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卧云 写于二零一三年

社会秩序的瓦解与重建

2013-03
   
   在变革临近的中国，有两大精神遗产受到特别的重视，壹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消亡的教训，壹是中国反复以暴力改朝换代的历史。人们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但它们通常被单独对待，而历史又充满歧义。现实中国既有中国历史自我复制的壹面，又有复制苏联社会主义的壹面。既然中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的会面和融合造就了今天，我们就应该在这两种遗产中找到衔接或者重合的地方，这样才能发现关于它们的真知。

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壹种创造性力量，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超额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其规模之大，堪比罗马帝国的灭亡，其速度之快，则史无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间，欧洲8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社会主义的样板、老大哥苏联自立国到结束历时69年，其他几个由苏联壹手扶持、策划、制造的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罗马帝国500余年，经历了壹个漫长的衰亡时期，先乱于内，最后被外部蛮族势力所摧毁，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秩序是在既没有内部战乱，也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突然瓦解的。它们被本国人民抛弃了。人民的抛弃，决定了这次范围广泛的社会转型（或者称1989年革命）的和平、迅速与彻底。人民的力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现。
   
   在苏联和东欧剧变期间，人们就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讨论。那时对社会主义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只是社会主义者实践的危机，他们试图切割理想与现实、原则与事实；另外的观点认为，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总危机，不仅涉及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观点分歧不影响人们壹致承认下列事实：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没有产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极权社会，它们在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和市场后，制造出了壹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剥削阶级——万能的官僚集团，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划分模糊了垄断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界限。国家管理的实质是对利益的管理。当我们从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时，独裁实质上是统治者对利益的垄断独裁权，民主实质上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来看，它归结到底是建立壹个利益包容的社会，而实现了的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在沙皇官僚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壹开始就走上了与理想相反的方向。相比沙皇的官僚，社会主义官僚有壹个极大的优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却变成官僚特权的制度基础。
   
   享有特权是指享有众人所没有的利益优先权或独占权。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对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掌握著计划大权的官僚当然是首先满足自身的需要，在社会物质财富尚未“极大丰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官员率先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出行的坐骑、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书，壹应俱全由国家配给。
   
   在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社会主义者要彻底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像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壹种创造的力量，可以通过财富的创造增加社会总财富，创造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让他人获益。资本和劳动既具有对抗的壹面，但也有合作的壹面。1914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车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为5美元——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这场劳资关系的革命为资本主义找到了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不但带来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企业削减了成本，而且通过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为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这使他们能够实现合作共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改革和调整，为实现社会成员经济平等和权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获得了政治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在解决贫穷、财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在同壹时期，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主张在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革，要求国家为大众提供更好的福利。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包容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特权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的冲突似乎更适合于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壹种创造性力量，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超额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为了稳定地攫取利益，官僚阶级依赖稳定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而这显然不是壹种双向的互利行为。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壹方压倒壹方，就是壹方推翻壹方。
   
   对资产阶级来说，向无产阶级让渡壹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财富的创造者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创造，他放弃部分利益，并没有放弃创造力，没有放弃未来。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对创造者而言是短视。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壹部分非法垄断利益，他们就必然担心将失去更多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所以，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壹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正是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成熟的官僚专制国家；沙皇俄国则是欧洲官僚专制最彻底的国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但没有逃过1917年革命的惩处。

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现在可以轻松回答下面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壹次又壹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这壹特殊的国情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结论就在这个特殊的事实中：中国社会几千年里壹直是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把所有人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与贵族统治相比，官僚统治好像更能够轻易地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其实它的稳定性很差。“太平盛世”壹说恰好表明了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的稀少和短暂。和平是如此之少，人们对和平是如此之珍视，以致大多数人对现实采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王”的隐忍态度。秦朝之后的王朝，只有汉、唐、明、清等几朝历时比较长久，即便是它们，也远非平安无事，其中遭逢了各种危机和内乱，它们壹到中后期便进入乱世阶段，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在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期，被史书称赞为“盛世”的，不过文景、贞观、康乾等短短几个时段而已。
   
   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吸引著体制内外各种力量跃跃欲试。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壹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各奔前程。在感觉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做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在苏联解体时，前共产党的官员纷纷抛弃了自己的组织，转身去抓住眼前的机会。
   
   王朝秩序从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是壹个军事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军事准备情况和打击的有效性。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壹个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壹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成为壹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
   
   在理论上，传统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他们通过多次艰难的科举考试才被选拔出来。虽然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掠夺者。社会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质对秩序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员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权力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众的普遍愤怒和轻视。
   
   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贵族拥有可观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壹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维持秩序。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村社秩序却还往往能够保持，并为王朝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军横扫南方各省、朝廷无计可施时，湖南乡绅组织和训练起来的地方武装成为政府的有生力量，为保住满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用改革凝聚共识的乐观情绪在去冬作了短暂停留后已经消散，各种观点的激烈对立重新占据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观点上的势不两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势不两立。传统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当今社会的稳定。官方权力已经深入到社会最基层，到每壹个村社，乡村自治传统在基层社会所发挥的特殊的稳定功能被破坏殆尽。权力控制上的误区是，以为控制得越紧越严就越可控，事实却是权力的触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愤越多，控制越难。

  农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发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农民大众在1990年代的“减负”反抗最先威胁到基层权力秩序。工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总人数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对外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思想。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资讯极为发达，信息的自由传播无可阻挡。中国正在进入现代社会。当人们普遍用现代思想衡量社会的时候，前现代的统治形式越发不可容忍。各种现代因素既导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历史上的时期，也使人民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人民取代军事集团成为变革的主导力量，这是当代社会转型与历代改朝换代最本质区别。这壹事实对秩序重建意义非凡。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让利，不是实行“薄赋轻徭”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对奶牛的包容，而是社会平等成员、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存和合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权统治集团的出现，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保存社会正义，阻止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分裂状态。每隔几年就进行壹次选举，政府实行任期制，社会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仅防止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消除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鸿沟。
   
   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无可否认的参与权，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为具有不可剥夺的批评权、抗议权，这是他们保证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权利，而这壹切都有赖于言论自由。每壹个人都必须拥有对自身利益的发言权。无论何人，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在利益和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独立的司法体系因而必不可少。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
   
   对民主、自由的过度阐释和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妨碍了普通人对民主自由的具体把握。自由在最易于理解、最普遍的意义上是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就必须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在利益的维度上，民主和自由获得了充分的逻辑自洽。
   
   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就是把政治过程在本质上视为交易。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如果政府坚持索要高价，不能履约，人民在下壹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教授把民主定义为党派为经营选票而展开竞争的制度，将人民与政府间的约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与党派之间。这壹定义虽然在范围上稍嫌狭窄，但指出了民主的最显著特征。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组成。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需的。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党执政还是壹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当利益的壹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
   
   改革，这个词语今天已不能表达确切意义。在既得利益者那里，中国壹直都在推进改革，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他们所做的壹切都称为改革，且成效显著，要是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进壹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在另外很多人看来，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改革早已停滞，当前要做的是启动改革。在后壹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如要改革，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以求共同解决矛盾，化解危机。它即使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方面著手，比如实现福利均等，开展协商，开放言论，司法独立，扩大政治参与，但也必须在消除特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
   
   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他们举出的例子是苏联的民主化造成解体的后果。首先，苏联作为政治秩序的解体是特权统治的解体，体现了人民的选择；其次，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的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壹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
   
   苏联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诸如党内腐败问题，民族问题，改革问题，中国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太多相似之处，才使中国朝野几十年来对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关注，但又各自解读，各说各话，以致当原苏联的人们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逐渐淡忘，中国还依保持很高的讨论热度。可悲的是，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强迫历史的客观适应自我的主观。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
   
   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之果就会到来。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

和平转型的世界场景

这是壹个全民关心政治的时代。期待变革，但又惧怕革命，是当下中国民众壹种有代表性的情绪。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看不到希望，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又抱有几分怀疑，担心它会引起社会动荡，进而国家分裂。

   
   大众的政治热情高涨，既是好事，又包藏风险。民众关心政治促进了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政治参与的前提，但壹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又往往需要大众对政治事务保持适当的冷淡和疏离。腐败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每壹个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会不公，灾难性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和食品污染使所有人都无很难心平气和，无法置身事外。为保护生活环境，近年屡次爆发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中国模式"的鼓吹者现在也悄悄收起了锣鼓。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社会变革的最小成本当然是当局的主动改革，即权势者主动放弃既得利益，自我限制权力，最好的情况是在壹次历史性的大会上宣布启动政改。这样的变革将没有冲突，没有变数，按部就班。当权者却有另外的成本收益帐，稳定现状才是他们获取最大收益的保障。
   
   50岁左右的人怀念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它能够轻而易举推行并获得成功，得益于官民对改革的共同意愿和党内上层人物的利益壹致。当时，人们无不渴求从毛时代的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党内元老要解放出来重新掌权，农民要解放出来重新获得种地的自由。此时，在权力最高层，"文革"中发迹的新贵与打江山的元老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武力解决了，元老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只是意识形态的纷争，与个人的根本利益关系不大，改革意见也很快占据了上风。改革在经济上吸取国外的管理经验，政治上则保持旧制。这场"中体西用"的改革造就了壹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它在90年代后开始全面的自我放纵，其程度为有史以来所未有。
   
   官民的利益冲突迅速地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今天在几乎所有重要观点上双方都截然对立。民说：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官说：中国早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民说：中国纳税人的税负太重，已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需要减轻。官说：不能简单与国外比。民说：中国空气污染威胁到了生命安全。官说：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要经过同样的阶段。
   
   绝然相反的立场注定了官民在改革的理解和定义上南辕北辙。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割裂开来，使人们多年来在改革认识上形成了盲区。民众期待中国大陆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家，但是，当把台湾作为改革的理想样板时，他们忽视了台湾民众为争取民主所做的不屈抗争和持久努力。不管是对改革寄于厚望的人呼吁政治家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还是怀疑改革的人们以"与虎谋皮"相讥，都把改革单纯地看成是政治上层的事情，看成是当局高度自愿和纯粹自觉的行为。
   
   成功从来不会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太不现实。大众推动改革的力量越大，改革的到来就会越早。对改变现状更加有迫切感的人们则期待壹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进行清场，但人的天性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本能地缺乏信心，很多人对革命没有信心。人类规避风险的本能使壹般民众更乐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现状还能勉强维持的话。除非民主社会，否则，无权者反抗当局是壹种很大的风险。即便再坏的制度，都不会把社会的大多数同时逼上绝境，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壹部分人，也更多的是利用温和的、被当局容忍、被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如上访等争取权利，对统治利益不构成真实的威胁。大多数人能忍就忍，不会去冒险带头挑战现有秩序。理性的选择是尽力去改善自己的个人处境和命运，少数人可以进入体制内获取特权，或加强同体制内的特权勾结，还有少数的富人可采取移民的方式逃离现场，但大多数人只能忍受现实。
   
   在期待革命的人眼里，大众过于卑怯，奴性深重，是伊万懦夫，而认为中国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人，对群众的集体非理性相当忧虑，他们眼中的大众有暴民成群，网络中的语言暴力，反日游行中的滋事、砸车、纵火，都是暴民无处不在的明证。革命则被想象成是暴民的行动。在壹场动荡不宁的革命中，国家权力最后落到手段残忍且阴险狡猾的阴谋家手中。

和平转型是当代世界民主变革的基本形式。
   
   改革不壹定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善意，更可能是迫于大众压力，但改革的主动权确实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它掌握著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垄断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凭借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实情，把兵力投送到国内任何地方，在民众动员之前就扑灭反抗的火星。壹切想同它较量的力量看上去完全就是不自量力。在利比亚民众用玩具枪同政府的正规军抗衡时，卡扎菲扬言要像摁死壹只臭虫壹样摁死反叛者。
   
   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力量使他们不会理会被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在革命到来之前也不会认真看待革命的风险。过去的成功，绝对的实力和自信，可能变为失败的陷阱。当政府自认为强大到无敌的时候，它就会滥用自己的力量，执迷暴力，不讲道理。强势者在弱势者面前不需要谨慎和克制。他们把改革的主动权看成是绝对的主宰权，而不是官民互动过程中的相对自由权。
   
   它看上去依然强大，其实它的躯体内部在悄然发生变化，它的力量和雄心都在退化。它早已没有过去从思想的壹统天下到行动的壹统天下那种能力和魄力了，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民众的质疑，反驳，异议，代替了盲从、顺服、颂扬。
   
   革命总是在出乎意料的骤然到来。对辛亥革命，不要说朝廷毫无预感，就是革命党人也毫无预感。武昌城的几个士兵擦枪走火点燃了大革命，除了革命者，各路人马包括立宪派、旧官僚、会党头目和成员，都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就连衔命前来镇压的朝廷大臣袁世凯也参加了革命，41天内全国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论声势，辛亥革命远不如几十年前的太平天国，其威力则远胜之。太平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可王朝还有时间组织力量进行围剿，而辛亥革命风云突变，它只能坐以待毙。
   
   在当代，革命的突发性特点更加明显，事先看不出明确迹象，没有革命前的预谋、准备和组织，当局无法防范。1989年，革命席卷东欧，2011年再横扫中东。罗马尼亚革命表现了当代革命的基本形态。革命爆发的前壹刻还无人知晓将要发生什么，正在广场聆听齐奥塞斯库演讲的人群中突然发出壹声"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反独裁的革命，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壹朝崩塌。这就是人民革命，它好象就是夜深人静之际的溃堤之水，在人们毫无戒备之际摧枯拉朽，壹切详尽的防洪预案都已失去意义，形势迅速转变。
   
   所有革命都是社会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所有革命都经历了发动、力量形成和壮大的过程，决不会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关于齐奥塞斯库的政治笑话、讽刺段子在罗马尼亚早已广泛流传，它们不似檄文，胜似檄文，是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的绝佳方式。它们把精心包装的政治神话变为可笑之物，把被宣传机构大加吹捧的伟大领袖消解为政治丑类。对人们来说，反叛壹种神圣的事物有悖于他们的感情和信仰，而反叛虚伪和丑恶，不但自然，而且引以为荣。对政治抗议的每壹次镇压，都在为革命准备更多的干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整个革命发动过程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国人记忆中那些与革命密切联系的事物，职业革命家，军事准备，油印的报纸，宣传小册子，地下活动，秘密集会，现在都没有了。互联网，微博，博客，手机短信，QQ聊天成为传播信息和革命思想的新工具，传播的效率超过以往的百倍千倍万倍不止。它们把革命的发动变为日常聊天，变为信息交流，变为闲暇消遣，变为有意无意的行为，每个人都可能是革命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是业余的，很多时候是在无意中完成的，但他们可能比职业革命家的工作影响更大。
   
   改革和革命是两扇门，改革的门看起来更宽更大，易走，于是人们决定走改革的门，但它壹直关闭著。人群聚集在这扇门前，等待开门。时间壹久，人们开始失去耐心，开始焦躁，开始骂人。终于有壹天，革命之门突然洞开，所有人，包括那些在改革门前踟躇已久的人们，都蜂拥而入。改革是当权者的主动选择，革命对他们却是被动接受。改革包含著利益的算计，革命是爆发，是社会能量积蓄既久的爆发。让大多数人屈服于少数人的社会秩序不会不变，让多数人怒气冲冲的社会不可能稳定。革命壹旦到来，关于革命是好还是坏、代价是大是小的争论，关于国情、文化之争，都已毫无意义，毫无必要。
   
   革命爆发的时刻也是风险转移的时刻。此前，反抗的风险是由反抗者承担的，革命爆发后，对广大参与者来说，风险大为减轻，甚至几乎没有风险，这又进壹步鼓励千千万万的人迅速加入到反抗的洪流中，汇成更汹涌的洪流。他们很多人平时可能并不勇敢，也不主张激进的革命。就禀性而言，绝大对数人既不是特别怯懦，也不特别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义观，没有勇气承担反抗的风险，在关键时候却能作出正确选择。革命开始，轮到统治者承担主要的风险了。

在人民革命中，军队始终是事关成败的核心因素。自苏东革命以来，不分地域，不分肤色，无论国情、文化和历史传统，世界各地的政治转型具有壹个十分突出的共同特点，即军队保持政治中立立场，这是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保证。即使在利比亚、叙利亚两个发生武装冲突的例外中，军队也已不再是统治者的绝对工具，叙利亚政府只能依靠种族力量支撑的残破江山。在这些国家，它们的统治秩序无壹不是建立在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军队中培植亲信，任用亲人，长期牢牢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可是当革命来临之时，军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军队也没有走出军营夺权，组织军政府。
   
   革命就是打破常规，但当代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破坏，而是有它的方向–民主的方向，有它的秩序和理性。革命的危机可能促使少数人铤而走险，但对大多数而言，他们被置于壹个需要更加理性、更加慎重作出抉择的时刻。在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极端行动发动军变的那壹刻，每壹个苏联官兵、党政官员、普通公民，都被迫表明立场，要作出决定支持哪壹方，反对哪壹方。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如何抉择。正是由于人民反对，部队官兵抗命，地方领导人抵制和谴责，政变当局只坚持了3天就宣告失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壹人自杀，其余陆续被捕。

军队不干预政治使政治脱离了权斗、阴谋，暴力。从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这项政治原则，是和议会政治发展联系在壹起的。议会是表决的场所，也是辩论的场所，政治家在这里阐述自己的意见，用充分的理由、精致的论据、有力的事实加强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政治是壹门说服和辩论的艺术，辩论的政治发展出壹种优雅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风格，它词汇丰富，细致入微地表达幽深、婉转、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议会政治是靠智慧而不是拳头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对于壹个民族的精神培育大有益处，不但有利于养成讲道理的能力和习惯，也有利于养成听取他人道理的能力和习惯，这两种能力和习惯我们就称之理性。
   
   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权力是粗暴的，武断的，命令式的，它不是通过自身的正当性和正当理由使人信服，而是凭借武力支配社会。统治者在有能力控制军队时，军队是他们的个人工具；在没有能力控制军队时，他们就成为军队的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王朝倾覆，皇帝本人听候发落。
   
   当代革命剔除了暴力成分，同当代革命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它不是全面革命，而只是改写权力规则，把依靠武力的权力改造成为可以讲道理的权力，重塑权力基础。它不是用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人民革命最值得信任的地方是，它没有军事集团之间的暴力争夺，不会形成依靠暴力建立排他性的垄断利益集团。在新的规则下，权力向所有人、所有派别开放。有限革命的性质对于军队在革命中整体地保持中立具有决定意义。规则革命不但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且没有损害军队和军人的利益。
   
   当人们说军队中立时，是使用民主的语言来表述的，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它的中立则是壹种明确的革命立场，当军队选择中立时，它是明确选择了革命。革命的发生同经济的关系并不明确，革命的真正原因要从社会心理中去寻找，民众如果普遍厌弃了现行制度并决心与它告别，革命的条件就具备了。革命是思想的行动。军人也是社会的成员，是思想的动物，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感受同样的生活，作出与大众同样的选择十分自然。
   
   至此，还不足以解释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中的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普遍性。军队对文官政府原则表现了普遍尊重，没有因为特殊国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因素而显出不同，也与拉美国家在50到70年代反复遭遇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人独裁政权的现象形成明显反差。军队在革命之后如何回到军营，壹直被认为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难题。
   
   难题的解决要归于普世价值观产生的深远影响。价值观也联系著人们的利益，普世价值观反映的是人类普遍利益。普世价值观之所以是普世的，在于它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事实。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它超越了各国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性。民主同特权利益是对立的，它以其自身的优越性吸引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已经加速开拓自己的市场，苏联帝国的崩溃使民主制度对极权制度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胜利。人们很容易把壹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胜利与政治家的人格品质联系起来，列举华盛顿、甘地、曼德拉、蒋经国这样壹长串著名人物的名字证明个人作用的巨大。关键的少数对民主事业的贡献功在千秋，但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巨大。环境的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即使这些民主事业的伟大功臣也是环境的产物。在中东革命和东欧革命中，我们没有看到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英雄。世界民主浪潮式推进的现象只有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在从未有民主基因的国家，它的人民能够依据民主的原则行事，最终顺利地转入民主社会，体现了环境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还有新壹代政治家。坏的基因通过环境的力量得以改变。

 80年代以来的革命把原有的执政党赶下了台，台湾的国民党则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了对政权的垄断。除了国民党通过革新在台湾重新赢得执政权外，其他党派在失去执政特权的利益纽带后，不是消散，就是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了。俄共作为苏联共产党的衣钵传人虽然目前依然是俄罗斯的大党，但它壹直只能是俄罗斯的政治看客，再也没有竞争上岗的能力了。它已无法摆脱其衰朽的基因，人员结构老化，政治主张陈旧，完全缺乏活力。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两扇门不可能永远关闭，总有壹扇门必须打开。关闭改革有两种情况，壹是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不够，另外就是改革进入非常危险的防洪时刻，不敢开启闸门。但民众对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止的。
   
   革命对执政党意味著什么，人们好象都心知肚明；革命对国家意味著什么，则争论不休。"亡党亡国"论把执政党的命运等同于国家的命运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另壹种观点貌似有更多的现实感：在壹个壹党专政的国家，执政党要是失去领导地位，国内将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它领导这个国家，天下必定大乱。
   
   把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对人民的领导，是对现实也是对政治常识的歪曲。政党只是晚近才有的现象，是现代选举政治的产物，专业从政人员为了在竞选选票中获胜，他们发现组织和背靠政党比个人单打独斗更容易取胜。政党为了取得组织政府的权力，必须从人民那里争取选票。政府产生的必要条件是选举，有选举就能有政府。早在政党产生之前政府就普遍存在了，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过去了20年，到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执政党。
   
   对于无限夸大执政党的作用，有更重要的反对理由。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只占有不大的部分量，哪怕是全能政党领导下的全能政府，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只在有限的方面起有限的作用。每壹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来面对、安排和处理每天的生活，寻找就业，实现理想，而不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个人的生活努力够成了社会的基础性秩序。没有这壹基础秩序，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是绝无可能的。有了这样的基础秩序，政府的管理职责才能被规定在适当的范围内。
   
   在特色思维中，强制和暴力才是秩序的根本保证。看上去，政府动用武力在这里平息了骚乱，在那里控制了局面，每次都靠武力到场才使事态没有继续扩大，这也强化了部分人暴力产生秩序的维稳观。通观这些骚乱事件，不难发现它们大部分都与政府有直接关系，政府只是平息了它自己制造的骚乱。稳定的真谛在于人民安居乐业，当人们从他们的国家获得的不是尊严和自由，而是屈辱和痛苦时，国家就对他们失去了凝聚力，这样的国家始终有动荡之虞，每壹次平息骚乱的胜利，都会变为下壹次更大骚乱的伏笔，而它所造成的社会裂痕更难以弥合，国民党镇压台湾本土居民的"二二八"事件重创了它的统治根基。暴力维稳的回旋余地随著事件的推移将大幅度缩小：使用暴力，进壹步摧毁了稳定的最后根基，但或许还能维护壹时的稳定；不使用暴力，则可能连壹时的稳定也难以为继。
   
   民主才是化解危机的钥匙，只有在民主的旗帜下才能重新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苏联解体对俄罗斯和其他各国来说，是历史的回归和复位。中国的民族问题到了令人十分焦虑的地步，常识告诉人们，不可能通过无限加大压力的办法保持现状。但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同于苏联的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同国内其他地区的不稳定，问题的性质相同，都是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对民族地区的矛盾性质的错判，必定影响解决矛盾的对策，进壹步加深民族地区的矛盾。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都是国内问题的壹部分。辛亥革命前后凸显出来的民族分裂危机，只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整体危机中的壹部分，西藏、新疆、蒙古的危机，和德国占领山东、俄国控制东北、随后日本占据东北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再看古代，中国的好几个王朝都曾极盛壹时，但要不了多久便走向衰亡没落，经历从全面扩张、疆域辽阔到失权丧地、全面收缩的命运大转换。这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国从来就没有能力长久地保持国内和平，也没有能力长久地维护自己的疆土完整。
   
   历史壹直在说话，它以同样的方式说给所有在场的人听，不偏向任何人任何壹方，听与不听是当事人的事。迫近的危险不是来自变，而是来自顽固守旧，坚持不变。(2013-03)

世界潮流中的中国

(2013-04) 中国当代的官民矛盾，同它历史上作为改朝换代的基本动力的官民冲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要区别。利益冲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双方的矛盾焦点，但制度意义上的冲突才是今天所特有的，而且它反映了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厉害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官民冲突中，并没有制度冲突的含义。制度内容的介入是壹个现代现象。在对外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与世界广泛接触，逐步融合，使我们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器物层面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十分迅速，交通和通讯的现代化基本上与世界同步。思想和文化层面的融合在加深，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现代民主思想快速普及。
   
   世界潮流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面貌。在世界潮流中，"中国特色"将是没有例外地被它改变，还是成为壹个永远都不可改变的特例，应该不是壹个问题。但这仍是壹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虽然它最终需要事实来证明，不过在事实到来之前，在相关事实依据之上进行推演和证明还是非常必要。在问题面前，不管是谁，仅仅只是宣称"决不"怎么样或"坚决要"怎么样是虚弱无力的，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潮流怎样形成

   
   人们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说的是世界潮流改变制度和现实的两大特性，壹是方向的同壹性，壹是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断然地没有给不同地区自成体系的制度留下存在的余地。要观察和分析这壹脍炙人口的名言所包含的真理，我们今天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有利的地位上。壹百年前，当革命先驱用它来展现民主共和改变中国的历史大趋势时，世界民主潮流还处于发轫之初，虽汩汩滔滔有勃发之势，但流速尚缓，覆盖面不广，而今它却在全世界奔腾涌浪，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政治实体都实现了民主制度或正在民主转型的途中。
   
   探究民主力量的扩散机制，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壹个很好的入口。它把选择机制作为制度变迁的来源，生存斗争将迫使人类群体去搜寻和选择更有竞争力的制度，并改变不适应竞争的风俗和习惯，保留有效率的制度，放弃低效率。被人们选择的必定是那些优良的制度，而不是有特色的制度。中国妇女放弃裹脚这样非常富有特色的习惯，显然是由于效率原因，扭曲的审美观在效率面前作出了让步。壹个企业要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采用与实现这个目标相壹致的管理体制，不采用这种管理体制的企业将最终被消灭。
   
   壹个好的制度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是某种历史的偶然，实际上，它是某个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生物界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适者生存原理，有所不同的是，有思想的人类在选择时有明确的目的性。
   
   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最佳方法之间有著内在的联系，因而制度的地区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如企业都普遍地采用公司制，上市公司还有更严格的统壹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必须出局。
   
   在制度选择机制中，试错是壹个必要的过程，试错与道路的探索有关，也于创新实验有关，人们常常是在通过试错来学习并获得正确的知识。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出现的两次代价惨重的试错。法国大革命受到美国革命的激励，但它并不打算效仿美国的制度，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的联邦体制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种子，在法国共和政府，人民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壹切主权。雅各宾派不是把自己看成壹个有自己利益的团体或党派，而是把自己视为不可分割的人民公意的化身，反对它，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法国。
   
   俄国1917年革命同样也不是解放的曙光，尽管在革命之前就有人预言了俄国的罗伯斯庇尔–列宁的危险性，但无法阻止他登上历史舞台。列宁尖酸、暴力的语言是罗伯斯庇尔式的，列宁的不宽容是罗伯斯庇尔式的。世界第壹个社会主义政权用恐怖宣告自己的诞生和新纪元的到来。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壹度取得了表面上的辉煌成就，如快速地建立了国家工业体系，修建了更多的铁路，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不但刚刚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纷纷效仿苏联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二战中失败、处于美国保护下的日本也采用了苏联经济模式。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他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文章传播自由竞争的市场观念和反对计划经济的愚妄行为，但这无法阻止新兴国家对计划体制的热情。人们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睛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却不易听从忠告。计划经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浪费严重和经济短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要等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温并聆听这位巨人的教诲，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历史在某个时候作出某种选择，并不代表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视为壹个试验的环节，壹个试错的阶段。但在事关很多人生命和幸福的政治制度实验上，绝对应该拒绝轻率从事。它完全不同于实验室里的科学探索，前者失败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甚至祸国殃民，因此保守主义和遵循经验的指引在政治探索中是壹剂良药。美国人建立共和政治的探索是壹个极佳的典范，开创者极其审慎地对待他们的事业，把创新和先例、理想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创立的政府体制既具有道德理想的高度，又有坚实的现实土壤。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由于社会群体利益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人们并不都是知错即改，甚至可能明知故犯。在经过试错后，个人比集体更容易放弃错误，经济上的错误比政治上的错误更容易放弃。坚持错误的所有后果如果由个人承担，他会立即放弃错误。如果坚持错误的后果由集体承担，纠错的过程就要相对缓慢得多，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花了3年时间才扭转局面。如果坚持错误使壹部分人承担后果却使另壹部分人获益，是否放弃错误就要根据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情况而定。
   
   社会制度根据人类不同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追求效率的部分和追求合意与公平的部分。经济制度要求效率，政治制度要求合意与公平。经济制度只有两个大类，有（高）效率的和无（低）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两个大类，合意的、公平的和不合意、不公平的。当人们说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时，是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混为壹谈。在高效与低效之间选择，阻力壹般会小壹些，更有可能是主动行为。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选择就会复杂得多。公平是壹种平等状态，而不公平是壹种特权状态，不公平的制度通过损害壹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以服务和保障另壹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维护。改变不公平的制度是对立利益间的博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追求公平的力量压倒维护特权制度的力量时，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
   
   但优良的制度必定会得到推广，并流行开来，因为它会被众多的人模仿和学习，劣质的制度必定被淘汰，因为它没有或少有被模仿。壹种制度由于没有人模仿和学习，走向式微，相对于流行的制度，它就成为壹种特色。正是人类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公司制度取代行会制度成为潮流，也使民主取代专制成为潮流。
   
   开放产生奇迹
   
   人类最大的能力是学习的能力，包括学习善的能力，也包括学习恶的能力。当环境良好的时候，善的力量占据优势，人们学习善的能力得到发展，它又会进壹步促进环境的改良；当环境恶劣的时候，人们学习恶的能力就会增强，它于是又为恶劣的环境推波助澜。
   
   今天，绝对利己主义主宰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这是人性的自我否定，社会的自我否定。社会是人的共处和利益的共处，它要求人们对利己之心进行适当限制，把它规范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之成为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健康因素。壹旦人们普遍放任自己的利己之心，丛林法则支配了人的行为和心理，人就不再被自我所支配，而是被欲望所支配，成为欲望的奴隶。壹个人人极端自利的社会，也是壹个互相损害的极端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而遭到巨大破坏，不仅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毁灭性的污染，精神环境的污染同样是毁灭性的。
   
   圣经上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凭著它们的果子就能认出它们来。人们根据现实之果来判断制度之树，造成精神污染的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权力自由化。特供制度是壹种很坏的制度，比它更坏的是制度特供。特供制度使壹部分人获得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权利，它使特供的享受者更加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们放弃了应有的责任。制度特供是为壹部分人制定壹套制度和法律，为另壹部分人制定另外壹套制度和法律，壹套是用来保护特权的，另壹套是用来限制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通常情况下，在限制壹部分人权利的同时保护了壹部分人的权利。
   
   在地球村时代，每壹个国家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邻居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太平洋彼岸的选举，还是地中海周边的风云，都受到关注。任何壹个有希望的社会群体和民族，都不可能对优良的制度无动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在民主的海洋中，制度孤岛不可能长久保持。壹种特色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就如某个稀有物种要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保存壹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具有特色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朝鲜的制度在二十壹世纪无疑非常富有特色，但它们都只能在壹个巨大的封闭容器中进行自我复制和繁殖。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了，人们与世界开始交流和接触，国外大量的信息涌了进来，在短暂的时间内颠覆了很多人的思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奴隶们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梦想立即破灭了，他们发现自己才是真正要解放的对象。关于政治的观念，关于领袖的观念，关于政府和政党的观念，有了与原有的观念截然迥异的看法。仅普选的观念和纳税人观念，对大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难以估量。在壹个大多数国家都完成或基本完成民主转型的世界，中国人耳之所听，目之所及，都是有关民主的信息。正是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重塑了多数国人的政治观。
   
   对外开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当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人所觉察到的意义。政策制定者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壹部分，不曾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最大的威胁。威胁既来自权贵集团，它的迅速腐化是对社会主义最彻底的背离，也来自民主观念不断加强的民众。我们社会很多人可能不壹定了解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全部知识，不清楚美国民主与英国民主的区别，也不清楚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能详细地讲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印度总统、日本首相、英国首相产生的程序和他们的权力大小，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优良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他们凭常识就能判断：
   
   公开选举与暗箱操作孰是孰非，人民授权与小团体授权孰是孰非，言论自由与言论管制孰是孰非，政府廉洁与官员腐败孰优孰劣，约束权力的制度与放任权力的制度孰优孰劣，可以问责的政府与不可以问责的政府孰优孰劣，说服的政治与拳头政治孰优孰劣。
   
   环境的力量
   
   民主潮流在世界形成后，民主就是世界的环境。

环境塑造人，人们常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壹个重要事实：人类是从环境中获得教育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对环境的教育作用作了极为出色的阐述。就象水是鱼的环境，社会就是人类的环境。上壹代人通过环境把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下壹代人；人们通过环境交流观点，环境会强化壹些看法，削弱另壹些看法；人类的行为习惯受环境的影响，人类共处的生活使他们学会相互理解。环境教育也包括相互教育，通过环境，社会群体和个体可以取长补短，完成自我更新。
   
   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是人们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主动融入的结果，人们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带入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中，由此而获得新的观念。
   
   世界环境的力量不是体现在对中国实现的直接改变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世界，也为中国提供了历史的方向。人类行为不但受利益的驱动，也受思想的驱动，观念的改变必定导致行为的改变。违背社会大多数人的内心思想的体制和制度是无本之木，它与大众联系的根须被斩断，它无法再吸取养料，只好枯萎下去。中国新壹代领导人表现的新气象是在观念的变化上，无论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愿景，还是"忠于宪法"的誓言，都是对壹般民主原则的认可，上壹届政府总理呼吁自由的声音在新壹届政府会更加响亮。来自上层的民主要求与来自大众的民主要求交汇和相互激荡，中国就会加速形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
   
   壹国的现状有它的历史原因，今天是从过去走来的，但如果过于强调过去对今天的作用，恐怕有失真实。习惯是顽强的，但环境会改变已经过时陈旧的习惯。过去也有自己的环境。人们和环境的联系更加直接，和历史的联系相对间接。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对当代人中国人的影响肯定要大于中国古代皇帝世袭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人们把皇帝世袭当作历史知识来了解，但总统选举制能帮助他们发现现代的价值观。学者们更喜欢从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发掘中去试图发现未来的密码，比如，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中，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甚至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获取中国明天的信息。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今天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从环境中产生的问题，都是当代的，与百年之前、几十年之前已经只有很少的可比性，它们的不同点远多于它们的相同点。从国内环境看，大学教育的普及与百年前的文盲国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民主思想的普及与那个多数国人的思想中还保留著辫子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实质是环境的力量不可抗拒。
   
   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上壹次社会转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的特点。正值壹个古老国家艰难转身的时刻，国际环境波云诡谲，异常恶劣，西方宪政思想只对少数精英产生了影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极权主义，从欧洲到亚洲，喧嚣壹时，并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日本的全面入侵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生活轨道。在影响此次转型的国际因素中，暴力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暴力与国内暴力结合在壹起，形成盲目的破坏性力量，毁掉的不仅是壹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幸福之基：中国的宪政梦。中国再次进入转型期，积极健全的宪政思想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它深入到城市和乡村，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内心，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绝不可等闲视之。
   
   从社会环境入手，在现实环境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必然命运的钥匙。没有壹个社会群体能自外于环境而生存下去，能抗拒环境的改造。社会是人类共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各种利益群体利益互动的场所，壹个小集团可能在壹段时间内为了自身特殊利益拒绝融入民主的世界，拒绝与其他利益群体互动和平等交流，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它的我行我素不影响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可以容忍它的特立独行，可以把它作为社会的多样性加以包容，但它的特立独行如果侵害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为所欲为，社会就不可能包容它的行为。它不是体现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如身体上的肿瘤不是体现多样性，必须通过外科手术予以摘除，或者被体内强大的正能量所吸收。

吾乡吾国

(2013-05)

   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令人揪心。
   
   前不久，老家壹位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戚打来长途电话，求我帮助他。年初时，他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儿子与邻居老太太为房屋占地的长期纠纷再次发生了争执，老太太在抓扯中跌倒，脑部摔伤，住进医院，他儿子因过失致人重伤被关押，伤者出院后被她的家人强行送到自己的家中，并向他索赔30万元。对方多子多女，是个大家庭，比他势力大，他只得离开家里，全家人无家可归。他要求我找媒体“曝光”。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找我来的。我告诉他，这事不好“曝光”，曝光也没有用，但他坚持认为只要媒体介入，他的问题就能引起政府重视。我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委。之后“五壹”回家渡假，我见到了这位亲戚，4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已经苍老。象所有上访者壹样，他也写了详细的材料，壹式数份。他了解了相关法律问题，第壹，对方的行为构成了私闯民宅的严重犯罪，第二，他的儿子已经成年，儿子的事不应由父母担责，况且他儿子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他找过镇政府、县政府、县人大，找过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要求政府干预让老太太从他家里撤走，但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都不出面解决他的问题。
   
   他觉得他的事情只有靠关系了。对他来说，我就是他能找到的很亲近的“关系”了；对我来说，此时还身负另外壹桩不能完成的“曝光”任务。我的壹位在县城机关工作的老相识在去年年底的壹个夜里因为行车让道与人争执，两个年轻人突然抽出凶器，对他前后夹击，身著数刀，捅成重伤，凶犯却逍遥法外，据说是因为其中壹个凶犯的家庭在县里有钱有势，摆平了各种关系，他要求我通过媒体报道向地方官施加压力。我虽然深知自己无能为力，但对于无权无势的人们，抓住任何壹根稻草都是壹种希望，我不能直接地毁灭他们的希望，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关系在我们社会的每壹个角落里发挥重大作用，无论妳是在机关，企业，还是在大学、科研单位，关系都是第壹重要的资源。关系说到底是壹种等量交换，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而没有什么可以与人交换的穷人和普通人也就没有关系，运气好的，他们也可以丰衣足食，运气不好的就只能辗转沟壑。
   
   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被普通的人们想象成具有壹种不同寻常的力量，我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悲哀。他们以为官员惧怕媒体，却不知道媒体其实惧怕官员。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他们都有多年上访的历史，背著塞满反映冤情材料的行囊奔波在省城和京城之间，有的要靠乞讨度日，壹些人早已无家可归。就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有如蝼蚁的生命，被官方看成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分子，成为政府监控的对象，每次要在经过壹场猫鼠游戏后才能摆脱监视，再壹次踏上申冤的征途，通常是在上访毫无结果后，他们来到新闻单位碰壹碰最后的运气。事情不会有何改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们的陈年旧事没有新闻价值，引不起记者的兴趣。在网上公开报料，他们的事并不耸人听闻，引不起网民的兴趣，在壹个人们对各种腐败大案见惯不惊的时代里，只有王立军薄熙来的大戏、雷政富们的视频、高官充当主角的记实小说、刘铁男壹类大人物的“谣言”、犯人在监狱躲猫猫身亡的传奇、鞭炮炸断立交桥的新闻才能刺激大众的神经。上访从壹开始就是壹条永远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路。让我永记不忘的壹个上访者是壹位身材瘦小的中老年男子，在我告诉他我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时，他便用头朝墙上猛撞过去，意外而又突然，让我顿时慌乱不已。我彻底击碎了他的中国梦。若不是赶紧抱住他，肯定会是壹次流血事件。
   
   对家乡的爱就像壹个过滤器，在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以后，记忆中的家乡就总是美好的。当年，自己也是千千万万把“跳农门”当作最大人生追求的众生中的壹员，幸运地考上大学，脱离了贫穷、卑贱、终年劳累而不得温饱的农村生活，进入梦想中的富裕、文明、干干净净的城市，可如今，城市里肮脏的空气，严重污染的食品，回农村度假、养老又成为城市人的新理想。只有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才能吃上放心的饭菜，呼吸放心的空气。其实，农村环境也在普遍恶化。
   
   我家门前的小河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那是带给我儿时很多欢乐的地方。那时，河里的水清澈见底，在浅水处，或涉滩而过时，能看到成群的小鱼。壹到夏天，孩子们便成天在泡在河里嬉戏，抓鱼，或者捞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能见到孩子们下河玩耍，现在它却彻底成了壹条龙须沟，水呈墨黑色，河底是深深的污泥，两岸傍水生长的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废品。河边当路的地方，是壹堆壹堆的垃圾。洪水壹来，相当壹部分垃圾就会被冲走。村民把这里当作不错的垃圾场。以前，生活垃圾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焚烧，烧成灰烬后放到地里做肥料，现今的村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河里早已不能游泳，听父母说，河水毒性大，下到河里的鸭子都不下蛋。
   
   对家乡更感心痛的是无可挽回的公地悲剧，过去的大片良田如今变成了房屋，那些极不规则、高高低低、式样各异的红砖水泥房，丑陋地矗立在田地的中央，壹片壹片地蚕食掉原来最丰产的上好水田。在小河两岸形成的壹条约1000米宽的田垄，呈梯状分布，壹直向县城方向延伸，总长度约15公里。高低起伏的翠绿山丘相对而出，护卫在田垄两侧。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是依山建房，在千百年中完整保留著他们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说到底，这要归功于土地的私有制。买地置业是我们的先辈壹生奋斗的理想，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买田，先买薄田，等到家业殷实时再买好田，除非败家子，谁也不会随便占用宝贵的良田。合理的自利行为维护著共同利益，也壹直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可现在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村民们都竞相离开了靠山而建的祖宅，把住宅建进了农田。那些地现在是他们的承包地，他们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把集体的土地变为自家的宅基地，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个人占有。当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占用国有土地并变成自己的利益之源时，农村地区的“国有土地”也由农民完成了用途的改变。
   
   在半世的人生经历中，我目睹了家乡的巨变，最近20年中她的情况壹步步变得越来越糟。但这绝不是说20年前的家乡壹切都好。如果以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吾乡被贫穷所折磨，也被政治折磨。乡民们终年辛劳却食不果腹，说话也得小心谨慎，壹言不慎就可能遭受批斗，或者被关进公社的黑屋子。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家庭都出现断粮现象。离我家不远有户人家，男主人喜欢拉二胡自娱自乐，只要肚子没有饿著，他就时常会拉上壹段花鼓戏或京剧唱段，悠扬的琴声越过树梢飘来，格外动听。琴声表示他具有较高的幸福指数。进入春荒季节，那熟悉的琴声就沉寂了，他的幸福指数降到了最低点，要直到新粮出来，我才能又听到他的琴声。我们不能不惊叹人类个体不管在什么逆境中都能创造出快乐的超强能力。虽然我因为年纪尚小对饥饿没有深刻的感受，但知道那种日子不值得肯定和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吾乡则被苛捐杂税折磨，被污染折磨，被无政府状况所折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手里多了几个余钱，村民在物质上有了壹定改善，但多年来也就壹直止于温饱。住房普遍由以前的土砖墙改成了红砖墙，普遍都有了电视机，甚至电话也已经普及，在官方的新闻宣传中，这些都是表现农民富裕、幸福的基本镜头。将它们当成中国农民幸福生活的见证，未免太过浅薄。村民几乎没有享受什么医疗服务，小病靠扛，大病靠挺。几年前的壹个春节，二弟带回壹个菲佣，她也是农村出来，我特地让她比较她的家乡和我们老家农村的富裕程度，她告诉我，菲律宾的农村要更富壹些，农民穿著更好壹些，住房条件也好壹些，更卫生壹些。她结了婚，但还没有小孩，她丈夫是个木工。他俩都是大专毕业。顿时，壹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向我袭来。我想她说的应该属实，我没有必要怀疑她受过菲律宾宣传部门的培训而向我宣传菲律宾的制度优越性，我也知道菲律宾没有宣传部。
   
   对家乡的爱可能要算是人类最深沉和最浓厚的感情之壹了，离开家乡越远越久，爱的感情就越强烈。对国家的爱不过是对家乡的爱的延伸，有了对家乡的爱，爱国主义才是具体的，才有感情的根基，它同政治和政府没有关系。这种爱绝不是空洞的，它不但包含著甜美的记忆，包含著深切的思念，更是包含著责任。当年壹曲悲歌《在松花江上》就是通过唤起对沦陷故乡的感情激励人们去奋勇抗战。我爱我的家乡，我思考能为家乡做些什么，不是为了家乡的伟大复兴，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伟大过，复兴自然无从谈起，而只是想为了让家乡回到正常状况，维护壹些重要的共同利益，进而培养乡民适当的公共精神。我们兄弟几个也曾几次动过念头，由自己花壹笔钱为河道清淤，恢复昔日的水质，然后发展养殖业，并通过养殖业维护河道的清洁。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社会管理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新的污染源源产生，治污的所有努力都会是白费工夫。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污染，更是壹种个人无法改变的结构；面对的不止治理失效，更是治理的缺失。壹方面权力资源被独占，但另壹方面权力却不能行使有效的管理职能。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肌体，同样也在腐蚀著乡村的肌体。停滞，混乱，没有生机，这就是家乡的现状。
   
   我看不到家乡的未来，因为在这里我看不到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担责。环境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每个人却在肆意破坏环境；保护耕地事关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样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但家家户户都为了眼前利益而毁掉后代的利益。
   
   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始终是社会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生活在壹定的群体和共同体中，如果失去了共同利益的连结，共同体就是壹个有名无实的空壳，我的家乡正在经历这样的空壳化。从国家层面上看，也很难说还存在可信的共同利益。对我的家乡，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是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对我们的国家，环境、土地、公正的秩序同样是最必要的共同利益。今天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已降低到只希望能得到壹个良好环境的水平上，食品和饮用水要让人放心壹些，空气不要有致命的污染。他们觉得已无路可退，为了保护生存环境，抵制严重污染环境的化工项目已成为全国性的公民行动。但抵制行动从未取得过成功，它们只是延迟了上马的时间或变换了壹个地点，从甲地迁到了乙地，从沿海迁到了内地，从长江下游迁到了长江上游。共同生活的环境尚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还能说这个社会存在著壹致的共同利益吗？

 特供制度是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释。在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决特供空气的情况下，官员和他们的专家暂时还只能和民众呼吸同样的空气，但这壹仅存的“共同利益”也根本不能促使他们在环境保护上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个别和少数官员，GDP可以为他们创造强有力的升迁资本，当地环境污染了，他们却已经高升，壹走了之。GDP始终只是几个人的GDP，不但与大众无关，也于大多数本地官员和专家的升迁没有直接的关联，后者也必须与民众壹道共同承担空气污染的后果，毫无疑问，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他们也同样是重要的。
   
   但空气对他们来说只是另外壹种公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权力体系内，除了上级的意志，不允许有个人独立意志的存在，它以巨大的内部利益来消解个人意志。虽然GDP并不直接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但上级的意志却能影响每个官员的升迁，而每壹次升迁，其含金量都十分诱人。正是这种诱人的含金量，使权力体系变成下级顺从上级的利益长链。长链的任何壹处发生断裂，它利用它的的吸引力就会在断裂的地方马上完成链接，因此，即使某个地方的权力因为壹桩大案出现大范围的崩塌也会很快得到修补，对这个体系而言，它就是重新换批官员而已，前腐后继，而不会对整体造成任何影响。这个国家缺乏大师，缺乏壹流的科学家，壹流的大学，壹流的科研，壹流的人才，缺乏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但它却从来就不缺乏官员。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比较起来，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牺牲公共利益以满足个人利益是普遍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设立壹个公共利益的专职管理机构，由壹批人专门负责共同利益的管理，与个人利益领域进行分割。这批专职管理者则由社会支付适当的薪俸，作为他们照管共同利益的报酬。
   
   可政府是由具体的、有各自利益的个人组成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能偏离其公共利益的目标，并且蜕变为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工具，它可能不但不能维护共同利益，相反还掠夺共同利益，损害共同利益，于是就有了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分野。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如何建立良好政府进行探索和努力，获得的最根本的壹条经验是，政府权力必须由人民授予，并定期回到人民的手中。离开了这条基本的政治经验，今天玩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明天拾掇“禅让制”的古董，都是不值壹提的小把戏。壹旦政府把公共权力变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的共同利益就被权力集团破坏殆尽，凡是在需要责任的地方，权力就隐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权力就会极大地加强。
   
   这时，整个国家利益就成了悲剧故事中的公地，疯狂的利己主义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公仆们挥金如土，权贵极尽掠夺之能事，贪得无厌的大人物尽可能多地损害国家以满足个人私欲。这是权贵的盛世。我每当回到家乡看到河边小山似的垃圾，就总是会为乡亲们不具备现代文明的公共意识而忧虑，并归结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足，但再看看被破坏得满目创痍的国家，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些不讲究衣著、仅仅粗通文墨的乡亲同那些大权在握、衣冠楚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起来，无论是在外在行为上还是在内在的精神和德性上，壹点不输，比起大贪大盗，我的乡亲们占田修房就不算了什么大事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乱占了他们自己的田地。那些地块是其祖先遗产，无论以什么名义–国家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都改变不了实质上的私有性质。特权阶级通过掠夺国家和他人来获取个人的净收益，我的乡亲却在进行自我掠夺，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占据了国家的壹块地，其实损害的仅仅是自己。无权的普通大众在参与壹场利己至上的大游戏中，除了损害自我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结果。

毛邓之后的中国治理

(2013-06) 邓小平的巨大身影在居于中国政坛中心30多年后开始淡出。最近，几家重要的党报党刊几乎在同壹时间里密集发声，宣称宪政姓资，不属于社会主义，宣讲"宇宙真理"。人们不难看出它们与稍前在内部传达的"七不讲"有著逻辑的壹贯性，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重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分为两个鲜明对立的阵营。
   
   这与邓小平确立的"不争论"策略有了明显不同，而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东西似乎在复苏。毛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挂帅，邓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不争论"就是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去年由于中共重庆主要领导人出事而终止的重庆"唱红打黑"就被认为是壹次地方性的"文革"事件，毛泽东被薄熙来重新供奉到政治神坛。在就钓鱼岛事件组织的反日游行中，以及长沙组织小部分市民抗议壹位经济学家的行动中，都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帜，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为宪政辩护时也要从毛泽东的言论中寻找依据以反驳对手。
   
   在1949年后的中国，毛、邓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为后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可选择的两大政治资源。中国社会到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方针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于是向另壹个源泉寻找治国灵感就是壹种选择。但是，回到毛泽东已经绝无可能。中国的治理实际上已进入壹个新的阶段，壹个既不同于毛时代，又不同于邓后时代的第三个阶段。

邓小平指定了两代接班人，他在移交权力的同时也移交了他的治国方略。他之后的两代执政者都高举他的旗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刘邓路线不但代表著官员中占多数的经济务实主义壹派的基本主张，也代表著官员要求地位和权力稳定的普遍愿望，因此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很快获得了党内主要势力的支持。对邓小平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中共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基本路径是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进带后进。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思维告诉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西方经验，他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使中国转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在面对西方时的现实难题比洋务派要复杂得多。洋务派面前的西方，主要是发明奇技淫巧之地，虽然要警惕它，但还是有为己所用的价值，而邓小平面前的西方，在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共的观念体系中是停滞、没落和腐朽的代名词，是万恶之源。自洋务运动以来，中西关系就是支配中国外交，甚至是影响中国内政的重要问题，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为邓小平提供了处理中西关系的现成答案，但洋务派仅仅以器物层面（船坚炮利）为限利用西学，有太大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洋务运动的成果在对日壹战中灰飞烟灭，邓小平必须在"体用"之辨上超越自己的洋务派老师。他做到了。
   
   "计划多壹点还是市场多壹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壹段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的话语高度反映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智慧，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体制问题。这是他超越洋务派的地方。得益于后见之明，他对西学之用的见识到达了壹个新高度，在洋务派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体"的壹些方面，邓使之变成了"用"，把中国经济从长期的计划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他的实用主义智慧不仅表现在灵活性上，还表现在去繁就简、直中要害的能力上。邓小平大大简化了"中学为体"的含义，在他看来，"体"实际上就是由谁掌握权力。他也大大简化了社会主义的含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就是中共掌权。因此除了权力不可动摇外，其他壹切都不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他反对右，但更反对"左"，以革命色彩出现的"左"才是葬送中共前途的最大危险。他对"左"的认识和警告，也得到了两位继任者的反复肯定。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路线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韬光养晦，尤其是重视与世界第壹强国的美国搞好关系。他对美国是友好的，即使在1989年后，他也没有认为中共领导权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而新的中共领导人虽然也认为要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但仍然努力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甚至还与克林顿政府确立了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秉承实用主义原则，同美国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战胜了对民主美国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嫌恶之心。
   
   邓小平的治国策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式。经济发展放缓既成事实，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已隐然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另壹个重大目标–政治目标上，邓小平的政策产生了完全出乎他预料的结果，他壹心捍卫的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遭遇到了严重危机。壹是政治权力持续的大面积的腐败致使它的权威大受打击，二是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对党的意识形态造成致命冲击。这种危机在壹定程度上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在壹定程度上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打开了国门，让中国民众看到了法治政府的优越性，也看到了民主在世界的成功扩展，更加坚定了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决心。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是与法治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中国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这种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权力创造了空前的寻租机会；在发展经济自由的同时却扼杀思想自由，腐败更加强化了官本位主义，使经济不能通过创新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建立在如下的假想基础上，即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发展最终将解决政治问题。1989年后他力排党内反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势力，矢志不移地推进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明确包含了政治意图。他的推论是，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众的不满也会消失。但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政治与经济也各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发展在解决了壹些问题的同时，也掩盖了壹些问题，并且会产生壹些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并不壹定是获得解决，而是累积起来形成更加复杂的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无法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问题的政策不可能又是纠正这个问题的对策。

面对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势，假如毛泽东复活，他会怎么办呢？
   
   再发动壹次文化大革命。
   
   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曾经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壹次。他在评价自己的壹生时说自己做了两件事，壹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壹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壹件是建国之功，壹件是治国之功，可见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视程度。把"文革"理解为权力斗争或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太过于表面化。毛泽东高高在上地超然于群臣之上，他根本用不著权力斗争，而只会是斗争权力，正如他对刘少奇说的，打倒妳只要动壹动小指头就够了，何用发动壹场全国性运动，绕那么大的弯子，搞那么大的阵仗。1957年发动反右斗争，从1962年开始，连续数年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四清"运动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这类局部的斗争都使毛泽东感到收效不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远没有解除。除了地富反坏右在明处的敌人，还有大量的敌人暗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知识分子，目不识丁的农民，被当作领导阶级成员的工人，都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更危险的敌人则是中央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从上至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和平演变"需要壹场触及全面问题的全面斗争。他在1967年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壹种形式，壹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七、八年时间将所有的阶级敌人壹锅端掉，就象用三年内战将国民党政府壹锅端掉壹样。可想而知，当看到国有经济实际上沦为了权贵经济，看到壹个不公正的社会把民众逼到绝望的边缘，看到人们大胆表达、发泄对当权派的愤怒时，他会感到社会主义已经有名无实，他开创的事业已全面失败。和他当年发动"反右"斗争时相比，现今的右派人数之多决不是50万右派，而是十倍百倍不止，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比被他亲自下令枪毙的张子善、刘清山腐败十倍百倍不止的官员，就不知有多少了。
   
   发动壹场自上而下的、针对腐败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遇到的第壹个困难是由谁来具体负责执行，对主席忠心耿耿又非常能干的周恩来已经不在了，军队中替他保驾护航的林彪、跟随他几十年的壹些忠于他的老将也已经不在了。他向腐败全面开战的革命在最高层遇到抵制绝非文革可比，虽然他把北京官场言过其实地形容为"水泼不进"，但刘邓等中央壹线领导从来也不会对他的意见形成真实的抵制，而总是千方百计地步步紧跟，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少表达。现在他不可能再拥有如此不可抗拒的绝对个人意志，他现在要斗争的集团是壹个紧密的利益整体，他们对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将采取壹致反对的态度。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在20多年中都没有前进半步，更不用说等著让人把自己拿下了。他们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不容小看。他们也再不能容忍壹场针对自己的运动：除了操纵运动的最高发动者，集团内部人人自危。
   
   他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发动群众。毛泽东把群众革命视作自己的伟大创举，有些外国人也对中国的文革抱有壹些浪漫主义的想法。群众革命的基础是狂热的革命群众，当年的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群众的主力，充满他们头脑的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把捍卫社会主义、保卫毛主席作为他们最崇高的使命，他们把自己认为的所有封、资、修的东西都予以破坏、打倒和推翻。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物质至上的生活观改造，又受到信息时代的爆炸式信息的深刻影响，今天的年轻人对脱离现实的抽象的主义没有兴趣，更不会捍卫什么主义。他们更关心生活问题和制度问题，是具体制度而不是主义，才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质量与好坏，他们也更关心自我，如个人的自由。他们的思想是多元的，不是非彼即此。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红卫兵壹代不能相比的。新壹代人没有政治偶像，政治领袖对他们缺少号召力，当年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的红卫兵后继无人。
   
   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态度和评价，成为当今中国在思想上激烈对峙的左右两派的分界线。人们肯定或否定文革，所指的其实是两个"文革"，壹个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当权派的文革，是被官方否定的文革，也是底层民众心目中大快人心的文革，他们渴望再出壹个伟大领袖毛泽东再来壹次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将贪官污吏扫除尽净。壹个是绝对专制独裁、大搞个人崇拜的文革，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彻底否定并进行历史清算的文革，让他们深感忧虑的是文革灾难卷土重来。发动群众专政，让全体社会成员相互监视，是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治高压的最有效的武器，它把政治压力灌注到生活的每壹个角落。

即使毛泽东再世也难以复制他从前的"成功"–打倒壹切阶级敌人，因为他不可能复制从前的社会。他的成功是基于那个特定社会的。文革结束了三十多年，社会向前发展了三十多年，社会再也不可能退回过去，只要社会退不回去，文革就不会重来。再没有人能掀起壹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也再没有人能够自上而下地向腐败全面开战。毛泽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自己的目的，缘于他对自身权力和权威的绝对自信。在经过了文革前的17年思想灌输后，他相信千千万万的信徒会跟随他深后参加革命斗争。事实也就是如此，这使他获得了前无古人的权势，具有压倒壹切的气场。毛泽东不但有帝王的权力，还有帝王没有的声威。今天可能还能安排某些群众性活动的大型场面，如唱红歌的群众娱乐，具有表演性质的群众上街，但不会有真实的群众集体意志的表达。没有操纵群众运动的伟大导演，群众的集体行动就可能导致权力失控，是需要时刻加以防范的重大危险因素。正是对群众表达真实的集体意志的畏惧和对操纵群众失败的恐惧，偶尔安排的有群众参加的组织生活在规模、范围、地点等方面都受到了严格控制。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治理思维，邓小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治理的常规思维，讲求实际，不被教条束缚手脚，注重物质利益诱导。对物质利益的强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毛泽东的非常规思维是极其个性化的，理想和妄念，真诚和狡猾，权术和阳谋，同时纠缠、交织于他的思想和行为中，他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邓小平的策略便于掌握，他的接班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而毛泽东的想法他人难以得其要领，他的行为变幻莫测。他是独壹无二的，因此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王洪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最后在临终前确定的人选也仅仅是由于"比较老实"，这与其说是看中了华国锋，不如说是由于上帝再也没有给他继续挑选的时间，事实证明华国锋继承不了他的事业。毛泽东可以被仰慕，但不可以被仿效。仰慕他的人实际上是仰慕他无与伦比的权势和强势。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成为"红二代"的精神领袖，同他们的经历和家庭密切相关，他们出身于权贵之家，所处环境使他们比壹般人更加倾慕力量和权势，他们在领袖崇拜最狂热的时代中成长，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号召民众的非凡能力。在力量和权势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历史颠峰的壹代天骄毛泽东很自然地就会对他们产生神壹般的魔力。

1978年召开的打上邓小平印记的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既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又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结束了，邓小平的以中共掌权加上经济自由化的社会主义上场。毛式社会主义藐视生命，践踏人的尊严，任意进行人身伤害，在赤贫、政治高压中苟延残喘，最终被他的共产主义战友所抛弃。邓式社会主义走向权力对民众的集体掠夺，造成道德人心的普遍败坏，也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权力遭遇的挑战之大，是该政权自建立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进入了壹个不同的时期，过去的经验已不能指导当下的治理。
   
   以强化权力为开端的新的治理思路已经显示出来，新壹届班子最先发出的政策信号，即中共高层热读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向社会推荐这部书，已显露了确定的含义，书中壹个引起热议的观点"壹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正是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新班子没有选择民众期盼的改革作为施政方向，同托克维尔的著作不无关系。从目前表现出来的苗头来看，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将采取逐步收缩圈子的办法，并首先从意识形态方面著手收缩。
   
   意识形态是关于权力合法性的观念，马克思把它归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世界的政治必须为权力的合法性而斗争，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其他政体。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主观，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合法的，那它就是合法的，人们普遍认为它是非法的，那它就是非法的。观念的变化会引起合法性问题，原来普遍认为是合法的权力，由于观念的变化就可能不再赋予其合法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通过批判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而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壹个人剥削人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虚伪的民主。他把自己生活上的贫困潦倒变成对资本主义的满腔愤怒，并把自己想象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以赛亚·柏林对此已有相关论述。在历史的发展和流变中，这种意识形态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到壹起，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就壹直靠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去"战胜"资本主义。根据这样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永远固定在被告席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审判，因此在社会主义语系中，任何事物只要冠之以资本主义就具有了虚假和罪恶的性质，相反，如果冠之以社会主义就代表了不容置疑的先进性。
   
   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不能继续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令大多数人信服的支持时，就需要重新退回到意识形态中去寻找权力合法的依据，向民主宪政发起攻击。攻击的方法相当老套：要么把宪政冠以资本主义之名加以否定，要么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否定宪政。
   
   从苏联引进的意识形态专门与人类的正当天性对抗，人们要求自由，它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人们要求民主，它以资本主义民主否定；为免于恐惧，人们要求采用权力制衡体制，它以西方那壹套否定。
   
   这让人想起《十日谈》里的壹个故事，大意是壹位坚持禁欲主义的神父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将来不受女色诱惑，从小就把他带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生活，禁绝异性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在儿子十九岁那年，他第壹次带上儿子进城，却发现儿子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女性不但非常好奇，而且非常感兴趣。儿子指著大街上的年轻姑娘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欺骗他："那是绿鹅。"儿子便说"我要绿鹅"。
   
   人的天性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东西和什么是有害的东西，即使那是他们从不曾接触过事物。对好的事物不管如何加之以恶名，泼之以污水，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挑战的是源远流长的民主法治理论和历史同样悠久的民主法治实践。和后者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主流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西方社会晚近出现的学说之壹，这壹理论的故乡德国，其制度文明在西方从来就不处在领先地位；实践这种学说的俄国则壹直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代表著在西方法治文明之外的落后和专制的方面。
   
   宪政可以理解为法治的同义语，它们是对同壹政体的不同称谓，对它们都可以作出如下表述：根据法律（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进行治理作为限制专制的主要手段。它们都源于"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壹在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信念，它们也都是英国政治传统的结晶，这个国家长期依据惯例、习俗进行治理，在惯例和习俗中，既有贵族、臣民和国会的古老而明确的各种权利，也对君主权力的种种限制。那些惯例和习俗是英国人长期共同生活的产物，它们就构成了英国的宪法，即最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其效力高于任何由某壹机构制定的具体的法律。宪政和法治的区别仅仅在于所指的侧重点所有不同，法治侧重于治理的手段而言，指明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要求国家机关严格依照法律形式权力，宪政侧重于政府结构而言，为了达到法治的目的而必须对政府权力机构作出相应的安排，使之形成彼此牵制的关系，最终落实人民的宪法权利。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民众虽然没有享受到法治，但法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与中共对法治所作的反复承诺分不开的。1978年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时，邓对法治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就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2007年"十七大"报告再次确认"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直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还把"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
   
   突然刮起的否定宪政之风是对今年年初民间流行的"中国梦，宪政梦"的直接回击，但它危险地否定了三十年来全社会形成的基本共识，这种粗暴的撕裂只会加深原有的社会分歧。在意识形态的歌谱中，依然只有马克思列宁遗留下来的旧曲，但老调子已没有人听。理论不是中国人的长项，理论创新就更谈不上，冲在反宪政最前线的大学理论教员、官方的壹些媒体工作者在老调子不够用时就只能随意拼凑，其为文既不顾事实又不要逻辑，其后果则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限制权力的正当性不言自明，而为绝对权力辩护则不具有这种正当性，不占任何事理优势的壹方挑起意识形态的争斗除了表明行事鲁莽和激化矛盾外，不能有其他收获。唯壹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围绕利益而进行的争斗将更趋激烈。
   
   当政权稳定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是国家治理最需要明确和坚定的正确指导的时候，但又是最难形成明确的、壹以贯之的方针政策的时候，人们在纷繁的局势、众多的歧路、两难悖论面前，分不清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这对最高决策者的判断力是壹个严重的考验，美国总统沃伦.哈定（1921年-1923年在位）就为此深感痛苦："当我听取壹方的意见觉得他们看来是对的。而当我与另壹方交谈时，发现他们同样也是正确的……天啊，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因此事情决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实施某壹措施，其结果可能与事前的预测相符合，但也可能完全相反，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越多，结果的可控性就越差。危机中的社会意味著不可控的外在因素增多，危机越深，不可控因素越多。放松控制可能引起进壹步失控，但谁又能说强化控制就不会引起更大的失控？社会控制的放松很少是统治者主动所为，而是形势发展所致，这时，强化统治权就是逆势而行，风险不言而喻。
   
   还有来自别处的风险。当今之世，不论如何强化权力，也只能是壹种较弱势的权力的强化，这会增加意想不到的风险，强势可能瞬间转化成弱势。薄熙来在自己的治所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目标与他的力量不相匹配，他用力过猛造成了对手强烈反弹，反弹的力度完全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强化权力的结果不壹定就是强化了权力，壹旦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事件上强化权力，权力很可能就此失去把握大局的主动权并陷入被动，事态的快速发展使它从此只能穷于应付，政策上表现出越来越浓的机会主义色彩。每壹次看起来都非常必要的强化措施，所有扭转局势的努力，最后都会引起新的危机。

成功统治的秘诀在于依势，政治强人之所以强，不是他们有能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他们能够认清大势，然后依势造势，开辟新局面。毛泽东凭借取得内战胜利带来的强大之势，成者为王，民心所归，但他把强势变成蛮干胡来，任意挥霍自己的政治优势，终成颓势。邓小平于万马齐喑、经济萧条之际顺势而为，结束政治运动，改善民生，复兴教育，形成中兴之势，他的政治继承人依其余绪，随波逐流，其势渐衰，最后仅能勉力维持局面。历史到了翻开新的壹页的时候了，而如何翻开这新的壹页，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为社会主义正名

(2013-06)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为导向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特权利益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是西方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的西方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可最近党报党刊突然高调唱响的社会主义却颇为奇特，它与上述社会主义没有壹点联系，这些文章显然是有备而来，集中火力把民主和宪政作为唯壹攻击的对象，几家主要官方媒体互为呼应，稍后，署名“戴立言”官方系列文章刊出，为绝大多数官员的正直廉明进行辩护，清楚表明当前这场方兴未艾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实质是壹次纯粹的利益搏弈，社会主义在这里只是用来维护既得利益的护身符。
   
   理智的人们从来就不反对为官员的廉洁辩护，也没有人认为所有官员都是腐败的，但辩护壹定要有理有据。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它的证明是壹道简单的统计算术题。比如说中国现有官员总数为1000万，那么如果超过51%的官员，也就是510万官员是廉洁的，就可以说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如果70%左右的官员也就是700万左右的官员是廉洁的，就可以说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如果要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那至少要能证明90%以上的官员即1000万中的900万是廉洁的。这样的标准是非常低的了。只要根据国际惯例将官员的财产壹壹公示，事实就会非常清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才是唯壹真实和科学的结论。可现在的辩护者不要这样健全而基本的常识，他们以为仗著官方的权势就可以指鹿为马，壹方面指责人们对多数官员的怀疑是以偏概全，壹方面却用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数据当作全部腐败官员的数据，且以简单枚举的方式出举孔繁森、牛玉孺、任长霞、杨善洲等几个宣传的典型说他们代表了官员的主流，从而大胆地得出结论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壹心壹意谋发展。稍具逻辑的论证都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极不严肃的方式论证，如果罗列三五个好官就以之代表全体官员的品德，那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成千上万的贪官名字和他们的腐败事迹，可他们又代表哪部分官员？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以以壹当百，当千，当万，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成千上万的贪官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文章的作者可能觉得有权力撑腰，既不要站得住脚的论据，也不要言之成理的论证。他们所作的全部辩护都是为了说明壹点，即现存的利益格局是最合理的，绝对不能改变。把千余万人的利益看得比10多亿人的利益还重，且振振有辞，这要算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发出的最奇葩的声音。他们不为那些孤苦无告、流离失所的人辩护，不为被暴力施政踩在脚下的人们辩护。上访人员是壹个巨大的流动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冤情，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成员最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注。他们只看到民众对官员的愤怒，却无视社会对民众的严重不公。还有人啼饥号寒，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在贫困线上下艰难度日，可每年的“三公”消费都在万亿元以上，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多年来从无改变，从不收敛。

   
   他们对言论自由敌视无法理喻。长期的不能遏制的严重腐败激起民众日甚壹日的愤怒，他们肯定知道，这种愤怒壹旦于某壹天变成燃烧的怒火，后果将相当严重，但他们认为民众的愤怒不是因为长期腐败的事实引起的，而是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引起的，是因为敌对势力夸大了官员腐败的事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只允许官办报刊电视电台发言，不可以人人都用麦克风，不允许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发言，人们只有卑微地向权力献媚的自由。他们的社会主义要靠阶级斗争才能维持，要时刻打击敌对势力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所有不服从统壹意志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敌对势力所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有壹天没有足够的能量打击和消灭敌对势力。苏联社会主义就是由于再也无力打击敌对势力而寿终进寝的。它自身没有生命的原动力，因此非常脆弱，似乎民众手里的麦克风就足以使它遭遇不测。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壹直都让人人拥有麦克风，而且还让人人拥有选票，它的政府从没有要实行专政的敌对势力，更有甚者，它还保护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权利，保障人民用选票定期颠覆政府的权利。
   
   把社会主义同民主与宪政对立起来，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和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社会主义从来是同下面的人类愿望和理想联系在壹起的，即它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高的平等和更多的自由。选票是普通人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壹人壹票是政治平等的基本体现，宪政则是限制权力的基本方式，民主与宪政的结合使社会普遍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尽量利用壹切人类成果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而绝不会排斥这些成果，否定它们的价值。社会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俄国，即使包括它在该国完全失败的历史，也总共不到壹百年时间，而民主和宪政的探索与实践已有数千年之久，其经验之丰富和制度之完备是社会主义无法比拟的。其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宪政制度。罗马共和国经选举产生的公民大会拥有推举行政长官、批准法律等多项重要职责；国家设立两位最高执政官，他们的权力互相竞争互相抵消，而且他们只有壹年的任期；他们实际上只是终身任职的元老院的执行长官，特别是财权，由元老院独自掌控，它对钱财的审核权就是今天民主国家国会的赋税审核权；为了保护平民利益，罗马共和国还特设保民官，保民官有权否决较低级别的官吏的命令；它还实现了军权与民政分离，在法律上民政高于军权，并规定统帅和军队平时不能进入罗马城。从壹开始，民主和宪政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它们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成果。如果要说专利，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西药西医、航天飞机、互联网络，才是最彻底的西方专利。壹方面以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名义尽量鼓励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产品和技术，壹方面却否定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样的话语体系从来不存在某种内在的壹以贯之的逻辑和政治理念。
   
   如果社会主义还意味著某种公正理想的话，那也就意味著社会主义包含了不断的制度革新的内容。人类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上没有终点。公正和平等总是壹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壹是因为公正和平等的内涵和范围随著时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拓宽，它们的每壹次拓展，都是人类文明的壹次进步，壹是因为它们总是会受到各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威胁，人的贪婪的本性总是会产生侵蚀社会公正的力量，邪恶与社会相始终，对邪恶和特权的抵制也与社会相始终。
   
   同民主和宪政对立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阶级的利益。实现了民主，官僚的特权就不复存在；实行了宪政，官僚统治者就无法为所欲为。同民主和宪政对立，其实是同平等、自由和公正对立。同改革对立、抵制改革、压制改革，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有特权利益都会压制和反对改革，特权利益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维护不公正的特权制度，特权也有自己的理想，它也需要继续推进，需要扩大自己的地盘，改革是阻止特权推进，并消灭特权。
   
   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特有的普遍自负的表现。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取得了壹些重要的科学进步后，各种学科都纷纷使自己挤进科学的殿堂，孔德称自己创立的实证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基督教科学也应运而生。马克思把其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经济学之上，便认为自己的社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象当时普遍的经济学著作壹样，从劳动开始他的论述，根据生产资料把社会成员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把他看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都归之于资本的罪恶。
   
   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之处，不仅表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过于简单而粗暴，还表现在它简化了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为只要剥夺剥夺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消灭了资本特权，壹个平等的社会就能建立起来，可它引来了另外壹个同样大的问题，甚至是更大的问题——生产的效率问题。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马克思建立在经济决定论之上的社会图景，顶多只能算是壹幅粗线条的草图。他通过社会阶级的概念将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结为壹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获取财富而进行阶级斗争便构成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忽略了壹个与经济至少同等重要的社会因素，即权力因素。社会成员不仅为财富而斗争，也为权力而斗争。马克思只看到资本特权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资本占有剥削他人的劳动，却没有看到官僚统治特权的压迫，不占有资本的官僚统治阶级以直接掠夺的方式占有财富。马克思对西方社会长期的宪政传统和限制权力的经验缺乏透彻地认知。列宁斯大林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所忽略的恶的壹面充分展现了出来，把马克思批判的那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人压迫人的社会，政治上的压迫又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掠夺和剥削。苏联社会主义的官僚拥有的权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力，令沙皇时代的官僚望尘莫及，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极权统治的社会。
   
   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的荒诞结合产生了壹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苏联最先得到实践不是偶然的，他设想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只能采取政府占有的形式，政府则依靠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来实现对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控制。在欧洲，只有俄国拥有官僚管理的长期传统和经验，它长期处于沙皇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而它的贵族不但没有象西欧那样形成统治的力量，而且在沙皇专制下被日益边缘化，最后成为俄国社会“多余的人”。西欧社会的传统统治者是有产者的贵族，在贵族统治下，个人财产权受到不容置疑的保护，当俄国的壹批革命无产者成为统治者，并全面对个人财产实行国有化、不但剥夺剥夺者也剥夺农民和剥夺任何想要剥夺的人时，西欧国家坚决与红色俄国划清界限，反对以国家名义进行财产剥夺的社会改造计划。
   
   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水火不容，官僚制度连接著特权利益。内部任命和提拔，严格的等级，绝对的利益排他性，是官僚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没有共同之处。当社会主义在壹个官僚制度早已成熟的社会内诞生并从此寄居于官僚制度内时，就注定了社会主义的特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就象狼孩的人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官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徒有其名的空壳，它不但不是普通人解放的福音，反而是为他们打造的最严酷的镣铐和榨干机，当1991年苏联民众抛弃它的时候，整个苏联社会平静地实现了和平转型，这与该政权诞生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在1918年到1920年间沙皇的臣民对红色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抗，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等沙皇军队的将领分别组织武装力量（白军）与红俄作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为高尔察克建立了纪念碑，邓尼金作为爱国将领被迎回莫斯科安葬。

官僚阶级在中国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它无数次引起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今天，官僚制度已经成为壹种过时的、落伍的和被淘汰的制度，官僚阶级正在成为历史。在当代世界的多数国家里，国家治理是由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代理人来完成，作为政治代理人，他们没有上下级的等级区别，只有代表选区的不同；他们不能通过自我授权形成壹个自我循环的特权阶层，他们的进退只能由选民决定；他们不能享受种种特供特权，无权干预独立的司法，不得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政治代理人与官僚遵循完全不壹样的规则，有著完全不壹样的行为方式，官僚的权势使他们盛气凌人，他们在他们治下的百姓面前具有著极大的心理优越感，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使他们自己的选民面前优越不起来，他们必须向选民展现自己最好的壹面。
   
   不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引起了什么样的反作用，不管官僚社会主义给人类造成了什么样的苦难，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社会主义曾经在矫正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方面起到过有益的作用，今天，这个名称在积极的壹方面仍然代表著追求平等的探索。
   
   当我为社会主义理想辩护的时候，并不意味著承认它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优势，也不意味著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优势。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想，资本主义同样有自己的理想，社会主义表达集体的理想，资本主义表达的个人的理想。社会主义表达对经济平等的追求，资本主义表达对效率的追求。平等对效率谈不上什么道德优越与否的问题。没有基于个人效率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平等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仅仅是贫困的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不具有道德优势就更好理解了，因为穷人对富人不存在道德优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平等理想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就代表人类全部的平等理想，社会主义只是代表人类平等理想的壹个方面，而民主宪政代表著人类平等理想的另壹个方面。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经济平等的理想，民主宪政代表的是政治权利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民主宪政主张社会占有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有效途径，更没有找到解决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同生产效率之间的矛盾的途径，民主宪政则有实现政治平等的可靠途径。资本主义与民主宪政的结合，使效率与平等达成了壹定的平衡。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宪政的结合，正如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宪政的结合壹样。没有基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社会主义经济就沦为权力掠夺的天堂，资本主义经济就成为资本剥削的天堂。

普世派与特色派的未来

(2013-07) 壹直以来，我对把当前思想领域里的重大分歧称为“左右之争”感到不解。这里的右派是指坚持普世价值观的人们，左派当然是与之对立的壹派，主要指毛派。这种二分法应是源于邓小平那句广为人知的话：“防止右，但更要防止左。”它包含了另壹个价值判断，即在左和右之外，有壹条不偏不倚的正确的道路存在，也就是特色道路。在这壹特定语境中，坚持普世价值与坚持毛式社会主义壹样都是应该否定的。
   
   在邓小平那里，“中国特色”这壹词组固然有对自由和人权价值的否定，同样也有对文革时代、乃至对毛时代否定的含义，他对毛式社会主义的警惕是明显的。但邓小平也曾力争使特色道路与民主具有部分兼容性，所以他强调要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后来的特色派则把特色道路与宪政民主道路彻底对立起来，而今，特色派已经实现了与毛派的合流，其最初的合二为壹是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时期完成的，今天中国思想上的主要分歧表现为普世派同特色派的分野，而不是左与右的分野。
   
   说明这种分野和对立的最好例子，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讲述的“红二代”们在壹次中学校友聚会上的冲突，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同是“红二代”出身，有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现在都是成功人士，但在价值观上他们已经分属两派，壹派是普世派，壹派正统官员，实际上就是特色派，言谈中双方吵起来了，壹个正统派官员就说，妳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添乱了。壹位普世派人士则说，百姓的呼声妳们真的不知道，真的没听见吗？那官员说：妳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普世派说，妳怎么连我们从小壹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官员：妳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妳还有信仰没有？普世派：妳把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妳有信仰吗？官员大怒：我操妳妈的……

   
   这次争吵所包容的信息值得仔细分析。官方在公开的场合总是会否定有普世价值的存在，也就是否认有壹种普遍适应的价值观，凡是提到普世价值的时候，都要说成“所谓的普世价值”，但官员实际上还是承认有普世价值，他们要否定的只是在中国适用普世价值。
   
   他道出了官员们极力反对普世价值的真实理由，也是唯壹理由。提倡普世价值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在特色派那里，其逻辑联系既清晰可见，又难于言表。用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迂回反对普世价值，比直接反对普世价值要来得聪明。壹旦承认了普世价值，对于特色派来说，就不能不面对如下问题：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能与普世价值相容？中国为什么要自外于世界？回答它显然是特色派的壹个巨大挑战，更确切地说，这是特色派无法回答的问题。党的领导如果是指执政地位的话，那就不应该否定普世价值和宪政。普世价值和宪政同执政者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在所有宪政民主国家，既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也有个别壹党执政的国家，如新加坡，这些国家很多不但都管理良好，社会稳定，而且文明程度很高，凡是在稳定建立起民主的国家，没有壹个因为实行民主和宪政而导致执政党无法执政的情况，恰恰相反，宪政制度保障了政治和社会稳定。
   
   对于无法回答的问题，回避或顾左右而言他就是最好选择。但现在那位特色派官员对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用威胁的语言“妳不是要共产党下台吗”进行回应。这是壹个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回应，但也可以理解为理屈词穷的表现。在当前的反宪政喧嚣声中也有同样的语言，他们声称主张宪政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它都是封杀所有不同意见的致命武器。
   
   特色派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重大挑战，是他们如何做到言行壹致，使口头声称的信仰与自己的实际行动相壹致，否则他们就同江湖骗子毫无两样。这位口口声声信仰党的主义的官员同他的众多同僚们壹样，把妻儿子女送到他鄙视的美国去享受自由和丰厚的物质生活，这成为他不能触及的癞疮疤，在遇到诘难时无言以对，窘迫中的他只能大暴粗口。就我个人而言，妳信仰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信仰这种宗教还是那种宗教，不是区分高低的标准，不因为妳信仰宇宙真理就会对鄙视那些信仰普世价值的人，我看重的是妳是否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凡是真诚对待自己信仰的人，我都报以尊重。如果妳信仰自由，那妳就以自由的原则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对待他人的自由如同对待自己的自由。妳若是信仰共产主义，那妳就首先要象壹个共产主义者那样要求自己，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终身，这是共产主义者引以为傲且自认为高于“普通群众”的地方，也是共产主义者区别于其他有偿服务的地方。信仰是指内心对所信之事的虔诚状态，内心的虔诚必然会体现在行为上，不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信仰的忠诚，根本就不能称为有信仰。若是说壹套做壹套，不管信仰什么，是宇宙真理，还是普世价值，都壹文不值。发明“宇宙真理”的人无非是想标榜壹种比“普世价值”更高的价值，从而战而胜之，因为从字面上理解，无限的宇宙世界是有限的人类世界（普世）根本不能相比的。但我不能想象，浩瀚无际的宇宙接受某壹绝对真理的统辖。
   
   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信仰自由，不愿意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信仰普世价值，不愿意信仰宇宙真理，除开个人偏好和理念外，壹个重要原因是，信仰自由是我可以付诸行动加以践行的，而信仰共产主义则使我对自己履行诺言的能力完全没有信心，我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完全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做壹个为人民服务的终身志愿者，而对宇宙真理就更是觉得遥不可及，凭著我们非常有限的人类心智去把握无限宇宙的绝对真理只是坐井观天式的无知妄想，但我完全有信心做到尊重他人的与我同等的自由，对我而言，坚持自由的原则是壹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强烈怀疑，壹个不能践行相对容易的自由原则的人，又如何能完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高难动作。我拒绝也不允许自己做壹个口是心非的人，每天生活自己的谎言中将使我非常痛苦，我也相信，所有诚实正直的人都会拒绝和不允许自己做壹个口是心非的人。
   
   公仆对主人的无私服务，绝无可能限制主人的自由，而限制别人的自由本身就是壹种私，而绝不是无私，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就用不著限制他人的自由。我从市场雇请壹个家政服务人员，她不可能限制我的自由，她的服务如果不令我满意，我立即可以终止她的服务，并重新选择。这种服务当然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无私服务，而是壹种市场交换行为。只有分文不取的志愿者才提供无私服务。如果有壹天，她不但要限制我的自由，还要掌管我全部的财务，那只有壹种可能，就是这个恶人已经与暴力团伙勾结起来了，才可能对我实行赤裸裸的敲诈和暴力威胁，这时她的身份已不再是家政服务，而是入室抢劫的罪犯。
   
   我相信普世价值，还因为普世价值是我易于理解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是我易于理解也是我易于接受的，相反，壹部分天生高贵和壹部分人有权统治和奴役另壹部分人是我难以理解也断然不能接受的。我非常轻易地就能够理解自由，它是我随时都要面对、都会处理的问题，我非常轻易地就能理解人类社会存在某些相通的需要维护的共同价值，因为动物世界中的每壹个物种都存在固有的、共同的生存法则。“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意味著人们为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聚集到壹起结成的团体。所以当我很久以前第壹次接触到美国《独立宣言》时，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下边的观点：“我们认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权成为普世价值，是由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1945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代表联合签署发表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壹次把保护基本人权的价值观推向世界。20世纪最后十年，随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阻隔民主和自由的欧洲铁幕随之落下，民主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壹次有力的扩展。
   
   民主、自由和普遍人权的观念，就是对所有人壹视同仁的观念。民主和自由就是不许诺任何人以特殊的利益，民主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自由则赋予每个人平等的选择权，自由的壹个重要方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在于消灭特权。尽管中国当权者壹直极力否定普世价值，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普世价值，这些人们至少表达了他们尊重他人权益、并愿意为此作出努力的意愿。
   
   关于某些人或群体出于自己的特殊利益坚持某些特殊的价值观，只要他们不会因此而损害社会和他人，他持有何种价值观属于其私人事务，不必干涉，比如同性恋者所持的某些特殊的价值观，但社会没有义务顺从他们的特殊逻辑，他们更没有权利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和他人。普世价值观不同，普世价值观是人们自动接受的结果，只有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才能成为并称之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观与普遍利益相联系，因此它不需要强加于人。特殊的价值观只反映特殊的利益，不可能为社会和人类所普遍接受。当特色派反复把党的领导同普世价值观和宪政对立起来的时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其实要求的远不只是执政权，而是绝对的统治权，是统驭壹切的权力，只有这样的权力才能带来近乎无限的利益，包括金钱、荣誉和美色等应有尽有的利益。现行宪法已经载明和赋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但他们仍然拒绝落实宪法，可见执政权远远不能满足特色派的胃口，他们要加以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和剥夺，就没有他们的特殊利益。
   
   来势猛烈的反宪政攻势很快就以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了，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因为进攻者的阵容不够强大，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不够，而是因为他们挖空心思为之辩护的利益站不住脚。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要说服的对象当成白痴，以为任何壹通胡言乱语加上自己擅长挥舞的大棒就可以服人，至少让人噤若寒蝉。但他们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无法得到合理辩护的特殊利益不会长久。

大局论势

(2013-08) 中国社会的官民关系势同水火，双方相互仇视和斥责。对抗和辱骂不止是在网络和微博上进行，官方的媒体主力最近也终于忍无可忍，奋起投入到辱骂的对决中。人们想理解这些现象到底意味著什么，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在注视著矛盾的走向。在中国历史上，这对矛盾壹直主导著王朝的命运，尽管统治者试图调和官民冲突，化解其矛盾，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统治阶级自然要不断寻找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当统治深陷危机时，会更加重视总结历史，但他们好象从未学到历史的真知，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他们把眼睛总是盯在某些特定的事件上，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历史，如六国由于对秦妥协而亡，秦因暴政而灭，苏共垮台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员没有坚决捍卫领导权，法国大革命是由于国王路易十六的改革。
   
   纷繁复杂的历史被简化为少数人的意志、某个错误或正确的决策。这也是传统历史的写作方法，历史变成了政治事件和战争的历史，变成了人物的历史。《史记》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以帝王将相等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写作体例，也造就了人们从事件和个人身上“究古今之变”的历史思维。在这壹点上，中西方的历史观表现出了相当的壹致性。

   
   布罗代尔领导下的法国年鉴学派发现了另壹种历史，更真实的历史，这就是包罗万象的、缓慢进行的人们长期的日常生活史。布罗代尔开创了壹种“自下而上的历史”。他把历史分为三个层次：结构、局势和事件。“结构”是地理、气候，以及重复出现的物质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惯例，它们是历史最深层的因素，是历史的长时段。“局势”是历史的中时段，在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内形成的趋势。历史逐渐演变而成，结构和局势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而“事件”，如革命、政变、政策等这些特定人物和事件，只是历史演变过程中转瞬即逝的尘埃，对历史的发展不起多大作用。
   
   以历史的洞见去洞察历史和现实，对把握当前的局势，重要的就不是理解当下壹个或几个事件的意义或象征意义，不是分析某些或个别人物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能力，而是要理解和分析壹个较长时间段中所形成的局势，它是由千千万万人们的日常生活决定的。科技、经济、国际环境、教育、信息传播，都影响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都是影响局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最后都要归结为时间。我们至少要深入到历史的"中时段"去看清历史的演变，才能更好地看清楚现在，至于事件，它们只是在局势影响下产生的结果。
   
   百年局势
   
   百年局势中的“百年”，以及下文中的六十年局势、三十年局势中的时间都是指大数、整数，不是精确的数字概念，这里的百年是指清末到现在大约壹百二十来年的时间段。
   
   1840年鸦片战争被视为中国近代的起点，是因为它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联通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从此不可逆转地接受西方文明影响，与传统中国划出了壹条明确分界线，这条线之前，是古代中国；这条线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或者说进入了"现代"。
   
   显然，"近代"和"现代"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明进化的概念。中国进入近代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当时的人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容其影响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西方人入侵改变了中国历史，在过往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同化入侵者，而此后，却是中国被西方所同化了，此后世界局势也成为影响中国局势的壹个显著因素。
   
   中国不再是以自己的标准设置未来，而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设置未来了，西方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军事标准、教育标准、乃至政治标准等方方面面，它们与中国既有的壹切都截然不同。"近代"使中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第壹：第壹个现代化的西式兵工厂和造船厂，第壹条工业生产线，第壹条铁路……在政府机构设置上，清朝政府也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行政制度改革，同时还对军事制度、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在1905年它废除了历史悠久且最富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
   
   但"近代"也使中国饱含屈辱，充满了落后和挨打的记录，它所受的屈辱不仅仅是西方列强加之于它的军事打击和不平等条约。让它感到的最大屈辱，是日本加之于它的壹连串的失败和民族灾难。
   
   中国在近代不幸的根源，不是西方列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政府，是由于它在现代化竞争中的失败。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政府不可救药的愚顽和腐朽。壹方面是日本明治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年轻的政治家带领日本"脱亚入欧"。它虽然还不是壹个民主的政府，但是壹个西方色彩的立宪政府，壹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府，由于它鼓励和帮助发展民营工业，使得壹批杰出的日本企业得以迅速脱颖而出。壹方面中国政府仍然是壹个传统而封闭的自利集团，坚持"中学为体"，拒绝政治革新。官僚们牢牢控制著现代工业，把企业当做他们牟利的工具。这些官办工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很快被快速发展的日本工业远远抛在了后头。
   
   日本的崛起和甲午战争的败绩，使中国朝野大为震惊。1905年日本打败了西方强国–专制的俄国，终于让感佩日本强大的中国政府承认立宪制度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并派5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这表明，在宪政改革上政府与民间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追求宪政，两者的区别在，是要皇帝的宪政，还是不要皇帝的宪政。
   
   在其后的百年中，中国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新的社会结构在形成。离开了西方，离开了欧洲，这壹切变化都无从谈起。但西方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在欧洲，地处最西边的英国代表壹极，代表壹种传统，即自由和宪政的传统，地处最东边的俄国代表另壹极和另壹种传统，它是专制主义的原产地，也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发祥地。没有英美，中国历史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没有红俄，中国历史也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后者对中国的影响远在前者之上。当中国壹些当权者反复把二十多年前苏共垮台作为教训告戒党员干部时，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特色的密切关联。
   
   在这个百年中，西方的宪政观念在中国扎根。革命的宪政派和立宪的宪政派联手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确定了宪政制度。然而民国宪政马上就被暴力所毁。孙中山对宪政矢志不移，为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规划了壹条通向宪政的途径，即军政、训政最后过渡到宪政。国民党在1928年实现了全国军政统壹后，随即宣布进入训政阶段。这年，《中华民国训政纲领》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和宣布施行，1929年政府制定了《县组织法》，计划在6年内使县成为壹个完全自治的社会，届时县长将由人民选举产生，为转向宪政打下基础。
   
   但是这时的统壹表面多于实质。国民党内部，军事派别林立，地方军人目无中央；国民党之外则有中共的军事割据，形成国中之国。日本在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在建立全国政府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军事斗争，而不是国内建设。攘外和安内使它不能兼顾，建设自治社会的目标让位于对有效行政的追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赢得对日战争的胜利成为国民政府的全部目标。
   
   1945年抗战结束。经过8年苦难的战争，国家亟需统壹，政治必须恢复正常，人民生活需要立即获得安定，和平建国的任务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而此时，国共两党各自拥有庞大的军队对国内和平构成极大威胁，妥善处理两党关系、将它们置于宪政框架内，是实现和平的唯壹方式。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举行和平谈判，共同选择了把宪政作为解决纷争、实现和平与政治民主的途径。对国民党来说，实施宪政以结束壹党训政、还政于民，是它完成孙中山遗愿和中国民主化的最后壹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小党在1946年1月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结束壹党专政等5项协议，随后，国共两党共同编写宪法草案，史称政协宪草。由于参与各方都接受以英美政治为蓝本构思宪法，因此不难达成壹致意见，但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时间顺序上，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发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共产党方面坚持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国民党方面则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
   
   然而，内战的风险并没有因宪政上的努力而降低，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协议与和平。国民党在内战正酣的时候主持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并在1947年元旦公布了基于政协宪草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定于该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是当时各方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博弈的结果，虽然共产党没有参与制宪大会，但共产党强大存在的事实就对国民党制宪构成了有效的制约，这使《中华民国宪法》没有成为国民党的壹党"宪法"，而是体现了世界通行的宪法原则，包含了世界通行的宪法内容：
   
   壹、普选民主；
   
   除总统、副总统由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外，国会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在地方上，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省长和省议会议员，直接选举产生县、市长和县、市议会议员。
   
   二、权力分力与制衡；
   
   立法院的重要功能就是制约总统权力，地方自治包括省自治和县市自治，则是对中央权力的制约。
   
   三、司法独立；
   
   宪法第八十条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四、军队属于国家；
   
   宪法第壹百三十八条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第壹百三十九条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五、党派壹律平等；这壹条款针对国民党，也针对共产党，既是否认国民党的壹党独大地位，也是肯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各个党派自由而平等地参与选举，是宪政之下民主竞争的前提。
   
   随著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败和退出大陆，宪政也壹起退出了大陆。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落实省市自治，由台湾人民选举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直到蒋经国最后为宪政打开大门，国民党也终于走向新生。
   
   宪政的幽灵，这个来自西方的幽灵，注定要让中国人民为之钟情。宪政思想于清朝末年开始在中国呈蓬勃发展之势，后经历了清朝垮台，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灾难最深重的年代，但它并没有因遭逢乱世而中断，而是顽强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且在内战高潮期间，开始了自开天辟地以来中国首次宪政试水，在全国范围内普选产生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它与清末的宪政思潮和民初宪政实践直接衔接，形成半个世纪的宪政主旋律。但中国没有创造出奇迹。各国宪政都是在和平环境中得到实施的，惟有中国在战争的炮火中实施。期待用宪政止息战火，但宪法没有这样强大的功能。宪法如果没有人民和政治派别的共同遵守，说到底它就是壹张纸。但是，在壹个从来只会打江山的古老国度里，在百年之中，宪政不是某壹个党派的选择，也不只是壹代人的选择，它是在没有强制、允许自由选择的情况下被选择的，真实地反映了国人的普遍愿望。这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中国战胜了日本后，如果不是内战，宪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六十年局势
   
   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三年中赢得了内战胜利，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至今仍被人们谈论、分析和研究。人们壹般从它们的组织、内部纪律、政治和军事策略、领袖禀赋等方面去比较异同，发现优劣，成者在诸多方面表现为优，败者则均处于劣势。人们很少从"局势"去分析其成败。政治上固然有教训，军事上有值得圈点的地方，但总体上看，中共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就如1840年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1937年"七七事变"、1945年抗战胜利壹样，是局势使然。在内战尚未全面展开，甚至早在日本投降之际，国共胜负之势就已现端倪。
   
   鸦片战争只是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方向世界落后地区进行扩张的壹个节点，这个点在中国肯定会出现。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欺凌，是这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秩序。日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羽翼未丰，就迫不及待地效仿殖民主义国家侵略其邻国–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新成员，并获得了西方列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成了世界强国争夺的主要场所，它们加强在中国的存在，培植自己的势力，瓜分中国的领土，其中，中国的两大邻国日本和俄国对中国威胁尤甚，日本军队长期盘踞中国东北，对广袤的中国腹地虎视眈眈，俄国在1920年代还没有完全从革命和内战的灾难中喘过气来，尽管自顾不暇，也不能错过干预中国的大好机会，在中国积极扶植中国共产党。
   
   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和苏联在中国的长期政治存在，就构成了国共两党在最后争夺天下时的大局势，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都无法改变的局势。抗日战争使国民党军队承受著正面战场的巨大牺牲，对共产党而言，则是提供了开辟敌后根据地、增强军事实力的天赐良机，抗战使它的所有政治和军事行动都具有了合法性。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工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作战伤亡322万多人，军事实力消耗极大。到1945年，国共力量对比与抗战初期相较发生了根本性扭转，国民党控制著大西南，占全国壹半的领土和人民，100多万党员，300多万军队，其中壹部分配有美式装备；共产党则从初到延安时的2、3万军队，发展121万党员，91万正规军，200多万民兵，足以与国民党展开军事角逐。
   
   仅从单纯的数字看，国民党似乎占有壹些优势，以致蒋介石认为3到6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问题。他被壹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忽视了自己率领的是壹支经过长期战争的疲惫之师，士气严重不足，他也没有充分估计苏联占领东北的军事后果。苏军为中共军队快速挺进东北奠定了基础，那里不但是经过日本长期经营的在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它的大量伪军更是为先占者提供了规模巨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把中共这些潜在的实力计算进去，国民党的军事劣势立马可见。蒋介石输在哪里呢？输在他没有看清局势，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致于求胜心切，犯军事冒进之大忌，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在东北与华北与中共军队决战。
   
   中共建国之时，世界局势正值东、西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冷战高峰，苏联非常需要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其阵营，成为其对抗西方在亚洲的棋子，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以巨大的牺牲保住了金日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东、西方打了平手。中共方面，不但需要获得来自苏联阵营的支持，而且对它来说也是认祖归宗。"壹边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国新政权按照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模式全面规划中国，该模式是壹个十分严酷的体制，不择手段地迫害公民，有计划地消灭壹部分社会成员，最后把所有人都强行纳入集体化控制中。
   
   中国新政权在成立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就把全体国民关进了苏制笼子中。城市工人都是国营企业职工，必须依附于国营企业；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失去了土地和其他壹切生产资料，必须依附于集体；知识分子都成为国家干部，必须依附于单位获得必工资和住房。所有人都必须依靠政府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感恩政府，顺从国家。这种来自西方的控制术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控制经验相形见绌。对人的控制，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剥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控制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也就控制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在苏联发明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以前，人类社会还没有办法把所有人变成奴隶。即使是奴隶社会，它也只能让壹部分人成为奴隶，而且奴隶还可以通过逃跑获得解放，苏联体制却没有给人任何逃跑的希望，没有人可以逃出体制的天罗地网。
   
   无孔不入的权力的确便于管理，有利于社会动员，它成为中国壹个接壹个的政治运动的制度基础。虽然毛泽东把他移植和复制的苏联制度当作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形式，但在他治理的近三十年中，按照他之后的官方改革派的说法，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衰败，工业落后，技术停滞，学校教育废弛。在壹个7亿人口中农民占绝大部分的国家却不能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大部分人要过著忍饥挨饿的生活，这是治理的完全失败，也是国家的耻辱。长期的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就是冲破体制的牢笼，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毛泽东壹死，恢复了高考，被打倒的老干部也官复原职，农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制度，回归到传统的壹家壹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解放了自己。体制内的改革派依势而为，国民生活很快就大为改善。对国营企业的改革要缓慢得多，也痛苦得多。它是在伴随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开始的。实行对外开放后，国营企业长期经营不善，以及技术老化、产品质量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减员"就成为企业"增效"最重要途径。民营企业的兴起和繁荣，在为政府创造了可观的税收和就业岗位的同时，促进了壹个中产阶层的出现。大部分人脱离了体制的束缚，获得经济独立，可以不进入体制而具有独立谋生能力，这就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野，体制对国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显著减弱。
   
   在权力控制社会的方式和权力内部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分野变成分裂。首先，体制外的人们在经济上的独立导致体制对他们的控制失效；第二，经济利益的分野致使政治利益的分野，体制之内，仍然坚持严格的等级制度，通过人事任免权，上级有效地控制著下级，下级对上级进行利益输送，但在体制之外，人们对自由的需求不断强烈。统治者对体制外的管理在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制裁手段后，没有可以替代的和同样有效办法，控制社会的难度不断增大。
   
   改革有社会的内在动力，并不是壹切都掌控在改革的设计师手中。改革需要设计师，不只为了是推动改革，还是为了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为改革设置禁区，壹方面要利用"势"实现自己改革的目标，壹方面又要防止改革借"势"变得难以驾驭，1989年之势就差点让改革者失去控制。
   
   此后，努力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但仅仅只是取得了壹些表面的结果，维稳经费的直线上升表明体制内外的矛盾和社会紧张的程度有增无已。权力的腐败化和粗鄙化使其权威迅速丧失。当壹位副省长在自己的微博上用"败类、人渣"来咒骂那些为美国叫好的人时，壹时间他遭到了无数的谴责，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用词不妥"。这在体制之内是不可想象的。在体制之内，象他这壹类高级别的官员仍然是威严的，是普通人不敢冒犯的，但离开了体制，进入另壹个世界，在互联网世界，就再没有威严，再没有人对他恭恭敬敬。网民不承认任何特殊权利，没有人可以免受批评。人们也不会顺从他们认为不值得尊重的权力。
   
   简单地说，前三十年是为人民打造制度的牢笼并不断加固它的历史，后三十年则是民众不断冲破牢笼的历史，这个笼子虽然还没有完全破烂，但已经越发起不了作用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后三十年最突出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官方归结为"维稳"，民间归结为"维权"。"维权"与"维稳"，壹方有绝对的人数优势，壹方有绝对的权力优势，两股力量相互激荡，碰撞，呈日益激烈之势。
   
   三十年局势
   
   我们常说的近代中国或现代中国，其实是壹个并不准确的说法，因为在很长壹段时间内实际上有两个社会并存，壹个是现代社会，或叫现代中国，壹个是传统社会，或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只体现在少数大城市，它们是具有现代思想和现代知识的精英汇集之地，有少数的现代工业和文化产业，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传统中国十分广阔，包括广大农村和众多的小城镇，无论从人的精神世界上看还是从物质生活方面看，那里与古代中国没有什么太大不同。毛泽东建立的国家，随著国民党败走台湾，许多的精英撤出大陆，那个原本就只存在于精英中的现代社会也就几乎消失了。因此，毛泽东掌权时，中国仍是壹个传统社会。
   
   这是历史的壹次断裂，民国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想之流在1949年后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农业乌托邦理想受到狂热追捧。平均主义、集体劳动、人们接受简单的思想灌输、知识无用论、膜拜权力、无私奉献等都是这个乌托邦里的元素，但绝对没有宪法和法律的元素。它们在农业中国里显示出诱人的魅力。
   
   中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是在中共结束毛的文化大革命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它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在这个三十年中，人类在科技发明方面取得了壹项伟大的革命性成就，就是互联网技术，使人类在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方面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畅通无阻地自由。工业化和信息化革命改变了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
   
   对外开放的进程在毛泽东晚年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他可以将任何位高权重的老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只要壹张大字报就可以鼓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政治洪流。但他掌控和左右不了世界局势。与老大哥苏联交恶，使中国遇到了苏联红军和苏联核武的空前压力，虽然由于美国的坚决介入制止了苏联当局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企图，但事态的严重性质迫使毛泽东必须选择与宿敌美帝国主义进行合作，他亲手启动了向西方开放的国门。
   
   中国的工业化在壹定程度上是农民创造的，在壹定程度上也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人民公社解放出来的农民潮水般地进入珠三角地区务工，因为那里新建立起来的"三来壹补"企业需要大量工人。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最先获得发展。跨国公司被中国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所吸引，从九十年代开始大举进入中国，进入外资企业成为壹名白领壹时间成为知识人的理想选择。农民源源不断地转变成工人，他们学习到了新的技能，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普通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提高生活质量，他们与顾主的关系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劳动契约关系，完全没有在体制中那种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普通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精神大为增强，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生活的事实让他们体会到幸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自己才是挖井人。到了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从小就没有进入其父辈生活的集体化体制，同父辈相比，他们的思想更少束缚，更自由。对于中国年轻壹代，绝大部分没有进入体制的机会，他们不会有多少体制的观念，也不会有多少相应的意识形态观念。

在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最初若干年里，由于农民工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麻烦，政府壹直提倡农民"离土不离乡"，阻止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人渴望改变和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农民工顽强地象流水壹样注入到各个城市和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当政府有壹天发现城市扩张导致对住房极其旺盛的需求不但为自己带来可滚滚财源也为自己创造了可观的GDP时，它便热情地鼓励农民进城，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已超过了农村人口。追求幸福的社会大众自发地创造了壹个城市化中国。
   
   年轻壹代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在这个三十年是壹个显著的事实。教育产业化是政府"壹切向钱看"的产物，它巨大的吸金能力立即引来了各大学的全力扩招，使大学招生人数由每年的几十万直线攀升到几百万。虽然教育产业化政策在气候广受诟病，它给很多家境壹般和家庭贫困的学生带来了沉重债务，也降低了大学教育的质量，但他带来了壹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让大量的年青人受到了更多的教育，阅读能力、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都会得到相应增强，对正在到来的信息革命时代，他们正逢其时，注定要成为互联网的主力军。但他们也不逢其时，大学教育让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期待，现实却不能给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拼爹的时代来临，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严峻的问题，找个收入合意的工作就更是困难。他们在大城市栖身，收入微薄。房价高企，把中产阶级变成了房奴，大学毕业生就只能成为"蚁族"。
   
   生活是琐碎的，今天重复著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在物质生活艰难的世界，作为普通人，生活除了生存似乎就没有别的意义，物质欲望支配著人们的行动。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各自奔波，看起来没有交集，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目的。但实际不然，有壹样东西把看起来毫不相干人们可能联系起来，使原本没有交集的人有了交集。这就是互联网。我们都会注意到壹个现象，在地铁上和公共汽车上，随时都能看到人们主要是年轻人拿著手机在阅读或在上网，也许在收发微信或微博，也许在收发某条短信，他们并不相识，壹个可能是农民工，另壹个可能是在校大学生，还有壹个可能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但可能他们此时正在"围观"同壹个事件，他们因此就发生了事实上的交集。
   
   互联网普及以来，"围观"已是网民壹种日常行为。某个官员的腐败案件或性乱视频，某壹"官二代"的火箭提拔，某位高官遭实名举报，都会立即引起千千万万的人们的"围观"并发表观点，形成意见的汪洋大海。
   
   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大学教育普及，互联网，从各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向现代演变。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也完全不同于六十年前。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取得的巨大进展，不是按照壹套事先的计划进行的，更没有什么顶层设计的推动，而是生活自身推动所形成的大局势和大趋势。每壹个人都无力改变局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它，但每壹个人又都在创造局势，无论他是平民还是王侯，富豪还是穷人，好人还是坏蛋。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历史。
   
   至此，我还只是提到体制外的人的日常生活，还必须要提及还体制内的人的日常生活，这里是指体制内有权人的日常生活，因为体制内无权者的日常生活与体制外的没有太多区别。体制内的无权者或基层干部在体制内是壹个处在权力金字塔最底层或接近最底层的、生活郁闷的群体。在这个三十年中，掌权者的生活似乎是为了反反复复印证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壹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两个面，壹个面是大众见到的，也就是电视和报纸报道的壹面。壹个面是大众壹般看不到的，但在许许多多的腐败个案中人们能够看到。那些不同案例呈现出来的往往是高度壹致的剧情，只有场景和主角的变化。
   
   权力滥用、腐败的持久和惊人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平等，是最近二十年来引起最大民愤的社会现象。权力的逐利化趋势走向了权力的自我否定，它否定了自己标榜的所有真、善、美的品质。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同人民公仆的先锋性作用完全背道而驰。它的腐败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在壹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壹事实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
   
   权力腐败朝向纵深发展，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也同时在觉醒。江、胡两代中央集体为了增加权力的合法性都承诺建设法治政府，但在权力没有得到约束的情况下，法治的意义在现实中被扭曲，公民只有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却没有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而权势者享受法律上有的和没有的种种权利，却不承担法律的义务。
   
   有人声称中国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为现实进行辩护，是故意偷换概念。受法律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和不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完全不是壹码事。现在人们在网络上有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它不是作为权利的自由，而只是由于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而出现了自由空隙，这种空隙中的自由不但随时都可能因空隙被涂补而失去，而且随时都可能遭受打击报复。事实上对互联网上的言论管制壹直在强化，删帖，屏蔽，关闭网站，建立防火墙，要求网络实名制，对某些网民实施逮捕和进行劳教等等，只是所有的管制手段都未能壹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麻烦。
   
   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下，今天已作为壹种常识被大众所知晓和认同，"把权力关进笼子"多年以来就是网络流行的语言。人们获得的这壹道理也是民主和宪政制度的真谛，它不是灌输的结果，不是公知煽动的结果，是生活教育他们的结果。真正的力量，不是先进的思想和理论，而是生活常识，即使是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也要在它们经过生活的检验为大众广泛接受之后成为常识，才会产生力量。几十年的内部人反腐没有使腐败有所收敛，使人们相信，听任权力放纵，毁掉的不仅是普通人的个人幸福，也是壹个社会赖以建立秩序的基本公正，也使人们相信，只有实行法治和宪政才是约束权力的唯壹途径。
   
   主张宪政和反对宪政的斗争，就是主张限制权力和反对限制权力的斗争。反对显而易见的常识真理要付出的代价是，会更加暴露自己最柔弱的壹面，不但因为这将使反对者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而且因为将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荒谬之中。
   
   从政治斗争或者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宣传的目的无非是动员群众，由此推断，反对宪政的宣传是为了动员群众加入到反宪政的行列中来，让群众起而捍卫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老皇历中重新拣出那些久已弃之不用的概念向当代人喊话，也许能动员少数几个为了不辜负时代而最后捞壹把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不可能动员群众。反宪政者面临没有武器可用的困境，意识形态的老式武器完全失灵，它们与大众的生活经验没有形成共鸣。前30年社会主义已经由邓小平盖棺论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此后，社会主义又被贪官污吏的贪得无厌所否定。爱国主义看来也不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不爱人民、仅仅只是在口头上反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市场的。
   
   这样就造成壹种局面，反对民主和宪政只是壹场少数人捍卫少数人绝对权力的独角戏。它除了扩大和加深体制内外的矛盾，几乎看不到还有另外的可能。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是壹部分人对当前局势作出的反应，却不可能改变局势，就象人们对炎热天气的反应是打开房间的空调，但打开空调并不会改变炎热的天气。
   
   为了社会稳定，最需要做的是填平体制内外的鸿沟，绝不是继续扩大已有的鸿沟。所有国家的政治都是处理壹个核心问题，就是权力与民众的关系，要么以宪政也就是以法治为框架，主要目的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但也约束民众的力量，避免两者间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保持政府的管理效率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使社会长治久安；要么在统治与被统治的框架下，两者存在泾渭分明的对立，而且处于永无休止的博弈状态，最后都是由力量壹决胜负。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2013-08) 毛泽东主义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壹个低潮后，随著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影响又开始与日俱增。毛泽东无疑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崇毛"派和"反毛"派经常在网上鏖战，民间崇毛派把中国今天的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归之于资本主的腐朽和对毛泽东的背叛。反毛壹派则认为，他建立的起来极端专权体制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和荒谬负有全部责任。
   
   毛泽东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理论，它是壹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的总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个时代的记忆，所以这份遗产特别复杂。
   
   人们的记忆总是与他们的想象混杂在壹起。每个人从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出发理解到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主义。对过去的记忆与想象，不但与他当时的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他当前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密切相关，这样，毛主义不仅同过去有联系，也同样与今天有联系。壹个"红二代"心中的毛主义与壹个普通人心中的毛主义完全不壹样，壹个富豪心中的毛主义与壹个农民心中的毛主义也很不相同。我们常常听到壹些成功人士大谈文革苦难是自己人生壹笔巨大财富，却没有听到哪位至今依然贫困潦倒的人感谢苦难。在今天，毛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复数形式的毛主义，它们甚至相互对立。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信奉毛主义的最大群体。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中的壹员，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发挥过领导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处于阶级秩序的上层，是斗争者，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靠不断地斗争，他们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不会想到被斗争者所承受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苦难，而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应得。工人阶级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在壹个农业国家有著令广大农民十分羡慕的经济地位。邓小平等壹批党内改革派上台，停止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为地富反坏右摘冒平反，采取了经济至上主义政策，废除了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穷也不再光荣。政策的变化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过去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成为时代新崇，知识分子开始吃香。恢复高考结束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极左制度，同时也就终止了农村基层干部代表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决定权。"万元户"是致富道路上的最初成功者。
   
   在所有关于改革的历史叙事中，上述变化被认为就是改革本身。它们其实只是改革的副产品。改革的核心和实质是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即原先的权力班子出局并搭建起新的权力班子，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倒或被边缘化的权势人物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以务实的态度看待政治，看待社会。权力完成了调整后，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时代，它进入了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阶段，不断强化自我，由于不存在任何权力制约体系，权力的野性–毛泽东曾经试图予以驯服的那种野性–得到最大程度地发展，它在每壹个有利可图的方面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政府和官员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中则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大批工人失去了岗位。普通大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相应的财富增长，而且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权力因为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表现出来的巨大正能量，使中国开创了自秦始皇建立统壹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从未有过的全面的权力世袭制度，它创造出了壹个新的群体–"官二代"。
   
   对于陷入绝望的人们，毛泽东是反抗之神，是反抗者的希望。"造反有理"，在语言大师毛泽东创造的壹系列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的经典之句中，这是经典中的经典，极品中的极品，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告别革命"、"大赦贪官"之类的壹孔之见多得多。对邪恶与不义的反抗是人类的天性。毛泽东的壹生就是造反的壹生，年幼时造父亲的反，年长时造政府和社会的反，年老时造他手下官僚的反。他似乎随时都有造反的冲动，看电影都会激发他的好斗精神。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和最传奇的造反者，其他的造反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正是在造反精神上，他与鲁迅有共通之处，他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也由此奠定了鲁迅在当代文学界的至尊地位。鲁迅用笔杆子造反，毛泽东枪杆子造反，鲁迅的战斗性、刻薄和不宽容，与毛本人有几分相似，也是毛非常欣赏的。只要社会处于官僚的压迫之下，毛泽东的价值就会被重新发掘，就会是被压迫者壹面不倒的旗帜，更不要说受他直接影响的几代中国人了。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本能地对底层民众存有好感，而对民众对立面的官僚缺乏信任，这就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矛盾，壹方面他要依赖官僚体系贯彻他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壹方面他不信任他的官僚队伍。当他决定要自上而下地对官僚队伍进行全面清理时，他把希望放在发动群众上。他意识到在打倒旧的官僚队伍后新建立的官僚队伍同样会变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七、八年搞壹次文化大革命，对官僚队伍进行壹次清理。他是在进行壹场永远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他的民粹主义同他的愚民教育结合，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后果，成为民众广泛拥戴的大救星。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毛泽东的神位在民间也壹直没有动摇过。民众对现实的无奈和愤恨，感到亟需壹位毛泽东式的救星降临对邪恶进行复仇式的大清算。薄熙来对毛泽东的刻意模仿，展现铁腕打击壹批官僚、富豪，让他赢得了无数拥趸，他被看成是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
   
   许多官员信奉的毛主义完全是另壹番意义上的毛主义。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权的法统和正统，官员们坐享毛泽东为他们打下的天下，他们对圣地的朝拜既有饮水思源的含义，也有宣示继承正统的含义。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个人对无上权力的膜拜。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权术大师，他的权术不是简单地对宫廷权术的抄袭和继承，而是对过去的决定性超越。他对群众的驾驭和指挥能力，前无古人。满朝文武对他服服帖帖，他们不仅是屈服于毛的绝对权力，也是慑于他的绝对威望。这是壹种居高临下、所向披靡的权势，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官员，毛泽东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权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叹不如。
   
   "红卫兵"壹代完全是毛泽东主义的产物，从他们壹开始接受教育到他们的世界观形成，都处在在毛主义的沐浴下，文革对他们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们缺少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人文教育完全欠缺，对无限权力、斗争哲学和暴力的狂热崇拜，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中。即使他们中很多人在文革后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但思维中的文革底色难以消除。
   
   崇拜毛的权威和权术，信奉毛的权力大棒主义，与仿效毛的权术和大棒是完全不同的，薄熙来是毛泽东之后力求模仿毛泽东极权治理的高层政治人物。他的红二代出身，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和信心，他的红卫兵经历，都使他更有信心充当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对壹种最高境界的模仿，将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也证明，薄熙来学习毛主义的结果完全是自取失败。毛泽东运用权力出神入化，不但是他在几十年党内残酷斗争中修炼的结果，也是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过人的心术和在权力中心长期苦心经营得来的，薄熙来仅凭家庭的荫庇获取大权，他虽然在体制内按照要求从基层壹级壹级地走向高层，但它们仅只能帮助他在组织考察其个人履历时得到高度评价，却不能丰富他的斗争经验。他把个性上的狂妄当作政治自信，在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中，他的行为显得卤莽，另类，不智，最后他被同伴围剿和拘捕。崇拜毛泽东，但成不了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皮毛也许不会伤及自身，但想学习毛泽东的精髓则定会弄巧成拙。即便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也会对毛泽东式的人物出现感到恐惧，因为他对官场既有秩序是壹种威胁，必须对他保持警惕。官场上的众多崇毛者实际上只是叶公好龙。
   
   用"毛左"来称呼崇毛者并不恰当，对很多人来说，崇毛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只是表示他们的壹种情感，即对远去的青春的怀旧。在30年中，毛泽东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喜怒为喜怒。那个时代有它独壹无二的特殊仪式和标志：革命神话，乌托邦理想，集中的劳动场面，反帝反修的激情，政治风云突变，忠字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志昂扬的歌曲，等等，当然还有饥饿，群众批斗会，大串联，生产队，人民公社，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虽然显得既疯狂，又荒唐，但那个时代的人当时都虔诚地接受了它们，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为革命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他们个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对自己的历史，他们可能有懊悔，但要完全自我否定却不可能，因为那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肯定自己的过去，不是肯定过去的政治。怀旧与政治无关，只与生命有关。他们的生命都与毛泽东相关，毛泽东在数十年中就存在于他们的生命里。在无数人的生命里，毛泽东是壹种负面存在，但在另外的无数人生命里，毛泽东被视为正面存在，后者对毛泽东仍然怀有景仰之情，但他们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毛左"，说他们是"毛粉"要更加贴切。
   
   反毛派与崇毛派并不是象平日里在网上争吵和相互痛斥的那样不共戴天，他们在壹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著基本的共识。反毛派同样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毛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在许多人看来，他完全可以做华盛顿，尤其是当其有希望继承大位的长子毛岸英死后，他似乎更应该成为华盛顿，把权力交给人民，但他没有，他至死都紧握大权。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闪过成为华盛顿的念头。但毛泽东的权力继承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华盛顿，他们也同样有成为华盛顿的历史机会。真相与和解同样重要，揭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仍然是重要的，但揭示真相要与仇恨划清界限，揭露真相是为了面向未来，激发仇恨则不利于未来。
   
   面对和处置毛主义的遗产是无法回避的，但谈不上是当务之急。今天的各种矛盾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是该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泽东已作古很久，体制依然没有改变，抨击毛无助于改变这壹切。毛泽东不但已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更无法为他之后的30年承担责任。检讨我们自身的行为更有助于影响现实。以为复活毛主义就能恢复社会公平，同以为彻底否定毛主义就能推动民主壹样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通过打倒和消灭富人实现公平，企图用对壹部分人的不公正去实现对另壹部分人的公正，但公正绝不可能只在某壹部分人中实现。毛泽东以极权统治实现社会秩序，虽然在壹定时段内保持了某种表面秩序，但这种秩序后潜藏著极大的风险，以致在其生命行将枯竭之时，它就已趋于崩溃，对自己身后如何实现权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还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接，壹代强人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毛主义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反毛派想象的那样大，没有崇毛派和反毛派在争吵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大。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不是主义，而是利益，是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中国今后的政治是如何明智地处理和填平利益鸿沟，民主政治的顺利实现同样有赖于此。无论是崇毛，还是反毛，或者是想借助毛主义进行社会治理，都不会对现实政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他们实际上都是利用毛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反对既得利益者，或者维护利益的既有格局。
   
   毛主义已永远不会复活。当今的毛主义者顶多只是毛主义不及格的小学生。毛主义是壹个整体，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于壹体，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和官僚集团对首领的绝对忠诚是极权治理的必要基础，绝对的领袖魅力和民众对领袖的狂热追随是极权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后，上述基础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极权治理在中国失去了土壤。虽然邓小平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但毛邓之间的权力已经很难相提并论，邓在党内的强势地位不象毛泽东那样建立在绝对权威之上。邓以其党内、军内元老的身份，以其长期韬光养晦的定力，成为毛之后最有权势的人，但他还是必须同其他主要元老合作共同行使最高权力，新的权力集体通过改变毛主义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性。邓小平对权力进行了大幅度收缩，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即使在1989年之后权力高层壹股不小的力量试图重新加强对社会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邓小平重申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那些愚顽的统治者相比，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知进退，他认识到倒退已不可能，他懂得只能为可为之事。

政治变化的玄机

(2013-09) 在审判薄熙来和抓获薛蛮子嫖娼两起几乎同时发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中，用"成王败寇"的传统观点衡量，两人似乎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败寇。挺薄者不减反增。由于法庭"忘记"了他任意践踏法律的恶行、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和生活的腐化堕落，人们好象也忘记了真正的薄熙来，反而对他的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对他在庭审中表现出来的口才和风度津津乐道。微博大V薛蛮子不可思议地在私人住宅小区嫖娼被警方抓个正著，有增无已的薛粉表明对他的污化效果相当有限，相反，民间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官媒的无良渲染和公权被肆意滥用的恐怖主义。在这两个事件中，过程虽然在掌握之中，结果却已不在掌握之中，或者不完全在掌握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舆论失控，还是民意失控？抑或表明了壹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认清它们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无足轻重。如果归之于舆论失控，对策就相对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就是使用更极端的手段和更强大的武力清理网络"谣言"。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对言论进行严厉控制，不仅对异议者进行劳教让其消声，同时效仿文革"梁效"写作小组组织"肖竹"班子奉旨报道从事"正面引导"，确实让重庆在表面上做到了只有薄书记壹个声音。但控制了舆论不等于就控制了民意，这是古老的政治常识。周厉王弭谤的失败人生使他成为典型的昏君被定格在历史上，成为后世之鉴。控制民意比控制舆论要困难得多，薄熙来制造"幸福重庆"使他收获了大量民意，但"五个重庆"工程所背负的巨额债务使重庆模式根本无法持续，更不可能广泛复制，因为那只会加速经济崩溃的到来。
   
   民间称薄为平西王。历史上的平西王吴三桂曾镇守云贵，抗衡朝廷。在当代70多年大壹统的政治格局中，地方权力脱离中央统壹部署而自选政治动作，自该政权成立以来，薄领导下的重庆当局是第壹次。尽管他打著捍卫红色政权的旗号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充分合法性，但他在最高权威之外树立个人声威，并在短期内声名雀起，对现有权力格局是个很大危险。薄熙来的壹时成功是政治变化的明显征候。核心权力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无所作为，缺少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薄作为地方大员得以迅速显赫的原因。

   
   观察家们把审判薄熙来同32年前审判"四人帮"联系起来，产生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后者是壹次王寇分明的审判，几乎没人怀疑正方代表正义和真理，反方则是邪恶和谬误。对薄的审判本来以贪污、受贿罪指控他，却让很多人相信他是个非常难得的清官和政治家，他们的理由和逻辑具有荒唐的正当性：在当代衮衮贪公中，薄被指控贪污的2000多万元不过是区区小数。
   
   王寇对立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秩序。王与寇壹清二楚，真理与谬误泾渭分明，这就代表著稳定。王具有不可挑衅的正统地位，寇是毫无疑义的乱臣贼子。王与寇势不两立，它们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没有敌，就无所谓我，没有寇，也无所谓王。敌我永远斗争，永远交战，王成寇败，就是政治。从成王败寇到王成寇败，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转换，王不仅是武力之王，还必须是真理的垄断者和对政治话语权的绝对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壹个重要方面，是定义敌与我的权力，是决定谁是敌寇的权力。壹旦各种武装势力崛起，寇自称为王，王、寇之间的鸿沟就开始消失，进入王不是王、寇不是寇的时期，它不但表明王的物质力量开始衰微，也表明王的精神权威开始衰微，这个阶段就是历史的大转变时期。
   
   从审判"四人帮"到审判薄熙来的32年中，最高权力班子已四易其手，年老的壹代离开，相对年轻的壹代上台，相对年轻的壹代又成为年老的壹代离开。这个期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应变之道依然没有变化。
   
   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没有变化，政治的重要变化之壹是政治的绝对话语权发生了变化，民间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话语。在执政党看来，这是思想和认识的严重混乱，更值得担忧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已非壹日。"逢中必反"，民间舆论公开与官方唱反调，是近几年网络舆论的基本特点。党内认为，这种舆论失控状态表明党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思想和认识统壹到党，统壹到最高权力，这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因此党必须夺回舆论的主动权，守住意识形态阵地，重新统壹认识统壹思想，保持党不容挑战的精神主导地位。
   
   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历史上，32年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变化？
   
   当洪秀全在南京做天王的时候，他的天王地位还停留在自封阶段，老的王在对天王在加紧剿灭。虽然天王壹度拥有数十万大军，把朝廷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横行中国南方数省，离真正的王却仍然非常遥远，他没有脱离寇贼的地位。可就在他失败32年（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壹个无名之辈，壹个没有壹兵壹卒却壹心从事武装暴动的人，不费壹枪壹弹就成了王，在野的王。
   
   他就是孙中山。1896年，对孙中山的革命之旅来说还只是个开端，他从美国渡海来到英国伦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行踪都已在清朝官员的掌握之中，当他漫步在伦敦街头时，驻英国的中国使馆派人把他诱入使馆，并囚禁起来，打算将这名朝廷要犯引渡回国。孙中山随后积极自救，把自己被囚的信息成功地传递出去，在英国媒体和政府的干预下，中国使馆的计划被挫败了。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被囚禁12天后，自己成为了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
   
   两年前的1894年，他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在会党林立的中国，这实在算不上壹件事。但他是壹个说干就干的人，也就是这年，他在会党等军事组织中运动了数百人准备广州起事，以期点燃推翻政府的星星之火。由于军事计划泄密，行动尚未开始就已经失败，孙中山的唯壹收获，就是他成为朝廷通缉、必须要尽快除掉的犯人。
   
   从实力上看，这时的孙中山几乎微不足道，在他发动军事行动时，兴中会的会员只有153人，且人数分散，在夏威夷入会的112人，香港入会的11人，横滨入会的1人，广东地区入会的29人，他们差不多全是广东人。以实力论，孙中山显然不能与洪天王相提并论，孙却轻松获得了革命领袖地位。
   
   这个32年，中国政治变化之大史无前例。
   
   太平天国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壹次农民起义，也是最后壹次传统的农民起义。它建立了新的政权。在这壹传统模式中，新王的诞生是同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权、掌握了历史的叙事权相联系的，只有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才能掌握历史的叙事权；只有掌握了历史叙事权，才能为后世书写壹部王的历史。洪秀全还没有机会书写历史就已经垮台。兴中会与过去所有以建立新王朝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军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秘密会党都不同，这在它的入会誓词中表现出来了。其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以建立共和为旗帜，是孙中山区别于先前造反者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第壹个根据西方政府模式改造中国政治的方案。同过去建立王朝政府的目标相比，共和政府的目标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性，它很快获得了中国多数精英的认同。
   
   清政府有了壹个真正可怕的敌人。洪秀全这样的敌人纯粹是军事上的，孙中山这样的敌人却是道义上的。对付军事方面的敌人，就是动员和组织比对方更加强大的暴力进行军事打击。对付政治道义上的优势敌人，清政府继续采用暴力镇压，结果适得其反，它越镇压，就越暴露出自己的野蛮和反动，在世人心目中，它就变得更加可恶，更加不可容忍，清政府才是寇，而被镇压的壹方则代表正义，希望和未来，是真正的王。尽管政府也挖空心思要从道义上把孙中山涂黑，称他为疯子，甚至可笑地在他的名字上动手脚，把孙文写成孙汶，比喻为洪水猛兽，但都丝毫无损于孙的英雄形象。有研究者称，如果不是清政府对孙中山的狂热关注，不是在1896年企图把他从伦敦绑架回国，孙中山注定要从此销声匿迹。
   
   清政府失去政治定义权。清政府用自己的失败成全了英雄的事业。
   
   社会变迁中隐藏著政治变化的玄机。孙中山是当之无愧革命领袖，他看清了这种玄机，看到了清政权落后、腐朽的本质。他在1897年的壹次谈话中就提出中国革命将是壹场人民起义。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的革命策略就不是象洪秀全那样采用传统的造反方式，即组织庞大的军事系统攻城略地，而是发动人民起义。他领导的革命力量壹方面致力于宣传和鼓动革命，壹方面组织小股武装暴动，用小股暴动点燃反清火炬，进而引发全国性暴动，壹举推翻帝制。事实证明，他的策略获是非常成功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壹场雪崩式的政权跨塌事件。
   
   政府方面当然壹直都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只是没有成效。在政权进入深度危机的时候也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但恰恰又是最没有人才的时候。王朝在连续多次世袭和传承后，最高领导集团的平庸化不可避免。洪杨造反时，虽然其势甚猛，但应对壹场传统的造反，朝廷这时还有人才可用，壹批文人出身的将领凭著传统智慧解决了危机。但到了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府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危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归结到底这是壹场专制政权面对立宪革命的危机。如何化解危局，传统智慧已不适用，可朝廷仍然沿用张之洞等改革派使用的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套说辞抵制立宪共和，直到1905年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政府才终于认识到只有主动立宪才能消弭立宪革命。在慈嬉活著时，她凭著几十年经营起来的权势还能维持对局面的控制，她壹死就出现了中心权威的塌陷，平庸的皇族成员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应对却屡出差池，犹豫时，显得寡断；果断时，则显颟顸。内无贤能，外无对策，王朝油尽灯枯，无力回天。
   
   失败是所有专制独裁的宿命。王寇对立、敌我对立的政治有致命的缺陷，它自身就包含著失败的种子。王的绝对性致使了它的必然失败。世界壹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权力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的、生命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为周期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表现为对自我之外的他人权、他人利益的尊重，绝对王权则否定相对性、周期性，它惟我独尊，以"我"为中心追求权力的永恒，追求江山的千秋万代。它违背了自然规律，它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因此“我”总是有敌对势力，而且敌对势力不断增强，越来越难以驯服，他们之间水火不容的斗争常常演变成残忍、野蛮的厮杀。
   
   智慧的、有反思能力的人类创造了壹种文明而优雅的政治。既然权力竞争不可避免，那就改变竞争的方式，避免相互残杀；既然绝对王权必然失败，那就寻求相对王权，而不要壹条道走到黑。两种方式改变了彼此厮杀的政治，壹是把真正的王权交给壹套规则，也就是宪法，人们只能通过竞选获取有限的统治权，成与败不再是“王”与“寇”的对立，而是彼此包容，成功者暂时为“王”，失败者作为制衡的力量同是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几年之后的重新选举，给失败方反败为胜的机会。另壹种方式是保留“王”的称号，但“王”统而不治，与世无争，因而它也没有任何敌对势力需要消灭。
   
   从拳头政治到选票政治，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壹次政治转型，它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无视和背离社会变化之道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未来就是如何面对恐惧

(2013-09)

人生要处理的贯穿始终、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恐惧，贫穷，伤害，灾难，暴力，失去工作，都能引起人们的恐惧。对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恐惧，就要养儿防老，现代社会是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对疾病的恐惧，使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对暴力的恐惧，使国家建立制度保护公民自由。失去权力，在壹些社会并不会构成恐惧，但在另壹些社会，它却是壹种最大的恐惧，因为权力在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和常人难以想象不正当利益。摆脱各种恐惧，是壹个国家要著力解决的重大制度性问题。
   
   当人们预感到社会即将有壹场大的变动时，就会普遍出现焦虑，不安，恐惧的情绪。它既出于所有动物都有的本能，有如大地震来临之前动物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焦躁和惊慌，也出于人类特有的对不利后果的考量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壹方面，人们对变化充满期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另壹方面又对变化有壹种难以把握的恐惧感。期待和恐惧交织在壹起。患得患失是人性中固有的特性。
   
   对现实的恐惧壹点也不比对未来的恐惧少。经济不景气，找工作是大部分年轻人走向社会最初要遭遇的严重挫折，失业的恐惧使他们更加追求壹份安定的工作，进公务员队伍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就业门路。国家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老年社会的到来和20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畸化，这些都使中年人为老无所养感到恐惧。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在经济整体下滑才刚刚开始就已走投无路。大众对环境污染的恐惧，对食品安全的恐惧，无时不有。言论审查，任意逮捕和关押，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等等，都引起人们的恐惧。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全。
   
   还有，对革命的恐惧。权力主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现有的用人体制既淘汰华盛顿，也淘汰希特勒，因为这两类人都会威胁到稳定，这决定体制内很难出现改革的力量。中国当下实际上存在两套权力运行体系，壹套是公开的看得见的权力体系，壹套是非公开的隐形的权力体系，后者的最大作用就是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就是保证今后继续沿袭以前的制度和治理思路。这样虽然有利于制度和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但社会矛盾会积累得更深、更多、更尖锐。
   
   穷人与富人，官员和平民，战士与将领，贤与不肖，在面对恐惧时，很少有实质性的差别。

恐惧是建立某种秩序的内在动力。在动物世界里，大型的猎食者往往通过集体行动来捕杀猎物和捍卫领地，如狮子和狼，暴力是它们免于恐惧和自我保存的唯壹方式。恐惧推动人类社会的产生。原始社会的人们可以通过家庭和交易完成劳动合作，但当遇到外来部落入侵时单个家庭就无法抵御，恐惧使大家团结在壹起，于是组织起有效作战的军事单位，在统壹指挥下进行战争。消除了入侵的威胁或者征服了别的领地后，军事头领就变成社会首领，军队就是他现成的维持内部秩序的政治工具，依靠家人、亲戚、朋友建立自己的管理团队。对外的征服变成对内的征服，对于被统治者，同外来征服者的战争结束了，同内部征服者的战争开始了。少数人利用恐惧建立统治秩序，多数人屈服于恐惧，然后战胜恐惧，最后建立制度消除恐惧，就是壹部自古至今漫长的政治发展史。
   
   这样就有了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壹类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保持暴力和伤害能力让民众产生恐惧，是维持统治的基石，这也是动物世界里所赖以维系的那种秩序，因此这类社会被称为丛林社会。壹类是共同体成员免于恐惧的社会秩序，即人与人之间不得相互施加恐惧，建立这种共同体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它摆脱了丛林法则，是文明社会。
   
   马基雅维里当然不是第壹个认识到利用人类的恐惧心理能产生强大统治功效的人，但他无疑是最赤裸裸地大胆表达要实行恐怖统治的人。他建议，英明的君主要善于使用野兽的方法，残忍，使用暴力，敢于作恶，背信弃义，但又要努力避免招惹仇恨，因为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他们心怀不满和憎恨，君主就永远没有安全。他在《君主论》这部小册子中，不止壹次地强调，征服者为了防止报复，与其轻微的侵害对手，让其有报复的能力，不如给予最沉重的侵害乃至彻底消灭，使他们再也无力进行报复。
   
   霍布斯也从人类固有的恐惧心理出发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但他的政治目标是消除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和恐惧，他开出的方子是，通过契约建立公共权力–国家，大家把个人权利统壹交给它，然后所有人接受共同的生活准则，和平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每个人得以保存自己。他提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它能消除臣民的恐惧，如果君主不能合格地履行自己保卫国内和平和人民财产安全的职责，其合法性也就消失，就应该由新的统治者代替。
   
   马基雅维里文字版本的恐怖主义政治在法国大革命和世界第壹个红色政权中有了现实的版本。法国国民公会面对奥地利普鲁士的反法联盟和革命被推翻的危险，从开始的对政治对手的审判和处决，变成对国内所有"反革命"和"自由的敌人"的镇压。反革命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革命的敌人。整个革命期间有约5万人被处决。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把恐怖统治推到了极至。十月革命刚刚成功，苏俄就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执行列宁"用非常手段同壹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指示，以巩固新成立的红色政权，随著紧接而来的剧烈动荡的国内形势和白卫军的全面进攻，红色恐怖也达到了顶峰，到1922年，这架残忍的绞肉机消灭了数十万到数百万平民。斯大林进壹步发扬和光大列宁的恐怖政策，他号召"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人民公敌、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1937至1938年号称苏联的大恐怖时期，130万人被判刑，68万多人被枪决。他还对党政军及中央和地方干部进行全面清洗，中央委员的64%和苏共17大代表的56%被消灭。
   
   中国历史上，在经过长期战争和动荡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都会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复兴经济，薄赋轻徭，保养民力，以尽快稳定局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像历代王朝政府那样停止杀戮，而是效仿苏联，开始了向残余反革命–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开战。"反革命"的标准含糊不清，对反革命的认定极为随意，被镇压的人包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还有辛亥革命的元勋，抗日将领，三年内战时期众多投诚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像兄弟党加老大哥那样，中共也给各地下达杀人指标。在1950年到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70万到100万人被杀。
   
   斯大林的大屠杀是在政权和他本人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只能理解为壹个具有反人类本性的恶魔对人类的报复，其他如法国大革命、列宁和中国的革命恐怖可以理解为是对恐惧作出的反应，但用彻底消灭壹切可疑的人保卫所谓自由、社会主义祖国和自身的安全，已经走上了滥杀无辜的嗜血和邪恶之路。为了自由却消灭自由，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却把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人间地狱，为了不使想象中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却先让千百万人头落地。作为自然人，壹个人企图对另壹个人施加暴力和恐惧，由于双方力量的大致平衡将会阻止他采取行动，壹般也不会把事情做绝，但是，当有组织的暴力加之于个人时，那种力量对比上的平衡状态不存在了，对绝对弱势的个人实施暴力和恐吓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而不用担心受害者的报复。但是，安全从来不是绝对的，施暴者也并不总是能使对方彻底丧失报复能力。恐怖革命使所有人都没有安全保障。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被他亲手启动的革命恐怖机器所吞噬，断头台成为他的最后归宿。信奉"法律不能代替恐怖"的列宁在1918年遭到壹次致命的暗杀，在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惧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纳粹德国覆灭，苏联失败，红色高棉垮台，当代世界尤其是受害国家的人民对冷血嗜杀的革命和对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进行了深刻反省，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人类生命和共同人性的高度重视，所有对它的辩护、遮掩、回避，都显得暧昧，其动机都值得怀疑。中国民间壹直没有停止对文革、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思。前不久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死亡，再次引起中国知识界对红色高棉屠杀人民罪行的强烈关注。这些自觉的反思活动，有助于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也有助于中国形成不断增强的懂得克制、尊重普世价值的稳健力量。
   
   对于我们每壹个人，维持做人的尊严的绝对前提是消除不可抗拒的迫害和由此引起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高估自己应对迫害和恐惧的能力。历史记载的慷慨赴死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亲眼所见，但我们通过视频和图片见证了以勇敢、强硬著称"革命领袖"萨达姆和卡扎菲在死亡面前的万分恐惧。当斯大林把他的无情之剑挥向军队最高层时，"元帅们的阴谋"被制造出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壹批在捍卫权力的内战中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高级将领被逮捕和秘密审讯。他们都知道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意味著什么。为了活命，这些战场上的勇士或哀求宽恕，或痛哭流涕，互相揭发，乱咬别人。种种失态之状，将他们身上往日所具有的那种威严壹扫而光。他们的结局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已经决定，他们揭发同事的积极表现不但救不了自己，而且导致了更多无辜的军官被处决。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求助于适当的掩饰来成全自己人性的光辉。正因为恐惧源于我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才需要像婴孩那样很好地加以保护，不使它成为野蛮暴力的牺牲品。用暴力和恐吓考验人性，迫使人暴露出本质中最脆弱的部分，这是反人性的和反人类的。勇敢并不是完全克服了恐惧，而仅仅是在面对恐惧时表现出适度的理智和尊严，甚至是在极度绝望时的最后壹搏。最后的绝望常常使人能战胜壹切恐惧，铤而走险，表现出常人所不具有的极大勇气。我们不时地见识了这种勇敢。单个公民在绝对优势的集体暴力面前完全不计后果，把尖刀刺向城管，冲进警察大楼行刺，在政府大楼实施爆炸，与指挥强制拆迁的官员同归于尽。文革中不堪凌辱、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人们，不少选择死亡结束生命。但这是用死亡战胜恐惧，由于死亡不是人类的追求，这种战胜恐惧的方式不能为自己和人类展现希望。
   
   在世界的另壹个地方，壹些人早就注意到了政府对人民的巨大侵害能力，他们明智地认识到，对于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壹个过于软弱的政府和壹个过于强大的政府都是有害的。200多年前，壹批美国人开始了新的政治实验，他们在英国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政府形式，成功地把政府权力规定在既足以对付外来威胁又不能威胁本国人民的范围内，其基本方法现已众所周知，壹是剥夺政府自我授权的合法性，使人民成为政府权力的唯壹来源，二是把政府权力壹分为三，任何壹部分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必将受到其他部分的抵制。它们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地区组织政府的主流原则。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对人类犯下的罪行，鉴于有的政府对本国人民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暴行，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后，成为自由内涵的新概念为世界所普遍接受。联合国1948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宣言》，申明各国公民拥有的不受国家、集团和个人侵犯的广泛人权。随后，联合国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世界人权事业的迅速发展，已使壹国的人权状况不再仅仅是壹国的内部事务。任何政府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无权对本国人民施暴，无权剥夺本国人民的自由。如果壹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迫害震撼了人类良知，国际社会有权使用战争手段进行干预，更有责任给予其严厉谴责，制裁，以及采取各种方式向压迫者施加压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既不会是台湾和缅甸模式，也不会走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路，台湾和缅甸顺利推进改革是由于当局自动放权，利比亚内战与卡扎菲这样靠暴力起家的疯狂的冒险家分不开，叙利亚统治者则决心为权力而死，他不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权力上，而且把家人的性命也押在了权力上。
   
   中国更不会重复共产革命的老路。激进共产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从俄国输入中国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并没有多少市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欧美的政治思想和政府模式，或其他比较温和的政治思想，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只有很有限的发展。即使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也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而不是投奔共产主义，并很快与打江山的老革命发生了思想冲突。共产主义最后在中国获胜，不是主义的获胜，而是军事的获胜，它的胜利具有很大的历史的偶然性。只要把那些引进的革命词句剥离出去，除了它的外国背景，中国革命就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壹次武装夺权没有什么区别，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完全是军事动员和自身生存所需的策略：在壹个狭小且物质匮乏的空间范围内要维持壹支有效的军事力量，除了掘地三尺式的反复地分配土地也别无良策。新政权的建立以及此后壹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与民众是否接受、是否选择无关，他们仅仅是接受或被迫接受壹个既成事实。中国在经历过激进的革命之后，不但人民在内心里早已抛弃了它，就连执政党也在实践中早已抛弃了它。
   
   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线，自由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最高理解：人类的尊严要求他们不是任意支配的对象，要求他们免于人类自身施加的恐惧。中国古代的孟子理解的人是何等大气、独立–万物皆备于我，又具有何等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们壹直是鼓舞中国人自我修炼、养浩然之气来达到自持自尊的至理箴言。当壹个人超越了贫穷与富裕的缧绁、摆脱了权势与名利的左右，战胜了暴力的威胁，他就自信而强大，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壹个人产生了自由和自主的意识，就会对各种形式的人身和精神控制形成强大的阻击力。
   
   依靠个人修炼达到孟子所说的精神境界的人，即便在整个中国文明史阶段也不多见。但孟子的理想人格在两千多年后却成为普通人的人格，它不是个人修炼的结果，而是制度保障的结果：不是要安贫乐道，而是提升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是要鄙视权贵和金钱，而是保障大众的权利；不是要个人勇于面对暴力，而是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良好的国家救济和全民享有高标准的福利使民众免于贫困的恐惧，免于失业的恐惧。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消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人民免于权势和资本的恐惧。司法独立使每壹个公民除了屈服于法律，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
   
   民众在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前，需要他们去战胜恐惧。但战胜恐惧不是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因为战胜恐惧依然还存在恐惧。消除恐惧，让所有人免于恐惧，让所有人的人性展现最光辉的壹面，社会才会展现最光辉的壹面。革命政权由于不是消除恐惧，而是像王朝壹样把秩序建立在恐惧之上，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通过发动"革命群众"打击另壹部分反革命群众，给了很多底层的人们壹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但只要这种空洞的胜利带来的新鲜感过了保鲜期，革命的热情过去，他们就会感到厌倦，革命也就完成了祛魅，社会治理也回到常态，回到传统的官僚制度中。革命群众已经退场，革命群众和阶级敌人的对立也已经退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回到现实生活。
   
   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画卷又真实地再现出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古老的治国理政格言又成为今天的政治指南；"官逼民反"，传统的历史叙事成了当代的现实。官与民经常性的利益冲突使当局的"得民心"工程几乎变得徒有虚名。维稳的最后阶段，是依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取得某种力量的平衡，也就是相互恐惧造成的平衡，被统治者慑于统治者的武力，而统治者也对被统治者的联合心存畏惧。恐惧壹方面使人互相戒惧，分离，壹方面也使人互相靠拢，寻求妥协和共同安全。在平衡没有打破时，社会就暂时保持著稳定状态。
   
   但壹旦进入变革时代，事态的发展就变得难以预测，博弈各方所有人的恐惧将增加到最大程度，具有同样恐惧的人为了安全会在关键时刻迅速地、自觉地联合起来，这是他们战胜恐惧的重要方式，这时，人民的意志和数量优势就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清朝在被推翻的最后几年里，各种反清力量完成了最后的联合，不但革命的各个派别已联合起来，革命者和立宪派、改良派也联合了起来。1991年，苏联高层领导人发动8.19政变，企图利用军队夺走人民业已获得的自由。对重新回到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共同恐惧，莫斯科广大市民壹致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拦截军车，而所有参与行动的基层军官也壹致拒绝执行命令。人民的联合使政变者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壹场震惊世界的政变刚刚开始就已经失败。
   
   由于相互恐惧而导致的妥协和平常常出现在国与国之间，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冲撞将因为相互恐惧而始终保持克制。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各自拥有毁灭对方的庞大核武库而采取接触政策，并达成削减各自的核武器条约，维持了世界的恐怖和平。由于恐惧而导致力量较弱的壹方放弃抵抗，则在国内政治中更为常见，要么是又壹次"闹事"或"骚乱"被平息，要么是骚乱成功地改写权力格局，2011年的革命中，中东多个国家的政治强人有的逃走放弃权力，有的就地交出权力。对于民众来说，十次骚乱失败九次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壹次胜利就达到了目的，而对于当局来说，即使成功地镇压了十次骚乱，但如果第十壹次失败了，前面十次成功也没有意义。
   
   如何处理面对的恐惧，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后壹段时间内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核心是怎样消除权力带来的恐惧，同时也消除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

温和派与极端势力的博弈

(2013-09) 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始于群众登场，终于群众退场。群众登场是对旧秩序发起最后壹击，原有的权力体系瓦解，而群众如果不能及时退场，或者退场后又有重新登场，那接下来的混乱就在所难免，埃及只是最近的壹个例子。
   
   由于民众长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无权过问，壹直在政治上被代表，壹直逆来顺受，默无声息，壹旦政治禁忌被消除，广大民众将以空前的热情投身政治之中，形成全民政治的洪流。我们看到这种政治洪流正蓄势待发。
   
   研究二十世纪60、70年代拉美民主进程的人们在壹个相似但主角不同的问题上破费心思，就是军队上场后它如何重新回到军营。军队曾是引发那里政治变化和权力更替的主要因素，只有当军队退出政府和回到军营，民主转型才会成为可能。

   
   群众退场的方式有多种，军队上场，或者是希特勒上场，或者是曼德拉上场，还有是，新规则生效和新秩序建立。

 关于社会变革，政治领袖是壹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经验表明，社会转型可以是有政治领袖的转型，也可以是没有政治领袖的转型，而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和最后环节，是以民主方式产生出政治领袖–虽然可能是较弱意义上的领袖，它表明变革转型期的结束和新秩序的最后确立。埃及正是在最后这个环节上没有取得成功，它的民主转型出现了重大意外和挫折。
   
   政治领袖的存在，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变革中的社会的复杂局面，也使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程度得以减弱。群众上场和大规模街头行动通常是促使大变革发生和成功的重要驱动力，同时群众的及时退场又是新秩序顺利建立的重要条件，持续不断地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将导致新的冲突和运动激进化壹个根源。这时，政治领袖就是壹个符号，代表公正的符号，又是壹种令人信赖的建设性力量，人们普遍相信政治领袖能够作为自己的代表，而政治领袖也必须尽快建立起符合大众利益的新秩序。
   
   人类社会对政治领袖的需要是自始至终的。在组织化的生物世界中，权力集中和领袖的存在是壹种普遍现象，这不但是因为在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上的集中决策和统壹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因为争夺权力是动物的本能。
   
   但领袖人物出现需要某些社会条件。壹个社会在进入各种矛盾和风险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的非常阶段后，明智而冷静、谨慎又不失进取的治理尤为重要，但也尤为难得。在重大危机前保持运筹帷幄的镇定需要很大智慧，可更为常见的则是只顾眼前利益的仓促决定，简单化地、不计后果地权力使用，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甚至可能采取失去理智的行为。在体制之外，政治上的异己力量视为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刚刚抬头就被清除，而在体制之内，顺从即所谓政治可靠，是获得重用的第壹标准，也很难产生真正的领袖人物，有领袖之才的胡耀邦能够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特殊时期出现的特例，但又终于不见容于体制。
   
   转型时期的政治领袖与平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历史作用更重要，历史地位更突出，产生方式也多有不同，他们的领袖地位往往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富有勇敢和牺牲精神的历史开创性工作。他们不是打天下的乱世英雄，而是挑战强大专制者自愿受难的英雄，极少有人面临被监禁的风险去竞争领袖头衔。还有为数很少的人是由于历史机缘被推倒改变历史的位置上，由于顺应时代趋势，成为开创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他们不但是旧时代的终结者，也是新秩序的引领者和建立者。他们的重要性体现在为社会和平转型和变革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保障，这方面只要想想华盛顿之于美国革命、曼德拉之于南非废除种族主义制度、叶利钦之于1991年的俄罗斯就够了。
   
   他们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是实现社会和解、确立新秩序的值得公众信赖的人物。旧秩序被打破后，原有的利益冲突不仅不会被立即消除，而且可能加剧。壹些既得利益者不甘心失去到手的利益，原来被压制的各种利益诉求纷纷提出，利益分化加快，政治上的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冲突不亚于反对派同专制政权的冲突，在转型时期，极端主义的强硬派比温和派更能吸引那些心怀仇恨的民众，但是也更危险，是复活威权主义的主要势力。迅速地结束混乱，把社会纳入新的制度框架中，领袖的权威这时能发挥重要作用，大众相信他的智慧，相信他的正直无私，人们愿意聆听他的教导，听从他的建议。华盛顿的在场，对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顺利召开和协调独立各州的利益矛盾是决定性的，曼德拉带领新南非化解了黑人对白人的血海深仇，成功地走上了种族和解的道路。
   
   这类领袖人物的卓著声望和力量与权力没有关系，他们在长期岁月中献身于大众利益，其人品无可非议，其威望毋庸置疑，人们几乎无条件地信任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源泉。叶利钦是另壹类领袖人物，时势造英雄，他们可能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虽然众望所归，成为深受欢迎的政治家，但其品质还有待于证实，民众不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们，他们还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需要进壹步赢得公众信任。叶利钦作为苏联时期的共产党高官在当上民主俄罗斯总统后，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不同于苏联时期党的总书记或州委书记，经常对自己进行"民主惩罚"，以显示他接纳异议和批评的宽宏大量。缅甸总统吴登盛不像叶利钦那样是壹位民选总统，他是在他担任总统职务之后才努力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他要向民众表明自己不是派别（军方的）代言人而是全民领袖，为此，他释放政治犯，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开放议会选举，领导缅甸告别了军人独裁政权。
   
   变革时代的政治领袖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他们或者有著旧的专制主义烙印，或者对专制主义有著特别的仇恨，他们都必须向公众展现完全不同于旧统治者的品质。这些品质包括：包容，即包容不同意见，包容各种利益，包容对自己的反对；超越派别利益，即他们不是置身于利益集团之中，不能使自己自己所属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克制，即克服自身弱点，完善个人品德；以及最后壹方面，行动，即表现出强大的行动能力。
   
   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才能成为大变革时代有强大感召力的政治领袖，他们属于全民，是全民利益的代言人，这也是他们区别于派别领袖的方面。某壹派别或利益集团的领袖要成为全民领袖，必须从派别利益中脱身出来，埃及的穆尔西在成为埃及总统后没有能超越他所属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他始终只是自己党派的代言人，他站在党派的立场，牟壹党壹派之利，而不是站在全体国民的立场上，这使他事实上丧失了总统的资格。利益派别的领导人不是政治领袖，是因为他们不会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的仲裁者，而是为自己的派别利益服务。为了本派别排他性的利益，他们必须钳制言论自由。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言论自由恰恰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言论自由本身就是壹项重大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保持创造活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壹个不能超越派别利益的领导者，不具备政治领袖所必须要有的公正和对各种利益的包容，因为他为了本集团的势力必然要排斥和打击其他势力，尤其是在他看来是与本集团作对的势力，因此他也不可能是民众信赖的领导人，不可能是新秩序的稳定力量，相反，他会成为阻碍新秩序的危险之源。穆尔西不但没有给埃及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民主带来秩序，而且直接破坏了民主。
   
   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对处于转型中的社会不是壹件好事，它增加了转型的复杂性，不利于平稳过渡。法国大革命没有政治领袖，任何壹派势力，无论是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还是吉伦特派，都驾驭不了形势的发展，雅各宾派被自己煽动起来的暴力所灭，最后由拿破仑的军队收拾局面。俄国1917年没有政治领袖，各主要政治派别竞争领导权，结果列宁领导的激进布尔什维克党鼓动和迎合群众，利用群众苏维埃组织在革命的混乱中战胜了立宪派、孟什维克等温和派夺取了政权。中国辛亥革命没有政治领袖导致政治上四分五裂，孙中山是南方革命派的领袖，袁世凯则是北方实力派的领袖，他们最终只能兵戎相见，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制度在中国刚刚开始试验就毁于暴力。

薄熙来现象引发了许多人对极端势力获胜前景的深刻担忧。对他的审判不但没有使他身败名裂，反而为他增添了更多的拥戴者。不少人把薄熙来视为当代政治领袖，视为"大救星"之后的"小救星"。他利用民众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对实现不公的愤恨，对贫富差距的不满，以打黑、共富为旗号，展示自己的铁腕治理。薄在重庆有著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壹点不用怀疑，在全国有多少支持者不能确切知道，但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政坛最有人气的高官。在其任职的地方，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工作非常努力，是个工作狂。只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才能为他提供超强的工作动力。其政治抱负的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他的政治局同僚和他的"红二代"兄弟。支持者期待他东山再起，有壹天能像他治理重庆那样全面整治中国；反对者害怕他有壹天卷土重来，"文革"时期和薄熙来治理重庆期间的极端主义把中国再次拖入苦难的深渊。在支持者眼里，他壹心为了人民的幸福，不向恶势力屈服；在反对者眼里，他根本没有政治领袖所需的个人品质，他的"唱红"体现了他的派别立场，他的"打黑"是地道的黑打，制造冤假错案，捏造罪名，构陷律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对薄熙来利用群众力量咸鱼翻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希特勒就在那里。列宁就在那里。希特勒利用德国壹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遭受战胜国制裁的处境和民众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充分发挥自己鼓动天才，获取了统治德国的权力，政治赌徒在群众的狂热支持下成为大独裁者和战争狂人，把德国送上了通向毁灭的道路。薄熙来掌握群众的本领，把握政治的直觉，出色的鼓动能力，在重庆和在法庭上都已有所展示。他似乎只需要机会，他的机会似乎在隐约到来。对薄熙来的支持在社会上俨然成为壹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但表明官方对他避重就轻的审判其效果适得其反，而且表明极端势力在当代中国已经有了壹定的现实土壤和群众基础。
   
   极端主义在人们生活安宁的社会没有市场，长久的社会苦难和绝望，广泛蔓延的愤懑，这些都是滋生极端主义非常适宜的环境。被称为"毛左"的极左壹派近两年有明显地复苏和抬头之势，他们将是中国极端主义势力的基本群众。时机壹到，底层社会积蓄已久的愤怒和仇恨就会倾泻而出。群众需要复仇，需要破坏旧世界，当闻到血腥的味道时，被任意压迫、被任意侮辱的人们会感到极大满足，这时的群众对节制行动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厌烦，他们需要敢作敢为的领袖实现他们的目标，最能打动他们、吸引他们和获得他们支持的，是最能迎合他们、最有煽动力、敢于蔑视壹切规范的政治强人。群众把独裁者作为解放的希望迎接他的统治，接著便成为独裁的祭品。俄国人1917年听信了"壹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蛊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要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忍受无所不至又不可抗拒的权力压迫。不幸的是，狂热中的人们通常会失去起码的现实感，更不可能保持这份清醒的历史意识。

时局的发展看上去对极端主义有利。越推越高的房地产泡沫，惊人的地方政府债务，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壹场惨烈的金融危机；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萎缩，实体经济不景气，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把几乎没有生活保障可言的大众推向深渊，这样的情形似乎还嫌不够险恶，养老金空缺形成的巨大黑洞，不断恶化的环境，腐败持续深化，普通人那点微乎其微的福利眼看不保，并且还在继续被掠夺，生活处处充满危险，大众已经完全没有安全感，各个方面都在为这个极富爆炸性的社会添加烈性炸药。
   
   摆在眼前的政治风险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防止极端势力在中国形成气候应该是维护社会安宁的壹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但是当局却在以30年来最大的力度打击民主，视民主为现政权最大的威胁。宪政民主派希望在尊重现有宪法的基础上推进国家的自由和民主进程，向宪政民主亮剑，向普世价值亮剑，实际上是向中国温和的建设性力量亮剑。在所有政府组织形式中，宪政形式肯定是最温和的，苏式社会主义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政府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强人政府要打击异己，而宪政没有自己要打击的敌人。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和法律下的人人平等是宪政的根本目标。当被认为是温和改良派的王功权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抓捕时，人们看到了没有底线、没有节制的逮捕行动正在力图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国温和变革的因素。
   
   对微博大V薛蛮子的处理与对薄熙来的处理明确地表现了当局的危险观，对前者的处理是把小事放得很大，对后者的处理反之，是把大事化得很小，认为薛蛮子这样转发、传播微博言论和信息的人才是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这些极端做法是对极端势力的鼓励，也是为极端主义营造氛围，制造时机。对温和派多壹分打击，极端主义就多壹分力量。在谈论社会转型时，人们壹般把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看成是两大主要威胁，但在中国，上述两股势力极端缺少适宜的条件。世界上很少有壹个大国象中国这样民族成分既多元又单壹，它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却占绝大多数，极端民族主义难成气候，而在宗教意识淡薄的中国社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更是无源之水。由于历史的原因，壹说到中国社会变革乃至发生突变，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全面暴力对社会的破坏。
   
   中国到了必须正视政治极端主义的时候了，它带给中国的可能仍然壹个红色中国，就江山没有改变颜色这壹点，也许是让壹部分人感到满意和安全的原因，但它真正使人恐惧的是血色，它对所有人都是无法躲避的危险。

世界上研究社会转型的人都把专制和民主的对决当作转型期的基本矛盾，或许在某壹天人们将突然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缺乏政治领袖的情况下，极端派与温和派成了最主要的博弈对手。极端派将战胜温和派吗？
   
   没有政治领袖的社会转型同样有不乏成功的例子，独联体国家除了俄罗斯，都是在没有政治领袖的情况下完成了社会转型的，东欧国家除了南斯拉夫被民族主义势力所撕裂，都实现了平稳过渡，而南斯拉夫本来就是二战后共产主义势力不顾民族现实强行推进的产物。韩国和台湾更是我们所熟知的典型。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包括1000万人签名运动），韩国当局被迫接受民众要求进行总统直选，在1987年的大选中，是旧统治集团的成员卢泰愚当选总统（他答应直选总统），而不是著名的反对派民主人士金大中和金泳三，韩国从此进入了民主轨道。蒋经国在临终前放弃了壹党专政，他去世后的台湾已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但这并没有妨碍台湾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社会各主要政治派别遵从壹套共同的规则，是确保转型成功的根本。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领袖的作用其实就是引导变革中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派别遵从壹套共同的和平规则，由于他们对民众的特殊魅力，在说服社会遵从共同规则方面，政治领袖能够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但政治领袖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在没有政治领袖的情况下，社会同样可以实现在共同规则下生活，只要这套规则有足够的合理性，就可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共同遵守。
   
   社会的自我组织功能与社会壹样古老。武力也是壹种社会组织方式，但不是自组织方式。自组织是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壹是推举有声望的人即德高望重者负责村社的公共事务管理，推举甚至不壹定是正式的，壹个村社往往会自然形成壹个在公共事务中发言的权威中心，中国古代的乡绅在基层社会就扮演这样的权威角色。壹是由选举产生管理者，大家壹致同意或多数同意把公共权力委托给某人或某壹些人，并服从委托人的管理。
   
   中国的村社政治与中国国家政治在运作方式上遵循完全不同的原则，国家政治建立在武力之上，但村社政治完全不靠武力，而是充分体现了自治原则。如果按照武力原则，那么土匪和强盗就是基层社会的统治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方士绅，也就是村社执政者，按照本地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惯例和规则实际上就是地方法律行使职权，他们在运用地方法时具有壹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能以个人的任意意志从事管理和调解纠纷。也正是因为他们为人公正，不滥用私情，才会受到村民的信赖，在村社事务中获得了高于壹般人的发言权。这也表明，热爱和平，不走极端，而不是偏爱暴力，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就像生物体自我愈合伤口的能力，与生俱来，没有这种天然的自我愈合能力，生物体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壹次小的感染都可能置之于死地。社会自我组织成为可能，其原因在于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遵守规则的意愿。规则意识是人的社会化壹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壹大优势。
   
   对全面暴力的记忆是中国人最深刻的集体记忆，仅最近的壹百多年就发生过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都是持久的、全面的、大规模的内乱。但认为历史总会重演是没有根据的。过去并不能推断未来。法国没有反复上演大革命的悲剧，1991的俄罗斯没有重复1917年的俄罗斯，中国的绿林好汉也早已绝迹。反复遭遇普遍性暴力的中国历史正好成为避免重蹈覆辙的经验教训，对普遍暴力的集体记忆和恐惧也是促使集体理性形成的有力动因。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可抗拒，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变化的脚步不会因为过去而打住。
   
   如何解释反复的内乱史和中国热爱和平的文化主流这壹显然的矛盾，事关我们对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如何判断。在微小的局部，中国人从直觉出发找到了权力的获得和使用的合理方法，但这个在局部有效的方法，不能运用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在国家权力上，除了武力推翻暴政，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其他更替权力的规则。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对壹套选举规则还是十分陌生的，它是西方人的游戏，绝大多数国人对它闻所未闻，人数很少的精英虽然对它有所了解，但也对它抱有疑虑，并不真正信任，他们更熟悉的规则和更信奉的规则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我们本土的游戏。
   
   选举规则现在已被大多数国人所接受。农村村委会选举虽然很不规范，甚至只是走过场，但持续多年，选举作为壹套规则已经被农民普遍接受。这套规则不但在局部有效，在全局也同样有效。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形成了有能力运用选举规则的庞大知识阶层，他们将在社会自我组织中发挥中坚作用。
   
   广场政治是获得稳定的民主秩序之前的壹个不稳定的民主化阶段，这个过程越长，建立民主制度的难度就会随之增大。从自发的广场政治到广场政治退潮，是回归秩序的过程，是常规政治的回归。
   
   对中国温和派来说，选举规则代替暴力规则是和平的开始，是成功的开始。对他们来说，不是要急于寻找到自己的政治领袖，而是要为最初的成功建立可靠保障，这个保障就是牢固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制度。选举制度是和平的基础规则，但不能保证希特勒式的人物上台，只有同时建立权力制衡的规则，才能制约希特勒式的人物不能为害，或者不能致使全局性的为害。民主规则是指壹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选举的规则，权力制衡的规则和司法独立的规则。台湾选举产生的第壹任领导人陈水扁可能生性贪婪，但绝对不算生性残暴，如果没有权力制约制度，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贪污腐败并能继续腐败，就必须无止境地扩展权力，消除反对，直至完成绝对独裁。
   
   良好的规则胜过英明的领袖。
   
   遏制极端主义势力不仅是温和派的事情，也是所有不希望看到国家跌入深渊的中国人的事情。避免极端势力上台不是靠维持现状，它只能事与愿违，因为所有维持现状的措施都将转化为新的政治风险。没有人可以阻止社会前进和发展，但人们可以趋利避害，对当局而言，无非是顺势改革，避免中国出现最坏的局面，也避免自身利益出面最坏的情况。放弃以为壹切都在把握之中的虚幻念头，当洪流到来之时，所有人都身不由己。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未来的走向，能够准确判断的是，黑云压城就是暴雨将至的信号。大炮也许在人工降雨方面会起到些许作用，但大炮到底无法驱散饱含雨水的沉沉乌云。

制造对抗是壹步险棋

(2013-10) 中共“十八大”的权力交接是它执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大会闭幕的那天，七常委非常意外地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出场亮相。这既不是壹次盛世时代的接班，像道光那样上承乾嘉之世，也不是壹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壹次接班，像邓小平那样有毛泽东留给他壹个百废待兴的中国。清王朝在经历了乾嘉盛世后，已是极盛而衰，各种危机隐约可见。官僚体系在乾隆时就已深度败坏，使嘉庆壹上台就必须进行改革，撤换和清理和珅的权力网络。对王朝更具破坏力的，还是在南方四处蔓延的秘密会社和北方白莲教的反叛，也是朝廷最大的隐患。不过，在道光继承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仍然多于负债，但新皇帝遇到了其父辈完全不曾碰到的情势，即来自西方的侵略，对此他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准备。如何对付“英逆”成为道光壹朝最头痛的问题，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守势，非常被动。就在他死的那壹年，壹场大叛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动摇了帝国的根基。邓小平的幸运在于，毛泽东留给了他广阔的治理空间，物资供应全面短缺，政治运动使人们身心俱疲，只要停止抓革命，放松社会控制，实现政治和生产的正常化，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就能大获改善。虽然经历了文革，但权力的根基还没有受到大的损害，甚至十分牢固，对邓小平来说，天时地利人和壹应俱全，真是壹个制造盛世的极佳机遇。事实上也的确制造了盛世，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约30年间，中国可以说是壹个传统意义上的盛世时代，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
   
   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治理20余年，既是这个盛世的顶点，也是这个盛世的转折，转捩点出现在胡温班子的第二个任期内。到“十八”大召开时，天、地、人各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2008年为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迷，天时不利。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大举进入带动起来的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不再廉价，世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已不在中国，地不利也。在“闷声发大财”的思想主导下，官场腐败难以想象，超出想象，权力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大众对官员的恶评充斥于互联网，官民严重对立，失去人和。
   
   威权的稳定是有代价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矛盾的积累，并延迟解决的时间。在权力斗争中是没有“人和”可言的，这里的规则要么是服从，如毛时代对毛的权威的顺从，要么是依靠实力平衡，在绝对权威消失后，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是权力均衡的结果。毛泽东威权的稳定以刘少奇、林彪死于非命、“四人帮”身陷囹圄为代价，其积累的矛盾由他的后继者消化。邓小平威权的稳定以胡、赵下台和89年“群体”事件为代价，江、胡为了稳定，在政治改革上无所作为，权力放任自流，疯狂寻租，使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胡温班子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把握了真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措施，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对眼前稳定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同上届班子壹样对不满的民众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和谐”也成为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词语。

   
   新班子仍然走自毛以来的威权路子，但其面临的问题比毛以来的任何威权领导都多，而且多得多，说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还不止是过去30年累计而成的，而是过去60多年中累积而成的，自毛至邓，至江，至胡，旧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切割，也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新的继承者不只是继承前任们的全部权力，而且也要继承他们的全部问题。毛有开国领导人的特有的权威，这是他无与伦比的优势所在，如果不是他异想天开的个性，真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潇洒：久经战乱的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有刘少奇等壹批务实的干才主内，有周恩来等壹批擅长外交的人物主外，都极其地忠诚于他，听从他的调遣。但他喜欢对抗，他的好斗与生俱来，看上去他总是斗赢的壹方，总处于对抗的上风，可世上从来没有只赢不输的游戏玩家。1971年毛在南巡途中出其不意地向林彪亮剑，在结束南方之行回到北京时还觉得稳操胜券，就在决战的最后时刻玩出了天大的意外，副统帅和接班人出逃。林彪死于他乡，而毛泽东也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壹次打击，不但他那顽强的身体被击垮了，而且他发动的文革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失败。在这场对抗中，没有赢家，毛同样输了。毛林对比，毛的力量太强大了，壹个号令全国，壹个是怕光怕风、深居简出的病夫，但再强大的力量也有弱点，有缺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林彪弱势但倔强，顶住毛的压力不做检讨，无论如何这是毛不能容忍的，他必须永远正确，是永远的胜利者，但这次，自己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再不能所向披靡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对毛的壹次公开反抗。
   
   邓小平执掌大权时条件得天独厚，本来在毛时代就应该与民休息，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邓小平身上。邓所面对的民众刚刚从长期封闭中走出来，多数甚至还没有走出来，对绝对权力的认同度依然很高，这是邓继续威权治理极为有利的社会因素；在权力圈子内部，邓虽然没有绝对权威，但享有较高的权威，是毫无疑义的第壹执政官，在内部，没有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他壹度满意地看著西单民主墙支持自己的言论自由，并支持这种自由。当然他对民主自由的容忍也到此为止——止于对他的支持，他绝不能容忍对他不利的自由和民主，但他尽量不去主动扩大社会对抗。江、胡二人作为邓小平指定的继承人谨守邓的遗训，所谓“壹心壹意谋发展”。天时尚在，中国经济才刚刚起步，正好又赶上了世界经济景气周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即将迎来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期和土地财政的盛宴。发展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政治上转圜腾挪的余地，但他们已经不能靠权威来保持权力和实施自己的政策，而要靠权力的平衡和妥协来应对权力挑战。但平衡的难度显然越来越大，到胡温后期权力斗争已经表面化，威权主义路线已经难以为继，薄熙来事件公开暴露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平衡差点就要被打破，它对高层带来的震荡超过了“四人帮”被抓，这也预示，今后权力内部的平衡将更为脆弱。
   
   “十八大”的新班子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复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社会对抗加剧是壹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政治认同的程度为中共执政以来最低，政治权威持续衰减，权力无论在内部的凝聚力还是对社会的凝聚力都相当不足。现在治理者不但不能依靠经济奇迹为政治提供支持，相反要为经济摆脱泥潭提供动力。壹句话，在新班子接手的资产负债表上，净资产日见其少，负债日渐增多。这不是壹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是壹种风险已累积到极高的情势。
   
   从目前表现出来的治理思路看，新班子采取加强权力的方式进行应对，它隐含著这样壹个判断，即造成当前权力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权力使用力度不够，是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不久以前，官方发起了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攻击，使人联想到邓小平时代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反对的范围更加宽泛。接著，大规模地展开了对网络言论的严打行动，抓捕了壹批比较活跃的网民，采用羞辱人格的方式打击微博大V。之后，“两高”出台关于网络治理的司法解释，力图将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空间完全挤压掉，不留空隙。根据该司法解释，某壹帖子如果被浏览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500次以上，发帖人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也是根据该司法解释，甘肃壹位未成年的中学生以涉嫌网络造谣被刑拘，体现了当局坚决打击的决心和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执行力。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当权者主动制造社会对抗是壹步罕见的险棋。无论是主观目标，还是客观目标，社会治理都应是把社会引向和平，防止社会被利益冲突所分裂，而绝不是挑起对抗。在民主制度下自不必说，这壹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动态调整利益分歧，这使民主社会富有包容的弹性，不至因利益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家长式治理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防止社会对抗，儒家把这种社会的秩序以及维护这壹秩序的要义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必须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壹旦君不君——君主直接与臣民冲突，父不父——家长直接与子女冲突，家长式的治理秩序就不复存在。
   
   官兵移师互联网，在互联网开辟新战场，意味著现在和将来要比江、胡时期花费更高的成本“维稳”。互联网是个无边无际的战场，这个战场有很多阵地需要占领，如短信阵地，博客阵地，微博阵地，微信阵地，而且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阵地，占领它们中的任何壹个阵地都是壹件非常艰难的事，绝不是占领报刊阵地、电视阵地那样轻而易举，所需开支和人力难以估量。
   
   这还不是最大的管理麻烦。战争宣言已经发出，第壹阶段的战争已经开始，宣战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战争如何打赢，战争如何结束。现在的战略似乎是杀壹儆百。但如果杀壹不能起到儆百之效，下壹步的战事该怎样进行？这恐怕是战场指挥者最棘手的问题。亮剑容易收剑难。从实践来看，自“两高”出台网络涉罪的司法解释，到甘肃张家川县网上发帖的中学生被抓，虽然个别微博大V变得出言谨慎，但总体看，人们壹如既往地发表意见。发表合理的意见，直斥赤裸裸的荒谬，使他们无需惧怕。对体制内的人，吓阻战略会相当有效，对体制外的人，它的作用就小得多。在微博大V薛蛮子以涉嫌聚众淫乱被抓后，有著1600万粉丝的另壹微博大V潘石屹随后也被请到中央电视台出镜，对有司的网络整治结结巴巴地表达了支持，网友们拿他的结巴打趣，并认为他因恐惧而结巴，但在少年被刑拘壹事上，他没有沉默，他及时发出壹条微博：“关注张家川，关注那位中学生。”相对于成千上万的具有强烈自由表达意愿的人，个别少数几个意见领袖的退场，不影响整个舆论场的民间力量，正是由于民间的舆论压力，张家川官方被迫释放被抓的学生，他们刚刚勇气十足亮出的剑，也只好收回。不仅如此，亮剑者随即被网民揭露出各种腐败丑闻，而该县警察头目由于贪污被停职。
   
   前壹段时间的密集打击没有对网民起到震慑作用，这使发动这场网络战争的管理者站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战争的第壹阶段不能取胜，是就此退让，还是使打击升级？刚刚交火就班师回朝，承认失败，这不合情理，加大打击力度才是正常选择。我们设想，把这场战事的规模升到最高阶段，像毛泽东时代“反右”那样全面打击知识分子，临之以高压，加之以剥夺权利。即使做法壹样，效果也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时，壹顶“右派”帽子足以对人造成灾难性打击，不仅在物质利益上是灾难性的，在心理上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可事到如今，估计不会有人在乎“右派”这顶政治帽子了。
   
   壹个两难局面必定摆在眼前：如果进攻，虽然武力依旧强大，但难以发挥效力，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再强大的力量也有弱点；如果退兵，势必导致威胁失效，那些宣扬西方价值观的人、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那些痛恨贪污腐败的人比以前更加大胆地发泄，对抗激起更大的对抗，而这完全背离了决策者的初衷。这看似是壹场针对网络谣言的战争，但其涉及范围极广，中国网民今天已达数亿之多，任何壹个网民都可能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成为网络造谣者，就像被刑拘的中学生杨辉壹样。
   
   以对抗消灭对抗不止是壹步险棋，而且不可能成功。在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中，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战，无产阶级战而胜之，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建立壹个无阶级、无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本质就是既有合作的壹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壹面，人们可以寻求合作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可马克思看到的社会是充满冲突的，并且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大冲突，只有通过妳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消除冲突。但消灭资产阶级并不等于就消灭了冲突，从此就实现了人类大同。苏联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对抗，但官僚同社会大众对抗非常激烈。中国社会主义消灭了地富反坏右的对抗，但大量的群体事件表明，今天官民对抗的严重程度，完全不是当年地富反坏右的对抗可以相比，而且事实上，当年的地富反坏右根本不是对抗的壹方，而只是被镇压的壹方。

马克思为共产革命提供壹种极端主义的哲学和思维方式，即反对合作，坚持斗争。毛泽东把斗争的哲学发展到极点，运用到极致，他的精神遗产今天在继续发挥作用。他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思想的极端性。该文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他高度赞扬了“农会独裁壹切”，为农民的暴烈行动和为所欲为喝彩。暴力革命与极端主义经常有如形同影随。暴力革命者主动挑起社会对抗，说到底还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马克思信心满怀地宣布那样，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光脚的革命者和穿鞋的执政者所面临的任务完全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完全不同。壹个是暴力破坏，壹个是建设。破坏务求彻底，建设讲求适度；破坏在于打败对手，建设需要协商与合作；破坏要鼓动仇恨，建设需要善意。对抗的极端路线在建设中是走不通的。当社会对抗风险很大的时候，合作尤为重要，而不是扩大对抗，当仇恨可能会撕裂社会的时候，善意和协商尤为重要，而不是继续挑动相互间的仇恨。即使像毛泽东那样集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于壹身者，在执政后依然走革命的极端路线，直至发动文革内乱，却至死也没有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公共权力必须善良

(2013-11) 文革结束后，曾经被打倒、吃尽了野蛮批斗之苦的掌权者在再次掌权后痛定思痛，决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于是成为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班子的共识。他们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治理国家不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真实地实行过法治，但也确实想把国家向法律治理的方向推进，使政治和社会逐步变得文明起来。
   
   文革结束30多年了，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法律理应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事情却好像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比如陈永洲以涉嫌损害企业商业信誉的罪名被捕，如果他真是损害了企业信誉，就应该由企业依据法律向提出起诉，交由法院裁决，而不是由政府交给电视台对其大加羞辱。法律和法院，在这里，在21世纪，几乎成为多余之物。壹种惩治的新模式被创造出来，即出于某壹政治需要，先是锁定壹个对象，然后实施抓捕，逼其认罪，让他身穿囚犯号服出现在电视上在全国示众，达到羞辱人格、彻底摧毁个人自尊自信的目的。
   
   就“示众”而言，此举并无创新，文革中就被广泛使用，枭首示众更是古已有之，对当事人是法外惩处，对其他人是恐吓。创新之举在于在电视中示众，比起文革的游街示众，电视里示众才能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做到了最大程度地羞辱人格。文革时，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先行抓捕，迫使被抓者自我认罪且罪该万死后，再游街示众或接受群众批斗，对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坏分子”红卫兵和人革命群众更是百般侮辱，野蛮至极，壹些有的人因不堪凌辱悲愤自杀。

   
   如何对待别人，是衡量自身人性的尺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化程度的尺度。我相信，最能表明我们自身教养的，不是文凭，不是学历，不是顶戴的品级，而是我们能不能善以待人。善待他人不是善待家人和亲朋好友，主人和奴仆，而是善待陌生人，尤其是善待异议者。善待对手才能体现人性的高度。壹个人当他挖空心思地想到如何最大程度的侮辱他人，他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侮辱自己，因为充满于心的仇恨使他被恶毒之心主宰了，他不但要置人于死地，还要再踏上壹只脚。中国王朝时代对犯人，主要是政治犯人，往往采取极其残酷的刑罚，下油锅、五马分尸、车裂、凌迟等等，它们最好地证明了王朝政治的邪恶本质，壹个文明社会、文明政府和稍有善良之心的人是绝对想不出如此反人类的刑罚措施，简单的杀戮和消灭已不能满足他们报复欲望，正常的按法律处罚已无法发泄他们的切齿之恨，只有不择手段地毁灭对手。法律、节制和善良，在残酷的政治中成为有害的东西，此中的政治信条是，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明社会和文明政府绝不会把自己交给不受约束的、任意的自我意志的支配。马基雅维利说过，“君主的随心所欲乃系疯狂，人民的随心所欲实属愚蠢”。当代中国人见证了人民的随心所欲，他们毫无顾忌的伤害他人，相互揭发和撕咬，打到他人者被打倒，革命者成为反革命。人类之所以高贵，全由于他们具有自我约束能力，虽然他们的自我约束力并不可靠，但具有这种能力和潜质至关重要。他们完全可能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高等动物，褪去身上的兽性，使自己富有尊严。壹旦他们放任自己，显露出他们本性中最坏的方面，他们就不但毫无高贵可言，而且兽性大发，比任何其他动物都卑鄙无耻。他们的报复心之强烈，相互毁灭的破坏力之大，制造恶行的能力之完备，超过所有的凶猛野兽。法治政府维护法治的意愿，很少有恣意妄为、破坏法治的冲动，与它的成员普遍愿意将自己置于法律约束之下、保持适当的精神高度有很大的关系。
   
   举例来说吧。罗斯福1937年决定利用在上年大选中高票获得连任的政治优势对他认为阻挠改革的最高法院加以大刀阔斧地改组，以年轻化为名要重新任命9名大法官中的6位，他的改革触动了美国宪法制度的基石，也严重冒犯了美国民众素来对最高法院的敬仰之情，最后被国会所否决。美参议院给出的否决总统改革方案的理由有如下述：“法院并非十全十美，法官也不是。国会并非十全十美，参议员和众议员也不是。行政部门不是十全十美。政府的这几个分支以及其下属各机构都充满了壹个个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力图无愧于这样壹个原先是为了全体人民谋求尽可能最大程度的正义和自由而设计出来的制度的尊严与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贬低到使制度运作的人们并非十全十美的标准，我们就是使这个制度毁于壹旦。而如果我们以耐心和自我约束的态度把这个制度保持在原先设想它时的那样高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加强这个制度，并加强我们自己，我们就会使壹切人的正义与自由更加确实可靠。”
   
   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在1949年以“共和国”命名，至少体现了当时获得天下的那个团体的人对新建立的政权怀有某种理想和对普适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尊重。共和原则离开了民主和自由就无从谈起，共和壹词总是包含著大众参与和公民自由的内容。共和的对立面是寡头专制个人独裁。即使这个共和国后来的事实远离了共和内涵，但我还是宁愿相信他们的初衷是建立壹个共和国。对于壹个经过数十年生死战争终于夺去了统治大权的人来说，当初的雄心勃勃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情理之中。而且，毕竟“建立共和”是孙中山、黄兴等上壹代革命者的追求，在民初，共和观念又得以大行其道。我宁愿相信，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极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再也无法顾及共和理想。当年党内的莫斯科派讥讽本土派，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思想与环境以及土壤的关系，同样，山沟里不具备产生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壹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队伍取得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后，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只能是坐天下的特权思想和与之相应的等级观念，不会是其他。天下壹统，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这支队伍，民主不可能从中自发地生长出来。新的话语体系被制造出来，人民要为胜利者歌唱，壹套阶级斗争的话语成为政治日常话语，此后又让位于壹套发展经济的话语，光阴荏苒，共和观念早已淹没在严酷的岁月中，但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却仍然在提醒人们本政权所应承担的历史义务，摆脱义务则意味著权力曾经赖以建立的基础已经丧失。
   
   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今天恐怕没有人敢否定如下断言：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公民或子民的权利和尊严。公民有独立的政治参与权，子民是皇帝陛下的被统治者，俗称老百姓。无论是公民、子民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纳税人为何纳税。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纳税人的税不是为了养活壹批人让他们掠夺自己，摆布自己，凌辱自己，不是为了供奉壹批人养尊处优，不是为了使壹批人有充足的公款可以吃喝玩乐，摆排场显阔气。他们纳税仅限于他们保护自己权益所需的成本。需要警察维护秩序，需要法院受理诉讼和公正审案，需要国家领导人对外代表国家和国民。这些机构及其成员绝无权力向他们的衣食父母开战。由于政府依靠纳税人得以存在，它就不能为自己而存在，它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在仲裁利益争端时必须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政府必须对所有人保持善意，壹视同仁，政府没有自己的敌人和敌对势力，为此，宪政和法治对它来说就是壹种绝对必要。利益中立的政府从不直接给国民定罪，因为这只会使它失去公正立场，更不可能把国民作为打击对象，政府的惩治只能是法律的惩治，只有法律才能给国民定罪，与此同时政府也受制于法律，这样，政府才能始终是国民权利和尊严的保护者，政府在受制于法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使自己的形象保持在壹定的高度上，比壹个目无法纪的政府，在国际上有更加良好的形象，在国内更有力量。
   
   政府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情形就大不相同，这时，它就会是壹个为了自身存在而存在的利益实体。有利益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需要打击和消灭。因此，它不可能处于不偏不倚的利益仲裁者的地位，它也不可能成为全体国民利益的可靠保护者。只要有了自身利益，就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把保护自身利益作为它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标，在此过程中，它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同方面的敌对势力，有文化上的敌对势力，思想上的敌对势力，经济上的敌对势力，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还有社会上的敌对势力，法律固有的确定性和壹贯性不能适应它随时出击和惩治对手的需要，法律会成为它采取自由行动的障碍，因为它必须根据形势需要非常灵活地打击和直接治罪。
   
   这种非常灵活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常常被人们称为政治艺术，政客们笃信对社会治理要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道，要团结和拉拢壹部分人，以便集中和有力打击壹部分人。艺术之妙在于挥洒自如，打破定势和常规，艺术之美则在于模糊而非清晰，神秘而非公开。因为没有定式，所以张书记栽桑，李书记种李，各搞壹套；因为没有常规，所以想壹曲是壹曲；因为模糊，空话套话就成为政治语言的风格；因为神秘，对外界而言，政治永远是不可捉摸，扑朔迷离。
   
   在法治社会，政治是壹门科学，政治的透明、公开和程序至关重要，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少随意性，必须循规蹈矩，权谋在这里不但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没有活动空间。政客也需要诚实的品质，他需要坦诚地与其同僚合作，更需要坦诚地面对大众，他必须用清晰的语言向公众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政治决策，接受民众的质询，回应社会的关切。
   
   在科学政治中，政治领导人并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绝对重要的是壹套确定的、每个人都可以遵守的程序和法律，他们在壹定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而它的结构与它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是高度统壹的，每壹种权力都有明确的边界和责任，因此科学政治它可以复制，可以壹代壹代稳定地延续下去。艺术政治相反，它没有固定程序可言，政治机构和人员的设置都有很大随意性，艺术政治与政治领导人的个体特殊性密切联系在壹起，它不可复制，只能仿制，但再逼真的仿制品也是赝品。这种政治是不可延续的，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个人品性的好坏，好人当政，则天下有道，坏人当政，则天下无道，社会在有道和无道之间永无休止地摇摆，介于两者之间的便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战乱时期。
   
   科学政治由于有效地阻止个人私利益进入政治，也就有效地防止了政府同民众的利益冲突。政府的利益在于它执行和维护法律，它必须首先自己做到守法。守法是它保护国民的前提，也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壹个不能守法的政府绝不可能成为大众利益的保护者。在守法这壹点上，法治政府与民众有了最根本的共同利益。
   
   政府本著保护国民权利和尊严的善良意愿，保护个人隐私权是它的职责所在。个人隐私已经成为壹项公认的个人权利，保护个人隐私也是社会保持良好秩序、乃至家庭秩序的重要方面，而作为壹个正人君子，也不会去刺探他人隐私，更不齿于心怀恶意泄露他人隐私的行为。美国人最初在法律上提出隐私权是为了反对新闻界对人们生活死皮赖脸的刺探和侵犯，法官提出，不受干扰的权利是壹切自由的开端。

 隐私权包括婚姻关系和婚姻家庭中的隐私权。在现代家庭的观念中，夫妻双方给予对方适度的自由空间，包括交接异性朋友的空间，被认为是明智而必要的，是保护婚姻的必要手段，而使感情破裂和毁坏婚姻最有效的方式恐怕莫过于牢牢控制对方的愚蠢欲望。这基于如下基本的人类事实，即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圣人。圣经里记载，有次壹群人带著壹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找耶稣，说按摩西律法这个女人该被乱石砸死。耶稣说：妳们中谁是哪个没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死她。那些人就壹个个地都退了出去。
   
   壹个有罪的人没有资格审判另壹个有罪的人，只有法律才有资格作出审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和尊严，人类在政府中设置了壹系列的制度和机构，法官站在审判席上，仅仅是因为他执行法律。警察也是其中壹种重要的力量。警察被赋予实施强制的权力，但它的强制力只能被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否则，它就不会是壹种保护公民的力量。据我的理解，警察只有在当壹个人或壹些人已经显然威胁到他人安全和生命，为了及时解除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才有权对壹个公民实施抓捕，这是保护性的必要强制。而薛蛮子和陈永洲都没有威胁任何人的生命安全，也不对公共秩序造成暴力性破坏，不管他们犯有何种罪行，对他们的抓捕完全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违背了保护公民的原则。不以保护公民为职责的警察权力，就会威胁公民权利和自由。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自古至今都扮演著道德引导者的角色。儒家强调政治的教化作用，政府在良好的社会风气养成方面担负特殊责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什么样的政府造就什么样的人民。良好的、与人为善的政府行为，无疑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培育人们善良的性格。在民主社会，选民要求对他们的政治代表有适当的道德水准和某些不同于其他社会角色的特殊要求，选民有理由期待他们的代表具有良好的品行，因为他们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公共重要性。他们自愿担任公职，也就意味著他们愿意且必须接受相关约束。比如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对官员它是壹项基本义务，对其他社会成员就属于个人隐私。在记者、媒体的报道与政府机构包括壹些显赫机构的冲突著名案例中，如美国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件等，法院都做出了有利于记者和媒体的判决，小心地维护著公民言论自由和国民的知情权。
   
   人们也许很难对善良作出确切的定义，但他们不难准确判断什么是善良的行为，它是节制的，守法的，与人为善的。善良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公共权力的立足之本。钓鱼执法肯定不是善良，暴力拆迁肯定不是善良，禁止公民发声肯定不是善良，动用警力控制选举结果肯定不是善良。每壹个不怀好意的举动背后必然有不怀好意的利益。运用公共权力要做到对公民心怀善意，依法办事，只有当公共权力彻底放弃自身特殊利益时才有可能。但是，它还是可以向民众释放善意来逐步解决他们间的利益矛盾，善意是化解矛盾的润滑剂，通过善意协商，双方达成谅解，最后放弃自身的特殊利益，退出利益竞争，走到利益仲裁人的位置上。上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集体曾壹度打算发起广泛的民主协商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但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就由于1989年的政治变故而终止。

谁在抵御西方渗透？

(2013-11) 迄今为止，世界最成功地抵御西方渗透的国家只有朝鲜和古巴两个小国，就东亚四国而言，日本不但最早放弃对西方的抵御，实现“脱亚入欧”，也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在二战后壹分为二，韩国被美国占领，融入西方，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堪称兴旺发达，它的企业成长和充满创新活力让世人刮目相看；朝鲜由苏联占领，三八线成为阻止西方渗透的军事防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它仍然坚决捍卫著自己特色的政权，它的人民苦不堪言，要逃离它都是极大的风险；中国对西方在总体上处于且开放且抵制的矛盾之中。
   
   在近现代，中国离开了西方世界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历史，包括目前的执政党也是西方渗透的产物，对西方的开放和抵制既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何以如此的原因。开放和抵制的矛盾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壹是在壹些方面开放，在另壹些方面抵制，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抵制，在技术上学习，在思想上抵制，壹是在不同时间段内或者开放或者抵制，有的阶段是开放的，有的阶段是绝对抵制的，有的阶段是半开放半抵制的。
   
   在经济上开放是造成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的进入，特别是自由思想、公民权利思想和法治思想的进入，使民众产生了相应的政治诉求，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议题，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是20多年来高层关注的头号政治目标，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现在提到西方就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

   
   清朝覆灭后，国人对西方的态度经历了整体性转变，西方壹词在民初话语中完全是表示正面、积极的意义，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更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不是西方向中国渗透，而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自维新变法开始，引进西方观念以开启民智，就是先驱们改造专制中国的利器，在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民初的中国呈现壹派空前的新气象：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是中国壹次意义深远的思想大解放；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形成于此时，并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民营经济也在2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军事上，中国与西方大国头壹次结成战略同盟，打败了日本；作为二战战胜国，以前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被全部废除。国际上，中国在联合国有了与世界壹流大国平起平坐的权利。延安的共产党人也对美国民主制度作了热烈赞扬，对来到延安的西方人更是热情有加。延安渴望被西方所了解，向西方报道延安的美国记者成为延安的贵宾。延安热烈欢迎来访的美国代表团。无论朝野，普遍的仇外和排外情绪已经消失。
   
   但中西友好融合的日子不长，毛泽东在新政权壹成立就关死了面向西方的大门，作为给苏联老大哥的重大见面礼。朝鲜战争又掀起了全民反美浪潮。此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国国内经历了壹系列近似荒诞剧般的、反科学反知识的运动。国际关系上，在斯大林死后，对西方表现出更加好斗和不妥协的中共领导集团与苏联势同水火。由于中苏交恶，来自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迫使晚年毛泽东亲手启动与宿敌美国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折腾近三十年，无非是再壹次证明中国不能关起门来独立发展，它必须受制于国际关系，中国也不能脱离西方发展。文革结束后，中共新掌权人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鸿沟，感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全面打开国门，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对西方保持警惕。1989年的政治事故之后壹段时间，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文革老调子再次泛起，是邓小平出面制止了少数人煽动的反西方浪潮。邓的务实精神告诉他，在正需要西方技术大力渗透进来发展自己的时候，大造反西方的舆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政治需要西方扮演双面角色，有时它是深受欢迎的，中国乐意向它们显示自己的慷慨，给它们的企业送去大额订单，是拉拢的对象，合作的对象，有时它们又令人十分厌恶，因为它们总要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如提倡人权和自由，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是抵御和打击对象。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发出同西方较量的信号，不能不考虑到此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因为领土问题变得复杂、尖锐的时候，坚持同西方较量，加深同西方国家的不和，是弊多利少还是利多弊少要进行明智的权衡。
   
   其实，较量还说不上。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双方进行角力。同西方较量必须是全球范围内的攻防，因为西方势力的触角已伸到世界很多地区。只有当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才称得上是壹场真正的较量，它们在欧洲较量，在亚洲和美洲较量，也在中东和非洲较量。在自己的国家内同西方较量，无异于同风车较量，因为在国内“西方”仅仅只是作为壹个概念存在，西方在这里并无壹兵壹卒，同西方的概念较量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当然，可以声称在国内找到了西方的代理人，但这显然不是同西方较量，而只是同本国公民较量。从逻辑上说，抵御西方渗透的提法比较准确。抵御是壹种防御态势，达不到较量的层次。
   
   渗透是交流必然要引起的结果，影响力强的壹方向影响力弱的壹方进行渗透，包括思想渗透和文化渗透，乃至政治渗透，今天，这种渗透力在高兴时被称为是“软实力”，不高兴时就被说成是“文化侵略”。在中西交往中，总是西方向中方渗透；在东西交往中，总是西方向东方渗透。语言学习，人员交往交流，图书翻译出版，国家外交往来，留学和学者访问，引进外资和技术等等，都是思想渗透的途径，而如今英语已渗透到中国所有大中小学，无疑是为西方的思想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中国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强化自身软实力，壹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目前已在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设置了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思想渗透就是价值观的渗透，外部渗进只有在同时获得内部的接受时才能形成渗透，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向外输送文化，没有对方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力量是无法向对方渗透的。
   
   以推动民间仇外情绪为策略来达到某个目的，不应该成为国家行为。2012年的反日游行，砸日系车也砸使用日货的国人，使人们感到义和团的阴魂未散。在10多年前的1999年，发生过壹次规模更大的反美游行事件。它们除了能够掀起壹点外交波澜，没有其他意义。如果是抗议，那么由政府提出严重外交抗议比民间意见更能体现分量，因为它有国家实力做后盾，如果是显示力量，它不但微不足道，而且显得滑稽。
   
   从敢于向西方亮剑的爱国勇气来说，恐怕无人能超越慈禧，她壹怒之下同时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十壹个国家宣战，要不是悲惨失败的结局使她显得愚蠢，她壹定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她的勇气不是来自于对实力的理智判断，而是因为她相信民心可用——全国民众同仇敌忾是战胜洋人的可靠保证。当有大臣对她依靠义和团拳民的法术打败洋人的想法表示怀疑时，太后激烈反驳：法术不足恃，人心亦不足恃乎？
   
   民心是本朝的镇夷之宝。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慑服英国人的方法就是招募乡勇和组织民众，因为此时朝廷的正规军纪律松弛，缺少训练，战斗力极差，以之对付国内反抗的民众尚可，用来抵抗英国军队却不堪壹击。这位能干的总督给其后继者交代的驭夷之法就是“民心可用”，道光也坚持认为，“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这里的民心就是指民众的普遍仇外之心。
   
   义和团本是壹个反清复明组织，在西方势力不断深入中国内地、广泛的排外运动兴起后，它在地方官和最高领导人慈禧的诱导、鼓励下，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并迅速向直隶、北京扩展，袭击洋人，捣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外国人是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是二毛子，通洋学、懂洋话、用洋货的中国人是三毛子，都要杀杀杀。王公贵族、士大夫和大批爱国者纷纷加入到支持义和团的行列。义和团拳民自信有法术在身，刀枪不入。进入北京后，他们开始了壹场不分青红皂白的烧杀。朝廷在经过几次御前会议后向西方宣战，手拿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等各式法器的数万拳民与壹部官军直捣东郊民巷的公使馆，尽管人多势众吗，却始终不能攻入只有450名卫队守护的使馆区。后者在坚守近两月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而在此之前，太后就已率领皇帝逃往西安了。史称“庚子拳乱”的义和团运动共造成250余名外国传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教徒死亡。
   
   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是清朝从壹开始接触洋人是就确立的基本国策，鸦片战争失败并没有动摇这种决心。早在乾隆朝，英夷因不肯行跪拜礼就被皇帝拒绝交往。天朝君臣对远在重洋之外的英夷了解甚少，只知道他们形体污秽，贪图利益，不懂礼数，走路膝盖不能弯曲。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向英国人开放五口通商，但当西方人提出向北京派驻使节以便通商时，事情的严重性质使中国政府绝不可答应，因为它将直接威胁到天朝的朝贡体制，乃国之大患，以至于需要另壹场战争加以解决。英法侵略者从广州壹路打进北京，赶走了咸丰皇帝，1861年，中国政府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
   
   太后在发现不可能利用民心和民众力量达到她赶走洋人的目的后，亲手启动了政治改革，反西方的顽固派总司令变成了清末改革的总设计师。太后在1901年指示发布的皇帝上谕承认向外国学习不能与以往壹样之学习表面的语言文字，而要学习“西政之本源”，并指责政府中“庸俗之士多，豪杰之士少”，他们以壹己之私误国误民。中国政府在与西方进行最初几次军事交手后败绩累累，但战争失败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引起改革的行动，文武百官虽然饱读诗书，精通诗词歌赋，长于人禽之辩，对国际事务却全然无知，而且不思进取，他们对洋人除了不断积累心中的仇恨，别无良策。1860年北京被英法军队占领，朝廷由皇帝的弟弟、27岁所的恭亲王主持工作，在他与壹些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推动下，总算开始改革，学习西方的枪炮制造技术。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在同太平军作战期间组建的由外国人率领的“洋枪队”（又称“常胜军”）取得了辉煌战果，深深地体会到了西方枪炮的优越性，这使他后来成为改革自强的主将。他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坚决抵制政治改革。
   
   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太后推进的政治改革堪称坚决、快速，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并派大臣到欧洲考察君主立宪制，1908年政府宣布准备实行宪政，计划1916年选举国会，次年召开国会。慈禧没有想到，她壹手计划的政治改革在她死后的第三个年头变成了壹场迅速瓦解大清王朝的革命洪流。
   
   这就产生了壹桩公案，至今为人们争论不止，到底是清政府的改革断送了王朝，还是它没有及时地施行改革断送了王朝？前壹种观点把历史时间固定在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里，改革如同打开了魔盒，释放出各种社会力量，使政府最终失去了对改革的控制。后壹种观点把历史时间扩展到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壹个较长时段内，中国政府在危机面前惰性十足，蹉跎岁月，不去进行有效改革，如果同日本明治政府相比，就更能突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要说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绝不是始于1901年后的改革。林则徐虎门销烟、同英国政府发生冲突其开始，整个局面就已经不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中，而它的统治权还能勉强保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从未想过要推翻它。强硬的主战派用来抵御西方最得力的武器不过是民间法术，主张妥协的务实派又容易成为爱国舆论的牺牲品，战则失败，和则投降。自强运动是中国人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表明了西方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虽然还只是承认西方物质力量的优势，但西方的政治优势不久也要被人们所认识，学习西方的技术促进人们对制度的思考和讨论，为人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政治准备了心理基础。知识分子是最先认识到西方思想和制度优越性的群体，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在中国不但发动了首次政治变法的大讨论，而且直接采取了改制的政治行动，二人深受西学的影响，为西方的民治和立宪思想所吸引，他们也采用西式的学会组织和办报方式传播新思想和推动维新运动，强学会聚集了壹批主张改革的学者和官僚，政府中的壹些高级官员如张之洞等几位总督也加入其中，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是中国第壹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报纸，全国舆论在它的引领下，变法成为时代的主题，技术自强的思想退潮，政治变革的思想占据了观念和舆论的主导位置。
   
   慈禧虽然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但她扭转不了维新变法运动带来的根本趋势的变化，就是政治话语权已不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国政治不再是按照政府意愿和政府设置发展和行进，而是转移到民间，转移到知识精英和革命者的手中，他们按照西方模式设置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慈禧太后最终同意立宪改革就是被政治大趋势推动的结果。
   
   清王朝的灭亡与它改革的关系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掩盖了另外壹种至为重要内在的关系，即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所形成的社会普遍心理，就是认为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对它不是壹个改革的问题，而是搬走的问题。这与政府的立宪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政府的改革期是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它的经济改革已经彻底失败。它已经没有改革的机会了。革命和反满两股力量相互重合和共同推动，消灭了帝制。西方渗透并不是大清失败的根本原因，它的死亡是中国王朝从生到死的历史循环的壹部分，没有西方的到来也会有同样的过程发生，而且也许会死得更难看，西方的渗透只是为中国今后的历史发展规定了方向，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方向。

唯壹可以保证国家安宁的改革设计

(2013-11) 从常识上理解的改革是为了不断扩展自由，不断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通过化解尖锐的利益冲突使国家更加安定。中国的改革却好像是朝著反向运行，越改越做贱人，越改言论的空间越窄；越改社会越不安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当局对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就是国家内政变得更不安全了。根据人们的普遍分析和解读，此处国家安全的含义是对内而言，而不是对外而言。在人们都预感社会大变动将要来临的时候，社会安定就自然地成为壹个共同关心的话题，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既不能保证社会安定，也不能保证权力安全。国家和社会是在动荡中变，还是平稳中变，与政府今后壹两年或两三年的改革设计有重要关系，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变局到来时如何进行政治设计。
   
   最早反对苏联全面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制度设计表示不信任，发现了优良制度产生的自发秩序原理，即历经长期演化形成壹套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平合理的秩序，他的这壹洞见已广为人知。我要补充的是，人类设计的制度也有优有劣，只有社会设计才是唯壹值得我们信赖的改革设计和政治设计，是唯壹确保国家安定的设计。
   
   市场经济无疑是自发秩序，雅典民主、英国宪政也是自发秩序，中国的中央集权、苏联的极权统治、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则是设计的结果。由设计产生的上述三种典型制度中，前两者是权力顶层设计的结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由社会设计的出来。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总设计师，他把国家分为许多片区即郡县，实行总经理和经理负责制，皇帝委派丞相总管国家行政事务，同时也委派各级经理到地方代表他进行管理。列宁和斯大林是苏联制度的总设计师，他们先后和共同创造了壹种严惩公民、多重集权的制度，在党权高度集中的基础上实行政权高度集中，在政治集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集权。

   
   美国政治制度是另外壹种类型的设计，但不是来自权力顶层的设计。虽然它以英国制度为蓝本，却仍然是设计的产物。说它是社会设计的结果，是因为社会始终是它的基石：第壹，制度设计的中心不是已经形成的权力中心，而是由全社会推举的代表组成，其时北美尚未形成有效的全国政府，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华盛顿都是邦联各州的代表，不是壹个权力集团。第二，由于第壹个原因，代表们不是为自己的权力设计特定的制度，而是为将来的国家权力设计壹般性的规则，必须兼顾政府权力的效率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设计的最后方案必须交给全国人民批准生效。第四，宪法壹经生效就具有永久效力，修宪必须受严格的程序限制，使修改的条款能准确反映人民的意志。中国辛亥革命后未能形成权威的、统壹有效的政治设计，是致使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壹个重要原因，开始是南北分裂，接著是军阀圈地为王，进入乱世社会。
   
   国民幸福依赖于政府的模式，如何设计政府模式，事关大多数人的幸福。规则的设计权直接决定规则所反映和所服务的利益。社会设计和权力顶层设计的区别就是事前规则和事后规则的区别。社会设计是在抓牌之前由所有游戏参与者共同确立规则，这套规则适合所有人，由于有某种“无知之幕”的遮蔽，它会尽力符合公平原则。权力顶层设计是由获取权力的人事后设计制度，是抓牌之后由强势的壹方确立规则，它必定有利于制定规则的那壹方，制定规则的玩家肯定是永远的赢家，由强势壹方建立起来的公平虽然也会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向对方作出某种让步，让对方获得适当的赢牌机会，但这只是为了鼓励对方继续参加游戏，使游戏能够进行下去。
   
   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国人对改革已深感失望。出自于顶层设计的改革没有民众参与，拒绝民众参与。由少数几个改革设计师关门设计的改革无法突破利益的藩篱，包括自我利益的藩篱，也包括各种集团利益的藩篱，不能回应大众对政治和公平的期待和要求。这些改革只是对原有设计的修补和加强，既不是对新事物的全盘吸纳，更不是对旧体制的否定。中国王朝对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壹直在进行改革，但它们谈不上原创，只是对秦始皇的体制进行修补，如内部监察制度，特务制度，军机处制度，还有对税收和户口登记制度的不断改革，所有这些改革从来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的制度，相反是为了加强秦始皇的体制，是使秦始皇的体制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共第壹代领导人对苏联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第壹个改革总设计师毛泽东在苏联体制基础上加进了人民公社和文革两个制度板块，第二个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否定了毛的两个创新板块，同时改掉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不改变政治集权的情况下经济上向社会放权，并降低了政治控制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呈现某种开明专政的特色。
   
   由于顶层设计的内在缺陷，即由游戏的壹方确立规则，必然要遇到来自另外壹方——社会其他成员——的挑战，改革也会显得更加频繁。这种改革更像是当局的自我折腾，而且是无休止的折腾——权力后继者对前任的政策和体制进行改革。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抑制了官僚特权，它的代价是整个社会万马齐喑。特权官僚受到清洗和打击，但普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遭到的打击更大，受的痛苦更深。他的制度体系在他去世后就被大面积更改。邓小平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普通人得到了壹定的自由空间，官员则获得了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经济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创造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触目惊心的腐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制度体系经过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也难以为继了，邓体系的第三代继承者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随著不满政府的社会力量越来越活跃，党内壹再发出党国将亡的危言，如果在政治上继续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权力失控的恐惧将与日俱增。在胡温治理期间，不但“维稳”已成为壹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题，而且网络上的反对声音日益激烈，实施“开明政治”的资本到此已基本丧失，社会治理进入“抵拢倒拐”时期，因此政策上的回撤不是不可理解，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无人能够复活，邓小平的个人权威在威权体制中也不能再现。
   
   古往今来，可能没有任何壹个政权像当前这样有著如此复杂又如此庞大的家族利益、集团利益的纠结和缠绕，任何有意义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在这些利益群体面前都会变得无法展开，无所作为。过去20年中急剧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可以说是不改革引起的，也可以说是改革引起的。不改革是政治上不改革，改革是指权势者增加自身利益的改革。这是壹个容易引发革命危机的时期，因此新班子壹接手大权就通过荐书的形式发起了壹场关于革命的讨论，以唤起全党对当下严峻政治形势的警惕。对掌权者是严峻的形势，对社会大众是另壹种严峻的形势。对掌权者的严峻之处，是权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削弱挑战的力量变得十分迫切；对社会大众的严峻之处，是社会公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建立公平的社会规则已刻不容缓。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狭路相逢，发生激烈碰撞。
   
   古今中外壹直存在两类政治，壹类是权力斗争和权力控制的政治，社会被置于权力之下，这就是权力政治；壹类是社会成员共同寻求公平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以尽量减少社会不公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大众政治。自发的大众政治最终导向民主政治，把权力置于社会之下是其最后目的。大众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初始形态，民主政治是对大众政治的规范。历史上，权力政治和大众政治往往相互交织，当英国国王和贵族在权力斗争中逐步发展起君主立宪制的时候，它的社会成员也在争取更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它先是将国王置于国会之下，最后将国会和权力置于人民之下。在中国，壹茬又壹茬军事集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周期性地进行血拼，基层社会则延续著基本不受干扰的自治体系，直到上世纪中期引入苏联体制才将基层自治体系摧毁无遗。
   
   大众政治取代权力政治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不但因为大众对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因为由于政治事关所有人的幸福，大众对政治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改革是从扩大公民自由开始，而不可能是从打击公民自由开始。权力政治下，壹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力的利益，维护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必须限制公民自由。权力作为神不但要规定大众的生活和思想，它还要规定社会的改革。规定社会改革就是规定社会按照权力的意志发展，就是规定社会的未来。但神归结到底不是独立存在之物，更不是独壹无二的存在，它依靠人的膜拜而存在，壹旦人们不再膜拜它，它的神性就失去了。只要权力褪去神性，权力政治的整个基础就要被动摇，而这个过程正在我们社会发生。由漫长的王朝时代培育出来的权力的神性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的神性得到加强，达到顶峰，物极必反，此后便是权力神性的持续衰减，现在，它身上的所有神性外衣早就被网民扒去，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壹副年事已高、相当丑陋的凡胎肉身。
   
   大众政治要由社会来进行设计，只有社会设计才能突破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的利益，才可以集中全社会的智慧，设计方案才得以充分讨论。它比任何顶层设计都会体现出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公平，表达更全面的利益。在可预见的因素中，对未来社会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壹是不能实行有效改革，导致社会冲突最终失去控制，是社会分裂的危险，壹是社会失控之后被极端主义所裹挟，是新的极权统治的危险。或许后者才是真正的威胁。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情况，在人民推翻沙皇政权之后，极端的布尔什维克又推翻了温和的立宪政府。它不是革沙皇专制的命，它革的是立宪的命。社会设计是真正能够符合大众利益、诉诸大多数人理性的设计，壹个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威政治方案是社会稳定的基石，（1）以它作为改革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冲突的强度和烈度；（2）以它作为建立新秩序的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弥合社会分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设计方案壹定是壹个温和方案，是壹个反对极端主义的方案。自由讨论和多数人的理性是遏制极端主义的最好方法：自由讨论是抵达政治真理的必由之路，自由讨论获得的真理将照亮多数人的理性，从而有效地抵制少数人煽动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煽动从来是靠夸张的情感、空洞的言辞和对未来空洞的许诺赢得听众，只有在不允许自由讨论的地方，少数人的煽动才会获得成功。成功抵制极端主义，是社会成功转型、平稳转型至为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