中央和各級黨委分口領導政府工作、政府各部門內成立黨組、黨委派管幹部的組織原則、政法系統實行黨內審批制等，都是從蘇聯照搬的“舶來品”。[82] 防礙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的主要障礙，是披上了“最先進、最科學、最革命”外衣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蘇聯全權主義專政模式。這種全權主義專政與中國歷史上的集權專制制度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樣專橫、暴虐、集權、獨裁，故可被稱為“壹種新的專制制度”。中國的現代全權主義專政與古代專制政權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不像前者那樣對人民實行全面嚴密的控制，在壹些領域尚給民眾留有自由活動空間；後者的暴力主要針對反對自己統治的敵人，而前者則對任意劃定和選擇的欲消滅的階級和個人施加壓迫，不管其有無反對政權的行為。　　

　　全權主義專政要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重塑人類、改造社會，以達預設的烏托邦目標。列寧和斯大林把民主當成“骯髒的外衣”拋棄掉，把法治視為專政的對立物，建立起壹個政治上高度集權、經濟上高度集中、思想文化上高度專制的專政國家。在全權主義專政下，黨的政治性向各個領域拓展延伸，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高度壹體化。它用政治權力（特別是靠獨握武裝力量、壟斷傳播媒體、掌管經濟資源的黨）徹底控制壹切公民的日常行為、包括人們的思想態度。[83] 其他任何專制統治也未像全權主義專政那樣，把統治權隨時無限制地侵入社會的每個角落，干涉到人民生活的每個領域，乃至人們的衣著、髮式、喜好、私交。在高度泛政治化的體制下，人們無所逃遁，找不到不受政治影響的世外桃源。中共從蘇聯學習繼承過來這種專政制度，若說這套制度帶有專制主義色彩，其根源更多地與蘇聯模式有關，而主要不是從我們的老祖宗那裡直接傳來的。因此，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單純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實際上具有轉移視線的作用，無助於認清新中國制度的真正傳承，更妨礙政治體制改革。　　　

　　16. 專政的轉型與緒餘　　　　

　　與斯大林死後的蘇聯相似，毛澤東死後，特別是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發生了壹系列積極的變化，政治上趨向於“去激化”（deradicalization）和制度化。1982年的憲法恢復了1956年以前“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以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在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惡劣印象，也試圖減少專政的嚴苛程度。中共開始強調集體領導，重視民主法制建設，大批受迫害者被平反昭雪，不再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對經濟、文化、個人行為及言論的干涉有所放鬆。同時，通過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加快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這些變化使政權的全權主義程度減低、並朝威權主義體制轉型。　　

　　力倡改革開放的鄧小平[84]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深感“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認識到中國原來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有權力過份集中、黨包辦壹切、干預壹切等弊端。但他仍未能徹底擺脫俄式政治教義，壹旦感到壹黨專政受到威脅，便毫不猶豫地取締“民主牆”、壓制異見分子、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特別強調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作用，拒絕“搞互相制約的體制”。[85] 既要堅持列寧主義精髓，又想改革蘇聯模式的政治體制，無異於以子之矛功子之盾。在這種思路下，壹切對民主自由的要求都被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任何政治改革的舉措都舉步維艱、命運多歹。總書記胡耀邦曾主張“全面而系統地改，......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86]，結果本人卻被舊勢力、舊思維所吞噬。繼任的總書記趙紫陽紮實地推進政治改革，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建立公務員制度和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等方案。但由於“總設計師”設定了“不能搞三權鼎立”、“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等界限[87]，把政改限制在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加強法制、保持穩定的範圍內，政治民主化的方案只能胎死腹中。　　

　　過去二十年來，人民對社會不公、以權謀私、官僚腐敗、物價上漲等現象極為不滿。“六四”事件充份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缺陷和中共領導層政治理念的僵化滯後。早在二百年前美國總統傑弗遜就說過：“假使人民會因不滿而對統治者發生小規模反抗，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反抗有其價值。因為政治世界中需要有反抗，如自然界有大氣和風暴壹樣，這對於壹個政府的健全是必要的良藥。......我確信人民的良知，......他們可能壹時誤入歧途，但很快會自行糾正。人民是統治者的唯壹監察者，甚至他們的錯誤也可使統治者不致違反政治的正確原則。對於這類錯誤若處罰過重則將摧殘人民自由的唯壹保衛者。”[88] 號稱“人民”政府領導人的認知其實遠不如二百年前美國總統的看法開明，因為“人民”政府其實並不是民選的，而是靠專政維持的。　　

　　“六四”的槍聲招致國際社會的壹致譴責，這使蘇聯東歐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政權感到壓力，也使那裡的人民警醒。不久，東歐發生巨變，隨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誕生地蘇聯也發生了歷史大轉折，1991年7月蘇共中央通過了新黨綱，放棄了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由蘇共培植起來的、多年來師法蘇聯的中共，面對“蘇東波”的巨大衝擊，竭力抵拒變革；在反“和平演變”的喧囂中，舉起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穩定壓倒壹切”的口號。為了讓“紅色江山”代代相傳，中共刻意加快培植提拔高幹後裔擔任黨政軍高級職務，並讓他們掌握銀行、國有大企業大公司的領導權，同時任用恭順的技術官僚。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領導層中，不少人曾在前蘇聯東歐留學或實習過，又多與老壹輩共產黨人有血緣關係，其所受的教育、經歷和切身利害關係使他們堅持陳舊的思維定式，政治上十分保守，更缺乏任何推動變革的膽量和氣魄。新領導集團從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政治改革思路大步倒退，在十四、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把十三大確定的政改原則全部刪除，固守著披上了“社會主義民主”外衣的專政體系，把這當做其權力的最後基礎。同時，還強化了意識形態宣傳，甚至壹度試圖重新樹立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然而，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具個人魅力的強力型領袖已壹去不復返了，當今領袖無論如何做秀也再難贏得社會的尊重；經濟市場化過程削弱了人民對國家的依賴；意識形態教條和各級官員的言行之間的強烈反差，使人民早已不再認可這些教條，對政府的信任日益下降。這個殘存的專政其實已失去了越來越多的支撐，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中國目前的體制比較接近“不完全極權主義”(partialitarianism)。中共既然不肯放棄獨掌政權，就不可能通過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取得政權的合法性；只能以“我打的天下只能我來坐”的口號壓制所有求變求進步的呼聲，靠聽黨指揮的槍桿子震懾，指望經濟發展能增加壹點“績效合法性”。經濟進步雖不壹定自動導向政治民主，但指望經濟績效來挽救壹黨專政就更靠不住。且不說最近幾年經濟狀況每況愈下，也不說畸形繁榮中無所不在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引起了社會廣泛的不滿，僅就經濟發展過程本身來看，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群體利益分化、貧富差距急劇擴大[89]、工人農民普遍生活艱難等現象都表明，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日益縮小，中共繼續壟斷政權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大，失去了社會主義光環的專政將難以繼續維繫。即便中共高層以防止混亂為藉口而迴避變革，但不走冒進倉促的政改道路不等於排斥政治改革。要維持真正的長治久安，最好的辦法是積極、穩妥、持續地推進政治改革，逐步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總結：比較、剖析、解構　　

　　自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後，毛澤東曾稱許它“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90] 二戰後世界上壹度有三分之壹的人口生活在這種制度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曾盛極壹時。然而，臨近20世紀末，據說能為人類帶來最美好前景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卻像貌似堅固的柏林牆壹樣，在人民的捶擊下壹塊塊倒塌[91]，相繼崩解，被人民棄如鄙履。這壹歷史進程提出了重新評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踐及其後果的學術任務。下面，筆者依據對無產階級專政在俄、中的具體實踐，試圖從幾個方面作壹粗淺的評析，作為這篇長文的總結。　　

　　（1）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經以為，產生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革命應當發生在“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工人階級比重大、建立了代議制等“相應的政治制度”的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這種革命應當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92] 這壹預言從未成為現實，看來今後也很難成真。隨著當今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的改變，在發達國家中白領中產階級不斷增加，而被馬恩賦予資本主義“掘墓人”任務的工業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劇減，而且生活在社會福利保障下，很難產生激進的革命要求；知識經濟的發展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失去了意義；甚至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階級”等核心範疇也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理論流派的質疑與解構。在日益多元的、人民享有充份民主權利的國度里，怎能期望占人口少數的工人階級建立他們的專政？顯然，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已經落空。　　

　　馬恩絕沒有想到，無產階級專政會首先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資本主義不發達、曾為君主專制頑固堡壘的俄國誕生。在經濟文化落後、小資產階級人數眾多的俄國，列寧提出用“專政形式的強迫手段”與“嚴整的組織”去鎮壓眾多的反抗者並強制人民服從布爾什維克的壹黨專政，似乎是必然的結局。斯大林則進壹步強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權、經濟上高度集中、思想文化上高度專制的制度。比俄國更落後的中國建立了專政制度後，與蘇聯壹樣也用高度專制的政治權力實行強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並開展了文化革命。只是因兩國的國情、領袖個性等差異，其方法、內容略有不同而已。列斯比較重視專家、技術、機械的作用，而毛澤東則有更濃厚的小農平均主義意識、更嚴重的反智主義、更強烈的唯意志論、更荒誕的烏托邦思想。結果，中國的專政實驗比蘇聯還要荒誕：“大躍進”成了大倒退；蘇聯的文化革命多少還帶有壹點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使命，而在中國卻成了“大革文化命”。這樣的結局應驗了普列漢諾夫的預言：在壹個經濟條件不成熟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然會導致壹種新型的專制。　　

　　（2）專政的主體與對象　　

　　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人主體論始終是個抽象概念，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專政的主體與馬恩的設想完全不同。專政有獨裁之意，把“民主”與“專政”兩個相互對立的術語拉在壹起本就荒誕。於浩成認為：“專政的意思就是壹個階級獨自掌握而不同其他任何階級分享領導權。”壹個階級實行獨裁，就不可能有其他階級的民主。讓“人民”來“專政”也說不通，因為專政從來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占社會大多數的人民不可能去直接實行統治。盧梭在《民約論》裡指出，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是違反自然秩序的。顧准認為，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起碼是壹種“奢望”，它“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93]　　

　　如果在建政後迅速剝奪剝削階級的財產和社會地位，壹旦這個任務完成，就象斯大林所承認的，“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社會上只剩下取代無產階級的掌握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莊員及多出身於勞動階級並為人民服務的智力勞動者。那理論上究竟還有沒有作為專政對象的反動階級呢？如果沒有反動階級了，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是階級壓迫工具的觀點，無產階級專政、甚至國家都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專家始終難以自圓其說。蘇聯和中國都先後宣布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於是在意識形態上就陷入了“專政無對象”的困境。為了從這個理論困局中解脫出來，斯大林在1937年、毛澤東在1962年先後提出過“社會主義越發展，階級鬥爭越尖銳”的論斷。遵循著這樣的認知，無產階級專政為了自身的延續就必須不斷地挖掘、製造被專政的對象。　　

　　毛澤東也曾強詞奪理地把犯有殺人、放火、盜竊、詐騙、流氓罪的罪犯說成是理論上的專政對象。[94] 然而，專政是針對敵對階級的，刑事罪犯並不是壹個階級，以刑事罪犯的存在作為堅持專政的理由顯然在意識形態上是荒謬的。因此，中蘇論戰時蘇共曾嘲諷地反問中共：剝削階級消滅了，難道能把小偷等罪犯當作專政對象嗎？儘管如此，因為從馬列主義出發實在無法在理論上自圓其說，所以這類的謬解始終能在官方說教中占據壹席之地。[95] 蘇聯和中國的官方教條都說，國家的專政職能仍不能取消的原因是還有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敵對勢力與敵對分子。[96] 這種說法已經脫離了階級分析的概念，違背了馬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原本含義。　　

　　在政治現實中，蘇中兩國都把批評反對現行專政制度者、要求民主的勢力視為敵對力量，也都經歷過階級敵人、敵對分子越挖越多、專政對象不斷擴大的階段。最後，不可避免地會把矛頭對準執政集團的成員。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打倒走資派”都具有異曲同工之義。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不管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如何定義無產階級的社會範疇[97]，真正行事專政的主體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而是黨組織及其領袖。在廣大人民不能就政治問題自由發表意見，無權選舉、監督、罷免各級政府與國家領導人的情況下，有誰會認為這些國家的各級幹部是經由人民選擇、代表人民在實行專政呢？在中共建國之後，唯壹的壹次讓“最有遠見、最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徹底性”的工人階級參與專政的情形，是文革時期工宣隊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領導壹切”的指示下壹度進駐學校，管理甚至整肅知識分子。但這只是短期局部的個案，而且工宣隊其實也不過是黨控制下的壹個工具而已。　　

　　從總體上看，現實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來只是壹黨專政的意識形態外套。而專政的對象則實際上包含全體人民，除了居於獨裁地位的最高領袖之外的政治局成員都不能免除被專政的恐懼。這種專政完全不是馬恩所設想的“工人階級的政府”，也與他們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巴黎公社內由各工人階級黨派合作執政的實踐相去甚遠，倒是像恩格斯批評的布朗基主義者，即企圖靠“陰謀、嚴格的紀律、少數人的革命毅力”來“把全部權力最嚴格地專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98]的情形。即便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也徹底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3）什麼樣的專政　　

　　馬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雖語焉不詳，但他們讚賞巴黎公社的組織原則，也有關於“完全民主的”、“自治”的“人民管理制”與“紅色共和國”的模糊想法。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必須“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社會改造的“工具”。恩格斯甚至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99] 由此可見，馬恩講的專政是指無產階級的統治，即政權的社會內容，而不是背離民主共和原則的專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是應當保留民主的。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者從壹開始就完全背離了馬恩，從這層意義上講，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和反動。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他擯棄了民主的具體形式程序，如普選、言論、集會自由等。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議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100] 托洛茨基更進壹步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最殘忍的國家形式，它要用威權干預公民生活的每壹個方面”；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不可能、也不要期望它不違反民主的根本原則與形式規則”。[101] 在斯大林眼裡，無產階級專政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強有力的國家政權”[102]；他主政時濫用權力、肆意破壞法制、踐踏民主、剝奪人民自由，把列寧認為有歷史必要性的某些暫時措施固定化、永久化，“把共產主義政治制度變為非世襲的君主制度”[103]。不幸的是，這種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惡劣制度竟在社會主義陣營內被樹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樣板。中共即壹脈相承地堅持蘇共的專政與民主觀，宣稱不能“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壹套”，反對三權分立、多黨制，而是仿效斯大林的專政模式、在中國建立了與蘇聯不分伯仲的政治制度。唯其方式略有不同：斯大林濫施“國家恐怖”，而毛澤東慣用“群眾專政”。　　

　　俄式專政受到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盧森堡認為：“民主制度並非完美無缺，但取消它們會更糟糕，因為這使群眾無法參與政治生活。”這種“恐怖”的“劍的專政”[104]在斯大林時代變得更為殘暴，也招致更多的批評與譴責。中共前領袖陳獨秀就說過：“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壹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壹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壹種門面語而已。”“如果說無級[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級[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壹樣的。......史大林的壹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他指出，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不恢復民主制，不免還會出現“專制魔王”。[105]　　

　　鑑於俄中等國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結果，從七十年代起，意大利和法國等共產黨紛紛與列寧主義劃清界限。法共22大曾討論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法共理論家E. Balibar指出：“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已經損害了無產階級專政，使它名聲掃地。無產階級專政已混同於自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它在實踐中以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大眾的政治民主。”G. Haddad也認為：“專政是擴大民主與自由的對立物。”[106] 這些歐洲的左翼政黨強調，他們所主張的是建立民主的、自治管理的社會主義，堅持捍衛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原則，強調階級聯盟策略，從黨綱中刪除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包含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壹種恐怖與權力的論述。[107]　

　　蘇東巨變終於宣告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破產。環顧全球，目前仍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所剩無幾，且多呈朝不保夕、氣息奄奄之像。　　

　　（4）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轉型之間的深刻矛盾　　

　　現存的無產階級專政面臨的問題不僅僅體現為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背離，也不僅僅是因勢衰孤立而沒落，還表現為其官方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正被社會現狀所否定。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了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和社會結構多元化的局面，那麼，按照專政的意識形態概念，似乎就有必要鎮壓那些以權致富者、趕走外國投資者、剝奪他們的財產了。然而，在轉型中富裕起來的企業經營者和被政府迎來的外商，不正是目前執政的共產黨所支持、鼓勵、保護的對象嗎？當越來越多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了保障、淪為私營或國有企業的僱傭勞動力時，當工人的罷工面臨國家機器的鎮壓時，工人早已被邊緣化為最無助的階層和被壓迫的對象，何談由工人階級實行專政？　　

　　共產黨壹向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因此賦予自己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歷史地位”。姑且不論中共與工人階級的淵源遠非那麼深，即就現狀而言，目前黨內的工人黨員比例很低；即使它曾經代表過工人階級，也不意味著會永遠代表該階級。在當前黨主導的改革把工人當犧牲品的情況下，能說它還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嗎？中國的壹些意識形態專家曾搬用斯大林關於利益壹致的觀點來替共產黨的專政辯護，說中共領導的專政“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根本利益壹致基礎之上的政黨制度”。但在社會存在多元利益、又出現了工人階級對立面的資產階級的今天，“利益壹致”顯然說不通。這裡，社會政治現實和黨的意識形態發生了尖銳衝突。　　

　　中共也已意識到這裡的尷尬，所以最近才提出了“三個代表”的說法，即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過，這個說法首先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能說“大躍進”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文革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嗎？其次，這個提法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的基本觀念。政黨“是社會壹定階層的集團組織，代表的只是社會中部份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108] 今天的中國有多種經濟成份、不同的利益群體，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共產黨怎麼可能同時代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呢？如果共產黨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就等於承認自己蛻變成假共產黨了；如果共產黨不代表資產階級及其他階層的利益，它就應當允許有其他的政黨來代表那些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沒有理由實行毛澤東所說的“壹個階級專政和壹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109]。如果共產黨並不能代表所有社會階層的利益，而只是代表了幾個甚至個別社會階層的利益，它也不可能“維護全體人民共同的利益，協調不同的利益”。[110]　　

　　中共統治的法統來自黨在長期政治鬥爭中取得的實力地位及奪取政權後提出的共產主義目標。現在黨實際上已失去其意識形態所規定的階級基礎，退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準備長期停留在這壹階段，也無限期推遲其共產主義目標，其壹黨專政的合法性便全然喪失。同時，實行專政的黨組織成員也已嚴重變質。各級官員中許多人入黨動機嚴重不純，當官發財之念在在皆是，爭取入黨被公然稱為“撈黨票”，為達此目的不擇手段。即便早年入黨時抱有壹些理想主義的人，長期享有政治特權、經濟權力和生活上的特殊待遇，也早已脫離了人民，對這些特權充滿眷戀和依賴。更何況在建國後惡劣的政治環境和逆向淘汰中，往往是盲從緊跟、說假大空話的人容易得到提拔；在逐級爬升的幹部里許多人已習慣於政治投機，如故意“表現積極”、偽裝“艱苦樸素”、頻繁用“思想匯報”或請客送禮來逢迎上司、甚至打小報告或靠整人來往上爬；近年來貪瀆之風更是在黨員幹部中蔓延興盛。在這樣的“大氣候”里，具有獨立思想、正直的人格、不事逢迎、從未以權謀私、不貪不腐敗、壹向光明磊落的黨員幹部，實在少之又少，也難有立足之地。堅持依靠這樣的壹支黨員幹部隊伍對民眾實行專政，會出現什麼樣的政治社會後果是不難想象的。　　

　　（5）絕對權力的危險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不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統治者的權力，也指向資本的權力。福柯肯定了這點後也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權力論旨在達到統治者主體壟斷占有權力，完成其正當化，並實現其最高主權的目的，因此仍是道地的主體霸權論。[111] 馬恩也注意到了權力的異化，但由於他們總是以生產決定論模式將政權問題放在經濟與政治的二元關係中加以分析，把權力的異化視為勞動異化的衍生物，故以為消滅了私有制就可消滅權力的異化。因而，在他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中沒有考慮到權力異化的危險。但所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實踐證明：掌握絕對權力的專政政權及黨和領袖的異化是無法避免的。　　

　　羅素認為，權力欲實際上是人類無限欲望中主要的欲望之壹，無論古今，權力的嗜好都是社會重大活動的重要起因。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將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的經濟權力與政客們的政治權力統統轉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手中，肯定會造成更高度的權力壟斷。在國家成為雇主，權力落入政府官員之手，社會主義對毫無權力的工人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同時，除了極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掌握大權的革命新貴將經不起權力和財富的誘惑而墮落。因此，打破權力壟斷、使權力平等化、實行社會政治的充份民主對社會主義事業不可或缺。[112]　　

　　德熱拉斯也指出：在共產黨專政的國家中，黨的寡頭集團靠壟斷權力、所有制、意識形態來控制人民；在權力、所有制、意識形態三個因素中，權力最重要，後二者也可分別視為施加於經濟與精神上的權力；在從革命的到教條主義的再到非教條主義的三個共產主義發展階段中，權力始終起著重要作用，到了第三個階段，即非意識形態化時期，共產主義的原則、理想、哲學、道德可以拋棄，所有制也可以改變，唯獨權力不可動搖；權力不僅是用來維持制度、維護特權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實際上的首要目的與基本要素。[113]這壹寫於半個世紀前的觀察與分析被共產黨國家今天的現實證明是非常準確深刻的。　　

　　J.K.Galbraith把權力分解為應得權力（condign power，指將某種選擇強加於個人或團體的意願之上的能力，通常用暴力懲罰來獲得他人的服從）、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即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人某些價值，如就業、職位、社會榮譽等，來贏得服從）與調控權力（多藉助教育體系與大眾媒介培養信仰、轉變觀念來達致運用權力的目的）。他認為，極權主義國家是全面運用這三種權力三管齊下的。[114] 這恰與德熱拉斯的相關分析暗合。實行專政的黨和國家掌握著武裝力量、經濟資源、大眾媒體等，其擁有的權力就特別巨大。　　

　　擁有如此巨大權力的黨政幹部非常可能濫用權力。因為，按照人的本性，壹個人很難保持長久的高度獻身精神，難以抗拒權力的誘惑與腐蝕。溫斯坦萊曾說：“由於人類的心靈總是容易充滿貪婪、高傲和虛榮，儘管他們擔任政府職務之初，還有壹種為社會服務的精神，竭力像為自己爭取自由那樣去為別人爭取自由，但是長期擔任這種與榮譽和偉大有關的職務之後，他們就會變得自私起來，竭力謀求個人的福利，而不去關心普遍的自由。”[115] 因此，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壹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壹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壹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6] 共產黨人也不例外。作為代表國民中特定利益集團的政黨，本來是沒有合法授權來行使公共權力的，共產黨是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為名把持政權，又把權力賦予從壹己小圈子裡產生及“選拔、培養、造就”出來的黨政幹部。很難指望那些不經民選便執掌大權、又缺乏監督與制約的黨政幹部們會不變質，也沒有什麼制約能阻止和限制他們濫用權力。　　

　　公職人員為謀取個人利益而濫用公共權力屬於腐敗行為，而掌握不受限制和約束的絕對權力者就絕對會腐敗。中國的專政制度已產生大量的腐敗行為，如貪污受賄、挪用公費經營私人產業、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費出國觀光、公費嫖娼、用公款賭博等，多年來屢禁不止。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於政府給了公職人員種種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權力，即對各種稀缺資源設定了租金，可以尋租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包括工程項目、投資、貸款的審批權、土地使用的批准權、短缺原料與產品的配置權、生產或商品的特許權、公共設施承包決定權、出口配額的分配權等。於是，各種尋租行為猖獗，腐敗日益蔓延。同時，黨政領導握有的權力日益資本化，權錢交易的等級也日趨提高，從煙酒茶飯發展到賄以巨額現金、高級轎車、住宅等。由於藉助政治權力便能輕而易舉撈取大筆錢財，出現大批貪污腐敗的幹部實在是制度使然。既然絕對的權力是導致腐敗的根源之壹，那麼加強專政、加強黨管幹部和黨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只能加劇腐敗。　　

　　（6）手段與目的　　

　　恢復人的自由本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歸結，深受黑格爾歷史目的論和絕對精神影響的馬克思把經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進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而到達共產主義，視為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儘管他曾認為在俄國及亞洲的發展會有所不同，但他的俄國追隨者們卻對歷史發展作了更加壹元論和絕對主義的解釋，仿佛全人類都應當朝壹個單壹方向齊步前進，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階段。在蘇聯及以之為模式的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人們被告知：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忍受痛苦、作出犧牲，應當在所不惜，即使失去自由和民主權利也是值得的，因為那是達到最終幸福目標的代價。托洛茨基就曾說，人們“應當從專政有保證過渡到新社會的能力的觀點來評判它”。[117]　　

　　但是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段嗎？本文揭示的歷史證實，無論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只要講專政，就意味者允許個別人以他們個人或集團的意志代替法律；只要講專政，少數人就可以隨意使用專政機器來剝奪壹些並未犯法的人的生命財產；只要講專政，就有壹部份人得以借專政之名來取消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若把在法國大革命中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台的法國社會活動家羅蘭夫人的名言稍加改動，就可以說：“啊！無產階級專政，多少罪惡借妳之名而行。”我們看到，壹種追求解放與自由的學說是如何轉變為強權宰制的論述，造成了壓迫與恐怖的現實。可以肯定，用壓抑與摧殘人和人性、把人貶抑為馴服工具的手段，根本不能達到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目的。I. Berlin說得透徹：“沒有任何理性的生命希望被挫敗或被毀滅。壹個理性的人是理解在他所生存的社會裡起作用的規律及事實的人。尋求不可能存在的狀態是非理性的；相信它則是被壹種烏托邦的理想所欺騙。”[118]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懷著徹底改造人類的理想，大膽創造出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的壹系列方案，企圖破壞壹個舊世界、創造壹個新世界，實具有浪漫主義色彩[119]，並發展到極致成為強烈的非理性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的提出者與實踐者希冀以強力手段來促進社會進步，實現人類的平等理想。社會學家丁學良指出：“政治上的完美主義心態是絕對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源”。[120] 這已被壹些熱誠信仰過共產主義的人所認識。早年參加中共的顧准說：“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壹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裡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121] 曾是法共黨員的付瑞（F.Furet）在晚年反省說，由於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平等的追求，以社會平等為出發點和終極目的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便具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十月革命吹響了在地上建立天國的號角，它是壹場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系統工程，但近壹個世紀的實踐證明，如果不惜壹切手段、調動壹切力量來達至這種烏托邦，壹種全新的政治形式便會脫潁而出──極權主義。[122] 這大概是懷抱崇高平等理想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始料未及的，然而卻是嚴酷的事實。　　

　　歷史是壹面鏡子，可鑑往知今、預見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過去從未、現在沒有、今後也不會給任何社會帶來益處。中共至今仍把它從莫斯科輸入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和模式當作馬列主義的精髓和寶貝。這可能有其現實考慮，但不破除那套根深蒂固的專政理念和專政模式的束縛，便談不上政治觀念的革新與制度的創新；拒不改變專政制度，政治民主化就無法真正實現，便違反人民的意願和時代的潮流。二十壹世紀的中國被無產階級專政摧殘的太嚴重了，是中國告別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