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國際熱點。氣候變化指工業革命後尤其近幾十年來地球氣溫的極速升高、極端天氣的日益頻繁。

    對於這種氣候變化的成因，則幾乎一致指向了人類活動。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暖的危害及應對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乾旱地區更加乾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颱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而氣候變暖（氣候變暖是本輪氣候變化的主流和關鍵，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也是關於氣候變暖的，所以以下如無特殊情況，就以“氣候變暖”而非“氣候變化”稱之了。還有，“氣候變暖”並不僅是指一種人為因素導致的自然現象，還是會造成災難的氣候危機）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繫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此外，還有一點即“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廣泛影響。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這些質疑其實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但堅信這些觀點的仍然非常普遍。（關於“氣候變暖否定說”的謬誤，從學術刊物到知名媒體再到各國專家，都有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於是，各國和各國民眾就是否需要遏制氣候變暖、如何遏制氣候變暖產生了諸多爭議。這些爭議有利益層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與價值觀交織的。而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相關爭議也十分激烈。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從官方到民眾的反應及對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反應、爭議反映出的諸多中國國內及對外關係問題，也都十分複雜而尖銳，值得分析、探討，以及給出某種可能的建議。

    首先，中國官方是承認氣候變暖的存在及對中國的真實威脅的，對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預測。但是對於具體如何解決氣候變暖，以及在國際減排合作中承擔多少，與其他國家存在很大爭議，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斷變動。

    而更有分析和討論價值的，是中國民眾（當然這裡的“民眾”也包括精英階層、既得利益者）的相關態度和言行。

    中國民眾（以下簡稱“國人”）中大多數其實是懷疑甚至否定氣候變暖的。其理由無非也是其他國家持氣候變暖否定說人士的那些論調，他們的觀點及疑問同樣可以用相關的海量而堅實的事實和數據駁斥。

     不過，這些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國人並不能決定中國的氣候政策，他們的質疑就科學性本身也沒有什麼討論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包括氣候變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內主流國民對中國對待氣候變暖的立場和態度問題，及這背後反映的價值觀與利益乃至其他更複雜的東西。

    國人中不乏同意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的人，尤其中國社會精英群體。他們的科學素養雖然不算高，但是起碼比美國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認科學得出的結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在氣候變暖問題上應擔當的角色和責任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也不等於他們熱衷於環境保護和遏制氣候變暖。相反，他們的立場恰恰是強烈對抗全球改善氣候問題的努力、反對中國承擔適當責任和付出相應代價的。

     “柴靜採訪丁仲禮”相關的是是非非

    這種立場和態度，在國人對前央視記者柴靜採訪中科院氣候問題專家丁仲禮一事的態度上，有著非常典型和集中的體現。在採訪中，柴靜強調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急迫性、發達國家為減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張以專業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對待全球減排和中國責任問題。而被採訪的丁仲禮，則強調氣候責任問題劃分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更多工業發展空間、中國人民有權擁有與發達國家國民相同額度的人均排放權等。丁仲禮還特意提及了發達國家更早工業化、有更長的不受限制排放溫室氣體的階段，並強調中國不計過往、僅僅要求未來有權擁有發達國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滿足。

    聽起來柴靜和丁仲禮各有道理（雖然那些攻擊柴靜的並不覺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禮的話更加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禮為中國人擁有與發達國家看齊的排放權辯護的那句“中國人是不是人”，更讓國人感到熱血沸騰，稱其為“國士無雙”、“真正的專家”。而柴靜則被認為是站在美國和國外利益集團立場上的叛徒、不懂專業知識且不尊重專家學者，得到了“公知”、“美狗”、“聖母婊”、“賣國賊”等罵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台，都可以看到關於這段採訪的相關評論，對柴靜的攻擊詆毀、污言穢語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觀眾所認為的嗎？丁仲禮所說是全部事實嗎（同樣，柴靜說的是全部事實嗎）？中國究竟應該在全球減排中擔當怎樣的角色、負起多大的責任呢？

    首先，丁仲禮所說的是事實，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實、明顯有選擇性的闡述。的確，中國作為後發工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遠不及歐美。對當下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比對抗氣候問題更加急迫和切實。發達國家則既有先發優勢，又有著如今相對優越富足的生活，所以減排責任更大、減排壓力理應更小。正是如此，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才有“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共識，中國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為基準參與遏制全球變暖的國際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國人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發達國家付出的更大代價及中國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確實從人均而言，減排後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靜及背景視頻中所說，根據協議，發達國家減排幅度將達80%（甚至可能進一步達到95%），而發展中國家減排幅度就沒那麼大，而且實現碳淨排放清零的時間可以更晚。丁仲禮也談到，發達國家那時排放量將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而此前則是7.54倍。這樣的數據說明，發達國家付出的絕對代價和與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對代價，都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而這就意味著發達國家需要主動做出更多犧牲，包括放棄已經取得的許多工業成就、更多傳統工業工人失業，更加衝擊現有的社會秩序。

    不錯，即便如此發達國家還是有人均排放優勢，而且還有歷史欠賬。可是，讓既得利益者主動從現有所得和預期所得中削減非常巨大的份額，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付出了。雖然既得利益者確實應該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欠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一樣。這就像再分配和稅收，既得利益者確實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補貼窮人、維持社會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平均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標準一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5%，美國是35%，歐洲發達國家最高的達到75%。對於精英和富豪們來說，即便繳納75%的個人所得，剩餘的25%財產仍然是國民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十多倍甚至數十倍。難道能夠要求他們減到等於平均工資水平？那樣的完全“均貧富”確實是理想狀態，可是這在當今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還有像比爾蓋茨，即便拿出大多數錢做慈善，他的資產和消費仍然遠高於普通人，可是難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職員一樣才算個完人嗎？

    碳排放問題也一樣。對於發達國家，其工業化程度本來就非常高，農業的集約化程度和人均產值也非常高，雖然近年來第三產業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農業產值仍然比發展中國家高了許多倍。雖然這其中有一定的不義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積累和至今的國際分工製造的不平等），可經濟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勞作、創新得到的。減少那麼大幅度的碳排放，經濟、就業衝擊會多麼巨大。即便推行產業轉型升級、安置就業，也一定會有很大的代價，讓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這種付出也引發了相關利益者的反彈，從石油企業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對，並造成了各國國內的動盪不安（美國就是一例）。發達國家已經願意為碳排放付出總體和人均都更大的犧牲，難道非要讓與他們人均工業產值、人均GDP高度相關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於發展中國家水平才可以嗎？這樣是現實可行的嗎？丁仲禮也說分一份蛋糕是“多麼大的利益”，發達國家的“利益”都是大風颳來的嗎？發達國家願意做出這樣大的妥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不應該也有相應的讓步嗎？

    可能一些中國人即便對此心知肚明，仍然認為應該要求絕對平等，並且認為我這些話是替富人說話、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國人立場上的“漢奸”。那試想，在中國國內減少碳排放的行動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應該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嗎（哪怕上海顯然更受氣候變暖影響應付出更多）？河南省鄭州市市區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內鄉村的水平一致嗎？即便發達地區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權發展起來，可強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標準就公平了嗎？就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包括欠發達地區的利益嗎？都知道中國貧富差距懸殊，但未來中國調節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應不應該讓中國頂級精英和普通白領收入相同、白領和普通農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樣？

    如果這樣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禮及他的支持者主張那樣完全平等（甚至還要追及既往）的原則。這是個理想社會應有的樣子，可現實根本不可能。在各網絡平台尤其知乎那樣平台上說話的丁仲禮支持者，大都有點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國民收入平均線以上，你們支持這種“均貧富”嗎？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線工人一樣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經常還沒後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補償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來說，換做生活優裕的國人，願不願意把自己消耗的工農業消費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費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貧困戶的10倍，願不願意通過降低消費縮小到2倍？

    所以，丁仲禮的那種立場如果從完全理想化的層面看確實是正確的，可是這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類當下並沒有達到那種完全平等所需的環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與更下層“均貧富”，本國不同地區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懸殊，那有什麼資格強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發達國家以巨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但仍高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排放量、發展中國家付出人均更小絕對量和相對較小降幅但仍低於發展中國家人均，雙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縮小，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共同進行減排以遏制氣候變暖，已經是當下的最優解。

    丁仲禮的謬誤

    此外，丁仲禮在採訪中提到他作為地質研究者，認為人類活動對氣溫的影響很小，且後來還提到並不能絕對確定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以及“科學家有主流嗎”的說法，其實頗有誤導性。他的這種說法頗類似於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的立場。本來我不想在本文詳細評論早被無數論證證偽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禮的話，還是具體評判一下吧。

    的確，如果放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最近幾十年、幾百年的升溫並不算絕無僅有（科學界也有研究，說明地球存在數萬至數十萬年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即“米蘭科維奇循環”），如今的氣候變暖只是地球從誕生至今極為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微小波動，地球曾有過比現在平均氣溫高出十幾度的時期。可是，這樣的從極宏觀歷史跨度來看屬於非常微小的波動，卻對當今人類具有毀滅性影響，且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對人類來說，萬年跨度、億年跨度的波動是需要選擇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陽再過幾十億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沒有了），人類如果那時無力移民到宇宙別處或者乾脆其他星系都不適合人類生存，那人類也必定滅亡，一切人類的痕跡也都將一點不剩。但是這不代表我們不再建設和發展，對各種自然災害、氣候問題不再加以對抗。正常情況下，人類還有從宇宙歷史角度非常短暫、但從人類自身角度非常漫長的生存期，可能是幾萬年、幾百萬年、幾億年。或者非常悲觀的算可能也有幾千年。那麼在這幾千年、幾萬年裡，人類是儘可能努力延長生存期、讓後代過得更好，還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無視這樣會對人類未來（也包括當下）造成的毀滅影響、數以億計乃至十億百億人的痛苦和死亡？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總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後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長一些了嗎？

    還有，丁仲禮這個說法也下意識（姑且認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與變量的關係。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升溫值的確只是如今地球氣溫的很小比例，可正是這個增長足以致命。就像人體常溫約為36-37度，而如果發燒後，體溫無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過42度。相對於常溫，發燒的增溫確實是“少量”的，可這足以造成嚴重的不適。如果高燒超過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幾小時內不退燒就會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沒問題，但是增加的這6度就足以讓人死亡。氣候問題也一樣，增加的量的確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這足以改變以前的生態平衡，破壞人和各種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導致人類和各種生物滅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對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處馬里亞納海溝11034米，相差近兩萬米；中國地形的三級階梯之間也有數千米差距；中國沿海大陸架到大陸坡、洋盆、海溝同樣相差數千米。可是，海平面僅僅上升個位數米，就會有許多大城市被淹沒；上升15米，長三角珠三角就都泡進海水了。這種上升的數值相對總值的確極小，但足以造成毀滅性影響）

    而“氣候變化不能絕對確定由人類活動造成”，也只是鑽科學和現實邏輯的漏洞罷了。且不論那汗牛充棟的證據證明氣候變暖主因就是人類活動，僅僅從邏輯上也可以駁倒。如今的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應用，嚴格來說都不可能保證“100%正確、準確”，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認為“100%正確、準確”。就像丁仲禮研究的地質學，也是基於部分事實和證據對歷史進行“推測”的學說，沒有穿越到那些歷史上的地質年代，也就不能100%斷言當時的地球一定是什麼什麼樣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內的地質學家研究出那麼多建立在合理“推測”基礎上的成果。科學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為求嚴謹有時不能把話說滿，所以氣候研究報告才不能下絕對的定語。而且這是幾年前，現在的各種報告都承認了人類活動就是近年來全球變暖的主因，並且往往下了定語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來說事。

    何況，即便不是100%可以確定，那90%可以確定就不要採取行動了嗎？就像醫院診斷一種疾病，即便“確診”，也不意味著一定正確，原診斷被其他醫生推翻甚至複診後被同一個醫生推翻並不鮮見，難道就否認進行診斷和治療的必要性了嗎？還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術，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內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藥甚至自然痊癒，做了手術會有極大痛苦且有10%的手術失敗風險，那麼做還是不做？當然作為個人有權選擇不做，但是涉及全人類，沒人有權單獨選擇不做（當然也沒有人單獨有權強制讓全人類一起做，所以就是難題了嘛）。

   以“科學家有主流嗎”反對大多數科學家的共識，聽起來很科學，其實同樣是詭辯、混淆是非。科學這東西的確不能憑人多人少決定誰對誰錯。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學的一部分，科學界、學術界在對問題爭執不下的時候也要採用少數服從多數形成“共識”和“主流意見”，並根據這種主流意見作為事實和依據使用。當約95%的科學家都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造成且對當下及未來人類有極大危害時，難道要聽5%的？如果這95%是被強迫、操縱，且沒有拿出強有力證據和充分論證，而那5%則處在自由獨立的環境、有著充分科學依據，當然可以說後5%是掌握真理者。可現實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科學家是處在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中，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素養，其理論和主張有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證，相關學術報告和論文不勝枚舉。而那5%（現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學家倒是有五花八門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學家否定一切人類活動有關的環境問題，有的受石油公司資助支持（當然同樣有人指責贊同氣候變暖的與新能源產業有利益勾結。確實有，但是還有更多沒有這種利益聯繫，當然這些話也都能用來給否定氣候變暖者辯護。那……反正愛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響大中立性可疑，且這些人中大多數也沒有斷言說氣候沒有變暖或者氣候變暖與人類無關，只是說不能絕對肯定氣候變暖一定是人類活動造成、人類活動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數科學家，還是那少數科學家？（說到這裡，倒是否定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國人占大多數，柴靜採訪丁仲禮後絕大多數國人都支持丁仲禮，這些人是主流，是正確的嗎？當然這樣論起來是非也就攪混了）

    至於柴靜，其本人科學素養和專業知識當然不如丁仲禮，她在關於環境問題上的其他言行也時常暴露其知識的不足及對專業問題的不嚴謹。例如她主導拍攝的《穹頂之下》，就被包括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內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錯誤。但是錯誤歸錯誤，她並沒有有意誤導他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失誤。作為記者，其對於環境問題的知識已經足以支撐她進行相關採訪，她在訪談中提及的問題也都基於事實，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禮強調中國立場、政治與利益問題的情況下，她站在更強調人類共同利益立場、去政治化的專業主義角度，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平衡。採訪中其他類似的“對立”也是如此，這樣也才能引出丁與她的不同立場，在類似於辯論的採訪中呈現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個採訪沒有質疑和論辯、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敗的。她作為記者是合格的，節目也是合格的。根據她以往的各種採訪報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心繫祖國和人民的人。我們可以批評她的具體錯誤，但是不應該進行污衊和陰謀論化的解讀。

    （諷刺的是，近兩年中國已經承諾推進“碳中和”計劃，其實也就是承認了國際主流對氣候問題及解決方式的正確性，與當年丁仲禮的觀點其實是相反的。可如今網上一邊贊同碳中和（起碼沒公開反對），一邊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禮的發言（可看到發言時間是在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之後的），說明這些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明白，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根本沒明白碳中和政策內容是什麼、丁仲禮的觀點又是什麼，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或者說立場都是可以隨時180度大轉彎的。這些人還口口聲聲推崇科學，卻連起碼的科學常識和科學精神都沒有）

    國人對氣候問題與西方相關批評的解讀與反應及其悖謬

    國人不止在柴靜採訪丁仲禮一事上呈一邊倒的癲狂，可以說凡是涉及到氣候變化議題尤其熱點事件，基本都是這個反應。例如外媒有一則報道，其中提到“中國人每吃一塊肉，亞馬遜就冒出一股煙”，來說明中國肉類消費對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就引起了中國網民的一片沸騰和極度憤怒。“西方人/美國人/歐洲人不讓中國人吃肉”成了國人對西方乃至全球環保主義的突出印象，並且成為國人對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謂“白左”）產生巨大惡感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當然只是一種誇張式的描繪和宣傳，但這句話背後反映的是客觀的事實，即中國人食用大量肉類加劇了氣候變暖。“蝴蝶效應”是眾所周知的，而國人食用巴西牛肉對亞馬遜雨林的影響及加劇全球變暖，比一般的“蝴蝶效應”相關度更強更直接。這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詆毀、迫害。第一，說這句話只是反映一個現象和事實，而沒有說不讓中國人吃肉，更沒有通過強制手段阻止中國人吃肉。第二，類似的批評是針對全球的，且更多針對西方自身。其實，各環保組織對西方各國尤其美國人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加劇氣候變暖的現實，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續的批評，並通過一系列運動、行動去減少西方各國民眾對肉類的消費。

   “西方不讓中國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被刷屏，與柴靜被鋪天蓋地辱罵，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陰謀論解讀，都反映了國人沉浸於非正義的憤怒中、同理心責任心與義務意識的喪失、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祟、反智主義利己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泛濫。

    中國參與減排和遏制全球變暖，既是為自己著想，也是一種應盡的國際義務。“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虛言，無論提出的主觀意圖如何，現實上人類的確是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影響、相互連接、牽一髮動全身的整體，而氣候問題尤其如此。中國當然應該優先考慮本國國家利益，但也應該兼顧他國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是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的。或者，即便個人不願意主動履行相關義務，也不應該表現出那種近乎瘋狂的反對態度。

    可是，許多國人完全不在乎國際義務問題，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國家或者說自身的立場上，並不惜損人利己或者讓世界減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國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不適合實行同樣的碳排放標準，來比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是，在許多國人看來，中國國內是中國的事，涉及到國外那就要堅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別國相對更大、履行的比別國嚴格，那就吃虧了。同樣，西方各國在遏制氣候變暖上的努力、各國民眾在環境問題上實實在在的付出，他們也不會因此敬佩和追隨，相反加以嘲諷，並主張中國趁西方因環保拖累發展，不顧氣候問題羈絆而放開手腳發展工業超越西方。

    在他們眼裡，一切都是鬥爭、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協和同情，不講道理或者只講一面理、不擇手段，才能贏得國際博弈的勝利，也才能捍衛自己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尤其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自然將西方敦促中國關注和參與應對氣候問題，當成西方打壓中國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體、民間機構對中國的氣候、環境問題提出批評，就條件反射式的以敵對態度對待和回擊。他們認為西方在環境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就是破壞中國經濟、破壞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打壓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是在阻止中國人民尤其普通工人農民脫貧致富過上美好生活、砸中國老百姓的飯碗。於是，就百般推卸中國在氣候變暖上的責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種環境問題。然後，他們還要反咬一口，通過指責西方環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說西方沒有關注某些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來消解西方在環境問題上的話語權，達到為中國辯護的目的。

    這種對抗性的反應是毫無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終也是損人不利己的。誠然，當今世界並未實現大同，仍然是一個叢林社會，各國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中國作為飽受歷史屈辱和磨難、仍然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維護國家利益是無可厚非的。涉及到環境問題，當然這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環境問題，也一定有國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要基於是非曲直、遵循國際規則去據理力爭，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攪蠻纏。對中國占理的要堅決捍衛，對自己理虧的要勇於擔當。

    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不應做的和應做的

    氣候問題關繫到中國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國應當負起責任。作為世界上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應該在遏制氣候變暖問題上比大多數國家承擔更多義務。我們在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國提供相應技術和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要願意妥協和表示誠意，將自己那一份擔當起來。

   而對於減排節能等環保政策對民生尤其普通工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的影響，應該是通過中國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改革分配機制、提高工農待遇、廢除各種對工人農民不公不利的制度和政策等，加以解決或緩解。事實上，中國各種不公平的制度、政策對工農等弱勢群體利益的損害，遠大於承擔國際責任而減碳造成的衝擊（如果後者的影響是1，前者的影響就是10）。丁仲禮及其支持者總是以經濟、就業、生活質量等大義凜然的民生理由為碳排放辯護，可其實在伴隨碳排放產生的工農業收益中，大多數都被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獲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殘羹喝了湯。平民也遠比權貴要承受更多環境破壞的代價，有權有錢的可以各種規避環境污染、氣候災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數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禮們捍衛的，無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種損人利己的利益，順便為老百姓帶點殘羹剩飯。即便不改變現行體制，如果能夠對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機製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權貴集團讓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讓渡比例完全可以比發達國家縮減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現在製造碳排放和污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國未來的發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復興，不可能也不應當是通過破壞中國國內及世界生態環境、造成環境災難來實現，而應是基於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完善、勞動創造的貢獻、科技發展的助力來達成。如果只想著趁氣候危機和西方急於遏制氣候變暖而損人利己，雖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處，可長遠只會在國際舞台再失道義，被各國尤其文明發達的國家鄙夷和孤立，最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自絕於國際主流和未來潮流，並最終反噬自己，何談國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於說以前許多發達國家靠污染環境和排放溫室氣體發展起來，那當然應該譴責和要求其做出補償、幫助後發國家，而不是去重複他們有害的行徑。這就像殖民擴張曾經被認為是無可厚非的，也讓一部分國家得以興盛，但我們不應該在新時代也去搞殖民擴張。日本當年侵韓侵華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為什麼不能”，然後給世界尤其中國帶來了多麼巨大的災難。中國也一樣，報復曾經加害自己的國家還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後去損害更弱更無辜的國家和人民，是什麼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捍衛自己在減排問題上的合理合法利益，並要求其他國家也都履行相應的義務，堅持對等性（當然對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大原則下，中國當然可以要求發達國家做出相對和絕對都更大的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對中國提供和輸入資金、技術、模式、經驗等支持以幫助中國以最小的經濟和民生代價減排。發達國家有著成熟的環境保護經驗和技術，這些都應該無條件的告知和教給中國，並且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實施。當然根據中國國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調還是要“拿來”為我所用，少走彎路直取捷徑。還有，中國在減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對於發達國家更為額外的代價，也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和補償。例如中國限制傳統能源和工業對經濟的打擊、在全球貿易中變得更為不利，那就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予以賠償或者政策讓步，否則自己可以拒絕放棄相關產業。

    中國也有權利對其他耗碳總量和人均都極高的國家提出相應減排要求。就像中東各產油國及俄羅斯，人均耗碳量都極高且總量也相當驚人，他們人均減排義務其實比中國更大。尤其沙特、卡塔爾等產油國，國民人均耗碳極為驚人，生活驕奢淫逸，對資源消耗毫無節制，且建立在不勞而獲的基礎上，理應付出遠高於世界平均的代價。還有，例如印度等國，雖然現在碳排放總量和人均不及中國，但是增量更大，印度與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的角色對比，類似於中國和美國。所以中國和美國達成的相互責任，也應該適用於印度和中國之間。如果中東各產油國、俄羅斯、印度等國不履行義務，那中國當然也可以採取反制。

    還有，中國曾付出巨大代價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將中國在三十多年間的出生人口減少了數億，並在繼續影響中國未來的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這無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減碳（人口少了當然總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國可以以此要求獲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國家對中國做出相應補償。

    還有，中國雖然按照生產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是生產的高耗碳產品很多都銷往國外。因此，應該將中國出口產品在生產中的耗碳以合適方式進行折算，由中國和進口國共同承擔相應碳稅、從生產端到消費端一起進行減排努力。

    就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諾並在切實實施，整體和表面看這當然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具體的行為和影響尚難以預料（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表現）。中國會具體如何處置相關的經濟、民生、人權、環境、國際關係問題，尤其不同人不同群體間的各種利益衝突，都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這關繫到千千萬萬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從國人嘲笑格蕾塔·通貝里看國人心態與價值觀

    近幾年，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以下簡稱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積極參與有關氣候問題的社會活動，成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籲遏制氣候變暖的過程中，經常有著各種激進、大膽、前衛的言行，有時顯得幼稚和偏執。於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國人在內世界各國部分人（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像特朗普那樣的政要）的冷嘲熱諷。

    雖然中國和外國都有對她的嘲諷攻擊，但是也不完全一樣。在國外尤其歐美發達國家，雖然有部分人對她嗤之以鼻甚至攻擊謾罵，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國，幾乎沒有支持她的聲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沉默？），全網一邊倒的對她進行嘲諷攻擊。國人對她的攻擊謾罵力度強度似乎也遠高於海外，對她的那種痛恨和鄙夷格外強烈，並且很能反映一些關於國人及中國社會的問題。

    這些嘲諷攻擊，大體分為以下幾類：一，認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團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認為她什麼都不懂，瞎胡鬧；三，認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執狂、妄想症、精神分裂，相關行為都是在犯病；四，認為她虛偽做作，自己都不環保還要求別人；五，認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發展中國家人民疾苦，為了環保不顧經濟民生問題，是“何不食肉糜”。當然，以上只是對這些嘲諷攻擊加以概括總結，實際謾罵更加五花八門，也比我的列舉在實際表達上難聽、刻薄多了。

    首先要說明的是，即她呼籲關注和解決的氣候變暖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且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各國也的確因為種種客觀或主觀因素，沒有有力推動遏制氣候變暖的各種措施。因此，她的呼籲是必要的。當然，她也有很多問題、缺點，這個後面會提到。這是評論關於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對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謂“被人利用”，就單純“被利用”這一點而言確實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慮這種“被利用”的各種背景、主客觀因素尤其實際影響，“被利用”就不見得是個純粹的壞事，甚至有時是好事了。這個世界從古到今，多少偉大事業都是在人們利用與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實現的（當然多少骯髒齷齪也是如此）。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得到了法國的大力支援。法國當然有其制衡英國的目的，但是這對美國實現獨立而言當然是幾乎全是好處沒有壞處，還結成了美法之間數百年的友誼。孫中山當年被日本在內一些列強所支持保護，當然也有列強試圖在中國培植代理人、削弱滿清政權的目的。可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孫中山也並沒有因此淪為列強代理人，而是推動中國的民主富強以及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

    現在國人一聽到“被利用”就各種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導的結果。國人對於“利益集團”、NGO、外國干預之類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實，現代社會的運轉中利益集團的影響無處不在，只不過一些人有標籤有些人沒有，沒有公開標籤的利益集團更會暗箱操作。國家利益當然要維護，外國力量當然也有其各種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其積極作用是遠大於消極的。

    格蕾塔是在某種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注的，與各國政治力量在內各種利益或價值觀相關者的合作也是自願的，產生的影響也是積極的。而她的對立面，那些因為利益和價值觀反對遏制氣候變暖的，同樣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團的背景。不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國傳統能源產業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許多否定或者懷疑氣候變暖的政治家、學者（包括少量科學家）、媒體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種利益相關方的捐助、獻金。

    當然，她作為公眾人物，人們有權如此評價她，從某角度認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如果當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張，那就實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認為她不懂知識、瞎胡鬧，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沒有對她也沒有對氣候問題有過詳細了解。她確實缺乏對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全局性的認識，對於減碳政策導致的負面影響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沒有完整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關係等方面的通識，更沒有精通。可是如果說在氣候問題上，她的主張則都有客觀事實以及被科學界廣泛認可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撐，而不是胡編亂造。在氣候問題上，她也說過“不要聽我的，要聽科學家的”。這可比那些反對她的人科學素養高多了。

    三，說她有精神病，並列舉了她許多言行加以佐證。首先，她的確被確診患有阿斯伯格症、強迫症、選擇性緘默症等精神類疾病，但是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那種重性精神疾病還有差別，且這些疾病並不影響她主張的真實性和必要性。至於認為她患有別的症狀例如偏執、妄想、躁狂之類，如果認為她的那些行為是這樣的病，那從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們認為她有病而那些人沒有，無非是因為她是個平民百姓，以及關注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麼關注和狂熱的問題，還有就是與眾不同及和傳統及部分大眾的觀點意見相背離。這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19世紀上半葉，有一個匈牙利醫生賽麥爾維斯，因為一直斷言醫生不洗手會傳播細菌導致產婦死亡，強烈要求醫生手術前洗手，稱不洗手的醫生同事為“殺手”，並變得偏激古怪，於是被當成精神病被毒打、送進精神病院並死在那裡。而後來，隨著科學發展，證實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洗手也成了在醫院避免出現感染的最主要方式。當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約也和他堅持真理卻被誤解、看到那麼多人因為可避免的問題無辜死亡卻無力阻止的痛心吧。賽麥爾維斯被當成精神病，畢竟是在沒有相關科研證實其所說為真的情況下，而格蕾塔所說的氣候問題則已經被充分證實。她是比較偏激，說是偏執也沒錯，但是只不過是因為過於急切和不顧現實局限而已。非要把這樣的人當成精神病，那大眾才像偏執極端不容異見的精神病。

    第四，認為她虛偽、沒有身體力行。其實她是身體力行了的。她拒絕乘坐飛機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堅持吃素食。當然這同樣引來批評，例如有人認為其乘船的一系列過程排碳比單獨乘機還大。國人還以本國青年積極參與種樹鄙視她。這樣的指責的確非常不新鮮，尤其中國。八九學運時候一些學生領袖就被指責“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記錄武漢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沒有去當防疫志願者、利用特權讓警察送親屬去機場之類。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分不出來大小輕重，更相信他們是故意這麼求全責備。不過還是正面駁斥一下這種謬論。身體力行當然最好，但是更要注意分工和角色。對於在某些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當然要適當的寬容。且他們的身份往往也意味著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資源，否則就無法將其作用最大化。還有，在一個社會整體都缺乏法治與公正的情況下，對那些發聲的過於求全責備指責其一些人們普遍都做過的不正當事情，那一定只是讓現實更糟，更沒有人出來發聲。至於那些說種樹的，不知道有幾個自己親自去種過樹、是參與半強迫性質活動時種的樹還是自己掏錢主動去種的樹。

    第五，認為她不懂發展中國家民生疾苦和發展需求，這一點倒是批評的很對，雖然批評動機也並不見得真是替發展中國家受難者呼喊。她最大的問題也正是沒有兼顧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識視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沒有人與其進行真誠對話、通過各種渠道向她解釋這些（例如發公開信甚至去見面），而是以各種陰陽怪氣的語氣進行嘲諷攻擊。那些批評她的人，自己又何嘗真的關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將自己非法所得還給那些疾苦的人民。

    總之，她雖然有種種缺點，但是她的出發點是真誠的、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注的、所作所為是有積極意義的，代表著人類在新時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對其冷嘲熱諷的中國人，如果有她這樣的執著、勇敢、堅定、富有理想主義精神，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能得以被關注和解決，中國社會將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國是有這樣的人的，且為數不少。但是由於內外敵人的夾擊和戕害，如今中國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達化的精緻利己主義者。這些人不僅自己不去追求正義、為人民犧牲，還對著那些真正的戰士的缺點和傷痕“營營的叫著，以為得意”。

    對那些嘲笑譏諷格蕾塔的，我為他們送上魯迅的一句話：“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國人豈止對她，對於國際上各種環境保護組織、運動及相關呼籲主張也紛紛嗤之以鼻、挖苦諷刺（至於對國內，前面提及的對柴靜的謾罵攻擊不就是例子嗎。只不過國內呼籲和關注氣候變化的越來越少，他們也沒了批評對象）。至於理由，無非也是以上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駁的，他們的批評大多數並不能成立。

    那麼為什麼他們還要這樣批評呢？這就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持有或者說被塑造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有關了。

    就像他們總是說西方那些環境保護分子虛偽、雙重標準。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不排除有些人確實口是心非，可大多數支持環保的人都在身體力行踐行低碳環保原則。關於歐美環保主義者及主流左派，在選舉投票中都明確支持那些實行減排政策（包括向他們徵收碳稅等影響其真金白銀的政策，其他環境政策往往也伴隨著對經濟、收入、生活質量一定的負面影響），也在消費、出行、飲食等許多方面努力減少耗能耗碳。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許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適、營養、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開車，這會對出行的舒適和便利有多大影響？減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慾？這種“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麼克制？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頻繁更換衣物雖然看起來影響不大，可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由奢入儉難。最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繳納碳稅在內各種環境稅，並且支持來自納稅人的財政支出用於遏制氣候變暖及防範其他氣候災害。從承擔經濟代價到付出生活代價，主動做出那麼多犧牲，難道還不夠嗎？還不能打動中國人嗎？

    還真不能打動。一方面，很多國人並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看到那些環保人士的遊行、呼籲，而沒有注意他們的付出。但是更加噁心的，是許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並不因此感動和讓自己和國家改變、跟隨。甚至，他們明知這些事實也不願意承認。

    這就是因為他們在中國這種惡劣的叢林社會生活太久了，喪失了主動性博愛性的同理心、責任感。他們認為（以下內容是站在他們立場的模擬）：你們自律、犧牲，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讓你們犧牲的；讓別人和你們一起付出代價？那是干涉我們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們國家xx吧（當然這一點全世界都很類似）。怎麼著，要強迫我們和你們一起受罪（哪怕沒有強迫，對方真有能力強迫倒不會這麼說、不敢這麼說了）？要道德綁架？你們經濟那麼好工業化那麼早，付出點代價不是應該的嗎？什麼，我也是中國既得利益者、工業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們自己努力奮鬥的成果，和你們靠殖民掠奪發家不一樣（嗯，掠奪本國人不算殖民掠奪（難道不是更無恥？））。你們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摯？自我感動而已。顧全大局？大局是個什麼東西，能吃嗎？對了你怎麼不顧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們這些行為，是不是更加不顧全大局，還有臉說我們？……

    以上這些並不是我想象編造，而是在各平台都能看到的，原話不見得如此，意思是一樣的。他們的心為什麼這麼冷酷這麼壞？也是環境塑造和其反應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非民主非法治、到處是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溫情（起碼在涉及重大利益時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這倒不是說人們都心理變態特意欺負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說話、易退讓、易動搖，各方激烈競爭，蛋糕就那麼大，惡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擠壓良善、欺負老實人了。他們在重大利益上不會主動妥協，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動吐出利益違反了他們在這種惡劣環境中養出的價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講道理也不是真的為了評理，而是選擇性利用來維護利益的工具。有利於自己道理就講，不利於自己的道德就否認、詭辯。至於道德約束，更被看成攻擊別人的手段和限制自己的枷鎖。誰講道德誰就得付出更大代價。那些要別人為某事付出犧牲和代價的，即便說的有道理，但是無權無勢，那一定會被圍攻並要求他付出各種犧牲。即便他已經付出了犧牲，人們還認為他要付出更大犧牲，並找出其各種缺點毛病加以批判。至於這人付出各種犧牲、承受各種代價而死去後，人們或許有幾句讚譽，但也就那樣了。99%以上的人也不會因此追隨他，而是看到其悽慘後更加不會去犧牲奉獻、身體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國，也確實到處是合理與不合理的道德綁架。只有否認自己做錯或者乾脆否認某種道德標準，才能不被綁架。“顧全大局”在中國也的確被到處用來遏制個人維權，且很多時候不是顧的正義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權勢的個人的非法私利。各種大義名目也往往只是謀私者的遮羞布，讓其惡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這樣一來，人們也就不會有共同體意識，或者說維繫共同體的只有強制而非自願。在都自私自利的情況下，誰承擔更多誰就吃虧，大公無私的人只是為他人做嫁衣，除了幾句讚譽（甚至有時候讚譽都沒有），又能得到什麼呢？人們也不願意為整個共同體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哪怕別人承擔了自己還不承擔。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國人稀缺或者選擇性使用的。這同樣也是環境和個體相互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在叢林社會中，同情憐憫就意味著心慈手軟，站在對方立場上的同理心更會影響在零和博弈中戰勝對手的堅定性，就會導致上當受騙、猶豫不決、妥協退讓，只能被別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對別人尤其競爭對手，但是對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對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無情一方擊敗。還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實際代價，那這種同情又成了虛偽。即便付出一些，在惡劣環境中不見得有好報甚至恩將仇報、升米恩斗米仇。所以還不如一開始就冷漠、不同情。每個人都這麼想，社會越發殘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虧受害，於是成了全員惡人的社會。然後每個人都喪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對至親至愛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體諒別人而是以惡意揣測、殘酷對待，人性喪失獸性復興。這樣還能指望多少基於事實和人道主義的真誠溝通和諒解妥協呢？

    至於承認錯誤、自我反省，那在中國更不是好的東西。在中國，讓人反思是一種勝利者對失敗者、強者對弱者居高臨下的指責壓迫，絕不是溫情脈脈。你反省了別人也不見得因此原諒包容你，反而會覺得你的確錯在你，然後就要你付出更大代價、做出更多讓步。承認錯誤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認自己哪些立場觀點行為錯了，那對方大抵不會原諒妥協，而是抓住你的承認錯誤步步緊逼，讓你在論辯中失敗、付出更多代價損失。而且對方會理直氣壯的認為，連你自己都承認錯了，我這麼對你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至於說自己也承認有錯、互相諒解，如果實力相當又沒重大利益，那的確可能，但是在利益交關問題上，這麼做不是傻子嗎？

    還有，國人面對環保人士的宣傳，還會有強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舉出的“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的批評（其實也沒直接對中國人說）出現後，國人一片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氣死你們。柴靜在採訪丁仲禮時，提到現在氣候變暖已經讓世界那麼多災難，要抓緊達成碳排放協議啊。然後彈幕里就說“就耗著，就不簽，看誰先慫”。柴靜說了懇切的要保護環境的話後，彈幕區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環保問題，動保問題也一樣，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動物保護立法重要性問題，就有人曬狗肉照片，有的還是整隻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後，就有人聲稱要去那裡吃狗肉喝酒。

   這種逆反反應同樣是惡劣環境尤其惡劣人際關係、教育模式的結果。中國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然我說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於引導、說教、規訓性質的行為）都充滿著強迫甚至暴力（包括軟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壓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講通道理說清是非，而是強制灌輸強迫承認，對的要接受錯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誘而是羞辱譏諷；不是真心為了啟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過訓人得到快感優越感。於是既培養出馴順的奴隸，又培養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時候是順民與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結合體，在強權強人面前逆來順受俯首聽命，錯的東西也要接受擁護執行，在弱者或者無力強迫他們的人面前乖張暴戾，故意逆反，對的東西也要排斥反對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釁）。他們也分不清什麼是善意勸告，什麼是惡意批評。全球氣候談判是為了保護包括他們自己家園在內的人類，他們卻當成鬥氣耍狠、玩“誰先慫”遊戲的平台。這當然也是國內環境造成，他們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時，時常都在玩這種“誰先慫”遊戲。至於妥協？只有權勢形勢能讓自己妥協，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實力。

    至於因為正義感、冤屈感、責任意識而動感情，不僅不會讓對方尊重起敬，反而會被當成軟肋使勁戳，冷嘲熱諷百般激將，搞得你氣死或者沒脾氣。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這麼對待正義者是出於愚蠢和誤解，有些則是出於利益及更加陰險的動機。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人更具顛覆性威脅性，會破壞他們用謊言和暴力營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體系。他們對這些戳穿謊言講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懼。即便內心有些敬佩，也不會因為敬佩就手軟，他們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軟後他們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過來又加劇他們對正義、真誠者的敵視和痛恨。於是容小人為友、視義士為敵，也就成了他們立場上理所當然的了。這樣的情況下，小人當然越來越多，義士越來越少，或者乾脆就沒有義士只有小人了。

    這樣思想和言行的國人，只能說可憐又可恨。他們沒有生活在一個公平、誠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寬鬆的環境中，而是在充滿不公不義、謊言、冷漠殘忍、你死我活的社會裡。這樣的社會必然將他們塑造成這樣的人，他們也只有這樣做才能在這樣社會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慣性，變得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這種應激式的反應。至於說讓他們向善，可行性上目前當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讓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國生活，那也是害了他們，他們會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將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完全是被動的發表做出這些言行，相反他們很主動，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們。他們很知道是非對錯本身如何，但是他們更知道怎麼做才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至於說環境迫不得已，其實全世界所有人類乃至動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現實塑造出的產物。中國惡劣的環境是他們如此之惡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們脫罪的理由。只要屬於既得利益者、所得超過損失，那就不存在無辜。

   當然了，外國和外國人就沒有這些社會和人性醜惡嗎？當然不是。可是起碼在部分國家部分人那裡，經過民主法治、思想啟蒙、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的洗禮，這些人性和社會的醜陋被大大減少了。而且這些國家一些群體間的對抗起碼一部分是出於那些站得住腳的理由，國人這種逆反、對抗，又是出於什麼？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國人之惡，並不是說他們時時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惡。他們起碼一部分人當然也有善良和講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說小事上也不乏寬容互諒，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顯露無疑了。中國每個階層也都有相對的好人和相對的壞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對更壞更陰險得益更多，整體上越是有權勢人脈金錢越惡，雖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應該是相當低的。且這種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過結構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層底層，雖然也確實有不少窮凶極惡者，可也有善良淳樸或者被迫善良淳樸者，愚頑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鑽空子說謊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體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底層除了犯下十惡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制氣候變暖真的那麼必要和急迫嗎？

    一些國人也明白氣候變暖是真實發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國家尤其其環保人士那種激進和急迫。這當然有情可原。因為中國還有其他許多複雜和嚴重的民權民生乃至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焦頭爛額，所以環境問題就被相對忽視了。

    但遏制氣候變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嗎？僅僅就中國來說，問題也很嚴重，影響也將非常致命。

    氣候變暖最直接和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對各國沿海的威脅。而中國經濟同樣集中在沿海地帶。根據研究，根據現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將成為世界上最早被淹沒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將有一半面積被泛濫的洪水所淹沒。至於上海完全被淹沒的時間尚未有十分明確的結論，但是也就在以後幾代人之內。除了上海，整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遼中南這四大區也是中國最大的四個工業基地，都將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內面臨淹沒的危險。據研究預測，2100年，全球可能有20億人淪為“氣候難民”，那中國也必然有起碼數億。到時候，中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尤其階級和地域矛盾將更加激化，如果無法有效處理將面臨內戰的可能。

    如果說2100年還太久，這一代人大多數看不到，那當下中國的氣候異常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災害損失。今年河南、山西連續發生洪災，造成數百人死亡和幾千萬人受災，許多企業倒閉、家庭破產。雖然死亡人數並不是歷史最多，但降雨強度卻超過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值。死亡人數少主要是因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學手段和相關機制，而災難本身的強度其實是增強了。除此之外，最近幾年全國的水旱災害不斷，相關科學研究普遍認為與氣候變化有關，而不是歷史常態。如果氣候再繼續惡化，這樣的極端天氣只會越來越多而非越來越少或者保持現在的情況。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場場災難，而是觸目驚心的死亡與經濟民生毀壞。現在有幾個人在洪水裡掙命的場景，未來就可能有幾十萬人同時在大水漫捲中掙扎，那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場景。還有伴隨自然災害的人性之惡的爆發，如搶劫、強姦、殺人都會到處發生，即便像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卡特里娜颶風災害下新奧爾良的燒殺搶掠，都觸目驚心（當然卡特里娜颶風和氣候變暖好像沒什麼關係，但是可以說明巨大自然災害後會有怎樣的人禍）。

    當然又有人說，以前人類也遇到過各種災害，人員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經發生過死亡8萬人的水災，歷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無數。可是，其實現在和以前是不一樣的。以前是人類因技術手段不足無力對抗自然，或者因為人為事故造成災害。而如今則是因為明顯的氣候變化造成，且的確有辦法避免悲劇發生。而且，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類對生命也更加珍視，現在和未來不再是也不應是幾百萬幾千萬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類幾千年來最大的進步，就是對生命的珍視與尊重。我們難道應該倒退到古代戰亂與饑荒年代屍橫遍野的狀態？就像古代絕大多數人得病都得不到醫治，甚至在現在看來的小病都能要命，現在我們還能這樣嗎？實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無法阻止，但是我們應該去儘可能避免和預防。還是以個人為例，每個人總是可能有各種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禍、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們能預先看到一些危險的跡象、重病的萌芽，肯定會去預防和延緩。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要盡力活好每一分鐘、避開每一個危險。對於人類集體、人類社會也一樣。

    何況，防範於未然總是好於臨時抱佛腳。如果現在不去制止因人為造成的氣候異常，生出僥倖和拖沓，那未來的子孫後代、那時的人們，就會像螻蟻般在洪水與大旱中掙命，一個個絕望而死。這樣的場景中國歷史上是發生過的，當今也有縮小版（想想河南水災時在鄭州地鐵里絕望掙扎的市民），所以不難想象。歷史上的人們還比較麻木不仁，當代的國人即便因各種因素未完全覺醒，可已經有了現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嚴、價值、權利，有了許多牽掛、眷戀和不舍，有了極為豐富的喜怒哀樂。這樣的生命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毀滅，將是多麼巨大的悲劇，會產生多麼令人恐懼的思想衝擊。現在還沒有，但是到時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陽人，也沒有料到後來那樣的驚天悲劇。可是沒料到不等於不會發生，甚至更可能發生，心理逃避無法實現現實逃避，還讓現實中更沒機會逃避。當然，並不是要臆想災禍、杞人憂天，而是說在鐵一般證據面前，我們不能因為它還沒出現就不管不顧、放任自流。

    我們覺得格蕾塔·通貝里那樣的環保人士是偏執、瘋狂，她/他們也確實有些缺點，可她/他們正是為了避免人類包括中國人民陷入這樣的災難而吶喊。無數科學研究和客觀現實證實了那樣的情況未來很可能發生，現在也已經有了一些以人命預示的前兆。現在我們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來就可能減少幾十萬幾百萬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慘的死於水旱災害及相關的貧困和戰爭中）。

    氣候問題及氣候政策下人類的百態與未來

    那麼，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制氣候變暖就行了嗎？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氣候變暖的人為因素，直接來看當然是工農業生產。可是實際上則牽涉到這世界上幾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制氣候變暖，需要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做出改變。而且，這還需要世界各國各階層各群體及每個個人的合作、妥協、付出。

    工農業生產當然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費決定了生產。想遏制氣候變暖而限制工農業生產，眾所周知會影響生產者的利益，可更會影響消費者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大代價。但消費者也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如果減少生產，一定是消費者中強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擔代價。

   如果限制生產，其實也就等於限制消費。消費者如果無法自覺低碳生活，那只能選擇去高價購買已經被強制減產、物以稀為貴的工農業產品。這樣當然是越有錢和資源的人相對受益和不影響生活質量，平民百姓則會叫苦不迭或者被迫低碳。這樣的減排，顯然是對窮人、弱者的剝削和傷害。有權有錢的人也會為保持甚至繼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一定會更加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爭奪因減排低碳而被強制壓縮了的本就有限的工農業製品和其他相關資源。平民和弱者將更加弱勢，不僅物質所得減少，也更加仰強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點。這就有點像監獄，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監獄裡，一個雞爪、一根煙、一包方便麵調料，都能拉攏一個人，有兩箱方便麵和一瓶“老乾媽”，就能號令全監。現代文明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質充裕、消費品被廣泛普及的基礎上的，如果物質不充裕尤其被人為壓縮，那個人權利與自由也會隨之受損。

    這就又涉及到遏制氣候問題的另一個影響，即導致公權力的擴大尤其集權主義的強盛。如前所述，減少碳排放，必須實現國際合作。那麼國內也一樣，也需要各階層各地區各行業各群體的共同努力。但是減碳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利弊顯然是不一樣的，起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讓渡自己的利益。於是這就需要國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強制力協調和分配利益。而對於環境問題的各種政策，也同樣需要法律規範及全國統一號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強制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決策和協調。這顯然是非常利於集權主義的。只有集權才能實現讓各方各地都為減碳承擔代價。而這種集權也無法保證僅僅用於減碳環保，而是會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領域。

   這對於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多元、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社會，顯然是不利的。在高度發達民主的國家，這種不利影響有限，甚至還能利用這種集權解決一些以前解決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勢力價值觀和利益的東西，並且通過各種運動、探討和妥協，修正民主憲政體制讓它變得更好。但是在那些專制極權國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權國家，這種集權當然意味著專制的強化和個人及小共同體權利的限縮。減碳等環境需求為其強化集權提供了某種合法性依據，助長了其專制獨裁的聲威。而且，專制獨裁者推行的環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損）不均的、有傾向性的，誰靠近和支持權力，誰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願意依附權勢的，就將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的環保問題藉口予以排擠打壓。一般情況下，專制者一定是更傾向於強勢者、既得利益者，這樣才有利於政權的穩定和保證對體制及其個人的忠誠。還有，其推行減碳的過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蠻、一刀切式、不顧人權的。這個不用多解釋，看看中國執行計劃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況就明白了。還有，在推行政策時往往不會去說通民眾，而是強迫民眾接受，並阻止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反思批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在環境問題的政策上經常如此。

    這樣的情況下，階級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不公平將更為加劇，階級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體間的矛盾會更加激化和不可調和。這又會促使專制政權強化集權、動員暴力機器維持穩定，然後社會更加壓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會處在這樣一個高度不平等情況下，想讓人們自覺減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導致下層人民的逆反。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碳中和實現前20年，因減碳政策導致失業、物價上升買必需品都捉襟見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學校、與上面階層差距進一步拉大、被維穩體制壓的無法表達訴求的某個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鋪花幾百元錢買幾斤牛肉解饞。然後他被巡視的某位基層官員看見，好心勸他“少吃幾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們的地球”。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後美滋滋享受牛肉，並且內心巴不得地球滅亡、大家同歸於盡。對於那些平民大眾來說，享受一些廉價的工農業產品已經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勞作就那麼點盼頭了，連這都要剝奪或者逼其減少消費，那要不要臉呢？

    不同處境的群體對未來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讓自己子女乃至更後的後代都能享受到各種優越特權，對他們來說未來當然是充滿希望、值得追尋呵護。而對於那些處於破產、失業、苦勞的人們，往往已經喪失了對未來的美好希冀，也無力讓子女及更後的後代出人頭地，充滿絕望感。這種完全不同的心境，當然不會一條心去為人類未來著想。以性惡論猜測，那些對自己也對自己後代生活感到無望的人，恐怕寧可讓世界毀滅，大家同歸於盡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設的那個中年人。這樣絕望的人因種種原因，極少真的去搞殺人之類反社會行為，但是卻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絕付出減碳努力，讓地球慢性自殺。

    還有，在專制腐敗、人與人缺乏互信的國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氣候變暖人為說及減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於利益假裝不信，還有些則是真的不信。尤其對於那些平民大眾、弱勢工農而言，他們一輩子甚至許多代人都飽受官員、精英、上位者的各種欺騙，從國家各種政策大計到基層的各項政策推行，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宣傳，乃至整個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語的謊言欺騙。在和政府各機關、公檢法、醫院、學校打交道期間，他們又被或精緻或粗暴的坑過多少次。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來了”的故事那樣，即便你言之鑿鑿說碳排放如何如何影響包括這些老百姓在內的人類，他們也不會相信和主動配合，無非覺得又是上頭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個伎倆罷了（而且也的確會藉助這種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樸素的直覺很多時候是沒錯的，雖然這種習慣性直覺也會造成致命誤導）。（其實民主法治的國家地區也存在精英對庶民的結構性欺騙剝削，因為話語權就是掌握在前者手裡的，他們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里暗裡坑的老百姓啞口無言）

    那麼，民主開放的社會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實現減排目標了嗎？顯然並不是。以美國為例，有約一半的人不承認氣候變暖及由人為因素造成或持一種懷疑態度，且這種觀點根深蒂固。這不僅是利益問題，還涉及到宗教價值觀問題。對於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來說，讓他們做他們認為是違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義的事，就算威脅關進監獄甚至殺掉，他們都不會做。當然現實也不可能因為要減碳就把不願意減碳的人送進監獄或者殺死。所以美國將長期有一半人繼續高消費高耗碳的生活，這顯然會讓剩餘那一半願意節制消費的人憤怒。後者認為前者不承擔責任加劇氣候危機、不和他們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認為後者是偏執狂自虐狂還要干涉他們自由，雙方對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國社會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國人還在大肆排碳，那美國目標肯定無法達成，這不僅會直接加劇氣候變暖，也會引起中國、歐盟、印度等國不滿。他們認為連帶頭國家都不按規定減排，自己豈不吃虧？除了西歐北歐那些國家可能還能自行遵守協定，其餘國家肯定“跟風”毀約或者起碼增加部分排碳。於是，遏制氣候變暖目標肯定達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氣候變暖速度，如果沒有突然出現的決定性變量，災難晚些年頭還是要來。

    不僅美國，其他許多民主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都會有類似問題。其實民主國家想減排更難。因為民主國家必須聽取民意，而不能由執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執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會也可以將其選下台（然後很可能選上個否定氣候變暖、拒絕執行國際協約的）、遊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絕執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長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嚴重影響民生還可能有騷亂甚至暴動。於是減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歐北歐那樣的既民主又有極高國民素質（科學素養和自律精神）的國家，其實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在減少碳排放能力上還不如專制或威權國家。這時候，某些體制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對於專制國家尤其高度極權專制的國家，對這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維穩來解決，從洗腦到刪帖封號、從監視到喝茶、從拿學業工作施壓到關進監獄，從拿個人前途說事到威脅家人，總有辦法讓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這樣的高壓下，一切不滿都會被壓制，一切損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轉嫁給更弱勢者。於是推行包括減碳等環境政策在內各種政策，當然十分順利。當然，他們有時也會遇到阻礙、不執行環境政策，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普通人民出於維權的阻攔，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於維護非法利益動機的上下活動所致。

    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及氣候問題及遏制氣候變暖對政治、人權和其他人類議程的影響。如前所述，氣候變暖危害巨大，人們不得不讓渡很多東西來遏制。其實，人們讓渡的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政治權利、個人自由及其他許多非物質方面的東西。前面已經說到，減排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會助長專制和集權。在這之外，許多涉及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東西都會受到影響。在減碳成為優先目標的情況下，別的權利、平等、尊嚴等訴求只能靠邊站。這就類似於戰爭時期，為取得戰爭勝利，平常人們所珍視和追求的各種權利、尊嚴和自由秩序都不復存在或被大大限縮。減排時期雖不至於和戰時一樣，但也頗有類似。

    對於這些，發達民主國家是給了很系統完整的解決方案的（雖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兩個字“平等”，或者再加上兩個字“扶弱”。為避免減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種矛盾加劇，發達民主國家更強調對平等的推動，儘可能促進收入平等、權利平等、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平等等各種平等措施。他們還強調對相對弱勢群體、受氣候變化及減排措施影響最大的群體提供補償和各種幫助（反過來，他們也要求那些條件優越收入豐厚的人在減排中付出更多）。此外，這些國家也更加注意民主自由體制與環境的改善、調試，使其儘可能適應氣候變化及減排時代。這可以很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平息各方不滿。甚至，這種危機感帶來的各種改革，還促進和加速了人權的保障與發展（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就是例子，衝突的惡劣後果反而讓危機意識被強烈刺激，各方在災難後危機下構建了更加利於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和模式）。

    可這些很難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民主國家推行，如前述的他們會以損害人權的方式實現減排，並且在減排後又造成損害人權的後果。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專制國家利用歐美發達民主國家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對減少碳排放的強烈需求，以減碳問題為籌碼要挾後者，以減碳換取歐美減少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和介入。兩相權衡，歐美大抵更在乎減碳這樣既影響自身生存又關繫到未來人類文明存續的問題，而別國人權雖然也是重要議題卻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時只能不顧了。這樣，許多專制國家面臨的改善人權的國際壓力大減，專制和侵犯人權會更為變本加厲，或者起碼不會改善。這對於那些飽受壓迫的人民來說，又將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難。

    除了這些，各國間及各國內部也會因為利益、恩怨、價值觀、立場等，在氣候變化及減碳進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加劇危機甚至製造更多災難。例如有歷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衝突的國家，自己恨不得對方國土被海水淹沒、國民悽慘流離，這樣大仇得報（或者反過來，對方再不能對自己報仇）、對方再也不能威脅自己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心態下怎麼可能合作抗擊氣候變暖？即便沒什麼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對立，甚至互相之間還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讓渡例如減緩工農業發展和生產、從本來就不充裕的國庫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額碳稅、接納5-8位數的氣候難民，這些國家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還是別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嗎？

    那些國內嚴重不平等、矛盾劇烈和社會高度分化的國家，內部也不會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互幫互助。即便象徵性做些幫助，也就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內陸和沿海）在貧富差距大、族群認同明顯差別、有巨大利益衝突乃至制度性不平等區隔的情況下，一群人就會對另一群人失去家園幸災樂禍（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難肯讓渡利益到平等程度來接納失去家園的（除非有強制力）。在氣候變化惡化一開始，一群人就不會為易受災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夠的減碳代價（同樣除非使用強制）。讓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戶買不起房的內地居民，去為沿海大城市有幾套市值千萬的房產和各種戶籍特權的人著想而減排？除非強制誰肯心甘情願，不巴望後者趕快淹死、房產泡進大海就夠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認同感強又不怎麼受氣候危機影響的地域群體，又怎麼可能樂意降低產能實現碳中和？那些深居內陸和高緯度、和沿海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相差懸殊的地區民眾，對沿海繁華地帶的淹沒，會不會想“你們也有這一天”？他們會付出巨大代價保住沿海嗎？只會想方設法抵制減碳。這樣的情況已經在發生（看看最近的限電在中國東北等地引發的波瀾），這樣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來變得更惡毫不意外。（當然，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各地各群體可以有溫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間等巨大利益，叢林社會裡的同胞之情還有多少用？夫妻親子之間在生死交關的利益衝突中都不乏反目，何況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制自己死後才出現的災難的義務。至於別人家的孩子，雖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沒愛過自己，在網上抱怨幾句都會被謾罵和戾氣淹沒。至於說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千秋萬代，如果一個人“996”式工作下，勞動所得80%以上還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更不能表達訴求和維權，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來，恐怕也早就沒了為祖國千秋萬代付出代價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反而會有很多這樣的人痛恨國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實是應該痛恨那一部分權貴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樣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的情況下，也無暇無心力去考慮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後的事。為孩子著想？孩子最麻煩的不是幾十年後生活在怎樣的生態環境中、多大概率死於洪澇或者乾旱，而是能不能上個不那麼破亂的學校、找個體面的、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還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醫藥費、如何支付醫保外用藥的錢。眼前生存都難，哪管得了未來？

    在劇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貧窮下，人們也無暇顧及未來只能滿足眼前，因為不滿足眼前連未來的門都摸不著。對於統治者而言，為了穩定和政權生存，也只能遷就姑息放縱包含碳排放的各種生產生活活動，儘可能將經濟蛋糕做大，讓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緩和當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於未來多麼可怕，畢竟“不見棺材不落淚”。倒是如果為了減排而壓縮“蛋糕”的規模份量，那會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極易引發各方反彈，進而導致政權不穩甚至崩潰的。

    在減碳等拯救環境的進程中，權貴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會像歐美發達國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樣以身作則減碳、拿出真金白銀投入到環境工程，而是繼續驕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樣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參與減碳。他們從來拒絕權利與義務的對等，他們可以一邊心安理得的享受權利，卻又不願意承擔義務。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開宣稱，減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稅那些東西。這話如果放在正常社會一定被人恥笑，但在中國卻被許多人贊同。

    更惡劣的可能是，他們會利用這種機會大發氣候危機之財，利用相關政策和資源巧取豪奪，比如憑藉權勢和信息優勢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上梁歪著下梁能正嗎？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農業消費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數。這些眼裡心裡只有利益沒有人民、只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為了權和利不顧一切的統治階層，只想拼命透支、榨乾國家民族和國民的剩餘價值，一個個擊鼓傳花般將一切禍患留給後人，“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這一切現實下，全球按時實現“碳中和”、達成遏制氣候變暖的目標，就變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國實行超強的強制力推行減碳、大國強行迫使較弱國家嚴格減碳，或者在全球氣候危機徹底爆發前有突破性技術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實現碳中和或解決氣候危機（這其實類似於絕望中不切實際的狂想，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則氣候災難必定會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大量發生，少則百萬多則數以億計的人直接因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而死亡，數十億人淪為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遍性的饑荒、貧困、戰爭就會不可避免，人類這個物種還能存在多久這個問題也不會有樂觀答案。

   關於氣候危機下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發生的戰爭、恐怖主義活動在內的各種連帶影響，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於近日預測，2040年人類就可能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危機爆發全球性軍事衝突，尤其在受氣候變暖嚴重影響且對抗危機能力脆弱的亞非地區。作者認為，最遲在2040年，世界將開始“氣候衝突”，各方將相互使用技術，加劇乾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術。剛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羅河流域等地區，有可能成為未來氣候戰爭中的熱點。這些地區有可能因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變而發生衝突。其實，因氣候變化引發的戰爭古代就有先例，歐洲在古羅馬時期的“蠻族入侵”和中國蒙古族、女真/滿人南下入侵中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說未來因氣候變化激發的戰爭與當年的不同，那就是當年是戰馬和彎刀的搏殺，未來可能是導彈甚至核彈的投擲。

    可是，即便知道這些後果，人類也不可能放下各種利益和恩怨。因為這些利益和恩怨同樣關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義，誰都不願意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發展，付出自己及自己親朋好友敗落死亡、名實俱滅的代價。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壓迫受剝削受欺凌和在歷史中吃虧受難的個人、群體及民族，這種不放下和爭鬥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無理剝奪的。

    當然，或許未來沒有這麼令人悲觀，人類空前的齊心努力承擔代價，以及科技的突破性發展及其他難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制了氣候變暖及其他氣候災難（或者這些災難仍然發生，但人類已有了規避、克服這些災難造成危害的辦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們又能沐浴在和煦陽光中展望更遙遠的未來。不過那時，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們肯定會出來說，“氣候變暖果然是個大騙局，否則為什麼沒發生那些災難”。這一句話就可以否定無數人類的犧牲和奉獻。雖然即便這樣，也比真的到了人類天天面對死人百萬的巨災那個末世般時期說出“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這樣的人類成功渡過氣候變化危機的可能未來，遠不及人類將在氣候變化造成的各種災難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築的現代文明崩塌毀壞的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更大。

    人類的前身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才變成了一萬年前類似於現代智人的樣子。而在這一萬年內，人類創造了之前幾百萬年演化都未能出現的輝煌文明。從原始社會到農業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傳統工業到信息時代，人類以一種超級加速度發展。當今的人類無論物質文明還是非物質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發展讓人類克服了歷史上許多難以克服的災難與貧乏，讓人的生存概率、長度和質量都有了驚人的提高，可同時也導致了人為的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的出現。人類的成就反噬了人類，人類也將面臨自己製造的災害的挑戰。

    雖然這世界充滿著醜陋、人與人爭鬥不休，自私、冷漠、謊言、暴力、壓迫、傷害無處不在，各種奸惡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樣也有互助、溫情、真誠、和平、正義、呵護，有著無數仁人志士的犧牲奉獻。整體而言，今天的人類仍然享受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尊嚴及生存價值，與漫長人類歷史上的生存狀態與質量相比簡直如同夢幻。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寄希望於未來，期待人類有實現廣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義與繁榮富足、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對歷史上一切醜陋謬誤謊言都能破除和撥亂反正的一天。有著這樣希望的人類世界，如果在未來數百年或數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毀於氣候變化或其他未知災難，那多麼可惜可嘆。我們也不忍心炎黃子孫締造的錦繡芳華與世界一起毀於一旦，我們還期望後人替我們看到民主法治、自由進步、公平正義在華夏大地充分實現的光明時代。

    作為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漫長人類史中的一幀閃爍，我無法對抗生存背景中這樣壯闊和漫長的力量。即便將這樣的壯闊和漫長縮小到萬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暫，即人類社會的當今時代，將我個人替換為全人類數十億人，仍然無力阻止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災難（甚至被裹挾參與了這些災難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氣候災難，不一定何時發生另外的危機就又讓人類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顆超巨型隕石撞擊地球，就可能突然將毫無準備的人類及萬千物種一舉毀滅）。人類即便創造了輝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歷史中卑微弱小的過客。可是，作為“有思想的葦草”，我們還是做一下掙扎和記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