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金秋，艳阳高照，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东海之滨游荡。

朱文彬在“五七干校”的菜地里浇粪，他穿着白色的汗背心，挑起一百五十斤的粪桶，轻快地穿梭在一畦畦绿色的菜地之间。体力和汗水的消耗，让他换得松弛的心情。他卸下担子，爬上水渠的斜坡，从袋里取出一根黄瓜，一边咬着，一边四处遥望海滩景色。忽然，他看见水渠另一边的棉花地里有一个白白圆圆的东西，仔细再看，喔，那是人的屁股，有人在解手。他发觉情况不妙，正待转身，一个女人提着裤子急急朝他走来，那凶狠的眼光把他吓了一跳，她厉声喝道： “你干什么！”，他赶紧解释这完全是偶然的事，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有意的”，结结巴巴，慌乱尴尬。那狼狈的神情反倒引得女人微微一笑，用稍微温和的眼光注视着他几秒钟，然后转身朝一排草房走去。

这里是东海之滨一望无际的海滩，人们开垦出大量农田，建起了五、六个农场。１９６８年“五七干校”兴起之后，有大量的机关干部、大学教职员工进驻各农场，市政府、市委、文化局、电影局、教育局以及几所大学在这里办起了干校。

东华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朱文彬来到干校已有一年了，他曾是一派红卫兵的头头，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受批判，此后他决意不问政治，当个“逍遥派”。可是他似乎本性难移，看到“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劣迹而心怀不满，无法坚持低调逍遥，居然贴出大字报，揭露两件事情。一是工宣队员成天打牌，脸上还贴满了纸条，直到深夜还笑声不断；二是工宣队员到附近农村的河里拉电线，大量鱼儿触电而亡，满载而归以后享受烤鱼大餐。最后一行字惹怒了工宣队：“你们就是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吗？”。大字报事件以后，工宣队出奇地沉默了好几天，突然，一天夜里召开全体学员大会，宣布对朱文彬隔离审查，清算其反革命罪行，把他关进一间小草屋，不准跟任何人有所接触，并派三人同屋监视。第二天朱文彬开始单独在菜地劳动，开始几天都有工宣队员在一旁监视，后来那些队员受不了陪他晒太阳，就由他单独下地，勒令他必须老老实实，在劳动中自觉改造。

自那天见到女人以后，那个白白圆圆的画面，嵌入了朱文彬的脑海，刺激着他竭力回想那女人的样子，匆匆一面没看仔细，但觉得让他心动。第二天他就时不时地爬上水渠，盼望能再次看见她。第三天，他看见她从草屋出来，他向她招手，大声喊着：“我不是坏人，不过还要说声对不起”，她注视着他几秒钟，微微一笑，没有搭理。可那“微微一笑”却让他有种甜甜的感觉，鼓起他要亲近她的欲望。两次不期而遇，他看清了她的脸容，一再回想后他断定，这是他看到过的女人中最吸引他的。他难以平复想见她、跟她在一起的冲动，幻想着跟她亲近的情景，有时不免嘲笑自己，仅见两面就如此痴心，像个傻瓜似的。

又是两天没见她，他按捺不住地付诸行动，跳过一米多宽的水渠，朝草屋走去。进去一看，不出他所料，是个猪棚。她正在喂猪，为了不让她惊吓，他轻声地说“你好”，但她还是受惊地抖了一下。她不高兴地瞥了他一眼：“像个小偷”，这话听来就像他们已经是熟人似的，他心中窃喜：“偷东西会问你好吗？”，她微微一笑：“来猪圈有什么好玩的”，＂有点好奇，就你一个人？＂，“只不过是五六头猪，一个人够了”，“我是隔壁东华大学的”，“知道，是老师吧”，“教书匠一个，这里是文化干校，你在文化局工作？”，“不”，她似乎不想谈及她是干什么的。突然，传来婴儿的哭声，她赶紧出去，走进旁边一间小草棚，他不敢进去，在门口张望，她背对着他坐在折椅上喂奶。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又好像为了避嫌转过身去，决不定是走是留，留下也许不讨好，可就是移不开脚步，转眼看见门旁边一个水槽的笼头在滴水，他前去拧紧，可是水滴反而成了水流。她抱着婴儿出门：“不要用力，轻轻地拧，修不好了，随它滴去吧”，他注视着孩子，她看到他露出喜欢的笑容，说：“外面太阳大，进来吧”。她抱着婴儿坐在床沿，他在折椅上坐下。“你怎么一个人劳动？“，”我被隔离审查“，”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她看了他一眼：”书生一个，哪像反革命？“……。

她名叫刘玉，生于山东青岛，“青春话剧团“的演员，曾是剧团的第一块牌子。她跟一位编剧谈恋爱，那个编剧在文化局工作，后来又窜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了个常委，分管文化系统，不久就跟电影厂一个女演员偷情、同居。已经发现自己怀孕的刘玉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男同事闯到电影厂的宿舍，那个编剧一开门，就迎来两记耳光，紧接着又是狠狠一拳，刘玉的手痛了几天，但也总算泄了心中之恨。

剧团召开大会，因为未婚先孕属于“生活问题”，又去打人，令刘玉做检查，否则难以向那个常委顶头上司交代。她面对全体同事默默地站了一会，那俊俏的脸上布满愁云，美丽的双眼闪烁着泪光，只说了三句话：“我要吸取教训，会把孩子生下来，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说也奇怪，会场居然十分安静，人们目送她回到座位，突然听见她“呜——”的一声，久久的，几乎要透不过起来，那掩面抽泣的样子，居然让准备发言批判的几位同事止步不前。

刘玉的好胜心、好强心受到从未有过的打击，一个爽朗、洒脱的女子一下子变成沉默寡言的怨女。她不忍心打掉孩子，有时她甚至盼望这孩子将来会成为自己唯一的安慰，她想离开所处的生活环境，但又无脸面对家乡的亲人。１９６８年底，文化局准备建五七干校，她执意挺着大肚子跟随先遣队去就地规划，看到有一排空着的猪棚，旁边还有间小屋，她随口说了一句“我来养猪”，回来后她想清楚了，生下孩子后就去干校养猪。１９６９年夏天，刘玉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住进了猪棚，她似乎庆幸自己终于有了远离已往一切的小天地，儿子的陪伴让她的心安宁下来。

刘玉注意到隔壁干校的菜地里，天天只有一个人在浇粪浇水，猜想他一定是审查批判的对象，对于这种人她自然而然怀有同情之心。几次接触下来，她已经卸去了戒心，他的帅气和书生气也符合她对男子的审美要求。虽然他小她三岁，谈吐却像个长辈，古今中外都会扯上一点，而且总显得他已深思熟虑。像“中国现在的乱象，历史上从未有过”，“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搞个人崇拜”，“人性的恶被释放出来了”等等这类话语，她是无论如何说不出的。她发觉他总是快到中午时过来，他说那时工宣队员们都拿起饭碗准备嚼一顿了，没心思顾上他，而且总是隔天来一次，说是为了减少被发现的几率，他就像做事都经周全思虑的人那样。虽然每次见面只有一、二十分钟，可个把月来，两人已经像熟人一样，相处十分自然。她当然看得出他对她有爱慕之意，但她不愿多想，也不愿触碰这类话题，有时她会盼待他的到来，毕竟这给她寒冬般的生活加注了一些暖意。

一天夜里，刘玉刚想睡觉，忽听得有人叫她，是他！一进门他就握着她的双手，大声喘气，她一下子反应不过来，退到床边，拉着他一起坐下，他低垂着头喃喃自语：“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

当天下午，几个工宣队员找朱文彬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朱文彬始终认定他们是出于报复，采取的对策就是一言不发。自从朱文彬贴出大字报以后，怀恨在心的工宣队想整他，却苦于抓不到他的辫子，唯一可以作为审查理由的是“炮打张春桥”事件，但当时朱文彬作为头头鼓动大家参与时，马上遭到欲取而代之的一些人激烈反对，也就没有后续的行动，过后又遭到批判，被迫退出组织。所以，这根辫子太短，用不出力。工宣队调查了好几天，终于发现一个可以作为“疑点”的材料，有人“揭发”朱文彬在炮打事件前去过北京，可能是与某个反革命组织联系，带了任务回校的。工宣队就利用这“疑点”作为审查的理由，名义是深挖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行。然而朱文彬的一言不发，惹怒了审查人员，于是对他动手动脚，情况愈来愈严重，不止一次打他耳光。这一天打得最厉害，朱文彬扛不住了。夜里，他借口上厕所，一路狂奔来找刘玉，心中的怨恨，唯有她能给予抚慰。

此刻，他拉着她的的一只手不放，她问：“怎么待不下去了？”，“我想逃走，真的想逃走”，“你疯了！”，他握拳敲打自己的脑袋：“他们打我，抽耳光”，她注意到他的脸颊有点红肿，一阵心痛，双手捧着他的脸，深情地说：“回去，赶快回去睡觉”，她看到他无助的眼神，忍不住把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在他耳边轻声说：“听话，听话，快，回去睡觉”，他点点头，似乎开始清醒了，缓缓起身，走了。

从此以后，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了，异性之间的情爱正开始生根发芽，可是在相见交谈之际，却多了些拘谨，他似乎欲言又止，她则尽量避免引起感情方面的话题。又过了几天，刘玉听到隔壁干校传来阵阵口号声，刚开始听不清楚，仔细再听，喊的是：“打倒反革命分子朱文彬”。她为他担忧，很想知道他现在的样子。

工宣队无法让朱文彬开口，就设法加强一些火力，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召开二百多人的批判大会，组织几个人发言，专门针对他的恶劣态度。朱文彬心想，工宣队拿不出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只拿“态度”做文章，正好说明他们心虚，他仍然一声不吭以示对抗。会后勒令他一周之内不准出门，老老实实写交代材料。

连续七八天没有动静，刘玉日夜惦记着他，怕他有什么意外。一天上午，隔壁干校里人声嘈杂，她走上水渠张望，那里一群群的学员都带着大包小包在等待，一辆又一辆大客车陆续从海堤那边下来，干校每月的假期到了，她猜想，干校的人走空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定会过来。

果然，正当她坐在床沿给儿子喂奶的时候，他来了，她下意识地扯着衣襟遮盖，马上又放弃了，他站在她跟前，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她的胸脯，好一会，她似乎感觉到他火辣的眼光，她抬起头，脸上浮起红晕，她弯腰把睡着的孩子放到床上，他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双乳，她转过身来，他的嘴唇正好贴着她的胸，她任由他吸吮她的乳头，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一边吻她一边喃喃：“我离不开你，离不开你”，两人抱成一团，坠入云雨之中……

他们就在猪棚里度过了“蜜月“，虽然他来去匆匆，但她好像整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们一起想象着未来，有一次他说：“跟我走，我们一起逃走”。他还设计了逃跑的路线，在夜里沿着海堤走两三里地，可以看到一个渔港，停泊着十几条船，用钱买通渔民，在船上躲两天，再到镇江他姨妈家落脚……，她笑他在写小说：“带着一个婴儿？亏你想得出”。

转眼又过了两个月，朱文彬料想不到，驻东华大学工宣队团部的头头来干校找他谈话，说道上海市政府要组织一批干部去支援黑龙江的农场，问他想不想报名，他问：“那么，审查玩了？“，”是的，你没问题“，”审查结论呢？“，”我说了，没问题“，”总有个书面的东西吧“，”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总得有个书面……“，”我说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朱文彬也知道跟工宣队无法讲道理，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去黑龙江？他首先想到的是刘玉，她愿意一起走吗？令他惊喜的是，刘玉正等着他，告诉他文化干校在动员大家报名去黑龙江，并且说：“要是我们能够一起去，多好啊”。这两个风华正茂却又遭受压抑的青年，这一对无法公开爱情的恋人，他们渴望着享有自由的那一天，哪怕那里天寒地冻，哪怕举目无亲，只要能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只要能够安上一个家，就是他们最最热切盼望的美景。

经过双方领导的同意，朱文彬和刘玉登记结婚，共赴未知的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