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烟雾弥漫，战地医院里来往奔忙的人群中，一个窈窕的身影惹人注目，她就是白玉美。在护士学校读书时，抗日战争爆发，她跟随一班年轻的医务人员参加了志愿战地救护队，后被军队收编到战地医院。在这片充满伤痛的土地上，在那忙碌劳累的日子里，活力四射的白玉美给大家递送着温情和希望，白色的制服没有盖没她白皙的肌肤，口罩掩不住她明亮动人的双眼，她那轻柔的动作和暖人的话语，让伤员们都时刻盼望她来到床边，他们给了她一个昵称——白水莲。

她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祖上曾在清朝做官，祖父则游手好闲，留给她父亲只有少许财产。虽然称不上大家闺秀，却因长得秀美，自小一直被家人关爱，长辈们从不对她苛求，助长了她乐观好动的性格，没有丝毫小家脾气，到学校读书则是品学兼优，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十八岁时，有位被请来上课的慈爱医院医生第一眼就迷上了她，双方父母一拍即合，很快就订婚，结婚。婚后不久，双双加入志愿救护队奔赴战场。后来她们又跟随战地医院转战到了长沙，１９４１年长沙保卫战的第二次战役中，随部队撤退途中受日军战机扫射，她丈夫不幸中弹身亡。她生平遭遇第一次灾难竟是如此深重，几乎让她无法活下去，上司为她担心，不久就送她到重庆的陆军医院。她全心全意地忘我工作，似乎想躲避失去爱人的苦痛。上司为了表彰她的贡献，授予她少校军衔，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她复员回到上海，在丈夫曾经工作过的慈爱医院任护士长。

乐观好动的小姑娘变成了不苟言笑的“前辈”，但温婉的本性未变，那些在她手下工作的年轻护士，既钦佩她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又感受到她在生活中的百般关爱。白玉美并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身边还有弟妹，所以一直与年轻人同住医院宿舍，她言语虽然不多，但短短一句话就让年轻人深受启发，有人遇困难之事她乐意慷慨解囊。她那出众的外貌引来同事们的注目，而不卑不亢的举止却使男士们止步不前。

她在感情上像枯萎的花朵，虽然不过三十左右，却自以为已经老了，亡夫之痛不如以前那么撕心裂肺，但耗尽了青春的热望，需要有股春风来唤醒她。有位小儿科医生，每次见到她，总是送上温情的微笑，起先，他不敢跟她直面交谈，但一有机会就来到护士工作的地方，装作不经意地看她几眼，次数多了，护士们的闲言碎语开始传到她的耳边，春风来了，她似乎有所感觉。

他叫梁文仲，身材高大，脸蛋却像个男孩，特别是他的笑容，给人以天真的印象。他比她小三岁，老家在南京，他喜欢上海，住在医院宿舍，很满足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属于那种偏好追求姐弟恋的一类男性，早就被白玉美的美丽端庄所倾倒。他小心翼翼地接近他，直到确定她并没有排斥他的意向，就礼貌地邀请她到马路对面的咖啡厅坐坐。谈话间，她知道他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从小对他十分严厉，所以他不喜欢呆在父亲身边。后来他们经常一起在咖啡厅用早点，然后一起去上班，如此这般，有一年多的光景，后来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医生护士们都看好这对恋人，期待着喝他们的喜酒。梁文仲终于向她表白，她满心喜欢，相信今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说等他去南京得到父母的首肯以后，定亲结婚。那是１９４８年的冬天，他先写信向父母告知自己的计划，想不到马上就有回信，急着要他回南京。在一个阴冷的黄昏，他们相拥告别，约好两天以后再见，一起去寻找租用的房子，一起挑选喜爱的家具用品，一起……

白玉美万万没有想到，梁文仲一去就杳无音信，三天过去，她以为是火车票紧张之故，六天以后，她胡乱猜想而焦虑万分，半月过去，她认定大祸临头而寝食不安，一个月过去，她已彻底失望大病一场……。她哪里知道梁文仲也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刚回家的当天夜里，父亲在一顿严厉训斥以后宣布要把他软禁起来，不许出门，不许用电话，不许写信。父亲这么做的理由有三：女方比他大三岁，又是二婚，私定终身逼父母之命。其实，有个更为重要的理由父亲无法讲明，那时局势大变，共军的攻势迫使国民党高层预谋逃往台湾，梁父也做好了此项准备，他不能再让儿子离开，否则永无面见之日。一直到临走，在机场候机时，梁文仲哀求父亲允许他给白玉美打个电话，不料她正在宿舍卧床养病，护士室接到电话无法及时传呼，梁文仲只能简略地说几句请护士转达。接电话的护士一边听一边哭，连声说“好，好，好”，她正要转身去宿舍转告，被旁边的护士们拉住了，问她什么事？为什么哭？大家觉得如果把这一消息告诉白玉美，等于要了她的命，于是决定待她病愈以后再说。事后得知这一通电话后，白玉美反而劝姐妹们不要为她难过，她已经心如止水。

１９５５年，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白玉美主动交代了“少校护士长”的旧事，除了记入档案并没有对她作任何处理。此后，她更是规规矩矩做人、全心全意做工，下班后不是去附近的图书馆，就是代人值班，间或回家探望父母，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１９５９年，白玉美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看上去还不到三十，温婉的性格不变，举止庄重而又暖人，深受同事们的敬爱，都想为她介绍恋爱对象，但实在难觅配得上她的男士。夏天的一个早晨，白玉美得人事科通知，说科长找她谈话。她担心将遇到什么事情，当她走进办公室，见到科长笑容可掬的样子，她的心放下了。科长说：“你的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大家都推选你当劳动模范，但是上级没有批准，当然，我们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而对你另眼看待，但这是组织原则，我们也不能违背，重要的是组织上还是肯定你的，相信你的，希望你继续保持……”。

白玉美寻思，关于选劳动模范的事自己一无所知，为什么要告诉她？为什么要提起“历史问题”？那个科长，在去年“反右”时的批判大会上，慷慨激昂，那脸上的表情甚至有点狰狞可怕，令她反感，可是这天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热情？她猜不透其中的原由。不久，中秋节快到了，科长又找她谈话，谈了不一会，他从柜子里取出两盒月饼和一袋水果，还是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们知道你这两年失去了父母，我们不愿看到你在中秋佳节感到孤独，组织上通知我备一点慰问品，表示关心，请你收下……，说起孤独，我是有亲身体验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以后，那些日子的确难熬……”，听到这里，白玉美心里突的一跳，马上警觉到科长的企图，开始局促不安，接下去的谈话她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只想赶快离开。此后，在饭厅吃饭，科长好几次坐到她的旁边问寒问暖，她只好装作没听见。转眼临近春节，小年夜那天，科长请她下班后去他办公室，她不敢拒绝，但一到办公室，她看到桌子上摆了酒菜、玻璃杯，情知不妙，马上借口这两天肠胃不好、又吐又泻，不等科长发话，转身匆匆离去。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卫生局下达通知，要求市级各医院派人支援郊区各县医院，人事科副科长“征求”白玉美的个人意见，并要她做好思想准备，不久通知她被调往崇明堡镇医院，一个月以后报到。她知道这是科长对她的报复，但又无力违抗。虽然她舍不得多年陪伴的姐妹，但又害怕难分难舍的伤心场面，在一个闷热的早晨雇了一辆三轮车去到码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抵达堡镇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市区。那年下半年堡镇居民的生活进入“困难时期”，最难的一段日子里，只能将黑黑的山芋干当主食，加一碗酱油汤，白玉美的脸廋了，腿却肿了。有个病患家属感念她的好，偷偷送她芝麻大麦粉，在那种艰难而孤独的岁月里，她感动得止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病患家属还告诉她，何时何地可以从黑市农民的手中买到大麦粉，由此她安然度过了一年。

临近知天命之年，白玉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她的档案中记载着“少校护士长”的历史，因此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列入“专政”对象。堡镇医院的牛棚了关押了四个专政对象，都是男性，故而让她每天去牛棚报到，晚上仍住原来宿舍。造反派召开批斗“院内走资派”大会时，白玉美也被拉上台陪斗，造反队扯乱她的头发，挂上牌子。她的颈椎有病，忍受不了长时间的低头，身子一软，朴通一下跪倒在地，造反队员揪住她的头发逼她站住，不一会，又朴通跪下，如此三四回，整得她浑身无力，幸亏一位老护士看不过去，搀扶着她回到宿舍。

白玉美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屈辱，当着全院同事的面，她被当作一个丑陋的妓女那样随意摆布，

她的尊严被剥得一干二净，以后怎么做人？活着，岂不就如行尸走肉，还有意义吗！她不断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五十年来从不得罪任何人，忠诚于医务人员的道德品格，为什么却会落得如此可悲下场？我的一生过得怎么样？一个字——苦，是谁让我这么苦？为什么苦？是命？可是这个“命”又在谁的手里？不，不，不要去想原因，因为一切都是偶然，偶然是没有原因的，不要再去回答一切，不要再去思考活着的意义，让一切都尽快结束吧……

清晨，同屋的护士发现她躺在血泊之中，手指间夹着一把小小的手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