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 一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2月09日00:46:3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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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于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台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制試圖限制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制。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制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制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台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台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制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党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制。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藉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衝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闆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裡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制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複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裡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僱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髮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鍾＂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注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制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繫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制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制統治倒台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採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志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制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繫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係，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採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制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儘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志進行聯繫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志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覆。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繫。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干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髒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志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制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儘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制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制，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徵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盪，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制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制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胆，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制控制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制、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制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注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制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衝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慾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制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里，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制？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制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採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制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藉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沉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餘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台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台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採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台高筑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制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麼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制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制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制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制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制。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制”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制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採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制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台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制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制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制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制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制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餘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里，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制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志，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志；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制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制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沉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制”。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抬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制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抬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扎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制的藉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制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制（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制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制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制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矇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制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丑”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制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制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制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注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制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麼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制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台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衝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注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尸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制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尸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制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儘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制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係，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制，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云云，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麼你和你的同志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瀰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制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制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制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制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採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志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志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麼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制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麼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麼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制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覆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制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制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制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制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制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衝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制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徵。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麼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闆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髮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噁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制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丑”，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制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繫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制專制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係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滙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里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制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干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麼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制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係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制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制制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制，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徵。大陸即使要推行限制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繫。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制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複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制、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制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制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制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制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麼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麼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症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台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鬱、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痴呆症，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餘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裡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游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裡游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裡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繫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制的諮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諮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制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制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制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凌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麼稱愛莫能助，要麼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制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制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制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併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採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裡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凌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台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台”，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制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制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污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污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注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制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制商台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台牌照一事並非什麽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彙《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制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台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丑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制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干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制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制港台（時常直言批擊建制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制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制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制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儘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制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制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制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制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制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制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台。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制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制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制度。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穫。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剷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制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制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志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繫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繫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志，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麼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麼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制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制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制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繫，你為甚麼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麼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症、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志，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麼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制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台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制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隻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坂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制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覆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污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制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複零三年董建華 下台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游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台”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制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制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制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制”、“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迴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制制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制”(<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鬥爭。然而，美式制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台，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后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污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制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繫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制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制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制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制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游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繫，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迴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鬆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制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繫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採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制裁梁振英，制裁腐敗的建制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涌涌、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制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藉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制日趨貪污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台。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台”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台，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捲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衝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制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注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制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制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制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制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制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制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沉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制君主制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污，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凌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制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餘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制派的候選人捲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制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制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制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干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制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繫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制。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複，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制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採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制）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制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繫，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台－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採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台，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制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制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志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志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志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讚歌。 在星期天凌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儘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台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徵之一。我們的同志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儘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志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儘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徵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繫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儘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制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凌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制，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志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苟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麼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凌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注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複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麼類型的運動，為什麼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台”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制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制。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制，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採納？ 在9月9日凌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麼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諮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諮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麼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採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制運動的前進發展。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麼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藉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制的政權垮台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台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麼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裡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複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儘管建制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志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制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台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制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涂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制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注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衝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制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范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制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制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餘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制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制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裡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凌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複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採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注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迴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儘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台。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沉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沉，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社會主義行動沉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餘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志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症。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沉，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鍾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志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隻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隻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沉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沉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里，沒有超速。而船隻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沉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隻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制，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制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淨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淨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制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制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制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沉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制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制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制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淨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僱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制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台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制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制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諮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２００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污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游泳。游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污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閒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併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污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台。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志大遊行 今天適逢台灣同志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台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志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台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志婚姻、伴侶制度和收養、多人家屬制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志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志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志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干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制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志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係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志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志全很快受到同志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志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志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儘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諮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制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制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衝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制度所容許。最後，諮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志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制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志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制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制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里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志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志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志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志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志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閒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志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志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志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志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制，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制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志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志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志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志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志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志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范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志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志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志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志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制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繫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制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衝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台灣三方在釣魚島控制權與主權問題上的衝突歷時已二月有餘，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台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採取種種手法聲張台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捲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台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衝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台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衝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斗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衝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注，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注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志撰寫的《中日島嶼衝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衝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台、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衝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衝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儘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複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台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徵和反動的特徵。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儘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斗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制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衝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衝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採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制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姦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隻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范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捲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制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衝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制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甦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姦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制。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衝突上採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志在《衝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制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制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游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制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採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制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餘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採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衝突不斷，被各種專制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制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採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制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採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垮台，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制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制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徵，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徵，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制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係。 而 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志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台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制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徵。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衝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徵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制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制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志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制，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複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制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採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制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志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于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干”？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制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台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衝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衝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闢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污衊，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衝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注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徵，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麼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麼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制當局的專制控制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衝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注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餘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繫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注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志的《衝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繫緊密和抵制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繫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徵）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志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麼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志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採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衝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採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志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麼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制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制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制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制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干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制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台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台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徵。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制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衝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制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餘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志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麼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繫。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志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繫，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繫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譁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干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里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里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台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制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台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制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制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麼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志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台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注。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台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台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台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台灣附屬島嶼，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台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繫起來，其實無視了台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儘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志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制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干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併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託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台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台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制沖繩時，為了鉗 制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制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繫。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併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併”（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併”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制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託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志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台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台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姦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台。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准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志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姦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採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制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制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注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台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衝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衝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衝突無直接關係，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制當局限制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岩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注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衝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制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制，那麼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係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係，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制性右翼政治體制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係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制。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採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係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沉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制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採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係，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係。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制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制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制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志在《衝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坂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衝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台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坂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台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制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制，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麼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繫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徵，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制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制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制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里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採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係。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台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制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注。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制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制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姦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併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徵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台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麼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甦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託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衝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台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衝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台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干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麼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志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併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衝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複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麼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制。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徵，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制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徵。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複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制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制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衝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衝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制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採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抵制日貨？ 陳墨抵制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制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複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制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制，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制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制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制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制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制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制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制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衝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岩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麼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麼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繫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制，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繫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衝突上採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制，我們的同志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繫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僱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在鬥爭里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衝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衝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衝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捲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衝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係中有很敏感的象徵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併台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台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制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里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岩島）的衝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制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制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衝突，控制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污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淨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台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台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台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衝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衝突……而衝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衝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捲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衝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制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儘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衝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制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衝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台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儘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衝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衝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制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繫。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注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衝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坂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興”力量。大坂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衝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儘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注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併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徵。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係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麼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制，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朴鍾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制朝鮮，並間接壓制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隻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複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台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係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併”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朴正熙，其女兒朴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徵。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衝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裡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制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抬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制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衝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繫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制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制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鑑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儘管當局批准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制。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徵，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複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麼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複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繫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衝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徵和反動的特徵。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儘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儘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岩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制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划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制、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制權，以及與島嶼控制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徵兵制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制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衝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制，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制。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制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裡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麼為什麼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台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髒)、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牆，將外藉工人與其餘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制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制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制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剷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制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志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繫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繫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台。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干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繫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鬆散地連繫的階層亦捲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Ｖ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徵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制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制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裡，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制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姦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制“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台。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制，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制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制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制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制，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採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台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注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制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制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制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台”，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裡。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制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台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制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制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民主黨的立法會超級議席議員何俊仁最近在公開論壇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選未能達致共識，會考慮辭職發動公投。2010年民主黨抵制五區公投，2010年進入中聯判就政改方案談判妥協，繼而贊成政府的方案，無限期拖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黨領導層換屆後，當上黨主席的劉慧卿，一直強調與中聯辦談判為正確之舉，可見民主黨背叛之路只會愈走愈遠。今天何俊仁的言論，不過反映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懲罰而喪失10萬票後，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紗混淆視聽，拖延群眾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來臨。溫和派未來即使真的發動公投運動，不會視之為凝聚群眾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挾群眾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將選票作為向中央乞求的請願書。 廿三條換普選很可能成為收編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藥，然而民眾必然會緊記零三年拉倒惡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制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對派。 真正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帶來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眾運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任何條件下反對廿三條國安法，反對禁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示威自由。我們支持普選權的鬥爭，並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現時跛腳的立法會，將資本家的代表排除議會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窮人選舉產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被隨時召回。 香港：二百人遊行要求梁振英扶貧 今天下午二時，多個團體及政黨，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施政報告落實扶貧政策，包括參考國際標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六成定為貧窮線、設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補貼，改善綜援制度（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兒童學習津貼）等。 遊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婦女，其中不少帶同子女參加。大專院校學生也到場支持。主辦團體“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包括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屯門婦女貧窮關注會、同根社等組織，參與政黨則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不同團體帶同標語及橫額表達其訴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艱苦 34歲的林太是新移民，居於天水圍，育有兩名小朋友。她表示，來到香港感到很無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價格甚高，負擔困難，根本無法再花錢讓小孩參加興趣班發掘不同興趣。她希望政府能資助小朋友上興趣班。 同樣是新移民的陳太住在深水埗區，家中包括其丈夫與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於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達$2800！丈夫在酒樓全職工作，月薪$12000，但因為要供強積金，加上食物價格、租金上漲，每個月幾乎不能儲半點錢。她剛升上小一的兒子有需要補習英文，但她與其新移民丈夫沒接受過英文教育，無能力教導，需要再花錢外出補習，但憑家中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她參與遊行，希望政府能幫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歲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區公屋，與丈夫和兩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為外出費用太高，交通費如地鐵、巴士加價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寧願步行兩至三個地鐵站而節省高昂的車費。她與其他受訪者一樣是家庭主婦，因為需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現時物價高企，僅是兩個孩子（幼稚園低班及中三）一個學期的費用便超過六千元，所以正在尋找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她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憤怒，於是參加遊行，希望發聲表達不滿。 駕院馬師傅“巧遇”車禍 1 月29日被駕駛學院無理解僱的資深導師之一馬偉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練習跑步期間，突然被一輛失控鏟上行人路的私家車輾斷右腳腳掌。手術後，情況由危殆轉為嚴重，腳掌成功駁回，但日後的活動能力仍是未知之數。 事發前的同一天，馬偉雄曾接受NOW 電視台訪問，講述自己籌組工會受打壓的情況，並在電話中與行政總裁梁霆鈞公開對質，準備透過職工盟起訴資方無理解僱。 由於駕院打壓工會的醜惡形象深入民心，車禍發生後，極多網民質疑車禍是否與是次勞資糾紛有關。車禍的確疑點重重，肇事司機聲稱，因為被一駕平治房車撞其車尾，以致失控沖向行人路，平治房車更不顧而去，導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場卻發現肇事私家車並無被撞痕跡，現場路面上亦無煞車駄痕，馬偉雄妻子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 在公眾壓力底下，駕駛學院管理層於車禍翌日早上到醫院探望馬偉雄，一改數天前談判時的囂張態度，帶同五萬元體恤金給予馬偉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絕。駕院資方期後更承諾會讓兩名員工無條件復職，會先安排馬偉雄擔任文職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僱師傅何德明斥責公司無良，拒絕復職，就算“乞食都不會回去”。學院市務及傳訊主管宋偉梁表示，重聘兩名員工是“基於人情考慮”，而行政總裁梁盈鈞又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資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壓工會的惡行。 此外，1 月28 日談判時暈倒的練國亦已出院。 年青廚師被拖欠工資 勞工處草率了事 任職飲食業的二十三歲年青人阿豪，自中五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已有五年全職廚師的工作經驗。於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後，轉職至另一家西餐廳工作至今，已經有任職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轉職的原因是因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資接近萬元，到勞工處詢問，職員建議他透過申請索償，取回十八個月的拖欠工資（共港幣九千元），但最後卻遭裁判官判其敗訴，並受到出言威嚇，指若果決定繼續追討，第二堂聆訊的費用將會非常昂貴，意圖阻止其上訴！阿豪為此辭去工作，並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萬元 勞工處索償無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餅，簡稱CPK） 是一間國際連鎖餐廳，全球有超過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職廚師，工作三年，由最低級的助理廚師開始，直至升職兩級後，餐廳總廚向阿豪建議其擔任多一個額外職務，作為培訓師訓練剛入職的新人，此額外職務可在月薪外再多發$500薪金。阿豪答應後，擔任了一年半的額外培訓師，並因此由原來九龍灣的分店轉到尖沙咀分店培訓新人。公司一向的慣例是培訓師這職務從不需簽任何合約，但十八個月來，公司從沒向阿豪發那額外的$500工資，於是他向其上級經理查德問，三位經理曾經幫他追問總廚，但總廚總是再三推卻：“所有拖欠的工資會遲些會一次過發支票給他，不用擔心。”阿豪於是到勞工處查詢，勞工處調查主任了解後向他表示，口頭承諾也具法律約束力，建議他透過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追討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這件事，包括請其經理及店長作證人寫口供、自費索取公司的商標、處理文件等。到了聆訊當日，裁判官用數分鐘聽完阿豪講述事件經過後，一句也沒問過作為公司總廚的被告，就對阿豪破口大罵：“口頭承諾唔會計數，唔好以為你有幾個人寫幾封信就得！”還出言相嚇：“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費用）好貴架！”聆訊居然不夠五分鐘便結束了！ 聆訊終結後，阿豪與被告被請到和解區，和解員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訊費用將會非常高昂，勸阻阿豪上訴。由於第一堂聆訊是免費的，阿豪自己根本無法負擔以後的堂費，聽到裁判官的判決後已經感到非常灰心。 “調查主任、個官、和解員三人分別同我講如果再上訴會好貴，慫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個調查主任話口頭承諾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請索償，我花左好多時間、精神、洗左千幾蚊，法官一句話口頭承諾冇用就咩都冇曬”。喪失萬元的阿豪對判決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會有任何法律常識，勞工處要我們靠自己去找數據，根本沒有幫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馬虎，只系想儘快了結件事。” 強制性無薪“落場”時段 變相加班無補水 阿豪表示，飲食業大部份餐廳都有一“落場”慣例，如他在CPK工作時，月薪$8500，理論上公司規定每位全職員工每天工時九小時，但必須於中段時間“落場”，即是不計薪的休息時段，工作時間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五時半至九時半，而中間落場的三個半小時不計薪，這包括員工午膳時間。用膳時間不計薪這種剝削員工手段，大家樂兩年前也嘗試過，但遭到群眾發起罷食抵制運動才收回。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家為求將利潤最大化而剝削員工，節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繼續解釋，在餐廳客人多的繁忙時段，原本的休息時間也可能隨時失去，在落場時段也需要繼續工作，變相是加班而不會補回工資！ “因為隨時要繼續工作，員工連食飯也沒有固定的時間。”阿豪無奈表示，飲食業多數情況都是一樣。 工人階級需要戰鬥性工會 挑戰資本主義制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剝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揭露政府勞資審裁處之虛偽，表面上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見，勞工處將工人的投訴案件草草了事，實際上其角色是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只不過是藉助不公平的法律遏制工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站在資方角度儘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對香港服務業主導的職場環境，財團實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約大行其道，令工會尚未緊密連繫至青年工人階級。但隨著青年政治意識的激進化，青年群眾運動將會蔓延至有意識的青年工人。改變需要透過抗爭獲得，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呼籲工人積極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捍衛自己的權益，挑戰現時的剝削制度。需要以抗爭意識武裝工人，並將之組織在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的旗幟底下，以爭取基本的工人權利（如追討拖欠薪金）為開始，並要求設定標準工時40小時、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40元的水平、爭取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工人起來抗爭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對不民主政制的最大挑戰。 香港：嚴重的環境污染及破壞 要講地球的環境及資源如何被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破壞得體無完膚，起碼要講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講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鐵至反對龍尾人工沙灘的抗爭，環境破壞及地產霸權的禍根，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抗爭，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 龍尾生態災難 利潤發展不離官商勾結 政府嘗試強行於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沙灘，動用二億八千萬公帑，讓地產商將龍尾發展成旅遊區。無論是否住在大埔區的居民均一致反對，十一月首三千群眾在政府總部外公園集會，要求政府撤回計劃。 連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也公開撰文，懷疑龍尾人工沙灘計劃涉及利益輸送。他表示，由政府委託的環評報告用了近兩年時間，只發現三十多種生物，並指龍尾屬低生態價值，而業餘團體僅用了三日，已發現二百多種生物，包括全港罕見的管海馬（國際瀕危的二級受保護海洋生物）。 事實上，龍尾一帶早已成為財團牟利大計的囊中之物，將該區樓價推得更高。而李嘉誠早在桐梓開始巨型觀音像的工程，其鳳園的豪宅項目亦在進行中。兩間地產發展商德豐及偉都集團將在龍尾隔壁興建水療度假酒店。 龍尾方案在由建制操控的區議會中獲得通過，大埔區24名區議員中，9人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成員，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 龍尾的人工沙灘毫無疑問將是一場生態災難，需要的是群眾抗爭，連繫至民主及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才能避免未來更多的自然生態再受破壞。更多關於龍尾抗爭，請見由左仁撰寫“反對人工沙灘”一文。 高鐵、新界東北、龍尾：為誰發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東涌填海計劃、高鐵，都是政府為資本家謀利的種種政策，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家園、多年謀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東北發展，主力興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場等，為了更進一步引入內地資本，興建富豪城鼓勵投機炒賣。政府於07年提出計劃後，一眾地產商已開始在區內買地。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大量農業的農地（約400公頃)，以及本地鄉郊產業（工業、物流、傳統製造業），都會因為此計劃而徹底消失。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深受市民歡迎的西貢大浪灣，於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團主席魯連城以1,600萬元收購十萬呎土地興建私人別墅，沙地被推平、樹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眾強烈反對，並成立“大浪西灣關注組”，到長沙灣政府合署門外示威，社會主義行動亦是其中一員。 由於群眾抗爭，政府受到壓力，最終承諾將77幅位於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納入保護範圍，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護。直到2012年10月，漁護署才宣布將落實把17公頃的大浪西灣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指該處自然資源豐富，有一個沒污染的天然海灘、林地、溪流及茂密紅樹林。事實上，大浪西灣事件只屬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顯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個自然風景地區遭到破壞。 香港環境污染及破壞問題存在多年，並由於官商勾結利益龐大而糾結複雜。政府同於10年強行通過高鐵項目，僅26公里的高鐵斥資669億，為全球每公里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高鐵穿過三個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環境及僅有的本地農業，同時強行迫走菜園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壓反高鐵集會，可見新自由主義政府犧牲環境及人民利益，為建築商利益保駕護航之真面目。 機場第三條跑道 嚴重威脅中華白海豚 政府計劃花費1,300億元公帑，於機場建設第三條跑道，將嚴重威脅白海豚的生存。事實上，在短短8年間（2003-2011），大嶼山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已經劇減一半，由158減至78條。 有人經常講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核心價值沒有地域之分，只有階級之別，政府及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社會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誠及四大地產商等財團的豐厚利潤；而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勞動者，亦即是工人階級，我們是屬於社會上的99%，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99%一樣，我們要的都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續發展，住屋權利、醫療、教育、以至是共享這個世界的天然資源－這包括最基本的空氣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氣污染致死 *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 香港空氣污染嚴重眾所周知，原來香港的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香港大學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氣污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氣污染喪生。 本港車輛排放問題惡化，許多高污染車輛仍在路面行駛，而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車輛密度屬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貨車和巴士是道路上最嚴重的污染源，共產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污染物質。約1/3的商用巴士和貨車，117,000車輛當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地產霸權賺到盡 屏風樓加劇空氣污染 資本主義下，房屋瘋狂的投機炒賣使地產商興建愈來愈多高樓大廈及屏風樓（即接近“一”字排開，高度密集的樓宇），造成熱島效應，城市內的空氣流動減弱、氣溫升高、加劇地區性的空氣污染問題。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個樓盤屬屏風樓，屏風樓能令更多單位享有更佳景觀，使單位價格更高賺取更多利潤，但卻害了區內其他住宅居民，加劇空氣污染。 香港：吝嗇的財政“騙”案 曾俊華的第六份財政預算案在二月尾發 表，預算案一貫既往的吝嗇哲學。除了一些司空見慣的“派糖”措施（電費和租金減免），這只是政府在坐擁大量現金的情況下細小的零錢，這份財政預算案仍然無 法幫助草根工人、年輕人、窮人和不斷增長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 的前一個星期，女士們受此預算案的打擊卻是最深。 南華早報訪問一名女建築工，她月薪一萬元，需要照顧患病丈夫和兩個兒子，她的心聲基本上代表著廣大民眾：“我感到失望…我認為今年與去年一樣，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華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開實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撥款$330億作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比起去年800億的一半還不如。減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經濟危機，香港去年GDP只緩慢增長1.5%。此外，政府援引歐洲破產國家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臘等國債台高築，繼續拒絕承諾實 行全民退休保障，縱使這是最有效減少城市貧窮的措施。 這位忽然中產的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650億的盈餘。650億有幾多？ • 650億港幣幾乎是政府在醫院和保健一年開支的1.5倍。•這是連續九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政府年年預料財政赤字，今年亦如是。這究竟是錯誤的計算，還是假裝財政困難，以欺騙市民？• 在錄得多年的財政盈餘後，政府有多達7,340億的財政儲備，等於政府23個月總共的開支 隨便訪問街上一名市民，問他財政預算案需要什麼，可能會有以下回答：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超過十萬個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總資產有15,810億港元。根據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誠的財富上升36.4%至2,330億港元。其他財閥財富也增加了數以百億，例如貪污而被補的新鴻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產的李兆基。 財爺扮中產 曾俊華月薪為$368,220，高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卻不知恬恥聲稱自己是中產，所以也明白社會上的問題。其後，他更辯稱中產是“生活態度”，由於他喜愛法國電影和茶，所以他和中產人士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分別。 可見，政府是如何脫離現實，低估反抗情緒的高漲，而其所服務的商業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棄的梁振英（民意現落至27%）任內的第一份預算案，清楚顯示新政府不會將政策轉向“民粹”方向。我們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預算案沒有帶來半點改變。 政府對於廣大民眾要求聽而不聞，是植根於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香港半獨裁政治制度。這個財政預算案只會增加人民的憤怒，令更多人反對服務1%的富人，兼 且沒有民意基礎的不民主政府。現時制度的設計是用來排除群眾的聲音的，所以反對這些政策的抗爭將會連繫到民主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是在全球50多個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為其一員。我們組織年青人和工人鬥爭，反對資本主義，並主張以 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我們為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奮鬥，為多數人提供政治聲音和組織力量。如果你忍夠了今天的腐朽制度，加入我們，並為以下戰鬥： 公營的全民退休保障，與最低工資的水平掛勾 香港：罷工！支持貨櫃碼頭工人抗爭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約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罷工，在六號碼頭閘口示威，並沖入貨櫃碼頭示威，然後組成人煉阻擋貨櫃車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號碼頭大部分行車通道，但留下一條通道讓貨車進出。現時八號、九號和十號碼頭基本上停止運作，有效降低碼頭的運作效率。隨後陸續有更多工人自發參 加罷工，晚上約一百名工人和學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約三百名工人在碼頭遊行，高呼“罷工！撐到底”、“加人工”、“永豐可恥”等口號，進取地呼籲其他碼頭工人響應和加入罷工。另外有五十名大專生到長江中心門外向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抗議。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為全球最大型的貨櫃碼頭經營商，擁有四號至七號和九號泊位，並與中遠太平洋合資經營八號兩個泊位。公司最終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 由 於工人長期受盡剝削和壓迫，這次罷工在農曆新年前已經開始蘊釀。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碼頭髮起抗議。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工聯會）跟和黃旗 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開了閉門會議，達成所謂加薪5%的“共識”。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發工人憤怒，成為罷工的導火線。 薪金低 工時浮動 現 時大約300名工人進行罷工，分別屬於永豐外判商（八號至十號泊位）和現創外判商（四號、六號和七號泊位），占全體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 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諾時薪增加3元。HIT推卸責任，指外判工人並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會負責，又否認工人十年來沒有加薪。事實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給判頭，工人完全沒有受惠。 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 工資，前年工資更由日薪（24小時）1,480元減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參與罷工的布先生怒斥：“我們不能再忍受剝削，資方抹黑罷工 是勒索，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現在資方承諾只增加5%工資再加送什麼禮物，簡直是侮辱我們。” 碼頭不分晝夜運作，工人連續工作24小 時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需要工作48小時以至72小時。由於早年公司將每天5-8更的制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為浮動，不少碼頭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時隨 傳隨到，有時因為沒有貨櫃船停泊而連續十六時沒工開，有時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嘆道：“…就像賣身給公司。” 工作環境惡劣，工傷頻頻發生，即使八號風球亦要如常工作，並需要人手吊繩固定貨櫃，極度危險，甚至有工人指曾經有貨櫃倒塌傷人而無人知道。理貨員郭生表示：“休息室沒有冷氣，沒有自來水，老鼠昆蟲又多，環境比天橋底更惡劣。我們要自己湊錢購買物資。” 資方還擊 準備鬥爭 資方發動全面的攻擊破壞罷工。不少工人曾經受到經理恐嚇，指若果參與罷工將被解僱。此外，判頭臨時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資格的臨時工，不惜一切破壞罷工。 為了長期留守抗爭，工人現時在六號碼頭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資，包括帳蓬、地墊、衣物、飲品等。 現時公司派出保安嚴陣以待，打壓集會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卻反過來抹黑工人與保安爆發衡突。資方要脅海事處與警方介入，工人必須準備加大動員和宣傳能力，抵抗暴力清場和政治打壓。 社 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包括所有工人時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調整、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我們主張民主公開的工人運動，任何與資方 的談判必須公開透明，並號召所有支持罷工的團體參與行動，確保所有團體的宣傳和言論自由。工運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碼頭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社會主義行動訴求： 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 立即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制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黃集團，公共擁有碼頭業務，由碼頭工人控制和管理 資方打壓升級 碼頭工人需要還擊 法院可恥！禁制令是為李嘉誠服務的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罷工現場及募捐街站派發的傳單： 碼頭工人的罷工展示了工人鬥爭的決心，罷工人數至今有增無減，葵涌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癱瘓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損失約600萬元。在碼頭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間發現掌握著碼頭控制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闆李嘉誠。 工 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工資，現時日薪（24小時） 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工人受盡超額剝削，最終持有人李嘉誠實為可恥。 碼頭公司竟然指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因此不用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見外判制度是讓公司推卸責任的制度。 罷工引來外界政黨、工會、社運團體以至普通民眾洶湧而至的聲援，大量物資和捐款鼓動工人的信心，可見罷工是爭取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這場壯大的運動已為香港工人鬥爭史寫上光輝的一頁。 禁制令 – 工運廿三條！ 和 黃集團說罷工工人並不是直接受僱於工人，因此不會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稟法院申請禁制令的，卻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見資方是何等虛偽！李嘉誠寧願花 錢請大狀申請禁制令，外判公司寧願虧損數以百萬元，都不願意滿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訴求，可見資方視工人為敵人，視這場為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法 院的禁制令根本是資本家的工具，用來打擊碼頭工人的罷工。四月一日禁制令頒布當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資本家鎮壓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勞資衝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錢人和資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萬，幾乎是碼頭工人一年所賺的錢。他們當然是用老闆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權不能凌駕私人業權”，可見法院的最終任務是保護有錢人的財產，而非大眾的權利。 禁制令打壓工人基 本的民主權利–罷工權，破壞香港的民主權利，禁制令簡直就是工運廿三條。各國政府以專制手段打擊罷工，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例如，在2010年，英國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頒布禁制令。在2011年，美國威訊通信取得禁制令，打壓45,000名工人的罷工。本年年初，希臘政府頒 布戒嚴令，勒令渡輪及地下鐵路工人結束反對減薪的罷工，這法令是70年代時期專制政府打擊罷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會都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因為攻擊工會權利等於攻擊民主！ 行動升級 抗爭到底！ 禁 制令頒布之後，工人被迫撤出六號碼頭閘口，激起更強烈的反抗情緒。現在我們要將行動升級，呼籲其他行業的工會、工人和大眾聲援，並向法院進行抗議，揭破其 階級歧視的本質。資方利用法院打擊罷工權的手段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申請新的禁制令去對付碼頭工人，在未來甚至對付其他工人。禁制碼頭工人，等于禁制全 體工人階級！我們需要各種方法還擊，例如在4月5日雙方再出庭應訊時，動員工人和聲援者到法院外抗議，可以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工人階 級需要以集體行動和團結聲援，抵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法例，贏取更廣泛對罷工的支持。現在六號閘口被迫清場後，鬥爭有必要有進一步的形式。我們需要群眾糾察 隊，這是對法院禁制令最有力的還擊。數以百計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糾察隊在過往很多鬥爭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關鍵的出入口或交通。群眾大會可以用來以投 票方式決定鬥爭策略，並組織和吸納大量聲援者，讓工人的意見得以傳播。糾察隊亦用來應付警察騷擾和打擊，維持罷工現場的秩序。在資方的攻擊升級之際，警察 之後很可能會逮捕工人，或者動用流氓騷擾罷工，糾察隊的角色是猶關重要。 雖然碼頭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條文上與資方角力，但工人的戰場始終在於鬥爭本身。碼頭工人罷工要徹底成功，必須要繼續強化組織力，進而擴大罷工規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轉外判 李嘉誠再向工人宣戰 有指資方準備向被解僱的一百名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現在是整體工人階級向外判制度反攻的大好時機，如果今天工人錯失反抗機會，外判制度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是當務之急！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如火如荼之際，和黃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淪為眾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組車隊計劃”威迫利誘工人轉去自僱人士，要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為期兩年的送水服務合約，又發放“特惠金”給工人所謂“自組公司”。同時，拒絕的員工則經常被調派偏遠地區送水。這實際上是將工序外判，利誘並分化工人，瓦解工會的力量。 和黃集團的零售業務2012年的收益總額1486.26億港元，而工人則每日需運送約30,000桶蒸餾水，占全港大約50%的辦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於本年年初已經開始蘊釀，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職工會員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業邨廠房外抗議，舉著“反外判”、“名為外判車隊，實為打擊工會”、“我們要穩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內判”的紙牌抗議。 這並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進攻。在2008年7月11日，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無理解僱一名活躍維權的員工，並扣減工人的佣金報酬，激發了一 場大罷工，在200名工人的團結鬥爭下取得相當的成功。這場罷工亦激發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於同年7月22日進行罷工，抗議資方自2003年起減少工人 的佣金，最後也成功迫使資方讓步。 資方一直嘗試縮減工人人手以及減少工人佣金，及後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發送水工人的罷工鬥爭。但資方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年的罷工最終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碼頭工人罷工已經成為香港工運的焦點，必將鼓動其他行業的工人起來鬥爭。反外判制度和反資本家剝削的鬥爭戰線正在拉開。送水工人同樣受到李嘉誠的財團壓榨以及外判制度的分化，因此與碼頭工人聯合鬥爭，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勝算，更可以強化碼頭工人的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 廢除外判制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僱工人 · 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聯合抗爭，反抗吸血的和黃集團 · 將和黃集團業務實現民主公營化 碼頭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範！鬥爭要立即升級！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十天，各大工會、社會各界和學生都積極聲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門外的抗議行動，而“碼頭工人罷工基金”已經籌得超過240萬元， 證明罷工得到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工人來說是一大鼓舞。李嘉誠不但是百佳與HIT的大老闆，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罷工開始演變成一個挑戰李 氏經濟獨裁的社會運動。 資方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談判，除了向未罷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誘外，又以法院的禁制令打擊罷工。但罷工的勝負關鍵始終在於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 作，並聯合其他更廣泛的行業共同抗爭。下一步的鬥爭需要激起更多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並聯合其他行業的工人加入鬥爭。同時，資方準備繞過香港，在深圳碼頭落 貨，因此必須制訂策略以應對打壓。 呼籲直屬工參與罷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絕撒銷禁制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碼頭閘口外。“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法院為有錢人服務，強烈譴責禁制令保衛老闆利益、對罷工權（基本的民主權利）施加重重限制。 在工人罷工的壓力下，法院被迫將禁制令鬆綁，容許八十名工友進入碼頭停車場。仍在工作的HIT直屬員工因為外判工的罷工，工作負擔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氣低落。三百名直屬員工已經開始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貼。 工人在四月六日開始，將會安排工人輪流進入碼頭，說服尚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雖然允許工人聚集的停車場距離工作地點甚遠，但如果有組織及系統地進行，以揚聲器呼籲，並設法將傳單交至直屬工手上，絕對有成功的機會，激起更多工人參與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 定期的罷工工人大會可以吸納沒參與罷工的工人加入到罷工行列。工人大會必須確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參與，才可以維持工人的高度參與，並鞏固罷工的韌力。 廢除外判制！ 同樣，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對外判的剝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雖然有傳資方準備向被解僱的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但從碼頭引入外判制十五年來的經驗來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會力量，讓外判制 度長存，未來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當務之急是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並連結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反外判的抗爭。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萬人罷工，反對外判制度，迫使不少老闆簽訂永久合同。在埃及蘇克哈納，去年二月杜拜環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罷工十六天，最後成功爭取全部由外判工轉成直接聘用。 和黃集團的嚴磊輝同時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罷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實上，外判不過是弄虛作假的技倆，除了為雇主提供雙重剝削，亦掩飾剝削的幕後黑手 – 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的商業王國。 和黃轉用鹽田港口 呼籲深圳碼頭工人抵制！ 在450名工人罷工的情況下，葵涌貨櫃碼頭癱瘓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損失$500萬。資方正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 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制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例如，澳門有三分一凍肉經香港入口再轉到澳門，現時部分貨主擬 改經深圳轉運到澳門。 鹽田碼頭同樣由和黃集團擁有，資方如果調動業務，繞過香港碼頭落貨，對罷工是一大打擊。我們需要聯合深圳的工人共同鬥爭，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呼籲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的力量。當然，深圳工人面對更嚴峻的處境，例如鹽田工人只有官方控制的工會，也要面對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壓。 若內地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的團結抗爭遭到警察鎮壓，香港的工人應保證支持內地的碼頭兄弟，亦應呼籲國際上的碼頭工人支持，發起抗議並將聲援行動升級。 這是中港兩地工人反擊李嘉誠和中共獨裁的好時機，我們可以錯失嗎？ 同樣由李嘉誠控制的鹽田港碼頭，工人工資只有約三千至四千人民幣，九成的低技術工人也是受聘於不同的外判公司，與HIT的工人狀況相似。在零七年， 超過700名鹽田碼頭工人曾發起罷工，在中共的獨裁下罷工，所需要的鬥志絕不比香港工人少。老闆的組織跨越國界，令他們更有效地剝削勞動力，儘量遏制工人 組織起來反抗。因此工會也必須跨越國界，通過真正的組織，將香港和內地的工人連結在同一陣線，捍衛工人的飯碗、工資和工作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其他聲援罷工的團體一樣，一直積極參與罷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我們至今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得超過二萬元，亦為是次罷工出版《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碼頭罷工特刊”，將所有捐款捐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 作為與“工人國際委員會”聯繫的戰鬥性社會主義組織。我們站在工人身邊，投入整場鬥爭，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包括從國際鬥爭的經驗），並協助建立戰略和方法以贏得勝利。 我們通知了工國委不同國家的工會成員，呼籲作出聲援香港碼頭工人的行動。我們瑞典的同志已發起了反對李嘉誠３（電訊）的行動，在瑞典的3分店門外抗議。 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 – 勞資談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動升級 今天，碼頭工潮進入第三輪談判，逾百名碼頭工人遊行至談判地點葵興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資方施加壓力。目前，外判商“永豐”拋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寶”則只願意加薪8.5%，與罷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罷工工人絕不會接受這屈辱的不平等條約。 此 外，沒有參與罷工的建制派工會 – 勞聯和工聯會表示會接受加薪12%，顯然這是工會官僚與資方達成的“協議”，用以向職工盟施加壓力。此外，每年外判商會在七月與HIT續約，有罷工工友表 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判商有可能會準備在今年七月續約前結業，逃避對罷工工人的責任。碼頭工人必須準備抵抗資方的技倆。 由於資方不答應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職工盟宣布將行動，會呼籲HIT直屬工和外判內運車司機加入罷工，並移師至長江中心外繼續紥營留守。4月17日中午，約二百 名工人已經抵達長江中心外示威並紥營留守。為了爭取公眾關注和支持，留守長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令公司 董事損失盈利才能擊中其要害。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抗爭。罷工勝負的關鍵在於能否癱瘓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的當務之急是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並號召國際碼頭工人團結鬥爭，包括深圳碼頭工人。 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 在外判工人罷工後，碼頭公司的四十七個吊機，現在只有三十四個運作。現時HIT直屬工（主要為吊機操作員）工作負擔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屬工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水1.5倍，更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 HIT 更聘請了沒有考獲安全證的南亞裔工人，不少未有罷工的工人指工作險象環生。部分復工的工人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指，四十名的船上裝卸員最少已連續工作三 天，當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斷在碼頭內“車輪式”工作，至今已半個月未嘗回家。法院的禁制令打壓工人合法的糾察權，卻連最基本的勞工權益都不能保 障，可見“法治”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在工潮後，碼頭內的工人工作士氣低落，工作負擔更為沉重，有組織和耐心地呼籲他們加入罷工的戰線，是絕對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數十名罷工工友嘗試走進碼頭內，呼籲內運車司機參加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持續的和有系統的呼籲行動，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鐵 站擺設街站，呼籲正在上班途上的內運車司機和HIT直屬工參加罷工。此外，將工友呼籲罷工的演說錄音，並以揚聲器在碼頭內不斷播放，亦是另一選擇。這種堅 定的集體行動可以說服更多工人參加罷工，狠狠教訓一下外判商和和黃集團！ 國際團結聲援行動 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再發出聲明，指工潮下每天處理貨量運力維持八成六。這說法是誇誇其談，以打擊罷工工人的信心。根據職工盟的聲明所指，現時貨 櫃碼頭內每隊裝卸工人平均每小時能處理7至8個貨櫃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運作時的25個少於三分之一。工會估計，現時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確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等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制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 李 嘉誠的剝削爪牙遍及全球，鹽田港同樣由其控制。和黃集團可以繼續剝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對老闆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國際團結抗爭的行動。在零七年曾經 出現過罷工，抗議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幣。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動用媒體，呼籲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 的力量。 我們明白到內地當局必然會阻止任何與深圳工人的連繫，但即使單單公開呼籲團結深圳工人的舉動，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關注，更會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經。香港的碼頭工人應該承諾，未來深圳工人起來抗爭的時候，香港一方都會全力團結支援，絕不會沉默 –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團結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目前將罷工升級的必要任務。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會的八名代表親臨罷工現場聲 援，捐出12.8萬港元致罷工基金，並與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涌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涌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撐工人！”的口 號。國際上的工會已經展開討論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碼頭罷工，包括慢駛甚至停駛來港的船隻以幫助拖延貨期。可見，國際上的碼頭工會已經積極前來聲援，香港工會 應該有更進取的行動，呼籲國際碼頭工人參與鬥爭。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儘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注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鈎。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係。”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制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係，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痴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徵。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制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麼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衝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里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衝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制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制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制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制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制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制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制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制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污指控 及家庭內鬨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係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制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儘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採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制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制（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制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迴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係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餘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制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曆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里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制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徵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儘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制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制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闆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揸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抬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麼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后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闆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裡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閒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複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隻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隻，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制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制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制”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僱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污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污，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污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台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制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籤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鬱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准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准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制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衝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貪污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注意到整個制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污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制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麼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制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制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污、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僕的支出。 碼頭罷工四十天后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麼，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迴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僱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注”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制令限制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制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涌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制令大大限制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衝突，實際上卻是限制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制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于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盪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麼？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后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麼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麼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僱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對被解僱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僱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採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髒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制令來限制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制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衝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制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制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志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制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制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制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于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沉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制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餘，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台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制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制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沉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箇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餘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餘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沉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徵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症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裡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隻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制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沉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台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繫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複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釐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盪，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制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鬆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衝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複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制。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制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制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麼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志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制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制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矇混過關。（更深入分析箇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制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制”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制、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制學生與工人連繫一起，並全面禁制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制於中共的“法律”限制，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制、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制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制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制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制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制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複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盪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制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係，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制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注”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扎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制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制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制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複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制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干”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后，“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麽？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採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台，並嘗試控制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麽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台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麽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制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裡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制由現時建制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制（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里，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制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制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里，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制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制的政黨採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麽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于禁制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制，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里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制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鬆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里，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志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制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制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麽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沉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採取沉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麽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制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裡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里，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台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鎔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台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台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鬆。”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制不減。 在新上台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徵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制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注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制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衝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制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制，並遏制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制，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繫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制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制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制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制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裡。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颱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制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台”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台。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矇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台。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后，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台”、“廢除外判制”、“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徵。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制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里，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裡，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制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制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里，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制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制，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制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裡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制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制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制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制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制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係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志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制，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制欠缺透明度之餘，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制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制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制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制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台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台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制、官方建制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係。“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制派控制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制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制組織就是中共專制，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僱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制，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制派站台，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制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台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制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制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藉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麽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麽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麽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干，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伙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鍾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鍾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制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制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台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姦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隻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制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台日”。建制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制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制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制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涌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剋扣工資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污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里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症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苟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准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裡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症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制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僱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制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醃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台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僱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制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制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讚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台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制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制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云云，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徵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繫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台“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制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制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志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制人”地於九月九日凌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狸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注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凌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衝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制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儘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儘可能多的群眾的意志，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恆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制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慾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矇騙大眾。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台，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注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制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採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准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准，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髮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污染，都是不潔淨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污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矇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係，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籤更為小心。 斗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污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繫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志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徵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沉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志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徵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后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抬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后大道，滙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准，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准”、“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制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制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儘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沉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麼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制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佣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佣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佣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制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凌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僱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佣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儘量爭取交回有佣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儘量爭取”交回有佣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儘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制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制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制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沉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讚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制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制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麼宣告運動失敗，要麼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繫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制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採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制，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麼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制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台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制，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徵求聯署已800萬新台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制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麼台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党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制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衝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制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制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制，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繫。“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係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複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制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里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制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制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台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台，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制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台”。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僱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係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係。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台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台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台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注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台”、《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係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台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台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台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闆，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制，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台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制，近年旺中集團收購台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台！”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游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台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儘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僱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制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台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台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注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台”、《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係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闆，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制，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台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制，近年旺中集團收購台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採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闆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台，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制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注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台，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制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繫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制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注*），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係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迴響，並在網上社交平台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繫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制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制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裡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制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制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台，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採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麼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台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台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麼占中的幕後老闆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云云，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餘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採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制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制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譟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注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制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制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制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制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沉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儘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麵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裡，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制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麼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制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凌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涌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后，“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制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鑑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制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制，“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污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姦”、“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姦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姦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姦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姦。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制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複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凶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制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制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凶。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制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衝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制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制、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裡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志。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里，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裡，民間電台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制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閒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台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捲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諮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污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諮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制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制失去信心，建制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餘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制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諮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制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制方式： ■設立噪音管制，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採用發牌及輪流機制，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闆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鍾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制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沉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鍈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制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繫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衝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繫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灶”，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制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台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制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制”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里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制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沉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沉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制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凶。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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