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二年

　　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引爆了哪层之恶：对思想者沙龙一场讨论的梳理和评论之一
    
    王江松执笔

　　一、思想者沙龙由孙毅安言论引发的第一轮争论群友姜涛把孙毅安的文章（《疫情期间，那种恶，无边无际》）转进思想者沙龙群并说了一句：“这个家伙跑出来叽里呱啦说什么底层之恶、文化之恶。”肖雪慧：没有点开。标题所谓“底层之恶”跟这几年很流行的“底层互害”说，都是在把并非普遍的现象普泛化而丑化庞大底层的同时，转移目标，把真正祸害全社会并导致部分底层、社会其他阶层或各阶层之间相互敌视的根子隐藏在视野之外，转移了真问题。

　　王江松：精英主义者的惯用话术和套路，最极端的是海外的牲人论：中国人，从上到下全他妈不是人，活该亡国灭种。

　　王斌：我以为，大可不必将指责底层者斥之为那么多批判性符号，因为他指证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还真不能视为个别。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在那个场景中的那人还是一普通的＂底层人＂吗？作为一种现象，若我们的认知仍停留在＂底层＂的概念上，我们可能漏掉了一些其实常在，但被我们用底层一语而遮蔽掉了的东东。在我看来，在那个场景里，那人已然不再是一语概之的底层身份了，此刻他被赋予了他素常所不曾掌有的权力，而也正是此权力让他从底层身份中超逸出来，从而获得了某种优越，这才有了他可以喝斥他人的准＂司法权＂。推而广之，那个进监的前警察沙皇就其本质不也是一底层农民吗，不过只是在后来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耳，可以说此人是那位底层人的超级放大版，仅此而已。所以，在此出现的本质其实是中国语境下权力与人的关系，而非仅是一种笼而统之下的底层现象。另外，我也反感知识分子动不动就以知识（且不说此知识是否可靠）的优势指手划脚，感觉自己在登高望远，其实在这旮旯里你也不过是一底层，只是遗憾的是你看不见自己真实的身份而已，若你看见了，还甭说，你可能才算一个有了觉悟的知识分子。

　　今日与许大先生餐叙，他笑言，前一段，他们小区进入防疫禁止，保安们立马换了一张脸，不再是点头哈腰了，过了几天，疫警取消，他们一个个顿生巨大的失落感。此一＂剧情＂可以呼应我的上述看法。

　　德州老刘：孙那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刚经历的经验事实，都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他发出一些感慨和评论，没觉得有离谱的地方。那些现象和评论都能帮助人了解底层的现实。仁人志士要去“启蒙”底层，也得先知道底层是怎么回事吧。

　　体制都是人弄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去中国的基层看一下，大部分恶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习俗、潜规则、人性（贪婪、懦弱）等问题。当代中国也不是十八世纪遍地文盲时代的欧洲，大部分基层群众至少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很多人比要给他们启蒙的很多知识分子更精明，早就会“运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启蒙运动针对的十八世纪欧洲的宗教蒙昧和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一些关于底层的说法让人想到《悲惨世界》中Thénardier那两口子：“都是社会（制度）把我们害成了恶人。”Thénardier两口子的态度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看法：不能责怪底层，都是制度的错。问题是，同样的制度怎么没把Valjean和Javert变得更恶？从人性上讲，维护体制的Javert比把自己作恶都推到体制头上的Thénardier那两口子强多了。

　　没有比把底层问题推给制度更简单的了，连Thénardier两口子都会。如果有机会在中国底层生活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了解，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问题，大部分跟政治和体制没有关系。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新纳粹、三K党等极右组织的骨干基本都来自底层的两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当年，瑞典学者Myrdal到美国来研究种族问题，发现歧视问题最厉害的是在白人底层。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能推到制度头上。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早就废除了，但美国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歧视在低层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国底层的问题道理类似。

　　不是说要歧视低层，我本人就来自低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很多问题（勉强叫恶的话，也是小恶）跟政治和体制没有多少关系，比如说造假、糊弄、粗鲁、暴力、恃强凌弱等，一直是这样。即便没有底层生活经验，看一点写基层社会的杂书，也能获得这种知识。比如说造假，清朝人写的杂记中就有买了皮鞋回家穿才发现是牛皮纸做的，这跟政治关系不大。

　　二战以后，各个主要国家都通过实施社会政策促成阶层递进来改良社会，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底层的社会问题比其他阶层多。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还阶层递进个啥？（让他们）在底层呆著就是了。这不是常识么？

　　王玮：底层不是天生就恶，道德沦丧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孙毅安承认自己也是恶的一部分，他就应该分清作恶者和受害者的区别，他更不能因为底层之恶而给政府之恶洗地。比起来，大恶是根源，无边无际的底层之小恶是无边无际的制度与文化的产物。谴责底层之恶，从谴责政府之恶开始。

　　一个人态度恶劣制止孙毅安抽烟，算不上恶。如果孙因此动手打人，倒是与恶靠近了。把地沟油毒奶粉假药假牛奶，疫情中不准急症病人就医这些明显是制度之恶的事算在底层头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是给政府的洗地言论。所有这些现象都存在，只不过证明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都是谎言，在现实中破产了。

　　@德州老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没有为小恶辩护的意思。就像我高兴看到攻击国会山的川粉们被审判服刑一样。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邪恶在上边。

　　占全喜：好的制度可以让恶人变好，但也不能完全遏制人性之恶，只可以让人性之恶得到最大的抑制；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恶，但不能让所有的好人变恶，只能让人性之恶得以更大释放。

　　@德州老刘 并不是因为底层“恶”要多一点才需要改良，而是因为当时制度本身很“恶”，必须改良。

　　王江松：常识和实际历史进程是，制度之恶损害了底层民众的权益，底层民众奋力维权抗争，迫使上层做出妥协和让步，怎么会是上层对底层之恶做出绥靖或“社会政策”让步呢？有的话，请举一例。再者，底层之恶也是应当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怎么能够对它搞绥靖主义呢？

　　张雪忠：诸如“国民性”、“底层之恶”之类的说法，都是一些缺乏公共见识的文人整出来的东西。这些人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直观和具象的，完全不具备分析社会现象之成因的知识能力。

　　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人们所直接面对的具体执行者，都一定是“底层”的人员。在这里，能否透过现象看出真正的责任所在，就看一个人是否具备基本的公共见识。比如，在美国，哪怕是权力体系的最末端出了问题，如果是联邦层面的事情，人们就直接质问总统，如果是州层面的问题，人们就直接质问州长。你不会看到美国的文化人说这是“底层之恶”。

　　一个社会的堕落主要是精英的堕落，而精英堕落的主要表现是责怪底层。

　　YU：【底层之恶还是高层之恶】和个稀泥：孙毅安文中所说的底层之恶的*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文章也没有为高层之恶洗地的意思；但如果要追根究源，底层之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之恶、高层之恶——现象与根源，可以一起讨论。有不少自由派争论制度批判与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关系，譬如张雪忠老师重视制度批判，反感鲁迅、柏杨的文化批判论。在我看来：制度与文化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把其中哪个作为绝对决定因素，或者严格界定两者的因果关系，都是不妥的。

　　肖雪慧：昨天没有点开孙毅安那篇，今早点开了。我不认为他当时做法和他文章的表达是合适的。他抽烟，那个保安叫他掐灭，从他的叙述，保安态度是有点粗暴，但他骂了一大串，远比干预他的保安态度过分，有些话甚至跟最近某女书记威胁人的说法很相似（大意说要保安后悔他妈把他生出来）。真正居高临下的是他，由这件他本身做得有亏的事引出底层之恶，这种借题发挥有点无厘头。

　　@YU说制度与文化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赞成。但当用制度力量绑架教育和文化，以强力固化文化中劣质因素时，文化 就是制度。拿教育来说，对教育的控制在49之后至文革结束前的27年，特定意识形态不仅进教材进课堂还要对学生入脑入心、从幼儿开始；所谓文化安全战略，推出一批流氓马前卒……都是以制度力量绑架教育和文化，以强力把败坏人心的劣质文化固化下来。至少在大锅，社会和民众有怎样底色，制度是强有力因素。生活在这里，制度对人的压抑、侮辱无时不在。每天切切实实在承受。

　　还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动用国家机器、用一个覆盖社会一切领域的宣传系统，并把持教育、出版、历史书写……等领域，进行系统、全面和持续的灌输，全方位灌输对语言、记忆、思维方式、感觉的入侵，造成的恶果是很难清除的。孙毅安本人的表述就让人能清晰看出来。

　　“底层之恶”、“仗义多是屠狗辈”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判断，都能找到无数经验事实支撑。但都是一些人根据有限的观察和体验提出的。但相比之下后一判断多少做了保留，不是对一个群体一竿子打一片的总体判断。

　　底层是一个很大很庞杂也很难一概而论的群体。我有多次被坑经历，坑人的有底层，也有同道中人。但我没资格对其中任何一个群体下总体判断。接触到的底层，有很自私、占便宜、坑人的，但更多并没有什么坏心思。下过乡，接触很多农民，有的一直保持联系。其中可能有想要鲤鱼跃龙门的，但更多只是想过好自己日子。从各种报道看，由底层升迁的，贪婪的、干坏事恶事的不少，但高层世袭的就更好？！要想得出结论，需要有调查、有数据。不能靠感觉和自己有限的观察。

　　郭学明：“底层之恶”是指“底层特有、固有和大多数底层人都有的恶”吗？如果一种恶，高层中层也有甚至更甚，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如果一种恶不是底层必然有的，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如果一种恶，只是底层少数人有，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有没有高层之恶、精英之恶、中产阶级之恶的说法？任何一个阶层都有恶人恶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这些恶是这个阶层的恶？请教！

　　DAI：孙毅安那篇文章，是夹带了自己的私货的，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很容易被他迷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另一个电影分享群的一次骂战。他在群里晒出了他创作的一个写杨靖宇将军的正能量电影，一位群友表示了不喜欢，他便骂人家是日本人生的崽子，由此开始骂战。其间污言秽语，不堪入目。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被群主踢出群。所以，不要光看一个人怎么写，还要看他文字背后的人品。孙毅安容不得别人对他的主旋律电影有任何微词，随便摘录几句他的话：“我告诉你，我的《脸对脸背靠背》是豆瓣评出来的建国以来最好的电影第二名。第一《霸王别姬》，第二《脸对脸背靠背》，第三《活著》，你用一辈子去学习吧”；“我今天的成绩，你和你儿子孙子加起来，三辈子都赶不上。我能和你对话是你祖宗的造化，祖坟冒青烟了你知道不？你烧香去吧”。

　　他以著名编辑自居，写的基本是正能量主旋律的东西，对底层充满骨子里的傲慢。他批底层之恶时夹带的私货在这里：“不要把丑陋和罪恶的原因都推给别人，政府哪个部门发文让你生产地沟油了？”“这是政府大力提倡并提供技术支持造成的吗？开启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谁？谁在作恶？”不是说底层没有恶，也不是说底层之恶不可讨论，而是作者试图用底层之恶掩盖体制之恶，他本人是体制内大编剧，善于写歌颂主旋律作品，尽享体制好处，当然不敢骂体制，只好拿底层撒气。

　　王江松：我看那孙编剧就是一条欺下媚上的中层恶棍，伪精英而已，岂有他哉。从他文章读出好来的人，还是应该好好回答郭学明老师的连环之问。

　　王玮：没有底层特有的恶。底层之恶这个词是一个伪概念。

　　刘书庆：不夸张的说，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包括底层互害。也是政策塑造出这种社会生态。底层的人争夺那点可怜的资源，会表现的特别野蛮，就像湖南操场埋尸案一样，日本有个片子楢山节考，说当地有个风俗就是把上了岁数的老人抛弃，也是生存环境恶劣造成的。高层的人抢夺资源表面上可能没有那么血淋淋那么残酷，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可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持久的伤害，比如挑动社会动乱甚至战争。

　　底层的恶，无论是否原谅，它都会产生并横亘在世人面前，写再多的文章，再多的教化，可能都很难改观。因为它背后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背后是政策法律制度。只要这些问题在，底层的恶就会散发。

　　指责底层之恶，就是素质论的变种，很容易被组织作为拒绝改革变革的由头。这个理由太浅显了。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只要底层所能争取的资源仍然那么有限可怜，生存环境仍然那么残酷，底层的恶就不会减少，哪怕你通过写文章教化了几个人，也几乎于事无补。这就是我一贯反对批评指责底层的原因。而且很多时候，文人对底层的批评三观都是有毒的，他们写文章动机不是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而是单纯的谴责他们的恶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单独的底层之恶，而是普遍的人性之恶，只是底层和高层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中外皆然，单独的个人是否做恶确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但在概率角度上没有意义王斌：倘若说文章作者比他指责的底层人还恶可以成立，那么接下来的讨论可以结束，因为上述已是一价值判断，无非恶的孰高孰低之别，可我要问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是这么讨论问题的吗？不分析，一上来就一价值定论？

　　王江松：底层之恶、中层之恶、上层之恶，作为事实以及对事实的描述，是可以成立的，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1）它们都是在等级专制制度的大背景上产生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构成这一制度的三个环节；（2）哪个阶层在这个制度和链条中得利最多，维护和巩固它就最起劲，因此也就最恶；得利次多者，次恶；得利最少者，再次；（3）如何改变这个制度和链条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简单地在现象层面谴责各阶层之恶是远远不够的的，这样很容易掉入各阶层相互指责、转嫁、踢球却同时维护整个制度和链条的陷阱。

　　段毅：@王江松?太有意思了。从底层到高层，分析了半天突然发现还有中层之恶。结论:恶在哪层都有，但恶在各层级释放的影响度却有不同，简单讲，底层的恶可闪避，躲著就行所谓独善，中层我不说了，王江松兄可分析，高层之恶的特性是烈度极强，凡人闪躲不及。

　　王江松：把底层被煽动、忽悠、绑架而参与作恶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底层本身，这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吗？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么？手握几百万大军搞土改，农民不拥护可以吗？土地和工厂到底被谁抢走了？孙毅安睁著眼睛说瞎话，把屎盆子扣在底层头上，居心何其毒也。

　　这是典型的“中层之恶”！

　　段毅：由于工作原因，与底层接触超过中、高层，故不乏恶的感触，有时也会生气或愤怒，但这种情绪稍有一段时间便会忘弃，但于中、高层，但有恶的感触则心底生恨，难有绝期。

　　王江松：哀莫大于，劳工律师段毅舍身为农民工维权，却有个别得到帮助的农民工受人教唆反咬段律师一口。然而，段律师对农民工阶层不离不弃，而有觉悟的珠三角农民工奋起响应段律师倡导的“工人代表制”，掀起了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因此也成就了段律师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对待底层的态度，这才能建立良性的中产与底层的双赢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段律师是全国第一家私营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早在90年代就已经“先富起来了”。今天我们躲不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中层？我想这是本群这一轮讨论的意义所在。

　　王江松：总结大部分群友的意见，可以对孙毅安的言论做出以下几点评论：

　　1、孙毅安的爆发远远超出了维护自尊、合理自卫的尺度或比例原则孙毅安无意中把自己强横恶霸的嘴脸原汁原味、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了！在人员密集的核算检测现场抽烟，既违反了此处不能抽烟的规定，又违反了此处须戴口罩的规定，维持公共秩序的人员有责任提出警告（否则就是失职），他声音太大、态度太严厉，你可以提出异议和批评，但你的反应之激烈超出他10倍不止，以至于他若再敢反驳你，你一定会诉诸暴力，“让你妈后悔把你生出来！”你有错在先，他只是在纠错时对你的态度有点粗暴而已，而你的态度和行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恶了。

　　人们有理由问你，如果警告你的是一个身份和地位比较高的国家工作人员，你会像对待蓝衣青年一样对待他吗？如果提醒你的是一个排队等候检测的、受不了抽二手烟的居民，你会跟他要禁烟标志吗？人们有理由推测，你之所以金刚怒目、怒发冲冠，不过是因为你感到被一个身份和地位远远低于你的人羞辱了，你有一种极强的要制服他的冲动，哪怕诉诸暴力，出了事，大不了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摆平罢了。

　　2、孙毅安从几个有限的案例出发，推出了“底层之恶”的全称和本质判断，把一切恶推给底层，而无一字追究来自上层的权力之恶和制度之恶你出了口恶气，对方也被你的狂怒吓坏、镇住了，你岂止扯平了，简直就是大获全胜了！但你还远远没有解气，你迅速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恶狠狠地说：“疫情期间，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底层的恶。那种恶，无边无际”；“我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底层的恶，超出你的想象。”但是，包括你遇到的这个蓝衣青年的粗暴在内，你列举的那几个例子，都证明不了“无限的底层之恶”，而只证明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之恶”，作为执行者的底层志愿者、纠察员、社区工作人员，不是大恶，不是首恶，不是源头之恶，最多就是权力挤压、生存压力下的“平庸之恶”、“附庸之恶”，你对“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置一词，却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底层头上，你这不是欺下媚上又是什么？

　　3、孙毅安把或然推理当成必然推理，把片面原因当成充分必要条件（1）“他们恨官，是因为他们当不了官”——官儿们自己没有可恨之处？岂止可恨，简直到了凶暴邪恶、人神共愤的程度了！

　　（2）“他们仇富，是因为他们挣不到钱”——富人们自己没有可恨之处？岂止可恨，简直到了贪婪无度、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3）“他们拥护反贪，是因为他们没有贪污的机会”——他们根本就当不了官，哪来贪污的机会？如果他们偶然当上了官，他们就不是底层了，因此，你这个针对底层的推理，纯属臆想。

　　（4）土改、公私合营是由武装权力自上而下发动、推动、贯彻的阶级斗争，土地和工厂全归了“国家”所有，怎么能把责任全归到底层？

　　（5）反右和文革是最高领袖一手策划、一手控制的阶级斗争，所有被引蛇出洞或奉旨造反的全都被收拾了，反日反美游行，哪一个不是由权力操控的，谁见过中国公民享受过示威游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

　　是的，底层经常被忽悠、利用、操控、绑架、裹胁、驱赶去作恶，尤其是针对底层本身的作恶（饿死的3700多万人全是底层），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批判和否定“忽悠、利用、操控、绑架、裹挟、驱赶”他们的集谎言和暴力于一身的极端专制权力，孙毅安居然对底层咬牙切齿地喊出“如此本性恶劣的群体，无论遭受什么苦难灾祸，我都不同情”的恶毒的诅咒，他这不是在说，极权专制是最适合底层的吗？底层遭受任何奴役和剥削，都是他们罪有应得吗？

　　4、孙毅安冒充屁民和底层来给自己对底层的恶毒咒骂披上客观公正的外衣对于前一天的帖子招致异议，你表示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说了实话，说出了真相，为了表明自己是客观地、负责任地剖析底层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以退为进地说自己也是屁民，也是底层。

　　这是很低劣的话术，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身份和地位，这里只捡几个含金量较高的：国家一级编剧，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陕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社会分层依据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交往资源、文化资源的拥有状况，综合平衡下来（正高+厅局级国企高管+行业领袖），孙毅安至少处于社会中层，如果把中层再细分为下中、中中、上中的话，孙毅安妥妥地处于上中位置，2021年中国人口为14.126亿，孙大抵处于14亿人之上，这样的人跟一个农民工和一个月只拿百把块钱养老金的老农民，同处于社会底层？你的编剧才能果然并非浪得虚名，怪不得成了国家一级编剧！

　　5、孙毅安用底层之恶把政府的地板洗得铮光发亮孙毅安接著说，底层的恶有很多表现，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村民疯抢翻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货车；老人不幸摔倒了，好心人将他扶起或送医，老人一家会把好心人讹到怀疑人生；深圳两岁多的小悦悦在疾速行驶的车流中仿徨无助半小时，无人伸出援手，最终被汽车碾死……哪个政府部门发文让你生产地沟油了？给未熟的水果喷催化剂和色素，难道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技术指导？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是怎么产生的？注水肉是天然长出来的？河北一个县饲养的羊，都在饲料里加瘦肉精，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民以食为天，可是市场上苏丹红，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胜防。如今哪个人的食品是安全的？这是政府大力提倡并提供技术支持造成的吗？开启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谁，谁在做恶？

　　孙毅安最后再一次强调：底层的恶超出想象，底层的凶残，难以想象。这个真相没人说，只好由我来说；此刻我有点像当年武汉的艾芬医生：老子到处说。

　　瞧瞧，孙毅安倒成了敢说真话、揭露真相的英雄了。

　　底层这么大人口基数，要说没有大量恶的现象，那也是不客观的，无论是谁，指出这些恶的现象，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的问题是，你只字不提中层之恶，更不提上层之恶，只字不提在等级专制制度中，底层、中层、上层各自之恶有大小、主次、源流之分，从上到下，依次呈现出由大到小、由主到次、由源到流的分布态势，你进行抓小放大、突出次要忽略主要、扬其流而藏其源的选择性批判，你就是有意无意地转移人们对来自上层的权力之恶、制度之恶的追究，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公正，并且也是无效的批判。

　　你提到的那些恶劣现象，的确有些来自于底层的贪婪，但制度的原因，诸如公权力的不受制约与官商勾结、低人权低民主低福利低环保的掠夺性开发经营模式、法治的缺位等等，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在这个制度中获利最大的上层和获利较大的中层当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对彭宇案的一个荒唐判决（“不是你推倒的你干么要去扶他”），比一万个冷漠的路人更加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钱权交易庇护毒食品毒药品二氧化碳排放、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给受害者公道和赔偿，是大面积假冒伪劣的主要推手，更何况，那些表面上由底层劳动者操作的违法勾当，背后都有一个通到上面去的利益集团，底层劳动者只得到一份可怜的糊口工资而已。

　　对于你的这种曲辩和洗地行为，鲁迅先生说得好：“倘使对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6、孙毅安对“底层之恶”的大张挞伐，原来只不过暴露了“中层之恶”而已前面说了，孙毅安当然不属于底层，但也很难算是上层，他属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包括知识/技术/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中下层公务员，连同家庭附属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0%左右，大约3亿人。这个阶层的历史进步意义、历史之善和伦理之善，我们先不在这里表彰，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历史局限性、历史之恶和伦理之恶。

　　它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先天不足，对权贵官僚阶层有严重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必须充当权贵官僚的白手套；它后天发育不良，随著党对经济的控制收紧、国进民退以及经济本身的下行，它呈现出萎缩的趋势，在其经济和政治的主体性还没有发育形成前它就萎缩了，数量上也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占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规模。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它本能地具有把来自上层的掠夺和压力转嫁到比自己弱势的底层劳工和贫民身上的趋势。它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向上层争取权利，又想保持住自己的那份利润和利益，于是利用一些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话语，向底层进行意识形态洗脑和进攻，一方面为自己的剥削行为提供正当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对底层进行污名化，使之不能形成争取自己权益的历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上的意识和自信。这就是这些年来不断出现的素质论、牲人论、暴民论、民粹论、文化决定论的社会心理背景，而孙毅安们的底层之恶论，就是一个最新的、伦理学形态的版本，由于孙毅安特殊的“个性”、“男性气概”和“勇武精神”，这个伦理学版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对于底层的歇斯底里的深仇大恨的程度。

　　“中层之恶”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欺下媚上！恃强凌弱！

　　（2022.1.18）

　　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引爆了哪层之恶：对思想者沙龙一场讨论的梳理和评论之二

    王江松执笔

　　二、思想者沙龙群由孙毅安言论引发的第二轮讨论郭学明：底层是十亿人左右的群体，存在这个群体共有之恶吗？底层之恶是一个全称判断，能禁得住证伪吗？法官中有恶法官，可以定义以法官群体全称形成“法官之恶”的概念吗？企业界有黑心老板，可以据此定义“企业家之恶”的概念吗？三年三班有几个学生考试作弊，可以据此定义三年三班之恶吗？精英中出了张维为，可以得出“精英之恶”概念吗？把社会中最大群体中个别人或部分人的恶说成整个群体之恶，这是“底层之恶”概念不成立所在！每个阶层都有恶人恶行，但不能株连扩展到整个阶层！只有党卫军褐衫党契卡红色高棉这样的邪恶组织才可以全称判断为党卫军之恶！法西斯之恶！契卡之恶！红色高棉之恶！我反对江松教授说底层之恶现象存在的说法，请您举个例子给我，哪种恶是底层全体领属的恶！底层之恶说是对亿万善良底层人的侮辱与轻蔑。

　　YU：郭老师：别激动。您说的都有道理。你昨天也问过“底层之恶”是不是全称概念、是否成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它是否是一个全称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如果是全称概念，那它肯定是错的。别说“底层”这个群体了（有相当多的善良人），就连党卫军、法西斯、契卡、红色高棉里面都不乏少量好人。只有把“底层之恶”当作一个非全称概念（即“存在于底层中的恶”，而不是“底层人均恶”）来理解，这个概念所表述的现象才是基本属实的（江松兄与多数人说的，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才值得进一步探讨（现象的实质——是否底层独有；现象的根源——人性、文化还是制度）。

　　如果把“底层之恶”理解为“存在于底层的恶”，它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先姑且不讨论是否底层独有及其根源）。底层人中固然有很多善良的人与善行，也有很多恶人与恶行。我们老家农村，我从小就见过很多两方面的人与事，有的可追究到制度根源，有的则比较难，说起来话太长。

　　郭学明：那么，就应当说“存在于底层人中的恶”，而不是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单单建立“底层之恶”概念，突出“底层之恶”。都是学者思想家，又不是不会语文，又不是没看过波普尔，为什么不能准确表达！事实上，一些精英的表达也具体指向了整个底层！过去，江总接见外国记者说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是人民素质还有待提高，现在，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精英讨伐底层之恶，异曲同工！“底层之恶”说的实际效果就是让人以为存在一个底层而不是底层个别人部分人的独有固有的恶！唤起对底层憎恶。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哪些恶是只有底层才存在而其他阶层没有的恶？请教！

　　YU：这个很难说。我的初步判断是：根源都是人性之恶，有的被不好的制度所放大。这些恶，在底层有底层的表现，在高层有高层的表现，可分别称为“存在于底层的恶”、“存在于高层的恶”，近似简称“底层之恶”与“高层之恶”。啊呀呀，与郭老师这样认真的辩友，进行这么严格的讨论，一步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错呀。

　　在底层有底层的表现，在高层有高层的表现。底层之恶在很多情况下是高层之恶带来的（譬如防疫）。但话又说回来，很多高层之恶也是底层之恶成就的（没有他们那么怂包，高层能那么威风作恶吗？）就像那些没领到菜就高叫、领到菜后就“忏悔”的怂包，看著都生气！当然，我对底层怂包的“怒其不争”，没有对高层坏人的痛恨那么浓烈。

　　张千帆：整体主义命题从来是错的。一切概念都必须能够被降解为个体，或以个体为基础，否则就在耍流氓。不同阶层的恶相互放大恶性循环。

　　王玮：@YU?把底层之恶解成底层中存在的恶，是标准的偷换概念。显然不符合汉语语义学对词义的逻辑限定。底层之恶假定了一个特定的底层人群，这个人群有一个特定的恶的属性，这个意思明明白白，不能随便曲为之解。这里隐含了说话者的歧视，轻蔑，排斥，也隐含了自居为上层人的傲慢，自满和得意。这是不能不查的。

　　郭学明：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把底层人的恶都列出来，再减去其他阶层都有的，剩下的就是底层独有的。

　　我先列一些抛砖引玉，不一定对：偷东西、掏包、哄抢、狐假虎威、自己摔倒赖救助者、假摔讹钱、仇富、盲从……我就想讨论清楚，只有底层存在的恶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有多严重，讨论一次问题就应当搞清楚。

　　JIAO：偷东西、掏包（底层小偷小摸属于盗窃，上层贪腐也属于盗窃，是大盗）、哄抢（底层民众哄抢翻车的货物，上层通过权力瓜分一些国企民企资产）、狐假虎威（底层上层都有）、自己摔倒赖救助者（底层讹诈某个个体，上层以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讹诈或绑架民众）、假摔讹钱、仇富（底层仇富，上层意识形态既仇外也仇视蔑视底层）、盲从（底层爱盲从，上层也是如此，官员不仅盲从，且当上有所好时，还下必甚焉）……以上列举之恶，无一没有上层之恶的对应物，不同的只是危害更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拎出所谓底层之恶讨论的意义何在？

　　刘中岳：如果没有底层所独有的或发端于底层特殊人性的恶，就推翻了“底层之恶”这个概念（标签）。

　　吴祚来用“附庸之恶”代替“底层之恶”，感觉比@德州老刘 说的“乖巧之恶”更贴切，也比我说的“卖身求荣之恶”更简练。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底层之恶”这个词用的非常不准确，不恰当，作者还进而把“底层中存在的恶”标签为底层所独有或普遍的现象，就更不应该了。

　　JIAO：平庸之恶，要比所谓底层之恶的概念更有分析的价值；底层之恶，也不如底层互害更有分析的意义。

　　所谓底层之恶，是一个伪概念。除非把贫穷当成一种罪恶. 因为贫穷，确实是底层与上层最明显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更包括权利上的贫穷。尽管在党国，所谓上层也存在权利贫穷的问题，但底层则是权利角度的赤贫。

　　郭学明：继续做加法：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批斗知识分子、红卫兵、武斗、批斗黑九类、农村管教黑五类。

　　JIAO：这些都是上层之恶，极权政治之恶，底层属于被裹挟的从犯，有些民众则是受害者。

　　郭学明：底层之恶是近几年来一些精英特别是保守主义者诋毁底层反对平等价值观的恶意满满的概念！

　　JIAO：提出所谓”底层之恶”的人，有责任为其概念进行定义，如郭学明所提到的问题，列举一下有哪些恶可以称之为底层之恶。 这类恶是出于人性本然还是制度环境使然。提出此概念的意义何在。 是一种有别于平庸之恶的新概念发明，还是对于底层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或者是对底层没能觉醒起来当炮灰为将来自认的上层们铺就摘取转型桂冠道路的不满？

　　王斌：本群有个90后女孩关于我们底层作恶的讨论有一篇颇深刻的哲学性表述，估计她怕得罪人，故只发在她的朋友圈，我很想转过来，但怕人家不同意，便忍了。这女孩以域外之眼看我们，及中国问题，厉害！

　　王斌应大家要求转过来@Laurel 发在微信圈的帖子：有主张人性恶的，有主张人性善的，明确主张人性善的，如孟子，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者，近代的卢梭，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人性恶的，像荀子，亚里士多德，以及基督教，近代的霍布斯，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等等。这样的主张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预设性，既然是理论预设，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现实，它们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事实支撑，但其本身并非就是事实陈述，命题的提出者本人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超然性。作为人性论的预设，它们当然是全称命题，这跟声言“底层之恶”是完全不同的。“底层之恶”作为一个命题其问题根本不在于它是否是个全称命题，而在于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恶的，是充满了恶的。首先什么是底层？谁是社会底层？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是在公权力链条上所处的位置吗？是完全无权者吗？是一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吗？是经济决定论吗？是按照社会财富占有量多少来划分吗？不管按照什么标准，人类历史上还有比耶稣基督更底层的存在者吗？那些原始基督徒哪个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并固守于这个底层？他们都是底层之恶的化身吗？其次，凡是提出“底层之恶”的人本人就是恶的，他们骨子里充满了恶毒。他们的恶首先在于他们把自己摆在了生物链的高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底层。这是傲慢。他们究竟来自何处？谁给了他们非底层的位置？这个非底层来自于什么？社会地位？财富？知识？受教育程度？最后，提出这种邪恶概念的人多半是某些麻木的良知残缺的伪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堕落的群体，尤其是在近七十年的中国。凡是他们认为恶的，多半恶不到哪里去。他们是一个最缺乏思想的群体，是离思想最遥远的群体，也是一个最丧尽天良的群体。

　　另外，“底层之恶”这个命题中的恶所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泛泛而言的人性恶之一般的形式的恶，这个恶是有所特指的，比如某些根深蒂固的恶，某些粗鲁的恶，某些直截了当的恶，某些赤裸裸的恶，且不去说这样的恶比起那些所谓的非底层的遮遮掩掩的经过多重伪装的各种处心积虑的恶是否是更小一点的恶，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底层之恶是本源性的，还是非本源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因呢还是果？这些伪知识分子嘴里的底层之恶是否只是应对统治者的邪恶被逼出来的应对手段？也就是说这种所谓底层恶只是邪恶的统治者之邪恶所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些动辄声言底层之恶者不是变相地向统治者递投名状吗？

　　王江松：读后感兼答郭学明诸君：这位年轻学者好生了得，同意王斌兄对她的评价（本来我是向大家推荐郭学明老师针对孙毅安们的“连环之问”的，没想到风云突变，郭老师直奔我来了，好像我这个孙毅安的激烈批判者瞬间成了他的同伙了，因此有必要认真回应郭老师的质问；更有趣的是，郭老师是一个同情、尊重、善待劳工的良心企业家，而我是一个劳工学者和劳工公益志愿者，因此我们之间的争论，有点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如果“底层之恶”这个概念专门针对底层而言，我也是坚决反对的，事实上，孙董孙大编剧的文章在本群一露头，我就近乎本能地予以坚决否定了。但我坚持认为，作为现象描述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同时还存在“中层之恶”、“上层之恶”，它们构成等级专制制度之恶的三个环节，而且就恶之大小、主次、因果而言，上、中、底层不可等同视之。这种伦理学上的分层，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分层，是有价值的，对我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具体分析在等级专制制度链条上不同阶层之恶的特征，有的放矢提出纠治之策，而不是停留在对一般、抽象的“人性恶”的泛泛的谴责上，这反而模糊了不同阶层应负的具体责任；（2）承认底层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境遇，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恶行恶德（仅仅具有概率统计意义，并非每个底层人都具有，当然也不是先天的和不可更改的），是直面问题，而不是护短甚至搞底层崇拜，这对于像我这样长期为底层发声和维权的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有效抵御来自上层和中层把我们污名化为讨好底层的民粹主义。

　　当然，如果有学者能够证明“底层之恶”、“中层之恶”、“上层之恶”纯属多余的概念，我也乐于用奥卡姆之剃刀，一刀除之，而无憾焉！

　　YU：同意江松兄的基本观点以及您与郭老师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占全喜：@王江松?同意你的分析。补充一点，@郭学明?老师多次在群里提醒大家做加法和减法来分析有没有专属于底层的恶，至今没有一位群友，也没有看到一位群外网民举出一例底层特有的恶。支持“底层之恶”这一说法的也仅仅是认为“底层存在恶”，并没有说“中层、上层没有这种恶”，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底层之恶”是一个伪命题。但“底层之恶”作为一个词组，文人要使用那是其自由。好比《丑陋的中国人》里的丑陋也不是中国人所特有。所以“中国人之丑陋”也是一个伪命题。但并不妨碍《丑陋的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

　　YU：这是王斌老师特别欣赏的那位90后外国美女的帖子？（1）首先，我想高度肯定她的汉语表达能力，以及凌厉的辩论风格（苏格拉底式的诘问）——这方面我认为她已经跟我不相上下了，远超我在那个年龄段的多水平。是个难得的人才！（2）但我想指出的是，她的认知是很偏激、强词夺理，而且很不友善的。随便指出两点：第一，她连“底层”这样的事实描述概念都要否定，没有丝毫道理。她说的以经济、政治地位来判断社会分层，其实都是可以的，为啥要反对？如果因为同情底层，就连这个概念都不让用，那必须换成“待中层”之类的概念吗？政治正确是否太过头了？她甚至认为使用这种概念本身就是“恶”的。这就不仅观点极端，而且对观点不同者充满敌意，很不好。第二，她将所有提出、认可“底层之恶”这一概念的人都定义为“骨子里面充满了恶毒”、“麻木的良知残缺的知识分子”、“最堕落的群体”，如此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江松兄甚至您王斌兄都囊括进去了，至于这么绝对吗？我前面已经说明了我对这个概念的宽容理解（存在于底层的恶行——如果连这一点也要否定，那是否对底层的同情变成溺爱了？）并说明了这个概念不排斥推究“底层之恶”这一表象的深层根源（制度之恶、高层之恶）。即使她不认可我们这种观点，但至于这么给我们扣这么狠的大帽子吗？至于这样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挥舞道德大棒，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这是一种理性观点与良善讨论风格吗？否！这才非常接近恶。（3）综合上面两点，我认为这个小姑娘有点儿类似于王庆民小朋友，有天才，但可能会朝极端化的愤世嫉俗方向发展。我认为王斌老师您不应该过于褒扬她，而应该与我们这些成年人一起，好好指出她的问题所在，“调教”一下她，把这个好苗子培养正了，不要长歪了。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故意挑刺。

　　占全喜：我来为@Laurel?美女辩护一下。她激烈批评的“底层之恶”一说大意是“底层充满恶”，而不是“底层存在恶”。至于底层如何划分，仁者见仁，“底层充满恶”之说显然对“底层”充满鄙视和敌意。就像成龙说的那样：“中国人需要管”也是对中国人充满了恶意一样。

　　YU：我们要同情、理解底层，但不意味著我们要无视底层存在的问题（即使不是他们独有）。否则，我们要么是掩耳盗铃，要么是“溺爱”他们（尽管“溺爱”这个词也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JIAO：她反对的是”底层之恶”的概念，而非”底层”的概念。余先生由误解开始，那么批判的箭头射中的就只是一个稻草人了。

　　就是这位姑娘、郭学明和我分别提出的关于”定义”的问题。提出”底层之恶”观念观点的人，有责任为自己的概念进行定义，即底层的定义；同时也有责任为其所谓底层之恶的的概念或观点进行定义或列举。哪位持底层之恶观念的群友，出来给定义一下?

　　YU：（1）我已经定义过多次了。我理解的“底层之恶”，指的就是“存在于底层的恶行”。它是一个表象，既不表明它只存在于底层、不存在于其他阶层，也不表明它根源于底层、没有体制根源。定义完毕。（2）定义本身就是可以多样化的，没有正确之分，除非是一个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含义很明确的概念。定义是针对概念的，不是观点，也不是论证，而是讨论、论证观点的起点。完毕。

　　刘开明：关于“底层之恶”这个话题，我更赞同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十多年前，敝人主持一个得到世界银行资助的干预项目——深圳拾荒人群互助项目。网络上有这个项目的视频。参加人群全部是来自河南黄泛区的农民，很多人在深圳拾荒超过二十年。有一次我们安排他们在一家三星级酒店培训两天。培训结束后，每个人都把酒店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才走，而且没有带走任何酒店物品。很让我的同事惊讶，我问了其中一个领头的老大爷。他告诉我，他们事先有过约定，一定要把酒店房间搞得干干净净，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们捡垃圾的人。这个例子说明，穷人只要得到尊重，会比其他人更重视社会的期待和规则。

　　当社会充满恶行的时候，就不能指望底层不恶。

　　Cheng Feng：参考一下马克思的思路，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赞美没有妨碍他讨论“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路易?波拿巴的追随者“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JIAO：@Chen Feng?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定部分，并非全称概念。除非你把流氓无产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是流氓。而”底层之恶”之”底层”，是全称概念。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否定底层之恶的说法，并非排斥底层也会作恶，存在底层恶人或底层流氓这样的事实。

　　王玮：对。假定的是一个与底层共生共存的本质。类似于血统论一样的。是根深蒂固的歧视。

　　段毅：底层之恶或底层存在的行为之恶，如果与高、中层就行为的特点相比较是可以区分出来的，相当多的案例都可佐证，这与认知水平，教育程度，可选择手段，得到救济的范围相对低下有关。我办过挺多案子，从心理到行为烈度分析，底层确有简单粗放极端的特点，而高中层在相应事态下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和更多为恶手法的选择。

　　Cheng Feng：站在底层一边和讨论底层存在的问题不矛盾。

　　JIAO：@段毅 您说的，是在表现方式上的不同。那么这些您认为是否跟其它阶层的恶在本质属性或恶的类型上有什么不同呢？

　　段毅：这类分析讨论的意义在于理解社会底层的处境及不平等条件下反应方式，目的是找到改变的方法，并不是在人性角度去证明善恶，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研讨这个太抽象的命题。

　　王江松：针对孙毅安那篇文章，在同样否定此文的群友中，又出现了分歧，一些群友认为“底层之恶”不仅是一个学理上不能成立的伪概念，而且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恶，本身就是对底层的污蔑和诽谤，对中层责任的回避，对上层罪责的掩饰；另一些群友（比如我）认为“底层之恶”这个概念在一些限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底层之恶概念的限定条件

　　（1）它只是一个现象层面的、带有概率统计属性的归纳，而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这个条件限定回应了一些群友的观点：反对把“底层之恶”说成是一个底层所独有的、先验具有的且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的本质的、孙毅安式的概念。

　　（2）它的典型背景和适用环境是等级专制社会，多半不适合于宪政民主法治社会；它不是仅仅针对底层的，因为同时存在中层之恶、上层之恶，而且上层之恶大于中层之恶，中层之恶大于底层之恶。这个限定条件回应了一些群友的观点：反对为底层量身定做一个概念，并且否认中层与上层存在更大之恶的事实。

　　（3）我认为这能够把诚实承认底层也存在一些具有特色的恶这个事实与严厉批判孙毅安们对底层的恶毒的、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歇斯底里的仇恨两者并不违和地结合起来，就像有群友所说的，站在底层一边并不妨碍正视其问题，反对对底层的道德歧视和污名化并不妨碍承认其道德上的缺陷，这反而有利于针对底层之恶作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相反，讳疾忌医不利于底层的发展和壮大。。

　　（4）在现象之归纳层面还可以成立的另一组相对而立的概念是底层之善、中层之善、上层之善，并且，在等级专制社会环境下，也可以做出一个相对的判断：底层之善大于中层之善，中层之善大于上层之善。这可以回应一些群友的观点：底层拥有许多优良的美德，这正是底层克服自身一些恶习的内在根据。

　　2、关于底层之恶的定义

　　作为现象之归纳的概念当然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但要做一个定义，我们还是必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种+属差的定义方法，即首先确认人性有善有恶（我个人以人的自主性、开放性、创造性、友爱性为人性善，以奴性、封闭性、破坏性、攻击性为人性恶）这一“种”，然后加上底层、中层、上层皆有善有恶这一“属差”，这就有了底层之善/恶、中层之善/恶、上层之善/恶这两组概念。这两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增量意义在于，由于各阶层所处地位不同、拥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不同、持有的价值观不同，它们行善与作恶的方式也就不同。

　　这个定义过程并不是前文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即不是从一般的人性善恶推出特定人群的善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普遍（种）加上特殊（属差）的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也就是说，在做定义以前所获得的大前提（人性善恶）本身就是从不同阶层、种族、年龄、性别等等的人群和个人中归纳出来的，作为归纳，永远难以穷尽个别与特殊的丰富性，因而任何一种人性论都带有假定的性质，底层之恶等二级概念，就是用这个一般的概念来概括特定阶层的善恶现象的结果。诚然，这是一个具体经验与抽象定义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里，起点是经验，终点也是经验，概念只是中介和桥梁，而不是先验主义的绝对本质。底层、中层、上层之善/恶这两组概念，既带有人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共通性，又带有一定阶层善恶的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希望这个说明回应了一些群友对底层之恶加以定义的要求。

　　3、有没有只有底层才特有的恶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一切阶层的恶都可以归纳为奴性、封闭性、破坏性、攻击性这几个向度，只不过它们在特定阶层成员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由于底层的生存艰难、逼仄和缺乏教养，他们的一些恶行就显得极其直接和粗鄙，比如抢劫、偷盗、强奸、随地吐痰以至大小便、在公共场所喧哗吵闹等等；中层相比底层拥有较多资源，不太需要用暴力、刑事犯罪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但这并不等于中层的恶就比底层的恶减少了，中层之人借助于更高智力、文化、知识、信息而做出的缺德犯法之事，会造成更大的祸害；至于高层，他们固然不需要自己动手干坏事了，但那只是因为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在干成百上千倍的坏事，最高之恶可以达到国家犯罪、国家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程度。

　　（2）在受压迫剥夺没有上升空间的制度环境下，不少底层人自暴自弃，平常逆来顺受，没有自组织能力和习惯，遇到机会或煽动时又迅速聚齐为横扫一切的乌合之众，结果一次又一次成为可怜的炮灰，他们是社会的底盘和基础，但在近现代以前确实没有制度创新能力；在等级专制社会中，中层之恶主要表现为作为官僚和文化人竭力维护等级专制制度；上层之恶则是利用中层去统治底层民众，使他们永远保持在驯服和奴隶状态。

　　（3）底层人的消极被动性、惰性确实显得比其他阶层突出，例如工作之余和节假日，大量时间浪费于赌钱打牌喝酒闲逛，没有几个人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相当多的人具有反智倾向；相比之下，中层、上层的主动性、扩张性、压迫性比较强，热衷于权术和统治才能的积累。

　　（4）底层人的攻击性、破坏性不如中层尤其上层强，而且更多地针对自己、自己阶层和比自己更弱的人，通常并不针对更高阶层，自己受了有权有势者的欺压，却回家酗酒、打老婆孩子，或跑到学校门口杀孩子、开车碾压路人、炸公交车或把公交车开到河里……相反，中层尤其上层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要活跃得多，而且主要针对底层。

　　各阶层的恶，基于不同的地位、资源、目标、环境，的确各有特色。指出底层之恶大都来源于等级专制制度不是问题，问题是它们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并且严重阻碍这个阶层的命运的改变。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好的制度这些问题就自然会消失了，更何况，谁来给他们一个好的制度呢？历史上，好的制度不正是通过他们的觉醒、组织和行动，在发扬“底层之善”、洗刷“底层之恶”的同时创造出来的吗？

　　4、什么是中层之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甚至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上，都属于这个中层，除非发生像反右和文革那样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贬低，以及经济大崩溃和大饥荒那样的灾难，尽管近些年出现了中层衰退的趋势，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太可能下沉到底层，而会勉强维持在中间状态。

　　中层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对于社会结构的演变发展，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踩著底层和同阶层的人往上爬，跻身于上层，这就必然会加剧底层与上层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另一种是利用本阶层作为中介和桥梁的优势，尽力填补底层与上层之间的鸿沟，在促进社会结构的平衡和优化的同时，也壮大本阶层的力量，最终将金字塔或杠铃型社会结构，改变为橄榄型社会结构。

　　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影响称之为“中层之恶”，而把第二种影响称之为“中层之善”。

　　当代中国的基尼系数高居全世界榜首，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虽然人均国民收入，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实际上，处于刚刚脱贫和贫穷状态的人口还在10亿以上，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中的国家，无一不处于权贵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专制和动荡、族群分裂和社会解体的状况之中。

　　像孙毅安这样的中层，凶狠地诅咒和仇恨底层，把制度之恶、权力之恶、上层之恶，统统栽赃到底层头上，他们或许口头上也高喊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但这一定是遮掩其跻身上层或取上层而代之的阴暗目的的障眼法。他是极右化的中层，他的言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层之恶。

　　很明显 我们需要能够推动社会朝向橄榄型结构和宪政民主的中层，这样的中层是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虽然我们可以相信底层相比中上层在数量上有更多的善，但这种善大都是“平庸之善”，作为社会垫脚石和地基的纯朴之善，如诚实、辛勤、敬业、温良恭俭让等等，而在精神文化创造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创新方面，还乏善可陈。底层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固守在底层，而在于大规模地上升为中层，为此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市场能力、自组织能力、集体博弈和集体行动能力、参与政治进程的能力，而来自中层的良性和健康力量，可以大大地推进这一进程。

　　有两种中层，都可以成为这样的积极推动力，一种是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也希望底层能够大规模转化为中层，为此，他们承认劳工三权和社会保障，甚至愿意与劳工阶级进行政治上的竞争与合作。他们把古典自由主义推进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新阶段。密尔、凯恩斯、罗尔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另一种同样也是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他们已经不是站在劳工阶级对面与之进行竞争与合作了，而是与劳工阶级站在一起、作为劳工的朋友、战友、智囊、专业人员，与劳工阶级一起追求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饶勒斯、勃兰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力量是典型的中层之善。

　　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根本转型，有赖于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中右与中左、宪政民主右翼与宪政民主左翼的竞争与合作，这是最直的正道，其他的道路，在经过许多的弯曲并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最终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202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