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互聯網普及以來，關於“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爭議就時常在網絡輿論中出現。有人認為那些感謝言辭只是毛澤東的反諷、黑色幽默，還有的人則認為這是毛的真情流露、發自內心的真誠感謝。

    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將有關毛感謝日本侵華的原話摘錄，然後據此進行點評。根據人們收集的來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內的各種正式記錄，涉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共有七次，列舉如下（摘錄自維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第二次：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面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

    第三次：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係和與政府的關係”“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澤東：“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3.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註：其中使用內引號的“皇軍”、“好事”中的引號只是後來將談話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的人所加

    這七次感謝中的毛表達的核心意思可以歸類為兩點，一是日本侵華促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團結、覺醒；二是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讓中共從得以走出困境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

    對於第一點，爭議不算很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現在中共官方的史學還是自由派反對派對歷史的評價，主流都認為抗日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民族認同的強化。共同的抗戰經歷、共同的受難史、共同的歷史記憶，都對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有著重要意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因此感謝日本的侵華、對中華兒女的殘酷虐殺。就像一個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災禍，但是堅強的走出來，並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種巨大成就，災難確實起到某種激勵作用，但是並不能歸功於災難、感謝災難的製造者。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創痛太深了，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沉痛的代價（不僅包括當時的付出，還有後來一系列的連帶影響）。對漢族、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某種激勵，根本無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價和一系列連帶影響。就像全球猶太人也是在納粹製造的大屠殺後才空前團結起來，並且實現復國，成為二戰後國際上不可小覷的一個民族和勢力。但是沒有哪個猶太人會因此說“感謝納粹”、“感謝奧斯維辛”。

   何況，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設，都已經在促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塑造、強化。民國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實質上的統一（只有名義上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但是無疑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漢族包括海外華僑，普遍已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所以，沒有日本侵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仍然會有足夠的團結和凝聚力、共同的認同和記憶，而且是一種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傷害後變得帶有屈辱性質的民族共同記憶。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感謝日本侵華對中國、中華民族的某種客觀上的正面作用（何況這種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嚴重的負面影響抵消，這個後面再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上表達感謝，並不是正確的行為，或者起碼說是不妥當的。至少，他應該同時指出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對中華兒女造成的巨大傷害。但是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並不在乎這些。關於毛對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的態度，後面還會再說。

    第二點意思也就是毛最強調的感謝原因，就非常有爭議性，涉及到中共與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華的複雜關係，進一步聯繫還涉及到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的三角關係，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美國（以及歐美諸國）的多角關係，關繫到中共對中國、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功臣還是罪人等歷史定位和是非評價，乃至中共執政合法性等重大問題。而毛澤東相關感謝言論的動機如何，就成為評價這些問題的重要參考。因此毛的感謝言論才變得如此敏感和具爭議性。

   那麼，毛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才說出這些感謝日本侵華的話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換成其他人說那一定被認為是漢奸、“精日”的話，到底是一種反諷和調侃，還是真情流露呢？

   對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網民，都有不同見解。在前些年毛澤東被批的很臭的時候，人們多認為是真情流露，並以此貶斥毛。而最近幾年則幾乎一邊倒的認為這只是一種反話、一種站在勝利者立場上對日本侵華舉動的諷刺。後者給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據說話的語境判斷意思”、“不要斷章取義”、“按常理推斷毛澤東不可能真心的公開讚揚日本侵華這麼大的罪惡”等，並通過污名化認為毛相關言論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國民黨的粉絲）”來為毛開脫。

   我認為，毛的話完全是真情流露，並不帶有任何反諷、調侃性質。而且，不僅是直言一種歷史事實，還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性，真心實意的對日本侵華這一行為表示感謝（就像子女感謝生養自己的父母那樣的真心，或者說就像每個人平常在得到別人幫助之後那種真誠的感謝一樣）。

    先說歷史事實。對中共來說，確實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他們此後的崛起和執政。我們來看看日本侵華及侵華前後中國的歷史事實，並分析中共與日本、日本侵華的各種聯繫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與日本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正向利益關聯，相反對日本持相對敵對態度。由於中共當時作為激進主義政黨的立場，中共還經常發起反對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行徑的活動，例如抵制日貨、抗議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干涉，並批判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在北伐戰爭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還在南京、濟南與日方發生衝突。國共決裂至抗戰爆發這段時間，中共也不斷批判國民黨方面消極抵抗日本侵華的行為，強調武裝抗日。中共也經常以“抗日”為名進行各種反國民政府的活動，如在大城市進行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派遣軍隊以抗日為名挺進國統區（例如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隊”）和日占區（東北抗聯）以擴大勢力。但這一切行為對抗日本身並沒有多大幫助，抗日的絕對主力仍然是國民政府、國軍（包括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都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為名的活動，更多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不過，這期間日本侵華對中共的興衰還沒太大影響。

    但是後來，中共的命運與日本侵華發生了莫大的關聯。準確說，是日本侵華拯救了中共，並讓中共在起死回生後進一步擊敗了國軍、國民政府，最終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而且，此後的中共政權繼續與日本保持著緊密的利益關係，有著很強的共生性質，直到如今。

   後面的利益與共生暫且不表，先說說日本侵華如何讓中共起死回生並成為國家主人。

   1927年國共決裂後，中共成為了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叛亂分子”，遭遇嚴酷鎮壓。而經過五次圍剿，中共於1934年喪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蘇區”，開始進行“長征”，成為“流寇”。中共將長征神化為偉大的行動，認為是“播種機、宣傳隊”，客觀上的確有這些作用（哪怕被誇大了），但是實際上就是狼狽的逃亡。在逃亡中紅軍不斷減員，還發生了各種內訌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紅軍陸續在陝甘寧一帶站穩腳跟，停止了長征。但是這並不是中共後來所說的“取得了偉大勝利”，僅僅是得到了喘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青海甘肅等地的回族軍閥部隊“馬家軍”，都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爭中。雖然張學良等人圍剿紅軍並不積極，但是如果在蔣介石催促或者中央軍來援的情況下，中共完全可能覆滅。即便不覆滅，最多也只會逃亡到蘇聯、蒙古，或者當時親蘇的盛世才統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紅軍西路軍的慘敗，也證明了紅軍當時的戰力已很虛弱，連在當時中國各軍閥中實力不算很強的馬家軍都不能戰勝。

   就在中共處於困境、前途未卜之時，一場西安事變讓中共轉危為安，起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而西安事變雖最終以和平解決告終，但是和平解決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棄“剿共”，承認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並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國民政府統治下一個獨立的地方軍政勢力。

   而西安事變及誘發的一系列事件，讓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國共合作、中國內部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國軍戰備（蔣介石為表示抗日意志，只得公開與納粹德國等國的軍事合作情況），都刺激了日本決定提前侵華，試圖在中國完成實質統一和軍力提升前擊敗中國。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爆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如果說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還並沒有問鼎中國的希望（頂多只是像其他軍閥那樣一個割據政權），那麼日本全面侵華，則讓中共有了壯大力量、與國民政府競爭天下的機遇。

   關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現摘錄於此：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麼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制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游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制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制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游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麼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游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姦，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制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這些，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在抗日戰爭中，日軍對待國軍和中共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表面看來，日本更加敵視共產黨，例如侵華的理由就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及亞洲的擴散，扶持汪精衛政權的最主要藉口也是“防共”（汪精衛政權的“國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日本還與德意等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實際上，日軍集中優勢力量對國軍及國府控制地區殘酷打擊，但是對中共力量則時常“輕拿輕放”（但這種“輕拿輕放”不包括中共統治區如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軍人、民兵、平民。八路軍、新四軍一旦被俘，除非變節投敵，否則幾乎必死無疑。而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們眼裡普通黨員和士兵都是棋子。他們在各種整肅中對自己人從不手軟，如何會顧惜這些被日軍殺害的黨員和士兵）。這固然和國民政府及國軍是日本主要敵人、中國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觀現實有關，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區別對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軍對重慶和延安轟炸強度的巨大區別。重慶在抗戰中遭遇轟炸200餘次，死傷兩萬多人。延安則僅被日軍轟炸17次，傷亡近400人。而且，重慶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設施，延安卻沒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慶那樣有大山作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窯洞供躲避）。中共作為中國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對日軍有重大傷害，那日軍一定會想方設法鏟草除根，從源頭上摧毀中共的統治中樞（日本就多次試圖刺殺蔣介石）。但是日本顯然在有能力這樣做的情況下並沒有這樣做。日本方面顯然在利用國共矛盾，通過默許中共的發展壯大來擠壓、削弱國民政府和國軍，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在日本敗相已露的之後，日本默許中共的壯大，更是在為分化戰後的中國鋪墊。

    中共與日本在抗戰中的某種默契並不只是猜測。根據日本學者一些研究（如筑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所著《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中共方面與日本特務機關有密切接觸並進行合作，如將所知的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告知日軍，並與日軍達成默契消極抗日，以換取日軍默許中共擴大地盤，形成國、共、日三足鼎立。

   總之，中共正是借著日本侵華，而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出力少、損失少，而得利多，地盤由小變大、實力由弱變強。國軍則是抗日的主力軍，國軍殲滅日軍人數占中國戰場殲敵數的絕大部分。但相比於1937年，1945年的國軍並沒有明顯變強，至少其發展壯大的幅度遠小於中共軍隊。更重要的是，日本侵華讓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幾乎毀於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暴行也讓許多民國精英遇害（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痛惜的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那次起義犧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30萬，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為精英的金陵大學、中學青年學生），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也被打斷，極大的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和威望。這就為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提供了條件。

    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止於此。以上那些“幫助”更多是通過對國民政府的破壞，讓中共取得相對的提升優勢。而事實上，還有日本侵略者對中共的直接幫助。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都在爭搶接收日軍留下的武器裝備及其他遺留物資。雖然從客觀結果看，國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軍物資，但這些接收對提高國軍實力作用並不大（因為那時國軍中的中央軍裝備已經不亞於日軍）。還有，除蔣介石一度聘請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顧問、閻錫山收留萬餘日軍訓練本部軍隊和進行守備工作外，其他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悉數被國府遣送回國。而且蔣介石收留岡村寧次、閻錫山收留日軍，對後來國共內戰勝負影響十分有限。

    而中共則情況則相反。中共在抗戰接收中雖處於相對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讓中共實力大為增強。對於裝備落後的中共來說，接收的日軍裝備如同雪中送炭。最關鍵的，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的相關接收。在駐東北的蘇軍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間接（從蘇軍手中）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遺留的大批武器裝備，包括數十萬枝步槍、2000多門大炮及大量彈藥。此外，中共對除被遣返外的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都採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有12000-33000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衛生、軍工、軍需方面的人員為主。這些人不僅為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軍（尤其遼沉戰役的勝利）立下重大功勞，還成為中共建政後軍事經濟文化（例如由滿映改造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有日本技術人員）建設的重要力量。

    縱觀抗戰及抗戰前後的歷史，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後來對中國大陸全域的獨裁統治。而且，這樣的影響，並不純粹是一種客觀的後果（即日本侵華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勝利），其中還有明顯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觀的勾兌、合作。（雖然並不是說日本侵華就註定讓中共崛起和執政，中共自身的奮鬥和其他歷史機緣的影響也很重要。但是沒有日本侵華這一環，中共就不可能有後來那些成功。就像複雜儀器有多個重要部件，雖然並不是只要一個部件就能運轉，但是沒有那一個部件一定不能運轉）

    這樣的歷史事實下，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也就順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實了。毛所說的“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等，都是大實話。那些辯解說“要了解毛澤東感謝日本的歷史背景”的，這些就是背景，這樣的背景證明了毛感謝日本是順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這樣的歷史事實，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言論辯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辯解理由。例如，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這麼直白露骨的說這樣自揭其短、違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因而又找出各種理由為之辯解。這也是許多初次看到相關言論者的疑惑。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些出乎意料的坦誠、直白、不顧日本侵華災難受害者感情的言論，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所以以為很可能是反話之類。

    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麼是對毛澤東不了解，要麼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尤其建國後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這樣說話一點不奇怪。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人，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現在世界上許多接受系統教育和規訓、非常重視“政治正確”而生恐失言的領導人。毛澤東本來就個性鮮明，不喜歡受各種政治規矩、倫理道德的約束。而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擁有絕對的權力後，變得更為肆無忌憚。無論他說什麼，其他人都不可能對他的權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戰。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表最真實的個人想法。

    毛澤東不僅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發表如此驚人之語，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會發表令人錯愕的言論。在此摘錄幾條：

    1.“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此時反右運動已進行一年，大批知識分子被勞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化”也顯露失敗跡象時說的話。毛澤東長子毛岸英死於美軍轟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幫打傷而精神殘疾）

   3.“我喜歡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對歐美的外交中，毛的確更喜歡與強硬反共但務實的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樂）交往，不喜歡重視人權和各種普世價值的左派。然而毛澤東在建國後一直在國內“反右”，尤其1957年後至1976年毛澤東死前，國內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瘋，沒人敢以右派為榮，誰也不敢說右比左好）

    以上這些言論，根據其現實中的行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這些言論是在自承罪惡、自曝其丑、自承雙重標準。這些話是在反諷嗎？是一種調侃或者說幽默嗎？從內容、語氣，到講話背景，都可以看出來這些話不是反語，是在實話實說。前兩條不僅不幽默，還很冷血殘酷。毛澤東說這些話，一是因為他毫無顧忌（不需要像民主國家那樣擔心被民眾和反對黨批判），也沒人敢因此指責、糾正他，所以有恃無恐、越發放縱。二是因為他想以此來展示一種坦誠、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哪怕說出來會令人驚訝錯愕），並且願意為表現這種坦誠、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來說不宜明說的主張、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華問題上，毛也是這樣的心理和動機。當然，並不排除毛希望通過這樣真摯、親日的言論爭取日本對中共政權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說這些話主要目的並不是尋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辯解者說要“了解毛澤東的語言特點”，而根據毛的語言特點及個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實意感謝日本侵華。

    如果僅從日本侵華對毛澤東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影響，那毛和中共的確“應該”感謝日本。但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他們之間的“感謝”就是災難。不僅日本侵華本身給中國帶來了那八年的慘痛巨禍，也打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榮，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都被日本侵華無情切斷。因日本侵華而起死回生並執政的中共，將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海外華人的命運，都帶往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讓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歷史的發展因此而改變。

   沒有日本的侵華及中共與日本的各種勾兌，就沒有中共的建政。沒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那樣的悲劇，中國也不會在改革開放前30年那麼的貧困，人民也不會變成既狂暴又奴隸的生存狀態。東南亞的華人也不會陷入沒有祖國的絕望，成百萬的死在異族的屠刀和槍口下，並長期淪為二等公民。

   當然了，並不是說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中國就沒有災難、沒有經濟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或許，還會出現實際發生的這個時間線所沒有的巨大災難或者困境。但是，窮盡想象力，根據1936年或 1945年中國和世界的情形推斷，幾乎不可能有比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更壞的情況發生。國民政府可能並不民主，經濟建設不一定快速和順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開放後“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蹟），國民黨主導的政權可能像許多右翼軍政府那樣腐敗和專制，四大家族及各種權貴也會巧取豪奪。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這些年做的好許多倍。僅僅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大幸。何況，根據台灣、韓國、葡西及拉美的情況，右翼專制的殘酷程度普遍都低於列寧式政黨-斯大林體制的紅色極權，走向民主化幾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

    還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假如中國是一個親美的非專制（雖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權，即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廣闊、歷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質化最高、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國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國際合作道路的陣營，那世界上進步與落後、繁榮與貧乏、文明與野蠻的成分對比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中國、美國、西歐這“三極”的共同主導下，世界將普遍進入民主與繁榮。起碼，不會像現在中國這樣，成為世界實現普世價值文明的最大障礙；不會讓世界因某些獨裁者及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對抗之中；不會讓世界在如今還有如此多的專制國家、以暴力、謊言、壓迫維持存在的政權。那時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條件，可以騰出更多資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解決更多民生的煩惱與個體的苦難。這樣的世界，離“天下大同”也就不遠了。

    可惜假設無法改變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往往不遂人願，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甚至，經常會有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前面提到日本侵華及前後幾年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並沒有說完，相關的歷史也沒有告一段落。以為日本對中國的惡劣影響結束了嗎？並不是，殘酷的歷史還在繼續。

    1949年，中共建政。這時冷戰已爆發。中共宣布中國“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向蘇聯。與倒向蘇聯同時的，就是與美國的全面對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金日成的南侵導致美國干預，仁川登陸後，美軍迅速奪取朝鮮半島大部，逼近鴨綠江。面對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先後有百萬志願軍進入朝鮮，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

    為人忽略而令人傷悲的是，這距美國和中國並肩抗日僅僅過去了5年。抗戰爆發後，如果沒有美國、蘇聯等國的支援及後來的參戰，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外國援助中，美國出力最大、犧牲最多。當中華兒女在中國大陸上被屠殺、強姦、當成人體實驗品、強迫勞動時，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痛擊日軍，並且轟炸日本本土，為中國報仇雪恨。美軍也通過派遣顧問、組成志願航空隊的形式直接在中國對日作戰。沒有美國參戰，中國的淪亡只是時間問題。可以說，美國、美軍是中國的恩人。不僅國軍，中共軍隊在抗戰中也和美軍多有合作，美軍考察團還訪問了延安和華北八路軍根據地。在後來的國共內戰調停及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制定中，這些美國軍方人士都不曾有負中共。

    可是，就在朝鮮戰場上，本來應是朋友也曾經是朋友的中美兩國軍人刀兵相見，雙方共計死亡近20萬人，受傷數十萬人。許多曾經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浴血作戰的美軍官兵，卻死在了他們幫助的中國人民槍下。這樣的廝殺並不是為了某個正義的目的，而只是緣於某些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見。

    而這樣血腥的廝殺，當然讓剛剛被美軍打敗的舊日本軍人十分興奮。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共軍隊為他們報了仇。他們被美軍擊敗、戰友被殺、被迫投降，軍隊也被解散（雖然後來又重建了）對美軍恨之入骨。現在看到美軍在三八線吃癟，自然十分高興。（關於日本右翼和舊軍人對中美在朝鮮交戰的態度，並不是我自己想當然的想象，而是根據諸多事實進行的分析推斷。這也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如台灣的歷史學者許劍虹先生在其寫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問題）

   不僅日本右翼、舊軍人高興，整個日本都為朝鮮戰爭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爭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第一個節點和機遇，就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中美軍的巨大物資需求，讓戰後百廢待興的日本重獲生機。從此，日本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兩國的徹底決裂（中共已控制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只退守台灣一隅，所以說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代表了中國沒有問題），讓美國只能依靠日本制衡中國，改變了美國在二戰結束時設計的扶植中國壓制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軍國主義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筆勾銷、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軍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戰犯，後來還將已經判刑的戰犯提前釋放。所以，朝鮮戰爭中美廝殺，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惡累累的日本（不要說平民無辜之類的話，除了極少數是反戰人士，其他哪個日本人沒有以某種形式參與戰爭？這些人及其後代在戰後又有沒有悔罪？是不是還在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戰爭罪行？）在戰後取得了長達數十年的高度發展和繁榮，還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戰爭罪犯生活優裕；受害的中國卻長期貧困、動盪、落後，民主法治更是蕩然無存，侵華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難，含恨而逝。

    朝鮮戰爭後，中美兩國也陷入長期的對抗，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而日本雖然追隨美國，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兩國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中共為對抗美國，對日本就千方百計拉攏寬容。對於日本的戰爭罪行，毛澤東時代甚少提及（僅僅在涉及中共抗戰相關的歷史時順帶提及）。南京大屠殺、華北大掃蕩、浙江屠殺等日軍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還猛烈抨擊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行為，將之稱作帝國主義的“罪孽”。美國投擲原子彈某種程度是為中國人報仇出氣的行為，也加速了抗戰的勝利，減少了中國的損失，中共反而恩將仇報大張撻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權利擺的這麼高（或者以此討好日本獲取利益），卻根本不在乎本國人的生命和尊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放棄中國對日索賠的權利，還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榮將日本侵華稱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的說法。這也導致了以後日本方面有充分的藉口拒絕承認戰爭罪行和謝罪，也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喪失了法理依據。

    當然，中共以此換取了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無息貸款、技術支持、投資及少量無償援助在內的經濟支持。從1972年到21世紀初，日本對華各種援助數額總額達2900億人民幣。許多人也以此說明日本對中國做了一定補償。但是，這些援助多是以經濟合作的形式進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購買日本產品、興建基礎設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術同時接受日資進駐等。這種合作中不僅中國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並且日本處於利益鏈上游受益絕對值更高。中日經濟合作也有利於日本免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滯脹”，經濟從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長至90年代，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的經濟奇蹟。這和單方面支付賠款完全不是一個性質。況且，日本政府也明確否認這些與戰爭賠款有關，極力撇清這些經濟援助與戰爭責任的關係。

    這些援助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鞏固了中共政權的專制統治。正是日本這些政治經濟支持，讓中共在折騰了二十多年後再次“續命”。具體說來，這些援助獲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在嚴重不透明和腐敗的中國，各種外部的資金、技術、產品，分配和使用權都在中共各級幹部手中，人民並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沒有獲益。那些戰爭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至於援助帶來經濟發展的對國人間接的好處，沒有日本侵華中國過得不知道要好多少，這點補償能值什麼？（說到這裡，有一個被國人經常使用的詞“吃人血饅頭”，這詞經常被網民誤用。但是放在這裡卻不算誤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於賠償性質的援助，卻落入了中共權貴集團手中。某種程度，這些權貴所得是用那些死難者的命換來的。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吃人血饅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繼續奉行對日親善政策。雖然一度不再有親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卻有聯日反蘇的需要。如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絕口不提日本戰爭罪行，卻特意強調意在譴責和制衡蘇聯的“反霸”問題。甚至，中共因日本不願意接受“反霸”條款而一度推遲簽約。對中共來說，強調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遠比日本戰爭罪行問題重要。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立場，而且是出於中共自身而非中國人民利益的實用和功利。

   如果以為日本和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到此為止、只有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樂觀了。我所說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對中共及中國的影響。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不僅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海外華人紛紛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民主歌聲獻中華”唱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槍聲和坦克轟鳴，擊碎了中國人民和華人華僑共同的民主夢想。在短暫但血腥的鎮壓後，中國的民主進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國對此紛紛譴責，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實施制裁。六四後的中國，正在陷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鎮壓也被國內廣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憤怒。從國際局勢看，那時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從蘇聯和東歐，到韓國和台灣，以及拉丁美洲，專制政權紛紛垮台，民主都在迅速的實現。在這樣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規，保留住專制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國尤其美歐日積極的通過制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內憂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撐得住。也就是說，六四後中國仍然有幾年處在變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會到來。

    可是，就在中共在國際上相對孤立、政權根基不穩、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日本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六四當日，日本就決定反對對華制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國”的主張，與其他所有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共暫時穩定局勢後，日本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往來，繼續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共緩頰。而歐美其他國家也跟隨日本的政策，靜悄悄的取消了對中國的各種制裁和限制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讓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後一度面臨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國家政權的身份在國際舞台活躍。

    當然，據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歐美各國尤其美國也是傾向於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尤其美國的老布什總統很親近中共，拒絕聽從國會制裁中國、督促中國民主化的建議。而且，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強於日本，美國對華政策對世界的影響更重要。但是，六四後首先與中共接觸、首先改善對華關係，並且對當時中共政權提供經濟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確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綏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發的、最大的作用。

    至於日本為何如此，大多數研究和評論都認為是日本需要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國這個鄰邦的關係，以及共同對抗美國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妥協，同樣有出於利用中國制衡日本的動機）。這些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實低估了國與國之間鬥爭的殘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勢力、軍國主義接續力量的陰險。

    我認為，日本在六四後幫助中共維持政權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個立身不正、理不直氣不壯、帶有嚴重歷史污點和合法性軟肋的政權，需要中國有一個不會真正反日、能夠約束民族主義情緒和行為、不會實實在在追究日本歷史責任和現實悖謬行為、不會為中國國家利益而與日本發生激烈衝突的執政黨，需要一個能夠抑制和慢慢蠶食中國人愛國心和正義感、讓中國走向內耗和崩解的統治集團。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讓日本不必為罪惡付出代價、不需改變現在的醜惡行為、不需擔心中國對日本產生實質威脅，也才能讓日本長治久安。

    前面已經講了中共從抗日戰爭到鄧小平時代與日本的關係、對日本的態度。從這些事實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確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陰暗期待。當然，有人會拿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係的惡化、中國官方對日的強硬態度反駁，認為中共已經改變了對日政策，由親日轉向反日，並且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僅僅是看到了事實的表層。中共真實的對日態度及由此衍生的行為，其實也不難窺探，只不過需要略微費點勁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中對中共對日本的態度有詳細列舉和分析，內容較長，我截取關於對習近平時代對日關係的評論，摘錄如下：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台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台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裡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一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罈罈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凌，哪怕台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一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台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一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隨著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准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注”、“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姦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一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一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

    據一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一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裡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迴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係”，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制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更惡劣的是，在習近平政權宣傳機構的授意下，大陸的“五毛”和“自乾五”在互聯網上大肆污衊香港的保釣人士、反靖國神社人士，聲稱這些人是“為了破壞中日關係”、“受美國指使離間中日關係”等。如此誹謗殊為無恥，更令香港愛國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愛國又支持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一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沖涼、不准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嚴敏華似乎已獲釋，但郭紹傑迄今未獲釋）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麼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一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一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一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係，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衝突的敵對國家/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一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徵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制；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一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污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一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制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正在並繼續用作鎮壓內部異議人士的工具，如藉助民族主義大旗將政治反對人士污名化為“漢奸”、“叛徒”、“特務”、“賣國賊”、“給外國遞刀子的”，加以打壓和迫害。但中共只會用其對內對國人施害，而不會將之用在傷害外國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強及國民。當然，中共用“漢奸”等詞彙污名化政治反對人士，其實真正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統治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

    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扎生活或既掙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緻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慾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階級矛盾、官民矛盾、境內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國內矛盾，無論是在現實急迫性、關注優先性，還是在國民的實際感知上，都超過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沉淪之中，沒有真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淨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

   除以上內容外，還有許多相關分析，因篇幅問題無法全部摘錄。總之，中共政權雖然名義上強調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在教育上強調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銘記，卻並不是真的在煽動民族狂熱，而僅僅是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並且，中共政權有意將日本與歐美列強混同，藉助對日本罪行的展示來達成一種“歐美日都壞”的印象，以此強調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權理不直氣不壯，本身就有屠殺本國人民、鎮壓民主運動的污點，所以沒有底氣道義上與日本“死磕”。

    對於中共和日本來說，雙方都在利用著對方的道德軟肋作為要挾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殺和專制獨裁的軟肋，還有最近增添的香港與新疆問題，日本有侵華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殺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絕悔罪、美化戰爭、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行徑。雙方對於對方的污點都一清二楚，並且加以利用。雙方都會在這些問題上指責對方，但是只是點到為止，不會撕破臉皮（可以看到每次歐美譴責中國人權問題，同屬西方陣營的日本往往沉默，或者雖然也批評但相對最低調）。在有所譴責的同時，雙方都繼續幹缺德的事、拒絕改變現實或彌補歷史罪行。這就像擁有核武器的雙方擁有恐怖平衡、誰也不敢向對方大打出手一樣（也像兩個官員互相捏著對方“黑材料”、黑社會成員間互相知道對方黑底子一樣），日本和中共分別拿著“六四屠殺/專制極權”和“南京大屠殺/侵華政權延續”的原罪“炸彈”相互威懾，最終心照不宣的“輕拿輕放”，各自“各取所需”，繼續己方的罪惡行為。（對於這些想法和相關行為的動機，雙方當然不會行諸文字，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講，也就不太容易被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者確認和記錄）

    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權存在的第一目的是為了維護專制獨裁統治、維護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非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會真正在乎國家利益受日本損害，無論是歷史上的日本侵華還是當今日本的所作所為。日本只要安撫好中共統治集團、保證不侵犯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不需要考慮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情感），中共就會相應讓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會約束壓制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力量和情緒。而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政府代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無法滿足中國需求，並且出現激烈利益衝突，危及日本安全。滿足一個統治集團的需求是相對容易的，滿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難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台了、中國民主了，那不僅日本對中國政權的“道德威懾平衡”能力失效，也會面臨權利意識、正義感甦醒的中國人民的齊聲討伐，日本將無法迴避歷史及現在正在做的種種罪惡和悖謬行徑。日本也無法像現在這樣僅靠拉攏、安撫統治集團即可解決問題，必須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挑戰。

    這種變化有一個現成的前例，就是韓國。韓國在軍事獨裁時期長期實行親日政策，從朴正熙到全斗煥，都為了維持獨裁統治和經濟發展等原因，對日本侵韓歷史輕描淡寫，甚至不惜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以與日本簽訂友好條約。專制時期人民的人權意識被有意壓制，遊行示威、言論譴責、拍攝文藝作品等表達自由也被嚴格限制，人民大眾不能自發自覺的起來紀念歷史、譴責日本各種悖謬行徑。韓國軍事獨裁政權採用功利主義態度，為了現實需要壓制人民的正義感，親日派掌控著處理韓日關係的大權。在朴正熙、全斗煥軍事獨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韓關係非常親密友好。像慰安婦問題、強制勞工問題、獨島問題都被冷處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制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韓國走向民主化後，不僅民主主義成為韓國人共識，民族主義風潮也風起雲湧。民主化讓人們有了更強烈的人權意識、責任意識、自主性。此前被軍政府雪藏的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紛紛被正義的韓國進步人士提出。面對洶湧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視那些既是民族災難、又是人權問題的各種涉日議題。例如日本強征“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問題的批判和解決，逐漸走上議事日程。那些飽經苦難的“慰安婦”和倖存勞工都得到了韓國政府的補償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賠償。而且人民還對韓國建國以來至軍事獨裁時期各種親日派進行了批判和清算，如製作《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錄》，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責任追究、沒收其非法財產等。而韓日關係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間的勾兌、純粹利益的往來，而是將日本殖民主義罪行問題、日本對待歷史態度問題等作為重要內容，將韓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價值觀念及韓國人人權作為處理涉日問題的優先考量。

    因為日本一直拒絕像德國那樣正視歷史、做出足夠的改變、清算和補償，韓日關係自韓國民主化以來一直不佳，在進步派當政時期尤其如此。韓日之間經常就“慰安婦”問題、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問題等發生爭執，韓國政府經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關者，並不惜中斷一些政治經濟軍事交流。雖然由於韓日同屬美國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並未完全撕破臉皮。但像韓國軍事獨裁時代那樣極為親密的日韓關係，已經永遠走入了歷史。

   因此，有了這樣前車之鑑的日本，更不願意中國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國做的惡行至少從絕對數量上遠多於在韓國所做，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又十多倍於韓國。如果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勇氣、責任意識覺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個日本體制和社會，都可能面臨沉痛打擊甚至滅頂之災。而且，中國民主化之後，中共與日本勾兌、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跡也會被廣泛的披露，日本不僅需要為侵華承擔歷史責任，還要為扶植中共獨裁政權承擔責任、受到中國民主政權和中國人民的痛恨和報復。所以日本會千方百計推遲中國民主化的到來。而避免中國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此外，讓中共繼續統治中國，也能讓中國始終處於被國際主流社會孤立的境地，這對於與中國有競爭和衝突關係的日本當然十分有利。在中日衝突中國際社會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為中國處於專制而日本是民主陣營的一員。如果中國也成為民主陣營一員，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現在這樣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歐美的一邊倒支持了。讓中國保持專制、與國際主流社會離心，對維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關鍵。通過扶植毒害中國人民的中共政權，也可以分化香港、台灣等中國分離地區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削弱中國的團結統一性和向心力，減弱中國對日本的威脅（扶植中國的分離主義一直是日本的對華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偽滿洲國）。

    總之，從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著複雜微妙的互利共生關係。侵華戰爭、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發生後日本對華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幾乎具有決定性作用，即沒有日本的幫助就沒有現在中共的當權。對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對中國、中華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日本不僅侵略中國、殺戮中國人民，還中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讓中國長期陷於中共酷虐的獨裁統治之中。而且這並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意外結果，而是日本有意為之。（當然，日本也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過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漢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的反滿反帝制運動，對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國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為削弱滿清王朝而為之）。還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經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漢字翻譯了大量西方語言的詞彙，對中國思想啟蒙與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經過辛亥革命後日本一系列對華的惡劣行為，尤其最近80多年對中共的扶植和“續命”，日本當年對華的功績已經遠小於其罪惡了。如果辛亥革命後日本沒有後來的侵華和扶植中共獨裁的行徑，那日本對中國確實是功大於過，泛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也的確很可能是個好東西）

    據我所知，對於日本侵華對中共崛起和執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關係，學界是有些相關研究的。但是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關係的緊密。這既有主觀上認知的偏差，也有中共與日本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儘可能隱瞞所以外人無法探知有關。尤其在中國大陸和日本，研究這些問題幾乎是充滿禁忌和障礙的。而香港、台灣的研究力量不足，歐美則對此缺乏興趣（或只是站在他們立場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國利益立場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響和壓力，或者出於自身及自身國家地區、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與日本的互利共生關係，甚至故意撒謊歪曲誤導，說中共與日本是敵對的。這種關注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誤導），自然會影響世界各國政界、軍界、經濟界、文化界、學術界（各學科）、對中共與日本關係的認識，進而影響與中共、日本問題有關的各種認識與判斷，產生誤判和錯誤態度、決策。這種現狀有害於中國民主化、有害於對日問題、有害於世界的和平與民主。

    這種互利共生關係還在繼續著。只要中共政權還存在一天，日本都會與其保持這種互利共生關係，利用中共壓制中國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和真正的崛起，維護日本的經濟政治利益及國際地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維持其充滿戰前天皇制和東方法西斯種族主義殘餘的體系及附著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經濟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強執政實力、解決重要但無法獨立克服的的棘手問題、拓展在國際舞台上的空間和影響力，以及在表面上將日本當成標靶（尤其故意將日本與美歐混同為“西方國家”、“境外勢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歐）以凝聚國人人心與拒絕融入自由世界，以維持自己的罪惡統治。

    近代以來，給中國帶來最大災難、讓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專制與禍亂且至今無法擺脫的，就是中共與日本。而這兩個勢力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合作共謀戕害中國人民，以實現前述的他們各自骯髒的目的。

    因此，對有志於改變中國現狀的各路仁人志士來說，想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應該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樣，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同時推進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無論是中共和日本分別還是共謀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南京大屠殺、731人體實驗、殖民掠奪，還是六四屠殺、死囚器官販賣、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鎮壓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權，戕害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尊嚴。那些把民族復興和解放與實現民主法治對立起來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壞和離間。

   只有認識到日本勢力仍然在破壞中國民主事業、阻止中國人民的覺醒和解放，將繼續進行反日民族鬥爭、清算日本侵華疲華弱華限華歷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進行的各種醜惡行徑當成重要任務目標，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幫凶，為中國民主化掃清障礙；只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人權意識的覺醒，實現民主政治、個人自主和公平正義，才會讓民族精神得到振奮和充實，促進民族團結互愛一致對外，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與民族復興，重新找回漢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博大、自信、仁愛與輝煌。

    還有，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別對待。美國和西歐各國雖然也有和中國衝突的歷史，但是更多是對中國的幫助。無論看他們從古至今與中國的交往史，還是他們政權的意識形態和國民主流價值觀，都是合作大於衝突、值得我們信賴和結交的朋友，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實現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礙。中國、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會與歐美競爭與衝突，但是有著更多一致的目標。中美歐三方構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後全新的偉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應該實現。現在已經晚了太多，我們要努力讓這樣的理想實現的不至於更晚。（當然，我們也要明白，國際關係是很務實的，親兄弟還要明算賬，也不要把歐美太理想化。民主國家之間也有競爭和衝突，美國和加拿大之間、英法德之間、乃至相對與世無爭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也不乏衝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和衝突，性質和程度上完全不同於那些專制國家或者實現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絕承擔歷史責任的國家）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只是將中共與日本心照不宣的關係直白的說了出來。相對於那些滿嘴謊言、說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領導人，毛確實有一種近似瘋狂的坦率。但我們也並不需要感謝他這種坦率。毛澤東如此感謝日本和善待從戰犯到政客的各種日本人，卻對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滔天罪惡迴避不提或者說輕描淡寫，足以可見其對中國人民缺乏起碼的同情心與責任心，視國人性命與尊嚴如草芥。這並不只是根據其言論所得，其實際上的行為（無論是在涉日問題上還是其他內政外交政策）更能驗證。

   中共和日本都罪惡累累，歷史終將會對他們進行清算，一切都有撥亂反正的一天。但是撥亂反正不會自動到來，而需要一代代仁人志士通過奮鬥和犧牲去實現。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太多了，我們不能容許苦難再長期的持續下去。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改變，讓民族復興和民主主義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