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金秋，艷陽高照，一個孤獨的身影在東海之濱遊蕩。

朱文彬在“五七幹校”的菜地里澆糞，他穿着白色的汗背心，挑起一百五十斤的糞桶，輕快地穿梭在一畦畦綠色的菜地之間。體力和汗水的消耗，讓他換得鬆弛的心情。他卸下擔子，爬上水渠的斜坡，從袋裡取出一根黃瓜，一邊咬着，一邊四處遙望海灘景色。忽然，他看見水渠另一邊的棉花地里有一個白白圓圓的東西，仔細再看，喔，那是人的屁股，有人在解手。他發覺情況不妙，正待轉身，一個女人提着褲子急急朝他走來，那兇狠的眼光把他嚇了一跳，她厲聲喝道： “你幹什麼！”，他趕緊解釋這完全是偶然的事，連說“對不起、對不起，不是有意的”，結結巴巴，慌亂尷尬。那狼狽的神情反倒引得女人微微一笑，用稍微溫和的眼光注視着他幾秒鐘，然後轉身朝一排草房走去。

這裡是東海之濱一望無際的海灘，人們開墾出大量農田，建起了五、六個農場。１９６８年“五七幹校”興起之後，有大量的機關幹部、大學教職員工進駐各農場，市政府、市委、文化局、電影局、教育局以及幾所大學在這裡辦起了幹校。

東華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朱文彬來到幹校已有一年了，他曾是一派紅衛兵的頭頭，因為參與“炮打張春橋”事件而受批判，此後他決意不問政治，當個“逍遙派”。可是他似乎本性難移，看到“工宣隊”（即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劣跡而心懷不滿，無法堅持低調逍遙，居然貼出大字報，揭露兩件事情。一是工宣隊員成天打牌，臉上還貼滿了紙條，直到深夜還笑聲不斷；二是工宣隊員到附近農村的河裡拉電線，大量魚兒觸電而亡，滿載而歸以後享受烤魚大餐。最後一行字惹怒了工宣隊：“你們就是這樣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嗎？”。大字報事件以後，工宣隊出奇地沉默了好幾天，突然，一天夜裡召開全體學員大會，宣布對朱文彬隔離審查，清算其反革命罪行，把他關進一間小草屋，不准跟任何人有所接觸，並派三人同屋監視。第二天朱文彬開始單獨在菜地勞動，開始幾天都有工宣隊員在一旁監視，後來那些隊員受不了陪他曬太陽，就由他單獨下地，勒令他必須老老實實，在勞動中自覺改造。

自那天見到女人以後，那個白白圓圓的畫面，嵌入了朱文彬的腦海，刺激着他竭力回想那女人的樣子，匆匆一面沒看仔細，但覺得讓他心動。第二天他就時不時地爬上水渠，盼望能再次看見她。第三天，他看見她從草屋出來，他向她招手，大聲喊着：“我不是壞人，不過還要說聲對不起”，她注視着他幾秒鐘，微微一笑，沒有搭理。可那“微微一笑”卻讓他有種甜甜的感覺，鼓起他要親近她的欲望。兩次不期而遇，他看清了她的臉容，一再回想後他斷定，這是他看到過的女人中最吸引他的。他難以平復想見她、跟她在一起的衝動，幻想着跟她親近的情景，有時不免嘲笑自己，僅見兩面就如此痴心，像個傻瓜似的。

又是兩天沒見她，他按捺不住地付諸行動，跳過一米多寬的水渠，朝草屋走去。進去一看，不出他所料，是個豬棚。她正在餵豬，為了不讓她驚嚇，他輕聲地說“你好”，但她還是受驚地抖了一下。她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像個小偷”，這話聽來就像他們已經是熟人似的，他心中竊喜：“偷東西會問你好嗎？”，她微微一笑：“來豬圈有什麼好玩的”，＂有點好奇，就你一個人？＂，“只不過是五六頭豬，一個人夠了”，“我是隔壁東華大學的”，“知道，是老師吧”，“教書匠一個，這裡是文化幹校，你在文化局工作？”，“不”，她似乎不想談及她是幹什麼的。突然，傳來嬰兒的哭聲，她趕緊出去，走進旁邊一間小草棚，他不敢進去，在門口張望，她背對着他坐在摺椅上餵奶。他呆呆地站了一會，又好像為了避嫌轉過身去，決不定是走是留，留下也許不討好，可就是移不開腳步，轉眼看見門旁邊一個水槽的籠頭在滴水，他前去擰緊，可是水滴反而成了水流。她抱着嬰兒出門：“不要用力，輕輕地擰，修不好了，隨它滴去吧”，他注視着孩子，她看到他露出喜歡的笑容，說：“外面太陽大，進來吧”。她抱着嬰兒坐在床沿，他在摺椅上坐下。“你怎麼一個人勞動？“，”我被隔離審查“，”為什麼？“，”反革命分子“，她看了他一眼：”書生一個，哪像反革命？“……。

她名叫劉玉，生於山東青島，“青春話劇團“的演員，曾是劇團的第一塊牌子。她跟一位編劇談戀愛，那個編劇在文化局工作，後來又竄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了個常委，分管文化系統，不久就跟電影廠一個女演員偷情、同居。已經發現自己懷孕的劉玉聽說此事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男同事闖到電影廠的宿舍，那個編劇一開門，就迎來兩記耳光，緊接着又是狠狠一拳，劉玉的手痛了幾天，但也總算泄了心中之恨。

劇團召開大會，因為未婚先孕屬於“生活問題”，又去打人，令劉玉做檢查，否則難以向那個常委頂頭上司交代。她面對全體同事默默地站了一會，那俊俏的臉上布滿愁雲，美麗的雙眼閃爍着淚光，只說了三句話：“我要吸取教訓，會把孩子生下來，希望得到大家的幫助”。說也奇怪，會場居然十分安靜，人們目送她回到座位，突然聽見她“嗚——”的一聲，久久的，幾乎要透不過起來，那掩面抽泣的樣子，居然讓準備發言批判的幾位同事止步不前。

劉玉的好勝心、好強心受到從未有過的打擊，一個爽朗、灑脫的女子一下子變成沉默寡言的怨女。她不忍心打掉孩子，有時她甚至盼望這孩子將來會成為自己唯一的安慰，她想離開所處的生活環境，但又無臉面對家鄉的親人。１９６８年底，文化局準備建五七幹校，她執意挺着大肚子跟隨先遣隊去就地規劃，看到有一排空着的豬棚，旁邊還有間小屋，她隨口說了一句“我來養豬”，回來後她想清楚了，生下孩子後就去幹校養豬。１９６９年夏天，劉玉帶着幾個月大的兒子住進了豬棚，她似乎慶幸自己終於有了遠離已往一切的小天地，兒子的陪伴讓她的心安寧下來。

劉玉注意到隔壁幹校的菜地里，天天只有一個人在澆糞澆水，猜想他一定是審查批判的對象，對於這種人她自然而然懷有同情之心。幾次接觸下來，她已經卸去了戒心，他的帥氣和書生氣也符合她對男子的審美要求。雖然他小她三歲，談吐卻像個長輩，古今中外都會扯上一點，而且總顯得他已深思熟慮。像“中國現在的亂象，歷史上從未有過”，“問題出在一個人身上，搞個人崇拜”，“人性的惡被釋放出來了”等等這類話語，她是無論如何說不出的。她發覺他總是快到中午時過來，他說那時工宣隊員們都拿起飯碗準備嚼一頓了，沒心思顧上他，而且總是隔天來一次，說是為了減少被發現的幾率，他就像做事都經周全思慮的人那樣。雖然每次見面只有一、二十分鐘，可個把月來，兩人已經像熟人一樣，相處十分自然。她當然看得出他對她有愛慕之意，但她不願多想，也不願觸碰這類話題，有時她會盼待他的到來，畢竟這給她寒冬般的生活加注了一些暖意。

一天夜裡，劉玉剛想睡覺，忽聽得有人叫她，是他！一進門他就握着她的雙手，大聲喘氣，她一下子反應不過來，退到床邊，拉着他一起坐下，他低垂着頭喃喃自語：“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

當天下午，幾個工宣隊員找朱文彬談話，要他交代問題。朱文彬始終認定他們是出於報復，採取的對策就是一言不發。自從朱文彬貼出大字報以後，懷恨在心的工宣隊想整他，卻苦於抓不到他的辮子，唯一可以作為審查理由的是“炮打張春橋”事件，但當時朱文彬作為頭頭鼓動大家參與時，馬上遭到欲取而代之的一些人激烈反對，也就沒有後續的行動，過後又遭到批判，被迫退出組織。所以，這根辮子太短，用不出力。工宣隊調查了好幾天，終於發現一個可以作為“疑點”的材料，有人“揭發”朱文彬在炮打事件前去過北京，可能是與某個反革命組織聯繫，帶了任務回校的。工宣隊就利用這“疑點”作為審查的理由，名義是深挖其“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然而朱文彬的一言不發，惹怒了審查人員，於是對他動手動腳，情況愈來愈嚴重，不止一次打他耳光。這一天打得最厲害，朱文彬扛不住了。夜裡，他藉口上廁所，一路狂奔來找劉玉，心中的怨恨，唯有她能給予撫慰。

此刻，他拉着她的的一隻手不放，她問：“怎麼待不下去了？”，“我想逃走，真的想逃走”，“你瘋了！”，他握拳敲打自己的腦袋：“他們打我，抽耳光”，她注意到他的臉頰有點紅腫，一陣心痛，雙手捧着他的臉，深情地說：“回去，趕快回去睡覺”，她看到他無助的眼神，忍不住把他的頭靠在自己肩上，在他耳邊輕聲說：“聽話，聽話，快，回去睡覺”，他點點頭，似乎開始清醒了，緩緩起身，走了。

從此以後，兩人心裡都很清楚，他們的關係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樣了，異性之間的情愛正開始生根發芽，可是在相見交談之際，卻多了些拘謹，他似乎欲言又止，她則儘量避免引起感情方面的話題。又過了幾天，劉玉聽到隔壁幹校傳來陣陣口號聲，剛開始聽不清楚，仔細再聽，喊的是：“打倒反革命分子朱文彬”。她為他擔憂，很想知道他現在的樣子。

工宣隊無法讓朱文彬開口，就設法加強一些火力，打掉他的囂張氣焰。於是召開二百多人的批判大會，組織幾個人發言，專門針對他的惡劣態度。朱文彬心想，工宣隊拿不出所謂的“反革命罪行”，只拿“態度”做文章，正好說明他們心虛，他仍然一聲不吭以示對抗。會後勒令他一周之內不准出門，老老實實寫交代材料。

連續七八天沒有動靜，劉玉日夜惦記着他，怕他有什麼意外。一天上午，隔壁幹校里人聲嘈雜，她走上水渠張望，那裡一群群的學員都帶着大包小包在等待，一輛又一輛大客車陸續從海堤那邊下來，幹校每月的假期到了，她猜想，幹校的人走空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定會過來。

果然，正當她坐在床沿給兒子餵奶的時候，他來了，她下意識地扯着衣襟遮蓋，馬上又放棄了，他站在她跟前，兩眼直愣愣地盯着她的胸脯，好一會，她似乎感覺到他火辣的眼光，她抬起頭，臉上浮起紅暈，她彎腰把睡着的孩子放到床上，他從後面抱住她，抓住她的雙乳，她轉過身來，他的嘴唇正好貼着她的胸，她任由他吸吮她的乳頭，呼吸開始急促起來，他一邊吻她一邊喃喃：“我離不開你，離不開你”，兩人抱成一團，墜入雲雨之中……

他們就在豬棚里度過了“蜜月“，雖然他來去匆匆，但她好像整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們一起想象着未來，有一次他說：“跟我走，我們一起逃走”。他還設計了逃跑的路線，在夜裡沿着海堤走兩三里地，可以看到一個漁港，停泊着十幾條船，用錢買通漁民，在船上躲兩天，再到鎮江他姨媽家落腳……，她笑他在寫小說：“帶着一個嬰兒？虧你想得出”。

轉眼又過了兩個月，朱文彬料想不到，駐東華大學工宣隊團部的頭頭來幹校找他談話，說道上海市政府要組織一批幹部去支援黑龍江的農場，問他想不想報名，他問：“那麼，審查玩了？“，”是的，你沒問題“，”審查結論呢？“，”我說了，沒問題“，”總有個書面的東西吧“，”事情已經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總得有個書面……“，”我說了，事情已經過去了“。

朱文彬也知道跟工宣隊無法講道理，他只想儘快離開這鬼地方，去黑龍江？他首先想到的是劉玉，她願意一起走嗎？令他驚喜的是，劉玉正等着他，告訴他文化幹校在動員大家報名去黑龍江，並且說：“要是我們能夠一起去，多好啊”。這兩個風華正茂卻又遭受壓抑的青年，這一對無法公開愛情的戀人，他們渴望着享有自由的那一天，哪怕那裡天寒地凍，哪怕舉目無親，只要能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只要能夠安上一個家，就是他們最最熱切盼望的美景。

經過雙方領導的同意，朱文彬和劉玉登記結婚，共赴未知的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