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絡，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雪藏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絡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壹並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2015年9月11日 程靈信：1949年後被處決的2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
美國史上長達四年的內戰被稱為“南北戰爭”，1865年5月 26日，林肯取得內戰的勝利，戰事宣告結束。考慮到戰爭給南北雙方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對當時的美國的經濟影響很大。為了恢復了統壹，使國家和社會得到穩定，林肯代表美國政府立刻發出特赦令，特赦了所有叛軍，勝利後林肯政府沒有殺掉壹個軍官和士兵，勒令他們即刻返回家鄉從事家鄉的重建工作，從而使美國148年來通過建設成為世界強國。
1949 年中共國成立後，進行了壹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這場鎮反運動中，國民黨軍在解放戰爭期間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返鄉，閒居或從商的高級將領絕大部分遭到槍殺、關押，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收到株連。這些被殺、被關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幾乎全部參加過八年抗日戰爭，其中不少高級將領都是抗日名將，民族英雄。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勛 （1875–1950）上將。字鏡環，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壹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出任滇南鎮守使兼建國第六軍軍長，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殘酷處死。
2、謝崇階（1904–1951）中將。號升安。四川大學法政學院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步科肄業。1929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棄學回國，任第28軍7師參謀，1932年第28軍7師軍事教導隊隊長，後任教育科長，1934年任第28軍3師參謀處長，1935年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中隊長，抗戰爆發後任自願兵團補充2團中校團附，1938年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戰術教官，1939年任自貢市警察局局長，1942年任四川省軍管區司令部徵募處少將處長，1945年任榮威師管區司令，後任四川省軍管區參謀長，1949年12月初任川西師管區中將司令，12月底在四川樂山起義。後任四川省雷波縣各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雷波縣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1年9月10日在四川樂山被處決。
3、 彭曠高（1902–1951）中將。又名光霽、運鴻。北京陸軍通信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特別班第2期畢業。1927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第13通信所所長，後任無線電通信總隊總隊附，1933年任交通兵團團附兼通信營長，參加圍剿中央蘇區，1937年9月任第15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旋任第54軍參謀長，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秋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教育處長，1939年任西南遊擊訓練班教務處長，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併兼任湘鄂贛挺進軍鄂南指揮官，1942年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高參，1943年春任第29集團軍參謀長，參加常德會戰，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併兼任鄂湘川黔邊區第1清剿區指揮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7年調任湖北省第6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併兼任湖北省第3、5、6區聯防指揮官，1948年任中央訓練團辦公廳中將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0月任第3兵團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西南軍區高參。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門以反革命罪被處決，
6、 曹勖（1901–1951）中將。原名維彬，字勉青。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1933年10月任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上校營長，1934年任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4大隊大隊長，1935年任第25路軍軍官教導團少將教育長兼第82師副師長，參加圍剿中央蘇區，1938年任第98軍193師副師長，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5月任第6戰區鄂中游擊第7縱隊司令，11月任鄂中游擊指揮官兼第5戰區游擊第6縱隊司令，1942年2月兼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1947年春任湖北省軍管區兵役督導專員，同年夏任湖北省京山縣縣長，11月復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7年11月辭職，1949年9月任湖北綏靖總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10月任第3兵團副司令官，不久離職到重慶，12月任西南第1路游擊總指揮部中將高參，12月26日在成都通電起義。後任解放軍第2高級步兵學校教員。1951年在湖北京山被處決
7、 趙世玲（1905–1949）中將。名傳壁。太原北方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第11期畢業。長期在晉軍任職，1937年4月任山西犧盟會國民兵軍官教導第7團團長，1938年任山西青年決死隊第3縱隊游擊9團團長，1939年任山西青年決死隊第3縱隊197旅旅長，1940年任第2戰區第2游擊縱隊司令，同年秋任第43軍70師師長，1941年5月參加晉南會戰，12月任第43軍中將軍長，1942年任民族革命青年軍官教導團教育長，抗戰勝利後任山西省防軍第1軍軍長，1946年1月任第43軍暫編49師師長，1948年任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10月被處決。
8、周址（1890–1953）中將。字之礎。黃埔陸軍小學畢業後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壹期步科，因成績優異被選送入北京陸軍大學第三期。1925年南下廣州投奔革命政府，任黨軍第壹旅三團八營中校營長，以後充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第二縱隊獨立團上校團長。第二次東征中因功先後升任獨立第四師副師長、少將師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辦公廳中將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軍校及陸軍大學軍官研究班中將主任。1932年任第壹集團軍第三軍參謀長。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任廣東軍管區司令部兵役處長。1940年起任第七戰區司令部參謀處長，第十二集團軍參謀長。1945年任陸軍總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監。在此期間，在對日軍的多次會戰中出力甚大。抗戰後於1947年7月授陸軍中將，同年秋退役。以後離開軍界在南京經商。1949年壹度出任廣東省政府顧問，不久回家鄉開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鎮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
13、劉晴初(1894–1951）中將。名垂霽。1926年隨賀耀祖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第壹旅旅長，1936年冬考入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學習，1938年冬畢業後，被徵召為第九戰區長官部中將高參，曾參與第壹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以後策動當地游雜武裝起義，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壹湖南軍用地圖交與解放軍第十二兵團。1950 年5月在家鄉籌辦簡易手工業工廠。1951年鎮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處決。
14、 潘峰名別字目屏，中將，1899年生，江西樂安人。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壹三五旅團長、旅長。1939年改任第壹壹三師師長，第五十壹軍副軍長、代軍長，第五戰區前方指揮部副主任。參加徐州會戰、魯南會戰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參，1949年參加起義。1950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5、 宋士台，抗日將領國軍中將，第66軍160師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有下面的文字：“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落成。9月18日是‘9、18’事變73周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宋士台將軍是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人，生於1894年，卒於1953年。宋將軍系原國民黨66軍160師少將師長，後任七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冢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壹批。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台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1953年被槍決。
17、 武庭麟（1892–1952）中將。號歧峰。陝西陸軍模範學校、河南將校講習所第2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1925年春任陝西陸軍第2師炮兵團長，不久任陝西陸軍第2師3旅旅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8方面軍第8師師長，參加北伐，1929 年任第2集團軍暫編第4師11旅旅長，1931年任第15軍64師190旅旅長兼洛陽警備司令，1934年兼任安徽省六安專區行政督察專員，1936年2 月任第15軍64師師長，10月任中將，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會戰，1939年10月任第15軍軍長，曾參加豫中會戰、豫西鄂北會戰，1946年6月任整編第15師師長，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郟縣被俘。1952年在河南洛陽被處決。
23、 戴炳南（1905–1949）中將。號瞻衡。西北軍官學校高級班第1期、陸軍步兵學校第1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9期畢業。曾任第30軍27師79旅158團1營營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娘子關抗戰，1938年任第30軍31師91旅181團團長，參加徐州會戰，1941年4月入中央訓練團受訓，1943年6月任第30軍30師少將副師長，1946年5月任整編第30師30旅副旅長，1947年12月任整編第30師27旅旅長，1948年9月任第30軍27師師長，11月因向閻錫山密告黃樵松起義計劃，升任第30軍中將軍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7月8日被判處死刑。
26、 徐經濟（1897–1951）中將。字子材。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1930年任陝西省會公安局第3分局局長，1931年任蘭州警察廳督察長，1934年任第1師招募處主任，後任陝西省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上校主任，抗戰爆發後任陝西抗日義勇軍第1縱隊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陝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兼參謀長，1939年2月任陝西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併兼任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4團第3總隊總隊長，1941年冬任陝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4年任暫編第54師師長，抗戰勝利後退役回鄉，1949年春任太白守備區司令，8月任第48師師長，11月任新編第5軍中將軍長兼陝南行署主任，1950年1月3日在四川通江被俘虜。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27、 夏炯（1897–1950）中將。字斗樞。瀘州講武學校畢業。長期在川軍任職，1925年任四川軍務督辦公署警衛第2大隊大隊長，1934 年任第20軍第1混成旅少將旅長，1936年任第20軍134師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1937年10月任第20軍副軍長，1939年1月兼任第 20軍133師師長，參加南昌會戰、第1次長沙會戰，1941年參加第2、3次長沙會戰，1943年參加鄂西會戰、常德會戰，1945年任貴州省民食採購委員會主任，後任貴州省公路局局長，1949年11月任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第2路中將總指揮，1950年8月20日在四川灌縣被俘，11月10日被處決。
29、 柏輝章（1901—1952）中將。號建儒。貴州陸軍講武堂第2期畢業。早年在黔軍任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5軍6團團長兼貴州西路清鄉司令，1929年任貴州省務川縣縣長，1932年任第25軍2師師長，1934年在滇黔境內參加圍剿紅軍，1935年5月任第102師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3月參加南昌會戰，7月任第4軍副軍長兼102師師長，併兼任衡耒警備司令，9月參加第1次長沙會戰，1943 年5月兼任贛南師管區司令，1944年調任第88軍副軍長，1946年任國防部中將部員，1949年11月任黔北綏靖區副司令，11月24日在貴州遵義被俘虜。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31、 高倬之（1903–1952）中將。號昭漢。山西陸軍學兵團第1期步科畢業。長期在晉軍任職，曾任第73師197旅393團團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會戰，1938年在綏南參加抗戰，後任第35軍73師參謀長，1940年3月任第23軍73師少將師長，1943年12月任第34軍軍長，1946年1月部隊縮編，任第39軍73師師長，1948年初任第34軍中將軍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1952年12月在太原被處決。
32、 黃祖塤（1900–1951）中將。號泊笙。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曾任第1師獨立旅3團上校團長，1936年 9月任第2軍9師少將副師長，抗戰爆發後任第17軍21師副師長，參加忻口會戰，1938年11月任第27軍46師師長，1939年參加冬季攻勢作戰，1941年參加晉南會戰，1942年1月任第27軍副軍長，1943年4月改任第76軍副軍長，抗戰勝利後曾任整編第23師中將師長，1949年4月任第27軍軍長，6月任第91軍軍長，9月兼任河西警備總司令，1950年初在雲南麗江被俘。1951年9月在重慶被處決。
37、 李楚瀛（1905–1950）中將。名就，字自勖。黃埔軍校第1期、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曾任第9 師25旅50團團長，1933年任第83師247旅少將旅長，參加長城抗戰，1937年任第23師副師長，抗戰爆發後在津浦路阻擊日軍，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戰後升任第85軍23師師長，1940年11月任第85軍軍長，1943年1月任第15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10月改任第31集團軍副總司令，先後參加隨棗、豫南、豫中會戰，1946年任整編第26軍副軍長，1947年6月任整編第3師師長，1948年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廣東省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9月任新編第9軍軍長，12月18日在廣東連縣被俘。1950年11月14日在廣東韶關被處決。
43、 張乃葳（1891～1950）中將。字警伯。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宣統元年（1909）隨蔣介石、張群、何應欽等在日本拜謁孫中山，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張響應中國同盟會號召，中斷學業，與蔣介石、何應欽等回國參加武裝反清鬥爭，任武昌新軍指揮部之副隊官（副連長）。是年10月10日夜，新軍進攻湖廣總督衙門時，步槍彈盡。張揮舞大刀，冒死殺砍，所向披靡。1912年又東渡日本，完成中斷了的士官學業，1916年學成回國，任陝西模範營營長。後應其把兄何應欽之約，任貴州講武堂戰術教官兼黔軍第五混成旅參謀長。1923年經岳維峻及鄧寶珊舉薦，任胡景翼在彰德（今安陽）開辦的軍官學校教育長、校長。1924年夏，任黃埔軍官學校第壹期戰術及編譯教官，後充何應欽之幕僚，參與平定陳炯明與楊（希閔）、 劉（震環）之亂。1925年率第八混成旅討伐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時，坐騎中彈，墜下深谷，肋骨斷裂，遍體鱗傷，仍未懈志。1926年秋，何應欽發動奠定北伐勝利基礎之南京龍潭之役，張亦參與戎機，屢獻“虛實，實虛，猛進猛退，誘敵迷惘、舉措失據而迅雷聚殲”之策，壹舉殲滅張作霖虎將、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八萬精兵。北伐成功，張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及中央編遣委員。1929年蔣介石行削藩之策，派張與賀耀祖、林拔萃赴陝裁編馮玉祥部隊，擬將馮之50萬大軍編為10個師。行抵西安時，馮部十萬大軍以聲震蒼穹之實彈演習“迎接”，並將張扣押於西安鹽店街銀號之中，以示堅強不屈。後經閻錫山從中斡旋，張始脫險出秦，經太原飛抵南京。不久蔣介石令唐生智、方鼎英、楊虎城討伐馮軍，掀起中原大戰。張於1932年被任命為暫編第二軍副軍長兼襄樊警備司令。1933年率部“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重創賀龍等領導的紅三軍，被何應欽、何成浚譽為“模範之師”；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將軍銜。1937年8月，張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扼守吳淞。三萬士卒傷亡殆盡，張之左耳亦因之失聰。後改任第壹戰區預備軍總參謀長兼陝南師管區司令，為第壹、第二戰區徵調、培訓新兵，頗有成效。1941年12月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陝西軍事徵用委員會及陝西物資管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有人於西安長樂坊掘出壹鐵箱沙金，警方呈交省府。時任省主席並與張私交至篤的熊斌即赴張宅相商因應之策。熊采張意，以此款建造可容千人的巨廳壹座，名之曰“中正堂”（西安解放後改名“群眾堂”，即今人民大廈之前身）。1943年，留法農業學者、黎坪墾殖區管理局局長安漢指責漢中警備司令祝紹周“才卑位高，政聲污穢，有負眾望”。祝即誣陷安在墾區種植罌粟而將其關押。張乃葳、張鳳翽義憤填膺，嚴辭抨擊祝之暴行，並電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干預。祝竟抗上峰之令，冒天下之大不韙，槍殺安漢。張即電告蔣介石。蔣以不了了之，且升祝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同年，戶縣初級中學成立。張即以其父張孟襄之名義為縣中建圖書樓壹座，並同其胞弟張乃華合資捐贈圖書三萬冊。1944年張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巡察團主任委員，乘船沿漢江赴第五戰區巡察。臨行時僅帶大洋數枚，舟中三餐，唯包穀稠粥，別無菜餚；偶有壹糖餅，即視為無上珍饈。4月15日之夜行至湖北沙洋（今屬湖北荊門）時，突來巨浪，掀翻其舟，幸虧左右船伴捨命搶救，方得脫險。多年後，老友張鳳翽、寇遐詢及此次遇險情況及其當時的心境，張說： “古今中外，成大業者，必有大的犧牲。犧牲小我，以喚醒國人繼我之後，設法利用漢江航道，開闢財源，興國富民，置陝西父老兄弟於衽席之上，實現了我考察漢江的初衷，那我就可謂死得其所了。含笑九泉，才是壹種永恆的幸福。”巡察歸來，著《籌辦黃（河）渭（河）漢江淺輪說明書》，計劃疏浚漢江航道，製造40艘淺水輪船，往返於黃、渭與漢江，以盡陝西棉、煤及工業產品外運之利。無奈國難當頭，國民黨軍政官僚唯爭個人之利，等閒民生之事，其實業興陝的壯圖，只能付諸東流。以致他發出“及今空留計劃篇，夜闌扼腕淚濕衫”的悲嘆。抗日戰爭勝利後，張晉升為陸軍中將。其後，張曾任陝甘豫三省參議兼建設廳總工程師。身為總工，無業可干；官場應酬，又非其所願，遂棄官而任民間慈善救濟團體陝西紅十字會會長，談禪論道，以慰寂寞。1947年，蔣介石提升其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但非其所願。胡宗南曾邀其同機赴南京議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軍管會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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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劉召東（1905–1951）中將。字建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4期、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1938年初任第87軍少將高參兼199師參謀長，在安徽參加抗戰，同年秋任第20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1939年春任第20集團軍濱湖游擊總指揮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1943年2月任第20集團軍少將參謀長，參加緬北對日反攻作戰，抗戰勝利後任軍政部中將參議，1946年任聯勤總司令部物資處處長，不久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1947年12月任第16綏靖區參謀長，1948年11月任第16綏靖區副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11兵團副司令官，6月任湘鄂贛邊區綏靖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湖南和平解放後率部在湖南益陽與解放軍作戰，兵敗後逃往貴陽，1950年1月在重慶被俘獲，1951年5月9日被處決。
64、劉培緒（1894–1954）中將。字冀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步科、陸軍大學特別班第1期畢業。1924年9月任國民軍第2軍4師8 旅16團團長，1926年任直系陸軍第14師27旅少將旅長兼漢陽兵工廠廠長，1927年1月任河南保衛軍第1師師長，4月任奉軍第14師師長、直魯聯軍中將參贊，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3集團軍中將參議，1929年4月任討逆軍第5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中將處長，同年秋任豫西遊擊司令，12月任護黨救國軍第26師師長，隨唐生智起兵反蔣，失敗後於1930年2月接受蔣介石改編，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旅旅長，1931年5月任獨立第37旅旅長，1935年任第40師中將師長，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參加抗戰，1938年4月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參加武漢會戰，同年赴香港閒居，1939年5月赴上海投靠汪偽，任汪偽軍官訓練團副教育長，1940年3月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參謀部中將次長，7月兼任偽中央軍校教育長，1941年2月與國民黨軍統取得聯繫，密謀炸死汪精衛，因事情泄露被免職，6月任偽暫編第2軍軍長，1943年2月被免職，4月赴上海、漢口暫住，最後在北平閒居經商，1947年春與中共北平地下工作人員取得聯繫，組織華北民主促進會從事反蔣活動，1948年8月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1949年1月在北平迎接解放。後在北平暗中支持搶劫活動，1951年被捕，1954年在北平被處決。
69、 廖士翹（1892–1951）中將。字卓如。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工兵科、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4期工兵科畢業。1925年任黃埔軍校少校戰術教官，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直屬工兵團團長、東路軍工兵指揮官，參加北伐，1929年任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連連長，1931年12月任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教育長，1934年7月任江西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併兼任贛閩邊區清剿指揮官，參加圍剿紅軍，1938年兼任鄱陽湖警備司令部司令，參加武漢會戰，1945年5月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將副司令，1947年退役回鄉，創辦翹材中學，1949年5月帶領學生迎接解放軍，並向解放軍軍管會登記移交所存武器。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71、 喻英奇(1907～1950年)中將。12歲到廣州讀書，後考入廣東省警官學校和西江講武堂，畢業後充任警察局巡官。不久又轉入粵軍余漢謀部充當排長，在東征陳炯明的戰役中，因作戰驍勇被提升為上尉連長，後升少校營長。余漢謀對喻極為賞識。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喻英奇到鳳凰投奔陳渠珍部，任軍官大隊少校中隊長，不久調任新三十四師教導團第三營少校營長，接著又調任龍山保安團中校副團長。民國二十四年，陳渠珍下台，部隊改編，喻英奇又返廣州任余漢謀部上校團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喻英奇作為六十六軍壹六○師揪五六團團長，北上抗日，參加了淞滬保衛戰兩個月，因作戰英勇，升任六十六軍壹六○師四七八旅少將旅長，接著又率部參加南京保衛戰，並於12月5日首先與日寇在南京外圍湯山交火，打響了南京保衛戰的第壹槍。南京保衛戰後，蔣中正在武漢召見喻英奇，詢問作戰負傷經過，並頒壹萬銀元慰恤，喻英奇後將這筆錢在保靖創辦了“英奇小學”，並請余佑任題寫校名。之後喻英奇調任獨立旅少將旅長，又在江西南尋線和廣東寶安壹線抗擊日寇。1940年，喻英奇赴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第五期學習，結業後再進入中印緬戰術學校受訓。後調任粵北師管區少將副司令，不久調任廣東海陸豐守備區少將司令、三二壹師中將師長。1949年11月30日，喻英奇在廉江戰役中被俘，1950年汕頭槍決。
78、陳應龍（1897–1951）中將。字美山。早年在文昌縣立譚深高等小學、廣州市中學校畢業畢業後，曾任國民黨廣州市第壹區慰勞會管理員、瓊崖留省會館幹事。1924年5月考入黃埔陸軍校第壹期，11月畢業後奉派在黃埔軍校教導團和國民革命軍第壹軍任排、連、營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平定楊劉之亂。1926年又隨軍北伐，升任第壹軍第二師中校副團長、上校團長。1928年又隨軍參加第二次北伐，任第壹軍第二師第二十六團上校團長。同年7月完成北伐後軍隊整編，仍在第九師二十六旅任團長。嗣參加中原大戰，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長。1933年率部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調福建參加圍攻十九路軍，繼而參加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調任師部參謀長，1936年3月授陸軍少將，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師副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1938年5月升任第二軍副軍長兼第九師師長。以後又率部參加桂南會戰、鄂西棗宜會戰。1941年調任軍事委員會第三補訓處中將處長。時因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發生矛盾，被軍事法庭以“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罪名判刑入獄。出獄後，棄官從商。抗日戰爭勝利後赴上海，1948年攜眷還鄉，創辦文昌縣文西中學，受家鄉父老稱讚。1951年在鎮反中被捕處死。
8、 焦達梯（1903–1952）少將。別字島松。1920年加入國民黨，1921年至1923年入人民沙平民大學。1924年考入黃埔六軍軍官學校第壹期。畢業後任軍校第四期入伍生團排長，第六軍十七師連長、營附、營長，第六軍十八師獨立團團長等職，慘加兩次東征與北伐戰爭。1927年任南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侍從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政府警衛第三團團長。1929年任浙江兩淮鹽務緝私局局長。1931年忙任浙江保安第二團團長。1932年任第八十九師獨立旅副旅長，慘加壹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慘加福建事變，任福建政府高慘，失敗後壹度被捕入獄，獲釋後未受重用。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四川巴中團管區司令。1939年冬調任軍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員。1941年調任湖南耒陽師管區上校附員。1942年調任第九戰區長官部少將高慘兼長沙防空司令部慘謀長。1944年返鄉組織抗日民眾武裝，任瀏陽縣自衛總隊隊副總隊長。1947年任軍政部南嶽第二十七軍官總隊第五大隊大隊長，後任中央訓練團講師。1948年調任長沙綏靖公署少將高參。1949年5月與中共華中局社會部取得聯繫，策動舊屬起義，參加湖南解放和平活動，並被程潛任為湖南省第壹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及瀏陽縣長。組織“江南地下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中軍區江南地下第四軍十師師長，並收編土匪千餘人。7月率部在瀏陽迎接解放軍入城。1949年12月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政大學第十二總隊三大隊學習。1952年冬在鎮反中被處抉。
11、 彭勱（1910–1952）少將。號近仁。中央軍校第7期步科、陸軍大學第15期畢業。1942年初任第11集團軍總部參謀處長，不久任預備2師參謀長，參加滇西抗戰，1944年任第6軍預備2師副師長，參加滇緬抗戰，1947年任整編第42師227旅少將旅長，1948年8月任第14集團軍參謀長，1949年8月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參謀長，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4月，鎮反時被殺。
13、彭林生（1897–1951）少將。別號雲山。粵軍講武堂、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畢業。曾任第8路軍教導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任第64軍187師師長，同年因作戰失利，調任第4戰區傷兵管理處處長，1940年任第4戰區挺進第7縱隊司令，1941年任第7戰區廣陽守備區指揮官，1944年任第62軍少將高參，同年任祁東抗日自衛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抗戰勝利後退役回鄉，1949年6月與中共取得聯繫，任解放軍湖南遊擊第1縱隊副司令員兼1支隊司令員。後任解放軍零陵軍分區高參。1951年8月23日被處決。
26、孫黼（1899–1951）少將。別號文昭。四川六軍講武堂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44軍149師447旅旅長，1938年慘加武漢會戰，1941年5月任第67軍162師少將師長，1943年10月任第44軍副軍長，1949年12月在四川西充被俘虜。1951年被處抉。
30、 宋士台(1893–1953)少將。字君博。抗戰爆發後，任第四戰區第六十六軍壹六0師師長，1939年6月授陸軍少將。曾參加南京保衛戰、南尋戰役和崑崙關戰役。1942年任第七戰區惠陽守備區指揮官，1943年調任第七戰區少將高參。1946年退役從商。1953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31、 何際元（1908–1950）少將。號鴻鈞，字印三。黃埔軍校第5期步科畢業。抗戰期間曾任第10集團軍總部參謀，1939年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教官，1940年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1941年7月任湘鄂贛邊區挺進軍調查室主任，1942年6月任軍統局益陽特種技術訓練班總隊長，10月任軍統局別動軍第4縱隊少將指揮官，率部在湖南參加抗戰，1946年8月任國防部第2廳少將部員，9月任交通警察第 13總隊總隊長兼冀熱遼邊區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6月任新編第6軍169師副師長兼1旅旅長，1948年2月任第49軍79師師長，8月辭職回湘，後任交通警察總局訓練班副主任，1949年4月在湖南寧鄉被俘虜。1950年11月16日在長沙被處決。
35、 李傳霖（1897–1952）少將。號竹溪。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8期步科畢業。1931年任中央軍校戰術教官，抗戰爆發後任第45軍125 師375旅749團團長，1938年參加信羅抗戰，1940年任第45軍127師380團團長，1941年任第45軍參謀長，1947年任整編第47師127旅副旅長，1948年任第47軍少將參謀長，參加淮海戰役，同年12月6日在河南永城被俘。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42、 楊天民（1891–1951）少將。號衡嶺，字宏丞。河南將校武習所、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畢業。1913年入鎮嵩軍當兵，1926年任陝西陸軍第2師4旅8團團長，1929年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暫編第4師11旅21團團長，1931年任第15軍64師192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抗戰，1938年任第15軍64師少將副師長，1940年5月任第15軍副軍長，1942年兼任臨嵩師管區司令，後又兼任河南省第10區行政督察專員，1946年任整編第15師副師長，1947年11月4日在河南伏牛山被俘。1951年4月27日在河南伊川被處決。
43、 楊中鼎（1896–1952）少將。字洪元。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第2期畢業。長期在滇軍任職，抗戰爆發後任第60軍184師543旅 1086團團長，出滇參加抗戰，1939年初任第60軍184師551團團長，1943年12月任第60軍182師少將師長，1946年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948年任雲南警備總司令部高參，後任雲南省政府參議，1949年12月在昆明被俘虜。後任解放軍雲南省軍區高參，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69、 鄧士富（1900–1952）少將。廣東梅縣人，黃埔軍校第2期、中央軍校高教班第1期畢業。1936年任第21師6旅少將旅長，1938年任第52軍25師副師長，參加徐州會戰，1944年任新編第1軍新編38師副師長，參加遠征軍印緬抗戰，1947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第12支隊司令，1948年任新編第7軍暫編61師師長，同年10月19日在長春被俘虜。後回廣東原籍，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71、 尹作干（1905–1954）少將。號爾固。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18軍參謀處情報科科長，1938年1月任第18軍11 師31旅62團團長，參加武漢會戰，11月任第18軍11師31旅旅長兼徽州戒嚴司令，1939年3月任第18軍11師步兵指揮官，參加南昌會戰、長沙會戰，1941年任第2軍9師參謀長，1944年任第15軍65師副師長，1945年任陸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1946年任整編第15師參謀長兼干訓班教育長，1947年任整編第2師9旅旅長，1948年10月任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1949年8月赴香港，11月以第1兵團少將高參身份返回長沙,被俘虜。1954年4月8日在河南南陽被處決。
93、 朱有凱（1908–1953）少將。字雪芹。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7期畢業。1937年11月任第94師參謀處中校科長，參加忻口抗戰，1938年11月第97軍上校參謀處長，1939年任第97軍野戰補充團團長，1940年6月任軍令部上校部附，1941年調任湖北省保安第4團團長，1944年6月任湖北省穀城縣縣長，1946年改任湖北省安陸縣縣長，1948年任漢口市政府專員兼漢口市民眾自衛司令部第1處處長，1949年春任湖北省保安旅少將副旅長兼1團團長，8月任湖北省保安第1師副師長，10月任暫編第8軍少將參謀長，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被俘虜。1953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03、陳偉光（1902–1950）少將。號文炳。貴州講武堂第2期步科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4軍102師305旅612團團長，參加淞滬會戰，1939年任第4軍102師305團上校團長，參加長沙會戰，1940年8月任第4軍102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春任第4軍102師師長，1944年秋因長沙失守，被撤職查辦關押，1948年獲釋，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949年10月任第19兵團少將高參，在貴州普安被俘虜。後任貴州省郎岱縣支前委員會副主任兼剿匪指揮部副指揮長。1950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09、林芝雲（1901–1952）少將。湖南湘潭人。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曾任湖南省保安第2團團長，抗戰爆發後曾任第6戰區游擊挺進縱隊副司令，1949年任湘鄂贛邊區清剿司令部少將司令，同年8月在湖南被俘虜。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11、羅聯輝(1906—1952)少將。黃埔軍校第五期經理科畢業。別號盛奎。參加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排、連、營、團長等職。1946年任廣州綏靖公署少將高參兼新豐縣長(1947、5—8)。1947年8月在新豐縣境內被人民解放軍北江人民自衛隊俘虜，後獲釋。1952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13、岳伯芬（1910–1950）少將。名嗣芳。抗戰爆發後在歷城組織自衛團抗戰，1938年7月接受八路軍改編，任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第3支隊11團營長，9月率部脫離第3支隊，1939年任第69軍獨立1團1營營長，1940年秋任山東省保安第16團團長兼歷城縣縣長，1943 年任山東省保安第13旅旅長，1944年出任山東挺進軍第25縱隊少將司令，抗戰勝利後曾任山東省歷城縣縣長兼保安大隊大隊長，1948年9月在解放軍攻打歷城戰役中兵敗出逃，在赴青島途中被俘，1950年8月20日在山東歷城被處決。
125、唐伯寅（1897–1952）少將。字先椿，別號劍湘。湖南陸軍講武堂第1期畢業。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9師55旅110 團團長，1935年任第19師55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8月任第70軍19師少將師長，1944年11月任南豐師管區司令，後任臨黃師管區司令，1946年退役回鄉，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中共領導的江南地下第4軍任副軍長，8月在參加長沙被俘虜。後任解放軍第21兵團高參。1952年2月21日在湘潭死於鎮反。
128、聶國鼐（1904–1951）少將。字強明。保定講武堂畢業。1934年春任湖北省保安第3團團長，1938年任第8軍197師 569旅旅長，後任第8軍197師少將副師長，長期在鄂南抗戰，1944年初任洞庭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1946年任湖北省黃安縣縣長，1948年回鄉賦閒，1949年春任湖北省第3區（隨縣）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50年12月在長沙被俘獲，1951年在湖北孝感被處決。
129、 莫蛟（1909–1950）少將。原名煥玉。中央軍校南寧分校高級班畢業。曾任中央軍校南寧分校教務處長，1944年任第46軍新編19師 56團上校團長，參加長衡會戰、桂柳會戰，後代理副師長，1946年9月任第10軍官總隊第4大隊大隊長，1947年9月任桂南師管區督征官，11月任廣西省橫縣縣長，1949年6月任廣西省第4區（南寧）行政督察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10月任新編第14軍新編43師師長，12月在廣西被俘，1950年12月20日在廣西橫縣被處決。
144、 鄂友三（1910–1051）少將。中央軍校第9期騎兵科畢業。1939年任綏遠省民眾抗日自衛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在綏遠參加抗戰，1940年秋任第8戰區騎兵第5縱隊司令兼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部別動隊隊長，1945年兼任綏遠省第1區（歸綏）行政督察專員，1948年任華北地區剿匪總部騎兵第12旅少將旅長，1949年9月在綏遠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騎兵第4師師長，1951年11月被捕，不久被處決。
146、 謝世欽（1912–1950）少將。貴州崇武學校畢業。1940年任第94軍55師164團團長，1943年參加鄂西會戰、常德會戰，1944年任第94軍121師363團團長，1945年4月參加湘西會戰，抗戰勝利後任第94軍121師參謀長，1948年任國防部副官局上校科長，1949年6月任貴陽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後調任聯勤總部第42補給分區51補給支部支部長，10月任貴州省保安第10團團長，1950年3月任黔東南綏靖區少將司令，10月10日在貴州雷公山被俘，10月17日在貴州雷山被處決。
152、路可貞（1904–1951）少將。號吉亭。黃埔軍校第4期經理科、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期畢業。抗戰期間曾任第92軍21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任騎兵第2軍暫編30師師長，1943年10月任暫編第15軍副軍長，1946年9月任整編第3師副師長，1947年12月26日在河南西平被俘。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
158、樊明淵（？–1949）少將。字潛之。太原北方軍官學校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61軍新編獨立第4旅參謀長，參加忻口會戰，後任晉綏憲兵司令部司令，1943年3月任山西省憲兵司令部司令，1946年6月任憲兵司令部第25團少將團長，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戰役中被俘，同年被處決。
－－http://hx.cnd.org/2015/09/11/程靈信：1949年後被處決的2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

1979年4月13日 413 沉志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
1949年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鬥。北朝鮮第三警備旅攻擊侵入三八線以北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鮮軍隊，並占領了這兩個高地。由於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並默許了這壹軍事行動，而事後又未向斯大林報告，莫斯科對此極為惱怒，葛羅米柯嚴厲地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採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並對他提出警告。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發來的報告，在壹次小範圍的宴會後，金日成借著酒意激動地對蘇聯使館人員說，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後，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並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游擊隊不能解決問題。南方人民知道我們有壹支優秀的部隊。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壹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壹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麼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會面，討論南方的形勢和向李承晚軍隊發動進攻的問題”。如果不能同斯大林會面，那麼他想去見毛澤東。金日成還指責蘇聯不允許他進攻瓮津半島，否則人民軍在三天之內就能成功，“如果發動壹場全面進攻，幾天之內就可以進入漢城”。與蘇聯使館人員採取的迴避態度不同，這壹次斯大林卻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主意。經過壹番考慮，1 月30日斯大林親自回電說：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明白，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斯大林還親自致電告訴金日成，對於“朝鮮人民軍所需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您的這壹請求”。在進行物質準備的同時，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於4 月初秘密訪問莫斯科，並提出將與斯大林討論“國家南北統壹的途徑和方法”及“經濟發展遠景”等問題。在壹份“金日成提請斯大林同志幫助解決的問題”的清單中，明確寫道：“關於統壹國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徑和方法，擬採用武裝方式統壹。”此外，還提到與毛澤東會晤和同中國簽訂條約的問題。得到同意後，金日成和朴憲永於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根據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俞成哲的回憶，5 月上旬蘇聯大量調換了在朝鮮人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用作戰參謀替換了那些以個人名義在朝鮮負責軍事訓練的軍人，並為朝鮮軍隊制訂了“先發制人的進攻作戰計劃”。到 5 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聯合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集結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開始的時間確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說，按照進攻計劃，朝鮮人民軍每天可推進15-20 公里，預計主要的軍事行動在22-27 天之內完成。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蘇聯參與了進攻南朝鮮軍事行動的所有策劃、準備和實施過程，只是為了避免引起美國的干預和遭到世界輿論的指責，斯大林採取了較為隱蔽的措施。戰爭爆發前五天，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進攻和登陸需用艦隻以及作為駕駛艦隻的十名蘇聯顧問。斯大林立即答覆，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干涉提供藉口。在進攻開始時，斯大林還下令召回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
－－https://matters.news/@philosophia1979/413-沉志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

2018年10月17日 共產暴政錄：“抗美援朝”真相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戰敗投降的前夕，美國提出以北緯38度線（即三八線）為界、美蘇分別占領朝鮮半島南北的提議，並得到了蘇聯的認可。8月24日，蘇軍占領北部後在三八線停止了進軍，9月8日美軍占領了南部。這樣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三八線）為界劃分為兩個部分，由蘇聯、美國分別駐軍，美蘇雙方首先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決定在美蘇管轄區同時舉行選舉，然後美蘇軍隊撤出朝鮮半島，由韓國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
1947年10月，美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建議於次年3月31日以前，在韓國南北同時進行選舉，由聯合國監督進行民主的選舉，後來此議案決議通過。1948年8月15日，親西方的李承晚當選總統，1948年8月大韓民國宣布成立。聯合國隨即接納它為聯合國成員國。 9月9日，北方推舉金日成為國家主席，成立了北韓政府，受蘇聯和中國等共產國家推捧。南北方各自建立了軍隊，北方稱作“朝鮮人民軍（朝鮮軍）”，南方稱作“大韓民國國軍”（韓國軍）”。
於是，以三八線為界，在朝鮮半島形成了意識形態上完全不同的兩個政權，類似東西德國的分治模式。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蘇聯和美國先後從朝鮮撤軍。
1949年5 月，中共竊國之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壹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以武力統壹朝鮮之事。當時，毛澤東請這位特使轉告金日成，還得等壹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國、外國武裝干涉中國的危險還未消失之前，北朝鮮不宜過早地對韓國採取軍事行動。但毛澤東同意1949年將中共軍隊的三個番號為156 、164 、166 師及兩個朝鮮族團移交給北朝鮮人民軍，故中共軍隊共為北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兵員69,200 人，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作戰主力，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148,680 人的46.5％。這才是第壹批中國的“志願軍”。
中共國此後又繼續為朝鮮人民軍補充兵員，據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披露，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於1951年1 月16日又輸送給金日成10萬名以蘇式武器裝備的朝鮮族部隊，這些部隊的兵員包括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北朝鮮人以及五萬韓國俘虜兵，是戰爭打響之後在中國境內受訓成軍的。
有學者認為，在國共三年內戰，許多國民黨部隊的官兵被共產黨收編，在中共取得勝利後，對於這些官兵並不放心，借韓戰消耗這些部隊成了中共的毒辣手段之壹。
1950年6月25日，經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三天后攻占漢城，共產黨世界卻宣稱韓國先動手侵略朝鮮。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由16個聯合國成員國組成聯合國軍出兵保護南韓。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臘、盧森堡、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南非、泰國、土耳其均派兵參戰；丹麥、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則支持。聯合國軍將朝鮮軍趕回北部，由於中共軍隊的介入，挽救了北朝鮮失敗的命運，直至1953年7月簽署停戰協定。
中國出兵朝鮮後，國際社會認為“新中國”為侵略者、並對中國的侵略行徑進行嚴厲譴責。從這壹天開始，蘇聯和中共讓中國背上侵略好戰的名聲，在國際社會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同西方接觸的大門被徹底關閉，失去了國家發展之機會達幾十年之久。
彭德懷當年回國後向全國政協的報告，當時稱志願軍死亡50多萬人，但現在中共官方稱志願軍死亡18萬3千1百零8人。
中國著名法學家、志願軍老兵程干遠先生，據軍史記載的每次戰役資料加以分析，認為中共軍隊死亡80多萬。
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在他的回憶錄後記中只說了壹句話：“犧牲了幾十萬同志。” 作家劉家駒披露，彭德懷的老秘書王亞志給他具體的機密數字：志願軍負傷、陣亡、病故、失蹤、被俘，共為978,122人，占入朝作戰總人數190萬人的51.5%（這壹驚人的數字還經民政部門在全國普查核實過）。這是韓戰中中共的機密。
根據美國朝鮮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上數字，聯合國軍總共死亡628,833人，受傷1,064,453人，失蹤470,267人。其中美軍死亡54,246人，受傷103,284人，失蹤8,177人。
1971年基辛格訪華後，中美關係成為熱點，林彪說：“好端端的壹個大好的外交形勢，被耽擱了20年。”林豆豆問林彪：“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贏了，中國說中國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回答：“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拉入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和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他還說：“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https://blog./post-1062670.html

2010年7月9日 【韓戰60年】朝鮮戰爭的真相
1949年，金日成奔走於莫斯科和北京之間要求合夥發動“解放”南韓的戰爭。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朝鮮族的三個精銳師在1949和1950年初調入朝鮮，編入朝鮮人民軍，供金日成調遣。（見魯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這三個師原來歸四野林彪統率，他們曾身經百戰。這樣壹來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壹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強將。
志願軍夏天入朝，本想冬天之前結束戰鬥，沒有想到拖了三個冬天，後勤補給跟不上,很多戰士凍死。根據美國人寫的回憶錄提到，曾經有壹段時間，志願軍和聯合國部隊之間的陣亡人數是14：1。在這場戰爭中除了造成人員死亡之外，還耗費了中國的大量財政開支。1951年中國的財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鮮戰場上。（見毛選五卷P66）
1950年冬天，志願軍已經打到朝鮮的三八線，彭德懷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因為軍隊損失已經很嚴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懷的意見。結果是：倉促發動的第四次戰役，並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相反，美軍抓住志願軍不具備壹周以上連續作戰能力的弱點，大舉反擊，使志願軍遭到入朝作戰以來的第壹次挫折。不僅損失了5萬多人，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而且全線被迫後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P877）第五次戰役目標開始決定主要在三八線地區打擊敵人，到後來卻發展到要打回三七線以南去了。第五次戰役開始不久，美軍掌握了志願軍的作戰規律，利用其機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強等優勢，使志願軍無法發揮運動戰的特長。結果，志願軍全線被迫後撤約40公里才勉強阻止住敵人的推進，且損失嚴重。僅此戰役，志願軍就有1.7萬人被俘，占整個朝鮮戰爭中志願軍被俘人員的80%還多。”（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P877
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是侵略者，中國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後美國有理由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也失掉了“解放”台灣的機會。中國志願軍被俘人員是2.08萬，是美英兩國戰俘的4倍還多。在戰俘遺返時，中國戰俘有1.6萬人不願返回中國，（占被俘總數的三分之二）。（數據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壹的收穫是落下了敢與美帝叫板的名聲（當然這也只是針對中國老百姓宣傳的）。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7114

2019年11月14日 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真相出人意料
“抗美援朝”是中共志願軍歷史上最重要的壹場戰爭。其中的第五次戰役是中共投入兵力最多，對戰爭結果影響最大，也是最後的大戰役。
第五次戰役的第壹槍是1951年4月22日中共軍隊偷襲西線英軍第29旅。中方隨即向38線以南全線推進。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採用“逐步撤退，保持接觸，大量殺傷中國有生力量”的原則，用飛機大炮等遠程火力應對彭德懷的人海戰術。5月中旬李奇微認定，中國軍隊傷亡已經很大且後勤將耗盡，命令反攻開始。隨後聯合國軍大勝，中國軍隊全線潰敗，退回38線以北。6月10日戰役結束。
聯合國軍在反攻中以輕微的代價，造成中方大量傷亡。聯合國軍和戰後的史學稱為“五月大屠殺”。親歷戰鬥的美軍老兵稱：“中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是現代戰爭史上，最血腥的死亡景象之壹。”5月29日彭德懷通電全軍：“高級指揮機關過早離開部隊，使建制也紊亂。”6月1日彭致電毛：“三兵團（前線主力兵團）損失很大，四處潰逃，企圖回國現象嚴重，現正派人分途攔擋歸隊。”當時“邊境的丹東市內甚至出現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願軍離隊士兵。”直白的翻譯：志願軍高級軍官逃跑時丟下部隊不管。前線士兵大批逃跑，已控制不住。
就在彭德懷發出有關前線士兵“四處潰逃”的電報後第4天，毛於1951年6月5日急電斯大林，要立即派高崗去莫斯科商討“我們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遇到的壹些嚴重問題”。抵達蘇聯後，高崗和金日成共同面對斯大林“反覆解釋了中朝方面的困難”，並要求斯大林考慮停戰。但戰後中國的對內宣傳是，美軍因為被中國軍隊打敗才止戰於38線以南。1951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就在毛急電斯大林後的第3天，取用的頭條標題竟是“侵朝美軍的狼狽相”。《人民日報》的讀者們怎麼可能知道真相！？
近現代歷史壹次次表明，專制政權對老百姓有可怕的洗腦力量，至今還有很多中國人不能看清，中共在朝鮮的“戰無不勝”也同樣是謊言。
－－https://www./news/2019/11/14/656173.html

2020年8月21日 前蘇聯解密檔案還原“抗美援朝”真相
大陸澎湃新聞網曾刊登了蘇聯解密文件“斯大林毛澤東如何商定中國出兵援朝”，解密文件顯示，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起初朝鮮軍隊進展順利，到8月中旬就將韓國軍隊驅至釜山，並占領了韓國90%的土地。隨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在美國空軍的不斷轟炸下，朝鮮軍隊開始招架不住，焦慮不安的金日成於是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朝鮮。在中、蘇、朝三方的反覆溝通下，毛下令中共軍隊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
對於中共幫助朝鮮之舉，國際社會的反應是：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壹委員會以四十四票贊成、七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當年5月18日，聯合國還通過了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而中共除了宣傳“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中共出兵是保家衛國”的謊言外，還以宣揚美軍參謀長Bradley對韓戰的評價“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的壹場錯誤的戰爭”來愚弄中國人，讓不少中國人為中共的“壯舉”、為美國人的“後悔”而陶醉。殊不知，中國人又被中共斷章取義的手法給欺騙了。
　　Bradley是於1951年5月15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作證時說的那番話，那時韓戰剛打了壹半不到。當時美軍將軍麥克亞瑟主張藉由海空力量攻擊中國境內城市，向中共施加壓力，從而迫使中共儘快妥協結束朝鮮戰爭。對於這樣的想法，國會當然表示質疑，希望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身為參謀長的Bradley因此來回答議員們的質疑。
　　其原話是這樣的：“Frankly，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at the wrong place，at the wrong time，and with the wrong enemy。”翻譯成中文為：“坦白地說，從參謀長聯席會議觀點來看，這個策略（指將戰事擴大到中國本土）會讓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進行錯誤的戰爭”。
有壹位網友對此評價的很有道理：朝鮮戰爭，如果美國不出兵，今天的韓國就跟朝鮮壹樣；如果中國不出兵，今天的朝鮮就跟韓國壹樣。因為中國和美國都出了兵，所以才有今天的韓國和朝鮮。看看今天韓國和朝鮮的實際狀況，只有腦殘傻子還看不出正確結論：誰出兵對了，誰出兵錯了。
－－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0/08/21/2258915.html

朝鮮戰爭大部分”志願軍”戰俘選擇去台灣
1952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交換戰俘是停戰後的大事。近3年的戰爭，聯軍及南韓被俘5萬人，其中美軍約9000多人。北朝鮮人民軍13萬人，志願軍戰俘2萬人，其中被俘最多的是第五次戰役，有1.7萬多志願軍官兵被俘，其中180師有5千多人被俘。
中美最後就戰俘去向達成了協議，”志願軍”戰俘可以自由選擇回大陸或去台灣;聯軍戰俘可選擇回國或去第三國。中國和美國代表都有90天的時間對戰俘進行調查和解釋工作。由於”志願軍”戰俘拒絕回大陸者數量龐大，解釋工作以此為中心。
1953年10月，在中立國印度軍隊管轄的中立區，支起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里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派壹名觀察員。”志願軍”方面則有數名經驗老道的連級以上的政工幹部對壹名拒絕回大陸的戰俘進行解釋，最後由中立國代表確認戰俘的自願選擇。解釋工作本來很簡單，通過高音喇叭反覆播誦，戰俘幾乎能背下“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都知道其中的核心內容“保證回國後不受到迫害”。對戰俘個別解釋時只需當面念壹遍，戰俘有疑問，進行面對面解釋。然後再確認該戰俘的遣返意向，解釋工作就結束了。
然而，”志願軍解釋代表”偏離解釋程序，不遺餘力說服動員戰俘回“新中國”。
下面是“志願軍解釋代表”與壹名戰俘的“解釋”紀錄：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我要去台灣。”
“妳全家人都在盼著妳回家。”
“我回台灣。”
“父母養妳容易嗎?妳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沉默)
“妳父母天天盼著妳回家。”
”回台灣。”
“妳老家不是台灣，妳去台灣，妳父母和全家人怎麼向人民交代?”
……
“妳是不是妳父母養大的?”
……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幾個解釋代表同聲或輪渡說這句話)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
……
十分詭吊的是，原先政工幹部反覆宣傳“部隊是我家”，以熄滅戰士的思鄉之情。妳想父母，黨和領袖就是妳父母，然後延伸到連長好比妳爹，指導員好比妳媽。現在反其道而行之，連“忠孝義”等過去批判為封建思想的儒家倫理都用上了。
“妳父母在等著妳回家。”和“我要回台灣”類似的壹問壹答反覆在“解釋”帳篷上演，面對頑固不化壹口咬定“回台灣”的戰俘，政工幹部急了，吼道：“打台灣!”或“解放台灣!”戰俘回敬道：“守台灣!”或“光復大陸!”
越到後期，接受解釋的戰俘越不配合：有的不管政工幹部怎樣說服，他只用“回台灣”回敬;有的裝聾作啞;有的吐唾沫手指塞耳朵;有的大聲唱歌，干擾政工幹部解釋;有的破口大罵解釋代表是俄國鬼子的漢奸，是賣國賊，高呼打倒朱毛、打倒共匪的口號。
解釋代表說祖國日新月異，無比強盛;說人民翻身做主人，日子過得比蜜甜;說耕田不用牛，用上拖拉機;說土改農民分到田地，糧食多得吃不完。戰俘當場就罵開來：什麼祖國強盛，糧食多得吃不了!讓我們來朝鮮打仗，大雪天連皮靴、厚棉襖都不配，背壹袋炒麵打仗，不被打死，也得凍死餓死!
解釋的效果很不盡人意。首批接受解釋500人，只有10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430人，9人願意回國。19比930，願回大陸者占2%。這個失敗的紀錄還要打折扣，19名願意回國的戰俘，竟然有12名可能是預先潛伏下來的中方宣傳諜報人員——究竟是不是，中方沒有證實。
志願軍中年少的只有十五六歲，西方媒體揭露中共驅使未成年人做炮灰。
選擇回中國的6000多“志願軍”戰俘，大都經受了各種審判，半生慘澹。而選擇去台灣的14000餘人，最終還能衣錦還鄉，被當作台胞盛情款待。
－－https://5455.org/history/99289.html

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戰俘 －－維基百科 
1953年至1954年1月23日，聯合國軍將在朝鮮戰爭中俘獲的願意去台灣的14,715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遣送至台灣。朝鮮戰爭實現停戰前後被遣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共三批7,110人：第壹批是要求遣返的傷病戰俘1,030人，第二批是堅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區經過解釋或通過逃出營地或是在印度人“點名”（實質是再給壹次選擇機會）時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
志願軍遣返戰俘在開城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受到金日成和喬冠華接見，回國途中受到夾道歡迎，但是到了中國就被關押在了昌圖志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這些戰俘歸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針。從11月中旬起，開始政審，整個過程分為“動員教育、檢查交待、作出結論、安置處理”。然而歸管處後來下發文件，說“共產黨員是不能被俘的”，戰俘必須交代問題，沉痛反省。戰俘們開始開會檢討，自我贖罪，寫檢查反省投降行為。但是歸管處在黨籍問題上較為寬鬆，到1954年2月，80%戰俘被恢復了黨團籍和軍籍。
1954年3月高饒事件發生後，對待戰俘的原有方針發生了大幅轉變，將回國戰俘的91.8%開除黨籍，6,064人中約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餘人僅承認被俘前軍籍。只有30多名連以上幹部和少數人因傷殘得到轉業安排工作，其他人壹律復員。大部分戰俘被遣返回鄉並在檔案中註明“控制使用”，有壹些因為“特務”罪名被判刑。文革爆發後，相當多戰俘受到批鬥迫害，並有人自殺，吳春生認為“比勞改犯都不如”。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對步話機大喊“向我開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蔣慶泉的事跡為原型，但因為他受傷被俘，回國後受到迫害。
1980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志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寫道：“始終心向祖國，在壹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爭取遣返回到祖國”，大部分恢復黨籍，給予平反，落實政策。1982年落實平反政策的時候，兩位幹部請在四川省的戰俘李正文寫份自傳，李正文誤以為是另壹輪迫害的開始，因此自殺。政治上的平反並沒有改善戰俘的經濟生活，多數戰俘仍然陷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不少早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戰俘

土地改革運動 －－維基百科
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年初期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主導，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土地改革。這次土地改革，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
該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政治精英的地主和鄉紳階層，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的堅持下，土地改革運動並未採取和平方式進行，研究學者估計此次運動共造成超過100萬人非正常死亡、農村精英階層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識和了解經濟規律、不事具體生產且以地租為生的地主。
土改運動的壹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分，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淪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各種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而賤民階層的存在完全違反“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被普遍認為是中國人權問題的重要歷史案件。
土改中，對被劃分為地主的人和其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導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對女性更充滿性暴力，強姦、輪姦、性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大量的無賴流氓成為土改的急先鋒，使得中共土改始終充滿恐怖血腥，並遍及全國。
土改剝奪了農村鄉紳階層的土地和壹切財產，剝奪了200-470萬人的生命，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
 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因此農民無權買賣，而政府有權處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土地改革運動

2017年9月29日 重慶教師多年調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開除
從2001年起，譚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進行長壽湖右派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此書2011年才在美國出版。他又歷經14年，遍訪川東土改親歷者，寫下50餘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將川東土改血腥殘酷的真相記錄下來。但也犯了官方大忌，與他所做的長壽湖右派研究壹樣，這本書也無法在國內出版。
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說《軟埋》因觸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圍攻，而該故事的背景正是譚松採訪的川東地區。6月21日，譚松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方方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為此，文章特意講述了壹個在土改中被“點天燈”的年輕姑娘的故事。大約兩個星期後，譚松得知自己被學校解聘。
為此，紐約時報中文網用郵件和電話採訪了譚松。訪談經過編輯和刪減。
問：妳這次被校方解聘，與妳為方方小說《軟埋》辯護有關嗎？
答：這肯定是有壹定關係的，因為我加入這場論戰也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壹提到我，就說是某某學校的老師，大量罵我為地主翻案的人士還義憤填膺地說：“我們的大學怎麼會容許這樣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幾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川東土改，也給學校惹了很大的麻煩，上次（2013年——編注）沒開除我就是萬幸了，所以，我被開除是同調查土改有關係的。但是校方壹直沒有給我壹個說法，經反覆詢問，只說是“正常調整”。
問：根據妳的調查，妳是怎麼看小說中提到的土改？
答：長期以來，執政當局運用強大的國家力量，徹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壹個不真實的“土改豐碑”。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們根據當局的旨意，編造了大量的謊言，比如四川大邑縣劉文彩莊園裡的泥塑《收租院》就是壹個徹頭徹尾的虛假編造。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有實事根據的，因為我八次到安仁鎮（地主劉文彩莊園所在地——原注）採訪，採訪了還活著的所有劉文彩的長工、佃戶、廚師以及幾十名相關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說最可貴也是最有價值的，就是它是這幾十年來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調子而是根據歷史事實而創作的作品。比如小說中寫到的亂打亂殺地主，寫到的那種恐怖，都是歷史的真實。如果要說我的調查同方方的小說有什麼不同的話（不是指文學形式），那就是，川東土改真實的慘烈程度，百倍於小說！
問：妳為什麼會對六七十年前的土改歷史感興趣？它對當下中國有何影響？
答：土改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極其巨大，它不僅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土地制度、改變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生態平衡，而且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來描述。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少社會問題，都可以從那場運動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列舉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惡果，比如：它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和鄉村的文化藝術，讓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它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它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的亂象埋下了隱患，等等。這些惡果影響至今。
問：妳是怎麼想到要去做土改調查的？
答：在“文革”期間，大約是1969年，剛複課不久的我們被組織到附近的壹個生產隊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就是參加批鬥地主、富農大會。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訴地主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接著是聲情並茂地宣講地主的罪惡；然後是義憤填膺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記得當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之後，會場的主持人大叫壹聲：“把地富分子押上台來！”大約有六七個衣著破爛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們剛上台，壹群人衝上去就是壹陣拳打腳踢！那幾個地富分子被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面。
這是我第壹次親眼目睹暴打地主，我並不清楚那幾個人是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雖然共產黨的宣傳也讓我心中充滿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臉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壹種極其無助和淒涼的痛苦。他們頭破血流但卻不敢叫喊，壹個個只是低聲呻吟。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觸動了我，我突然產生深深的同情。那時我只有13歲，並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壞人，他們是不是活該挨打，但是，我總覺得我從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壹種無辜。因此，當時我就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群情激憤地呼口號。
問：妳本人親自接觸過地主嗎？
答：1974年我當“知青”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我在農村呆了近三年，在同農民們相處好了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大量的心裡話，最初讓我很震驚的是：他們情願過當年給地主幹活的生活而不願意當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還說，當年地主對他們很不錯，吃得也好。這同我受的教育剛好相反，而我感覺到，他們說的是實話。
給我最大啟蒙的是生產隊的壹個老會計，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處，他經歷了土改的全部過程，他是第壹個給我還原土改歷史真相的人，那種血腥、殘暴、下流、荒誕……老會計說，他也很冤枉，因為小時候曾經抱給壹個地主當過乾兒子就被評為地主。我當然知道這個地主，他是生產隊裡最底層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髒的活，而且，從不敢高聲說話，連他的妻子女兒，都畏畏縮縮，像個小老鼠。記得有壹天，我路過他住的那個破草棚房，站在門口向里望去。看見壹個女人，壹個穿得很破爛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燒火。她發現有人在看她，抬起頭來，壹見是我，眼中露出驚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沖著她笑了壹下。我永遠記得她的反應——她慌慌張張站起來，既手足無措又仿佛受寵若驚！她的那種卑微讓我心裡突然覺得很難受——壹個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開始產生壹種隱隱的衝動：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問：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東土改中是如何消滅地主階級的？有什麼特點？
答：在土改中，有壹個政策，叫“關、管、殺”，這是專門針對地主和所謂反革命分子的。“關”就是關押——抓進大牢；“管”就是管制，雖然沒進監獄，但沒有言論行動自由等等；“殺”很好理解，就是肉體消滅。除此之外，地主們的財富全部被沒收了，土改讓他們變得壹貧如洗。另外，強大的宣傳把他們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從此抬不起頭來。
當然，各個地區也有壹些各自的特點，比如酷刑，不同地區就地取材，發明了它獨特的刑罰。比如四川農村有壹種飲酒方式，就是眾人雙手握著壹根竹管在壹個酒罈里喝酒，土改時人們就根據這個方式發明了壹種刑罰叫“吃咂酒”（又叫“猴兒搬樁”），把人的兩個大拇指捆在壹根木樁上，把木樁破開，中間加壹個削子往下敲，這樣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繩勒斷；又如秀山縣有壹種又硬又尖又長的刺叫“鐵稜角”，土改時對地主就大量使用這種刺，叫“滾鐵梁角”。
問：2003年，妳真正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是什麼觸發妳的？
答：那壹天，我在川東雲陽縣彭氏莊園偶然聽說，土改時，壹個地主老婆被四個民兵用鐵條捅下身，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當時我壹下子情緒極其波動，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頭徒然變作按納不住的衝動。記得當天晚上，雲陽突然傾盆大雨！我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壹次不幸——壹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壹刻，我決定不顧壹切進行採訪。說“不顧壹切”是因為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問：妳採訪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階層嗎？
答：有壹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後代，老地主們大多已經不在人世，經過土改和隨後的大饑荒，已經沒多少老地主能活下來。再加上我動手晚了和不敢公開尋找，因此，這壹百多人中，只有幾個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隊員、土改民兵、農會幹部、土改積極分子和當年的貧下中農。他們都是土改的親歷者。
問：能不能說幾個他們的故事？
答：當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銀，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絕路。在川東忠縣有壹對夫婦叫黎大雪和肖正靜，他們是工商業兼地主，在他們所有財產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時，他們只有自殺。這對夫婦是手牽著手壹步步走向長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東奉節縣柏楊壩鎮的大水井莊園，曾發生過壹個燒烤活人的事件。被燒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兒媳婦，土改民兵許定勝（音）向她逼要金銀，彭吉珍交不出，這位姓許的民兵就把她脫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當時在場的壹位農會幹事向賢早把區長叫來，彭吉珍會被當場烤死。我在聽向賢早講這個故事時，頭皮壹陣陣發麻。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929/cc29-tansong/

2018年10月13日 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
“土改殺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妳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壹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這是壹個被整了幾十年的地主後代的“困惑”。
在中共奪權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錢糧，農民的生命，作為拼殺的力量，打天下的資源。在三年內戰時期更是如此，劉少奇在1947 年的全國土地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劉少奇年譜》第84 頁）所以，共產黨要搞暴力土改，殺地主，分田地，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
1949年，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經是自己的了，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壹場更大範圍更多殘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開始了！
中共在奪權後，讓前國統區人民對新政權儘快臣服和畏懼的“高招”是什麼呢？
是殺人！
他們啟動了當年打天下的法寶——暴力土改。
土改運動是與鎮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殺人也是同時進行。毛澤東嫌殺人太少，1950年10月，他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壹再督促各地要“大殺幾批”。在毛澤東的強力推動下，殺人的槍聲響徹了神州大地的城鎮和山鄉。
暴力土改，壹箭三雕：
1、殺人立威
中共發動土改的程序壹般是先“發動群眾”、灌輸“剝削壓迫”理論，挑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然後才鬥打和殺害地主。但是，也有壹登場就大開殺戒的，如壹位雲南的土改工作隊領導幹部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們那兒普遍使用了壹種叫作“先轟開、後深入”工作方式。所謂“先轟開”，就是壹入村就把當地的地主和鄉紳們抓來亂槍打死，製造恐懼、殺人立威之後，再來“後深入”——發動群眾搞土改。
中共壹來，把多年來在鄉村中的頭面和受尊重的人物壹番鬥打之後再壹槍打死，這樣便在很短的時間裡，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係，讓人害怕，從而樹立起新政權的威風。
2、讓農民雙手沾血，從而緊跟黨走
毛澤東明確講，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毛澤東曾親自指示說：“每到壹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
製造恐怖，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黨的基層政權，讓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參與“恐怖活動”，使他們不得不同共產黨站在壹起。否則，他們也可能會成為被鎮壓和被專政的對象。所以，土改不僅讓分得了土地的農民感恩，而且也害怕。就像黑社會為了脅迫人入伙，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讓他去殺人。身負人命，雙手沾血之後，“入伙人”沒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1947年4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要以複查（土地）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壹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
3、便於“馬列文化”占領農村
地主鄉紳們大多是中國農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中共要在中國廣大農村壹下子徹底剷除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道德觀、是非觀和價值觀，遠非易事。面對這個“難以解開的節”，中共採取了“快刀斬亂麻”——殺人！直接從肉體上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地主鄉紳，從而讓那外來的“階級鬥爭、暴力專政、消滅私有制”的“馬列文化”占領中國的農村大地。
不過，中共這種為控制和坐穩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雖壹時得逞，但卻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1、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
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鄉紳。
2、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壹種前所未有的國家暴力，在廣大農村煽起了壹種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殺。
3、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
土改前，農民以富為榮。土改後，富就是壞，是不仁。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
4、培養灌輸了恩人和救星意識
壹個強大到可以隨意給妳壹切的政權，也可以強大到隨意奪走妳的壹切。
5、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
農民們對本鄉本土的地主是怎麼發家的，他們是怎麼掙得那些財產的，心裡十分清楚。平白無故地去搶奪別人的財產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卻用謊言、暴力和利益引誘，發動農民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土匪行經。中共的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亂象埋下了隱患。
6、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
毛澤東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就發現並大加讚揚了壹種“革命先鋒”，這就是：地痞流氓。這種流氓無產者都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他們衝殺在前，敢斗敢打敢殺，成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結束後，這批“積極分子”紛紛入黨做官進入政權，成為了中共農村的基層幹部。
7、摧毀了鄉村的文化藝術
壹是燒書。
在殺掉地主鄉紳的同時，大量民間藏書也被焚毀。比如川東忠縣花橋鄉土改農民將書畫當柴燒，整整兩月，將舉人沉氏世代藏書燒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學士李孟洋的書畫（包括不少珍本）被10個人專門焚燒，燒了半年才燒完。
二是毀物。
1949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規模龐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壹身。1949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
8、人為製造等級，造成不公與欺壓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小土地出租、貧農、僱農等不同的等級。第二是欺壓：被劃為貧、僱農的等級，被作為革命的依靠對象，不僅有優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的權利，更有欺壓（甚至虐殺——如文革時期）地富等級的特權。
9、造成了壹個龐大的不幸群體
階級成分論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血紅的土地》壹書對此有詳盡的記述）。
10、把“殺人越貨”賦予壹種“崇高的革命性”
殺人越貨如果已經不是壹種犯罪而是壹種由國家和政黨推動的崇高的革命行動，那麼，它壹旦轟轟烈烈展開，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破壞之烈，遠在壹般的犯罪之上。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html

2018年8月14日 嚴家偉：殺人越貨喪盡天良的“土改”——土改見聞拾零
 本來所謂“土改”，就只是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壹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著流血的。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台灣）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從原先土地擁有者（即中共所謂的“地主”）手中贖買過來後，再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結果皆大歡喜，更不會有人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窮鄉僻壤的農村中，中共煽動壹幫遊手好閒、又想發財的農村痞子流氓，“合法” 地殺人越貨，手段殘忍，喪盡天良，令人髮指。下面是筆者所見所聞之事，掛壹漏萬，記錄在此。
邱國軍：槍斃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縣小寨壩有個地主叫邱國軍，家中有幾十畝田，被劃為地主。又因此人在當地開了壹家旅館，在窮鄉僻壤痞子們的眼中，邱國軍似乎就是當地首屈壹指的，比爾蓋茨式的大富豪了，於是逼著他交出浮財金銀。他把什麼錢都拿出來了，還過不了關，硬說他是“頑抗”。將他綁在樹樁上，雙手十個指頭，全部包上棉花，棉花里澆上桐油。然後引火將棉花點燃。十個指頭變成了點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國軍悽厲的叫聲慘不忍聞，最後痛死在樹樁上。死後還瑤說他“與人民頑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槍斃”壹回，以顯示土改的威風。
現代版的東郭先生——“范瞎子”
在我的故鄉成都市西外，土改中壹個姓范的地主，壹生勤勞節儉，晚年才掙得幾畝田地。此時他己年老體衰，視力極差，人稱“范瞎子”。土改壹來，田土全被沒收了不說，硬要逼他交出金銀“浮財”。他哪有什麼金銀，交不出來，土改工作隊的人便把他交給農民去鬥爭。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脫光，跪在“風”穀子的風機面前，幾個農村壯漢換班使勁搖動風機，冷風對著他壹絲不掛的身上吹。妳不交金銀，就不停地吹。五十幾歲的老人怎麼受得了。壹天下來便渾身凍得僵硬。回去發高燒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時最起勁的就是壹個姓彭的單身漢，此人三年前窮得在路旁討飯，“范瞎子”看見了可憐他，收留他在家作長工，范有個老婆是續娶的，才三十多歲，這個姓彭的便經常與之眉來眼去，是否“紅杏出牆”，外人背後議論甚多。到土改時這個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積極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饒，硬要說“范瞎子”藏有金銀，最後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幾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壹起了。
女性地主的悲慘：無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土改中，山鄉的痞子們，雖未必讀過有關裸刑的史料，但他們對女人身體隱私處的邪惡“性趣”，決不會因不識字而落於人後。
川南筠連縣原沐愛區中心鄉，壹個三十餘歲的李姓女地主（當時中國農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無名），容貌姣好，鄉村痞子常對其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該女自成人後壹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土改中，幾個農村流氓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後，猶覺未能“盡興”。於是弄來幾塊肉，叫這女子當眾吃下。並且振振有詞地說：“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妳再吃什麼素了，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腳踢，後又強行把肉往她嘴裡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裡的肉吐在了痞子們的身上，臉上。壹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壹條黃鱔，當眾扯下李姓女子的褲子，破口大罵道：“妳上面不吃葷，老子給妳下面開個葷……”邊罵邊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其他幾個痞子也幫著作惡扯手按腳。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成都近郊九里堤村有個女地主，人稱何二嬸，其夫是國民政府的軍官，隨軍去了台灣。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何琳，小女兒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囯軍的飛行員，1949年她隨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當教師，二十出頭，尚待字閨中。土改中，村農協會硬說何二嬸私藏有金銀要她交出來。何二嬸跪地叩頭求饒，也根本無用。
這時村農會中有個姓姜的農民武裝民兵班長，原是個鄉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見此情景頓時感到機會來了。他見過何二嬸的小女兒何娟，是個身材苗條清秀美麗的姑娘。於是他便跑去對土改工作隊的人說：“何二嬸最愛她的小女兒何娟，何娟在城裡教書，只要把何娟抓回來壹鬥爭，何二嬸為了疼女兒壹定會把什麼錢都交了出來。”這土改工作隊也是有任務的，如果收繳的地主“浮財”完不成上面下達的任務，不但得不到表揚，提升，還會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傾，弄不好自己都得丟飯碗，所以“管他黑貓白貓，只要能把地主的銀子弄出來就是好貓”，便同意了這姜痞子的“建議”。
那時要抓壹個人，既不需逮捕證，也不要什麼傳喚證，只消村農協會寫張白條蓋個農協會的章就行了。姜班長就這樣輕而易舉的把壹個還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課的小何老師抓回村里來了。農民協會不過是個群眾團體，就象釣魚協會，登山協會壹樣，竟然可以抓捕人，這也許又是中國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後，姜班長和他的幾個狐朋狗友，先是逼著她去“勸”她母親何二嬸交出私藏的金銀。這金銀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沒有就是沒有，拿什麼來交？於是他們就說何娟思想頑固，要來給她“端正壹下態度”，也就是鬥爭她。他們幾個人把何娟弄到壹間屋裡去，對她似乎特別“客氣”、“照顧”，既不打，也不捆。幾個人妳拉壹下，我扯壹下，這個撞過去，那個抱過來，藉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銀、鈔票，進行“搜身”檢查，乘機就在人家身上亂摸亂捏……用盡了猥褻、調戲、侮辱的各種手段。此時何娟這個弱女子，如同壹頭羊，落在狼群中壹樣，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答，鬥爭地主的女兒誰敢來過問？何娟老師不堪凌辱，最後投水自盡。壹個有知識的花季少女就這樣雕謝了！身後還落得壹個“堅持反動立場，自絕於人民”的罪名。何二嬸痛斷肝腸，幾天不吃不喝，終於也隨女兒壹道去了。土改中整死壹個地主比踩死壹只螞蟻還簡單。誰也不會來過問，誰也不敢來過問！
“匹夫無罪懷石其罪”的劉洪發
劉洪發時年約四十來歲，他家祖上遺留給他有幾畝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約2000市斤；另有壹點水田，每年可收稻穀約300市斤。劉洪發壹家五口人，有幾間破草房，又矮又爛，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補牆頭缺，綠樹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風，夏暖冬涼的樣兒。就這麼壹個窮人，只因祖上給他留下了幾畝田土的“罪惡”財產，雖然劉洪發壹家自耕自種，但比起當地那些無田無地者，也就成了“鶴立雞群”的“拔尖”人物了。於是壹下子劃成了“地主”！沒收土地、耕牛、農具，還要勒令他交出金銀浮財。我的天，他哪裡有什麼金銀！？於是被視為不老實，抗拒從嚴，捆、斗、打、吊，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時還捆吊在樹上。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shi/20180814/985253.html

三年大饑荒 －－維基百科
三年大饑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壹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劃入饑荒時期。
大饑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制度性問題等。
歷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射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認可，認為1956年對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是“反冒進”，對此作了批評，並提出“反反冒進”。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壹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埋下伏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饑荒情況
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億斤。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稱，1961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且出現廣泛的饑荒。另壹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數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500萬到4500萬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壹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壹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5千萬。
虛假宣傳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的糧食。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受到矇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饑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
進入1980年代後，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匯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壹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饑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壹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壹男壹女兩個孩子。壹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壹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壹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妳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妳做活。’”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安徽、甘肅：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此外，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壹次發言中說：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信陽事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饑荒成因
大躍進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誇風”和“大煉鋼鐵”，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而浮誇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壹，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
此外，大躍進及其後的“農業學大寨”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人民公社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除四害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制度因素
統購統銷
1956年10月6日，國務院出台《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壹般以社為單位，根據壹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壹計算和擬定。歸社統壹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壹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壹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壹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壹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戶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壹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壹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高壓管控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後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壹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壹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外部因素
對外出口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射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射穢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蘇聯債務
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壹書記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壹。沉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自然災害
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匯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饑荒死亡的責任。 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壹般乾旱，其乾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壹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澇災分為壹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各界評論及觀點
中國共產黨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於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射穢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媒體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饑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饑荒的動機之壹，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壹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乾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學術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饑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饑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饑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壹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壹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壹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壹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壹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悽慘的。”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饑荒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杰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

2008年11月11日 親歷三年大饑荒:殺狗餵牛 食堂斷炊 餓殍遍野
對於“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說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為壹個身歷其境的“幸運者”來說，只能實實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銘心的生活情形記述下來，給歷史壹個見證，給後生壹個借鑑。
沸騰的壹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歲）家庭因政治原因遭變，隨大人下放到四川省瀘縣沙灣鄉，現瀘州市茜草鎮聯合村新瓦房。沙灣地處市郊，就當時的農業生產、生活綜合條件而言，應該屬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國慶節，沙灣鄉改成了沙灣人民公社。為了慶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鄉農民放假召開慶祝大會，演出文藝節目另外還請市川劇團來唱戲。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爆竹聲中便從射穢主義社會壹步跨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工資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頭。
壹夜之間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領工資*，頓頓吃食堂，大米飯白面饅頭，紅燒肉回鍋肉，6菜壹湯撐死不要錢，叫妳捨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還不能少吃，於是大家比著吃吃得滿口流油嗝聲連連。但是就這也吃不完啊，於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饅頭紅苕當成手榴彈來開仗，直砸得社員食堂的屋頂上牆上白的是饃饃黃的是熟紅苕，餓過飯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見，罵我們是砍腦殼的短命鬼，罵我們糟蹋糧食不怕遭報應。在那“天堂”般的日子裡，老年人還是見不得浪費糧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會有報應。問題是社員食堂壹下子那來那麼多吃的呢？
第壹，1958年（高、初級社）是壹個前所未有的豐收年，為了趕種小麥許多紅苕都顧不上挖，而且挖回來也愁沒地兒放。於是用犁頭壹犁，緊大個的撿幾個算幾個，爛在地里的紅苕比收回來的還多，不愁沒糧食。
第二，為了體現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任著浪費、任著不當日子過也要讓大家吃好吃個滿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產風”。成立人民公社就等於進入了共產主義。收回社員的自留地，不再分糧食給個人，各家各戶之前養的豬羊家畜統統共產了去（我家有頭百十斤的豬被收去，後來反“共產風”退賠了20元錢）。同時生產隊也大養生豬，所以壹時間才會有這麼多吃的。
開始壹個生產隊壹個社員食堂，大人小孩8人壹桌。壹開飯十幾桌人嗡嗡叫。那時我和弟弟十幾歲正是吃長飯的時候，不管米飯饅頭大肉小炒，五搶六拖吃得穩（眼睛看得穩）、准（筷子夾得准）、狠（心腸來得恨），唰唰唰幾搞撬就把菜盤裡的精華壹掃而光。人幸福狗當然也幸福，我有條黑花狗，天天跟著吃食堂，月把下來長得油光水滑，肥得像頭小豬見生人都懶得吠叫了。
禍根
國慶節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種的季節。大兵團作戰，田間地頭紅旗招展喇叭高亢。橫幅上寫的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塊好省地建設射穢主義！”“畝產雙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廣播裡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趕美”、“壹天等於20年，共產主義勝天堂”。建制也改了稱謂，公社是營，管理區（大隊）是連，生產隊是排，小組是班。像軍隊壹樣把社員集中起來勞動和吃睡，疴屎尿尿以外不准個人行動，特別有事得請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揮下，1958年秋種和59年的春種，造成小麥水稻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為了拍記錄片，叫社員把“上面” 檢查時難看見的邊角田地里隨便種的小麥水稻拔來，密密地擠放在壹塊田地里，把幾十窩紅苕弄來綁在壹起算做壹窩，任新聞記者拿攝影機崛著屁股猛拍豐收高產景象。當時有新聞報道，說徐水縣書記張某向來視察的毛主席匯報，說他們的糧食年產達12億斤，小麥平均畝產2000斤，主席聽了還大加讚許。
其實59年至62年哪有什麼大的天災，起碼瀘州地區就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全國20多個省同時都發生自然災害？而且這個倒霉的“連襠褲”壹穿就是整整三年！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顧全關係，叫我說最多是1分天災9分人禍。
人們壹般只知道大躍進煉鋼鐵，瀘州地區每個生產隊抽3、5人去敘永縣大煉鋼鐵，家裡的人也搞小高爐煉，把鍋、門扣、抽屜把手凡是金屬都收去煉了，賠了本錢功夫煉些沒用的黑砣砣到處都扔著是，壹面卻敲鑼打鼓地到處報喜，說是煉出了多少多少鋼鐵。有研究說老牆土是上等肥料，含有這樣那樣多種有機物，壹畝田地撒上多少老牆土可以增產多少斤糧食，壹聲命令就扒得雞飛狗跳哭聲不斷人無居所，祖墳被挖也沒有這麼傷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牆土碾碎撒下地，產量沒見上去被扒房的人家傷心欲絕，三家兩家擠住在壹起，捉襟見肘許多叨罵，夜裡尿泡尿都得用內功夾著慢慢尿，不然尿尿聲音大驚動四鄰以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計研究老牆土做肥料的科學家們多半作古了，如果還活著並且能看見我的回憶文章，會不會為他的缺德研究臉紅呢？
還有壹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順便說壹下，就是打狗餵牛。和老牆土肥田壹樣也不知是那個缺德的科研人員想出來的，說是狗肉性熱，人吃狗肉禦寒牛吃了也不怕冷。於是上級壹聲令下，每個生產隊都成立打狗隊，打死的狗交給養牛社員，剝皮煮煮給牛吃。可是牛們卻不識好歹，只吃草不吃肉，於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幾個人把牛逮牢，壹筒壹筒地硬朝喉嚨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裡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疴血。反映上去幹部說疴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繼續灌。繼續灌就繼續灌，灌得牛們奄奄壹息連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來“科學”不壹定都科學，科研人員裡邊也有那種不學無術胡說八道的騙子。
報應
由於上年的瞎指揮，1959年主要糧食（小麥水稻）大面積嚴重減產。另壹方面因為放衛星虛報，國家下達的公糧數字也大大提高，有點收成也遠遠不夠交公糧。臨近國慶節時隊裡的糧食就日見匱乏，於是食堂停止了敞開的吃法，吃定量，全勞動力壹天壹市斤，半勞動力婦女兒童依次遞減。
真所謂“城頭變換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說變就變，廣大社員從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摔”得窮凶 “餓”極。壹到開飯時間，為爭壹口飯吃娘倆罵爺倆打，食堂里壹片罵聲哭聲，那種六親不認的醜陋場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著食堂就要斷煙火，隊長易國華（已逝）就把餵豬的二郎丕（癟稻子）叫炊事員唐矮子他們放鍋里炒熟，碾碎和著細米糠蒸巴巴吃。巴巴雖粗將就能吃，只是年歲大的人吃下去疴不出來，沒辦法就脫了褲子泡在魚塘里用手摳。鄒海清大爺愛開玩笑，摳了起來說，日他的仙人吔，光聽說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現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疴不出來差點沒把人漲死！
1959年元旦過後食堂徹底斷了煙火，樹倒猢猻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員們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賣家當買黑市糧吃（或直接換糧票），解放初從地主那裡分得的勝利果實，什麼寧波床、檀木衣櫃、四方桌甚至棺材。家當賣了也管不幾天，就和沒家當賣的壹起挖芭蕉頭葛根吃，幼兒園的小朋友更可憐，餓得跑出來找東西吃。菜葉麥苗見啥吃啥，拔不起來菜根就趴在地上啃著吃。
芭蕉頭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剝樹皮吃，樹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謂仙米就是地底深處的粘土，灰白色，捏著粘手。挖回來放點水捏捏擱在鍋里煎壹煎，煎成兩面黃吃起來沙沙的澀口倒沒有什麼怪味。但是這東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腸梗阻更厲害。又是餓極貪吃，壹時間因為吃仙米就漲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疴不出來死後肚子硬得像石頭壹樣。
饑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動，這回不講高產放衛星了，講“生產自救”，講“代食品”，講“糧不夠瓜菜代”。生產自救瓜菜代是正確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維了。高糧杆玉米秸，弄粉碎機來打碎，篩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餅給社員吃，還說含有多少澱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飽並且十分的營養。秸杆也就罷了，還有壹種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員尿的尿用桶集中起來倒進大池子裡，漚個多少天，漚得綠茵茵黃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結晶體。據說人在危急時刻尿可以短時間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壹定的道理，但是那東西弄來弄去的實在太噁心，反正我沒吃過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現象已經很普遍了。政府壹方面帶領社員生產自救，另外還撥些糧食下來救命。只是不多，大人壹天二市兩，小孩壹市兩。於是食堂又恢復起來，小食堂改成大食堂（壹個大隊壹千來人），壹天兩頓菜稀飯或菜糊糊把命吊著。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於是就不斷的死人。
校園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學，說不準也會落得個“非正常死亡”。學校再餓也比家裡斷糧吃代食品好多了，學生和城裡人壹樣每月多少還有定量糧食供應。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學生好像是30斤。從59年元旦後開始減少，最後減到每月18 斤、15斤。還不完全是大米，有紅苕、玉米麵、古巴粉（吃起來有沙，後來聽說是從外國進口的豬飼料。）
說來也苦，壹班40來個學生吃飯要評4個等級：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飯分等級是啥概念呢，壹天兩頓菜稀飯，館子裡用的長把勺（壹勺有壹小碗），每頓飯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兩勺半，丙等兩勺。這個四勺和兩勺哦，整整多壹倍了，誰都是學生，誰都是肚子，妳說整人不整人？現在想起來還牙痒痒地！什麼吃特等的表現優秀，學習還不如我，是會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學習中上聽老師話的。像我這樣學習馬虎但很不聽話，只配吃個乙等。丙等個孬種學習自是不行，還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餓這種蠢貨餓誰！
關於糧票作廢
經過網友證實：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糧票（包括各市縣發行的糧票證卷），於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無風聲，等民眾知道時所有的糧票全部變成了廢紙。糧票少的人搖頭嘆氣自認倒霉，糧票多的人捶胸頓足哭天搶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於不顧、幾乎是草菅人命的壹道指令，從饑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裡颳走了不知道多少億斤糧食。糧票的背面有說明——無價證券。但是，糧票無價而糧票所代表的糧食不只是有價，擁有它就意味著不受飢餓，甚至意味著擁有生命！遭遇強盜似地掠奪的人們除了幾聲哭泣、幾聲罵娘以外，從沒聽說去向當局抗議要個說法啥的。結果是黨、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時也再壹次地驗證了：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劃自留地”，“恢復自由市場”（成立公社後鄉場集市都取消了的）。農村社員得了土地趕緊種瓜菜糧食救命，卻不知道這個“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和他的壹班人在“頂風作案”。好景不長，僅僅收了壹季農作物鄧自力就倒台了。只到這時，包括社員群眾才曉得撤食堂劃自留地是鄧自力搞的。鄧自力搞“右傾復辟”，鄧自力“挖射穢主義牆角”。鄧自力膽大妄為破壞“總路線”。鄧自力瞪著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職查辦。但是，幾十萬瀘州地區的農民卻因此收穫了壹季救命的莊稼。就這壹季莊稼：高梁、玉米、南瓜、綠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沒有自留地里的這壹季莊稼呢，又該多餓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鄧自力，感恩鄧老，我想凡是熬過那場劫難的瀘州人尤其是農民，都應該對鄧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剎小偷小摸風
1962年上半年，中央終於調整農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員食堂，給社員劃分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
困難時期生產隊的社員幾乎無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壹黑就都成了小偷，偶爾互相碰上了假裝不認識各偷各的。麥熟偷麥稻熟偷稻，沒有鍋就用罈子罐子煨。壹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開十來分中趕快把明火熄掉，余火壹悶麥飯悶開了花，吃起來奇香無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難看，端著被煙熏黑的壇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鬥爭，鬥了還要扣飯。今天妳挨斗明天他挨斗，鬥來鬥去大家都不要臉皮了。於是斗歸斗偷歸偷，白天挨斗夜裡照偷，反正不要臉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餓著，於是就落下了個偷病。社員偷幹部當然也偷，社員是各自為陣偷山上地里的，幹部則商量著偷倉庫保管室的，只不過“剎小偷小摸風 ”的時候，只整社員不整幹部罷了。
撤消食堂以後我們聯合管區改成聯合大隊，記不清是62年還是63年冬，“剎小偷小摸風”的批鬥會在新廟子召開，每個小隊都得抓壹兩個典型殺雞給猴子看。
所謂“剎小偷小摸風”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還沒聽說這樣搞過。
1963年之後，人民公社實際上名存實亡。“隊為基礎單獨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頓時高漲。經過三年的努力，城鄉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糧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業產品應用盡有。然而剛剛好起來，突然又來了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鬥武鬥鬧得百業雕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蘇小和：為什麼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饑荒
晚飯時，我問母親：“三年自然災害時，您餓過肚子麼？”母親嘆氣：“能不餓麼，好多人都被餓死了，我親眼看見隔壁的大叔餓倒在田埂上，明明看著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軟綿綿倒了下去，我過去壹看，人已經斷氣了，”說著說著，母親的眼淚流了下來，“那幾年也沒見大乾旱大水災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領導都在幹什麼”？母親把這問題丟給我，走到廚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經利用假期，去訪問那些經歷過三年飢餓的老人們，同時努力找尋有關飢餓的研究性著作。幾年下來，我發現，無論是老人們內心驚恐的記憶，還是阿瑪蒂亞.森對大飢餓的學理性研究，都令我這個沒有經歷過大飢餓的人羞愧萬分。尤其是後者，當我把讓·德雷茲和森合著的《飢餓與公共行為》讀完之後，我徹底承認，我是壹個愧對歷史，愧對生命，愧對良知的軟體動物。
第壹層面的羞愧，乃是我們的整體性失憶。在人類的飢餓史冊里，中國人應該最有責任，最有動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體性飢餓問題，但當下的局面卻證明，我們曾經餓死了3000多萬人，可是我們卻找不到壹份真正直面那場災難的文獻。
壹家NGO組織曾經對100名1975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就三年大飢餓歷史做過壹次隨機性調查，結果顯示，知道這場災難的人僅為37%，了解具體死亡人數的人只有10%，而認同這場災難的原因為自然災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層面的羞愧，應該是我們的學者們有意識的從局部著眼。
比較《飢餓與公共行為》（讓·德雷茲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狹小視角，以及背後的某種學術勇氣的缺失便顯露出來。正如這本偉大著作的書名所體現出來的定義，森認為大飢餓的本質原因是公共行為的失誤，具體而言，即是專制體制以及該體制下的民眾權利的喪失。在森看來，所謂的公共行為，不僅是指國家的活動，而且包括人民大眾所採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通過公民合作），還有“對抗”的（通過社會批評和政治對抗），前者顯示，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惡化，而後者則顯示，公民權利的丟失，導致了飢餓的普遍蔓延。
我個人極力贊成森的結論，並且認定大饑荒和中國當時的政治集權體制有關。
－－http://hx.hxwk.org/2016/01/28/蘇小和：為什麼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饑荒

2019年5月14日 韓麗明｜樹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饑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們開始捋樹葉吃。壹天，父親也提回了壹筐榆樹葉，準備拌麵蒸著吃。榆樹葉吃前要用涼水長時間浸泡，否則苦澀的難以下咽。
記得1960年秋季，父親剝回了榆樹皮。榆樹皮有油性、黏性。用鐮刀割斷、剪碎後放在鍋內炒。把水分炒干，然後用錘子搗。搗的過程中，含在木質部的澱粉就脫落下來了。吃時，有糧食的摻壹點玉米麵，沒有糧食就不摻了。按照當時的感覺，味道還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於壹時。那天，我也參與了鍋炒、搗粉、過羅的全過程。
用純榆皮面可以做麵條，和潤滑口。但韌性太強猶如皮條，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摻在麵粉里吃。現在有的蕎面餄餎館為了筋道也要摻榆皮面；有些休閒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時為剝榆樹皮大打出手的事經常發生。
吃榆皮面挺耐飢，但吃多了，災難就來了。拉不出屎，都撐在肚子裡了。危急之時，只有相互用手掏。據說喝點麻油很見效，但那時，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剝榆樹皮只能適可而止，剝壹行留壹行。不能全剝了，全剝了樹就會死亡。還有呼市人不剝樹皮的形成層。當妳把樹皮扒開，妳會發現裡邊的木質部與外面的韌皮部之間有壹層，這層在學術上稱為“形成層”，就是植物的幹細胞所在地。這層細胞往裡邊分化出木質部，往外分化出韌皮部。也就是說，這層才是活著的長樹木的地方。
許多人只看到樹幹和樹葉，看不到樹根。其實樹根的長度要比樹幹的高度長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樹葉里的營養在秋天大部分要轉移到樹根里。把樹根刨走壹部分，第二年樹幹雖然不長了，但樹葉茂盛，把光合作用的產物大部分用於彌補刨掉的樹根。這樣，第二年冬天，妳照樣可以去刨樹根。
在秋季，聰明的呼市人，會去刨榆樹根的枝蔓，因為此時樹的營養都在樹根里。樹根的皮很厚實，整個韌皮部都在土壤里，非常鮮嫩。尤其是離樹幹很遠的年幼分支。
樹根是可以再生的。
聽說河南餓死三百萬人，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吃樹皮的方法不對。河南的榆樹非常多，壹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確食用，僅憑根系的營養，完全可以渡過難關。可惜沒人教給河南人民正確的吃樹皮方法。那時，中科院的科學家們也不知道都鑽到哪裡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韓麗明｜樹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 我縣的三年大饑荒
三年大饑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壹個準確的數字。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業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餓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麼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
據1961年底中共高台縣委的《高台工作上的若干經驗教訓》專題報告中認為，三年來的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壹是在農民問題上大搞經驗，全縣刮“共產風”，平調總值達470萬元；強征過頭糧，刮浮誇風，弄虛作假，造成糧食高徵收，口糧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減少22.6%，牲畜死亡44.1%；生產上瞎指揮，強行銷毀老農具，推行種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違背科學種田的客觀規律，造成糧食逐年減產；政治上迫害打擊，各種運動把農民作為打擊對象，僅兩條路線鬥爭中全縣批鬥群眾1134人，甚至發生鬥爭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經濟建設上，違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三年來共抽調勞力3.2萬多人，搞非農業建設，破壞按勞分配原則，沒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實行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混淆所有界限，僅修建迎豐渠壹項，損失資金10萬元，荒廢耕地5.27萬畝，死亡牲畜3000多頭，報廢車輛1500多輛，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壞實事求是的原則，逐級弄虛作假，虛報浮誇，1958年全縣畝產303斤，虛報為712斤，騙取國務院獎狀，1959年又提出“開荒20萬畝，單產500斤，擴大半個縣”的口號。三是在組織問題上違背集體領導原則，以個人意志決定壹切，主觀蠻幹，獨斷專行，違背幹部政策，任人唯親，打擊排擠敢於講真話的幹部，重用提拔壹些投機分子；違背黨內民主生活準則，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主，基層幹部象“割韭菜”，壹次運動割壹茬，縣查產鬥爭會，參會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鬥爭。這是當時縣委對三年困難時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訓的總結，又據1961年6月地委整風整社工作組，進駐宣化公社的調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難時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戶，孤兒522人，損失牲畜2824頭（匹）。在極左路線的政治形勢之下，當時誰也不敢提及這些沉重的歷史。
在實行全民食堂化，大煉鋼鐵的過程中，拆房，砍樹，收交鐵鍋、勺、桶等所有帶鐵的家具、物件，群眾家庭壹時間變得壹無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飯的砂鍋瓦罐和吃飯的碗。從1959年下半年起，由於社員食堂的諸多問題，口糧壹再壓縮，要求大搞代食品，堅持低標準、瓜菜代、巧搭配的節糧措施，農村大饑荒的情況已在全縣蔓延。但“極左”路線的推行並未降溫，通過傳達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在群眾中開展上掛下連，層層揭批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廢除中農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三面紅旗錯誤言行的鬥爭還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災害”──上世紀最大的謊言之壹
如果有心人仔細閱讀60年代最初幾年的《人民日報》，並仔細排列有關這次災害的官方說法，就會很清楚地這壹謊話的編造與逐步完善的過程。
從中共官方媒體看，儘管1959年已出現因飢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饑饉，但官方卻壹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壹直努力渲染“射穢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壹詞彙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為這場由政府壹手製造的國家罪惡開脫。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昇平景象的調子，為世界描繪出壹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製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持續不斷的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這場巨大國家罪錯的污水桶，共產黨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至於老百姓的記憶，從來就不重要。
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沒有多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有造成全國性饑饉。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壹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略大於平均值，乾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壹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糧食減產、饑饉和餓死人的真實原因
第壹，“大躍進”使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被抽去“大煉鋼鐵”，農田不得不大量拋荒，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1959年糧產量下降17.6％，從前壹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為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根本未採取任何措施救災，壹味粉飾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還稍有政治責任感，認真對待這場饑荒，也可以減少壹些餓死的人數。但中共的制度壹向鼓勵虛偽與無恥。其荒唐之處還在於中共認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災荒發生，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
1960年初，當全國農村數億饑民掙扎在死亡線上時，《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提出，在60年代的第壹年要做到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布，1960年將又是壹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人民代表”爭相報告自己所在地區的“大好形勢”，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會議遵奉毛的指示通過了進壹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
三是有限的糧食資源被用於與蘇聯爭霸之夢。
中共罔顧當時中國餓殍遍地的悲慘狀況，將有限的糧食儲備用於換取美元與黃金，以製造原子彈。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415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嗷嗷待食的饑民就只有等死壹途。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計為600萬噸，只要不出口糧食，當時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雖然後來“兩彈壹星”是造出來了，但奠基的卻是數千萬人的生命。如此“偉大成就”的慘烈代價恐怕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
中共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從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中共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統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國歷代王朝壹直有壹套完整的救災制度，從災情呈報、調查、評價到救災措施都有具體規定。災情嚴重之時，皇帝還要下罪己詔以紓解民意。
在壹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里，“三年自然災害”這壹上世紀最大的謊言就這樣留存在中共官方史書裡。
－－https://www./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 無逸說 | 李錦：不把大饑荒真實情況寫出來，實在對不起那段歷史！
吃 食 堂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壹
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著三角小旗，拼命地喊著“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面，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壹頁壹頁翻開的。據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射穢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壹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
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裡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妳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裡的菜，妳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托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壹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我提著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們平時壹個月也吃不上壹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面，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
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壹家，吃飯不要錢了” 。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
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
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
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
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
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面春風笑開顏；
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壹半；
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
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壹分壹秒都爭先；
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裡越是甜；
為啥越想心裡越是甜 ? 共產主義快實現 !
人人幹勁足，個個齊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錢。
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壹首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 ” 特產 ” 。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壹頓不如壹頓了。
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壹個食堂，在街南頭。壹個月時間不到，食堂里頓頓都是稀粥，乾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裡面，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里沒有米。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裡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後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壹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
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裡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後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壹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壹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蔔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壹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
我們那裡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壹帶，災民像流水壹樣湧來挑野菜，躲饑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拾 麥 穗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二
在大饑荒到來時，我隨母親壹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里拾麥穗。
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壹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裡了。人家割麥的人拿著鐮刀，壹把壹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面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壹轟而上，在麥茬里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壹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
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里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只要麥田壹開割，便衝到地里，在割麥人屁股後面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杴、扁擔揮舞著，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著，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面。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人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壹片又壹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
挖野菜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飢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里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蔔纓子。到了三月，胡蘿蔔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壹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
有壹天，幾種野菜和在壹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壹吹，肚裡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壹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壹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壹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壹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餵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欲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射穢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麼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壹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但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無逸說 | 李錦：不把大饑荒真實情況

反右運動 －－維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壹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壹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壹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台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台”，“壹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註：英國倫敦的壹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
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壹部門或者某壹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壹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運動

2007年1月29日 中國文人恥辱的歷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們說林彪事件象壹把刀子，戳到中國共產黨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後的共產黨從壹個自命為人民救世主的呼風喚雨的黨， 漸漸變成壹個保江山苟延殘喘的黨， 那麼反右就象壹把刀子戳進中國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後的中國文人告別了禮義廉恥、 告別了自尊、 告別了道德、告別了信仰、 淪落為在共產黨的暴虐下求生的螻蟻。
中國文人的第壹個震懾來自共產黨的公然背信棄義。 
共產黨要求全國人民幫助整風， 共產黨保證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廣大中國文人應共產黨要求向共產黨提出了各種意見，
以下是當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舊文，
·錢偉長：黨內黨外有鴻溝
·葛佩琦：民無信不立
·王尊壹：向毛主席的呼籲
·林希翎：根本問題在於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葉篤義：黨委退出學校
·章乃器：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
·黃心平：黨派輪流執政
·儲安平：黨天下是壹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等等；
很明顯，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產黨提意見、獻策。這些意見後來大部分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下，如果共產黨不批准，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真是因為共產黨說的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它不得不反擊，共產黨可以將這些人關起來， 甚至於殺掉，為什麼要將幾乎全部提意見，獻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層向自己小單位提出具體意見的小學、中學教師、工程技術人員、行政辦事員等等統統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邊緣去折磨呢？
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人們此後再也不敢再向共產黨提任何意見，共產黨、乃至壹個基層的普通黨員,從此都成了國家和人民頭上為所欲為的太上皇。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中國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壹個沒有信用，沒有道德，沒有保障的國家的深深恐懼之中。
中國文人的第二個震懾是共產黨的無法無天、殘忍和狠毒。 
共產黨對於右派的懲罰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許的尺度。當壹個人目睹和經歷了這麼壹個可怕的現實，身旁的同事、朋友、親戚、昨天還是教師、工程師、幹部、演員、作家、壹宵之間，為了壹篇文章、壹個發言、甚至於壹句話、壹個個被解除職務，變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輕者被罰天天掃垃圾，掏大糞，重者被送到勞改農場，幸運者象畜生壹樣苟且話了下來，不幸者拋屍荒原，屍骸被飢餓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懼和自危，因為這樣的殘忍和狠毒已經毀滅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條件。
壹個人犯了罪，服刑也應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無出頭之日，即便摘了帽子，還被稱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親戚都會因右派而受到歧視，這就是說，壹不能擔任重要工作，二是運動來了首當其衝。
在這樣殘忍和狠毒的制度下，壹旦成為右派，不但本人淪為共產黨的奴隸，而且全家收到連累，怎能不害怕？後代人能責難他們的怯懦嗎？
中國文人的第三個震懾是人們失去了不講話的自由。 
他們必須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殘忍和狠毒表示讚揚，必須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親戚右派，必須與他們劃清界線，否則就要殃及池魚。在這樣的壓力的恐怖下，中國文人無法再顧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說謊，在謊言中求生， 昧著良心去痛罵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親人。其中有壹批人，徹底衝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線， 他們開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氣壯的上綱上線， 編造罪行， 壹邊將這些實際已與奴隸相差無幾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獄，另壹邊到處抓潛在的所謂新階級敵人，在共產黨官僚體系的蜘蛛網中努力向上爬，飛黃騰達。
反右開始了壹個可怕的冬天，從此整個大地都被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白雪蓋住了，再也看不到個人情感的綠色。從此這個國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隨著文人的求饒、 求生和求榮，變成了除了歌功頌德和謊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10月6日 紀念“應當消滅知識分子”發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提出過壹個響亮的口號：“應當消滅知識分子！”這個口號發表在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消滅知識分子”公開發表五十年了。
這史料是北京師範大學李岫教授發掘出來的：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李書成把黨委文件改頭換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毛澤東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首開“洗黨”之風，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壹次整黨運動。洗黨的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需上級批准）。”（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接著1930—1932年的“殺AB團”運動，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之壹李文林等數萬人被肉體消滅；其中紅20軍從軍長、政委到副排長，通通殺光。
1942年，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壹些知識分子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不過是延安版的“陽謀”，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濫觴。
連綿不絕的消滅知識分子運動
從竊取全國政權後到壽終正寢，毛澤東所發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犖犖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鎮反”）、1951年的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清反革命（“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拔白旗”運動，1964年，毛澤東又提出“射穢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即發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1966年又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消滅知識分子的壯舉；因此也是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則是毛澤東這個喪盡天良的政治流氓對知識分子的徹底圍剿。經過連續幾年的批判、鎮壓之後，知識分子本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偏偏要反覆動員，各單位領導偏偏要熱請相邀，結果壹二百萬的大小知識分子都跌入了他處心積慮地設下的圈套，被“聚而殲之”了。從此中國人便沒有了人性、個性、公信、誠信；中國也從此進入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交織的時代。
《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記錄
甘肅省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旭副教授花了10年時間調查、採訪，於1994年寫成《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勞改基金會出版，香港田園書屋發行），蹉跎十多年後終於出版了。這是壹部人類最黑暗、最殘暴、最下流的壹段歷史的記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的罪證。
夾邊溝僅僅是中共屠殺反右分子的壹個屠場，全中國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
當然，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不管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和中國共產黨的夾邊溝農場、415勞教築路支隊、峨邊沙坪農場、白茅嶺農場、萬勝山林茶場、新密農場、錦西煤礦勞改隊、凌源新生焦化廠、思茅農場、東風農場、馬豆溝農場、興凱湖農場、白城子農場、北京清河農場、茶淀農場等相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殺人魔窟中，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槍殺之外，許多人是在受盡打罵、凌辱、捆綁、吊打、關禁閉之中，在飢餓、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斷地死去。
 “消滅知識分子”，也消滅農民、消滅壹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評論楊繼繩先生《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墓碑：為埋葬獨裁暴政而立》壹文寫道，壹個正常思維的人看過《墓碑》之後都會毫不遲疑地得出結論：3,600萬人的死去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屠殺。
“消滅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思想；屠殺農民，因為農民已經開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縣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五萬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占到62%。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夥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共有四萬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沉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
毛澤東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氣，而是用飢餓法、冷凍法。《墓碑》中有大量論述，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中也有許多例子。如張掖地區實際上民勤縣餓死了13萬人；張掖縣餓死了7.8萬人，全家死絕98戶，人吃人的58戶；高台縣餓死了5萬多人；全河西14個農業縣餓死超過40萬人。1959年10月修迎豐渠時，壹場大雪就凍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2012年8月24日 “‘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說“反右”
今年是中國的“‘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壹場什麼樣的運動？當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直到現在，來自中國官方和獨立研究人士的說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者壹百二十萬 *
現在在美國壹所大學任教的“反右”運動和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是“反右”專著《陽謀》壹書的作者。
主持人：“您認為五十五萬這個統計數字對不對？”
丁抒：“我說不對。”
主持人：“您根據什麼？”
丁抒：“第壹，根據戴煌先生的調查。戴煌先生是個大‘右派’啦，他說，當時說‘五十五萬右派’，都是壹些上了名冊、拿工資的。大學生之類不在數，不拿工資的不在數。
第二，還有壹批人被當作‘右派’處理了，實際上沒有進‘右派’花名冊，或者基層單位把他打成了‘右派’，報到上級，上級並沒有批覆下來，但是下級單位就把他按照‘右派’處理了，送去勞改、勞教、開除等等。事後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沒有他們的份。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還有壹個很重要——當初打‘右派’的時候，分類很多，有‘極右派’、‘右派’、還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澤東親自點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先生的說法，也是按敵我矛盾處理了。
據我的調查了解，全國‘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萬左右。另外還有些人，說他們有‘右派言論’，叫‘右言分子’。另外由於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來‘疑似右派’，所以全國又抓了壹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這些壹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據我的統計，我是作了壹些抽樣調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來大概也是六十萬。
所以，按理說全國‘反右’當中被戴上‘帽子’的，是壹百二十萬。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壹張時間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先是號召“整風”、“鳴放”，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開始“反右派鬥爭”。
丁抒：“毛澤東寫所謂的‘反右的新號令’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變化》，是5月15日就寫完了，可這個時候，全國‘鳴放’其實還沒有開始，只是零星在報上登了壹些黨外，或各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的意見，陸陸續續的，意見都比較溫和，並沒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較激烈的‘鳴放’運動是在大學生介入以後。
可以看壹張時間表――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第壹張大字報。
章伯鈞是5月21日提出‘設計院’的設想。
龍雲所謂發表的‘反蘇言論’是5月22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處理以前‘肅反’和歷次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右派’林希翎，抨擊中共‘實行封建射穢主義’，是在5月23日。
清華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是5月24日。
上海華東師大第壹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是在5月28日。
儲安平的所謂‘黨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後來所謂‘最猖狂的右派言論’統統都是在5月15日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才‘放’出來的。
這個時候，中共在黨內已經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們這些人根本就什麼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產黨小範圍給被認為可靠的知識分子透底，他們沒出來提意見*
丁抒：“當然，共產黨只是在小範圍內把他們認為壹些可靠的知識分子個別私下作了通知，這些人就沒有出來‘鳴放’，沒有出來發言，沒有給共產黨提意見。
舉個例子就是北京大學教授熊偉（音）說，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裡去和其他壹些教授，他也沒有點明是哪些人，告訴他們黨的整風鳴放，給他們透壹點底，所以他們（後來）就沒有說話。但是他事後也比較內疚，沒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訴他們（別人），結果他們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這麼壹個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顛倒是非、影響深遠長久 *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報》社工作期間，被打成“右派”，當時26歲。四十壹年後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朱正先生提醒人們注意，在‘反右’運動中，壹些被劃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見，在很多年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
朱正：“比如當年法學界批判‘無罪推定’，批判‘獨立審判’，這些在現在已經被接受了。像當年經濟學界批判北京大學教授陳振漢，批判上海高方，把他們‘引進外資’等主張作為壹種錯誤觀點批判，說是‘賣國’……現在看，事實上也糾正這些了。
當時批判的許多東西，假如當時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細考慮或接受它的話，那中國的建設、現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進壹步。
所以，實際上當時是顛倒了是非，把壹些正確的東西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很長久的。”
* 林希翎女士：回顧“‘反右’運動”，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別強調回顧“‘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她說：“我覺得對這段歷史作回顧是非常必要的。特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看了對我的壹些採訪，壹些有關資料，覺得都好像天方夜譚似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著這個時期。”
像林希翎女士壹樣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採訪、現在已經離世的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留下的聲音已成絕響。
*李梧齡先生：“反右”無法無天而且殘酷，要消滅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李梧齡先生是《泣血年華》壹書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李梧齡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不滿22歲，是上海復旦大學因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留校的新教師。成為“右派”後，他被送去勞教、勞改，壹共被關押二十五年。他在獲得“改正”後，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
*劉賓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響前所未有，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大逆轉*
著名作家劉賓雁先生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共產黨黨籍。1979年“改正”以後，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再次被開除黨籍。後來流亡美國。
*茅于軾先生：“反右”顛倒是非，對“反右”和“文革”歷史研究非常不夠*
中國著名學者茅于軾先生當年也被劃為“右派”，那年他28歲。從上海交大機械系畢業的茅于軾先生當時在北京的鐵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的茅于軾先生，現在北京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先生也著力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並且強調回顧這段歷史的必要。
以上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youhuiyiyuyanjiu/heart-08282012094824.html

2017年7月12日 反右運動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萬，是410萬
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壹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壹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
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壹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壹、陳伯達、康生、薄壹波。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註意見或“已閱”。
壹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埋。
壹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壹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
右派集團22071個；
右傾集團17433個；
反黨集團4127個；
定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為中右1437562人；
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https://www./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

二月提綱 －－維基百科
二月提綱全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由於其成文時間而得此稱謂。該文件是1966年2月中國共產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專門會議後，向中共中央的匯報文件。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長彭真為組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局限於學術討論範圍。1966年4月，毛澤東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綱》，並批判彭真，之後批判浪潮席捲全國。
1964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提議成立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學術批判活動。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壹，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
1966年2月3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主持召開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的擴大會議。彭真首先說明：已經查實吳晗與彭德懷、《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係。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對待。會議討論了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放”的方針、學術工作隊伍、左派要相互幫助等問題。2月4日，許立群、姚溱根據討論結果整理成《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2月5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予以通過。2月7日，電告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陸定壹、康生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沒有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2月11日，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起草了轉發該提綱的批語，2月12日晨連同提綱壹起電傳中央。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後，即作為中央文件下發。
二月提綱雖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書寫的，但是其立場與三個月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區別，明確反對將壹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為政治因素與階級鬥爭等思維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壹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綱，而參與了起草二月提綱和之前會議的人物如彭真、陸定壹等，以及批准了提綱的國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劉少奇也因此成為文革最初階段批鬥的核心目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月提綱

五·壹六通知 －－維基百科
因其發表日期而被廣泛稱為《五·壹六通知》，後世又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或《中共中央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壹項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壹年後“兩報壹刊”正式發表，並稱其為“偉大的歷史文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前半部分以揭發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為主題。四人被革職審查，被稱為“彭羅陸楊事件”。後半部則議定了標誌性的《五·壹六通知》。
五壹六通知在發布後的壹年內都屬於中國共產黨二級機密文件，只有17級以上的幹部才能接觸。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從此成為公開文件。
《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批駁。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射穢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
由此《通知》為文革確定了壹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壹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本人未出席會議，但議程是按他部署的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反黨錯誤”，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銷《二月提綱》壹句話的技術說明，毛澤東提出要對此做理論說明；才組成壹個起草小組。該通知改了無數稿，其中最重要的話全都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雖未明確提及術語“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綱領《農村射穢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預設，其基本含義已經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1981年6月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為“左”傾錯誤的綱領，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壹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維基百科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壹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葉劍英在十二屆壹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7萬，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被毀。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壹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壹，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大陸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壹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種研究數字與中共官方數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了多少人

2014年8月19日 破“四舊”毀無數中華傳統文化古蹟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第壹次明確提出“要年底破除幾千年來壹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自魯哀公立廟祭孔開始，漢高祖用儒家的禮節制定朝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到清聖祖康熙大帝手書“萬世師表”四字於曲阜孔廟等等，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餘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連續兩天，數十萬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致敬電”：“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親三代珍藏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裡付之壹炬。
歷史學家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據統計，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不計其數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喪失於火海中。據不完全統計，文革期間，僅北京全市就有各類文物53萬8千件被毀掉。
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壹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陵墓遭刨挖。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壹片廢墟。霍祛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毀於壹旦。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壹旦。
為了追逐經濟利益，從1986年起，中國5000年的文明古蹟，成為中共熱衷“申遺”的對象，在“文革”時期的所謂“四舊”又成為中共用以製造“政績”的工具。
據悉，從1987年至2011年，中國先後被批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自然和文化世界遺產已達41處。在數量上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意大利（47項，含跨國項目）和西班牙（43項，含跨國項目）。
－－https://www./gb/14/8/19/n4228595.htm

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蹟損毀列表 －－維基百科
21.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22.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6.南昌萬壽宮在文革期間完全焚毀，2000年在象湖重建。
29.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後再植新株。
30.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壹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31.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32.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33.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壹干二淨，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被挖。
34.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弔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壹片廢墟”。
35.紅衛兵掘開《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里除手中壹管旱煙筒、頭下壹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壹顧，棄之於野。
36.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剷平。
37.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8.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壹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至被狗吃掉。但主流說法還是曝屍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後於2007年被發現，重新安葬。
43.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45.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46.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48.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貪焚的中國商人盜割賣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賣到海外。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干的‘破四舊’卻重在壹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50.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53.宋代大文豪歐陽脩的《醉翁庭記》經另壹宋代大家蘇軾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今滁州市）琅琊山腳當初歐陽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壹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壹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61.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
遭毀文物古董
1.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壹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2.江浙壹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4.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壹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5.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壹浮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7.作家沉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沉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壹把火全都燒了。
8.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12.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13.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
18.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壹塊壹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蹟損毀列表

2007年8月30日 是誰破壞了北京的古建築?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北端，東南距渤海壹百五十公里。戰國時為燕國都城，初稱薊，後作為遼金元明清及民國初年的都城約逾八百年之久。北京於公元前壹○五七年建城，經元、明、清三朝建設，形成凸字形城圈。全城以明清二十四代帝王居住的故宮為中心，四方正正地向四周有規則地幅射形擴展，雖經歷年戰火破壞，至壹九四八年中共進城時為止，仍不失為中國名勝古蹟和古建築最為集中的城市。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同巴黎、羅馬等比美。故宮是世界最大的宮殿群；世界七大奇蹟之壹的長城（八達嶺、慕田峪、司馬台）創始於戰國建於明代，蜿蜒於北方崇山峻岭之間，總長壹萬多里。重點保護文物單位達四十二處。北京的古城牆和四合院更是獨壹無二、舉世聞名。北京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可惜北京經過中共六十來年破壞性的建設，今天已成為壹座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缺水乾旱、空氣混濁的死城。 
是誰把生氣盎然的古城變成壹座死氣沉沉的死城的呢？是誰用毀滅性的建設破壞了古都北京呢？。
中共建國初期，“壹邊倒，倒向蘇聯”，套用前蘇聯的模式，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北京的市中心和周邊近郊區建立了上百座中央黨政軍各部委辦和二百五十多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院，這些大院拔除了大批四合院等古建築，衝破古城牆，以壹座或幾座占地面績巨大、四方正正像火柴盒似的辦公樓為主體，每壹座大院便是北京的壹個獨立王國，城市規劃服從於它，四合院和其他古建築讓位於它，道路交通繞道於它。 
壹九四八年毛澤東進入北京，當時制訂城市發展規劃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方案。蘇聯專家以莫斯科為藍本，將行政中心設在市中心。另壹派以梁啓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和陳占祥為主的“梁陳方案”，主張儘量保留這個世界歷史名都的歷代古建築和四合院，在當時的西郊即現在的公主墳壹帶另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中心。爭論的結果可想而知，毛澤東拍板採納蘇俄專家方案。在“梁陳方案”中，北京市的古城牆將全部予以保留，城牆上修建空中花園，既能綠化環境，又可供北京市民休憩。最根本的是可以建成同巴比倫空中花園比美的中國空中花園。在明清古城牆折毀時，梁思成夫婦撫磚痛哭，哀悼中國永遠失去了被傅作義和平起義保留下來的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北京市重新編制城市規劃。梁思成在文革中批鬥致死。長官意志又否定了當時仍健在的陳占祥、吳良鏞等疏散舊城功能、發展多中心城市的方案。壹九八三年以後北京陸續建立了望京、回龍觀、天道苑等幾個人口達百萬的中心城市，以疏導北京市中心擁擠的人口。在官商勾結下，做了不少權錢交易，拆除了殘存的四合院和古代民居。 
現在的中青年壹代已經對北京這個古都沒有清晰的認識了。他們只能見到壁壘森嚴的石屎森林。共產黨是廢典忘祖的。
——https://www.epochweekly.com/036/3566g.htm

2014年4月7日 壹千八百萬知青下鄉真相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壹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壹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壹些資料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壹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壹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壹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壹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伙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壹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壹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壹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據港府統計，僅壹九七○到壹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壹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壹部分。（頁25 ）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壹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妳提供平台。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壹飄飛葉。壹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壹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壹代》未對這壹“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壹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壹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壹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內地，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壹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92.html

2017年5月18日 人類史上罕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冬，毛澤東發動了讓青少年“上山下鄉”的猛烈浪潮，席捲全國。
（1967），毛澤東還大讚道:“我們的壹些事，完全沒辦法。而紅衛兵壹鬧起來，就有辦法了……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麼法子也沒有，壹萬年也不行。”現在，毛澤東卻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他們只有鬧壹鬧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導演了萬人“工宣隊”強行闖入清華大學去鎮壓“紅衛兵”。而“紅衛兵”不明情況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召見“五大造反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明確說要讓紅衛兵“統統走光，掃地出門”，他警告:“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實行殲滅。”至此，“紅衛兵”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以“回校鬧革命”的名義讓他們返回校園受“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軍人宣傳隊”）的控制。對於社會上的群眾組織，毛澤東以“兩派群眾大聯合”為名，予以強行解散。這標誌著全國的“造反派”作為“文革”運動中最重要的群眾派別，被毛澤東利用後予以拋棄。
1968年，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動員青少年學生到農村、山區或者邊疆地區“插隊落戶”去進行農業勞動，改造自己，被簡稱為“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冬，毛澤東發出驅逐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級“革委會”全力驅趕從初中到高中6個年級的中學生（當時統稱“老三屆”）到指定的邊遠地區或條件艱苦的農村，名曰“紮根農村”，不准返城。全國約壹千萬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將”身份卻被強加了另壹種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身份（簡稱“知青”），轉眼成了事實上的被流放者。
毛澤東以個人意願，動用強權、政體制度和專政工具，褫奪千萬名青少年的居住、學習、生活和就業的基本權利。狂熱的革命怪胎“紅衛兵”被毛澤東輕易所滅，並被利用來做為消除“城鄉差別”的鋪墊和構建新型社會模式的犧牲品。毛澤東再次勝利了。
動員青少年“上山下鄉”是“三結合”（學校、街道居委會、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驅趕，由逼迫轉而強制。指定去向，撤銷戶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屆”學生全部被逐到了農村或山區，其中包括稚氣未脫、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齡小的學生僅15歲），他們被迫離開爹娘，帶著最簡單的行李到幾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帶去終生勞動和自己生活，無人照顧他們。每個學生的“上山下鄉”都意味著壹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家家戶戶無不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
此後，在中國，學生只被允許上學到初中便必須“上山下鄉”，壹代青少年的學業和青春被荒廢，他們所有的人生夢想都被破滅了。千萬的知青看到了中國農村的驚人貧窮和過份愚昧，還了解到在以前“大躍進”時，糧食爛在地里，農民卻被命令去砍樹“煉鋼”；在大饑荒時農民受餓不過，偷吃點田裡未熟的糧食，村幹部就帶著“民兵”抓起來毒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等等。許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義，以及對“革命”信念產生懷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們踐踏了別人而現在輪到自己也被踐踏，他們給自己栽種了“上山下鄉”的苦果。
人類自遠古而建有家庭以來，沒有出現過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的社會。而以“五．七道路”為不可動搖基礎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實現了“使天下萬民妻離子散”。
在“文革”時期，約1,600萬知青被“上山下鄉”運動驅往農村或山區，據統計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達62％，還有數萬名女知青遭到了當地幹部和軍人的強姦。知青們在壹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已不再有當年擔當“革命”急先鋒的豪邁，只有忍受“變相勞改”的悲涼心境，他們對“前途茫然”的感覺極為痛苦。
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聯名寫了壹封公開信，歷數廣大知青的艱困、苦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要求返回城市。公開信在知青中廣泛流傳。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布不允許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學生還將繼續被分配去“上山下鄉”。華國鋒也在會議上指示“堅持知青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這意味著“文革”雖然結束，但對青少年的政策還要繼續決定中國年輕壹代的命運。這遭到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父母家人的強烈反對。11月，雲南省國營農場的三萬名知青發起集體罷工，浩蕩的知青抗議很快席捲雲南全省，他們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這些在“文革”中瘋狂地打人、批鬥、抄家、遣送、掘墳的前“紅衛兵”們，現在向世人展覽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們的返城要求被某副總理所叱責。悲憤之下，1979年1月份雲南省萬名知青發起絕食抗議，他們給“中共中央”發送了壹份短短的六字電報:“不回城，毋寧死”。北京受到震動，派出“中央調查組”趕赴雲南。三萬多名知青齊刷刷跪在泥土裡對“中央調查組”反覆高呼“我們要回家”，場面震撼人心。知青在雲南集體絕食的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態下，鄧小平進行了干予。
據官方的統計，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達760萬人，此後全國各地的知青全部陸續返城。迄今為止，三十年來他們不停地抱怨：在身體發育時遇到大饑荒，在讀書時遇到“文革”，在就業時被“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後被社會歧視，結婚生孩子時遇到“壹胎化”政策，在立業時正逢經濟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數的“老三屆”憑著個人努力而獲得社會成功之外，那壹代人被過早地斷送了終身。尤其是毛時代的“知青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之類更是害人害己害國家。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31846

六四事件 －－維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稱呼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迴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4月15日以後，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壹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衝突。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裡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壹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
在4月22日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另外壹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示威活動不斷傳播而擴大。 
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
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壹議題有所衝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壹的選擇。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壹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壹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 
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壹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參與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
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壹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甚至都遭到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壹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那壹天。這是他最後壹次公開露面。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
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藉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軍隊則藉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
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
6月2日晚間，壹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
3日傍晚，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間，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３８集團軍、第６３集團軍和第２８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１５軍、第２０集團軍、第２６集團軍和第５４集團軍負責南面；第３９集團軍和衛戍第１師負責東面；以及第４０集團軍和第６４集團軍負責北面。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了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壹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鬱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凌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壹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凌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裡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開隔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凌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妳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大約凌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杆公開砸壞另外壹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 
凌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闢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凌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壹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壹項清場任務。 
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沖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壹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料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衝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嘗試重新前往占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製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壹。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占當時澳門人口的壹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壹些國家對於軍隊清場壹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儘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上，個別負責報導此次事件因表現悲痛情緒的4名新聞主播分別是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但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和薛的態度不改（卻被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張等人檢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後的天壤之別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共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9年5月31日  新新聞》8964三十年：重建血腥現場，那夜到底死傷多慘？
吳仁華就是三十年來致力於重建六四史實的重要人物。他說：“北京戒嚴部隊投入逾二十萬人，來自北京、沉陽、濟南及南京軍區，還有中央直屬空降軍，調動和投入規模遠超此前的中印、中越戰爭，堪比壹九五○年代抗美援朝軍隊規模。”
吳仁華指出，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家中齊聚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還有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壹波。鄧小平提出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十八日楊尚昆從各軍區調動軍隊進京，二十日凌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在北京實行戒嚴令。
吳仁華推斷，實施戒嚴令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戒嚴遭撤職，其餘三十八軍領導可能為了與徐勤先做出區隔，才會在六四屠殺扮演吃重角色。
吳仁華強調，當時有多個部隊的確接收到可開槍的命令，他認為這壹定是經中共高層集體討論，並得到鄧小平許可。
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主要發生在三個區域，主要是第三十八軍掃射木樨地至西單路口，延伸至西長安街壹帶，還有在南池子街南口的民眾；空降兵第十五軍在天橋、珠市口、前門壹帶開槍。
當年參與六四的方政，用他的身體證實解放軍坦克真的有壓過人。
方政說六月四日清晨他被驅離廣場後，走在廣場北側西長安街六部口附近，為了救援夥伴，他被坦克部隊從後方高速輾過。“當世人欽佩六月五日擋在戰車前的‘坦克人’王維林的勇氣時，也希望大家記得解放軍坦克真的有碾壓人民。”方政說道。
六四鎮壓死亡人數有多少？吳仁華分析軍民衝突地點及醫院救濟狀況指出，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統計約二六○○人死亡（傷三萬人）最為可信，英美外電解密顯示壹萬人被殺則太多。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考據各方文獻，認為死難人數三千人以上。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8245?page=1

2019年6月4日 “把六四事件告訴全世界，人們是這麼說的” 回到8964這壹天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 1989年6月3日這壹天，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慘劇。
數以千計的人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強行入城時殺害，這些人大多是無辜的市民。死者也包含我們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同事。
目擊者指出，有些坦克甚至碾過了因為民眾反抗而猶豫不決的士兵。
1989年6月3日深夜到 1989年6月4日清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血腥鎮壓的方式“處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抗議民眾，在事發後，北京國際廣播電台以英文廣播發表了上述聲明，不論是當時的中國市民或國際社會，都對中國政府大規模手刃抗議民眾的行徑感到震驚與悲痛。
壹名目睹現場英國觀光客霍特(Margaret Holt)回憶道，當時她看到壹名士兵無差別地朝民眾開槍——不論是跪在他前面請他停火的學生，或是雙手比出投降姿勢的路人，她說：“在瘋狂掃射後，他的彈匣空了，當他想要裝彈時，民眾便沖向他、把他吊死在樹上。”
昨天，我們以《在中國，被遺忘、也不被允許想起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壹文述說消失在中國集體記憶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今天，我們將用圖片的方式走過從八九民運走向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以及之後。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179

三門峽水利樞紐 －－維基百科
三門峽水利樞紐是中國建國後在黃河中上游段建設的第壹座大型水利工程項目。連接河南省三門峽市及山西省平陸縣。工程於1957年4月動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運用。有時也稱為三門峽大壩、三門峽水庫。壩體上有“黃河安瀾，國泰民安”八個鑲紅色大字。
1946年國民政府聘請美國專家組成黃河顧問團往三門峽實地考察三門峽。顧問團的4位美國專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羅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報告認為三門峽建庫發電，對潼關以上的農田淹沒損失太大，又是無法彌補的，建議壩址改到三門峽以下100公里處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務在防洪而非發電。
1954年1月，蘇聯電站部派出以列寧格勒水電設計分院（以下簡稱列院）專家為主的蘇聯專家綜合組，幫助中國制定治理和開發黃河規劃。列院副總工程師A.A.柯洛略夫。經過近兩個月的實地考察，讚賞三門峽是壹個難得的好壩址，對於其淹沒損失大的問題，柯洛略夫說：“任何壹個壩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需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黃河規劃委員會。
1954年10月，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的編制工作，選定了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為實施黃河規劃的第壹期重點工程。確定了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350米，總庫容360億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從1960年三門峽水庫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壹年半以來，水庫中已經淤積泥沙15.3億噸，遠遠超出預計。潼關高程抬高了4.4米，並在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渭河下游兩岸農田受淹沒和浸沒，土地鹽鹼化。為此國務院批准三門峽的運用方式由“蓄水攔沙”改為“滯洪排沙”，即汛期閘門全開敞泄，讓洪水穿堂而過，在下游發生特大洪水仍需運用，凌汛期承擔下游防凌任務。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發生了50多年來最為嚴重的水災。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作物絕收。這次洪水造成了多處決口，數十人死亡，515萬人口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23億元。但是這次渭河洪峰僅相當於三五年壹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陝西省方面將這次水災的原因歸結為三門峽高水位運用，導致潼關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於“小水釀大災”。
從準備建設三門峽工程開始，就有壹些專業人士反對在三門峽建設大壩。其中以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國水利部召集的學者和水利工程師會議上反對修建三門峽大壩，並批評中國政府邀請的蘇聯專家的規劃。原因包括三門峽大壩的主要技術是依靠前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而該院並沒有在黃河這樣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經驗。黃河泥沙淤積等壹系列問題決定了三門峽水利樞紐的建設是不符合實際的存在潛在危險的決策。 
1961年下半年，陝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潼關的河道抬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鹼化甚至沼澤化。 
2010年初，作家謝朝平與《火花》半月刊編輯部商談，以增刊方式自費印刷壹萬冊《大遷徙》。此書主要描寫三門峽水庫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結果書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隊以“雜誌屬非法出版物”的名義沒收。同時三門峽庫區各縣市政府從移民家裡搜走《大遷徙》。7月24日，山西省新聞出版局通知《火花》雜誌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謝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門峽水利樞紐 

2017年3月31日 周恩來須為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負責
為對中國子孫後代負責，必須追究錯誤決策者的個人責任！
壹九五二年毛澤東把第壹個出訪地選在黃河，意在制服黃河水患勝過舜堯禹。毛澤東問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黃河漲上天怎麼樣？”王化雲建議修大水庫，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黃河三門峽工程最主要的倡導者。
中國把三門峽工程的失敗歸於蘇聯專家。如果真是蘇聯專家的設計錯誤，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蘇聯要求賠償。如果不賠，還可以告上國際法庭。為什麼周恩來沒有提出索賠呢？
壹九五八年，在工程開工壹年後，周恩來被迫召開會議重新討論工程問題，最後達成妥協，更改蘇聯專家的設計，將設計蓄水位從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更改的後果是什麼，可能當時也沒有人敢指出這個更改已經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過更改使得水庫庫容從原來的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驟然下降到九十六億立方米，庫容減少了五百五十壹億立方米！之後五年半時間淤積的五十四點七億立方米對於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只占六百四十七億立方米的百分之八點五，但是它占九十六億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說，半個三門峽水庫被淤滿了。中國方面更改蘇聯專家的設計，如何再向蘇聯提出索賠？
壹九六四年毛澤東聽說三門峽工程造成的問題，十分惱怒，便對周恩來說：“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來沒有執行。這是周恩來第二次錯失修正三門峽工程決策錯誤的機會。作為工程的最主要倡導者毛澤東已經表示用炸掉三門峽大壩的方法來公開修正錯誤，似乎已經不在乎黃河清和聖人出的這個政治關係了，意將自己的責任撇清。據說周恩來建國之後壹直服從毛澤東旨意，為什麼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辦？可能他意識到，大壩炸毀之後毛壹定會將他作為替罪羊拋出。權衡之下，周恩來寧願替毛澤東背黑鍋來換取繼續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來須為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負責.html

2017年7月5日 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門峽大壩被炸始末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曰：“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壹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
當時在怎麼建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有所謂“高壩派”，“低壩派”。多數人都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認為三門峽應該建三百多米高壩；少數人，例如當時的壹位技術員溫善章，堅決反對蘇聯專家的高壩方案，認為權衡利弊，應建低壩；三門峽水庫位於河南，修好後利在河南，害在陝西，陝西省自然不情願，也要求降低水庫高程。而壓根兒反對建壩，不管高壩低壩的，只有壹個人──黃萬里。
“物質不滅定律”，泥沙不會消失，只不過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攔在水庫里了嗎？
壹年16億噸，三門峽到底有多大的庫容，能經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這麼淤積？
黃河不能清，違背自然規律非要它清，就壹定會導致災難！
1961年10月，水庫蓄水尚未達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攔門沙”，渭河下游兩岸及黃河朝邑灘區5000人受洪水包圍，淹沒耕地25萬畝。
從這壹年起，潼關以上的黃河、渭河就大淤成災。水壅高后橫向衝擊，使兩岸農田不斷倒塌，有的縣城被迫遷走。建庫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變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威脅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鹽鹼化……三門峽水庫內更是泥沙淤積，六年之後即“文革”開始那壹年，就淤積了34億立方米，占庫容44.4%。三門峽水庫成了“死庫”。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40年後已增加到45萬。他們離開家園，遷到土地貧瘠缺水的甘肅、渭北高原，無法維持最低生存條件，掀起了十七次返鄉風波，痛苦萬分；而庫區的土地鹽鹼化嚴重，也無法再進行耕種。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壹袋水泥，兩噸豬肉換壹噸鋼筋。王維洛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壹文中說：工程預算為13億元，總結算時實際耗資40億元──這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的40億元！如果用來購買救災糧食，至少可以買來800億斤，能夠拯救多少中國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黃河兩岸鑿挖兩條隧洞，鋪設四條管道，泄水排沙，同時，8台發電機組炸掉4台，剩餘4台機組，發電量只是原設計發電量120萬千瓦的零頭。改建後仍然不行，五年後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將黃萬里力主不要堵死、卻依然被堵死的原壩底6個排水孔，以每個壹千萬元的代價重新炸開……
看到三門峽決策錯誤致使黃河災難日益深重，黃萬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沒死。
1958年，清華校黨委正式向黃萬里宣布：他被劃為“右派”。黃萬里回答：“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西安日報》發錶王新民的文章《誰應向庫區移民道歉》，直指這就是三門峽大壩造的孽：渭南地處八百里秦川最寬闊的地帶，地勢平坦，交通發達，應該有著最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由於長期以來處在三門峽的淹沒區而限制了發展，“水位日益抬高的黃河、渭河和洛河，這三條曾經養育了祖祖輩輩的母親河，自從三門峽水庫修建蓄水發電後，像進入了更年期，幾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輪番發作，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庫區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 折騰30多年最終回到原點:三門峽水庫的慘痛教訓
三門峽河中有兩座石島，將黃河分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別稱為人門、神門、鬼門，“三門峽”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蘇聯電站部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為組長的專家組來華。2月到6月，中蘇專家120餘人，行程12000公里，進行黃河現場大勘察。蘇聯專家肯定了三門峽壩址，柯洛略夫說：“任何其他壩址都不能代替三門峽為下游獲得那樣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門峽那樣能綜合地解決防洪、灌溉、發電等各方面的問題。”根據蘇方的建議，國家計委於當年設立了黃河規劃委員會。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準備大干壹場時，壹個德國的水利專家來到三門峽壩址。經過勘測，他斷言：“在三門峽築起大壩，無疑是在修建壹個禍害關中的死庫！”
無獨有偶，1956年5月，黃河規劃委員會收到黃萬里的意見書，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黃萬里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炎培的兒子，畢業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工程學博士，在清華大學任教。
遺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擋不住北京城牆被拆的厄運壹樣，黃萬里也攔不下三門峽工程的上馬，那是壹個用“陽謀”“引蛇出洞”的年代，誰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於是，寧左勿右的學者們壹邊倒地選擇支持蘇聯專家“高壩、大庫、蓄水、攔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國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陝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門峽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設施，以減輕庫區淤積。會後，周恩來親自召集有關人員研究辦法。此前三門峽水庫已由“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但仍未制止淤積。到 1964年11月，總計淤了50億噸泥沙，潼關河床抬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農田60多萬畝，近3萬人無家可歸。曾幾何時津津樂道的所謂綜合效益：發電、灌溉、 航運（維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www.sunrisehotspring.com/dfpx/44887562.htm

2002年12月6日 腐敗大壩
據香港南華早報等報導，三峽經濟開發公司經理金文兆（譯音），從國家三峽建設基金中盜取十二億元人民幣，匯入自己的海外帳戶，本人下落不明。
其實，熟悉內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峽不僅在工程上是壹個大謊言，是個豆腐渣工程，在財政上也是壹個大謊言。請看：
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徵地辦公室主任的黃髮祥，貪污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購買股票，被判處徒刑15年；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萬素梅挪用巨額移民資金進行賭博，被判處徒刑15年； 
雲陽縣新城建設指揮部工作人員集體受賄案；
巴東縣貪污焦家灣大橋工程資金，造成大橋垮塌，人員傷亡；該縣又貪污公路工程資金， 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報廢；
三峽工程移民“模範縣”巫山縣，平均每年貪污挪用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三千萬元，年輕的巫山“移民縣長”蔡軍被殺，檢察官認為兇手是到縣長家搶錢，壹個靠工資收入的七品官，為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稱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書記趙甫安的貪污受賄案卻轟動全國；中國葛洲壩集團的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七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 
…… 
金文兆被公安部門抓起來時，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和移民局將他擔保出來，最後落個錢流海外，人則下落不明。
自從三峽工程批准之後，“三峽”這個招牌就成了三峽工程的專利，在全國兼併網羅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國家對三峽工程淹沒區的優惠稅收政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2年批准三峽工程的動態投資額為157億元人民幣，靜態投資額為壹個為571億元人民幣（1990年底價）。經濟學家劉國光解釋說，動態投資 157億元，就是指在工程開工時，籌集了157億元，把它存放到銀行，利用這筆資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峽工程的建造；靜態投資額為571億元，是不考慮利息、物價和工資變化的造價。三峽工程的造價包括三大項，移民費用、大壩和樞紐、輸變電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輸變電工程的造價不再計算在三峽工程造價內，而工程的動態投資額卻上升到900多億；到了1998年，工程的動態投資額上升到2500億元；到1999年全國人大政協開會，傳出三峽工程造價6000億元的消息，說是朱容基追問工程負責人時給予的回答。 
李鵬曾就三峽工程說過：“水輪機壹響，黃金萬兩。”現在水輪機尚未響，有人早已黃金萬兩了。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決定，從每消費壹度的電費中，增收1厘作為三峽建設基金，後來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峽工程的錢，是從老百姓的口袋裡來的，無論工業用電，農業用電，服務行業用電，最後都取源於每個居民。按每個居民每年平均用電900度計算，每個中國公民，每年為三峽工程“自動”提供資金6.3元錢，全國老百姓壹年就是70多億。
移民安置費是壹大財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買股票、債券、直接投資，壹時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貪污挪用，化公為私，豐都縣國土局工作人員陳芝蘭就用它來買股票，萬州區移民局出納員王素梅挪乾脆拿去直接上了賭桌，豐都縣國土局的黃髮祥則用個人借外商名義去搞飯店，所有這些，禍根都在李鵬簽發的三峽工程移民條例。 
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的機電設備是32台水輪發電機組，其中第壹批14台，第二批12台，最後還有6台。第壹批14台，花巨款進口了12台，其餘兩台進口部件在中國組裝，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術水平，是技術總體水平比中國更差的巴西生產的，也是西方工業國家“邊緣化”了技術。論證的時候說，三峽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機械設備，包括水輪發電機組，都可以國產，鄒家華在給人大代表的報告中也說，主要機電設備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國內製造。可是全國人大批准之後，中國人突然沒有能力自己製造水輪發電機組了，只能進口， 
採買團也週遊了歐洲瑞士、德國、法國，最後買的卻是巴西貨，技術參數也沒有達到合同要求，這中間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三峽工程某些負責人在海外子女的銀行賬上，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許永遠是個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敗大壩

2003年6月23日 三峽工程十年 十個沒想到
⑴沒想到三峽大壩會出現這麼大的裂縫
⑵沒想到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沒那麼大
⑶沒想到移民還不得不外遷
　⑷沒想到移民經費越來越不夠用
　⑸沒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難
　　⑹沒想到三峽庫區的污染愈來愈嚴重
　 ⑺沒想到清庫的工作如此艱巨
　 ⑻沒想到文物寶貝越挖越多
⑼沒想到地質災害接連不斷
　 ⑽沒想到礙航斷航的時間這麼長
－－http://www.tgpcanada.org/news.aspx?vid=3903 

2007年 重慶大旱的持續與三峽大壩
據重慶日報2007年1月12日《水利工程蓄水不足，重慶旱情依然嚴峻》的報導：“重慶在去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結束後，降水量依然偏少”，到目前為止“全市旱情依然嚴峻”。
在去年全年的乾旱中，四川盆地地表的水分幾乎都被蒸發幹了，甚至連巨大的水庫也乾涸了，這麼多水分跑到空氣中，為甚麼沒有降雨呢？因為空氣中的水蒸氣沒有遇到冷空氣，沒有冷凝成水滴降落下來，因此沒有降雨。那冷空氣為甚麼沒有來，原來降水正常的時候，冷空氣是從哪裡來的呢？答案只有壹個，是從長江！四川盆地周圍都是高達兩千米的山脈，冷空氣無法越過，要進入盆地內部，只有沿著周圍山脈中的最低通道──長江才能進入。正常的氣流交換模式是：當盆地內空氣受熱膨脹上升後，四川盆地就通過這個唯壹的水汽入口從外界補充氣流，構成壹個完整的水汽迴圈。因此在沒修三峽大壩之前，江面上有風，而且非常大，沿江吹入四川盆地內部。但還不能說這股風就是冷空氣，而是它在沿江吹向上游的時候，被江水冷卻成為冷空氣。從青藏高原沖刷下來的江水冰冷刺骨，在奔騰咆哮的過程中，激起層層水汽。風在與江水接觸被冷卻的同時，攜帶起江面上潮濕的水汽，成為冷濕氣流，進入四川盆地內部，為盆地內降雨創造條件。
有人認為大壩不過180米高，阻擋氣流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壹想防護林。它們的防風效果是公認較好的。國家大力提倡在風沙大的地方種樹，降低風速，會取得良好效果。但防護林畢竟是樹，樹與樹之間有間隔，而且高度壹般不會超過30米。而三峽大壩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防風牆，不但體積巨大，高達180米，而且鋼筋混凝土澆鑄的表面，沒有壹絲透風的可能。它會結結實實的把所有的風阻擋在外面，這壹點任何人都不會有懷疑。
既然夏天乾旱少雨，那冬天會形成暴雪麼？很難，因為即使空氣中有水蒸汽，但如果沒有寒流，沒有足夠的冷空氣將空氣中的水蒸汽冷卻，也是不會形成降雪的。
現在是考慮炸掉三峽大壩的時候了。只要三峽大壩存在壹天，四川就壹天不會從乾旱之中解脫出來。有三峽卡在長江的咽喉上，擋在水汽進入四川盆地的入口上，四川就壹直會這樣旱下去。
－－https://www.epochweekly.com/012/2799g.htm 

2011年5月23日 三峽大壩：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
2003年6月1日三峽水庫正式蓄水之後，三峽庫區和大壩下游地區災害不斷。
目前每年發電的收入為二百多億元。根據筆者的統計，到2010年僅中國百姓從電費中繳納的三峽基金（包括其後續基金）已經達到壹千壹百億元人民幣，超過三峽工程總投資的壹半以上。但是三峽工程的發電利潤並不屬於中國老百姓。三峽工程的所有水輪發電機已經被私有化，全部發電利潤屬於壹個股份公司。三峽工程的壹些決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壹些官員以及主要工程技術人員則是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
當年三門峽工程在蓄水壹年半後就出現問題，但比較單壹，是水庫庫泥沙嚴重淤積引起的洪水威脅增加，土壤鹽鹼化和下遊河岸崩潰。三峽工程問題的出現略顯滯後，但十分複雜，移民、泥沙、生態環境問題互相交織，錯綜複雜，後果十分嚴重，影響時間很長。簡單地說，三門峽工程是立斬，而三峽工程是凌遲。
拆除大壩，可以徹底解決國務院公告中指出的各項不利影響，恢復自然生態環境，恢復社會正義和公正，近期節省壹千七百億元投資，遠期節省投資在數萬億元之多。當然也有損失，首先是壹些人的臉面，還有是每年二百多億元的發電收入。
現在不下決心拆除三峽大壩，將來不利影響越來越大，所需資金越來越多，到無法承受時，想拆可能也不行了。
但是壹個裝滿二百億立方米泥沙的三峽水庫，是無法拆除大壩恢復自然原狀的。當壹個工程不知道它的歸途在哪裡，它就根本沒有被建造的權利。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mobile/focus_on_china/2011/05/110523_cr_china_3gereges.shtml

2011年6月1日 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摁住的火藥桶
記者：從技術層面來說，三峽工程是否實現了最初的功能？
王維洛：三峽工程，從工程上來講有四個目標：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這是最初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時和向全國人大報請項目時提出的，最終只實現了壹個目標--發電。
記者：您怎樣評論中國政府壹直在強調的三峽工程"利大於弊"的說法？
王維洛：當時還說不建方案與晚建方案相比，只是節省了110億元人民幣，可僅僅是從現在到2020所謂的三峽後續工程，其費用已經是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是原來的10倍以上，所以綜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峽工程是弊大於利，而且隨著三峽水庫運行時間的增長，弊病會越來越大。
記者：這次長江中下游大旱，您覺得三峽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王維洛：我們必須把這個話題分開講，長江中下游大旱的時間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峽工程加劇了乾旱，而不是起到緩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專家也指出原來鄱陽湖、洞庭湖之間水量的互補關係，由於三峽工程，這種互補關係被破壞，目前正進入互相之間不協調的階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補效果的，而三峽工程是破壞了這個效果。
記者：目前三峽工程引發的問題，除了大家知道比較多的生態環境、地質災害等，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還有哪些？
王維洛：社會問題從兩個層面來分析，第壹個就是三峽的移民，他們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過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對三峽移民總結的壹個報告，在最後是這樣寫的，三峽移民目前處於"三無狀態"，無工作，無地種，無出路。
記者：中國國務院出台《三峽後續規劃》後，這裡面涵蓋的壹些更大的危機在哪裡？
王維洛：這次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線，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國官方不承認他們在規劃中的錯誤，只是說出於地質的要求提高了七米，這樣就增加了三十萬新移民，遷移這三十萬移民還需要1700億人民幣。後續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繼續為三峽工程帶來的不利影響買單，中國政府的決策者這次承認不利影響，為的是收錢有名。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老百姓會繼續為三峽工程買單，三峽工程也實現了發電，誰來享有收益？
王維洛：三峽工程並無什麼防洪、發電、航運等的綜合效益，真正實現的只有發電這壹塊。目前每年發電的收入為二百多億元。其實三峽的水流發電是長江三峽水電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財產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歸長江電力公司的。
但大壩要維修，隨著時間流逝維修費更高，由老百姓來支付常年的維修費用，包括後續的移民也要老百姓來買單。
記者：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的工程，黃河的三門峽和長江三峽，壹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下壹個正在被證明，從決策者到專家，誰來為這些背書，誰來承擔責任？
王維洛：為三峽工程背書的、真正承擔責任的專家迄今為止壹個也沒有。
－－https://www.dw.com/zh/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摁住的火藥桶/a-15125105-0 

2013年7月31日 再論長江中下游氣候異常與三峽大壩
自從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建成封頂，有關三峽大壩改變當地氣候的爭論就壹直沒有停息。三峽大壩建成七年，人們從廣播電視上最常聽到的便是每年夏天重慶高溫、乾旱和暴雨。
三峽改變氣候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將曾經奔騰不急的江水攔腰截斷，變成壹潭死水，對當地自然和生態環境產生致命的影響。更關鍵的是三峽建在了四川盆地的咽喉之處，建在整個四川水系上千條河流的唯壹出口上。如果把四川比喻成心臟，四川境內的河流比喻成血管，那麼長江就是所有血液匯集在壹起的心臟主動脈，而三峽則是這個動脈血管的出口。只有心臟蓬勃有力的跳動，才會把血液輸送給長江中下游五省壹市。現在把這個出口堵死，整個心臟就會因為血液流通不暢而死掉！
現在7年過去了，我們不妨把過去7年所有關於重慶乾旱的報道找出來，看看重慶是否壹直乾旱。 
1)2006 重慶特大大旱2006.08.30（新華網） 
2006年以來，素有“千河之省”“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遭遇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特大旱災襲擊。春旱連夏旱，夏旱連伏旱，特別是7月以來，似火的驕陽日日高懸，似乎要烤乾四川大地的每壹滴水。
2)重慶持續乾旱160萬人面臨飲水困難2007.04.03（新浪網） 
我市的旱情依然嚴峻，截至昨日上午11時，全市仍有36個區縣存在春旱，農作物受旱面積146.1千公頃，全市仍有36個區縣(自治縣)的161.09萬人、123.42萬頭大牲畜存在臨時飲水困難。
5)重慶部分地區乾旱31萬餘人飲水困難 2008.07.12 （新浪網） 
6月中旬以來重慶各地降雨嚴重不均，全市40個區縣中近壹半區縣降雨偏少，部分區縣遭受伏旱較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達到10餘萬公頃，31萬餘人出現飲水困難。19個區縣降雨比往年均值偏少，其中渝東南、渝東北的10個區縣降雨偏少四成以上，酉陽縣偏少八成以上。
7)重慶秋旱：34萬人臨時飲水困難 2009.09.11（重慶新聞網） 
據統計，截止9月9號，全市已有34.1萬人，19.3萬頭牲畜出現臨時性飲水困難，農作物受旱面積達到342.2萬畝，其中重旱115.6萬畝。旱情監測顯示，我市目前西部、中部、東南部的10多個區縣出現了中度乾旱，甚至重度乾旱。
8)西南遭遇特大乾旱 嘉陵江合川段部分已見底 2010. 03.19 
3月18日，重慶市嘉陵江合川段大量河床裸露出來，嘉陵江部分水段已經見底。自2009年9月以來，中國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廣西、重慶、四川等省(區、市)都遭遇大範圍持續乾旱，部分地區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來水之少創歷史之最。
今年以來的持續乾旱天氣已造成重慶34個區縣出現旱情，94萬人因旱出現臨時飲水困難。（騰訊新聞） 
9)水庫乾涸河水斷流 重慶26區縣乾旱61萬人飲水難 2011.08.17 
市防汛抗旱辦介紹，我市旱情已發展至渝西、渝中部、渝東南及渝東北部分區縣，涪陵、萬盛、綦江、榮昌、永川、璧山等26 個區縣不同程度受旱，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224.57萬畝，其中重旱47.61 萬畝、乾枯13.10萬畝；61.30萬人、32.43萬頭大牲畜因旱出現臨時飲水困難，有2條河流斷流，51座水庫乾涸。（新華網）
10)重慶51萬人飲水困難 官方緊急通知“抗旱保耕” 2012.03.22 
截至3月20日，重慶已有95萬畝農作物受旱，123萬畝水田缺水，51萬人出現臨時飲水困難。（中國新聞網）
12)重慶17個區縣遭遇春旱 榮昌出現特大乾旱飲水告急 2013.03.19 
半年未下壹場透雨，涪陵百興村百年老井乾涸（新華網） 
在上面每隔半年壹次的報道中可以看出，整整7年，重慶壹直處於乾旱之中，從未間斷！期間雖有降雨，但分配極不均勻，降水強度大，時間短。很多地方降雨之後由旱災立刻轉為洪災；洪水退去，又變成旱災。這也是人們不時聽到重慶暴雨，卻始終處在乾旱的原因。所有這些報道都確切無疑的證明：自從三峽建成，高溫乾旱就壹直伴隨著重慶。
－－ https://www./news/gb/201 ... 06860.html

2014年3月27日 劉植榮：三峽工程坑了百姓多少錢？
壹名多次參與三峽工程招標的匿名人士2月25日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三峽集團每年招標的工程總規模至少在100個億以上。2014年以前，絕大部分都沒有經過正規招標，說暗箱操作是客氣了，實際上全是‘明箱操作’。”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壹次對記者說，中介費已成為招標領域最大的腐敗，而且某些中介擁有複雜的關係網，甚至部分央企也要通過他們的關係才能拿到項目。他說，中介費根據工程大小收取，100億元以上的工程往往收取1-2%的中介費，稍小的工程是3-4%，還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費。 
2013年3月11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委移民工委書記譚棲偉說，三峽後續工作，說到底就是壹個資金的問題。那天張高麗常委講了2400億元，實際上是把三峽建設基金再徵收10年，這樣全口徑能夠收到2400億元，用於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後續工作，而三峽後續工作的資金是1238億元。譚棲偉強調：“這1238億元，張高麗常委講了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如果三峽後續工程繼續使用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里的1238億元，則三峽工程要使用基金2853.87億元，相當於全國人民平均每人為三峽工程捐款220元。與此同時，也讓三峽工程的總投資增加到3316.73億元。 
據長江電力2012年利潤分配方案，向股東分派股利占利潤的65%，而長江電力2012年末股東數為363461戶，第壹大股東三峽集團持有73.33%的股份，這樣，我們就計算出三峽集團每年能從三峽電站收回投資回報為36.2億元，三峽工程3316.73億元的總投資需要92年才能收回。而大壩的壽命最長才60年！－－http://www.aisixiang.com/73368.html 

2015年10月8日 鮮為人知的三峽工程移民悲慘命運
按照三峽工程當時批準時候的規定，就是三峽工程每個移民的賠償的款項是3.5萬，當時國家拿出400萬人民幣來安置三峽工程113萬移民，平均每人在3.5萬以上。根據三峽工程最後結算報告，它自己說的共花了800多億。它說是安置了120萬移民，每個人移民安置費近七萬，但是蘇師傅家是每人拿壹萬塊錢，還有六萬塊錢到哪裡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那時候三峽工程給移民描繪了壹個很美好的景象，當時李鵬給他們描繪的:妳的家正好在175米這個地方，蓋壹個新的房子，妳壹出門，妳家的花園前面看的就是長江，175米高的水位線，像壹個湖壹樣，上面開的是大輪船，這個汽笛壹拉，嘟壹下，妳家後院的橘子樹上的橘子就啪啪往地上掉的這麼壹個美好的景象……
三峽移民他們失去了地，失去了工作以後，什麼也沒有了，他們就成為沒有收入的人，拿社會保險，每個月拿幾百塊錢，付點電費，付點水費，他就什麼也沒有了，就是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現在是處於另外壹個狀態，這些移民住的地方不安全，要滑坡，政府又不想掏錢，來賠償他們房屋的損失。政府採取的態度，我不催妳們，我這壹次不催了，等到妳們自己發現妳們這個房子再住下去的時候，要死人的時候，妳們自己再來找政府，政府給妳們壹點錢，妳們就得滾蛋，無法向政府提出賠償。
很多中國人會問:那三峽工程不是每年有發壹千億度電嗎?發電不是有收入嗎?這個問題問的很好，但是三峽工程所有的發電機都已經賣給壹個股份公司了，所以發的電全是那個股份公司的，和中國人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所以三峽集團說再安置下面的移民它沒錢。沒有錢呢還得讓中國納稅人出錢，所以它現在還有繼續徵收，以前叫三峽基金，現在叫水電重點項目基金這個錢，來給三峽工程擦屁股。
－－www./gb/15/10/28/n4560267.htm

2019年7月21日 三峽大壩-輿論要求真相
三峽建成前後，似乎壹直帶著壹個難以告人的原罪。就是禁止壹切探討，把壹個涉及數億人生命的問題變成三緘其口的禁區。
2003年，新華社報道：“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壹遇洪水”。新華社2007年5月7日報道改口：“三峽大壩，今年起可防千年壹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華社報道：“三峽大壩可抵禦百年壹遇特大洪水”； 2010年七月，中國央視引述專家稱：三峽防洪能力有限，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
毛澤東前秘書，前水利部長李銳之女李南央7月14日明鏡訪談時表示：當時中國國內水泥的澆注強度，只有大壩設計要求的壹半，而國際最高的澆注強度也只有設計要求的四分之三，怎麼解決？不講科學，強行上馬。
－－cn.rfi.fr/中國/20190721-三峽大壩-輿論要求真相 

河南“75·8”潰壩事件 －－維基百科
河南“75·8”潰壩事件是指1975年8月中國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颱風尼娜影響造成的特大暴雨，導致60多座水庫潰壩、近萬平方千米受災的事件，死亡人數則據不同資料從數千人到24萬不等，是世界第三大水災及山體滑坡。
暴雨
8月4日至8日，整個颱風滯留地帶共19410平方公里的地區降雨量超過400毫米，京廣鐵路以西的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到方城壹帶降雨量大於1000毫米。而在暴雨中心河南泌陽林莊，8月7日壹天的降雨量即達到1005.4毫米，最大6小時降雨量更達到830.1毫米，超過當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密士港782毫米的世界最高紀錄。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均超過中國大陸以往的正式記錄。 
8月7日下午，板橋水庫漁業生產隊發現有魚從溢洪道流出。當天，板橋水庫管理局與上游龍王廟、桃花店等雨量站和下游的遂平縣失去全部聯繫。
潰壩
19時30分，駐軍向上級部門發出特急電稱：“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面離壩頂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潰壩危險！”。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接到急電後立即將險情報告給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紀登奎和李先念經短暫商討後認為只有動用軍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時任第壹副總理鄧小平匯報想法，請求具體指示，鄧小平當時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向鄧小平家打電話。鄧小平女兒鄧榕稱鄧小平身體不適，已經入睡。並堅持不肯叫醒父親，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此報道後為紀登奎之子發表聲明否認）。在21時之前，確山、泌陽已有7座小型水庫潰壩。
8月8日1時開始，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竹溝、田崗兩座中型水庫，以及58座小型水庫在短短數小時內相繼垮壩潰決。凌晨1時，板橋水庫水位漲至117.94米最高值，超壩頂1.6米，超壩頂防浪牆0.3米，相應庫容6.131億立方米。漫過防浪牆的洪水先是掏空牆後壩頂的卵石路，繼而推倒防浪牆，然後衝決壩體，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衝出板橋水庫決口處，沖向下游。首當其衝的道文城公社死絕227戶，9600人遇難。垮壩後僅1小時，洪水到達45公里外的遂平縣城，部分人或被途中的電線、鐵絲纏繞勒死，或被沖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廣線鐵路高坡時，墜入旋渦淹死。3時左右，峰頭高達7米到10米的洪水越過45公里外的遂平縣城城下。
災後統計
河南省有30個縣市、1780萬畝農田被淹，1015萬人受災，400多萬人被洪水圍困。倒塌房屋524萬間，沖走耕畜30.23萬頭，豬72萬頭。駐馬店境內京廣鐵路被沖毀102公里，中斷行車16天，影響運輸46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人民幣。是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潰壩慘劇。
8月13日
汝南有10萬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萬，還有6萬人困在樹上，要求急救；全縣20萬人臉浮腫；新蔡有30萬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個公社全被水圍住，許多群眾5晝夜沒有飯吃；上蔡有60萬人被水包圍；華陂公社劉連玉大隊4,000人把樹葉吃光；黃鋪公社張橋大隊水閘上有 300人6天7夜沒有吃飯，仍在吃死豬死畜。宿鴨湖水庫：大壩上5萬人4、5天沒吃東西了。平輿有40萬人在水裡，腸炎、腦炎流行。醫療隊下去了，但沒藥物，很多地方出現了災民有病哭，醫生看了病沒藥也哭的情況。新蔡、平輿東部水仍上漲，全區200萬人在水中。
死亡人數的質疑
1980年代後，全國政協委員喬培新、孫越崎、林華、千家駒、王興讓、雷天覺、徐馳和陸欽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數為23萬；
1994年，原水利部長江流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長江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魏廷錚在馬來西亞被國外媒體問及此事時回答：“不記得具體死亡人數，但不會超過壹萬人”，因為如果死亡人數超過萬人，國際新聞界必然會有報道。這壹說法遭到中國大陸民間的批評；
2005年，遂平縣檔案局所編的書《砥柱》記載，遂平全縣被洪水沖走23萬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難者被沖積到京廣線以下地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75·8”潰壩事件 

2008年8月10日 75年河南水災：滔天人禍令十萬人葬身魚腹
2005年5月28日，美國《Discovery》欄目播放壹期名為《世界歷史上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TOP 10》的專題節目。它們包括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廠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人為災難，居然就是中國河南省駐馬店板橋水庫潰堤。
據《Discovery》節目報導:1975年8月，河南板橋水庫因暴雨發生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範圍內壹片汪洋。現場打撈起屍體10萬多具，後期因缺糧、感染、瘟疫又致14萬人死亡。24萬餘的死亡人數直逼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
當然，這個24萬的死亡人數，包括垮壩當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難者，也包括幾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難者，以及災後瘟疫、飢餓等致死者。
1958年，河南總結了漭河流域地區興建山區水利的經驗:“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當時的河南省水利廳總工程師陳惺當即反對:在平原地區以蓄為主，重蓄輕排，將會對水域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地下積水過多，易成漬災，地下水位被人為地維持過高，則利於鹽分聚積，易成鹼災。澇、漬、鹼三災並生結果不堪設想。 
然而“以蓄為主”的經驗被大範圍推廣，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內，不僅丘陵地區湧現大批小水庫，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壹道道“水壩”分割閘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後來數十年間致命的“腸梗阻”。 
重蓄水灌溉、輕河道治理、重興利輕除弊的傾向依然頑強存在。到1960年代末，駐馬店地區新增水庫100多座，與此相對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沒有增強，反而壹年年遞減。－－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8/0810_2664_710030.shtml

2018年6月1日 河南75·8板橋水庫潰壩事件：
比唐山大地震還慘烈的災難竟然被掩蓋了幾十年！
1975年8月，河南75·8板橋水庫潰壩事件24萬餘的死亡人數直逼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
1975年8月8日零時，壹場大暴雨導致板橋水庫崩潰，隨即如多米諾骨牌壹般，引發了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潰壩災難。炮製了中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將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縣變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個縣市1000多萬人被淹，直接經濟損失達百億。死亡數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數據是2.6萬，壹說超過8.5萬；民間說法從10萬、24萬到40萬莫衷壹是。比較得到認同的說法是超過30萬。不僅死難人數，且75-8之悲狀亦超過壹年後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說後者更像天災，那麽前者就更像人禍。無數村莊在午夜的瞬間就被數十米高的洪水蕩平淹沒。無數人在睡夢中赤條條就被洪水衝出數百里，從河南漂到安徽。就連火車都被衝出十幾里，京廣大動脈被沖毀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斷絕。數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爛崩潰，黑壓壓的蒼蠅壓斷了洪水中僅存的大樹，人間地獄亦不過如此。
遭到滅頂之災的遂平民間於災後試圖立碑紀念，未果。從某種意義上說，75·8浩劫最大的不幸並不是那場水災，而是災後當局動用壹切手段封殺真相，費盡心機對這場人造災難的隱瞞和掩蓋。36年之後，除非親歷者，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在人類災難史上，我們有過多少世界之最。
－－https://mp.weixin.qq.com/s/2BhziuLR5JUJwNxdK4goqA

2018年8月23日 【人禍】山東水庫泄洪壽光全城被淹　網民批倉促放水不顧百姓死活
8月19日，受颱風“溫比亞”影響，山東省出現大範圍強降雨，造成濰坊、東營、菏澤、泰安等13市遭受嚴重災害。據官方消息，截至8月22日16時，全省508.9萬人受災，18人死亡，9人失蹤。
有當地民眾發文指，壽光下游村莊之所以變成澤國，並非全因暴雨，而是上游三大水庫（冶源、淌水崖、黑虎山水庫）倉促泄洪導致。
水庫被指存水賣錢 未提前清空。
有網民指，此前三大水庫在乾旱時不放水緩解旱情，而是存水賣錢；本次事件中，得知颱風來襲後，水庫也沒有提前做好泄洪準備，而是等到水庫滿後再大流量往下游泄洪，結果極大的水量突然泄出，河水漫灌，禍害百姓。
－－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226239/人禍-山東水庫泄洪壽光全城被淹-網民批倉促放水不顧百姓死活 

2018年8月27日 金言：壽光洪水衝出的真相
壽光不僅是著名的“中國蔬菜之鄉”，而且也是全國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然而受第18號颱風“溫比亞”影響，十幾個村莊被淹，二十多萬個蔬菜大棚受損，價值百萬的養殖場泡湯，無數雞鴨羊群眼睜睜被沖走，數萬頭生豬活活被淹死，橫屍遍野，慘不忍睹。甚至有災民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上吊自殺。然而，災難發生後，沒有第壹時間救助，也不見北京批示，大雨過去快壹個星期，壹些地方仍被洪水浸泡著。據災民們反映，到現在政府沒有出台任何解決方案，村子裡水發黃！惡臭難聞，極易引發瘟疫！無家可歸的村民兩三天沒吃壹口飯，沒喝壹滴水，以致姍姍來遲的救災物資運送到現場後被哄搶！
1.上游水庫是“泄洪”減災，還是“蓄洪”賣錢？
據說，山東濰坊是水資源短缺地區，彌河和丹河上游各縣為了攔截自然水流，人造了三條大壩，處於彌河下游的壽光每年都要花錢向上游三大水庫買水。上游各縣之所以獨霸壹方，各自為政，不顧下游老百姓的死活，抱著僥倖心理，不願在“溫比亞”颱風過境前開閘放水，騰出庫容，很明顯是私利在作怪，是為了儘量多蓄水好向下游多賣錢。當局事後辯解說，不同時泄洪會造成更大的損失，顯然是在掩蓋真相，推卸自己瀆職責任。
2.三大水庫同時泄洪考慮過下游的承受能力嗎？
3.人為堵塞河道導致排水不暢是誰之過？
4.倒塌9,999間房屋有什麼貓膩嗎？
－－www./gb/18/8/27/n106686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