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晚劉振華沒睡好，在幾個小時前的春節舞會上，副校長的一席話讓他浮想聯翩。那時，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常在節假日舉辦舞會，蘇州革命大學也不例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新四軍南下打進蘇州以後，政府辦了一所革命大學，招收有志於革命的青年，為政府輸送機關幹部。副校長和後勤科長劉振東是山東棗莊的老鄉，相交甚密。

一曲午畢，劉振東跟在副校長的身後，回到專為領導準備的桌子坐下。

“老劉，你學得很快，跳舞很像樣了”，他喝了口茶，笑眯眯地瞅着老劉問：“怎麼樣，相中哪一位姑娘？”

“說啥呢，別開我玩笑”，劉振東沒料到長官會問這種事，支吾其詞。

“玩笑？我不瞎眼，你一直盯着她，瞞得了我？”副校長朝老劉點頭，油滑一笑。

聽到這話，劉振東臉上一紅，心虛地趕忙掏出香煙：“來一支，特地為你準備的喲”。

“有件事，我只告訴你一個人”，副校長湊近老劉身邊，輕聲說：“我離婚手續已經辦好，過一陣子就可辦喜事了”，說着，掩不住內心的喜悅，摟着老劉的肩膀，拍了兩下。

“上頭批准了？”，劉振東迫不及待地問。

“嗯，聽說還有幾個老戰友，上頭都批准了，你剛快申請吧”，見老劉遲疑的樣子，副校長繼續開導說：“革命這麼多年，該享受勝利果實了！”。

舞會上的這段對話，攪得劉振東輾轉反側，腦子裡儘是兩個女人的形象，一個是棗莊鄉下老婆，廋而老丑，一個是天天見面的漂亮女學生，她叫李淑芬，十九歲，上海一家書店老闆的女兒。他想象着和這女生同床共寢的景象，盼望有朝一日能享受那般歡樂甜蜜，那才是不枉此生啊！對的，副校長說得對，這就是勝利的果實，是我們應得的福分。來日清晨，他就起草申請書，很快得到批准，兩個月後辦妥離婚手續，再過兩個月，李淑芬畢業，副校長專門特批留校工作，劉振東如願以償。

劉振東原名劉大山，出生在山東棗莊的一家農戶，全家靠着幾畝地勉強維持溫飽，還沒讀完小學，他就被送去裁縫店當學徒，因不堪忍受師傅師娘的虐待，回家幫父母干農活，十八歲受父母之命匆匆結婚，他厭惡妻子長得醜，生下兒子後，十九歲離家，投奔新四軍，三十歲隨部隊南下，在蘇州革命大學當個後勤科長。革命大學只辦了三年，副校長被分配到上海市民政局當副局長，劉振東跟着老領導，帶了嬌妻到上海，當了個民政局辦公室的副主任。

劉振東雖然享受到了革命成果，但生活中還是有諸多不如意，最讓他惱怒的是棗莊的兒子劉小山。有天上班剛走進大門，被傳達室的人叫住了：“老劉，有人找你”，話音未落，劉小山已經出現在他跟前，這小子已經發育，長得跟父親一般高。他趕緊拉着兒子的衣袖往裡走：“你跟他們怎麼說的？”，“我說是老鄉”，他感到滿意：“就這樣說，你來有什麼事？”，“媽媽病了，要我來找你”。劉振東料到不會有什麼好事，他把兒子領到大樓後面的小樹林裡，兒子說母親突然昏厥過去，在醫院搶救，欠了債，醫生說是肝病，回家多補點營養，家裡沒錢，這日子怎麼過呀！劉振東塞給兒子一百元，打發他走人。過了三個月，兒子又來了，告之母親已經故世，這次劉振東給了二百元。劉振東雖然文化水平低，但卻是“十四級”的老幹部，每月工資一百四十元，是大學生工資的兩倍多。除了每月給父母寄去二十元，扣去日常開銷，可以在銀行儲五、六十元。錢倒不是問題，他是怕拋棄原配、兒子的醜事給張揚出去，也是讓兒子斷了想賴在上海的念頭，所以他正告兒子，以後不要再來上海，有什麼事儘管寫信。兒子開始也聽話，後來卻提出要求每月也給寄給他二十元，理由是積蓄辦婚事之用。劉振東婉拒，只答應到時再說，豈料兒子糾纏不休，煩得老子不再回信。兒子終於決定再次來上海跟父親面談，開口要五百元，劉振東只答應給三百元，條件是今後再也不准來找他。兒子拿到了錢還不甘心，父親的話等於不再認他這個兒子，滿肚的怨恨無處發泄，就對着機關大門喊道：“什麼老革命，你就是個陳世美，革命革到自己家了，六親不認，老畜生！”。

工作也不順心，辦公室主任讓他分管接待來訪來信等事宜，他不便拒絕，只能在心裡叫苦，可是因為他文化程度較低，不善多加思考，常常用簡單的辦法處理複雜的事情，出了不少紕漏，有件事更是讓他十分不堪。

有次他接待一個婦女，她帶着兩個孩子來民政局求見，說是自己的住房被拆了，如今無家可歸。那婦女聲淚俱下，兩個孩子也跟着哀泣，劉振東十分同情，他打電話給閘北區民政局，義正詞嚴地教訓一番：“我們革命為什麼，不就是讓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嗎！可是你們怎麼對待他們的？趕快給他們安排住處”，區民政局想辯解：“這件事很複雜，涉及面大……“，他不想聽，掛了電話。第三天，閘北區副區長帶了一大串人來面見民政局領導，申明事情原委。說道，區政府為了改善民眾生活環境，要填沒一條臭水溝，那裡雜草叢生、垃圾滿地、臭氣衝天，但有不少外來人在那裡搭棚居住，區政府發給一些錢讓他們回鄉，但他們集體抗拒，那婦女拿了”民政局領導“的雞毛當令箭，搞得此項工程無法實施，敬請市局出面解決問題。民政局副局長陳文沛為此大動肝火，在辦公會議上對劉振東教訓一通：”現在我們是為民辦事，不能像以前打仗那樣了，要多多學習，學會思考“。事後，劉振東又被調去行政處，管理局機關內部事務，這分明是看不起人，心想就是那個陳文沛與他作對。

陳文沛原在東湖大學法律系任教，他調來民政局的第一天在大會上自我介紹，有句話給人們印象很深：“我二十七歲當教授“。他曾是地下黨大學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民政局需要懂法律的人，所以被任命為副局長。劉振東一直對他有看法，認為這個知識分子看不起他們這些南下幹部，臭水溝事件後更是結了怨。

陳文沛在一次處以上幹部政治學習會上講了一段話，劉振東聽來覺得有點出格，會後他特地找秘書要看會議記錄，當他看到那段話成了白紙黑字，心裡暗喜，偷偷地記了下來。那是在１９５７年，正是所謂“整風”期間，鼓勵人們敞開說話、提意見。陳文沛的話是這麼說的：“學習蘇聯當然是好的，但全盤照搬就不對了，美國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只要對建設事業有幫助，誰有好經驗都應該學習“。這段記錄在案的話，在隨後進行的“反右鬥爭”中由劉振東揭發，並定性為“向党進攻的毒箭”。不久，陳文沛被劃作右派分子，發送去安徽農場，跟“反動學生”一起勞動改造，而劉振東則提升為局機關黨委書記。

新上任的黨委書記劉振東燒起了三把火，說是為了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自我革命，一是把每季一次黨內民主生活改成一月一次，二是規定每周四組織四分之一的人員下廠勞動，三是定期上黨課，各處室領導輪流講課。劉振東帶頭上陣，負責第一次講課。他雖然沒有講稿，但也侃侃而談，足有半個小時。講到下面這段話時還顯得十分激動：“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我們的黨員都是大公無私胸懷世界的優秀分子，我參加革命二十年，我和戰友們拋頭顱灑鮮血，為的是什麼？為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偉大的事業，我們要保持優良傳統，堅持自我革命……”。這些話，部隊裡歷屆政治委員、教導員已經批發了無數次，對劉振東說來，也已背得滾瓜爛熟。劉振東還有一招，就是組織“憶苦思甜”活動，這是顯示他優勢的場合，全機關一百幾十號人裡面，數不出幾個人能夠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舊日的悽苦。不出三年，劉振東在民政局豎起了響噹噹的革命家的光輝形象。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領導幹部不但靠邊站，而且被批鬥。為表示自己忠於毛主席，劉振東在牛棚帶頭並組織“學毛選”的活動，為了討好造反派，他一次次地給他們提供材料，譬如誰參加過國民黨，誰參加過三青團，誰是國民黨高官的妻子，誰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過，等等，甚至也沒放過“革命大學”時的老鄉、老領導，揭發他藏有一把手槍，附有三十發子彈。若干年前，這位現任民政局副局長曾在劉振東面前炫耀過，他當營長的時候，在戰場上繳獲過一把手掌大的袖珍手槍，製作十分精良，讓人愛不釋手，當時決定偷偷藏在身邊。

過了一段時間，牛棚里的人都被“解放”了，他們見到劉振東，大都側目而視，特別是那位棗莊老鄉更是帶着輕蔑的眼光，可劉振東卻春風得意，由造反派的推舉而任“局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他心裡盤算着，這正是副局長的職位。

天有不測風雲，毛澤東死了，“文革“結束了，民政局整頓領導班子，劉振東被甩出了領導班子，他一度心情深度憂鬱，不久又查出患了腦癌，此後長期住院，當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後，局領導派人去慰問，劉振東緩緩地道出了他的臨死宣言：”我一生貢獻給黨的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勤勤懇懇，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我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在追悼會上，這句話出現在悼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