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雪藏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著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壹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2015年9月11日 程灵信：1949年后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美国史上长达四年的内战被称为“南北战争”，1865年5月 26日，林肯取得内战的胜利，战事宣告结束。考虑到战争给南北双方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对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影响很大。为了恢复了统壹，使国家和社会得到稳定，林肯代表美国政府立刻发出特赦令，特赦了所有叛军，胜利后林肯政府没有杀掉壹个军官和士兵，勒令他们即刻返回家乡从事家乡的重建工作，从而使美国148年来通过建设成为世界强国。
1949 年中共国成立后，进行了壹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连。这些被杀、被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 （1875–1950）上将。字镜环，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壹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
2、谢崇阶（1904–1951）中将。号升安。四川大学法政学院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步科肄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九壹八事变后弃学回国，任第28军7师参谋，1932年第28军7师军事教导队队长，后任教育科长，1934年任第28军3师参谋处长，1935年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中队长，抗战爆发后任自愿兵团补充2团中校团附，1938年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战术教官，1939年任自贡市警察局局长，1942年任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征募处少将处长，1945年任荣威师管区司令，后任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1949年12月初任川西师管区中将司令，12月底在四川乐山起义。后任四川省雷波县各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雷波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乐山被处决。
3、 彭旷高（1902–1951）中将。又名光霁、运鸿。北京陆军通信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第13通信所所长，后任无线电通信总队总队附，1933年任交通兵团团附兼通信营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湘鄂赣挺进军鄂南指挥官，1942年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鄂湘川黔边区第1清剿区指挥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调任湖北省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湖北省第3、5、6区联防指挥官，1948年任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中将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门以反革命罪被处决，
6、 曹勖（1901–1951）中将。原名维彬，字勉青。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1933年10月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上校营长，1934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4大队大队长，1935年任第25路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育长兼第82师副师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1月任鄂中游击指挥官兼第5战区游击第6纵队司令，1942年2月兼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1947年春任湖北省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同年夏任湖北省京山县县长，11月复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11月辞职，1949年9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不久离职到重庆，12月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指挥部中将高参，12月26日在成都通电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高级步兵学校教员。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7、 赵世玲（1905–1949）中将。名传壁。太原北方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长期在晋军任职，1937年4月任山西牺盟会国民兵军官教导第7团团长，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2年任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教育长，抗战胜利后任山西省防军第1军军长，1946年1月任第43军暂编49师师长，1948年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0月被处决。
8、周址（1890–1953）中将。字之础。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壹期步科，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25年南下广州投奔革命政府，任党军第壹旅三团八营中校营长，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纵队独立团上校团长。第二次东征中因功先后升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少将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及陆军大学军官研究班中将主任。1932年任第壹集团军第三军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壹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13、刘晴初(1894–1951）中将。名垂霁。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壹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壹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壹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 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
14、 潘峰名别字目屏，中将，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壹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壹壹三师师长，第五十壹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 宋士台，抗日将领国军中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66军160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壹批。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1953年被枪决。
17、 武庭麟（1892–1952）中将。号歧峰。陕西陆军模范学校、河南将校讲习所第2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1925年春任陕西陆军第2师炮兵团长，不久任陕西陆军第2师3旅旅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8方面军第8师师长，参加北伐，1929 年任第2集团军暂编第4师11旅旅长，1931年任第15军64师190旅旅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4年兼任安徽省六安专区行政督察专员，1936年2 月任第15军64师师长，10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46年6月任整编第15师师长，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郏县被俘。1952年在河南洛阳被处决。
23、 戴炳南（1905–1949）中将。号瞻衡。西北军官学校高级班第1期、陆军步兵学校第1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9期毕业。曾任第30军27师79旅158团1营营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娘子关抗战，1938年任第30军31师91旅181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1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受训，1943年6月任第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1946年5月任整编第30师30旅副旅长，1947年12月任整编第30师27旅旅长，1948年9月任第30军27师师长，11月因向阎锡山密告黄樵松起义计划，升任第30军中将军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7月8日被判处死刑。
26、 徐经济（1897–1951）中将。字子材。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30年任陕西省会公安局第3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34年任第1师招募处主任，后任陕西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上校主任，抗战爆发后任陕西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1939年2月任陕西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第3总队总队长，1941年冬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4年任暂编第54师师长，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年春任太白守备区司令，8月任第48师师长，11月任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兼陕南行署主任，1950年1月3日在四川通江被俘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27、 夏炯（1897–1950）中将。字斗枢。泸州讲武学校毕业。长期在川军任职，1925年任四川军务督办公署警卫第2大队大队长，1934 年任第20军第1混成旅少将旅长，1936年任第20军134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0月任第20军副军长，1939年1月兼任第 20军133师师长，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参加第2、3次长沙会战，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5年任贵州省民食采购委员会主任，后任贵州省公路局局长，1949年11月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第2路中将总指挥，1950年8月20日在四川灌县被俘，11月10日被处决。
29、 柏辉章（1901—1952）中将。号建儒。贵州陆军讲武堂第2期毕业。早年在黔军任职，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6团团长兼贵州西路清乡司令，1929年任贵州省务川县县长，1932年任第25军2师师长，1934年在滇黔境内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5月任第102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7月任第4军副军长兼102师师长，并兼任衡耒警备司令，9月参加第1次长沙会战，1943 年5月兼任赣南师管区司令，1944年调任第88军副军长，1946年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9年11月任黔北绥靖区副司令，11月24日在贵州遵义被俘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31、 高倬之（1903–1952）中将。号昭汉。山西陆军学兵团第1期步科毕业。长期在晋军任职，曾任第73师197旅393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在绥南参加抗战，后任第35军73师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23军73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34军军长，1946年1月部队缩编，任第39军73师师长，1948年初任第34军中将军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952年12月在太原被处决。
32、 黄祖埙（1900–1951）中将。号泊笙。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曾任第1师独立旅3团上校团长，1936年 9月任第2军9师少将副师长，抗战爆发后任第17军21师副师长，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11月任第27军46师师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1年参加晋南会战，1942年1月任第27军副军长，1943年4月改任第76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整编第23师中将师长，1949年4月任第27军军长，6月任第91军军长，9月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1950年初在云南丽江被俘。1951年9月在重庆被处决。
37、 李楚瀛（1905–1950）中将。名就，字自勖。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曾任第9 师25旅50团团长，1933年任第83师247旅少将旅长，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任第23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在津浦路阻击日军，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战后升任第85军23师师长，1940年11月任第85军军长，1943年1月任第15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0月改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先后参加随枣、豫南、豫中会战，1946年任整编第26军副军长，1947年6月任整编第3师师长，1948年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广东省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9月任新编第9军军长，12月18日在广东连县被俘。1950年11月14日在广东韶关被处决。
43、 张乃葳（1891～1950）中将。字警伯。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宣统元年（1909）随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在日本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张响应中国同盟会号召，中断学业，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回国参加武装反清斗争，任武昌新军指挥部之副队官（副连长）。是年10月10日夜，新军进攻湖广总督衙门时，步枪弹尽。张挥舞大刀，冒死杀砍，所向披靡。1912年又东渡日本，完成中断了的士官学业，1916年学成回国，任陕西模范营营长。后应其把兄何应钦之约，任贵州讲武堂战术教官兼黔军第五混成旅参谋长。1923年经岳维峻及邓宝珊举荐，任胡景翼在彰德（今安阳）开办的军官学校教育长、校长。1924年夏，任黄埔军官学校第壹期战术及编译教官，后充何应钦之幕僚，参与平定陈炯明与杨（希闵）、 刘（震环）之乱。1925年率第八混成旅讨伐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时，坐骑中弹，坠下深谷，肋骨断裂，遍体鳞伤，仍未懈志。1926年秋，何应钦发动奠定北伐胜利基础之南京龙潭之役，张亦参与戎机，屡献“虚实，实虚，猛进猛退，诱敌迷惘、举措失据而迅雷聚歼”之策，壹举歼灭张作霖虎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八万精兵。北伐成功，张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及中央编遣委员。1929年蒋介石行削藩之策，派张与贺耀祖、林拔萃赴陕裁编冯玉祥部队，拟将冯之50万大军编为10个师。行抵西安时，冯部十万大军以声震苍穹之实弹演习“迎接”，并将张扣押于西安盐店街银号之中，以示坚强不屈。后经阎锡山从中斡旋，张始脱险出秦，经太原飞抵南京。不久蒋介石令唐生智、方鼎英、杨虎城讨伐冯军，掀起中原大战。张于1932年被任命为暂编第二军副军长兼襄樊警备司令。1933年率部“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创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被何应钦、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张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之失聪。后改任第壹战区预备军总参谋长兼陕南师管区司令，为第壹、第二战区征调、培训新兵，颇有成效。1941年12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陕西军事征用委员会及陕西物资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有人于西安长乐坊掘出壹铁箱沙金，警方呈交省府。时任省主席并与张私交至笃的熊斌即赴张宅相商因应之策。熊采张意，以此款建造可容千人的巨厅壹座，名之曰“中正堂”（西安解放后改名“群众堂”，即今人民大厦之前身）。1943年，留法农业学者、黎坪垦殖区管理局局长安汉指责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才卑位高，政声污秽，有负众望”。祝即诬陷安在垦区种植罂粟而将其关押。张乃葳、张凤翙义愤填膺，严辞抨击祝之暴行，并电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干预。祝竟抗上峰之令，冒天下之大不韪，枪杀安汉。张即电告蒋介石。蒋以不了了之，且升祝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同年，户县初级中学成立。张即以其父张孟襄之名义为县中建图书楼壹座，并同其胞弟张乃华合资捐赠图书三万册。1944年张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乘船沿汉江赴第五战区巡察。临行时仅带大洋数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别无菜肴；偶有壹糖饼，即视为无上珍馐。4月15日之夜行至湖北沙洋（今属湖北荆门）时，突来巨浪，掀翻其舟，幸亏左右船伴舍命抢救，方得脱险。多年后，老友张凤翙、寇遐询及此次遇险情况及其当时的心境，张说： “古今中外，成大业者，必有大的牺牲。牺牲小我，以唤醒国人继我之后，设法利用汉江航道，开辟财源，兴国富民，置陕西父老兄弟于衽席之上，实现了我考察汉江的初衷，那我就可谓死得其所了。含笑九泉，才是壹种永恒的幸福。”巡察归来，著《筹办黄（河）渭（河）汉江浅轮说明书》，计划疏浚汉江航道，制造40艘浅水轮船，往返于黄、渭与汉江，以尽陕西棉、煤及工业产品外运之利。无奈国难当头，国民党军政官僚唯争个人之利，等闲民生之事，其实业兴陕的壮图，只能付诸东流。以致他发出“及今空留计划篇，夜阑扼腕泪湿衫”的悲叹。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晋升为陆军中将。其后，张曾任陕甘豫三省参议兼建设厅总工程师。身为总工，无业可干；官场应酬，又非其所愿，遂弃官而任民间慈善救济团体陕西红十字会会长，谈禅论道，以慰寂寞。1947年，蒋介石提升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非其所愿。胡宗南曾邀其同机赴南京议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军管会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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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刘召东（1905–1951）中将。字建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1938年初任第87军少将高参兼199师参谋长，在安徽参加抗战，同年秋任第20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39年春任第20集团军滨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3年2月任第20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参加缅北对日反攻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中将参议，1946年任联勤总司令部物资处处长，不久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7年12月任第16绥靖区参谋长，1948年11月任第16绥靖区副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11兵团副司令官，6月任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湖南和平解放后率部在湖南益阳与解放军作战，兵败后逃往贵阳，1950年1月在重庆被俘获，1951年5月9日被处决。
64、刘培绪（1894–1954）中将。字冀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毕业。1924年9月任国民军第2军4师8 旅16团团长，1926年任直系陆军第14师27旅少将旅长兼汉阳兵工厂厂长，1927年1月任河南保卫军第1师师长，4月任奉军第14师师长、直鲁联军中将参赞，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中将参议，1929年4月任讨逆军第5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处中将处长，同年秋任豫西游击司令，12月任护党救国军第26师师长，随唐生智起兵反蒋，失败后于1930年2月接受蒋介石改编，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旅旅长，1931年5月任独立第37旅旅长，1935年任第40师中将师长，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抗战，1938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参加武汉会战，同年赴香港闲居，1939年5月赴上海投靠汪伪，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1940年3月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部中将次长，7月兼任伪中央军校教育长，1941年2月与国民党军统取得联系，密谋炸死汪精卫，因事情泄露被免职，6月任伪暂编第2军军长，1943年2月被免职，4月赴上海、汉口暂住，最后在北平闲居经商，1947年春与中共北平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组织华北民主促进会从事反蒋活动，1948年8月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1月在北平迎接解放。后在北平暗中支持抢劫活动，1951年被捕，1954年在北平被处决。
69、 廖士翘（1892–1951）中将。字卓如。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工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工兵科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少校战术教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工兵团团长、东路军工兵指挥官，参加北伐，1929年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连连长，1931年12月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育长，1934年7月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并兼任赣闽边区清剿指挥官，参加围剿红军，1938年兼任鄱阳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参加武汉会战，1945年5月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7年退役回乡，创办翘材中学，1949年5月带领学生迎接解放军，并向解放军军管会登记移交所存武器。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71、 喻英奇(1907～1950年)中将。12岁到广州读书，后考入广东省警官学校和西江讲武堂，毕业后充任警察局巡官。不久又转入粤军余汉谋部充当排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因作战骁勇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后升少校营长。余汉谋对喻极为赏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喻英奇到凤凰投奔陈渠珍部，任军官大队少校中队长，不久调任新三十四师教导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接著又调任龙山保安团中校副团长。民国二十四年，陈渠珍下台，部队改编，喻英奇又返广州任余汉谋部上校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喻英奇作为六十六军壹六○师揪五六团团长，北上抗日，参加了淞沪保卫战两个月，因作战英勇，升任六十六军壹六○师四七八旅少将旅长，接著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并于12月5日首先与日寇在南京外围汤山交火，打响了南京保卫战的第壹枪。南京保卫战后，蒋中正在武汉召见喻英奇，询问作战负伤经过，并颁壹万银元慰恤，喻英奇后将这笔钱在保靖创办了“英奇小学”，并请余佑任题写校名。之后喻英奇调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又在江西南寻线和广东宝安壹线抗击日寇。1940年，喻英奇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五期学习，结业后再进入中印缅战术学校受训。后调任粤北师管区少将副司令，不久调任广东海陆丰守备区少将司令、三二壹师中将师长。1949年11月30日，喻英奇在廉江战役中被俘，1950年汕头枪决。
78、陈应龙（1897–1951）中将。字美山。早年在文昌县立谭深高等小学、广州市中学校毕业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壹区慰劳会管理员、琼崖留省会馆干事。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校第壹期，11月毕业后奉派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壹军任排、连、营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乱。1926年又随军北伐，升任第壹军第二师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1928年又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任第壹军第二师第二十六团上校团长。同年7月完成北伐后军队整编，仍在第九师二十六旅任团长。嗣参加中原大战，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长。1933年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调福建参加围攻十九路军，继而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调任师部参谋长，1936年3月授陆军少将，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1年调任军事委员会第三补训处中将处长。时因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生矛盾，被军事法庭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罪名判刑入狱。出狱后，弃官从商。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
8、 焦达梯（1903–1952）少将。别字岛松。1920年加入国民党，1921年至1923年入人民沙平民大学。1924年考入黄埔六军军官学校第壹期。毕业后任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排长，第六军十七师连长、营附、营长，第六军十八师独立团团长等职，惨加两次东征与北伐战争。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侍从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政府警卫第三团团长。1929年任浙江两淮盐务缉私局局长。1931年忙任浙江保安第二团团长。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惨加壹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惨加福建事变，任福建政府高惨，失败后壹度被捕入狱，获释后未受重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四川巴中团管区司令。1939年冬调任军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员。1941年调任湖南耒阳师管区上校附员。1942年调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少将高惨兼长沙防空司令部惨谋长。1944年返乡组织抗日民众武装，任浏阳县自卫总队队副总队长。1947年任军政部南岳第二十七军官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后任中央训练团讲师。1948年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参加湖南解放和平活动，并被程潜任为湖南省第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浏阳县长。组织“江南地下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49年12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第十二总队三大队学习。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抉。
11、 彭劢（1910–1952）少将。号近仁。中央军校第7期步科、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1942年初任第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不久任预备2师参谋长，参加滇西抗战，1944年任第6军预备2师副师长，参加滇缅抗战，1947年任整编第42师227旅少将旅长，1948年8月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1949年8月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4月，镇反时被杀。
13、彭林生（1897–1951）少将。别号云山。粤军讲武堂、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曾任第8路军教导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第64军187师师长，同年因作战失利，调任第4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1940年任第4战区挺进第7纵队司令，1941年任第7战区广阳守备区指挥官，1944年任第62军少将高参，同年任祁东抗日自卫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年6月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解放军湖南游击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1支队司令员。后任解放军零陵军分区高参。1951年8月23日被处决。
26、孙黼（1899–1951）少将。别号文昭。四川六军讲武堂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44军149师447旅旅长，1938年惨加武汉会战，1941年5月任第67军162师少将师长，1943年10月任第44军副军长，1949年12月在四川西充被俘虏。1951年被处抉。
30、 宋士台(1893–1953)少将。字君博。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壹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寻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31、 何际元（1908–1950）少将。号鸿钧，字印三。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10集团军总部参谋，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1940年任忠义救国军参谋长，1941年7月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调查室主任，1942年6月任军统局益阳特种技术训练班总队长，10月任军统局别动军第4纵队少将指挥官，率部在湖南参加抗战，1946年8月任国防部第2厅少将部员，9月任交通警察第 13总队总队长兼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6月任新编第6军169师副师长兼1旅旅长，1948年2月任第49军79师师长，8月辞职回湘，后任交通警察总局训练班副主任，1949年4月在湖南宁乡被俘虏。1950年11月16日在长沙被处决。
35、 李传霖（1897–1952）少将。号竹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毕业。1931年任中央军校战术教官，抗战爆发后任第45军125 师375旅749团团长，1938年参加信罗抗战，1940年任第45军127师380团团长，1941年任第45军参谋长，1947年任整编第47师127旅副旅长，1948年任第47军少将参谋长，参加淮海战役，同年12月6日在河南永城被俘。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42、 杨天民（1891–1951）少将。号衡岭，字宏丞。河南将校武习所、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1913年入镇嵩军当兵，1926年任陕西陆军第2师4旅8团团长，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暂编第4师11旅21团团长，1931年任第15军64师192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任第15军64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5月任第15军副军长，1942年兼任临嵩师管区司令，后又兼任河南省第10区行政督察专员，1946年任整编第15师副师长，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伏牛山被俘。1951年4月27日在河南伊川被处决。
43、 杨中鼎（1896–1952）少将。字洪元。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第2期毕业。长期在滇军任职，抗战爆发后任第60军184师543旅 1086团团长，出滇参加抗战，1939年初任第60军184师551团团长，1943年12月任第60军182师少将师长，1946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任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高参，后任云南省政府参议，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虏。后任解放军云南省军区高参，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69、 邓士富（1900–1952）少将。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2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期毕业。1936年任第21师6旅少将旅长，1938年任第52军25师副师长，参加徐州会战，1944年任新编第1军新编38师副师长，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1947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12支队司令，1948年任新编第7军暂编61师师长，同年10月19日在长春被俘虏。后回广东原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71、 尹作干（1905–1954）少将。号尔固。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18军参谋处情报科科长，1938年1月任第18军11 师31旅62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11月任第18军11师31旅旅长兼徽州戒严司令，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步兵指挥官，参加南昌会战、长沙会战，1941年任第2军9师参谋长，1944年任第15军65师副师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整编第15师参谋长兼干训班教育长，1947年任整编第2师9旅旅长，1948年10月任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1949年8月赴香港，11月以第1兵团少将高参身份返回长沙,被俘虏。1954年4月8日在河南南阳被处决。
93、 朱有凯（1908–1953）少将。字雪芹。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毕业。1937年11月任第94师参谋处中校科长，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11月第97军上校参谋处长，1939年任第97军野战补充团团长，1940年6月任军令部上校部附，1941年调任湖北省保安第4团团长，1944年6月任湖北省谷城县县长，1946年改任湖北省安陆县县长，1948年任汉口市政府专员兼汉口市民众自卫司令部第1处处长，1949年春任湖北省保安旅少将副旅长兼1团团长，8月任湖北省保安第1师副师长，10月任暂编第8军少将参谋长，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被俘虏。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3、陈伟光（1902–1950）少将。号文炳。贵州讲武堂第2期步科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4军102师305旅612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39年任第4军102师305团上校团长，参加长沙会战，1940年8月任第4军102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春任第4军102师师长，1944年秋因长沙失守，被撤职查办关押，1948年获释，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10月任第19兵团少将高参，在贵州普安被俘虏。后任贵州省郎岱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09、林芝云（1901–1952）少将。湖南湘潭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湖南省保安第2团团长，抗战爆发后曾任第6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9年任湘鄂赣边区清剿司令部少将司令，同年8月在湖南被俘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11、罗联辉(1906—1952)少将。黄埔军校第五期经理科毕业。别号盛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等职。1946年任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新丰县长(1947、5—8)。1947年8月在新丰县境内被人民解放军北江人民自卫队俘虏，后获释。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13、岳伯芬（1910–1950）少将。名嗣芳。抗战爆发后在历城组织自卫团抗战，1938年7月接受八路军改编，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3支队11团营长，9月率部脱离第3支队，1939年任第69军独立1团1营营长，1940年秋任山东省保安第16团团长兼历城县县长，1943 年任山东省保安第13旅旅长，1944年出任山东挺进军第25纵队少将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山东省历城县县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1948年9月在解放军攻打历城战役中兵败出逃，在赴青岛途中被俘，1950年8月20日在山东历城被处决。
125、唐伯寅（1897–1952）少将。字先椿，别号剑湘。湖南陆军讲武堂第1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55旅110 团团长，1935年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8月任第70军19师少将师长，1944年11月任南丰师管区司令，后任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乡，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中共领导的江南地下第4军任副军长，8月在参加长沙被俘虏。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湘潭死于镇反。
128、聂国鼐（1904–1951）少将。字强明。保定讲武堂毕业。1934年春任湖北省保安第3团团长，1938年任第8军197师 569旅旅长，后任第8军197师少将副师长，长期在鄂南抗战，1944年初任洞庭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湖北省黄安县县长，1948年回乡赋闲，1949年春任湖北省第3区（随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12月在长沙被俘获，1951年在湖北孝感被处决。
129、 莫蛟（1909–1950）少将。原名焕玉。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毕业。曾任中央军校南宁分校教务处长，1944年任第46军新编19师 56团上校团长，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后代理副师长，1946年9月任第10军官总队第4大队大队长，1947年9月任桂南师管区督征官，11月任广西省横县县长，1949年6月任广西省第4区（南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0月任新编第14军新编43师师长，12月在广西被俘，1950年12月20日在广西横县被处决。
144、 鄂友三（1910–1051）少将。中央军校第9期骑兵科毕业。1939年任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在绥远参加抗战，1940年秋任第8战区骑兵第5纵队司令兼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别动队队长，1945年兼任绥远省第1区（归绥）行政督察专员，1948年任华北地区剿匪总部骑兵第12旅少将旅长，1949年9月在绥远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骑兵第4师师长，1951年11月被捕，不久被处决。
146、 谢世钦（1912–1950）少将。贵州崇武学校毕业。1940年任第94军55师164团团长，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任第94军121师363团团长，1945年4月参加湘西会战，抗战胜利后任第94军121师参谋长，1948年任国防部副官局上校科长，1949年6月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联勤总部第42补给分区51补给支部支部长，10月任贵州省保安第10团团长，1950年3月任黔东南绥靖区少将司令，10月10日在贵州雷公山被俘，10月17日在贵州雷山被处决。
152、路可贞（1904–1951）少将。号吉亭。黄埔军校第4期经理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92军21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任骑兵第2军暂编30师师长，1943年10月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1946年9月任整编第3师副师长，1947年12月26日在河南西平被俘。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158、樊明渊（？–1949）少将。字潜之。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61军新编独立第4旅参谋长，参加忻口会战，后任晋绥宪兵司令部司令，1943年3月任山西省宪兵司令部司令，1946年6月任宪兵司令部第25团少将团长，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同年被处决。
－－http://hx.cnd.org/2015/09/11/程灵信：1949年后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1979年4月13日 413 沉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1949年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壹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壹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著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壹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著如何解决统壹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壹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壹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壹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壹番考虑，1 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壹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 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壹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壹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壹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壹。”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 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 5 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 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 天之内完成。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五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十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https://matters.news/@philosophia1979/413-沉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2018年10月17日 共产暴政录：“抗美援朝”真相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8月24日，苏军占领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了进军，9月8日美军占领了南部。这样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个部分，由苏联、美国分别驻军，美苏双方首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决定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韩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
1947年10月，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建议于次年3月31日以前，在韩国南北同时进行选举，由联合国监督进行民主的选举，后来此议案决议通过。1948年8月15日，亲西方的李承晚当选总统，1948年8月大韩民国宣布成立。联合国随即接纳它为联合国成员国。 9月9日，北方推举金日成为国家主席，成立了北韩政府，受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国家推捧。南北方各自建立了军队，北方称作“朝鲜人民军（朝鲜军）”，南方称作“大韩民国国军”（韩国军）”。
于是，以三八线为界，在朝鲜半岛形成了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类似东西德国的分治模式。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苏联和美国先后从朝鲜撤军。
1949年5 月，中共窃国之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壹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壹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壹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还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同意1949年将中共军队的三个番号为156 、164 、166 师及两个朝鲜族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故中共军队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才是第壹批中国的“志愿军”。
中共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
有学者认为，在国共三年内战，许多国民党部队的官兵被共产党收编，在中共取得胜利后，对于这些官兵并不放心，借韩战消耗这些部队成了中共的毒辣手段之壹。
1950年6月25日，经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三天后攻占汉城，共产党世界却宣称韩国先动手侵略朝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由1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保护南韩。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腊、卢森堡、荷兰、纽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土耳其均派兵参战；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则支持。联合国军将朝鲜军赶回北部，由于中共军队的介入，挽救了北朝鲜失败的命运，直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
中国出兵朝鲜后，国际社会认为“新中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从这壹天开始，苏联和中共让中国背上侵略好战的名声，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同西方接触的大门被彻底关闭，失去了国家发展之机会达几十年之久。
彭德怀当年回国后向全国政协的报告，当时称志愿军死亡50多万人，但现在中共官方称志愿军死亡18万3千1百零8人。
中国著名法学家、志愿军老兵程干远先生，据军史记载的每次战役资料加以分析，认为中共军队死亡80多万。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壹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 作家刘家驹披露，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他具体的机密数字：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壹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这是韩战中中共的机密。
根据美国朝鲜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数字，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壹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他还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https://blog./post-1062670.html

2010年7月9日 【韩战60年】朝鲜战争的真相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这样壹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壹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
志愿军夏天入朝，本想冬天之前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壹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壹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壹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壹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7114

2019年11月14日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真相出人意料
“抗美援朝”是中共志愿军历史上最重要的壹场战争。其中的第五次战役是中共投入兵力最多，对战争结果影响最大，也是最后的大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第壹枪是1951年4月22日中共军队偷袭西线英军第29旅。中方随即向38线以南全线推进。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采用“逐步撤退，保持接触，大量杀伤中国有生力量”的原则，用飞机大炮等远程火力应对彭德怀的人海战术。5月中旬李奇微认定，中国军队伤亡已经很大且后勤将耗尽，命令反攻开始。随后联合国军大胜，中国军队全线溃败，退回38线以北。6月10日战役结束。
联合国军在反攻中以轻微的代价，造成中方大量伤亡。联合国军和战后的史学称为“五月大屠杀”。亲历战斗的美军老兵称：“中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是现代战争史上，最血腥的死亡景象之壹。”5月29日彭德怀通电全军：“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6月1日彭致电毛：“三兵团（前线主力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当时“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直白的翻译：志愿军高级军官逃跑时丢下部队不管。前线士兵大批逃跑，已控制不住。
就在彭德怀发出有关前线士兵“四处溃逃”的电报后第4天，毛于1951年6月5日急电斯大林，要立即派高岗去莫斯科商讨“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壹些严重问题”。抵达苏联后，高岗和金日成共同面对斯大林“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并要求斯大林考虑停战。但战后中国的对内宣传是，美军因为被中国军队打败才止战于38线以南。1951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就在毛急电斯大林后的第3天，取用的头条标题竟是“侵朝美军的狼狈相”。《人民日报》的读者们怎么可能知道真相！？
近现代历史壹次次表明，专制政权对老百姓有可怕的洗脑力量，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看清，中共在朝鲜的“战无不胜”也同样是谎言。
－－https://www./news/2019/11/14/656173.html

2020年8月21日 前苏联解密档案还原“抗美援朝”真相
大陆澎湃新闻网曾刊登了苏联解密文件“斯大林毛泽东如何商定中国出兵援朝”，解密文件显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起初朝鲜军队进展顺利，到8月中旬就将韩国军队驱至釜山，并占领了韩国90%的土地。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在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下，朝鲜军队开始招架不住，焦虑不安的金日成于是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在中、苏、朝三方的反复沟通下，毛下令中共军队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
对于中共帮助朝鲜之举，国际社会的反应是：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壹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而中共除了宣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共出兵是保家卫国”的谎言外，还以宣扬美军参谋长Bradley对韩战的评价“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的壹场错误的战争”来愚弄中国人，让不少中国人为中共的“壮举”、为美国人的“后悔”而陶醉。殊不知，中国人又被中共断章取义的手法给欺骗了。
　　Bradley是于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时说的那番话，那时韩战刚打了壹半不到。当时美军将军麦克亚瑟主张借由海空力量攻击中国境内城市，向中共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中共尽快妥协结束朝鲜战争。对于这样的想法，国会当然表示质疑，希望政府部门作出解释，身为参谋长的Bradley因此来回答议员们的质疑。
　　其原话是这样的：“Frankly，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at the wrong place，at the wrong time，and with the wrong enemy。”翻译成中文为：“坦白地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这个策略（指将战事扩大到中国本土）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
有壹位网友对此评价的很有道理：朝鲜战争，如果美国不出兵，今天的韩国就跟朝鲜壹样；如果中国不出兵，今天的朝鲜就跟韩国壹样。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出了兵，所以才有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看看今天韩国和朝鲜的实际状况，只有脑残傻子还看不出正确结论：谁出兵对了，谁出兵错了。
－－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0/08/21/2258915.html

朝鲜战争大部分”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
1952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交换战俘是停战后的大事。近3年的战争，联军及南韩被俘5万人，其中美军约9000多人。北朝鲜人民军13万人，志愿军战俘2万人，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战役，有1.7万多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180师有5千多人被俘。
中美最后就战俘去向达成了协议，”志愿军”战俘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联军战俘可选择回国或去第三国。中国和美国代表都有90天的时间对战俘进行调查和解释工作。由于”志愿军”战俘拒绝回大陆者数量庞大，解释工作以此为中心。
1953年10月，在中立国印度军队管辖的中立区，支起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主持“解释”。联合国军派壹名观察员。”志愿军”方面则有数名经验老道的连级以上的政工干部对壹名拒绝回大陆的战俘进行解释，最后由中立国代表确认战俘的自愿选择。解释工作本来很简单，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诵，战俘几乎能背下“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都知道其中的核心内容“保证回国后不受到迫害”。对战俘个别解释时只需当面念壹遍，战俘有疑问，进行面对面解释。然后再确认该战俘的遣返意向，解释工作就结束了。
然而，”志愿军解释代表”偏离解释程序，不遗余力说服动员战俘回“新中国”。
下面是“志愿军解释代表”与壹名战俘的“解释”纪录：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我要去台湾。”
“妳全家人都在盼著妳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妳容易吗?妳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沉默)
“妳父母天天盼著妳回家。”
”回台湾。”
“妳老家不是台湾，妳去台湾，妳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妳是不是妳父母养大的?”
……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几个解释代表同声或轮渡说这句话)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
十分诡吊的是，原先政工干部反复宣传“部队是我家”，以熄灭战士的思乡之情。妳想父母，党和领袖就是妳父母，然后延伸到连长好比妳爹，指导员好比妳妈。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连“忠孝义”等过去批判为封建思想的儒家伦理都用上了。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和“我要回台湾”类似的壹问壹答反复在“解释”帐篷上演，面对顽固不化壹口咬定“回台湾”的战俘，政工干部急了，吼道：“打台湾!”或“解放台湾!”战俘回敬道：“守台湾!”或“光复大陆!”
越到后期，接受解释的战俘越不配合：有的不管政工干部怎样说服，他只用“回台湾”回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吐唾沫手指塞耳朵;有的大声唱歌，干扰政工干部解释;有的破口大骂解释代表是俄国鬼子的汉奸，是卖国贼，高呼打倒朱毛、打倒共匪的口号。
解释代表说祖国日新月异，无比强盛;说人民翻身做主人，日子过得比蜜甜;说耕田不用牛，用上拖拉机;说土改农民分到田地，粮食多得吃不完。战俘当场就骂开来：什么祖国强盛，粮食多得吃不了!让我们来朝鲜打仗，大雪天连皮靴、厚棉袄都不配，背壹袋炒面打仗，不被打死，也得冻死饿死!
解释的效果很不尽人意。首批接受解释500人，只有10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430人，9人愿意回国。19比930，愿回大陆者占2%。这个失败的纪录还要打折扣，19名愿意回国的战俘，竟然有12名可能是预先潜伏下来的中方宣传谍报人员——究竟是不是，中方没有证实。
志愿军中年少的只有十五六岁，西方媒体揭露中共驱使未成年人做炮灰。
选择回中国的6000多“志愿军”战俘，大都经受了各种审判，半生惨淡。而选择去台湾的14000余人，最终还能衣锦还乡，被当作台胞盛情款待。
－－https://5455.org/history/99289.html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战俘 －－维基百科 
1953年至1954年1月23日，联合国军将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愿意去台湾的14,71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遣送至台湾。朝鲜战争实现停战前后被遣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共三批7,110人：第壹批是要求遣返的伤病战俘1,030人，第二批是坚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区经过解释或通过逃出营地或是在印度人“点名”（实质是再给壹次选择机会）时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
志愿军遣返战俘在开城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金日成和乔冠华接见，回国途中受到夹道欢迎，但是到了中国就被关押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这些战俘归国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针。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然而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松，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1954年3月高饶事件发生后，对待战俘的原有方针发生了大幅转变，将回国战俘的91.8%开除党籍，6,064人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仅承认被俘前军籍。只有30多名连以上干部和少数人因伤残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他人壹律复员。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壹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文革爆发后，相当多战俘受到批斗迫害，并有人自杀，吴春生认为“比劳改犯都不如”。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对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蒋庆泉的事迹为原型，但因为他受伤被俘，回国后受到迫害。
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写道：“始终心向祖国，在壹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大部分恢复党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两位干部请在四川省的战俘李正文写份自传，李正文误以为是另壹轮迫害的开始，因此自杀。政治上的平反并没有改善战俘的经济生活，多数战俘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不少早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战俘

土地改革运动 －－维基百科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初期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主导，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但是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再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该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地主和乡绅阶层，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坚持下，土地改革运动并未采取和平方式进行，研究学者估计此次运动共造成超过1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农村精英阶层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识和了解经济规律、不事具体生产且以地租为生的地主。
土改运动的壹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家庭成员沦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各种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而贱民阶层的存在完全违反“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历史案件。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强奸、轮奸、性虐待的事情时有所闻。大量的无赖流氓成为土改的急先锋，使得中共土改始终充满恐怖血腥，并遍及全国。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壹切财产，剥夺了200-47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
 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农民无权买卖，而政府有权处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土地改革运动

2017年9月29日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从2001年起，谭松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他又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壹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壹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妳这次被校方解聘，与妳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答：这肯定是有壹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壹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壹直没有给我壹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问：根据妳的调查，妳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答：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壹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壹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著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问：妳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答：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问：妳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答：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壹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著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壹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著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壹群人冲上去就是壹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壹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壹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壹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壹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问：妳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答：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壹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壹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壹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壹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壹个女人，壹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壹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著她笑了壹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壹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壹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问：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答：在土改中，有壹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进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进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壹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抬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壹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壹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著壹根竹管在壹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壹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壹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壹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壹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问：2003年，妳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妳的？
答：那壹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壹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壹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壹次不幸——壹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著“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壹刻，我决定不顾壹切进行采访。说“不顾壹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问：妳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答：有壹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壹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问：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答：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壹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著手壹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壹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壹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壹阵阵发麻。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929/cc29-tansong/

2018年10月13日 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妳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壹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这是壹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刘少奇年谱》第84 页）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壹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中共在夺权后，让前国统区人民对新政权尽快臣服和畏惧的“高招”是什么呢？
是杀人！
他们启动了当年打天下的法宝——暴力土改。
土改运动是与镇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杀人也是同时进行。毛泽东嫌杀人太少，1950年10月，他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壹再督促各地要“大杀几批”。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杀人的枪声响彻了神州大地的城镇和山乡。
暴力土改，壹箭三雕：
1、杀人立威
中共发动土改的程序壹般是先“发动群众”、灌输“剥削压迫”理论，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然后才斗打和杀害地主。但是，也有壹登场就大开杀戒的，如壹位云南的土改工作队领导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那儿普遍使用了壹种叫作“先轰开、后深入”工作方式。所谓“先轰开”，就是壹入村就把当地的地主和乡绅们抓来乱枪打死，制造恐惧、杀人立威之后，再来“后深入”——发动群众搞土改。
中共壹来，把多年来在乡村中的头面和受尊重的人物壹番斗打之后再壹枪打死，这样便在很短的时间里，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让人害怕，从而树立起新政权的威风。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毛泽东明确讲，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毛泽东曾亲自指示说：“每到壹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
制造恐怖，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让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参与“恐怖活动”，使他们不得不同共产党站在壹起。否则，他们也可能会成为被镇压和被专政的对象。所以，土改不仅让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感恩，而且也害怕。就像黑社会为了胁迫人入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杀人。身负人命，双手沾血之后，“入伙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要以复查（土地）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壹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3、便于“马列文化”占领农村
地主乡绅们大多是中国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中共要在中国广大农村壹下子彻底铲除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远非易事。面对这个“难以解开的节”，中共采取了“快刀斩乱麻”——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不过，中共这种为控制和坐稳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虽壹时得逞，但却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1、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
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是有经营头脑，勤劳能干而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绅。
2、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壹种前所未有的国家暴力，在广大农村煽起了壹种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杀。
3、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
土改前，农民以富为荣。土改后，富就是坏，是不仁。人们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发家致富。
4、培养灌输了恩人和救星意识
壹个强大到可以随意给妳壹切的政权，也可以强大到随意夺走妳的壹切。
5、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
农民们对本乡本土的地主是怎么发家的，他们是怎么挣得那些财产的，心里十分清楚。平白无故地去抢夺别人的财产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却用谎言、暴力和利益引诱，发动农民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土匪行经。中共的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乱象埋下了隐患。
6、建立了恶质的乡村政权
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就发现并大加赞扬了壹种“革命先锋”，这就是：地痞流氓。这种流氓无产者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冲杀在前，敢斗敢打敢杀，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在土改结束后，这批“积极分子”纷纷入党做官进入政权，成为了中共农村的基层干部。
7、摧毁了乡村的文化艺术
壹是烧书。
在杀掉地主乡绅的同时，大量民间藏书也被焚毁。比如川东忠县花桥乡土改农民将书画当柴烧，整整两月，将举人沉氏世代藏书烧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书画（包括不少珍本）被10个人专门焚烧，烧了半年才烧完。
二是毁物。
1949年之前，在中国乡村，有不少规模庞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庄园。这些庄园往往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传统民俗、儒家文化于壹身。1949年土改之后，这些庄园不是灰飞烟灭就是被五马分尸。
8、人为制造等级，造成不公与欺压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小土地出租、贫农、雇农等不同的等级。第二是欺压：被划为贫、雇农的等级，被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不仅有优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的权利，更有欺压（甚至虐杀——如文革时期）地富等级的特权。
9、造成了壹个庞大的不幸群体
阶级成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血红的土地》壹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述）。
10、把“杀人越货”赋予壹种“崇高的革命性”
杀人越货如果已经不是壹种犯罪而是壹种由国家和政党推动的崇高的革命行动，那么，它壹旦轰轰烈烈展开，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破坏之烈，远在壹般的犯罪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html

2018年8月14日 严家伟：杀人越货丧尽天良的“土改”——土改见闻拾零
 本来所谓“土改”，就只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壹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著流血的。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台湾）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从原先土地拥有者（即中共所谓的“地主”）手中赎买过来后，再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结果皆大欢喜，更不会有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中，中共煽动壹帮游手好闲、又想发财的农村痞子流氓，“合法” 地杀人越货，手段残忍，丧尽天良，令人发指。下面是笔者所见所闻之事，挂壹漏万，记录在此。
邱国军：枪毙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地主叫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被划为地主。又因此人在当地开了壹家旅馆，在穷乡僻壤痞子们的眼中，邱国军似乎就是当地首屈壹指的，比尔盖茨式的大富豪了，于是逼著他交出浮财金银。他把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过不了关，硬说他是“顽抗”。将他绑在树桩上，双手十个指头，全部包上棉花，棉花里浇上桐油。然后引火将棉花点燃。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的叫声惨不忍闻，最后痛死在树桩上。死后还瑶说他“与人民顽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枪毙”壹回，以显示土改的威风。
现代版的东郭先生——“范瞎子”
在我的故乡成都市西外，土改中壹个姓范的地主，壹生勤劳节俭，晚年才挣得几亩田地。此时他己年老体衰，视力极差，人称“范瞎子”。土改壹来，田土全被没收了不说，硬要逼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有什么金银，交不出来，土改工作队的人便把他交给农民去斗争。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脱光，跪在“风”谷子的风机面前，几个农村壮汉换班使劲摇动风机，冷风对著他壹丝不挂的身上吹。妳不交金银，就不停地吹。五十几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壹天下来便浑身冻得僵硬。回去发高烧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时最起劲的就是壹个姓彭的单身汉，此人三年前穷得在路旁讨饭，“范瞎子”看见了可怜他，收留他在家作长工，范有个老婆是续娶的，才三十多岁，这个姓彭的便经常与之眉来眼去，是否“红杏出墙”，外人背后议论甚多。到土改时这个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饶，硬要说“范瞎子”藏有金银，最后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几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壹起了。
女性地主的悲惨：无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土改中，山乡的痞子们，虽未必读过有关裸刑的史料，但他们对女人身体隐私处的邪恶“性趣”，决不会因不识字而落于人后。
川南筠连县原沐爱区中心乡，壹个三十余岁的李姓女地主（当时中国农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无名），容貌姣好，乡村痞子常对其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该女自成人后壹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土改中，几个农村流氓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后，犹觉未能“尽兴”。于是弄来几块肉，叫这女子当众吃下。并且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妳再吃什么素了，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在了痞子们的身上，脸上。壹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壹条黄鳝，当众扯下李姓女子的裤子，破口大骂道：“妳上面不吃荤，老子给妳下面开个荤……”边骂边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其他几个痞子也帮著作恶扯手按脚。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成都近郊九里堤村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政府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囯军的飞行员，19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硬说何二婶私藏有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
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壹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壹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
那时要抓壹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壹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象钓鱼协会，登山协会壹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著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壹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壹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妳拉壹下，我扯壹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进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壹头羊，落在狼群中壹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壹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雕谢了！身后还落得壹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壹道去了。土改中整死壹个地主比踩死壹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
“匹夫无罪怀石其罪”的刘洪发
刘洪发时年约四十来岁，他家祖上遗留给他有几亩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约2000市斤；另有壹点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约300市斤。刘洪发壹家五口人，有几间破草房，又矮又烂，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补墙头缺，绿树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风，夏暖冬凉的样儿。就这么壹个穷人，只因祖上给他留下了几亩田土的“罪恶”财产，虽然刘洪发壹家自耕自种，但比起当地那些无田无地者，也就成了“鹤立鸡群”的“拔尖”人物了。于是壹下子划成了“地主”！没收土地、耕牛、农具，还要勒令他交出金银浮财。我的天，他哪里有什么金银！？于是被视为不老实，抗拒从严，捆、斗、打、吊，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时还捆吊在树上。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shi/20180814/985253.html

三年大饥荒 －－维基百科
三年大饥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1961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壹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
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制度性问题等。
历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射秽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壹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伏笔。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饥荒情况
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且出现广泛的饥荒。另壹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since 1958)，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数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4500万之间，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壹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另壹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5千万。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
进入1980年代后，随著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壹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壹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壹男壹女两个孩子。壹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壹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壹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妳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妳做活。’”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安徽、甘肃：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壹次发言中说：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
信阳事件
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饥荒成因
大跃进
大跃进时，出现了“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壹，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此外，大跃进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人民公社
大跃进时期起，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粮食被浪费，而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除四害
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发起的“除四害运动”，把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定为四害。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虽然后来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当的生态破坏。
制度因素
统购统销
1956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壹般以社为单位，根据壹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壹计算和拟定。归社统壹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壹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壹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壹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壹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壹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壹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高压管控
《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壹部分死于阶级斗争。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壹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外部因素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射秽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著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射秽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苏联债务
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时任苏共中央第壹书记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壹。沉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自然灾害
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 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壹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壹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涝灾分为壹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有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各界评论及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于1962年7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射秽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媒体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壹，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壹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学术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壹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壹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壹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壹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壹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

2008年11月11日 亲历三年大饥荒:杀狗喂牛 食堂断炊 饿殍遍野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壹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壹个见证，给后生壹个借鉴。
沸腾的壹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射秽主义社会壹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
壹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壹汤撑死不要钱，叫妳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著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壹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壹，1958年（高、初级社）是壹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壹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著浪费、任著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壹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壹个生产队壹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壹桌。壹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壹扫而光。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著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
祸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壹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壹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疴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 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壹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壹起算做壹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著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壹穿就是整整三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
人们壹般只知道大跃进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著是，壹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壹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壹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壹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著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著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
还有壹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壹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壹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壹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壹筒壹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疴血。反映上去干部说疴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壹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壹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报应
由于上年的瞎指挥，1959年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大面积严重减产。另壹方面因为放卫星虚报，国家下达的公粮数字也大大提高，有点收成也远远不够交公粮。临近国庆节时队里的粮食就日见匮乏，于是食堂停止了敞开的吃法，吃定量，全劳动力壹天壹市斤，半劳动力妇女儿童依次递减。
真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说变就变，广大社员从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穷凶 “饿”极。壹到开饭时间，为争壹口饭吃娘俩骂爷俩打，食堂里壹片骂声哭声，那种六亲不认的丑陋场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著食堂就要断烟火，队长易国华（已逝）就把喂猪的二郎丕（瘪稻子）叫炊事员唐矮子他们放锅里炒熟，碾碎和著细米糠蒸巴巴吃。巴巴虽粗将就能吃，只是年岁大的人吃下去疴不出来，没办法就脱了裤子泡在鱼塘里用手抠。邹海清大爷爱开玩笑，抠了起来说，日他的仙人吔，光听说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现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疴不出来差点没把人涨死！
1959年元旦过后食堂彻底断了烟火，树倒猢狲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员们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卖家当买黑市粮吃（或直接换粮票），解放初从地主那里分得的胜利果实，什么宁波床、檀木衣柜、四方桌甚至棺材。家当卖了也管不几天，就和没家当卖的壹起挖芭蕉头葛根吃，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可怜，饿得跑出来找东西吃。菜叶麦苗见啥吃啥，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著吃。
芭蕉头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剥树皮吃，树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谓仙米就是地底深处的粘土，灰白色，捏著粘手。挖回来放点水捏捏搁在锅里煎壹煎，煎成两面黄吃起来沙沙的涩口倒没有什么怪味。但是这东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肠梗阻更厉害。又是饿极贪吃，壹时间因为吃仙米就涨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疴不出来死后肚子硬得像石头壹样。
饥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动，这回不讲高产放卫星了，讲“生产自救”，讲“代食品”，讲“粮不够瓜菜代”。生产自救瓜菜代是正确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维了。高粮杆玉米秸，弄粉碎机来打碎，筛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饼给社员吃，还说含有多少淀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饱并且十分的营养。秸杆也就罢了，还有壹种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进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据说人在危急时刻尿可以短时间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壹定的道理，但是那东西弄来弄去的实在太恶心，反正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政府壹方面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另外还拨些粮食下来救命。只是不多，大人壹天二市两，小孩壹市两。于是食堂又恢复起来，小食堂改成大食堂（壹个大队壹千来人），壹天两顿菜稀饭或菜糊糊把命吊著。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于是就不断的死人。
校园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学，说不准也会落得个“非正常死亡”。学校再饿也比家里断粮吃代食品好多了，学生和城里人壹样每月多少还有定量粮食供应。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好像是30斤。从59年元旦后开始减少，最后减到每月18 斤、15斤。还不完全是大米，有红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来有沙，后来听说是从外国进口的猪饲料。）
说来也苦，壹班40来个学生吃饭要评4个等级：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饭分等级是啥概念呢，壹天两顿菜稀饭，馆子里用的长把勺（壹勺有壹小碗），每顿饭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两勺半，丙等两勺。这个四勺和两勺哦，整整多壹倍了，谁都是学生，谁都是肚子，妳说整人不整人？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地！什么吃特等的表现优秀，学习还不如我，是会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学习中上听老师话的。像我这样学习马虎但很不听话，只配吃个乙等。丙等个孬种学习自是不行，还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饿这种蠢货饿谁！
关于粮票作废
经过网友证实：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粮票（包括各市县发行的粮票证卷），于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无风声，等民众知道时所有的粮票全部变成了废纸。粮票少的人摇头叹气自认倒霉，粮票多的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顾、几乎是草菅人命的壹道指令，从饥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刮走了不知道多少亿斤粮食。粮票的背面有说明——无价证券。但是，粮票无价而粮票所代表的粮食不只是有价，拥有它就意味著不受饥饿，甚至意味著拥有生命！遭遇强盗似地掠夺的人们除了几声哭泣、几声骂娘以外，从没听说去向当局抗议要个说法啥的。结果是党、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时也再壹次地验证了：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成立公社后乡场集市都取消了的）。农村社员得了土地赶紧种瓜菜粮食救命，却不知道这个“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他的壹班人在“顶风作案”。好景不长，仅仅收了壹季农作物邓自力就倒台了。只到这时，包括社员群众才晓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邓自力搞的。邓自力搞“右倾复辟”，邓自力“挖射秽主义墙角”。邓自力胆大妄为破坏“总路线”。邓自力瞪著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职查办。但是，几十万泸州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收获了壹季救命的庄稼。就这壹季庄稼：高梁、玉米、南瓜、绿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没有自留地里的这壹季庄稼呢，又该多饿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邓自力，感恩邓老，我想凡是熬过那场劫难的泸州人尤其是农民，都应该对邓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刹小偷小摸风
1962年上半年，中央终于调整农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员食堂，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壹黑就都成了小偷，偶尔互相碰上了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子罐子煨。壹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开十来分中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壹闷麦饭闷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著被烟熏黑的坛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斗争，斗了还要扣饭。今天妳挨斗明天他挨斗，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反正不要脸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著，于是就落下了个偷病。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为阵偷山上地里的，干部则商量著偷仓库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 ”的时候，只整社员不整干部罢了。
撤消食堂以后我们联合管区改成联合大队，记不清是62年还是63年冬，“刹小偷小摸风”的批斗会在新庙子召开，每个小队都得抓壹两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
所谓“刹小偷小摸风”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还没听说这样搞过。
1963年之后，人民公社实际上名存实亡。“队为基础单独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经过三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应用尽有。然而刚刚好起来，突然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闹得百业雕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著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壹看，人已经断气了，”说著说著，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壹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壹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壹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
壹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壹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著眼。
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及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
－－http://hx.hxwk.org/2016/01/28/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2019年5月14日 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饥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们开始捋树叶吃。壹天，父亲也提回了壹筐榆树叶，准备拌面蒸著吃。榆树叶吃前要用凉水长时间浸泡，否则苦涩的难以下咽。
记得1960年秋季，父亲剥回了榆树皮。榆树皮有油性、黏性。用镰刀割断、剪碎后放在锅内炒。把水分炒干，然后用锤子捣。捣的过程中，含在木质部的淀粉就脱落下来了。吃时，有粮食的掺壹点玉米面，没有粮食就不掺了。按照当时的感觉，味道还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于壹时。那天，我也参与了锅炒、捣粉、过罗的全过程。
用纯榆皮面可以做面条，和润滑口。但韧性太强犹如皮条，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掺在面粉里吃。现在有的荞面饸饹馆为了筋道也要掺榆皮面；有些休闲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时为剥榆树皮大打出手的事经常发生。
吃榆皮面挺耐饥，但吃多了，灾难就来了。拉不出屎，都撑在肚子里了。危急之时，只有相互用手掏。据说喝点麻油很见效，但那时，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剥榆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壹行留壹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亡。还有呼市人不剥树皮的形成层。当妳把树皮扒开，妳会发现里边的木质部与外面的韧皮部之间有壹层，这层在学术上称为“形成层”，就是植物的干细胞所在地。这层细胞往里边分化出木质部，往外分化出韧皮部。也就是说，这层才是活著的长树木的地方。
许多人只看到树干和树叶，看不到树根。其实树根的长度要比树干的高度长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树叶里的营养在秋天大部分要转移到树根里。把树根刨走壹部分，第二年树干虽然不长了，但树叶茂盛，把光合作用的产物大部分用于弥补刨掉的树根。这样，第二年冬天，妳照样可以去刨树根。
在秋季，聪明的呼市人，会去刨榆树根的枝蔓，因为此时树的营养都在树根里。树根的皮很厚实，整个韧皮部都在土壤里，非常鲜嫩。尤其是离树干很远的年幼分支。
树根是可以再生的。
听说河南饿死三百万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吃树皮的方法不对。河南的榆树非常多，壹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确食用，仅凭根系的营养，完全可以渡过难关。可惜没人教给河南人民正确的吃树皮方法。那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也不知道都钻到哪里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 我县的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壹个准确的数字。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
据1961年底中共高台县委的《高台工作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专题报告中认为，三年来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壹是在农民问题上大搞经验，全县刮“共产风”，平调总值达470万元；强征过头粮，刮浮夸风，弄虚作假，造成粮食高征收，口粮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22.6%，牲畜死亡44.1%；生产上瞎指挥，强行销毁老农具，推行种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违背科学种田的客观规律，造成粮食逐年减产；政治上迫害打击，各种运动把农民作为打击对象，仅两条路线斗争中全县批斗群众1134人，甚至发生斗争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经济建设上，违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年来共抽调劳力3.2万多人，搞非农业建设，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没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混淆所有界限，仅修建迎丰渠壹项，损失资金10万元，荒废耕地5.27万亩，死亡牲畜3000多头，报废车辆1500多辆，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坏实事求是的原则，逐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1958年全县亩产303斤，虚报为712斤，骗取国务院奖状，1959年又提出“开荒20万亩，单产500斤，扩大半个县”的口号。三是在组织问题上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意志决定壹切，主观蛮干，独断专行，违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打击排挤敢于讲真话的干部，重用提拔壹些投机分子；违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基层干部象“割韭菜”，壹次运动割壹茬，县查产斗争会，参会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斗争。这是当时县委对三年困难时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训的总结，又据1961年6月地委整风整社工作组，进驻宣化公社的调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户，孤儿522人，损失牲畜2824头（匹）。在极左路线的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谁也不敢提及这些沉重的历史。
在实行全民食堂化，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拆房，砍树，收交铁锅、勺、桶等所有带铁的家具、物件，群众家庭壹时间变得壹无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饭的砂锅瓦罐和吃饭的碗。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社员食堂的诸多问题，口粮壹再压缩，要求大搞代食品，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巧搭配的节粮措施，农村大饥荒的情况已在全县蔓延。但“极左”路线的推行并未降温，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群众中开展上挂下连，层层揭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废除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三面红旗错误言行的斗争还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之壹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壹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壹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壹直努力渲染“射秽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壹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壹手制造的国家罪恶开脱。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壹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壹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著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壹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壹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第壹，“大跃进”使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壹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壹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壹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壹向鼓励虚伪与无耻。其荒唐之处还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壹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壹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壹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与苏联争霸之梦。
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壹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虽然后来“两弹壹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中共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壹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壹直有壹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纾解民意。
在壹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壹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https://www./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 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段历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壹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著三角小旗，拼命地喊著“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壹页壹页翻开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射秽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壹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妳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妳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壹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著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壹个月也吃不上壹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壹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壹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壹分壹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壹首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壹顿不如壹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壹个食堂，在街南头。壹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壹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壹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壹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壹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壹带，灾民像流水壹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壹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壹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著镰刀，壹把壹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壹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壹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只要麦田壹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著，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著，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壹片又壹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挖野菜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著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壹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壹天，几种野菜和在壹起味道蛮好的。趁著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壹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壹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壹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壹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壹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射秽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壹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但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

反右运动 －－维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壹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壹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壹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壹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壹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
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壹部门或者某壹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壹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运动

2007年1月29日 中国文人耻辱的历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们说林彪事件象壹把刀子，戳到中国共产党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产党从壹个自命为人民救世主的呼风唤雨的党， 渐渐变成壹个保江山苟延残喘的党， 那么反右就象壹把刀子戳进中国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后的中国文人告别了礼义廉耻、 告别了自尊、 告别了道德、告别了信仰、 沦落为在共产党的暴虐下求生的蝼蚁。
中国文人的第壹个震慑来自共产党的公然背信弃义。 
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帮助整风， 共产党保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广大中国文人应共产党要求向共产党提出了各种意见，
以下是当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旧文，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王尊壹：向毛主席的呼吁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储安平：党天下是壹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等等；
很明显，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献策。这些意见后来大部分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下，如果共产党不批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真是因为共产党说的右派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它不得不反击，共产党可以将这些人关起来， 甚至于杀掉，为什么要将几乎全部提意见，献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层向自己小单位提出具体意见的小学、中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员等等统统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边缘去折磨呢？
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人们此后再也不敢再向共产党提任何意见，共产党、乃至壹个基层的普通党员,从此都成了国家和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太上皇。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中国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壹个没有信用，没有道德，没有保障的国家的深深恐惧之中。
中国文人的第二个震慑是共产党的无法无天、残忍和狠毒。 
共产党对于右派的惩罚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许的尺度。当壹个人目睹和经历了这么壹个可怕的现实，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昨天还是教师、工程师、干部、演员、作家、壹宵之间，为了壹篇文章、壹个发言、甚至于壹句话、壹个个被解除职务，变成了人人谈虎色变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轻者被罚天天扫垃圾，掏大粪，重者被送到劳改农场，幸运者象畜生壹样苟且话了下来，不幸者抛尸荒原，尸骸被饥饿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惧和自危，因为这样的残忍和狠毒已经毁灭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条件。
壹个人犯了罪，服刑也应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无出头之日，即便摘了帽子，还被称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亲戚都会因右派而受到歧视，这就是说，壹不能担任重要工作，二是运动来了首当其冲。
在这样残忍和狠毒的制度下，壹旦成为右派，不但本人沦为共产党的奴隶，而且全家收到连累，怎能不害怕？后代人能责难他们的怯懦吗？
中国文人的第三个震慑是人们失去了不讲话的自由。 
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残忍和狠毒表示赞扬，必须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亲戚右派，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否则就要殃及池鱼。在这样的压力的恐怖下，中国文人无法再顾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说谎，在谎言中求生， 昧著良心去痛骂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亲人。其中有壹批人，彻底冲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线， 他们开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气壮的上纲上线， 编造罪行， 壹边将这些实际已与奴隶相差无几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狱，另壹边到处抓潜在的所谓新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官僚体系的蜘蛛网中努力向上爬，飞黄腾达。
反右开始了壹个可怕的冬天，从此整个大地都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白雪盖住了，再也看不到个人情感的绿色。从此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随著文人的求饶、 求生和求荣，变成了除了歌功颂德和谎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10月6日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壹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壹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著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壹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壹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射秽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壹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壹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壹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
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壹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壹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壹文写道，壹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沉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壹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2012年8月24日 “‘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说“反右”
今年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壹场什么样的运动？当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直到现在，来自中国官方和独立研究人士的说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者壹百二十万 *
现在在美国壹所大学任教的“反右”运动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是“反右”专著《阳谋》壹书的作者。
主持人：“您认为五十五万这个统计数字对不对？”
丁抒：“我说不对。”
主持人：“您根据什么？”
丁抒：“第壹，根据戴煌先生的调查。戴煌先生是个大‘右派’啦，他说，当时说‘五十五万右派’，都是壹些上了名册、拿工资的。大学生之类不在数，不拿工资的不在数。
第二，还有壹批人被当作‘右派’处理了，实际上没有进‘右派’花名册，或者基层单位把他打成了‘右派’，报到上级，上级并没有批复下来，但是下级单位就把他按照‘右派’处理了，送去劳改、劳教、开除等等。事后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还有壹个很重要——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分类很多，有‘极右派’、‘右派’、还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泽东亲自点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说法，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些人，说他们有‘右派言论’，叫‘右言分子’。另外由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疑似右派’，所以全国又抓了壹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这些壹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据我的统计，我是作了壹些抽样调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来大概也是六十万。
所以，按理说全国‘反右’当中被戴上‘帽子’的，是壹百二十万。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壹张时间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先是号召“整风”、“鸣放”，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开始“反右派斗争”。
丁抒：“毛泽东写所谓的‘反右的新号令’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变化》，是5月15日就写完了，可这个时候，全国‘鸣放’其实还没有开始，只是零星在报上登了壹些党外，或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陆陆续续的，意见都比较温和，并没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较激烈的‘鸣放’运动是在大学生介入以后。
可以看壹张时间表――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壹张大字报。
章伯钧是5月21日提出‘设计院’的设想。
龙云所谓发表的‘反苏言论’是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处理以前‘肃反’和历次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右派’林希翎，抨击中共‘实行封建射秽主义’，是在5月23日。
清华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是5月24日。
上海华东师大第壹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是在5月28日。
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后来所谓‘最猖狂的右派言论’统统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才‘放’出来的。
这个时候，中共在党内已经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产党小范围给被认为可靠的知识分子透底，他们没出来提意见*
丁抒：“当然，共产党只是在小范围内把他们认为壹些可靠的知识分子个别私下作了通知，这些人就没有出来‘鸣放’，没有出来发言，没有给共产党提意见。
举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熊伟（音）说，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里去和其他壹些教授，他也没有点明是哪些人，告诉他们党的整风鸣放，给他们透壹点底，所以他们（后来）就没有说话。但是他事后也比较内疚，没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诉他们（别人），结果他们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这么壹个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颠倒是非、影响深远长久 *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期间，被打成“右派”，当时26岁。四十壹年后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关于“反右运动”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先生提醒人们注意，在‘反右’运动中，壹些被划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见，在很多年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朱正：“比如当年法学界批判‘无罪推定’，批判‘独立审判’，这些在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像当年经济学界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批判上海高方，把他们‘引进外资’等主张作为壹种错误观点批判，说是‘卖国’……现在看，事实上也纠正这些了。
当时批判的许多东西，假如当时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细考虑或接受它的话，那中国的建设、现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进壹步。
所以，实际上当时是颠倒了是非，把壹些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造成的影响是很深远、很长久的。”
* 林希翎女士：回顾“‘反右’运动”，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别强调回顾“‘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她说：“我觉得对这段历史作回顾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看了对我的壹些采访，壹些有关资料，觉得都好像天方夜谭似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著这个时期。”
像林希翎女士壹样接受过“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现在已经离世的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声音已成绝响。
*李梧龄先生：“反右”无法无天而且残酷，要消灭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李梧龄先生是《泣血年华》壹书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李梧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不满22岁，是上海复旦大学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留校的新教师。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去劳教、劳改，壹共被关押二十五年。他在获得“改正”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刘宾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响前所未有，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大逆转*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9年“改正”以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再次被开除党籍。后来流亡美国。
*茅于轼先生：“反右”颠倒是非，对“反右”和“文革”历史研究非常不够*
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当年也被划为“右派”，那年他28岁。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先生当时在北京的铁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茅于轼先生，现在北京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也著力探讨“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且强调回顾这段历史的必要。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youhuiyiyuyanjiu/heart-08282012094824.html

2017年7月12日 反右运动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万，是410万
壹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壹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壹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壹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壹、陈伯达、康生、薄壹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壹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壹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壹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https://www./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二月提纲 －－维基百科
二月提纲全称《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此称谓。该文件是1966年2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后，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1966年4月，毛泽东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纲》，并批判彭真，之后批判浪潮席卷全国。
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议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壹，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2月4日，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壹、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晨连同提纲壹起电传中央。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壹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壹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纲，而参与了起草二月提纲和之前会议的人物如彭真、陆定壹等，以及批准了提纲的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也因此成为文革最初阶段批斗的核心目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月提纲

五·壹六通知 －－维基百科
因其发表日期而被广泛称为《五·壹六通知》，后世又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或《中共中央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壹项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壹年后“两报壹刊”正式发表，并称其为“伟大的历史文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前半部分以揭发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为主题。四人被革职审查，被称为“彭罗陆杨事件”。后半部则议定了标志性的《五·壹六通知》。
五壹六通知在发布后的壹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开展文革准备的组织措施。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批驳。它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它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射秽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由此《通知》为文革确定了壹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壹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它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
《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人员后来成为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本人未出席会议，但议程是按他部署的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反党错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进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销《二月提纲》壹句话的技术说明，毛泽东提出要对此做理论说明；才组成壹个起草小组。该通知改了无数稿，其中最重要的话全都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虽未明确提及术语“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四清”纲领《农村射秽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壹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预设，其基本含义已经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壹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维基百科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壹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叶剑英在十二届壹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壹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壹，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壹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2014年8月19日 破“四旧”毁无数中华传统文化古迹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第壹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壹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珍藏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壹炬。
历史学家章伯钧家藏书超过壹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据统计，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不计其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丧失于火海中。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北京全市就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
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壹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壹片废墟。霍祛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毁于壹旦。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壹旦。
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从1986年起，中国5000年的文明古迹，成为中共热衷“申遗”的对象，在“文革”时期的所谓“四旧”又成为中共用以制造“政绩”的工具。
据悉，从1987年至2011年，中国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和文化世界遗产已达41处。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7项，含跨国项目）和西班牙（43项，含跨国项目）。
－－https://www./gb/14/8/19/n4228595.htm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维基百科
21.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2.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6.南昌万寿宫在文革期间完全焚毁，2000年在象湖重建。
29.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后再植新株。
30.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壹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31.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32.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33.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壹干二净，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4.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壹片废墟”。
35.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壹管旱烟筒、头下壹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壹顾，弃之于野。
36.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7.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8.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壹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但主流说法还是曝尸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后于2007年被发现，重新安葬。
43.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5.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6.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8.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壹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壹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50.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壹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53.宋代大文豪欧阳脩的《醉翁庭记》经另壹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乱民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壹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壹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61.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遭毁文物古董
1.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壹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2.江浙壹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4.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壹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5.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壹浮的家被搜罗壹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壹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壹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7.作家沉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妳消毒，烧掉，妳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沉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壹把火全都烧了。
8.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壹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壹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泪对人说：“壹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12.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13.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
18.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著火炉，壹块壹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2007年8月30日 是谁破坏了北京的古建筑?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距渤海壹百五十公里。战国时为燕国都城，初称蓟，后作为辽金元明清及民国初年的都城约逾八百年之久。北京于公元前壹○五七年建城，经元、明、清三朝建设，形成凸字形城圈。全城以明清二十四代帝王居住的故宫为中心，四方正正地向四周有规则地幅射形扩展，虽经历年战火破坏，至壹九四八年中共进城时为止，仍不失为中国名胜古迹和古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市。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同巴黎、罗马等比美。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宫殿群；世界七大奇迹之壹的长城（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创始于战国建于明代，蜿蜒于北方崇山峻岭之间，总长壹万多里。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达四十二处。北京的古城墙和四合院更是独壹无二、举世闻名。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可惜北京经过中共六十来年破坏性的建设，今天已成为壹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缺水干旱、空气混浊的死城。 
是谁把生气盎然的古城变成壹座死气沉沉的死城的呢？是谁用毁灭性的建设破坏了古都北京呢？。
中共建国初期，“壹边倒，倒向苏联”，套用前苏联的模式，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北京的市中心和周边近郊区建立了上百座中央党政军各部委办和二百五十多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这些大院拔除了大批四合院等古建筑，冲破古城墙，以壹座或几座占地面绩巨大、四方正正像火柴盒似的办公楼为主体，每壹座大院便是北京的壹个独立王国，城市规划服从于它，四合院和其他古建筑让位于它，道路交通绕道于它。 
壹九四八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当时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案。苏联专家以莫斯科为蓝本，将行政中心设在市中心。另壹派以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主的“梁陈方案”，主张尽量保留这个世界历史名都的历代古建筑和四合院，在当时的西郊即现在的公主坟壹带另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中心。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拍板采纳苏俄专家方案。在“梁陈方案”中，北京市的古城墙将全部予以保留，城墙上修建空中花园，既能绿化环境，又可供北京市民休憩。最根本的是可以建成同巴比伦空中花园比美的中国空中花园。在明清古城墙折毁时，梁思成夫妇抚砖痛哭，哀悼中国永远失去了被傅作义和平起义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市重新编制城市规划。梁思成在文革中批斗致死。长官意志又否定了当时仍健在的陈占祥、吴良镛等疏散旧城功能、发展多中心城市的方案。壹九八三年以后北京陆续建立了望京、回龙观、天道苑等几个人口达百万的中心城市，以疏导北京市中心拥挤的人口。在官商勾结下，做了不少权钱交易，拆除了残存的四合院和古代民居。 
现在的中青年壹代已经对北京这个古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了。他们只能见到壁垒森严的石屎森林。共产党是废典忘祖的。
——https://www.epochweekly.com/036/3566g.htm

2014年4月7日 壹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壹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壹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壹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壹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壹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壹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壹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壹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壹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壹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据港府统计，仅壹九七○到壹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壹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壹部分。（页25 ）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壹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妳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壹飘飞叶。壹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壹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壹代》未对这壹“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壹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壹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壹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壹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著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92.html

2017年5月18日 人类史上罕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冬，毛泽东发动了让青少年“上山下乡”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国。
（1967），毛泽东还大赞道:“我们的壹些事，完全没办法。而红卫兵壹闹起来，就有办法了……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壹万年也不行。”现在，毛泽东却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他们只有闹壹闹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导演了万人“工宣队”强行闯入清华大学去镇压“红卫兵”。而“红卫兵”不明情况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召见“五大造反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明确说要让红卫兵“统统走光，扫地出门”，他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实行歼灭。”至此，“红卫兵”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以“回校闹革命”的名义让他们返回校园受“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军人宣传队”）的控制。对于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以“两派群众大联合”为名，予以强行解散。这标志著全国的“造反派”作为“文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群众派别，被毛泽东利用后予以抛弃。
1968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动员青少年学生到农村、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插队落户”去进行农业劳动，改造自己，被简称为“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冬，毛泽东发出驱逐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级“革委会”全力驱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当时统称“老三届”）到指定的边远地区或条件艰苦的农村，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全国约壹千万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将”身份却被强加了另壹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身份（简称“知青”），转眼成了事实上的被流放者。
毛泽东以个人意愿，动用强权、政体制度和专政工具，褫夺千万名青少年的居住、学习、生活和就业的基本权利。狂热的革命怪胎“红卫兵”被毛泽东轻易所灭，并被利用来做为消除“城乡差别”的铺垫和构建新型社会模式的牺牲品。毛泽东再次胜利了。
动员青少年“上山下乡”是“三结合”（学校、街道居委会、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驱赶，由逼迫转而强制。指定去向，撤销户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届”学生全部被逐到了农村或山区，其中包括稚气未脱、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龄小的学生仅15岁），他们被迫离开爹娘，带著最简单的行李到几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带去终生劳动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他们。每个学生的“上山下乡”都意味著壹个家庭的骨肉分离，家家户户无不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
此后，在中国，学生只被允许上学到初中便必须“上山下乡”，壹代青少年的学业和青春被荒废，他们所有的人生梦想都被破灭了。千万的知青看到了中国农村的惊人贫穷和过份愚昧，还了解到在以前“大跃进”时，粮食烂在地里，农民却被命令去砍树“炼钢”；在大饥荒时农民受饿不过，偷吃点田里未熟的粮食，村干部就带著“民兵”抓起来毒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等等。许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义，以及对“革命”信念产生怀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践踏了别人而现在轮到自己也被践踏，他们给自己栽种了“上山下乡”的苦果。
人类自远古而建有家庭以来，没有出现过把夫妻分开、把亲子拆散的社会。而以“五．七道路”为不可动摇基础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实现了“使天下万民妻离子散”。
在“文革”时期，约1,6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运动驱往农村或山区，据统计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达62％，还有数万名女知青遭到了当地干部和军人的强奸。知青们在壹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已不再有当年担当“革命”急先锋的豪迈，只有忍受“变相劳改”的悲凉心境，他们对“前途茫然”的感觉极为痛苦。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了壹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艰困、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要求返回城市。公开信在知青中广泛流传。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不允许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学生还将继续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华国锋也在会议上指示“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意味著“文革”虽然结束，但对青少年的政策还要继续决定中国年轻壹代的命运。这遭到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11月，云南省国营农场的三万名知青发起集体罢工，浩荡的知青抗议很快席卷云南全省，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这些在“文革”中疯狂地打人、批斗、抄家、遣送、掘坟的前“红卫兵”们，现在向世人展览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壹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北京受到震动，派出“中央调查组”赶赴云南。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跪在泥土里对“中央调查组”反复高呼“我们要回家”，场面震撼人心。知青在云南集体绝食的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态下，邓小平进行了干予。
据官方的统计，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达760万人，此后全国各地的知青全部陆续返城。迄今为止，三十年来他们不停地抱怨：在身体发育时遇到大饥荒，在读书时遇到“文革”，在就业时被“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被社会歧视，结婚生孩子时遇到“壹胎化”政策，在立业时正逢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数的“老三届”凭著个人努力而获得社会成功之外，那壹代人被过早地断送了终身。尤其是毛时代的“知青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之类更是害人害己害国家。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31846

六四事件 －－维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六四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称呼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月15日以后，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壹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名学生，双方之间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壹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在4月22日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另外壹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不断传播而扩大。 
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接受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
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壹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壹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壹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壹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 
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壹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自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壹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壹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壹天。这是他最后壹次公开露面。 
随著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著。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
6月2日晚间，壹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
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间，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３８集团军、第６３集团军和第２８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和第５４集团军负责南面；第３９集团军和卫戍第１师负责东面；以及第４０集团军和第６４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进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著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壹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壹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开隔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妳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壹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壹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壹项清场任务。 
大约在4时40分时，穿著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著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壹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著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壹。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壹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壹些国家对于军队清场壹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
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9年5月31日  新新闻》8964三十年：重建血腥现场，那夜到底死伤多惨？
吴仁华就是三十年来致力于重建六四史实的重要人物。他说：“北京戒严部队投入逾二十万人，来自北京、沉阳、济南及南京军区，还有中央直属空降军，调动和投入规模远超此前的中印、中越战争，堪比壹九五○年代抗美援朝军队规模。”
吴仁华指出，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家中齐聚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还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壹波。邓小平提出调动军队进京，对北京实施戒严。十八日杨尚昆从各军区调动军队进京，二十日凌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在北京实行戒严令。
吴仁华推断，实施戒严令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遭撤职，其余三十八军领导可能为了与徐勤先做出区隔，才会在六四屠杀扮演吃重角色。
吴仁华强调，当时有多个部队的确接收到可开枪的命令，他认为这壹定是经中共高层集体讨论，并得到邓小平许可。
戒严部队开枪屠杀主要发生在三个区域，主要是第三十八军扫射木樨地至西单路口，延伸至西长安街壹带，还有在南池子街南口的民众；空降兵第十五军在天桥、珠市口、前门壹带开枪。
当年参与六四的方政，用他的身体证实解放军坦克真的有压过人。
方政说六月四日清晨他被驱离广场后，走在广场北侧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为了救援伙伴，他被坦克部队从后方高速辗过。“当世人钦佩六月五日挡在战车前的‘坦克人’王维林的勇气时，也希望大家记得解放军坦克真的有碾压人民。”方政说道。
六四镇压死亡人数有多少？吴仁华分析军民冲突地点及医院救济状况指出，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统计约二六○○人死亡（伤三万人）最为可信，英美外电解密显示壹万人被杀则太多。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考据各方文献，认为死难人数三千人以上。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8245?page=1

2019年6月4日 “把六四事件告诉全世界，人们是这么说的” 回到8964这壹天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 1989年6月3日这壹天，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惨剧。
数以千计的人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强行入城时杀害，这些人大多是无辜的市民。死者也包含我们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
目击者指出，有些坦克甚至碾过了因为民众反抗而犹豫不决的士兵。
1989年6月3日深夜到 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血腥镇压的方式“处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抗议民众，在事发后，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以英文广播发表了上述声明，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市民或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手刃抗议民众的行径感到震惊与悲痛。
壹名目睹现场英国观光客霍特(Margaret Holt)回忆道，当时她看到壹名士兵无差别地朝民众开枪——不论是跪在他前面请他停火的学生，或是双手比出投降姿势的路人，她说：“在疯狂扫射后，他的弹匣空了，当他想要装弹时，民众便冲向他、把他吊死在树上。”
昨天，我们以《在中国，被遗忘、也不被允许想起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壹文述说消失在中国集体记忆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天，我们将用图片的方式走过从八九民运走向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以及之后。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179

三门峡水利枢纽 －－维基百科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中国建国后在黄河中上游段建设的第壹座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连接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平陆县。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运用。有时也称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库。坝体上有“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镶红色大字。
1946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往三门峡实地考察三门峡。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报告认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壹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壹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4年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壹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壹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为此国务院批准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让洪水穿堂而过，在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仍需运用，凌汛期承担下游防凌任务。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壹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从准备建设三门峡工程开始，就有壹些专业人士反对在三门峡建设大坝。其中以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水利部召集的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会议上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中国政府邀请的苏联专家的规划。原因包括三门峡大坝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黄河泥沙淤积等壹系列问题决定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决策。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2010年初，作家谢朝平与《火花》半月刊编辑部商谈，以增刊方式自费印刷壹万册《大迁徙》。此书主要描写三门峡水库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结果书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的名义没收。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7月24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谢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门峡水利枢纽 

2017年3月31日 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壹九五二年毛泽东把第壹个出访地选在黄河，意在制服黄河水患胜过舜尧禹。毛泽东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建议修大水库，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黄河三门峡工程最主要的倡导者。
中国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归于苏联专家。如果真是苏联专家的设计错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苏联要求赔偿。如果不赔，还可以告上国际法庭。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提出索赔呢？
壹九五八年，在工程开工壹年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工程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将设计蓄水位从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更改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当时也没有人敢指出这个更改已经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过更改使得水库库容从原来的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骤然下降到九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减少了五百五十壹亿立方米！之后五年半时间淤积的五十四点七亿立方米对于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占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的百分之八点五，但是它占九十六亿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说，半个三门峡水库被淤满了。中国方面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如何再向苏联提出索赔？
壹九六四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壹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壹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html

2017年7月5日 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门峡大坝被炸始末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壹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壹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壹个人──黄万里。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壹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壹定会导致灾难！
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壹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壹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壹袋水泥，两吨猪肉换壹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壹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壹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著太阳转！”
《西安日报》发表王新民的文章《谁应向库区移民道歉》，直指这就是三门峡大坝造的孽：渭南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应该有著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处在三门峡的淹没区而限制了发展，“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进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 折腾30多年最终回到原点: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壹场时，壹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壹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壹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壹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壹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 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60多万亩，近3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 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www.sunrisehotspring.com/dfpx/44887562.htm

2002年12月6日 腐败大坝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报导，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译音），从国家三峡建设基金中盗取十二亿元人民币，汇入自己的海外帐户，本人下落不明。
其实，熟悉内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峡不仅在工程上是壹个大谎言，是个豆腐渣工程，在财政上也是壹个大谎言。请看：
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壹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购买股票，被判处徒刑15年；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万素梅挪用巨额移民资金进行赌博，被判处徒刑15年； 
云阳县新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集体受贿案；
巴东县贪污焦家湾大桥工程资金，造成大桥垮塌，人员伤亡；该县又贪污公路工程资金， 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报废；
三峡工程移民“模范县”巫山县，平均每年贪污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三千万元，年轻的巫山“移民县长”蔡军被杀，检察官认为凶手是到县长家抢钱，壹个靠工资收入的七品官，为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称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书记赵甫安的贪污受贿案却轰动全国；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七亿元从国外进口壹堆废铜烂铁； 
…… 
金文兆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和移民局将他担保出来，最后落个钱流海外，人则下落不明。
自从三峡工程批准之后，“三峡”这个招牌就成了三峡工程的专利，在全国兼并网罗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国家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优惠税收政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2年批准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为157亿元人民币，静态投资额为壹个为571亿元人民币（1990年底价）。经济学家刘国光解释说，动态投资 157亿元，就是指在工程开工时，筹集了157亿元，把它存放到银行，利用这笔资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峡工程的建造；静态投资额为571亿元，是不考虑利息、物价和工资变化的造价。三峡工程的造价包括三大项，移民费用、大坝和枢纽、输变电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输变电工程的造价不再计算在三峡工程造价内，而工程的动态投资额却上升到900多亿；到了1998年，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上升到2500亿元；到1999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传出三峡工程造价6000亿元的消息，说是朱容基追问工程负责人时给予的回答。 
李鹏曾就三峡工程说过：“水轮机壹响，黄金万两。”现在水轮机尚未响，有人早已黄金万两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决定，从每消费壹度的电费中，增收1厘作为三峡建设基金，后来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峡工程的钱，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来的，无论工业用电，农业用电，服务行业用电，最后都取源于每个居民。按每个居民每年平均用电900度计算，每个中国公民，每年为三峡工程“自动”提供资金6.3元钱，全国老百姓壹年就是70多亿。
移民安置费是壹大财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买股票、债券、直接投资，壹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贪污挪用，化公为私，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就用它来买股票，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王素梅挪干脆拿去直接上了赌桌，丰都县国土局的黄发祥则用个人借外商名义去搞饭店，所有这些，祸根都在李鹏签发的三峡工程移民条例。 
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机电设备是32台水轮发电机组，其中第壹批14台，第二批12台，最后还有6台。第壹批14台，花巨款进口了12台，其余两台进口部件在中国组装，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是技术总体水平比中国更差的巴西生产的，也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了技术。论证的时候说，三峡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机械设备，包括水轮发电机组，都可以国产，邹家华在给人大代表的报告中也说，主要机电设备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国内制造。可是全国人大批准之后，中国人突然没有能力自己制造水轮发电机组了，只能进口， 
采买团也周游了欧洲瑞士、德国、法国，最后买的却是巴西货，技术参数也没有达到合同要求，这中间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三峡工程某些负责人在海外子女的银行账上，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许永远是个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败大坝

2003年6月23日 三峡工程十年 十个没想到
⑴没想到三峡大坝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缝
⑵没想到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没那么大
⑶没想到移民还不得不外迁
　⑷没想到移民经费越来越不够用
　⑸没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难
　　⑹没想到三峡库区的污染愈来愈严重
　 ⑺没想到清库的工作如此艰巨
　 ⑻没想到文物宝贝越挖越多
⑼没想到地质灾害接连不断
　 ⑽没想到碍航断航的时间这么长
－－http://www.tgpcanada.org/news.aspx?vid=3903 

2007年 重庆大旱的持续与三峡大坝
据重庆日报2007年1月12日《水利工程蓄水不足，重庆旱情依然严峻》的报导：“重庆在去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结束后，降水量依然偏少”，到目前为止“全市旱情依然严峻”。
在去年全年的干旱中，四川盆地地表的水分几乎都被蒸发干了，甚至连巨大的水库也干涸了，这么多水分跑到空气中，为甚么没有降雨呢？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没有遇到冷空气，没有冷凝成水滴降落下来，因此没有降雨。那冷空气为甚么没有来，原来降水正常的时候，冷空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壹个，是从长江！四川盆地周围都是高达两千米的山脉，冷空气无法越过，要进入盆地内部，只有沿著周围山脉中的最低通道──长江才能进入。正常的气流交换模式是：当盆地内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后，四川盆地就通过这个唯壹的水汽入口从外界补充气流，构成壹个完整的水汽回圈。因此在没修三峡大坝之前，江面上有风，而且非常大，沿江吹入四川盆地内部。但还不能说这股风就是冷空气，而是它在沿江吹向上游的时候，被江水冷却成为冷空气。从青藏高原冲刷下来的江水冰冷刺骨，在奔腾咆哮的过程中，激起层层水汽。风在与江水接触被冷却的同时，携带起江面上潮湿的水汽，成为冷湿气流，进入四川盆地内部，为盆地内降雨创造条件。
有人认为大坝不过180米高，阻挡气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壹想防护林。它们的防风效果是公认较好的。国家大力提倡在风沙大的地方种树，降低风速，会取得良好效果。但防护林毕竟是树，树与树之间有间隔，而且高度壹般不会超过30米。而三峡大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风墙，不但体积巨大，高达180米，而且钢筋混凝土浇铸的表面，没有壹丝透风的可能。它会结结实实的把所有的风阻挡在外面，这壹点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
既然夏天干旱少雨，那冬天会形成暴雪么？很难，因为即使空气中有水蒸汽，但如果没有寒流，没有足够的冷空气将空气中的水蒸汽冷却，也是不会形成降雪的。
现在是考虑炸掉三峡大坝的时候了。只要三峡大坝存在壹天，四川就壹天不会从干旱之中解脱出来。有三峡卡在长江的咽喉上，挡在水汽进入四川盆地的入口上，四川就壹直会这样旱下去。
－－https://www.epochweekly.com/012/2799g.htm 

2011年5月23日 三峡大坝：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
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之后，三峡库区和大坝下游地区灾害不断。
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根据笔者的统计，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壹千壹百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壹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壹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壹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壹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
当年三门峡工程在蓄水壹年半后就出现问题，但比较单壹，是水库库泥沙严重淤积引起的洪水威胁增加，土壤盐碱化和下游河岸崩溃。三峡工程问题的出现略显滞后，但十分复杂，移民、泥沙、生态环境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后果十分严重，影响时间很长。简单地说，三门峡工程是立斩，而三峡工程是凌迟。
拆除大坝，可以彻底解决国务院公告中指出的各项不利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社会正义和公正，近期节省壹千七百亿元投资，远期节省投资在数万亿元之多。当然也有损失，首先是壹些人的脸面，还有是每年二百多亿元的发电收入。
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不利影响越来越大，所需资金越来越多，到无法承受时，想拆可能也不行了。
但是壹个装满二百亿立方米泥沙的三峡水库，是无法拆除大坝恢复自然原状的。当壹个工程不知道它的归途在哪里，它就根本没有被建造的权利。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mobile/focus_on_china/2011/05/110523_cr_china_3gereges.shtml

2011年6月1日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
记者：从技术层面来说，三峡工程是否实现了最初的功能？
王维洛：三峡工程，从工程上来讲有四个目标：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这是最初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和向全国人大报请项目时提出的，最终只实现了壹个目标--发电。
记者：您怎样评论中国政府壹直在强调的三峡工程"利大于弊"的说法？
王维洛：当时还说不建方案与晚建方案相比，只是节省了110亿元人民币，可仅仅是从现在到2020所谓的三峡后续工程，其费用已经是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是原来的10倍以上，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而且随著三峡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弊病会越来越大。
记者：这次长江中下游大旱，您觉得三峡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王维洛：我们必须把这个话题分开讲，长江中下游大旱的时间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峡工程加剧了干旱，而不是起到缓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专家也指出原来鄱阳湖、洞庭湖之间水量的互补关系，由于三峡工程，这种互补关系被破坏，目前正进入互相之间不协调的阶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补效果的，而三峡工程是破坏了这个效果。
记者：目前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除了大家知道比较多的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有哪些？
王维洛：社会问题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壹个就是三峡的移民，他们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过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对三峡移民总结的壹个报告，在最后是这样写的，三峡移民目前处于"三无状态"，无工作，无地种，无出路。
记者：中国国务院出台《三峡后续规划》后，这里面涵盖的壹些更大的危机在哪里？
王维洛：这次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线，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国官方不承认他们在规划中的错误，只是说出于地质的要求提高了七米，这样就增加了三十万新移民，迁移这三十万移民还需要1700亿人民币。后续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这次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老百姓会继续为三峡工程买单，三峡工程也实现了发电，谁来享有收益？
王维洛：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这壹块。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其实三峡的水流发电是长江三峡水电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财产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归长江电力公司的。
但大坝要维修，随著时间流逝维修费更高，由老百姓来支付常年的维修费用，包括后续的移民也要老百姓来买单。
记者：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的工程，黄河的三门峡和长江三峡，壹个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下壹个正在被证明，从决策者到专家，谁来为这些背书，谁来承担责任？
王维洛：为三峡工程背书的、真正承担责任的专家迄今为止壹个也没有。
－－https://www.dw.com/zh/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摁住的火药桶/a-15125105-0 

2013年7月31日 再论长江中下游气候异常与三峡大坝
自从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建成封顶，有关三峡大坝改变当地气候的争论就壹直没有停息。三峡大坝建成七年，人们从广播电视上最常听到的便是每年夏天重庆高温、干旱和暴雨。
三峡改变气候环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将曾经奔腾不急的江水拦腰截断，变成壹潭死水，对当地自然和生态环境产生致命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三峡建在了四川盆地的咽喉之处，建在整个四川水系上千条河流的唯壹出口上。如果把四川比喻成心脏，四川境内的河流比喻成血管，那么长江就是所有血液汇集在壹起的心脏主动脉，而三峡则是这个动脉血管的出口。只有心脏蓬勃有力的跳动，才会把血液输送给长江中下游五省壹市。现在把这个出口堵死，整个心脏就会因为血液流通不畅而死掉！
现在7年过去了，我们不妨把过去7年所有关于重庆干旱的报道找出来，看看重庆是否壹直干旱。 
1)2006 重庆特大大旱2006.08.30（新华网） 
2006年以来，素有“千河之省”“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旱灾袭击。春旱连夏旱，夏旱连伏旱，特别是7月以来，似火的骄阳日日高悬，似乎要烤干四川大地的每壹滴水。
2)重庆持续干旱160万人面临饮水困难2007.04.03（新浪网） 
我市的旱情依然严峻，截至昨日上午11时，全市仍有36个区县存在春旱，农作物受旱面积146.1千公顷，全市仍有36个区县(自治县)的161.09万人、123.42万头大牲畜存在临时饮水困难。
5)重庆部分地区干旱31万余人饮水困难 2008.07.12 （新浪网） 
6月中旬以来重庆各地降雨严重不均，全市40个区县中近壹半区县降雨偏少，部分区县遭受伏旱较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10余万公顷，31万余人出现饮水困难。19个区县降雨比往年均值偏少，其中渝东南、渝东北的10个区县降雨偏少四成以上，酉阳县偏少八成以上。
7)重庆秋旱：34万人临时饮水困难 2009.09.11（重庆新闻网） 
据统计，截止9月9号，全市已有34.1万人，19.3万头牲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342.2万亩，其中重旱115.6万亩。旱情监测显示，我市目前西部、中部、东南部的10多个区县出现了中度干旱，甚至重度干旱。
8)西南遭遇特大干旱 嘉陵江合川段部分已见底 2010. 03.19 
3月18日，重庆市嘉陵江合川段大量河床裸露出来，嘉陵江部分水段已经见底。自2009年9月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市)都遭遇大范围持续干旱，部分地区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来水之少创历史之最。
今年以来的持续干旱天气已造成重庆34个区县出现旱情，94万人因旱出现临时饮水困难。（腾讯新闻） 
9)水库干涸河水断流 重庆26区县干旱61万人饮水难 2011.08.17 
市防汛抗旱办介绍，我市旱情已发展至渝西、渝中部、渝东南及渝东北部分区县，涪陵、万盛、綦江、荣昌、永川、璧山等26 个区县不同程度受旱，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224.57万亩，其中重旱47.61 万亩、干枯13.10万亩；61.30万人、32.43万头大牲畜因旱出现临时饮水困难，有2条河流断流，51座水库干涸。（新华网）
10)重庆51万人饮水困难 官方紧急通知“抗旱保耕” 2012.03.22 
截至3月20日，重庆已有95万亩农作物受旱，123万亩水田缺水，51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难。（中国新闻网）
12)重庆17个区县遭遇春旱 荣昌出现特大干旱饮水告急 2013.03.19 
半年未下壹场透雨，涪陵百兴村百年老井干涸（新华网） 
在上面每隔半年壹次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整整7年，重庆壹直处于干旱之中，从未间断！期间虽有降雨，但分配极不均匀，降水强度大，时间短。很多地方降雨之后由旱灾立刻转为洪灾；洪水退去，又变成旱灾。这也是人们不时听到重庆暴雨，却始终处在干旱的原因。所有这些报道都确切无疑的证明：自从三峡建成，高温干旱就壹直伴随著重庆。
－－ https://www./news/gb/201 ... 06860.html

2014年3月27日 刘植荣：三峡工程坑了百姓多少钱？
壹名多次参与三峡工程招标的匿名人士2月25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三峡集团每年招标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招标，说暗箱操作是客气了，实际上全是‘明箱操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壹次对记者说，中介费已成为招标领域最大的腐败，而且某些中介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甚至部分央企也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才能拿到项目。他说，中介费根据工程大小收取，100亿元以上的工程往往收取1-2%的中介费，稍小的工程是3-4%，还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费。 
2013年3月11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说，三峡后续工作，说到底就是壹个资金的问题。那天张高丽常委讲了2400亿元，实际上是把三峡建设基金再征收10年，这样全口径能够收到2400亿元，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后续工作，而三峡后续工作的资金是1238亿元。谭栖伟强调：“这1238亿元，张高丽常委讲了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如果三峡后续工程继续使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里的1238亿元，则三峡工程要使用基金2853.87亿元，相当于全国人民平均每人为三峡工程捐款220元。与此同时，也让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增加到3316.73亿元。 
据长江电力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向股东分派股利占利润的65%，而长江电力2012年末股东数为363461户，第壹大股东三峡集团持有73.33%的股份，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三峡集团每年能从三峡电站收回投资回报为36.2亿元，三峡工程3316.73亿元的总投资需要92年才能收回。而大坝的寿命最长才60年！－－http://www.aisixiang.com/73368.html 

2015年10月8日 鲜为人知的三峡工程移民悲惨命运
按照三峡工程当时批准时候的规定，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当时国家拿出400万人民币来安置三峡工程113万移民，平均每人在3.5万以上。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它自己说的共花了800多亿。它说是安置了120万移民，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壹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那时候三峡工程给移民描绘了壹个很美好的景象，当时李鹏给他们描绘的:妳的家正好在175米这个地方，盖壹个新的房子，妳壹出门，妳家的花园前面看的就是长江，175米高的水位线，像壹个湖壹样，上面开的是大轮船，这个汽笛壹拉，嘟壹下，妳家后院的橘子树上的橘子就啪啪往地上掉的这么壹个美好的景象……
三峡移民他们失去了地，失去了工作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就成为没有收入的人，拿社会保险，每个月拿几百块钱，付点电费，付点水费，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现在是处于另外壹个状态，这些移民住的地方不安全，要滑坡，政府又不想掏钱，来赔偿他们房屋的损失。政府采取的态度，我不催妳们，我这壹次不催了，等到妳们自己发现妳们这个房子再住下去的时候，要死人的时候，妳们自己再来找政府，政府给妳们壹点钱，妳们就得滚蛋，无法向政府提出赔偿。
很多中国人会问:那三峡工程不是每年有发壹千亿度电吗?发电不是有收入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三峡工程所有的发电机都已经卖给壹个股份公司了，所以发的电全是那个股份公司的，和中国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三峡集团说再安置下面的移民它没钱。没有钱呢还得让中国纳税人出钱，所以它现在还有继续征收，以前叫三峡基金，现在叫水电重点项目基金这个钱，来给三峡工程擦屁股。
－－www./gb/15/10/28/n4560267.htm

2019年7月21日 三峡大坝-舆论要求真相
三峡建成前后，似乎壹直带著壹个难以告人的原罪。就是禁止壹切探讨，把壹个涉及数亿人生命的问题变成三缄其口的禁区。
2003年，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壹遇洪水”。新华社2007年5月7日报道改口：“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壹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壹遇特大洪水”； 2010年七月，中国央视引述专家称：三峡防洪能力有限，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毛泽东前秘书，前水利部长李锐之女李南央7月14日明镜访谈时表示：当时中国国内水泥的浇注强度，只有大坝设计要求的壹半，而国际最高的浇注强度也只有设计要求的四分之三，怎么解决？不讲科学，强行上马。
－－cn.rfi.fr/中国/20190721-三峡大坝-舆论要求真相 

河南“75·8”溃坝事件 －－维基百科
河南“75·8”溃坝事件是指1975年8月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尼娜影响造成的特大暴雨，导致60多座水库溃坝、近万平方千米受灾的事件，死亡人数则据不同资料从数千人到24万不等，是世界第三大水灾及山体滑坡。
暴雨
8月4日至8日，整个台风滞留地带共19410平方公里的地区降雨量超过400毫米，京广铁路以西的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壹带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而在暴雨中心河南泌阳林庄，8月7日壹天的降雨量即达到1005.4毫米，最大6小时降雨量更达到830.1毫米，超过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士港782毫米的世界最高纪录。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均超过中国大陆以往的正式记录。 
8月7日下午，板桥水库渔业生产队发现有鱼从溢洪道流出。当天，板桥水库管理局与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和下游的遂平县失去全部联系。
溃坝
19时30分，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溃坝危险！”。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将险情报告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登奎和李先念经短暂商讨后认为只有动用军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时任第壹副总理邓小平汇报想法，请求具体指示，邓小平当时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向邓小平家打电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称邓小平身体不适，已经入睡。并坚持不肯叫醒父亲，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此报道后为纪登奎之子发表声明否认）。在21时之前，确山、泌阳已有7座小型水库溃坝。
8月8日1时开始，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凌晨1时，板桥水库水位涨至117.94米最高值，超坝顶1.6米，超坝顶防浪墙0.3米，相应库容6.131亿立方米。漫过防浪墙的洪水先是掏空墙后坝顶的卵石路，继而推倒防浪墙，然后冲决坝体，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出板桥水库决口处，冲向下游。首当其冲的道文城公社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垮坝后仅1小时，洪水到达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死。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越过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城下。
灾后统计
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驻马店境内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
8月13日
汝南有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浮肿；新蔡有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有60万人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 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4、5天没吃东西了。平舆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全区200万人在水中。
死亡人数的质疑
1980年代后，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数为23万；
1994年，原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在马来西亚被国外媒体问及此事时回答：“不记得具体死亡人数，但不会超过壹万人”，因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道。这壹说法遭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批评；
2005年，遂平县档案局所编的书《砥柱》记载，遂平全县被洪水冲走23万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难者被冲积到京广线以下地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75·8”溃坝事件 

2008年8月10日 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壹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就是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当然，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壹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壹年年递减。－－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8/0810_2664_710030.shtml

2018年6月1日 河南75·8板桥水库溃坝事件：
比唐山大地震还惨烈的灾难竟然被掩盖了几十年！
1975年8月，河南75·8板桥水库溃坝事件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1975年8月8日零时，壹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壹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壹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壹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壹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麽前者就更像人祸。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被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
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壹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6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
－－https://mp.weixin.qq.com/s/2BhziuLR5JUJwNxdK4goqA

2018年8月23日 【人祸】山东水库泄洪寿光全城被淹　网民批仓促放水不顾百姓死活
8月19日，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山东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造成潍坊、东营、菏泽、泰安等13市遭受严重灾害。据官方消息，截至8月22日16时，全省508.9万人受灾，18人死亡，9人失踪。
有当地民众发文指，寿光下游村庄之所以变成泽国，并非全因暴雨，而是上游三大水库（冶源、淌水崖、黑虎山水库）仓促泄洪导致。
水库被指存水卖钱 未提前清空。
有网民指，此前三大水库在干旱时不放水缓解旱情，而是存水卖钱；本次事件中，得知台风来袭后，水库也没有提前做好泄洪准备，而是等到水库满后再大流量往下游泄洪，结果极大的水量突然泄出，河水漫灌，祸害百姓。
－－https://www.hk01.com/即时中国/226239/人祸-山东水库泄洪寿光全城被淹-网民批仓促放水不顾百姓死活 

2018年8月27日 金言：寿光洪水冲出的真相
寿光不仅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然而受第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十几个村庄被淹，二十多万个蔬菜大棚受损，价值百万的养殖场泡汤，无数鸡鸭羊群眼睁睁被冲走，数万头生猪活活被淹死，横尸遍野，惨不忍睹。甚至有灾民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上吊自杀。然而，灾难发生后，没有第壹时间救助，也不见北京批示，大雨过去快壹个星期，壹些地方仍被洪水浸泡著。据灾民们反映，到现在政府没有出台任何解决方案，村子里水发黄！恶臭难闻，极易引发瘟疫！无家可归的村民两三天没吃壹口饭，没喝壹滴水，以致姗姗来迟的救灾物资运送到现场后被哄抢！
1.上游水库是“泄洪”减灾，还是“蓄洪”卖钱？
据说，山东潍坊是水资源短缺地区，弥河和丹河上游各县为了拦截自然水流，人造了三条大坝，处于弥河下游的寿光每年都要花钱向上游三大水库买水。上游各县之所以独霸壹方，各自为政，不顾下游老百姓的死活，抱著侥幸心理，不愿在“温比亚”台风过境前开闸放水，腾出库容，很明显是私利在作怪，是为了尽量多蓄水好向下游多卖钱。当局事后辩解说，不同时泄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显然是在掩盖真相，推卸自己渎职责任。
2.三大水库同时泄洪考虑过下游的承受能力吗？
3.人为堵塞河道导致排水不畅是谁之过？
4.倒塌9,999间房屋有什么猫腻吗？
－－www./gb/18/8/27/n106686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