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紛飛，煙霧瀰漫，戰地醫院裡來往奔忙的人群中，一個窈窕的身影惹人注目，她就是白玉美。在護士學校讀書時，抗日戰爭爆發，她跟隨一班年輕的醫務人員參加了志願戰地救護隊，後被軍隊收編到戰地醫院。在這片充滿傷痛的土地上，在那忙碌勞累的日子裡，活力四射的白玉美給大家遞送着溫情和希望，白色的制服沒有蓋沒她白皙的肌膚，口罩掩不住她明亮動人的雙眼，她那輕柔的動作和暖人的話語，讓傷員們都時刻盼望她來到床邊，他們給了她一個暱稱——白水蓮。

她出身於一個破落官僚的家庭，祖上曾在清朝做官，祖父則遊手好閒，留給她父親只有少許財產。雖然稱不上大家閨秀，卻因長得秀美，自小一直被家人關愛，長輩們從不對她苛求，助長了她樂觀好動的性格，沒有絲毫小家脾氣，到學校讀書則是品學兼優，真是個人見人愛的姑娘。十八歲時，有位被請來上課的慈愛醫院醫生第一眼就迷上了她，雙方父母一拍即合，很快就訂婚，結婚。婚後不久，雙雙加入志願救護隊奔赴戰場。後來她們又跟隨戰地醫院轉戰到了長沙，１９４１年長沙保衛戰的第二次戰役中，隨部隊撤退途中受日軍戰機掃射，她丈夫不幸中彈身亡。她生平遭遇第一次災難竟是如此深重，幾乎讓她無法活下去，上司為她擔心，不久就送她到重慶的陸軍醫院。她全心全意地忘我工作，似乎想躲避失去愛人的苦痛。上司為了表彰她的貢獻，授予她少校軍銜，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她復員回到上海，在丈夫曾經工作過的慈愛醫院任護士長。

樂觀好動的小姑娘變成了不苟言笑的“前輩”，但溫婉的本性未變，那些在她手下工作的年輕護士，既欽佩她在工作上的一絲不苟，又感受到她在生活中的百般關愛。白玉美並沒有自己的房子，父母身邊還有弟妹，所以一直與年輕人同住醫院宿舍，她言語雖然不多，但短短一句話就讓年輕人深受啟發，有人遇困難之事她樂意慷慨解囊。她那出眾的外貌引來同事們的注目，而不卑不亢的舉止卻使男士們止步不前。

她在感情上像枯萎的花朵，雖然不過三十左右，卻自以為已經老了，亡夫之痛不如以前那麼撕心裂肺，但耗盡了青春的熱望，需要有股春風來喚醒她。有位小兒科醫生，每次見到她，總是送上溫情的微笑，起先，他不敢跟她直面交談，但一有機會就來到護士工作的地方，裝作不經意地看她幾眼，次數多了，護士們的閒言碎語開始傳到她的耳邊，春風來了，她似乎有所感覺。

他叫梁文仲，身材高大，臉蛋卻像個男孩，特別是他的笑容，給人以天真的印象。他比她小三歲，老家在南京，他喜歡上海，住在醫院宿舍，很滿足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屬於那種偏好追求姐弟戀的一類男性，早就被白玉美的美麗端莊所傾倒。他小心翼翼地接近他，直到確定她並沒有排斥他的意向，就禮貌地邀請她到馬路對面的咖啡廳坐坐。談話間，她知道他的父親是南京政府的高官，從小對他十分嚴厲，所以他不喜歡呆在父親身邊。後來他們經常一起在咖啡廳用早點，然後一起去上班，如此這般，有一年多的光景，後來簡直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醫生護士們都看好這對戀人，期待着喝他們的喜酒。梁文仲終於向她表白，她滿心喜歡，相信今後會過上幸福的生活，他說等他去南京得到父母的首肯以後，定親結婚。那是１９４８年的冬天，他先寫信向父母告知自己的計劃，想不到馬上就有回信，急着要他回南京。在一個陰冷的黃昏，他們相擁告別，約好兩天以後再見，一起去尋找租用的房子，一起挑選喜愛的家具用品，一起……

白玉美萬萬沒有想到，梁文仲一去就杳無音信，三天過去，她以為是火車票緊張之故，六天以後，她胡亂猜想而焦慮萬分，半月過去，她認定大禍臨頭而寢食不安，一個月過去，她已徹底失望大病一場……。她哪裡知道梁文仲也經歷了難以忍受的煎熬，剛回家的當天夜裡，父親在一頓嚴厲訓斥以後宣布要把他軟禁起來，不許出門，不許用電話，不許寫信。父親這麼做的理由有三：女方比他大三歲，又是二婚，私定終身逼父母之命。其實，有個更為重要的理由父親無法講明，那時局勢大變，共軍的攻勢迫使國民黨高層預謀逃往台灣，梁父也做好了此項準備，他不能再讓兒子離開，否則永無面見之日。一直到臨走，在機場候機時，梁文仲哀求父親允許他給白玉美打個電話，不料她正在宿舍臥床養病，護士室接到電話無法及時傳呼，梁文仲只能簡略地說幾句請護士轉達。接電話的護士一邊聽一邊哭，連聲說“好，好，好”，她正要轉身去宿舍轉告，被旁邊的護士們拉住了，問她什麼事？為什麼哭？大家覺得如果把這一消息告訴白玉美，等於要了她的命，於是決定待她病癒以後再說。事後得知這一通電話後，白玉美反而勸姐妹們不要為她難過，她已經心如止水。

１９５５年，全國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白玉美主動交代了“少校護士長”的舊事，除了記入檔案並沒有對她作任何處理。此後，她更是規規矩矩做人、全心全意做工，下班後不是去附近的圖書館，就是代人值班，間或回家探望父母，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

１９５９年，白玉美已經過了不惑之年，但看上去還不到三十，溫婉的性格不變，舉止莊重而又暖人，深受同事們的敬愛，都想為她介紹戀愛對象，但實在難覓配得上她的男士。夏天的一個早晨，白玉美得人事科通知，說科長找她談話。她擔心將遇到什麼事情，當她走進辦公室，見到科長笑容可掬的樣子，她的心放下了。科長說：“你的工作表現非常突出，大家都推選你當勞動模範，但是上級沒有批准，當然，我們並沒有因為歷史問題而對你另眼看待，但這是組織原則，我們也不能違背，重要的是組織上還是肯定你的，相信你的，希望你繼續保持……”。

白玉美尋思，關於選勞動模範的事自己一無所知，為什麼要告訴她？為什麼要提起“歷史問題”？那個科長，在去年“反右”時的批判大會上，慷慨激昂，那臉上的表情甚至有點猙獰可怕，令她反感，可是這天為什麼表現得如此熱情？她猜不透其中的原由。不久，中秋節快到了，科長又找她談話，談了不一會，他從柜子裡取出兩盒月餅和一袋水果，還是笑容可掬的樣子：“我們知道你這兩年失去了父母，我們不願看到你在中秋佳節感到孤獨，組織上通知我備一點慰問品，表示關心，請你收下……，說起孤獨，我是有親身體驗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以後，那些日子的確難熬……”，聽到這裡，白玉美心裡突的一跳，馬上警覺到科長的企圖，開始局促不安，接下去的談話她什麼也沒有聽進去，只想趕快離開。此後，在飯廳吃飯，科長好幾次坐到她的旁邊問寒問暖，她只好裝作沒聽見。轉眼臨近春節，小年夜那天，科長請她下班後去他辦公室，她不敢拒絕，但一到辦公室，她看到桌子上擺了酒菜、玻璃杯，情知不妙，馬上藉口這兩天腸胃不好、又吐又瀉，不等科長發話，轉身匆匆離去。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衛生局下達通知，要求市級各醫院派人支援郊區各縣醫院，人事科副科長“徵求”白玉美的個人意見，並要她做好思想準備，不久通知她被調往崇明堡鎮醫院，一個月以後報到。她知道這是科長對她的報復，但又無力違抗。雖然她捨不得多年陪伴的姐妹，但又害怕難分難捨的傷心場面，在一個悶熱的早晨雇了一輛三輪車去到碼頭，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抵達堡鎮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上海市區。那年下半年堡鎮居民的生活進入“困難時期”，最難的一段日子裡，只能將黑黑的山芋幹當主食，加一碗醬油湯，白玉美的臉廋了，腿卻腫了。有個病患家屬感念她的好，偷偷送她芝麻大麥粉，在那種艱難而孤獨的歲月里，她感動得止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病患家屬還告訴她，何時何地可以從黑市農民的手中買到大麥粉，由此她安然度過了一年。

臨近知天命之年，白玉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她的檔案中記載着“少校護士長”的歷史，因此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列入“專政”對象。堡鎮醫院的牛棚了關押了四個專政對象，都是男性，故而讓她每天去牛棚報到，晚上仍住原來宿舍。造反派召開批鬥“院內走資派”大會時，白玉美也被拉上台陪斗，造反隊扯亂她的頭髮，掛上牌子。她的頸椎有病，忍受不了長時間的低頭，身子一軟，朴通一下跪倒在地，造反隊員揪住她的頭髮逼她站住，不一會，又朴通跪下，如此三四回，整得她渾身無力，幸虧一位老護士看不過去，攙扶着她回到宿舍。

白玉美從未受到過如此嚴重的屈辱，當着全院同事的面，她被當作一個醜陋的妓女那樣隨意擺布，

她的尊嚴被剝得一乾二淨，以後怎麼做人？活着，豈不就如行屍走肉，還有意義嗎！她不斷問道，為什麼？為什麼？我五十年來從不得罪任何人，忠誠於醫務人員的道德品格，為什麼卻會落得如此可悲下場？我的一生過得怎麼樣？一個字——苦，是誰讓我這麼苦？為什麼苦？是命？可是這個“命”又在誰的手裡？不，不，不要去想原因，因為一切都是偶然，偶然是沒有原因的，不要再去回答一切，不要再去思考活着的意義，讓一切都儘快結束吧……

清晨，同屋的護士發現她躺在血泊之中，手指間夾着一把小小的手術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