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可以發現誠信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在討論逐漸深入以後，許多人產生了一個疑問：中國古代不是號稱禮儀之邦嗎，誠信應當是古已有之的呀？

然而，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就總體而言，中國古代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誠信。如果硬要說有的話，那也只是奴才誠信和流氓誠信。

奴才誠信是單向的，即所謂奴才對主子的誠信。它的一個大前提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就象去年高考滿分作文中赤兔馬所表現的那種、在封建社會中為統治者所稱道的“士為知已者死”的忠君思想。即死心塌地只為某個主子作奴才。主子對奴才大概是不需要誠信的。在施捨一點知遇之恩後，他就隨時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而最可笑的就是那些“忠義之士”。他們在慷慨赴死的時候，還要力勸其同夥放下武器、引頸受戮；臨死之前最擔心的竟然是別人魯莽行事、以致敗壞了自己的“忠義之名”。

而流氓誠信的特點就是無法無天、幾個所謂俠士之間的誠信——江湖道義成為了最高準則和終極目標，從此行事可以不擇手段：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視人命如草芥，還要美其名曰“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結果富倒是劫了，貧大概濟的就是自己了。

因此，等級秩序和人身依附關係的存在，決定了古代中國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誠信。孟德斯鳩說過，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他最好地闡釋了現代意義上的誠信，正是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必然是以社會成員的平等身分和獨立人格為前提的。

人與人之間互不隸屬、處於同等的地位，是商品經濟自身發展的要求。誠信作為一種道德準則，必然是要以法律為依託的。如果沒有身分的平等，也就不可能出現真正公正的法律。誠信更將成為一種空中樓閣。另一方面，由於法律事實上的不完備性和滯後性，誠信可以在法律之外規範人們的行為，使人們即使在尋求合法利益的同時，也要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別人的利益。這在等級秩序森嚴的古代社會，顯然是無法想象的。

同樣，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也就不可能有對誠信的道德要求，或對取得信任必須承擔責任的規範。自由總是與責任相聯繫的。沒有自由，就無所謂責任。一方面，人們只有具備了一定的自由精神，在相互交往中才可能有必須守信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必須承擔自身責任的道德要求，又使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相應的約束。唯有具有自主人格，才能使自由不流於放任，將雜亂無章變得井然有序。道德的基礎是公正，而公正的實質是契約。但當人們還沒有取得自由契約、自由交易的權利，也就是沒有平等身分和獨立人格的時候，誠信不可能普遍化為整個社會的道德訴求。

值得強調的是，誠信作為一種無形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形成是一個長期積累、約定成俗、習以為常的結果；其作用之發揮，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自覺遵從。由於“在一個人人為惡的世界裡，誰也得不到任何好處”（霍布斯），於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除了法律之外還需要一些遊戲規則來規範其行為，來實現彼此間的互利合作，從而實現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我們在生物界所發現的那樣：那些最能利用周圍環境的有機體，往往也是最有利於周圍環境的，否則不論其生長是如何茂盛，不久就會從地球上消亡。所謂適者生存，也就是指生物體能否與周圍的環境建立起一種共生、共榮的協調關係。 通過社會主體間的反覆博弈，一方面對不道德者的惡行給以嚴厲地懲處，儘量增大作惡者為惡的機會成本，甚至使其血本無歸，另一方面，對有道德的善行給以巨大的激勵，提高有德性者為善的預期收益，在全社會形成合作博弈比不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預期，人們才會對那些不道德和不正當的盈利行為形成自律和自我約束。如此，誠實、信任的社會道德，才能最後形成。事實上，也只有在誠信和互利的基礎上，社會才有可能進一步提出為人利他的道德訴求，人們也才能真正自覺自愿地進行這種道德實踐，從而達到更高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