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少男少女，騎着兩輛自行車，行進在興國路上。他們一路說笑，旁若無人，似乎這世界就只有他們兩個人。男孩叫宋謙，女孩叫唐瑩，

興國路是條小馬路，沒有高樓，沒有商店，沿街大多是圍牆，行人很少，西邊有招待國家級高官的賓館，東邊有專供高級幹部居住的豪華公寓，很少有普通百姓知道，這裡其實是個受到監控的區域。唐瑩和宋謙的家就在這裡。

兩年前，他們都考進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在新生報到的第一天，宋謙看到同班的一個女生有點面熟，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她，而且跟他一起走進高級公寓小區。“哦，原來還是鄰居，怪不得面熟”宋謙心裡這麼說着，瞧見女孩對他笑着點頭：“嘿，你好，同學”，“同學，你好”，“我住８號二樓，你呢？”，宋謙說：“２號三樓”，“我叫唐瑩”，“我叫宋謙”，“同學加鄰居，以後天天見面了”，“是、是，太好了！”。

兩年後的他們倆已經像兄妹那樣親密，星期六一起回家，星期日相伴回校。唐瑩長得嬌小，秀美，爽朗活潑，給人以容易親近的感覺。宋謙長得微胖，童顏，常帶笑臉，給人以敦厚的印象。他們在同一個教室學習文化課及音樂基礎課，大部分時間學專業，她專修小提琴，他專修長笛。他們不但在學校天天見面，周末回到家裡也設法粘在一起，不是複習功課，就是到南邊的小樹林練習樂器，到後來，相約去電影院、圖書館，在一起的時間愈來愈多。雙方的父母看到自己的獨生子女有了個伴，且對方都是高官子女，真是門當戶對，兩小無猜，歡樂相伴，情趣相投，所以也為他們高興。

這天是１９６６下半年的一個周末，他們倆推着自行車從興國路走進小區，正要分手各自回家，剛走了幾步，宋謙忽然想到什麼，停步回頭問：“賀綠汀被批鬥了，你知道嗎？”，“什麼？我們的院長？”（賀是上海音樂學院院長），“真的，聽說大學部院子裡貼滿了大字報，明天一起去看看，好嗎？”，唐瑩搖頭：“不要，我害怕”，見她臉色有變，他轉身推車走到她身邊：“為什麼害怕？”，她沒回答，偏過頭去，他發覺她的眼睛裡閃着淚光，她輕聲說：“我爸爸……”，“你爸爸怎麼了？”，她低頭，像要哭出來，他急了：“到我家坐一會，好嗎？”，她搖頭，“那到小樹林去，唔？”，她點頭。兩人在小樹林的水泥凳上坐下，他柔聲問：“你爸爸出什麼事了？”，她忽然哇的一聲哭起來，這個爽朗活潑的少女一下子變成受了驚嚇的小女孩，他趕緊抱住她，一時靜默無話。她擦了擦眼淚，他伸手想去握她的手，她讓他握着，抬眼看着他，兩雙眼睛對視，都同時感受着一種從未有過的溫甜柔情，她平靜下來開始訴說：“上周六的半夜，我家闖進幾個人來，都是成年人，卻帶着紅衛兵的袖套，他們跟爸爸輕聲地說了幾句，爸爸的臉色很難看，接着他們就抄家，裝了一麻袋的書信，走的時候把我爸也抓了，這些人很少說話，輕手輕腳，神秘兮兮的”，“怪不得，這星期你有點悶，幾次要逗你，不見反應”，“對不起，媽媽說不要對外人說”，“我不說”，“看見遊街、批鬥、抄家這些事我就害怕”，“不怕，我媽說，現在有點亂，但過一陣子會好的”。

唐瑩的爸爸唐達、媽媽吳筠都是華僑，抗日戰爭時回國加入新四軍，都在軍部工作，唐達搞宣傳，吳筠做文書。五十年代，唐達是大型文學刊物《豐收》的社長、上海文聯副主席，吳筠在僑聯工作。唐達跟當時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交情很深，周揚是“文革”第一批打倒的對象，被關進秦城監獄。唐達深知自己難逃一劫，早就要求妻子做好心裡準備，對愛女卻無法開口，那天來抓他的人在他耳邊說：“我們是周揚專案組的，你要配合，別說話”，離家時他緊緊地抱住女兒嬌小的身子，也說不出一句話。

宋謙的父親宋正華、母親李淑貞都是投奔延安的大學生，宋正華曾是南京軍區所轄部隊的首長，後來是駐上海部隊的首長，李淑貞則任上海衛生局局長。調至上海後不久，李淑貞發現丈夫有外遇，夫妻多次吵架，她無法忍受卻又要為丈夫保密，於是對上級組織打報告，稱兩人性格相衝，多年不和，主動提出離婚，上級批准。她帶着兒子住在興國路，宋正華住在一棟花園洋房，後又娶妻生子，兩人從此不再見面，只是兒子偶然被父親派車接去見面，但宋謙很不情願，父子關係不好。長期的怨屈和鬱悶導致李淑貞患上乳腺癌，經過一年的治療修養，身體終於恢復如初。“文革”初期，毛澤東的一句話：“城市老爺衛生部”，引爆衛生系統大批鬥，衛生局長李淑貞首當其衝，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但她怕引起癌症復發，儘量顯出樂觀情緒，對兒子說：“別看現在有些亂，過一陣子就會好的”。衛生局造反派的頭頭還比較溫和，知道局長曾有癌症病史，仍讓她每天回家、有車接送。

有母親的寵愛，還有宋謙的體貼，讓受了驚嚇的唐寅心情慢慢好轉。１９６７年的春節到了，當時人們很少有娛樂的機會，卻有一場演出墊補這一空缺，那天唐寅興致勃勃來找宋謙，說在戲劇學院小劇場有演出：“我的同學在戲劇學院中專部，她說她看過的，很開心，喏，還送我兩張票”，“什麼演出？”，“少兒演出”，“今天？”，“今天下午”。他們到達劇場的時候，看到擠滿了人群，出乎意料的熱鬧。自演出開始到結束，掌聲不斷，笑聲連綿。一個五歲的女娃報幕，蘋果似的臉龐，卻裝出嚴肅的表情，奶聲奶氣的，卻盡力拔高音調，剛剛開口，就被一陣掌聲淹沒了。演員都是幼兒園的小娃娃，穿了各色服裝，藏族的，蒙族的，維族的，軍人的、工人的，農民的，還扮演老頭老太，帶了白髮，粘上鬍子，沒有布景，沒有布光，奏樂的是一架手風琴，節目都是唱唱跳跳，有“我愛北京天安門”，“北京的金山上”，“打靶歸來”，“我是一個兵”，“咱們工人有力量”，“草原小姐妹”等等。在約兩小時的演出中，台上台下都沉浸在忘我的歡樂之中，……。

“我就是喜歡音樂，它給大家傳播快樂”，走出劇場，唐寅頗有感觸地這麼說，她抬頭對着斜掛在空中的太陽，眼裡閃閃發光，臉上顯出少女的紅暈。回家的路上，他們還在談論這場演出：“我覺得老師們說得不錯呀，音樂就是陶冶心情，傳播快樂，怎麼說是文藝黑線？”，宋謙說：“什麼是白，什麼是黑，我弄不懂”，“古典音樂多美妙，說是封資修！”，“你是說封資修很美妙吧”，“宋謙，你壞！，這種話不能亂說！”，“開玩笑的——”，“將來，我們一起在交響樂團演出，給觀眾送去美妙的音樂”，“這叫做與人同樂”，“對，與人同樂，哎，宋謙，你說的同樂的樂，跟音樂的樂是同一個字，不就是說音樂和快樂是同一件事，對嗎？”，“你的小腦瓜子很靈巧啊！”，“呸，你壞”……。

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早晨，唐瑩來到宋謙家，非常興奮地說：“你想到北京去嗎？”，“你要去北京？”，“不，我們一起去北京”，“究竟怎麼回事？”，她說那個少兒演出隊邀請他們倆參加，到北京去演出。演出隊只有一架手風琴伴奏，唐瑩在戲劇學院附中的同學把他們介紹給演出隊的組織者，那是導演系的幾個高年級學生，這些大哥哥當然求之不得，所以找上門來。那時候，能夠去北京，是年輕人十分嚮往的事情。宋謙聽了也非常興奮：“到北京去幾天？”，“說是一個星期”，“你媽同意你去？”，“嗯，我說，同學們都外出串連，我也想去外面見見世面，音樂學院、戲劇學院有一大幫子人一起去北京，請她放心，想不到，一口答應了”，“那我媽也會同意的”。

少兒演出隊就像一陣春雨，灌澆着枯乾的娛樂天地，短短幾天就在上海引起轟動，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秘書長在上海出差，他看了演出後馬上邀請他們到北京演出。在一個周末，唐瑩和宋謙隨演出隊在火車上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抵達北京，當晚就在市府禮堂演出。緊接着，團中央、總工會、全國婦聯、中央直屬機關管理局等單位都發出邀請，原定一個星期的行程即將結束。這時演出隊的大人們產生了爭執，部分人決定要繼續演出，理由是要爭取得到江青的接見，部分人要求按計劃回上海，認為江青接見是不可能的事。唐瑩和宋謙支持後者，他們向母親保證過一周后回去。爭論後的一天，兩位隨隊家長擔心小兒在寒冷的北京得病，擅自離隊帶孩子去了北京的親戚家，於是軍心渙散，唐瑩和宋謙也決定馬上行動。他們到中山公園去領取火車票，一走進公園，就被淹在人海之中，空地上搭了幾個大草棚，數以千計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學生，爭先恐後地互相擁擠着，就拍領不到車票。

唐瑩和宋謙幸運地領到兩張車票，兩人順便去天安門轉了一圈。第二天他們一早去火車站，八點鐘就到了，以為提早了兩個小時一定有座位，哪知道，到了現場大失所望，不但沒有座位，而且車上已經站滿了人，連車廂門口也擠不進去。唐瑩急得快要哭：“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宋謙安慰她：“今天一定要回去！”，說着，他向車上靠窗口的幾個學生模樣的人商量幾句，隨後一把抱她起來，上面有人拉着她的手臂，廢了好大的勁總算把她送進去，他遞上樂器箱子和背包，雙手拉着窗框，抬起右腿，輕鬆一躍而入。車上大都是外出串連的學生，女生不多，看到唐瑩這樣嬌小的身子，男生們讓她坐到茶几上，有兩個男孩似乎早有準備，攤開幾張報紙，鑽到座椅底下躺平，於是空間不再那麼擁擠。火車開到安徽符離集車站停了一會，符離集鎮以燒雞聞名，車子還未停穩，就有人把腳伸出窗外準備跳車，買燒雞要趁早，一會兒就搶光。從早飯到此刻已過九個小時，唐瑩早就嘆苦：“我餓，胃裡挺難受”，宋謙一看這情勢，也馬上跳窗，但已經遲了，可是他看到遠處有村婦提着籃子正趕過來，就奮力跑過去搶購，總算拎了一隻回到車廂，唐寅樂得拍手叫好，隨手撕了一根雞腿大嚼起來，一面對他眯眼一笑，突然把雞腿塞進他嘴裡。

到達浦口車站後擺渡過了長江，忽然接到通知，說滬寧鐵路因兩派武鬥而斷線，等待派汽車來送大家回滬。人們趕忙到附近買食品填肚子，等到晚上八點多，來了四十倆大卡車，像是軍隊派來的運兵車。每輛卡車都擠滿了人，很少可以抓手的地方，車子一開動就不停顛簸，身子晃來晃去，宋謙抱住唐寅背靠擋板，唐寅心裡甜甜的，巴不得依偎在他懷裡。到達常州地帶時，車隊被一伙頭戴鋼盔手持長矛的人攔住，說是要檢查，前面幾輛車的司機上前說明情況請求放行，對方卻不依不撓，車上的學生們紛紛跳下車來，一會兒就湧上百十號人，對方見勢不妙就溜走了。

車隊經過的大都是土路，車後捲起的塵土被吸進車內，宋謙脫下外衣把唐瑩的上身包裹起來。畢竟都是年輕人，雖然在顛簸的車上站了八九個小時，還能堅持到最後。天亮時到達上海，下車後唐寅把外衣還給宋謙時忽然大笑起來，他奇怪地問：“笑什麼？”，她指着周圍的人：“你看看，都變成白毛女了！”，他這時才注意到所有乘客的頭髮、眉毛、鼻子、肩膀都蒙上一層灰土，真的個個成了“白毛女”了。在大笑聲中人們互相揮手道別，各自回家。

回到興國路，他把她送到家門口，正要轉身時，只聽得唐寅輕聲叫他，他剛要問什麼事，唐寅已經撲到他的懷裡，緊緊地抱着他，他一時不知所措，過一會她才說：“你會一直在我身邊嗎？”，“會，當然會”，“我是說一輩子”，“一輩子？是的，一輩子”，“真的？”，“真的”，她抬頭，閃着淚光的雙眼深情地望着他：“這幾天是我最快樂的日子，你知道嗎？——好了，你回吧”。

少男少女，情竇初開，他們開始構建未來共同的美夢，幾乎忘掉了現實的嚴酷。

宋謙的媽媽李淑貞，作為“城市老爺衛生局”的第一把手，在那個人人都爭相在批鬥中顯示自己革命性的年代，她面臨着機關內部以及下屬單位連續不斷的批鬥，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睡不好，吃不下，精神負擔太重，終於到了撐不住時候。開始是連續的低熱，覺得渾身無力，腹部時有隱痛。有一天兒子發現她的眼白有點泛黃，他跟保姆商量，保姆要他趕緊送醫院。幾天以後，李淑貞的皮膚全都發黃，已經無法救治。宋謙的父親來探望過幾次，也安排處理了一切後事，最後要求兒子跟他一起生活，兒子沒有答應。宋謙離不開和媽媽一起長期生活過的地方，更離不開近在身邊的唐寅。宋正華不允許未成年的兒子單獨生活，但也知道父子感情很差，只好耐着性子說服教育，兒子只答應每周一次去父親家吃晚飯。沒料想，第一次去父親家，父子倆就鬧翻了。

宋正華住在一坐花園洋房，四五米寬的鐵皮大門經常關閉，除非有車輛進出，大門上又開扇小門，供人出入，小門上開了個小窗口，宋謙敲門，窗口打開，露出一個士兵稚氣的臉蛋。走進客廳，見父親半躺在沙發上抽煙，他上前叫聲爸爸，父親示意他在身邊坐下。父親開始抱怨工作太忙，很少時間陪伴家人，更少關照兒子，還問起兒子的身體狀況、學校情況等等。閒談之間天色已晚，勤務兵告知晚飯已經準備好。主婦帶着兩個兒子下樓，跟宋謙打了個招呼，此後就不再搭理。父親喝酒，宋謙默聲吃飯，兩個兒子跟父親鬧個沒完，宋謙只當沒看見。父親喝完酒叫喚勤務兵：“來一碗餛飩”。原來，父親除了有司機、廚師、後勤、衛生等勤務兵為他服務以外、還特地物色了一個擅長製作江南小吃的保姆，專門為一家子做點心。父親在等餛飩送來之前，趁着一股酒興對宋謙說：“你不能一個人過日子，趕快搬過來，馬上，明天就搬！”，宋謙臉色一變悶聲不語，“聽見沒有？我說明天，怎麼樣啊？”，宋謙漲紅了臉還是悶聲不語。父親突然站起來，拍着桌子大喊：“你這小子，好言好語聽不進，非要我發脾氣？聽着，這事由不得你，必須搬過來，給你一個星期“，宋謙實在忍不住，索性離席朝門外奔去，負責衛生事務的女兵正好端着一碗餛飩迎面而來，兩人相撞，餛飩撒落一地……。

第二天，宋謙去看唐瑩，見她樣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說話輕聲，動作緩慢，臉無笑容，又見她媽躺在床上臉色蒼白，他奇怪地問：“出什麼事？“，唐寅轉過臉，雙手掩面，像要哭泣，”究竟出什麼事了？“，唐寅哭泣：“我爸爸……”，接着泣不成聲，倒在宋謙虛的胸前。原來，唐寅父親吃了半瓶安眠藥，沒救過來。

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從初戀甜蜜的夢境中一下子跌入痛苦的深淵，既是猝不及防，又是不知如何應對，除了相擁互慰，聽憑命運的安排，想不出該做什麼。不過，他們的父母卻正在安排他們的未來。

宋謙的無禮惹怒了宋正華，讓這位部隊首長當着家人和勤務兵的面丟盡了面子，不過一個星期，他已經設想好一個計劃，確保兒子聽從。他的第一個決定，是把兒子送去南京軍區下屬文工團，憑藉他以往在南京軍區的地位和人際關係，對方是否同意接收不會成為問題。第二個決定，是要求音樂學院附中、部隊文工團跟家長一起做兒子的工作，三重壓力下，不怕宋謙不肯就範。畢竟是老謀深算，宋謙無力違抗，不過一個月的功夫，老子送兒子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車。

唐寅的母親吳筠也正在努力，想帶着女兒去香港。她和丈夫唐達都是華僑，兩人的兄弟姐妹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灣，都是做生意的富商。跟她保持經常聯繫的是在香港的大哥，聽說妹妹的遭遇之後，他再三敦促母女倆去香港生活。吳筠在僑聯工作，通過僑務辦公室完成各種手續後，被告知三個月內抵達香港。這一切她都瞞着女兒，等所有事宜敲定以後再告之。

自從宋謙向唐寅說到父親要安排他去參軍以後，失去家人的痛苦加上即將離別的憂傷，驅走了這對初嘗愛戀溫情的少男少女對生活的熱情。不過，他們也談到南京上海兩地相距不遠，有見面的機會，書信來往很方便，兩三年後宋謙可復員回滬，甚至還想象着將來一起在上海交響樂團參加演出……。

在送走宋謙後不久，吳筠開始做女兒的工作，先是跟女兒談及她和唐達的身世，談及她的娘家親人，談到分別二十幾年對家人的思念，小心地問女兒是否想去香港玩玩，等等。唐寅也在猜想母親的話外之意，一想到可能會移居香港，那就跟宋謙再無見面之日，頓時感到一陣酸痛，哭着跟宋謙寫信。宋謙看到信紙上幾處淚痕，也是心如刀割，可是他們除了發泄內心的傷痛，就只能一切聽其自然，互相叮囑一定要堅強面對等等。

唐寅的最後一封信這樣寫着：“明天去香港了，請一定記住，我一定回來，你一定等着”。

唐寅的舅舅阿姨們早就在為她張羅，所以到香港後不久，她就得到英國梅紐因音樂學校的錄取通知，從該校畢業後，她有幸被費城交響樂團聘用。這時的宋謙則在上海交響樂團工作。１９７３年５月，費城交響樂團將在北京、上海演出，唐寅聽到這個消息後，興奮了好幾天，趕緊要媽媽設法在上海找到宋謙的聯繫方式，並與他相約見面。他們約好在她抵達上海後第二天的中午，在陝西路的“紅房子西菜社“見面。她一見到他就忘乎所以地撲上去，緊緊的無聲的擁抱，良久才平靜下來。

坐定以後，宋謙第一句話就是：“五年了，我一直守着你的指示”，“什麼指示？”，“用官方套話，叫三個一定”，“官方套話？聽來不太習慣”，“你的最後一封信，記得嗎？”，“哦，記得”，“你說，一定記住，一定回來，一定等我”，“那是我的真心話”，“那我也說真心話，你一定記住，我一定去美國，你一定等我”，“一定，一定，一定”，她拉起他的手，貼着臉頰，再加上一句：“一定會的，美國是實現我們夢想的地方“，他輕輕撫摸着她的臉，感受着女性肌膚的溫軟和光滑。此刻，這一對熱戀的青年已經不知身在何時何處，時間就像停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