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科學界為什麼，為誰捂蓋新冠病毒來源真相（中）
本文的評析對象是如下法廣（RFI）報道：
新冠溯源： 科學家們為何要壓制實驗室泄密理論？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20114-%E6%96%B0%E5%86%A0%E6%BA%AF%E6%BA%90-%E7%A7%91%E5%AD%A6%E5%AE%B6%E4%BB%AC%E4%B8%BA%E4%BD%95%E8%A6%81%E5%8E%8B%E5%88%B6%E5%AE%9E%E9%AA%8C%E5%AE%A4%E6%B3%84%E5%AF%86%E7%90%86%E8%AE%BA
報道通篇“無數次”使用概念偷換、事實偷換等障眼法和欺詐伎倆，一而再，再而三地閹割、篡改事實，或偷梁換柱、移花接木，或無中生有、指鹿為馬。報道的意圖不言而喻：轉移視線、栽贓嫁禍、製造替罪羊，隱匿、捂蓋新冠病毒來源的內在真相。
謊言八
報道中說：
為何實驗室泄露論受到壓制？
有兩大解讀：一種原因是由於利益衝突，美國共和黨是此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共和黨認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自身以及他旗下的衛生組織生態聯盟與武漢病毒實驗室之間密切的合作關係是其中原因，尤其是2018年4月，生態聯盟組織向美國政府申請一個經費為1400萬美元的研究項目，該項目的中心是通過引入適合人類的切入點來評估物種交叉的風險，該項目計劃在改變基因的老鼠身上做試驗，武漢實驗室曾經被列入實施計劃的實驗室名單；另一種原因，則是科學與政治原因，福奇及其支持者認為壓制實驗室泄露理論有利於降低美中之間的緊張氣氛，尤其是前總統特朗普的“中國病毒”說法使多位專家擔心病毒實驗室論太具有爆炸性。
上述內容中存在着多處偷換、捂瞞、誤導、欺詐。
第N+1次偷梁換柱
報道再一次、又一次用“實驗室泄露論”以偏蓋全“實驗室來源論”，將“實驗室來源論受到壓制”這一客觀事實閹割、偷換、篡改為“實驗室泄露論受到壓制”。
壓制“實驗室來源論”，與壓制“壓制實驗室泄露論”，二者的受益者是截然不同的。
“實驗室來源論”指新冠病毒來自、產生自實驗室。設計、製造出新冠病毒的實驗室，一定是從事冠狀病毒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實驗室。
“實驗室泄露論”指新冠疫情是實驗室泄漏造成的。能夠在武漢造成疫情的實驗室泄漏一定是武漢本地實驗室泄漏，因此，“實驗室泄露論”相當於新冠病毒“武漢實驗室來源論”。
“武漢實驗室來源”只是“實驗室來源”的多種可能性之一，“實驗室泄露論”只是“實驗室來源論”的一個分支。艾滋病、西班牙流感的先例告訴我們：病毒的最早發現地、最早暴露地不等於病毒的來源地、產生地（設計、製造地）。新冠疫情在武漢首先爆發，不等於新冠病毒產生於（設計、製造於）武漢。
壓制“實驗室來源論”的最大受益者，是從事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眾多美國實驗室，和開展舉國性質功能增益改造研究，以聯邦資金資助、支持本國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美國政府；壓制“實驗室泄露論”，受益者才是武漢實驗室（特別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政府。將“壓制實驗室來源論”偷換、篡改為“壓制實驗室泄露論”，科學界的捂蓋、掩護、包庇對象，就從美國實驗室、美國政府，搖身變為武漢實驗室、中國政府。
將“壓制實驗室來源論”偷換、篡改為“壓制實驗室泄露論”，就是將“科學界在為美國實驗室和美國政府捂蓋新冠病毒來源真相”這一內在事實，偷換、篡改為子虛烏有的“科學界在為武漢實驗室和中國政府捂蓋新冠病毒來源真相”。這一偷換、篡改製造出的科學界“包庇對象”--武漢實驗室將被推到前台，理所當然地成為千夫所指、億眾聚焦的新冠來源唯一嫌疑犯，而真正的科學界“包庇對象”--開展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眾多美國實驗室，則將逃脫調查、追究，隱身於世人關注、問責視線之外。
關於生態健康聯盟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
報道中說，“共和黨認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自身以及他旗下的衛生組織生態聯盟與武漢病毒實驗室之間密切的合作關係是其中原因（利益衝突）。
在美國新冠溯源的捂蓋、甩鍋、嫁禍體系中，共和黨人賊喊捉賊、栽贓構陷的無恥、惡毒、下三濫程度遠遠超出民主黨人。兩黨這一鮮明反差是有內在原因的。民主黨人於疫情的發生責任較輕，而川普、共和黨則是新冠病毒產生的重大責任人，他們迫切需要推卸、轉嫁罪責。2017年12月19日，川普共和黨政府撤銷了奧巴馬政府2014年10月17日頒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暫停令（也稱奧巴馬禁令，它實際上仍允許通過特批繼續開展功能增益改造研究），全面重啟了美國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改造研究，重新為從事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改造的美國科學家提供聯邦資金資助。參見：
US government lifts ban on risky pathogen research（美國政府解除了危險病原體研究禁令）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7-08837-7
川普共和黨政府2017年底全面重啟美國危險病原體功能增益改造研究，這一重大政策改變撕毀了潘多拉災難魔盒上的大自然封印，加速促成了新冠病毒的改造產生，為兩年後的新冠疫情爆發埋下了種子。
生態健康聯盟是以非政府機構身份為美國政府工作的美國組織，它的重要職能是代美國政府出面，在國內、境外組織生物、病毒研究活動（包括組織有爭議的生物、病毒研究活動，為美國政府幹髒活），同時將美國聯邦政府的生物病毒研究資金，分發給各研究機構、實驗室；它也是美國國防生物病毒研究項目的代理人和資金分發橋梁。為生態健康聯盟提供病毒研究資金的美國政府部門、機構包括：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DoD（美國國防部）、DHS（美國國土安全部）等部門或它們的下屬機構。
2009年，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委託、資助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態健康聯盟、Metabiota公司（前身為全球病毒預測公司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等美國機構聯合設立了一個以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傳染病為公開目的的PREDICT項目。PREDICT項目與亞洲、非洲、南美洲的35個國家建立了合作關係，中國是其中之一。
生態健康聯盟主席達薩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設立了PREDICT項目的中國子項目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預測：中國病原體探索）。生態健康聯盟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為其提供來自美國政府機構的研究資金，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武漢所為美國搜集、鑑定動物來源，特別是蝙蝠來源的天然冠狀病毒，為美國病毒研究提供豐富的素材，並充實美國的病毒庫。據統計，從2008年4月（達薩克與武漢所的合作應該始於2009年之前）到2018年9月，通過上述合作，美國從中國共獲得了數百個採集批次的上萬件蝙蝠、其它動物及人體病毒樣本（數據來源：Alex Cui，美國病毒改造監控計劃始末：中國萬件病毒樣本流向美試驗室？）。
武漢病毒研究所之於美國的角色，就是一個搜集、鑑定、測試、供應病毒原材料的外包工，其工作職責、內容主要是：搜集樣本（如蝙蝠或蝙蝠排出物），分離樣本中的冠狀病毒，對分離所得的天然冠狀病毒測序，進行結構分析，測試它們的功能、特性，特別是檢測它們是否具有人類ACE2結合能力，是否具有人體細胞進入、感染能力（有此能力的天然蝙蝠冠狀病毒將被視為SARS病毒自然起源的證據）。
武漢病毒研究所有沒有做過功能增益研究？
疫情發生後，美國共和黨議員，美國及西方媒體多次直接或轉彎抹角地指控、宣稱、暗示武漢病毒研究所開展過功能增益研究，比如，他們一再聲稱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生態健康聯盟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與此同時，對美國開展舉國性質的功能增益研究，對美國以聯邦資金資助、支持本國的功能增益研究，他們不置一詞，全當這一事實不存在）。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NIH和生態健康聯盟有沒有資助過武漢病毒研究所，而在於武漢病毒研究所有沒有做過功能增益研究。如果後者確有其事，那麼，更切中要害的指控方式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過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其功能增益研究還得到了NIH和生態健康聯盟的資助。
這兩種表達的區別是，美國政客、媒體實際使用的指控表達首先聚焦的是“資助”問題，而本文提出的指控表達則直擊“功能增益研究”問題。心虛的美國政客、媒體不敢使用後一種指控方式，因為這一方式需要第一時間提供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功能增益研究的證據和細節，這是他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為了在構陷時迴避證據問題，他們把兩個問題扯在一起，把無足輕重的資助問題放在前面，利用資助問題分散焦點，拉長戰線，攪和、扯皮，混水摸魚地潑髒水。
武漢病毒研究所到底有沒有做過功能增益研究？這一問題早該得到明確的澄清，早該有一個確鑿的答案。我們足以得出充分可靠的如下結論：
武漢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沒有做過功能增益研究。
我們可以從以下6個方面交叉證明上述結論：
1、如果武漢病毒研究所確實做過功能增益研究，那麼，美國政府不會找不到一點證據。然而，從5月下旬拜登啟動美國情報機構新冠溯源調查，到8月下旬完成調查提供報告，再到10月底更新報告，美國政府卻始終提供不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做過功能增益研究的任何確鑿證據。是全球頭號情報系統太無能，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沒有做過功能增益研究？
2、RFI還曾報道如下消息：“由獨立調查人員組成團體Drastic9月20日公布了一項生態健康聯盟及其領導人達薩克2018年向一個美國國防部下屬部門Darpa申請1千4百萬美元的資金的文件。生態健康聯盟在申請中提議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冠狀病毒功能增強研究。”
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確曾進行冠狀病毒基因改變研究 – 法國報紙摘要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6%8A%A5%E7%BA%B8%E6%91%98%E8%A6%81/20211028-%E6%AD%A6%E6%B1%89%E7%97%85%E6%AF%92%E7%A0%94%E7%A9%B6%E6%89%80%E5%8F%AF%E8%83%BD%E7%A1%AE%E6%9B%BE%E8%BF%9B%E8%A1%8C%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5%9F%BA%E5%9B%A0%E6%94%B9%E5%8F%98%E7%A0%94%E7%A9%B6
如果武漢病毒研究所已做過功能增益研究，那麼，何必張羅什麼“2018年生態健康聯盟在申請中提議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開展功能增強研究”？不用既成事實，而用申請中提議的事情作指控依據，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註：RFI報道的上述消息也是摻假的，它使用了移花接木的栽贓手法，實際上，生態健康聯盟向Darpa申請資金的研究計劃中的功能增強研究根本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無關。稍後的Defuse項目計劃書部分會對此作出詳細說明）
還有，請注意所上述報道的標題“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確曾進行。。。基因改變研究”，“確曾進行。。。基因改變研究”這一讓人慾哭無淚的2B說法，稍後將展開細談。
3、美國及其盟友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翻查可謂掘地三尺，但他們卻始終說不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在什麼時間，開展過哪一項功能增益研究，改造出了哪一種人類致病性病毒！
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曾披露來自NIH及生態健康聯盟的900多頁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的文件，由這900多頁文件獲得了什麼重大發現，得出了什麼重大結論呢？發現和結論居然是：武漢病毒所曾進行蝙蝠冠狀病毒改造實驗（和上面RFI的報道標題如出一轍）。
新披露文件證實 武漢病毒所曾進行蝙蝠冠狀病毒改造實驗
https://www.voachinese.com/a/the-intercept-report-wuhan-lab-coronavirus-20210908/6217370.html
這是糊弄人的2B廢話，厚顏無恥的莫須有。
改造蝙蝠冠狀病毒，是不是很危險、很可怕、很不正常？事實截然相反：
沒有不改造病毒的病毒研究機構，沒有不改造病毒的病毒學家！研究病毒必然需要改造病毒，改造病毒是研究病毒的必要手段！
舉例說明。
1、研究病毒某一結構（如某一蛋白）的功能、特性，經常需要將該結構改變或替換，通過對照改造前後病毒功能、特性的變化，推斷該結構的功能、特性；
2、為便於觀察實驗現象，經常需要在病毒中加入綠色熒光蛋白（GFP）或紅色熒光蛋白（RFP），這一過程也是在編輯、改造病毒；
3、經常需要將高危病毒改造為無害或低危的去毒性（複製能力、致病能力等）假病毒，這又是在編輯、改造病毒；
4、經常需要將高危病毒的待研究部分嫁接（嵌合）到低危病毒或假病毒上進行研究，這仍然是在編輯、改造病毒；
5、腺病毒載體疫苗，是用去毒性腺病毒和待治療病毒嵌合、改造出來的；
6、在分析病毒樣本（如蝙蝠排出物）時，有時能獲得具有生物活性的（完整）病毒毒株，有時得到的只是病毒的一些RNA片斷，只能從中分析出病毒的部分結構（基因序列），比如刺突蛋白的結構（基因序列）。要研究沒有病毒毒株的病毒的局部結構，需要把局部結構嫁接（嵌合）到其它病毒的骨架上，拼成一個包含該局部結構的嵌合病毒。這依然需要改造病毒；
。。。
註：在常規病毒研究中（如在病毒中加入熒光蛋白，製作或使用假病毒，製作腺病毒疫苗，研究無毒株病毒的局部結構等等），經常要對病毒進行嵌合改造；另一方面，嵌合改造也是功能增益改造的常用手段。二者有什麼區別呢？簡單地說，有兩點區別：
1、主觀上，常規嵌合的目的是為了研究病毒的既有結構、既有特性、既有功能，而功能增益性嵌合則是為了賦予病毒新的感染、致病或傳播能力；
2、客觀上，常規嵌合不會增強病毒的致病能力，而功能增益性嵌合則往往會增強病毒原材料的致病能力（有時是增強感染或傳播能力）。
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改造了（蝙蝠冠狀）病毒，而在於做了什麼樣的改造，在於所做的改造是常規的，還是越界的。當所做改造賦予了病毒新的感染、致病、傳播能力，或者增強了病毒的感染、致病、傳播能力時，這樣的改造才是功能增益性改造，這樣的研究才是功能增益研究。
“新披露文件證實 武漢病毒所曾進行蝙蝠冠狀病毒改造實驗”這一“重大發現”證明了一件事：900多頁文件中根本不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開展功能增益研究的證據！
4、武漢病毒研究所從未發表過功能增益研究論文。指控者們所舉的例子，要麼是張冠李戴的（如把Ralph S. Baric團隊的功能增益研究論文扣到了石正麗團隊頭上），要麼是指鹿為馬、魚目混珠的（如把武漢所病毒常規嵌合論文說成是功能增益改造論文）；
5、武漢病毒研究所從未改造出過有人類致病能力的病毒，從未有人能回答，能說出，武漢所改造出過哪一種有人類致病能力的病毒？
6、生態健康聯盟主席達薩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着長達15年的密切合作，雙方合作發表過二十多篇論文或其它學術文章，達薩克還經常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工作，對武漢所的研究活動瞭如指掌。如果武漢所做過功能增益研究，那麼，達薩克是最可能知情的人。要證明武漢所做過功能增益研究，不需要從未接觸過武漢所，從未接觸過武漢所人員的人絡繹不絕地跳出來質疑、暗示、影射、大嘴巴，不需要翻遍900多頁文件（文件中有關武漢所的內容都來自生態健康聯盟），直接讓達薩克站出來作證就行了。但是，達薩克什麼時候出來作過證？美國各界一再散布對武漢所的指控，為什麼從來不讓達薩克出面證實這些指控？明明有最直接了當，最有說服力的證人，為什麼從來不用？為什麼總是捨近求遠、捨本逐末，拿900頁文件瞎咋呼，讓一個個不搭界、不着調的人出來信口雌黃？這只能證明：美國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是捏造的，是構陷誣衊、栽贓嫁禍。
沒有開展過功能增益研究，沒有功能增益改造經驗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絕不可能設計、改造出集多種冠狀病毒、多種非冠狀病毒致病結構、致病特性於一身的跨科屬病毒集大成者—新冠病毒！
生態健康聯盟的Defuse冠狀病毒改造項目
報道中說：“尤其是2018年4月，生態聯盟組織向美國政府申請一個經費為1400萬美元的研究項目。。。”
報道所說的研究項目叫做Defuse，項目Title全稱為
Project DEFUSE: defusing the threat of bat-borne coronaviruses
（DEFUSE 項目：化解蝙蝠傳播的冠狀病毒的威脅）
下圖是生態健康聯盟主席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和幕僚長阿列克謝·切姆拉（Aleksei Chmura）2018年3月向DARPA申請Defuse項目研究經費的email截圖。
受理生態健康聯盟申請的DARPA是個什麼機構呢？DARPA指美國國防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生態健康聯盟為什麼要向美國軍方的DARPA提交研究計劃並申請經費？合理的解釋是：Defuse是美國軍方啟動的研究項目，生態健康聯盟是在為美國軍方編撰研究計劃。因此，計劃編撰完成後，被委託方生態健康聯盟才會向委託方--美國軍方的計劃主管部門DARPA 提交研究計劃、研究預算等候審批。
對Defuse項目與美國軍方的關係，報道隻字未提。
報道中說，“武漢實驗室（武漢病毒研究所）被列入了實施計劃的實驗室名單”。
武漢病毒研究所是參與計劃實施的唯一一家病毒研究機構嗎？不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只是參與Defuse項目的五家病毒研究機構之一，見下圖。
由圖可知，除Lead Organization生態健康聯盟外，Defuse項目還有五家Team Member，分別是：
1、Duke-NUS Medical School
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和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2005年4月合辦。實際參加Defuse項目的是該院新發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王林發（新冠自然來源論的另一個大力鼓吹者）領導的團隊。
2、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羅來納大學。實際參加項目的是教堂山分校的全球冠狀病毒研究頭號權威，功能增益改造狂人Ralph S. Baric領導的團隊。
3、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武漢病毒研究所）
4、USGS National Wildlife Health Center（美國地質調查局國家野生動物健康中心）
5、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帕羅奧多研究中心，母公司為施樂）
可見，Defuse項目成員除武漢病毒研究所外，還有三家美國病毒研究機構，一家美國、新加坡合辦病毒研究機構。RFI報道不提項目的委託方--美國軍方，不提四家涉美病毒研究機構，單單強調了沒有美國背景的武漢病毒研究所。
哪支團隊負責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
報道中說：“該項目的中心是通過引入適合人類的切入點來評估物種交叉的風險”。
關於這句話，先作兩點簡單說明：
一、“引入適合人類的切入點”指在蝙蝠冠狀病毒中設計、插入furin酶切位點。見下圖。
Defuse項目計劃書第11頁部分內容截圖
二、插入furin酶切位點只是Defuse項目的眾多研究、實驗內容之一，並非項目的中心。
RFI報道專門提到Defuse項目“插入furin酶切位點”這一內容，並強調“武漢實驗室曾經被列入實施計劃的實驗室名單”，意圖何在？為了把武漢病毒研究所打成設計、製造新冠病毒的重大嫌疑犯，其邏輯如下：
1、（如中篇所述）新冠病毒S1/S2位置處（刺突蛋白S1、S2亞基交界處）也有一個furin酶切位點，這一特殊結構來源“不明”，因為新冠的近親無一具有這一結構；
2、Defuse項目中恰好有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研究、實驗內容，新冠病毒中來歷“不明”的furin酶切位點可能與Defuse項目有關；
3、武漢病毒研究所恰好是Defuse項目的實施者，因此，新冠病毒中的furin酶切位點很有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插入的，進而，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設計、製造的。
如果只看到了RFI報道的選擇性披露，人們會理所當然地視武漢病毒研究所為設計、製造新冠病毒的頭號嫌疑犯。但是，如果知道Defuse項目實施成員多達五家，武漢所只是其中之一，人們就不會貿然作出上述判斷了。理論上，五家病毒研究機構都有設計、製造新冠病毒，在其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可能，如何從中甄別出真正的頭號嫌疑犯呢？我們需要看一下Defuse項目的分工情況，見下圖。
Defuse項目管理分工情況（計劃書第1頁部分內容截圖）
由圖可知，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團隊）的分工是：
Dr. Shi,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ll conduct viral testing on all collected sample, binding assays and some humanized mouse work.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博士將對採集的所有樣本進行病毒檢測，（並）開展（病毒與ACE2的）結合試驗，以及一些人源化小鼠工作。
這個“人源化小鼠工作”指什麼？是不是與功能增益改造或越界爭議研究有關？不是的。人源化小鼠是各生物實驗室廣泛使用的一種轉基因小鼠，其ACE2不再是mACE2（鼠ACE2），而是被轉基因為hACE2（human ACE2）；這種“擬人化的”轉基因小鼠可用於測試冠狀病毒刺突蛋白與hACE2的結合能力，並模擬測試冠狀病毒對人體細胞的進入、感染能力，“人源化小鼠工作”就是用轉基因小鼠測試、甄別蝙蝠冠狀病毒的hACE2結合能力和人體細胞進入、感染能力。這一工作非常普通、常規，並不涉及病毒功能增益改造，或其它越界爭議研究。
註：少數蝙蝠冠狀病毒，如SHC014、WIV1、WIV16，其刺突蛋白能有效結合hACE2，因而具備人體細胞進入、感染能力。但是，所有已知的有人體細胞進入、感染能力的蝙蝠冠狀病毒都不會使人體產生臨床疾病症狀（並且會從人體內自行消失），實際上，所有已知的蝙蝠冠狀病毒都沒有人類致病能力。
有人類致病能力的冠狀病毒共有七種：新冠、SARS、MERS、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這七種冠狀病毒無一是蝙蝠冠狀病毒。
言歸正傳。也就是說，武漢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項目中的分工負責內容是：檢測（分離、鑑定 、測序）蝙蝠樣本（包括蝙蝠活體樣本及蝙蝠排出物樣本）中的冠狀病毒，測試所搜集、分離的蝙蝠冠狀病毒與人或動物ACE2的結合能力（只能少數蝙蝠冠狀病毒能結合蝙蝠、人類或其它物種的ACE2），包括用人源化小鼠測試它們與人類ACE2的結合能力，及人體細胞進入能力。
說得更簡明點，武漢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項目中的分工就是檢測（搜集、分離、鑑定、測序）蝙蝠冠狀病毒，並對其進行能力、特性測試。
因此，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項目分工不包括對蝙蝠冠狀病毒進行功能增益（即賦予、增加病毒新功能或增強病毒已有功能）改造，特別是，不負責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具有強大（感染、複製、致病）能力的furin酶切位點。
那麼，哪支機構，哪個團隊負責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呢？我們看一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Ralph S. Baric（拉爾夫·巴里克）團隊的項目分工：
Prof. Baric, Univ.N.Carolina, will lead targeted immune boosting work, build on his two-decade track record of reverse-engineering CoV and other virus spike protein.
北卡羅來納大學巴里克教授將基於他二十年的冠狀病毒和（其它）病毒刺突蛋白的反向工程研究經驗，領導靶向（定向）免疫增強工作。
反向工程（即反向遺傳工程或反向基因工程）是什麼意思呢？正向遺傳工程是通過雜交或環境選擇壓力等外部手段間接改變生物基因，而反向遺傳工程則是直接編輯、改造生物基因（使用基因剪刀或反向遺傳平台等反向遺傳技術）。
簡明地說，Ralph S. Baric的分工就是，通過反向遺傳工程改造冠狀病毒及其刺突蛋白，實施靶向免疫增強工作。
“插入furin酶切位點”與Ralph S. Baric的分工有關嗎？furin酶切位點的插入位置就在刺突蛋白上（比如，新冠的furin酶切位點位於刺突蛋白S1、S2亞基的交界處），“插入furin酶切位點”是一個刺突蛋白的基因改造工作，它正是Ralph S. Baric的分工內容。
因此，Defuse項目中，負責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就是Ralph S. Baric團隊。
我們不妨再看一下計劃書第22-23頁：
Defuse項目計劃書第22-23頁部分內容截圖
截圖中與Ralph S. Baric團隊有關的內容是：
Subcontracts:#1 to Prof. Baric, UNC, to oversee reverse engineering of SARSr-CoVs, BSL-3 humanized mouse experiental infections, design and testing of targeted immune boosting treatments
分包合同：#1北卡羅來納大學的Prof. Baric將監督SARSr-CoV 的反向工程、BSL-3 人源化小鼠體驗性感染、靶向免疫增強治療的設計和測試。
註：SARSr-CoV 即SARS-related-CoV，指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SARS病毒位於冠狀病毒β譜系B支系，通常把這一支系的冠狀病毒統稱為SARS-related-CoV或SARS-like-CoV（類SARS冠狀病毒），這一支系的成員主要是蝙蝠冠狀病毒（有部分蝙蝠冠狀病毒不屬於這一支系），新冠病毒也是這一支系的SARSr-CoV。
通俗地說，上述分工就是：北卡羅來納大學的Prof. Baric將負責使用反向遺傳技術改造蝙蝠冠狀病毒，在BSL-3 （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用改造病毒）對人源化小鼠實施感染實驗（模擬改造病毒對人類的感染），並進行靶向免疫增強治療的設計和測試。
上述內容再次表明，負責對蝙蝠冠狀病毒實施反向遺傳工程改造的，是Ralph S. Baric團隊。
截圖中與石正麗團隊有關的內容是：
（分包合同：）#3 to Dr. Shi, Wuhan Inst. Virol., to conduct PCR testing, Viral discovery and isolation from bat samples collected in China, spike protein binding assays, humanized mouse work, and experimental trials on Rhinolophus bats;
#3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博士將對從中國採集的蝙蝠樣本中發現和分離的病毒進行PCR 檢測、刺突蛋白（與ACE2）結合實驗，人源化小鼠工作和菊頭蝠實驗測試；
這再度證明：石正麗團隊在Defuse項目中的分工是對天然蝙蝠冠狀病毒進行檢測、測試，其分工與功能增益改造無關，與furin酶切位點插入無關。
註：二支團隊的分工中都包含人源化小鼠（轉基因小鼠）的測試工作，二者的區別是：石正麗團隊是用人源化小鼠測試從蝙蝠樣本中獲得的天然蝙蝠冠狀病毒；而Ralph S. Baric團隊則是用人源化小鼠測試基因改造病毒。
至此，可得出如下結論：
在生態健康聯盟代DARPA管理的Defuse項目中，負責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不是RFI報道刻意單獨強調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而是報道隱匿不提的北卡羅來納大學Ralph S. Baric團隊。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Ralph S. Baric團隊在設計、製造出新冠病毒後將其copy遞交武漢病毒研究所測試，新冠病毒在項目合作過程中被轉移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成立，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按Defuse項目分工，武漢病毒研究所只負責天然蝙蝠冠狀病毒的測試，不負責改造病毒的測試。
第二個依據。由前面的“分包合同#1”可知，Ralph S. Baric團隊負責改造病毒的人源化小鼠感染實驗；再看計劃書第27頁：
Defuse項目計劃書第27頁部分內容截圖
注意圖中以下內容：
Subtask 4.5 Test synthetic modifications to viral spike proteins including RBD deletions, S2 Proteolytic Cleavage and Glycosylation Site, N-linked glycoylation(UNC)。
子任務4.5 測試病毒刺突蛋白的合成修改，包括RBD缺失、S2 蛋白水解切割和糖基化位點、N-linked糖基化 (北卡羅來納大學) 。
可見，對改造病毒刺突蛋白合成（嵌合）、修改的有關測試，包括對furin酶切位點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功能就是對刺突蛋白進行水解切割）的測試，也是由病毒基因改造團隊，“furin酶切位點插入”實施團隊--Ralph S. Baric團隊自行負責的。
新冠病毒刺突蛋白S1/S2處有一個其近親病毒無一具有的furin酶切位點，這一結構極大地增強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複製、致病、體內擴散能力。在2018年3月生態健康聯盟向美國軍方提交的Defuse項目計劃書中，恰恰有在蝙蝠冠狀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點的方案。這是一個巧合嗎？恐怕不是，Defuse項目很可能已經實施，新冠病毒很可能就是Ralph S. Baric（拉爾夫·巴里克）等人在Defuse項目實施過程中，或自行嘗試Defuse項目有關研究內容時設計、改造出來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