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鸣下班回家，他住在一条“新式里弄”，那里竖立着一排排三层楼的连体别墅，每一排有四家独门独户，室内都配有打蜡地板和落地钢窗，第三排第一个门洞的二楼是肖一鸣的家。他边走边抽完烟，抬头看到妻子李爱红在窗口晾衣服，那画面让他回想起新婚后第一天去上班，回家看到爱妻在窗口向他招手，似乎她在那里已经久久等侯，终于盼到他的归来，脸上闪耀着幸喜的笑容……。想到这里，他不禁摇了摇头，似乎要甩掉这些回忆，一股烦恼的情绪涌上心头，他转身离去，无目标地在街头徘徊。

他们本来是幸福甜蜜的一对，肖一鸣是电器厂的技术员，因在设计新款收音机的工作中有不小的贡献而受表扬，在厂里有点名气。李爱红是小学教师，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模范教师”等，年纪轻轻就被提拔当教导主任。他们经亲戚介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相生好感，他看她温柔可爱，笑起来两眼像弯月似的，她看他颇有男子气概，那低沉的磁性般的嗓音很有吸引力，相恋一年以后就登记结婚。

此刻肖一鸣不想回家，是因为昨晚两人又吵了一架。婚后一年多，他们沉浸在甜蜜之中，从来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互相恶语相加的一天。随着“文革”的兴起，他们的婚姻也开始陷入迷途，一切是那么自然，一切又无法改变，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

１９６６年的夏末，发生了一次口角，有天她带着一肚子气回家，一进门见到丈夫就埋怨说：“学生打老师，还说革命造反，就像小流氓！”原来，那几天中学、大学卷起一阵游街风，一些学生给老师带上高帽游街示众，她那所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也跟着闹起来，幸好平时李爱红颇受学生的好感，没被波及。她很气愤，但又敢怒不敢言，回家却对丈夫撒气。他说：“小流氓？这种话可不能在外面讲啊”，她说：“尊敬师长，天经地义，我真不懂，这算什么革命”，“你有点不对头啊”，“什么不对头？”，他随口说：“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她愕然：“你说什么？”他笑笑没答话，她又问：“你说什么？我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你也学会扣大帽子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为什么不说了？我气不过！”，他看她从没这么生气过，就想安慰她：“你是党员，当然是革命先锋，刚才我说错啦”，“还讽刺我”……，两人一夜无语。

到９月初，他们又争吵一次，跟“北京红卫兵”有关。肖一鸣听说市委机关大门口聚集了一批北京红卫兵，叫嚷“打到上海市委”，他想这群毛孩子胆子可真大，肯定有后台，于是有一天提早下班，前去观望。刚到延安路华山路口，就看见满街是人，听见传来歌声、口号声。走到市委机关大门口，只见一群又一群上海人包围着北京红卫兵，每一群人都围着两三个孩子，激烈争辩着。他看到有个中年男子满脸通红青筋爆出，大声斥责：“你们懂什么革命，胡闹！小赤佬（上海方言，骂人用语）”。正对着大门，站着一群孩子，他们打着红旗，举着“打到上海市委”的牌子，做出各种姿势，像群雕那样屹立不动。忽然下雨了，人们视而不见，依然争辩不休，还是屹立不动。肖一鸣注视着那些十几岁的北京孩子，听说他们已经在这里坚持好几天了，心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执着，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无法回答，但被这种场面深深打动，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自问：“这就是革命吧？”，他其实不怎么懂得革命的涵义，但是在过了二十多年和平生活以后，置身于这异常的突变的情势，就像在歌颂革命的电影里常见的场面那样，觉得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吧。

回家他就兴奋地对妻子描述所见所闻，并流露出对北京红卫兵的钦佩之情。李爱红没等他说完就气呼呼地说：“北京红卫兵是流氓！”，她这一句话就让他顿时哑口。原来，那天学校出了件事，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穿褪了色的军装，头戴军帽，斜挎着绣着红星的布袋，拉着一个男孩子气汹汹地闯进进校长办公室，一言不发，蛮狠地扯着女校长的衣襟，在走廊里对着围观的师生们大声喝道：“我是北京红卫兵，我表弟的革命行动，居然遭到报复”，她指着身边的男孩责问校长：“你为什么要处罚他？”校长毫不示弱，推了她一把：“不要动手，有话好好说！”北京女孩说：“他有什么错？”，“他打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但不能打人”，“我就打你，怎么了？”说着扬手一记耳光，校长左手捂着脸竟说不出话来，人群里有人喊：“不许打人！”北京女孩发觉不妙带着男孩快速离开，走了几步又奔跑起来，似乎怕有人追上来。这一幕对李爱红的刺激不小，所以看到肖一鸣的兴奋样子，马上就火了：“北京红卫兵是流氓！”她说了校长被打的事，愈说愈激动：“好人不打人，打人是坏人”。他见她情绪不对头，心想还是闭嘴为好，没接话。

吃晚饭时，他还在想着在延安路上的种种情景，随口说了一句：“要打到上海市教委，这怎么回事呀”，她说：“市委是党的领导，要打倒市委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这不明摆着的吗！”，“我看没这么简单吧”，“你这是丧失立场”，“这可是天大的事，那些北京来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胆？肯定有来头，有背景”，“什么背景，就像５７年反右的背景”，“我看这次跟５７年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坚持爱党爱国，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说有两个司令部？”，“上海市委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别说得那么肯定”，“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这样很危险，我警告你啊，别走邪道！”……，两人你来我往，争得喉咙愈来愈响，调门愈来愈高，最后李爱红火冒三丈，把一块揩布重重摔在地上，才告停歇。

夫妻俩的分歧有其来由，李爱红的父母都是工人，她能读上师范专科，是家族的荣耀，她相信自己的一切，三八红旗手、模范教师、教导主任等等都是“党组织”给予的，她对造反、戴高帽、打人等行为十分反感，更让她气愤的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把她的“听从组织”说成是拍马屁向上爬，把她对教师的严格要求说成是“打压同事”，面前的这场所谓的革命，把她的自豪、自信、自我价值横扫一空，她不可避免地、感性地站到了对立面。肖一鸣父母都是大学生，都是银行的高级职员，保留工资加起来有二百多，故而能住连体别墅的独门独户。他在科技大学毕业后当上技术员，他的电子技术水平深得总工程师赞赏，把他视为开发新产品的主要骨干，但是本厂的党委书记设法把开发组组长的位子给了他的侄子。肖一鸣由此亲身体验到了“党组织”里某些人的自私面目，他易于接受“党组织”里有好人又有坏人的说法。他饶有兴趣地到大学、机关、报社等单位看大字报，翻阅各种油印的小报，从中他摸索出对于形势的一种解释：“老革命不行了，他们当官做老爷，腐化了，要注入新鲜血液”，他觉得这是出头的好机会，要在这次革命中好好表现。这一对夫妻之间的分歧，在革命造反、斗私批修、肆意打人、任意关押等等行为泛滥成灾的那个年代里，在人人之间到处弥漫着战斗气息的氛围中，一时间难以调和。

１９６６年底，肖一鸣参加了一个名为“工人革命造反第二纵队”的组织，据说这是拥有二十万人马且“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在与当时的“保皇派”（与造反派对立、保卫当权派的组织）的争斗中立下了大功，“保皇派”组织的两次数万人的静坐示威，都因第二纵队的强力冲击而溃散。可是在筹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第二纵队的头头们被排除在外，于是他们与另外一些被排斥的组织联合起来，策划一次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以获取政治资本，可是由于其中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向市革命委员会密告，遂被瓦解。

肖一鸣曾好几次谈起第二纵队如何英勇，吹嘘其赫赫战功，李爱红对此很是抵触，她很反感这类打打杀杀的行为。一天晚上，肖一鸣得意地描述他们即将开始的十万人行动，李爱红忍不住责问他：“你们先是打到市委，现在又要炮轰革命委员会，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呀！”，他自豪地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斗、斗，没玩没了地斗吧，现在你斗别人，以后别人来斗你”，“你还没看清楚啊，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斗”，“关我们什么事，老百姓只要安分守己，工作勤恳，生活安定，不就很好吗？”，“跟你没有共同语言”，“啊，什么叫没有共同语言？这个家不是我们共同的？天天往外面跑，心里有没有这个家？……

接着，肖一鸣有几天没回家，李爱红既是焦虑又是怨恨，有天晚上他突然回家，不说一句话，只顾收拾衣物，她没好气地说：“你死到哪儿去了，不要这个家了？”肖一鸣没搭理，以为跟她说什么都是白说。见他急着又要出门，她火冒三丈：“要走，就别再回来！”，他二话不说，用力摔门，走了。

直到有一天，肖一鸣再也联系不上第二纵队的头头们，听说都被软禁起来了，他才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那是一个灰暗的早晨，踏进家门，就听见楼下有人叫喊：“肖一鸣，电话，肖一鸣，电话”。奔到传呼电话站，拿起听筒，听到对方颤抖的声音：“一鸣啊，快去医院”，是岳母来电，告知李爱红在医院，听那声音像是在哭泣，预感事情严重。

前一天傍晚，李爱红在学校值班，此时校内已空无一人，她关上大门，坐在传达室里，正开始打毛线，忽听得一阵叫喊声，抬头看到操场上有十几个人，她懵了：“这些人从哪儿来的？”，再一看，她慌了，那些人套了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木棍、钢筋，是一批打手。她问：“你们哪儿来的，干什么呀”，有人回答：“来抓人”。那批红卫兵冲进教学楼，他们要抓的人是隔壁一所中学的学生，两校之间有一垛两米高的围墙，该中学两派武斗，其中一派纠集附近几所中学同一派红卫兵前来支援，打得另一派四处逃串，有人跳过围墙逃到小学，有更多的人跟着越墙追着打。李爱红以为这帮人要打砸抢，大声喊：“快出去，我要报警啦！”，红卫兵大吼：“你敢！”并举起钢筋威胁，李爱红豪不示弱：“有什么不敢”，转身朝传达室跑去，红卫兵抢上一步想抓住她，她立即挣脱，红卫兵举起钢筋扬手对她后脑重重一击，她马上倒地，血流满面。其他红卫兵闻声赶来，看到这场面颇有点慌张，不知该做什么，有人惊呼：“出大事了，快跑，还不快跑！”，一瞬间，大门打开，一帮人已无影无踪，只留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李爱红。晚上八点多种，正好有位小学的老师经过，看到大门敞开，他进门就看到地上的李爱红，马上到传达室打电话报警……。

肖一鸣听到电话后立即赶到医院，晚了，李爱华失血过多，再也无法挽回生命。他的脑袋轰的一声，经过几天几夜的奔忙，他那衰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如此打击，他昏倒了，醒来时他看着医院的白色天花板，不想站起来，周围是那么的宁静，他希望自己一直这样躺着，他看见在白色的背景下闪现出四个鲜红的大字：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