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真是賤出新高度，對於華人的歧視什麼時候能結束

這兩年的新冠以來發生不少事情。最近春節馬上就到了，奧運也快到了。

我總結一下感受：

一邊是海外華人回國被罵成千里投毒，農名工春節回家被指控成惡意返鄉。另一邊是國家政府竭盡全力邀請外國政要，運動員等來北京開什麼冬季奧運會，還全程最高級別防護。一邊是世界上幾乎前無古人的千萬人百萬人的大城市被封鎖，因為運輸等安排不過來同胞在忍飢挨餓，另一邊是國家最高的科學技術用來給參加奧運會的外國人提供無人自動運餐服務的視頻在網上傳播。

這種慢待自己同胞的做法。我只能總結為：我們在作賤自己的路上出現新高度！這明顯是嚴重的種族歧視！這是嚴重的惡意的種族歧視！

我想問前幾天看電影《長津湖》痛哭的人，如今你們的眼淚在那裡？

什麼時候國人回家團圓的基本需要，還不如以娛樂為目的的體育活動重要了？

沒有幾個國人批評這些現象，說明什麼呢？中國的教育從根本上說是徹底失敗的教育。中國的教育沒有讓人們認識到人之為人的價值，人之為人基本的權力。我們的教育只是用來培養一堆無思想的工具人，在渾渾噩噩中被人趕着走。我們是如何變成今天這樣的呢？

下面轉載一篇微信文章：

我倒想看看，啥樣的官，敢擋着中國人“惡意返鄉”

Original 海邊的西塞羅 山巔上的加圖 2022-01-22 22:12

敢跟中國人賴以堅持活着的指望作對，你好大的官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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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講個故事，眾所周知，唐代的時候，有所謂貞觀之治，貞觀之治好到什麼程度，《舊唐書》舉了個例子：“（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意思是說，貞觀六年的時候，朝廷羈押了二百九十個死刑犯，到了年底，唐太宗決定放這些人，讓他們回家跟親人團聚，好歹過個年，明年秋末再回來領罪受死，結果期限到了的時候，這兩百多個死囚徒都回來了，皇上一高興，就下詔免了他們的死罪。很多後世史家對這段史料的解讀是說當時的朝政有多麼寬仁，民風多麼淳樸，連死囚犯都守誠信。我在看過很多相關史料後覺得倒也不必把貞觀之治這樣捧上天。就像我在《長安，其實從未有你想象中那般繁華》一文中說的，單從長安城的布局就能看出，唐代對民眾的基本態度恐怕還是“治民”“馭民”。那兩百多個死囚犯，之所以後來“應期畢至”，很可能是因為盛世之下的“編戶齊民”做的很完善，社會上根本沒有逃犯生存的空間，況且再抓住了可能要因為有負皇恩而連坐家人，孫猴子再蹦也出不了如來佛的手掌心，所以只好乖乖回來引頸就戮。如果這個猜想是正確的，那貞觀的那種天下大治，未必是符合現代人政治的審美的。可是我們依然要說，在這段史料里，古典公權力在展現它強大掌控力的同時，體現一種濃濃的人情味。中國人的基本精神需求是什麼？就是回家過年，和親人團聚。哪怕死刑犯，也想獲得這個救濟。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書中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文化動力學（cultural dynamics）”。通俗一點說，文化動力學認為，任何一種文明，族群想要發展，社會想要凝聚，都得給個體一個“指着它活”的指望。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東伊斯蘭教文明來說，這個指望就是定期做禮拜，死後上天堂。而中國人普遍宗教觀念比較淡薄，不太信什麼定期懺悔，死後上天堂那一套。那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底層老百姓，甘願忍受日常的勞作辛苦，指望着它活的“動力”是什麼呢？恐怕就是過年返鄉，與家人團圓，歡歡喜喜過個年。很多中國人，就是指着“回家過年”這個願望在年復一年的辛苦的工作。你看《白毛女》裡的楊白勞，被地主惡霸逼得出門躲債，臨到年三十夜裡也要回家過年守歲，還要“扯下了二尺紅頭繩，給我喜兒紮起來。”所以《人在囧途》裡的牛耿，再憨再傻，路上再苦再累，也知道唱一句“有錢沒錢，回家過年”，而且他一唱，全車的人都跟着唱。是的，中國這麼大，若說有什麼理兒是從南到北全國都認的，那就是這句“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過年回鄉這個事兒，在咱中國，有着天主教徒去教堂懺悔，猶太人嚴守安息日，佛教徒不殺生那樣的必要性與神聖感。而且平素越辛苦的中國人，就越盼着過年回家這點指望。所以只有黃世仁那種喪盡天良的王八羔子，才會選擇在過年這個節骨眼上跟返鄉的人過不去。編劇一寫這種劇情，但凡是個中國人就都能get到這傢伙的可惡——是的，在中國，在年關將近時，幫人回家過年，就是最大的積德行善，阻人回家過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惡。而這個是個中國人都該懂的道理，現如今居然有人仍不懂，而且這個人聽說還是個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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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河南省鄲城縣縣長說出的一句“金句”在網絡爆紅了。先是在一段短視頻裡，這位縣長在某個會議上聲色俱厲的訓話說：“凡是中高風險地區試圖返回，不講你有沒有疫苗接種證明，不講你有沒有48小時核酸.......你只要返回，先隔離後拘留！”

在國家三令五申要求對疫情精準防控，不得搞層層加碼，不得一刀切的當下，這段發言，本來就已經夠刺耳，夠勁爆了。但讓人沒想到，1月20日，這位縣長在回應記者的採訪時又有驚人之語，他認為視頻被人剪輯，剪掉了自己之前“不聽勸阻，惡意返鄉”等內容。聽聞這種回應，我都懷疑這位縣長是不是當官當不通人性了——“惡意返鄉”這個詞兒，明明就是個比你之前說的那些話更觸犯全體中國人禁忌的字眼。網上曝出的那段視頻，如果真的只是把這句話剪掉了，那應該是出於保護您的極大善意才對。為什麼？因為就像前文說的，過年回家這個事兒，在中國是個所有人都需要的剛需，是中國人人生的必需品，他鄉務工者是心靈的加油站。既然是剛需，那就跟吃喝拉撒睡一樣，它就是一種本能，本能是不分什“善意”“惡意”的，如果你能把過年回家這事兒定性為“惡意”，那順着這個邏輯，別的地方的官員必要時也可以質問老百姓為什麼要“惡意吃飯”，“惡意喝水”，女性為什麼要在趕封城期間“惡意來大姨媽”……都忍着、憋回去，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就很好搞了麼。可是這種粗暴的做法，恰恰嚴重違背了國家防疫工作的本心。2021年12月1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上，對於春節返鄉，國家衛健委特別作出過指示，在落實防控措施的同時，保障人員安全、有序流動，堅決防止簡單化、“一刀切”、“層層加碼”，“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地市的其他縣（市、區、旗）人員非必要不出行，確需出行的須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請注意，這裡的“非必要不出行”只是一種倡議，過年回家對老百姓是不是“必須”的？對很多在外打工多時、辛苦了一年的人來說，它就是必須的。要不然國家就沒有必要開這個專題新聞發布會，強調要滿足民眾的這個需求。還做出“須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這個規定。既然有着國家規定在前，一個地方官員，怎麼可以公開說“不講你有沒有疫苗接種證明，不講你有沒有48小時核酸”呢？這算不算典型的“簡單化”？算不算“一刀切”？算不算“層層加碼”？所以我們不得不猜測，這位縣長所謂的這個“惡意”，其實上不對國，下不對民，只是對着自己的那頂烏紗帽——過年回家本來是公民的自由選擇，是在外遊子的心靈剛需，但你一回來，就加大了我的防疫工作量，增加了我這裡出問題的風險，最後危及我的政績。所以我感覺到了你的“返鄉”對我的濃濃惡意。為了我省麻煩，請你不要回——甭管國家有什麼規定，到我這兒都不好使。這種心態，說白了就是懶政。是的，從博弈學角度說，依照國家規定 ，精準防控，雖然方便了老百姓，也有助於防疫工作更順利的開展。但非常考驗地方的行政能力，要耗費主管領導大量的精力。如果稍有不慎，疫情防控出現紕漏，地方官輕則被批評，重則影響烏紗帽。相反，搞“一刀切”，雖然簡單粗暴，但卻對官員最安全、最省心、省力。至於老百姓有什麼需求，過年回家的心情有多迫切，有些人就覺得不關他們的事兒。你別對我的仕途有影響，有“惡意”就行。但我們得問一句，為官，甚至哪怕單純做人，真的可以這樣嗎？唐太宗和楊白勞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說中國人認同什麼比“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更天經地義的道理，那應該就是“回家過年”。在中國，在年關將近這個節骨眼上，幫人回家過年，是最大的積德行善，阻人回家過年，不讓人家過個好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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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新冠疫情嚴格防控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是為了讓廣大群眾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基於對國家這份苦心的理解，疫情爆發以來，全國的絕大多數公眾都為了配合防疫的大政方針作出了很多犧牲，有些人可能因為疫情的耽擱，已經兩年甚至三年沒回家了。但是，公眾這種為防控做出犧牲不應該是無限度的，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的願望應該被尊重，他們過年回家的情感需求應當被滿足。否則我們就將違背我們嚴格防疫的目的與初心。所以我看到有朋友順着這位官員的奇葩思路打趣的說：正式通知家鄉有關部門，本人“蓄謀回家”已久，要在xx號與xx“聚眾乘車”，於xx日“惡意返鄉”——因為我已經好幾年“過年未遂”了，實在忍不了了。話諧理不糙，就是這麼個道理：合法遷徙是民眾的自由，過年回家更是身為中國人的剛需，在國家已經出台相關政策，要求切實保障民眾合法權益的時候。如果有的地方官員非要跳出來說，硬說我們回家是“惡意返鄉”……那您說我們“惡意”就“惡意”好了。我倒想看看，太平盛世，朗朗乾坤，這世上最硬的，到底是天理、國法、人情、民心？還是某些懶政者的一己私利與好大的官威。全文完本文3300字，感謝讀完，寫文不易，喜歡請三連，多謝。為防失聯請同時關注大小號。

海邊的西塞羅

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