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這是一場什麼鬥爭

最近幾年來，中國資產階級的行為有點難以捉摸，一是有自導自演的“民營經濟退場論”和同樣自導自演的“反擊”；二是有抓捕房地產巨頭任志強，然後又允許其保外就醫；三是有金玉其外的“共同富裕”，隨即其內容被限定在看資產階級賞幾個銅板的“三次分配”；四是有對互聯網、房地產和相關行業的“整頓”，但又畏首畏尾、遲疑不決；五是有鸚鵡學舌、堆砌辭藻、先是詛咒文革，但沒“堅持”改革的“偉大決議”。六是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在資源分配中的作用”，但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又被狠狠砍了一刀。

如果說中國資產階級是個尚能一致行動的統一整體，那麼這些奇怪舉動以及後來的反轉和再反轉就是不可理解的。在中國勞動人民反抗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尚未形成明確的政治運動，癱瘓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或者迫使資產階級做出重大妥協之前，這些狀況只能反映一個事實，即中國資產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上層出現了嚴重的內鬥。

關於這場資產階級的內鬥，各路觀察家們都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國內的自由派看來，這是一場關乎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大決戰。決戰的一方是鄧小平以來開拓創新、銳意進取的社會精英。他們要守護改革開放的成果，保衛私有產權，保證資產階級和依附於他們的自由派小資的政治自由。一句話，至少要回到胡溫黃金時代的垂拱而治。決戰的另一方是僵化愚昧的專制政權。該政權驅使和利用未能開智的愚民，收買小粉紅和極左戰狼，意圖顛覆改革開放以來的良好局面，尤其是妄圖清算資產階級“第一桶金”的舊賬。一句話，他們要讓中國倒退回文革的黑暗時代。

在小資民族主義者和“工業黨”看來，這是一場關於自甘墮落的買辦道路還是星辰大海的“強國”道路的路線之爭。鬥爭的一方面是依靠“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貿工技”賣國生意發家，依靠金融和房地產投機做大，依靠媒體控制和收買腐敗官僚自保的買辦團體。一句話，他們要讓中國回到舊社會的經濟殖民地狀態。鬥爭的另一方面是既掌握先進技術，又有愛國情懷的科技專家。他們要推動協調統一的產業政策，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產業升級。一句話，他們要讓中國最終取代美國，成為未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核心。

在部分左翼進步分子看來，這是統治精英內部階級聯盟崩裂的鬥爭。一方面，以國企領導、中高級軍官警官和多數官員構成的“官僚資產階級”想要掌控和整合更多的資源，方便他們衝出國門，和美國進行帝國爭霸。另一方面，以互聯網、金融和房地產壟斷私企為核心，以中小私營企業為主力的“自由資產階級”則毫無爭霸野心，只盤算著怎麼剝削工人，他們要求繼續國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去管制。由於這些左翼進步人士並不是這場內鬥的參與方，所以他們的態度要麼是看熱鬧，要麼是“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對於階級地位更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部分左翼人士而言，象徵性地同情一下“自由資產階級”，並把後者當作阻擋中國“法西斯化”的屏障，在他們看來，也不失為可行策略。

這些觀察是上述三個派別出於特定階級利益，反映特定認知水平，渴望特定鬥爭結果的產物。然而上述三個派別中沒有任何一派對資產階級內鬥的核心問題有過清晰的、全局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他們的分析就難免帶有較大的情緒成分。這種情緒成分不僅會干擾他們對資產階級各個派系的利益、意圖和內鬥手段的認識，同時也會讓他們對各方力量對比產生不切實際的估計。最後，他們的結論往往在樂觀和悲觀之間反覆搖擺，一驚一乍，自覺或不自覺地墮落成誑語讕言。

這篇文章就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和大家探討一下中國資產階級內鬥的根源、發展和可能結局。

二、中國資本主義的剩餘分配和使用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起點是《共產黨宣言》裡的一句話：“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這個資產階級委員會的基本職能就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要維持統治，就必須要在本階級各集團達成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實現階級鎮壓和階級妥協（維持所謂的“社會契約”）。這一切的重中之重是資產階級國家如何分配和使用剩餘。

         圖1反映了社會產品的生產、初次和二次分配以及支出的結構。圖中各個部分的相對大小反映的是2019年的情況。

圖1：國內生產總值的生產、初次和二次分配結構、和支出結構（以2019年為例）

剩餘需要先被生產出來，才能夠被分配和使用。今天的資產階級統計機構並不統計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剩餘價值，也沒有直接能夠拿來用作階級分析的材料。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資產階級的統計資料中尋找到資產階級內鬥的可能動態。圖1中的第一列反映了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其稱為社會總產品。生產出的總產品在經歷了市場流通階段後被分配給了第二列所反映的各個階級和集團。其中，勞動者收入是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的收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6%。各種間接稅是資產階級國家針對商品的流通徵收的稅款，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利潤總額是除去固定資本折舊（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之後的資本家階級的各種形式收入總額，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9%。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構是技術水平（決定固定資本折舊）、國家政策和能力（決定間接稅）以及階級鬥爭力量對比（決定勞動收入和利潤的各自份額）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三列反映的是經歷過再分配（二次分配）後各階級和集團的可支配收入狀況，其具體情況如圖2所示。

圖2：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再分配的轉化

再分配指的是國家通過直接稅（對收入和財產徵收），轉移支付（社保、低保、補貼）和財產收支（利息、租金）等方式調整收入分配的過程。

除政府徵收的各種間接稅以外，政府還徵收了個人收入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等直接稅，徵收社會保險，獲取財產收入。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政府還通過向資產階級賣地的方式獲取淨“土地財政”收入。以上各項相加，構成了中國的廣義政府部門收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在獲得了這些再分配收入後，政府向勞動者轉移社保和低保，並向資本家支付利息和投資性補貼。在完成整個再分配過程後，廣義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8%。勞動者經歷過再分配之後的可支配收入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45%，資本家階級經歷過再分配之後的可支配收入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2%。資本家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可支配收入之和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40%。

各個階級和集團隨即開始使用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對收入的使用反映在圖3的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上。各階級和集團支出大於收入的部分通過向其他階級和集團借貸來填補。

圖3：國民經濟從收入向支出的轉化

資本家階級的支出包括資本家階級的消費和資本家積極的積累。2019年，資本家階級的積累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5%。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政府消費是政府支出中的主要項目，是維持資本主義國家正常職能的花費，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資本主義國家積累就是政府部門的淨投資，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資本家階級和政府的總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

由於資本家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總支出大於其可支配收入之和，因此它們要向勞動人民借債來維持自己的支出水平。

把上面三個圖聯繫起來看，我們就能夠清晰地分辨出各階級收入分配和支出之間的關係。見圖4:

圖4：收入和支出匯總圖

          圖中橙色箭頭和藍色箭頭分別指示的是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家階級的初次分配收入經過再分配和使用過程的最終結果。在收入的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資本家階級積累和政府消費兩項。其中，資本家階級積累是資本主義物質資料再生產的目的，是資本主義經濟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生命線，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兩個集團之間內鬥的焦點。政府消費則是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所必須的政治上層建築的成本。決定上述兩種支出規模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不外乎如下幾類。第一，社會產品總量（圖4第一列）決定了一切形式支出的上限，任何用於資本積累和維持資產階級國家正常功能的社會產品需要首先被生產出來。第二，初次分配狀況（圖4第二列）反映了階級鬥爭的狀況，反映了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能夠在市場流通完成之後攫取多少剩餘。第三，再分配（圖4第三列）決定了資產階級國家能夠通過行政手段調動多少資源用以滿足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需要。第四，剩餘的使用方式（圖4第四列）則一方面反映了國家和資本家向勞動人民借債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家之間怎樣分割剩餘的最終使用。

如果初次分配（流通過程）中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處在不利地位，就必須通過有較強行政性質的再分配過程來獲取可支配收入。如果經過了再分配過程之後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仍然對資本家和國家不利，就必須通過向勞動人民借貸這種較難掌控的方式獲取剩餘。同時，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代理人利益與委託人利益之間的衝突。

如果資本家階級的積累受到威脅，或者政府消費的規模無法滿足維持現有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職能的需要，資本主義社會就會陷入經濟和政治危機。如果資產階級無法有效通過增加產出，調整初次和二次分配，或者調整收入的使用來維持資本家積累和政府消費規模，經濟和政治危機就有可能長期化，進一步削弱資產階級國家的治理能力，進入經濟衰退-政治不穩-民心離散的惡性循環。

三、中國資本主義剩餘來源和使用的歷史趨勢

          所謂剩餘，就是社會總產品中除用於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補償固定資本折舊以外的剩餘部分。剩餘需要首先被獲取然後才能被使用。中國資本主義的剩餘來源包括資本家的利潤總額、各種間接稅、個人收入所得稅和政府的各項轉移支付收入。2000年至2019年的剩餘來源情況如圖5所示：

圖5: 中國經濟總剩餘的來源

          從2000年至2010年，中國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獲取的剩餘從國內生產總值的49%上升到了57%。其中，資本家的總利潤從國內生產總值的34%上升為38%，政府的剩餘來源三項（間接稅、轉移收入、個人收入所得稅）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5%上升到了19%。這是中國全面加入資本主義世界分工、中國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雙贏”的“黃金時代”。

然而，從2011年開始，中國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能夠攫取的剩餘就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不僅抹平了“黃金時代”的所有上漲，而且到了2019年，兩者獲取的剩餘還比2000年低了兩個百分點（47%）。剩餘攫取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潤總額下降所驅動的，後者從2010年到2019年間從國內生產總值的38%下降到29%。為了遏制這個趨勢，資產階級國家採取了三項主要的反擊政策。第一是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進一步將本已所剩不多的國企私有化，壓制工人階級談判力。第二是打著“大眾創新、萬種創業”和“靈活就業”的旗號，試圖將本已經很不穩定的城市就業進一步非正式化、去福利化。第三是為私人資本家實行所謂“減稅降費”，即將本來已經相當非正式化並且管理混亂的間接稅進一步削減，減輕“企業家”的“稅收負擔”。第一個政策徹底無聲無息了。第二個政策雖然造成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非正式化，並且將利潤份額下降的趨勢減緩了兩年（2016-2017年利潤份額停止下降），但是並沒有阻止該下降趨勢在2018年以後重啟。第三個政策“成功地”將間接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從2010年的13%降低到了2019年的10%，但是也沒有緩和資本家階級獲取剩餘能力下降的趨勢，同時也宣告了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家階級之間財政“雙贏”期的結束。

圖5中的黑色實線是資本家階級和政府部門的總赤字，即其向勞動人民的借貸。儘管資本家和國家剩餘獲取能力下降，其所使用的剩餘並沒有下降。這就導致了資本家和國家需要向勞動人民借越來越多的債才能滿足其剩餘使用的需要。資本家和國家的剩餘賬戶在2008年還略有盈餘，但是到2019年就已經有了一個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7%的赤字。圖6顯示了2000-2019年中國經濟總剩餘的使用情況。

圖6: 中國經濟總剩餘的使用

          從2000年到2019年間，中國經濟總剩餘的使用一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5%到60%之間。這反映了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始終無法進一步擴大總剩餘使用的相對規模。中國經濟總剩餘的使用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資本家的積累從2000年的13%上升到2011年的22%，然後下降到2019年的17%。政府消費從200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3%。再上升到2019年的17%。政府部門經常轉移支出從3%上升到了7%。資本家的消費從2000年的20%下降到2013年的10%，然後基本保持穩定，至2019年仍在10%以上。

在總剩餘使用比例大體穩定的前提下，資本家投資、政府消費比例的上升主要是通過資本家階級消費比例的下降來實現的。當資本家階級消費比例的下降開始減緩乃至停止的時候，能夠被用來進行政府消費和資本家階級積累的剩餘比例就會趨於停滯乃至下降。在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時候，這就意味著資產階級國家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源去履行正常的職能。

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資本家和國家能夠用於積累和政府消費的剩餘會越來越少。根據社科院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今天中國的養老金收支現狀是兩名繳費人員供養一名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就會變成一名繳費人員供養一名退休人員。按此趨勢發展，今天的政府轉移支付比例為國內生產總值的7%，到了2050年就會增加到14%。在中間點的2035年則為10.5%。老齡化同樣會提高消費在勞動人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從而壓縮勞動人民向資本家和國家的借貸能力。根據日本銀行一篇工作論文的估計，2035年中國勞動人民的儲蓄會從2019年的15.5%下降到約12%。假設淨出口和勞動人民淨投資比例不變，勞動人民對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借貸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會減少3.5個百分點。所以，如果要維持現有的資本家積累和政府消費水平不變，那麼，要滿足多出來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3.5%的社保支出，還要彌補減少了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3.5%的借貸，就將導致資本家階級的消費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下降到3%。這就意味著2035年資本家的人均消費水平只相當於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不到三倍，這顯然是中國資本家無法接受的。

四、中國資產階級內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資本主義復辟後的中國儘管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專制制度，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卻並非獨裁。事實上，中國資產階級基本上遵循的是各個集團和派系共治的格局。政治權力的交接大體上遵循輪流坐莊的模式。作為當權派系，其在滿足本派系代表的各個集團利益的同時，也需要照顧到其他在野派系的利益。在中央人事上，吸納其他派系進入常委來實現“集體領導”；在一般官員的任免上，大體尊重各派系的勢力範圍；對於在局部權力鬥爭中失敗的一方，通常不趕盡殺絕，維持資產階級的政治“文明”。不同派系儘管代表著不同的資本集團，但是由於政治聯姻、人身依附和具體合作，這些資本集團往往與政治派系之間不完全重疊。中國資產階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徹底打敗城市國企工人之後，迎來了一個總體剩餘獲取能力提高，各個集團和派系都能獲利的黃金時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在中國要走新自由主義道路並以世界血汗工廠的身份加入全球資本主義分工方面，存在著廣泛的共識。再加上各個集團和派系之間相互交錯的關系所提供的緩衝，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格局在近三十年來是相當穩定的。既沒有軍事政變，也沒有“顏色革命”，更沒有對失敗集團的清算，尤其沒有政策上的大幅搖擺。這種政治穩定在一般半外圍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然而，由於近年來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整體獲取剩餘能力的下降，又面對著更加嚴重的國內階級鬥爭和更加惡劣的國際市場環境，中國資產階級當權派系越來越難以同時完成為本派系各集團攫取利益和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和長遠利益的雙重目標。在總剩餘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和長遠利益的目標越來越需要通過犧牲具體集團和派系的利益來實現。今天中國的當權派系儘管喜歡說“功成不必在我”，但他顯然不會捨己為人，為大局犧牲自己。這就意味著當權派系要將維護資產階級長遠和整體利益的成本轉嫁到其他派系身上，從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其他派系自然不會白白承受這一切，在認識到繼續服從當權派系不再能產生共贏的結果時，它們就可能採取從消極怠工（懶政），到積極制衡等一系列措施來增加當權派系的困難，迫使其改變政策。如果上述手段失敗，長期拖延代價太大，同時當權派系失去資產階級多數支持的時候，則不排除採取非常規方式解決問題。

今天中國資產階級的當權派系占據著政治舞台的中心，其階級基礎分散在各個資本集團中。他原本與東南沿海的出口加工製造業集團聯繫緊密，在掌握中央政權後，又和國企集團、軍官集團建立了聯繫。資產階級在野派系其實並不真正在野，該派系是新自由主義條件下所有重要資本集團的代表，尤其與互聯網、金融和房地產集團聯繫密切。所謂的“在野派系”只是不便於直接指揮中央政權。

兩大派系的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如何維護資產階級整體的和長遠的利益。第二，如果要完成前者，優先犧牲誰的利益。在資產階級當權派系看來，維護中國資本主義的全局利益就意味著要在一定程度上在穩定的中國和不穩定的世界之間建立一道緩衝牆，取得某種相對於美國與核心世界的獨立性。因此至少需要使用帶有一點國家資本主義色彩的產業政策來爭取實現某些方面的“產業升級“。為此，就必須將儘可能多的剩餘投入到與產業升級相關的經濟活動中。這些額外的剩餘如果不能從勞動人民身上直接獲取，就必須要敲打一下在野派系麾下的一些資本集團。對於在野派系而言，所謂中國資本主義的全局利益無非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一切經濟和政治都必須服務於繼續新自由主義整體路線不動搖，必須保證本派系麾下各集團利益不受損，只要維持現狀，自然天下太平（或者”哪管洪水滔天“）。

從總實力對比上講，在野派系在各個方面要顯著強於當權派系。今天的資產階級中央實際是弱勢中央。但是，由於當權派系暫時掌握著中央政權，“在野派系“也不便於直接清洗當權派系，那樣勢必會造成政治不穩定，還有可能引爆更大的階級矛盾，威脅整個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在野派系儘管與當權派系在剩餘分配和使用問題上有著重大矛盾，但尚未在清洗當權派系問題上達成共識。當權派系自然知道自己是弱勢派系的事實，因此也在不斷地採取措施以加大在野派系清洗自己的成本。比如，將本集團核心人物的政治形象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前途命運綁定起來；再比如，占領民族主義的輿論高地；又比如，試探性地放出“反資本”話語，做出一副把派系鬥爭升級為階級鬥爭的姿態。這種與“核捆綁”類似的策略在畏首畏尾的在野派系面前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而且也阻止了在剩餘緊張時資產階級的內鬥迅速白熱化。只不過，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各派系之間處於互利共贏或至少相安無事的“冷平衡“，而現在的他們則處在相互爭鬥但又都不敢把事做絕的“熱平衡”。

這樣，我們就可以全景式地展示中國資產階級面對的諸多不利趨勢和其採取的對應策略，並根據這一全景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內鬥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見圖7:

圖7：中國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和資產階級的對策

          圖中的紅色數字表示的是中國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危機趨勢在剩餘分配和使用上的表現。藍色英文字母表示的是近幾年來資本主義國家針對上述趨勢所採取的對策。

          趨勢1指的是由於勞動人民鬥爭力量增強所導致的利潤擠壓。勞動收入份額上漲直接導致利潤總額的下降，進而導致資本家階級可支配收入和剩餘使用的緊張。趨勢2指的是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人民最終消費比例的上升，其中一部分居民最終消費的上升是由社保支出增加引起的。勞動人民最終消費比例的上升將直接限制其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借貸，進而限制資本家階級積累和政府消費的份額。趨勢3指的是勞動人民中愈發洶湧的“躺平”鬥爭。躺平意味著勞動人民減少勞動努力程度、減少勞動時間、減少勞動力參與率的鬥爭傾向。這將直接打擊以血汗工廠為主要特徵的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直接威脅未來經濟增長和剩餘生產的上限。趨勢4指的是固定資本折舊的比例上升。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近年來出現了技術追趕停滯、技術進步放緩的趨勢，只能以擴大固定資本投資提升資本存量的方式來實現經濟增長。但是，隨著資本-產出率的上升，總產出中的一個越來越大的部分將被迫用來補償現有固定資本的折舊。折舊比例的增加將起到和勞動收入份額增加一樣的擠壓利潤的效果。趨勢5指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功能愈發複雜，面對的階級鬥爭形勢愈發尖銳，要履行正常的管理職能所需要的政府消費比例越來越大。趨勢6指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流行和中國資產階級的“清零”政策。要維持長期的高壓清零，中國資產階級一方面需要直接關停疫區的生產活動，從而壓縮剩餘生產；同時，對疫區的封鎖、檢測和維穩將極大地增加地方政府的開支。趨勢7指的是資本家階級消費的比例不可能無限降低，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無限制地要求資本家“勒緊褲腰帶”搞積累。上述七個趨勢要麼直接壓制了可以用於資本家積累的剩餘，要麼對維持資產階級國家的正常運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應對這些趨勢的可能後果，中國資產階級國家在當權派系的指導下採取了如下幾種反制措施。

       政策A指的是繼續國企和事業單位私有化、就業非正式化的反勞工政策。政策B指的是“減稅降費”，將資產階級國家掌握的剩餘直接讓渡給資本家，形成後者的可支配收入。上述兩個政策是各個派系的統一意見，並不涉及的內鬥。但是其他四個政策就並非如此了。

政策C指的是近幾個月來對房地產行業的限制。對於一部分當權派系成員來講，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沉重包袱。首先，過高的房價會直接打擊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合法性，不僅讓“中國夢”淪為笑柄，而且還大大地打擊了青年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其次，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與房地產商的交易一直是中國財政體系中最不正規、最腐敗橫行的領域，如果能成功地將這一部分地方性非正規收入“中央化”，就能夠增加資產階級當權派系所掌握的剩餘。最後，勞動人民買房的花費（統計上表現為勞動者在房地產方面的投資）長期擠占了勞動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將近四分之一。這一部分投資最終會凝結在不具備任何生產性的居民住宅上。對於想要進行“產業升級”的部分當權派系成員來講，這完全是浪費。因此，在“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口號下，資產階級當權集團對房地產企業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其目標很明確：第一，將土地財政的相關剩餘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第二，通過在一定程度上壓制房價、減少勞動者的房地產投資份額，驅使勞動者將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借給資本家和國家。這兩個目的既包含著資產階級當權派係為了資產階級整體的可持續未來所構想的戰略思維，也包含著資產階級中央對房地產資本集團的懲戒性打擊。

政策D指的是近期針對互聯網和其他一些非生產性行業（比如私營教育產業）的限制。資產階級當權集團可能判斷，這些行業刺激了大量的非必要消費。如果通過限制這些行業的發展來壓制消費份額，就有可能增加勞動人民的儲蓄，從而增加可以出借給資本家整體和國家的剩餘。

政策E指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長期以來的“非正式化”方向。中國資產階級為了遏制政府消費的過快上漲、防止其擠出私人投資，長期以來一直對政府的一些職能進行外包，這樣既減少了政府正式雇員的數量和花費，也能夠在出了事故的時候把責任甩給這些“臨時工”。比如全國的城管實際上主要是通過外包給私營公司來解決，警察隊伍中的協警也只不過是非正式的雇員。國家機關非正式化就相當於舊社會裡的“賣官鬻爵”，它儘管能在短期內緩解財政壓力，但是卻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規範性。近來，為了進一步壓縮政府消費，沿海省份的公務員待遇都被削減了。無論是對資產階級整體還是對主要資本家集團來說，國家機器的“非正式化”都是飲鴆止渴。

如果政策C和D得以成功執行，資本家階級和國家整體，尤其是當權派系支配剩餘的能力就會擴大。對資產階級當權派系中尚有國家資本主義“理想”的成員來說，多出的這一部分剩餘可以被用來投資於像華為這樣的號稱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從而減輕對核心國家的技術依賴。如果中國的先進技術能夠在世界上占據一定位置，就可以一方面在不追加大量固定資本投資的情況下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剩餘總量，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不至於讓被“卡脖子”的情況天天出現，引爆國內階級矛盾。這就是少部分資產階級當權派成員積極鼓吹的“產業升級”戰略，即圖6中的政策F。當然，資產階級在野派系顯然不會支持這一路線，對恆大、阿里巴巴和聯想而言，政策F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擾亂市場秩序，而政策C和D則是對他們的直接打擊。儘管在野派系尚未決定以政治反對派的形式出現，但是他們阻撓這些政策的實行是可以想見的。

五、中國資產階級內鬥的可能結果

          如果說，資產階級當權派系最初的國家資本主義“理想”尚且反映了他試圖服務於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追求”，但是隨著資產階級內鬥的加劇，資產階級各派系之間利益的交集也越來越小。資產階級當權派系越是處在重圍之中，他的行為就越是傾向於滿足本派系的短期利益，而當權派系的國家資本主義姿態也是在其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的背景下才變得越發明顯。

所以，我們在這裡提出一個大膽的猜測：在今天，資產階級當權派系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徵與其“宏圖大志”已經並無多少關聯，而是更多地反映著其急切想要自保的意願。通過與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捆綁起來，當權派系就能在不過分疏遠資產階級多數的情況下為自己爭取到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從而加大對方清洗自己的成本。換句話說，他是在派系鬥爭處在不利的的局面下被逼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今天中國資產階級的內鬥，是一場打扮成路線鬥爭的派系鬥爭。

鬥爭的可能結果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如果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在2030年之前不集中爆發，那麼當權派系和在野派系的內鬥會維持在這種“熱平衡”的狀態。在派系內鬥中，官僚集團會在反覆搖擺中精疲力竭，資產階級國家會逐漸失去治理能力，中央逐漸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在社會變革的風暴來臨之時，中國資產階級將會在整體上處於十分疲憊和虛弱的狀態。

第二種，如果當權派系在壓力下交出政治權力，那麼中國將迎來新一輪的新自由主義反動時期。民族主義者會由於失去了經濟來源和政治背書而遭到毀滅性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自由派會迎來滅亡之前的迴光返照，旋即，其高端知識分子集團和低端邊緣化小資產階級集團會因為利益衝突陷入分裂。左翼進步運動會遭遇暫時的挫折，但是其社會基礎並不會被消滅。在這一劇本下，資產階級只能暫時取得自身的相對統一，但是它對階級鬥爭的全局演變無能為力。未來社會的變革儘管在起步階段會面臨比上一劇本中更加團結的資產階級敵人，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的發展仍然決定著中國資產階級無論怎樣團結都無法避免自己的滅亡。

第三種，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種。如果資產階級當權集團居然克服了重重阻礙、成功消除了在野集團的威脅，實現了真正的“定於一尊”，那麼他的利益就直接等同於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如果他是獨立完成清洗在野派系任務的，那麼他大概率會失去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興趣，並重新回到新自由主義道路上來。這樣，未來的社會變革會面臨著與第二個劇本類似的情況。如果他是藉助勞動人民的支持而成功壓制了在野派系（這幾乎不可能），那麼，中國有又可能進入一個短暫的社會改良時代。當改良在不遠的將來耗盡資產階級能夠且願意交出的剩餘時，歷史的車輪就會如在前兩個劇本里那樣再度轉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