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9年元旦，越南正式廢除曾效仿中國、統一後曾在全境推行的戶籍制度。眾所周知，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戶籍制度最為熟悉，它的影響幾乎伴隨每個國人的一生，如今依舊存在並深深的影響到國家和人民的諸多方面。因此，越南的這一“超中”舉措引發了中國國民的普遍關注和議論，越南的變革也映入國人眼帘。而這一舉措，只是近年來越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隅。

　　自1980年代中期越南開啟“革新開放”後，越南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文教衛生等各領域，全都在改變著。但由於其發展較晚、看起來很像中國“改革開放”的克隆版，這一系列變革沒有得到中國和國際社會充分的重視。事實上，在表面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亦步亦趨之下，越南“革新開放”與中國有諸多不同。尤其最近的十多年，越南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已經與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產生了顯著的差異。而在經濟領域，其改革的方向和許多關鍵點也越發具有創新性。至於其他領域，也都展現了一些與中國相異的特色。這些都值得國際社會尤其國人和工作於關注中國變動的人們了解、研究，並對推動中國的變革起到借鑑和參考作用。

　　（一）越南“革新開放”政策實施的背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今屬正式名稱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土上，戰亂不斷。連續而酷烈的戰爭摧殘下，中南半島東部的這片土地民生雕敝、淒風苦雨。而1975年北越政權統一越南全境後，其內政、外交、軍事政策的一系列失敗，更是讓越南國民經濟處於幾乎崩潰的狀況。直到1986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阮文靈開啟了“革新開放”的進程，越南經濟、對外交流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越南也跌跌撞撞的走在了發展的快車道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9月2日，越南國父胡志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宣布越南獨立建國。這可以看作是現今越共政權建立的標誌。

　　但法國殖民者很快捲土重來。1946年11月，法越戰爭/越南反法抗戰（Kháng chi?n ch?ng Pháp）爆發。戰爭初期，胡志明為首的越盟失去了除中越邊境山區外所有領土。後來，在中國的大力支援下，越盟逐步收復失地。直到1954年，越南在中國軍事顧問和中援武器的支援下，於奠邊府決定性的擊敗法軍，戰爭才宣告結束。整個戰爭中，雙方長期拉鋸，法軍狂轟濫炸、雙方四處交火，戰爭波及的越南北部地區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造成更大破壞的則是越戰，尤其是由美軍直接參與的越戰階段。1955-1975年，以北越政權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國、蘇聯和幾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一方，以南越政權、美國、韓國及美國其他盟友為另一方，雙方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全面對抗，是二戰後至今最酷烈的戰爭。在北方，以地毯式轟炸“滾雷行動”為代表，美軍常態化的高空轟炸幾乎摧毀了北越所有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例如工業發展的引擎電力和石油供應，以及道路交通設施，都遭遇沉重打擊；在南方，美國和南越軍隊與越共游擊隊進行曠日持久的戰鬥，如越共發起的“新春攻勢”和美軍的“‘戰略村’計劃”，也讓南越政府改善經濟的努力被戰爭侵蝕殆盡，哪怕它得到了大量美國資金的挹注。而1975年北越攻占南越全境的統一戰爭，也對南方的基建造成破壞。

　　而分別於1978年底和1979年爆發的越柬戰爭和中越戰爭，則繼續損耗著脆弱的越南經濟，讓它雪上加霜。中國軍隊對於北越工業區的破壞，讓復甦不久的越南北方工業基地一度重新陷入癱瘓。

　　歷經這些戰爭，1980年代的越南成為一片廢墟，工業更是幾乎要從零重啟。但越南經濟困境並非僅僅源於戰爭，還有其從建國至統一後十年（1945-1986）極左政策製造的經濟危機。

　　雖然和中國、蘇聯，以及其鄰國柬埔寨相比，越南在政治、經濟各領域都是相對“少折騰”的，但是並不是沒有“折騰”過。在越南第一個五年計劃（1960-1965）期間，越南就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在戰爭年代還情有可原。但是戰後在越南全境實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76-1980）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81-1985）期間，以總書記黎筍為首的越共中央依舊在工農業領域選擇效仿蘇聯，工業發展被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所束縛，工人和農民沒有勞動積極性。激進的土地改革尤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原本就低下的生產力再度下降、國民收入進一步下滑。而且，相對於中蘇等國，越南工人和農民工作紀律更差、勞動效率更低，像蘇聯那種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在越南根本沒有實現的環境。

　　越南雖然不排斥甚至盡力爭取外援，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卻不利于越南。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後，西方國家寧可支持搞大屠殺的紅色高棉政權也不支持越南，中國更是出兵攻擊了越南。這樣，越南的外援只有來自蘇東國家。為此，越南還於1978年加入了蘇聯主導的“經互會”。但1980年代蘇東國家恰恰同樣處於經濟困境，對外援助逐步削減。雖然蘇聯為保護這個重要盟友願意提供不少援助，但越發力不從心。而且，簡單且少量的“輸血”而非外部資本、技術、生產方式的常態化輸入，只是杯水車薪罷了。1991年，經互會和蘇聯一起“灰飛煙滅”，越南最主要的外援也徹底不復存在。

　　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的，還有大量人才的流失。1975年北越發起統一戰爭後，大批南越精英擔心被清算，紛紛逃離越南，“投奔怒海”。統一後，越共政權雖沒有進行死亡清洗，但糟糕的經濟政策與民生雕敝的環境，還是導致剩餘的精英乃至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大規模逃亡，形成了超過百萬的難民群體–“越南船民”，遍布香港、東南亞乃至歐美各國。這些人的逃亡既是越共政權惡劣經濟政策和環境的結果（之一），反過來也加劇了越南經濟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於是，1975年到1980年代中期的越南經濟並未像許多戰後國家那樣迅速復甦，而是愈發萎靡不振，國民陷入赤貧之中，人均年收入僅為約合200-300美元，25%的兒童營養不良，6000萬國民普遍在貧困乃至飢餓中掙扎。

　　於是，就像中國在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其實經濟已經崩潰）”而不得不進行“改革開放”一樣，越南在民生極度困苦、百業雕零、國民經濟羸弱不堪的情形下，經濟社會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革新開放”的發端和正式啟動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越南，幾乎處於經濟絕境之中。而這，也成了越南經濟不得不改的客觀動力。

　　同樣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越南的“革新開放”也是以一場標誌性會議為公認的起點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啟“改革開放”幾乎整整九年後，1986年底召開的越共六大，也標誌著越南正式走上了“革新開放”之路。

　　在越共六大之前，越共政權已經開始進行局部的改革。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甚至略早，越共中央已下放了一些權力，默許部分地區實行激勵機制、鼓勵農民多勞多得的措施。再後來，甚至還給予各省份自行成立外貿公司的權利，而非由中央壟斷。這些改革也都是在惡劣的經濟形勢下被迫實行或默許的，並取得了一些成效，讓越共中央看到了改革的好處。越共的四屆六中全會也肯定了這些改革措施。但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不連貫的、局限在部分行業和部分地區的。面對經濟民生危機，全面改革勢在必行。

　　1986年7月，奉行親蘇保守路線的黎筍去世，由親華派的長征繼任總書記。在經濟上，長征曾比黎筍更加左傾，例如他早年在北越進行過激進的土地改革，包括農業集體化，以及過程中廣泛的鎮壓。真正開啟“革新開放”的，是於數月後越共六大上正式接任總書記的阮文靈。

　　阮文靈，1915年出生于越南北部的興安省。他14歲即參加了越盟下屬組織胡志明市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後來被派往南方進行黨支部建設工作。從1930年至1945年，他曾三次被捕入獄。越戰期間，他已成為北越政權在越南南方最主要的領導人，並參與策劃了“新春攻勢”和一系列對美國和南越的宣傳戰。

　　阮文靈一直反對對南方進行過激的“社會主義改造”，主張保留私有經濟。這或許和他長期在南方工作，受到更多的自由主義思想薰陶有一定關係。但他的這種“離經叛道”的主張卻導致了黎筍等人對他的排擠，並一度被迫離開政治局。直到1980年代中期，面對越發糟糕的經濟，阮文靈的主張才重新得到接受，他也得以重返政治局。在1986年12月召開的越共六大上，與長征同屬親華派的阮文靈正式接任總書記一職。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越共政權確立了“革新開放”的路線。

　　本次會議議程的核心就是如何推動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經濟”成為了越共六大的核心要務。為此，在黨代表的要求方面，就著重於更能理解黨新型經濟政策的黨員、年輕黨員參加，以為改革打下組織和人才基礎。

　　在會議上，包括長征在內的越共中央高層檢討了自己的失誤，並承認越共中央各機構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在這一點上，和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及會上通過的重要文件《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看起來很相似。二者都檢討了黨過去執政的失誤，並且提出要進行革新與改變。不過相對於中共《決議》對已去世、下台、失勢人物的批判，越共六大上則是由當政者主動承認自身的錯誤，且總書記長征主動放棄繼續擔任總書記。在這一點上，越共的自省和變革意志是強於中共的。

　　阮文靈則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批判了越共現存的問題。他在會上稱，越南“生產活動蕭條、流通體制混亂，當局容忍社會經濟困境持續、人民信心動搖”。而如中央書記處書記阮昇平、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副總理）武文杰、胡志明市市委書記武塵志均表達了相似的意見，主張厲行改革。

　　相對保守的長征等人，依舊強調堅持越共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對經濟的控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認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各方商議和妥協，最終形成了以下共識並成為決議：

　　1.“大會要求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也意味著，越共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對外反侵略戰爭，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中共政權“改革開放”的首要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非常相似。

　　2.建立“以社會主義為定向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由國家管理的市場經濟”的革新路線。這與中國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類似。而“對內要正確對待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鼓勵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要調整產業結構，重新安排投資方向確立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順序，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經濟政策”等具體內容，則同樣與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數十年的經濟綱領相似。不過，中共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而越共早了近6年。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還提出“全面推進革新事業，以市場機制徹底取代計劃機制”的目標，比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明顯邁的更大更快。

　　但會議同時也提出，要“繼續努力控制小商人、資本家”，並在此後拒絕了西方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全盤私有化的建議，在重點領域保留了國有化。這表明越南在大步前進的同時，並不會拋棄其執政和立國的經濟基礎。這也從側面表明，越南不會放棄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列寧式一黨專制制度。這一點與中國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堅持中共的領導作為底牌，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後來實際的運作上，越南國有企業在大型企業的占比是極高的，遠高於中國經濟中的公有制比重。這很大程度是在于越南經濟體量小、國內行業競爭度低，不像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和勞動力發展大型民營經濟。

　　3.越共在會議上還認為，“由於多年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存在許多落後和錯誤的觀念，所以這次大會應當成為黨在思維、作風、組織和幹部工作中改革的標誌。”這相當於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

　　關於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改造經濟計劃的官僚體系，並把中央機關的權力分散、讓決策程序更為獨立，以提高經濟管理體系的效率”、“釐清部長會議的職權、權限，並重組國家管理機關，提高其效能”、“改善黨的組織能力、領導和幹部培訓程序”等。這類似於中國的簡政放權、精簡和重新調整管理結構、將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政企分開”之類措施。越南也效仿中國設立胡志明市、峴港、芽莊、富國島等經濟特區和開發區，但全國整體的開放速度要快於中國。

　　4.對外領域，實行“‘廣交朋友’的靈活方針，擴大對外貿易，吸引外資。”這與中共的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以及後來的“走出去”戰略類似。

　　除了經濟，越南在外務方面還強調要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改善關係，雖然只提及了瑞典、澳洲、法國、日本等國，並未提及結束血腥戰爭僅11載的“仇敵”美國，但也充分顯示了越南希望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幫助的意願。這也與中蘇交惡後，中共積極改善對日對美關係，並在“改革開放”後更大幅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多有相似之處。而且相對於中國，越南改善對外關係的步驟更快。在1975年，越南還處於只有蘇東國家支持，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關係處於險惡或冷淡的狀態，因此六大上推出的改善外交舉措顯得更為積極和大膽。

　　很明顯，在越共六大上，改革派大獲全勝。根據越共對六大的定性，六大後的越南“在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觀念和路線以及對外的許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轉變”。而國內外的評論人士也都把越共六大看作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而在越共六大上，大多數政策與中國此前和之後的許多大政方針頗為類似。雖然在實行的時間、力度及部分細節上與中國有所不同，但從本質上，越共六大及之後的十多年，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具有明顯一致性的。在2000年代以前，兩國的改革進程都是在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經濟上的公有制為基礎、對市場經濟有限放開的基礎上進行，還沒有產生質的差異性。

　　（三）“革新開放”的前期與中期：解放生產力後經濟的騰飛與新問題的初現“革新開放”全面開啟後，一批新的黨員幹部得到提拔。在全面改革之前，為越南立國流血流汗的軍人是越共中央和地方最強大的勢力；改革之後，軍方的影響力大幅削減，代之以擅長經濟的技術官僚，後者逐步成為越共政權的骨幹力量。在改革之前，中央幹部占據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大多數席位；六大之後，越共提高了地方官員在中委和政治局的權力比重，以增大各地方在中央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此外，越共六大也完成了越共高層的新老交替，長征、黎德壽、范文同等越共元老紛紛退位。這一切都為培養和提拔新人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革新開放”奠定人才之基。

　　當推動革新的領導班子和基層骨幹就位之後，“革新開放”的大幕正式拉開。

　　正如越共六大的決議所說的那樣，越南開始了全面變革。在經濟上，不再強調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私有企業、個體商戶名正言順的進行合法經營；在農村，除了土地所有權還在官方，使用權、收成支配權均歸農民個人所有。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工業還是農業，都可以在限定範圍（但開放範圍廣泛）和繳納稅款的前提下自由交易，商品經濟繁榮。

　　在對外領域，越南引進外資決心堅定、態度誠懇。因此，雖然正值蘇東劇變、來自蘇東的外援幾乎斷絕，但越南與西方國家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經貿關係。雖由于越南本身經濟體量的微小、工業基礎的薄弱，以及雙方一些政治因素的阻礙，對外貿易和外援並未給越南決定性的幫助，但還是很大程度促進了越南經濟的發展，尤其對于越南引進外資和技術、促使國內市場與國際接軌，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進外資和技術的同時，越南大力發展出口產業，用來刺激經濟和賺取外匯。1999年，越南對外出口額高達GDP的40%，在金融危機後的東南亞一枝獨秀，更挽救了危機中的越南經濟。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貿組織，在對外經貿合作領域又上了新台階。

　　在外交上，越南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與中國改善了外交關係。1979-1989年，中越兩國爆發了斷斷續續長達十年的邊境衝突，兩國關係也在中國發起“自衛反擊戰”後降到歷史冰點。原本兩國關係還可能長期冰凍下去，但中越兩國內部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促使兩國關係迅速緩和並重新成為戰略夥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越南最大的靠山瓦解，這不僅迫使越南必須改善與中國關係，也在客觀上為中越關係改善破除了來自原蘇聯的阻礙。而中國經歷六四事件，在國際上遭遇空前孤立，也需要與越南等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抱團取暖。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又頗多類似，也都強調對外友好和開放，使得兩個利益與路線均有高度重合的國家關係迅速升溫。1991年，中越發表聯合公報，兩國關係正式正常化。兩國除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交流，經濟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甚至後者才是重中之重。1990年代及之後，原本就有悠久歷史貿易傳統的兩國鄰邦經貿關係迅速升溫，越南與鄰近的中國廣西省更是邊貿繁榮。

　　此外，為擺脫國際孤立，越南還逐步從柬埔寨撤軍，這既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好感，也減輕了財政負擔。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意味著東盟其他國家不再將其視為地區級的“紅色霸權”、“東南亞的蘇聯”，而是合作夥伴。東盟地區在90年代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發展潛力巨大，市場廣闊。因此，加入東盟的越南得以開闢周邊國家市場、促進與區域內各國的經貿交流，對越南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1986-2006年，越南對同區域（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占總進、出口的比例，分別由1.16%和1.13%增大為30.5%和20.2%。

　　隨著“革新開放”逐步深入，一方面，越南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市場經濟日益繁榮，哪怕底子還是相當薄；另一方面，革新政策與舊體制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許多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日益浮現。

　　1986-2006年，越南年均經濟增速約為7%。這20年間，人均GDP由385美元增加到1080美元，是“革新開放”開啟時的3倍。即便1997-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並席捲東南亞，越南經濟也保持了平均5%以上的增速。雖然相對於中國，越南這20年的經濟增速略低，但卻高於同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於一個在戰爭的瓦礫和戰後動盪中艱難前行的國家，這樣的成績實屬不錯。此外，如進出口等外貿數據更是增長迅猛。越南出口總額由1986年不值一提的789萬美元，增長到20年後的398億美元，令人感嘆其外貿發展之速。越南很快成為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早在1990年，紐約時報就將“革新開放”後的越南經濟迅猛發展稱為亞洲的“經濟奇蹟”，進入新世紀的越南更被寄予厚望。

　　而同樣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國民社會保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人均壽命和國民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教育事業的發展為例，1974-1975學年，越南只有41所高等教育機構，學生和教職工分別只有55700和8658人。而2007年，高等教育機構猛增到345所，學生人數達到了200萬人。1991年，只有2%的適齡者在讀大學，1999年即達到了11%，2016年大學淨入學率則達到了28.6%。同時教育改革也在展開，包括放開私人教育機構的開辦許可、有限的教育市場化、公立私立教育結合、允許建立外國大學在越南的分支學校、降低外國對越教育投資門檻、加強對外學術交流等措施，並努力讓越南的教育符合國際標準。

　　雖然這些很大程度上屬于越南飽經戰亂和長期相對封閉後的補償性增長，但仍舊十分喜人。尤其相對於1975-1986年即“革新開放”的前11年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態，後20年取得的成就更為可圈可點。而且，越南經濟從戰爭恢復期結束後，依舊長期增長，已不是簡單的補償性發展，而是實現了具有持續性的經濟繁榮。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

　　首先，社會貧富分化迅速加劇，腐敗和裙帶主義現象日益猖獗。“革新開放”給了越南人發家致富的機遇，也製造了越發嚴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社會地位的差異、得到的各項社會服務與保障水平的差別等。當胡志明市富裕起來的新貴正在酒吧燈紅酒綠之時，越南北部農民還在為溫飽掙扎。即便到了21世紀初，越南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但事實上位於農村乃至內陸中小城鎮的居民，普遍還沒有達到聯合國人均一天1.25美元的最低生活標準（2005年標準）。

　　貪腐問題則與經濟繁榮密不可分。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了各級官員權力尋租的機遇，而專制體制下民主法治的缺失，讓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泛濫成災、難以遏制。當然，越共一直強調反腐和廉潔，也有類似於中國紀檢部門的反貪腐機構，而其“反腐”的手段、目的、結果，同樣可以參考中國。

　　關於裙帶關係，以2006年擔任越南總理的阮晉勇為例，其子女都分別在越南黨政和企業擔任重要職務。如其長子阮清誼，就曾擔任越南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富國島所在的堅江省的省委書記（值得一提的是，阮晉勇本人也曾擔任過這一職務），後又躋身越共中央委員會；次子阮明哲年僅25歲時就已是越共平定省省委委員；女兒阮清鳳則擁有兩個投資基金會，還掌握著包括麥當勞在內的外國企業在越經營權。而其他越南黨政軍高層的近親屬也在“革新開放”的大潮中，藉助裙帶關係搶占了先機，“先”富了起來。

　　這自然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但在一黨專制下，人民無力反抗，無法通過民主選舉或遊行示威的方式改變現狀。這就涉及到“革新開放”帶來的另一個根本性的矛盾。

　　第二，繁榮的經濟與僵化的政治體制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包括分配不公在內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在現行專制體制下得不到解決，越共一黨專制面臨著經濟多元化帶來的政治多元訴求的挑戰。雖然“革新開放”也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但其改革是很有限的，最核心的權力歸屬、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沒有改變，權力決定資源分配的格局沒有改變。與中國六四事件後的改革一樣，此時的越共也在繼續經濟改革的同時擰緊了政治改革的閥門。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六四事件……原“斯大林模式”下列寧式政黨統治的各國發生的變化，也深深影響著越南。前兩個事件讓越共高層感到了統治的危機，而發生在中國的變動則讓他們有了維持政權的信心。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 M??i）為代表的越共中央在堅持“革新開放”政策、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採取措施積極鞏固越共在越南的領導地位。他的繼任者黎可漂和農德孟也實行了相同的發展路線，即經濟開放與政治專制並行。

　　但這樣的體制日益顯示出不可持續性。面對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社會保障不足、貪污腐敗、裙帶政治，土地徵用問題、教育醫療資源不均，以及逐漸出現的民族衝突（包括越南主體民族京族與高棉人、泰人、華人），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而專制體制下，沒有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也沒有可以通過結社、遊行、示威等方式表達訴求的渠道，還欠缺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高壓統治和經濟增長下，表面上形勢大好，實際上暗流洶湧，社會醞釀著動盪，政權也感受到了危機。

　　面對這樣的局面，越共政權其實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效仿2013年後的中國，強化專制極權，摧毀公民組織、打壓新聞自由、鎮壓維權運動，用鐵腕手段遏制蓬勃興起的公民社會；另一條道路是，推動國家走向更加開放、多元，進一步放鬆對社會的控制、盡力滿足人民的民生訴求，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推動政治革新。而後來的史實證明，越共政權選擇了後者。

　　（四）進入深水區：大膽的政治改革舉措與經濟民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其實，早在2000年代之前，越共的黨內民主程度就高於中國等其他列寧式政黨主導的國家。不同於蘇東和中國，越南受“斯大林模式”影響較小（這一定程度上與越共控制北越時斯大林已去世、赫魯曉夫“解凍”有關），也沒有出現像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專橫跋扈的政治強人。越南國父胡志明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和藹開明、能夠從善如流的政治家，他個人也沒有政治私心。在胡志明去世前，他帶領的越共沒有發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激烈的肅反、運動，而是相對團結的抵抗外敵。而他的繼任者黎筍雖然是比較專斷的領袖，但也沒有突破胡志明時代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調。而再往後的幾任越共領導人，就更沒有一手遮天的能力了。

　　而越共六大即“革新開放”開啟之後，越共政權的政治革新尤其黨內民主，就以相對實在的行動得以發展和落實，並取得了不俗成就。

　　首先，越共高層和基層領導的產生更具競爭性。從2001年的越共九大開始，越共中央委員就實行差額選舉。而1988年越南總理選舉，杜梅雖當選總理，但其對手武文杰得到了36%的國會議員支持，這在列寧式一黨專制國家是極罕見的。而越共十大上更是實現了總書記的差額選舉（雖然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到2010年，越共開始在基層和地方實行黨委書記直選，黨務一把手由廣大黨員選舉而非自上而下任命產生。這在其他類似政體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雖然這樣的選舉並不是民主國家那種完全開放、自由競爭的“標準化”普選，但在一黨專制國家已算是難得。

　　中國各地黨委書記和政府一把手均為任命產生，雖名義上需經人大批准，但極少有被否決的例子，中央層面更是一片“贊同”。而總書記和總理的差額選舉，在中國就是天方夜譚了。

　　第二，越南國會選舉民主化、實權化日益增強，對黨政機構的監督作用越發強大。1992年，越南新憲法頒布，國會很快也改以了全民差額直選的方式產生。差額直選意味著國會議員的產生更具競爭力、更代表民意。

　　當然，根據近年來越南國會選舉的詳情可以得知，這種差額選舉的候選人也是經過篩選，而且差額選舉中也必然有“內定勝利者”和“陪襯者”。例如，在2011年越南國會選舉中，越共黨員占據國會議席的90%以上，14位政治局委員全部當選。不過，也有無黨派的商人得以當選，而越共和越南中央政府提名的182位候選人中也有15人落選，包括前司法委員會主席。

　　同時，越共政權也開始給予越南國會更多實權，減少對於國會是“橡皮圖章”的指責，提高國會的話語權。最典型的，就是由國會對越南中央政府高官實行“信任投票”制度，由國會議員對政府高官投下“高度信任”，或“信任”，或“低信任（其實就相當於‘不信任’）”，以評估官員品格與績效。在2013年越南國會的投票中，總理阮晉勇僅獲得210票即42%的“高度信任”票，而“低信任”票高達32%。而越南國家銀行行長阮文平的“高度信任”票不足18%，“低信任”票高達42%。雖然在這種“信任投票”中排名靠後並不附帶任何直接的處罰，但足以對在任黨政官員製造巨大壓力，以匡正得失、監督政府。此外，越南國會也曾在2010年否決政府（其實也是越共中央）提出的關於修建從河內至胡志明市高鐵的議案，顯示出其在非政治性的重大事務上有時可具有否決權。

　　此外，越南國會議員也十分敢言。例如在國家制定《網絡安全法》以加強網絡控制時，就有議員直言不應訂立相關法案。在關於交通規則處罰問題上，有議員直接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讓部長在十字路口站上10分鐘”。還有議員提出關於針對兒童性犯罪嚴重和特區存在的炒地非法交易等敏感話題，並質詢相關部長。

　　這一切，在中國的全國人大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大對於官員任免從來都是極高的比數通過，全國人大更是從未在重大事務上成功使用過哪怕一次否決權（那次知名的“低票通過”的關於三峽工程的提案，實際也是以67%的同意率通過，其餘大多棄權，反對票僅10%）。至於可以作為官員施政滿意度評測並公之於眾的“信任投票”，中國更是沒有的。而人大代表從不會和部長、各省領導唇槍舌劍，許多人大代表團的團長本身就是各地的一把手擔任的。雖然越南國會也不完全獨立，但比幾乎完全只能提建議和鼓掌的中國人大，還是有更多權力。

　　第三，廢除越南政治局常委的設置，實行政治局集體領導，擴大參與最高決策的成員範圍。同時，增大越共中央委員會的實權，促進政治局之外的政治參與，進一步推動決策的民主性。這些措施雖不像越共領導選舉和國會擴權那樣顯眼，但這種黨內集體領導、共同商討和決策，自然可以遏制領導人的獨斷專行，並以黨內民主促進國家民主。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直以政治局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將權力集中於政治局常委會的五至九人，此後更是“定於一尊”，不進反退，權力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約。

　　第四，大幅精簡政府機構，廢除幹部任用終身制，將管理為主導向服務型政府，推動黨政幹部年輕化、專業化。在中央，政府部門通過一系列合併和削減，由60多個減少至22個，而地方也進行了平均10%-15%的精簡。

　　在這些方面，越南倒是和中國頗為類似，且推行的時間和中國幾乎亦步亦趨。例如廢除幹部任用終身制的主要階段，中國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而越南也是同一時期。如前所述，越共六大上長征等人的退休就是例證。

　　第五，落實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提高投票率，允許獨立候選人參選，提高選舉的民主化與真實性。在越南第十二屆、十三屆國會選舉中，投票率高達99%並允許公民自薦參選，且有少數自薦參選人成為了國會代表。以2007年為例，當年代表選舉確定的875名候選人中，有30人為自薦參選並確定為正式候選人。此外，在選舉之前，國會選舉委員還會通過新聞媒體公布每位候選人的簡歷和照片，供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情況。

　　在中國，曾經盛行一時的各地方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除如姚立法等極少數人外，其餘參選者皆落選。而在中央層面上，就更沒有能夠通過獨立選舉進入全國人大的成員。近年來，在各地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候選人，不同程度遭受打壓、威脅，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的被選舉權蕩然無存。而中國各地區縣一級人大代表直選，則普遍由政府“包辦”，甚至由工作人員“代填”，其實際投票率和真實性非常不樂觀。當然，或許越南的國會選舉也有類似現象，但從選舉出的自薦候選人的比例、官方推薦候選人失利的情況看，其投票率和真實性還是有一定保障的。而中國的人大代表除少數明星之外，根本不了解其生平詳情，更沒有可能將其詳細履歷展示在電視台。

　　第六，越南於1992年頒布了民主色彩更強的憲法。越南的92憲法規定，越共產黨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導力量之一，而非唯一領導力量，不是“核心”。同時，相對於此前的1980年憲法，給予國家主席、國會常委會及總理更多權力。這在事實上是對於革新時期領導機構的分權，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

　　總之，越南的政治革新進展迅速，在推動政權提高民主成分方面成就不凡。越南既借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改革經驗，也吸收了西方國家普選制等成果，並且相對於中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改革步伐的堅定性、連續性上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越南在立法修法越共依法執政、政府和國會依法行政、各公權力機構接受法律監督等法治建設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包括《國會監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相繼出台。雖然在一黨專制之下，其法治有局限性，但至少也走上了法治而非人治的道路。

　　作為政治革新的外圍，越南也有比中國更加自由的新聞媒體和互聯網輿論。越南雖設有“防火長城”，但相對於中國較為寬鬆，例如其中一部分運營商的互聯網服務可以聯通Google、Facebook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這在中國同樣是不可能實現的（除非使用VPN）。遠較中國寬鬆的網絡管控，讓越南國民更易與世界輿論對接，得到普世價值的思想啟蒙。

　　越南的政治革新是其“革新開放”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沒有政治革新的開展，經濟革新就會成為缺乏監督、難以科學民主決策的“跛腳鴨”，最終阻礙經濟發展；同時，經濟革新的成功，為推進政治革新尤其政治民主化進程，起到了基礎性作用，讓政治改革有了試水的前哨。

　　在政治改革的基礎之上，越南也開啟了反腐進程和對經濟民生領域的進一步改革。

　　自“革新開放”以來，越南反腐運動就幾乎在同步進行。而進入21世紀，反腐運動的聲勢有增無減，大批官員和國企老總鋃鐺入獄。其中最知名的，無疑是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丁羅升。

　　丁羅升是越南反腐運動以來入獄的最高級別官員。他不僅是第12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曾擔任越南國家石油天然氣集團董事長、交通運輸部部長、胡志明市市委書記等職務。其中，他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即胡志明市市委書記，是越南最重要的兩個地方職位之一（另一個是河內市委書記）。他於2018年初兩次被以“故意違反國家管理規定造成嚴重後果罪”，分別判處13年監禁和18年監禁。同時，其當時的下屬鄭春青被判處終身監禁。而在該案中，共涉及22人，是不折不扣的“窩案”。

　　據中國“觀察者網”引用“政知道”的信息，近年有大批越南高官因腐敗被查，如農業暨農村發展部前副部長阮光河、阮天麟和阮善倫，政府監察總署前副總監察長陳國仗，警察總局前副局長高玉瑩，最高人民檢察院前副院長范土戰，越南之聲廣播電台前台長陳梅杏等人。此外，越南國企和金融領域的高層，如與丁羅升同屬越南油氣集團領導的阮春山、海洋商業股份銀行董事長何文深及副總經理阮文環、越南船舶集團黨委書記范青平、國家航運公司董事長楊志勇、亞洲商業銀行創辦人阮德堅等人，也紛紛因腐敗而落馬。

　　但這些反腐行動並未能遏制越南猖獗的腐敗。雖然越南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大，如前述的阮春山還被判處死刑，其他高官也被判處長期徒刑乃至終身監禁，但腐敗仍屢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最直接的原因是，越南的反腐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色彩，而不是純粹的反腐敗。例如丁羅升、阮春山等人遭重判，被視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對政敵前總理阮晉勇朋黨的打擊。其中，丁羅升等人的倒台還被視為越南北方和南方政治集團鬥爭的結果之一。這種帶有政治幫派目的和私人恩怨的“反腐”，自然成色大減，人們也不很在意腐敗而是更著力於以更有利的方式參與爭權奪利。

　　更深層的因素是，越南的政治改革仍舊有局限，沒有建立起真正民主法治和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

　　其實，越南在反腐的制度建設上也有亮點。例如，2012年11月，越南國會以94.98％的贊成票通過了越南反腐敗法修正案，要求公開越南高級官員個人財產申報表。雖然這一法案似乎沒有強制約束力和足夠的配套措施，但這一點上至少在形式和部分實質上是明顯強於中國的。2018年，越南通過新的《反腐敗法》，並提高政府開支及官員收入的透明性、可查核度。2019年底，有關稅收、反洗錢、海關和土地交易數據庫的聯通和公開，也有助於反腐。但相關法律和制度的反腐也就僅此而已了。越南仍沒有三權分立的體制和多黨政治，甚至負責查處腐敗的監察機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局（相當於中國的紀委和監察委）都只是黨政機構的附屬物，工具如何獨立查處腐敗？何況其自身也未必乾淨，又如何能秉公執法？

　　總體而言，越南反腐以效仿中國的“運動式反腐”為主，法律和制度只有工具性和輔助性作用。這就導致反腐的實際力度、密度都不足，變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選擇性反腐”，成為一種肅清政敵的手段。受到反腐打擊的高官權貴只是少數，絕大多數貪官污吏都安然無恙。這又與中國顯得類似起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越南民間尤其非政府人士，越來越強調國家民主法治、輿論監督的重要性，以反腐為主打口號的政治反對力量也日益增多，對越共政權形成了不小壓力。

　　而在經濟民生領域，越南在經濟模式、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多領域進行了改革，包括“量”上覆蓋面的擴展、相對水平的提高，以及“質”上的內容形式的變化與革新。

　　由於缺乏完整的相關數據，在此我只能使用查閱到的僅部分時期的零散數據以為參考：

　　在醫療領域，越南醫療衛生支出約占GDP7%。2016年，越南人均壽命為男性72歲、女性81歲。擁有醫療保險的公民人數從2016年的74％上升到2017年的81％。農村人口群體受益最大，醫療覆蓋面“更好”、更具包容性；公立醫院的賄賂率從2016年的17%下降到次年的9%；住房領域，住房土地被沒收的比率由2013年的9%降低到2017年的7%，產權得到更好的保障。但同時，只有21%的人們認為他們得到的補償款是符合市場價值水平的，和2014年相比反而大跌15個百分點。

　　在“簡政放權”方面，據稱大多數人（2018年為86%）對於獲得重要文件的過程和審批流程表示滿意。總體上，國民對于越共政府旨在簡化程序的“一站式”政策持積極評價。

　　經濟模式方面，越共政權逐漸放棄早年高額舉債刺激經濟的方式，轉而遏制公共債務的增加。2018年，越南公共債務為GDP的55.6%，較高峰期的2016年有了顯著下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的國債和地方債呈連年增長趨勢，雖然名義上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越南，但地方債導致的壞賬實際上越來越多。

　　而變動最大的，當屬對勞工權利的改善。在2010年代之前，越南同樣依靠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外商投資，低成本和高收益讓各國投資商趨之若鶩。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越南式的“血汗工廠”遭遇了越來越多的抗拒和指責。在越南國內，反對剝削勞工、抗議剋扣工資與加班、反對裁員等罷工和抗議屢見不鮮。在國外，越南和外國企業主壓榨勞工也引發了輿論的抨擊和人權組織的關注。在外部的關注和干預中，歐盟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

　　歐盟作為越南最大貿易夥伴之一，一直實行經貿與人權掛鈎的策略。例如，在近期歐盟與越南簽署自貿協定之時，就提及以下人權議題：1.政治犯和被拘留的人權分子問題；2.壓制言論，結社，集會和行動自由問題；3.壓制信息自由問題；4.壓制宗教信仰自由問題；5.警權暴力問題。將經濟合作、經濟援助與人權捆綁，是歐盟一貫的對外政策，雖然不是時時行之有效，但大多數時候是有作用的。對於經濟體量小、經濟結構和質量脆弱、急需外部經貿援助的越南，歐盟的策略的確起到了一定效果。

　　歐盟在經貿活動中更直接的要求，是要越南在經濟中執行嚴格的勞工權利保障標準、環境保護標準、生產環境標準等。只有這一切都達標，歐盟才會按照承諾對越南進行經濟援助、開放自由貿易。而在歐盟的“倒逼”之下，越南逐步進行了改革，其中勞工領域的改革最為突出。

　　2019年11月，越南通過新的《勞動法》（修訂案），法案規定“在不隸屬于越南工會組織的企業中設立勞工組織”，這意味著在官方工會組織外，越南將允許成立屬於勞動者的獨立工會。這對于越南經濟結構、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都會產生極大衝擊。在進步人士看來，這當然會極大增強對勞工權利的維護，提高工人的相對地位和話語權。從長遠而言，這還有利於促進人權的實現、提高工人階級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但另一面，這無疑也對越南的以廉價勞動力主導的發展模式構成根本性的挑戰。無論如何，在這一點上，越共政權的勇氣與革新精神遠勝於它北方的“同志加兄弟”。

　　更重要的是，獨立工會的建立，將使越南出現政治多元化的秧苗。因為工會作為政治色彩明顯的機構，又具有強烈的抗爭性特徵，脫離了官方的管制，是極易成為孕育政治反對派的場所的。而越共不可能不考慮到這點。在明知獨立工會會挑戰越共一黨專制的情況下，越南依舊開放獨立工會，說明越共有實行進一步政治改革的準備，或至少是不排斥多元政治的出現的。

　　（五）搖盪在革新與守舊間的政治鞦韆：越南前景尚未可知最近數年，越南雖然在繼續“革新開放”的進程並有了新的突破，但同時也表現出其守舊化的一面。2018年10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因病去世，總書記阮富仲很快兼任了國家主席一職。而在此前，國家主席、越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是默認由不同的人擔任的。而身兼兩職的阮富仲，給人以過於集權的印象。而在此前，阮富仲已在與阮晉勇的權力鬥爭中勝出。出任國家主席後，阮富仲在越南已無可匹敵的競爭對手，成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越共政權領袖。而阮富仲恰是越共中的保守派，強調黨的紀律與國家穩定性。這與親近西方、思想更為開明的阮晉勇有明顯不同。

　　阮富仲全面掌權以來，對公民運動加強了打壓。例如對於維權律師、公民記者，及民間抗爭人士進行了一系列抓捕和審判。越南還效仿中國讓異見者進行“電視認罪”，以進一步污名和掌控話語權。2019年，越南有12名新聞工作者被拘捕，是東南亞對新聞自由壓制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另一個是柬埔寨的洪森政權）。

　　而對於司法獨立、政治多元化等涉及徹底性政治變革的問題上，越共仍舊是堅決拒斥的態度，對於可能“顛覆政權”的思想與行為嚴防死守。雖然越南為經濟和外交目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但在防止“外國勢力滲透”方面不遺餘力。對於幾十年前流亡海外的前南越政權成員，越南現政權始終抱持戒備，即便有些高官子女與對方的後代打得火熱。越南在與中國有激烈的國家利益衝突與領土爭端情況下，依舊著力發展對華友好關係，也是為防止“和平演變”尋找依託，得到體制類似的中共政權支持，以免任由西方擺布。

　　相較於阮晉勇擔任總理時期，阮富仲控制的越共政權在政治上整體是趨向保守的。但阮富仲執政下的越南仍在堅定的推進經濟和社會改革。例如在推動公有經濟私有化上，2017年底，胡志明市的“國有西貢飲料公司”就實現了私有化。同時，越南的經商容易度也在迅速上升。在2018年的越南，註冊一家公司平均僅需22天和人均收入的6.5%，遠比2003年的人均需61天和收入的31.9%為優。越南對私有化和開辦公司的支持，對於吸引外資多有裨益。以2016-2017年為例，僅一年時間，外國直接投資就增長了42.3%，勢頭迅猛。

　　社會改革的典型，就是在2019年元旦廢除了戶籍制度。越南的戶籍制度也是效仿中國而建立的，對於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對民眾的動員、對各區域的管理都起到了與中國類似的作用。在越南統一後，戶籍制度也有效約束了越南南方，促進了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國民從思想到人身都越發得到解放，戶籍制度愈加不合時宜。雖然它是掌控社會的有效工具，但也阻礙了越南各地的人口、資源的流動，不利于越南對內革新和對外開放的進程。而越南民間反對力量對政府的戶籍制度批評之聲也越來越強烈。最重要的是，越南民眾在越南國內的流動性大大提高，戶籍制度已經名存實亡。而越南又不像中國國土龐大，人口也遠少於中國，地域差異較小，地域之間利益鴻溝還不深。因此，越南廢除戶籍制度影響到的各方利益、遇到的障礙較中國為小，卻很有利于越南國家整體的發展、有利於民眾更好工作生活，對政權造成的衝擊也較小。於是，廢除戶籍制度也就順理成章的實行了。

　　毫無疑問，廢除戶籍制度和允許成立獨立工會，都是阮富仲全面掌權後越共實行的大膽舉措。這些看似很有革新色彩的舉動，與阮富仲傾向於政權穩定性、打壓公民社會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照。這說明，越南仍在革新與守舊間搖擺不定，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變革同時，在政治上則逡巡不前。

　　但與中國相比，越南的改革進程仍舊領先。無論是前述的國會問責、有限普選，還是在戶籍問題與勞工領域的鼎力革新，在如今中國都是遙遠的夢想。最近數年，中國的政治風向愈趨保守，而越南至少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倒退徵兆。相對於政改早已昏沉歸夢的中國，越南至少還給人以走向進一步革新的希望。

　　越南在“革新開放”過程中，敢於在一些事關重大的爭議問題上如上述戶籍、勞工等領域及立法機構改革方面進行大膽的變革，突進於整個革新之前，不僅提高了革新的水準和實績，也反過來促進了思想解放，讓黨內和群眾受到鼓舞，堅定了繼續大膽革新的決心，為推動新的變革打下制度和心理基礎。

　　總之，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比，既有效仿，又有超越，更有創新，堅持了經濟革新與政治革新並行，而非單腿行走。但同時，“革新開放”也沒有脫離改良主義的框架，本質上仍是越共自上而下、以維護其統治為目的的有限改革。它雖然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社會自由的成分，但根本上還是維持越共的一黨專制，其經濟模式下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色彩濃厚，對社會也依舊保持積極的控制。

　　它的未來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就目前而言，阮富仲政權很難再做出進一步的、深刻的改革措施，如“越南實行多黨制”的謠傳在可預見的中短期內就絕無可能。阮富仲作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做出的開明舉措是有限的，越南的公民社會也遠遠落後於東歐和西亞北非地區，越南現在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

　　但從長遠而言，越南的“革新開放”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更多的政治改革成分，有些大膽而獨特的措施是中國不能企及的。隨著越南允許獨立工會的建立，勞工運動必然在越南大規模出現，不可避免的會對專制體製發起挑戰。而越南國會議政也可能有更大發展，為代議制民主做鋪墊。越共內部各派系尤其開明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也將繼續，如果開明派在未來勝出，出現如戈爾巴喬夫、吳登盛這樣傾向民主的改革派人物也未可知。

　　作為與中國政治體制、歷史軌跡類似，且與中國相鄰的有近億人口的國邦，越南“革新開放”的歷程與現狀值得我們認真審視，從中汲取列寧式一黨專制政權改革的經驗教訓。相對於民主政治歷史悠久且經濟高度發達的歐美，如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更具對照價值。不要輕視小國、弱國的變革進程，越南這樣的國家既有著諸多後發國家和專制政權落後保守的共性，也有其銳意進取、變革創新的獨到之處。治世不恥下師、變法不拘一股，才能讓中國不蹈失敗舊轍、多習新穎之策，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