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終歸為公-----從性善論說起

余東海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政治美德，

那就是在認清民性的醜惡之後依然熱愛人民。

……東海曰

一

性善論不僅是儒學的核心，也是一切正學正見的基礎。不明性善的人物，不配為學者；不明性善的學問，不配為正學；有違性善的知見，不是正知見。《二程粹言》記載：“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儒家性善論有二層意。其一、意謂本性至善，無善無惡；超善，超越善惡。其二、意謂善習比惡習更為根本，更難拔除。孟子說的良知良能和人皆有之的四端之心，就是更加根深蒂固的習性。注意，陽明子的良知指本性，孟子的良知指善習。人類好到毫無惡習不容易，壞到毫無善習更難。一個人一輩子不做壞事或許可能，一輩子不做好事絕不可能。

錢穆先生言：“我們該有一個信仰，那就是人性善的信仰。”本性至善，既是儒家的信仰，也是本性的真實，是儒家一大真理。無論人類惡習怎樣深重，都無礙於人道的美好、人類的偉大和前途的光明，無法阻擋太平大同理想的最後落實。因為習性易惡，良制良法是必須的；因為本性至善，良制良法是可能的。

《易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王陽明言 “無善無噁心之體”，都是指向本性的。本性具有形上性，即超越一切現象和善惡對立的超越性，故言無善無惡，亦可稱為至善和超善。關此，李顒《二曲集》中有一段問答甚好，錄此共賞：

“曰：陽明無善無惡之旨，諸儒終不謂然。何也？先生曰：此諸儒文字知見，學不洞其大也，所見者形而下。其形而上者原未之深淺也。性本沖漠無朕，不可以善言，凡言善者，皆就其繼之者而名也。若論無聲無臭之本善，猶不可以強名，況惡乎？故無善之善，乃為至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此陽明立言之本意也。”

嘗聞人言“善惡同體論”，後又聞“正邪不二論”。此論出自正元廳友，他說：“由正氣內存、邪不可干到正邪不二，這一步很難。”皆邪說也。說正邪善惡皆良知所發，可；說良知善惡同體、正邪不二，則萬萬不可，絕對不行。良知本身則是無善無惡的至善，絕無絲毫邪惡沾染摻雜其中也。

說人性本善，當然不能否定習性易惡。王健廳友言：“儒家多從性善處着力，故言則。它家多從性惡處着力，故言誡。”東海曰：非也。儒家對習性易惡的認識特別深刻，也有很多戒律，有批判、懲罰罪惡的嚴厲。仁者能愛能惡，從善如流嫉惡如仇，仁政揚善懲惡，義刑義戰，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和大復仇，都是雙管齊下的表現。故儒家既從性善處着力，亦從性惡處着力，雙管齊下。

二

所有人性論中，只有儒家性善論是正確的，符合人性的真實。持性善論者未必是儒家，佛道主流也是性善論；是儒家正宗必定持性善論，聖學王學毫無區別。非性善論者，即使稱為儒家，也是儒門外道。

不信性善論，必然未見性；信奉性惡論，最為顛倒見。性惡論是原則性的道德愚昧，昧於“性與天道”之至善也。以天命之性為惡，是對人類生命最根本的輕蔑和誣衊。

學絕道喪、人性敗壞的時代，最容易產生和流行性惡論，流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現象。這正是《竹書紀年》產生的背景。正如禮文廳友言：“魏國這群士人想象，現在春秋戰國人性這麼壞，各國的政治都是這麼齷齪，古人能好到哪裡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古人更壞，被人講得好聽而已。”

《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有學者認為是魏國的史書。這個判斷應該相當靠譜。《竹書》一些內容，與儒經和正史有極大差異，如舜殺堯、禹殺舜、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等，應出自法家之手無疑。反對儒家思想和王道政治、愛好偽造歷史是法家兩大特色。或者當時魏國史官是法家，為魏國非儒家、去周禮之變法造勢，或者如元士所說，其書為當時或後世法家所篡改。

民國仿佛戰國，流行三不信：不信儒學至正，不信本性至善，不信人間有真君子。這是家國天下的悲哀，也是不信者的悲哀。不認識真理，不認識自性，不認識君子，豈非人生最大的愚昧和悲哀。

注意，人性有惡與人性本惡是兩回事。惡習再怎麼深重，不影響人類本性至善。認為西方法律建立在性本惡的基礎上，是一個持久而普遍的誤會。東海多篇舊作指出，人本主義是准性善論，一些西方大哲和自由主義大家，對本性之善或人性中的善質，都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只是不如儒家深刻而已。

唯有深明仁性之善，才能充滿仁愛之心。羅曼·羅蘭《米開朗基羅傳》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東海學舌曰，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政治美德，那就是在認清民性的醜惡之後依然熱愛人民。

此唯君子能夠。只有君子才能明知人性本善，明知醜惡並非民之本性，而是被不良的學說、制度和社會環境惡化的。民性醜惡，罪在上層建築。最好的愛民，就是重新建築上層，讓人民越來越幸福富樂而可敬可愛。這就是王道的根本宗旨。

唯有充滿仁愛之心，才能建設王道政治。敬天保民、親親尊賢八個字，是王道政治基本原則。自由民主雖能保民，不能敬天，也不能親親尊賢，不無可取，終究有限。因為不能敬天親親尊賢，保民方面也難以做好，只是以法治保障其人權自由，不足以導德齊禮、有恥且格也。

美西的好是兩極主義的壞襯托出來的。與老母豬站在一起，再丑的人也是可愛的。未來真正美好的王道一出，美西將黯然失色。在野廳友言：“修身為本、親親為大、尊賢之等，是修、齊與治平的三大標的，都有經典依據，也為歷代聖賢所高度認可與推崇、踐行，也為儒式王朝所認可。亦是未來中道仁義中國的必備。”

過而改之和不貳過，是一種君子修養，也是王道政治題中應有之義。王道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善於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王道君臣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知錯必改，改之必嚴，不再重犯。

此唯儒家政治能夠，自由主義不能，或者做不好。至於極權主義，所作所為必然相反，慣於文過飾非，掩蓋問題，甚至將發現問題、指出錯誤的人解決掉。儒家是從善如流嫉惡如仇，極權主義則是從惡如流嫉善如仇。

仁愛之心屬於內聖功夫。論內功，儒士初級，入門而已；君子中級，略具規模；賢人高級，剛勁雄厚；聖人圓滿，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士君子和聖賢都可稱為仁者。仁者具有受命而王、則天制禮的資格。

受命和則天，唯仁者能之。《漢書·刑法志》“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此之謂則天制禮。唯有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者，方能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內聖外王為體用關係明矣。

沒有內聖功夫就沒有外王追求和建設。雲天廳友言：“沒有胸懷天下之仁心，設計不了帝堯這樣偉大的制度架構。”然也，不僅此也，沒有胸懷天下之仁心，連抄作業都抄不來。別說禮制，民主制也抄不來。沒有仁心者為政，建起或抄來的只能是惡劣的制度。胸懷天下之仁心就是內功。

三

中國未來的發展大方向，應該是、也必然是王道自由。一步到位或許很難，很可能是先自由化，再王道化。但這個大方向不會變。仁本主義體系就是為這個偉大的未來準備的理論工具。

所有封建制禮法、郡縣制禮法和家天下君主制的禮法，整體上都不適合現代社會，但禮法的精神萬古長青。新禮制應該吸收傳統制度中某些適合現代社會的具體規則設置，更重要的是繼承王道原則和禮法精神。法本於禮，禮本於義，義本於仁，仁即性天。禮制是貫通內聖於外王、人道與天道的關鍵。

同時，傳統的禮法也存在很多局部性精華，值得融攝。雲天廳友言：“王制九州、五服四海、天下一統觀念，再加上井田制度、禮樂制度、設官分職制度、選賢任能制度、巡狩和朝會制度、九州十二牧區劃制度、刑訟制度，一個制度體系完備的天下一統的王道中國就形成了，這都是黃帝、帝堯、帝舜的偉大智慧和功勞。”

然也。這種種制度設置可統稱禮制。禮制形式歷代各異，古今不同，新禮制自有新時代的特色，但禮制的原則和精神一以貫之。其次，堯舜時代的制度，對於新禮制仍然極具參考借鑑的價值，不少設置可以古為今用。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二十四字，都是好東西，值得吸收。只不過，它們落入物本主義哲學、黨本主義政治、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它們就有名無實了，就架空、虛置乃至顛倒了。社會主義就像邪惡之沼，任何好東西投進去，都會變成面目全非。

這些好東西必須統攝於好的文化體系，才能落到實處。統攝於自由主義，也可以有所落實；統攝於仁本主義，可以落實得最好。

傳統的光明面由古典仁本主義締造，西方的文明性由人本主義奠基。以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完全可以全面吸收傳統和西方的精華而開創新時代的仁本主義文明。王道新辟，中西合璧。

這是現中國最美好偉大的事業，需要一大批仁精義熟的理論家實踐家，需要廣泛團結凝聚佛門道門自由門中的有識有志之士，共同努力。這又有賴於一定的言論權結社權和教育權。現在儒門依然淡泊，還需要繼續成長。辟馬弘儒爭取自由，是士君子成長的必經之路。

古代名匠鑄劍將成，往往需要滴血以祭甚至獻身以煉。《吳越春秋》中記載了干將師傅夫妻俱入冶爐、以身殉劍的行為。仁本主義學說就是吾為新王道所煉之劍。我以我血薦仁學，已經為之耗盡大半輩子心力。如果有必要，祭之以這條老命，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傳科學家卡爾薩根說過這樣一段話：“那些恆星間的遙遠距離，其實都是上天有意為之，他讓不同物種和天體彼此隔離，只有那些有了足夠自我認知和判斷力的物種才能解除這種隔離，安全穿梭於恆星之間。”

說得好。百年浩劫也是上天有意為之，是上天為了讓國人領教反儒崇馬的可怖可恥。只有那些對馬家的反常和儒家的正確有了足夠認知的正人君子，才能解除極權主義的惡咒邪靈，重啟中華文明新一輪的輝煌。

以一句儒聯自勉並與海內外有識之士共勉：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終歸為公。集句聯。上聯出自《孟子》，下聯取自《禮運》。

萬物皆備於我，是內聖境界。天下為公，為王道追求，天下終歸為公則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儒家的一種歷史信仰。人類社會從據亂世、昇平世，無論經歷多少天災人禍艱難險阻，終將重建新王道，最後升進太平世，實現大同理想。

2022-1-31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首發於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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