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少男少女，骑着两辆自行车，行进在兴国路上。他们一路说笑，旁若无人，似乎这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男孩叫宋谦，女孩叫唐莹，

兴国路是条小马路，没有高楼，没有商店，沿街大多是围墙，行人很少，西边有招待国家级高官的宾馆，东边有专供高级干部居住的豪华公寓，很少有普通百姓知道，这里其实是个受到监控的区域。唐莹和宋谦的家就在这里。

两年前，他们都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在新生报到的第一天，宋谦看到同班的一个女生有点面熟，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她，而且跟他一起走进高级公寓小区。“哦，原来还是邻居，怪不得面熟”宋谦心里这么说着，瞧见女孩对他笑着点头：“嘿，你好，同学”，“同学，你好”，“我住８号二楼，你呢？”，宋谦说：“２号三楼”，“我叫唐莹”，“我叫宋谦”，“同学加邻居，以后天天见面了”，“是、是，太好了！”。

两年后的他们俩已经像兄妹那样亲密，星期六一起回家，星期日相伴回校。唐莹长得娇小，秀美，爽朗活泼，给人以容易亲近的感觉。宋谦长得微胖，童颜，常带笑脸，给人以敦厚的印象。他们在同一个教室学习文化课及音乐基础课，大部分时间学专业，她专修小提琴，他专修长笛。他们不但在学校天天见面，周末回到家里也设法粘在一起，不是复习功课，就是到南边的小树林练习乐器，到后来，相约去电影院、图书馆，在一起的时间愈来愈多。双方的父母看到自己的独生子女有了个伴，且对方都是高官子女，真是门当户对，两小无猜，欢乐相伴，情趣相投，所以也为他们高兴。

这天是１９６６下半年的一个周末，他们俩推着自行车从兴国路走进小区，正要分手各自回家，刚走了几步，宋谦忽然想到什么，停步回头问：“贺绿汀被批斗了，你知道吗？”，“什么？我们的院长？”（贺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真的，听说大学部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明天一起去看看，好吗？”，唐莹摇头：“不要，我害怕”，见她脸色有变，他转身推车走到她身边：“为什么害怕？”，她没回答，偏过头去，他发觉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她轻声说：“我爸爸……”，“你爸爸怎么了？”，她低头，像要哭出来，他急了：“到我家坐一会，好吗？”，她摇头，“那到小树林去，唔？”，她点头。两人在小树林的水泥凳上坐下，他柔声问：“你爸爸出什么事了？”，她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这个爽朗活泼的少女一下子变成受了惊吓的小女孩，他赶紧抱住她，一时静默无话。她擦了擦眼泪，他伸手想去握她的手，她让他握着，抬眼看着他，两双眼睛对视，都同时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甜柔情，她平静下来开始诉说：“上周六的半夜，我家闯进几个人来，都是成年人，却带着红卫兵的袖套，他们跟爸爸轻声地说了几句，爸爸的脸色很难看，接着他们就抄家，装了一麻袋的书信，走的时候把我爸也抓了，这些人很少说话，轻手轻脚，神秘兮兮的”，“怪不得，这星期你有点闷，几次要逗你，不见反应”，“对不起，妈妈说不要对外人说”，“我不说”，“看见游街、批斗、抄家这些事我就害怕”，“不怕，我妈说，现在有点乱，但过一阵子会好的”。

唐莹的爸爸唐达、妈妈吴筠都是华侨，抗日战争时回国加入新四军，都在军部工作，唐达搞宣传，吴筠做文书。五十年代，唐达是大型文学刊物《丰收》的社长、上海文联副主席，吴筠在侨联工作。唐达跟当时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交情很深，周扬是“文革”第一批打倒的对象，被关进秦城监狱。唐达深知自己难逃一劫，早就要求妻子做好心里准备，对爱女却无法开口，那天来抓他的人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周扬专案组的，你要配合，别说话”，离家时他紧紧地抱住女儿娇小的身子，也说不出一句话。

宋谦的父亲宋正华、母亲李淑贞都是投奔延安的大学生，宋正华曾是南京军区所辖部队的首长，后来是驻上海部队的首长，李淑贞则任上海卫生局局长。调至上海后不久，李淑贞发现丈夫有外遇，夫妻多次吵架，她无法忍受却又要为丈夫保密，于是对上级组织打报告，称两人性格相冲，多年不和，主动提出离婚，上级批准。她带着儿子住在兴国路，宋正华住在一栋花园洋房，后又娶妻生子，两人从此不再见面，只是儿子偶然被父亲派车接去见面，但宋谦很不情愿，父子关系不好。长期的怨屈和郁闷导致李淑贞患上乳腺癌，经过一年的治疗修养，身体终于恢复如初。“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一句话：“城市老爷卫生部”，引爆卫生系统大批斗，卫生局长李淑贞首当其冲，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她怕引起癌症复发，尽量显出乐观情绪，对儿子说：“别看现在有些乱，过一阵子就会好的”。卫生局造反派的头头还比较温和，知道局长曾有癌症病史，仍让她每天回家、有车接送。

有母亲的宠爱，还有宋谦的体贴，让受了惊吓的唐寅心情慢慢好转。１９６７年的春节到了，当时人们很少有娱乐的机会，却有一场演出垫补这一空缺，那天唐寅兴致勃勃来找宋谦，说在戏剧学院小剧场有演出：“我的同学在戏剧学院中专部，她说她看过的，很开心，喏，还送我两张票”，“什么演出？”，“少儿演出”，“今天？”，“今天下午”。他们到达剧场的时候，看到挤满了人群，出乎意料的热闹。自演出开始到结束，掌声不断，笑声连绵。一个五岁的女娃报幕，苹果似的脸庞，却装出严肃的表情，奶声奶气的，却尽力拔高音调，刚刚开口，就被一阵掌声淹没了。演员都是幼儿园的小娃娃，穿了各色服装，藏族的，蒙族的，维族的，军人的、工人的，农民的，还扮演老头老太，带了白发，粘上胡子，没有布景，没有布光，奏乐的是一架手风琴，节目都是唱唱跳跳，有“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咱们工人有力量”，“草原小姐妹”等等。在约两小时的演出中，台上台下都沉浸在忘我的欢乐之中，……。

“我就是喜欢音乐，它给大家传播快乐”，走出剧场，唐寅颇有感触地这么说，她抬头对着斜挂在空中的太阳，眼里闪闪发光，脸上显出少女的红晕。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在谈论这场演出：“我觉得老师们说得不错呀，音乐就是陶冶心情，传播快乐，怎么说是文艺黑线？”，宋谦说：“什么是白，什么是黑，我弄不懂”，“古典音乐多美妙，说是封资修！”，“你是说封资修很美妙吧”，“宋谦，你坏！，这种话不能乱说！”，“开玩笑的——”，“将来，我们一起在交响乐团演出，给观众送去美妙的音乐”，“这叫做与人同乐”，“对，与人同乐，哎，宋谦，你说的同乐的乐，跟音乐的乐是同一个字，不就是说音乐和快乐是同一件事，对吗？”，“你的小脑瓜子很灵巧啊！”，“呸，你坏”……。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唐莹来到宋谦家，非常兴奋地说：“你想到北京去吗？”，“你要去北京？”，“不，我们一起去北京”，“究竟怎么回事？”，她说那个少儿演出队邀请他们俩参加，到北京去演出。演出队只有一架手风琴伴奏，唐莹在戏剧学院附中的同学把他们介绍给演出队的组织者，那是导演系的几个高年级学生，这些大哥哥当然求之不得，所以找上门来。那时候，能够去北京，是年轻人十分向往的事情。宋谦听了也非常兴奋：“到北京去几天？”，“说是一个星期”，“你妈同意你去？”，“嗯，我说，同学们都外出串连，我也想去外面见见世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有一大帮子人一起去北京，请她放心，想不到，一口答应了”，“那我妈也会同意的”。

少儿演出队就像一阵春雨，灌浇着枯干的娱乐天地，短短几天就在上海引起轰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在上海出差，他看了演出后马上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在一个周末，唐莹和宋谦随演出队在火车上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抵达北京，当晚就在市府礼堂演出。紧接着，团中央、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等单位都发出邀请，原定一个星期的行程即将结束。这时演出队的大人们产生了争执，部分人决定要继续演出，理由是要争取得到江青的接见，部分人要求按计划回上海，认为江青接见是不可能的事。唐莹和宋谦支持后者，他们向母亲保证过一周后回去。争论后的一天，两位随队家长担心小儿在寒冷的北京得病，擅自离队带孩子去了北京的亲戚家，于是军心涣散，唐莹和宋谦也决定马上行动。他们到中山公园去领取火车票，一走进公园，就被淹在人海之中，空地上搭了几个大草棚，数以千计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生，争先恐后地互相拥挤着，就拍领不到车票。

唐莹和宋谦幸运地领到两张车票，两人顺便去天安门转了一圈。第二天他们一早去火车站，八点钟就到了，以为提早了两个小时一定有座位，哪知道，到了现场大失所望，不但没有座位，而且车上已经站满了人，连车厢门口也挤不进去。唐莹急得快要哭：“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宋谦安慰她：“今天一定要回去！”，说着，他向车上靠窗口的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商量几句，随后一把抱她起来，上面有人拉着她的手臂，废了好大的劲总算把她送进去，他递上乐器箱子和背包，双手拉着窗框，抬起右腿，轻松一跃而入。车上大都是外出串连的学生，女生不多，看到唐莹这样娇小的身子，男生们让她坐到茶几上，有两个男孩似乎早有准备，摊开几张报纸，钻到座椅底下躺平，于是空间不再那么拥挤。火车开到安徽符离集车站停了一会，符离集镇以烧鸡闻名，车子还未停稳，就有人把脚伸出窗外准备跳车，买烧鸡要趁早，一会儿就抢光。从早饭到此刻已过九个小时，唐莹早就叹苦：“我饿，胃里挺难受”，宋谦一看这情势，也马上跳窗，但已经迟了，可是他看到远处有村妇提着篮子正赶过来，就奋力跑过去抢购，总算拎了一只回到车厢，唐寅乐得拍手叫好，随手撕了一根鸡腿大嚼起来，一面对他眯眼一笑，突然把鸡腿塞进他嘴里。

到达浦口车站后摆渡过了长江，忽然接到通知，说沪宁铁路因两派武斗而断线，等待派汽车来送大家回沪。人们赶忙到附近买食品填肚子，等到晚上八点多，来了四十俩大卡车，像是军队派来的运兵车。每辆卡车都挤满了人，很少可以抓手的地方，车子一开动就不停颠簸，身子晃来晃去，宋谦抱住唐寅背靠挡板，唐寅心里甜甜的，巴不得依偎在他怀里。到达常州地带时，车队被一伙头戴钢盔手持长矛的人拦住，说是要检查，前面几辆车的司机上前说明情况请求放行，对方却不依不挠，车上的学生们纷纷跳下车来，一会儿就涌上百十号人，对方见势不妙就溜走了。

车队经过的大都是土路，车后卷起的尘土被吸进车内，宋谦脱下外衣把唐莹的上身包裹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虽然在颠簸的车上站了八九个小时，还能坚持到最后。天亮时到达上海，下车后唐寅把外衣还给宋谦时忽然大笑起来，他奇怪地问：“笑什么？”，她指着周围的人：“你看看，都变成白毛女了！”，他这时才注意到所有乘客的头发、眉毛、鼻子、肩膀都蒙上一层灰土，真的个个成了“白毛女”了。在大笑声中人们互相挥手道别，各自回家。

回到兴国路，他把她送到家门口，正要转身时，只听得唐寅轻声叫他，他刚要问什么事，唐寅已经扑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一会她才说：“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会，当然会”，“我是说一辈子”，“一辈子？是的，一辈子”，“真的？”，“真的”，她抬头，闪着泪光的双眼深情地望着他：“这几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你知道吗？——好了，你回吧”。

少男少女，情窦初开，他们开始构建未来共同的美梦，几乎忘掉了现实的严酷。

宋谦的妈妈李淑贞，作为“城市老爷卫生局”的第一把手，在那个人人都争相在批斗中显示自己革命性的年代，她面临着机关内部以及下属单位连续不断的批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睡不好，吃不下，精神负担太重，终于到了撑不住时候。开始是连续的低热，觉得浑身无力，腹部时有隐痛。有一天儿子发现她的眼白有点泛黄，他跟保姆商量，保姆要他赶紧送医院。几天以后，李淑贞的皮肤全都发黄，已经无法救治。宋谦的父亲来探望过几次，也安排处理了一切后事，最后要求儿子跟他一起生活，儿子没有答应。宋谦离不开和妈妈一起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更离不开近在身边的唐寅。宋正华不允许未成年的儿子单独生活，但也知道父子感情很差，只好耐着性子说服教育，儿子只答应每周一次去父亲家吃晚饭。没料想，第一次去父亲家，父子俩就闹翻了。

宋正华住在一坐花园洋房，四五米宽的铁皮大门经常关闭，除非有车辆进出，大门上又开扇小门，供人出入，小门上开了个小窗口，宋谦敲门，窗口打开，露出一个士兵稚气的脸蛋。走进客厅，见父亲半躺在沙发上抽烟，他上前叫声爸爸，父亲示意他在身边坐下。父亲开始抱怨工作太忙，很少时间陪伴家人，更少关照儿子，还问起儿子的身体状况、学校情况等等。闲谈之间天色已晚，勤务兵告知晚饭已经准备好。主妇带着两个儿子下楼，跟宋谦打了个招呼，此后就不再搭理。父亲喝酒，宋谦默声吃饭，两个儿子跟父亲闹个没完，宋谦只当没看见。父亲喝完酒叫唤勤务兵：“来一碗馄饨”。原来，父亲除了有司机、厨师、后勤、卫生等勤务兵为他服务以外、还特地物色了一个擅长制作江南小吃的保姆，专门为一家子做点心。父亲在等馄饨送来之前，趁着一股酒兴对宋谦说：“你不能一个人过日子，赶快搬过来，马上，明天就搬！”，宋谦脸色一变闷声不语，“听见没有？我说明天，怎么样啊？”，宋谦涨红了脸还是闷声不语。父亲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喊：“你这小子，好言好语听不进，非要我发脾气？听着，这事由不得你，必须搬过来，给你一个星期“，宋谦实在忍不住，索性离席朝门外奔去，负责卫生事务的女兵正好端着一碗馄饨迎面而来，两人相撞，馄饨撒落一地……。

第二天，宋谦去看唐莹，见她样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说话轻声，动作缓慢，脸无笑容，又见她妈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奇怪地问：“出什么事？“，唐寅转过脸，双手掩面，像要哭泣，”究竟出什么事了？“，唐寅哭泣：“我爸爸……”，接着泣不成声，倒在宋谦虚的胸前。原来，唐寅父亲吃了半瓶安眠药，没救过来。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从初恋甜蜜的梦境中一下子跌入痛苦的深渊，既是猝不及防，又是不知如何应对，除了相拥互慰，听凭命运的安排，想不出该做什么。不过，他们的父母却正在安排他们的未来。

宋谦的无礼惹怒了宋正华，让这位部队首长当着家人和勤务兵的面丢尽了面子，不过一个星期，他已经设想好一个计划，确保儿子听从。他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儿子送去南京军区下属文工团，凭借他以往在南京军区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对方是否同意接收不会成为问题。第二个决定，是要求音乐学院附中、部队文工团跟家长一起做儿子的工作，三重压力下，不怕宋谦不肯就范。毕竟是老谋深算，宋谦无力违抗，不过一个月的功夫，老子送儿子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唐寅的母亲吴筠也正在努力，想带着女儿去香港。她和丈夫唐达都是华侨，两人的兄弟姐妹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都是做生意的富商。跟她保持经常联系的是在香港的大哥，听说妹妹的遭遇之后，他再三敦促母女俩去香港生活。吴筠在侨联工作，通过侨务办公室完成各种手续后，被告知三个月内抵达香港。这一切她都瞒着女儿，等所有事宜敲定以后再告之。

自从宋谦向唐寅说到父亲要安排他去参军以后，失去家人的痛苦加上即将离别的忧伤，驱走了这对初尝爱恋温情的少男少女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他们也谈到南京上海两地相距不远，有见面的机会，书信来往很方便，两三年后宋谦可复员回沪，甚至还想象着将来一起在上海交响乐团参加演出……。

在送走宋谦后不久，吴筠开始做女儿的工作，先是跟女儿谈及她和唐达的身世，谈及她的娘家亲人，谈到分别二十几年对家人的思念，小心地问女儿是否想去香港玩玩，等等。唐寅也在猜想母亲的话外之意，一想到可能会移居香港，那就跟宋谦再无见面之日，顿时感到一阵酸痛，哭着跟宋谦写信。宋谦看到信纸上几处泪痕，也是心如刀割，可是他们除了发泄内心的伤痛，就只能一切听其自然，互相叮嘱一定要坚强面对等等。

唐寅的最后一封信这样写着：“明天去香港了，请一定记住，我一定回来，你一定等着”。

唐寅的舅舅阿姨们早就在为她张罗，所以到香港后不久，她就得到英国梅纽因音乐学校的录取通知，从该校毕业后，她有幸被费城交响乐团聘用。这时的宋谦则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１９７３年５月，费城交响乐团将在北京、上海演出，唐寅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了好几天，赶紧要妈妈设法在上海找到宋谦的联系方式，并与他相约见面。他们约好在她抵达上海后第二天的中午，在陕西路的“红房子西菜社“见面。她一见到他就忘乎所以地扑上去，紧紧的无声的拥抱，良久才平静下来。

坐定以后，宋谦第一句话就是：“五年了，我一直守着你的指示”，“什么指示？”，“用官方套话，叫三个一定”，“官方套话？听来不太习惯”，“你的最后一封信，记得吗？”，“哦，记得”，“你说，一定记住，一定回来，一定等我”，“那是我的真心话”，“那我也说真心话，你一定记住，我一定去美国，你一定等我”，“一定，一定，一定”，她拉起他的手，贴着脸颊，再加上一句：“一定会的，美国是实现我们梦想的地方“，他轻轻抚摸着她的脸，感受着女性肌肤的温软和光滑。此刻，这一对热恋的青年已经不知身在何时何处，时间就像停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