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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徐合昌，滿眼都是淚。

最早加入共產黨，並大義滅親，殺了自己的親叔叔的這位給他的兒子取名為徐大功。可見他自以為對黨的功勞是很大的。最後成為林光的副手。淮海戰役時就是團級幹部了。

不料有一天他被抓了起來，關進了大牢。具體的細節誰也不知道，只是聽人說，他一直哭在喊冤。這麼個鐵石心腸的人，能哭得那麼傷心定是冤情不小。

沒多久他被執行了死刑。一槍斃命，還好沒有用刀刺死，當時為了節省子彈，處死人一般都用刀。

但是不到三個月，共產黨政府就發了“撫恤金”。三百塊大洋。還有一紙證明。說是搞錯了，算是平反。

到底是肅反肅錯了還是中了敵人的反間計，誰也不知道。

文革時，當地造反派揪徐大功，說他是歷史反革命的孝子賢孫。徐大功拿出了保存好好的證明。造反派頓時無話可說！後來當地的革命委員會去廣東找林光外調。林曾擔任廣東、福建的領導工作，還擔任過輕工業部部長。但是，林拒絕接待。

千古謎案，大功無語，徐氏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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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姓楊，出身於掘港鎮的“大門堂子”。掘港是南通如東縣縣城。“掘港”地名源自隋朝修建的“掘溝運河”, 該運河連通黃海和古運鹽河到達揚州。家中有兄弟三人，她排行第二，哥哥是前清秀才，有兒子生於1928年，值龍年，名楊子龍。大弟弟楊琪小弟弟楊瑞都在上海做生意。開了一家“國際拍賣行”。是上海數一數二的拍賣行。父親說店址有兩處，一是現在的南京西路，錦昌文華大酒店的位置上。一個在乍浦路橋南側某處。生意大了就需要人手，而且必須是靠得住的人手。於是我伯父酉昌等都在店裡幫忙。即為酉昌當屬雞，應該是1921年生人，比父親大八歲。父親對大伯大媽是很尊敬的。大媽媽任璐，浙江嵊縣人。父親是辛亥革命元老。紅衛兵抄家時因為看到了一張任老先生的戎裝照片，腰間有一把長長的指揮刀，就拼命翻箱倒櫃地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了那把具有象徵意義的寶刀。退還抄家物資時，並沒有退還這把指揮刀，說這是兇器。你跟誰去說理去？

  “國際拍賣行”52年被政府關閉，楊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因為他們在處理國家海關物資拍賣時犯了錯誤，其實政府也正要找適當的理由來解決拍賣行這種“特種行業”。當年父親下班，伯父有時就等在大樓下，因為拍賣行關閉失業，伯父一家九口人吃飯成了問題。父親往往傾囊而助。

小時候去大伯父新閘路的家，到處可見西洋的珍奇物品，估計也是洋人逃離上海時為兌現而留下的。洋人在上海本來也是想常住久居的，不然不會有外灘造那種真正百年大計的建築群。三十年代上海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外國人，遠遠超過今天的數量。但是內戰即開，無論租界還是華界的洋人眼看着大勢已去，只好“夾着尾巴逃跑了”。父親說，解放前他親眼在黃浦江碼頭上看到從“紫石英號”上搬下來的英軍屍體和傷員。有人哭，有人笑。但是，大家知道了共產黨不好惹，早晚打進上海。

小時候有個軍人來家裡玩，他叫元昌是陸軍上尉，穿的是黃色的軍棉襖，腰間扎一根寬寬的武裝帶，也有一個手槍套，裝一把小手槍。來過的軍人都沒有穿將校呢的，步昌穿的是人字呢海軍軍服，唯一可以穿將校呢的是合昌，可惜被自己人誤殺了。

元昌說他是三野的，見證過打“紫石英”號。他說是“紫石英”號先開的炮。一個巨大炮彈把正在開會的三野某團自團長以下三十多名幹部全部炸死了。於是三野炮兵立即回擊，然後向鄧小平回報，他當時是前委書記，他向軍委請示，主席下令還擊。結果把英國艦隊打得稀里嘩啦，“紫石英”號和另一艘“伴侶”號幾乎沉沒，後來雙方派人談判，三野這邊派了一個康矛召的幹部去談判，因為他精通英語，（七十年代康矛召的名字經常見諸報端）。英艦乘夜逃向上海的路上據說又被國民黨的軍隊打了幾炮，不知是否故意的。英軍後來在朝鮮戰場被50軍成建制地消滅了一個營，被繳獲了30多輛坦克，你以為大英帝國能吞下這口氣嗎。我父親在舅舅楊琪的店裡見到過鄭洞國將軍和他的太太，他們不是來撿洋落而是指定買一些洋人古董的。他說鄭洞國長得英偉、一表人才，鄭洞國早年當北伐軍營長時在南京也炮擊過英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是不分黨派的。

現在資料顯示，英國一直在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1960年前後達到了實施階段，英國在東南亞安置了近千枚戰術性原子彈，準備投780顆在中國各城市，每一顆的當量相當於廣島投下的原子彈，這已經是控制為“戰術性”了，因為當時的原子彈已經遠遠不止廣島長崎的當量了。由於新加坡馬來西亞人民反對在本國建立核基地才使計劃一拖再拖，直到中國自己爆炸了原子彈、氫彈之後，此計劃才終結。

徐原昌後來調到蘇州監獄，當了監獄長，九十多歲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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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老大不讓兒子楊子龍去幫弟弟，他自以為讀書人，不屑於子女做這等事。

此時正值孫立人在緬甸的38師沒有遵照蔣介石、杜聿明的指揮從野人山撤回國境，而是直接進入印度。當他們被英軍要求繳械才能進入時，原來被38師救出來的英軍將領亞歷山大說你手下的憲兵不是這支中國軍隊的對手。於是38師幾乎齊裝滿員地進入了印度。從野人山撤至印度僅2000人的新22師後來也加入了孫將軍的隊伍，成立了駐印軍。於是國民政府通過駝峰航線向駐印軍投送了大量兵員。這些兵員不是以前那種抓來的壯丁，而都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學生。楊子龍當時正在讀中學，遇到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招兵運動。他去報了名，很快被空運到印度，加入了孫立人的駐印軍

子龍遇到大名鼎鼎的孫將軍，孫問：“你們家幾個兒子？”

他說：“就我一個”。

孫說，你不應該來參軍，但既然已經到這兒了你就到師部當報務員吧。

楊子龍極聰敏，不僅收發報業務很快精通，還學會了修電台。

楊子龍四九年去了台灣，他當時在上海寶山的電台站工作，屬於聯勤總部的軍官。臨走前見過我父親一面。因為他倆同屬龍，父親是生於1929年一月屬於末尾的龍。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才回大陸探親。

他早已脫離了軍界，在郵電局找了一份差事，閒暇便寫寫文章，一不小心成了作家，大概是繼承了秀才父親的基因吧。他給了父親幾本散文集和小說，父親說：“沒啥看頭”。但我一看，大覺好。因為寫的是淡淡的人情，不顯山露水，卻感人至深。

後來我跟他說，你的作品我很喜歡，極平淡又極深情。於是我們聊了起來，先聊台灣的文學，慢慢聊到了遠征軍和台灣的一些事。

我問起了孫立人將軍。他還是比較了解孫將軍的。

孫立人被稱為東方隆美爾，他的戰略戰術日本人根本無法破解，可能完全不是東方式的思維。一般中國戰場的戰損比至少是1:7.打死一個日本兵，至少要犧牲七個中國士兵，要按此比例，我國當時的軍隊的人數並沒有日軍的七倍。這也是當時汪精衛認為抵抗會亡國滅種的依據。

遠征軍其他部隊都被打得很慘，成建制地被消滅，杜聿明指揮的經過野人山的部隊，那簡直慘不忍睹。只有孫立人指揮的部隊跟日軍的戰損比正好倒過來，是7:1.一個中國士兵可以消滅七個日軍士兵。他的打法奇特，後來因為有了美式裝備，伙食又好，火力壓倒了日軍，基本是吊打日本人的。遠征軍遇到日本的“萬歲”衝鋒一點不怕，因為人人手中有衝鋒鎗、卡賓槍，一頓掃射後，日本死傷無算。他們曾在森林中看到一大批因絕望而上吊自殺的日軍。

不過孫將軍1947年就被派去台灣練兵，而他一直在聯勤總部，脫離了一線戰鬥部隊。但是據他的分析，孫立人出事是早晚的事。孫在緬甸仁安羌救了7000英軍，英國女王都為他頒了獎，他指揮的駐印軍消滅了日軍精銳18師團，報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廣州保衛戰的血海深仇，他被艾森豪威爾請到歐洲戰場，跟巴頓合過影，回來時老蔣問他：“艾森豪威爾為什麼不請我呢？” 有點功高震主了。

49年2月大陸還沒淪陷，麥克阿瑟就派專機把他請到東京，跟他說我們支持你，要槍有槍要錢有槍，麥克阿瑟還給了孫立人一個密碼本，說可以直接跟我聯繫。按他後來向陳誠匯報的說法是他對麥帥說，本人堅決忠於蔣總統，並希望美國一如既往地支持老蔣，還把密碼本交給了陳誠。此時老蔣還在大陸，陳誠是先期到台灣當省長的。蔣介石撤離大陸來台灣時，孫立人說：“你來，我保護你”。這話看來一點問題沒有，但老蔣聽了很不舒服。

蔣介石有許多過人之處，但是他心胸真的不夠寬闊。國軍在東北的失敗，其實是從183師的潘碩端起義開始的（潘後來是昆明市第一任市長）。當時林彪是被打得最慘的時候，他的同學60軍183師潘碩端師長竟然起義了，原因就是蔣介石收拾了龍雲，把滇軍拉到東北去剿共，從四季如春的雲南來到冰天雪地的東北的雲南子弟兵知道蔣介石想借刀殺人，消滅滇軍。後來長春60軍軍長曾澤生也起義了，連帶新七軍也繳了槍。60軍改變為解放軍的50軍在朝鮮戰場的第四次戰役打得很英勇，彭德懷向曾澤生鞠躬敬禮。曾澤生流淚道：“50軍可以在兄弟部隊面前抬起頭來了”。有人說毛澤東也想借朝鮮戰爭乘機解決國民黨的投誠部隊。但他們忘了一個事實，派去朝鮮的原國軍部隊一共三個軍，董其武部晉綏軍改編的36、37軍，曾澤生滇軍改編的50軍，全部是雜牌軍，要是真的要消滅國軍投誠起義或投降的部隊，應該首先解決的是“中央軍”才合理啊，但事實上在當時的部隊中有一百萬的“解放戰士”，是融進了原生部隊的，如英雄邱少雲就是解放戰士。但是志願軍戰俘中有大量人選擇去台灣除了他們很多原來就是國軍外，還有其他的原因，這就要說到一個人，他叫李大安，東北人，原來是國軍起義的，黃埔生，會開汽車。後來成為四野的汽車兵。他家在東北土改時父兄被鎮壓了，他便懷恨在心，在赴朝後不久，就直接開汽車投降了美軍。然後他在戰俘營當了副隊長。這人極其殘忍，公開殺害不願去台灣的一個翻譯，並取人心臟吃人肉。

赴台的戰俘後來證明至少有二成被迫的，是非自願的。到了台灣他們也不被信任，分別安排在各個部隊。在艦艇上則規定，每艦不得超過六個“反共義士”。我聽到這兒想起了當年樣板戲“紅燈記”了的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說回孫立人，人們還是說孫立人線裝書讀得少了點。他講話直來直去，完全不懂中國的人情世故。蔣介石對他說，你要多讀曾文正公書，特別是他的《家書》。

美國人一直想換掉蔣介石的。作為代理人的最佳人選當然是佛吉尼亞軍校畢業的孫立人了。

老蔣一直對孫立人有所忌憚。而孫立人又得罪了小蔣。孫立人為部隊中增加了政戰人員而很惱火。小蔣是蘇聯留學的，他搞的政委一套是從蘇聯和共軍那兒學來的。孫立人很看不慣在部隊中安插政工人員的做法，為此兩人經常吵的不可開交，蔣經國去孫立人家探視。孫立人都不見。

此後發生了郭廷亮匪諜案。現在證明是典型的冤假錯案。尤其是郭廷亮被捕後被保密局的“大刑伺候”，他始終沒有承認。保密局還把他太太孩子抓來拷打。他還是不願誣告孫立人。最後，保密局說你只要承認自己的共諜，就可以保護老長官孫將軍。他竟然上當承認了，結果孫立人被軟禁33年，郭自己也被暗害。

蔣經國逝世後，台灣政府為孫立人平反，有記者問垂垂老矣的孫將軍，平反後有何感想？九十歲的孫立人平靜地答道：“從未反過，何平之有？”，不久孫將軍便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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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龍伯說，台灣後來發生了一件怪事。

《湖口兵變》案。當時蔣緯國被卸任裝甲兵司令。趙志華是蔣緯國的副手，裝甲兵副司令。蔣緯國卸任裝甲兵司令後，應該是他接任的，但卻換了別人。於是他起了“清君側”之心。他認為老總統是英明偉大的，但周圍的都是奸佞小人。他在廣場上對着官兵憤慨地講演了兩個小時，掏出手槍向天開了一槍，並說我們向台北進發，去清君側，所有人都驚呆了。其實他在講演的時候，已經有政戰人員向台北情治部門匯報了，蔣經國已經做好了準備，空軍F-86佩刀式已經掛單滿油，並準備炸毀大橋阻止坦克進市。

講演最後，有個中校上來說，“好，我們跟你去清君側”，趙上前跟他握手，當即被他按下，搶過了他放在講台上手槍，一幫政戰人員衝上去捆住了趙。

在蔣緯國的懇求下，趙沒有被判死刑，被判無期徒刑。蔣緯國因此受到了牽連，當了二十年中將。

 有人把趙志華兩個鐘頭的講話公布了出來，簡直是智商低到了極點。真要清君側，應該把坦克裝甲車開出去，等到包圍了總統府最後才告訴大家什麼目的啊。所以叫的狗是不咬人的。

 趙講的都是徐蚌會戰和上海保衛戰的戰情。說當時坦克彈藥打完了，就用履帶去碾壓敵人，後來洗車時履帶里的骨肉都臭不可聞，說當時共軍挖的壕溝又寬又深，我們坦克過不去，只能用我軍傷亡的士兵的屍體來填壕溝，其中有許多受傷沒死的。第一輛車過去時，哭喊聲震天，第二輛聲音小了，第三輛就沒聲音了。他的意思是說，老子是跟着二公子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是有戰功的。

原本要在國軍中準備撤銷的政戰系統，通過這個事件，就不撤反而加強了。

我說：“據說劉伯承元帥後來不看戰爭影片，他說兩邊是的都是農家子弟，都是兒子、丈夫、父兄。但是國共內戰的烈度一點不比抗日戰爭差，許多國軍將領兵敗自殺，國軍還用了毒氣彈，不一而足。”

子龍伯說，我國的內戰跟歐美不同。美國南北戰爭也是內戰，停戰後，北軍非常善待南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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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銘在金沙鎮開了一家米行，米行一般店後必有一條河，米從後面搬進店。南方許多集鎮大都是沿着河道形成的。

父親喜歡到他店裡，聽他說話。他精壯挺直，力道驚人。秋後收米的時候，往往是米店老闆在河岸向河上排隊送米船的隊列扔一塊石頭，石頭落到水中距離內的米船，都必須把米賣給他們家。所以，米店老闆要根據當年的需求把石頭扔在合適的位置上。在需要大量進米的年歲，能把石頭扔得越遠越好。

自從“減租減息”後農業生產就亂了。

而蘇中地區往往是拉鋸戰地區，共產黨的政策有時會因為暫時的撤退而不能執行。穀賤傷農，米賤更傷米商。進的越多就虧得越多。有幾年米荒，要吃米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進店中，能搶多少是多少。有些是鎮上人，都認識，三錢不值兩錢還給一點。有的純粹是趁亂打劫。徐景銘也想得開，關了米店在家讀起了佛經。還好店關得早，後來國軍沒糧食就公開搶糧，還鬧出了人命。

父親說，景銘應該說是他的祖父輩，但非常和藹可親，不端長輩架子。他一直說財物都是身外之物，唯一的身內之物是心中的東西。後來他勘破了一切，拋家別子去了常熟虞山當和尚。家中事不聞不問，倒也清淨。我說，他連老婆也不管了，這樣做是不是有點不負責任。父親說，人一旦拋下俗世一切，就是另一種境界的人了。80年代有一部電影，叫《城南舊事》。裡面有一首歌“長亭外 古道邊”是弘一法師寫的。父親非常喜歡，經常唱，他說：“弘一法師也是拋棄了一切成為高僧的。這首歌詞寫得多好啊，但曲子是英國人作的”。我還是頭一次聽說曲子不是中國人作的。父親會一些樂器，最喜歡的是洞簫。嗚嗚咽咽的，母親十分討厭。父親在許多場合都喜歡唱《渴望》裡的兩首歌，“好人一生平安”，尤其是“悠悠歲月”。

悠悠歲月 欲說當年好睏惑

亦真亦幻難取捨 悲歡離合都曾經有過

這樣執着究竟為什麼   

漫漫人生路 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誠的生活

誰能告訴我是對還是錯  問詢南來北往的客

我一直以為這部電視劇是一幫北京的混混搞出來的，作為正宗中文系文學專業的畢業生的我是有點不以為然的。

今天不得不承認，他們編得好，或者至少是偏打正着。這些歌詞讓你回味讓你深思。因為老徐家的近代歷史真的是亦真亦幻。是對是錯，真的搞不清啊。

後來我搞起了金融交易。我們所用的蠟燭圖也叫開線圖，據說是十六世紀日本米商發明的，所以叫“日本蠟燭圖”。從開線圖可以看出走勢特別是趨勢的轉折。我在國外大學的圖書館看了美國人出版的蠟燭圖書籍不下十本。書中開宗明義地說，蠟燭圖是十六世紀從中國傳到日本的。發明權還是中國米商。我想中華民族是早熟早慧的，而且文化底蘊絕對碾壓日本韓國等藩屬小國的。但是景銘老爹肯定是不知道蠟燭圖的，不然他不至於去當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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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會戰是內戰的頂峰之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古代戰爭。看上去有飛機、坦克參戰，但用獨輪車運糧運傷員，溝塹縱橫到敵陣都是原始的戰爭手段。其中功勞最大的除了粟裕，鄧小平外就是饒漱石和劉瑞龍，饒當時是華東軍區政委，負責後勤相當於漢蕭何，淮海戰役能取得以少勝多的勝利全靠後勤保障，資料顯示，運下來的傷員12萬，送上去的屍布18萬尺。糧食彈藥更是不計其數。要知道，十斤糧運到前線要吃掉八斤啊。還有大量今天還在的溝壕主要是民工挖的。最初，即使是分到田地的山東等地的農民也不願冒死送糧的，推車的民工最初有七成逃亡。饒立即調整了政策，給推車上前線的開出了很高的報酬，這才有五百多萬民工上前線啊。說翻身農民的覺悟高，其實是不了解“無利不起早”的中國農民的。現在提到淮海戰役幾乎不提饒漱石的功績，這至少是歷史的誤區吧。

其實當時饒漱石最得力的助手是華野軍區副司令、後勤司令劉瑞龍，他是南通人，鄧小平後來在寫給他的信中，抑制不住對他的讚賞。當時總前委五人，劉伯承陳毅到河北西柏坡去匯報工作了，粟裕譚震霖在前線指揮作戰，鄧小平一人當家，無怪後來他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劉瑞龍解放後去搞農業工作了，連個少將都沒評上，後來他的女兒劉延東當了副總理，也算得到了補償吧。而饒漱石是有智慧、以身作則的高級幹部，中野、華野的將領都一致要他來領導。不料捲入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鬥爭，至今無法洗清。要知道在1946年軍調時期，他和周恩來葉劍英是平起平坐的。為了和國軍保持對等關係，他被授予中將軍銜，而當時的許光達、陳賡（55年的大將）、以及宋時輪、耿飈（55年的上將）當時只是少將銜。他後來當政華東局時，中央許多對付“資產階級進攻”的政策和措施，他在上海都“緩行”的。這在今天看來完全是正確的。宋慶齡也為上海的資本家講了許多好話，畢竟上海的情況比較特殊。

“徐蚌會戰”也就是淮海戰役到渡江戰役當中有三、四個月時間。此時發生了“三昌”返鄉事件。在上海三個昌字輩的兄弟，決定回鄉下接家眷。三個人原是不太正經的人，他們帶着武器回到了鄉下，還跟我祖父祖母說一起去上海，幸好我祖父認為他平時“刺吧拉哈”的（傻乎乎不着調的意思，估計就是蒙古話）不為所動。不然，也是死無葬身之地的。其時長江北岸都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了，他們帶着二十幾口人就想往江邊跑，想渡過長江去上海，但不知怎麼走漏了消息。解放軍地方武裝和民兵早埋伏好了。結果進入包圍圈，他們還開槍還擊，那哪兒是對手？全部被抓。因為武力還擊性質就嚴重了，他們被定性為“還鄉團”。起頭的二個昌都被插子捅死的，領頭的那個昌，民兵最恨，捅的人也是一個附近村的佃戶，他有意刺扎的很淺，讓他痛不欲生，又死不了。聽父親說，他悽慘地高喊：“深一點啊，深一點啊！”

家眷更是倒霉，尤其是年輕女子。其實，抓她們的人都是平時認識的人，有的就是家裡傭人廚娘的兒子。他們提出，只要願意嫁給他們，就免死。一個最漂亮的小姑娘，大約年方二八，堅決不從，被刀戳死。一個稍大一點的女孩。從了，嫁給了一個粗壯的佃農。但是一年後就被弄死了，據說那傢伙性慾極強，天天要做。金枝玉葉的女子，活活被弄死了。他哥哥永昌後來在南通城裡的中學教書，他從來不回鄉下。有一年我曾與永昌叔和他的大兒子在浦東某大酒店吃過飯，一起喝家鄉的“洋河大麯”，我當夜醉得不省人事，因為我一直憋着不敢問，難道對妹妹的遭遇沒有一點想法嗎？

前面提到的稚昌的母親，也就是那個文敬父親的小老婆，更是慘不忍睹。在男人被鎮壓後就成了人盡可夫的女人。文靜父親原來在上海做煤炭生意，上海每天要消耗20萬噸煤炭，所以生意做得很大。結果鄉下的管家來信叫他回去，說有重要的事要他決定。他就帶着小老婆回到灰場邊，當天就被捆了起來了，沒幾天就以工商地主名義跟管家一起被槍斃了。房子充了公，變成了小學校。管家也是沒辦法把他誆回來的，原以為自己可以撿一條命，結果陪葬了。這位工商地主其實跟當地佃戶沒有一點接觸更沒有仇恨，因他從來不過問鄉下的事。倒霉的是小老婆，年輕漂亮正當時，直接被玩死了。大老婆是老劉頂着壓力養在學校宿舍里的。到了66年，突然強調階級鬥爭了，老太無處躲藏，所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

為了接近農民群眾，全心全意地投入大辦農業的工作。1964年父親決定把家從市區搬到了北郊緊挨廟行公社的泗塘新村，此時老爹徐和姑媽就不能住過去了，因為老爹是富農，姑媽是反屬，都已經被認為是階級敵人了。老爹回到了鄉下，住在小姑媽的許家。娘娘只好到人家去幫傭度日，日子不知道怎麼過的！好在很快遇到了忠厚老實的無產階級老吳。我總想偉人不是一再強調“給出路”的政策嗎？對於地富反壞右難道就一定要往死里整嗎？姑父老劉和我爸媽這樣的黨員如果不跟這些階級敵人劃清無力的界限，不僅連共產黨的幹部當不成，可能連工作都不保啊。

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父親都是地主，被鎮壓的。這種無差別的殺戮的後果極壞，後遺症很大，連後來鄧小平也對金庸說殺錯了。 因為許多地主根本不是什麼惡霸地主，尤其在南方，有些地主還必須自己干農活。灰場邊有些地主根本就不管事，人都在大城市裡，不在當地，田地也是祖上傳下來的。

一天晚上，我熟悉的一個農村幹部劉召生帶着農民來抄家，我母親拿着擀麵杖，站在陽台上說，我是鐵路工人出身，有賬去找徐向明，別來找我。那些人罵罵咧咧地退走了。連續緊張的日子，使母親得了嚴重的高血壓。是鄉下的阿婆多次邁着小腳來安慰她。陪她流淚，才熬過來的。

其實，仇恨只要種了下去，不需要肥料就可以茁壯成長。李大安是如此，農民也是如此。然而消弭仇恨就是難上加難的事了。

歷史上的仇恨也往往被別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比如五胡亂華的“兩腳羊”的故事，前幾年就傳遍網絡。現在的史學研究證明其實是宋朝“靖康之難”時漢人流民相食；蒙古人的“初夜權”也被證明是日本人為了挑撥中國民族矛盾而發明的，當時日本國策就是用舉國之力分化中國，製造民族矛盾。而推波助瀾的就是清末變法失敗跑到日本去的那批人。文革中最流行的就是一首悲悲切切的歌《不忘階級苦》：

天上布滿星 月亮亮晶晶

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仇

千頭萬緒 千頭萬緒湧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淚掛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長工累得他吐血漿

瘦得皮包骨病得臉發黃   地主逼債 地主逼債好像那活閻王

可憐我的爹爹把命喪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遠跟着黨鬧幹革命

這首歌還有滬語版。其實我問過許多寶山的農民，根本沒有這麼回事。上海當地的農民每家幾乎都有在上海市區工作的人。“亦工亦農，賽過富農”才是當時的真相。

我們都不向後代講事實真相。比如，1950年《新華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有個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寫的《西蒙諾夫淮海戰場巡禮記》，他就寫到淮海戰役中攻打碾莊，解放軍用了7輛坦克攻進去的。7輛戰車中有美式也有日式的，當時解放軍已經有“坦克大隊”，駕駛員都是從廣東來參軍的知識青年。當四輛15噸的坦克開到面前直接轟毀了碉堡時，黃百韜的國軍才知道不是自己的援軍。後來解放軍的武器越來越好，一點不比國軍差，彈藥更是充足。不是什麼“小米加步槍”打勝的。歷史，的確是勝利者書寫的。

                       20

景銘老爹的兒子鴻江獨自到上海開了一家米店。因為從小耳濡目染，所以米店經營的不錯。慢慢的他在楊浦的碼頭搞到了一個倉庫囤米，並買了一輛舊道奇卡車運米，先是他自己當司機，後來請了一個開過軍用卡車的司機，還請了幾個鄉里鄉親的小伙子，當搬運工。在上海各區都有了米行。

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後，他和一些做米的老闆和投機商都認為這是他們"撈一票"的大好時機，他們從海上陸地大量收進大米、秈米，開始不斷囤積起米來。因為按照以往的經驗，新政權剛建立，一切百廢待興，基本生活的物資肯定會奇缺，尤其是米、布和煤。甚至一些不經營紗廠、米業的工商界人士也認為這是一個牟取暴利的好時機。

上海商人曾經有過“打老虎”的經驗，太子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來勢洶洶的，最後搞不定“揚子公司”鎩羽而歸。蔣經國“打老虎”失敗後，向全上海人民謝罪的當天，上海的大米價格從每石（約合60.453公斤）20元金圓券，飆漲到了2000元金圓券，價格暴漲百倍之多。

上海米價在1949年6-7月間上漲了4倍，棉紗上漲1.2倍，仿佛已經開始萌動，接下來很可能是井噴行情。由於上海對周圍地區物資虹吸效應，連帶周邊華東地區乃至華中地區物價上漲1.8倍。當時市長陳毅已經覺得有點棘手，他沒有多少經濟工作的經驗。於是中央派了擅長經濟工作的陳雲來到上海。據說陳雲到了上海先開了個千人打招呼大會，他是江蘇青浦人，青浦現在就是上海一個區。正如寶山，原來也屬於江蘇省，我父親他們的辦公桌上都印着江蘇寶山的白字。

他用青浦話做了一個報告，他勸大家不要玩投機，不要跟共產黨對着幹，要同心同德建設新中國。與會者私下裡都說，共產黨泥腿子懂什麼經濟建設？

鴻江也把所有的資金用於收米，準備坐收漁利。因為資金不夠還問父親有沒有辦法借到錢。

父親說：“我剛來上海，住在酉昌家裡，又沒有工作，哪來的錢”。

鴻海說：“你舅舅不是很有錢嗎？向他借借看。”

父親心裡說，要是缺錢可以借給你，要是做投機生意，我勸你不要玩。畢竟鴻江是長輩，儘管年齡比他大沒幾歲。父親也不能多說什麼。只一味勸他：“別跟共產黨對着幹，那是沒好結果的，陳雲、陳毅的講話還是要聽進去的。”

此時已經成立了中央財經委員會。

11月20日開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開始陸續出售棉紗。投機商一看又有棉紗放出，不管價錢多少，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次國營公司在出售棉紗的同時，居然在逐步提高價格，向黑市價格靠攏。政府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難道也想利用漲價套利？他們沒想到這是陳雲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計，引誘投機商把手裡的資金全部拿出來。投機商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也顧不得多想國營公司漲價的動機，不惜一切瘋狂吃進，兜里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吸乾了。銀行貸不到款，就借高利貸，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驚人利息！

11月24日，總體物價水平到達7月底的2.2倍，這正是陳雲定下的物價目標，在此價格水平上，中共通過嚴密計算，手裡掌握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這其間陳雲甚至一再笑着拒絕了幾位從國民政府時代留任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特別顧問的請求，硬是等到了這個時刻，中共發起總攻了！。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國營貿易公司同時拋售紗布，並不斷地調低價格。投機商開始還敢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鋪天蓋地而來，不僅越拋越多，後續調運的紗布整車整車通宵達旦的拉進各大城市。各個國營商店囤積的紗布堆成山一樣，其實陳雲掌握了全國一半以上的貨品，就怕你不吃進。投機商開始不知是計，還在大量高價吃進，但國營公司的貨物越拋越多，價格還越壓越低，例如上海國營花紗布公司在拋售中每過一個小時就把價格往下砸一次。這時，投機商才感到大事不妙，只好以低價競相向外拋售。但為時已晚，隨着價格繼續下跌，投機商吃進去的商品開始吐不出來，被套住了，一方面因價格的下跌而虧本，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貸款利息，真可謂“兩面挨耳光”，叫苦不迭。一些投機商因無處借款，資金周轉不靈，甚至無錢還債，紛紛破產，不少人還跳樓自殺了。

更高明的是，價格降下來後，在陳雲的指揮下，國營公司又反手開始買進，把原來拋出的物資低價收回來一些。現在炒股的人都知道低吸高拋，陳雲改變了一下順序：高拋低吸。

面對中共動員的壓倒性的物資力量，投機商絕望了，開始拋售自己手中的紗布，拋風一起，紗價應聲而跌，棉紗市場行情如雪崩一般一瀉而下！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一半，投機商血本無歸。但是中共並不收手，緊接着出台三條窮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許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准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徵稅。還規定稅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繳稅金額的3%。三條齊發，箭箭奪命。不僅參與紗布投機的資本家紛紛破產，連帶許多私營錢莊也因此而大量倒閉。

棉紗大戰使投機商輸得傾家蕩產，但鴻江並沒接受前車之鑑。他相信大米不一樣，民以食為天，大米比棉紗更緊要。一些在棉紗生意做虧的商人也存了一絲幻想，想在米價上翻盤。

鴻江是做大米生意的資深內行，他肯定上海的米價會像往年一樣，在年後會依着慣常的規律不斷上漲。但他不知道老黃曆已經不管用了。而一些在棉紗上輸掉的人，還繼續玩棉紗之戰的老套路，其實遊戲規則已經變了。

鴻江把汽車賣掉，把奶奶（老婆）的首飾也變賣了，每一個銅板都用在不斷套購政府傾銷的高價糧食，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上海市政府突然一夜間成立十幾家國營糧店，一日之內拋售了幾億斤大米。米價直線下跌，因為陳雲、薄一波、以及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等已經利用共產黨嚴密的基層組織能力，在11月底已經在上海及周邊秘密儲存了大量物資，其中僅大米就達50億斤！要知到徐蚌會戰時為了保障60萬大軍600萬支前民工才調用了10億斤大米。陳雲從剛解放的四川地區，就設法調集了4億斤大米沿長江南下運抵上海，陳雲在東北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向東北的老部下發命令，每天以1000萬斤糧食的驚人數量通過鐵路秘密入運抵關內。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鴻江的大米全砸在手裡，所有的店一夜之間關門。他處理了庫存，辭退了工人，離開了上海，不知所終。

這場持續50多天，席捲全國的物價大漲風終被平抑。榮毅仁為此評價道：“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而對這場平抑物價、統一財經鬥爭勝利的歷史意義，毛澤東高度評價為：這場勝利，不下於淮海戰役。並稱讚陳雲是“金融奇才”。

陳雲勝利地打贏了“二白一黑”之戰之後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評價。可惜，以後毛澤東就很少聽他的意見了，特別是大躍進那幾年，到了七千人大會，主席台其他領導人都發言了，只有陳雲一言不發，當時從周恩來開始中央向各地徵調糧食，已經到了求爹爹告奶奶的地步，李先念甚至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了這樣的話：死四川人總比死北京人好吧。相比當年從四川能調出這麼多糧食，解放十年後竟然搞到天府之國都沒有糧食了。你叫陳雲說什麼呢？後來有人逼問陳云為什麼不發言，他說“不想讓主席難堪”。

此戰結束後華東局在“上海花紗布公司”的基礎上，成立了“華東花紗布公司”。

父親51年底投考了華東花紗布公司，經過嚴格考試，他被錄取了，先擔任食儲科科員，不久他入了黨，入黨後擔任了保衛科幹事。“華東花紗布公司”的地址先是在福州路江西路的新城飯店，據說原來的美國新聞總辦事處的舊址。後搬到了蘇州河邊泥城橋附近。我後來在上海冶金局團委工作，我們冶金局辦公樓跟對面的新城飯店以及東南角上的醫藥公司大樓是三胞胎，三棟樓一模一樣，只有在西北角上的勞動局和市政府大禮堂是中層建築，仿佛是為了風水開了一個口子。

多年後我在國外讀MBA，看到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德曼說的一句話：“誰能解釋中國在建國初期治理通貨膨脹的成就，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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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紗布公司的倉庫在蘇州河北邊，地處閘北。當時叫“北站區”。因父親為倉庫事曾與區政府打過交道，政府負責幹部對他印象很好，於是對他說來工作吧，北站區和嵩山區馬上要合併為閘北區，需要大量的幹部。父親結束了兩年不到的花紗布公司的工作，來到了北站區，先任調研組長。閘北區成立後，任街道總支副書記。

195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中國有過一次認真的人大代表普選工作，他被閘北區派出來參加臨時組建的選舉班子，母親從地處北站的上海鐵路局派出來參加這個班子，於是兩人認識了。母親當時是宋慶齡專列的列車長，有時也送陳毅北京上海兩地跑，沒有專車任務時南到福州，北到蚌埠跑車，一出門往往一個多星期才能回來。當時的鐵路局是半軍事建制，她也是大蓋帽，銅紐扣制服，神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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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大躍進”，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跟得最緊。他下令各區派得力幹部去郊縣農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父親就在下放幹部之列，還是個小負責人。

閘北離寶山近，他們就下放到新橋鄉。新橋鄉的名字來自於張廟東端那座“西新橋”。後來橋東成立了淞南公社，橋西成立廟行公社。廟行有新一大隊，淞南有新二、新三、新四大隊。

父親住在新四的乍家宅生產隊，一家最貧窮的家庭。一個寡婦，家裡有七個子女。我小時候去玩過，喜歡上了他們家養的兔子，紅眼白毛，可吃飯的時候，給我夾的肉就是那隻兔子的肉，我哭了起來，不吃飯了。父親也跟着孩子叫那位寡婦為“媽媽”，後來就真的成了他們家的長子了。我們叫老媽媽為“阿婆”。

下放幹部後來都陸陸續續回去了，大約留下來不足十個人。父親說是因為表現好而留下的，但後來我想是不是因為出身不好才留下的呢？

阿婆過世後的墓碑上，刻有我們全家的名字。我們給過他們很大的幫助，他們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也關心過我們。不過，近年來我們跟叔叔阿姨們的感情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淡漠了。

父親下鄉幾年後，市委書記柯慶施下令下放幹部的配偶也必須下鄉，不願意下鄉的可以離婚。母親邊追隨着父親下放到了廟行公社，當了婦女主任。收入減少了一半還不止。

我經常問父親，黨為什麼讓一幫白面書生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難道信不過當地農村中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嗎？他也無法回答。到了1962年，市委書記柯慶施批評下放幹部的屁股都坐到農民的一邊去了，我才明白。這還是外來的幹部啊，假如是當地的幹部，肯定一屁股坐在農民這一邊啊。你徵調那麼多糧食，農民都沒得吃，要餓死了，幹部們都看在眼裡，怎麼會不同情當地的農民呢？

一次有個瘦瘦的幹部來到辦公室，指着我問旁邊的人，：“這個小鬼頭是誰家的？”。他們說是向明家的，叫小明。他抱起我說，：“叫我丈人阿爸”。我也不懂丈人阿爸是什麼意思。就叫了，於是就叫開了。他就是縣委書記張正仁。他是地下黨的負責人，後來當了寶山縣委書記。

他後來常來，一見面就叫我叫他丈人阿爸。

我記得他當年他從北京回來傳達七千人會議精神，召開了寶山縣三級幹部會議。也就是到生產大隊一級。所以有句話“別把村幹部不當官”。共產黨組織深入到大隊一級甚至小隊一級，哪像歷朝歷代只到縣一級。傳達七千人大會的精神時，當時我還沒上小學，就跟着父母去了寶山。那時的寶山真的充滿鄉土色彩，城牆是土牆，還有兩根吊索。鎮上的湯圓好吃的不得了。晚上就睡在大會堂里 也不分男女老少好幾百人打地鋪。因為剛開完七千人大會，糾正的浮誇風，上下氣順了，士氣極高。但我看到母親在他們的小組會上被大家批評到哭，就偷偷地跑到父親那個會議組貼着他耳朵告訴了他。

張正仁去參加了七千人大會。還拍了一張七千人的照片。文革時斗他，說為什麼不把照片上被打倒的劉鄧等打×，他說這是寶貴的歷史記錄，其實他心裡很贊成劉少奇三個小時的“口頭報告”。因為劉少奇回到了湖南寧鄉花明樓炭子沖老家，家鄉親友的生活比解放前還苦。他難過地向鄉親們鞠躬道歉，有個秀才說，現在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認為吃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靈魂”，他完全忽視了人的本性。好在上海地區的“人民公社”辦食堂吃大鍋飯的時間不長。父親說，當年地頭的山芋堆積如山，既然“敞開肚子吃飯，甩開膀子幹活”，農民就是不願吃山芋，而吃大米，你怎麼辦？後來山芋爛掉後變成了酒，只要一到田間地頭就能聞到一股子酒香。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前來中國參加建國十周年大慶。就在這次會談前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批評中國的國內政策十分不滿。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此時兩人都在爭奪國際共運的老大，按資格來說赫魯曉夫可能還比不上陳毅，陳毅曾說過赫魯曉夫算老幾的話。但是偉人想趕英超美，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卻不按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辦。他認為國家強大打贏戰爭就是要靠鋼鐵掛帥，全國到處是小高爐，一些百年千年的樹木被砍伐一空。鄧小平去四川老家調研，見到這種土法煉鋼急得大叫快停，因為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在鋼廠做過煉鋼工，他知道鋼鐵是怎麼煉成的。

還有畝產萬斤，現在才知道把邊上幾畝的稻穀移到一畝中，造假成為萬斤的。種過田的主席不相信，錢學森說完全可能的，因為光合作用的力量是極大的。

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後來我們家的安徽保姆說，家裡六個孩子餓死了四個。只剩她和妹妹。

八十年代某年張正仁到我家來玩，我已經上大學了。他又講到了去北京參加了20多天的七千人大會的事情。“丈人阿爸”跟我父親說，原來在會上毛的講話和發下來的正式文字材料一對比，已經改得面目全非了，最重要就是增加了“階級鬥爭”的內容。我後來一想，對的，老爹、姑媽被趕走就是差不多那個時候。現在才知道階級鬥爭這根弦是康生1962年開始繃緊的，康生一手造成的“小說劉志丹”案，牽涉到6萬人，“內人黨”案牽涉到30萬人。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魔，問題是誰給了他權力？

張伯伯說，七千人大會，主席台上的人除了陳雲其他人都發言了。彭真說我們要檢討，主席也要檢討。主席的威望就像一座大山，挖掉幾楸土一點不影響主席的威望，周總理馬上插嘴，我們多找自身原因，別扯上主席。但是林彪的講話，明顯地支持主席，他說回顧歷史我們犯錯誤就是沒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做，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好像主席是永不犯錯的。

後來我看到了1967年毛主席和斯諾的談話。斯諾一再問主席你們這個社會主義怎麼搞下去，對老朋友主席沒說虛的假的，“我們真的沒有經驗，真的不知道怎麼搞下去。”大躍進時，他說15年趕上英國，許多人包括大科學家一吹，他說10年，後來又改為5年。最後在會議上說，“我看至少一百年”。現在我們的才知道在我國原爆之前，英國一直在準備對我們投放原子彈，要把我們炸回石器時代。連美國人都不知道他們這個計劃。今天我們經濟各項指標都已經超過了英國，但我們國民的綜合素質是否超過了英國呢？毛時代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全國人民最為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時代。我們看到了當年的“除四害運動”，當時幾乎把全國的麻雀搞得絕種。如果老人家說，全體中國人民不可以隨地吐痰、不可以亂穿馬路闖紅燈，不可以公眾場合大聲說話，那今天中國人這些為人詬病的毛病肯定絕跡了。

經過四年的苦幹，到1966年全國的經濟已經恢復，一切向好的方向發展。當時我已經考進上海外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我在外語學校上學時，每周老師帶着去一場電影，像《小鈴鐺》、《沒頭腦和不知道》、《大李小李和老李》、《打銅鑼 補鍋》至今還記憶猶新。電影反映的當時的和諧的社會風氣和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關係，完全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而這時毛卻發動了文革，後來毛說，他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想搞掉劉少奇了。他對自己黨內的同志和敵人也一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思想影響了幾代人，今天中國做一切事業的人都受其影響。反觀蔣介石，從他在重慶談判期間所寫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產生過三次抓捕參加“鴻門宴”的毛澤東的衝動，但三次都放棄了。毛講他可以做到的“忍到無恥，狠到無情”，而蔣雖然也狠，卻做不到無情。

不久，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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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有一次半夜從牛棚跑回家，我聽到他跟我母親說，“說我是還鄉團。我真不想活了”。母親說：“看在小人的面上，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後來想一定是唐菊仙阿姨放他回來的。我曾去“牛棚”送衣服，看到唐菊仙也跟着，就知道她負責看管父親，我想不管怎麼說，她一定會跟別人不一樣，會對父親會網開一面的。

革委會後來派人去南通調查，到了父親讀書的中學，那校長還沒退休。校長說他不僅不是還鄉團，他還對革命有功啊。他對外調人員說：“我當時是南通的地下黨負責人，曾派他送過一封信到蘇北的一個聯絡站。因為他人小，不會被注意。信的內容他不知道，但我們都是心照不宣的”。

父親解放了，補發了工資。買了幾樣東西，至今還在用的三五牌台鐘走了半個世紀還很好。記得當時還是憑票買的。“

父親他選擇去了最邊緣的盛橋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可能廟行是他的傷心地。這麼多隊長、社員一夜之間就翻面孔，而他又是執行政策最溫和的幹部。我經常講你就是個“避震器”。

父親在盛橋工作期間非常愉快，他有一個同事叫陳守初，老講戲話，老陳住在江灣，每周一他們約好在張華浜集合，一起騎車去盛橋。現在想想從張廟到盛橋這種走法少說也要四十公里。可見當時他的身體有多好。

他回來跟我講陳守初的笑話，其實也是大路的，我記得有一個是這樣說的，有個農民說，“今朝大家要當心，廣播裡氣象報告說，下午有尖頭雨啊，落在身上斜痛的。”其實是“間斷雨”，上海寶山薀藻浜浜北的口音“間斷”就是“尖頭”。上海本地話跟市區話截然不同。因為耳熟能詳，我也會講一些。

人們問老陳幾歲，他總是說：“我30公歲”。可惜這麼樂呵呵的陳守初，六十多歲就病逝了。

我曾去盛橋度暑假。一次我在馬涇橋（不知現在這橋還在嗎？）橋頭一個猛子扎到河裡，父親正好看到，等我上岸他問我，你什麼時候學會游泳的？我說早就會了。小時候公社沒有洗澡的地方，井水又太涼，所以下午我總是跟公社的幹部們一起去馬路對面靶子場旁邊的水塘“汰冷水浴”，這些書生竟然沒有一個人會游水的，只能在水塘邊淺水的地方“濕濕水”。

中學時我跟一些大同學玩，經常到蘊藻浜去游泳，順流而下很輕鬆，一游就是好幾公里。但回來是逆流就游不動了。於是我們扒小火輪，小火輪往往很長一串，開船的老大往往在牽引火輪上，後面的都是沒有動力的駁船。但是有一次，船老大拿着一根帶尖刺的船槁過來趕我們，我們紛紛跳進河裡。不料我浮上來時發現在船底下。手摸到的都是船底滑滑的青苔。我一想不好，不找到船邊就完蛋了。關鍵時刻我非常冷靜，我摸着船底下朝一個方向移動，大約一分鐘後出了水面。那船老大見我上來還要用船槁扎我，我一個猛子游向岸邊。後來跟領頭的同學一說，他臉色頓時變了，說你差點沒命啊，以後不帶你玩了。後來我們從上鋼一廠廢鋼堆里找到一把土槍，可能是外地武鬥時用過的，修了修，用硝化棉填在子彈殼裡，當時有學校‘工基課’，（工業基礎知識課）相當於化學、物理課。課本中介紹到硝化棉可以當炸藥。靶子山到處是彈頭和彈殼，當地的孩子都去撿來玩的。我們就去打野鴿子，不再去游泳了。

又經滄海難為水。馬涇橋頭一跳是小菜一碟啊。這些年，我幾年我早已不是溫室里的乖孩子了。

父親在盛橋公社糾正了許多冤假錯案。其中莫氏姐妹的案子最為重大。莫利國、莫利仁姐妹都在盛橋插隊。其父是復旦教授，50年以特務罪被槍斃。陳毅市長批准其母帶着兒子去香港，最後輾轉到了美國。但莫氏姐妹一直出不去。最後在我父親的幫助下去了美國，當時父親和她們母親還吃過一頓飯，臨走還送了些禮品。走了以後就沒有消息了。近年我們才知道她們回過上海，但早把父親忘了。

父親之所以幫助他們多半是出於自己身世的同情，並不是圖什麼回報。他還處理了幾個知識青年講“反動話”的案子，現在看來根本夠不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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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寶山最偏遠的盛橋公社工作了幾年，父親被調到吳淞公社。我當時已經在上鋼五廠當工人了，我們車間的對面就是吳淞公社張建浜大隊。算是鄰居了。

四人幫粉碎後，我從冶金局團委借到了團市委，籌備第十九屆團代會。開團代會的同時我去參加了高考。團代會上我負責工業塊的簡報，因為交上簡報才可以回家，為了早點回家，我把正在撓首寫不出簡報的另外幾個塊同事的簡報也順手完成了。會後不久，團市委的組織部的正式調令到了廠里，同時大學錄取書也到了。車間總支書記是個中年女工，她拿着兩份通知書說，你不忙做決定。去問問你父親，她下巴朝吳淞公社的方向示意了一下，顯然她知道父親就在對面。我騎上自行車就去了吳淞公社，其實我心裡還是想去團市委工作的。父親堅決地說，去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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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淞公社因寶鋼建設地盤越來越小。最後成立了吳淞區。吳淞區和寶山縣“拆二建一”成為寶山區。1979年父親在農村二十多年後兜兜轉轉地回到了市區。十年之後，他就退休了。父母都有可能爭取“離休”的待遇。母親在南京參加工作的，南京1948年就解放了。父親曾送過一封信給地下交通站。但是他們都覺得不要爭取了，經濟上可以了。

   他可能是上海市最後返回的下放幹部。我開玩笑地叫他是“最後的莫西干人”。（美國作家庫珀的小說）他不懂什麼意思，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