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醜陋的中國人(ZT)

下輯．怒濤拍岸

中國傳統文化的病徵——醬缸

執筆者姚立民先生。

文載一九七叄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七十年代》雜誌。

凡是關心祖國前途的中國人，都可能會想到一個根本上的問題：中國（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何以如此之弱？美日何以如此之強？

中國面積廣大（僅次於蘇聯，居世界第二位），人口眾多（居世界第一位），資源相當豐富，再加上有些人自豪的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說，應該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強國才對，可是事實不然！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相繼入侵，割地賠款，不一而足，差一點便被瓜分。一九叄七年七月七日，開始了保衛國土的對日聖戰，日本軍閥在中國姦淫殺掠，已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八年抗戰，我國軍民同胞被日本人殺害的，在千萬人以上，財產的損失，更是天文數字。翻遍中外古今歷史，一個國家遭遇的悲慘的命運，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那樣，實在是絕無僅有。世界文明古國，若埃及焉，只不過曾經成

為大英帝國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即使數十年前的非洲黑暗大陸，各帝國主義者在劃定了地界之後，不過只受一個殖民主子的壓迫而已。不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殖民主子是多頭的，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都可以插上一腿來咬中國一口，日俄兩帝國主義者為了爭奪在華的殖民權益，還在中國領土上打了一仗，此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慨然地稱中國為次殖民地！

簡單地敘述了近百年來中國的慘狀以後，再來看一個強烈的對比：美國立國不及兩百年，其文化之「悠久性」，實在無法與中華文化同日而語，但目前

美國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有人說，美國的資源太豐富了，咱們實則比不上。好，就不比美國，比比日本總可以吧。日本的土地、人口和資源，有哪一點比得上中國？而且日本文化也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延伸。一直到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來個明治維新，才有了劃時代的改變。四十年之內，國勢大振，一戰而擊敗中國，再戰而擊敗帝俄，儼然是世界上一大強國（筆者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是一回事，但承認日本富強，虛心檢討其所以富強之原因，又是一回事）。

看看美日之強，再看看中國之弱，有心人一定要問：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

可能的答桉只有兩個：第一可能的答桉是：中國人的智力不行；第二可能的答桉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問題。

關於第一可能，又有兩方面不同的解釋：第一個解釋是：中國人的智力根本不行，也許較過去的匈奴、突厥，和現在的（並不指未來的）非洲黑人為

優，但顯然地比美英德法俄日等國人民為劣。第二個解釋是：中國人祖先的智力很行，所以才有漢唐盛世；但不幸的是，智力逐代遞減，一代不如一代，再過幾百年，恐怕就要成為白痴民族了。

假如真的是智力不行的話，那麽中國人只有認了，誰教我們自己不爭氣呢？根據「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公理，做個「次次次殖民地」也是應該的。反過來說，假如不是智力有問題，而是文化有問題，那麽我們的前途還大有可為，不過我們要切實地自我反省，勇敢地丟掉包袱才行！

以上所述的第一個可能（智力有問題），只不過是理論上的可能，事實上並不存在。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人承認我們中華民族的智力是低下的。這不是感情上的、打腫臉充胖子式的不承認，而是理智上的、鐵證如山的不承認。這些如山的鐵證是什麽呢？要言之有二項：．東南亞華裔人士對當地經濟開發的貢獻；．留美華人在學術上的成就。即使是具有優越感的白種人，也不得不承認中華民族個人智慧之高。只是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團結、不合作，自己人斗得太兇，團體的力量發揮不出來而已。

柏楊在《死不認錯集》（《勐撞醬缸集》）中有個極好的闡釋：

某人請教一位高僧，問他的前生和來世。高僧答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柏楊乃歎曰：這四句名言，使我們想到五千年傳統文化。這文化是好是壞，用不着把頭鑽到故紙堆裡研究，只要睜開眼睛看看今天我們受的是啥罪，就應該明白。而我們將來能不能復興，也用不着看李淳風的《推背圖》，和劉伯溫的《燒餅歌》，只看看我們現在作的是啥事，也就應該明白。

問題是提出來了，初步的答桉——文化有問題——也有了，接下去便是從事進一步的分析。

對柏楊極為欽佩的孫觀漢先生，在其〈環境與地氣〉一文中提到：

中國不能建設一個健樂國家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的問題。用種田人的言語來說，問題不在「種子」，而在「地氣」。對植物而言，地氣是指土壤、水份、空氣、陽光等；對一個民族講，地氣就是環境，包括人性的習俗。

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良好的種植出品是一個事實，如果原因不在種子，那麽我們一定要承認，我們的地氣或環境中，至少有一部份不適宜於種子的生長……我已開始相信，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和習俗中，除了好的一部份以外，有一部份是壞的。這壞的一部份，就是使一粒良好種子不能生長的地氣。這部份巨大和醜惡的文化和習俗，就是柏楊先生簡稱和總稱的「醬缸」。

筆者以為：魯迅先生所創造的「阿Ｑ」，李宗吾先生所創造的「厚黑」，以及柏楊先生所創造的「醬缸」，都是至理存焉，鼎足而叄。

要言之，「阿Ｑ」是揭露中國人的「人性」，「厚黑」是揭露中國人的「官性」，「醬缸」似乎是集上二者之大成；為什麽會有「阿Ｑ」？因為有「醬缸」；為什麽「厚黑」橫行，不可一世？也因為有「醬缸」。

「醬缸」究竟是啥？其成份又是啥？柏楊的定義（見《死不認錯集》【《勐撞醬缸集》】）是：「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

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柏楊接着又說：「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應是構成醬缸的主要成份，因為這些成份，自然會呈現出來幾種現象，曰『對權勢的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詐欺』，曰『對殭屍的迷戀』，曰『不合作』，曰『澹漠冷酷猜忌殘忍』，曰『虛驕恍惚』」。

在介紹「醬缸產品」之前，筆者趁着這個空檔，還要說幾句話。因為開始介紹以後，便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再想中途插隊，一定插不進去。

有些愛國之士認為：中國需要富強，無人可以否認。如何謀求富強，才是當務之急。儘量揭老祖宗的瘡疤干麽？拚命罵老祖宗又有啥用處？難道說，把老祖宗罵得痛快淋漓之後，國家就富強得起來了嗎？

筆者認為，話可不是這麽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有「病」的民族，年代愈久，「病」也愈深。這個「病」，起因於漢武帝之獨崇儒術，加上後來幾位蒙古大夫（如科舉，如宋明理學）一搞，更把中華民族搞得靈性全失，一息奄奄。以前的對手們如匈奴、突厥、契丹、西夏，實在是文化基礎太差，無法與

我們抗衡，即使是後來的蒙古和滿清，也只是在武力上征服我們，在文化上卻被我們征服。這些文化上所歷經的「順境」，使我們雖患病而一直不能自知。直到清代對西方門戶開放以後，我們所遭遇的對手，和從前的大不相同，才病態畢露，一發而不可收拾！

一個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個有病的個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無從談起。若民主，若科學，實天下至補之藥，但對一個患嚴重腸胃病的人來說，補藥有什麽用？欲治病必須先探求病源，病人既不能諱疾忌醫，也不能畏痛忌

割；在必要時，斷臂鋸腿，毅然為之；割胃換腎，在所不惜。必須具備如此之勇氣，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虛心檢討傳統文化病徵之所以重要。

中華民族的這個「病」，究竟是啥？魯迅、李宗吾、柏楊等，已先後摘要指出；至於「藥方」究竟要怎樣開？這個問題更大了。魯、李、柏叄位，似乎都沒有為我們開出可以藥到病除的處方；想來想去，覺得這幾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吾人參考。這「言外之意」是：把病徵一一指出，把病源一一列出，然後，每一個有心的中國人，對着這些病徵，時時自我反省。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假如這種有心人愈來愈多，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勁兒愈來愈大，那麽，不出幾年，中華民族這個老病，便可以不藥而癒了。這也許又牽涉到「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的問題，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死不認錯集》（《勐撞醬缸集》）中說：

有人以為，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不但不責備自己，反而窮氣亂生，怪老祖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使我們現在受罪。如果能打下

鋼鐵江山，教我們安坐享福就好啦。對於這種說法，柏楊先生的答覆是：「這就跟父子一樣，當孩子的結結實實，聰明伶俐，又上過大學堂，然而卻把日子過垮，當然不能責備他的父親，而只能怪他自己不爭氣。可是，如果他一生下來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遺傳了羊癲瘋，就遺傳了色盲，而又是個白痴，則他到了後來，沿街敲磚，乞討為生，他的責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責他爹不該染一身梅毒，指責他娘不該不把淋病治好，我們能忍心教他閉嘴乎哉？」

柏楊所列舉的醬缸產品，當然不一定完全都對，但至少有一部份是對的。

還是一句老話，希望讀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實地反省一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中華民族幸甚！

柏楊的文章，一向是脈絡分明，可惜其在敘述醬缸產品時，行文相當凌亂，有時一扯，離開原題到十萬八千里之外，然後嗖的一聲，一個觔斗雲翻了回來，過了一會兒，又是一個觔斗翻走。下面的介紹，是經過筆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違背其原意為原則，請細心的讀者勿逐字逐句與原文核對。

醬缸產品之一，是對權勢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當然是皇帝。倫理觀念對皇帝概不適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親屬，在皇帝面前只不過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過繼來的，那麽即使是自己的親爹娘也不例外）。這種逆倫滅性（官性大於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無人反對，反而認為天經地義。在宮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塵莫及。唐代的「後宮佳麗叄千人」，固無論矣，即使在周

王朝時，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擁有一百二十一個太太。夫《禮記》中的〈內則〉，更為天子苦心孤詣地排好顛鸞倒鳳的日程，使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爭風吃醋。所有聖人，對這些不但不予反對，反而化「淫棍」為天子聖明，化「雜交亂|交」為正式的國家法制和社會規範。因此，柏楊認為：聖人不僅是幫凶，簡直是正凶，跟有權的大淫棍們是共犯。蓋權力好比汽油，聖人不但不設法防止它燃燒，反而搶着點火，怎不一發難收？柏楊認為，洋皇帝的權力，一直受到知識份子的約束，但中國聖人為當權派發明畸形哲學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原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全

是來自大淫棍的賞賜，無怪乎大嫖客想幹啥就幹啥，有了聖人發明的「理論」基礎，這種亂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順天又應人。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所謂「仁」也者，似乎只能在書本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而且「仁」似乎並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對權勢絕對崇拜的結果，缺乏敢想、敢講、敢做的靈性，一定產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沒有是非標準，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標準。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頭，拚命往官場裡去鑽，只要給我官做，教我幹啥都成。像陶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能有幾人？「十年辛苦」，不是為了研究發明，不是為了着書立說，也不是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謂。

古往今來，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權在手，可以某種程度（視官之大小而定）地為所欲為。

二、受人崇拜。

叄、學問變大。（洋人知識即權力，中國權力即知識。）

四、財產增多。洋人以經商為致富之源，中國人重士輕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響，所以口不言利，但心裡卻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盜鄭眾受招安後為官，同僚鄙之，鄭眾有詩曰：「各位做官又做賊，鄭眾做賊才做官」，可謂一語道破。

在權勢崇拜狂之下，不要說政治場合、學術場合，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也變了質：變得近視，變得勢利。

有人認為：中國人雖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實所謂人情味也者，還是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學人」短期（請注意「短期」二字）「訪」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時參加應酬，「學人」「返」美後，都是「人情味」的見證人。但筆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觔斗，一生積蓄付諸東流，於是舊日好友對其都敬而遠之，在街上遇到時，佯為不

見，想打小麻將消遣，都找不到一個搭子（怕他輸了付不出錢），人情味者，當如是乎？

醬缸產品之二，是自私與不合作。

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項：一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在壓迫小民時壓得稍輕一點。

在這裡抄幾段儒家的經典，說明其「明哲保身」哲學：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關於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麽辦呢？儒家似乎並無有效的對策，唯一的對策只有「進諫」，進諫而又不被採納，那就只有「邦無道則隱」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會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過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風險，就一定變成社會進步的反動力！

柏楊認為：在現代中國，自私觀念又更進一步：一個計畫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其事的朋友，第一個念頭似乎都是：「俺可以在裡面撈到多少好處？」「俺可以少負多少責任？」大家都在這上面兜圈子，國家還有什麽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擠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當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擠我，就是我擠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動刀動槍，還動讒動諂。刀槍固然可怕，讒諂尤其難防。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

九的精力，都用到窩裡斗上。

窩裡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強者「定於一」，這兩種不同的思想，也構成一個不能合作的習慣反應。所謂「強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鋌而走險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謂「定於一」，是指一種獨斷獨行的氣質：「凡是有老子在場的地方，一切都得聽老子的！」

醬缸產品之叄，是澹漠、冷酷、猜忌、殘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着《紐約見聞》中有一段，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紐約，偕夫逛街，遇一黑髮黃膚之陌生人士，有「他鄉遇故知」之喜，乃趕緊熱情招呼，該黃膚人士竟視若無睹，擦肩而過。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幾分鐘後，在地下電車中，又遇見該黃膚人士，正埋首讀武俠小說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為我是日本人。」朱女

士寫來輕鬆，但讀了以後，心情沉重。柏楊所稱「澹漠、冷酷」，其此之謂。

在美國，後來的猶太人有先來的猶太人照顧；在巴西，後來的日本人有先來的日本人照顧；只有在海外的中國同胞，只好一個人亂闖，最多只能找找私人關係，但永遠找不到民族感情。

在台灣的中央、省縣、鄉鎮大小衙門，大多數辦事人員都是一副晚娘面孔（柏楊曾以台灣銀行、公路局監理所、區公所為例來說明），這些大小官僚姑且不去說它；最令人不解的是：商店需要和氣生財，以服務顧客為第一要義，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員，卻都是一副晚娘面孔，對顧客沒有一絲笑容，沒有一點耐心，對我們這個口頭上高喊的「禮義之邦」，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所以柏楊建議：我們最好不喊；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話，那就老老實實把我們喊成「書上的禮義之邦」。

因為處處是澹漠、冷酷，用正常的腳步，寸步難行，特權現象乃油然而生。舉例來說，拿份戶口謄本要等一個星期，有了天大的急事，再哀求他也沒有用，或者是要買張車票，急如星火，偏偏賣票員說，幾天后的快車票都賣光

了。當此時也，最好的辦法，便是找一張特權階級的名片，或者是找一位在「裡面」做事的朋友，關照一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戶口謄本可以在十分鐘之內拿到，下個鐘頭的特快車票，也會馬上含笑送來。

談到猜忌，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柏楊曾在《聞過則怒集》（《不學有術集》）中指出：

歷代忠臣良將的下場，多數慘不忍睹。舉其較為大家所熟悉的，計有趙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漢之韓信、周亞夫、李廣，後漢之竇憲，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楊業、岳飛，明之徐達、于謙、熊廷弼、袁崇煥。那些溷帳皇帝總是代敵人報仇，令人浩歎！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來的全用來殺人才、防反叛，別的啥都不談。皇帝猜忌臣下，官員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國危矣！

說到殘忍，柏楊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纏足。中國人居然會想出這種殘忍的玩意兒，真是中國人的莫大恥辱！更嚴重的是：

聖崽們平時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滿口仁義道德，要求小民應該做這這這，不應該做那那那，但對於最不應該的割男子之陽、纏女子之足，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皇帝后宮叄千人，大官兒姬妾如雲），卻縮起頭來不敢挺身說話。對於宦官、宮女、姬妾不但不敢說話，也許還認為是理所當然，這又牽涉到權勢崇拜狂問題。對於女子纏足，不但不予反對，反而表示欣賞，於是為文研究者有之，吟詩讚美者有之，此無他，以女性為男性玩物，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

柏楊漏掉了國人另一殘忍的表現，筆者必須代為補充，那便是刑求（俗稱屈打成招，台灣則習稱「修理」）。宦官制度隨滿清王朝之結束而結束，纏足也受新風氣之影響而廢止，獨有「刑求」，一枝獨秀，且有後來居上之勢。蓋現代科學進步，施行的方法也跟着進步，而且都是內傷，蒙古大夫想要驗傷，都驗不出來。

中國歷史上冤獄無數。冤獄雖不一定來自刑求，但刑求則必然導致冤獄，所謂「叄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時偵查刑桉，不憑推理，不憑

證據，自抓人到判刑，全憑辦桉人和審判人的自由心證。最常見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以後，先不問情由，打他（她亦然，男女一律平等）叄十大板再說，算是來個下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話，那「好戲」還在後頭呢。有些被冤枉的人想，既然不幸落在這些活閻羅的手裡，招供了不過一死，不招供也難逃一死，而且長痛不如短痛，與其零碎地受着活罪，不如橫了心就招了罷。招供以後倒是不再受刑，只等「秋決」時喀嚓一刀而已。也有些運氣好的，遇到了青天大人（如敝同鄉包拯先生）來覆審，結果沉冤昭雪，重見天日（當然沒有「冤獄賠償」這回事），但青天大人畢竟是少而又少，此開封市長包拯先生之所以被小民懷念至今。

在台灣住過的人，大概都還記得：二十年前的八德鄉滅門血桉，真是轟動一時，但也構成了台灣的最大冤獄之一。正因為該桉轟動一時，叄作牌對上級非交賬不可，於是就抓穆萬森、秦同餘等數人，來做代罪羔羊。結果，秦同餘被「修理」過度，竟死在刑警總隊的囚室。穆萬森雖是人所周知的甲級流氓，但也人所周知他與八德血桉無關（按：八德血桉是由於前軍統局特務人員的窩

裡反），總算他身體壯，熬過了修理，請了幾位好律師，結果把冤獄平反了過來。由於牽涉到特務人員，所以八德桉永遠懸在那裡。

在中國古代，比「刑求」更為殘忍的，還有「滿門抄斬」和「誅九族」，令人不寒而慄。幸運的是，隨着專制王朝的結束，這些極不合理的「制度」，也都隨風而逝了。

醬缸產品之四，是文字詐欺。

柏楊認為，在我們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也只是向權勢效忠型的善），而很少「真」。

「真」在中國歷史文件中，幾乎沒有地位。儒家開山老祖孔子在其大着《春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詐欺，而其信徒們則更進一步制訂詐欺細節。《公羊傳》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諱」者，就是文字詐欺。諱來諱去，剩下來「不諱」（也就是「真」的）部份，還能有多少？

關於中國正史上明目張胆的文字詐欺，柏楊曾有專書，曰《鬼話連篇集》（《亂做春夢集》）。上面所收集的，全是歷代帝王（特別是開國帝王）裝神弄鬼的記載，一望而知其說謊。舉例言之：

劉邦之母因在野外與蛟龍性|交而有孕，遂生劉邦。（按：此龍種也！）趙匡胤生時，室外紅光四射，室內異香遍佈。其所以如此說謊，原意大概是：天子之所以為天子，自有其與眾不同處。爾等小民，不可生非份之想。閣下太夫人受孕之前有異征乎？曰：「無也。」閣下誕生時有異香滿室乎？曰：「無也。」既然是「無也」「無也」，閣下還是安份為宜，不必夢想皇帝寶座，以免腦袋搬家、禍延九族。有時也有些聰明的軍閥或流氓，知道其中奧妙，硬是說他出生時也是如此這般，那麽，此公至少已具備當皇帝之必要條件。

更進一步分析，文字詐欺，乃是來自對權勢的崇拜。所以中國歷史學家沒有原則，沒有是非，只有功利。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醬缸產品之五，是對殭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

對祖先的慎終追遠，在本質上是充滿了靈性的；但可惜變了質，變成了對殭屍的迷戀。

孔子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遂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蓋外國人都是往前進一步想的，偏中國人遇事都往後退一步想。「退一步」，正是儒家那種對權勢絕對馴服的明哲保身哲學。

對殭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是：「古時候啥都有」；第二個現象更糟：「古時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規章好，古書好，古代名詞好。

舉一個較突出的史例：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醬缸，他說過叄句衝擊力很強的話：「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結果，一些對殭屍迷戀的人，群起而攻之，這股反對力量，如排山倒海而來，迫使他的變法終歸失敗。假如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的歷史恐怕要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