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最近幾天，美國邊境巡邏隊暴力驅逐來自海地的難民一事傳入中國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評論區普遍贊同暴力驅逐，並表現出對海地難民的鄙夷。諸如“沒毛病啊，這是非法移民就該驅逐”、“美國警察幹得漂亮”、“這才叫魄力”、“對非法移民還要熱烈歡迎嗎”、“不給你們（難民）牢飯吃就不錯了”之類評論占據民意主流。還有人因此聲稱希望“把廣州尼哥（廣州黑人）也這麼趕出中國”、“應該這樣對付雲南的綠綠（指羅興亞難民）”等。這不僅是普通民眾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精英和體制內人士的想法，只不過後者不在公開場合說出來罷了。

    國人對難民問題的這種態度並不是現在才出現，而是一直都如此。例如對於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那輪歐洲難民危機，中國輿論普遍非常刻薄的譏諷難民，認為這些人“裝可憐”、“背叛國家”、“當逃兵”、“是潛在的恐怖分子”等。對於接納難民的歐洲各國政府及民眾，則以“白左”、“聖母”譏諷之，嘲弄接收穆斯林難民最多的法國成為“法蘭西斯坦”。真真假假的關於難民的負面新聞在中國互聯網上熱傳，包括一些在牆外早已被證偽的謠言（如難民中混有大量恐怖分子、難民獲得補助金比當地國民退休金還高），也時常被牆內互聯網圈子翻譯後用中文再度傳播。2017年，明星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期間發表了一些同情難民的言論，被中國網民瘋狂攻擊辱罵，一度被迫隱身。筆者也因發表同情難民言論而被某中國人（或華裔）在多個社交平台上追罵。

    這說明了中國國民在殘酷的社會中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一些人做出的極端反難民言行，如同叢林社會中只懂得弱肉強食的野獸行徑。

    而尤為可悲的是，中國許多“公知”等自由派人士，包括一些曾經為中國人權奮鬥的維權律師，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有某些自由派人士對拜登政府接納拉美難民導致的美國治安問題、社會問題表現出痛心疾首狀，懷念特朗普時期對難民的強硬政策。哪怕，這其中有一些人正是通過美國接納難民的政策和程序來到美國、獲得自由的，如陳光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他一些自由派和律師雖未得到難民庇護，卻也普遍的、以不同方式受益於美國各種惠及（美國國籍者以外）他國國民的人權政策。

    普通國人反感難民也就罷了，為什麼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甚至直接受益於西方人權政策的人，也如此反對美歐接納難民等相關政策？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問題了。

    無疑，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和中國普通人一樣飽受叢林法則的浸淫，沒有作為現代公民乃至僅僅作為一個人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說至少不能做到對全天下人做到一視同仁的同情憐憫（並不是說要他們實際付出什麼，在態度和言語上不惡語相加落井下石，難道不應該是底線嗎？）。他們或許會對一部分國人有同情憐憫之心，但是換成黑人、拉美混血人、中東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國家的人，就沒有了本也應有的同情心。他們內心深處覺得這些種族和宗教的人低人一等、不值得拯救。他們雖然標榜自己不種族歧視，但是卻在內心時時刻刻有著強烈的種族歧視心理，並且表現在許多具體事務上。

   但是，同樣是這些自由派，和民眾一樣，其中一些人對滿清充滿溢美之詞，即便多數人沒有頌揚，起碼並沒有去激烈批判、堅決反對，還阻止其他人對滿人的種族主義統治、現今滿人享受祖蔭和特權進行批判，對因憤怒於滿清酷虐而發表激進言辭者吹毛求疵，甚至反咬批判者如筆者為“種族主義者”。一方面鄙夷作為受難者的異族，一方面卻又膜拜作為壓迫者的異族。正像魯迅說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在對待滿清統治者和對待難民上的態度對比，最能體現國人這種既分裂又同一的心態。國人對作為征服者的異族頂禮膜拜、大加稱頌，中國許多人跟著宣傳稱讚多爾袞、豪格等屠殺漢人的劊子手“雄才大略”（各種影片和小說中其形象都很“正”，起碼“正”的形象氣質大於“邪”那一面），把奴役漢人高峰期稱為“康乾盛世”（看看二月河作品有多少人閱讀和追捧），對現今躋身精英乃至權貴的滿人也不敢批判打擊甚至十分佩服（哪怕這些滿人是靠從祖輩至今壓榨千千萬萬漢人的命取得的地位和成就，其身份地位各種所得無不浸透漢人血汗），滿清政權被推翻上百年了還充滿著奴才心態；對作為受難者的異族鄙夷排斥、極盡嘲弄，中國互聯網上最具羞辱性的詞彙都扣給了各國難民，尤其是受盡苦難的羅興亞人等穆斯林難民（雖然他們未必完全無辜，但是也不應該遭受這麼殘酷的對待吧），雲南邊境一點風吹草動就引發他們排外聲浪，充滿著優越感和發洩慾。當然，國人也對擠占走其絕大多數權利和民生資源的權貴不敢批判和反抗，對戶籍制度、高幹病房、醫保社保分三六九等等各種顯著的巨大的不公唯唯諾諾，只會盯著黑人留學生得到的那點特權的殘羹（甚至殘羹都算不上）大張撻伐，似乎有了殺父仇奪妻恨。國人欺軟怕硬、拜高踩低、弱肉強食的心態展現無疑。（當然，攻擊難民和讚頌滿清的人並不完全重合，我上面舉的例子也並不都是同時既攻擊難民又讚頌滿清的人。例如反對我批判滿人祖蔭和特權的那幾個人，應該不會對難民有明顯惡意。但是整體看來，攻擊難民和讚頌滿清或者不批判滿清及滿人特權，是中國同時存在的有高度重合的現實主流情況。絕大多數國人厭惡難民、絕大多數人讚頌或者起碼不批判滿清及當今滿人權貴，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接納中東、非洲難民的西北歐各國，並且舉出難民偷竊、搶劫、性侵甚至恐怖襲擊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來證明難民素質低下及造成的危害。可是，在接受通識及文明教育的歐美發達國家主流民眾看來，自己國家國民也有許多違法犯罪，難民犯罪率有時甚至還低於本國人犯罪率（因為難民生活圈子往往與主流社會疏離，並且被當地社區和警方重點“關照”，難民也知道自己身份處境而謹言慎行，所以對所在國國民的犯罪率反而低於普通國民（當然難民內部即對其他難民犯罪率要高很多），只不過難民犯罪容易被關注和報道）。出於一視同仁原則，難民犯罪了按對待本國人那樣法律處置就是，而不是一律驅逐（當然有些國家對犯了重罪尤其累犯的難民、移民是會驅逐的，美國無論奧巴馬還是特朗普、拜登當政，都會驅逐被判處一年以上監禁的犯有較重罪行的移民）。即便難民犯罪率比較高，那也只占難民總數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因為這部分犯罪的而拒絕接納所有難民。而且難民在部分類型案件上犯罪率高，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戰亂和缺乏人權與法治的環境中，情有可原，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加以改變，而不應該成為拒絕他們避難的理由。

    這種想法在中國人看來不可理解，但是這才是正常的、非歧視的、人權至上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總是以“難民素質低”為由歧視、侮辱難民，但是在歐美主流人群看來，這些都是其原生國家惡劣的生存狀況造成的，並不是難民本人的過錯。甚至，正是因為難民“低素質”、貧窮、缺乏教育，才更證明接納這些人的必要。因為只有為他們提供相對良好的社會環境，才可能讓他們走出暴力、貧困、缺乏知識和素養的惡性循環，成為一個有自尊自信、對社會對人類有用的人。而且，這樣也可以促使他們反哺其他未能離開母國的同胞，促進相關國家和族群的文明開化，最終有利於全球的協調發展與族群和諧。

    還有，歐美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對於那些難民的確是有一定的虧欠和救助責任的。中國官方經常宣傳“西方國家把xx國家/地區搞壞了”並不完全是虛言。例如中東地區的動盪，和美英法上百年來出於自身利益的各種干預、爭霸、侵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中東地區的許多衝突及引發的難民問題，主因還是所在國本身以及另外更加野蠻和無視人權力量的干預（如前蘇聯/俄羅斯、土耳其、沙特），但是歐美國家也是有一定責任的。非洲各國則基本都經歷過歐洲列強的殖民，雖然殖民也有正面影響，但是也公認殖民主義為非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例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深耕細織，推動了當地高度的西化、現代化，但是也製造了殘酷殺戮與破壞。所以作為前宗主國接納前殖民地移民、難民，也是一種義務。還有，即便歐美與難民輸出國完全無關，作為發達國家本身就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定幫助，包括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和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這和一個國家內部權貴和富人即便收入和各種所得完全合法，也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負起責任，是一個道理。

    而拉美的難民問題，則與美國有更大的關聯、美國也須負更大責任了。美國獨立建國之後，一方面在北美擴張，一方面在拉美實行以“門羅主義”為代表的半殖民政策，通過武裝入侵、暴力施壓、政治干涉、經濟控制、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損害各國的獨立自主，掠奪拉美的資源和操縱物價，將拉美各國當作資源的供給地和傾銷市場。為此，美國在拉美扶植了前後數十個暴虐的右翼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對本國人民敲骨吸髓，殺戮反抗者，得到血淋淋的利潤，其中最主要收入都歸了當地獨裁者及美國的合作方，人民則普遍生活在貧困和剝削壓迫之中。美國政府本意或許並不是為了壓迫這些國家民眾，但是客觀上無疑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現在拉美難民比例最高的幾個國家，如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是當年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荼毒的重災區。正是美國的殖民政策，讓這些國家無法發展獨立的工業，教育、醫療、供水供電等公共服務及相關設施也無暇投入，全力為美國輸送農產品和各產業原材料。這些國家因此經濟落後、公共服務短缺、治安惡劣，充滿著無法解決的貧窮與暴力，才導致了這些年的難民潮。對此，難道美國不應該負起責任、接納這些因為美國發展而間接受害的中美洲各國難民嗎？這些國家的貧窮落後也有自身原因，甚至自身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但是能說美國沒有責任嗎？

    其他拉美國家雖然受難程度普遍沒有中美洲各國那麼嚴重，但是都一定程度受到美國的殖民剝削和各種壓制操縱，經濟損失和社會建設缺位帶來的民生問題難道不應該美國承擔責任嗎？還有，美國在很長時期內（尤其右翼當政的時候，如尼克松和里根執政時期），並不像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的那樣致力於在全球推進民主，相反扶植了大量獨裁專制政權以服務美國尤其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例如1964年巴西政變推翻民主的古拉特政權並建立獨裁軍政府、1973年智利政變推翻民主的阿連德政權建立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都有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在拉美的一系列扶植專制獨裁的行動，導致數十萬人被獨裁政權殺害，數百萬人因之非正常死亡，對經濟民生也造成了各種負面影響。如今拉美的貧富分化、暴力猖獗、城市公共服務的落後，都和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各種破壞社會公正的政策有關。所以，美國不應該對這些國家承擔責任嗎？這些間接甚至直接受美國干預（而且這種干預是出於美國的自利目的）而受害的人不能去美國要求分享美國所獲的利益嗎？（當然，美國負責並不意味著一定要通過接收難民這一種方式，也不是要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接到美國，但是起碼不應該把費勁心力來到美國的難民一股腦驅逐回去，不應該一副毫無責任、還充滿嫌惡的樣子）

    有一位知名自由派“公知”一方面認為美國應該多接納中國的政治難民，一方面卻認為拉美的“大篷車”跟美國沒什麼關係。這樣的思想很有代表性。這些自由派“公知”的確需要補一補國際政治常識。但是其實不去了解這些複雜淵源，僅憑一些簡單的常識也應該明白，與美國同屬美洲的南方諸國這麼貧窮落後，與美國肯定有著一些關係。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的發達恰恰以不發達國家為代價（雖然也有互利共贏的例子，但顯然也有零和博弈、損人利己的情況），這是常識，就像中國許多人富裕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被剝削壓迫的前提下的。

    事實上，即便不談這些責任、義務、因果關係，量力而行的接納難民在內的各種幫助他國的行為也理應是一種國際義務，作為進步人士、人權衛士和自由派，基於起碼的良知和道義，也應該支持發達國家在條件許可情況下適當接收難民。在具體接收方式、接收多少、如何融入等問題上可以有不同意見（歐美贊同接納難民的也並不是說要把所有發展中國家人都接過去，他們當然會考慮承受能力、可行性、帶來的各種衝擊和影響等問題），但是大前提應該是贊同接收難民、對難民在內的非法移民持同情理解態度。就像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那樣，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幸福、有些人受難，其實是很偶然的，個人奮鬥雖然重要但是實際上遠抵不過外部環境和歷史進程等非自身因素影響，身份完全可能調換。就像美墨邊境兩側的人，僅僅因為一條由於政治軍事歷史原因而劃定的界限，就導致兩側的人（兩側的人有些不僅同一民族同一宗教，還是當年美墨確定邊界前的同鄉同事）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醫療、養老及其他各種公共服務質量有著天壤之別，這公平嗎？何況如前所述，往往“貧者愈貧”和“富者愈富”存在著相關關係，前後二者往往是相互促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強調大同社會及同理心的重要。作為人不應該只顧著自己一家一鄉、一黨一派的利益和感情，而應該推己及人、包容四方，對遠方的他者都能報以愛與幫助。即便做不到付出實質的代價和主動的愛護，是不是起碼在思想和言語上應該做到基本的尊重與理解呢？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尤其普通國民的人權和生活狀況）及對外關係，自然是不適合主動接收難民的（被動接收早已經存在了，來自朝鮮的“脫北者”就是），或者起碼不適合大規模主動接收難民。一個國家當然首先還是要維護和發展好本國國民的人權，要讓自己國民過上有尊嚴和基本權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這不意味著未來中國社會和人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還不應接收難民，更不應該對歐美國家接收難民充滿鄙夷和厭棄。自己暫時不能行善就罷了，還詆毀別人做好事，對受害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這種心態是很醜惡的，令人不齒。做到對難民的理解、對歐美接收難民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礎上討論更好的問題解決方式，很難做到嗎？

    可是，即便這樣的要求，絕大多數國人都做不到。普通國人飽受專制欺凌和社會不公折磨，加上未接受現代人文教育，素養知識有限，在網上罵難民發泄戾氣也就罷了（甚至說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是大多數本應成為國人榜樣的、國家社會風氣引領者的自由派“公知”、人權鬥士都做不到理解難民處境和支持歐美對難民的接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對無冤無仇的難民充滿仇恨和鄙夷，連帶厭惡對難民持寬容政策的拜登、馬克龍、默克爾等人及其政府，並且崇拜驅逐和污名化難民的特朗普及美國右翼保守派甚至極右翼種族主義者。他們也隨特朗普將海地等國稱為“屎坑國家”，大罵奧巴馬、拜登等人接納難民的政策（哪怕他們的政策也是很節制的），侮辱謾罵難民或難民家庭出身的議員並傳播關於她們的謠言，為美國被非法移民“污染”十分痛心。那在他們眼裡，中國又是怎樣的國家？他們這些中國人或者從中國逃到美國的人又算什麼東西？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派的態度那樣，認為只有中國這樣環境下的政治犯才值得美國搭救保護，其他國家落難者不配（起碼普通老百姓不配）？我覺得，就這樣態度和素質的自由派，倒的確不配被歐美接納。如果歐美變成這些人設想的高高在上的“純潔”國家，那也不再值得尊重。

    作為飽嘗系統性、結構性壓迫之患害的中國自由派尤其人權律師，應該和各國難民有更多共情，與各國弱勢群體同聲共氣，發聲支持難民、支持各國政府利於難民的人道主義舉措。弱者如果不能團結和互相給予溫暖，那還如何熬過世間嚴酷的寒冬？當然，如果真的討厭難民尤其黑人、穆斯林難民，不願意支持他們、不想聯合，也就罷了，畢竟人都免不了有個人好惡。但是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還對難民毫無正當理由的惡語相加（而且如果有利益衝突尚可理解，然而難民和他們無冤無仇啊，何況別人救助難民也不需要他們付出什麼代價），激烈反對救助難民的各種政策，還崇拜那些驅逐難民、欺壓弱勢的政治強人和野心家，侮辱和誹謗熱心幫助難民及各種弱勢群體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香臭不分，甚至以臭為香、以香為臭，實在令人感到噁心。

    這樣的心態形成有許多原因，篇幅問題在此就不展開細說了。但是無論因何原因，這樣對待難民及評論涉難民問題，都是非常錯誤的，顯示出他們素質非常低下、喪失了即便普通人都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不知道那些積極幫助中國自由派人士尤其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的外國友人，看到他們所幫助的人居然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言行，會多麼驚詫和心寒。

    如果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不能在例如難民與移民問題、女權問題、身心殘障者權利問題、LGBT權利問題、動物保護問題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主流觀點看齊（並不是說和最激進觀點看齊，而是說與積極但溫和的相關主張看齊），那這些人永遠只是“在野共”而已。或者說，他們只懂得自由，不懂得平等和博愛。他們追求的“自由”，也只是某一個群體和階級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全民全國全人類全地球共同的自由，甚至他們希望以毀損他者的權利與自由以實現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樣的自由派，背棄了啟蒙運動先賢和革命先驅強調的博愛精神，對自由精神也只是一知半解或故意選擇性利用，是魯迅先生說的“柿油派”。如果中國未來被這種狹隘自由主義主導，那麼那時只有部分民主自由、只有部分人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也只不過是一半文明一半野蠻的革命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