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2018年5月9日的馬來西亞大選，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土著團結黨和國家誠信黨組成的“希望聯盟”，在選前並不很被看好的情況下，出人意料的取得大勝，終結了以巫統為首的國陣建國以來超過60年的連續執政，實現馬國首次政黨輪替。

由於這是發展中國家為數不多的反對黨通過民主選舉擊敗威權主義執政者的案例之一，它引發了馬國內外的一片歡呼。一些國際觀察家也把馬國的這次大選促成的政權和平更迭，作為民主轉型成功的典型加以褒揚。一時間，似乎馬來西亞成了第三世界民主化的樣板。

但這種樂觀判斷很快被複雜而晦暗的陰影所籠罩。希盟上台已一年有餘，但諸多在國陣執政時就存在且積累下來的舊問題未能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新的挑戰又接踵而至。第一，希盟選前許多關乎民生的承諾如提高收入和發放補貼、降低生活成本等沒有及時兌現，而新政府的族群政策在馬來人和華人中“兩頭不討好”，導致選民對希盟日益失望甚至厭惡；第二，希盟原本就非外界想象的那樣美好，作為“大帳篷”式的政黨聯盟，內部良莠不齊，且陷入激烈鬥爭，土團黨、公正黨、民行黨為爭奪權力、增大己方影響力，斗得不可開交；第三，國陣和伊斯蘭黨結成同盟，試圖利用希盟的內鬥和支持率的低迷，高舉“馬來人優先”和“伊斯蘭教為國本”這兩面保守主義大旗捲土重來。而國際上民粹與民族主義的回潮，對馬國也必然會產生巨大衝擊。

面對內外夾擊，“希望聯盟”不僅無法兌現曾經給予人民莫大希望的承諾，連自身都面臨著變質、分裂乃至解體的危機。而希盟在2019年四次國/州議席補選中三次輸給國陣，就是刺耳的警鐘。關於馬哈迪何時乃至究竟是否將首相大位按約定“讓”給安華，也充滿著不確定性。而隨著保留大學預科固打制風波、疑似阿茲敏性愛視頻醜聞、爪夷文進入國小課堂爭議等事件的發酵，希盟面臨的危機越發嚴峻。

那麼，希盟出現執政出現危機的詳情與背景是什麼？這場持續性危機的癥結何在？有沒有擺脫危機的可能？馬國未來會走上怎樣的道路？

（一）“希望”未能兌現，民情洶洶不滿

以社會公平、族群和諧、反貪腐與廉潔為主打口號的希望聯盟，在2018年馬國大選中，以較大優勢擊敗了國陣。從表面上看，選舉結果顛覆了巫統的威權統治，幾乎是馬國劃時代的巨變；但實質上，這次政權更迭更像是“新酒摻舊醩”，大雜燴式的新政府帶有濃厚的巫統氣息，希盟內部各黨派的相互掣肘和強大的外部阻力讓根本性的變革遙遙無期。更重要的是，馬國社會的種種痼疾，尤其不同種族、區域和利益團體的隔閡與紛爭並不會隨新政府上台而煙消雲散。希盟要與巫統一樣去面臨這些挑戰，否則民眾對希盟過高的期望就會轉為更大的失落與憤怒。事實上，隨著希盟無法兌現選前的許多重要承諾，這種失落、憤怒已經開始出現。

希盟在競選中提出的減輕民眾經濟負擔的惠民承諾，如“廢除消費稅、取消大道收費、發放燃油津貼、讓低收入者延遲償還高等教育基金貸款”，除消費稅在執政後被廢除外，其餘承諾一律“跳票”。這固然是由於上屆國陣政府在經濟上的失敗留下的赤字讓希盟不得不“開源節流”，但無論是何原因，承諾沒有兌現都是執政者失信的表現，民眾不滿是在情理之中。經濟政策的執行不力，對民生的影響是最直接的，而這對於對生活成本非常敏感的中下階層影響更為明顯。生活拮据的平民階層在選前寄望於希盟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也渴望多“派糖”，可顯然至少在短期內落了空，失落和不滿可想而知。

而對於華人非常關心的華文獨立中學統考文憑的有效性問題，希盟更是公然違背承諾，在執政後不承認統考文憑，並迴避華人的追問。這讓對希盟寄予厚望的馬國華人不啻是一個沉重打擊。華人社團（華社）、華語教育（華教）、華文報刊（華報）是馬國華人三大支柱，而華文獨中則是華教的載體和重心。華人拋棄國陣中的馬華公會而選擇包括民行黨在內的希盟，很大程度就是寄望於後者執政後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而希盟卻因顧忌馬來人反對和內部紛爭，拒絕履行選前的承諾，自然引爆了華人的憤怒。同樣，希盟（準確說是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拒絕簽署曾承諾簽署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也讓華人不滿情緒升高。

希盟在這兩大有關華人利益、種族平等的問題上“跳票”，讓原本滿懷期待的華人對希盟產生了厭惡之情，甚至譏諷希盟“還不如國陣”、認為馬哈迪“不如納吉”。而主要代表華人的民行黨，也被不滿的華人稱為“馬華第二”、“連馬華那樣公開承認自己為華人政黨都不敢”，批判民行黨和黨秘書長（黨內實權領袖）林冠英的輿情日甚一日。而馬華則不顧維護華人利益的大局，對這種謠言推波助瀾，甚至直接參與針對希盟和民行黨的攻擊，讓這些誹謗言論產生了更壞的影響。即便這些言論與事實有很大出入（從維護華人利益、促進種族平等角度，希盟強於國陣，行動黨更勝馬華），但流言不止，對希盟、民行黨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但馬來人對希盟更加不滿。在社交媒體和街頭巷尾，“希盟被民行黨控制”、“馬哈迪是林冠英的傀儡”之類流言同樣比比皆是。在許多馬來人看來，民行黨及林冠英是希盟政府的實際控制者，馬哈迪已經被架空，華人主導了馬來政局。雖然這種陰謀論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民行黨只占希盟在國會議席的三分之一和總議席的不到五分之一、內閣部長和次長的四分之一），但在文化水平較低、種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思想強烈的階層中很有市場。而希盟放棄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放棄簽署《消除種族歧視公約》，主要就是馬來人反對製造的壓力所致。但馬來人依舊憤懣不已，他們已經習慣了羸弱的、代表華人的馬華作為巫統的配角存在，無法容忍希盟中民行黨與其他黨派平起平坐、也不願意接受有十多個華人血統正副部長的希盟內閣，哪怕馬來人仍占內閣絕對多數。

在經濟政策上，馬來人希望保留巫統執政時期賦予馬來人特權的“新經濟政策”及其附屬的“固打制（即種族配額制）”。希盟雖然未廢除該政策，但不會像巫統那樣一味向馬來人傾斜。事實上，馬來人內部的貧富差距早已超過了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差距。《馬來西亞：馬哈迪主義》一書中提到，“更重要的不平等增長發生在最富有和最貧窮的馬來人之間 – 從1957年至1970年，最富有的20％馬來人控制馬來人經濟部門的比例，從42.5％增長至52.5％，而最窮的40％所能控制的比例，從19.5％下降到12.7％。而大學學位固打制、獎學金固打制、土著房屋固打制、公共工程固打制等各領域的配額制度，也導致更加勤奮、受教育程度高的華人飽受壓制，到了必須改變的地步。希盟的政策是漸進的、部分的改變，但即便如此，也會引起馬來人的強烈反彈。在509大選中仍有六成馬來選民投票給醜聞纏身的納吉和腐朽的巫統（而巫統和伊黨合共得到75%的馬來人選票），就是因為馬來人寧可不要政治革新，也要保住所有特權。在士毛月（Semenyih）補選中，支持希盟的馬來人選票跌去6.5%，就佐證了馬來人種族主義的復振。

希盟政府的另一些政策，則遭到了馬來人、華人、印裔等馬國各族民眾的普遍反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廢除死刑政策出台後的民情。希盟中的公正黨和民行黨都是中間偏左的進步主義政黨，一向主張廢除死刑。2018年10月，馬國通訊部長哥賓星稱，“因為馬來西亞民眾反對死刑”，經內閣討論宣布廢除死刑，並會儘快修法落實。而總理署負責法律事務的部長劉偉強也證實了該消息，並暫緩甚至永久停止對現有的1200名死刑犯執行死刑。廢死消息公布後，馬國民眾一片譁然，罵聲四起。

很顯然，“馬來西亞民眾反對死刑”並不是多數民意。相反，據《南洋商報》在政府宣布廢死當月的民調，68%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贊同者只有25%。而《南洋商報》也稱，“《每日新聞》、《大都會日報》及《新海峽時報》也針對這課題進行聯合網絡調查，在超過2萬名參與者中，反對廢死的人士高達82%。”希盟貿然廢除死刑，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普羅大眾往往有“殺人償命”、“亂世用重典”的樸素正義觀念，對於一些人權組織及法律界人士倡導的廢死政策很是反感。面對抗議和要求公投的反對廢死聲浪，部長劉偉強聲稱國家沒有規定在制定新法前必須公投，且宣稱廢死法律的出台準備工作已到收尾階段。這更加激起了民眾對希盟政府的反感。

此外，社交媒體上關於希盟的各種真真假假的“醜聞”的傳播，也損害了希盟的聲譽。作為反對黨時，希盟也曾利用社交媒體揭露國陣執政中的醜聞；如今希盟執政，同樣被民眾利用社交媒體當成箭靶攻擊，合理的批評和無理的攻訐鋪天蓋地而來。例如林冠英的“假文憑”事件就是誇大和扭曲事實的傳言，對他的貪污指控也是完全不實。而“阿茲敏遭到公正黨開除”的謠言紛傳後，阿茲敏本人表示否認，並稱“由於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讓不負責任人士輕易在社交媒體上散播謠言。”這的確是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現實。此前，還有相反的傳言，聲稱阿茲敏會升官成為副總理，後被安華否認，並聲稱謠言旨在分化希盟。而其他政治人物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誹謗性攻擊。除此之外，社交媒體上對希盟各項政策斷章取義的解讀，講“局部真理”的敘述手法，也誇大了希盟施政失誤。如禁煙令和以妥協方式處理大道收費問題，社交媒體上均出現了大量放大政策失誤一面、甚至完全否定的聲音，哪怕希盟在這兩項政策上功大於過、較此前的國陣政府已有明顯改革成果。

總之，希盟面對著馬國各族的不滿，其中尤以馬來人為最。在這樣的境況下，希盟的執政基礎在近幾個月愈發不穩。

（二）內部矛盾激化，希盟禍起蕭牆

比民眾的不滿更早發生、表現的也更激烈的是，希盟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同政黨和派系明爭暗鬥，讓這個原本就是“大帳篷”的“希望聯盟”內部的危機不斷加劇，甚至有變質和解體的危險。曾經為了共同的目標即打倒納吉的國陣而建立的希盟，在贏得大選、外患暫消之後，內部固有的矛盾毫不意外的全面爆發和升級。

在希盟內部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矛盾衝突中，最突出的黨派矛盾有兩對：一是土團黨和公正黨對希盟領導權的爭奪，二是土團黨與民行黨因分別代表馬來人和華人利益而導致的衝突。而馬哈迪和安華的競爭、矛盾、合作、較量，則是希盟高層權力鬥爭的軸心。

希盟內部的矛盾“源遠流長”。希盟的前身“人民聯盟”、“人民聯盟”的前身“替代陣線”均是內訌不斷，且都是因內訌瓦解。希盟成立後，這些固有矛盾依舊存在。雖然伊斯蘭黨的退出緩和了民聯的繼承者希盟內部的矛盾，但土團黨的加入又讓希盟內部出現了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土著團結黨可謂“名副其實”，它的目標就是維護以信仰伊斯蘭教馬來人為主的土著居民利益。土團黨政黨綱領的前兩條分別是：“1.堅持以伊斯蘭教作為聯邦的官方宗教，同時尊重非穆斯林遵循和踐行各自宗教的權利；2捍衛馬來民族、沙巴和砂拉越子民的特殊地位以及所有種族的合法權利。”土團黨也是由馬來民族主義者馬哈迪一手建立的，其成員也多為馬在巫統時的舊部。雖然如今的馬哈迪不像在“513事件”時那樣持馬來極端種族主義立場（被當時的內政部長依思邁·阿都拉曼稱為“極端種族主義者”）、鼓吹建立完全由馬來人組成的國會和政府；也至少在表面上比他上次擔任總理時要溫和、更為提倡種族和諧，但他依舊是代表馬來人利益、維護“馬來人優先”的保守派，其主張和行為在根本上並沒有改變。他加入希盟，並非其價值觀發生變化，而是權力鬥爭的需要。

拒絕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拒絕簽署《反對種族歧視公約》、堅持“馬來西亞憲法第153條（即“馬來人優先”原則）”、維護“新經濟政策”和“固打制”……希盟這一系列的反種族平等行為，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均起到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它與主張反種族歧視、倡導種族平等的公正黨、力求維護華人利益的民行黨有根本性的分歧，雙方必然會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

而8月份，土團黨籍的教育部長馬智禮馬烈又聲稱要考慮研究“單一源流教育（即廢除華文和淡米爾語學校，不分種族實行統一的馬來文教育）”的言論，更是引發了作為少數族裔的華印族群普遍的擔憂，民行黨秘書長林冠英也公開表達了反對。如前所述，華文學校是華文教育乃至華社文化傳承的根基。如果“多源流教育”這一原則被推翻，華人就有被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在文化上同化的危險。馬智禮與林冠英在教育制度上的分歧，也代表著土團黨與民行黨及各自代表的群體之間無處不在的矛盾。

而馬哈迪和安華的較量，則是決定希盟前途命運的重心。眾所周知，馬哈迪與安華有漫長的恩怨糾葛：馬哈迪是安華的政治教父，一手提攜了後者；但二人後來因權力鬥爭和政見分歧發生激烈矛盾，馬哈迪又一手把安華送進了監獄；而馬哈迪和納吉決裂後，又選擇和安華和解、合作，促成了希盟的壯大和勝選。二人和兩黨也達成協議，由馬哈迪擔任總理，執政兩年後將權力移交給安華。

但無論是黨派鬥爭還是個人恩怨，都註定二人如今的合作並不順暢，更達不到互信。雖然馬哈迪多次重申將按約定把權力交給安華，但他就職之後，大力培植他的兒子慕克里、親信穆希丁等人，與安華愈發疏遠，貌合神離。而關於安華試圖組織希盟中“反馬”勢力“逼宮”的傳言也從未止息，哪怕已被多次“闢謠”。至於具體何時移交權力，馬哈迪和安華經常各執一詞，外界猜測不斷，充滿不確定性。今年9月馬哈迪訪美時提到“我承諾會在下屆大選期滿前辭職，讓位給其他人。所以，我可能最多有（掌權）三年。”無論馬哈迪所說的“三年”是從講話起還是從509大選起計算，都已違背了希盟各勢力達成的“馬哈迪掌權兩年後將首相位置讓給安華”的協議。這也暗示馬哈迪很可能會在不久後公開反悔、拒絕按時交權。

而去年11月公正黨署理主席之爭，凸顯了二人矛盾的激烈：馬哈迪希望扶植公正黨的阿茲敏上位牽制安華，而安華則試圖讓自己的親信納茲里奪下這一相當於“公正黨總理”的職位。最終，阿茲敏經過苦戰擊敗納茲里當選。這不僅激化了馬哈迪和安華的矛盾，還讓原本就互有芥蒂的安華和阿茲敏之間的矛盾大大加深。據《聯合早報》報道，“阿茲敏的親信透露，阿茲敏惱怒地告訴安華，下來幾年將跟安華對著干；安華的回應是‘奉陪到底’。這顯示，兩人其實已經決裂。”這場“代理人戰爭”的結局證明，馬哈迪占據上風，但安華也不甘示弱，二人的矛盾日益公開化，公正黨內部也暗潮洶湧。

戲劇性的是，在今年6月12日，在互聯網上曝出了疑似時任經濟事務部長的阿茲敏與另一男性的男男性愛短片，並在社交媒體瘋傳。雖然阿茲敏堅決否認他是視頻中男主角之一，警方也未有確定，但已引起軒然大波。後來，原產業部副部長秘書哈茲阿茲主動承認他是視頻中二人之一，並指證另一人就是阿茲敏。阿茲敏繼續否認，但又有新的男男性愛短片流出，視頻中人物同樣疑似阿茲敏。直到9月份，還又有相關視頻的更長版本被人故意傳出，風波顯然沒有停息。

在以穆斯林占人口多數、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馬來西亞，許多國民對於同性性行為持反對態度。雖然隨著近年世俗化的發展，人們對同性戀問題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總體上仍較為不寬容。利用“同性戀”、“雞姦”等污名化政治對手，馬國早有前例，最知名的無疑是安華。他在1998年和2008年兩度被指控犯有“雞姦罪”併入獄，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政治迫害行為。諷刺的是，如今安華的對手阿茲敏被用相似的手段“潑污”，曾經是這種疑似陷害行為受害者的安華及其政治盟友成了製造該事件的懷疑對象。雖然此事件是否涉及阿茲敏至今還無定論，更無調查出幕後黑手是誰，但毫無疑問為阿、安之爭增添新一波不確定性。

而在是否吸納前巫統成員（尤其是國會議員和州議員）進入希盟的問題上，馬哈迪的土團黨與安華的公正黨態度更是截然相反：馬哈迪為了壯大土團黨的力量、增大在希盟內部的實力和話語權，極力主張接納前巫統成員（這些人大抵都會加入土團黨而非希盟其他黨派）；安華的公正黨一方面因宿怨而厭惡曾經的敵手，不願意讓巫統投機者侵蝕希盟，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土團黨做大，因此堅決反對接納前巫統成員加入希盟。但去年底土團黨還是接納了兩位前巫統國會議員的加入；今年2月、3月更是又分別接納了7位和4位前巫統議員，讓土團黨在國會的席位由大選時得到的13席躥升至如今的26席，而且還有繼續增加趨勢。這讓馬哈迪和土團黨在內閣、國會的實力、話語權得到大大提升。

馬哈迪的一意孤行遭到了希盟友黨的激烈批評，如公正黨副主席鄭立慷、民行黨的林冠英和王建民，均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意見。面對希盟內部大量的批評之聲，馬哈迪“吃了秤砣鐵了心”也要將前巫統議員“團結”進土團黨，表面上說是“為希盟爭取國會三分之二以上議席”，實際上當然是為了壯大自身實力，以更好的抗衡公正黨與民行黨。如果巫統有更多國會議員轉向土團黨，土團黨未來是有可能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翻版巫統”的，這會大大增強希盟內部馬來種族主義的力量，公、民、誠三大主張種族平等的政黨則會被相對削弱，讓希盟有變質的危險。

而今年2月以來，馬哈迪與伊黨、巫統的關係日益緊密。巫統和伊黨一直試圖挑撥希盟成員黨及高層之間的矛盾，而馬哈迪對待這兩個希盟政敵的態度也時近時遠。馬哈迪在接納前巫統議員加入希盟時也表示，希盟成員黨往後“若叛變而不再忠於國家”，他也將會轉向其它政黨。2月15日，在有關於希盟內安華一方要“顛覆”馬哈迪的傳言甚囂塵上之際，伊黨簽署了一份有關於“當希盟發生任何事（包括推翻馬哈迪），伊黨將與馬哈迪同在”。《聯合早報》分析員認為，“伊黨表明支持馬哈迪後，馬哈迪已經可說是土著團結黨、伊黨、巫統及部分希盟領袖的‘共主’。一旦馬哈迪拒絕按協議交棒給公正黨主席安華，支持安華的希盟勢力對馬哈迪的制約已大為減弱”。互聯網上對於希盟內部的陰謀論調和挑撥性傳言，也多是巫統和伊黨支持者所為，甚至馬華都參與其中。

在如此嚴重的內部矛盾下，希盟走向分裂、解體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述，由於希盟中三大黨派（不包括誠信黨）代表的群體及利益有根本差別，這個為了戰勝國陣而拼湊起來的選舉聯盟變成執政聯盟後，其成員很難長久合作下去。公正黨和民行黨有著較多共同利益和價值觀，面對“其心必異”的土團黨，前二者無法容忍後者在希盟內部野蠻生長、為所欲為；而土團黨也不允許公、民二黨挑戰馬來人特權和派系利益。因此，即便如今各黨領袖還儘可能維護希盟的團結，但未來各方分歧只會越來越大，和“替代陣線”、“人民聯盟”那樣走向分裂是希盟最大概率的結局。無論希盟是否會在執政期內分裂，其內部的紛爭都會消耗其執政能力、阻礙馬國政治進步與社會革新的步伐。

（三）巫伊結盟保守疊加，極端政治陰霾又起

自509國陣敗選後，巫統和伊斯蘭黨就在醞釀結盟對抗希盟。經過數月的談判和磨合，3月5日，巫伊兩黨首次召開協商會議，正式宣布全面合作，並擇期成立聯合委員會。雖然雙方都說只是合作而非“結盟”，但馬國政界人士、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巫伊已是盟友關係。而9月14日，巫伊簽署合作憲章，將實質上早已形成的聯盟以協約的形式固定化、公開化。在簽署憲章的“馬來人團結”大集會上，伊黨主席哈迪阿旺公開提議在執政州屬與巫統組織聯合政府，更讓巫伊全面合作有明顯加深之勢。

巫伊結盟及合作的深化，是馬國政治乃至國運的不祥之兆。巫統是以維護馬來人特權為核心訴求、並在建國後長期推行“馬來人至上”政策的老牌種族主義政黨；伊斯蘭黨則是代表了馬國最保守的穆斯林群體（尤其在其開明派分裂出去（即國家誠信黨的建立）之後），其中不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這兩個分別代表種族主義與傾向宗教極端主義的保守政黨結盟，對馬來西亞的未來，尤其對華人、印度人等少數族裔及非穆斯林是致命的威脅。

在509大選中，希盟之所以取得勝利，很大程度在於巫統陷入和希盟、伊黨的三角戰中，被選民群體部分重合的伊黨分走了一些票源（馬來西亞下議院所有席位均為單一選區制（小選區制）產生），讓希盟以48.3%的得票率奪得國會222席中的122席。在2013年馬來西亞大選中，包括伊斯蘭黨在內的民聯雖獲得50.8%的選票，但因國陣政府在選區劃分上的齷齪手段，僅僅獲得222席中的89席。因此，巫伊兩黨在2018年大選中的對立，對希盟的勝選客觀上起到了關鍵的“助攻”作用。反過來，巫伊兩黨結盟，會讓2018年各選區曾分流的票源聚合，在下一次大選中對希盟造成極大的挑戰。而3月2日士毛月補選中，巫伊合作支持同一候選人並擊敗希盟，就是一次預演。稍早的金馬侖高原（Tanah Tinggi Cameron）國會議員重選，509大選期間在該選區得到14%投票支持的伊黨放棄提名轉而支持國陣，而代表國陣的候選人得票也由509大選時的42%升至56%。巫伊疊加的優勢顯露無疑。

據《聯合早報》報道，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助理教授哲尼里在接受《星洲日報》採訪時認為，巫伊兩黨合作導致希盟政府岌岌可危，並可能在下屆大選後垮台。他說，“希盟也在擔心，因為巫統和伊黨拉攏的是馬來人和穆斯林，這正是希盟所缺乏的支持力量。現在馬來人的印象是：希盟不夠關注馬來人的利益。希盟不能忽視巫伊合作的影響力，這將危及希盟的中央政權。”

哲尼里還提到，巫伊合作也可能對多元種族和多元社會的馬來西亞不利。“巫伊合作將走種族和宗教極端路線，這是他們要走的方向，對國家和政黨都不好。政黨應該具有包容性，關注所有人民包括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的情緒。”而這，正是馬國進步力量、少數族群和國際社會最為擔心的事。

對巫伊合作更激烈的批評來自它們的“死敵”民行黨。身為民行黨秘書長的林冠英發表聲明稱，巫伊合作是揚起“馬來人大團結”的旗幟、“向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全面宣戰”。雖然後來的修正版聲明將該句改為“針對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去掉了“宣戰”一詞，依舊引發巫伊兩黨及其支持者不滿。

而民行黨籍的國會副議長倪可敏則評價說，巫伊兩黨合作執政“會讓馬國人民的生活像塔利班執政的阿富汗那樣痛苦”。民行黨內雖有如柔州宣傳秘書、州議員謝奧馬的不同意見，但更多的是對林冠英和倪可敏言論的認同。謝奧馬發布聲明表示，民行黨對巫伊合作應該保持謹慎，不要種下仇恨和偏見的種子。他說：“巫伊合作並未違反民主，我們不應隨意標籤他們是塔利班。我們不能以毒攻毒，不能用極端言論對抗極端言論。”而柔佛州民行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團長李存孝則力挺倪可敏，堅稱巫伊合作就是塔利班。李存孝發布聲明指伊黨思維狹隘並崇尚極端主義，也曾指民行黨是必須殲滅的“異教徒”。而在巫伊簽署合作憲章的當日，倪可敏又發表聲明，認為巫伊兩黨在馬國人民準備歡慶9月16日“馬來團結日”時舉辦只有馬來人參加的種族大集會，有企圖破壞國民團結與族群和諧之嫌。

民行黨對於巫伊合作的擔心合情合理。自馬來西亞建國起，巫統就堅持歧視少數族群的“馬來人優先”的政策。在1969年“513事件”後，馬國華人在巫統的治下成為了“二等公民”，始終處在歧視與不公的制度和社會環境下，代表華人的民行黨更是常年遭到排擠和打壓。而在宗教方面比巫統更加保守、極端的伊斯蘭黨，則同樣對以非穆斯林為主的華人持敵視態度，視主張世俗主義、且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民行黨為眼中釘肉中刺。伊黨試圖以伊斯蘭教法替代世俗法律，將馬來西亞由多元社會變為單一的穆斯林國家。

為了扳倒民行黨，巫伊保守勢力的污衊從未止息。2018年底，據林冠英透露，一名馬來領袖製作短片發布在互聯網上，指林冠英把原本給馬來學生的2億令吉撥款給了華人神廟、委任四名民主行動黨黨員加入伊斯蘭銀行董事會，以及“叫和尚來財政部祈禱”等。而這些指控被林稱為“極荒唐”，根本子虛烏有。但這種污衊式的“種族牌”在馬國卻屢試不爽，對保守且文化水平低的馬來穆斯林很有煽動性。

雖然也有評論認為，伊黨執著於宗教化和對聯盟領導權追逐的“前科”，以及巫伊兩黨的歷史宿怨，會很大程度影響巫伊合作的成效，兩個保守政黨不見得能“合作愉快”。評論中還舉出伊黨參加“替代陣線”和“人民聯盟”後，與公正黨、民行黨鬧翻、聯盟瓦解為前例。但我是不贊同該觀點的。巫伊同屬保守政黨，有著推翻希盟這一共同的目標，在政綱上同多於異，即便有些分歧，也無礙合作大局。伊黨與巫統的“色差”遠小於與公正黨、民行黨，並不會重蹈加入替陣和民聯後最終分道揚鑣的覆轍（相反，伊黨拆散了替陣和民聯，反而證明其與進步政黨的矛盾之深）。而伊黨也深知與巫統的力量差距，不會“不自量力”的追逐巫伊聯盟領導權。至於巫伊曾有過的對立與衝突，也會被現實利益沖淡。指望巫伊兩黨衝突讓保守陣營自耗乃至瓦解，是不切實際的樂觀幻想。

當巫、伊這兩股保守、趨向極端的勢力合流後，對馬國政壇和社會的衝擊是巨大的；如果它們擊敗希盟在中央執政，後果不難想象。

據《聯合早報》統計，馬來選民占馬國全部選民的62%；在全國222個國會議席選區中，有120個選區馬來選民過五成。而希盟在509大選中僅獲得三成馬來選票，得到過半席位主要拜巫伊分立所致。如今巫伊合作，並大打種族和宗教牌，希盟下屆選舉可謂岌岌可危。

（四）民粹極端全球回潮，馬國恐難獨善其身

馬國巫伊結盟，正逢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和極端主義全面回潮之時：在美國，以特朗普上台、福音派基督徒和白人至上主義者重新活躍為特徵，搖撼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基石；在歐洲，英國脫歐、法國國陣崛起和“黃背心運動”、匈牙利與意大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政黨壟斷政壇、東歐宗教與民族保守主義大行其道；在中東，埃爾多安正將凱末爾締造的世俗土耳其拉回伊斯蘭化道路，原教旨主義者在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不斷製造事端，更不消說沙特“始終如一”的瓦哈比主義愈發得勢；在莫迪的印度，在博索納羅的巴西，極端宗教與民族主義、威權政治紛紛沉渣泛起，進步主義屢遭重挫……。以民族、宗教等各類差異為區隔的“身份政治”成為世界各國社會分化的象徵和原因，導致各群體之間的對立日益加深，異質群體間的衝突不斷增多且難以調和。社會文化因素已經超越了經濟因素，成為選民投票的首要考量。

在如此險惡的國際大背景下，馬國很難獨善其身。作為種族隔閡“歷史悠久”的馬國，馬來人和華人、土著居民和外來居民的差異性與矛盾有數百年之久，獨立後種族矛盾的惡疾從未治癒。因此，馬國種族、宗教保守勢力必會借國際上的逆流興風作浪。而有了互聯網這個製造謠言和煽動仇恨的利器，極端思潮更是伺機泛濫。

馬來西亞的鄰國印尼，就是種族與宗教問題的負面典型，也是馬國周邊局勢惡化最明顯的例子。印尼在經過十幾年趨向世俗化的發展後，宗教保守勢力大有捲土重來之勢。伊斯蘭教法依舊主導印尼社會，原教旨勢力復振。在印尼最保守的亞齊地區，情侶發生婚前性行為甚至擁抱都會被宗教警察施以鞭刑。而海外基督教勢力也在近年不斷向印尼滲透，印尼福音派基督徒數量迅速增長（如位於雅加達郊區的勿加泗地區（Kota Bekasi），就是福音派在印尼擴張的橋頭堡），並與保守派穆斯林發生激烈衝突。

2016年，政績斐然的前雅加達市長、華人基督徒鍾萬學，被反對派用剪輯和配有誤導性字幕的視頻抹黑為“褻瀆《古蘭經》”，該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被惡意散播，引發了保守派穆斯林對鍾萬學的抗議浪潮，鍾後來被穆斯林法官判刑兩年。印尼的華人歷經“930事件”後的大屠殺和印尼98排華屠殺，人口和影響力均銳減，倖存者和未逃離者大多也改名換姓、放棄自身的文化和信仰，被印尼土著民族同化。為數不多保留華人身份的，也是小心謹慎的生活，否則即便如鍾萬學這樣碩果僅存的華人政治明星，也難免牢獄之災。

而現任總統佐科和他的競爭對手普拉博沃均努力取悅穆斯林選民，華人處境再有惡化之勢。而8月至9月在巴布亞地區爆發的種族衝突和隨之而來的血腥鎮壓，再次證明了印尼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內部矛盾的普遍性、衝突重新激化的危險性。而印尼國會試圖通過新的刑法修正案，將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墮胎均定為觸犯刑法。雖在國際社會壓力與國內部分抗議聲音影響下，總統佐科已下令要求國會暫緩修法，但宗教保守勢力在印尼政治、法律與社會領域影響力的復興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國華人和非穆斯林的處境現今明顯好於印尼，但若巫伊聯盟在下屆大選勝出，種族與宗教情勢日益“印尼化”幾為必然。

不止印尼，從印度、孟加拉國、緬甸，直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周邊的印太地區都很不平靜。這片人口呈爆炸性增長的地區，貧困、戰亂、饑荒、毒品等危機並存並發，是滋生宗教極端主義、民族矛盾的溫床。而發端自中東、播散於世界的薩拉菲主義（及其最主要的分支瓦哈比主義）思想的傳播，更是火上澆油。鄰近馬國的泰國、菲律賓、印尼，均有伊斯蘭“聖戰”組織活躍。它們的成員有時會越境進入馬來西亞活動，侵擾和威脅馬國國家安全，也容易引發馬國國內極端穆斯林的效仿。連相對寧靜的文萊，也在今年頒布了更嚴酷的伊斯蘭教法。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也讓炮製謠言和煽動仇恨更為簡易，極端思潮也會迅速跨境傳播。保守和極端勢力在缺乏約束與監管的各網絡平台“加持”下愈發猖獗，衝突雙方都會在遍布仇恨言論的輿論助推下趨向極化。如在大學預科班固打制存廢及比例分配爭議、爪夷文進課堂爭議等問題上，馬國互聯網上就爆發了馬來人（多為穆斯林）與非馬來人（多為非穆斯林）兩大陣營激烈的輿論衝突。馬國不同種族和宗教群體間利益衝突、思想對立的表現形式與發端的內外因素，與當今眾多發展中國家乃至歐美社會同音共振。

在高度信息化今天，國際局勢比以前更易“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國內政愈發受到國際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在國際局勢和周邊環境均呈惡化趨勢的影響下，希盟政府和馬國馬來西亞均面臨嚴峻挑戰。

（五）內憂外患夾擊，希盟何去何從

內憂外患夾擊下，原本被馬國內外寄予厚望的希盟被層層疊疊的危機裹得透不過氣。它該如何應對呢？

（1）民生、反腐、外交、內部鬥爭，希盟需多線作戰

由於在執政前的競選綱領中許諾過多過高，如今希盟不得不面臨失信造成的民意下滑。希盟必須努力履行諾言。安華和林冠英均表示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當前第一要務，雖然實際上能做到多少還是未知數，但畢竟有所反思。而馬哈迪改變此前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轉而支持東海岸鐵路計劃重啟，並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主要也是出於經濟考量。如果馬國經濟能實現強勁增長，國家財政盈餘、國民富裕安康，“公私倉廩俱豐實”，希盟關於經濟民生方面的許諾大都可以順利兌現；反之則會紛紛泡湯。但即便取得經濟增長，如何公平分配、預防各種腐敗行為，同樣影響希盟的支持率。只有在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兩方面均取得突破，希盟才算克服經濟民生方面的挑戰，為各族裔對執政的認可打下基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希盟在經濟上有所突破，也並不一定能夠贏得民心。因為，種族和宗教才是馬國民眾尤其保守派關心的首要問題。

反對腐敗，建立廉潔政府，是希盟核心競選綱領之一，更是攻擊巫統的利劍。巫統執政數十年，腐敗猖獗，連納吉本人都捲入一馬公司醜聞，被控貪污了26億令吉（約合7億美元）。和腐敗伴生的，還有一個依附主義式的官僚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官員因私廢公、政府官官相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遍及中央和各州。這導致了包括部分馬來選民在內的馬國民眾普遍的失望，才把票投給承諾肅貪立廉的希盟。但改變一國政治生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今一馬案的處置處於緩滯狀態，就說明改朝換代後反腐依舊艱難。

此外，雖然通過選舉，上層執政者得以“大換血”，但普通官僚階層仍多為國陣時代遺留的。這些人習慣了腐敗、低效、依附主義……如林冠英所說，“政府系統在國陣時期普遍貪污，已經變成結構性問題”，這些前朝公務員“會反抗、不合作和不滿”。且因其規模龐大，不易大規模“換血”，只能逐步改變。據林冠英說，這些官僚形成了一個“深層政府”，通過不合作，甚至提供虛假信息等方式破壞希盟施政，例如爪夷文書法問題，就是這些公務員的“傑作”。此外，林冠英自己也多次“中招”，首相的決定也會遭遇搪塞。而這種軟性的破壞和抵制，又往往與希盟和國陣的博弈纏繞在一起，將是非之辨變成政黨間的政治鬥爭，導致簡單的政策利弊問題複雜化、政治化。這些對於希盟改革舊弊造成了極大困擾，中短期難以有效解決。

而希盟的裙帶作風也很嚴重，家族政治、世襲文化鮮明。希盟的許多骨幹也是前巫統成員，馬哈迪和安華作為前巫統領袖，當年身居要職時真的獨善其身了嗎？而長期處於在野狀態而相對乾淨的公正黨、民行黨，也要克服官僚階層和地方勢力的阻撓、保持充分的自律。希盟必須大刀闊斧改革政治體制，清除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馬國腐朽、低效的政治生態才有可能有所改變。希盟也要在權力分配上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安華之妻旺阿茲莎、林吉祥之子林冠英，都應該做出卓越的政績，證明自己不是靠家族的蔭庇而是個人的努力，以贏得民心。

而在外交領域，希盟政府展現了兩面性。一方面，新政府著力發展經濟，對積極對外投資、建設一帶一路的中國十分親近。希盟在選前猛烈抨擊國陣引進中國投資“出賣國家主權”，選後初期馬哈迪也對華強硬、終止中資修建東海岸鐵路的計劃。但在今年4月馬哈迪訪華並出席“一帶一路高峰會談”後，兩國關係迅速回暖，不僅重啟東鐵計劃，還簽下新的貿易大單。9月，副議長倪可敏率16位內閣部長、國/州議員訪華，和中方簽署了45億令吉的棕油大單，並與中國教育官員和學者探討在馬來西亞成立清華大學分校的事宜。這標誌著兩國關係“更上一層樓”。在經濟合作之外，利用馬國華人和中國同文同種，馬中加強了文化教育合作。而馬哈迪也與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國領袖會面，這些會談都是以經貿問題為焦點，目的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希盟政府為取悅民意，也採取了一系列強硬外交政策。1月，馬來西亞宣布拒絕向參加世界殘疾人游泳錦標賽的以色列運動員發放簽證。以色列對此強烈譴責，兩國關係惡化。8月，馬哈迪又宣布不會遣返被印度通緝的以穆斯林傳教士扎基爾，哪怕印方已向馬國提出引渡請求。關於是否遣返扎基爾或將其驅逐出境，希盟內部爭議激烈，民行黨和公正黨主張遣返，但馬哈迪及保守派則決定不予遣返。而2018年末發生的新馬海空邊界糾紛，同樣表現出了希盟政府對外政策的強硬一面。

總體來看，希盟的對外政策是，一方面為提振經濟而結好各國尤其經濟大國；另一方面以伊斯蘭價值觀作為重要外交考量，以取悅占國內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這看起來可以“一舉兩得”，既利用外貿外資發展了經濟，又取悅了國內保守派選民。但如果操作不慎，則可能既導致國內不滿（如扎基爾事件及扎基爾在馬的種族歧視言論，就引發華印兩族的強烈反感），又和部分鄰國和域外大國鬧僵。

至於希盟內部的權力鬥爭，如果各派達成妥協，安華於兩年後成為總理，內部矛盾就會得以緩解，既定的改革也能較好的推行；反之，如果馬哈迪不願意交權，他的土團黨接納更多巫統成員加入，就很可能導致希盟的“內亂”和分裂。如果公正黨和誠信黨的一部分成員倒向馬哈迪，他就能夠拋開安華這個既定的“接班人”，選擇自己的親信或擁護者接任總理一職。更危險的，如果土團黨集體“出走”，馬哈迪重新選擇與巫統合作，巫、土、伊三黨結盟，希盟政府的崩潰就會很快來臨。事實上，在7月，巫統主席阿莫扎希證實，土團黨與巫統已有接觸。同時，巫統和伊黨也均願意在排除民行黨等前提下，與土團黨合作建立“馬來人大團結政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籌碼，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才能“少數牽制多數”，在希盟內部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安華需要爭取希盟內部的更多支持，希盟中的進步派系也要更加團結，促使馬哈迪按約定交權。雖然，就目前看來，馬哈迪不按時交權的可能性更大。這就意味著希盟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日益激化、更趨表面化。

（2）種族與宗教：希盟最大挑戰

而最艱難的，是涉及到種族和宗教的議題。雖然希盟不像國陣那樣熱衷於“馬來人優先”政策，但在土著（包括東馬土著）占據近七成選票的馬國，僅靠華、印的選票是不可能長久的。因此希盟如今採取的是一種平衡策略：一方面保持了扶植馬來人的“固打制”，另一方面努力促進種族平等，改善華、印兩族群的政治經濟地位。曾經主張廢除馬來人特權的林冠英也採取了溫和策略，稱自己為“馬來西亞人”，淡化自己的華人屬性。作為財政部長，他宣布以後的經濟政策將更多扶助貧困人口和僱工階層（即根據階層而非種族進行扶助）。他說，這些群體大多數為馬來人等土著居民，因此即便減少種族配額，馬來人依舊可以在希盟執政下受益。

不僅在經濟上，希盟在幾乎所有施政領域都選擇了這樣一種策略：儘可能淡化種族的差異、強調其職業、階層、區域而非種族，以維護普遍人權來取代維護各種族群體的權利。從理論上講，這的確是減少族群衝突、促進種族平等與和諧的最佳選擇。而且從現實角度，馬國各階級的貧富差距也大於不同族群之間的經濟差別，縮小各階層之間的差距比按種族配額更加合理。

但在實踐中，這種政策會遭遇很大阻力，也並不容易實現預期目標。例如習慣了“固打制”的馬來人，條件反射般的將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視為侵害其利益。對於馬來人而言，經濟利益不是其唯一考量甚至不是首要考量。與國際上右翼民粹勢力一樣，馬來人也將華人視為“外來者”，是“異類”，並不願意平等對待。再加上華人在經商等領域的優勢，馬來人很容易產生一種被剝削、被經濟殖民的憤怒與恐懼。而這些僅靠物質恩惠是無法安撫的。馬來人中激進分子的願望是，讓華人永遠做馬國的二等公民或者離開馬國，馬來人永遠壟斷政權、占有特權、享有經濟和教育的優先權。而如果希盟為保住選票而向馬來人妥協，則又會引發華人等少數族群的憤怒。因此種族矛盾的癥結就始終存在。而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5月希盟保留了馬國大學預科班固打制導致的爭議。

馬來西亞大學預科班（Malaysian Matriculation Programme，又稱Matrikulasi）是馬國中學生升入大學最主要的捷徑（另一升學渠道是“大學先修班（STPM）”，又稱“中六”）。在國陣執政時期，曾長期只保留給土著申請，華裔和印裔皆不能通過此渠道升入大學。直到近年才開放10%學額給予非土著，但90%的學額依舊保留給土著學生。由於大學預科班教育質量優良、升學率高、有不菲的生活補貼等原因，馬國學生爭相報考。而另一渠道SPTM則相對不利，學時長、教育內容更傾向於中學（而預科班偏向教授大學知識），升學率也較低。眾所周知，教育、學歷對人生至關重要。因此，馬國各族裔都希望自己得到更多進入預科班的機會。華人在“509大選”投票給希盟，就是希望廢除包括大學預科班配額在內的各種固打制。

但結果，一年之後，希盟政府宣布維持原有的90%：10%的配額不變。而土團黨籍的教育部長馬智禮更是發表了諸如“許多非馬來人都來自富有家庭，因此有能力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廢除固打制要首先保障土著有平等的就業機會”等言論，引發激烈爭議。華人一片譴責，而巫裔高官和民眾則普遍力挺。而民行黨籍的教育部副部長張念群雖委婉表達了反對，但她並未也沒有能力進一步作為。最終，希盟政府維持了配額比例，但擴大了招生人數。這雖然增加了非土著進入大學預科班的幾率，但大學預科班學額的增加變相擠占了更多大學入學名額，導致通過SPTM升入大學更為艱難。此事讓華人對行動黨及希盟的教育政策乃至執政黨本身非常失望、不滿。

而這件事背後，又一次反映了種族差異、族群對立的馬國國情。雖然華人大表失望，土著居民卻相對滿意，並且堅持維護其固打制特權。

種族差異之外，以穆斯林為主的馬來人和以佛教徒為主的華人還有宗教信仰的差異。自從198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全球興起，保守化、去世俗化成為穆斯林世界的強大逆流。而近幾年民粹主義的興起，對穆斯林群體產生了一體兩面的影響：在信仰伊斯蘭教者較少的國家，穆斯林的處境相對惡化；而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國家，作為少數派的非穆斯林處境同樣惡化。作為馬國的多數派，穆斯林在總體上對華人的態度也會更為強硬、不友好。而其直接表現就是會投票給伊黨、巫統等傾向伊斯蘭教的政黨。509大選，如果不是巫統、希盟、伊黨三角戰，以及巫統醜聞實在太多，希盟並不見得可以成功執政。而巫伊合作後保守派的反撲，已經在金馬侖和士毛月初見威力。馬國之外，宗教勢力憑藉人數優勢戰勝較為世俗的力量，土耳其就是前車之鑑；印度莫迪的崛起，鼓吹印度教至上的印人黨擊敗世俗主義的國大黨，也是類似的模板。巴西、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宗教保守色彩的政黨也紛紛執政或復甦。巫伊若結盟參選，大概率會複製土印宗教保守勢力的成功。

如前所述，今日的民粹主義、宗教復興主義、本土優先主義、排外主義浪潮下，選民紛紛將社會政策而非經濟政策作為投票優先考量；而在社會政策中，民粹傾向強烈的選民又更贊同激進排外價值觀。如果馬國選民也普遍染上這樣的政治心態，對於主張伊斯蘭教至上的伊黨和馬來人優先的巫統是重大利好，對提倡多元共存的希盟則很不利。即便華人、印裔及非穆斯林團結一致投票給希盟，在人數上也不抵馬來人和穆斯林。而如果發生這種根據種族和宗教“選邊站”的投票結果，本身就是社會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的體現。而且，即便華人內部，也發生了分裂，許多華人對“應該代表華人”的民主行動黨表示不滿。這更讓希盟政府面臨危機。

今年7月，因爪夷文（Jawi alphabet，‎جاوي）編入中學四年級教材的事件，再度讓種族矛盾升高。爪夷文是一種用阿拉伯字母書寫馬來語的文字，這就讓它天生帶有宗教和種族色彩（而且確多用於宗教文書）。這再次引發華印裔與馬來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矛盾。雖然教育部副部長張念群多次解釋，將爪夷文編入教材只是讓學生認識、了解爪夷文，並不會正式“學習”，更不需考試。而且她還提到，相對於國陣時期擬定的要求學生“認識”（mengenali）、“識辯”（mengecam）及“口述”（menyebut）爪夷書法，已簡化為“認識（mengenali）”這一個要求。但這依舊讓華人非常不滿，馬華公會猛烈抨擊行動黨“出賣華人”，而行動黨內部也頗多反對。

相反，馬來人堅決支持爪夷文進入課堂，希盟中的土團黨、在野的國陣和伊黨均表示支持。而馬哈迪也表示，希盟政府已“決定”將爪夷文加入四年級教材，等於政策已不可逆。此外，馬哈迪還公開譴責反對爪夷文進課堂的“董總（馬國華校董事聯合會）”為“種族主義”。這件象徵大於實際意義的事件再次證明，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種族和宗教問題都會迅速浮出水面、甚至變成政治風暴。

就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希盟對種族和宗教問題的態度和手段大體是符合一個負責任執政黨的身份的（哪怕為了選票已經開始遷就馬來人，向巫統執政時的種族政策靠近了）。但“政治正確”的做法並不能贏得種族主義、教派主義者的歡心，他們所要的是優先權、特權，而不是平等。何況，還有大量謠言和變造的事實扭曲了真相、誤導和煽動了民眾。因此，希盟的做法雖然在理念上正確，但並不一定能取得多數人的支持。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希盟怎麼做並不是最重要的，決定馬來西亞命運的是馬來西亞國民。希盟能做的，就是在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兼顧各族群利益，堅持多元共存、社會和諧的原則，努力打擊宗教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很重要的一點，希盟需要在鄉區地帶更多奔走、投入，發展經濟和教育，與巫伊爭奪低階層、低收入、低學歷群體，了解這些遠離現代化的國民的心態和需求，讓這些被保守勢力洗腦的國民逐步覺醒。而爭取東馬政黨的長期支持，同樣是希盟維繫執政的關鍵一環。除此之外，就要看馬國人民如何選擇了。如果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和穆斯林抵制希盟而選擇巫伊聯盟，馬國走向“印尼化”甚至“塔利班化”也就不遠了。

此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華人內部的團結、華印族裔對政治情勢理性的認識和選擇（如政治參與、投票選擇），同樣是國家平穩轉型、抵禦宗教極端主義和種族主義不可或缺的。華人當然應該積極表達訴求、追求平等與公正。但如果華人以極端化、零和化思維看待希盟相對摺中、妥協的政策，以消極參政、放棄投票等行為發泄情緒，最終只會自陷泥坑，讓人民曾經的努力付諸東流。

（六）結語：馬國政治變遷與發展中國家轉型成敗

國陣的下台和希盟的執政，只是國家向好、人民渴望變革的一個信號，而不是馬國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定音之錘。在選後被查出大量貪腐證據的納吉，不但沒有一蹶不振，反而越發活躍，以“Bossku（老闆）”為暱稱四處做政治活動，頗受對希盟不滿的國民歡迎。而和伊黨合作後的巫統，大有捲土重來之勢；馬華和國大黨也未因巫伊合作退出國陣，希盟的對手聯盟不僅沒有四分五裂，反而保持團結和擴大了成員；而巫伊聯盟及馬華對行動黨及希盟的攻擊，尤其利用互聯網的謠言誹謗，對後者聲譽造成很大殺傷……至於希盟內部的明爭暗鬥，如前所述，危及執政根本，在此不再贅述。而國際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逆流，也衝擊著馬來諸州。總之，馬國政治轉型之路漫漫兮修遠，曲折多舛。

縱觀馬國近一年來的政治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世界的民主轉型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政權更迭對於現實政治的實際改變有時是很有限的。即便代表民主和進步的政黨（集團）戰勝了舊日的威權統治集團，國家的痼疾並不會隨之迅速被治癒，政壇和社會種種醜惡也不易去除，甚至在新執政集團身上會看到與過去相似的醜陋。這既是由於複雜而根深蒂固的現實存在決定的，又受新執政集團成員的政治素養和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影響。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國際局勢也會“牽一髮而動全身”，讓一國內政愈發受到國際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

形式上的民主和政權更迭之後，國家並未實現實質的民主、自由、憲政，甚至很快倒退回專制，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制度上實現了民主憲政，但是微觀層面依舊腐敗低效、社會充滿不平等與暴力，更是世界普遍現象。且我們不能對選民素質和見識抱有過高期望，“民能載國，亦能覆國”，受到種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蠱惑的民眾，在民主體制和普選機制下，支持一個保守、排外、極端的政治集團執政，也不新鮮。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後，除了突尼斯實現和平轉型，達成民主化的初步目標（哪怕局勢也不樂觀），其他如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或民主曇花一現後重回專制，或軍閥割據、長年戰亂不休。而中亞諸國在蘇聯解體後，蘇共在各“斯坦”的分支搖身一變，又成了新的“希拉維克”，人民依舊缺乏實際的權利和自由。而從孟加拉到菲律賓，印太地區許多由專制走向形式民主的國家，同樣經歷民主選舉、政黨輪替，但威權與裙帶政治、腐敗與利益輸送，以及種族與宗教引發的暴力，在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依舊普遍而猖獗。第三世界的民主轉型，除少數成功之外，大多不是退回威權，就是空有民主的軀殼和表象，卻敗絮其中。而馬來西亞已經算是民主基底較厚實的，但面臨的改革形勢同樣嚴峻。

政黨輪替、政權更迭，乃至政治革命，只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變革的序幕、先導，而非終點。想要建好一個民主憲政、公平正義、法治安定、自由和諧的國家，需要漫長的鬥爭，需要各階層、各族裔、各行業日積月累的努力，將宏觀的政治經濟理念滲透到微觀的各項社會政策，讓大政方針落實到千家萬戶，才能蕩滌歷史積穢，開闢嶄新未來。而且，在民主憲政體制下，也有不同政治取向、不同利益集團的激烈對立，包括革新與保守的對壘、世俗主義與宗教勢力的較量，對於國家的走向與興衰、人民的權利與生活，都有著重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民主憲政的框架之內，也有清與濁的分別、善與惡的競爭，以及諸多善惡不那麼鮮明、但利益衝突劇烈的矛盾。“後民主時代”政治博弈的殘酷性、重要性，並不亞於專制時代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無論馬來西亞還是中國，乃至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逃不開這些政治規律和社會通則。以為“變天了”、“民主了”、“憲政了”，一切就自然變好、國民普遍受惠，是脫離實際的幼稚思維。可悲的是，這種思維在中國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中很是流行。他們雖會以他國為鏡，卻不知仔細審視鏡中細節，橘枳不分，又如何對中國政治形勢有正確判斷與應對呢？

最後，回到對馬來西亞的評論。如開篇所說，國際社會對馬國“變天”的評價過高，“霧裡看花”，而如今馬國形勢複雜嚴峻，更需馬國內外有識之士增強憂患意識，集思廣益，抵禦種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回馬槍。

馬來西亞曾經經歷過“513事件”的種族殺戮，許多華人至今記憶猶新。而以巫統為首的國陣（及其前身“聯盟（Perikatan）”）在長達數十年的執政期內，雖不乏成就，但普遍的腐敗、政治分贓、種族歧視貫穿掌權始終。悲劇不應被重演，晦暗的時代也不應再現，種族沙文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聯合與“共治”的降臨更將是馬來西亞的災難。馬來西亞命運掌握在馬國人民手中，而希盟作為執政集團，更肩負著馬國轉型的歷史重任。希望希盟致力於促進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抵擋住保守勢力、教派勢力的反撲和滲透，和世俗進步的人民團結協力，將馬來西亞建設為一個公正、廉潔、世俗化的現代民主國家，讓各族裔平等、和平、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