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鳴下班回家，他住在一條“新式里弄”，那裡豎立着一排排三層樓的連體別墅，每一排有四家獨門獨戶，室內都配有打蠟地板和落地鋼窗，第三排第一個門洞的二樓是肖一鳴的家。他邊走邊抽完煙，抬頭看到妻子李愛紅在窗口晾衣服，那畫面讓他回想起新婚後第一天去上班，回家看到愛妻在窗口向他招手，似乎她在那裡已經久久等侯，終於盼到他的歸來，臉上閃耀着幸喜的笑容……。想到這裡，他不禁搖了搖頭，似乎要甩掉這些回憶，一股煩惱的情緒湧上心頭，他轉身離去，無目標地在街頭徘徊。

他們本來是幸福甜蜜的一對，肖一鳴是電器廠的技術員，因在設計新款收音機的工作中有不小的貢獻而受表揚，在廠里有點名氣。李愛紅是小學教師，曾被評為“三八紅旗手”，“模範教師”等，年紀輕輕就被提拔當教導主任。他們經親戚介紹認識，第一次見面就相生好感，他看她溫柔可愛，笑起來兩眼像彎月似的，她看他頗有男子氣概，那低沉的磁性般的嗓音很有吸引力，相戀一年以後就登記結婚。

此刻肖一鳴不想回家，是因為昨晚兩人又吵了一架。婚後一年多，他們沉浸在甜蜜之中，從來沒有想到竟然會有互相惡語相加的一天。隨着“文革”的興起，他們的婚姻也開始陷入迷途，一切是那麼自然，一切又無法改變，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會走到這種地步。

１９６６年的夏末，發生了一次口角，有天她帶着一肚子氣回家，一進門見到丈夫就埋怨說：“學生打老師，還說革命造反，就像小流氓！”原來，那幾天中學、大學捲起一陣遊街風，一些學生給老師帶上高帽遊街示眾，她那所小學的高年級學生也跟着鬧起來，幸好平時李愛紅頗受學生的好感，沒被波及。她很氣憤，但又敢怒不敢言，回家卻對丈夫撒氣。他說：“小流氓？這種話可不能在外面講啊”，她說：“尊敬師長，天經地義，我真不懂，這算什麼革命”，“你有點不對頭啊”，“什麼不對頭？”，他隨口說：“對文化大革命有牴觸情緒”，她愕然：“你說什麼？”他笑笑沒答話，她又問：“你說什麼？我對文化大革命有牴觸？你也學會扣大帽子了？”，“好，好，不說了，不說了”，“為什麼不說了？我氣不過！”，他看她從沒這麼生氣過，就想安慰她：“你是黨員，當然是革命先鋒，剛才我說錯啦”，“還諷刺我”……，兩人一夜無語。

到９月初，他們又爭吵一次，跟“北京紅衛兵”有關。肖一鳴聽說市委機關大門口聚集了一批北京紅衛兵，叫嚷“打到上海市委”，他想這群毛孩子膽子可真大，肯定有後台，於是有一天提早下班，前去觀望。剛到延安路華山路口，就看見滿街是人，聽見傳來歌聲、口號聲。走到市委機關大門口，只見一群又一群上海人包圍着北京紅衛兵，每一群人都圍着兩三個孩子，激烈爭辯着。他看到有個中年男子滿臉通紅青筋爆出，大聲斥責：“你們懂什麼革命，胡鬧！小赤佬（上海方言，罵人用語）”。正對着大門，站着一群孩子，他們打着紅旗，舉着“打到上海市委”的牌子，做出各種姿勢，像群雕那樣屹立不動。忽然下雨了，人們視而不見，依然爭辯不休，還是屹立不動。肖一鳴注視着那些十幾歲的北京孩子，聽說他們已經在這裡堅持好幾天了，心想究竟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執着，他們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他無法回答，但被這種場面深深打動，內心久久不能平靜。他自問：“這就是革命吧？”，他其實不怎麼懂得革命的涵義，但是在過了二十多年和平生活以後，置身於這異常的突變的情勢，就像在歌頌革命的電影裡常見的場面那樣，覺得自己也應該做些什麼吧。

回家他就興奮地對妻子描述所見所聞，並流露出對北京紅衛兵的欽佩之情。李愛紅沒等他說完就氣呼呼地說：“北京紅衛兵是流氓！”，她這一句話就讓他頓時啞口。原來，那天學校出了件事，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身穿褪了色的軍裝，頭戴軍帽，斜挎着繡着紅星的布袋，拉着一個男孩子氣洶洶地闖進進校長辦公室，一言不發，蠻狠地扯着女校長的衣襟，在走廊里對着圍觀的師生們大聲喝道：“我是北京紅衛兵，我表弟的革命行動，居然遭到報復”，她指着身邊的男孩責問校長：“你為什麼要處罰他？”校長毫不示弱，推了她一把：“不要動手，有話好好說！”北京女孩說：“他有什麼錯？”，“他打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良恭儉讓”，“但不能打人”，“我就打你，怎麼了？”說着揚手一記耳光，校長左手捂着臉竟說不出話來，人群里有人喊：“不許打人！”北京女孩發覺不妙帶着男孩快速離開，走了幾步又奔跑起來，似乎怕有人追上來。這一幕對李愛紅的刺激不小，所以看到肖一鳴的興奮樣子，馬上就火了：“北京紅衛兵是流氓！”她說了校長被打的事，愈說愈激動：“好人不打人，打人是壞人”。他見她情緒不對頭，心想還是閉嘴為好，沒接話。

吃晚飯時，他還在想着在延安路上的種種情景，隨口說了一句：“要打到上海市教委，這怎麼回事呀”，她說：“市委是黨的領導，要打倒市委就是要打倒共產黨，這不明擺着的嗎！”，“我看沒這麼簡單吧”，“你這是喪失立場”，“這可是天大的事，那些北京來的孩子哪來這麼大的膽？肯定有來頭，有背景”，“什麼背景，就像５７年反右的背景”，“我看這次跟５７年不一樣”，“怎麼不一樣？堅持愛黨愛國，有什麼不一樣？”，“不是說有兩個司令部？”，“上海市委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別說得那麼肯定”，“你什麼意思？”，“沒什麼意思”，“你這樣很危險，我警告你啊，別走邪道！”……，兩人你來我往，爭得喉嚨愈來愈響，調門愈來愈高，最後李愛紅火冒三丈，把一塊揩布重重摔在地上，才告停歇。

夫妻倆的分歧有其來由，李愛紅的父母都是工人，她能讀上師範專科，是家族的榮耀，她相信自己的一切，三八紅旗手、模範教師、教導主任等等都是“黨組織”給予的，她對造反、戴高帽、打人等行為十分反感，更讓她氣憤的是，有人貼出大字報，把她的“聽從組織”說成是拍馬屁向上爬，把她對教師的嚴格要求說成是“打壓同事”，面前的這場所謂的革命，把她的自豪、自信、自我價值橫掃一空，她不可避免地、感性地站到了對立面。肖一鳴父母都是大學生，都是銀行的高級職員，保留工資加起來有二百多，故而能住連體別墅的獨門獨戶。他在科技大學畢業後當上技術員，他的電子技術水平深得總工程師讚賞，把他視為開發新產品的主要骨幹，但是本廠的黨委書記設法把開發組組長的位子給了他的侄子。肖一鳴由此親身體驗到了“黨組織”里某些人的自私面目，他易於接受“黨組織”里有好人又有壞人的說法。他饒有興趣地到大學、機關、報社等單位看大字報，翻閱各種油印的小報，從中他摸索出對於形勢的一種解釋：“老革命不行了，他們當官做老爺，腐化了，要注入新鮮血液”，他覺得這是出頭的好機會，要在這次革命中好好表現。這一對夫妻之間的分歧，在革命造反、鬥私批修、肆意打人、任意關押等等行為泛濫成災的那個年代裡，在人人之間到處瀰漫着戰鬥氣息的氛圍中，一時間難以調和。

１９６６年底，肖一鳴參加了一個名為“工人革命造反第二縱隊”的組織，據說這是擁有二十萬人馬且“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在與當時的“保皇派”（與造反派對立、保衛當權派的組織）的爭鬥中立下了大功，“保皇派”組織的兩次數萬人的靜坐示威，都因第二縱隊的強力衝擊而潰散。可是在籌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第二縱隊的頭頭們被排除在外，於是他們與另外一些被排斥的組織聯合起來，策劃一次十萬人的示威遊行以獲取政治資本，可是由於其中一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向市革命委員會密告，遂被瓦解。

肖一鳴曾好幾次談起第二縱隊如何英勇，吹噓其赫赫戰功，李愛紅對此很是牴觸，她很反感這類打打殺殺的行為。一天晚上，肖一鳴得意地描述他們即將開始的十萬人行動，李愛紅忍不住責問他：“你們先是打到市委，現在又要炮轟革命委員會，你們究竟想幹什麼呀！”，他自豪地說：“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斗、斗、斗，沒玩沒了地斗吧，現在你斗別人，以後別人來斗你”，“你還沒看清楚啊，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斗”，“關我們什麼事，老百姓只要安分守己，工作勤懇，生活安定，不就很好嗎？”，“跟你沒有共同語言”，“啊，什麼叫沒有共同語言？這個家不是我們共同的？天天往外面跑，心裡有沒有這個家？……

接着，肖一鳴有幾天沒回家，李愛紅既是焦慮又是怨恨，有天晚上他突然回家，不說一句話，只顧收拾衣物，她沒好氣地說：“你死到哪兒去了，不要這個家了？”肖一鳴沒搭理，以為跟她說什麼都是白說。見他急着又要出門，她火冒三丈：“要走，就別再回來！”，他二話不說，用力摔門，走了。

直到有一天，肖一鳴再也聯繫不上第二縱隊的頭頭們，聽說都被軟禁起來了，他才心灰意冷地回到家裡。那是一個灰暗的早晨，踏進家門，就聽見樓下有人叫喊：“肖一鳴，電話，肖一鳴，電話”。奔到傳呼電話站，拿起聽筒，聽到對方顫抖的聲音：“一鳴啊，快去醫院”，是岳母來電，告知李愛紅在醫院，聽那聲音像是在哭泣，預感事情嚴重。

前一天傍晚，李愛紅在學校值班，此時校內已空無一人，她關上大門，坐在傳達室里，正開始打毛線，忽聽得一陣叫喊聲，抬頭看到操場上有十幾個人，她懵了：“這些人從哪兒來的？”，再一看，她慌了，那些人套了紅衛兵袖章，手裡拿着木棍、鋼筋，是一批打手。她問：“你們哪兒來的，幹什麼呀”，有人回答：“來抓人”。那批紅衛兵衝進教學樓，他們要抓的人是隔壁一所中學的學生，兩校之間有一垛兩米高的圍牆，該中學兩派武鬥，其中一派糾集附近幾所中學同一派紅衛兵前來支援，打得另一派四處逃串，有人跳過圍牆逃到小學，有更多的人跟着越牆追着打。李愛紅以為這幫人要打砸搶，大聲喊：“快出去，我要報警啦！”，紅衛兵大吼：“你敢！”並舉起鋼筋威脅，李愛紅豪不示弱：“有什麼不敢”，轉身朝傳達室跑去，紅衛兵搶上一步想抓住她，她立即掙脫，紅衛兵舉起鋼筋揚手對她後腦重重一擊，她馬上倒地，血流滿面。其他紅衛兵聞聲趕來，看到這場面頗有點慌張，不知該做什麼，有人驚呼：“出大事了，快跑，還不快跑！”，一瞬間，大門打開，一幫人已無影無蹤，只留下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李愛紅。晚上八點多種，正好有位小學的老師經過，看到大門敞開，他進門就看到地上的李愛紅，馬上到傳達室打電話報警……。

肖一鳴聽到電話後立即趕到醫院，晚了，李愛華失血過多，再也無法挽回生命。他的腦袋轟的一聲，經過幾天幾夜的奔忙，他那衰弱的身體難以承受如此打擊，他昏倒了，醒來時他看着醫院的白色天花板，不想站起來，周圍是那麼的寧靜，他希望自己一直這樣躺着，他看見在白色的背景下閃現出四個鮮紅的大字：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